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者角色理论

管理者角色理论（共9篇）

管理者角色理论 篇1

一、引言

企业经济中的舞弊是指任何故意的隐瞒或遗漏, 致使造成行为人从中受益, 造成他人损失的欺骗行为。几乎所有的组织都面临舞弊风险。公开化的关键高管人员的欺骗行为甚至会给公司带来全球性的名誉、品牌、形象的破坏。

一个有效的公司治理原则, 应该是无论该公司规模大小、是否公有、是否盈利组织、属于何种行业, 都可以约束所有的董事会成员、相关的监管实体, 恪守职业规定。

二、“舞弊三角”的产生

从历来舞弊的发现过程中可以看出, 舞弊的发生通常具备三个风险要素:

其一是动机或压力。一般而言, 舞弊者具有舞弊的动机是舞弊发生的首要条件。企业的财务稳定性或盈利能力受到不利经济环境、行业状况的威胁, 管理层为满足外部预期或被要求承受过度的压力, 管理层或是治理层的个人经济利益受到审计单位的财务业绩或状况的影响, 管理层或业务人员受到更高级管理层或治理层对财务或经营指标过高要求的压力, 这些都可能形成舞弊动机。在一定意义上理解, 舞弊也是管理层或治理层被“逼”出来的。

其二是机会。舞弊者需要具有舞弊的机会, 舞弊才有可能成功。舞弊的机会一般来源于内部控制在设计上和运行上的缺陷, 如公司对资产管理松懈, 公司管理层能够凌驾于内部控制之上, 可以随意操纵会计记录等。另外企业所从事业务或所处行业的性质 (譬如大量复杂的跨国跨境的业务, 或地处免税区) 也会提供对财务信息做出虚假报告的机会。

其三是合理化解释或借口。合理化的解释是指存在某种态度、性格或价值观念, 使得管理层或雇员能够做出不诚实的行为, 或者管理层或雇员所处的环境促使其能够将舞弊行为合理化。借口是舞弊发生的重要条件之一。只有舞弊者能够将舞弊行为予以合理化, 舞弊者才可能做出舞弊行为, 做出舞弊行为后才能心安理得。例如, 侵占资产的员工可能认为单位对自己的待遇不公;编制虚假财务报告的可能认为造假不是出于个人私利, 而是出于公司集体利益。

三、公司舞弊治理的角色理论

现代结构角色理论认为, 社会是一个各种各样相互联系的地位组成的网络, 其中个体在这个网络系统中扮演各自的角色。对于每一种、每一群、每一类地位, 都能区分出各种不同的有关如何承担义务的期望。因社会组织最终由各种不同地位和相应的期望网络所构成。从消除公司舞弊得剧本期望来看, 包括董事会在内, 几乎所有公司职能部门、公司的各层管理人员、员工、内部审计人员、外部审计师等都肩负着降低舞弊风险的既定角色。

1、公司董事会成员

公司董事会对舞弊的态度将决定公司舞弊治理的基调, 所以董事会本身运作的规范性是公司制度安排须首先确立的。董事会运作的基本内容包括董事会治理的所有方面、独立董事能否保持独立性 (譬如他们对董事会信息、议程安排、管理层及外部顾问的控制权能否得以保障, 他们能否独立地享有执行提名、审计、薪酬等权力) 。董事会同时应该确保管理层会进行旨在鼓励良好的符合道德规范的制度设计, 使得公司的员工、顾客、供应商都会坚持良好的操守。

公司董事会应该充分理解舞弊风险, 始终把舞弊风险看作公司整体风险一部分, 及时评估组织风险的战略安排, 在公司相关风险议事安排时应该定期考虑舞弊风险;及时跟踪管理层对舞弊风险、政策、控制活动的报告以确保所有的控制是积极有效的, 同时董事会应当积极构建来自于管理层、员工、内外部审计师、其他股东成员的舞弊信息获取机制, 积极预防潜在舞弊事件的发生;定期检查管理层应对舞弊风险内部控制的程序设计;在公司高管人员的招聘、评估、晋升制度中明确董事会对舞弊人员的态度;能够在必要时获取相关外部专家的帮助;进行外部审计时, 董事会应积极提供相关的舞弊防范机制和舞弊干扰机制的解释说明。

2、审计委员会或类似监管机构

审计委员会一般由独立董事构成, 其中至少有一名会计财务方面的专家。审计委员会应该频繁会面, 以便审计委员会能够及时了解公司的舞弊风险, 特别是管理层的舞弊, 因为这些舞弊经常发生在公司管理层凌驾内部控制制度上。所以审计委员会应该定期收到潜在发生舞弊事件的及时汇报。

董事会下属的审计委员会是应对舞弊风险的前馈环节, 应当充分调动相关的工作人员、外部审计师积极对公司内部的舞弊风险进行事前评估。审计委员会可以向外部审计师阐明审计委员会也可能是舞弊风险的来源之一, 与外部审计师就财务报表事项审计的既定方法进行事前沟通。每次的审计委员会会议上, 审计委员会应该独立地与相关的高管人员进行会面, 比如像首席内审官或高级财务管理人员。委员会应该理解公司内外部审计战略如何致力于揭示舞弊风险。审计委员会不仅应该集中关注审计师如何发现舞弊, 更应该了解管理层正在通过哪些措施在防范风险。

审计委员会应该意识到组织的外部审计师有通过组织的详细审计财务报表后鉴证被审计对象有无实质性披露问题, 是有意舞弊行事还是无意误差造成的。外部审计师通常依据现行审计准则。审计委员会应该对外部审计师开诚布公、诚实守信。外部审计师一般应对审计委员会有所承诺, 审计过程中两者相互合作。其中包括审计委员会与外部审计师就任何影响公司的舞弊或舞弊嫌疑相互交流, 同时包括审计委员会如何评估组织舞弊风险及其风险应对方案。

3、管理层

管理层应该全方位负责对舞弊风险管理计划的制定和实施。主要包括:首先为公司的高层人员确定管理基调, 一般而言, 组织文化对于舞弊风险的预防、发现、震慑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管理层应该努力营造一种明确的、决不容许舞弊的管理氛围, 对于舞弊事件的处理应该简洁明快, 保护舞弊检举人不受打击报复。其次, 推行充分的内部控制制度建设, 包括制定舞弊风险管理的政策以及对政策及程序的有效性评估, 以便于整体的舞弊风险方案能够接受组织各个领域的舞弊信息。再次, 向董事会报告有哪些舞弊风险应对措施, 经常汇报舞弊风险方案的有效性, 还包括汇报所需的任何补救措施。

