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资本

精神资本（精选12篇）

精神资本 篇1

德国学者马克思·韦伯曾在《宗教社会学论文集·绪论》中阐明了自己对宗教社会学的研究动机:“为什么在历史进展过程中具有普遍意义和有效性的文化现象仅仅会在西方出现?” (2) 为了研究这个课题, 马克思·韦伯开始了对现代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的探究。1920年, 他出版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对这个问题作出深入的考察。我根据《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 梳理出了马克思·韦伯论证的内在理路, 以便读者更好地理解其思想。

一、宗教归属与社会分层

马克思·韦伯发现, 在数种宗教并存的国家里, “资本拥有者、雇主, 受过较高教育的熟练工人和现代企业中受过高级培训的技术或者经营人员, 少有例外地, 绝大多数都是新教徒”。 (3) 从这一现象出发, 他进而发现:“基督教虔诚的人物出自商业取向的社会圈子, 尤其是相当多数量最虔诚的虔信派信徒都是这种出身。” (4) 马克思·韦伯从中看到了宗教信仰与社会经济的内在亲和力。他这样论述道:“资产者精明的商业意识和渗透并支配着信徒全部生活的最强形式的虔诚结合在同一个人和同一些群体身上……这种结合远非稀少, 它精确地构成了历史上最重要的新教教派和教会的整个群体的特征。” (5)

然而, 韦伯这样的解释显得不确切。事实上, 有两种关联性是有可能存在的:一是资产阶级主要是新教徒;二是新教徒主要是资产阶级。韦伯直接从前者 (资产阶级主要是新教徒) 出发研究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 从而回避了宗教派别与社会分层的关系孰先孰后的问题。 (6)

我认为, 这确实是韦伯的不足之处。不过, 韦伯也承认, 影响历史发展进程的种种因果关系是相互影响的, 并不能论定两者存在单一的因果关系。韦伯研究的是“宗教影响是否, 以及在什么程度上, 共同参与了这一精神在全球范围内的质的形成和量的传播”, 以及“现代资本主义赖以存身的文化的哪些实践方面可以追溯到这些宗教影响”。 (7) 要完成这一尝试, 就必须从文化上找到其连接点, 而不应拘泥于发生学意义上的先后问题。

二、资本主义精神与“天职”观念

马克思·韦伯首先从本杰明·富兰克林身上找了资本主义精神的世俗伦理:“获得多多益善的金钱, 但这同时又严格摈弃一切对金钱的自发享受。” (8) 进而, 韦伯发现这一信念来自于富兰克林信奉加尔文教的父亲。因此, 韦伯认定, 资本主义精神与宗教有内在的联系。韦伯指出, 职业天职正是作为现代资本主义文化的“社会伦理”特征的观念。 (9)

韦伯认为, 资本主义精神应该是与经济传统主义作斗争的过程中显现出来的。这一精神框架应该定义为:“在一种天职中系统而理性地获取合法利润而努力。” (10) 然而, 在中世纪, “商业不能取悦上帝” (11) 的信念根深蒂固, 获利行为只能在商业实践必须的范围内才得到许可。因而资本主义精神在那时并不存在。要寻找资本主义精神的起源, 就必须找到“哪些观念使营利取向的活动被归类于‘天职’范畴”。 (12)

韦伯发现, 天职 (calling) 观念是“宗教改革的产物”, 这一观念赋予了日常工作以宗教意义, 使得修道士从“现世的禁欲式退隐”和“对日常道德的明显超越”转变为“现世的工作”的关注。然而, 路德强调:“追求超出自己需要的物质利益, 必定是个人缺少上帝恩典的迹象。”“个人从根本上应当待在上帝最初给他安排的天职和地位之中。” (13) 可见, 路德的观点仍与经济传统主义联系在一起。因此, 路德宗并不是韦伯所需的天职观念的理想类型。

在短暂的“试错”之后, 马克思·韦伯在米尔顿的《失乐园》上看到清教徒转向了现世的痕迹。对于这种伦理上独特性的差别, 他认为是宗教运动的力量创造的。因此, 他转向研究不同教派的差异性。

三、禁欲主义新教

在第四章中, 马克思·韦伯把宗教观念作为研究的理想类型, 分别对加尔文宗、虔信派、循道宗、浸礼运动诸教派与教会展开了研究。其中, 由于加尔文宗最为典型, 故本文从这一教派进行论述。

(一) 预定论

韦伯认为, 必须通过教义找到驱使教徒社会行动的宗教心理动因。因而, 他首先对加尔文教的预定论进行考察。

预定论规定:世界的存在只服务于上帝的荣耀。只有少数受上帝恩宠的选民能够获救, 其余的人会被罚入地狱。上帝的旨意是不能改变的, 个人也不能过问上帝谁能得救, 否则就构成了“刺探上帝秘密的放肆意图。” (14) 这种教义在上帝和信徒之间构筑起了一道巨大的鸿沟。教徒无时无刻不产生一个疑问:究竟自己将得到救赎还是被罚入地狱?在命运面前, 这种极端的非人的教义让信徒产生了巨大的孤独感, 他们“只能孤独地行走在他们的人生道路上”, 因为“生命尽头将遇到的那份宿命已经无可更改地永恒就设定了, 没有人能够帮助他们”。 (15)

其次, 教会和圣事也不能帮助信徒获得救赎。“教会之外无救赎”的原理变成了“真正教会之外的人不可能成为选民之列”。 (16) 也就是说, 这种教会变成了信徒精神意义上的教会, 并非世俗组织意义上的教会, 信徒之间的联系被割裂了。在预定论影响下, 新教开始了“祛除巫魔”的历史进程, 所有“巫魔的手段对救赎的追求都作为迷信和亵渎加以拒斥”。 (17)

最后, 加尔文教取消了帮助教徒“释放”罪孽感的忏悔仪式, 信徒陷入了一种巨大的精神紧张中。他们焦虑于自己是否获得救赎, 获救记号便成为了他们关注的焦点。

韦伯指出, 加尔文教强调信徒精神上的孤独, 把路德宗的“天职中的工作”吸收成为其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增加上帝在尘世的荣耀”。因此, “天职的工作”“被赋予了一种客观的、非人格的特征, 这一特征服务于世界的理性形成”。 (18)

加尔文认为信徒是“神圣权能”的工具, 而不是“神圣权能”的容器。他们必须“提供关于信仰的见证”, 而非纯粹的“宗教情感和情绪”, 才能获得确定的救赎。 (19) 也就是说, 信徒需要过一种为了增添上帝荣耀的有组织的基督徒生活来证明他们的选民身份。因而, “善工”被用作上帝拣选选民的记号, 它消除了个人关于救赎确定性的焦虑。因而在某种程度上, 加尔文教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救赎确定。

(二) 有条理性

加尔文宗的预定论塑造了信徒有条理的行为方式, 信徒必须每时每刻通过行动增添上帝的荣耀, 以证实其“蒙恩状态”。这种与上帝的对话是通过“薄记” (bookkeeping) 实现的。本杰明·富兰克林通过“薄记”标示了他在培养特定美德上的进步。班扬则把这种“薄记”比作信徒与上帝交易的手段。这种斤斤计较的信仰证明方式促使信徒毕恭毕敬地过一种有条理地生活。由于世俗行为也被记入信仰的“薄记”中, 因而信徒的生活也开始基督教化。

(三) 入世禁欲主义转向

通过对四个教派的分析考察, 韦伯总结出, 不同的教派依赖不同的教义, 并通过不同的途径到达蒙恩状态——圣事、忏悔、善工。但是, 它们共通的一点是——通过信仰的证明获得蒙恩。这种证明也必须与现世活动联系在一起。信徒为了证明蒙恩状态, 就必须“有条理地指导自己的蒙恩动机”, 于是生活组织上的理性化开始。从外部观察, 这种行为带有禁欲主义的特征。他这样说道:“现在, 基督教禁欲主义甩手关上了修道院的大门, 进入了生活的集市, 担负起了新的任务;将它的规矩条理渗透到世俗的、日常的生活中去。” (20)

修道院中的基督徒开始以尘世作为自己证明信仰的修道场所, 于是, 出世禁欲主义开始转向入世禁欲主义。“身在尘世却仍然面向超自然”的生活方式, 是禁欲主义新教的天职概念的结果。

四、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通过对禁欲主义新教的考察, 马克思·韦伯找到了天职观念的起源。在禁欲主义新教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建立起具体联系之前, 他需要找到一种宗教的理想类型作为研究对象。他发现:“发端于加尔文宗的英国清教为职业天职的观念提供了逻辑上最为一致的基础。” (21) 因而他选取了清教神学家巴克斯特作为他讨论的起点。

巴克斯特认为:“工作是禁欲主义实践的试练和证明的机制, 人生的自身就涉及工作。” (22) “拥有职业天职的工作者将以有条理的方式进行工作。” (23) 完成上帝分配给信徒的天职, 就是“为上帝的荣耀而行动”。因而, 清教把工作看作一种天职, 具有职业禁欲主义的有条理的特征。

对于天职的评价, 巴克斯特指出, 可以用工作获得财货多少作为履行职则的衡量标准。如果财货是在职业天职中获得, 那么在道德上是可以允许的。如果为了“肉体享受与罪孽”追求财富, 那么是不允许的。韦伯认为, 清教不是要反对“追逐财富”, 而是要反对“对财富的非理性使用”。因此, 把工作作为天职的责任, 拒斥“神化人类需求和欲望”的行为, 是清教伦理中最为突出的一个表现。韦伯这样论述道:“在一项职业天职中要不懈地、持之以恒地、有条不紊地工作, 这样一种宗教价值被定义为信徒证明他们选民资格的所有禁欲方法中绝对最重要的方法, 同时也是最确定并最可见的方法。” (24) 因而, 韦伯在禁欲的新教伦理中找到了与资本主义精神契合的伦理基础。

这种伦理却带来了令人意想不到的结果:由于禁欲主义对消费的限制, 不断增加的财富被重新投入到商业中, 资本便开始形成。清教的生活观对资本主义精神的生活观产生了“强有力的杠杆作用”, 促进了“中产阶级式、经济上理性的生活组织的倾向”及现代“经济人”的出现。然而, 在现代资本主义身上, 我们已经找不到任何宗教精神的影子, 韦伯要完成最后的证明, 就是找到宗教精神是如何丧失的。

接着, 韦伯引用约翰·卫斯理的话来论述这一点:“我忧虑的是, 无论在何处只要财富增长, 那里的宗教精髓也就以同样的比例减少。”“因为宗教必定会产生勤劳和节俭, 而勤劳和节俭又不可能不产生财富。”资本主义在发展的同时, 宗教精神却在不断飞逝。随着财富的增加, 信徒的“傲慢、愤怒、肉体的欲望、声色的欲望和生活的傲慢也成比例地增强”。 (25)

马克思·韦伯进而指出, 早期宗教运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在于其禁欲主义的社会化影响。在宗教热情退却之后, “对上帝天国的狂热寻求逐渐分解为职业天职的冷静美德”, 善的良心被定义为获取金钱, 一种“中产阶级职业气质”出现了。新教禁欲主义塑造了资本主义的雇主与工人。清教雇主可以安心地获利, 因为对工人的剥削被合法化了———财货的分配不均被称为源于上帝意旨的特殊设计; (26) 清教工人必须认真地工作, 因为工作是确认他们蒙恩状态的手段, 劳动被视为一种“职业天职”。于是, “宗教之根”逐渐死去, “功利的调门偷偷地挤了进来并且带它前行”。 (27) 尽管杰明·富兰克林的箴言还存在“天职”精神的痕迹, 但是其宗教基础早已消亡了。“天职”精神背弃了宗教, 转而涌向资本主义。

在此, 马克思·韦伯找到了资本主义精神的部分内容——“天职观念”和“入世禁欲主义精神”, 并把新教伦理就与资本主义精神完全接驳在一起。

五、资本主义的文明病

在结尾部分, 马克思·韦伯提出, 禁欲主义为资本主义建立了现代经济秩序, 这一秩序已经把所有人都牵涉进来。“也许它将一直持续到最后一吨矿物燃料燃成灰烬的时刻”。 (28) 曾经, 巴克斯特认为对财富的关注就像“披在肩上的一件随时可以甩掉的轻飘飘的外套”, 现在却由于财富的累积变成了“一件钢铁般坚硬的外壳”。这坚硬的外壳无时无刻控制着在其中的所有人。禁欲主义精神在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后便逃出了这一外壳。“大获全胜的资本主义, 自从栖息在机器的基础上, 就不再需要禁欲主义的支撑了”。 (29) 财富和职业行为失去了最初的宗教意义。因次, 韦伯悲观地说道:“狭隘的专家没有头脑, 寻欢作乐者没有心肝;在这个虚无者的想象中, 它幻想着自己已经攀上了人类前所未有的文明高峰。” (30)

我认为, 在资本主义起始阶段, 信徒获得的财富还是相当有限的, 他们还能坚守着自己信仰, 不敢越过教规。但是, 随着资本主义理性化的进程, 所有的人都不可避免地卷入这个体系中, 财富对于信徒的诱惑也愈大。从前, 信徒为了获得上帝的恩宠, 勤勉地工作, 避免欲望腐蚀自己。内心的紧张和焦虑, 是驱使信徒不断工作的发条, 只有蒙恩才能成为他们的心理补偿。尽管信徒把视界投向了尘世, 但是内心仍然面向上帝。然而, 当信徒在尘世中越发努力, 他们的视界便越向尘世转移。在某一瞬间, 信徒发现自己一直侍奉的上帝并不存在, 原来尘世中的上帝, 毋宁说, 就是他们自己。信徒失去了心理的救赎补偿, 但是获得了堆积如山的财富。信徒开始从现世的财富中找到了物质意义上补偿, 这种补偿是信徒在过去未尝试过和坚决反对的。就像久渴之人找到了生命之泉, 信徒源源不断地汲取财富的力量, 来弥补信仰的缺失。于是, 纵欲主义和物质主义也开始出现, 宗教精神在物质文明身上褪去。

对此, 德国经济学家桑巴特认为, 奢侈品的消费才是资本主义诞生的原动力。正是由于对奢侈品的消费才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31) 在某种程度上, 桑巴特看到了资本主义主义的贪婪特性。丹尼尔·贝尔认为, 现代资本主义文化具有两方面的特征——禁欲苦行主义和贪婪攫取性。这两种特征可以归结为宗教冲动力和经济冲动力。 (32) 资本主义精神的裂变, 是由于“宗教冲动力被科技和经济的迅猛耗尽了力量”, “经济冲动力成为其唯一主宰。社会世俗化使人们失去了对生活的终极意义”。 (33) 桑巴特一针见血地指出:“现代主义的真正问题是信仰问题。” (34) 对于此, 他认为可以通过重新向某种宗教的回归解决。

哈维·戈德曼则从权力角度出来看待这一问题。他指出:“理性化的进展所造成的对自我的除能, 削弱了西方勇敢面对政治与社会斗争的能力。”西方社会想重获生机, 首先需要“新的主宰自我的手段和允许它对它所创造的制度进行主宰的权能形态”。因而, 西方社会就必须培养禁欲主义品德的新人, 并授予他们“自我内在权能”, 不断克服内外阻力以从事革新。 (35)

面对这种疑难, 资本主义时代的个人需要回到加尔文教的孤独求圣之路上?还是摈弃自身的贪婪欲望?抑或是坚强地面对挑战, 重新获得自我的权能, 从而控制理性化呢?

