研究范式与理论秉承

研究范式与理论秉承（精选10篇）

研究范式与理论秉承 篇1

琼·罗宾逊(Robinson John Violet,1903-1983)是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其剥削理论在西方经济学家中有一定的代表性。在当代,比较马克思和罗宾逊的剥削理论,对于我们厘清剥削的内涵,认识和分析既传统又现实的剥削问题,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又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的剥削理论范式

1. 剥削的范畴与其产生、消亡条件。

在马克思的剥削理论中,剥削是对一种特定生产关系的理论概括。“凡是社会上一部分人享有生产资料垄断权的地方,劳动者,无论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须在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外,追加超额的劳动时间来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1](p197)这一论述是对撇开具体形式的经济学意义上的剥削的深刻揭示。马克思认为,剥削是社会上一部分人凭借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垄断,无偿占有劳动者的剩余劳动(或剩余产品、剩余价值)。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必然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些阶段里存在,一直到逐渐灭亡。从剥削产生、消亡的条件看,需要具备以下三个条件;首先,生产力要有一定的发展而又发展得还不够高;其次,剥削的产生与存在和一定的生产关系相联系的;再次,剥削最终消灭的条件是生产力极大发展到私有制被积极地扬弃的程度,才能从根本上消灭剥削和剥削现象。

2. 剥削理论的逻辑分析。

马克思的剥削理论是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进行展开的。马克思从商品二因素到生产商品劳动的二重性,再到只有劳动力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建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而马克思的剥削理论又是基于其劳动价值理论之上的,即剥削也就是对被剥削者在剩余劳动时间里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一种剥夺。在马克思看来,这样的剥削之所以可能,正是以资本主义制度中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权与劳动者相分离为前提的。只有实行劳动者同生产资料相结合的所有制,才能够消灭剥削现象。

3. 资本主义剥削所产生的结果。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剥削使得资本积累成为可能,对剩余价值追求的动力,促使资本家利用新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剩余价值率;超额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实现使资本的剥削方式更隐秘、更文明,剥削率也大大提高。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剥削性占有产生了社会财富的集中,从而产生了两极分化,激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最后导致剥夺者被剥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剥削与阶级的分析,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为无产阶级革命制定了消灭私有制,建立自由、公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崇高目标。

4. 剥削作用的两重性。

马克思从生产力原则出发,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剥削这个矛盾统一体。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剥削具有不可回避的消极的作用,同时又有积极的作用。剥削作用的两重性还可以从长期和短期来看:从长期来看,一方面,剥削的每一形式在一定历史时期都是“历史发展的杠杆”[2](p557-558),即都起着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作用。因为每一种剥削形式在一定历史阶段中都起着社会财富积累、资本积累的作用。另一方面,任何一种剥削形式在它所处的那个社会阶段中,当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由适应生产力发展而逐步转变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时,剥削形式就有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作用。从短期来看,即立足于某一特定历史阶段中的实际经济运动过程来看,剥削作用也有两面性,即一方面在总体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另一方面,由剥削方式的对立性质所决定,往往也会表现出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一面。

二、琼·罗宾逊的剥削范式

1. 关于剥削范畴与其产生、消亡的条件。

罗宾逊指出,“如果一群工人的工资小于他们生产的边际物质产品按出售价格所估计的价值,他们就是被剥削着的。”[3](p236)“实际所谓剥削通常是指工资小于劳动的边际物质产品按其售价所估计的价值。从这个观点来看,商品市场的不完全和劳动市场的不完全都可以产生剥削”。“产生剥削的根本原因是在于劳动供给或商品需求缺乏完全弹性。”[3](p234-235)这就是说,罗宾逊认为剥削只产生于因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导致的垄断,而自由竞争的市场条件是不会产生剥削的,因此解决剥削的途径是使市场变得完全起来或规定最低工资。在罗宾逊看来,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垄断是产生剥削的重要条件。只要存在垄断,相对不具有垄断地位的要素所有者就只能获得低于其边际产品价值的收入。这时,不论是劳动的所有者还是资本的所有者,都会处于被剥削的地位,如具有垄断地位的资本家可以剥削工人,具有垄断地位的工人组织(工会)也可以剥削资本家。

2. 剥削理论的逻辑分析。

由于“现实世界中的不完全竞争的盛行造成一种剥削趋势,而这种趋势随着兼并了许多从前互相竞争的企业的大垄断联合的形成而势必大大地加强起来”,“而对财富在各个人之间的分配却必然有不利的影响”。[4](p19)罗宾逊把产生剥削的原因归结为劳动供给或商品需求缺乏完全弹性,即商品市场的不完全和劳动市场的不完全都可以产生剥削。认为劳动市场的不完全会使生产要素按照小于它的边际纯生产力的价格雇佣即工资小于企业的边际生产力时,劳动受到剥削。当劳动市场完全而商品市场不完全时,虽然工资等于企业的边际纯生产力,但劳动对个别企业的边际纯生产力等于劳动的边际物质产品乘以该企业的边际收入而边际收入却小于价格,此时剥削仍然存在。据此,罗宾逊把产生剥削分为三类:一是对个别雇主的劳动供给是完全有弹性的时候,这是由于商品的垄断而造成的;二是当劳动供给是不完全有弹性的时候(虽然商品是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出售的);三是当劳动供给是不完全有弹性的并且雇主在购买劳动时能实行价格歧视(把一个机构监督下生产出来的同一种商品按照不同价格售与不同买主的行为叫做价格歧视)。这后两类是由于对劳动的买方垄断而造成的。她着重分析了买方垄断对劳动的剥削,认为买方垄断组织所雇佣的人数,将限于所有企业的边际劳动成本等于各特定组织的劳动需求价格的人数下,工资将等于劳动的供给价格,而这在各个场合将小于劳动的边际物质产品价值因此产生剥削。而这种买方垄断的剥削可能用规定最低工资的办法消除。

3. 剥削理论的价值论和分配论基础。

罗宾逊认为必须抛弃以“边际生产力论”为基础的价格理论和分配理论,建立新的与价值论联系在一起的分配论。她阐明了两个重要论点:“第一,虽然从形式上说,人们用来工作的工具和手段,即资本的运用,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因而似乎对生产有贡献。但资本本身是商品,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是在积累起来的劳动,故不能把资本看作生产要素,在舍弃自然资源的的情况下,真正的生产要素只有一个,即劳动。第二,作为商品的资本,其价格不管资本家看来意味着什么,都应该用一种和其他商品同样的方法来确定。具体来说,资本和所有商品一样,都应该用斯拉法还原为有劳动时间的劳动量的方法来确定价格,即劳动成本加上利润因素。”[5](p80-81)她主张从斯拉法的价值理论出发,把李嘉图、马克思和凯恩斯的理论打通,相互补充,实现经济理论上的“第二次凯恩斯革命”。

三、两种剥削理论范式的比较

马克思和罗宾逊的剥削理论范式在某些方面有一定的共同之处,但从总体上来看,两者有本质和深刻的区别。

1. 两种剥削范式的相近点或相同性。

首先,两者在方法论上有一定的相近点。在方法论上,马克思剥削理论建立的基础是古典经济理论和历史唯物论,在具体的研究中,运用分析与综合、逻辑与历史的方法;罗宾逊坚决反对边际分析法,坚持历史分析、规范分析和阶级分析。比如,她区分了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工资和利润的范畴。她承认劳动和资本之间分配的不平等,并已成为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极大障碍。她要求收入均等化,支持保障正常劳动条件和工资的某些措施,在这个问题上,接触到了阶级分析(尽管很不深刻),接受了马克思的某些论点,提出了向马克思学习的呼吁。她研究的问题是特定制度中的社会矛盾以及由此所决定的各种宏观经济变量。显然,这与斯密·李嘉图以及马克思所采用的抽象方法是一致的,即抽象掉技术关系而对特定经济制度下的各种总量关系或宏观变量作出分析。她主张“用现代分析的更为准确和细致的方法来重新考察马克思观点”的构想,并打算“用为学院派经济学易懂的语言来阐明我所理解的马克思所曾说过的话”,以此“沟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凯恩斯经济学之间的“联系”。[6](p2-3)

其次,在揭露资本主义剥削方面两者有相同点。马克思创立的以剩余价值理论为中心的剥削理论,阐明了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关系,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手段与生产目的之间的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说明了资本家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资本家阶级获取的剩余价值是工人的剩余劳动所创造的,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掘墓人以及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必然性,为工人阶级找到了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思想武器;罗宾逊以收入分配理论为出发点,对现实资本主义制度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她认为,资本主义的分配格局是不合理的,是失调的,她的理论触及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病症,并且明确指出利润是资本占有者凭借财产占有权而取得的非劳动收入,这些都是应该肯定的。但是,琼·罗宾逊认为医治资本主义弊病的方法不是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消灭雇佣劳动制度,而是局限在分配范围内做些“改良”,这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2. 两种剥削理论范式的差异。

首先,两者的立论基础是根本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的剥削理论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之上,认为只有生产过程中的活劳动才能创造价值,虽然生产资料不能创造价值,但是资本家凭借着对生产资料的垄断权无偿占有了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因而工人总是不可避免地处于被剥削的地位。而罗宾逊的剥削理论是没有劳动价值论的剥削论。它是要素分配论在资本主义垄断条件下的运用和发挥,她认为由于存在着垄断这种不完全竞争,劳动供给或商品需求缺乏完全弹性,使得工资不能恰好等于劳动要素的边际生产率,从而产生了剥削。

其次,两者在方法论上的差异。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分析范式既分析经济现象的数量关系,更重视分析经济本质的数量关系。其剥削理论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深入分析基础上的,比如通过对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生产、分配,剩余价值率、利润率的计算,从定性和定量两方面对剥削以及剥削的程度进行了阐述,马克思并用数学模型:p′=m′v/(c+v)(式中p′为利润率,m′为剩余价值率,v为可变资本,c为不变资本),揭示出利润率(现象关系)与剩余价值率(本质关系)呈正相关这种内在关系。对劳动、资本和土地各自在剩余价值生产中的作用与在分配上的地位来分析剥削关系;罗宾逊虽然摒弃了边际生产力论,但割裂了剥削的现象和本质之间的联系。她提出把价格还原为劳动量,但那只是“考察价格怎样‘分解自己’为工资和利润的情形”。[4](p39)结果又陷入了“生产费用论”,可见她并没有坚持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另外,她还认为资本家在获得平均利润的限度内不存在剥削。她还混淆了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的区别,忽略了利润后面隐藏着的表现阶级关系的剩余价值,错误地以利润为出发点来确定利润率。另一方面,她在论证工资变动和利润率之间的关系时,只看到纯产品和生产资料的比率,无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结果利润的来源被掩盖了,利润似乎是生产资料的产物,工资和利润二者的对立关系不表现为阶级关系,而只是物质生产技术关系而已。

第三,两者在剥削产生的原因和解决途径的问题上是根本不同的。琼·罗宾逊的剥削观是二元论的,她认为剥削只产生于因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导致的垄断,而自由竞争的市场条件是不会产生剥削的,因此解决剥削的途径是使市场变得完全起来或规定最低工资。而马克思主义的剥削理论是一元的,认为只要存在着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就如影随形,而且资本主义垄断时期的剥削程度比自由竞争时期更为深重,因此解决剥削的途径只有彻底地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马克思明确地指出了产生剥削的垄断的对象是生产资料。而琼·罗宾逊把垄断的范围扩展到“重要生产条件”和“市场条件”是不正确的。

综上所述,由于研究方法的差异,导致两者一系列观点分歧,甚至是相反的结论。由于各有侧重点,它们对经济发展和建设的指导意义也是不一样的,这需要我们加以区别利用。

四、几点启示

和马克思与罗宾逊的剥削范式比较相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需要对是否存在剥削问题进行探索。从理论上阐明资本和剥削的关系、按生产要素分配和剥削的关系,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问题。通过两种范式的比较分析,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有以下几点启示。

1. 对社会主义是否存在剥削问题的认识必须要有新的视角。

坚持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问题和分析问题的方法论。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使用的方法。”[7](p4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否存在剩余价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剩余价值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剩余价值有和异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否存在剥削?这些新现象和新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不可能找到现成的答案,照搬照抄西方的经济理论也不可能得出科学正确的结论。剥削是个经济范畴,又是一个发展范畴,对社会主义是否存在剥削问题的认识必须要有新的视角。判断一种社会制度是否存在剥削,其基本的依据是并不在于是否存在剩余价值,而是看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剩余价值归谁所有,即剩余价值所体现的生产关系的特殊性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由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关系所决定,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总体上不存在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关系。雍文远提出用社会必要产品(V+M)这个范畴反映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根本变化。人们进行生产不再是为了某一阶级或社会集团利益凭借他们占有生产资料的权力,去占有剩余产品,而是劳动者作为生产资料的主人去共同占有全部净产品(V+M)。这意味着在消灭了剥削阶级以后的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们根本利益的一致性。[8](p4-5)王珏提出了必要价值范畴。[9]而李铁映提出“净增价值”的新观点。[10]可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和剩余价值等经济范畴仍然存在,并对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起促进作用。所不同的是它们反映的不是像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的关系,而是社会主义国家、集体和劳动者之间平等合作的关系,尽管三者有时也存在矛盾,但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

2. 运用马克思关于剥削的传统标准要结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情况加以分析。

对于个人、私营企业主凭借生产资料所有权占有他人剩余价值,是否是剥削,需要具体地分析。笔者认为,一般劳动者的投资收入,如利息、股息、债息等,这些收入归根到底都是这类要素所有者自己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再分配,总体上不属于剥削;国内外私营企业主或资本家参加劳动的劳动收入和投资的风险投入的报酬,不是剥削。过去我们认为,私营企业家或私营企业主的收入全是剥削收入,这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一种误解。现代管理是一种策划和组织现代化生产和营销不可缺少的高级管理,在现代化生产中起着很大的作用,如果私营企业家既善于管理,又掌握技术,他们的劳动就成为劳动的重要形式,他们的劳动既参与价值的创造,又参加财富的创造,据此而获得的收入,我们不应当看成是剥削。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在我国已被消灭,但剥削现象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私有资本是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私营企业主的收入中有一部分是无偿占有的剥削收入,有的时候甚至是残酷剥削。至于资本主义国家或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占有剩余价值,无疑带有剥削的性质,我们应当承认两种不同国度里的资本家是不完全一样的。主要区别在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家是为巩固、发展资本主义统治的力量;而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家却是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因素,但资本家作为资本的人格化的性质却不受外在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因为事物的性质是由事物本身的内在矛盾决定的。所以,我国的劳动者和劳动力的使用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由于在非公有制经济中资产的私人占有,要素所有者可以凭借要素所有权参与分配,这既是生产要素所有权与占有权在经济上的必然实现形式,又是市场利益协调职能的体现。使雇佣劳动关系必然存在,剥削现象不可避免。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应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方针,允许私人资本存在,就允许剥削存在,只要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这是完全应该的。在当前的发展阶段上,对待剥削应该根据“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来判断。没有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和社会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就不会有公平合理、没有剥削的共产主义社会。当然,任何一种剥削形式,即使在它们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时期,当我们运用其去促进经济发展时,也应关注其可能产生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消极方面。