在许多组织中, 通常在高级管理层中指定一位管理人员负责舞弊事项及风险的应对, 定期向董事会报告舞弊风险。这位高管人员应该致力于组织实体的全方位道德文化预期建设, 这些预期主要包括相关组织价值观的定义、行为指导意见及其相关政策、高管人员沟通行为的规范化、相关的培训计划。高管人员的配备应该熟悉组织舞弊风险和控制流程, 经常负责规范、报告、调查违规事务。

4、内审人员

内部审计委员会对内部审计给出以下定义:“内部审计是一种独立、客观、咨询性活动, 它能够提升企业附加值, 改善组织的运作, 它将通过系统规范的方法去评估和改进风险管理、控制、治理环节以达成其客观性目标”。至于针对舞弊, 这意味着内部审计部门可以向董事会和管理层提供他们在履行合乎组织风险管理模式的舞弊控制、风险鉴证活动。

在制定每年的年度审计计划时, 内部审计师应该考虑组织舞弊风险的评估环节。他们应该经常与执行组织风险评估人员沟通, 同时也应该多听取组织关键岗位人员的意见, 以确保他们合理地把所有风险要素都囊括其中。在内审过程中, 内部审计师应该确保他们已经充分考虑到与舞弊风险相关的制度设计和运作的有效性程度。他们在整个内审环节应该保持应有的职业审慎态度。在舞弊制度的设计过程中因该按照相应职业标准和准则要求应对潜在舞弊的暴露, 同时内部审计师在企业的职业道德建设过程中应该保持积极肯定的角色。

摘要：舞弊是现代企业经济的顽症, 舞弊顽症的根本解决依赖于透彻的根源分析。“舞弊三角”在一定程度上合理解释了现实环境中企业为何会有舞弊之举。剖析舞弊要件后, 结合现代管理组织角色理论, 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等如何发挥其降低公司舞弊风险的角色期望论述它们的组织角色。

关键词：舞弊,舞弊风险,公司治理,审计委员会

参考文献

[1]许庆瑞.管理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2]蒋苏娅.审计委员会的理论基础[J].中国审计, 2007, (16) :64-65.

管理者角色理论 篇2

一、精神分析学派的游戏理论论证了幼儿角色游戏的动机

弗洛伊德认为游戏中有潜意识的成分，游戏是补偿儿童现实生活中不能满足的愿望和克服创伤性事件的手段。游戏使儿童能逃脱现实的强制和约束，发泄在现实中不被接受的危险冲动，缓解心理紧张，发展自我力量以对付环境。埃里克森则从新精神分析的角度认为，游戏是情感和思想的一种健康发泄，在游戏中，儿童可以“复活”他们的快乐经验，也能修复自己的精神创伤。

例如，儿童的愿望是快快长大，做大人所能做的事，然而这种愿望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儿童游戏中模仿成人的行为，“过家家”，当父母，通过游戏寻求这种愿望的满足。同时，儿童在现实生活中也会遇到打针、看病等不愉快的体验，这些不愉快在现实中无从发泄，压抑在内心，而在游戏中，儿童通过对第三者（伙伴或玩具）打针、喂药，而将伤害转移，从不愉快体验的被动承受者变为游戏的主动执行者，修复自己的创伤，“治疗”自己的不良情绪反应。

二、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论证了角色游戏对于幼儿认知发展的价值

皮亚杰认为游戏是儿童认识新的复杂客体和事件的方法，是巩固和扩大概念、技能的方法，是使思维和行动结合起来的方法。他还认为儿童认知发展的阶段性决定了儿童特定时期的游戏方式。3-6的孩子处于皮亚杰认知理论中的前运算时期，对应的游戏类型就是象征性游戏，儿童发展了象征性功能（词语和表象），能把眼前不存在的东西假想为存在的，把真实的东西转变成他自己想要的，从而使他的自我得到满足。

例如，幼儿玩”美食城”的游戏时，能想象自己真的在吃东西，能把纸片做的面条想象成真正的面条在吃，在游戏中，他们会学会新的概念如火锅、调料等，发展新的技能如招待客人、打扫卫生等。而随着幼儿年龄的增大，认知的发展又将促进他们想要更准确，逼真的去模拟现实，如打针必须先消毒皮肤而不能先打针后消毒。

三、社会文化历史学派的游戏理论探讨了幼儿角色游戏的起源

艾里康宁认为角色游戏是学前儿童游戏的典型形式，他从社会和个体两个方面阐述了儿童角色游戏的起源。首先，在社会起源方面，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劳动工具愈加复杂化，儿童到一定年龄才能掌握生产工具，但在这之前，成人为了训练儿童以使其未来能够掌握使用工具的一般能力，专门为儿童制造了练习这些能力的物体，即玩具，儿童借助这些玩具来模仿那些他们尚不能参加但又很想参加的成人的生产劳动和生活活动。于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儿童的角色游戏产生了。其次，在个体起源方面，艾里康宁认为在3岁左右，幼儿使用实物的动作技能得到很大提高，幼儿逐渐产生了对自己尚不能胜任的成人活动的向往。向往和能力之间的矛盾导致了角色游戏的发生。角色游戏的内容是成人活动的重演，幼儿通过角色游戏即模仿成人活动来满足他们参与成人活动的愿望。

四、杜威的”工作与游戏”、“做中学”理论论述了角色游戏在儿童发展中的重要性

杜威认为4-8岁是儿童的游戏期，这个时期的儿童通过游戏和工作而学习，他十分重视“作业”、“游戏”“工作”对儿童发展的作用。杜威认为，儿童的作业大多通过游戏来完成，他们在游戏中模仿年长者所做的事情，以游戏的方式重演社会生活中进行的某种工作。儿童通过游戏学习成人世界里的生活经验，游戏越多，他们的计划性和能力就越精密，他们的生活内容亦因之越丰富。因为他们所做的游戏，无非是惟妙惟肖的一副他们父母日常生活图画，只不过是“在外面罩了一件由儿童的言语和行为所织成的大衣”而已。他们从游戏当中，不但可以学习成人世界中的种种作息情形和生活经验，而且还可以重新组织和加工成人世界中的种种现实元素。

管理者角色理论 篇3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选择

我院从2012年3月至2012年12月, 选取253名护理工作者, 进行培训角色定位理论及其实践。基本情况是:参与人员的年龄由18~55岁不等;学历组成有本科61名、大专160名、中专32名;职称有副主任级别以上3名、主管级别80名、护师89名、护士81名。

