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因素（共9篇）
税收因素 篇1
进入本世纪以来, 我国收入分配差距仍呈现不断拉大的趋势, 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引起了理论界、决策层和社会公众的普遍关注, 成为直接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税收作为政府调控经济运行的重要杠杆, 在实现收入公平、缩小贫富差距方面被寄予厚望, 但实际效果并不好。笔者以为, 当今的宏观经济政策、税收制度和征管环境制约了税收公平分配功能的发挥, 要切实增强税收的公平分配力度, 不能就税收论税收, 而应该深化改革, 综合治理。
一、某些原因形成的收入差距税收调节是无效或低效的
我国居民个人之间总体收入差距过大已是不争的事实, 按照国际惯例, 基尼系数0.4是收入公平与否的警戒线。而在国民收入分配与企业薪酬制度 (2010) 高峰论坛上, 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副主任彭建国介绍, 目前比较认可的数据是我国基尼系数已经接近0.5, 在2011年12月海口举行的第73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上, 李实指出, 当前我国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是基本事实, 收入分配不公也在恶化。我国的居民收入差距突出表现在城乡收入差距、行业收入差距、阶层收入差距等
(一) 城乡二元体制是城乡差距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以人均收入计算的城乡收入差距2002年为3.1倍、2008年为3.31倍、2009年为3.33倍、2010年为3.23倍、2011年为3.13倍。而按照世界银行的有关报告, 世界上多数国家城乡收入的比率为1.5:1, 这一比率超过2的极为罕见。尽管用人均收入计算的城乡收入差距远远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 但并不能客观反映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调查报告显示, 如果把城镇居民享有的各种实物补贴和社会保障因素考虑进去, 估计城乡收入差距可能要达到4倍、5倍, 甚至是6倍, 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是世界上最高的。尽管近年政府加大了对农村教育和社保的投入, 但这种趋势并未改观。
城乡之间由于自然条件和产业分布的不同产生收入差距是正常的, 但我国形成世界上最大的城乡收入差距主要原因是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二元体制。城乡二元体制表现在多个方面:二元的城乡投入政策, 建国以来国家财政对城市工业的投入远远高于对农村经济的投入;城乡二元的公共产品政策, 城市与农村在基础设施、教育、社会保障方面的待遇存在天壤之别, 严重制约了农村发展, 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对于二元体制造成的城乡收入差距税收调控是基本无效或至少是低效的, 关键是要推进城乡一体化改革。在财税政策上,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政府的重点应该在财政支出政策上。
(二) 行政垄断是行业差距过大的根本原因
本世纪以来, 我国行业之间的分配差距日益拉大, 且呈现难以遏制的趋势。统计数据显示, 2009年我国收入最高行业和最低行业的差距达到11倍。也有专家认为, 我国的行业差距已经达到了15倍。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认为, 垄断行业收入畸高是导致行业间收入差距过大的主要原因, 也是引起社会非议最大的诱因。2008年, 由国有企业垄断的石油、电力、电信、烟草等行业的员工人数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 而其收入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60%, 加上制度外收入, 差距会更大一些。
依据公共财政原理, 由于“市场失灵“会产生自然垄断, 反垄断是市场经济国家政府的基本职责, 而我国恰恰是不合理的政府政策形成了行政垄断。国家发展改革委就业和收入分配司编辑出版的《中国经济收入分配报告》认为“行政性垄断行业收入有1/3是靠各类特许经营权获得的”。
对于因行政垄断造成的垄断企业和竞争企业之间的收入差距税收调控的作用也基本是无效的。首先, 行政垄断的收入分配效应将引起社会机会的不均等, 从而进一步加快和固化收入分配的不合理状况。其次, 行政垄断往往会滋生腐败, 因此产生的收入差距收入税收调控是无效的。第三, 行政垄断造成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过分悬殊, 税收调控缺乏合理的基础。因此, 如果不能通过行政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抑制行政垄断, 无论怎样改革税收制度、加强税收征管, 行业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趋势也不能得到遏制。
(三) 非法收入和灰色收入是拉大不同阶层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
目前我国个人收入渠道五花八门、形形色色, 有学者将其概括为以下五种:白色收入、黑色收入、血色收入、金色收入和灰色收入。“白色收入”为有据可查、可控的收入;“金色收入”为财产收入;“黑色收入”指通过贪污受贿、偷盗抢劫、欺诈贩毒等违法手段获得的非法收入;“灰色收入”指介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收入;“血色收入”指黑砖窑、黑煤窑等以牺牲他人的生命和用鲜血榨取的收入。我国的收入分配问题实际上主要出在黑色和灰色收入上, 当然, “血色收入”也应取缔。“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造成了国民大量隐性收入的存在, 拉大了居民收入差距。王小鲁等人的研究表明, 2008年中国居民住户收入统计未包括的“隐性收入”至少为9.3万亿元, 其中, 在经济普查中未能包括进去的5.4万亿元可以称为“灰色收入”。隐性收入和灰色收入主要集中在高收入人群, 这使中国收入最高的10%家庭与收入最低的10%家庭的人均收入相差65倍。
非法收入和灰色收入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缺乏完备的打击、遏制非法收入的政策, 公权未得到有效监督, 腐败和对官员的职务消费缺乏标准和限制等。税收只能对合法性质的收入差距有效地起到调节作用, 而对于非法收入、灰色收入所造成的居民收入差距是不可能发挥作用的。
除此之外,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的东西部非均衡的发展战略是拉大地区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 不合理的分配制度是部门内部、企业内部高管与普通职工收入差距过分悬殊的重要原因, 要解决这些原因导致的居民收入过分悬殊, 税收也不是最有效的措施。
二、政府收入不规范导致税收的公平分配力度偏弱
政府收入规范的市场经济国家, 政府收入与财政收入的口径是一致的, 由于非税收入的规模小, 税收收入总额与财政收入总额差异不大, 用税收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比重就可以衡量宏观税负。一般而言, 政府组织的税收收入越多、宏观税负水平越高, 政府运用税收杠杆调节收入差距的功能越强。宏观税负水平较高的国家贫富差距往往较小。根据罗光等的研究, 宏观税负水平在30%以上的国家, 其基尼系数都在0.35以下。
但是, 我国却存在着宏观税负重与税收公平分配力度弱的矛盾, 根据福布斯2009年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 中国内地排名仍居全球第二。中国的富人约占总人口的20%, 但是他们上缴的个人所得税还不到国家个人所得税收入的10%, 中国富人的税收负担在世界上是最轻的。另外, 我国的税收收入总额由1994年的5126.9亿元增长到2010年的73202亿元, 17年间增长了15倍, 年均增长超过18%;在经济运行低迷的2011年税收收入仍是高速增长, 达到8.97万亿元, 同比增长22.6%。远高于同期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居民收入增长速度, 而与此同时, 我国的居民收入差距呈现日益拉大的趋势。
为什么我国会出现宏观税负重与税收公平分配不力的矛盾, 主要原因就是我国政府收入的结构不合理, 不符合市场经济和公共财政的要求。按公共财政的要求, 政府的职责是通过提供公共产品弥补市场失灵和缺陷, 税收是公民为取得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而付出的代价, 政府收入都应该纳入预算。但我国政府收入中除了税收收入外, 还包括相当数量的非税收入;除了有纳入预算的财政收入外, 还包括预算外收入甚至制度外收入。基于以上原因, 我国的宏观税负通过小、中、大三个口径进行分析: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为小口径的宏观税负、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为中口径的宏观税负、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为大口径的宏观税负。显然, 我国的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并不能衡量全体公民的实际负担。以2010的数据为例:全年GDP总量397983亿元, 税收收入总额73202亿元, 财政收入83080亿元, 小口径的宏观税负为18.4%, 中口径的宏观税负为20.9%。对于大口径的宏观税负很难有一个准确的计算。据周天勇曾测算, 2010年全国预算外的政府非税收入还有6万多亿, 由此可以推算出我国大口径的宏观税负已超过35%, 已达到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可以看出, 我国小口径的宏观税负水平低而大口径的宏观税负水平高, 公平分配力度强的税收收入所占政府收入的比重并不高, 而缺乏收入分配调节功能的土地出让金收入、探矿权和采矿权拍卖收入、行政性收费和罚款等非税收入在我国居民的实际负担中所占比重高。因此, 我国存在的宏观税负水平高而公平分配作用弱的矛盾是由于政府收入中非税收入特别是预算外非税收入所占比重过大这种不合理的政府收入结构造成的。
三、税收制度本身的缺陷制约了公平分配职能的发挥
(一) 公平分配的税种体系不健全
