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海洋创新（共10篇）
区域海洋创新 篇1
创新区域发展是落实国家创新战略的现实途径。评估区域创新能力对于国家协调区域创新发展意义重大。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关于区域创新能力指标体系[1,2,3,4,5]、分布与评价[6,7,8]、影响因素[9,10,11]以及作用机制[12,13]等方面的研究越来越多,《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2015》[14]的发布更是实现了对全国区域(除中国台湾地区、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以外)创新能力的整体把握,为中央和地方政府正确制定创新发展战略提供了有效支撑。
作为国家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洋创新的发展也备受关注。然而,受限于数据资料,目前国内针对区域海洋创新能力的研究寥寥,严重制约了政府在协调区域海洋创新发展中能动作用的发挥。本文依托课题组的国家海洋创新指数评估研究基础[15,16],构建区域海洋创新能力评估指标体系,对区域海洋创新的发展状况和特点进行分析,为我国海洋创新格局的优化提供数据基础和决策依据,以支撑国家整体创新战略的实施。
1 指标体系构建
海洋创新能力体现在海洋科技知识的产生、流动和转化为经济效益的整个过程中。参考国家海洋创新指数评估,本文将区域海洋创新能力评估指标体系分为海洋创新环境、海洋创新投入、海洋创新产出和海洋创新绩效4个一级指标和18个二级指标(见表1)。
2 评估方法
2.1 原始数据归一化处理
对2013年18个二级指标的原始值分别进行归一化处理。归一化处理是为了消除多指标综合评估中,计量单位的差异和指标数值的数量级、相对数形式的差别,解决数据指标的可比性问题,使各指标处于同一数量级,便于进行综合对比分析。
指标数据处理采用直线型归一化方法,即:
式中j=1~18为指标序列号。yj表示各项指标的原始数据值,cj表示各项指标归一化处理后的值。
2.2 一级指标得分评估
区域海洋创新环境得分,其中φ1=1/4;区域海洋创新投入得分,其中φ2=1/5;区域海洋创新产出得分,其中φ3=1/5;区域海洋创新绩效得分,其中φ4=1/4。式中j=1~18。b1、b2、b3、b4依次代表区域海洋创新环境、海洋创新投入、海洋创新产出和海洋创新绩效的得分。
2.3 区域海洋创新能力评估
采用等权重(同国家海洋创新指数)测算区域海洋创新能力。
式中a为区域海洋创新能力评估得分。
3 评估结果与影响因子分析
本次评估仅包括我国大陆11个沿海省(市),不涉及香港、澳门、台湾。所用数据来源于《中国海洋统计年鉴2014》和科技部海洋科技统计数据。
3.1 沿海省(市)的区域海洋创新能力评估结果与影响因子分析
从整体来看,根据2013年区域海洋创新能力评估结果得分(见表2和图1),可将我国大陆11个沿海省(市)分为四个梯次(见图2)。
从11个沿海省(市)的区域海洋创新能力评估结果来看,第一梯次为上海,其区域海洋创新能力评估结果得分为68.33,相当于国内平均水平的1.58倍,位居我国大陆11个沿海省(市)首位。上海市海洋创新发展具备坚实的基础,表现出很强的海洋科技原始创新能力;第二梯次包括广东、天津、山东和辽宁,其区域海洋创新能力评估结果得分分别为58.87、52.59、52.37、43.84,高于11个沿海省(市)的平均得分43.32。这些地区有一定的海洋创新基础,长期以来积累了大量的创新资源,创新环境较好,创新投入产出成绩显著;第三梯次为江苏、福建、浙江和河北,其区域海洋创新能力评估结果得分分别为41.15、38.72、37.43、35.15,与平均得分相近。这些地区近年来海洋经济发展较快,创新投入不断加大,创新环境明显改善,创新产出与创新绩效都进步较快;第四梯次为海南和广西,其区域海洋创新能力评估结果得分分别为26.79、21.25,远低于国家的平均水平。横向比较来看,海南和广西海洋创新投入强度较低,创新产出效率不高,创新环境有待改善。
具体来说,从海洋创新环境来看,2013年,我国海洋创新环境得分超过平均分的沿海省(市)为上海、广东、天津、福建、山东、浙江和河北(见图3)。其中,上海的区域海洋创新环境得分为63.34,远高于其他地区,这主要得益于其较高的人均海洋生产总值和较好的海洋创新人才环境;广东和天津的区域海洋创新环境得分分别为56.65、56.42,这两个地区分别拥有最优越的海洋创新人才环境和最高的人均海洋生产总值;福建和浙江拥有优良的海洋创新设备环境,其区域海洋创新环境得分分别为53.18、47.13;山东和河北的区域海洋创新环境得分分别为51.21和46.28,这两个地区分别拥有良好的海洋创新人才环境和资金环境。
从海洋创新投入来看,2013年,我国海洋创新投入得分超过平均分的沿海省(市)为上海、江苏、辽宁、山东、天津和广东(见图4)。其中,上海和江苏的区域海洋创新投入得分分别为63.61和63.15,远高于其他地区,上海对经费和人力的投入强度均位于11个沿海省(市)前列,而江苏则在科技活动人员的质量上占绝对优势;辽宁和山东的区域海洋创新投入得分分别为56.08、55.31,这得益于人力资源投入;天津和广东的区域海洋创新投入得分分别为55.10、52.58,高质量的海洋创新人才对得分贡献较大。
从海洋创新产出来看,2013年,我国海洋创新产出得分超过平均分的沿海省(市)为广东、辽宁、上海、山东、河北(见图5)。其中,广东的区域海洋创新产出得分为73.69,远高于其他地区,这与广东高产出、高质量的海洋科技著作和论文密不可分;辽宁的区域海洋创新产出得分为62.37,拥有最密集的海洋科技发明专利;上海和山东的区域海洋创新产出得分分别为58.29、57.33,这得益于其优质的海洋科技著作;河北的区域海洋创新产出得分相对较低,为40.17,其在海洋科技著作和论文的发表量上位居11个沿海省(市)前列,但论文的质量还有待增强。
从海洋创新绩效来看,2013年,我国海洋创新绩效得分超过平均分的沿海省(市)为上海、天津、海南、广东、福建和山东(见图6)。其中,上海的区域海洋创新绩效得分为88.08,主要原因在于劳动生产率远高于其他地区,且拥有良好的海洋经济产出;天津的区域海洋创新绩效得分为70.68,紧随上海之后,这得益于其高效率的海洋经济产出;海南、广东、福建和山东的区域海洋创新绩效得分分别为57.15、52.55、45.88、45.63,海洋创新绩效各方面良好,整体水平处于全国平均水平之上。
3.2 5个经济区的区域海洋创新能力评估结果与影响因子分析
环渤海经济区中纳入评估的沿海省(市)为辽宁、河北、山东、天津;长江三角洲经济区中纳入评估的沿海省(市)为江苏、上海、浙江;海峡西岸经济区中纳入评估的沿海省(市)为福建;珠江三角洲经济区中纳入评估的沿海省(市)为广东;环北部湾经济区中纳入评估的沿海省(市)为广西和海南。针对环渤海经济区、长江三角洲经济区、海峡西岸经济区、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和环北部湾经济区5个海洋经济区,具体分析如下。针对环渤海经济区、长江三角洲经济区、海峡西岸经济区、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和环北部湾经济区五个海洋经济区,具体分析如下。
环渤海经济区是指环绕着渤海全部及黄海的部分沿岸地区所组成的广大经济区域,是我国东部的“黄金海岸”,具有相当完善的轻重工业基础、丰富的自然资源、雄厚的科技力量和便捷的交通条件,也是我国中西部发展的战略地区,在全国经济发展格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2013年,环渤海经济区的区域海洋创新能力评估结果为45.99(见表3和图7),总体高于11个沿海省(市)的平均水平,区域海洋创新环境和创新绩效在平均水平之下,海洋创新发展有提升的空间。
长江三角洲经济区位于我国东部沿海、沿江地带交汇处,区位优势突出,经济实力雄厚。长江三角洲经济区以上海为核心,以技术型工业为主,技术力量雄厚,前景好,政府支持力度大,环境优越,教育发展好,人才资源充足,是我国最具有发展活力的地区。2013年,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的区域海洋创新能力评估结果为48.97,高于11个沿海省(市)的平均水平,优越的海洋创新环境和优质的海洋创新资源,为长江三角洲经济区海洋科技与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海洋创新成绩显著。
海峡西岸经济区是以福建为主体包括周边地区,南北与珠三角、长三角两个经济区衔接,东与台湾岛、西与江西的广大内陆腹地贯通,是具备独特优势的地域经济综合体,具有带动全国经济走向世界的特点。2013年,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区域海洋创新能力评估结果为38.72,低于11个沿海省(市)的平均水平,区域海洋创新环境与海洋创新绩效高于平均水平,有着较好的发展潜质,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水平较低,海洋创新发展有待进一步的提高。
珠江三角洲经济区主要包括我国大陆南部的广东省,与香港、澳门两大特别行政区接壤,科技力量与人才资源雄厚,海洋资源丰富,是我国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的区域海洋创新能力评估结果为58.87,高于11个沿海省(市)的平均水平且在五个经济区中位居首位,海洋创新环境与创新投入均有着较高的水平,创新产出硕果累累,创新绩效成绩斐然。
环北部湾经济区地处华南经济圈、西南经济圈和东盟经济圈的结合部,是我国西部大开发地区唯一的沿海区域,也是我国与东盟国家既有海上通道、又有陆地接壤的区域,区位优势明显,战略地位突出。环北部湾经济区岸线、土地、淡水、海洋、农林、旅游等资源丰富,环境容量较大,生态系统优良,人口承载力较高,开发密度较低,是我国沿海地区规划布局新的现代化港口群、产业群和建设高质量宜居城市的重要区域,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环北部湾经济区的区域海洋创新能力评估结果仅为全国平均创新指数的55.45%,创新指数的4个一级指标均比较低,与长三角及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的差距较大。
3.3 3个海洋经济圈的区域海洋创新能力评估结果与影响因子分析
海洋经济圈分区依据是《全国海洋经济发展“十二五”规划》。北部海洋经济圈由辽东半岛、渤海湾和山东半岛沿岸及海域组成,即纳入评估的沿海省(市)包括天津、河北、辽宁和山东;东部海洋经济圈由江苏、上海、浙江沿岸及海域组成,即纳入评估的沿海省(市)包括江苏、浙江和上海;南部海洋经济圈由福建、珠江口及其两翼、北部湾、海南岛沿岸及海域组成,即纳入评估的沿海省(市)包括福建、广东、广西和海南。
2013年,东部海洋经济圈的海洋创新指数为48.97,居三大海洋经济圈之首(见表4和图8)。4个一级指标中得分较高的是海洋创新投入和海洋创新绩效,分别为56.18和53.60,两个一级指标对该区域的海洋创新指数有较大的正贡献;得分较低的是海洋创新环境和海洋创新产出,分别为46.20和39.90,对区域的海洋创新指数呈现负效应。海洋创新投入和海洋创新绩效的较高得分充分说明该区域优势突出,经济实力雄厚,优质的海洋创新资源为区域海洋科技与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北部海洋经济圈的海洋创新指数为45.99,得分在三大海洋经济圈居中。4个一级指标中海洋创新投入和海洋创新产出对海洋创新指数有正贡献作用,其得分分别为52.03和47.01;海洋创新环境和海洋创新绩效的得分比较低,分别为45.17和39.73。北部海洋经济圈的海洋创新指数得分较低的原因主要在于海洋创新环境相对较弱,海洋创新发展有待进一步提高。值得注意的是,北部海洋经济圈的海洋创新产出得分在三大经济圈中最高,得益于其“本年出版科技著作”等指标,说明北部海洋经济圈海洋科研产出能力和知识传播能力较强,尤其是出版的科技著作种类较多。
南部海洋经济圈的海洋创新指数为36.41,在三大海洋经济圈中最低。4个一级指标得分差异化较大,其中,海洋创新环境和海洋创新绩效两个一级指标得分较高,分别为46.68和40.89,海洋创新投入和海洋创新产出得分较低,分别为32.74和25.32,是造成海洋创新指数较低的主要因素,在三大海洋经济圈中得分最低,说明南部海洋经济圈的创新效率和创新环境亟需提升,且提升空间较大。
4 结语
从11个沿海省(市)的区域海洋创新能力来看,其可分为四个梯次,第一梯次为上海,第二梯次包括广东、天津、山东和辽宁,第三梯次为江苏、福建、浙江和河北,而第四梯次则是海南和广西。从5个经济区的区域海洋创新能力来看,海洋区域创新较强的地区主要集中在珠江三角洲经济区、长江三角洲经济区以及环渤海经济区的大部。这些地区均有区域创新中心,而且呈现多中心的发展格局。从3个海洋经济圈的区域海洋创新能力来看,我国海洋经济圈呈现北部、东部较强而南部较弱的特点。北部海洋经济圈和东部海洋经济圈的区域海洋创新能力评估结果较高,表现出很强的原始创新能力,充分显示我国重要海洋人才集聚地和海洋经济产业重点发展区域的优势。在以后的海洋创新发展过程中,需要进一步发挥珠江口及两翼的创新总体优势,带动福建、北部湾和海南岛沿岸发挥区位优势共同发展,使海洋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模式辐射至整个南部海洋经济圈,以期支撑我国海洋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摘要：客观评估区域海洋创新能力,是国家协调区域海洋创新发展的重要前提。构建了包括海洋创新环境、海洋创新投入、海洋创新产出和海洋创新绩效的区域海洋创新能力评估指标体系;基于2013年海洋经济统计和科技统计数据,对我国区域海洋创新能力进行了评估,并对影响因子进行了探讨分析。结果表明:从11个沿海省(市)来看,上海的区域海洋创新指数得分最高;从5个经济区来看,珠江三角洲较为领先;从3个海洋经济圈来看,北部和东部较强。
关键词：区域海洋创新,评估指标体系,影响因子
区域海洋创新 篇2
区域性海洋灾害监测预警系统研究进展
在探讨海洋环境监测技术的发展趋势,及对区域性海洋灾害监测及预警系统的`总体目标和需求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重点阐述了国内外区域性海洋灾害监测预警系统的研究进展情况,并对几个典型的综合监测预警系统进行了详细介绍.