1.2 实施方法

(1) 定位角色:结合护理工作特点, 我们制订了“患者至上”的护理理念及具体岗位规范。护士在岗时间是要全身心地投人工作中, 为患者服务。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不能将其他角色混入工作状态, 以免影响护士的职业形象。并要求护理管理者要关心下属, 体察护士工作和生活中的难处, 为她们排忧解难, 使其心情愉快, 积极工作。这是角色定位理论的基础环节, 是观念的转变, 是从思想上树立“以患者为中心”的服务意识的基础[1]。 (2) 形象设定:首先将形象明确化, 要安排一套合格的护理工作流程及护理礼仪规范标准。只有把服务的内容具体化, 秩序化, 才可简化流程, 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在医院可以制定的制度有:出入院护理工作流程、母婴床旁护理标准化流程等;还有对护士仪表、礼仪、着装等进行规范化确定, 并将规范落实到人手一份, 护士长要跟进培养。在进行护理礼仪规范培训中要反复强调个人形象与团队形象的关系。指出必须先全方位塑造护士个人形象才能提升医院整体形象。要以大局意识和主人翁意识为主, 并要求护士挂牌上岗, 便于患者监督。通过监督提高护士的形象。 (3) 服务评分:提倡服务评分管理。服务评分旨在加强和确保临床护理工作质量的优质, 我们可以充分调动护理工作者的积极性, 也可以了解到受众的服务需求, 通过适当满足他们, 强化了工作水平, 也通过赋予受众的权利, 让他们可以真正了解护理工作者, 监督工作, 融洽了医患关系。所以, 我们对护理工作者提出要“以人为本”。针对每个不同的受众实施个性化护理。也有利于建立科室自己的特色化服务。通过这样的管理制度, 有的科室采取了宾馆式服务, 即“六个一”服务, 包括一次热情的入院介绍、一声问候、一壶热水、一个微笑、一个整洁的床单位、一张温馨卡片;有的科室设立特色客服, 比如给以出院回访电话甚至上门服务等;这些临床工作都是护理人员在与患者交流沟通后建立的, 以患者的需求为导向, 超出了患者对护理的期望值。实现了个性化、超值化的服务, 为医院赢得一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2]。 (4) 后续跟进:护理工作者更要积极主动根据患者所需提供更优质的护理服务, 以满足患者不断增加的卫生需求。在当今学习型社会里, 护士需要不断充实专业及人文科学知识, 提高综合素质, 不断提升护理服务水平以适应社会的需求。作为管理者鼓励护理工作者不放弃进修培训。可以不定期举办新知识、新技术的培训, 并要求组织参加院内外的学习机构培训。或者引进外来专家来院进行全面教学, 并组织骨干定期到国、省、市内外的先进医院进行参观学习。

2 结果

观察角色定位理论在护理管理中的应用前后比较分析:全部比之前有所好转。具体为:患者投诉下降、纠纷减少、满意度调查率和患者来院就诊总数都有所上升。

3 讨论

角色定位理论的定义是指只有准确地确定双方当时各自所扮演的特定角色, 所提供的服务才能比较到位和符合服务对象的要求。护理行业是所有服务行业中专业性很强的一个, 服务的受众也具有特殊性是医院的患者。从根本上说, 服务要受众满意, 才是合格的服务, 而由于护理服务本身的特殊性, 更需要极大满足服务受众的需求。面对竞争激烈的医疗市场, 卫生体制改革的全面推进, 护理学科生存和发展要不断借鉴先进的管理理念和科学的管理方法, 努力提高护理服务质量, 以“患者为中心”的服务切实落实到日常护理服务工作中, 树立新时期护理职业的新形象[3]。通过相关管理学习, 护理人员思维开拓, 更能再工作表现重显出人性化、个性化的服务, 良好医患关系, 缓解了护患矛盾, 减少护理投诉、纠纷, 患者满意度提高, 全院的护理质量也跟着提高。

摘要：目的 通过观察角色定位理论在护理管理中的应用, 来评定其临床管理的效果。方法 根据角色定位理论, 从定位角色、形象设定、服务评分和后续跟进这4步骤来对护理工作者进行培训。结果 观察角色定位理论在护理管理中的应用前后比较分析:都比之前有所好转。具体为:患者投诉下降、纠纷减少、满意度调查率和患者来院就诊总数都有所上升。结论 看来角色定位理论在临床护理管理中的应用可良好医患关系, 缓解了护患矛盾, 减少护理投诉、纠纷, 患者满意度提高, 全院的护理质量也跟着提高。

关键词：角色定位理论,护理管理,护理工作者

参考文献

[1]廖庚梅.基础护理服务中护士的角色定位[J].中国社区医师 (医学专业) , 2010, 12 (32) :249.

[2]李颖.角色定位理论在护理管理中的应用[J].现代临床护理, 2008, 7 (9) :54-56.

管理者角色理论 篇4

毕业了，必须要提交毕业论文，合格方可毕业。现在的毕业论文要求挺高的，需要有理论部分，实际应用部分。毕业生们最好需要有充分的时间做好准备，写出有质量的论文。下面YJBYS给大家提供论文范文一篇——浅谈交往行为理论与翻译中的角色定位，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论文摘要：传统翻译理论认为，着者、译者和读者之间呈不平等关系，译者处于“一仆事二主”的尴尬地位。根据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翻译应该是主体间的交往与对话，因而译者与着者和读者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在翻译中应尊重译者的主体性和不同的译本，从而促进交往的达成。

论文关键词：交往行为理论;翻译;译者;平等;主体性

一、戴着镣铐的译者

综观西方的思想史，可以发现心物分离的二元对立是西方哲学的主要特点。“西方人的精神世界里，始终蕴含着强烈的二元对立色彩，比如理性与非理性、理性与信仰等诸多命题。”…这种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渗透在西方思想文化的各个方面，如宗教、哲学、文学等领域。在翻译界，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同样成为主宰。

译者与着者之间的关系是主客对立的关系，译者永远在着者的阴影下工作。以传统的“信、达、雅”“忠实”“通顺”等翻译标准为例，就是要求译者成为隐身人，成为机械的语言工作者，完全以着者为核心，以全面而忠实地传达着者的语言与风格为目的。