反映居民富裕程度和负税能力的因素有:收入水平、财富存量和消费水平, 税收对收入差距的调节应通过对收入的取得、消费、财富存量及转让等多个环节综合发挥作用。依据税收原理, 具有公平分配职能的税种主要包括:个人所得税、消费税、遗产与赠与税、社会保障税、物业税等。但是, 我国目前对收入差距的税收调控主要依赖个人所得税, 其他相关税种或者没建立或者功能不足。例如:我国已形成很大的富人群体但尚未开征遗产与赠与税, 2011年4月1日发布的《2010胡润财富报告》显示, 全国有87.5万个千万富豪和5.5万个亿万富豪;我国的社保基金在强制性和公平分配力度上都不及社会保障税;2003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上, 我国政府首次提出开征物业税, 但时至今日仍遥遥无期, 现有的房产税基本不具备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因此, 从现有税种设置来说, 我国对收入差距的调节重收入流量而不重视财富存量, 富人阶层的财产性收入远高于低收入群体, 仅对流量收入进行调节, 并不能改变形成收入差距的基础, 税收调控不力是显而易见的。
(二) 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对收入分配具有累退性
税制结构是指主体税种的选择及不同税种之间的关系问题, 不同税种的收入调节功能有较大差异。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等对商品劳务征收的流转税税负易转嫁属间接税, 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决定了中低收入群体是这类税的主要负税人, 流转税中除消费税外, 增值税和营业税的公平分配功能弱;个人所得税、财产税等直接税由于税负难以转嫁、多采用累进税率征收等原因其公平分配职能大于间接税。因此, 以所得税和财产税等直接税为主体税种的税制结构公平分配的力度强, 以流转税为主体税种的税制结构以筹集财政收入为主要目标, 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弱。
我国现行税制结构就是一个有利于组织财政收入, 而不利于公平分配的税制结构。流转税比重过高, 而公平分配功能最强的个人所得税十分有限。虽然进入本世纪以来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有了较快增长, 但在整个税收收入中所占比例仍然偏低。2011年我国的税收收入达到89720亿元, 其中, 包括增值税、营业税和消费税在内的流转税所占比例超过60%, 个人所得税的比例只有6.7%, 而发达国家个人所得税占税收收入的比例通常在30%—40%之间, 有的国家甚至高达50%以上;发展中国家这一比例也在10%左右。根据周小林、胡斌的研究, 在我国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过程中, 商品课税与个人所得税所起的作用是相反的, 商品课税不仅扩大了收入分配差距, 还大大抵消了个人所得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
(三) 某些税种的制度设计不利于缩小收入差距
1. 个人所得税制度设计存在缺陷。
(1) 分项课征模式不能体现“公平税负, 量能负担”的原则。分项、按月 (或次) 课征相对于综合各项所得按年课征相比, 前者的显著缺陷在于:高收入群体更容易分解收入、达到避税、逃税的目的;在同等收入水平下, 所得来源多的居民因扣除项目多而少交税, 而所得来源单一的工薪阶层因扣除项目少而多交税。 (2) 对“三费一金”的扣除存在明显的“劫贫济富”, 由于我国行业之间的工资收入差异很大, 导致一些高收入行业职工在税前扣除的“三费一金”超过低收入行业职工的工资总额而加大收入差距。 (3) 资本利得税的缺位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贫富分化。我国的股票转让所得不征收个人所得税, 导致以劳动所得为主要所得来源的低收入群体的税负高于以资本利得为主要来源的高收入群体。
2. 房产税的的制度设计存在弊端。
首先, 我国现行房产税的征税范围是企业的经营性房产, 居民个人所有的非经营性房产即便是高档别墅也不征税。其次, 2011年开始在上海、重庆进行的房产税试点也主要是针对增量房产, 对于在近年来房价暴涨中获得巨大利益的存量房产所得者的既得利益并未触动, 因而基本不具有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
四、税收征管环境不佳加剧了个人所得税的逆向调节
我国税收的公平分配主要依赖个人所得税, 而个人所得税能否有效发挥调节作用, 是需要一定的社会基础条件作保障的。如果条件不具备, 即使税制设置非常合理, 征管制度非常严密, 也难以发挥其作用。我国目前恰恰不具备个人所得税发挥调控作用的基础条件。
首先, 我国目前个人收入分配机制混乱和非规范化为税务机关监控个人收入增大了难度, 甚至有些收入税务机关根本不可能监控。在不少行业, 职工收入除了货币收入以外, 还有大量的实物收入;除了有工资单上的收入, 还有工资单以外的收入。我国的实物福利和职务消费在个人收入中占有相当比重且行业之间差异大, 非货币收入的普遍存在加大了监控难度。工薪阶层成为个人所得税纳税的主力军, 而高收入群体占比不高, 主要原因就在于前者的收入在税务部门掌握之中, 而后者的收入来源多、且形式多样, 税务部门难以掌握。
其次, 信息化水平也难以适应个人所得税征管的要求。自2000年4月1日起, 我国正式推行个人银行存款实名制, 但由于个人可以凭同一张身份证在多家银行开立账户, 银行之间、银行与税务机关之间信息不能共享, 这种存款实名制是有名无实的, 难以起到监控个人收入的作用。我国年所得12万元以上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的人数远低于预期, 这足以说明信息化水平难以满足个税征管要求。
第三, 社会缺乏有效的个人信誉评价机制。社会公众对偷盗、抢劫等一般财产犯罪深恶痛绝的程度远高于偷漏税, 偷漏税者并未因此降低社会对其评价、增加交易成本。除此之外, 公民依法纳税的法律意识不强、货币收入中现金结算的比例高都影响税收的征管和公平分配作用的发挥。
总之, 导致我国收入差距过大、贫富悬殊的原因复杂, 制约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因素很多, 要切实增强税收的公平分配力度, 不能就税收论税收, 而应该深化改革, 综合治理。
参考文献
[1]任毅, 易淼.贫富差距的学理演进与引申 (J) .改革, 2011 (2) .
[2]安体富, 刘翔.促进居民收入合理分配的税收政策研究 (J) .税务研究, 2011 (12) .
[3]杨宜勇, 池振合.我国收入分配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对策 (J) .税务研究, 2010 (9) .
[4]罗光, 萧艳汾, 刘晓强.浅析我国税制的收入分配职能 (J) .税务研究, 2009 (9) .
[5]丁长发.“双失灵”下我国收入分配问题研究 (J) .经济学家, 2010 (12) .
税收因素 篇2
中小企业税收筹划的风险因素分析
摘要：经济竞争的日趋激烈，让中小企业不得不面临着降低成本的压力。在收入、成本、费用等条件一定的情况下，减轻税负自然而然成为企业提升自身竞争力的追求目标。一种能合法地减少应纳税款，节约税收支出，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方法——税收筹划，成为7纳税人的合理选择。然而，收益总是伴随着风险。本文正是从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对税收筹划认识的局限性、成本收益风险、政策因素、执法因素四方面分析了税收筹划的风险性所在，以便能更好地利用税收筹划手段，实现企业收益的最大化。
关 键 词：税收筹划风险政策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中小企业的发展在良好的宏观环境下如同雨后春笋般倔起，据不完全统计，在全国工业企业法人中，中小企业占工业企业法人总数近95％，中小企业的发展对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具有重要的影响。①但在中小企业的发展中，往往会遇到一些涉税难题，不同的企业往往采用不同的办法，有按税收政策正确运用的，也有偷税漏税最后被税务机关发现处罚的，更有由于对税收政策的不了解多缴税款的，无形中加大了部分企业的税负。随着人们法制观念的增强，日前许多中小企业都意识到税收筹划对降低企业税负的里要性．也迫切需要通过合理的税收筹划来规范企业的经营行为，为企业发展提供动力。然而，收益总是与风险并存的，中小企业在自身搞税收筹划时，被税务机关查处的为数不少。相比较“跨国企业每年在中国避税接近300亿元”的说法，我们更有理由关心中小企业税收筹划的风险因素所在，以便更好地探求如何进行税收筹划来使企业收益最大化。
企业在财务决策时，寻求其经济行为与政府税收政策意图的契合点．对企业财务活动的全过程系统地预先筹划与安排，通过纳税方案的优化选择，获取税收利益，但利益的背后往往隐藏着风险。这种风险产生的原因在于税收筹划的预先计划性与筹划方案执行中的不确定性和不可控因素之间的矛盾。而这种矛盾的产生与经济环境，国家政策，企业自身的特点和活动的不断交化密切相关。中小企业的相对规模小，不健全的会计核算制度和财务管理水平也加剧了税收筹划的风险性。
中小企业的特点及税收筹划风险因素
(一)中小企业的特点
中小企业行业种类繁杂，行业门类齐全、所有制形式多样化．投资规模小．资金、人员少．竞争力、抗风险度差，个别企业的投资人和经营管理者为了企业或个人的利益，往往重经营、重效益，而忽视对企业财务的重视程度，忽视对国家税收政策的研究和运用。再加上这些企业往往经营规模不大，在企业内部的经营机构和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上都较简单，没有太多的管理层次，有的企业会计机构设置很不规范，有的独资小企业甚至不没置会计机构，临时从社会招聘—些兼职会计，目的就是出出报表，交交税，根本无从谈起规范管理、规范经营，即使设置会计机构的中小企业，—般也是层次不清、分工不太明确、会计人员业务素质、业务水平不高。各项管理制度不够规范，会计核算的随意性大，造成对国家的各项税收政策理解不够，存在各种各样的税收风险。
(二)对税收筹划认识的局限性
1．对税收筹划概念认识不足。税收筹划指的是纳税人依据所涉及的现行税法，在遵守税法、尊重税法的前提下，运用纳税人的合法权利，通过对经营、投资、理财活动的事先筹
划，减轻税负并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税收筹划活动是企业财务管理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偷漏税有着根本的区别。税收筹划讲求的是合法性、筹划性、日的性，在合法性原则、行为流程、方法手段上都不同于偷漏税。如果中小企业管理决策层和相关人员对税收筹划不了解、不重视，甚至认为税收筹划就是搞关系、找路子、钻空子、少纳税．那么企业关注的往往是税收筹划的短期效益，印忽视期间的资金技术投入。受利益的驱使以及对税收认识的局限性．最后企业选择了偷逃税等违法道路实现利润的最大满足．走上犯罪道路。