3. 认真研究并积极借鉴西方剥削理论中的科学方法和思想。

罗宾逊用劳动市场的买方垄断、行业准入限制来解释剥削现象,从现象层面揭示资本主义分配格局的不合理性,指出资本主义现实条件下的经济增长不能解决分配失调问题,垄断集团决策和控制的经济增长只能由垄断资本而不能由劳动大众享受增长成果等。这些对于我们有着深刻的启示,即要保护市场环境,限制不完全竞争剥削,使市场各要素之间平等地竞争。资本主义是被动应付剥削的消极影响,而社会主义能够主动调节和消除剥削的消极影响,这是分析我国现阶段剥削现象的应有之意。面对我国由于劳动力资源过剩、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等导致的劳资双方利益分配格局失衡所导致的收入差距扩大的现状,面对“强资本、弱劳工”的现状,政府应该采取各种手段,减少剥削的负面影响,以维护社会经济的长期、稳定的发展。国家要以法律形式,更加主动地保护雇佣工人基本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加强劳动市场的监管,建立和完善有关最长工作时间和最低工资等涉及到“劳资关系”的法律,对于现存的过度和非法剥削要进行严厉打击。同时,通过税收、转移支付等收人再分配政策,避免产生两极分化。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Robinson,Joan.The Economics of Imperfect Competition.London:Macmillan.1933.琼.罗宾逊.不完全竞争经济学(中译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4]斯拉法.用商品生产商品[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5]刘涤源,傅殷才.后凯恩斯学派中的“两个剑桥之争”[A].方兴起.傅殷才论文集[C].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

[6]Robinson,Joan.An Essay on Marxian Economics,Lon-don:Macmillan.1942.琼.罗宾逊.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M].商务印书馆,1962.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雍问远.社会必要产品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9]王珏.必要价值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10]李铁映.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读书笔记[J].经济研究,2003,(2):14.

研究范式与理论秉承 篇2

http:// 2003-10-23开放教育研究 作者：叶成林 徐福荫

【摘要】从19世纪中叶函授教育在英国诞生开始，及至今日，远程教育已成为教育界最具活力的领域之一。在其发展过程中，远程教育研究起到了引导和促进的作用。本文从远程教育与远程教育研究的概念出发，提出远程教育研究可划分为两种基本范式：即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并着重论述了远程教育的理论研究范式。

【关键词】远程教育； 远程教育研究； 范式

远程教育的诞生是工业社会技术应用的结果，蒸汽机和铁路的发明极大地扩展了人们活动的地理空间。为了让异地的学生能继续学习，教师自然地想到把学习材料（书籍和教材）通过邮政系统由铁路运输传递到学生手中，这便是最早的远程教育形式——函授教育。从此，每一次新技术在教育媒体和教育传播领域中的应用就产生出一种新型的远程教育形式，从基于印刷、录音录像媒体和无线电广播技术的广播电视教育，到基于印刷、模拟视音频及数字化媒体和计算机网络、卫星传输和通信技术的网络教育，再到基于新型移动数字化教育媒体和移动通信网络技术的移动教育，莫不如此。远程教育在教学媒体和技术环境两个方面都表现出愈益丰富、愈加复杂的特点，这种丰富性和复杂性使得远程教育具有了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知识经济社会的来临凸显学习的重要性和远程教育无穷的市场潜力，一大批企业被吸引介入远程教育研究领域，由此带来了远程教育的跨越式发展和远程教育研究的繁荣。

一、远程教育与远程教育研究

关于远程教育的定义，许多著名的远程教育专家都曾以自己的方式表述过，其中最有影响并被广泛认可的是远程教育学家德斯蒙德·基更的远程教育的五项特征描述的定义（基更，1996）。这一定义概括了远程教育的下列特征。

——准永久性分离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其他学生在时间、空间和社会文化心理上的分离是远程教育最突出的特征。在教与学过程中，师生处于物理空间相对分离同时通过信息传递又相互联系的状态；教与学过程是以特定的技术环境、教育资源和教育媒体为基础的。分离并不是完全永久性的，也就是说远程教育中并不完全排斥面对面交流。

——媒体与技术的作用媒体与技术是远程教育中又一个重要特征。远程教育的本质是实现跨越时间、空间和社会文化心理的教学活动，在这一过程中，媒体与技术是关键因素，是远程教育赖以存在的基础。

——双向通信教学活动的本质是教育信息在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传递，远程教育也是如此。因此，通信是远程教育教学活动的基础。传统课堂教学中的双向通信机制和多向通信机制是面对面的，而远程教学中的双向通信机制主要是非面对面的，是基于一定的通信技术和网络技术基础之上的。

另外，远程教育在实践中呈现如下一些基本趋势：教师的角色将逐渐淡化，教师更多地以教育资源的形式或学习帮促者的身份出现；出于教学或社会交往需要而组织的基于传统面对面方式，或现代电子方式的集体会议交流活动将增多；从强调媒体与技术的作用转向注重以技术为基础的教育环境建构和教育资源的建设与利用，这种术语的转变体现了学习者中心理论、建构主义、系统科学和后现代主义等现代教育理念、复杂性科学和哲学思想在远程教育中的渗透；远程教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是实施远程教育的组织机构，远程教育中的远程学习具有系统性、严肃性与社会确认性的特点，而一般远程学习则不具有这些特点；教育信息传递的通信机制多样化，单向通信、双向通信、多向通信并存，同步传输与异步传输共现。

远程教育研究及其理论范式作者：叶成林徐福荫在综合现有各种关于“远程教育”的定义、远程教育的现状以及未来远程教育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本文给出“远程教育”的一个全新定义：

从狭义上来看，远程教育是指由特定的教育组织机构，综合应用一定社会时期的技术，收集、开发、设计、制作和利用各种教育资源、建构教育环境，并基于一定社会时期的技术、教育资源和教育环境为学生提供教育服务，以及出于教学和社会化的目的进而为学生组织一些集体会议交流活动（以传统面对面方式或者以现代电子方式进行），以帮助和促进学生远程学习为目的的所有实践活动的总称。在所有活动中，教师是以教育资源的形式或学习帮促者的身份与学生保持着一种准永久性分离的状态；而学生与教育组织机构（教师）或学生与学生之间将通过建立双向或多向通信机制保持即时会话。

从广义上来看，远程教育是指在上述实践活动过程中所涉及的组织机构、技术、资源、人员与实践活动等构成的整个系统。

从发展的观点看，远程教育是与一定社会时期的技术紧密联系的，远程教育发展的历史也就是人类社会技术发展的历史。从本体论的角度看，远程教育是一种复杂的实践活动（狭义）及一个综合的复杂性系统（广义）。从认识论的角度看，认识和研究这种复杂的实践活动或综合的复杂性系统的过程就是远程教育研究，研究所形成的关于实践活动或复杂性系统的完整理论体系就是远程教育学科。而如何研究、认知和理解这种实践活动或复杂性系统，则属于远程教育研究的方法论的范畴。

这一定义是综合我国及世界各国远程教育的现状并结合未来远程教育的发展趋势加以归纳与表述的，具有一定综合性及抽象性。它具有以下特点：

① 强调教育机构的作用，淡化教师的作用；

② 强调以技术为基础的教育环境与教育资源，淡化媒体的作用；

③强调集体交流（面对面或电子方式），淡化准永久分离的特点；

④ 强调通信机制的多样性，淡化双向通信的单一性；

⑤强调实践性，区别于远程学习。

二、范式理论与远程教育研究范式

范式理论最初是由库恩（库恩，1968）提出的，指常规科学所赖以运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范式是从事某一科学的研究者群体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共同的基本理论、观念和方法；共同的信念；某种自然观（包括形而上学假定）。范式的基本原则可以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层次表现出来，分别回答的是事物存在的真实性问题、知者与被知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研究方法的理论体系问题。这些理论和原则对特定的科学家共同体起规范的作用，协调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以及他们的行为方式。

远程教育研究范式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层次表现为远程教育的本体性研究、远程教育研究者与远程教育的关系研究、远程教育研究方法的理论体系研究三个层次。远程教育的本质是一种复杂的实践活动（狭义）及一个综合的复杂性系统（广义）。我国现阶段的远程教育研究更多地局限于这一个层次，表现为远程教育实践性研究、技术性研究和远程教育系统研究成果较为丰富。而远程教育认识论和方法论层次的研究较少。研究范式主要包括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两个方面。如果把远程教育实践性研究、技术性研究和远程教育系统性研究归入远程教育研究实践规范的范畴，那么远程教育认识论和方法论层次的研究则属于远程教育研究理论基础的范畴。

学科的研究范式可划分为理论研究范式和实践研究范式两种基本类型。理论研究范式一般研究学科研究人员和学科自身的关系、学科方法论研究等，因此其更多地体现为对学科基础研究和社会实践的一种人文思考。实践研究范式往往只关注实际问题的研究与解决，更多地是一种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即本体性研究。远程教育的理论研究范式指由一些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教育学家所组成的研究者共同体，他们以特定的哲学理论、社会学理论和教育学理论为共同的理论、观念、方法、信念和自然观，以远程教育局外人和旁观者的身份对远程教育进行冷静而理性的深刻思考和客观而全面的人文关怀。远程教育的实践研究范式则指由一些教育技术学家、企业的技术研究人员和相关技术研究人员组成的共同体，他们以学习技术、教学技术、远程教育相关技术为共同的方法，以远程教育参与人和实践者的身份对远程教育进行热情而科学的基础研究和深度而具体的技术实践。这两种范式共同组成完整的远程教育研究范式，二者的交叉、渗透与融合共同推动远程教育研究的发展。

三、远程教育理论研究范式

远程教育的理论体系可以划分为宏观理论、微观理论和哲学理论三部分。那些试图涵盖远程教育领域的所有活动的理论学说，可以视为远程教育的宏观理论；而另一些集中论述远程教学和远程学习的理论学说，可以视为远程教育的微观理论。此外，还有对远程教育的合理性及其本质属性进行论证的哲学理论。

相应地，远程教育理论研究范式明显地受到教育学、人类学、社会学和哲学等基础学科理论的影响。远程教育自身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和一种新型的教育文化现象，以社会学、人类学为基础，以系统科学的理论与方法考察远程开放教育系统与传统学校教育系统、教育系统与其他社会子系统（如经济、政治等）的关系，是远程教育宏观理论研究的基础内容。相对于传统学校教育而言，远程教育具有更鲜明的社会化特点，我国远程教育的学生选择远程学习的主要目的是获取学历与社会交往的需要。远程学习与教学是远程教育研究的核心内

容，学习与教学理论的发展对远程教育理论研究范式的演变有着重要的影响，故以学习与教学理论为基础建构远程教育的微观理论是远程教育微观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远程教育所追求的开放性、动态性与学生中心的教育思想明显地体现了后现代主义的哲学理念，而远程教育追求效益、规模的一面又体现了其实用主义、工业化的哲学思想，而以各种哲学理论为基础综合分析远程教育存在的合理性及其本质属性，则是建构远程教育哲学理论的基本方式。

1.学习与教学理论

我国最早的大教育家孔子的很多教育思想体现了深刻的学习理论，如“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深刻地揭示了学习、思考与理解的关系。西方早期的学习理论主要有亚里斯多德的经验主义学习理论和柏拉图的理性主义学习理论，分别强调经验在学习中的作用和逻辑思考在学习中的作用。长期以来，学习是作为哲学和神学的领域而被研究的。直到19世纪末，学习开始被作为一种心理现象加以研究，并由此出现了行为主义学习理论。行为主义的学习理论把学习定义为在刺激和反应之间建立联结的过程，消除了为了行为训练与意在产生理解的教学之间的差异（高文，2002）。早期的远程教育，如函授教育和广播电视教育较多地受到行为主义学习理论的影响，表现在远程教育的课程开发中注重行为训练（函授教育中的课后练习）和媒体刺激（广播电视教育中学习内容的呈现）。

从上世纪60年代起，随着认知心理学的诞生，认知主义学习理论开始兴起。认知主义学习理论以计算机信息处理与加工模式为基础，强调学习中结构或图式的重要作用，认为学习的过程就是通过对知识和信息的处理与加工建立起知识之间的关系。认知主义学习理论对远程教育中计算机辅助教育课件的开发与制作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

在80年代末，随着人们重新解读杜威、皮亚杰和维果茨基等的教育思想，建构主义的学习理论开始兴起。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又分为激进建构主义、社会建构主义、社会建构论、信息加工建构主义、社会文化认知观和控制系统论等六种范式。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基本观点是，“知识不是通过教师传授得到的，而是学习者在一定的情境，即社会文化背景下，借助他人的帮助，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源，通过意义建构的方法而获得的。”（南国农，2002）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对于基于网络的远程教育网站的设计、网络教育资源的开发等都具有重要影响。

进入90年代后，研究情境认知和情境学习以及情境化人工智能的热潮已在认知科学领域出现（高文，2002）。由此出现了挑战认知信息加工观点的情境认知学习理论，这一新兴学习理论强调学习过程中学习环境的作用，关注学习者所处社会文化对其学习的作用。情境认知学习理论对于远程教育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也将成为远程教育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和指导远程教育实践的基础理论。根据这一理论，教师、学习资源和各种技术方式都是建构和设计学习者中心型学习环境的主要因素，远程教学过程就是基于所创建的学习环境为促进学习而进行的教师—学生之间、学生相互之间的交互活动，远程学习过程则是学生获取知识、理解知识并基于一定的社会文化情境建构意义的活动。