这样的标准集中于对外在规则的探讨与确立，语言成了一种纯粹反映客观世界和表达思想的镜像，译者则成为失去主体的机械的模仿者。这种理性传统使得译者片面追求“语言表达的确定性、唯一性和精确性”，希望通过设立普遍标准而使翻译规范化。这样的主客对立的研究范式使得译者处于从属地位，也使得翻译走向单纯的技巧探索。

译者与读者间之间同样是不平等的。在译者与读者的关系中，译者在翻译时除了考虑是否按照标准运用语言、忠实原着外，还要考虑他的接受群体，并依据读者的需要决定自己采用什么样的翻译方法。比如倾向于“归化”的译者考虑的是这样的译文更符合译人语的习惯，因此会帮助读者理解;而倾向于“异化”的译者是因为相信读者对外来文化的接受能力。总之，读者的接受能力和喜好口味是译者所关心的焦点所在。

这样，着者就成为译者极尽所能“尽忠”的对象，读者在译者眼里又是尽力想要讨好的对象。“戴着镣铐跳舞”是多年来翻译界对译者地位的一种认同，有些观点甚至认为这是对译者的一种赞美。而实际上，译者这种“一仆事二主”的尴尬地位是导致翻译舍本逐末、单纯追求外部标准、忽视翻译的本质与目的的根源。从根本上说，这是把翻译剥离出来作为孤立的客观对象进行研究的方法。事实上翻译不是孤立的行为，不是单纯的语言转换，而是一种对话;它不是一种“主体一客体”的行为，而是“主体一主体”的行为。总之，翻译过程不是一种单纯的来料加工的生产过程，是以人为主体的交往过程。译者作为翻译过程中联结两个主体的重要媒介，更应该充分发挥其主体作用。

二、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的启示

1.交往理性的提出

人类的发展过程可以概括为通过理性去了解自然、征服自然的过程。这种理性传统一直以来把人从世界中剥离出来。近代的科学实证的理性至上观点更是把主体的人与生活世界分离开来，人被抽象出来作为一个思维主体，世界则是这个思维主体的认识对象，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对立的。这种理性传统在人文科学领域也泛滥已久，甚至连人与人之间的主体问的关系也降格为主客体关系。当理性深入人类生活的一切领域，那时的理性不再是一种思想方式，而变成一种无所不在的****。许多哲人意识到理性带来的暴力，于是当代西方思潮一度矫枉过正地攻击理性，并把推崇非理性、反理性认为是抗拒工具理性异化的手段。

哈贝马斯针对理性泛滥、非理性矫枉过正的问题，提出了交往理性。他认为哲学的危机不是理性的泛滥而是理性的匮乏，认为现代社会的核心问题是工具理性侵入到一切领域，而人与人之间的主体交往关系不应受工具理性的控制，应按照交往理性进行。劳动生产过程崇尚工具理性无可非议，在这个过程中人作为主体，致力于征服作为客体的物与自然。然而人与人的主体之间却不应该是主客对立的关系，应该是通过对话达成共识，也就是一种交往行为。交往行为不是条分缕析的认知，不应该被机械僵化的工具理性所控制，不应因为拘泥于外在规则的理性解析而使交往无法达成，因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是为了沟通和理解。这种交往行为不是要完全摒弃理性传统，而是希望以人文理性取代机械的工具理性。所以，交往理性在肯定理性的前提下，肯定人的主体地位，让具有人文关怀的理性成为人类交往能够达成的基础，而不是成为障碍。

2.交往理性与翻译

翻译研究在工具理性的侵袭下，一直以来以制定机械的翻译标准为主要目标，译者则在工具理性的压制下成为“译匠”。“这一观念(技术理性)波及到人文社科领域之后，人们在翻译研究中便制定出一系列的翻译标准、原则、方法和技巧，并将它们奉为金科玉律，尊为亘古不变的定理和公式，从而使译者在翻译时的手脚受到了钳制，主观能动性也无法得以自由发挥。”事实上，翻译是一种典型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行为，它的终极目的是促成一种独特的交往，这种交往是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国家的人之间进行的。“人类活动的层面可以根据交往性活动的观念来进行划分，与其他种类的活动相比，交往性活动是为了达到意见的一致。”这也就是说，交往性活动是为了不同背景、不同意见的人进行交流，最终达成一致的看法。由于语言的障碍，这种特殊的交往需要有人来承担桥梁的作用。译者的作用就是进行语言转换，由此达成不同语言、不同国家的人的交往。

论我国律师角色的理论定位 篇5

律师的性质是个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争议的问题, 律师的性质究竟如何界定?律师与其它行业究竟有何本质的区别?正确把握律师的性质, 笔者以为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1市民社会——律师存在的社会基础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律师制度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 因此, 社会基础是律师性质界定时首先必须考虑的因素。律师职业早在古罗马时期就已产生, 但是真正的律师制度的建立却是近代的事情。随着个人主体意识不断增强和商品经济发达, 在关于财产权和人身权的私权得到充分重视的条件下, 律师业才真正获得发展和繁荣。概括起来, 律师制度的发展或者说繁荣有以下几个不可或缺的条件:首先是商品经济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发展, 强调身份平等、意思自治、契约自由等交易观念, 是律师制度存在的社会经济条件;其次, 个人主体意识的增强、民主制度的确立, 是律师职业繁荣的社会政治条件;最后, 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法律制度确立, 法律人成为一个具有重大影响和高度自律性的社会群体。

1.2法律的专业化和社会分工——律师执业的职业基础

法律的职业化、专门化是社会分工的必然结果,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社会关系的复杂化, 导致一般民众无法依据常识、社会经验应对复杂的法律问题, 此时, 就有了新的社会分工的必要, 于是出现了“助讼”的法律家阶层, 以帮助当事人提高应诉或处理法律问题的能力。在判例法国家, 判例浩繁, 司法程序极为精细, 烦琐的规则和层叠的司法手续, 非常人所能胜任;即使在成文法国家, 法律本身的抽象性和概括性使其产生了自身的独特语境, 普通民众依据法条很难具体应用于法律实践, 没有律师的帮助, 其在法律面前也是“寸步难行”。因此律师通过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 实现社会的正义, 独立性是律师执业方式的本质特征。