2．税收筹划目标不明确。税收筹划只是一种方法、手段，筹划方案应该纳入整体经营决策中考虑。税后利润最大化也只是税收筹划的阶段性目标，而实现纳税人的企业价值最大化才是它的最终目标。因此，税收筹划要服务于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为实现企业战略管理目标服务：如果企业税收筹划方法不符合生产经营的客观要求，过多地关注筹划的减税效应而扰乱企业正常的经营理财秩序，那么将导致企业内部经营机制的紊乱，最终招致企业更大的损失风险。没有认识到达一点，可能会做出错误决策。有些企业或许为了降低所得税而铺张浪费，增加不必要费用开支；为丁推迟获利以便调整减免期到来而忽视经营，造成持续亏损。所以企业在进行税收筹划时，要具备整体全面长远的眼光。认识到税收的筹划需要各部门的相互配合和协调，注意税收和非税收因素，有的方案虽节省了税款，却增加了机构设置费、运费等非税支出。企业的税收筹划目的要服从于企业财务管理大目标，明晰企业长远战略。总之要树立这样的观念：税收负担的减轻并不等于资本总体收益的增长。如果有多种选择．纳税不一定最少但企业总体收益最多的方案即是最优方案。
(三)成本收益风险
税收筹划作为一种经济行为，与其他经济活动一样，在开展之前必须进行成本收益的分析。税收筹划的成本除了开展该项活动所发生的全部实际成本费用的直接成本外，还有隐含成本，即机会成本和风险成本。
直接成本是指为取得税收筹划收益而发生的直接费用。例如，设计税收筹划方案而付出的人财物等均表现为直接费用的耗费。
隐性成本是指纳税人由于采用拟定的税收筹划方案而放弃的潜在利益。隐性成本实质上是一种机会成本，在税收筹划实务中一般容易被忽视。例如，国家规定公司国外投资所得只要留在国外不汇回，就可以暂不纳税，企业当然可以采用这种延期纳税的方式节税，相当于得到了一笔无息贷款。但也正是由于纳税人采用这一获得税收利益的筹划方案而增加了资金占用，资金占用量的增加实质上是投资机会的可能丧失。这种因为资金占用的增加引起投资机会的丧失，就是机会成本。又比如，一家位于低税率区域的公司，到一高税率区域设立分公司或子公司时．单从减少税收负担的角度来考虑，在高税率区域设立非独立核算的分公司比设立独立核算的广公司效果好。但如果考虑二者深层次差异，如分公司无独立经营决策权，不能独立地对外签署合约等因素，将会给公司资本流动及运营带来很多不利的影响。当这种隐性成本大于单一的节税利益时，设立分公司就成了一个得不偿失的筹划方案。
企业须注意的还有风险成本即税收筹划方案因设计失误而造成的筹划目标落空和筹划过程中因选用方式不妥而要承担的法律责任所发生的有形无形的耗费。例如，筹划方案中使用的避税手段被识破而使筹划目标落空；筹划小隐含的逃税行为被认定而要承担的法律责任等。因此，在进行税收筹划时，筹划者必须充分评估其筹划收益和为获取筹划收益所形成的各种确定的和不确定的成本。只有在筹划收益大于筹划成本时，税收筹划才有可取之处，才
是适合利润最大化的目标。
然而，在税收筹划实务中．企业常常会忽视这样的机会成本，特别是小小企业，因为筹划的税收收益相对于微小的利润来说更弥足珍贵，所以他们更关注筹划成功后的税收收益，而忽略成本，从而产生筹划成果与筹划成本得不偿失的风险。
(四)政策因素
税收筹划利用国家政策节税的风险称为政策风险，包括政策选择风险和政策变化风险。政策选择风险指政策选择正确与否的不确定，这种风险产生的主要是筹划人对政策精神认识不足、理解不透、把握不准所致。即筹划人自认为采取的行为符合国家的政策精神，但实际上不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例如某服装厂接受个体经营者代购的纽扣，们由于末按要求完成代购手续，在税收检查时被税务机关确认为接受第三方发票，不仅抵扣行为被撤消，而且还受到相应的处罚。
政策变化风险是指政策时效的不确定性。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体现国家的产业政策，及时调整经济结构，一个国家的税收政策不可能是固定小变的．总是要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作出相应的变更，对现行的税收法律、法规进行及时地补充、修订或完善，不断废止旧政策，适时推出新规章。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的税收政策总是具有不定期成相对较短的时效性，企业不得不考虑重新改善税收筹划方案的成本代价。例如，从1998年1月币1999年12月，为了抵御1997年席卷全球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刺激外贸出口．国家税务局先后6次对出口退税政策进行了调整．全国平均综合退税率提高了3个百分点；从1999年到2001年3年内，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和国内外各种经济贸易形势的发展，我国出口退税政策变动了11次。从中可以看出，政策的变更性。因此，政策的这种不定期性或时效性将会对企业的税收筹划(特别是中长期税收筹划)产生较大的风险。
(五)执法因素
税收筹划与逃税本质上的区别在于它是合法的，是符合齐法者意图的，但现实中这种合法性还留要税务行政执法部门的确认；在确认过程中，由于税务行政执法存在偏差或不规范，从而导致税收筹划风险。因为无论哪一种税，税法在纳税范围上都留有一定的弹性空间，只要税法未明确的行为，税务机关就有权根据自身判断认定是否为应纳税行为。其结果是：企业合法的税收筹划行为，可能由于税务行政执法偏差导致税收筹划方案成为一纸空文，或被认为是恶意避税或偷税行为而加以处罚；或将企业本属于明显违反税法的税收筹划行为暂且放任不管，使企业对税收筹划产生错觉，为以后产生更大的税收筹划风险埋下隐患。
参考文献：
1.方卫平：《税收筹划》，上海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贺志东：《纳税筹划》，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
3.计金标：《税收筹划概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4.毛夏鸾：《税收筹划教程》，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5.张艳纯：《企业纳税筹划》，湖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地方税收收入的影响因素及分析 篇3
关键词：税收收入；区域发展政策；产业结构
引言
税收收入与区位因素及产业结构息息相关。我国采取了一系列的区域发展战略，这些会带来省份间产业结构与发展水平不同。这一切就会反映在地方生产总值和税收收入中。因此，通过比较我国各省的生产总值和税收收入，有利于找到各省发展的差距，并为评价和制定地方财税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郭庆旺（2006）等人发现：东中西部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东部平均税收增长率和税收负担水平高于中西部。
一、数据选择及分析方法
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包括从2007年到2012年我国各省的地方税收收入与生产总值。在计算地方税收比例系数时，选取了各省的税收收入与生产总值作为依据。将各省的税收收入与地方生产总值加总后，可计算出全国平均税收比例系数。分析中使用的比例系数=税收收入（总值）/生产总值（总和）。影响因素有两个：税收收入和生产总值。东中西部的划分采用全国人大六届四次会议通过的方法。
二、结论及数据分析
（一）全国平均比例系数
全国平均比例系数如下图所示：
可以看出，全国平均比例系数在2008年略有下降，在之后就稳步上升。
（二）省份比例系数分类
将计算出的各省的比例系数按照大小顺序排列后，以全国的平均比例系数做为分类的一个标准，可将计算出的数据分为以下几类：系数较低（0.050-0.069），系数低（0.070-0.079），系数高（0.080-0.099），比例系数较高（0.100以上）。
（三）省际数据分析
总体来看，大多数省份的比例系数在2007年至2012年间，呈增加趋势。从区域分布来看，东部地区的税收比例系数高于中部。以2012年为例，比例系数在0.100以上的省份中，有京沪，也有发展水平较低的云南和西藏。广州的比例系数相对于京沪较低。从产业结构的构成来看，所有的省份中，农业为主的省份的比例系数都相对比较低；而第三产业为主体的省份的比例系数都较高。
三、影响因素
税收比例系数的影响因素有：
（一）区域政策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大致呈“梯度推进”，[1]可分为四个阶段：沿海经济特区；沿江沿海地区；西部地区；区域协调共同发展。[2]
发展早的省份，产业结构有利于获得更多的税收，经济水平较高，在竞争中有优势，地方税收收入较高。
（二）区位优势
沿海沿江省份的发展具有区位优势。沿海省份有不错的地理位置；沿江省份利用得天独厚的水运优势。此外，我国沿海地区较早接受了当时比较先进的产业模式，因此已经有了发展需要的先天优势。
中西部省份所处的地形多是平原、高原或山地。被定位为“农业大省”的省份，农业占比过大，带来的税收不多。且国家于2006年彻底取消了农业税。有研究表明，2006年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对地方政府税收收入影响很
大[3]。西南地区多是高原和山地，增加了运输成本，不利于贸易的发展，因此该地区税收收入低于东部地区。
（三）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决定税源结构，从而决定税负水平。[4]农业中的税收比服务业低。因此不同的产业构成，必然会导致税收收入水平的不同。第一产业占的比重过大，会减少税收收入；而第三产业的比例较大时，则会大幅度提高税收收入。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2年的数据，分别选取了东中西部一些省市三大产业增加值。经过数据汇总和简单的计算，得出一下结论：
北上广的第一产业比重都很低；第三产业较高的是北京（76%）和上海（60%），广东接近50%。按2012年数据计算，北京（0.175）和上海（0.170）比较接近，广东（0.089）较低。可以认为：经济发展水平相差不大的省份，第三产业占比越大，税收收入越高，比例系数就越大[5]。
黑龙江、湖南和西藏的第一产业比重大于10%，且二三产业占比较接近。湖南（0.050）和黑龙江（0.061）的比例系数相差不大，西藏的高达0.100。原因在于西藏的生产总值（701.03亿元）较低。因此，当产业结构相似，但地区生产总值相差较大时，税收的高低用比例系数判断就不再合适。
云南独享四季宜人的气候，推动了旅游业的发展。地形和气候推动了烟草的发展。因此，云南凭借独特的旅游和烟草，丰富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地方的税收收入。
四、对策
各省的税收收入存在差异是不可避免的。国家在允许适当差异存在的同时，还应采取促进中西部地区发展的措施，避免差距过大。
首先，税收优惠应当向中西部倾斜。东部地区本就有发展的基础，又是国家改革的试点，产业模式已经相对成熟。面对收入差距正在扩大的现状，国家应将政策的重心更多地转移至中西部的省份。
其次，给予“产粮大省”更多的机遇与政策。税收优惠在经济结构调整，特别是产业结构调整、引导企业投资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由于农业带来的税收并不多，不利于第一产业占比较大的省提高税收收入。因此，针对“产量大省”，国家应制定适当的发展计划，推动二、三产业与农业的融合；在确保第一产业发展的同时，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缩小地区收入差距。
参考文献：
[1]陈光林.地区间宏观税负差异的分析[J].山西财政税务专科学校学报，2008，8.