我认为, 向宗教的复归可以填补信仰的空洞, 缓解个人内心的焦躁。但历史是发展的, 旧有的社会价值观念会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消褪, 重新向旧宗教回归并不能适应社会变化的要求。其次, 贪婪攫取是资本主义无法医治的特性。最后, 自我除能根源是禁欲主义人格的缺失。因此, 只有找到新的现世禁欲主义精神, 并赋予这一精神所寄居的群体以权能, 才能解决资本主义的文明病。

六、结语

马克思·韦伯试图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建立联系, 他的论证思路是这样的:首先, 从富兰克林的箴言中归纳出资本主义精神;其次, 在资本主义精神中提炼出天职观念;再次, 在加尔文宗里找到天职观念, 并发现入世禁欲主义产生于这种观念;最后, 通过对清教的考察, 把天职观念作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连接点。显然, 在逻辑上, 韦伯是采取了“夹迫法”来完成其论证过程的。

值得深思的是, 禁欲主义精神在现代资本主义中已经逃逸, 积累的财富成就了资本主义钢铁外壳。在这一外壳里, 现代资本主义存在诸多顽疾:不停歇贪婪性攫取、宗教的缺失带来物质主义、理性化带来的“自我除能”。要解决这些弊病, 必须找到新的现世禁欲主义精神, 才能恢复西方社会的生机。

参考文献

[1][德]马克思·韦伯著.[美]斯蒂芬·卡尔伯格英译.苏国勋, 覃方明, 赵立玮, 秦明瑞中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2][美]哈特穆特·莱曼, 京特·罗特编.阎克文.韦伯的新教伦理:由来、根据和背景.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1.

[3][美]丹尼尔·贝尔著.赵一凡, 蒲隆, 任晓晋译.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 1989.

[4]荣娥.试析韦伯的“理性化”逻辑及其局限性——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学术论坛·理论月刊, 2009, (6) .

精神资本 篇2

《资本主义精神及新教伦理》是有着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写的，本书主要指出：新教伦理产生的勤奋、忠诚、敬业、是获取财富为上帝的使命的信教精神促进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

关于资本主义，历史上主要有三派论述，一派注重生产关系之转变，劳动者由自由者沦为雇员工人的过程，即马克思主义者学派；一派注重资本主义精神，如本文的韦伯；一派重视自然经济如何锐变为金融经济的过程。三派各注重不同的角度论述了资本主义，我觉得他们之间没有什么优劣之分，只不过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同时每个人也有自己的道理。现在我们看看韦伯是如何论述资本主义的。

韦伯从宗教着眼，论述了宗教在西方中的演变，以及宗教变得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的。本文开头即鲜明的指出，对于财富的贪婪，根本就不等于资本主义，更不等于资本主义精神。作者有个观点与马克思不同，他认为资本主义是古之既有的，并且遍布全世界。然而西方发展了资本主义，在数量和形式、方向上远远超过了其他地区。那样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科学的、政治的、艺术的或经济的发展却没有在印度和中国等地也走上西方现今的道路呢？作者后文即指出，正是由于西方特有的资本主义的理性思想的发展促进了西方远远超过了其他的地区。

作者通过对一些地区的观察发现，在一些宗教混乱的国家，几乎没有例外的出现这样的一种状况：工商领导人、资本占有者、近代企业的高级技工等绝大多数都是新教徒。这难道仅仅是偶然吗？当然不是，那么新教在其中到底起到了多大的作用呢？基督教中是这样定于职业的：“上帝安排的任务。对于上帝安排的任务，人们必需按时完成，因为人要想的得到上帝的恩宠就必须在尘世间做好本职的工作”。加尔文教也指出，“上帝不是为了人类而存在的，相反，人类的存在完全是为了上帝，一切造物，只要一个生存的意义，即服务于上帝的荣耀和最高权威。”“劳动的本身作为人生的目的，这是上帝的圣训，不劳动者不得食无条件的适合于每一个人，厌恶劳动本属堕落的表现”。“富人也不能不劳而食，因为，即使他们不能靠劳动挣得生活的必需品，他们也必须同穷人一样服从上帝的圣训。职业是上帝向人颁发的命令，要他为神圣的荣耀而劳动”。从这些教义中我们可以看出新教所起的作用，正是新教的发展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一方面为劳动而光荣，另一方面有打破了以往宗教关于获利的束缚，从而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精神资本也很重要 篇3

在某一站，上来一位老奶奶和她约8岁大的孙女，她们穿着讲究。流浪汉看到她们，大喊：“嗨！要不要坐在我这边？”祖孙俩对视一眼，点点头同时回答：“谢谢你。”跟别人不同的是，她们靠着流浪汉坐下了。

流浪汉问她们，要不要吃他袋子里的鸡肉，祖孙俩还是对视一眼，点点头回答说：“不用了，谢谢你。”流浪汉又多次追问，但每次祖孙俩都是相互点头然后有礼貌地拒绝了。最后，流浪汉安静了下来，3个人都很安心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

米勒被祖孙俩相互点头的力量所震撼。

在《精神的孩童》（The Spiritual Child）一书中，米勒这样写道：“对视点头，是小孩和祖母之间在精神上的彼此会意，是在这段爱意满满的关系中，祖孙之间传递的精神指引和价值。”

这位祖母教给孙女的正是一种智慧：我们都曾经身处异乡，举目无亲，而别人评判我们的方式，正是我们如何对待那些最贫穷的人。

米勒的核心观点是，精神上的意识是内生的，这是个人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部分。米勒作品的启示是，如果你关心社会的流动性、毕业率、社会的韧性、成就和家庭的构成等，对于那些你想帮助的人，你就不能对他们的精神资源视而不见。

米勒把精神定义为“一种对于人际关系的内在自觉，它通向充满爱、有指引性的更高阶的力量。”不同的人可以把这种更高阶的力量理解为上帝、神灵、宇宙，或只是泛泛的“大同”。她把精神这种可以从基因上证明的力量与宗教上的精神区别开来，后者是完全受环境影响的。

对于人们安排自己生活的世俗的方式米勒没有给予太多关注。但大多数小孩在出生的时候，都天然地带着对精神的感知。如果他们发现地上有只死松鼠，他们会理解为它身上有什么神圣的东西，他们也往往会给它办一场体面的葬礼。他们对于造物的唯一性有种自然的感知，也可以感知一种超然、非物质的世界。米勒引用了两篇报道，表明在影响儿童对于精神世界感知力的因素当中，遗传的部分大约占到29%，家庭环境的影响占到24%，而47%是源于个人的生活环境。

她认为，精神感知力在人的青少年时期迅速增长，而同时，抑郁和其他的威胁因素也在提升。她说，孩子十几岁时一定程度的抑郁症应当被看做整个成长过程的正常部分，他们会问一些基础性的问题。精神力量在青少年时期的激增，正是应对这种危机的自然方式。

她说：“总而言之，研究支持这样的观点：在抑郁和精神力量背后有一种共同的生理机制。”

换言之，十几岁的孩子通常会遭遇生活意义、信心和个人身份的迷失。有些人会通过吸毒、酗酒、涉黑乃至早孕来填补心理的空白。而有些人会有周围的人关爱他们，帮助他们渡过这个阶段。

如果不加以培育，内生的精神力量就可能会萎缩。充满关爱的家庭会在意这些能力的培养，特别是有些儿童的父母会清晰地谈及精神追求。而更大的问题在于，在今天这个家庭分分合合的年代，学校和其他机构是否应当投入更多努力，来培育孩子精神上的才能？

然而，公共学校通常并不重视对于精神力量的培育，他们担心的是有人指控他们传播宗教。然而，教授精神上的戒律应该成为可能，要让孩子们熟悉各种选择，而不是倾向于其中的任何一种。忽视公众精神力量的培育，跟忽视智力、体力和社会的发展没有什么区别，它会从根本上“肢解”一个人，让他陷入更严重的抑郁、滥用禁药、离群索居的悲惨世界。

资本的属性与资本主义精神 篇4

一

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生发展过程中, 资本主义精神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环境、不同主体间有不同的内涵和表现。

较早提出资本主义精神概念的是马克斯·韦伯。韦伯认为, 资本主义精神就是诚实、守时、勤奋、节俭的理性精神和生活态度, 是资本家的“节欲”精神, 这种精神是宗教改革的结果, “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完全可以理解为理性主义整体发展的一部分, 而且可以从理性主义对于生活基本问题的根本立场中演绎出来”, “在构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诸基本要素之中, 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这一要素, 正是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中产生出来的。”[1]他认为, 资本主义精神促使了近代资本主义在西方的兴起和发展。

在韦伯从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高度对资本主义精神分析以后, 西方学者纷纷对资本主义精神进行了研究, 并赋予不同的内涵。桑巴特认为, 资本主义精神是由企业家的精神和市民的精神组成的统一体。例如, 他认为17世纪荷兰的崛起不是起因于新教, 而是因为有宽容等其他的精神动因[2]。美国学者里亚·格林菲尔德在对英国、荷兰、法国、德国、日本和美国的经济发展背后的意识进行分析后认为, 现代化的、以增长为导向的经济背后的动因或者“精神”, 并不是对“理性经济行为人”的解放, 而是民族主义[3]。博尔坦斯基和夏佩罗认为, 历史地讲, 有三种连续的“资本主义精神”。它们分别代表了冒险、投机和革新等精神, 其理想特点是企业家和领导者具有“感召力、想象力、交流的天赋、直觉、灵活性和全面主义”[6]。

资本主义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和反映是经济伦理和道德。当代日本著名企业家稻盛和夫和著名学者梅原猛在其合著的《回归哲学》一书中分析了资本主义精神。他们认为, 近代资本主义以追求利润为主题而获得了发展, 现在, 道德、伦理和资本主义明显分离了, 剩下的只是赚钱, 一些经营者缺少社会责任感。他主张超级大企业必须自我抑制, 公正经营, 不能和政治权力串通一气危害民众的利益[4]。另一位被认为是儒教资本主义之父的日本企业家涩泽荣一, 提出了“经济道德合一”的思想, 则从另一方面阐述了日本资本主义精神[5]。

与西方学者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分析不同, 国内学者、尤其是经济学界主要是从促进企业发展的角度进行借鉴研究, 推崇资本主义所谓企业家精神, 认为这种精神是企业家所具有的独特的个人素质, 是个人内在的经营意识、理念、胆魄和魅力, 如创新、冒险、敬业、合作等精神, 企业家精神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来源, 是财富的重要源泉。

“理性经济人”是西方经济学理论中的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假设, 可以看出, 包括西方学者在内的众多学者, 对资本主义精神正是从理性“经济人”的道德伦理角度分析的。第一, “经济人”是“自利的”, 就是说追求自身利益是驱使人的经济行为的根本动机, 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经济人”的根本目的和动机就是追逐利润, 无论是理性的“节欲”精神、奢侈的消费精神, 还是企业家个人的冒险和创业精神、经营意识、理念以及个人魅力, 都是“经济人”围绕这一目的的精神表现。从“经济人”角度分析, 容易将资本主义精神归结为自利精神。第二, 在斯密看来, 交易是出于“把我所需要的给我, 你就会得到你所需要的”动机, 每个人在追求自己的私利时, 不得不考虑他人的私利, 否则就难以实现自己的利益。因此, “经济人”必须强调道德伦理规范和社会责任, 必须“理性”交易, 这就掩盖了“经济人”理性行为的本质。第三, 夸大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利他性”。“经济人”在逐利的同时, 无意识地增进社会公共利益, 这被认为是经济人假设中最有意义的命题。然而, 正是这一“‘经济人’的灵魂”的命题最具有蒙蔽性, 它把资本主体的动机深深地掩藏起来了。

从理性“经济人”的角度分析资本主义精神, 把它局限在一定的道德伦理等思想范围内, 这和较早前马克思从资本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分析有着本质区别, 它看不到马克思所强调的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社会的道德人”, 只能把人看做是单向度的“经济的道德人”。这样的分析, 也使人无法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由于对利润的追求所导致的经济与道德的冲突, 主观的道德价值和客观的经济价值分裂的本质。