1.3忠诚于法律——律师执业的道德基础

毫无疑问, 维护当事人的利益是律师的一项基本职责, 作为律师职业伦理的一项基本要求。但这并不意味着律师为了当事人的利益可以蔑视法律, 一切维护当事人权益的活动都是在法律范围内进行的。这要求律师与当事人保持相对的独立, 不能为了当事人的利益而不择手段, 面对当事人的无理要求, 律师有权拒绝服务。另一方面, 律师忠诚于法律还要求其与公权力保持适当的距离, 与追诉机关保持相对的独立。当然, 独立并不意味着对立, 律师、法官、公诉人作为法律共同体的一员应当共同为查明案件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在法庭上“充分协商”, 特别是法官应当认真听取律师的意见, 以查明案件事实, 正确的适用法律。

2我国律师职业的性质和地位

2.1我国律师角色定位不清

我国律师制度的发展非常短暂, 真正实行律师制度的历史只有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 在律师制度不断完善的过程中, 对律师性质的认识也在逐步深化。新中国成立后, 我国法律对律师的性质的界定有: (1) 国家法律工作者。我国在1979年重建律师制度时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中规定, 律师是国家的法律工作者。《暂行条例》将律师定位于国家法律工作者, 这是在苏联法律思想的影响下, 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其弊端显而易见, 律师作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与其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人物存在无法解决的矛盾。 (2) 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专业人员。现行《律师法》规定:“律师是指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 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 将律师定位在提供法律服务的专业人员只是从技术层面、操作层面表达了律师的服务、中介属性, 这可以说只是一种功能的描述, 缺少了应当具有的政治素养和社会属性。而且“《律师法》将律师定义为社会职业者又架空了行业组织职能的管理模式, 给管理者势必带来矛盾和尴尬”。

2.2律师的社会地位不高

放眼世界, 我们会发现律师作为法律共同体的一员, 与法官等法律人具有同样高的社会地位。在20世纪80年代, 美国议员的60%曾执行过律师职务, 历任总统中有一半以上的出身于律师。英、德等多个国家的首脑都是法律科班出身。古代中国, 民众对法律持鄙视态度, 对于类似律师身份的讼师, 则被称为“讼棍”。在我国现阶段, 律师向法官行贿似乎已不再是什么大惊小怪的事情, 也是法学课堂里教授们经常提及的话题, “在民事诉讼中, 律师就是把一半贝壳给了原告, 把另一半贝壳给了被告, 而自己却拿走了中间蚝肉的家伙;在刑事诉讼中, 律师就是为坏人辩护”。可见, 律师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是多么的糟糕。那么, 是什么造成了律师这种尴尬的局面呢?概括起来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文化方面对权力的“崇拜”。数千年的集权统治, 造就一种文化分化氛围, 即对权力的迷信, 反映在当代的司法制度中, 如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指导权”, 在制度设计上, 上级法院可以提审属于下级法院管辖的案件, 可以将自己管辖的案件交给下级法院审理等。法官系统在浓厚的行政管理色彩下很难真正的独立, 而是基于各种利益平衡, 最终导致很多律师忽视自身素质的提高, 而沦为讼棍。二是在社会转型时期, 少数律师不能正确认识和对待经济利益调整, 思想上存在拜金主义, 大部分律师从事的都是非刑事业务, 对刑事业务往往是熟视无睹, 缺少律师应然的政治素养和社会责任, 从而丧失崇高、落入卑微。

与此同时, 我国的律师缺少关于宪政实施案件的尝试, 律师们对宪政案件似乎比较沉默和不愿加入, 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我们不能否认外国律师之所以有如此崇高的社会地位和其积极参与违反宪法案件的诉讼, 保护普通民众的权益有着重要的关系;“律师在人大、政协中实现零突破”的报道现在仍然可见报端。在一个强调法治的国家, 律师作为巨大法律资源的拥有者, 在参与国家政治生活, 促进国家法治建设上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且他们更多地接触到现实生活中的利益冲突, 决定了其更知道在立法中如何平衡不同群体的利益。所以说律师参与政治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律师们应当承担起本应具有的社会使命, 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 扩大律师界的影响力, 促进社会法治进步。

2.3我国律师性质的应然定位

纵观世界各国律师体制, 多数国家实行律师自由开业, 即律师是自由职业者。但这并不能说我国律师定性为自由职业者有了正当性基础, 但至少为我们提供一种分析的进路。律师执业具有服务性、专业性和独立性等诸多属性, 笔者认为独立性才是律师执业最主要的特点。改革开放以来, 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与此同时, 民主法制建设也有了长足进展, 个人民主法制意识进一步增强, 所以说“中国社会正在进行转型, 也就是从政治社会向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二元分立的社会转型, 尤其是一种市民社会正在我们国家生长发育, 正是市民社会为律师职业提供了广阔的社会土壤。”首先, 市场经济强调的是个人意思自治, 交易自由, 律师业作为服务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家当然不应过多的加以干涉, 而应赋予更多的社会权利, 真正意义上实现律师业的自治, 这需要律师的独立;其次, 忠诚于法律, 是律师执业的职业道德, 同时, 律师有着有别于法官、检察官的执业方式, 独立性是保证律师为不特定对象进行服务的前提, 是正确调查、评判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的基础。最后, 独立性可以使律师在权力制衡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尽管律师不能消除与社会地位优越者对抗的全部不利因素, 但通过提升地位较低一方的社会地位, 律师使得司法机构对案件的处理均质化和平等化”。律师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需要服务的对象, 他们正确行使权利 (权力) 提供法律上的帮助, 发挥权利或权力的最佳效能。律师通过服务不同对象, 为权利与权力之间、权利与权利之间的动态平衡提供必要的帮助, 所以说以此达到了一种权力制衡的作用。所以说, 律师独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既然独立性才是律师执业的最主要特征, 而独立性特征的最佳表述莫过于自由职业者, 由此, 于是将律师界定为自由职业者亦获得了正当性。

当然, 强调将律师定位为自由职业者, 并不表示律师可以无视事实与法律, 并不是主张将律师超然于国家之外。只不过律师角色的不同定位将导致律师的使命、权利义务等规定的侧重点的不同, 将律师定位为自由职业者则强调了律师执业独立性的本质。所以, 我们并不认为律师制度脱离了国家机器, 实际上它仍然是在捍卫国家法律的理性化治理, 不过是国家法律治理性的新形式而已。

3律师性质的重新界定的意义

3.1为促进经济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有力的法律服务

将律师界定为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自由职业者, 能凸显其“法律人”的内涵, 提升其社会境界, 丰富和强化其社会功能, 淡化其中介化、商业化认知取向, 彰显律师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主体性效能。如拓展律师公益性服务领域, 引导和支持律师面向基层、面向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服务, 倡导律师积极履行法律援助义务, 向下岗人员、低收入家庭、困难群众主动减免服务收费, 开展扶贫济困的公益性活动等等。总之, 律师应当为维护社会正义、努力促进社会的和谐贡献自己的力量。