[2]上海财经大学公共财政研究中心.《2011中国财政发展报告》[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企业税收负担及影响因素分析 篇4
企业是我国税收的主要承担者,税收负担过重,虽然可以短时间内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但从长远来看,必然影响企业发展,进而影响经济的整体增长形势。随着我国税收的高速增长,其增长速度是否符合经济增长轨迹?是否对经济增长起到了促进的作用?本文通过多口径测算税收负担、多层次考察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对税收负担的合理区间进行了分析,对于认清企业发展状况,促进企业发展,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1 理论研究
进入20世纪以后,经济学体系逐步完善,经济学家也加深了对税收和税收负担的理解。税收是国家收入的主体来源,伴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税收收入和税收负担是对同一对象不同角度的定义,从国家角度纳税人纳税形成税收收入,从纳税人角度则形成税收负担,税收收入是计量税收负担的指标依据。税收负担(简称税负)是指纳税人承担的税收负荷,即纳税人在一定时期应交纳的税款。税收负担作为税收核心的灵魂,体现了国家的税收政策,直接关系到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也是税收发挥经济杠杆作用的着力点。
税收负担随着国家税收制度的确立而形成,而纳税人承担税收负担的能力则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经济增长通常是指一定时期的物质产品和劳务的总产出即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率,考察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就是要分析税收变动和GDP增长率两者之间的联系。合理的税收负担可以刺激企业发展,促使经济增长,反之,税收负担超越了纳税人的承受范围,则会掣肘企业的发展。
2 企业税收负担影响因素分析
企业税收负担的变化,其影响因素大致可分为经济因素、制度因素和企业自身因素三大类。
2.1 经济因素对税收负担的影响
影响企业税收负担的经济因素主要有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宏观经济政策这三方面。
首先,税收负担的承受能力受社会经济供给能力的约束。有研究指出,发展中国家税收收入占GDP比重一般为20%~30%,发达国家则为35%以上,由此可见,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国内生产总值越高,相应的承受税收负担的能力也就越强;
其次,经济结构对税收负担也有一定的制约,其中对税收负担影响最大的当属产业结构。产业结构由低级的农业社会向高级的工业社会发展,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带动经济增长模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税源也随GDP的增长而同步、甚至更快增长。在这一过程中,税制也须做出相应调整,才能促进经济增长。
最后,国家利用扩张性经济政策、紧缩性经济政策、平衡性经济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调控不同地区、不同部门的税收负担,以防经济出现区域性或部门性的过冷或过热,例如西部大开发时期,为了促进经济增长,针对西部大开发专门制定的优惠税收政策。
2.2 制度因素对税收负担的影响
影响企业税收负担的制度因素主要有财政收支体制和税收制度这两方面。
首先,财政收支体制中,财政支出的来源是税收收入,换言之,财政支出越大,税收负担越重,而财政支出规模的大小主要取决于政府职能范围和财政支出的效率。政府职能主要包括确保国有资产增值保值、调控国民经济平衡发展的经济职能,和承担建设经济基础设施的公共财政职能。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的高低直接影响着税收支出规模的大小,意思是资金使用效率高则同样的职能只需要较少的资金就能完成。其次,税收制度直接影响着税收负担的形成。税收制度的构成要素:征税范围、对象、税率、计税依据、减免税优惠政策等和税种都会对税收负担造成影响,税收负担随着这些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合理的税收负担会促进经济的增长。
所得税税负率指应纳所得税额与主营业务收入的比值,是企业的重要经济指标之一,税务机关通过信息采集、抽样等一系列程序后建立电子档案,用以得出不同行业的所得税预警率,通过不同行业间的所得税税负率与预警税负率的对比研究,有利于不同行业的所得税税负水平的研究。以烟草行业为例,烟草行业税收负担较重,增值税比重为7.74%,而主营业务税金附加及比重却高达84.36%,主要是由于我国针对烟草行业实施的较高的流转税政策有关;反观煤炭开采行业,增值税比重为67.1%,而总体税收负担仅为10.9%,为了符合节能减排政策,采用较高的税收负担,限制其发展。
2.3 企业自身因素对税收负担的影响
企业自身因素,例如公司规模、投资报酬率、资本密集度、资产负债率、存货密集度、管理水平、股权结构等都会对税收负担造成影响。不同企业,企业规模往往不同,长久以来各国学者对公司规模与实际税收负担之间的关联进行了分析,但并未得出确切结果,部分学者认为企业规模大,可以运用自身优势向政府寻求更大的税收优惠政策,也有学者认为企业规模越大,其有效税率则越高,实际税收负担也就越重,两者关系究竟如何,还需要进一步验证。投资报酬率作为影响税收负担最重要的因素,企业规模与投资报酬率呈正向关系,也就是说投资报酬率越高,应纳税额越多,税收负担也就越大。反之,投资报酬率越低,应纳税额越少,税收负担也就越小。资本密集度指固定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资本密集度越高,实际税率越低,企业的实际税收负担越低,企业资产负债率越高,实际税收负担越低。存货密集度是指存货占总资产的比重,存货密集度越高,说明企业流动资产的比重越高,因此存货密集度越高,企业税收负担越高。关于管理水平对于税收负担的影响目前还没有定论,大部分学者认为企业管理水平越高,员工工作效率也就越高,产品生产效率提高,成本下降,企业营业能力进一步增强,也有学者持相反的态度。关于股权结构对于税收负担的影响众说纷纭,一部分观点认为总股本含有的国有股份越高,缴纳的税款越多,税收负担越重,也有另一部分观点认为,总股本中含有的国有股份越高,则可争取更多的优惠政策,税收负担越轻。
3 结论与建议
当前我国企业处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阶段,企业税负在8%左右,且有上升趋势,企业收税负担较重。为了协调发展,有必要调整税收优惠政策的扶持方向,促进经济的平衡发展,降低企业实际税收负担。另外,提高企业管理水平也是有效降低企业税收负担的有效手段之一,企业应注意及时更新财务税收政策信息,降低税务成本。
参考文献
[1]孙晓妍,盖地.盈余管理、受托责任关系与企业总体税负——基于企业经济资源视角的面板数据分析[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4,(1):114-120.
[2]郭佳,扶涛,杨青.我国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影响因素分析——以云南省为例[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5,(2):57-61.
[3]王素荣,徐明玉.房地产行业税负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房地产开发与经营上市公司的数据.国际商学院,2012.
[4]刘建民,李桂英,吴金光.汽车制造业税负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上市公司财务数据[M].湖南: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2013.
税收结构影响因素及演变轨迹 篇5
税收结构是指一个国家根据其经济发展情况和财政需求, 设置若干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协调、相互补充的税种, 以及在这种税收配置下形成的税收收入结构。税收结构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税种结构, 二是税收收入结构。
税种结构是指税收体系中包括的各个税种以及各税种之间的关系, 其中心内容是一国的税收制度中所有税种的分类以及主体税种和非主体税种的划分。税种结构是一个国家税收制度的重要内容, 它从税种的选择和税收结构方面反映了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所实行的税收制度的总体格局以及这种税收制度所能发挥的作用。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政府在经济领域调节资源配置职能的强化, 税收的职能已经从单一的收入手段逐渐深入到了宏观经济调控和收入再分配领域, 税收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各个经济环节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针对不同税种各自的特征, 世界各国一般都采用由多个税种组成的复合税制模式, 各个税种既相互独立, 又相互协调、互为补充。
税收收入结构是指各税种在税收收入中所占比重的不同, 反映其收入手段和经济调节能力的不同。按照这种能力的大小, 可以划分为主体税种和辅助税种。一般来说, 主体税种和辅助税种的选择主要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国民经济结构等客观经济条件, 当客观经济条件发生变化时, 主体税种和辅助税种的选择也会发生变化。
一般税收领域中所涉及的主要税种包括所得税、社会保障收入、商品税和关税4种税收。
所得税是对所得征收的一类税, 包括企业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是对企业所得征收的税, 在一些国家也被称为公司所得税或法人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是对个人所得征收的税。社会保障收入在有些国家是以社会保障税的形式存在的, 而在有些国家则以非税收入的形式存在, 这体现了不同国家社会福利基金筹集方式的不同。商品税是以生产与销售的货物或服务为对象征收的一类税收, 又被称为货物与劳务税 (taxes on goods and services) , 一般包括增值税、销售税、流转税、消费税以及其他针对货物与劳务课征的税种。关税是对进出关境的货物与物品征收的一种税, 是专为处理商品进出口中的税收问题设立的一个特殊税种。目前世界各国的关税大都由海关征收和管理, 一般包括进口关税、出口关税和过境关税。
2 税收结构的影响因素
2.1 经济因素
经济因素以两种方式影响着税收结构的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结构的变化, 税基的构成和税收制度的制定所依据的“税收把柄”随之发生变化, 税收结构也会因此发生相应的变化。同时, 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取向也会因为经济的发展而发生变化, 政府会因政策取向的不同而制定不同的税收制度, 税收结构也必然随之发生改变。
2.2 政策取向
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向主要是经济政策目标在公平和效率之间的选择问题。政府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时使用的主要工具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而税收对经济和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在财政政策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不同, 所制定的税收政策就会不同, 税收结构自然也不同。如果一国的政策目标是保证经济运行效率, 提高经济增长速度, 就会选择以对经济运行影响较小的间接税为主体税种的税收结构模式;反之, 若国家的政策目标更注重保证社会公平, 那么以具有很好的调节收入分配能力的现代直接税为主体税种的税收结构模式就成为一种必然选择。
2.3 国际经济一体化
经济总量小且经济开放程度比较高的国家经常由于竞争原因被迫效仿其他国家的税收制度模式, 从而形成与本国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但与被模仿国家相似的税收结构。比如英国和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降低所得税税率的行为, 很快便被多数发达国家所效仿, 形成了一次范围广泛的税制改革。
2.4 不同税种的弹性作用
由于不同税种具有不同方向和大小的弹性, 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 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 税收结构也会发生变化。
所得税, 尤其是实行累进税率的个人所得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会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和通货膨胀而上升。由于税率表的累进性, 随着由于经济增长带来的实际收入和通货膨胀带来的名义收入的增加, 纳税人会进入更高的税率档次, 之前由于收入过低而不纳税的纳税人也将开始缴纳所得税, 就会造成所得税和直接税比重的提高。