作 者：杜立彬 王军成 孙继昌 DU Li-bin WANG Jun-cheng SUN Ji-chang 作者单位：山东省科学院海洋仪器仪表研究所,山东省海洋环境监测技术重点实验室,山东,青岛,266011刊 名：山东科学英文刊名：SHANDONG SCIENCE年，卷(期)：200922(3)分类号：P71关键词：海洋监测 区域性 海洋灾害 预警
温泉：走进海洋创新时代 篇3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新常态下，创新创业也已成为新的发展引擎。对于蓝色经济、海洋创新的传统理解需要一场深刻变革。
青岛蓝色硅谷，作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的重要一极，也是当前青岛建设“创新之城，创业之都，创客之岛”的重要载体，要创新创业，首先离不开理论的创新，对于海洋可持续发展的重新认识，对于陆地与海洋关系的重新定义，对于基于整个生态系统的发展的重新考量，无不关乎经济的未来，地球的未来，人类的未来。
认知、理解、利用、保护，海洋不应该再是一个陌生而神秘的存在，也不应该是充满功利主义的领域。蓝色青岛大讲堂此次走进蓝色硅谷，诚邀长期关注海洋国家战略、海洋健康和生态保护的国家海洋局首席科学家温泉教授，以期为蓝色硅谷、为青岛的海洋意识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带来新的思想启蒙。
理论指导实践，也需要在实践中得到检验。与温泉教授开启理论创新同时，蓝色青岛大讲堂还邀请到青岛蓝海股权交易中心总经理常欣，从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创业的角度，对落户青岛蓝色硅谷的企业、创客们提供融资之道、发展之道。
海洋是地球的主体，陆地是海洋中的岛屿，转变传统的陆地中心观点，燃起对海洋的尊重与敬畏，“海洋+”的时代，就是让海洋赋予人类无限的可能。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种什么状态？海洋何以会成为时代的主题？基于创新的海洋时代如何才能开启？海洋科技创新的历史使命是什么？这些都是我们应该考虑的命题。特别是在青岛蓝色硅谷这个以海洋为基础、为牵引、为动力的区域，这些思考尤为重要。
2009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提出要建设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当时对于蓝色经济这个词，很多人可能并不理解它的意思。而时至今日，我们已经清楚，蓝色经济是基于海洋的，有海洋参与的，陆海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方式。我们为什么关注海洋？最简单的一个答案就是要认识海洋、利用海洋。但今天我们除了要开发利用海洋，还要保护海洋，支撑起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所以，蓝色经济时代，对海洋的认识应当具有更丰富的层次——资源替代、空间拓展、经济延伸、社会演进。
未来已经来临
“新常态”已是共识，过去的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发展模式都不能再持续下去了，创新驱动是这个时代的历史特征。时代的演进是创新带来的结果，创新这个词，第一是要更新，第二是创造新的东西，第三是改变，这是最基础的要求。
而海洋创新应当是什么样的呢？蓝色硅谷是海洋领域的前端，如同“互联网+”充分体现出互联网带来的刺激和融合一样，海洋创新也应当是充分体现海洋带来的刺激、融合。海洋创新，应当让全社会感受到海洋带来的福祉，现在很多人都感觉海洋离自己很远，我们不知道自己对海洋的需求是什么。只有全社会都形成一个共识——人与海洋是密不可分的，这个时候才是具备了建设海洋强国的意识基础。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当前我们要拓展新空间，培育发展新动力，相当一部分新动力，就应该来自海洋。青岛要打造的蓝色硅谷，应该成为一个培育发展新动力，激发创新创业活力，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加快实现发展动力转换的载体。
但是目前，我们对于海洋的理解，还停留在传统阶段，比如说我们认为海洋是生命支持系统，是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宝库，是国家贸易的主通道，是军事斗争和权益争夺的主战场。海洋经济的主要类型，交通运输、旅游、盐业、渔业、矿业以及由此延伸的其他产业。这个概念如果不能突破，就很难在海洋创新上有所作为。
改变原有的认识，就是把区域、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放到整个生态系统中来看，变“生命共同体”为“命运共同体”，基于生态系统的发展模式下，内陆的人也要关注海洋，因为内陆任何发展的痕迹，最终都将流向海洋里。大家的命运是一样的，但是状态不一样。这也是亚太经合组织海洋部长会议通过的《厦门宣言》所要实现的目标——推动海洋事务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流作用。
海洋何以备受关注？根据联合国实施的全球海洋评价报告，全球70亿人口，每个人只占有1/5立方公里的海洋，而这1/5立方公里的海洋产生了每人每年呼吸的一半氧气；产生了我们每人所食用的所有海鱼和海产品，海洋是我们每人一生饮用的所有淡水的最终来源，海洋是船舶运输我们生产和消费货物的航道；海底的海床和地层储藏着我们日益需要使用的矿物、石油和天然气；海底铺设的越洋电缆传送90%的通信、金融交易和信息交流电子流量；我们将越来越依靠海上风力涡轮机、波浪和潮汐供应能源；我们中许多人在海边度假；海床是考古的丰富宝库……海洋与人类息息相关，人类将越来越依赖海洋，全世界都要重新认识这一点。
而与此同时，人类的活动也在影响着海洋，改变着海洋。
1800年，人类社会只占据地球上的很小的一片土地，在此之前，人类的全部历史几乎如此。而今天的人类生活已经充斥整个地球。1900年，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家公司在全球范围运作，而今天整个世界已经被全球商业网络完全覆盖。
过去，文化是地方性的、来自历史的积淀，而今天的消费文化却是全球性的，没有历史根基。历史上，自然的丰盈曾滋养了人类文明在各个地域的繁荣兴盛，而今天的各种全球生态系统都在迅速衰退，枯竭速度远远大于再生能力。
根据统计，全球海域因缺氧造成的“死亡区”数量，从2004年的150个增加到2006年的200个。过度捕捞造成鱼类等生物资源枯竭，生物多样性面临着巨大压力；海洋空间利用冲突加剧，海洋污染严重，美国环保局的数据表明，每年世界消费的塑料袋为5000亿到1万亿只。不足1%的塑料袋得到回收再利用，200多种海洋生命包括鲸鱼、海豚、海豹、海龟等由于塑料袋而死亡。我们把有害物质排放到海洋，是因为我们科学家的无能，为什么这样说？就是这些东西都是矿物，都是资源，它放错了时间和空间，我们没有把它变成我们有用的东西就放掉了。最近我听说青岛的科技工作者搞了一种新的可降解的材料，这就是革命！我们从纸袋到塑料袋是革命，但是从塑料袋到可降解材料的袋子，是更大的革命。
总之，仅过去50年，人类的扩展已经进入一种新的地球“生态位”。我们正尝试着在整个地球空间中生活。未来已经来临，我们都生活在这个世界里，但我们并不具备在这个新的地球生态位上如何持续生存的指导哲学和实际知识。
“海洋+”创新体系
现在我们对于海洋的研究是非常可怜的，我们用海很长时间了，但是我们研究海仅有20年。现在我们看到的世界地图，实际上是对海洋的曲解，因为地图把弧线变成了方块，把陆地放大。重新认识一下这个世界，人类生活的陆地并不是中心，人类是生活在孤独的岛屿之上。我们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思考如何科学合理地利用海洋，保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人类持久的和平，在地球村中守护这个巨大的、包围着我们的、带来生命支持的“蓝色水圈”。
海洋创新是一个体系，它包括新空间观、新价值观、新生活观组成的意识创新，基于生态系统和大数据的管理创新，基于健康理念的海洋保护创新，用创新创造需求的产业创新，新产业链、价值链的蓝色经济创新，基于网络+美育的海洋教育创新，着眼国际海洋话语权的外交创新。构建这样一个“海洋+”模式，才能使海洋走向市场化、社会化、生活化、时尚化，这也是蓝色硅谷应当承担的使命。
构建“海洋+”的创新体系，要协调发展，国家提出在海洋、太空等领域推出一批重大项目。海洋项目目前所知的第一是水下空间站，第二是安全保障，第三是蓝色粮仓，蓝色粮仓是以青岛为主的，这些都是国家的重大项目。
构建“海洋+”的创新体系，要走绿色发展道路。不仅是国家要绿色发展，每个人都要树立绿色消费的理念。举个例子，一件170克的汗衫，生态包袱是226公斤。所以你的选择非常重要，不是国家说绿色发展，就能绿色发展了，取决于每一个人。
接下来是开放发展，海洋是开放的，科技服务产业经济，引进来，走出去，一个开放体系对管理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引技、引智的工作如果做好了，蓝色硅谷的品位很快就上去了。
然后是共享发展，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让全社会感受海洋带来的福祉，让生活带有逐渐增多的海洋气息和品味。
海洋研究的第三次浪潮
当前全世界都在抢占新世纪的制高点—海洋。而纵观全球，海洋科技创新有几个新的走向：一是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技术、新材料技术和新能源技术的互动；二是海洋研究与开发链条的边界越来越模糊，融合发展，科技也从单一的技术竞争变成了体系竞争。
海洋学有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是“挑战者号”环球调查，第二次浪潮是卫星应用于海洋观测研究，第三次浪潮是海底系统进入海洋观测研究。
地球上有“两个海洋”，一个海洋是有光的，需要氧的，还有一个海洋是黑色的，是不见光的。按照青岛的吴立新院士说，海洋中超过3000米深的海域大约占70%。陆地上的新陈代谢靠阳光和氧气，深海中的新陈代谢靠硫。对深海的研究，会引发新的科技革命，而现在这方面的研究几乎还是空白，国家深海基地落户在蓝色硅谷，正是这里的一个优势所在。
20世纪，板块结构的发现是一个伟大的发现，这证明了陆地是局部，陆地依赖海洋而生。而在此之后，诺贝尔奖没有一个奖项授予海洋科学领域，我们对海洋还停留在认知阶段，海洋科技并没有大规模发展。
我们国家正在做的是什么呢？总体判断，我们正处在从跟跑者到领跑者过渡的阶段。深蓝、深海，“深”我们已经做到了，“蛟龙”号下潜到了7000米，但是从科技发展来看，我们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学习模仿和尝试，第二阶段基本是跟踪和攻关，第三阶段是现在，开始加大认知，加大技术的创新，自主创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在不断提高，也极大地引领了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海洋产业只有3个，1984年有4个，而到2001年，就增加到了13个。
但另一方面，我们距离“海洋强国”的目标还有相当差距，海洋科技方面的许多关键技术、核心技术尚未突破，而只有摆脱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才能实现产业转型，才能实现经济向质量效益型转型，生态环境才能有根本的变化，国家对海洋的管控能力才能进一步增强，也只有这样，才能称为海洋强国。
我们的海洋科研起步晚，根据权威资料，在海洋渔业、港口、造船产业上，我国在世界排名分别是第一、第二、第三。但在海洋科技创新方面，我国在世界排名第16，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排名第33。我国海洋学方面SCI论文发表数量近年来快速上升，但被引用率非常低。我们关注的重点，都在中国近海，而欧美等海洋强国的论文，关注的都是深海大洋。这就是差距，传统的行业，我们很伟大，但关键和引领的方面，我们太薄弱。
总体来说，我国海洋经济总量很大，但海洋经济发展中的科技引领和支撑不足。2013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54313亿元，其中，主体是海洋渔业、交通运输业、船舶制造和滨海旅游业等传统海洋产业，占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79.4%；而依赖于高技术的战略新兴产业虽然增长速度快，但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仍然较低。
与此同时，我国在经济转型发展中面临着的一系列压力，迫使我们必须提高海洋科技创新水平。
目前，经过马六甲海峡运送的石油数量约占中国石油进口总量的70%以上，每天通过马六甲海峡的船只近60%是中国船只。台湾海峡、中国南海、马六甲海峡、印度洋、阿拉伯海是中国的海上生命线。我国海洋权益维护任务艰巨。
我国未来的发展面临着严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资源对外依存度高、淡水资源匮乏、能源和矿产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生活生产空间不足、灾害频发等制约着经济社会快速健康发展，要素的边际供给增量已难以支撑传统的经济高速发展路子。2013年，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和第三大天然气消费国，石油对外依存度达到58.1%，天然气达到31.6%。预计到2030年，石油对外依存度超过70%，天然气达到45%。
随着经济的发展，海洋环境生态保护的需求也越来越强烈。近10年来，近岸劣于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的海域面积居高不下，均保持在2.5万平方千米以上；我国红树林近50年减少了50%；珊瑚礁在主要海域丧失80%；海草床生态系统面临严重威胁；沙质海岸侵蚀超过70%；滨海湿地和滩涂以每年超过2万公顷的速度减少。生态灾害频繁发生。
发展中的问题，只能用发展来解决。只有推动海洋科技创新引领，才能建设真正绿色、协调、可持续的海洋强国。
让科学来作答
海洋与生活有多少关系？答案令人失望。即便在一些沿海城市，人们吃的盐都不是海盐。海洋应该为人类提供更多的可能，提供未来的需求，新食品、新空间、新资源、新交往、新文化、新经济、新生活。
目前在日本、法国等国家，海洋的产品从食品、饮料、化妆品、建筑材料等都已经做得很好。未来海水经济将催生很多新兴产业，海水淡化、海水化学要素提取，海水直接利用，防腐蚀产业、海水渗透发电等等。而产业的革命将带给人类一个“海洋社会”，目前，欧美一些国家都设计出了未来建筑在海洋上的城市。