我们应该看到, 在资本主义及其精神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中, 虽然其内涵、表现形式、组成要素等随着不同主体、社会文化背景、历史条件不断变化, 但其背后仍然是资本主义的经济事实, 它只能是资本及其生产方式的反映。资本及其生产方式不仅决定着资本主义精神的内涵和表现形式, 而且是它发展演化的动力。而要说明这一点, 就必须从资本范畴及其属性出发, 对资本属性与主体精神表现之间的关系加以分析。

二

资本精神是由资本主体表现出来的。从个体层面上看, 它表现为资本主体运用资本追逐价值增殖的动机、行为、道德表现等, 如经营中的诚实守信、社会责任感、生活的理性节俭、个人的贪婪、自私等。通过个体层面和社会层面反映到主体的精神意识领域和行为上。从根本上说, 资本主义精神是资本属性的逻辑展开和必然反映。

首先, 资本的一般属性决定着资本主义精神的一般性表现。资本的一般性是指资本具有增殖性、运动性、价值性、竞争性、权力性。“资本一般, 这是每一种资本作为资本所共有的规定, 或者说使任何一定量的价值成为资本的那种规定性。”[7]资本一般性是商品经济共有的范畴, 它存在于商品经济的任何阶段, 任何领域。一方面, 资本冲破民族、地域、文化、意识形态、宗教传统的束缚, 使贸易、投资、金融、生产等领域的经济活动在更加广阔的范围内展开, 另一方面, 由于资本的这种一般性, 资本对不同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判断、行为动机等产生了冲击。资本与宗教作用, 资本主义精神就是宗教变革的产物, 与文化、道德作用, 就是义利统一、理性节俭的意识。资本精神反映在经济观念方面, 就是竞争、公平、效益意识, 反映在政治观念方面, 是民主、法制、平等、自由意识等。尽管资本主体的这些精神表现可能不尽相同, 但都是资本生产、运营等活动方式决定的。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以资本运营为典型特征的社会, 因而, 它的资本主体具有资本一般属性决定的精神表现。

其次, 资本的特殊性使资本主义精神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第一, 资本增殖或者说发挥作用, 必须有一定的“作用场”或者经济环境, 这个“作用场”就是市场机制。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 人的行为动机、目的意图、道德表现、不同企业主体的理念和行为都以市场为中心, 以盈利为目的展开, 从而形成了既丰富多元又目的单一的充满悖论的精神现象。第二, 资本在运动过程中采用不同的表现形式, 如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固定资本、流动资本;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借贷资本。资本的形式尽管不同, 形态不断变化, 资本主体的动机却是相同的, 但由于资本主体在资本运动中的参与方式、分配方式、消费方式等地位的不同, 相应的形成了主体的不同精神。第三, 资本归属不同的主体, 资本主体精神表现不同。从主体角度看, 资本主体精神有个体 (包括企业家) 、企业组织 (包括跨国企业) 、社会 (包括经济共同体) 等不同类型的精神表现;从资本运动过程看, 有不同部门、行业、企业组织的经营理念和企业文化等;从资本体现的生产关系看, 它必然反映资本主义的经济伦理和精神;第四, 资本必须结合一定的社会形态, 资本的增殖属性使得它不断冲破束缚自己的各种藩篱, 动员包括精神文化在内的一切力量为自己服务。它不仅和不同的民族、国家、宗教、文化相结合, 而且作用于社会结构的经济、政治、文化、法律、习俗、心理等不同层面, 资本主义精神是资本属性在社会不同层面的综合精神表现。

再次, 资本主义精神对资本属性的反映表现在发达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竞争中。一方面, 它使得不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人们站在了市场经济的同一个平台, 从而使经济全球化进程能够迅速发展, 资本运营所需的精神能够得以共享认同。另一方面, 在世界市场中, 经济主体一般都带有强烈的国家与民族的色彩, 由于受国家与民族的利益、经济基础与经济能力, 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的影响, 资本主体精神必然面临着冲突与竞争, 各经济主体总是形成有利于自身的经济精神, 培育自身的核心价值观, 朝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最后, 经济全球化、国际垄断资本、高新技术是推动资本主义精神的演化发展的三种力量。随着经济全球化、国际垄断资本、高新技术的发展, 生产、投资、金融等在全球范围内展开, 资本要素在全球范围内重组, 这就要求资本主体突破传统思想和特征, 具有全球眼光和思维。在经济全球化的激烈竞争中, 要求资本主体更加注重商业伦理、重新定位实现自己动机的手段。所有这些, 都使资本主义精神具有同以往不同的表现。但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未变, 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质未变。资本主义理性的逐利精神带来了什么呢?人们除了拼命的、单调的、运用一切手段赚钱外, 更多的人感到生存状况日益艰难, 生存环境的日益恶化, 人的道德沦丧等, 资本不仅把文明带到了全世界, 也把危机与灾难带给全世界。

三

可见, 从资本逻辑上讲, 资本属性、资本主体精神的内在表现是一致的, 从本质上不存在“善”, 也不存在“恶”。资本主义精神是资本属性在资本主义特定社会的必然逻辑展开和主体精神表现。

但是, 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 资本在发展自身的同时, 却在生产着矛盾。资本主义始终要面临和解决的一个矛盾就是资本主义精神自身表现与生产方式的矛盾。

第一, 资本自身发展与其主体精神表现之间存在着文明的悖谬。资本“开拓了世界市场, 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8]“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8]资本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所创造的生产力, 比过去一切世纪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 还要大……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8]。然而, 正是促进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这种资本, 却是靠剥夺起家的, “是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 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9]“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9]资本同样带着血和火书写着其发展史。而且, 这种文明的悖谬还会继续下去, 因为“‘只要还有一块肉、一根筋、一滴血可供榨取’, 吸血鬼就绝不罢休”[9]。可以看出, 资本主义一方面创造出物质文明, 另一方面表现出这一创造过程主体精神上的虚伪、欺诈和野蛮性的一面。资本自身发展与其主体精神表现之间存在着文明的悖谬。

第二, 包括资本主义精神在内的资本主义文明自身的矛盾不断深化。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 虽然资本主义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但从总体上看, 其文明自身的矛盾却不断深化。其表现主要有四个方面[10]:首先, 由单一性矛盾和危机向综合性矛盾和危机发展。资本主义由早期的经济危机所导致的“文明危机”, 引向现在的社会文化领域, 成为一种包括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文化危机、意识形态危机在内的综合性、普遍性的危机。其次, 社会主体自身的“文明矛盾”更加凸显。出现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主体自身特有的“文明矛盾”或“文明悖论”。再次, 由民族—国家范围的矛盾转化为全球性的矛盾。最后, 由损害当下文明的矛盾向危及人类文明根基的“生态文明危机”演进。

资本的生产“不仅生产商品, 不仅生产剩余价值, 而且还生产和再生产资本关系本身。”[9]“资本也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它是一种历史的生产关系。”[9]资本主义精神及其与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是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 资本主义文明的矛盾深化和合规律性的演进, 既表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下的资本主义精神表现的狭隘性、矛盾性、扭曲性, 也预示了它的消亡和终将被更高的精神文明形式所取代。人类文明由资本主义文明向社会主义文明的转型成为必然。

随着社会主义经济日益融入世界经济并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资本在全球范围的流动, 资本现象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的普遍现象。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 坚持这一分析方法具有重要意义。首先, 对于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们来说, 现在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如何赚钱, 而是探索支持中国市场经济的一种精神, 找到中国企业家应具有的灵魂。没有精神追求和使命感的企业是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现代企业, 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构建资本精神是一场真正的革命, 其意义比资本主义的物质前提, 如资本原始积累更为重大[11]。其次, 在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精神、培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中, 要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出发, 对资本加以道德伦理限制, 始终体现和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最根本目的, 企业及其经营者要从“社会的道德人”角度, 实现最广大人的利益, 促进人和社会的全面和谐进步。最后, 对待资本主义精神的问题不仅是认识问题, 如何借鉴资本主义发展经验,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而不是西方学者的方法, 建构与培育和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相承接, 体现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 既包容多样又形成核心价值体系等适合本民族、本国家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的问题, 恰恰正是问题的关键和核心所在。

摘要：资本主义精神从本质上是资本属性的逻辑展开和必然反映, 资本的属性决定着它的主体精神表现。资本主义精神自身表现与资本属性之间存在着文明的悖谬, 它不但表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下的资本主义精神表现的狭隘性、矛盾性、扭曲性, 而且表明人类文明由资本主义文明向社会主义文明的转型成为必然。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精神对和谐社会下市场经济主体精神建构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资本,资本属性,资本主义精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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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6:444.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276-277.

[9]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5:334-835.

[10]周安伯.经济全球化与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命运[J].哲学研究, 2002, (1) .

精神资本 篇5

作为当代大学生，虽然勉强算作走在大众的前列，但始终感觉自己理论修养不够深化，尚需读很多书来充实自己。这本《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个不错的选择，但不得不承认很难读懂，所以只有一些浅显的感想。

在书里，作者韦伯主要讨论的两个重要概念便是“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而他所要回答的研究问题正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

我分开来整理：所谓“资本主义精神”，韦伯通过考察16世纪宗教改革以后的基督教新教的宗教伦理与现代资本主义的亲亲和关心。得出资本主义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和政治学的范畴，而且还是一个社会学和文化学的范畴。他把资本主义当作一种整体性的文明来了解，认为它是18世纪以来在欧洲科学、技术、政治、经济、法律、艺术、宗教中占主导地位的理性主义精神发展的结果，是现代西方文明的本质体现。在这样一种文明中，依靠勤勉、刻苦、利用健全的会计制度和精心盘算，把资本投入生产和流通过程，从而获得预期的利润，所有这一切构成了一个经济合理性的观念。这种合理性观念还表现在社会的其他领域，形成为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社会精神气质或社会心态，弥漫于近代欧洲，这就是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它作为近代欧洲所独具的价值体系，驱动着人们按照合理化原则进行社会行动，最终导致了资本主义的产生。

另一方面，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是与新教伦理是分不开的。这种伦理把个人在尘世中完成所赋予他的义务当作一种至高无上的天职。所谓天职，即是上帝安排的任务，作为新教核心内容。没有这些精神，也可能产生资本主义的某些特征，但不会产生完整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所以，以信仰基督教为主的现代最发达的西方国家，如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皆为新教占主流的国家，而传统天主教国家，如西班牙、意大利等，论经济实力与影响力，只能算二流国家。作者主要用新教加尔文教所信奉的“预定论”来说明。其次老师强调这本书关于社会生活中工作的目的与意义。书中认为，在西方之所以有那么多人勤恳工作，而且具有良好的职业精神和纪律，并不是为了单纯糊口或害怕工头惩罚，而是内心信仰使然。我感觉比较有趣的是，富人也不可不劳而食，因为，即使他们无需靠劳动挣得生活必需品，他们必须同穷人一样服从上帝的圣训，上帝的神意已毫无例外地替每个人安排了一个职业，人必须各事其业，辛勤劳作。而且要有所奉献，于是我们明白为什么西方多慈善家的原因之一。而我们，我认为我们的社会里极度缺少这种类似于信仰的东西，它们有时候甚至可以以胜过法律的效率来约束人或者鞭策人。我经常不能理解一些基督信徒的那些自残行为，或许这就是信仰的力量。所以相比西方人来说，中国人缺少信仰，虽然我们有鼎鼎大名的五千年优秀民族传统精神，但在现实中可以说我们并未与之完全生活在同一个层面。仔细想一想我们努力工作辛苦学习为了什么，为共产主义而奋斗？我笑了，一切追溯的源头还是自己。于是我们社会的道德伦理建设尤为重要。

再次作者认为牟利和贪婪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哪个社会或哪个人都有牟利和贪婪的欲望，资本主义反倒是有节制和规则的牟利，资本主义更多地是对这种非理性欲望的一种抑制或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解。上述观点也可以解释这一点。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译序 篇6

马克斯·韦伯的思想精深博大，其著作名相迭出，以致艰涩难懂，加上又是帕森斯的转译，翻译起来自然比一般学术著作困难。上述两个版本的翻译并不尽如人意，专用名词错讹较多，因为“硬译”而造成的不通不懂之处也多，马克斯·韦伯作为社会学大师的睿智与博学，对人情事理的洞察与明达，语言的机敏与灵秀，就这样被转译文字的粗疏与荒芜，掩盖得只剩下片段零碎的闪光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我们在这次重新翻译过程中，也颇能体会前辈当年劳心劳力的苦衷，只希望能在原来翻译基础上稍有进步，庶几不辜负近半年来的“苦行”。

司马迁《报任安书》有云，“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治学的最高境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有足以当之者。本书处理的主题是基督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前者是上帝新的“言说”（天），后者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思潮变革，一次最大的思想范式转变（人）。天人之际，最为幽邈难测，探究其间关系，舍马克斯·韦伯这等天才其谁哉！

一切都起源于五百年前的“宗教改革”。公元1400～1600年间，特别是1520年之后，“传统基督教整个结构中的几乎每个部分，都受到了批评性的审查”。原来的信仰、实践机制，或者遭到彻底破坏，或者被打倒重建。于是出现了基督新教，一种新的信仰、实践机制。基督教信仰的核心问题是“我蒙恩得救了吗”，信教摧毁了原来的常规遵奉结构——含有神秘法术的仪式被取消，靠善事圣工得救的道路被堵死，甚至“忏悔”也被告知毫无用处……在这一片废墟之上，加尔文宗的“预定论”突兀地站立在信仰的天空之下。“预定论”告诉了信徒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但对于“我是否蒙恩得救”的问题，又什么答案也没有提供，“它是把信仰问题的全部责任，都转压在个体肩膀上了”，信徒必须自己找寻得救的证据与答案，“自己创造出自己已得到救赎的确证”。这就给人的世俗生活带来了两大变革。