社会保障税方面, 由于多数国家对计算应缴社会保障税的薪金收入基准规定了上限, 一旦超过上限, 社会保障税的边际税率则为零, 因此社会保障税具有累退的性质。随着收入的提高和通货膨胀的影响, 社会保障税在税收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将会下降。但是由于参保人群的扩大以及社会保障税指数化的推行, 社会保障税比重由于经济发展原因而下降的可能性很小。
商品税方面, 以价值量为计税依据并实行比例税率的商品税, 其占税收收入的比重不会因收入水平或通货膨胀的因素发生变化。而以实物量为计税依据的商品税, 在通货膨胀的影响下, 其占税收收入的比重则会下降。
3 税收结构的一般演变轨迹
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 西方国家税收结构大体经历了以直接税为主体, 到以间接税为主体, 再到以现代直接税与间接税为“双主体”并重的发展过程。税收收入结构是随着人均水平和经济结构进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而变化的。
3.1 以直接税为主体的税收结构
在早期奴隶制和封建制国家中, 税收收入以直接税为主。在这种国家形式下, 人均收入水平和经济结构进化程度都不高, 自然经济处于统治地位, 而商品经济处于从属地位。在这种情况下, 家庭是基本且主要的生产单位, 征税点十分分散。政府无法从其他方面征收足够的税收, 只能以土地、人口等外部特征明显的生产条件为课税对象, 采用直接对人或物进行课征的人头税、土地税、房屋税和户税等直接税, 才能保证收入的充分和可靠。这些相对简单原始的直接税, 大部分是按照课税对象的外部特征来规定税额的, 如人头税是按照家庭人口数量来进行课征的, 土地税是按照纳税人所拥有土地的数量来进行课征的。
3.2 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收结构
随着人均收入水平和经济结构进化程度的不断提高, 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 尤其是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以后, 大量的产品作为商品涌入市场, 出现了新的可供课税的对象。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 西方国家奉行古典经济学派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 税收政策的制定主要遵循中性原则, 以追求经济效率作为税收的首要目标。在这种背景下, 西方国家一方面对国内生产和销售的消费品征收国内消费税;另一方面, 为保护本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 对国外制造和输送进口的产品征收关税。这一时期的税收收入结构一般是以关税为中心、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收收入结构。例如, 英国1750年的税收收入为750万英镑, 其中关税和消费税这两项直接税收入达到了500万英镑, 占税收收入的67%, 而财产税、土地税等直接税合计只有220万英镑, 只占税收收入的29%。
3.3 以现代直接税为主体的税收结构
随着人均收入水平和经济结构进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 逐渐暴露出了以关税为中心、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收收入结构与资产阶级利益之间的冲突:保护性关税成了制约资本主义自由发展和向外扩张的不利因素;同时, 对生活必需品的课税虽然保护了自给的小生产者, 但是不利于资本主义对外扩张占领国际市场;间接税的增加还提高了物价水平, 从而引起人民的反抗, 动摇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 也满足不了战争支出对财政收入的巨大需求。而与此同时, 人均收入水平和经济结构进化程度的提高也带来了个人和公司所得额的稳定上升, 形成了更为丰裕的税源, 为实行所得税创造了前提条件。而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军费开支的大幅增长, 则促进了西方各国建立以所得税为税收收入主体的税制结构;另外一些国家 (法国等) 则建立了以现代间接税 (增值税) 为主体的税收收入结构。同时, 随着福利国家的兴起, 社会保障支出在政府公共支出中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 进而使得社会保障税在税收收入的比重也越来越大。在以直接税为主的国家中, 美国1945年包括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税在内的直接税收入在政府税收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达到了83.7%, 远远大于间接税。在以现代间接税为主的国家方面, 自法国在20世纪50年代率先开征增值税后, 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征收增值税。到2008年, 世界范围内已有143个国家开征了增值税;在OECD的30多个成员国中, 只有美国仍未开征增值税, 依然征收销售税。
3.4“双主体”税收结构
20世纪70年代, 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遭遇了严重的经济危机, 西方国家的经济普遍陷入到滞胀的困境中。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收收入结构虽然有利于社会的公平, 但是过高的所得税通过抑制纳税人储蓄、投资和承担风险的积极性进而抑制经济增长的弊端显露了出来。在这种情况下, 为了达到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 多数西方国家接受供给学派的观点, 再次把税收政策制定的目标向经济效率倾斜, 各国先后开始了较大规模的税制结构改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 先后开征了增值税并逐步扩大增值税的课征范围, 进而形成了以所得税为主的现代直接税和以商品税为主的现代间接税并重的“双主体”税收收入结构。
4 我国当前的税收结构
自1996年以来, 我国的税收水平持续15年连续增长, 税收水平从1996年的10.41%提高到2010年的20.88%, 15年间提高了10.47个百分点, 在税收收入保持快速稳定增长的同时, 税收结构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在样本区间内, 我国所得税和社保收入占税收收入的比重整体呈上升趋势, 其中所得税比重从2000年的10.8%迅速提高到2001年的19.31%后, 基本进入了上升通道, 虽然有个别年份所得税比重有所下降, 但整体趋势是上升的;社保收入比重基本维持了比较稳定的上升趋势。两个比重的稳步增长带动了直接税比重的整体提高, 直接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15年间提高了12.09个百分点, 但远没有达到主体税的比重, 属于辅助税种。间接税方面, 商品税比重从1998年开始逐步下降, 其中2001年下降幅度较大, 2003年、2007年和2009年出现小幅反弹;关税比重较低, 一直在5%以下, 呈现出波动下降的趋势, 15年间下降了1.52%;商品税和关税比重的下降带动了间接税比重的降低, 间接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15年间下降了接近15%, 但仍在50%以上, 是税收收入的主要来源, 以商品税为主的间接税在税收收入中的主体地位没有发生改变。
我国的税收结构整体表现出以间接税为主, 直接税为辅, 间接税比重不断下降, 直接税比重不断上升的特征。这种税收结构是与我国当前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取向相一致的, 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功能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从1996年以来我国税收结构的变化来看, 这种局面也一直在改变, 直接税比重不断提高, 说明税收的再分配功能在不断加强, 对公平的重视程度也在不断提高。
摘要：本文首先界定了税收结构及相关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将研究对象限定在所得税、社保税、商品税和关税4种税收。在此基础上, 系统阐述了影响税收结构的主要因素, 并据此分析了发达国家税收结构的演变轨迹及其原因。最后, 总结了我国当前税收结构的特征, 分析了其合理性。
关键词：税收结构,影响因素,演变轨迹
参考文献
[1]曾国祥.税收学[M].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 2000.
基于税收因素的企业折旧政策选择 篇6
一、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新政策内容
2014年11月14日 ,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 《 关于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税收政策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4年第64号,以下简称公告)。 该公告规定,对生物药品制造业, 专用设备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6大行业的企业,在2014年1月1日后购进的固定资产(包括自行建造的固定资产),允许按不低于企业所得税法规定最低折旧年限的60%缩短折旧年限,或选择采取双倍余额递减法或年数总和法进行加速折旧。 加速折旧方法一经确定,不得随意变更。 对于该项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新政策的内容,主要包含以下三个方面:
1. 上述六大行业的小型微利企业在2014年1月1日后购进并专门用于研发活动的仪器、设备,单位价值不超过100万元的,可以一次性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不再分年度计算折旧;单位价值超过100万元的,允许按不低于企业所得税法规定折旧年限的60%缩短折旧年限, 或选择采取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法计提。
2. 对所有行业企业2014年1月1日后新购进的专门用于研发的仪器、设备,单位价值不超过100万元的,允许一次性计入当期成本费用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不再分年度计算折旧;单位价值超过100万元的,可以缩短折旧年限或采取加速折旧的方法。
3. 对所有企业持有的单位价值不超过5000元的固定资产,允许一次性计入当期成本费用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不再分年度计算折旧。 企业在2013年12月31日前持有的单位价值不超过5000元的固定资产,其折余价值部分,可以在2014年1月1日之后计算的企业应纳所得税的所得额时一次性扣除。
二、固定资产加速折旧对企业所得税的影响
企业对固定资产进行折旧的主要目的是将固定资产使用过后的剩余价值能够在预计时间之内进行再次分配。 这样,不仅能够使资金得到合理的使用,还能减少资产的各种损耗。 在固定资产的损耗过程中,主要包括有形磨损,使用期限过长的效用损耗,同时还包括无形损耗。 而对固定资产进行加速折旧,主要是因为当今社会,企业中的固定资产随着使用年限的增加,其修理、维护费用在逐年增加,但利用固定资产所创造的生产价值却逐年减少。 传统的直线式计提固定资产折旧的方法,无法使企业资金得到充分的再利用。 所以, 加速固定资产折旧,一方面可以规避不必要的时间效用损耗和无形损耗带来的隐性风险,节约企业的成本支出,另一方面减少企业投资初期的税收负担,刺激企业现金流动的活跃性。 固定资产的折旧影响企业应纳税所得额,企业所得税的轻重直接影响税后净利润的形成, 关系到企业的切身利益。 那么,不同的加速折旧方法计提的累计折旧对年度企业所得税有哪些影响? 接下来,本文以纳税人购进其他生产设备为例,利用三种加速折旧方法计提的累计折旧与企业所得税法原规定的年限平均法计提的累计折旧比较,分析固定资产加速折旧对企业所得税的影响。
例:某企业(系公告中规定的六大行业中企业),2014年A月购进B万元的其他生产设备。 税法规定,机械和其他生产设备最低折旧年限为10年。 为了简化核算,假设不考虑净残值, 会计沿用了实务中的做法:当月增加的固定资产当月不计提折旧,从下月开始计提折旧;当月减少的固定资产当月仍计提折旧,从下月起不计提折旧。 为了计算固定资产加速折旧对2014年度的所得税影响,本例中的A月是指2014年1月至11月。
综合四种计算固定资产折旧的方法,我们可以得出该企业在2014年应纳的企业所得税分别为(税率25%,见表1):
综上计算分析,四种折旧方法计提累计折旧的分子是一样的,但双倍余额递减法计提累计折旧的分母最小。 因此六大行业固定资产折旧采用双倍余额递减法,2014年度计提的累计折旧相应最多,缴纳的企业所得税最少。 六大行业2014年1月至11月购进其他生产设备, 采用双倍余额递减法与年限平均法相比较,因时间性差异导致2014年度多计提累计折旧为(12-A)B÷120(万元),2014年购进其他生产设备采用双倍余额递减法计提累计折旧,因时间性差异当期少缴企业所得税(12-A)B÷480(万元)。