行为主义、认知主义、建构主义以及情境认知学习理论，作为不同的学习理论其观点虽然不尽相同，但都是从不同角度对有关学习、知识、认知与思维等基本概念及其关系的不同理解与表述。它们不是对立的，而是互补的（南国农，2002）。远程教育的理论研究范式的演变明显地受到学习理论发展的影响，而远程教育的实践也为学习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实验环境与技术手段，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2.人类学、社会学与系统科学

教育的主体文化是一个教育系统中人们关于如何教与学的惯常行为模式，它体现在人们的教育思想观念、教学活动过程和学习材料内容中。教育文化是一定的社会文化的反映，是社会文化大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文化的发展（祝智庭，2001）。远程教育是教育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也是一种新型的教育文化现象。近些年，随着技术的发展与应用的广泛，远程教育正逐渐成为一种强势教育文化现象。

在整个社会系统中，教育是一个动态的开放与发展的系统。在整个社会外部因素的影响与作用下，教育不断地获得发展。当前，人类正进入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时代，新兴的信息技术使得人们的社会活动愈益复杂，知识更新迅速，这就要求人们终生不断地获得自身职业发展。伴随着外部社会系统的急剧变化，教育系统内部也要求自身不断革新以应答社会变化的挑战。作为一种新型教育形式，远程教育的出现正是外部社会、经济因素驱动和教育系统内部自身发展需要等共同作用的结果。

教育作为一种人类的基本社会活动，其自身发展具有不同于自然科学的一些特征。教育的对象—人是主观的、具有情感的，因而也最具有不确定性。远程教育的发展时时受到这一特点的影响。如远程教育中的专业设置、课程的选择等都具有不确定性。

因此，远程教育的宏观理论研究应以人类学、社会学为基础，以系统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为指导，考察分析远程教育与教育的关系、远程教育与社会的关系、远程教育与经济的关系，以揭示远程教育与其所处社会相互关系的基本规律和发展趋势。如佩拉顿所表述的远程教育四大社会功能（增加教育机会、扩大教育规模、实现规模经济、较高的成本收益）、丁兴富的远程教育发展动力基础理论（“五原理说”）、彼得斯的远程教育工业化理论、伽里森等人的三代远程教育理论等均为远程教育宏观理论研究的代表性成果。

3.哲学

远程教育的哲学理论着重探讨远程教育的本质属性、远程教育存在的合理性问题，并从高度抽象的角度给出这些问题的答案或者仅做一些形而上的思考。有学者认为，远程教育的本质是教师与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时空分离。这种观点不够抽象，仅为现象的描述，因此不能认为是一种哲学理论。构建远程教育的哲学理论，须以深厚的哲学理论为基础，深刻理解哲学的高度抽象与概括的特征，从纷繁的哲学流派中选取与远程教育相关的理论，通过严密的思考与推理，最终概括出远程教育的最本质属性。在回答远程教育的本质属性是什么的问题前，需要思考的问题还有，教育是什么？学习是什么？等教育哲学领域的基本问题。远程教育的哲学理论应具有如下的一些特征：永恒性、矛盾性、动态平衡性、无限发展性。因此，远程教育是社会发展到特定阶段，人类为解决自身学习问题，兼顾学习规模、效率与学习质量的一种学习方式；是理性的教育技术与浪漫的教育理想之间不断求得平衡的动态产物；远程教育作为人类学习的一种方式，一经诞生将会（如学习一样）与人类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1］ 南国农教育信息化建设的几个理论与实际问题［J］电化教育研究，2002（11~12）

［2］ 徐福荫 现代远程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探讨［J］电化教育研究，2000（11）

［3］ 乔纳森主编，郑太年，任友群译学习环境的理论基础［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2002

西方翻译理论范式研究述评 篇3

[关键词] 西方翻译研究；语言学转向；研究范式

[基金项目] 2012年度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生态翻译学与其它翻译研究范式对比研究”（编号：L12DYY035）。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3）12-007-1

译学要上升成为科学体系，要正确描述和解释翻译活动，必须依靠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库恩在科学的革命一书中提出了范式（paradigm）这一概念。他认为，科学不是事实、理论和方法的简单堆砌，科学的发展也不是知识的简单积累，而是通过范式的不断转换所进行的不断革命的进程。赫曼斯指出，范式为翻译研究制定指导原则，是研究特定问题的手段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因此，范式实际上包括了科学共同体所共有的理论假设、研究模式、研究方法、价值标准和形而上学的原则。范式不仅是科学研究的必要条件，而且是学科成熟的标志： 只有当一门学科的研究者形成了共同的范式，该学科才从前科学时期进入科学时期。西方翻译研究的发展就生动地体现了新旧研究范式的演进与交替。综合国内外学者对翻译研究范式的不同划分，笔者将翻译研究置于语文学范式、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解构主义范式和综合研究范式等四个范式之下进行讨论。

一、翻译研究的语文学范式

在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出版之前，西方译论一直处在语文学阶段。在这漫长的时期内，西方的翻译研究一直处于一种主观式的评论之中，无科学可言。译者以自己所喜好的方式来翻译，而评论者也以个人的好恶来评论，重點在于遣词用句之精当，欣赏所谓神来之笔，注重神韵，所以评论多为点评式、随感式。这种翻译观缺乏理论基础和一定的哲学基础，带有一定的主观主义，又带有神秘主义色彩。

二、翻译研究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

这一阶段的翻译研究表现为翻译的语言学派或科学学派。该派将翻译看作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翻译研究应该在语言学的框架下进行，每一翻译流派都可以找到一种语言学理论为依托。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卡特福德、费道罗夫、奈达、纽马克、威尔斯、列维等。翻译的语言学派以先进的语言学为背景，主张对文本的意义进行科学客观的分析，提出了比较系统的翻译理论模式，使翻译研究摆脱了点评式、随感式和印象式的翻译方法，对传统译论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结构主义翻译观认为，原文具有固定的意义，原文作者是原文的主体，因而在翻译中译者必须仰视原文及其作者，将其作为翻译中的本原，把再现原文当作自己的中心任务，以求得译文与原文之间的等值。从结构主义语言学翻译理论的发展轨迹来看，无论是奈达的形式对等和动态功能对等，卡特福德的等值翻译，还是威尔斯的受者等值等，强调的都是等值或对等。

三、翻译研究的解构主义范式

随着翻译研究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其他领域的理论也被引入到翻译研究领域中来。20世纪60、70年代以来，结构主义语言学观在翻译领域开始遭到愈来愈多的冷眼，出现了所谓的理性危机。一些翻译理论家为了克服这一问题，陆续将其他领域的一些理论引入翻译研究领域，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应运而生。德里达认为，结构主义大师莱维·斯特劳斯的结构被赋予了一个既制约结构又逃避结构的中心，而自柏拉图直至结构主义以来的许多哲学观念都存在着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问题。于是，消解中心和本源，颠覆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论变成为德里达解构主义的基本内容。解构主义翻译观轰轰烈烈了二十年左右，对打破传统的翻译一元论的单一标准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它不但没有证明它是我们翻译研究的终极目的，相反，它炽烈的发展势头更快地暴露了它自身的严重缺陷。

四、综合研究范式

学者们意识到，翻译研究应当把语言的内部研究（语言层面）和外部研究（文化层面）结合起来。这种理论实际上就是施奈尔霍恩比所提出的综合范式。在翻译研究综合法一书中，她回顾并分析了翻译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提出了翻译研究的综合法，并试图将翻译研究的各个分支归结于一个能够包罗万象的综合法之中。斯内尔.霍恩比借鉴吸收语言学派和文学派翻译理论各自的优点和长处，提出了建立翻译研究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见解。霍恩比立足于翻译研究学派和翻译文化学派的基本立场，批评语言学派将翻译研究划归为应用语言学。

结束语：西方翻译理论研究范式的嬗变，对西方翻译研究的发展意义重大。语文学范式中的翻译理论缺乏现代语言学理论和现代文艺理论的指导，把翻译行为看成是一种灵感与悟性的表现。在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之中，各翻译学派都以先进的语言学理论为背景，主张对原文文本的意义进行科学的分析，提出了比较系统的翻译理论模式。文化学派和解构主义者意识到翻译已不仅仅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而是涉及到政治、意识形态、权利等因素。所以，解构主义很快就暴露出其弱点。翻译研究呼唤一种新的理论和研究范式的出现。霍恩比提出了翻译研究的综合法，主张将语言内部研究和语言外部研究相结合，为翻译研究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参考文献：

[1]Hermans，Translation in Systems [M].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1999/2004.

[2]陈大亮.翻译研究：从主体性向主体间性转向[J].中国翻译，2005，（2）.

[3]廖七一.范式研究与中国译学[J].中国翻译，2001，（5）.

[4]吕俊.我国翻译研究的回顾和展望[J].中国翻译，2001，（6）.

[5]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260-261.

[6]吴小英.科学、文化与性别[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18-19.

作者简介：王明月（1981-），女，汉族，硕士，辽宁医学院外语教研部讲师，研究方向：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会计研究范式理论探讨 篇4

关键词：范式,会计范式,会计研究方法,多重范式,理论探讨

一、引言

一直以来存在着会计是科学还是艺术的争论。西方会计职业界曾长期认为会计是一种不能公理化的“艺术”, 美国会计学家詹姆士·库莱瑟 (J.Cullather) 于1959年提出会计是一种实践性艺术, 因为会计主要依据执行者的个人判断和解释。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下属的名词术语委员会也曾将会计定义为:“会计是用独特方式并以货币对至少部分具有财务特征的交易和事项进行记录、分类和汇总, 并对结果予以解释的艺术。”推崇这一定义的学者进而提出了所谓的会计“艺术论”。把会计视为一门艺术一度在理论界占据主导地位, 但随着研究的不断加深, 会计越来越显示出其科学属性, 把会计作为一门科学进行研究的观点逐渐取代了“艺术论”, 成为近来的一种趋势。会计既然作为一门社会科学, 其理论的发展与完善也自然离不开其研究范式的发展变迁。类比范式的定义, 所谓会计范式就是指会计研究者之间被共用的思考模式与知识框架。传统的会计理论研究一般遵循“命题+论证=结论”的范式, 目前这种传统的研究范式已经很难适应当前环境, 因此, 会计研究者需要适当转变思维模式与观念。本文对会计学研究范式的变迁做出简要回顾。

二、会计研究范式的变迁

(一) 归纳法范式

所谓归纳法就是指由具体到一般, 由实践推演到理论的研究方法。归纳法的特点通过对大量现象进行观察然后加以分类, 从中概括出有关概念的内在联系, 再将其表述为理论。

上图反映了归纳法的基本程序。由于会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曾被西方会计职业界作为一门“艺术”来对待, 是会计人员的经验和判断在约定俗成的程序上的发挥, 从而对会计的研究只是对实务中的各种惯例进行解释、论证和描述, 不能进行概念界定与理论概括。在会计研究的初始阶段, 基于“艺术论”的主导, 会计研究采用归纳法是历史的必然选择。美国著名会计学家利特尔顿 (A.C.Littleton) 是归纳法学派的典型代表, 他的名言“实务就是做事, 理论就是解释”的观点, 是对归纳法思想的高度概括。1953年, 他在其著作《会计理论结构》中第一次较为完整的论述了会计理论的体系和结构, 这被视为归纳法对会计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美国著名的公认会计原则 (GAAP) 在早期的制定也主要采用归纳法, 1938年成立的会计程序委员会 (CAP) 发布的总计51份《会计研究公报》都是在尊重实务与惯例的基础上, 对现行惯例进行认可和选择。1959年成立的会计原则委员会 (APB) 继承了这一模式, 并与1962年否决了在演绎法基础上的第一、三号研究公报, 此后它所制定的准则, 主要是基于现实的需要, 对现行实务进行概括和调节, 公认会计原则的制定进一步呈现出归纳性与描述性的特点。但基于时代的发展, 会计作为一门科学的观念开始被接受, “艺术论”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仅仅只对现有会计实务和惯例进行描述与归纳的研究范式已经不能满足时代的需求。会计必须建立一套科学、严谨的理论体系作为支撑, 而归纳法由于其内在的缺陷, 难以形成严密的理论体系, 从而逐步被取代。

(二) 演绎法范式

演绎方法是从基本命题出发, 然后根据研究中的主题推导出逻辑结论, 因此, 演绎法在逻辑推理上要强于归纳法。演绎法是从基本的会计命题或前提开始, 推导出用来指导或开发会计方法之基础的会计原则的逻辑方法, 从而形成逻辑性与条理性很强的理论体系。用图可以表示为:

演绎学派认为, 理论应该走在实务的前面, 实务要以理论为指导, 朝着理论所预见的方Á向发展, 从而充分体现出理论的意义和作用。因此, 理论不应是对现行实务的简单陈述和概括, 而是对实务提出的一些规范性建议和方法, 基于此, 演绎学派又被称为“规范学派”。以演绎方法推导出的会计理论, 其技术会涉及到原则、假设、目标, 会计理论结构被认为是根据恰当的会计目标构建起来的目标、假设、原则和技术的序列。演绎法的研究并不是在归纳法研究消沉后才产生, 在归纳法范式处于主导地位时, 演绎法就在不断发展中。尽管不同的学者不一定采纳相同的演绎步骤, 但那些主要以概念来支撑的会计学者们也许都可以冠之以“演绎理论家”的称号, 比较典型的有佩顿 (Paton) 、坎宁 (Canning) 、斯威利 (Sweeney) 、斯普罗斯 (Sprouse) 和莫尼茨 (Moontiz) 等。1922年佩顿在其出版的著作《会计理论—兼论公司会计的一些特殊问题》中采用的主要方法就是演绎法;美国会计学会 (AAA) 在1966年发布的《基本会计理论报告》中也曾试图用演绎法来构建会计理论框架。而演绎法范式又有两个子范式, 即会计假设理论体系和会计目标理论体系。1962年会计原则委员会发布的第一、三号会计研究公报, 其主体思想就是“会计假设—会计原则”, 但会计的基本假设只是在特定的条件下适用, 由于经济行为的复杂性, 环境变化的多样性, 会造成会计基本假设的松动, 从而不能满足经济环境变化的要求, 这就构成了这一研究范式的缺陷。基于此, 会计目标理论体系的研究范式随之兴起, 具有代表意义的是1971年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AICPA) 成立了由罗伯特.特鲁布罗德 (Robert Trueblood) 负责领导的“财务目标研究小组”, 并于1973年提出了题为《财务报表的目标》 (Objectives of Financial Statements) 的报告 (又称为特鲁布罗德报告) , 这一报告具体列举了12项财务报表的目标, 并将其分为6个层次的体系。随后, 在1973年成立的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 (FASB) , 充分认识到财务会计目标对会计准则制定的重要性, 于1974年首先发表了讨论备忘录《财务会计和报告的概念框架:对财务报表目标研究小组报告的思考》, 开始以财务会计目标为起点研究财务会计目标的理论体系。标志着会计目标理论体系形成, 是会计理论研究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三) 实证法范式