海洋带来生活方式的变化，海洋教育就势在必行。互联网时代，海洋创新也离不开新的商业模式。在海洋教育、培育海洋意识方面，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一些新的模式值得借鉴。
要走进海洋创新时代，还有一点十分重要，那就是提高国民的艺术修为。艺术与创新有什么关系呢？实际上，上世纪80年代，美国开始反思一个问题——为什么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强国，却是前苏联第一个把人造卫星送上了天？美国经过了全面的比较，对比了几百个指标，发现了一个最大的差距，那就是艺术修为。前苏联有着较长的历史积淀，这正是美国欠缺的。所以，艺术与创新是有关系的，没有艺术修为，没有美感，就没有创造力。于是哈佛大学开始了“零点计划”，用“零”来表示对文化艺术素质教育认识的空白，也同时意味着一切从头开始。
从事各种工作都要有艺术修为，要有美感，要有美学的基础，这既是个人的修为，又是个人欣赏世界的能力，最重要的是它激发创新能力。做科学是很有意义的，它能创造很多很多美的事务。
青岛的郑守仪院士，通过研究几亿年前的有孔虫，创造出海洋文化的雕塑，这大自然的杰作远胜过一切人类的设计。墨西哥把人工鱼礁做成雕塑，成为了一大旅游景观。英国人为了关怀海洋生物，让英国最著名的演员抱着鱼拍照，让他们代言，替鱼说话。所有的科学家，艺术修养都很高，我们研究海洋时间太短了，只有120年，海洋之美期待我们去发现，我们应该在追求美的过程中探索海洋。
区域海洋创新 篇4
1 文献综述
中国区域海洋科技创新效率研究几乎是一个空白, 但有关科技创新效率评价等研究可资借鉴。现有效率测评方法主要分为参数法和非参数法两类。国内外学术界广泛采用的非参数DEA方法对效率进行研究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笔者亦采用此方法。
科技创新效率是科技投入产出的转化率, 其内涵为在一定的科技创新环境和创新资源配置条件下单位科技创新投入获得的产出, 或者单位科技创新产出消耗的科技创新投入。已有学者针对科技创新效率进行测量[6,7], 部分学者对效率差异进行了分析[8,9]。Nasierowski和Arcelus用两步骤DEA方法测度了45个国家的创新效率, 发现技术创新规模、资源配置对生产率的变化有重要影响[10,11,12]。池仁勇、虞晓芬和李正卫利用DEA方法, 对我国30个省域的技术效率进行了测定, 结果呈现东高西低的特征[8]。孙凯、李煜华用DEA方法对我国省域技术创新效率进行了分析与比较, 研究结论是大多数省份没有充分利用或低效率利用其创新投入, 而且区域技术创新效率未必与其技术创新能力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13]。白俊红、江可申和李婧应用DEA分析方法对2004—2006年中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创新效率进行了测评, 结果是区域创新效率普遍较低, 规模报酬出现递减态势, 规模效率区域差异大[14]。迟国泰、隋聪和齐菲首先运用聚类分析对评价对象进行分类, 再基于超效率DEA方法对14个省、市、自治区进行科技效率评价, 并建立了评价指标体系[15]。
DEA方法对区域创新效率分析, 实质是借助前沿分析法构造一个生产前沿面, 被评估的区域与该前沿面的相对差距就是它的效率, 在其估计过程中不需要设定具体的生产函数形式, 也不需要人为给定各种指标的权重, 避免因设定错误模型导致估计结果偏差, 尤其是科技创新效率是一个多投入多产出的系统, DEA方法具有明显的优势。同一国家因环境政策制度等类同使得区域间投入产出指标数据可比性强, 且通过对其效率差异影响因素分析, 能为各区域提升科技创新效率找寻到有效途径。
虽然国内外利用DEA评价创新效率的研究成果比较多, 但对于一个国家区域海洋科技创新效率研究鲜见, 对中国沿海地区海洋科技创新效率研究仍是空白。尤其是通过对创新效率的分解, 可以确定纯技术因素与规模因素影响作用, 从而为制定创新发展战略时提供建议, 同时通过影响创新效率因素的分析, 为政策制定参考。
2 模型、指标与数据
2.1 模型
DEA方法是用数学规划模型来评价相同类型的多投入、多产出的决策单元 (DMU) 是否是技术有效的一种非参数统计方法[16]。Farrell提出用逐段凸函数逼近的方法进行前沿面估计[17], 之后20多年间, 很少有学者继续做这方面的研究[18]。1978年, Charnes、Cooper和Rhodes第一次提出数据包络分析DEA[19], 很快成为管理科学领域重要的分析工具。
DEA采用线性规划方法, 构建成一个非参数逐段线性的包络面将数据包络起来, 根据包络面就可计算出效率测度。当所有决策单元 (DMU) 都以最佳规模运作时, 规模报酬不变 (CRS) 的假设是合理的。但由于竞争的不完全、政府法规和财政约束等环境因素, 导致DMU不能以最优规模运作, 使用CRS进行的技术效率测度会受规模效率的影响, 为测算DMU的纯技术效率水平, Banker、Charnes和Cooper提出了可变规模报酬模型 (VRS) , 使用VRS模型可以不受规模效率的影响计算纯技术效率[20]。
VRS模型如下:
在规模报酬可变的情况下, 技术效率或称综合技术效率 (TE) 可进一步分解为纯技术效率 (PTE) 和规模效率 (SE) 。纯技术效率反映的是DMU在一定 (最优规模) 时投入要素的生产效率, 规模效率反映的是实际规模与最优生产规模的差距。DMU只有同时达到纯技术有效和规模有效, 才是DMU的综合技术有效。如图1所示, CRS是规模报酬不变的前沿面, VRS为规模报酬可变的前沿面。在CRS下, 点P面向投入的技术无效率是PPc, 但在VRS下, 技术无效率只是PPv。这两种技术效率测度的差异是PcPv, 这是规模无效率引起的。从图1可知, TE=APc/AP, PTE=APv/AP, SE=APc/APv, 则有TE=PTE×SE, 即综合技术效率取决于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状况。
为进一步了解海洋科技系统效率的影响因素, 以DEA效率值作为因变量, 以影响因素等作为自变量建立Tobit回归模型, 是学术界普遍采用的方法, 且在教育、银行、医院和区域科技系统等广泛应用[21]。
2.2 指标选择和数据
用DEA方法进行创新效率测度, 必须选取合适的投入与产出指标, 并要考量数据的可得性。投入指标一般从人力和资金两方面考虑[22]。科技人员是创新的主体, 因此, 科研机构专业技术人员作为人力投入指标。科研资金作为投入变量得到研究者的公认, 利用《中国海洋统计年鉴》的海洋科研机构科技经费筹集额作为海洋科技资金投入变量。产出指标反映科技创新的效益, 科技论文发表数、专利授权数和发明专利授权数是相关文献常用的指标[6,7,14,22]。上述投入产出指标数据均源于《中国海洋统计年鉴2007—2009》。
DEA模型要求样本数据个数不少于输入输出指标和的2倍[23]。考虑指标数据的可得性, 并有利于比较不同指标体系之间的效率差异, 以上述指标为基础, 分别计算双投入单产出、双投入双产出和双投入三产出的DEA值。
3 创新效率分析
以我国11个沿海地区为研究样本, 利用公开统计数据, 运用DEAP2.1软件包, 取面向投入的DEA的VRS模型对2006—2008年中国区域海洋科技创新效率进行研究。
为便于比较研究, 笔者以产出指标不同分别进行计算。表1是以地区海洋科研机构发表科技论文数单产出指标的效率值, 表2是以地区海洋科研机构专利授权数、地区海洋科研机构发表科技论文数双产出指标的效率值, 表3是以地区海洋科研机构专利授权数、地区海洋科研机构发明专利授权数和地区海洋科研机构发表科技论文数三产出指标的效率值。
*注:TE为综合技术效率;PTE为纯技术效率;SE为规模效率;RS为收益规模报酬.其中, irs表示收益规模报酬递增, -表示收益规模报酬不变, drs表示收益规模报酬减 (下表同) .
对上述效率值进行分析, 可以发现:
(1) 沿海11个省市海洋科技创新综合技术效率值低, 区域差异巨大, 且具有明显波动的特征。从计算结果分析, 综合技术效率最低, 均值仅为0.305, 最大均值仅为0.719, 表明中国沿海地区海洋科技创新效率普遍较低, 综合技术效率损失在28.1%～69.5%。2006—2008年始终位于前沿的仅有河北省, 综合技术效率最低值仅为0.094, 区域间技术效率差距大。从技术效率均值分布来看, 2006年和2008年均值大于2007年, 呈现技术效率值的显著波动。综合技术效率是对决策单元的资源配置能力和资源使用效率等多方面能力的综合衡量与评价, 计算结果表明中国沿海省区对海洋科技资源配置与使用管理能力有待提高。
(2) 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均值不高, 最高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值分别为0.862和0.836, 最低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值分别为0.674和0.536。从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年均值来看, 除2006年双产出和三产出、2008年单产出是纯技术效率小于规模效率外, 其他的均为纯技术效率大于规模效率。从各年份省区统计数据来看, 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值均为1的占19.2%, 纯技术效率值大于规模效率值的占42.4%, 纯技术效率值小于规模效率值的占38.4%。纯技术效率用于衡量决策主体以既定投入资源提供相应产出的能力, 与决策主体的管理水平直接相关, 规模效率用于衡量决策主体现有生产规模结构与最优生产规模结构之间的差距。因此, 制约中国区域海洋科技创新效率不仅体现在纯技术效率方面, 而且创新系统的规模扩张与加强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提高管理效率等纯技术效率因素同样重要。
(3) 我国沿海海洋科技系统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 规模报酬不变和规模报酬递增单元占75.8%。以单产出计算结果反映规模报酬递减主要是江苏、山东、广东和上海, 以双产出计算结果反映规模报酬递减主要是江苏、广东, 以三产出计算结果反映规模报酬递减主要是江苏、广东和山东。上述结果说明, 现有海洋科技系统处于总体规模报酬递增阶段。
4 海洋科技创新效率影响因素
Furman等认为, 研发资源的投入并不是决定创新产出绩效的唯一因素, 制度、环境以及政策的改变都可能导致绩效的差异[24]。在借鉴相关研究的基础上[25,26], 笔者重点考察以下因素对海洋科技创新效率的影响:① 海洋经济发展水平 (HJL) , 以海洋生产总值占沿海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② 海洋经济产业结构 (HJS) , 以海洋产业总产值中第二产业产值的比重表示;③ 海洋科技系统人员结构 (KRY) , 以具有研究生学历人员占海洋科研机构从事科技活动人员的比例表示;④ 海洋产业从业人员科技素养 (KRK) , 以海洋科研机构从业人员占地区涉海就业人员的比例表示;⑤ 海洋高等教育发展水平 (HEL) , 以万人区域涉海就业人员中在校大学生数表示;⑥ 政府影响力 (GYL) ;以政府海洋科技资金投入占海洋科技经费筹集额的比重表示。数据源2007—2009年《中国海洋统计年鉴》。
采用处理限值因变量的Tobit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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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E*it可分别为各省区不同年份的综合技术效率值、纯技术效率值和规模效率值;研究样本时间为2006—2008年, 表4至表6是双投入、双产出情况下运用Eviews6.0的回归结果。
综合技术效率值、纯技术效率值和规模效率值对影响因素的回归方程均通过了检验, 但每个因素对不同效率的影响有较大的差别。
(1) 海洋经济发展水平 (HJL) 对综合技术效率和纯技术效率呈负向影响, 并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海洋经济比重越大, 科技投入的人力和资金规模就越大, 要求决策主体有较强的资源配置能力和管理水平, 回归系数的负值表明了我国沿海地区海洋科技资源配置能力和管理水平必须得到提高, 才能提高海洋科技创新效率。海洋经济发展水平对规模效率影响没有通过检验, 但其系数的正向性可以预期海洋经济占地区经济比重越大, 越能使现有科技创新规模接近最优规模结构。
(2) 海洋经济产业结构 (HJS) 对纯技术效率为负向影响, 对规模效率有正向影响, 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海洋第二产业比重对综合技术效率回归系数为正值, 但没有通过检验。因此海洋产业结构对海洋科技创新效率的影响方向仍需深入研究。
(3) 海洋科技系统人员结构 (KRY) 回归系数均为正, 且对综合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回归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表明了具有研究生学历人员占海洋科研机构从事科技活动人员的比例对海洋科技创新效率的正向的积极作用, 增加高学历科技人员是提升创新效率的关键, 同时也反映了海洋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基础作用。
(4) 海洋产业从业人员科技素养 (KRK) 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值, 除对规模效率回归系数没有通过检验, 其他的通过了检验。结果表明, 海洋科研机构从业人员占地区涉海就业人员的比例直接影响海洋科技创新效率, 扩大涉海就业人员中从事科技工作的人员, 不断提高海洋产业从业人员的科技素养, 将会对海洋科技创新产生积极影响。
(5) 海洋高等教育发展水平 (HEL) 对海洋科技创新效率的回归系数均为负值, 且对综合技术效率和纯技术效率的回归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一结果, 一方面揭示了我国区域海洋高等教育对海洋科技创新效率的负向贡献, 反映了海洋高等教育发展与海洋科技创新需求分离, 海洋高等教育创新人才培养任重道远;另一方面反映了我国区域海洋高等教育分布与海洋科技经济发展的不协调性。海洋高等教育必须走产学研相结合的发展道路, 增强海洋高等教育对海洋科技创新的影响力。
(6) 政府影响力 (GYL) 均为正向的, 因为回归系数均为正, 且对综合技术效率和纯技术效率回归系数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一结果说明政府不仅要加大对海洋科技的投入, 而且要以提高海洋科技创新效率承担更大的责任。