因此, 六大行业纳税人在2014年1月至11月购进不同折旧年限的固定资产时,可以选择采用双倍余额递减法计提折旧,可使企业当期缴纳较少的企业所得税。
三、基于所得税税收筹划的企业折旧政策选择策略
(一)基于税收优惠的充分利用,固定资产选择加速折旧政策
如果税法规定的减免税期间与固定资产的折旧年限相同,依据上述案例的分析结果,我们可以选择采用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法中的双倍余额递减法。 但如果折旧年限大于减免税期限,我们就应当选择采用平均年限法。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企业需要尽量减少在减免税期间的折旧额。 而加速折旧法在固定资产使用前期多提折旧, 不会给企业带来节税利益。 相反,平均年限法在减免税期间可以推迟折旧额的发生时间,减少减免税期间的折旧额。 因此平均年限法相对于加速折旧法来说较占优势。
(二)基于所得税制,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的选择
根据现行所得税制中不同税制条件计算出来的累计折旧,会对企业的利润和税负产生不同的影响。 在比例税率下, 如果各年所得税率不变, 采用加速折旧方法对企业更有利。 企业采用加速折旧法,在固定资产最初的使用年份里提取的折旧较多,在后期使用年份里提取的折旧较少,可使企业获得延期纳税的好处。 《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企业的固定资产由于技术进步等原因,确需加速折旧的,可以采取加速折旧的方法。 《企业所得税实施条例》 第九十八条规定,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二条所称可以采取加速折旧方法的固定资产,包括:由于技术进步,产品更新换代较快的固定资产;常年处于强震动、高腐蚀状态的固定资产。 企业所得税法对固定资产的加速折旧做了限制性的规定,也就是说,符合所得税制条件下的加速折旧可以税前抵扣。 因此,采用加速折旧法不仅能使企业避免因货币时间价值带来的损失,还可以尽快收拢资金, 使企业有充足的资金购置或开发新设备, 加速固定资产的更新,促进技术进步,从而给企业带来良性循环。 但是,如果未来所得税税率越来越高,则选择平均年限法较有利。 因为加速折旧法在固定资产最初的使用年份里提取的折旧较多,在后期使用年份里提取的折旧较少,随着所得税税率越来越高, 企业在以后年份负担的税负越来越重, 折旧抵税越来越少。 在这种情况下,采用平均年限法,可以使企业的利润避免忽高忽低, 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减轻企业的所得税负。
(三)基于企业自身的发展能力,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的选择
从企业的发展能力看,加速折旧有利于减轻企业固定资产使用前期的所得税负担,缓解企业在成长期资金供应紧张的窘迫局面。 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法的实质就是减轻企业固定资产使用前期的所得税负担, 延迟企业交纳所得税的时间, 取得其资金的时间价值。 固定资产折旧的多少会影响企业留存资金的多少,留存的越多,企业可用于固定资产更新改造的资金越多。
(四)基于企业的筹资活动,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的选择
在企业筹资活动中,固定资产折旧方法的选择应根据企业未来期间的资金需求和将要面临的筹资环境而定。 企业的固定资产随着使用年限的增加,其修理、维护等费用也逐年增加。 高科技的迅猛发展,使我国的机器设备等相关企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这样就导致一些传统的机器设备在经济性能方面,再生产消费方面使用率下降,固定资产遭遇贬值。 而传统的直线式折旧方法无法使资金得到有效的利用。 采用固定资金加速折旧主要是为了使企业每年的固定资产在使用成本上得到收支平衡,进而减少每年额外支付的修理与维护等方面折旧费用。 就某一具体的会计期间而言,折旧提得越多, 企业用于固定资产更新或改造的资金越多,企业的可配用收益就越多,对外筹资的规模也就相应降低。 由于折旧政策影响企业内部筹资量,因此也就间接地影响着企业的投资活动。 固定资产折旧的多少会影响企业留存现金的多少,留存越多,可用于投资的资金越多,可利用的资本越多,而且成本相对较低时,就会刺激企业的投资活动。
四、结语
税收因素 篇7
税收是国家为实现其职能,凭借政治权利,按照法定标准,强制性地参与国民收入再分配的一种手段。改革开放以来,河南省经济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1980 年开始,国内生产总值以每年16.88%的增速持续增加,税收收入由1980 年的24.86 亿元迅速增长为2011 年的1 263.10 亿元,平均增速为14.32%。尤其是最近几年,河南省税收收入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这一现象较为特殊,值得我们进行研究,以进一步发挥税收组织财政收入、调控经济运行、调节收入分配和监督经济活动的职能。
一、指标选择
为分析河南省税收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根据相关经济理论,本文选取了五个宏观经济指标:河南省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支出总额、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并将这五个指标分别以X1、X2、X3、X4、X5表示。其次,1994 年分税制改革使河南省税收收入明显减少,出现异常断点,因而将1994 年分税制改革作为影响税收收入增长的政策因素,引入虚拟变量D94,以下将对选择指标的理论依据做简单介绍。
经济增长决定了税收的来源和供给能力,经济整体增长是税收收入增长的根本源泉。政府财政政策和财政行为决定了政府对税收增长的需求,中国对税收收入一直实行计划管理,即每年都根据财政支出的需要和上年的收入规模,按照一定的增长比例确定当年的税收收入任务。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反映了居民家庭一般所购买的消费商品和服务价格水平变动情况,进而会影响多以从价税为计税方法的大部分税种,物价的调整变动直接影响到城乡居民的生活支出和国家的财政收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反映一定时期内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情况以及社会总消费,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之一,能有效促进税收收入的增长。投资也是税收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对税收收入的整体影响主要是通过拉动经济增长来实现的。
二、模型结果分析
(一)双对数模型的建立
本文选取1980—2011 年的数据为样本,以此来分析河南省税收收入。在计量方法的运用方面选择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进行分析,分析软件采取Eviews5.0 软件,数据主要来自《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库》。与一般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相比,双对数模型中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都取自然对数后所得的变量之间呈明显的线性关系,而且双对数模型可以缓解异方差,因而采用双对数模型,建立税收收入增长模型如下:
(二)参数估计
利用OLS法估计模型,得到如下回归结果:
虽然方程调整的可决系数为0.9974,接近1,拟合优度很高,但是变量X1 的符号与经济原理不符,部分变量的T检验值也不显著,说明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着较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三)模型检验
通过辅助回归法,确定部分变量之间存在着较严重的多重共线性,为了消除多重共线性,采用逐步回归法,建立基础回归模型,剔除不显著变量。通过逐步回归,得到回归方程如下:
此方程的各个解释变量的显著性很高,方程的拟合优度很高,F值远远大于临界值;但D-W值落在0~d L之间,方程存在一阶自相关问题,而且作残差序列分布图和戈里瑟检验法,确定模型存在异方差。采用可行的加权最小二乘法,以1/abs(ei)作为权数,再次对模型进行回归得:
此模型的重要解释变量的系数:0<0.3054<1,0<0.5641<1,符合经济理论,通过经济意义检验;各个解释变量的T检验值均大于2.048,通过T检验,河南省国内生产总值对税收收入的线性影响显著成立,河南省财政支出对税收收入的线性影响显著成立;F值远远大于2.95,模型通过F检验,方程总体线性关系显著;调整的可决系数为0.9999,非常接近1,模型拟合效果很好,解释变量对税收收入增长的总体线性关系显著。经过逐步回归法和可行的加权最小二乘法的处理,且D-W值落在d U~4-d U之间,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异方差和自相关问题。
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国内生产总值对税收收入的影响
国内生产总值与税收收入成正相关。这表明当国内生产总值每增加1%时,税收收入将平均增加0.3054 %。经济整体增长是税收收入增长的根本源泉,税收收入的增长离不开经济的增长,税收收入受经济发展的影响,而国内生产总值在很大程度上就反映经济发展的整体状况。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是保证税收收入增长的必要条件,因而应全面深化改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健康持续发展,保证税收收入的稳定增长。
(二)财政支出总量对税收收入的影响
财政支出与税收收入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表明当财政支出每增加1%时,税收收入将平均增加0.5641%,远高于国内生产总值的系数。政府财政政策和财政行为决定了政府对税收收入增长的需求,财政支出的增加,必然要求税收收入的相应比例的增加,以更好地发挥政府职能。
(三)1994 年分税制改革对税收收入的影响
1994 年分税制改革与税收收入成负相关关系。1994 年分税制改革对河南省税收收入的影响为51.78%。对比1993年河南省税收收入32.44%的增速,1994 年的分税制改革,使1994 年的税收收入为负增长(-35.29%),税收收入直接减少44.59 亿元,1995 年的税收收入的增速为26.51%,这些都反映了分税制改革对河南省税收收入的影响。
摘要：税收是中国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税收既是维持国家有效运转的经济基础,又是国家调节经济的有效手段。税收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较为复杂,因此,可以分析这些因素对税收收入增长的具体影响,进而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以促进河南省经济的全面健康发展。
税收因素 篇8
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 福建省税收收入持续呈高速增长的态势, 同时因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 GDP也在高速增长。一般理论认为税收收入与经济情况、进出口贸易、产业结构、税收征管以及教育等因素之间有着积极和显著的关系。当经济活动活跃时, 税收收入也在增长。Romer发现无论税收的法制多复杂, 税收变化都基于以下四个因素:抵消经济的其他影响、政府支出、预算赤字、为经济长期增长服务。税收收入增长对经济影响是正面还是负面, 如果不进行全面的考察, 有时会产生偏差及错误。
通常可以使用税收弹性系数来判断经济税收是否协调发展, 它被定义为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反应程度, 即税收收入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比。按照经济学理论, 如果税收弹性系数为1, 则表示税收增长比例和经济增长比例相同, 是比较完美和协调的增长形势。福建省这些年税收弹性系数维持在0.9~1.7之间, 有的年份超过2。
政府部门及社会各界对近几年税收收入增长情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安体富认为应采取一定的减税措施。马明娟则认为“分税制”体制尚不健全, 财政调节能力较为有限, 税收体系和财政收入分配体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因此需要进行深度改革。史耀斌认为GDP增长速度和税收增长速度不存在直接的、量的对应关系, 两者不能简单地比较, 影响税收收入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应作具体分析。胡乃武从宏观与微观相结合、投资与融资相联系、财政与金融相协调的角度, 认为需要利用税收收入建立一个完整的政府投资体系, 从而促进税收收入与经济发展的协调。
分析国内已有的诸多理论文章, 主要有几个方面可以进行改进。一是在使用传统经济计量模型时, 没有处理好非平稳经济指标引起的“伪回归”的问题;二是大部分文章倾向于使用定性分析方法结论, 往往具有概括性和较浓的思辨色彩, 较少使用基于建立模型和统计分析的定量分析方法;三是使用的税收收入数据与GDP数据统计口径有差异;四是较少深入分析地区的税收负担问题。