任何一门学科的研究如果仅仅局限于定性研究还远远不够, 定性研究更多的只能提供给人们感性的认识, 而缺乏理性认识。因此,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 会计研究者已经不再局限于定性的演绎法和归纳法的范式, 开始寻找定量的研究方法, 实证法的研究范式从此应运而生。实证会计研究起源于美国, 以美国经济学家和会计学家R.鲍尔 (R.J.Ball) 和P.布朗 (P.Brown) 于1968年在芝加哥大学的《会计研究杂志》上发表的《会计数据的实证评估》一文作为开端。随后, W·比弗 (W.Beaver) 、瓦茨 (R.Watts) 和齐默尔曼 (J.Zimmerman) 等学者在20世纪70年代进行了一系列的开拓性研究, 使得实证会计理论在西方财务会计理论中获得了认可、普及和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 实证法研究范式已经基本取代了演绎法范式, 成为美国会计学界的主流研究方法。实证法研究的兴起与西方经济学和财务学的发展密切相关, 并借鉴和吸收了一些经济学和财务学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 特别是有效市场假说 (EMH)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CAPM) 和代理人理论 (Agency Theory) 等概念构成了实证法研究范式的理论基石。实证研究是在1978年由美国著名的罗彻斯特学派的代表人物瓦茨和齐默尔曼发起, 他们主要根据“委托代理理论”和“契约理论”, 依据奖酬计划假说 (Bonus Scheme Hypothesis) 、债务契约假说 (Debt Covenant Hypothsis) 和政治成本假说 (Political Cost Hypothsis) 来研究管理当局的会计选择问题, 并且在1986年发表的《实证会计理论》一书中进行了系统化阐述, 从此奠定了实证会计研究范式的学术地位。实证会计理论不同于传统的规范性会计理论, 主要在于它更侧重于解释和预测现实中会计方法程序的运用。两者之间的差别可以列示如下:

规范性会计研究 (理论) :其逻辑关系可以表述为:给予既定条件A, 应采用方法

实证会计研究:其逻辑关系为:如果存在既定条件A, 则会采用方法B

不可否认, 实证法研究范式的兴起有其正面作用, 它改善了西方会计理论研究的方法论, 例如增加了定量分析、应用了计算机技术和数理统计模型, 重视对会计研究的实证检验, 形成了一系列实证性会计理论概念和结论, 丰富了财务会计理论体系。但它也存在一些弊端, 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 实证会计学者对“规范会计理论”的否定未必恰当。如实证会计学派的主要倡导者瓦茨、齐默尔曼等人为了论证实证会计理论的优越性而认为规范会计理论无法解释和预测会计实务, 并且由于“价值依附”, 带有研究者的主观价值取向, 因而不科学。但实证研究中关于会计政策的含义及其影响的讨论也明显带有研究者的价值取向。因此, 这种批判并不十分恰当。 (2) 实证会计理论未必能解决会计实务中的具体问题。对此, 美国会计学者D·克里斯滕森 (D.Christenson) 指出, 实证会计理论的研究对象是会计信息使用者的行为, 而非会计问题。 (3) 实证会计研究的方法仍不够完善。虽然实证会计提出了研究会计理论新的视角, 但其研究方法仍存在缺陷。例如, 实证会计研究所赖以存在的基础“有效市场假说” (EMH) 和“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CAPM) 具有严格的限定条件, 这些条件不一定与经济现实相符。近年来, 不少实证研究结果已对EMH和CAPM的有效性提出了挑战, 故实证会计研究的方法还需进一步改善。 (4) 实证会计的研究结论缺乏现实指导意义。由于会计准则主要是依据规范性理论来制定, 对此, 会计学者布朗·豪威尔逊 (BHowieson) 指出, “由于无法提供诊断处方, 实证会计学者使自己脱离了会计实务, 因为在实务中会计人员更多关注的是如何选择会计政策和解决实际问题。”其他一些会计学者也认为, 实证会计研究对投资者行为及其动因和相关变量的解释并不充分, 这些都充分说明实证会计与会计实务还未能很好的结合。 (5) 实证会计研究未能很好的推动会计理论的创新和发展。相当一部分的实证研究仍然是基于实证会计理论的三大基本假设, 并以此为基础在不同的会计环境和会计政策下进行反复验证, 未能形成新的结论和假说。而且, 一部分实证会计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之间存在相互矛盾, 科学性不足, 不利于会计理论的发展。总而言之, 虽然实证法研究范式表现出一定的优越性, 但由于上述局限性的存在, 需要与其他范式结合起来, 而不能孤立存在。

三、会计研究范式的多重性

(一) 人类学/归纳范式

对于采用这一研究范式的人, 其研究范围是: (1) 现有的会计实务 (2) 管理当局对这些实务的态度。持这一观点的人一般认为, 方法可以是在已被检验的用途之基础上衍生出来和证明, 在确定方法的过程中, 管理当局扮演了中心角色。这一范式的研究者们主要关注会计理论构建中的描述性—归纳法, 并相信现有会计实务是有价值的。基于此, 与这一范式相关的会计研究目标是理解、解释和预测现有的会计实务。井尻雄士 (Ijiri) 指出这一范式的任务是通过归纳推理推导出隐含于现有体系之行为中的目标, 而这种归纳推理不是为了保持现状而预设, 其目的是强调变化在何处是最必要以及在何处是可行的。作为研究的成果, 所提出的变化更有被实际运用的机会。Ijiri的研究回击了现时成本和现值会计的拥护者们对他的批评, 同时为了说明历史成本的重要性, 还根据经管责任和决策制定, 为现行会计实务提出了一个公理性的模式。Littleton也曾根据经管责任和决策制定来评价历史成本的重要性, 并得出了会计原则。目前主要有三种理论用于人类学/归纳范式, 分别为 (1) 分析的/代理模型 (2) 收益均衡/盈余管理假设 (3) 实证会计理论。究其原因, 为了评价管理当局的经管责任和决策制定的有效性, 需要运用到委托代理理论。而公司管理当局选择会计原则的标准是效用或财富的最大化, 效用最大化又意味着管理者增加了其管理的收益水平和增长率以及公司规模的水平和增长率, 为了评价公司的收益水平与增长率, 就需要运用到收益均衡/盈余管理假设。此外, 这一研究范式的任务之一是理解、解释和预测现有的会计实务, 而在特定的经济条件下, 对于公司应该采用何种“最佳的”会计方法程序的问题上, 实证会计理论更侧重于解释和预测现实中会计方法程序的应用, 因此, 实证会计理论也构成了这一研究范式的理论基础。由于上述三种理论构成了这一研究范式的理论基础, 很显然, 以这三种理论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方法自然成为这一范式的研究方法。因此, 下列方法之一, 通常为那些采用人类学/归纳范式的人所用, 分别为 (1) 用于收益均衡研究中的方法 (2) 用于盈余管理研究中的方法 (3) 用于实证理论研究中的方法。

(二) 真实收益/演绎范式

对于采用这一研究范式的人, 其研究范围是: (1) 以逻辑的、规范的推理与严谨的概念为基础的会计理论结构 (2) 以历史成本法以外的其他方法为基础的理想收益概念。对理想收益的概念, 许多学者都曾下过定义, 例如, 麦克尼尔 (Mac Neal) 认为理想收益的概念是指, 从会计的角度看, 对利润的正确定义是存在的, “利润”代表公司净财富的增加, “损失”表明净财富的减少。这一定义, 不仅简单明了, 而且在数学上可予以论证。而亚历山大 (Alexander) 认为, 我们必须查明经济收益是否是一个理想, 而会计收益不同于经济收益, 因为理想在实际中不可能达到。这一研究范式的拥护者主要致力于构建规范—演绎的会计理论研究方法, 认为在理想情况下, 使用单一的价值基础来计量收益将能满足所有使用者的需要, 现实价值信息比传统的历史成本信息对用户制定经济决策更为有用。这一研究范式突出了除历史成本以外的其它会计计量属性的重要性, 从真实收益/演绎范式中产生的理论为取代历史成本会计制度提供了选择的余地, 目前主要运用的理论有以下五种: (1) 按物价水平 (或现实购买力) 调整的会计 (2) 重置成本会计 (3) 丧失价值会计 (4) 可变现净值会计 (5) 现值会计。由于历史成本的固有局限性, 这些新的计量属性便应运而生, 并各自建立了相应的理论, 分别涵盖特定的适用范围。以第一种理论为例, 按物价水平 (或现实购买力) 调整的会计, 通常又被称为通货膨胀会计, 它是在会计基本假设中的货币计量假设松动下建立起来, 货币计量假设强调币值稳定和购买力不变, 但从战后西方国家的经济环境来看, 一个很普遍的经济现象就是物价变动频繁, 通货膨胀严重, 这一环境变化对财务会计及其所提供的信息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迫使财务会计理论界和实务界对物价变动的影响与对策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逐步形成了物价变动会计 (Accounting for Price Changes) 这一新的分支, 以消除物价变动对财务报告带来的不利影响, 引导投资者做出正确的决策。这几种理论虽然各有差异, 但又有一个共性, 就是通过建立新的会计计量属性, 来核算公司的真实收益, 对基于历史成本计量属性下的财务信息提出了质疑, 对历史成本会计制度构成了冲击。虽然当前历史成本会计制度仍然占据主导地位, 但这几种理论都有其存在的现实价值, 值得会计研究者的进一步研究与深化。对于那些真实收益/演绎范式的拥护者们, 通常运用分析推理的方式来证明其提出的会计理论结构是合理的, 或者证明除历史成本会计以外的某一具体资产计价和收益确定模型的优越性。

(三) 决策有用性/决策模型范式

钱伯斯 (Chambers) 首先提出了决策有用性/决策模型范式, 对于认同这一研究范式的人, 其研究范围是会计信息对决策模型的有用性。决策模型的有用性与相关性是对等的。如斯特林 (Sterling) 曾提出:“如果一项资产被决策模型确定下来, 这项资产的量度就是相关的 (对那个决策模型而言) 。如果未被决策模型确定, 那么这项资产的量度就是不相关的 (对那个决策模型而言) 。”总之, 一种会计制度应该被设计成能为理性的决策模型提供相关信息。由于这种会计制度不能提供决策者所期望的所有信息, 因而, 我们必须决定排除某些种类的信息而保留其他有用的信息。将决策模型限定在理性的层面上, 可以使人们将主要精力集中于那些能有效达到决策者目标的信息之上。目前主要有两种理论运用到这一研究范式中。第一种理论主要涉及到与企业决策有关的各种模型, 如企业的资本预算、生产用固定资产的购买与租赁、生产用原材料的购买与自制等。另一种理论主要涉及到可能影响到企业经营的各种不同的重大经济事件, 例如, 企业合并、兼并、破产清算、债券评级等。如何发展这方面的理论是从事这一范式的研究者们的首要目标。对于那些认同决策有用性/决策模型范式的研究者, 倾向于依靠经验方法来决定已选信息项目的预测能力, 其中用于差量分析的一般方法已经被归入到几个优先群体中的一个, 而这些优先群体取决于个别企业的财务性质。

(四) 决策有用性/决策者/总市场行为范式

Gonedes和Dopuch的研究工作为决策有用性/决策者行为范式提供了范例, Gonedes把对决策有用性的兴趣从个人使用者的反应扩展到总的市场反应。通过研究论证得出结论, 即市场对会计数据的反应支配了对这些数据信息含量的评价, 也支配了用来生成这些信息之程序的评价。在此基础上发展了总市场范式, 这意味着会计程序的数据含有用市场反应来表示的信息含量。因此, 那些认同这一研究范式的人, 其研究范围是总市场对会计变量的反应。一般地, 会计变量的决策有用性能从总市场行为中衍生出来, 而且通过市场行为可以评价各种会计程序和预测的影响, 即会计信息体系的选择由总市场行为决定。由于总市场行为和会计变量之间的关系是以有效资本市场理论为基础, 并由此相继派生出一些相关理论。因此, 决策有用性/决策者/总市场行为研究范式的主要理论基础包括以下五种: (1) 有效市场假设 (2) 有效市场模型 (3)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4) 套利定价理论 (5) 期权定价理论。按照有效市场理论, 市场价格能够“充分反映”所有公开可获得及隐含的信息, 而且市场价格是无偏的, 能对新信息迅速作出反应。这意味着, 一般而言, 通过运用与任何交易模式有关的现有信息所获得的非正常收益为零, 信息集合的变化将自动产生新的均衡。由于这一研究范式主要关注市场对会计数据的反应, 并以有效市场理论及在此基础上派生出的相关理论为指导, 以更好的反映市场行为动态。因此, 这一研究范式的拥护者主要采用的研究方法有: (1) 市场模型 (2) β预期模型 (3) 事项研究方法论 (4) 奥尔森 (Ohlson) 股票定价模型 (5) 盈余与报酬的关系模型 (6) 盈余模型的信息含量等。

(五) 决策有用性/决策者/个人使用者范式

行为会计研究 (Behavioral Accounting Research) 作为会计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同时也是一个新兴领域, 其研究对象是会计功能和报告是如何影响会计和非会计人员的行为的, 把会计信息的使用和相关性与决策者的行为联系在一起, 是决策有用性/决策者/个人使用者范式研究下的重要产物。对于那些认同这一研究范式的人, 其研究范围是个人使用者对会计变量的反应, 相对于总市场行为范式而言, 它属于更微观层面上的研究范式。他们认为, 在通常情况下, 会计变量的决策有用性可以从人类行为中衍生出来, 即会计被认为是人的行为过程, 其目标是在会计的背景下去理解、解释和预测人类的行为。该范式一般涉及到会计、程序的内部使用者以及信息的鉴证者, 还包括一般社会公众及其代理人。许多与这一范式相关的研究是在没有明确理论的支持下进行的, 但从总体上讲, 要发展适当的行为会计理论需要从其他学科中引进理论, 这些理论大多能在会计的背景下适当地解释和预测人类的行为, 这些理论主要包括: (1) 会计中的认知相对论 (2) 会计中的文化相对论 (3) 会计信息的行为影响 (4) 会计中的语言相对论 (5) 人类信息的生产模型等。由于这一研究范式的支持者着重突出个人行为对会计研究的重要性, 因此, 观察、访谈、调查, 实验等方法都被作为主要的研究方法, 其中尤其以实验方法受到推崇, 得到广泛的运用和关注。基于行为会计研究是会计学科研究中的一个新兴领域, 这些研究方法也可以作为会计理论研究的新兴方法。