一是“神圣”与“世俗”之间的转换。新教之前很多“神圣性”的东西，如神秘主义、隐修制度、独身主义等等，都变得不那么伟大崇高了，有的甚至遭到了唾弃，与此同时，原来很多“世俗化”的东西，如日常工作、婚姻、父母、政府等，都在信仰价值上得到了承认，具有了某些“神圣化”的因素。这是一种基督教秩序向世俗秩序的转换，也是神圣价值向世俗价值的转换。在这一转换过程中，职业（the Calling）就具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圣徒就是履行其职责的人”，任何人在世俗行业中也能荣耀上帝，也能找到蒙恩的证明，例如1684年英国一位牧师宣称，“商人以其职业侍奉上帝，并要竭其所能去发展这一事业”。所有诚实的工作都是在履行上帝的职责，甚至“清扫房间的工人也如同在遵行上帝的旨令，他须忠于职守，干好工作”。这样经过加尔文教义的置换，俗世中的职业变成了荣耀上帝的手段，发财致富也不再是一种罪恶。但散发着神圣气息的“Calling”，始终是一种救赎的“召唤”，赚钱不是为了奢侈享受，而是要荣耀上帝。为了证明自己正受到上帝的恩宠，这些苦行的信徒，就会把剩余资本投入再生产领域，而自己的行为还是要时刻检点，以期符合圣徒的标准。这无论是从心理上，还是制度、资产准备上，对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第二则是开启了日常生活“理性化”的过程。新教之前的基督徒，生活是有些浑浑噩噩的，其信仰也是随机成分居多。现在加尔文宗要信徒自己拿出“蒙恩”证明来，这就逼迫新教信徒在生活中必须每时每刻都要保持警醒、自觉。加尔文宗取消了告解制度，其信徒的忏悔办法是自我反省，最好的工具则是日记。英国神学家比德尔1656年在监狱中的一篇日记中写道：“把我们在一天中为上帝所做的事原原本本地记下来，也把上帝为我们所做的事情记下来。”这可以说是那个时代加尔文教徒的共同心声。与比德尔几乎同时代的女伯爵沃里克，一生留下了四万页的祈祷、谢恩记录。巴喀斯特牧师在其身后出版的日记里面，对自己年轻时所犯下的错误痛悔不已：“偷水果、读爱情小说” 等等。蒙田和卢梭的《忏悔录》风靡一时，也是有此种社会风气背景的。为了获得救赎蒙恩的证明，新教教徒就通过这种不断的反省、砥砺，将自己的日常生活归整为一个系统化、理性化的模式，这是一种“入世的苦行”。另外，蒙恩与否的选民观念，也改变了传统的人际关系，由共同选民组成的团体逐渐具有了对事不对人的特性，这是现代社会组织或是企业组织的合理性格。

由“世俗神圣化”和“日常生活理性化”这两种转向，西方文化发展出一种以“合理性”为基础的人生管理模式，表现在工商业上，便是如何能够有效率地去赚取利润。这便是韦伯阐述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再往后发展，到了启蒙运动时期，“理性至上”的口号甚嚣尘上，科学与民主的观念逐渐成为新的“天命”，终于造就现代文明的辉煌，追根溯源，还是从这两大转向处发轫的。

但历史的发展再次走向了反面，世俗的“神圣化”和“理性化”越往后发展，越形成其自身的“吊诡”。世俗的“神圣化”以“祛巫魅”始，逐渐走上了“祛神圣”之不归路，在一个神圣缺席的时代，一切原本用以完成神圣之目的手段，俨然谮越成为一个个头顶光环的“神圣目的”，同时也使得物质财富“这件外套”，变成了一间像钢铁一般坚硬的牢笼，而原本用来履践“荣耀上帝”精神的“职业”，从“Calling”变成“Employment”、“Job”，正昭示着其内在神圣性的丧失，而逐渐变质为单纯谋生的手段，“完成职业责任，不再直接和精神、文化的最高价值有什么联系”，职业中的枯燥、无聊、压抑，竟成为新时代的文化病症之一。“理性化”以对日常生活进行全面而系统的归整始，却日渐陷入疯狂与虚无的泥潭中无所适从。韦伯认为，在现代社会，流行的是“以一种狂笑不止的妄自尊大作为美丽画皮的机械性僵化现象”。这是一个预言，也是一种嘲讽。

翻译过程中，我们时时感觉到马克斯·韦伯对这种文化危机的焦虑与担忧，这应该是他著作此书的原初动机，即他的目的不仅仅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他“成一家之言”的衷心，还是希望能对他那个时代文化上的种种弊端提供救疗的启示，起码是像鲁迅说的那样，要唤起治疗的注意来。

翻译完毕，有两个感想不期然涌上心头。第一，现代化问题终究是起源于西方的问题。从韦伯这本书可以看出，这是欧美文化已经演算了五百年的一道极其复杂的数学题，而现在我们是被迫将这道数学题搬进自己的文化中，跟在人家后面一起演算。现代文明的确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解决了诸多人类之前未能解决的问题，但其弊端，造成的精神、环境等危机也在所难免。在这道五百年的数学题中，西方自有其调节、化解这些弊端和危机的方法，韦伯的这本书便是一个证明。但对于跟着人家演算的我们来说，却很难找到、也很难使用这些调节、化解的方法。例如韦伯便可以回溯西方文明的本源，从中汲取对现代有启示意义的智慧，我们就不可以，不说别的，光那些教派名称就让人脑袋大。但当我们也试图回溯到自己祖先的智慧，去找寻可以医疗现代文明病的启示时，却发现在这道数学题中，很难兼容下我们先人的智慧。这是我们现在进退无据的尴尬。

所以，如何找准自己的问题，而不是亦步亦趋地跟在人家屁股后头演算，可能成为我们现在文化发展的关键。每一种文化都有其自身发展的道路与轨迹，它可以吸收外来文化，也可以遭遇外在环境变革的严峻挑战，但如果它不能坚持自己的文化立场，而丧失掉自己的文化本质，迷失了前进的方向，那么即使埋头“算”得再好，也不过成为一种二流的附庸、傀儡文化，且最大的可能是内部迷惘、混乱日剧，其结局必然是悲剧性的。

第二，韦伯在这本书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文化模式，新教信徒的“入世苦行”便是。一方面有着高远而超越的理想，一方面积极入世而履践苦行，这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文化发展，都是一种最佳态势，是取得成就的基础模式。两者互为依托，如果没有超越性的理想而仅仅入世苦行，那么在取得一定成绩之后必然会裹足不前，人的本能冲动，因为没有超越性理想的升华与克制，必然会升腾为享乐的欲望，物质财富聚而复散、散而复聚，聚散之间，消耗殆尽，更无法为进一步的发展提供基础与动力；而如果仅有某种高远的理想，却缺少踏踏实实的入世苦行精神，则难免蹈虚陷溺之弊。任何偏颇都会带来危害与弊端，观诸中西方文化发展历史可知大半矣。

最后还要对一个关键词的翻译做一点简要说明。

本书第二部分有一个词非常关键，即“Asceticism”。以前的翻译大都译成“禁欲主义”，我们这次改译为“苦行主义”，是基于以下两种考虑：一、从词源上看，“苦行”比“禁欲”更为准确；。据《新天主教百科全书》（2003年版）云，“Asceticism”一词来自希腊语“Askesis”，意为锻炼、身体训练，特别是指奥林匹克运动员在参加比赛之前戒除享乐而进行刻苦训练。早期基督徒借用该词，指为获得美德而进行的灵性训练。刻苦训练包括“禁欲”，但还有训练的意思，迥非“禁欲”所能包括。

二、比较两个词的语体色彩，“苦行”带有褒义，“禁欲”带有容易引人误解的贬义，这应该是二十年前特定时代思想的反映。而且翻译成“禁欲主义”，词的外延较为狭窄，似乎只是“禁止欲望”，甚至更褊狭地理解为“禁止性欲”，然后又按照现代人的眼光判定为不人道。其实该词在本书中不仅仅有遮止意义上的“禁欲”之意，更有积极作为以求得拯救之确证的含义，例如积极做工、谦卑、服从、斋戒、恒切祷告等等，绝非“禁欲”所能涵盖。《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便是直接将“Asceticism”译成“苦行主义”，并有较长的解释，如云：“宗教上为了实行精神上的理想或目的而克制自己肉体或心理上的欲望的一种实践。几乎没有任何宗教不具有苦行主义的痕迹和某些特征。”又云：“苦行主义源于人们企图达到种种最后目的或理想。……基督教中有多种类型的苦行主义。早期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中是主张苦行的，叙利亚的基督徒是极端的苦行主义者。天主教注重隐修院生活，耶稣会注重乞食为生，都是苦行主义的表现。尽管宗教改革的领袖们不接受苦行主义，但在加尔文宗、清教派、虔信派中，还有某些形式的苦行主义。”在本书中另有一个词语专门用来表达“禁欲”的，即“Mortification”。所以我们认为，将“Asceticism”译为“苦行主义”，比“禁欲主义”更符合本文的语境。

精神资本 篇7

韦伯在书中建立了严密的逻辑推导, 步步展开。

首先韦伯在书中提出的理想类型, 即社会学研究中的研究工具之一, 这一方法调和了实证和反实证的矛盾, 研究者通过选择和强调研究对象的某些重要典型的特征, 舍弃忽略另一些不重要的非典型特征构建而成的概念形式。韦伯提出的资本主义精神, 正是这样一种理想类型。

关于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认为是一种惜时、守信、勤劳、节俭、谦恭的态度, 同时抑制自己本能享受。过去这些传统的美德本身就是目标, 但现在成为追求财富的手段, 最终的目标是金钱。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 韦伯提到早在中国古代的明朝就已萌芽, 但是由于一些客观原因, 资本主义并没有在中国建立并发展下去, 而萌芽较晚的欧洲, 却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肥沃土壤, 韦伯试图去探求其原因, 并最终将原因归结于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在书中提出了一个基本假设:资本主义精神尽管就其纯粹的理想类型来看, 它具有某种目标合理性或形式合理性的典型特点, 但追溯源头它肯定首先是价值合理性。从历史生成的角度来看, 它是个历史现象, 资本主义精神和某种普遍的社会伦理之间应该存在某种亲和力, 以这样一条思路出发, 韦伯对欧洲宗教的主要教派进行了比较。

韦伯首先探求了基督教的主要分支——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的共同特点, 简而言之, 可归纳为以下四点:

1、他们都认为, 存在一个超越尘世的全知全能的上帝, 存在一个神圣界, 神圣界的代表是上帝, 他掌管着世俗界的命运。

2、尘世间的一切罪过无论大小轻重均有双重含义:一是对上帝的背弃, 一是对他人的伤害。而人间法律只能惩治人间罪恶, 而不能惩治超越世俗生活的原罪。

3、上帝是仁慈的, 他派遣自己的儿子耶稣到人间传道, 拯救人类。人类只有遵循上帝旨意, 约束自己行为, 保持灵魂的洁净, 才有可能最终解决精神上的痛苦, 才能够赎去自己的罪孽, 最终带着一颗净化的灵魂, 遵循神法所做的判决, 走向最终归属。

4、人死是肉身之死, 人的灵魂有两个归宿, 一是往复光明的天国, 回到上帝身边, 获得永生;二是到黑暗的地狱, 永遭磨难。

天主教和新教之所以分为两分支, 他们也有很多差异的部分。韦伯发现宗教在经济生活领域当中起了很大作用, 在现代企业中, 经营者、资本家、高技术工人中, 新教徒占了压倒性的多数。进一步追溯历史, 他发现欧洲许多资源丰富、地理位置优越、经济发达地区或国家, 特别是大多数的富裕城市, 在16世纪宗教改革中都转奉新教, 也就是说, 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新教具有明显相关性。

为了解释这种现象, 韦伯提出了几种预设:

1、要想发展经济就必须摆脱教会控制, 向传统宗教神圣性提出怀疑和挑战, 新教恰好顺应此趋势和挑战, 有助于削弱教会的控制力。

2、新教徒之所以集中在政治活动领域, 是由于政治原因及社会条件造成的, 也就是说, 新教徒被排斥在政治领域之外, 只能在经济领域中发展自己的才干。

3、天主教对来世的追求及禁欲特征非常突出, 使得天主教徒对尘世美好事物漠不关心, 从而阻止他们献身于世俗的经济活动的热情。

但韦伯经过实证的研究, 先后否定了这三种假设。经过考察, 韦伯认为, 新教徒对来世信仰并不亚于天主教徒。从禁欲来看, 新教中尤其加尔文教派更是严厉反对生活享受, 提倡一种严酷的禁欲生活。所以笼统地用对来世关注和禁欲主义无法对两种教派在经济活动中的区别进行解释。

于是韦伯得出一个假设:新教来世信仰、禁欲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存在亲和力, 天主教的来世信仰、禁欲主义与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则缺乏这种联系。韦伯认为必须进一步深入研究这两种教派在宗教思想、宗教体制方面的各自特点和差异。

由此, 韦伯对天主教伦理和新教伦理进行了比较概括。

1、天主教伦理特征: (1) 对尘世的态度:鄙视和厌弃尘世生活, 认为所有世俗活动不是宗教意义上的伦理, 其意义价值与灵魂获救无关。 (2) 心理态度:忏悔制度发展出个人对群体的依赖感, 天主教徒从中获内心安宁。 (3) 宗教价值生活:修道院的禁欲生活是最高美德。核心倡导一种出世禁欲主义。