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 选取了分税制改革以来福建省税收收入和GDP的数据, 运用平稳性检测及协整检验方法, 建立了误差修正模型, 模型显示了经济变量之间的线性调整机制。同时进行了税收数据的因果关系分析。研究的结果有利于全面把握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在此基础上, 文章提出了对今后税收工作的建议和启示。
一、税收收入与经济增长
税收收入是国家预算资金的重要来源。实行低税收的政策表面看似乎有利于“民富”, 其实未必是正确的。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巴基斯坦, 其长期实施低税收政策 (相比邻国及其他类似国家) , 导致低福利、低覆盖、弱执法、弱审计, 甚至导致政府缺乏足够的资金实施合理的发展项目。Aisha Ghaus Pasha教授研究了近20年影响巴基斯坦税收收入的各个因素, 总结出正是错误的税改制度导致巴基斯坦进入了低税收—低GDP的陷阱 (Low Tax-to-GDP Trap) 。他提供了一个税改的策略, 提出使用激进的、平衡的税收结构才可能增强国家的税收收入并摆脱陷阱。
ERIC ENGEN及JONATHAN SKINNER使用了三种方法研究了税收改革对宏观经济的长期影响, 同时综合考虑了劳动力资源、投资需求以及生产力的发展。GARETH D.MYLES通过理论模型及实证研究揭示在一定范围内税收收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极其微弱。CAROLA PESSINO构建了税收负担模型, 研究了96个国家的现状, 分析了税收收入和GDP、进出口贸易、教育之间积极和显著的影响。并且阐述了税收收入和CPI、收入分配、税收征管及腐败等之间的联系。
在分析税收收入的经济因素时, 学者们发现GDP是一项重要的指标。GDP可以使用国内各种生产要素所得来估计, 有如下公式:
也可以使用最终用途衡量法来估计GDP:
二、实证分析
本部分将对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的福建省税收负担问题进行深入分析。首先我们需要判断福建省国税收入TAX与GDP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其次, 用Granger检验法对时间序列TAX和GDP进行因果关系检验。
(一) 相关性检验
通过统计软件分析发现, 目前为止, 经济因素仍是影响福建省税收收入的最主要因素。
从图1可以看出, 福建省税收收入水平与GDP密切相关, 税收收入水平随着GDP的增加而增加, 两者大体呈线性变化趋势。通过统计工具可以获得它们的相关系数 (如下所示) :
输出的相关系数r=0.998771表明税收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的相关性达到了99.8771%, 是高度正相关的。
(二) 平稳性及单整性检验
在宏观经济计量分析领域, 如果时间系列是非平稳的, 例如具有随机趋势或确定趋势, 则在进行时间系列分析时容易产生“伪回归”的问题。但是, 在现实经济中的时间系列通常是非平稳的, Granger提出了协整方法, 指出两个或多个非平稳 (non-stationary) 的时间序列的线性组合可能是平稳的或是较低阶单整, 并且可以通过线性误差修正模型 (ECM) 刻画了经济变量之间的线性调整机制, 这个协整方法已成为了分析非平稳经济变量之间数量关系的最主要工具之一。
下面利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1994分税制改革后福建省税收负担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我们使用回归模型TAXt=α+β*GDPt+μt和Ln TAX=α+β*ln GDP+μ。为了防止在协整分析时出现“伪回归”现象, 需要进行平稳性检验。我们使用ADF检验方法进行平稳性检验, 测试自回归模型是否存在单位根 (unit root) , 结果 (如表2所示) :
在1%、5%、10%三个显著性水平下, GDP二阶差分的单位根检验的临界值分别为-4.728363、-3.759743、-3.324976, 上述检验统计量值-19.61560小于相应DW临界值, 从而拒绝H0, 表明1994—2012年度福建省GDP序列二阶差分是平稳序列。同理, TAX二阶差分、Ln GDP一阶差分、Ln TAX一阶差分是平稳序列。
(三) 协整关系检验
从单位根检验得知:Ln GDP和Ln TAX是同阶单整序列, 因此可以对它们进行协整检验。首先我们求出长期趋势方程:
此时需要对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如果残差为平稳序列, 那么我们所建立的协整方程是有效的。否则, Ln GDP和Ln TAX并不存在协整关系。通过Eviews对残差项μt进行平稳性检验, 得到如下一阶自回归方程:
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 t检验统计量值为-1.621923, 大于相应临界值, 从而拒绝H0, 表明残差序列不存在单位根, 是平稳序列, 进而说明Ln GDP和Ln TAX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四) 误差修正模型
以上计算结果表明, 可以接受Ln TAX和Ln GDP是协整序列的假设, 并得到协整向量为 (1, 4.806418, -1.233801) 。但根据协整理论, 变量之间虽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但在短期这种稳定关系也许会出现某种失衡。为了弥补这些缺陷, 解决可能存在的短期失衡问题, 我们使用Engle-Granger两步法建立误差修正模型 (ECM) :
上式可以反映时间序列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前面我们已经得到长期均衡关系式与其随机误差项, 将其作为非均衡误差项带入模型, 运用Eviews软件包, 我们得到下列结果:
从误差修正模型可见, 短期内GDP的变化将引起TAX的同方向变化。若GDP变化1个单位, 则TAX将变化0.201558个单位。
(五) 因果关系检验
200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莱夫·格兰杰 (Clive W.J.Granger) 开创了一种试图分析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关系的办法, 即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在时间序列情形下, 两个经济变量X、Y之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定义为:若在包含了变量X、Y的过去信息的条件下, 对变量Y的预测效果要优于只单独由Y的过去信息对Y进行的预测效果, 即变量X有助于解释变量Y的将来变化, 则认为变量X是引致变量Y的格兰杰原因。在经济学中, 统计意义上的格兰杰因果关系也是有意义的, 对于经济预测等仍然能起一些作用。
我们对福建省税收收入与GDP进行检验, 检验结果 (见表3) :
从上述的检验结果可知, 福建省税收收入与GDP的关系更多表现为GDP对税收收入的因果关系, 而不是显著的双向因果关系。
结论与启示
相对于经济总量, 福建省的税负水平是比较合理的。我们在论文中讨论了福建省税收收入与GDP的协整关系问题, 并且建立了误差修正模型 (ECM模型) , 对于它们之间的计量关系进行了分析。从最终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看, 福建省GDP的变动对税收收入存在显著的影响, 反过来, 即税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是能够比较好的发挥的。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了税收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协调性还稍显滞后, 有待于进一步提升。因此提出以下建议:
(一) 完善和深化税制改革
Jens Arnold曾使用面板分析方法, 探讨了各个经合组织国家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的税收结构和经济增长关系, 发现各税种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的顺序分别是:财产税 (特别是不动产税) 、消费税、所得税。研究结果表明, 以促进经济发展为宏观调控目标的税收制度改革应更加关注财产税和消费税, 更加合理和科学的征收所得税。
(二) 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通过实证分析, 可以显著看出我省税收收入与GDP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关关系。因此需要进一步协调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结合福建省的经济特点, 努力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保持稳定的税收收入增长, 根据实际情况均衡税负水平 (包括税负总水平和税负结构水平) , 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
(三) 优化纳税征管制度
从分析可知, 目前我省还需进一步发挥税收促进经济发展、服务民生的作用。需要落实好鼓励自主创新等税收优惠政策, 加大鼓励和扶持高新技术企业及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落实力度。以税收风险管理为导向, 以实施信息管税为依托, 大力推进税源专业化管理, 不断提升税收征管质量和效率, 提升纳税服务水平, 充分用好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和结构性减税政策, 发挥税收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
摘要：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 福建省无论经济总量还是税收收入都有了巨大的增长。税收超速增长是否会影响到经济发展的问题受到普遍关注。对分税制改革以来福建省的税收负担和税收弹性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 利用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进行深入论证。结果表明福建省税收变动与经济变动存在一种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税收变动对GDP变动没有显著影响, 进而对税收与经济协调增长提出建议。
关键词：经济分析,税收收入,协整检验,误差修正,因果检验
参考文献
[1]ERIC ENGEN, JONATHAN SKINNER.TAX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National Tax Journal, 1996, 49 (4) :617-642.
[2]GARETH D.MYLES.Tax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Fiscal Studies, 2000, 21 (1) :141-168.
[3]CAROLA PESSINO, RICARDO FENOCHIETTO.Determining countries’tax effort.Hacienda Pública Espa?ola, 2010, 195 (4) :65-87.
[4]Christina Romer, David Rom er.THE MACROECONOMIC EFFECTS OF TAX CHANGES:ESTIMATES BAS ED ON A NEW MEASURE OF FISCAL SHOCK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0 (June 2010) :763-801.
[5]魡sa Johansson, Christopher Heady, Jens Arnold, Bert Brys and Laura Vartia.TAX AND ECONOMIC GRO WTH.ECONOMICS DEPARTMENT WORKING PAPER.2008.NO.620.
[6]Aisha Ghaus Pasha.Can Pakistan Get Out of the Low Tax-to-GDP Trap.The Lahore Journal of Economics.2010, 15:171-185.
[7]Farhat Hayat Shah, Naila Ashraf Khan, Abdul Malik Jatt, Dr.Sohail Fazlani, Altaf Memon.Tax to GDP Ratio Measures for improvement.Syndicate Research Paper.2013.
[8]福建统计年鉴[EB/OL].http://www.stats-fj.gov.cn/xxgk/ndsj/, 2014-08-26.
[9]安体富, 任强.中国收入分配的调节:税收政策的现状、问题和建议[J].吉林工商学院学报, 2008, (1) :190-192.
[10]马明娟.关于财政税收体制改革问题的一些思考[J].中国经贸, 2012, (2) :44-46.
[11]胡乃武.在改革开放中对财政税收问题的新探索[J].经济纵横, 2011, (9) :125.