(六) 信息经济学范式

在早期的研究中, Feltham为信息决策中价值的变化的价值的确定提供了一个框架, 该框架所依仗的单个组成, 就某以特定的信息系统, 人们需要为这些单个组成计算出预期的报酬 (或效用) 。在随后的研究中, Crandall检验了信息/经济学范式对会计理论未来发展的有用性, 并提出“应用信息经济学”方法作为一个新的主流会计理论, 该方法是由明确界定的信息经济学模型中的每一个组成部分以及涵盖所有这些组成部分的扩展的会计设计之范围构成。在规范的决策理论和经济理论的结构中, 信息的价值通常以成本—收益来评价。企业有必要对所获取的信息进行成本效益分析, 那些能有利于收益最大化的信息就是对企业决策有用的信息。这一范式的研究者把会计理论研究与信息经济学紧密联系在一起, 因此研究方法多与经济学结合, 主要采用了统计决策理论和经济选择理论, 并结合了1972年Marschak和Radner提出的“团队理论”, 从而产生了对各种信息进行系统性分析和评价的规范理论。这一范式的中心思想是关于一致的理性选择行为的传统经济假设, 它强调了人们是理性的经济人, 企业也类似, 他们需要对获取的信息进行筛选, 做出理性的选择, 最后做出效用最大化的决策。信息/经济学范式的内在假设是合理性, 即信息的有用性对企业做出经济决策的合理性。由于这一范式与经济学联系紧密, 研究者通常会采用那些建立在统计决策理论和经济选择理论基础上的分析推理方法。如可以运用贝叶斯校正分析和成本—效益标准来分析会计政策的选择等。

四、结论

研究范式与理论秉承 篇5

后现代以“现代性的反思者”的角色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并表达了超越启蒙时代范畴的意念。从萌芽到不断蔓延，以令人震撼的力量影响着日常社会生活和学术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传入中国之初，人们就对后现代主义争论不断，各种观点、流派纷繁复杂。本文即是在梳理澄清理论术语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后现代主义与教育理论的关联性，剖析在后现代视域中教育理论的哲学方法论基础与研究范式的形成，并对后现代主义在教育理论中的运用进行评价。

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思潮，其哲学基础即是批判—交往理论、后结构主义理论和多元化理论，这些理论不同程度地对教育理论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形成了在教育知识论、目的论、主体论等方面的诸多研究成果。后现代主义给教育理论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对于教育教学者在实际工作有着重要意义。

一、背景动因：后现代视域中教育理论的哲学基础

后现代主义哲学是当代西方哲学家对资本主义社会自身发展的一种理论繁盛，更进一步说，它是对启蒙时代以来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理念的激烈批判。通常认为，“后现代”这一概念最早产生于1870年左右，指称在当时颇为现代和先锋的绘画作品，而“后现代主义”一词则源自奥尼斯在1943年发表的《1882—1932年西班牙、拉美诗选》中用到的术语，用来描述现代主义内部发生的“逆动”。

从形态上分析，后现代主义基本上可以归类为两个向度：重在批判否定的“破坏性向度”和重在反思重建的“建设性向度”。进而形成了两类型的后现代思想，即激进性与建设性后现代性主义。激进性后现代主义具有彻底的否定性和反传统精神;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注重从内部寻求革新，主体整合，倡导多元论，强调内在联系，以及人和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从时间上分析，现代主义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前期，其以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德里达等为代表的“解构主义”。第二个时期，是20世纪80年代后，其以利奥塔等为代表以现代主义。这些思潮与流派的蓬勃发展，从而影响到教育理论的建构。

1.批判—交往理论。它主要批判分析现有教育中的错误的同时，提出改变教育实践的战略。从内容上看，它深受哈贝马斯语言交往理论的影响，甚至被认为是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教育应用结果。该理论主张，在教育中重视师生之间的`交往，把教育过程视为师生交往的过程，通过语言的交流过程中实现学生主体的合法化。

2.后结构主义理论。该理论主要出现在法国，并深受拉康、德里达等人掀起的结构主义运动的影响。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以其《实践理论纲要》为先导进入了后结构主义者的行列，从“权力与知识”关系角度解构社会权利配置、知识文化与社会阶级结构之间的关系。后结构主义思想成为国内教育社会学高等领域的研究者们分析社会问题的一个重要视角。

3.多元化批判理论。批判教育学领域中存在一些思想上的分流。它们不仅在视角和具体的观点上存在差异，对于国内教育研究者的影响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比如，以艾普尔为代表的批判教育学特征在于，以大众文化反对精英文化;以福斯特为代表的批判教育学则是以新保守主义姿态反对现代性的教育观点;而以吉诺克斯为代表的批判教育学，则认为是“解构主义”的批判教育学。

总体上，批判教育学认为，教育没有促进社会公平，而是社会差别和对立的根源;教育再生产了占主流地位的社会意识形态、文化以及经济结构;教育从来都不是公平的，不能用唯科学的方式研究，而应该用客观的批判思维进行研究。从中可以看出，以上三种后现代教育学思想关注的重点有所不同，只能被看作一种立场、一种思维方式或一种视角。

二、范式基础：后现代视域中教育理论的研究形成

在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国内教育理论研究不仅在方法上发生了转换，在内容主题上也有了后现代倾向。在后现代思想被大量引入教育学研究中时候，那些极端、激进的批判、否定色彩早已经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建设性的后现代思想。这种思想不仅在态度上显得温和，内容上也体现出了一定的建设性，主张用后现代主义的批判思维方式对教育活动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意见。

1.关于教育知识。后现代知识观在对现代理性知识的批判中采取了一种新的价值取向，强调知识的情境性，反映了人类对知识性质及价值的新见解。后现代者认为，知识是文化的产物，它受所在文化体系与文化传统的制约，以及个人价值观念、人生信仰及生活方式的影响，如果将知识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去考察，它是流动的，不是静止的。当下的所有知识都是在人们过去经验的影响下创造出来的，既不是客观的也不是主观的，而是个体在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主动建构的结果。正因为如此，知识观的变化往往带来了一系列教育观念的变化。那些反对“元叙事”的声音，以及那些“恢复差异的”的举动，均要求教育知识成为一种实践出境的思维智慧，它应该对基础问题的理解建构现实。正因为这些特点，也决定了学生获得知识的过程是一个主动建构、自主探索的过程。

2.关于教育目的。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最终在于人的发展本身。换句话说，教育目的最终价值体现在对人的价值、理想的定位上。对此，每一个教育目的背后都存在相应的人性假设，都涉及对人的认识。后现代教育视域中，现代教育目的是通过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实践活动区实现的，而实践者的艺术体现在运用直觉、类比、隐喻而非普遍规则来处理混乱的教育过程。学生在批判能力成长的过程中，逐渐深入了解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关系，认同不同文化背景下具有不同价值观的他人，加深对社会的认识和了解，养成社会责任感。未来公民还必须具有生态意识，具有对土地、自然的伦理观念。

3.关于教育主体。后现代教育思想是对现代教育的革命，究其根源是对教育中“人”的理解和诠释。在后现代视域中，学生地位、教师角色都有了新的改变。就教师地位而言，在科学技术影响下，知识传输的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教师已不是知识的唯一信息源，教师的地位尽管不会因为电脑取代，但“教授时代”已经成为历史，在建构师生关系中，教师从外在于学生情景转向与情景共享共存，教师权威也转入怀疑之中。他是内在情景的领导者，而不是外在的专制者。概括起来即对传统教师权威的消解，后现代教师观打破了教师作为知识权威的合法基础，解构了教师对于学生的优越权利，从而使师生关系成为对话关系。就教师角色而言，课堂生态关系的复杂性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扮演各种不同的角色，如知识传授者、能力培养者、榜样、心理医生、朋友等，切实发挥多样的教育功能，全面和谐地促进学生发展。

三、双重意义：后现代视域中教育理论的反思与影响

后现代主义不仅是一场全然不同的文化运动和思想思潮，也是一种新颖的学术范式。它不仅对现代理念进行了广泛的重新反思，也提供给教育一种新的视角。他一方面如思想的清醒剂，让那些浑浊的、陈腐的、已不适合于当前时代的思想、文化无法立足;另一方面，对一切充满质疑和否定态度，也没有给出一种理想化答案。正因为这些不同声音存在，进而促使我们对后现代主义视域中的教育学思想做出更为清醒的认识。

第一，对教育文化的实践提供了新理解。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坚持生态观和人文关怀的伦理精神，主张教学主体是关系中的存在，这弥补了现代教育文化主客体二元思维的不足。在教育目的上，它反对终极价值的探索，打破培养“完人”的神话，主张个性化地发展。在教育措施上，主张教学过程是一个自组织、非线性、不断生成的过程，教学中的模糊、干扰、无效等教学，纠正了现代主义教育过程是按照预设的程序展开的不足。

第二，对改进教育研究方法的提供了新启示。后现代思维为教育研究提供了许多启示。倡导反思和批判精神，追求百家争鸣，认为教育研究者不应该迷信权威，而应敢于质疑，敢于进行“话语创新”，以消解权威话语影响，敢于依据所处时代的特点，对阻碍和滞后教育研究的不合理的东西提出批判。激励研究者从另外一些角度思考问题，这为不同理论领域的研究，尤其是人文科学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视角，开启了新方向。同时，对于改造我国尚不成熟的教育方法论体系也有着极大的思想价值。

公司财务理论范式反思与修正 篇6

一、反思公司财务的理论范式

(一) 公司财务理论的经济学路径依赖特征

从20世纪50年代投资组合理论诞生, 到MM资本结构理论、股利无关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期权定价理论和行为财务理论等, 公司财务学的发展可谓成就卓著, 现已形成相对完整体系内容。由于知识背景、认知结构及思维视角等方面的差异, 尽管研究者们形成了不同的流派, 但公司财务理论依然显示出很强的经济理论依赖特征, 财务学对经济学的路径依赖直至今天仍然延续, 以经济学理论框架构建和诠释财务行为现已成为公司财务理论的研究范式。如马科维茨 (Markowitz, 1952) 提出的证券投资组合理论, 从可能的风险资产组合中确定最小方差边界, 通过对资产组合权重的计算找出斜率最陡的资本配置线, 计算最优风险资产组合, 再与无风险资产的权重一起得出完整资产组合, 该理论与经济学经济人假设具有一致性, 即从理性经济人的个人最优化角度出发进行的证券组合才是最优的投资组合。米勒和莫迪利亚尼 (Miller and Modigliani, 1961) 提出的股利无关理论, 认为公司在投资决策给定的情况下, 其股利分配政策不会影响股票价格和股东收益, 公司价值或股票价格只受投资决策所决定的获利能力影响。该理论是在完美资本市场假设、理性行为假设和完全确定性假设三个严格假设条件下得出的结论, 同样体现出经济学思想。可见公司财务理论的诞生和发展是在直接或间接地汲取了经济学思想的基础上拓展而来的。

(二) 公司财务理论的经济学研究范式

托马斯·库恩 (Thomas, Kuhn, 1962) 指出范式是指一个共同体成员所共享的信仰、价值、技术等集合, 是常规科学所赖以运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 是从事某一科学的研究者群体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公司财务理论承袭了经济学研究范式, 体现了经济学遵循的理念、接受的假说、理论、准则和方法。

1. 理性经济人行为的假设。

假设是经济学的根基, 现代经济学分析框架中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是对人类的行为方式做出假设, 通常被经济学家所采用的人类行为假设“人是自利的理性经济人”。尽管在经济学发展进程中, 该假设后来被修正为有限理性经济人, 但也只是理性经济人假设的推广和延拓, 仍属于自利行为假设的一种。公司财务理论也是严格按照理性经济人假设展开的, 财务行为突出的是最优决策的基本分析结构, 即任何财务行为主体行为目的都是要达到最优决策:首先要确定需达到的目标, 其次是发现约束条件变化, 并及时调整实现目标的手段与方式, 最后是在进行理性成本和收益计算而决策, 该过程实际上是经济学的“成本效益分析”范式。在公司财务理论演进中, MM理论开创了从成本和收益角度研究资本结构的先河, 后来破产成本学派的资本结构理论和税差学派的资本结构理论继续发展了该思路, 最后形成了资本结构的静态权衡理论。目前, 公司财务教材中仍然恪守着该假设, 在构建财务目标时, 理性经济人的财务选择和财务行为动机是实现收益最大化;在财务决策理论中, 假定投资者都是理性的, 在进行决策时, 选择能够产生最大期望效用的行为, 并假定理性投资者是规避风险的, 在已定的收益条件下, 尽可能使风险减少到最低程度, 或在已定的风险条件下, 尽可能使收益最大化;在筹资行为决策时, 需要在对比各种筹资方式和渠道下, 从收益最大化出发进行决策……每项财务行为都要达到用最少的成本达到最大收益。

2. 个体主义的方法论。

个人主义方法论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是现代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架构之一, 它将一个大实体约化为许多小实体, 把社会发展看做是许多个人的聚集, 主张群体只不过是许多个体的组合, 以理性追求最高效益的个人作为研究实体和分析集体的行为。沿着经济学个体主义方法论路径, 公司财务学在方法论上也信奉个体主义, 即以公司个体作为独立的封闭式考察对象, 并从公司个体内在属性和内部驱力出发来解释公司财务行为。因此, 公司财务理论在个体主义方法论下主要解决: (1) 个体参与者如何做出财务决策, 尤其是在金融市场中的交易决策; (2) 个体参与者的这些决策如何决定金融市场的整体行为, 特别是金融要求权的价格; (3) 这些价格如何影响资源的实际配置 (王江, 2006) 。