综上分析, 海洋科技系统人员结构、海洋产业从业人员科技素养和政府影响力对海洋科技创新效率有直接的正向影响;海洋经济发展水平和海洋经济产业结构对海洋科技创新效率影响较为复杂, 负向性的回归系数要求不断提高决策主体的资源配置能力和管理水平;海洋高等教育需要与区域海洋经济发展相协调, 人才培养要与海洋科技创新的要求相适应。
5 结论
本研究采用面向投入DEA可变规模模型, 分别对双投入与单输出、双输出和三输出不同输出指标组合进行区域海洋科技创新效率进行分析和评价, 并运用Tobit回归方程探讨了海洋科技创新效率影响因素, 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
(1) 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率值低, 区域差异大, 且具有明显波动的特征。综合技术效率最低均值仅为0.305, 最大均值仅为0.719, 表明中国沿海地区海洋科技创新效率普遍较低。最高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值分别为0.862和0.836, 最低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值分别为0.674和0.536。因此, 制约中国区域海洋科技创新效率的不仅体现在纯技术效率方面, 而且创新系统的规模扩张与加强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提高管理效率等纯技术效率因素也同样重要。
(2) 我国沿海海洋科技系统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 规模报酬不变和规模报酬递增单元占75.8%。加大对海洋科技的投入, 不仅是发展海洋事业的客观需要, 而且对提升海洋科技创新效率具有积极的作用。
(3) 海洋科技系统人员结构、海洋产业从业人员科技素养和政府影响力对海洋科技创新效率有直接的正向影响;海洋经济发展水平和海洋经济产业结构对海洋科技创新效率影响较为复杂, 负向性的回归系数要求不断提高决策主体的资源配置能力和管理水平;海洋高等教育要走产学研相结合人才培养道路, 与区域海洋经济、科技发展相协调, 提高海洋高等教育的影响力。
广东海洋大学 创新创业 篇5
既然开潮汕风味的餐厅，主打产品自然是潮汕美食，下面是几种美食的介绍： a 潮汕砂锅粥
潮汕砂锅粥是在潮汕地区流传很久的美食了，现在也完全走出潮汕地区，不管在哪，都能看到它的身影，深受食客的青睐。目前遍及整个珠江三角洲地区.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几千家专门煮潮汕砂锅粥的店铺。潮汕砂锅粥最大的特点是用砂锅精心熬制，汤汁浓稠，米粒绵软，香味弥漫，口感极佳，是养身的好食谱。主要原材料有大米，猪大骨以及虾蟹等海鲜。b 潮汕蚝烙
蚝烙是广东潮汕地区的汉族传统小吃，属于粤菜系，历史十分悠久。鲜美酥香，酥而不硬，脆而不软的“蚝烙”实际即是“蚝煎”，因为潮州的“烙”，实际即是潮菜烹调方法中的“煎”。在清代末年，潮州城镇各地，制作“蚝烙”的小食摊已经十分普遍。其中最有名的，应该是民国初年，位于潮州府城开元寺古井西北的泰裕盛老店。这一小食铺，专门经营“蚝烙”，其煎制的“蚝烙”口味特别诱人，故在当时名噪整个潮州地区，持续达半个世纪之久。在第二期《舌尖上的中国》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身影，由此可见其在民间的知名度。湛江海鲜资源丰富，制作上好的蚝烙并不怕缺少新鲜原材料 c 手打牛肉丸
牛肉丸作为著名的潮汕小食，在潮汕已有近百年历史，牛肉丸可分为牛肉丸、牛筋丸两种，牛肉丸肉质较为细嫩，口感嫩滑，牛筋丸是在牛肉里加进了一些嫩筋，很是有点嚼头。
区域海洋经济研究前瞻 篇6
对于海洋经济的概念,最早是美国海洋研究中心主任杰拉尔德·J·曼贡(1977)在他的《美国海洋政策》一书中提及,但是并没有对概念进行表述[1]。在国外,海洋经济这个概念并不常见,仅见于少数的海洋统计报告、环境统计报告以及海洋发展政策中。
与国外相比,国内海洋经济概念研究的成果更为丰富。但由于研究视角以及研究者学科背景的差异,迄今为止尚未有一个明确、统一,且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定义。相对来说,应用比较广泛的是国家海洋局关于海洋经济的定义,即海洋经济是指开发、利用和保护海洋的各类产业活动,以及与之相关联活动的总和(国家海洋局,2007)。
2 国内外海洋经济研究现状
2.1 国外海洋经济研究现状
国外对海洋经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海洋经济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海洋经济活动对海洋环境的影响和海洋产业经济研究。在海洋经济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的研究上,Nathan Associates(1974)评估了美国海洋有关产业的生产总值[2]。Pontecorvo和Wilkinson(1984)分析了海洋部门对美国经济的贡献[3]。Kildow(2010)总结了各国研究成果,发现各个国家经济对海洋的依赖都不同,加拿大(RASCL,2004)海洋经济占GDP1.5%,英国(Pugh,2008)4.9%,法国(Kalaydjian et al.,2008)和美国(Kildow e al.,2009)都是1.4%,澳大利亚(Allen,2004)3.6%,新西兰(Statistics NZ,2004)2.9%[4]。运用的主要研究方法是经济学的相关分析、测算模型(如投入—产出模型)等。在海洋产业经济研究方面,重点研究海洋产业活动,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以及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此外,国外学者还对一些新兴海洋产业,尤其是海洋石油和天然气产业进行研究。
2.2 国内海洋经济研究现状
目前,国内对海洋经济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两门学科:一是基于地理学视角的海洋经济理论研究体系,认为海洋经济学属于经济地理学的分支;二是基于经济学视角的海洋经济理论研究体系,认为海洋经济学属于经济学的研究范畴。
地理学研究海洋经济,侧重于探究海洋产业的空间布局,及其形成的条件和发展规律。张耀光、韩增林(2010)应用变差系数、集中化指数、锡尔熵指数(锡尔系数)等定量分析方法,重点分析了辽宁省辽东半岛、辽西走廊、辽河三角洲海洋产业的聚集程度的差异及海洋经济区域差异形成的原因[5]。向云波、彭秀芬、徐长乐(2010)运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长三角海洋经济空间发展格局,研究结果表明长三角海洋经济发展不均衡,空间差异显著;海洋产业地域空间聚集态势明显,形成了以上海、嘉兴、杭州、绍兴、宁波和舟山为中心的三角地带,以连云港、盐城和南通为中心的北部轴线,以台州和温州为中心的南部轴线,所组成的“三角两翼”海洋经济空间发展格局[6]。而经济学研究海洋经济,侧重于海洋经济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规律的探索。
我国三大海洋经济区域分别为环渤海区域、长三角区域和珠三角区域。但是在文献研究上却有明显的倾斜。对环渤海区域研究的文章很多,如张燕歌(2009)、孙群力(2007)、李靖宇和徐志坚(2006)、谭在仁(2008)、纪建悦(2007)、刘洪滨(2003)、李峰(2009)等;研究长三角海洋经济的文章相对较少,研究成果比较突出的有向云波、彭秀芬、徐长乐。
3 区域海洋经济研究方法
在对区域海洋经济差异中,研究方法包括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数学或经济模型的分析方法等。
许旭(2008)在其硕士论文《中国区域海洋经济差异分析》中用动态和静态两个方面来全面反映各省海洋经济发展条件、状况的差异,并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沿海各省市海洋经济发展综合实力进行评价估计[7]。谭在仁(2008)先用实证分析法分析了威海发展海洋具备的条件、现状和面临的问题,继而结合国内外海洋产业经济理论进行规范研究,为威海海洋经济发展制定了切实可行的经营战略[8]。张耀光、韩增林等在确定主导海洋产业时,应用偏离—份额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和层次分析法[9]。吴健鹏则运用灰色关联分析与区位熵分析分别确定了广东发展海洋经济的主导产业与优势产业[10]。
4 区域海洋经济差异的研究现状
目前在区域海洋经济上,主要有三大研究方向,一是分析区域空间差异离散程度,二是区域海洋经济综合评价模型,三是区域海洋发展趋势预测及展望。
辽宁师范大学专门成立了海洋经济与可持续发展中心,在区域空间布局和区域差异的研究上,得出的研究成果最多,且以定量建模研究为主。以张耀光、李佩瑾、栾维新、韩增林等学者为代表。张耀光、魏东岚、王国力(2005)在《中国海洋经济省际空间差异与海洋经济强省建设》研究中应用分析区域空间差异离散程度的定量方法与模型,如层次分析法、洛伦兹曲线、标准差与方差、变异系数、三角形重心轨迹移动等,分析了各省区直接海洋产业和海洋经济总值、海洋三次产业结构等的空间聚集与扩散程度[11]。韩增林、王茂军、张学霞(2003)在《中国海洋产业发展的地区差距变动及空间集聚分析》采用基尼系数、变异系数、加权变异系数等指标,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海洋经济发展的地区差距以及海洋产业空间聚集的变动趋势[12]。李佩瑾和栾维新(2005)运用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对沿海11省市的海洋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分类,初步探讨沿海海洋经济的发展差异[13]。
武鹏、王镇、周云波(2010)试图建立一套适用于我国的区域海洋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体系,并采用德尔菲法对各指标赋权重,用均值化法对原始数据进行了无量纲化处理。文章以我国沿海11个省域及三大海域为研究对象,进行了实证分析。综合评价体系包括5个一级指标,28个三级指标。此外还有崔木花和侯永轶(2008)、李明(2008)也丰富了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目前还有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就是区域海洋经济的整合。向云波运用区域海洋经济整合架构,探讨了长三角海洋经济整合的模式、机制及实现途径[14]。
5 前瞻
通过研究上述文献发现,不管是在研究区域海洋经济差异空间聚集或离散问题上,还是对海洋经济发展布局及预测上,都没有考虑到空间自相关问题,例如变异系数仅仅反映了区域数量差异,与区域的地理位置无关。而Tobelr(1979)提出的地理第一定理认为,事物都是彼此联系的,而且,与较近的事物联系程度会比较远的事物联系更加紧密。Anselin(1988)也提出由于区域观测值之间是不是独立的,不考虑空间依赖性会出现缺少变量或异质性等如此类的问题,因而分析经济增长时要考虑空间效应的重要性[15]。例如Giuseppe Arbia(2005)采用空间依赖面板模型分析了意大利的经济增长情况,但之前没有考虑空间因素时得出却是发散(Mauro和Godrecca,1994)。空间计量分析方法是目前国际上研究经济问题很有效的一种方法。但运用空间计量分析方法研究经济增长发展不平衡问题尚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研究较少,特别运用空间计量分析方法是研究长三角地区的海洋经济区域差异的动力分析还是空白。
摘要：海洋经济研究一直在探索中前进,并形成了不同的研究体系。从海洋经济的概念不同影射研究范围的不同,到研究方向的区别,加上现在海洋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使海洋经济研究渗透性很强。通过对海洋经济文献的研究,发现所有的文献均未能考虑地区间可能存在空间自相关,进而提出了运用空间计量分析方法来研究海洋经济区域差异的可能性。
区域海洋创新 篇7
乐清湾生态监控区是国家海洋局首批15个生态监控区之一,2004-2010年,每年开展1~2次社会调查和环境监测,并在此基础上开展主要生态问题研究,提出管理对策措施,在海洋主管部门的支持下实施生态监管。
1 乐清湾生态系统概况
乐清湾位于浙江省南部沿海,与象山港、三门湾并列为浙江省三大半封闭海湾,是浙江省重要的海水增养殖基地和贝类苗种基地。乐清湾三面环陆,向西南开口,纵深达42km,平均宽度约10km,平均水深约10m,面积约463.6km2,大陆海岸线长185km。
乐清湾行政上分属乐清市(属温州市)、温岭市和玉环县(属台州市)。沿岸各县、市经济发达,乐清市、温岭市和玉环县分别列2008年中国经济百强县(市)的第18位、15位和75位。沿岸高度发达的民营经济,导致乐清湾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大量的围填海等海洋工程使乐清湾滩涂面积锐减,生态系统受损严重且大部分损伤是不可恢复的。同时,乐清湾生态类型多样,特点突出。有分布最北的红树林,并在此建立了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外来物种———互花米草分布范围广,蔓延速度快;湾内有冲有淤,淤积处形成丰富的滩涂资源,成为浙江省著名的贝类苗种基地。冲刷处水深条件优越,建设有大麦屿港区和乐清湾港区;漩门湾围海工程等一批海洋围涂工程全国闻名;新近建成投产的2个火电厂温排水对乐清湾生态环境的影响。如此等等,为乐清湾生态监控区生态问题研究提供了极好的素材。
2 主要生态问题研究
乐清湾生态监控区监测范围包括乐清湾全部海域,生态环境监测站位(图1)、监测项目已相对稳定,监测介质包括水质、沉积物、生物生态,以及社会经济等生态压力指标,基本能满足监控区生态评价需要。同时针对主要生态问题开展专题研究,根据2005-2010年乐清湾生态监控区专项监测报告,掌握的乐清湾主要生态问题影响范围和程度具体如下。
图1 监控区监测站位
2005年,开展乐清湾污染源调查,分析乐清湾的环境压力及变化趋势。结果表明,1980-2004年,乐清湾沿岸地区人口增长36%,经济增长100倍,农业化肥使用量增长20倍。海水养殖产量增长5倍(1990-2004年)。人口的增长、经济的发展,化肥使用量、养殖产量不断增加,导致氮、磷、有机物等污染物长期、大量进入乐清湾,使乐清湾有机污染和富营养化程度越来越重,海域污染持续加剧,环境压力逐年上升。
2006年,开展乐清湾水动力数值模拟计算。通过计算,2002年竣工的漩门二期围海工程进一步改变了乐清湾的水动力状况。围海工程后平均潮位升高约1cm,平均流速减小10cm/s,减小幅度15%。由于流速减小,导致涨急时刻的纳潮量减小的幅度为14.6%。