2、新教伦理特征: (1) 通过天职观赋予职业活动宗教意义, 使得职业责任上升为宗教价值的伦理观, 相当于今天敬业。 (2) 命定论削弱个人与宗教组织的联系, 从而发展出一种独立精神和个人主义精神, 新教的个人奋斗不再被看做自私贪婪, 变成了可接受的美德, 个人奋斗是信仰虔诚的表现。 (3) 把禁欲主义从修道院移植到世俗领域, 系统理性的严格禁欲生活强化了自己的信仰, 成为具有宗教价值的美德。

核心提倡一种入世禁欲主义。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 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新教的信徒能在尘世的经济生活中做出更多的作为。因为他们提倡的伦理价值能更多地促进信徒参与尘世的活动, 这种在尘世的奋斗被看做个人虔诚的表现, 而这种教义也与资本主义精神在对待财富、时间等的态度惊人的一致, 也许这就不难解释, 为什么在西欧资本主义发展得如此顺利并繁盛。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导读 篇8

韦伯是一名百科全书式的大家, 著述丰富, 其中《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德) 马克思·韦伯著, 康乐、简惠美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一书最为著名。严格地讲, 学术界并没有将该书作为一本经济学学术著作, 而是作为一部社会学精品。但我们认为这是固守传统的学术分类, 韦伯在该书中的思想对经济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都极具启发意义。

韦伯在该书中的思想可以归结为: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精神究竟是由什么因素引起的, 这种因素是否为西方文化独有而其他文化所不具备的?通过宗教社会学分析, 韦伯得出的结论是, 基督教新教是导致资本主义精神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

为了证明这个命题, 韦伯要界定“资本主义精神”的确切内涵。关于“资本主义精神”, 一般的看法如下:资本主义精神是西方文艺复兴以后人性觉醒的产物, 是近代科学革命相伴随的理性主义, 是资本家不断追求剩余价值的过程, 是一种数字可以量化的资本主义等。韦伯独树一帜, 明白无误地认为:“‘营利’、‘追求利得’、追求金钱以及尽可能聚集更多的钱财, 就其本身而言与资本主义完全无涉。这种汲汲营营……不管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 苟有客观机会可以牟利, 则此一现象即可见诸‘各式各样的人士之间’。因此, 在文化史的初涉课程里, 我们就该断然放弃此种幼稚的 (关于资本主义的) 概念推断。无止境的营利欲并不等同于资本主义, 更加不是其‘精神’所在。反之, 资本主义恰倒可以等同于此种非理性冲动的抑制, 或至少是加以理性的调节。总之, 资本主义不外乎以持续不断的、理性的资本主义经营来追求利得, 追求一再增长的利得, 也就是追求收益性。” (前言, P4-5) 韦伯关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内涵至少有以下几层意思:资本主义精神是理性的经营, 不是非理性的;资本主义精神是有计划的经营, 不是靠投机、抢劫实现的;资本主义精神培育了自由劳动的理性资本主义组织, 而不只是这种组织的萌芽。在韦伯看来, 资本主义精神能成长起来, 不仅需要科学技术的支持、法律的约束, 而且需要参与经济社会的每一个人具有与生俱来的自我克制与经济伦理。否则, 在强大的经济利益诱惑面前, 种种非资本主义精神的行为和做法层出不穷, 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遥遥无期, 即使产生了资本主义精神, 也终将土崩瓦解。我们甚至可以将资本主义精神的建立与否作为划分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分水岭, 资本主义精神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可见一斑。

既然资本主义精神与经济社会中人的自我克制和经济伦理息息相关, 那么这种“自我克制与经济伦理”从何而来?韦伯发现了一种有趣的现象:“在近代的企业里, 资本家与企业经营者、连同熟练的上层劳动阶层, 特别是在技术上或商业上受过高等教育培训者, 全部带有非常浓重的基督新教的色彩。” (P9-10) 这个现象说明了宗教尤其是基督教新教在塑造人的行为和职业伦理方面存在因果关系。问题是, 传统的基督教是鄙视财富、反对牟利经营的;传统基督教在修道院完成修行, 而不是表现为现实的劳作;资本家积累起大量财富是否能得到上帝的宽恕?近代资本主义兴起被认为是人性的觉醒和追求现世的幸福, 在这种人文主义精神影响下的大众为什么心甘情愿接受基督教新教“无休止的苛责与严阵以待的规律”、“忍受那种史无前例的清教的专制暴政”?解决这些貌似冲突问题的关键, 在于“最积极且最热情的崇信者身上所见的宗教救赎之感”。 (P80)

“宗教救赎”的理念, 在我们这些缺乏宗教体验的人看来, 是非常陌生甚至不可理喻的, 但“我们所能把握的只是永恒真理的吉光片羽, 其余一切, 包括我们个人命运的意义在内, 全都隐藏在幽深的奥秘之中, 探究它既是不可能又是僭越”, “自亘古以来即按全然不可思议的旨命, 指派了个人的命运, 并支配了全宇宙的一切枝微末节”, “此一教说, 以如此悲壮的不近人情, 对于信奉这堂皇逻辑的那一代人, 必然造成重大的结果, 尤其是个人各自内在空前的孤独感。对宗教改革那个时代的人而言, 人生最重大的事莫过于永恒的救赎, 如今就此他只能独行其道, 去面对那自亘古以来即已确定的命运。” (P82-83)

“宗教救赎”理念, 对资本主义精神的方方面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是职业伦理。新教谆谆教诲人要以孜孜不倦的职业劳动来获得作为自我确认的最佳手续, 唯有这样才能消除宗教的疑惑, 并且带给人心境平实的状态。

二是理性化。新教认为为了给救赎提供可靠的基础, 圣徒们此时的生活便彻底地被理性化, 判断行为的标准不是自利, 而是为了增加神的荣耀, 在不断反思的前提下, 去克服个人的自然状态, 摆脱非理性的冲动和对俗世的依赖。

三是崇尚克制。积极的自制不但是一种修行的目标, 更是实际生活中的一种生活态度。它致力于使人有能力抑制一时的感情, 坚守并激活一贯的动机, 直至锻炼并培养一种“人格”。

四是抵制功利主义的泛滥。新教是超越性的, 判断经济行为的标准, 不是由功利主义主导, 即不是一切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 而是把经济行为看作是宗教救赎, 是神意的安排。这种超越功利主义之上的评价标准使资本主义社会在利己与利他之间保持了适当的平衡。

五是提供了一种评判财富是否合理的标准。在新教看来, 经济社会领域不劳动、不生产财富是不合神意的, 劳动生产的财富主要用于个人享受也与新教禁欲的理念相违背。相反, 增加财富作为一种劳动、一种职业义务, 同时财富不是用于挥霍, 而是用于投资促进资本形成, 这些理念是遵从神的安排, 而甘于贫困却有损神的荣光。

韦伯的出发点并不是批判或重构经济学, 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带给我们全方位的启示:

第一, 提供了一种超越利己行为的经济个体模型。尽管现有的主流经济学思想从个体经济分析开始, 但个体的内涵是空泛的 (效用最大化或收益最大化) , 只是为个体“类”的分析提供过渡, 经济个体本身被忽视, 而韦伯的“宗教救赎”理念下的个体是实实在在的, 它提供了一个经济分析的“支点”。

第二, 提供了批判功利主义经济学的新视角。市场经济、功利主义哲学观、自利行为三维一体, 在主流经济思想中是不可分离的, 利他行为即使有, 也是或作为特例, 或认为“主观为自己, 客观为他人”。韦伯却证明了资本主义精神是超越功利主义的, 是符合神意安排而非听命于功利主义的羁绊的。

精神资本 篇9

1 精神资本的内涵

体力资本是人最初级、最基本的自然能力, 一个人只要身体健康, 饮食充足, 他就具有一定的体力资本、可以说, 它是自然界赋予人的, 因而也是人原始的、低级的能力, 体力资本又是人的高级资本的基础。智力资本是人通过学习知识、培训技能等方法, 在后天获得的。人对知识的掌握, 主要取决于学习的条件和学习的能力, 而学习的能力则取决于人理解常识、运用逻辑等思维能力, 这种能力大体相当于西方学者所提出的智商。然而, 知识大多是以书本里的文字和数字表示, 是前人总结出来的, 并不会自己创造价值。一个人, 即使有很好的智力水平, 很高的智商指数, 学到了很多知识, 也不能说明他有很强的能力。精神资本是人对知识的使用和运用知识进行创造的能力。人的精神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 精神资本最能体现人参与社会实践和竞争的能力, 最具有社会性, 实践性, 因而是人最高级的能力, 也是人的能力的决定因素, 精神资本是由人的精神因素的作用形成的, 它大体相当于西方学者所提出的情商所发挥的作用。精神资本的主要内容为意志、品质、性格、心理、情感、创造力、交往力和判断力。

主观世界的精神因素是可以创造价值和财富的。当然, 这种价值和财富, 并不是物质因素相结合的结果。由于精神资本属主观世界的能力, 正确认识精神资本与物质资本的关系, 有助于人们认识和丰富自己的精神资本, 从而为自己的成功, 为社会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1]。

2 体育与精神资本

2.1 体育与创造力

首先, 体育的特点之一是具有竞技性, 在竞赛中, 可以最大程度地发挥自己的潜能和智慧, 磨练心理过程, 特别是发展其创造能力有着密切的关系。其次, 体育教学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对培养学生的创造力有其得天独厚的条件。人的创造力与认知风格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倾向于分析性和逻辑性的称之为“左脑功能”性认知, 而倾向于视-空形象性的非逻辑化的则称之为“右脑功能”性认知。科学研究表明, 右脑与人的创造能力呈正相关。体育的最大特点是充分利用各种感觉器官[3]。在一定的时空内学习体育动作技术, 完成这些技术动作需要敏锐的观察力、良好的记忆力和注意力、丰富的想象力和顽强的意志力, 这些是由右脑的认知来完成的。

2.2 体育与交往力

体育活动主要以身体语言为交往和教育手段, 体育竞赛或游戏过程中, 参与者必须齐心协力, 团结协作, 即使平素接触不多的同学在球场上也团结互助、默契配合。这种特性大大促进了参与者彼此的心理相容。体育活动中必须认识和遵循体育活动特有的规则和公平竞赛原则, 通过竞争来培养积极进取、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 这是对社会契约精神及文明方式的良好了解与模仿过程。

2.3 体育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 增强意志品质

高校体育凭借其生物学功能、教育学功能及社会学功能, 通过生理与心理的双重负荷在塑造大学生心理健康方面具有独特功效[4]。在体育运动紧张而愉快的竞争情境中, 摆脱了平时工作与学习中的压力与烦恼, 在体育活动中获得了从自信、自尊。转移个体不愉快的意识情绪和行为, 并产生成功感和愉快的体验。可使机体产生极大的舒适感, 而这种舒适感往往能诱发愉快的心境。陶冶情操, 开阔心胸, 激发生活的自信心和进取心, 从而有助于人们形成豁达、乐观、开朗的良好心境。有利于人们以更积极的心态去迎接生活学习中各种困难与挑战。意志品质既是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 又是在克服困难的过程培养出来的。在体育活动中, 必须不断克服各种客观困难和主观困难, 并在克服困难中培养良好的意志品质, 克服无论是来自外界环境还是来自个人内心的困难与障碍, 更容易养成坚韧的意志品质。

2.4 体育运动本身对学生性格的影响

体育运动对人性格的影响具有两重性的特点。当练习者克服恐惧和犹豫心理, 做到胜不骄败不馁, 遵守比赛规则时, 运动对形成练习者勇敢、顽强、果断的性格, 培养练习者主动性、自制力和纪律性起积极作用;当练习者踌躇不前, 不服从裁判规则, 运动又促使练习者形成优柔寡断、胆小怕事的性格, 促使练习者不良性格的养成。

2.5 体育运动与学生情感

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是否符合自己的需要而产生的态度的体验。心理学研究表明:情感是影响教学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 情感教育是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体育教学中主要是培养学生的社会情感, 它主要包括道德感、理智感和美感三方面。情感在体育教学中既有信号功能, 又有动力、感染等功能。情感的信号功能是通过表情发挥出来的;情感的动力功能, 是指对学生的认识和行动起着发动和调节的作用;情感的感染功能是指个体的情感具有对他人的情感施加影响的功能。

3 通过体育提升精神资本的途经

3.1 树立“以人为本、健康第一”的体育思想

新形势下的学校体育教学必须从过去传统的教育教学观念转变到“以人为本、健康第一”的现代教育理念, 充分发挥学生主体性, 促进学生全面和谐发展上来。首先, 要求教学应满足学生个体的需要, 教学应以学生的兴趣需要为出发点, 让学生自由地、自然地发展。把学生培养成社会所需要的人。其次, 客观地评价每个学生, 使学生对自己有正确的认识和评价, 树立信心。通过让学生认识自我、实现自我的不断完善, 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能力。再次, 确立学生在体育教学中的主体地位, 发展社会适应性的体育能力, 正确认识体育的目的和作用, 树立尊严, 享受健身的乐趣, 使他们真正体会到体育学习的价值。

3.2 教学与考核中突出学生体育能力

教学改革要适应时代的发展和需要, 充分认识到学生为教学主体。在体育教学过程中, 提供身心运动、心理发展和思维活动广阔的空间。正确地处理好教师的主导和学生的主体关系。充分相信和尊重学生, 激发其积极性和主动性, 使学生在体育活动过程中改变以往的被动地位, 充分发挥技能和才智来展示自己, 有助于创造能力的培养和发挥;考试成绩评价的客观性、科学性和全面性有利于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有利于肯定教师的成绩、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不断提高教学质量。体育课的质量不仅是课内, 更重要的是课外。这点可从学生能经常参加课外锻炼和懂的如何进行体育锻炼中反映出来。

3.3 加强学生体育社团建设

高校学生体育社团是青年学生为了适应体育生活化的趋势, 为了满足不同层次、各方面的体育需求而成立的非正式群体, 是有着既定目标和规范的“互益性组织”, 属于非营利组织范畴, 是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公民社会组织。

它的功能主要表现在促进大学生自身发展、加强高校体育工作和校园文化建设, 推动社会体育文化建设3个层面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 中国高校学生社团蓬勃地掀起了一场“社团革命”, 其中折射出的公平、友爱、竞争等精神格外受到大学生们的青睐, 高校学生体育社团当之无愧地成为学生社团的主力军。促进高校学生体育社团健康良好地发展, 使其在新时期和谐校园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摘要：精神资本的形成主要依赖于遗传、教育、培训、经历和实践等五种因素。精神资本能够提高体力资本和智力资本的效率。体育对人的意志品质、性格、心里、创造力、情感及交往力有一定影响, 在个人精神资本的形成过程中起重要作用, 有助于学生认识和丰富自己的精神资本, 从而为自己的成功、为社会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关键词：大学生,精神缺失,精神资本,体育,培育

参考文献

[1]张天富.精神资本[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3-59.