在上述方法论范式下, 公司的最优化投资、融资、运营、分配行为, 以及资本市场的结构和运行方式的分析, 都是从个人效用最大化出发, 考察资源配置的制度安排和效率问题, 至于与个人相关的传统的、血缘的、生态的等一切社会关系都被剥离出去。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理论和机制安排去指导财务管理实践, 势必会带来诸如财务关系中欺诈、舞弊、功利等道德风险, 甚至体现出只有人类是道德权利主体, 自然仅仅具有经济价值和工具价值的个人主义伦理逻辑;势必将整个生态系统割裂开来, 认为自然是从属或是依附于人类的, 不能成为道德意义上的关注对象, 并将对生态环境的关注排除在财务决策维度之外。

3. 数理性的分析工具。

经济学要界定每个理论成立的边界条件、建立参照系和给出分析一般都需要数理分析和证实, 数理性的分析工具在现代经济学中成为主要的研究方法 (田国强, 2005) 。经济学数理范式主要体现为两种形式, 一是数学模型, 二是实证分析方法。经济学经典的需求供给模型、博弈论、委托代理理论、动态最优理论等都采用了数理性方法, 作为公司财务理论研究的必要方法, 分析工具遵循了经济学严格的数理分析模式。财务学越来越喜欢采用大样本数据和概率统计分析, 通过逻辑严密的数量模型来解释和预测一些会计现象和变量间的关系 (陈良华, 2011) 。公司财务理论研究主要是对财务模型进行价值判断检验和评估, 或拓展原有的理论模型。财务理论研究普遍采用以假说为起点, 以观察和实验为手段, 对假说进行批判性讨论或尝试性反驳, 进而完善假设或提出新假说。在遵循“问题-假设-检验-假设”的研究范式下, 公司财务理论将价值判断等伦理道德因素驱逐出去, 实证研究和数学模型研究在全部研究文献中独占鳌头。

二、公司财务的伦理属性分析

公司财务理论的经济学路径依赖, 以及沿袭的经济学研究者共同接受的理性经济人行为假说和数理性的分析工具, 是否是公司财务学应该遵循的最优选择范式呢, 未来公司财务理论研究是否仍旧要沿着经济学路径持续进行下去, 这些需要人们进行反思, 剖析公司财务的伦理属性。

1.公司财务的双重属性内蕴伦理属性。

作为管理系统的一个子系统, 企业的财务管理是组织一系列财务活动和处理财务关系的一项价值管理活动。一方面, 作为经济行为的重要主体, 企业是依法设立的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 有着追求利润的经济属性, “赢利原则是竞争经济的一个历史结构性的预先规定, 是任何企业所不可抗拒的, 企业的任何战略规划都必须服从它” (霍尔斯·施泰因曼、阿尔伯特·勒尔, 2001) , 企业追求利润的本质属性决定了公司财务的经济性, 公司财务管理目标的确需要以最小的投入换来最大的产出;另一方面, 社会性也是公司财务的重要属性, 公司财务在运营过程中必然要处理与投资者等各方利益主体之间的财务关系, 在处理财务关系时必然具有为己性和为他性、服务性和牟利性对立统一的伦理属性, 作出某项财务行为时必然要考虑伦理道德, 公司要遵守反映和符合各方利益关系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 公司财务对顾客、供应商、职工、投资者、债权人、社会公众负有一定的伦理义务。

2.公司财务契约不完整性决定了其需要伦理约束。

企业要遵守投资合作形成的一系列多边契约 (Freeman R.Edward、Evan William, 1990) , 投资者之所以将自己的生产要素通过企业生产的方式进行组合, 合作的目的是利用各自的比较优势形成互补, 通过要素、资产与服务交易的合约实现规模经济效应, 取得比不合作时更大的效益, 实现各自要素的最大增值。所以, 公司契约的性质体现在财务上, 并呈现出错综复杂的财务关系和财务网络。但是, 由于契约的不完全、信息的不对称、机会主义行为等因素客观存在, 财务契约也存在着不完备性, 它不仅体现在公司投资、筹资及分配活动的系列理财活动和理财决策的非道德行为, 而且体现在处理与顾客、供应商、职工、投资者、债权人、社会公众等关系时也呈现伦理盲区。财务契约不完整必然需要伦理等非正式制度的相应约束, 公司应在谋求价值最大化时保持理财活动与社会活动之间的均衡。只有分析财务活动中具有的伦理价值, 有效利用资源满足企业相关者的合理需求, 才能在财务活动实践和财务关系协调中恪守伦理规制。可见, 公司财务双重属性及契约性质意味着其具有伦理属性并需要伦理约束, 正如道格拉斯·诺思所指出的, “财富的创造是一个道德过程的重要命题”, 公司财务理论需要反映伦理的要求, 并有赖于伦理规制, 公司财务理论需要由经济学依赖向伦理学支撑范式变迁。

三、公司财务理论范式的修正

伦理学日益成熟的理论体系和不断展示的实践功能, 使其思想的触须正在伸向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等学科领域, 公司财务理论也同样需要扩展仅仅依靠经济学视域的状态, 更多地关注人文、价值、道德伦理要求。由于经济学本来就具有两种根源, 即两种人类行为的目的:一是对财富的关注, 二是深层次上的目标追求。只是随着现代经济学的发展, 伦理学方法的重要性已经被严重淡化了, 如阿马蒂亚·森 (2000) 指出的, “现代经济学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贫困化现象”。面临着非道德的财务行为和财务利益冲突, 公司财务在追求投入资本的盈利性和价值增值的同时, 迫切需要伦理学的规制和护航, 以便对传统的理论范式进行合理修正。

1.社会复杂人假设。

公司财务理论的理性经济人假说, 形成了对财务经济性效率和经济性规则的过分关注, 以及对财务的社会属性的轻视。随着经济学的发展, “自利的经济人”假设已越来越受到理论界的质疑, 道德等因素作为重要的内生变量现已纳入经济研究的视野。新古典经济学家马歇尔曾在其著作《经济学原理》的第一版序言中就明确指出“道德的力量正是包括在经济学家必须考察的那些力量之内的”, 而“‘经济人’实际上是一个怀有利人的愿望, 甘受劳苦和牺牲以赡养家庭的人, 是最能信任的, 他的正常的动机常被默认为包括家庭情感在内”。亚当·斯密就已看到了人性的另一面, 其在《国富论》中指出:“不论是谁, 如果他要与旁人做买卖, 他首先就要这样提议请给我所要的东西吧, 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 这句话是交易的道义”。人不仅有着经济人人性的一面, 同时不可忽视其具有道德的另一面。因此, 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从实验角度进行了例证, 著名的最后通牒博弈实验充分证明用单纯“经济人”假设来衡量人类行为具有局限性。正如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所指出的, “人既不可能是纯粹的经济人, 也不可能是纯粹的道德人, 即使是最典型的‘守财奴’或最伟大的圣人也不会如此”。著名的美国心理学家和行为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 (A.Maslow) , 在《人类激励理论》中提出了人类基本需求层次分为五个层次需求模型, 更是清晰化地说明了人性的复杂性。既然人不可能是纯粹的经济人, 有其道德性的一面, 那么公司财务必然将突破理性经济人假设, 将伦理道德等因素纳入理论依赖的视域。

2.结构主义方法论。

在个人主义的假定下, 公司财务的投资、融资、运营以及分配行为, 都是从个人效用最大化出发, 强调个体利益优先, 即公司进行决策时可以忽略社会、其他群体甚至生态环境等利益, 将企业个体一般追求作为道德价值合理性的根据。任何公司都不是独立存在的, 都处在复杂的社会财务关系中, 公司财务理论需要从集体视角研究公司个体, 将公司财务嵌入到整个社会的结构之中, 因此, 结构主义方法论应成为公司财务理论赖以观察思考问题的最基本视角与出发点之一。一是在处理财务关系时, 任何公司财务应看做是社会整体性的一部分, 需要尊崇整体的社会利益;同时, 社会共同体有其自身固有的内在运动、变化规则, 强调社会共同体结构对单个公司财务的制约作用, 在结构主义方法论下审视公司, 财务决策就需要对投资者、债权人、供应商、社会公众甚至自然都负有神圣的伦理责任和道德义务。二是公司从事财务活动时, 应突破筹资、投资及分配活动以经济价值为中心的个体方法, 采用整体论的、长远论的思维方式, 反对将经济价值与道德价值、逐利与行善、企业价值取向与社会价值取向对立起来的两分法, 充分考虑到伦理价值因素。

3.全面的分析工具。

在公司财务理论研究中, 不可否认实证研究分析工具具有科学理性, 使财务问题的表达更为精炼和精确, 且逻辑更为严密和严谨。公司财务在进行定量的经济计量技术分析的同时, 不应忽略涉及价值准则的层次, 要构建回答公司财务实践“什么是好的”、“应该怎样”的规范研究分析工具。因为作为应用型学科的公司财务研究更重要的使命是对财务管理实践的指导作用, 需要从伦理道德高度研究如何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人与环境之间关系。公司财务实践中经济价值的创造行为要兼顾道德价值, 经济决策要有兼顾他人和社会的需求和顾虑, 公司财务决策在获取经济价值的同时也需要伦理价值的判断, 公司财务理论研究需要摒弃目前推崇的实证研究范式, 将规范研究作为重要的分析工具, 实现分析工具的全面性。

摘要：公司财务理论具有严重的经济学路径依赖特征, 使公司财务呈现出理性经济人行为假设、个体主义方法论和数理性分析工具的研究范式, 现实非伦理化财务行为需要对公司财务理论所选择的传统分析范式进行思考。在分析公司财务伦理属性的基础上, 本文从社会复杂人假设、结构主义方法论和全面的分析工具等方面, 对公司财务理论的范式进行了修正。

关键词：公司财务理论,经济学依赖,伦理属性,范式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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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性教育理论范式转换研究 篇7

一、主体性教育的内涵：对教育本质和人的本质的重新认识

主体性教育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教育自身具有的主体地位，二是指教育所培养的人具有主体性人格。主体性教育的提出是继哲学上对人的主体性的探讨之后，对教育自身本质和教育中的人的本质的重新认识和理解，它代表着一种全新的教育哲学和教育理念。在教育、社会和作为个体的人三者的关系上，教育、个体人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附属品，而是具有了独立的社会地位。因此，主体性教育的提出在教育理论界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和价值。

首先，它代表着对教育本质的重新认识和理解。其次，随着对教育主体地位的认识，人们进一步认识到，教育所培养的人已不是被动适应社会需要的社会化的人，而是具有独立人格和价值追求的个性化的人。即在个人与社会、集体的关系上，个人不再是集体的附属品，而是具有独立的价值和人格尊严的人。主体性作为人的本质属性，它的提出意味着对人的个性，人的独立性、创造性的张扬和尊重。同时也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新的经济体制所呼唤的主体人格的积极回应。

教育的主体性和人的主体性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教育主体性性质的确立是通过教育所培养的人的主体性的发挥得以实现的。教育对人的发展进而对社会的发展所起作用的大小，基本上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培养出具有主体性的人来。因为只有主体性强的人才能能动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教育致力于提高受教育者的主体性，也就是提高教育自身对社会作用的本质力量，就是日益提高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培养人的主体性是教育本质特点和力量的表现，是教育主体性的一个重要方面。从培养目标的角度来讲，教育只有致力于未来理想社会和理想人格的构建，才能更好地发挥教育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因为教育不同于其他社会活动之处，就在于教育是一个价值活动，它同人类自身的发展、人类理想的构建密切相关。它不仅指向现在，而且指向未来。教育除了对社会发展具有外在功能和作用之外，更重要的是对人类自身发展具有导向作用。以往的教育过多地强调教育的外在功能和作用，却忽视了教育对人类自身发展的作用，即只注重了对教育的外在功能和价值的研究，却忽视了对教育内在本质的研究。

二、对主体性教育研究的反思：主体性教育理论的困境

1．在主体性教育研究中工具价值与本位价值的对立。

在探讨人的主体性问题时，对工具理性、占有性主体性的批判完全必要。但是，在对工具理性的批判过程中，却将工具价值与本体价值对立起来了。这种黑白两分的做法容易产生一种误导，即教育所培养的人只应具有本体价值，教育过程完全是对人性加以诱导的过程。这样，在主体性教育研究过程中存在着忽视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理论的现象。“虽然有的是以唯物史观为基础来谈教育的本体价值观的，但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以人本主义唯心史观为基础、片面强调教育的本位价值而贬低教育为社会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等服务的工具性价值的倾向。事实上，教育所培养的人是目的与手段的统一。教育是培养人、发展人的活动，没有人的发展，教育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从这个角度讲，“人的发展”是教育始终无法抛弃的命题。教育的目的就在于促进人的发展，促进人的主体性的发展。然而，在弘扬人的主体性时，并不否认人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手段而具有的工具价值，而且教育也正是通过所培养的人来反映和促进社会发展的，教育自身的主体性并不成为否定其社会功能的理由。因而，在主体性教育研究中，必须坚持唯物辩证法的“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的原则，将人的工具价值和本体价值统一起来。

2．“主体性”理解的片面化和绝对化。

在目前的主体性教育理论建构过程中，大家普遍关注如何充分发挥人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这会给人们造成一种错觉：行为者的主体地位之间有此消彼长的关系，即一方主体性的发挥会削弱另一方的主体性。产生这种错觉的深层次原因在于我们对“主体性”内涵的理解不够全面，有绝对化的倾向。我们所说的主体性还包括自律、自省等含义在内。不能把主体性仅仅理解为一般所说的主动性、积极性，不能将此看作是一种无节制的自我张扬。无节制自我张扬的结果只能是占有性主体性的肆意膨胀。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占有性主体性曾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荣誉”，人似乎成了万物的主宰，然而最终人类得到的只是一系列难以解决的困扰人类自身的社会问题，如核恐怖、生态危机、环境污染和资源匮乏等。假如以这种占有性主体性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结果绝不是唯一的物质层面的问题，而是精神世界的失衡———道德沦丧、物欲横流。我们反对对主体性无节制地自我张扬，同时也反对对他人主体性的践踏。今天所要培养的人的主体性，应该包含民主、平等的含义在内，对一方主体性的肯定决不是否定另一方的主体性，一方发挥主体作用应以尊重他人主体地位为前提。在主体性培养的过程中，还应处理好个性与社会性的关系。