3.2律师制度的合理构建

这几年大多数学者虽一直在强调律师管理要实现自治, 但至今一些司法行政机关仍把律师协会视同自己的下属机关, 将那些应当移交的管理职能牢牢握在自己的手中, 思想上对律师的性质认识不清, 占据了律师协会的发展空间, 出现了行政管理的错位。将律师定位为自由职业者, 明确律师的独立的主体地位, 克服现在律师管理中存在的重管理轻权利的弊端, 将律师与法官、检察官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 使其在提供法律服务和权力制约的活动中有强大的制度保证。所以, 实现律师自治, 要切实赋予律师协会处罚权, 对律师是否违反行业规范的问题, 由律师协会进行审查和处罚。这也符合大多数国家的做法。总之, 将律师定位在自由职业者, 以上这些制度的构建就有了坚实的理论依据。

3.3提高律师的地位

我们说律师队伍有了很大的发展, 是指律师数量方面有了很大幅度的提高, 并不意味着律师的社会地位有了实质性变化。评价一个职业群体社会地位的高低, 要从该群体在政治、经济、发展潜力等方面全面加以考察, 而不是单纯的经济收入的多少。律师是“提供法律服务的自由职业者”的认识, 有利于解决律师的社会定位问题, 澄清长期以来对律师性质的误解;改变律师在公众心目中的整体形象;有利于明确律师的社会责任和价值, 增强国家、社会对律师的信任, 健全律师制度, 形成创造良好的律师执业环境与提高律师社会地位的良性循环;有利于提高律师参与政治的积极性, 扩大律师界的社会影响。我们有理由相信, 诸多有利于的背后, 看到的将是律师社会地位的实质性的提高。

3.4便于律师参与国际竞争与交流, 促进对外开放

2001年我国加入了WTO, 同时加入了《服务贸易总协定》, 律师业作为国际服务贸易的一部分, 根据我国的承诺, 外国律师事务所可以在中国设立代表处, 从事营利性活动, 并且在入世后一年内取消设立代表处的地域和数量上的限制。同样, 中国律师事务所也可以在外国设立相关的分支机构, 开展相应的业务。由此可见, 中外律师行业的竞争与交流将进一步展开, 只有依据国际社会共同的规则, 学习、吸收其他国家律师制度和文化的优秀成果, 完善中国的律师执业理念和律师制度, 逐步消除部分人对中国律师的误解 (认为律师是政府政策的执行者和服务者) , 才能更好进行中外的交流与合作, 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将律师界定为“从事法律服务的自由职业者”更符合国际上大多数国家对律师的认识, 可以说为中外律师交流提供了交流的理念基础。

总之, 将律师界定为“从事法律服务的自由职业者”具有重要的社会现实意义, 当然不是认为如此界定就可以解决律师制度中存在的所有问题, 律师制度的完善与整体法律环境、司法体制、律师自身素质等诸多因素都有很大的关系, 只是认为如此界定是目前最不坏的策略而已。

摘要：律师角色定位不清、地位不高是我国律师行业目前的现实, 重新界定律师的性质具有重要的社会现实意义。试图通过对律师产生、发展、繁荣的社会基础、职业基础、道德基础等进行深入分析, 追本溯源, 理清现代律师制度的各种文化现象, 正确把握律师的性质。

关键词：律师角色,定位,意义

参考文献

[1]韩德云.从宪政实施看《律师法》修改[J].中国律师, 2004, (7) :95-98.

[2]谢佑平, 闫自明.律师角色的理论定位与实证分析[J].中国司法, 2004, (10) :40-44.

[3]陈兴良.七个不平衡:中国律师业的现状与困境[J].中国司法, 2005, (3) :47-49.

基于贝尔宾角色理论的团队建设 篇6

这8类角色, 在团队中发挥着不同的积极作用。如实干家在团队中的作用是:把谈话与建议转换为实际步骤;考虑什么是行得通的, 什么是行不通的;整理建议, 使之与已经取得一致意见的计划和已有的系统相配合。推进者在团队中的作用是:寻找和发现团队讨论中可能的方案;使团队内的任务和目标成形;推动团队达成一致意见, 并朝着决策目标行动。智多星在团队中的作用是:提供建议;提出批评并有助于引出相反意见;对已经形成的行动方案提出新的看法。而外交家在团队中的作用则是:提出建议, 并引入外部信息;接触持有其他观点的个体或群体;参加磋商性质的活动。贝尔宾角色理论为企业的团队建设提供了有力的工具。

角色齐全各显其能

按照贝尔宾角色理论, 高效团队好比一个由优秀的教练、前锋、后卫各组成的能攻善守的球队, 抑或是一个由指挥及各类乐手组成的, 吹拉弹唱技能齐全, 最终演出动人乐章的乐队。唯有角色齐全, 才能实现功能齐全、优势互补。正如贝尔宾博士所说的那样, 用我的理论不能断言某个群体一定会成功, 但可以预测某个群体一定会失败。所以, 一个成功的团队首先应该是八种角色的综合平衡。团队的构成实际上是一个平衡的问题。团队需要的不是一个个平衡的人, 而是能够在组合起来以后平衡的一群人。团队中的每个人都是既能够满足特定需要而又不与其他的角色重复的人。这样, 成员的弱点才能被克服, 优点能充分发挥出来。

团队领袖是团队的核心。最好的团队领导是团队最乐于接受的、个人举止和形象与团队成员期望中的领导最相符的人呢?还是那种在任职期间最有可能带领团队完成既定目标的人?从管理的角度来看只有一种选择:有战斗力的领导。一名受人欢迎但却效率低下的领导只会给成员带来一种虚幻的幸福, 以牺牲长远利益为代价来换取眼前的利益。领导的本质就是要通过他人实现他自己设定的目标或实现他所服务的商业团队设定的目标。成功的团队领袖至少要和他们的队员的智力水平相当, 但决不能高于或低于他们太多。有三种典型的团队领袖分别适合三种团队: (1) 董事长型, 适合稳定型团队; (2) 塑造者型, 适合开拓/变革型团队; (3) 智者型, 适合高智商型团队。团队领袖要成功地领导一个团队, 一要看他能否逐渐养成一种既让人信服又适合自己性格的领导风格。二要看他与团队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彼此适合。三要看他能提供多少团队需要的东西。