[2]袁贵礼, 李卫中.当代中国大学生的“人文失落”[J].社会科学论坛, 2002 (7) .

[3]刘永春, 王彬.论高校体育教学中学生创造能力的培养[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 2005, 8 (3) :133-135.

[4]陈春阳.高校体育塑造大学生心理健康的探讨[J].体育科技文献通报 (3) :50-51.

[5]陈学玲.略论普通高校体育教学情感教育[J].体育文化导刊, 2008 (7) .

精神资本 篇10

一

韦伯从宗教、文化方面寻找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原动力的全新观点受到学术界的质疑和批判,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

1.“观念决定论”及其批判

葆光认为,韦伯将新教伦理看作导致资本主义精神,进而决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首要因素是一种典型的“唯灵论”或“观念决定论”,片面夸大了宗教的力量,过多重视宗教精神因素的独立性和重要性,因而走进了传统唯心主义的胡同。有人认为韦伯以宗教来解释经济行为,用意在于批驳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对马克思“经济决定论”的挑战。梁骏认为,韦伯将社会经济的发展归结为伦理、宗教或信仰的作用存在片面性。因为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政治、法律因素,也有科技、教育因素等。

持相反意见的人认为上述观点是对韦伯理论的误解和歪曲。吕东伟认为,韦伯并不否认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作用,通过探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韦伯想说明的是“宗教力量是否和在什么程度上影响了资本主义精神的质的形成及其在全世界的量的传播。更进一步说,我们的资本主义文化究竟在哪些具体方面可以从宗教力量中找到解释”。[1]68 有人认为,韦伯对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持有相当肯定的评价,同时也反对把宗教改革的精神作为现代资本主义产生的唯一原因。冯钢认为,韦伯只是试图从宗教力量的视角,阐述影响资本主义精神的文化变量,绝没有当作“命题”之意,他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从文化的角度注解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伊恩·罗伯逊说:“韦伯理论的意图既不是要反驳马克思关于‘通常是社会造就信仰体系,而不是信仰体系造就社会’的观点,也不是要证明‘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的‘起因’。韦伯只不过想表明新教的教义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有重要影响。”[2]

2.“文化霸权主义”

一些人认为韦伯是西欧文明中心论者,在比较新教与儒教伦理时,其“文化霸权主义”的倾向尤为明显,是一种比较文化学上的“强人政策”,表现在:将“新教伦理资本主义”视为“理想类型”,并以之解释和评判其他一切文明形态,这就不可避免地形成了文明霸权和文化帝国主义。他将东方社会落后的原因归结为其文化传统中资本主义精神的匮乏,认为妨碍中国发展为资本主义的决定因素是精神性的东西——儒家伦理,这种伦理的核心排斥人们在经济上追求获利、生活中证明自我,因此决定了中国的经济无法发展为资本主义。

许多学者对韦伯的这一观点进行了强有力的回击。樊浩认为韦伯在拿儒教与清教比较时,始终以“新教伦理”为先验预设的“理想类型”和价值标准,事实上进行的是不平等的对话和比较。葆光认为韦伯在分析加尔文教时,忽略了与资本主义精神相矛盾、相抵触的因素,强调与资本主义精神广泛一致的教义,而在分析其他宗教时却夸大其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相异性而忽视相同性和相似性,这样得出的结论显然不能令人信服。 康恩认为,东亚的日本、韩国、新加坡和台湾、香港这些儒家文化圈的国家及地区的经济起飞,在客观上推翻了韦伯关于儒教伦理无法发展出资本主义的结论。

大部分学者认为,东方社会的落后有着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种原因,同时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以宗教文化的差异一言以蔽之有一定的片面性。王泽应认为,韦伯其实一点也不懂得新儒家,对儒家的理解尤其肤浅、片面。因为他关于儒教的信息全都来自资料,并且这些二手资料也不一定具有权威性,就不可避免地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实际上,新儒家与加尔文一样具有崇高的道德责任感和社会使命感,他们强调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和加尔文主义的天职观颇为类似。于铭松认为在儒家传统的影响下所形成的东亚价值观,如对公司的忠诚,集体环境内的协调、合作,注重伦理、纪律,勤俭刻苦、勤奋的个人品质等等,这些精神在东亚经济起飞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3.资本主义社会文化与经济的矛盾

毫无疑问,新教伦理的“天职观”和“禁欲主义”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创造和资本积累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时至今日,资本主义物质产品已变得极大丰富,只重创造、限制消费的新教伦理观念已不适应于现在。如今的资本主义社会已是一个追求物欲、追求享乐、提倡超前消费的社会,对外在物的关心和追求已经变成禁锢人们的“牢笼”,人们的宗教热情日益下降,对财富的追求也完全脱去了宗教的外衣,变得赤裸裸的。

丹尼尔·贝尔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有两个相互制约的力量,一个是“宗教冲动力”,另一个是“经济冲动力”。“在资本主义上升阶段,禁欲苦行的宗教冲动力则养成了他们挺进新边疆、征服自然的冒险精神和勃勃雄心。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在现代的发展,经济领域与文化领域的矛盾和冲突日益突出,仅以经济领域来说,以贪婪攫取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经济冲动力必须在禁欲苦行的新教伦理的制衡下才能取得发展,可是,资本主义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使宗教冲动力耗尽了能量,这样,资本主义经济就失去了赖以支撑它的新教伦理,只剩下享乐主义。”[3] 吕东伟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文化与经济的矛盾是因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各自的内在精神硬核不同。以上帝为本位的新教伦理的精神硬核是宗教超越性,而以个人为本位的资本主义精神的硬核则是世俗的现实性,两者之间具有拒斥性,所以最后必然导致分离。如韦伯所言:“自从禁欲主义着手重新塑造尘世的理想起,物质产品对人类的生存就开始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控制力量,且不依不饶……大获全胜的资本主义,依赖于机器的基础,已不再需要这种精神支持了。”[1]142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是工商业者的盈利活动导致了对自身伦理正当性的社会要求,从而导致了对新教伦理的普遍接受、赞同和推崇,是先有资产阶级,然后才是从事贸易和金融的资产阶级决定接受新教伦理,而不是新教伦理以自身的思想魅力,把人变成资产阶级。所以,当这种教义不再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时,资产阶级便会毫不留情地将它抛弃。

二

笔者认为,以上争论都是以默认“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原因”为前提的,却没有讨论这一前提是否真正存在。因此,探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是很有必要的。

韦伯认为新教是西欧宗教改革的产物,而新教伦理又生成了资本主义精神,进而决定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也就是说,是宗教改革导致了资本主义的生成和发展,但他却没有进一步去探寻宗教改革发生的根源。其实,宗教改革运动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背景,早在16世纪以前,西欧就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在德国出现了手工工场,工业生产得到了显著发展;地理大发现促进了商业的繁荣;而后,随着农奴制的瓦解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开始了原始积累,阶级出现了分化,于是在原有的封建社会中分化出了新兴市民资产阶级。然而,教会的奢侈豪华、挥霍无度对新兴的市民资产阶级造成了沉重的负担,他们便迫切要求改革传统道德,重建适合本阶级的新道德。于是16世纪先是在德国,接着在瑞士、英国以及北欧诸国掀起了一场震撼教廷的宗教改革运动。结果,资产阶级基于自己的特权和利益选择了最有利于本阶级的新教,将新教伦理作为其世俗活动道德保障的工具加以利用。

因此,宗教改革运动是社会经济生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它不是一场简单的文化运动,而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利用宗教进行的一场政治运动。所以说,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决定了宗教改革运动,而不是相反。韦伯实际上颠倒了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

摘要：马克斯.韦伯的代表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从宗教、文化的角度,探讨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生成关系。一个多世纪以来,这一学说不断受到怀疑和批评。

关键词：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资本主义精神,观念决定论,文化霸权主义

参考文献

[1]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北京:三联书店,1987.

[2]伊恩.罗伯逊.社会学[M].黄育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574.

精神资本 篇11

关键词：《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资本主义起源；历史唯物主义；文化因素；评价

中图分类号：C912.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9-0080-02

世界近现代史上，资本主义一步步深入发展，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建立起完善的国家治理体系，那么在惊叹那些国家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我们十分有必要探索近代资本主义是如何产生的即资本主义起源问题。关于资本主义起源问题，国内外学术界给予了高度关注，最主要的是从经济方面对资本主义起源问题进行研究。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单纯用经济方法来研究越显单薄。德国著名学者马克思·韦伯著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下简称《新教伦理》）一书，运用心态史观这一方法从宗教伦理方面去研究资本主义起源，为学术界研究此问题打开了一扇崭新的大门。

一、全书回顾

《新教伦理》提出西方经过宗教改革形成的新教，尤其是英国的清教孕育一种“资本主义精神”，而这种精神对于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全书总共五章，内容不多，但理论深厚，短小精辟，论述有力。第一章讲述了宗教派别与社会分层这个问题，提出新教的产生受到当时那些在经济上最发达的国家和那些国家中的资本主义的重视，新教教徒构成了资本主义的主体，是参与到资本主义企业活动的一支主要力量。第二章讲述资本主义精神，这一章作者用详实的史料和严谨的逻辑思维对资本主义精神进行由浅入深的解释，结合了经济学、社会学等大量科学方法进行论述。第三章讲述路德的“天职”观，从而提出把加尔文教、加尔文宗以及其他清教派别作为起点，来研究早期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第四章讲述入世禁欲主义的宗教基础，提出历史上一直存在四种主要的禁欲主义新教形式即加尔文宗、虔信派、循道宗以及浸礼宗诸派，并将这四种形式详细进行展开论述。第五章讲述禁欲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清教天职观及其对禁欲主义行为的倡导直接影响了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发展。“基于天职观念的理性行为，正是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现代文化的基本要素之一，而这种理性行为乃是源自基督教的禁欲主义精神”。

二、本书观点评述

在读完该书后，笔者发现韦伯的学说弥补了历史唯物主义在看待文化因素或曰社会心态作用的不足。

美国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认为，韦伯的《新教伦理》是专门反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而作的。但事实上，韦伯并没有否认马克思所注重的经济和制度因素。在《世界经济通史》中分析资本主义产生的前提条件时，他列举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经济生活的商品化、自由市场以及为了生存而在市场上自由出卖劳动力的工人阶级存在等，这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论述几乎完全一致。

韦伯虽然持心态史观，但他也看到其他因素的作用。如“今天资本主义独特的现代形态受到了各种技术发展可能性的强烈影响。它的理性特征基本上取决于那些最重要的技术因素的可靠性”。从这就可以看出他注意到了现代科学技术的作用，这一点进一步证明韦伯的见识是十分广博的。

在论述“为什么资本主义利益在中国和印度不能发挥同样作用？和为什么科学发展、艺术发展、政治发展或是经济发展在中国和印度不可能同样地走上西方所独有的理性化道路？”时，韦伯归纳为西方文化独特的理性主义。笔者认为这个结论并不是将理性主义归为唯一的因素。事实上，形成上述问题的因素很多，韦伯认为理性主义是最重要的因素。我十分赞同韦伯的这一观点。理性主义是在启蒙运动中形成的一种思想，正是由于奉行自由、平等、博爱，让处在兴起的资产阶级得到了思想上的庇护，西欧传统封建思想的禁锢一步步被打破，激发了资产阶级用理性主义去建立一个崭新的资本主义世界。而在中国、印度，封建制度根深蒂固，思想没有得到解放，封建传统思想秩序牢牢地控制着两国的前途走向。而且笔者认为正是由于中国、印度缺少西方文化独特的理性主义，使得中国、印度在经济、法律、科学等方面也不能与西方所走的道路一致。如韦伯在书中谈到“理性化的经济生活、理性化的技术、理性化的科学研究、理想化的军事或理性化的法律和行政机关”。

韦伯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低估了思想文化的地位和作用。在他看来，思想文化并不只是“经济状况的反映；或曰是其上层建筑”。思想文化因素是自主的，它们能够以同等的重要性同经济因素发生交互影响，他认为资本主义之所以兴起于西方世界，除了那里具有历史唯物主义提到的物质因素之外，还有一种独特的、源于西方深处的精神动力在起作用。这就是“资本主义精神”，即合理地、系统地追求利润的态度。要是没有这样一种精神，资本主义在西方的兴起同样是不可能的。

三、本书贡献与局限

韦伯实事求是的分析，说明基督教新教伦理是西方各种历史条件中，称得上是最为“独特”的要素，没有了它，后来的发展不会这样，忽视了它，便无法理解为什么偏偏资本主义产生在欧洲；也不能解释为什么资本主义拥有我们今天看到的特质。韦伯《新教伦理》持续地传达了他对现代人命运的关怀。