3．对教育自身主体性的认识不足。

工具理性支配下的教育有两种表现：一是教育所培养的人成为满足他人或他物发展的工具;二是教育本身丧失了主体地位而沦为工具附属于他物。在我们对工具理性的批判集中于它对教育对象———人的本性的扭曲时，对教育自身主体地位丧失的认识却相对不足。没有处理好教育的“必然价值”与“应然价值”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我们过分强调教育的社会功能，突出了教育的必然价值。在对教育作出界定时，社会对教育的要求、教育必须适应社会需要总是被置于首位，而将教育人为地附属于政治、经济活动，忽略了按教育自身规律去办教育。这样，教育的相对独立性在事实上消失了。教育不仅要适应社会，服务于社会，而且要超越社会现实。也就是说，教育不仅具有“必然价值”，还具有“应然价值”。因此，在主体性教育研究中，还要做到“必然”与“应然”的统一。

三、从生产实践观走向交往实践观：当代主体性教育理论研究范式的转换

在马克思看来，任何社会实践活动都包括两个不可分割、相互联系的方面：“人们对自然的作用”和“人对人的作用”，即以“物的世界”为对象的生产实践活动领域和以“人的世界”为对象的交往实践活动领域。生产和交往都是主体的实践活动，二者的区别在于，生产是主体的活动，交往则是主体间的活动。在以“物的世界”为对象的社会实践活动领域中，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主要是一种生产实践，表征的是人与自然、人与物之间的“主体———客体”关系;在以“人的世界”为对象的社会实践活动领域中，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主要是一种交往实践，以此来规范和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表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主体际交往关系。应该说，传统的“主体———客体”生产实践观在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物的关系时是行之有效的，但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就遇到了“他人不是客体”的困境。

在教育活动中，教师与学生之间不是一种认识与被认识、改造与被改造的“主体———客体”关系，而是一种人与人之间平等的主体际交往和对话关系。教育活动在本质上是一种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交往实践活动，而不是人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主体———客体”活动，我们不能把以自然界为对象的“主体———客体”生产实践模式作为主体性教育的理论基础，当代主体性教育必须彻底改造传统教育活动的理论基础，从根本上改变以往那种单纯以“物的世界”中的主客体关系的眼光和方式来研究教育世界中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的错误做法，实现主体性教育理论研究范式的转换，从“主体———客体”生产实践观走向“主体———客体———主体”交往实践观，从“物的世界”的思维方式转向“人的世界”的思维方式，用“人”的方式来研究人、认识人、理解人，实现从单一教育主体观向多极教育主体观的根本性转变，使教育活动成为一种直面人的生命、通过人的生命、为了人的生命质量的提高而进行的社会活动，成为以人为本的社会中最体现生命关怀的一种事业。只有这样，教育活动才能真正成为一种“人对人”的教育，而不是“人对物”的训练和塑造。

参考文献

[1]霍治海.主体性体育教学课程观探索.教学与管理, 2008 (4) .

[2]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1.

研究范式与理论秉承 篇8

目前我国新闻理论研究方面, 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理论思想、研究方式、手段守旧、老化, 效率低, 缺乏针对性, 缺乏对实际问题的参照, 缺少核心研究理论, 往往一些研究工作生搬硬套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概念来进行研究。因此, 研究效果十分不理想, 最后还是无法摆脱哲学范式影响。20世纪初期我国新闻理论研究主要采用了政治学范式, 关注政策、媒体、公众意见、民主之间的关系。1940年中国共产否定了政治学范式的新闻理论, 提出了新闻理论的哲学范式, 要求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 关注社会民生问题。并成为1949年后新闻理论研究的唯一范式, 这是我国新闻理论研究范式单一的根本原因。

二、新闻理论起源

新闻理论研究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7世纪末, 随着近代报纸的出现, 开始有人以新闻报纸作为研究对象撰写学位论文。1895年, 德国学者科赫教授在海德堡建立了最早的新闻理论研究机构, 开始深入地研究新闻理论。早期的新闻理论研究目的在于培养新闻从业人员, 比较偏重于应用技术研究。另一方面, 由于报业竞争十分激烈, 促使办报人不仅要知道如何办报, 还要掌握新闻工作的规律。于是人们在对办报的研究基础上, 概括出关于新闻事业基本理论, 逐步形成新闻理论。

随着美国报业的迅速发展, 美国也开始重视对于新闻理论的研究。20世纪初期, 西方的新闻理论研究学派, 形成了两大派:一是以德国为代表偏重于研究新闻基本原理的理论派。二是以美国为代表偏重于研究新闻工作业务规律的实务派。初期, 由于美国新闻事业在西方新闻事业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 西方新闻理论研究中心倾向于美国, 但最后经过不断的改革, 逐渐形成了基本原理和技术业务研究并存的局面, 最终形成了原始的新闻理论。另一方面, 一些新闻理论研究者, 从舆论调查、传播效果等方面入手, 对新闻的传播者、信息、媒介、受传者、效果等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形成了当今在西方广为流行的“大众传播”理论。

中国的新闻理论研究与中国近代报纸的出现和发展密切相关, 可以说我国的新闻理论研究开始于近代报纸出现后。我国新闻理论最早的研究者应属于王韬、梁启超等人。梁启超的《论报馆有益于国》是我国最早论述报纸任务和作用的学术文章。梁启超把报纸比作“耳目”、“喉舌”, 明确提出了“去塞求通, 厥道非一, 而报馆其导端也”的观点, 认为“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 其国愈强”, 这篇文字标志着我国新闻理论研究的开始。

三、新闻理论研究的范式危机

新闻理论研究包括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理论研究。新闻理论的基础理论研究的是信息、新闻、新闻活动、舆论、宣传等基本概念, 主要研究新闻事业形成、发展的一般规律及特殊规律与新闻工作的基本原则、新闻事业和社会、国家等间的关系。新闻理论应用理论研究的是广告业务、新闻采访、新闻摄影、新闻写作、编辑、新闻事业的企业经营管理、现代新闻的传播手段, 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新闻写作学、新闻编辑学、新闻摄影学、新闻广告学、新闻评论学、新闻采访学、新闻经营管理学和传播技术等分支学科。

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是新闻理论中两个互相关联、互为补充的重要组成部分。应用理论研究源于新闻实践, 研究对象比较具体, 和新闻业务、活动关系密切, 是新闻基础理论研究的源泉。基础理论的研究比较抽象, 是在对具体业务活动研究的基础上, 借助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进行理论的概括。基础理论具有普遍性、原则性, 它不仅指导具体的新闻业务活动, 更对新闻应用理论研究产生较深的影响。因为新闻事业和阶级、政治、经济、文化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所以新闻理论研究者因研究的方法、角度不同, 掌握知识范围的深浅和差异, 使新闻理论研究产生了不同的学术见解和流派。

中国社会主义的新闻理论, 属于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无产阶级新闻理论, 它和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体制和文化传统有着直接关系, 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长期进行新闻实践的产物, 1940年中国新闻理论哲学范式确立, 并成为1949年后新闻理论研究的唯一范式, 但这使得我国新闻理论研究陷入了范式危机, 让我国新闻理论研究陷入了局限的范式研究中, 实际上很多问题, 从哲学范式入手, 无法有效阐述和有效解决及进行研究。虽然在近些年的新闻理论研究中, 许多学者想要试图摆脱哲学范式的影响, 采取新的范式。例如, 黄旦、杨宝军等人, 但研究解决并不理想, 无法真正意义上的摆脱当前的困境。想要真正意义上解决我国新闻理论研究的范式危机, 突破现代新闻理论研究困境, 必须融入多元范式, 丰富研究手段, 才能更好地对现代新闻理论进行研究。

四、结论

新闻事业关系着社会稳定发展, 因此新闻理论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我国新闻理论研究陷入范式危机的主要原因是我国新闻理论研究范式过于单一造成的。创新、改革新闻理论研究范式, 摆脱哲学范式所带来的影响势在必行。在新闻环境日益发展的今天, 只有采取符合时代需求的范式才能获得理想的研究效果, 虽然我国新闻理论研究相比西方国家较晚, 但我国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 未来我国的新闻理论研究一定会走在世界的前沿。

摘要：通过资料调查得知, 我国新闻理论已经有了一百多年的历史, 新闻是人类文明社会的产物, 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就已经开始出现了新闻理论雏形, 并且当时的研究范式多以政治范式为主。我国的新闻理论研究工作始终没有间断过, 自改革开放以来就保持着强劲势头和研究热情, 此时的研究以哲学范式为主。但随着时代的进步, 社会环境及新闻环境越来越复杂, 这使得新闻研究面临着挑战, 目前我国新闻理论研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其根源在于研究范式, 我国新闻理论研究单一的哲学范式使新闻研究陷入困境。

关键词：新闻理论,研究,范式危机

参考文献

[1]陈鹏.突破中国新闻理论研究范式危机, 对新闻理论研究现状的思考[D].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12.

[2]袁正光.新闻理论研究的历史沿革, 试探中国的新闻理论沿革[J].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4, 4 (18) :67-68.

研究范式与理论秉承 篇9

一、生活德育的内涵

德育是教育的永恒主题, 甚至“是整个教育的灵魂”。学校道德教育的根本使命是引导学生“成人”, 促进学生品格的自我建构和自我发展, 而人作为社会存在物是没有办法脱离生活世界而存在的, 学生也不例外。所以, 在对传统德育理念反思批判的基础上, 一些学者们提出了“生活德育”的理念, 强调学校德育应该回归生活世界。

谈到生活与德育的关系, 我们就绕不开杜威与陶行知这两位伟大的教育家。作为老师的杜威提出了“教育即生活”的命题。他认为“学校必须呈现现在的生活———即对于儿童说来是真实而生机勃勃的生活, 像他在家庭里、在邻里间、在运动场上所经历的生活那样”。学生在学校接受教育的过程也就是学生的生活过程、成长的过程, 学校教育不能脱离学生的现实生活而存在, 道德教育也是如此。“我们必须认识到道德原理与其他力量一样在相同的意义上是真实存在的;它们内在于社区生活和个体的足以对付工作的结构之中……根据这种信心行事的教师将发现一切学科、每种教学方法、学校生活中的所有事件都孕育着道德可能性”。杜威认识到了学校教育应该是道德性与社会性的统一, 道德教育不必专门开设道德教育课程, 而是应该融入学校生活和各科教学之中。

作为学生的陶行知在总结杜威思想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的命题。陶行知认为:“生活教育是给生活以教育, 用生活来教育, 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从生活与教育的关系上说, 是生活决定教育。从效力上说, 教育更通过生活才能发出力量而成为真正的教育。”虽然陶行知没有提出“生活德育”的概念, 但是“陶行知的德育思想和实践乃是他的生活教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其德育理论的实质是生活德育论。”陶行知生活教育和生活德育的理念在我国教育理论的发展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经过多年的研究和探索, 生活德育的理念已经得到大家的普遍认同, 在我国学校德育实践中得以广泛应用。

“所谓生活德育, 就是指教育者按照一定社会和受教育者的需要, 遵循品德形成的规律, 采用集体生活与教育引导等有效手段, 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使受教育者在德育的生活中学习德育, 实现内化与外化, 把他们培养成为追求真理做真人的这样一种系统活动过程”。生活德育理念的提出是对传统德育的反思, 是对长期以来存在的德育知识化、说教化、政治化的批判, 是对生活世界的回归。生活德育就是要把道德教育和现实生活有机地结合起来, 让教育过程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让学生在生活中感知、感动、感悟, 学会过一种道德的生活, 从而实现学生品格的自我建构。

二、生活德育范式构建的理论维度

生活德育就是要让学生过一种道德的生活, 在生活中学习道德、培养德性。生活是道德教育的沃土, 没有生活也就无所谓道德。道德的产生离不开现实的人类生活, 儿童道德的构建和品行的养成离不开生活实践。因此, 我们的道德教育也必然要以现实的人的生活实践为基础。就像陶行知先生所表达的那样:没有生活的教育就是死教育, 所以, 我们的道德教育也必须以生活为中心。

1. 从灌输德育到生成德育

传统的德育模式往往把道德教育看成是一种机械的、单调的道德知识传授和行为规范训练, 认为通过系统的理论知识传授、灌输就可以达成道德教育的目标。这种将道德教育工具化和抽象化的行为忽视了被教育者的主观能动性, 把教育对象当做“物”对待, 在课堂上, 师生之间是权威与服从的关系。然而, 一味地向学生灌输道德原则与道德规范的这种“去生活化”的学校道德教育效果并不理想。

道德的形成离不开现实的生活, 学生良好品德的构建也离不开生活世界。从道德起源来看, 道德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自发形成的, 最初的道德学习与延续是与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活动一体的, 但是, 随着学校教育的专门化发展, 道德教育作为一门学科独立出来, 慢慢地摒弃了生活世界。其实, 道德品质的形成不仅包含对道德规范和道德原则的认知, 它是道德认识、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行为等因素相互作用、协调发展的结果。道德规范和道德原则可以通过课堂灌输给受教育者, 但是如果没有道德体验, 受教育者内心产生的也只是一些“有关于道德的观念”, 无法真正地理解这些原则, 更不用说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所以, 良好品德的构建是受教育者在环境和教育的影响下的自我道德实践活动。道德教育应该是内生型教育, 而不是灌输式教育。生活德育正是在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和道德形成规律基础上的生成德育。

2. 从封闭德育到开放德育

近年来, 我国的很多学校为了保障师生安全, 给学生创造一个相对安宁、平静的学习环境, 采取了封闭式管理的方式, 这样的管理方式对教师和学生也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比如, 在道德教育方面, 教师就很少组织校外活动, 学生被封闭在课堂上、书本上, 很多时候学校连春游、志愿者活动都取消了。在德育管理方面, 教师为了维护传统的师道尊严, 制定出很多条条框框来限制学生, 对一些不安全因素进行消极防范。在知识传授过程中, 往往回避一些社会上的热点问题, 只把那些自认为“纯净”信息灌输给学生。这种封闭式道德教育往往会适得其反, 引起学生的逆反心理, 导致学生对老师所传授的知识内容的不信任, 从而造成学校德育功能的弱化。

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 在其现实性上, 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德育的过程也就是人社会化的过程, 离开了生活世界, 德育不仅苍白无力, 而且毫无意义。随着我国社会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 学校不再是孤立于社会之外的象牙塔, 突破原来的封闭德育, 实行全方位德育的诉求越来越强烈。学校德育应该以生活为基础, 引领学生走出校园, 走进生活, 走向社会。生活德育主张对学生进行开放式的引导, 整合学校、家庭、社会各种影响因素, 创造全方位的德育格局。