除此之外, 推进者、智多星与外交家型成员的存在, 也是团队必不可少的。推进者有干劲, 随时准备向传统、低效率、自满自足挑战;智多星才华横溢, 富有想象力, 智慧, 知识面广;外交家有广泛联系人的能力;不断探索新的事物;勇于迎接新的挑战。应该注意的是, 个人属性的差异使多种团队角色成为可能。这不仅仅使团队能够在更广阔的领域内发挥作用, 而且也使由多人竞争一个团队角色而给团队造成的伤害减到最低。

在组建团队中, 要首先选择最好的专家或最合适的人才, 然后再选项目负责人。注意永远记着建立团队的目的。目的不同所需的团队角色可能会不同。团队的本质是其成员通过分工来相互协作, 从而发挥出1+1﹥2的力量。其成员不一定要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同时出现。设计团队就是从各种类型的人中寻找典型的过程。

容人所短用人所长

团队是由各类角色的员工组成, 知人善任是每一个管理者都应具备的基本素质。管理者在组建团队时, 应该充分认识到各个角色的基本特征, 容人所短, 用人所长。在实践中, 真正成功的管理者, 对下属人员的秉性的了解都是很透彻的, 而且只有在此基础上组建的团队, 才能真正实现气质结构上的优化, 成为高绩效的团队。

管理者在发挥人的长处的问题上, 第一个会遇到的就是选人问题。有效的管理者选择人员和提升人员时所考虑的是以他能干什么为基础的。他的用人决策, 不在于如何减少别人的短处, 而是如何发挥人的长处。团队内需要智多星, 也需要外交家、推进者, 一位管理者如果重视别人不能干什么, 而不是重视别人能干什么, 以回避缺点来选用人而不是以发挥长处来选用人, 那么他本身就是一个弱者。他可能看到了别人的长处却把它当成对自己的威胁。但是事实上从来没有哪位管理者因为他的部下很有能力、很有效而遭殃。美国的钢铁工业之父卡内基的墓碑上的碑文说得最透彻:“一位知道选用比他本人能力更强的人来为他工作的人安息在此。”当然, 这些人之所以比卡内基“更强”, 是因为卡内基发现了他们的长处, 并应用了他们的长处。实际上, 这些钢铁工业管理者之中的每一位只是在某一特别领域里, 在某一特别工作上比卡内基“更强”。

用人所长首先要知人所长。事实上, 所谓“完人”实际上隐含着对人的最特殊的才能的亵渎。人的最特殊的才能是:把他所有资源都用于一项活动、一个专门领域、一项能达到的成就上的能力。因为人只能在某一领域内达到卓越, 最多也只能在几个领域内达到卓越。发现人的长处是为了要求成果。一个管理者不先问:“他能做什么?”那么就可以肯定, 这位管理者的部下不会有真正的贡献。这等于他事先已经原谅了他的部下的无成果。事实上懂得用人的主管都是苛求的主管, 总是先发掘一个人最能做什么, 再来“苛求”他做什么。

人无完人, 在团队内不可能让一名成员又是智多星, 又是外交家, 正如不能让一个球员又当前锋, 又当后卫一样。正如一位研究人际关系学的专家所说:“你要雇佣一个人的‘手’, 就是雇佣他‘整个的人’, 因为他的人和手总是在一起的。”

尊重差异优势互补

在团队内对于一份给定的工作, 完全合乎标准的理想人选几乎不存在———没有一个人能满足我们所有的要求。但是一个由个人组成的团队却可以做到完美无缺———它并非是单个人的简单罗列组合, 而是在团队角色上亦即团队的气质结构上实现了互补。也正是这种在系统上的异质性、多样性, 才使整个团队生机勃勃, 充满活力。优秀的团队成员总能够限制自己的团队角色, 给别人创造更大的发展空间, 从而充分发挥所有成员的潜力。

优秀的团队成员总能够找到最佳的时机介入团队事务。他们看起来知道应该在什么时候以自己最适合的团队角色出现, 也知道什么时候应该保持沉默。但这是自己主动的寻找一段安静的时间, 让自己思考一下出现的最佳时机。那些管不住自己嘴巴的人和腼腆的内向型的人都没有这种把握时机的能力。

优秀的团队成员善于维护团队的利益。优秀的团队成员为别人创造角色的唯一原因是这样的:做符合团队整体利益的事, 除此以外没有其他任何动机。优秀的团队成员乐于承担别人不愿做的工作。他们做一项工作, 只是这项工作需要有人来做。

因此, 组建团队选择成员时, 不仅要关注一名候选人的特殊技能, 更要看一下他能不能成为优秀团队成员。

增强弹性主动补位

从一般意义上而言, 要组建一支成功的团队, 必须在团队成员中形成集体决策、相互负责、民主管理、自我督导的氛围, 这是团队区别于传统组织及一般群体的关键所在。除此之外, 从团队角色理论的角度出发, 还应特别注重培养团队成员的主动补位意识———即当一个团队在上述八种团队角色出现欠缺时, 其成员应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 能够增强弹性, 主动实现团队角色的转换, 使团队的气质结构从整体上趋于合理, 以便更好地达成团队共同的绩效目标。事实上, 由于多数人在个性、禀赋上存在着双重、甚至多重性, 也使这种团队角色的转换成为可能, 成功的团队成员大都能找到适合自己性格特质和能力的工作。不过团队角色的转换却没有那么容易, 那些能够迅速转换自己角色的人要给他的同事们一个信号, 告诉他们现在他要扮演什么角色。在这方面服装和身体语言都能发挥作用。成功团队的主要特点是它们在关键的团队角色上都有人能够担任, 而其他成员也都很有能力。即使那些有一些弱点的团队, 也能够在认清自己的弱点的基础上采取一些补救措施。优秀的团队成员总能够在不同的团队角色之间灵活地转换。

管理者角色理论 篇7

关键词：农村,留守,家庭

一、问题提出

家庭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 发挥着多方面的社会功能。吴增基认为家庭基本功能有经济功能、人口再生产功能、满足性需要功能、教育功能、赡养与抚养的功能以及情感交流的功能。其中“家庭不仅负责新一代的身体再生产, 还负责新一代的精神再生产。家庭教育的好坏, 对一个人一生的成长是至关重要, 对儿童来说尤其是如此。抚养未成年的家庭成员和赡养老人及丧失劳动能力的家庭成员, 这是人类繁衍的需要。”[1]P150家庭成员间还有着不可或缺的感情结合, “这种感情结合是建立在家庭成员之间特殊的亲缘关系的基础之上的。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成员之间的互爱互助、温暖愉快的家庭生活, 是一个人生活幸福的很重要的方面。”[1]P150