2007年,开展了乐清湾养殖围塘生态子系统研究。调查发现,近15年来乐清湾内围塘养殖投饵量增加4倍多,接近每年3万t,而其中有约20%或更多的饵料未被利用。富含有机质、营养盐的残饵以及养殖生物排泄物通过水体交换,源源不断地进入乐清湾,成为乐清湾近岸海域的巨大污染源。
2008年,开展了乐清湾外来物种———互花米草分布研究,通过卫片分析2005年和2008年的互花米草分布情况,研究其扩散速度。乐清湾互花米草分布面积从2005年的9.32km2增加到2008年的14.94km2,扩散了1.6倍。
2009年,利用1999年、2005年、2009年3个时期的乐清湾TM影像研究乐清湾滩涂减少情况。分析得出3个时期的乐清湾滩涂面积分别减少了2.092万hm2、1.64万hm2和1.414万hm2,滩涂湿地5年间的减少速率均在10%以上。
2010年,开展了乐清湾两个火电厂的温排水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浙能乐清电厂,华能玉环电厂进、排水口的最大温差分别为9.4℃和11.0℃,4℃温升最大包络面积分别为0.64km2、0.52km2,2℃温升最大包络面积分别为1.23 km2、1.20km2。取排水卷载效应、热冲击等引起浮游生物损失,损失率由高到低依次为鱼卵和仔稚鱼、小型浮游动物、大型浮游动物、浮游植物。
针对乐清湾主要生态问题,提出针对性管理对策措施,主要包括:建立乐清湾开发与生态保护协调机制;科学论证、严格控制大规模围涂和大型海岸工程;加强陆源污染源控制与监督管理,开展海洋环境治理;调整海水养殖分布与结构,开展养殖容量研究;建立乐清湾湿地生态保护区,启动生态修复工程等。近几年,在当地海洋主管部门的组织领导下,陆续对乐清湾生态监控区开展了生态专项监管,建立了乐清湾海洋环保区域合作机制,实现两市三县对乐清湾生态环境的协同保护;开展乐清湾海底垃圾清理,恢复海底环境;在乐清湾清江流域开展污染物减排控制试点,实现区域生态环境的逐步修复。
3 生态监控区工作的主要不足与发展设想
目前,生态监控区工作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①对生态问题的研究不足;②在生态问题研究基础上形成的管理对策措施针对性、可操作性不强,或者是执行效果不好。生态问题研究不足首先体现在监测方案目的不明确,上一级监测管理部门每年下发生态监控区监测方案,对监测内容、方法等都做了要求,但未针对各监控区的特点提出具体的生态问题研究内容;管理对策措施执行效果不好的主要原因是区域行政协调难度大,各生态监控区往往跨县市,各行政区多从自身经济发展角度考虑。
针对上述不足,提出4点设想:①做好监测工作的上层设计,在设计方案时,生态监控区常规监测在保障全面了解监控区健康状况的基础上,加强对重点区域,如排污区、养殖区的监测,对主要生态问题开展针对性的研究性监测,保证每年的监测既能反映本监控区的健康状况,也能查找出主要生态问题;②丰富监测手段,如使用生态浮标连续监测重点区域,采用遥感手段监测火电厂温排水、赤潮、排污口等;③改进评价方法,使用综合评价法反映生态影响[4];④加强监测部门与海洋主管部门的配合,解决查找出的生态问题,可以建立由海洋主管部门、地方政府、相关企业、科研单位、民间组织、普通民众等组成的区域管理部门,以联席会的形式管理地方经济发展与海洋环境保护有关问题。
4 讨论
建立生态监控区的初衷是希望通监测和生态监管实现对区域海洋生态系统的管理。生态监控区工作开展6年来,各监控区已经基本查明了影响生态健康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管理对策措施。下一步监控区的工作重点应逐渐转向对生态管理对策措施的落实情况跟踪,监督管理措施的研究进度,评估取得的效果等。着力解决生态问题研究、管理对策措施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通过分步骤、有效的、基于生态系统的管理,实现区域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稳定。
参考文献
[1]欧文霞,杨圣云.试论区域海洋生态系统管理是海洋综合管理的新发展[J].海洋开发与管理,2006,23(4):91-96.
[2]刘霜,张继民,杨建强,等.黄河口生态监控区主要生态问题及对策探析[J].海洋开发与管理,2009,26(3):49-52.
[3]苏纪兰,唐启升.我国海洋生态系统基础研究的发展:国际趋势和国内需求[J].地球科学进展,2005(2):139-143.
区域海洋创新 篇8
备注:1.中国海洋大学 (以下称中海大) 、上海海洋大学 (以下称上海大) 、浙江海洋学院 (以下称浙海大) 、广东海洋大学 (以下称广海大) 、台湾海洋大学 (以下称台海大) 、高雄海洋科技大学 (以下称高海大) ;2.带*号数学式表示学生活动在前后不同接待单位逗留的天数。
分析:海峡两岸大学生海洋教育文化交流虽然正逐步成熟, 但是, 要达到长效发展的目标还需要继续完善和努力。从调查2009年亲历该活动的两岸64名学生的资料中表明, 100%的学生对此活动是否继续开展存在忧虑。这类活动是否延续, 认为校方占主导作用的学生占50%;100%的学生认为自己很荣幸能参与这次活动;在谈到两岸学生交流活动之前的准备工作时, 74%的学生认为最重要的是集体融合工作;调查中, 有84%的学生认为参加此类交流活动主要是希望两岸大学生相互学习, 加强沟通和理解。当然, 通过调查, 发现两岸学生的交流非常必要, 也是必然的。其中, 63%的学生对今后开展这种活动提出了中肯的建议和意见, 如“对此次活动的想法及以后的建议”“对带队教师的期望”“对学校要说些什么”……学生希望这种活动今后能延续下去, 让更多的学生参与进来;交流活动的具体内容是否可以提前在各院校中征求意见;带队教师要多了解参与学生的思想;至于对学校的意见, 学生希望学校能继续投入, 让这类学生交流活动发展下去……这些都充分表明, 学生非常希望两岸大学生海洋教育文化交流活动能继续向前发展。
从前述交流状况看出, 活动经费的落实、活动范围以及规模等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 而且, 每年的活动变数较大。因此, 为了让这一有意义的交流活动能持续开展下去, 本研究将引入区域院校联盟的理念, 从组织管理的角度对大学生的海洋教育文化交流活动从目标、方案到实施, 然后到结果反馈, 以致活动保持长效性, 进行分析研究。
概念界定:高等院校间的交流合作并形成协作网络不是新生事物, 如, 高等院校间签署师生互换与科学研究项目等合作形式早已存在。杨启光认为, 20世纪50年代以来, 一些国家由于地理上的接近, 彼此间的经济依赖关系不断显现, 他们基于历史、政治、文化、意识形态以及种族上的同构性或相似特性, 开始关注区域内的国家间面临的共同教育问题, 区域中的各国有了初步的区域教育合作关系, 这就是院校区域联盟。本研究中, 院校区域联盟指海峡两岸涉“海”类, 并且贯名“海洋”二字的高校, 有台湾的海洋大学、高雄海洋科技大学, 大陆的中国海洋大学、上海海洋大学、浙江海洋学院以及广东海洋大学, 他们为了共同的海洋教育科研事业而形成的合作关系。这就是海峡两岸海洋大学联盟。
组织管理构架
海峡两岸海洋大学联盟, 不只是两岸高等教育教学科研的联盟, 更是促进两岸相互理解、缩小差距、加深情感的联盟。海峡两岸大学生进行海洋教育文化交流, 是以两岸海洋大学联盟为前提。两岸海洋大学联盟实施学生海洋教育文化交流活动的基本组织结构应以各高校的活动决策领导组成的一种委员会制为基础, 各高校自行组织形成各自的直线职能式的组织结构, 因而构成整个系统。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认为, 建立一个组织结构首先应该考虑这个组织结构必须达到的要求, 管理者必须明白该结构承担的任务和压力, 以及该结构应该取得的绩效。一个较好的组织管理能激励组织的积极性和提高组织活动的可持续发展。
海峡两岸大学生海洋教育文化交流活动的组织管理构架如下:
如图1所示, 海峡两岸六所高校分管该项工作的校领导构成了这一组织结构的委员会成员, 也是实施两岸学生海洋教育文化交流活动的最高决策层。因此, 该活动经过委员会讨论, 最后通过两岸学生海洋教育文化交流活动策划方案, 如, 活动承担单位、活动主题、规模、范围、地点以及经费承担方式等。决策层将活动的实施方案下达给六所高校。然后, 各高校组织各自相关的职能部门, 如, 负责沟通联络工作的港澳台办公室, 负责学生活动宣传、学生选拔和管理工作的学生处, 以及对学生代表进行培训和整合等工作的团委, 指挥和分配各部门的责任和义务。各职能部门按照自己的工作分工, 按部就班地执行下去。最后, 选拔出来的学生团体, 根据活动需要分成不同的责任组, 将各项活动任务付诸实施。
如上图所示, 海峡两岸大学生进行海洋教育文化交流活动的组织机构在纵向可分为四个层次, 即决策层、指挥层、执行层、操作层。这四个层次, 就是管理层级。管理层级的设立是实行分级管理的基本组织结构基础。只有各层次机构的责任和义务明确, 各司其职, 学生交流活动才能如期有效地进行。
系统分析
海峡两岸大学生的海洋教育文化交流活动, 就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这一系统工程涉及到活动目标、任务、人员、财力、实施、反馈、调控等因素。两岸大学生海洋教育文化交流活动的宗旨是加强合作, 增进了解, 加深情谊。但是, 每年一次交流活动的目标设计、任务分工、人员构成、投入财力等, 应根据活动承办方、活动举办地点等因素的变化而不同, 否则, 内容单调的循环往复, 只会让参与者产生疲劳效应。实际上, 要继续开展这类学生交流活动, 承办单位必须制定一个周密的工作计划, 然后按照计划执行下去。无论是六所院校学生整体活动的实施, 还是各学校在活动筹备期间进行直线职能式管理, 都必然是一个紧密的循环工作系统。
组织管理实施步骤
实施有效的组织管理必须依据制定目标、确定方案、配备人员、实施计划、反馈以及调控等六个环节进行。
1. 制定目标。
目标, 根据组织的使命而提出的组织在一定时期内所要达到的预期成果。两岸大学生海洋教育文化交流活动的组织者, 即海峡两岸海洋大学联盟成员, 应定期聚集一起, 就这一学生交流活动在未来5年或10年的目标及相关内容进行整体规划。确定活动组织的总目标, 即加强两岸学生交流, 促进各方在某一领域的共同进步, 加深两岸深入了解, 互通有无。制定目标应包括制定组织的总目标、部门目标和个人目标, 同时要制定完成目标的标准, 以及达到目标的方法和完成这些目标所需要的条件等各方面的内容。按照学生交流活动总目标, 海峡两岸海洋大学各方要根据每年具体目标, 选派人员和准备相关工作。因此, 在确定总目标后, 每年一次活动的分目标, 即下一年学生交流的目标是加强海洋文化方面的交流, 还是船舶修造专业方面的汇聚, 还是其他学科方面的学生交流, 等等, 应根据每年一次大学联盟成员碰面会而定。在碰面会上, 参与各高校将商讨下一届大学生交流活动的目标, 并对活动进行规划。如, 活动的实施地点、承办单位、交流规模以及费用负担方式等进行统一规定。2009年, 海峡两岸大学生海洋教育文化交流活动选择台湾;承办单位:台湾海洋大学和高雄海洋科技大学;交流规模:大陆各校分别派20名学生和4名教师带队, 承办单位各校派10名学生配合交流和服务工作及相关参与教师;费用各参与学校自行解决;后续工作, 由承办单位搜集材料, 如, 照片、影像以及意见等。
2. 确定方案。
方案即行为过程, 是活动实施的细则。活动的实施需按照可行的方案进行。海峡两岸大学生海洋教育文化交流活动依据制订的目标, 由承办单位确定几项备选方案, 然后征求参与单位的意见。最后, 参与各单位针对几种方案, 选择一种适合各方的方案。2009年, 台湾海洋大学和高雄海洋科技大学制定了详细的活动方案。如, 学生活动的日程表, 活动所涉及的名胜介绍;学生的车次表, 用餐分桌表, 住宿分房表, 台湾活动须知, 以及合唱歌曲单等。方案设计详细, 举出了可供选择的项目。还有, 在学生活动日程表中, 所提及的开幕式的进程, 闭幕式的形式, 以及联谊赛中涉及的项目介绍, 等等, 都考虑得非常周详。
3. 配备人员。
配备人员必须根据组织结构和确定的方案进行。作为两岸大学生海洋教育文化交流活动的承办单位, 应根据确定的方案, 排定由哪位校领导负责, 由哪个部门操办这次多校学生的联合活动, 以及涉及的相关部门和一些准备交流的学生, 等等。2009年, 承办这一学生交流活动的领导者是台湾海洋大学校长李国添和高雄海洋科技大学校长周照仁, 他们分别出席该活动的开幕式和闭幕式。操办2009年学生活动的是台湾两所学校的学务处, 由学术交流组协办。承办单位每校选取了综合素质较高且具有较高服务意识的十名同学参与活动。而作为参与各校, 2009年学生交流活动中, 各校基本上是由校领导亲自负责, 学生工作处主要负责学生的选拔及培训等工作, 协助部门设计到台湾事务办公室、校团委以及相关学院等。另外, 遴选出来的学生团组内部, 也形成了外联组、文体组、后勤组以及宣传组, 等各类角色组, 并规定各组的目标和分工。这样, 配备人员完全符合组织工作需要。
4. 实施计划。
活动的实施是关键。一般地, 实施活动都必须按照前述所确定的活动目标、方案, 由选定的人员具体操作而进行。活动实施中, 沟通是关键。美国沟通大师丘贝恩 (Qubein, 1996) 说过, 一个成功的组织必须随时与不同的组织, 以及组织内不同的阶层、部门人员之间进行沟通, 这样才能有效地运作。两岸大学生海洋教育文化交流活动的实施, 无论是活动前期的各校的意见统一, 还是活动进行中的学生融汇交流, 都需要很好的沟通联络。当然, 计划实施中, 因现实情况与计划中相差或现实无法满足的条件, 可以选择较方便的机动方案行使。如, 2009年暑期五所海洋大学师生交流活动中, 原本五校学生表演活动均要现场彩排的, 但因个别学校因飞机晚点而不能按时进行彩排, 实施中, 只得让承办单位抽出休息时间补充彩排工作。
5. 反馈结果。
活动的实施虽然按照设计好的计划实行, 但是, 因一些无法预测的情况出现以及活动本身实施的偏差, 总是会使活动的结果与目标有误差, 甚至相差很大。因此, 为了下次更好地开展活动, 承办方有必要对活动实施情况, 或对自己承办活动的效果进行意见搜集和调查。2009年, 两岸大学生海洋教育文化交流活动后, 参与各方普遍感觉十天的行程节奏太快, 让参与者感觉连风景都无暇观赏, 就不用谈及如何深入交流了。还有, 对于联谊活动中的节目出演, 大家反映以后的准备工作要充分, 团队融合要训练。
6. 调控计划。
调控是更好地实现计划的保证。承办方根据活动反馈意见, 书写调查报告, 呈交两岸海洋大学联盟会, 便于对下一届活动进行全面调控。其实, 2009年活动结束时, 承办方对活动情况进行过民意调查, 但是结果没有反馈。因此, 下一届这类活动的承办方需要与上一届承办单位沟通联络, 吸收经验, 调动各方参与交流的积极性。
结论
海峡两岸大学生海洋教育文化交流活动的持续开展, 无论对两岸高等教育的发展, 还是对两岸同胞的相互理解都起到了促进作用, 加深了同是炎黄子孙的两岸亲情关系。在目前两岸积极政策的推动下, 海洋类六校应加紧联络, 构建两岸海洋大学联盟, 通过周密的组织管理方式, 首先在学生交流这一领域拓展广阔的合作空间, 以推动高等教育其他领域的合作, 促进两岸相互交流和发展。
参考文献
[1]杨启光.高等教育国际化中的区域院校联盟发展[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09 (6) :31-35.