3. 从知性德育到实践德育

知性德育是指在德育过程中过分强调道德知识、品德知识的传授, 它多以课堂讲授形式进行, 是把德育简化为德育知识而模仿知识教育的一种异化形式。知性德育片面夸大了人的理性、知识在德性养成中的作用, 颠倒了知识与生活实践的关系, 忽视了被教育者的主观能动性。“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人类世界只能是实践中的存在”。实践是道德认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所以, 学校道德教育不能仅仅停留在知识、理论层面, 而是应该回归生活世界。

在学生道德品质的构建过程中, 我们固然要重视道德规范、道德理论和知识的传授, 但是自我的修养和提升则需要主体的实在体验, 体验的过程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些知识和规范。道德教育具有实践性的特征, 任何离开社会实践, 离开活生生的人的生活实践进行的道德教育都是低效甚至无效的。道德教育的实践场所就是学生的现实生活。正如陶行知先生所讲:“教学做是一件事, 不是三件事。我们要在做上教, 在做上学。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比如种田这件事, 是要在田里做的, 便须在田里学, 在田里教。游泳也是如此。游泳是在水里做的事, 便须在水里学, 在水里教”。因此, 生活德育本质上就是一种实践德育, 它把知德和行德有机地结合起来, 要求学生在社会实践中体验道德, 进行品德的自我建构。学生只有亲身经历各种情感体验, 感受德性的力量, 才能对课本的知识有更深的体会, 做到知行统一。

三、生活德育范式构建的实践路径

1. 教育工作者要树立生活德育理念

德育理念是德育工作的指导思想, 有什么样的德育理念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德育模式。德育理念是在德育实践过程中形成的, 对德育发展方向的理性认识, 是德育工作者对德育“应然”的思考和预见。

多年以来, 在传统德育理念的指导下, 我们习惯把德育“工作化”、“知识化”。在许多学校中, 德育工作常常被看做个别教师的事情, 其他人往往把德育工作看成一种额外的负担。学校德育工作仅仅依靠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堂教学, 形成了思想政治课教师“单打独斗”的局面, 出现了“说起来重要, 做起来次要, 忙起来不要”的尴尬境况。究其原因, 是因为错误的德育理念的影响。德育不仅是知识的灌输, 也不是只靠个别人的努力就能做好的工作, 要改变当前学校德育的弊端, 我们必须摒弃传统的德育理念, 树立生活德育的理念。

因此, 学校的德育工作不能脱离现实生活而存在, 不能为道德而道德。作为教育工作者, 我们必须走出传统德育理念的误区, 充分挖掘德育生活化的特点, 以道德教育走向生活的思想为指导, 树立生活德育的理念, 引导学生“成人”。

2. 德育内容生活化

“德育偏离生活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它不仅导致了德育难以承担其应有的使命, 从而引起了家长及社会各界的不满, 更为严重的是, 脱离生活的德育导致对人的异化, 从而背离了教育的初衷。针对学校德育脱离生活的情况, 我们的德育工作应该做到“三贴近”, 即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 学生能够获取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 特别是随着网络的普及, 学校也没有办法控制学生只接收好的信息。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我们的德育工作还只是注重知识的传授和学生行为的控制, 那必然会陷入无效的境地。为此, 在德育内容上, 我们应该与当前的社会现实相结合, 针对社会上的热点问题从正确的角度去引导学生;针对网络上各种各样的信息, 要教会学生怎么去伪存真;针对一些丑恶的社会现象要辩证地分析, 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 从而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陶行知说过:“好生活是好教育;坏生活是坏教育;高尚的生活是高尚的教育;下流的生活是下流的教育;合理的生活是合理的教育;不合理的生活是不合理的教育;有目的的生活是有目的的教育;无目的的生活是无目的的教育。”所以, 德育内容生活化要引导学生过好的生活、高尚的生活、合理的生活、有目的的生活。在具体的教育过程中, 我们应该根据教育主体的情况, 选择适合他们的生活, 按照学生成长的实际需要不断地充实教育的内容, 以活动为载体, 创设各种情境丰富学生的道德体验, 引导学生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此外, 我们还应该指导学生参加社会实践, 让学生在生活实践中认识生活、学会生活, 实现品格的自我建构。

3. 德育方式多样化

学校德育工作应该着眼于追求学生的道德内化, 就像陶行知先生所提倡的要“教学做合一”, 要在做上教, 在做上学。因此, 在课堂教学中, 教师不能只是说教式的教学, 应该利用多种先进的技术, 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把抽象的道德知识和理论转化为学生喜爱的活动或者游戏, 让学生能身体力行、亲身体会。同时, 学校德育还应该走出课堂、走出教室, 走向生活、走向社会。在德育方式上, 应该整合社会资源, 发动家长、社区、关工委等多方面的资源, 鼓励和带领学生进行生活实践, 通过志愿者活动、公益活动、亲子义工活动、学雷锋活动、夏令营活动等多种形式, 把课堂上学到的道德知识、道德观念与道德体验、道德修养结合起来, 真正做到知德与行德的一致。

综上所述, 生活德育作为一种德育理念的提出, 是实施素质教育的必然要求。道德教育必须从既定的理性世界走向现实的生活世界, 才会焕发出生机与活力。我们只有把德育与学生的全部生活结合起来, 才能不断提高德育的实效性, 推动学校德育工作的健康发展。

研究范式与理论秉承 篇10

关键词：价值创新,创业,范式,创业型领导

一、价值创新战略逻辑的兴起

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上, 有利可图是每个企业追求的目标, 但每个企业在收入、利润和增长方面的结果却各不相同。通过对高成长性企业和较不成功企业进行比较研究发现, 由于这两类企业采用了两种不同的战略逻辑, 即对企业战略最基本的、暗含的假设不同, 对待战略的方式不同, 导致了不同的结果。其中存在两种不同的战略逻辑:传统战略逻辑和价值创新战略逻辑。

传统战略逻辑的主导思维是保持竞争中的领先位置。在这种战略逻辑指引下, 为了追求竞争中的领先位置, 大多数企业都试图在竞争的每个主要方面都比竞争对手做得更好, 以提高自己的竞争力。当大多数企业都把注意力放在赶上或超过竞争对手时, 它们最终采用的战略在竞争的各个方面都趋向于同一化, 因为这些公司在设想自己在本行业中该如何竞争方面的一套基本信条是相同的。对于顾客是谁、他们看重什么以及本行业应该提供哪些产品和服务, 他们的看法基本一致。企业遵循传统战略逻辑的一致性越大, 竞争的趋同化程度也就越高, 最终结果可能只是大家仅在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或两者的结合上进行残酷的竞争, 可选择的竞争手段越来越少, 可挖掘的竞争空间也越来越小。

而高成长性公司则采用了与传统战略逻辑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 那就是价值创新的战略逻辑。价值创新的战略视野更加宽阔, 它并不刻意追求在竞争中的领先位置, 对赶上或打败竞争对手几乎不加考虑, 它们努力寻求的是通过价值创新使自己另辟蹊径。价值创新战略逻辑的特点在于企业抛开对原有产业或产品的传统看法, 把自己当作一个刚刚进入行业的新手来思考问题, 关注于广泛地需求, 寻求为顾客创造价值的因素, 力争为顾客创造一种完全不同的消费体验。在价值创新战略逻辑指引下, 企业跨越传统概念的产业边界进行思考, 追求的是创造新的市场空间, 去发现可以带来价值创新的因素, 从而获得了企业的高速增长。有趣的是, 虽然价值创新企业并不刻意去建立竞争优势, 但最终的结果却往往是他们在市场竞争中获得了最大的优势, 形成了新的战略模式。

在新经济时代, 以能为企业带来价值的知识要素为基础的价值创新已成为企业迅速成长的动力, 由价值创新所带来的企业现有市场的扩张和新需求的创造使其成为企业成长的最优战略选择。这种战略是非“零和”的, 它不但使企业获得可赢利性成长, 实现资本快速增值, 而且增加了新的就业机会和社会财富。从这点看, 价值创新实际上是企业传统战略升华为与知识经济发展内在要求相适应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必然结果。

二、创业与管理范式创新

价值创新逻辑的兴起要求高管团队不能再按照传统管理范式只是进行专业化和规范化的管理工作, 而是应当把实施以创新为中心的创业战略作为企业应对当今竞争环境下的必然选择。因此, 高层管理者不仅要从传统管理理论范式角度探究高管团队的一般职能管理问题, 还要从管理创新的角度分析高管团队如何通过以创新为核心的创业过程提高企业绩效的问题, 而后者则涉及了创业管理理论体系的范式问题。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创业精神日益深入人心, 创业活动的蓬勃兴起和展开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但是, 创业有着让人困惑的一面, 创业的世界不是整齐、有序、线形、具有一贯性和可预测性的, 而是常常出现一些似是而非的情况。例如, 看似没有潜力或潜力很低的机会可能会是一个很好的商机;你所在的组织规模越大、运作越有序、纪律越严明、控制越严格, 你对自己最终命运的控制能力就越小;创业需要周全的考虑、准备和计划, 但它基本上又是一件无法计划的事情。这一系列创业自身存在的矛盾和悖论表明, 高管团队必须擅长处理模糊、混沌和不确定性, 掌握颇有预见性的创业管理技巧, 这就需要廓清创业管理理论的体系框架。

目前, 创业管理理论体系的兴起和日臻成熟引起人们对以稳定性和有序性为基础的指导工业企业经营活动的传统管理进行反思, 并在传统管理和创业管理二者关系的问题上产生了争议和分歧, 出现了“替代说”、“阶段说”和“融合说”等不同观点。“替代说”认为创业管理与传统管理是两个不同领域, 创业管理根本不同于传统管理, 并优于传统管理。“阶段说”则认为创业管理与传统管理是两个不同的阶段, 创业管理研究新企业 (如中小企业等) ;传统管理主要研究现存的大企业。“融合说”是指创业管理和传统管理都存在自身的缺陷和不足, 因此两者有融合的趋势。这一方面表现为创业管理仍然沿用了传统管理的部分职能, 如计划、领导、控制等, 但这些内容的本质开始发生变化, 呈现“创业化”等特征;另一方面, 传统管理理论也增加了创新、变革等新的职能, 发生着管理基本假设的根本性改变, 也就是管理范式的转变。

本文认为, 创业管理具有其独特的属性, 不可能用传统的管理理论来解释, 也就不可能由传统管理来代替。正如D r u c k e r所言, “管理和创业是一体两面”, “不懂得管理的创业家, 不能存活很久;而不懂得如何创新的管理者, 也不会存活很久”。在当今日益动荡和变化的时代, “一个机构如果相信管理和创新是不同或是对立的, 则马上就会被淘汰”。创业管理与传统管理的关系体现在两者处于不断融合之中 (如图1所示) , 即传统管理与创业管理之间虽然存在明显差异, 但发展趋势不是谁“吞并”谁或谁替代谁的问题, 而是两者相互补充、相互促进, 最终形成一种新的理论或者说新的管理范式, 这对丰富管理理论和指导创业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三、创业理论与领导理论的融合

基于价值创新战略逻辑和管理范式创新视角, 可以发现创业理论与传统管理理论呈现出融合的发展态势, 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越来越多的研究反映出创业理论与领导理论不断地融合并形成发展了创业型领导理论。在最近几年的领导理论研究成果中, 创业的地位也日益凸现, 不断涌现出与上文所述管理范式创新相一致的情况, 即强调在快速变化和高不确定性环境下实现持续创新和变革的领导, 并形成了变革型领导等代表性观点, 推翻了传统交易型领导理论对领导者的工具性假设, 强调领导的鼓舞性角色, 主张激励下属为满足自我实现、人生价值以及潜在动机的需求而不断提升组织绩效。再如团队导向和以价值为本的领导理论, 都重强调领导者激发团队成员高参与度的能力, 主张领导者要高度自信地勾画理想愿景或蓝图, 设定一套卓越的价值观和行为来强化组织使命, 成为跟随者完成使命的榜样。可以说, 领导理论和创业理论日益交叉和融合。不再把在稳定环境下进行竞争分析的传统方法作为重点, 而是跳出了传统的计划、组织和控制的局限, 把领导重心放在了追求更加灵活和创新、具有创业属性的行为上。目前, 普遍存在两种对于创业看法:第一种是企业家英雄的故事, 主角是运用精力、努力、胆量以及好运气而扶摇直上的勇敢个人;第二类故事则承载了更多的希望, 它没有将焦点放在个人的身上, 而是放在了团队上面。这两种创业才干及精神的版本之间所存在的差别是深远的。第一种是赞扬了个人, 而第二种则称颂了工作团队甚至是整个组织。在一个全球竞争的世界里, 只有上述第二种版本的创业活动才能够为经济带来真正的希望。个人英雄主义的故事已经不再代表那种能够产生具有竞争优势的绩效的工作关心。我们依然需要个人的创业才干和精神。但是, 为了使整个组织乃至国家在当前以及未来不断提高竞争力, 我们就必须像曾经对个人企业家英雄所给予的荣耀那样对集体层面的创业才干及精神给予倡导。

近年来, 创业理论与领导理论的融合形成了一个新兴的研究主题——“创业型领导”, 研究者已经认同和初步解释了创业型领导在动态市场环境中对于企业发展变革的重要性, 认为创业型领导作为一种特别的领导方式, 是一种影响他人对资源进行战略性管理的能力, 它既关注寻求机会的行为, 也关注寻求优势的行为。在不确定性环境下, 创业型领导者必须不断地精心设计角色定义, 强调通过路径清晰来进行机会探索和价值创造, 利用积极的、创造性的发现导向掌控环境所带来的机会, 并且关注顾客、产品、取得预期的结果以及价值创造。总之, 创业型领导就是对企业家精神和专业化管理的整合, 其目标是实现企业家精神和专业化管理在企业成长过程中的协同效应, 表现为企业家精神和专业化管理在企业成长过程中不断获取、积累和逐步演进的动态过程, 而且二者融合需要依托团队甚至整个企业, 并与其他组织活动相互联系, 最终为公司构建一个竞争优势和技术增长的基础。

参考文献

[1]谭劲松.关于中国管理学科定位的讨论.管理世界.2006, 2:71-79.

[2]王重鸣, 阳浙江.创业型领导理论研究及发展趋势.心理科学.2006, 29 (4) :774-7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