我们应该看到即使韦伯十分看重基督新教的历史角色，但他绝非“唯心论者”，也没有意图要提出唯心史观来与唯物史观对抗，在他看来，社会形成与变迁的过程都不是单面式的史观所能充分观照的，如果一味坚持片面立场，不是有意识形态的政治目的，就是思想太简单，无法认识到社会形成变化的复杂性。

从《新教伦理》中可以看到韦伯所提的心态史观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具体如下：

第一，韦伯所述的“心态”事实上很难被察觉，需要人类缓慢由浅入深地逐步理解，通常只有经过数十年，甚至数百年的长时间观察才能发现并理解他所说的变化。韦伯主要把注意力集中在宗教改革所带来的短时期变化上，并没有看到宗教改革漫长的演进过程。第二，韦伯将合理的时间观念的产生归因于宗教改革。而事实上，合理的时间观念并非由于宗教的指令而一蹴而就的。

四、韦伯与桑伯特的分歧

笔者这里谈到韦伯与桑伯特的分歧主要是体现在对资本主义精神的理解上。

韦伯在《新教伦理》等著作中反复论证：资本主义精神不可能归结为靠赚钱以牟取私立的欲望，而应被理解为理想主义整体发展的一部分。加尔文教教义中的预定论和禁欲主义，清教徒的重现世、重善行等，都是造就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动因。桑伯特对资本主义精神的理解不同于韦伯，他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是企业家的精神和市民的精神的组成的统一体。其中，企业家靠勇武和不疲倦的精神、无限的努力、对权力的追求与营利的奋斗征服世界；市民的精神给予新时代的经济生活以秩序、精确的计算和冷静而确切的目的。桑伯特非常赞赏那种国家利益或经济利益所支持与促进的容忍思想，把它当作资本主义精神的重要内容，但不把它归因于新教。例如，17世纪荷兰的崛起不是起。因于新教，而是因为有宽容等其他的精神动因。

五、结语

总之，《新教伦理》被公认为是经典之作，是需要好好地精读，这本书中包含了一位社会学大师的睿见与哲思，特别适合对人生的意义、价值以及社会、经济活动感觉困惑的青年朋友们阅读，作为开拓视野和胸襟的启蒙指引。但是我们也知道，韦伯的思想不太容易一下子理解，他有着德国学者的习性，喜欢围绕这主题探幽寻隐，把问题弄得很复杂，再以严密的逻辑来铺陈自己的论证，这需要我们好好细细地品味思考。

参考文献：

[1]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三联书店，1987.

[2]柴惠庭，英国清教[M]，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3]桑巴特，现代资本主义第一卷[M]，商务印书馆，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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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向荣，文化变革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读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J].世界历史，2000（03）：95-102.

[6]王木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启发[J].社会科学论坛，2013（11）：7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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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资本 篇12

关键词：信仰,理性,行为,会计职业精神

一、引言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1964-1920)1920年正式出版的最负盛名的代表作。韦伯主要考察了16世纪宗教改革以后的基督教新教的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和政治学的范畴,而且还是一个社会学和文化学的范畴。韦伯认为弥漫于近代欧洲的一种叫做“经济合理性”的精神气质和社会心理就是“资本主义精神(the Spirit of Capitalism)”的核心,而这种经济理性是通过利用健全的会计制度和精心盘算,把资本投入生产和流通过程,从而获取预期的利润加上勤勉、节俭来实现的。促使其以精确的事前和事后的计算来克制感官欲求、勤勉的工作又不追求享受的动力源来自于基督新教的“天职”(callling,vocation)观念。基督教认为,上帝创造人是为了让人管理这个世界;“天职观念”认为,“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世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只有努力工作积累财富的人才能成为“选民”得到救赎。世俗的职业成了“天职”,清教徒们为了荣耀上帝就要兢兢业业去工作,世俗经济行为的成功不是为了创造可供于享受和挥霍的财富,而是为了证实上帝对自己的恩宠。清教徒的传统观念是“只要检查每个人的银行账户,就知道谁是上帝最眷顾的子民。”财富和理性道德的积累需要簿记进行精确地记录和计算。韦伯通过“对上帝的信仰——理性——职业——会计”的逻辑关系来证明了这样的观点,新教伦理导致资本主义理性,会计成为资本主义理性的实现方式。韦伯实际上是以会计的职业特性或者职业精神代表或象征了资本主义精神(理性)。在韦伯那里,几乎所有新教徒而不仅是资本家和会计人员具有这种精于计算、理性、勤俭、不断积累财富的精神气质。这在英国作家笛福(1660-1731)1719年写的小说《鲁宾逊漂流记》中也可以窥见端倪,整部小说几乎就是“典型的账簿语言”(李丹、贾庆军,2005)。事实上,笛福的小说中不断出现各种金钱数目的账目,小到一便士、几先令,大到成千上万的英镑(高玮,2005)。马克思对鲁滨逊这个冒险家的算计理性看得非常透彻,他说“我们这位从破船上抢救出表、账簿、墨水和笔的鲁滨逊,马上就作为一个道地的英国人开始记起账来。”鲁滨逊也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他依靠《圣经》、记账和乐此不疲的工作按照自己的算计在荒岛上创造出了属于他的世界。真正直接体现一个职业会计人员资本主义精神和会计职业精神的还是1994年出品的美国电影《肖申克的救赎》(The Shawshank Redemption)。

《肖申克的救赎》改编自斯蒂芬·金《不同的季节》(Different Seasons)中收录的《丽塔﹒海华丝及肖申克监狱的救赎》。作品描述的是精通财会税收知识并喜欢地质和石雕技艺的银行家安迪·杜佛伦因妻子遇害被冤入狱,入狱后他很快面对现实,并反思自己,宽恕了妻子。影片分为明暗两条线:明的一方面,他在冒着生命危险争取到为狱警队长海利进行税务筹划的机会,从而使自己和狱友获得了片刻自由的时光;他通过利用自己的税收财务知识不断为预警提供税务筹划为自己争取到了比较宽松的囚禁环境;后来还借机会冒着严刑拷打和关禁闭的危险播放了意大利歌剧《费加罗的婚礼》片段《今夜无人人眠》,让自己和狱友们在精神上得到了善与美的救赎;他坚持12年每周给缅因州议会写信争取经费资助,扩建了监狱图书馆,购买了新书,并为狱友提供辅导使他们的心灵享受到了知识的滋养并拿到了高中文凭;后来为典狱长诺顿代理记账、转移账户洗钱、提出投资理财咨询,从而得到独处一室的待遇。暗的方面,他借口雕刻石子弄到了一把鹤嘴锄,他用这把鹤嘴锤做工具,用能够遮盖墙壁洞口的丽塔·海华丝或者拉蔻儿·薇芝的海报和能藏下鹤嘴锤的《圣经》做掩护,利用晚上的时间持久不懈地挖掘囚室的墙壁,利用放风的机会抖掉沾在裤腿、藏在暗兜里的挖掘废土,19年时间挖通了狱友瑞德认为需要600年才能挖通的墙壁。当他发现汤米遇害、明白自己不可能被平反的时候,果敢决定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钻出墙洞,爬下窄窄的夹层,借着雷声的掩护精确地用石头凿开污水管道,再爬出500码长的、臭气熏天的粪水管道来到小溪边,一直走到太平洋,重返自由世界。成功越狱后,他以帮典狱长洗钱时虚构的身份提走了诺顿账上的37万美元,按照自己的公义要求到墨西哥海边开起了小旅馆,还曝光了肖申克监狱里的腐败与残暴,使典狱长诺顿和狱警队长海利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与《鲁宾逊漂流记》一样,在这部影片里,出现最多的还是《圣经》、记账理财以及艰苦执着而乐此不疲的工作,这些与韦伯描述的资本主义精神非常相似。除此之外,影片还宣扬了主人公的爱、宽容、希望、心灵的自由、平等以及公义等。由此,与其说银行家安迪靠上帝得救赎,倒不如说是靠着公义(尽管公义也是《圣经》所倡导的)和希望以及职业理性精神得到救赎。在笔者看来,这部影片更多地反映了一种会计职业精神的光辉。

二、信仰、理性、会计、职业精神及其相互关系

(一)信仰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的理性和职业观就是来自于清教徒对上帝的信仰。“韦伯认为理性是上帝赐予的,是人生来固有的。‘理性行为’是社会行为的手段与目的之间合乎逻辑的联系。”按照加尔文教派,理性是上帝赐予的,目的是帮助人们工作,管理这个世界,荣耀上帝。“上帝给我们理性,为的是帮助我们在世上工作,也是为了上帝的荣耀。所以即使那最锐敏最有修养的智力和最清晰的理论,也不过是一种达到超理性的目的的工具和为行动而作的准备。”加尔文教派还明确地把信仰、理性与工作紧密结合在一起:理性是用来管束感官的,“重视赎罪和得救的来生,同时它又希望靠一种理性的管束制度来控制肉体和感官生活。”“它产生了不停歇的劳动,对感官生活不断地加以管束,但这努力却全不是以勤劳所产生的为最后目的。这一伦理的,唯一的,主要的,有控制力的目的是在乎荣耀上帝,建立圣洁社会,并达到那在拣选中被认为目的的拯救。加尔文主义的其它一切形式上的特点,都是以这个观点为依归的。”同属于新教的灵修派认为“基督,内心之光,理性,绝对的自然律,这一切全是一件事”。理性来自于会计核算,劳动需要会计核算:“只要资本主义的获利活动是按照理性来追求的,相应的行为就总要根据资本核算来调节。”“要以货币形式进行资本核算,无论是用现代的簿记方式,还是用其它不管多么原始和粗野的方式。总之,做任何事情都必须考虑收支问题:在一项事业开始时,要有起始收支;在作出任何决定之前,要有一番计算,以弄清是否有利可图;在该企业结束时,要有最后的收支估价,以确定获得了多少利润。”“只要这种交易是理性的,交易的合伙人每采取一步行动都要进行核算。”所以,理性、职业、会计都可以归结为基督新教的信仰。这一点在《鲁滨逊漂流记》中几乎可以得到全面验证,鲁滨逊就是“一手拿《圣经》,一手拿账簿”的典型。他随时都在阅读《圣经》,并在日常的劳作和生活中感受上帝的恩典以及自己对上帝的忠诚。但在《肖申克的救赎》中,《圣经》几乎沦为道具,实际上是作为鹤嘴锤的藏身之所。虽然典狱长诺顿极力鼓吹让囚犯读《圣经》,但电影一次也没有出现过主人公或其他角色读《圣经》的镜头,经常引用《圣经》语录的典狱长却是无恶不作。另一方面,《圣经》所宣扬的爱和公义却不断得到表现,比如主人公安迪入狱后很快就宽恕了自己的妻子的偷情行为并不断自责,所以很快面对了身陷囹圄的现实,他爱这个世界,甚至爱这个监狱,他从没有把肖申克监狱当做禁闭身心的场所,他在放风的时候也像是在“自家客厅”旁若无人地散步。不仅如此,他还把希望不断地传递给狱友们,他冒着生命危险为狱友们争取到片刻的自由,十二年如一日地申请扩大图书馆的资金和书籍,为狱友们争取读书的机会,无私地为小偷汤米辅导帮助他获得高中文凭,最后还把瑞德救赎出来,他不断地把希望、自由和知识的光辉带给每个人,最终他越狱成功,诺顿自杀。他每次爱的行动也都为自己争取到了有利的条件,从而使自己保持着希望;他因为自己冷落妻子而自觉接受惩罚,但他只接受应该接受的惩罚,不接受不该自己承担的惩罚,冒死捍卫生命的尊严。他认为自己帮助诺顿洗黑钱、作假帐有罪而自愿坐够19年牢狱,最后因为无法洗清自己才毅然越狱。越狱成功后,他也仅从诺顿贪污的收入中拿回属于他自己应得补偿的那37万美元。不仅如此,他的诚实和信守诺言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安迪的救赎其实是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救赎,暗合了《圣经》的要义,如同《圣经》所说:“因公义得蒙救赎”,但这种爱、公平正义、诚信的信条岂止《圣经》所独有,也决非基督教所唯一提倡的,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全人类的普世价值观,儒教思想、佛教思想和传统伦理道德观以及共产主义思想都有类似的伦理观念。所以,与其说是《圣经》对安迪进行了救赎,不如说是安迪对这些价值观的信念和坚守使之得到了救赎,如果说信仰也是对这些普世价值观的信仰。

(二)理性

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上)》和《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中把社会行为的决定因素分为四种类型:目的理性(或工具理性)、价值理性、感情因素和传统因素。其中前两者属于理性行为,后两者属于非理性行为。他认为,“支配目的合理性行动的理性是工具理性,支配价值合理性行动的理性是价值理性。”工具理性主要指选择有效的手段去达到既定目标,它是可以精确计算和预先计算的。韦伯根据是否引入计算和逻辑分析又提出了一对范畴“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一种形式上的合理应该称之为它在技术上可能的计算和由它真正应用的计算程度”,“形式理性就是指理性选择中的意识活动形式应当是计算的,计算有几个最基本的特点:“量化、符号化、逻辑推论和效益预测。”实质理性则注重理性选择的目标和结果的实现程度,它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形式理性具有事实的性质,是一种客观理性;实质理性具有价值性质,是一种主观理性。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更倾向于把形式理性当做一种资本主义特有的精神气质。从个人心理角度,无论《鲁宾逊漂流记》还是《肖申克的救赎》首先提到的都是价值理性,鲁滨逊和安迪都面临极其严酷的环境,但是他们首先是对终极价值的坚守。尽管鲁滨逊也欺骗奴役土著人“星期五”,但是当他认识到其所具有的人性光辉后,也会痛苦自责,之后与他并肩战斗,尤其是在面临自身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鲁滨逊也不忍心伤害他。在他得到里斯本船长的慷慨资助时感动得留下了眼泪,但仍然没有忘记合理地写下一张收据,并在其去世后仍然连本加息一并偿还给其子孙后代。在《肖申克的救赎》中,主人公安迪·杜弗伦入狱后,无论面临多么艰苦的环境,他都一直相信人的平等、自由和生命的高贵,一直坚持仁爱、宽容、自责、公义、生命的尊严和信义,并依靠这些保持着内心的希望和自由。在这种信念下,他的自我救赎行动才有可能非常坚毅地走下去并最终成功。由此看来,他们的工具理性甚至形式理性得以保持的前提是价值理性,在这两部影片中,价值理性都被宣扬为来自于《圣经》教义,但是在《肖申克的救赎》中,这种色彩已经比较淡薄。所以说,价值理性可能来自于信仰也可能来自于对终极和普世价值的信念,而这又是工具理性乃至形式理性得以展开的前提。归根结底,形式理性之成为理性的或者“合理性”的,是由于人类对终极存在或者“客观”的信仰,在一切未知并且看不到希望的环境下,鲁滨逊的理性生存和安迪的自救行为都是在此前提下才充满信心地展开的,但真正得到救赎还是通过理性计算和扎实细致地劳动才得以实现。