税收因素 篇9
在影响宝鸡地税收入的经济因素的选取中应注重几点原则:一是因素的可量化性, 这是定量分析的前提和基础;二是全面性和重要性原则并重, 只有全面考虑, 才能系统、真实地反映税收收入影响因素的真实水平, 才能客观地为政府部门制定政策、法规提供实际的决策参考。便于从不同的方面对地税收入做出全面地评价。各因素对地税收入还应具有因果关系, 应选择那些影响地税收入主要方面的因素, 而非所有方面;三是相关性和预见性原则兼顾。影响地税收入的经济因素很多, 有宏观经济、微观经济因素、政策因素等, 所以在选取分析因素时要注重选取对税收收入有直接、决定性影响因素的指标, 才能对未来的趋势做出较好的预测;四是可操作性和效益性原则相济。因素的选取缺乏可操作性, 想获取任何科学、合理、系统、全面的评价都是不可能的。可操作性在本文主要是指数据收集的可行性和因素的可量化性, 能通过数据进行深入分析。虽然有些数据很有用, 但如果为获取该项指标数据所花费的成本大于其所能带来的收益, 一般应采取转用其他成本较低的数据的方法;五是具有可比性, 从选取因素数据的分布、单位数量级等方面具有可比性。
按照上述原则, 我们选取宝鸡历年的GDP作为宏观经济规模的代表, 选取财政支出作为经济因素中公共财政需求的代表, 选取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作为经济波动因素的代表, 选取重点税源监控数作为微观经济因素的代表。政策因素因为较为具体, 我们将政策变化导致的地税收入变化情况予以剔除。
二、模型设定
通过设立模型, 宝鸡地税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GDP作为经济整体增长水平的代表, 宝鸡财政支出作为公共财政需求的代表,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作为经济波动的代表, 重点税源监控数作为微观经济因素的代表。所以解释变量设定为可观测的“宝鸡生产总值”、“宝鸡财政支出”、“宝鸡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宝鸡地税局重点税源监控数”等变量。
收集数据如表1:
数据来源:宝鸡地税收入数据、管户数来源于1995-2009年《宝鸡市地方税务局税收计划执行情况的通报》;宝鸡1995-1999年GDP数据来源于CNKI, 中国宏观数据挖掘分析系统, 陕西省宝鸡市, 2000-2009年数据来源于当年《宝鸡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宝鸡财政支出1995-1999年数据来源于CNKI, 中国宏观数据挖掘分析系统, 陕西省宝鸡市, 2000-2009年数据来源于当年《宝鸡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1995-1999年数据来源于CNKI, 中国宏观数据挖掘分析系统, 陕西省宝鸡市, 2000-2009年数据来源于当年《宝鸡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政策因素调整。固定资产调节税于2001年取消, 屠宰税于2002年取消, 筵席税于2003年取消, 烟叶税于2007年开征, 所以将这4个税种数据剔除。2007年及以前, 企业所得税基本税率为33%, 2008、2009年基本税率为25%, 将这两个年份按33%的税率调整。2007年实施的车船税条例规定小轿车由每年280元提高到480元, 据测算, 车船税整体上涨30%, 对2007、2008、2009年车船税进行调整。陕西省城镇土地使用税从2009年实施, 造成增收8 318万元元, 调回至以前的城镇土地使用税。2006年、2008年3月1日, 个人所得税工资薪金所得起征点由800元调整至1 600元、2 000元。因为个人所得税11个应税所得项目, 工资薪金所得只是其中之一, 在宝鸡个人所得税收入中所占比重较低, 此项政策变化暂不考虑。如表2, 以1995年为基准, 对政策变化情况进行了调整。
将历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调整为1995年=100, 便于进行比较分析。设定宝鸡地税收入为Y, 宝鸡GDP为, 宝鸡财政支出为, 宝鸡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1995年=100) 为, 宝鸡地税管户数为X 4。
设定的线性回归模型为
其中, β0、β1、β2、β3、β4是模型的参数。为误差项。
三、估计参数
利用EXCEL进行线性回归分析, 打开Excel“工具”菜单的“加载宏”, 选定“分析工具栏”, 单击确定。打开“工具”菜单的“数据分析”, 选定“回归”, 单击确定。在Y值输入区域中输入“$B$2∶$B$15”, 在X值输入区域中输入“$C$2∶$E$15”, 在输出区域中选择新工作表, 单击确定, 得出回归结果如下:
根据表4中的数据, 模型估计的结果为:
四、模型检验
(一) 经济意义检验
模型估计结果说明, 在假定其它变量不变的情况下, 当年宝鸡GDP每增长1亿元, 地税收入就会增长0.0059亿元;在假定其它变量不变的情况下, 当年宝鸡财政支出每增长1亿元, 宝鸡地税收入就会增长0.1737亿元;在假定其它变量不变的情况下, 当年宝鸡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每增长1个百分点, 宝鸡地税收入就会增长0.0480亿元;在假定其它变量不变的情况下, 当年宝鸡重点税源监控数增加1户, 宝鸡地税收入就会增长减少0.0149亿元。这与理论分析和经验判断有些不一致。
(二) 统计检验
1、拟合优度:由表3中的数据可以得到:
, 这说明模型对样本的拟合很好。
2、线性关系检验 (F检验) :
针对H0:β1=β2=β3=β4=0, 给定显著性水平α=0.05, 在F分布表中查出自由度为k=4和n-k-1=10的临界值Fα (4, 10) =3.48。由表4得到F=986.6592。
因为F>Fα, 应拒绝原假设H 0:β1=β2=β3=β4=0, 说明回归方程显著, 即“宝鸡GDP”、“宝鸡财政支出”、“宝鸡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宝鸡地税重点税源监控数”等变量联合起来确实对“宝鸡地税收入”有显著影响。
3、回归系数检验 (t检验) :
分别针对H0:βj=0 (j=1, 2, 3, 4) , 给定显著性水平α=0.05, 查t分布表得自由度为n-k-1=15-4-1=10的临界值tα/2=2.2281, 由表3中的数据可得,
与对应的t统计量为2.3321, 其绝对值>tα/2=2.2281, 通过检验, 说明宝鸡GDP对宝鸡地税收入影响显著。
与对应的t统计量为0.8030, 其绝对值
与对应的t统计量为4.1897, 其绝对值>tα/2=2.2281, 通过检验, 说明宝鸡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宝鸡地税收入的影响显著。
与对应的t统计量为-0.1836, 其绝对值
宝鸡GDP和宝鸡居民消费价格指数2个自变量通过检验, 宝鸡财政支出和宝鸡地税重点税源监控数2个自变量未通过检验。经济意义检验, 4个自变量都应该对宝鸡地税收入的影响显著。没有通过检验的原因, 可能是宝鸡GDP、宝鸡财政支出、宝鸡居民价格指数和宝鸡地税重点税源监控数4个自变量之间存在高度相关, 即多重共线性。
五、多重共线性
根据以上分析, 线性关系检验 (F检验) 表明回归方程显著, 说明宝鸡地税收入至少同4个自变量中的一个自变量的线性关系是显著的。事实上, 4个自变量在预测宝鸡地税收入时都有贡献 (通过4个自变量分别进行一元回归进行检验) , 只不过一些自变量的贡献与另外一些自变量的贡献相互重叠了。
首先, 我们利用Excel计算出4个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矩阵, 如表5所示。
将各相关系数检验的统计量列入表6。
查表得tα/2 (15-2) =2.160, 由于所有的统计量均大于tα/2 (15-2) =2.160, 所以应拒绝原假设H 0, 说明这4个自变量两两之间都有显著的相关关系。表明在回归模型中引入4个自变量存在多重共线性。
六、逐步分析法
当模型中存在多重共线性时, 可以用逐步分析法剔除那些引起多重共线性的, 不重要的解释变量从而消除多重共线性。
首先估计被解释变量对每一个解释变量的回归方程如下:
解释变量的重要程度依次为:X1、X4、X 2、X 3。显然应该把回归方程 (3) 看做基础方程, 然后逐个引入解释变量X4、X 2、X 3。
(1) 把X4引入模型, 估计Y对X1、X4的二元回归方程, 得
因为增大, 且X 4的系数通过显著性检验, 所以在模型中保留X4, 再把X2引入模型, 得三元回归方程,
因为X2的引入, 不仅改变了可决系数, 还影响了其它回归系数估计值的数值, 所以应该剔除X 2, 再把X3引入模型, 的三元回归方程,
因为增大, 且X3的系数通过显著性检验, 所以在模型中保留X3, 所以, 公式9是较为理想的模型。
七、小结
模型估计结果说明, 在假定其它变量不变的情况下, 当年宝鸡GDP每增长1亿元, 宝鸡地税收入就会增长0.0067亿元, 宝鸡宏观经济的变化对宝鸡地税收入具有明显影响。
在假定其它变量不变的情况下, 当年宝鸡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每增长1个百分点, 宝鸡地税收入就会增长0.04364亿元。
在假定其它变量不变的情况下, 当年宝鸡重点税源数每增长1户, 宝鸡地税收入就会增长0.05亿元。
从分析看出, 在税收政策一定的前提下, 宏观经济因素、物价因素和微观经济因素对宝鸡地税收入具有显著影响。宝鸡财政需求因素对宝鸡地税收入影响不显著。所以, 影响宝鸡地税收入的主要经济因素是宝鸡经济发展的规模、物价的稳定持续和微观因素中重点企业的发展壮大。
通过数据分析可以看出, 税收收入要适应经济宏观、微观和物价浮动的内在要求, 这样税收收入才能持续可靠增长。如果财税负担偏离经济因素的轨道, 出现过重或者过轻, 税收收入增长过快或者过慢, 必然加重社会负担或者影响政策宏观调控能力的发挥, 最终会影响经济增长, 反过来又制约着税收收入的持续增长。因此, 保持税收与经济各要素之间的合理的比例关系, 是确保税收收入长期、稳定增长的前提。
摘要：税收与经济关系的一般原理认为:经济决定税收, 经济增长的规模、速度、结构决定着税收总量、增长速度和税收结构;同时, 税收反作用于经济, 税收作为重要的调控手段, 通过税率、税负、税收优惠等在投资、消费、分配和结构调整等诸多方面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以宝鸡地税收入为例, 从宝鸡的经济规模、发展速度、经济波动、财政需求及微观经济因素中的重点企业数等方面着手, 通过历年相关数据设立模型, 剔除掉政策因素对地税收入的影响, 进行参数估计和检验, 对自相关的因素通过逐步分析法进行排除, 分析得出影响宝鸡地税收入的经济因素主要是经济规模、物价稳定持续和重点企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