[2]理查德.L.达夫特著.组织理论与设计 (第7版, 王凤彬等译) [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2:102.
[3]苗向军.我国备战奥运会组织管理的理论与实证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08 (12) :1635-1639.
[4]杨文士, 焦叔斌.等编著.管理学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72.
区域海洋创新 篇9
海洋区域功能的修复与恢复不仅是地方各级政府改善环境质量,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也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需求, “加强海洋生态与环境保护技术研究, 发展近海海域生态与环境保护、修复技术”已明确列入《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环境领域优先主题, “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也被列为“实现国家目标”“我国科技发展重中之重”的重大专项, 《国家“十一五”海洋科技规划纲要》和《国家海洋事业发展规划纲要》也将海洋污染的控制与治理列入重大专项中的重点研究内容[2,3,4]。
因此, 建立健全恢复海洋区域功能的对策和措施可为海洋生态系统的保护和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
1 恢复区域功能的技术措施
1.1 海洋生态修复
在海洋生态修复领域, 我国沿海地方海洋部门已经积极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海洋生态恢复项目, 如山东半岛实施了“底播增殖”工程, 辽宁、江苏和厦门沿海开展了滨海湿地恢复整治项目, 福建实施治理海岛生态破坏的“封岛栽培”工程, 广东和浙江实施人工鱼礁工程, 广西沿海开展了人工种植红树林项目, 海南省开展了人工恢复珊瑚礁试点等;在海洋生态恢复项目实施过程中, 许多都与沿海各地的海洋生物资源恢复、海洋污染治理、海洋灾害防治、海洋渔业结构调整、发展滨海旅游相结合, 取得了综合效益。
针对滨海湿地、红树林、珊瑚礁和海草床等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典型海洋生态系统保护、恢复和修复技术归纳如下。
1.1.1 滨海湿地生态修复
滨海湿地是海洋与陆地相互作用形成的生态交错带, 具有较高的生物生产力, 能直接或者间接地为人类提供各种物质产品, 并有巨大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环境净化功能[5]。滨海湿地生态环境复杂多样, 泥生植物生长茂盛, 分布于沙、泥滩和泥滩草洲上的双壳类、甲壳类及水域中的鱼类、虾类等十分丰富, 也会有相当数量的鸟类进行越冬和栖息, 有的属于国家重点保护珍稀鸟类、有的属于省级重点保护鸟类、中日协定保护鸟类、中澳协定保护鸟类等, 还会有一些全球濒危鸟类等。
从全国区域分别选取不同受损类型的滨海湿地小区 (如大连庄河、辽河三角洲、崇明岛、泉州湾和深圳湾等) , 开展湿地生态恢复示范项目研究。
对受损严重的滨海湿地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湿地生态修复:① 资料收集;② 现场调查;③ 滨海湿地生态修复计划制订;④ 滨海湿地生态安全的区域规划及生态岸线规划;⑤ 恢复地的选划;⑥ 水文修复措施;⑦ 景观修复措施;⑧ 修复植物筛选和种植;⑨ 绩效评估。
1.1.2 红树林生态修复
红树林是具有重要生态意义的海岸生境, 是生长在热带、亚热带海岸潮间带的特殊植被[6]。由于处于咸淡水交接地带, 红树林湿地滞留了大量的陆源污染物, 从而对河口和海洋的水体起了重要的净化作用[7], 在高潮和风暴期是滨海的保护者, 在稳定滨海线以及防止海水入侵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为发展渔业提供了丰富的营养物源, 也是许多物种的栖息地。由于人类的各种活动, 红树林正在被不断地开发和破坏。为恢复这一重要的生态系统, 需要保持陆地径流的合理方式, 严禁滥伐及矿物开采, 保证营养物的稳定输入等是恢复退化红树林的关键所在[8]。
选择我国具有典型代表性的红树林海域滩涂 (如厦门海域、广东珠江口海域、广西钦州海域及福建宁德海域) , 面对自然和人为活动的双重威胁, 规范红树林生态重构的技术标准, 建设红树林生态保护区和示范区是红树林生态修复的关键。主要修复技术包括:① 资料收集;② 现场调查;③ 制订修复方案;④ 实施标准化的红树林规范种植;⑤ 红树林保护区的管护、生态监测及效果评价。
1.1.3 珊瑚礁修复
对受损严重的造礁石珊瑚与珊瑚礁分布区, 如海南三亚、广西涠洲岛 (过渡区) 和广东大亚湾和徐闻 (属于北缘分布区) 等海域, 分析预测其变化趋势, 研究和实施生态修复与恢复措施。禁止采挖、破坏珊瑚和珊瑚礁, 禁止加工、销售珊瑚和珊瑚礁及其制品。主要包括:① 资料收集;② 现场调查;③ 制订修复方案;④ 珊瑚礁恢复与移植;⑤ 恢复及移植后的监测。
1.1.4 海草床修复
可选择我国具有典型代表性的海草 (藻) 的海域 (如广东的流沙湾、广西的合浦、海南的新村湾与黎安港及山东的荣成湾) 作为研究和实施生态修复与恢复的技术和示范。每个海域选择一定面积的海域实施海草或海藻生态修复及养护项目。对海草或海藻受损严重的重点生态修复的海域实施海草或海藻生态修复及养护项目。主要包括:① 资料收集;② 现场调查;③ 制订修复方案;④ 移植及养护;⑤ 恢复及移植后的监测。
1.1.5 外来入侵生物防控
针对滩涂外来入侵植物互花米草和大米草, 目前还无好的方法防除, 防除的方法有机械防除、化学防除、生物防治和生物替代等、应用较多的为机械防除和化学防除, 生物防治和生物替代因技术不成熟而应用较少。机械防除方法是采用人工或机械装置, 对互花米草进行拔除、挖掘、遮盖、火烧、水淹及割除等;化学防除一般是运用除草剂将其杀死。机械防除费时费力, 除草剂通常只能清除地表以上部分, 对于种子和根系效果较差。
防控措施主要包括:① 资料收集;② 现场调查;③ 制订修复方案;④ 根据互花米草的生物学和生态学特征, 采用物理、化学和生物综合措施清除;⑤ 建立有效的当地居民监测和清除互花米草和一定年限承包经营滩涂的机制, 长效控制外来物种的扩张。
1.2 海洋生态环境监测与监控
建立完善海洋环境监测体系, 依法对海洋工程、海岸工程进行海洋环境动态跟踪监测, 加强近岸海域生态环境监控能力建设, 逐步建成近岸海域生态监测网站, 确立完善生态监测指标体系, 采用遥感等高新技术, 建立生态环境灾害预警系统和生态环境信息系统, 加强近岸海域生态环境变化趋势的预测、预报。
建成省、市、县三级监测体系, 形成基本覆盖全国海域的海洋环境常规监测网络;建立以卫星、浮标、岸基和水下站台组成的多种监测技术集成的技术立体化体系, 全面提升海洋环境监测能力和对突发性事件的应急处理能力, 提高监测产品的质量水平和可视化程度, 实现对国家管理海洋资源环境、赤潮灾害、重大海洋污染事故实施有效的监测、监视和应急反应, 全国县级以上海洋环境监测站应100%达标建设并通过国家计量认证。
发挥全国海洋、环保、水利和海事等各部门以及高等院校、海洋机构的监测和科研力量优势, 通过资源优化配置, 形成有梯度、功能和优势互补的陆海一体的环境监测网络和体系。
1.3 建立健全区域功能的评价体系
对区域功能进行持续的测定和调控, 建立健全区域功能的评价体系, 及时对海洋的区域功能进行跟踪评价, 便于及时调控和管理。
2 恢复区域功能的政策和管理措施
2.1 合理编制或修编规划和区划
2.1.1 土地利用规划、城市规划和港口规划
根据《海域使用管理法》第十五条要求“沿海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规划、港口规划及海域使用的, 应当与海洋功能区划相衔接”。必须明确的是海洋功能区划并不是上述其他规划的依据, 并没有规定在不同规划不一致的情况下必须以海洋功能区划为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规划、港口规划和海洋功能区划都是经过法定程序建立的, 均具有权威性和稳定性, 不能就个别具体的项目轻易修改相应的规划。在出现分歧时, 相关部门应充分协调和沟通, 各种规划应根据客观情况, 适时依法修改, 以反映客观实际的需要。
2.1.2 海洋环境保护规划
各个沿海省、市、县应制订相应的海洋环境保护规划, 对不符合海洋环境保护规划、不符合国家节能减排政策要求的海洋开发项目一律不予审批。
2.1.3 海洋功能区划
目前, 全国10个沿海省份已经编制完成海洋功能区划并得到国务院批准后开始实施, 沿海市县两级海洋功能区划已经基本完成编制[9]。通过海洋功能区划对近海及海岸带资源开发和生态保护进行详尽的空间布局, 规定出每一类海洋生态保护区域如典型海洋生态系统集中分布区、珍稀濒危海洋生物的重要栖息地、各类海洋保护区的空间范围, 并禁止其他海洋开发活动在这些区域擅自实施。对未完成或未根据经济环境发展现状进行修编的海洋功能区划抓紧编制和修编工作。
2.1.4 开发利用规划
通过开展海洋区域开发利用规划、已建和拟建重大海洋工程建设项目的海域使用论证、海洋环境影响预测和评价, 对区域开发利用活动提出调控政策。对区域功能进行分析, 运用海洋管理的有关法律法规, 提出海洋开发利用活动的鼓励与限制方向、类型和规模。
目前, 国家海洋局已经开始着手制订海岸开发利用规划, 加强了对围填海等海洋开发活动的管理, 从消极防范转变为积极引导和有序管理[9]。通过海域使用和海洋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审批, 在项目选址、用海面积、填海方式、平面布局和环保对策等方面提出优化和改进意见。
进行开发利用规划, 重点考虑建立海洋循环经济示范企业和产业园区, 在滨海湿地、河口三角洲和海岛等特殊海洋生态区, 发展高效海洋生态经济;探索创立海洋生态经济的发展模式, 协调好海洋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
2.2 建立持续的监管机制
在区域功能恢复过程中有必要建立区域功能的监管机制, 依法行政、严格管理、强化监督, 切实防止大规模海洋开发对各类典型海洋生态系统造成破坏, 严格控制特殊海岸自然、人文景观及海岛生态的开发强度。
2.2.1 加强海洋保护区管理
近年来, 各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通过采取多种形式的海洋生态保护措施, 全国沿海地区新选划建立了50多处地方级海洋自然保护区, 其中山东、广东3处保护区经国务院批准升级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同时, 海洋特别保护区建设获得“零”的突破, 全国沿海地区已选划建立了11处海洋特别保护区[9]。
加强现有海洋保护区管理, 组织开展海洋保护区调研评估和培训交流, 深入开展规划编制、执法巡护、基础建设、科研调查、生态监测、灾害防治、教育宣传、公众参与和对外合作等各项管理工作。抓紧新建一批海洋自然保护区和特别保护区, 并加强现有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 逐步形成全国海洋保护区网络。
2.2.2 加强海洋渔业管理
依法加强海洋渔业管理, 保护近海渔业资源, 合理布设人工鱼礁, 继续开展人工放流, 继续实施渔船控制、限额捕捞制度。
2.2.3 陆海联动机制
2008年初, 国务院批复《国家海洋事业发展规划纲要》, 明确了海洋生态保护要坚持陆海统筹、河海兼顾原则, 重点海域以海定陆, 促进海洋生态自然恢复[4]。
根据近年来海洋环境监测评价结果和海洋功能区的环境保护要求, 应加快建立海陆相关部门与区域地方政府的联动机制, 实施禁止、限制和优化开发等海洋环境保护宏观调控措施。
2.3 污染物排海总量控制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3条规定“国家建立并实施重点海域排污总量控制制度, 确定主要污染物排海总量控制指标, 并对主要污染源分配排放控制数量”。《国家海洋事业发展规划纲要》, 明确要求保护海洋生态环境, 加快实施以海洋环境容量为基础的污染物排海总量控制制度, 并以此为依据制定相关具体规划[4]。
在海洋环境功能区划的基础上, 对各海域环境功能区进行环境容量分析, 确定出各环境功能区的最大纳污总量 (对重点控制的主要污染物要逐个进行分析计算) , 作为各海域环境功能区的总量控制目标。严格实施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 根据总量控制要求进行环保管理严格把关, 新项目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 满足总量控制指标, 旧企业改造应严格执行增产不增污原则。
2.4 实施海洋关闭制度