(三)会计

按照韦伯的说法,形式理性表现为精打细算,是一种计算理性和逻辑理性,会计是形式理性最重要的方法: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他把会计或者簿记当做实现理性的唯一手段。在早期加尔文新教中的禁欲主义和天主教牧师生活的理性化形式都有对伦理行为的系统化,这种系统化的形式就是“宗教记账簿”,账簿甚至成了道德记录的簿子。资本主义产生后,新教就把会计当做克制感性、发扬理性、积累财富以荣耀上帝的手段。韦伯把会计定义为资本会计制度,是对资本投资事前的计算决策和事后的计算考核,如前文所述,“在作出任何决定之前,要有一番计算,以弄清是否有利可图;在该企业结束时,要有最后的收支估价,以确定获得了多少利润。”(见前文)这非常符合我国“会计管理活动论”的观点。实际上,在韦伯文本中,会计就是(形式)理性,(形式)理性就是会计,他们指的都是合理而精确的计算决策、精细的控制、精确的分析判断,这种通过计算进行的“决策———控制”观就是理性行为观,任何行为都应如此。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二章)》中,韦伯认为无论劳动者还是资本者都应该对自己的要素付出与所得进行精确地计算。在《鲁宾逊漂流记》中,鲁滨逊并非会计职业人员,但是他为了在荒岛上生存下去,就要在他的帐本上记载“他所有的各种实用物品,生产这些物品所必需的各种活动,最后还记载着他制造这种产品平均耗费的劳动时间。”在《肖申克的救赎》中,瑞德最终认识到,安迪“是个讲求方法的怪胎”,他为了自救,不仅设法看到监狱的规划蓝图,精确地弄清了墙壁结构和外面的环境,利用自己的理财和会计知识为自己搞到了单独的囚室,还利用自己的地质知识准确地找到合适的工具,算计出了自己单独囚禁的时间,把如何遮掩挖掘的声音以及用裤脚和暗兜抖落废渣、如何用《圣经》隐蔽鹤嘴锤、用海报遮盖挖出的洞口都计算控制地非常精确;爬出墙外砸污水管井盖的声音与雷鸣声音的和谐一致也处理的严丝合缝,还有一些不能确定的事项比如他怎么知道那个管道尽头或中间就一定没有堵塞、管道各处宽窄度一定都能够容纳他的身体等只能由他的“上帝”来解释了;最后他还利用自己的会计知识合法地为自己弄到了一大笔钱,并且还通过替换账簿使监狱里的贪污犯和杀人犯得到应有的惩罚。结合其精湛的财务理财知识和对账目的精通,不能不说安迪把会计的理性职业精神发挥的淋漓尽致。

(四)职业行为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直接把“职业”称为神的召唤(calling),定义为“上帝安排的任务”,并认为这是基督新教独有的观念。在这里,职业就意味着充满喜乐地敬奉,意味着专注地劳作,目的是达到积累财富荣耀上帝的目标。毫无疑问,鲁滨逊就是靠着日复一日地劳动才为自己创造了一个生存的空间并返回了英国。安迪也主要是靠着那种坚毅地挖掘才为自己打开了通向自由世界之门。在这些情节之中,那种任劳任怨的工作精神给人以极大的震撼,似乎那种劳作的确有着极大的“荣耀”,安迪雕刻棋子、纽扣、为了扩大图书馆不断坚持写信、辅导小偷汤米读书、为了狱警理财避税、为诺顿记账、擦鞋等活动的一丝不苟、尽职尽责和创造精神等等都似乎闪烁着“神性”的光芒。在现实中,德国、瑞士制造业的精益求精也为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综上所述,信仰、理性、会计、职业精神等都是鲁滨逊和安迪成功的共同要素。但那种对上帝的信仰用在安迪身上其实更像一种植根于内心的价值观或者价值信念。本文并不打算总结他们的成功秘诀,而是要据此进一步探讨会计职业精神。

三、会计职业精神的信仰、理性和行为的层次观点

(一)现代会计精神

职业精神首先是一种精神,是一种通过职业或在职业上体现出来的精神或精神气质,会计职业精神是会计职业或者整个会计职业界表现出来的区别于其他职业的整体精神气质,这种宏观意义上的精神气质要通过单个的会计人员所生成和表征,它可能内化成为会计者个人的人格以至于在非职业场合下也能表现出来。依据“会计管理活动论”的观点结合马克斯·韦伯的说法,会计是一种理性的经济管理活动,会计职业精神也表现为基于信仰或者信念的理性的实践活动所体现出来的精神,其理性气质应该是最典型的精神气质,理性气质又与信仰密不可分并通过职业行为表现出来。也就是说,前文对三文献所做的分析既可以看做是对资本主义精神或者清教徒、资本主义社会公民个人如安迪、鲁滨逊所具有的精神气质的分析说明,也可以用来作为对会计职业精神进行分析的框架。这在“会计管理活动论”的角度来看是完全可以说得通的。在“会计管理活动论”看来,会计职能与决策职能、执行职能彼此分工协作,共同达成一项经济活动,实现预定经济目标。会计、决策、执行可以三权分立,也可以两两合一,还可以三者合一。事实上,鲁滨逊、安迪就是一身兼三任,尤其是鲁滨逊既是会计,又是决策者和执行者,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所谓“资本主义”(此处及下文使用该名词不是狭义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概念,而是指一种开拓、勤俭、创新的运动)的精神当然也蕴含了“资本主义”会计的精神——或者说就是现代会计的精神。更何况,即使所谓“会计——决策——执行”三权分立的情况(如现代企业制度)下,会计与决策和执行也是密不可分的,会计必须提供决策信息,管理会计是一种决策参谋,会计人员参与生产经营决策;会计信息对执行层的偏差反馈应该进一步具体化为经济活动信息或者可以执行的信息,基层会计人员应该参与经济活动分析活动。所以,由于会计信息的渗透性,会计职能与决策职能和执行职能也紧密相连或者互相渗透,会计职能对决策职能和执行职能的渗透是非常明显的。所以,可以说综合“会计——决策——执行”职能所具有的资本主义精神其实更集中地或者说更一般化地表现为现代会计的精神。

(二)现代会计精神的体现

作为会计职业精神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精神层面的信仰气质,二是理智层面的理性气质,三是操作层面的行为气质,这类似于心理学上对“灵性”、“理性”和“感性”的划分。本文的划分主要得益于对以上文献的分析。

第一,精神层面的信仰(Belief)气质。人们愿意约束自己的行为归根结底是由于某种内在的信仰或信念——相信这种约束能够使人达到理想的彼岸或目标,即使会计人员的理性约束是针对他人(如企业会计),这种理性方法的长期使用也需要极大的信念支持,因为归根结底会计人员与被约束者的利益是一致的。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会计职业者当然也应该有自己的精神家园,信仰是精神家园的重要内容,“信仰是对某人或某种主张极度地相信和尊崇,并将其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和人生指南,所以,是一种纯粹精神现象和精神活动。”同样作为精神现象或精神活动,会计职业精神与此密切相关。信仰的内容可以是宗教、科学、个人、制度、商品、财富等,按照《宪法》规定,我国公民具有信仰自由。作为一个具备相当教育程度和担当相当社会责任的会计职业人员,应该奠定较高的人生境界,树立较高的人生追求,不应该沉溺于物欲、名利、权势、色欲等感官诉求,坚定对真理和人的自由、平等、幸福等价值观的追求和信念,应该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观,立足于人的本质的现实性而不是超验性追寻人生的最高价值,立足于人生存的现实而不是天国寻求人类生存的终极意义,立足于社会发展的现实思考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把真理与信仰统一起来。“会计的发展是反应性的”(Chatfield,1977),会计的基本职能是反映性的。所以,会计职业者独特的精神信仰主要指对具体经济活动本质、规律的信念,会计人员应该坚信并遵从客观、存在、本质和规律这些基本范畴,坚信通过人们的生产实践活动是可以认识客观存在的;坚信通过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理想世界是可以实现的。没有对世界和生命的大爱和信心以及广阔的胸怀,很难真正产生胜任枯燥的理性工作的优秀会计人员,当然这种信仰在人的职业生涯中起多大作用还有待进一步探索。只有这种广阔的视野和坚定的信念才能看透人类发展趋势,会计职业也才能成为一个在推动经济和社会繁荣发展方面担当重大社会责任的职业;也只有信仰对理性和实践的渗透以及对客观存在或者经济活动规律的不懈追索才能真正焕发出会计职业的本有的光彩。

第二,思维层面的理性气质。按照韦伯社会学的分类,会计属于工具理性中的形式理性。会计职业是经济理性精神的集中表现,是“理性经济人”心理特征形成的源泉,从而也是所谓“资本主义精神”的源泉和实现方式。会计人员必须具有理性气质,不能凭主观想象和主观意志处理会计职业中的若干问题,尊重并严格服从会计信息处理理论、程序和方法,按照会计法规办事,养成自觉遵守律法(Law and Rule)的意识;如实反映经济活动的事实和规律,客观公正(Objective and Fair),诚实守信(Honesty and Integrity),不掺杂任何脱离职业要求的主观(Subjective)意见。但是,会计人员首先是社会的一份子,会计职业首先是一种社会职业、一种管理实践活动,所以,会计人员、会计职业理应把价值理性放在首位,并对实质理性施以应有的关注,全面反映和控制经济活动,包括向内部外部全面披露各种有利无利的信息,挖掘企业和产业发展中的各种潜在资源,积极参与决策。作为一种综合性的管理活动,会计人员应该主动承担企业社会繁荣发展的责任(Social Responsibility)。这种理性气质与淡泊宁静、弘毅远大的信仰气质密切联系。对人类生存和世界发展终极意义的关怀可以帮助会计人员树立责任感和公正意识,对客观规律的坚信可以帮助会计人员树立遵纪守法、客观诚信的理性气质。

第三,操作层面的行为气质。抛开基督新教信仰,职业的确是人们服务社会、奉献人类、激发和感悟生命潜力的“天职”,是人的生存方式;同时,人们在职业中精细、专注的工作会使人进一步发现工作对象的运动规律、在工作关系中发现人本身固有的善和劳动过程与结果的美,坚定对生命和宇宙的信仰、信心和信念,在工作中坚持诚信。所以,会计人员应该专注地投身于自己的职业,树立奉献精神。具体说,会计操作层面的行为气质应该包括五个方面,即敬业(Respect)、胜任(Competence)、专注(Devotion)、谨慎(Carefulness)、创新(Innovation)。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的安迪在操作实践中展现出来的职业精神令人印象非常深刻。会计人员应该敬奉、尊重自己的职业,无论从内心还是言行上不贬低会计职业,无论多么琐细的账目都应该认真对待;会计人员应该具备精湛的会计理论、实践知识和技能,具有对会计职业及其相关知识的深刻理解和洞察,融会贯通;不断保持、提高自己的能力;会计人员在工作中应该勤勉尽责,精神专注,全面、及时、高质量地完成自己的工作;在工作中应该谨慎、认真、细致,账目清晰明了;会计人员还应该善于发现新问题发现新理论采取新方法设计新流程适应新环境。

实践证明,如果没有真挚、坚定的信仰和信念,人们很容易陷入贪欲、浮躁和虚伪,无法真正具备会计职业要求的责任心、客观、诚信、公正、律法精神等理性气质,同样也无法具备会计职业所要求的敬业、胜任、专注、谨慎、创新等行为气质。盯着名誉,职业之路注定不会走远;盯着权力,职业大门必将你排除在外。崇高才能扎实,扎实也才能崇高;信仰和理想就在地上,并通过职业实现。只有坚定的信念、清晰的理性、扎实的工作才能使会计职业者达到理想的人生Á和职业境界,为会计理论和实践、为企业和社会的繁荣发展、为人类的福祉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最后,会计职业精神可以归纳如(图1)。正如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里所言,精神是一个比较“玄乎”的概念。会计职业精神仅靠所谓严密科学的方法很难把握,需要运用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行为学等理论和方法才能真正研究透彻,但是运用这些方法又不够清晰精确。本文采用文献研究和逻辑推理方法,运用马科斯·韦伯社会学理论对经典电影形象进行分析,并建立逻辑模型,尝试揭开会计职业精神谜团。依然挂一漏万,捉襟见肘,显然这需要更丰富的科学理论和方法加以论证。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2]马克斯·韦伯著,彭强、黄晓京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3]〔英〕笛福:《鲁宾逊漂流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4]〔美〕斯蒂芬·金著,傅月庵译:《肖申克的救赎》,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5]马贵侠:《理性与理性化进程》,《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