海域关闭制度是一种采取对局部海域或问题海域的关闭及适时开放的措施。其利用海洋自净能力和人工辅助修复, 在一定时间内暂停特定海域的开发利用, 或辅以科学手段促进海域尽快恢复其原有功能, 使海洋更好地为人类服务。目前许多国家已经建立了海域关闭或类似制度, 例如美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由于我国目前缺少海洋区域关闭的海洋相关法律和制度, 无法与国际接轨, 仅就海产品出口一项而言, 由于缺少海域关闭后重新开放的时间证明, 我国常常受到来自欧美等进口国贸易壁垒的阻碍[10]。
根据我国海洋环境、生态和资源开发利用程度及区域特点, 对超标海水浴场、有毒赤潮发生区、受污染的贝类生产区域、严重污染区域、发生海洋疾病的区域、灾后待恢复海域实施海域关闭制度, 确定主要关闭的海域类型;建立关闭和开放的标准以及实施关闭和开放的监测与评估技术体系。对于生态脆弱、污染突出、灾害频发的区域, 适时适度调控海域使用方向和规模, 直至采取特定时间内海区关闭制度, 杜绝污染排放工程运转, 在短时期内实现以海洋功能区达标为导向的污染物控制目标。
2.5 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在海洋立法方面, 2006年国务院制定出台了《防治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11], 对海洋工程开发建设影响到海洋生态及生物多样性作出了具体规定。国家海洋局等部门于2007年全面启动了海岛规划、立法、政策研究和保护区建设等工作, 制定完成了相关多项政策、规划和规章。尤其是为保护海岛生态, 组织完成了《全国海岛特别保护区选划建设工作方案》, 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将《海岛保护法》列入立法计划[9]。
目前, 世界上很多国家已出台了《海岸带综合管理法》, 我国尚未对海岸带综合管理上升到法律层次[12], 有必要加强这方面的立法工作。
2.6 建立和完善海洋管理的公众参与机制
温家宝总理在十届人大二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进一步完善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决策相结合的决策机制, 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和正确性”[13]。公众参与可使政府决策更科学、更合理。公众参与过程也体现了有关部门对公众利益和权利的尊重, 有利于提高人民群众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的意识。
近年来, 在全世界范围内, 尤其是在发达国家, 众多的私营机构、企业、非政府组织, 甚至个人等公众正在越来越多地参与、管理和推进海洋环境的保护。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来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是远远不够的, 应该建立一个以政府为主导的, 公众有积极性支持参与、决策、管理和监督的环境政策机制。
2.7 建立海洋生态补偿机制
制订海洋生态受损评估标准, 加快建立海洋生态环境补偿机制, 按照“污染者付费、受益者补偿”的基本原则, 保证重要海域功能区的保护和建设, 从根本上协调区域间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全国政协于2003年在《建立生态补偿机制, 促进流域可持续发展的建议》中提出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原则应是谁受益谁补偿, 公平, 公正, 以国家扶持为主, 宏观调控, 良性循环;直接受益, 法定补偿;分类补偿;布点突出等[14], 可以作为海洋生态补偿的原则。
建立海洋生态补偿机制, 并不是对全部海洋资源进行补偿, 而是对以生态效益为主体的海洋资源进行补偿, 如滨海湿地、珊瑚礁、红树林和海草床等典型海洋生态资源。另外, 建立海洋生态补偿机制, 也并非对所有的海洋进行补偿, 而是主要对我国内海和生态系统破坏严重的近海进行补偿。
3 结束语
根据重点海域功能区的海域使用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针对不同的情况, 对区域功能进行分析, 采用海洋生态环境修复技术, 运用海洋管理的有关法律法规, 合理编制或修编有关规划和区划, 尝试建立健全海洋总量控制度、海洋关闭制度和海洋生态补偿机制, 做好海洋生态环境的监测和监控, 完善公众参与机制, 对海洋生态环境造成破坏的, 要及时采取补救措施, 限期进行整治和恢复, 依据功能区划来恢复其区域功能。
在充分利用海洋自我恢复、修复能力的基础上, 强化整治、修复和其他人工工程措施, 加速海洋功能的恢复, 减轻和避免对人体健康的威胁及影响;保证海洋环境的健康发展, 促进海洋可持续开发利用。
摘要：随着陆源排污和海上排污量的增加, 致使海洋区域功能呈现退化, 海洋生态环境受到严重威胁。文章从技术、政策、制度和管理等方面提出海洋区域功能恢复的基本对策和措施, 针对海洋生态修复技术、海洋生态环境监测与监控、规划与区划、监管机制、总量控制以及实施必要的海洋关闭制度和海洋生态补偿机制进行详细分析和论述, 为海洋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撑。
长三角区域海洋文化资源开发研究 篇10
1 长三角区域海洋文化资源开发现状
海洋文化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 中外理论界对其界定多达几十种, 本文引用学者曲金良[1]对海洋文化的定义: 海洋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体系, 就是人类认识、把握、开发、利用海洋, 调整人和海的关系, 在开发利用海洋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精神成果和物质成果的总和, 具体表现为人类对海洋的认识、观念、思想、意识、心态以及由此产生的生活方式, 包括经济结构、法规制度、衣食住行、民间习俗和语言文学艺术等形态。海洋文化具体表现为种类繁多的海洋文化资源。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 海洋文化资源的内涵和外延都得到了扩展, 范围越来越广泛, 形式也越来越丰富。张开城[2]从研究范畴的角度将海洋文化资源划分为物质文化资源和非物质文化资源, 包括海洋渔业文化、海洋节庆文化、海洋历史文化、海洋旅游文化、海洋商业文化、海洋军事文化、海洋民俗文化、海洋饮食文化、海洋宗教信仰文化、海洋文学艺术等。
1. 1 江苏省海洋文化资源开发现状
江苏省拥有丰富的水文化资源, 包括沿江文化和沿海文化。连云港等沿海城市不仅经济发展较快, 独具地域特色的海洋文化资源也为滨海城市增添了深厚的人文底蕴。江苏省海洋文化资源大体包括海洋民俗文化, 如渔民老大节、开阳节、风筝节等;海洋宗教文化, 连云港沿海各地都设有龙王庙, 出海前都要祭祀东海龙王, 从而衍生了龙舟文化, 还有著名的孔望山摩崖造像等; 海洋艺术文化, 如魅力独具的拦海大堤、幽美神奇的东磊、花果山、渔湾风景区、海洋建筑、海洋雕塑、海洋文学、海洋生物标本展览、滨海旅游鉴赏等; 海洋历史遗存, 如海州古城、凤凰古城、三星山石刻、孔望山摩崖、花果山墨香小径等具有重要历史观赏价值; 海洋饮食文化, 海州湾的天然渔港形成了地域独特的海味饮食文化[3]。江苏省海洋文化资源开发重点在港口文化、海外交流文化、海洋民俗文化、海洋神话传说等方面, 已开发建成了连岛、苏马湾等一批以海洋文化为主题的旅游景点, 并定期举办 “连云港之夏”等各类大型海洋文化节、郑和下西洋等纪念活动, “海上丝绸之路” 正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相关文化研究部门和学者正投入研究撰写渔业生产史、海洋运输史、海上漕运史等文化书籍, 着力开拓和营造海洋文化氛围[4]。
1. 2 上海市海洋文化资源开发现状
上海市是一个临海国际大都市, 拥有海滩湿地、海塘堤坝、渔港村落、海港码头、海防要塞等多元海洋文化资源类型。外滩作为上海最著名的地标之一, 蕴涵了海上交流的文化底蕴, 平常日客流量在50 万人次左右, 节假日在100 万人次左右[5]。上海海洋水族馆是亚洲最大的海洋水族馆之一, 每年接待世界各地的游客超过100 万人次, 被授予国家及上海市 “科普教育基地”称号。上海市的历史文化资源、民俗文化资源、节庆文化资源非常丰富多彩, 资源开发在积极进行中并逐渐形成产业规模。上海市海洋科技力量雄厚, 海洋科技文化资源和海洋教育文化资源的开发建设取得了很多重要成就, 如今已是海洋科技创新重要基地之一, 拥有近20 个涉海高校和科研院所, 多个国家级海洋重点实验室和海洋科学试验基地, 已建成上海海洋水族馆、长风海洋世界、中国航海博物馆、海军上海博览馆等多个大型海洋展览馆, 展示了深厚的海洋科技底蕴, 具有很好的教育意义, 是新时期开发海洋文化资源的重要形式。
1. 3 浙江省海洋文化资源开发现状
浙江省地处长三角南端, 气候温和, 物产丰富, 在沿海居民与海洋共处的漫长历史中积淀了丰富灿烂的海洋文化资源, 既有已初具规模的海洋物质文化资源, 又有意蕴深长、潜力深厚的非物质文化资源。浙江省的物质文化资源有公共娱乐设施478 处、自然景观区250 处、文化场馆237 处、文物遗存1657 处、历史文化名地353 处等, 非物质文化资源包括各类民风民俗699 种、民间传统艺术877 类、现代海洋艺术392 类、民间技能547 种、现代节庆会展157 类、沿海历史及文化名人1 549 位、沿海著名历史事件1 507 件等。目前资源开发状况较为理想的是海洋渔业文化, 如2010 年6 月1 日海洋渔文化 ( 象山) 生态保护实验区成功入围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海洋节庆文化发展较好的地区为舟山和象山, 舟山国际沙雕节和中国 ( 象山) 开渔节在全国乃至在国际上也具有一定影响力。海洋历史文化, 如宁波 “海上丝绸之路”和舟山 “海岛河姆渡文化”已被作为重点开发项目。海洋旅游文化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全省逐步形成了以温州为中心, 由雁荡山、楠溪江、洞头、南岛组成的旅游线, 以钱塘观潮为特色的旅游项目, 以撑泗列岛、普陀山、朱家尖组成的国家级海洋旅游风景区。浙江省的高等级旅游区包括1 个世界地质公园、2 个国家地质公园、5 个国家级海洋自然保护区等, 初步形成了普陀山 “金三角”、舟山沙雕节、象山开渔节等一批知名海洋旅游品牌[6]。其他取得一定成果的海洋文化资源有滨海影视文化和海洋工艺品, 如舟山民间手工艺、温州贝雕和台州玻璃艺术雕刻等工艺已声名远播。此外, 政府已在海洋文化资源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开发研究上加大了投资力度, 成功利用省内外、国内外的机构和媒体, 以及省内外、国内外专家学者为浙江海洋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搭建平台、宣传造势、建言献策[7]。浙江省海洋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总体状况良好, 但依然存在着诸如一些分散、单体规模较小的景观未得到开发利用, 一些海洋文物遗迹和海洋聚落文化景观因人类经济活动和自然演化而受到不同程度破坏等问题[8]。
2 长三角海洋文化资源开发的问题
2. 1 在海洋文化资源开发利用中生态文明意识淡薄
任何资源的开发利用都要注重平衡和生态文明, 目前江浙沪地区海洋文化资源开发中存在的不平衡问题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是相当部分的海洋文化资源在发展优先的理念下被破坏。对重点开发的资源投入过多、保护过多, 而忽略了对其他相关海洋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 甚至以牺牲这些 “非重点”资源作为代价来凸显重点开发对象, 例如江苏、浙江的一些沿海二线城市为了自身发展、追求标准化, 盲目跟风而舍弃了许多地方特色, 如一些民间戏曲、方言、故事、歌谣等。
二是海洋文化资源的开发与保护之间、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愈来愈凸显。海洋文化资源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许多资源的再生能力极其微弱, 如一些滨海城市的贝丘文化遗址在粗放型的观光展览中难免遭到破坏。随着长三角区域各种资源开发的不断深入, 许多地区在海洋文化资源的开发过程中破坏了生态环境, 如在发展滨海旅游业中, 一些海滩游乐场、沙雕会展和主题公园的建设会对近海生物和生态环境造成破坏, 如果缺乏保护措施, 将会出现生态失衡的严重后果。
2. 2 海洋文化资源开发方式与产品单一化
观光旅游、节庆会展、主题公园、博物馆等是最普遍的文化资源开发形式, 江浙沪地区较明显的问题就是海洋文化资源开发局限于这些正式的、大型的、由官方举办的项目活动, 相当部分的零散资源没有合适的开发途径, 许多非物质文化资源没有找到适当的有形载体, 造成海洋文化资源开发不充分的状况。开发成果缺乏多样化还表现出一种现象, 就是文化资源过分依赖观光旅游业, 没有其它的展示形式而缺乏独立性, 一旦没有旅游业的带动就失去了活力和市场。
2. 3 非物质文化资源开发不足
在江浙沪沿海地区的非物质文化资源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居多, 包括海洋艺术作品、民间习俗文化、海洋节庆活动、民间传统技艺和海洋宗教信仰文化等, 如祭祀海龙王的祭海习俗、海鲜美食节、普陀民间民俗大会、舟山渔民画、定海普慈寺等, 在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中存在的问题一方面是资源开发不充分, 因为许多非物质文化资源都是无形的、精神性的, 缺乏合适的物质载体和产品形式, 许多民俗和传统民间手工艺没有受到充分重视, 也未被当作文化资源来开发, 这与很多当地居民的海洋文化资源意识淡薄、对这些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司空见惯的思想观念有关; 另一方面是非物质文化的保护和传承问题, 浙江沿海地区海洋民间艺人普遍老龄化, 许多稀有品种的民间艺术面临失传的危险, 例如舟山民歌的歌手青黄不接, 濒临失传。
2. 4 海洋文化资源开发主体缺乏协作性
传统观念认为海洋文化资源的开发是政府文化部门、海洋文化研究机构或文化旅游部门的工作, 只要改进相关部门的工作就能使文化产业的发展得到改观, 这正是造成海洋文化资源开发效率低的原因。海洋文化资源的开发涉及多方面的开发主体, 包括政府、企事业单位、中介部门、大众传媒、教育系统。
( 1) 政府层面。仅仅提出发展海洋文化的战略及宏观指导政策, 但对各主体之间相互协作机制关注力度不够, 缺乏有效的政策部署。政府部门的角色定位也存在弊端, 过多地直接参与和举办各种文化活动, 很多海洋文化博物馆、主题公园都是政府出资兴办、全权管理运作的, 这使得文化资源的开发和文化产业的发展缺乏市场活力, 抑制了企业的创新动力。
( 2) 海洋文化企业方面。与海洋文化相关的企业多数集中于旅游业和以旅游业为依托的相关领域, 如具有地方特色的饮食业、纪念品制造业等, 始终缺乏创新成果和产品, 这一方面与政府政策导向不明确有很大关系, 另一方面由于缺乏产学结合, 没有与高校及研发机构建立合作, 造成海洋文化资源创新成果和海洋文化人才两方面的空缺。
( 3) 中介部门和大众传媒方面。中介部门没能做到高效的信息沟通和市场运作, 大众传媒缺乏对海洋文化品牌的有效宣传手段, 且宣传力度不够。
( 4) 教育系统层面。教育系统在海洋文化资源的开发中缺乏与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的协同创新, 没有与企业做好充分的信息沟通和协作研发, 文化资源的开发成果不能顺利、高效地由精神成果转化为企业的产品产出, 之间存在着种种时间延迟和资源浪费, 影响着开发效率和经济效益。另外, 各地院校中关于海洋传统文化的学科缺少高层次研究人才, 如鉴古文化研究和考古学始终是冷门, 这是制约海洋文化资源开发深度和广度的重要因素。
3 深度挖掘我国海洋文化资源的对策措施
3.1海洋文化资源开发应平衡化、生态化
( 1) 既突出重点又全面均衡。海洋文化资源的开发既要有主体定位、有所选择和侧重, 又不能未经科学考察就对其他不作为开发重点的文化资源随意破坏, 如为了凸显某地区的某种特色海洋雕塑文化而建造展览馆, 却着重强调当地居民讲普通话以方便游客, 进而造成了对地方方言这一文化资源的破坏。应在重点宣传主体文化的同时对其它文化资源进行合理定位, 使其配合重点开发对象, 共同烘托地方特色和文化价值, 使海洋文化显得自然、活泼。
( 2) 动态配合的保护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注意保护方式的问题, 文化是活的资源, 应动态变换保护方式, 随着开发方式的变化动态地跟进保护工作, 对于要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进行创新, 保持其活力是关键。开发与保护工作始终相互配合、相互适应, 保护方式不可能一成不变。
( 3) 积极引入保护性开发形式。海洋文化资源的开发和保护完全可以同时进行, 具体形式如: 建设海洋文化资源专题博物馆, 这类博物馆既是海洋文化资源的展示实体, 又应不失时机地将有关资源保护的宣传教育渗透到每一个细节, 使人们意识到哪些资源存在危机、哪些资源需要保护; 建设海洋文化景观生态保护区, 如特色街巷、古集镇、沿海渔村、海洋居民建筑等海洋文化聚落景观, 例如浙江象山海洋渔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建设就是一个很好的实践, 既使游客体验到具有地方特色的、古朴原始的渔民生活, 又将保护海洋文化资源的生态环境作为一个正式项目来建设[7], 将开发与保护很好地融合在了一起。因此, 资源和开发并非绝对的对立, 只是要选择适合的方式, 因而寻求保护性开发方案将成为海洋文化资源开发的重要课题和发展方向。
3. 2 走 “科技+ 文化” 的资源开发道路
文化产业是知识密集、信息密集、技术密集的领域, 具有科技含量高、耗能少、生产工艺先进、产品附加值高的特征[8], 以各种高效的科技手段助力海洋文化资源开发将会提高效率。科学技术能使无形资源有形化、有形产品市场化, 文化创新就是改造传统文化, 运用高新技术推动文化产品的多层次开发, 创造新兴文化产业。 “科技+ 文化” 的含义应是两方面: 一方面在海洋文化资源的开发、文化产品的创新创造上, 许多未开发的资源由于其特殊的存在形式、本质特点和自然条件而没有合适的表现载体, 如一些特殊的海船和水下文物是重大历史事件的实物见证, 因处于水下而存在开发困难, 可以运用高新科技建造潜水观光旅游设备; 另一方面在资源保护上, 采用新技术加强对海洋文化景观的保护, 如采用仿制技术进行古旧修复、建立高效的信息监测系统对损害进行实时监测和保护、科学分析景点承载力以适度开放景点等。将现代科技应用于非物质文化的开发和保护中, 如利用数字化信息获取技术、多媒体模拟技术、虚拟场景展示技术等虚拟现实技术, 对传统海洋手工艺文化通过有关生产、使用、流通和传播传承方式进行模拟再现;利用高科技开创新型海洋旅游休闲方式, 既为游客提供新鲜感, 又有利于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3. 3 海洋文化资源开发实施多元化、品牌化
( 1) 多元化战略。针对长三角区域一些海洋文化资源开发成果存在的粗浅性和单调性问题, 以及对旅游业的过分依赖, 积极探索多元化文化的资源开发方式是唯一途径。新时期开发海洋文化资源的目标是, 将文化资源切实转化成文化资本, 并激发资本创造经济效益的活力。要有所侧重、有的放矢, 大力开发潜力深厚的海洋文化资源, 发展科技含量高的海洋文化产业。多领域、多渠道、多行业地开发丰富多样的海洋文化产品, 从事涉海文化产品生产和提供涉海文化服务的行业包括: 滨海旅游业、涉海休闲渔业、涉海休闲体育业、涉海庆典会展业、涉海历史文化和民俗文化业、涉海工艺品业、涉海新闻出版业和涉海艺术业等[9], 资源开发形式单一的问题在海洋非物质文化资源的开发中尤为凸显, 应积极探索非物质文化资源在以上各个文化产业中的有效开发形式和表现载体。
( 2) 品牌化战略。各地区政府应充分发挥好战略引导作用, 开发海洋文化产品品牌战略。文化资源不仅要转化为文化产品, 文化产品还要转换为文化品牌, 使品牌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在品牌战略的引导下, 企业应发挥主要作用, 积极进行品牌研发和市场运作, 完成文化资源向经济产品、再向产品品牌的顺利蜕变。在创造品牌的具体实践中, 应贯彻 “有所为、有所不为” 的竞争战略, 抓住重点、经营强项、发挥优势, 响亮的海洋文化品牌可以提高市场认知度, 形成注意力经济。
3. 4 雅俗共赏, 建立具有广泛共识的海洋文化主流价值观
各类已具相当规模的海洋文化博物馆、展览馆和主题公园大多是官方筹办和管理运作的, 其中展示的许多文化产品和文化形式都是文化精品, 堪称“阳春白雪”, 受到广泛认同和欣赏, 符合大众审美, 具有较高层次的品味, 而一些民间风俗、传统祭祀仪式、民间手工艺则被视为 “下里巴人”, 没有受到重视和开发。因此, 在海洋文化发展中, 一方面应积极打造大规模文化精品的品牌效应, 另一方面要大力研发及拯救众多零散的、司空见惯的民俗民风以及濒临失传风险的非物质文化资源, 让“下里巴人” 也能在文化舞台上发挥出经济社会价值, 甚至成就品牌。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新时期, 政府应将建立具有广泛共识的海洋文化主流价值观纳入文化的宏观发展战略中。主流价值观的含义应包括雅俗共赏、平衡发展、绿色生态化以及原生态和高科技相结合等。科学的主流价值观可以凝聚人心, 加快海洋文化的发展进程, 促进和谐、自然、崇尚真善美的海洋文化风气。正确的主流价值观的形成不仅要求政府的政策倡导, 文化部门和大众传媒还要做好宣传工作, 重点在于地方政府的积极响应和贯彻, 应切实建立起促进海洋文化主流价值观形成的科学机制。
3. 5 建立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的资源开发体系
开发主体应对各自在海洋文化资源开发中的角色和职责进行重新定位。
( 1) 政府应转变职能。充分发挥政府在文化政策中所起的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基本职能, 充分发挥市场在海洋文化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着力培育一批有经济竞争力和社会影响力的大型文化企业。注意干预力度和范围, 除极少数的公益机构和国办艺术团需要保留事业单位性质外, 其它的大多数海洋文化设施建设和活动开展都应放权给企业, 一方面避免资源浪费, 如许多官方拨款筹建的文化活动存在责任不清进而造成低效运作和资金浪费的情况, 另一方面提高了文化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实力。
( 2) 企事业单位要加强与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合作。一方面积极引入有关海洋文化的最新研究成果, 结合市场推出多样化的海洋文化产品; 另一方面要建立人才交流、供应和实践学习的协作关系, 引进优秀的海洋文化人才, 为企业建立坚实的人才基础。
( 3) 文化中介部门和大众传媒发挥积极作用。文化中介部门既是沟通文化企业与高校或文化研究所的桥梁, 又是整合文化市场信息资源、激发市场活力的重要机构, 能够促进文化资源顺畅传播和高效配置, 因此中介部门应积极提高效率, 发挥和扩展职能。大众传播媒体应加大宣传文化产品、文化品牌和文化形象的力度, 深入进行市场调查, 改进传播手段和传播策略。
( 4) 学校和专业研发机构加强理论研究与实践的结合。学校和专业研发机构是精神文化成果的产出地, 拥有一批科研文化人才, 应积极组织海洋文化资源开发课题的研究, 将文化资源开发教育和实践紧密结合, 不仅要研究海洋历史文化的文献和典籍, 还要深入到当地民众的实际生活中体察民间文化气息, 融入到滨海天然景观中考察文化资源的潜力, 并在理论研究和实践结合的基础上探索能更好呈现海洋文化资源的新形式和载体, 主动与相关企业建立联系, 使研究成果能够更好地与市场接轨。高校和研究院所向企业提供文化产业的专门人才, 企业向高校和科研院所提供研发成果实践的平台, 只有政产学研紧密结合、角色定位清晰又相互协作, 才能成为海洋文化资源开发的高效创新系统, 发挥海洋文化资源的最大价值。
总之, 长三角区域海洋文化资源的开发缺乏深度和广度, 海洋文化产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蕴藏着巨大的价值和财富。在海洋文化资源开发中, 应立足当地实际情况, 克服弊端、创新发展, 充分调动各方力量形成系统的创新主体, 追求效率与生态平衡相结合, 打造海洋文化品牌, 促进文化产业蓬勃发展, 塑造滨海城市新形象。
摘要：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新时期, 海洋文化产业成为促进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在分析长三角区域海洋文化资源开发现状的基础上, 研究海洋文化资源开发过程中的单一化和缺乏生态化以及非物质文化资源的保护开发存在弊端等问题, 建议将平衡化和生态化融入海洋文化资源开发实践, 走“科技+文化”的发展道路, 以文化产品的多元化和品牌化为目标, 建立具有广泛共识的海洋文化主流价值观, 在各方开发主体的协同创新中提高海洋文化资源开发的能力。
关键词：长三角区域,海洋文化资源,平衡发展,协同开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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