“社会角色是由一定的社会地位所决定的、符合一定的社会期望的行为模式。它是人的多种社会属性或社会关系的反映, 是构成社会群体或社会组织的基础。”[1]P131角色扮演的失调现象指扮演角色的过程中出现角色差距, 包括角色紧张、角色冲突、角色不清、角色中断和角色失败。

我国农村中青年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导致大规模人口流动, 他们的家庭角色发生失调, 引起农村家庭功能缺失。以笔者家乡为例, 村里几乎每家都有中青年男性劳动力在北京务工, 留守的家庭不像有些偏远地区是单纯的老人留守家庭或儿童留守家庭, 而是半流动留守家庭模式。儿子或丈夫或父亲的角色“暂时空缺”, 使完整的家庭系统中失去重要角色。这些在北京务工的中青年男性, 平时通过电话与家里联系, 每年在家的时间基本就是过年前后。

在城市的务工者与留守在家的其他家庭成员长时间地分开, 家庭核心角色空缺和失调, 这种状况影响了家庭成员的生活, 使家庭结构呈现失调状态, 家庭功能不能正常发挥。

二、农村留守家庭功能缺失现象

笔者认为在家庭中青年男性劳动力外出务工即男性角色失调后, 农村留守家庭的农业生产功能、养育功能、赡养功能、感情交流功能以及安全保护功能等功能, 相应地发生了缺失。

1、农业生产功能缺失

由于日常生活中家庭核心角色———中青年男性角色的失调, 留守人员在体力上有先天缺陷, 但还要担负起原来由男性担任的角色和负担, 导致家庭农业生产规模被迫缩小, 有的家庭还因无力耕种而致使田地抛荒, 农村留守家庭的农业生产功能明显缺失。

2、养育功能缺失

在父亲角色缺失的情况下农村留守孩子特别是留守儿童的学习与道德思想大都不尽如人意。如在学习监督方面, 留守在家的母亲或爷爷奶奶自身文化水平偏低无力辅导孩子功课, 加上他们要承担家里一切大小事务, 最多也只是问问孩子“作业做完了没有”, 对于孩子是否真正做完, 是否有不懂的也随之任之了。

3、赡养功能缺失

赡养老人是应尽的责任, 然而中青年子女外出务工, 不能亲自侍奉老人, 而且他们留守在家的妻子也因终日忙于家庭琐事而不能周到地照顾老人, 必然引起这种家庭功能的缺失。农村中青年男性劳动力大量持续地流向城市, 打破了原来家庭结构稳定与协调, 使农村留守家庭赡养功能不能如人所愿地正常发挥。

三、农村留守家庭男性角色失调分析

1、男性角色紧张

外出务工的男性既有在家庭中的角色也有工作中的角色, 这两种角色在空间上的不同, 很可能形成男性角色在时间和精力上的紧张。

案例1:丈夫陈某, 常年在北京务工;妻子张某, 常年留守家中。张某整天忙里忙外, 主要负责农活、照顾老人和小孩。她最烦心的事情是家里大小事务都要她操心, 繁重的农活只能自己慢慢忍。去年收小麦时, 家里老人卧病在床, 丈夫陈某本打算回家帮忙但公司的活紧张, 没办法离开, 无奈之下, 张某晚上摸黑在地里收小麦。

在外务工的男性同时扮演了多种角色。正如案例1“男耕女织”的生产模式在现代中国农村俨然演变成了“男工女耕”的状况, 留守在家的妇女负担耕作, 承担各项琐事。她们既不能放弃原先妻子所属的“内”的角色, 而且必须承担原先丈夫部分所属的“外”角色。农村留守人员的有限精力与繁重农活和家务之间不能相适应。再如, 作为在外务工人员, 他需要尽心尽力完成工作;而作为老人的子女, 他需要在老人生病时陪伴老人, 尽赡养义务, 但他的工作不允许他及时回到老人身边。

2、男性角色不清

“角色不清指社会大众或角色扮演者对于某一角色的行为标准不清楚而引起的角色矛盾。”[1]P137农村人员外出务工主要出于经济因素, 而这种因素很可能发展到一种极端——即农村务工人员认为他在家庭的角色就是一个提供经济保障的角色, 他们忘却了自身提供情感的角色, 忽视了留守人员的情感需求。

案例2:儿子朱某, 早年与妻子离异后未续娶, 常年在北京务工, ;母亲吴某, 留守在家照顾孙子。儿子朱某基本一年回家一次, 平时也很少给家里打电话, 差不多两个月一次。朱某说:“我只要负责给他们提供钱, 其它的我不管, 我也没办法管, 他们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

工作繁忙辛苦, 男性务工者与父母通过电话联系, 一个月或半个月一次。这跟他们在家时与父母的交流, 给父母的感情支持和安慰等相比, 可以说是远远不及。

夫妻长期分居对婚姻与家庭关系很可能产生不良影响。如果再有城市灯红酒绿的诱惑, 丈夫收入的增加和长期的性压抑, 在外务工的丈夫很有可能越雷池。农村留守妇女一方面感情及精神上空虚不能及时得到丈夫的关爱和支持, 一方面时刻担心在外务工的丈夫可能会出轨。

父亲角色“暂时缺失”的同时, 母亲因为穿梭于各项琐事间, 留守孩子不能及时跟父母交流想法、感受, 这可能形成亲子之间的隔阂, 导致留守孩子“亲情饥渴”, 影响孩子良性性格的形成。

四、小结

结构中的某一部分发生缺失, 那么残缺的结构很可能就不能发挥结构完整时所发挥的功能, 至少功能会有所缺失。同样, 在家庭结构中, 核心角色的“暂时缺失”使留守家庭在某些功能上发生缺失。

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 形成大批留守家庭, 学界也对此现象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 留守家庭角色失调使得留守家庭功能发挥“失常”。本文是基于社会角色理论的视角, 对农村留守家庭功能的缺失现象进行了探索性分析, 男性角色失调导致农村留守家庭的功能不能正常有序地发挥。然而笔者的分析仅止于功能缺失现状, 而未能提出相应地解决之策。社会各界应更多关注农村留守家庭的现实状况及需求, 就如何才能缓解、弥补农村留守家庭功能缺失的问题, 找到最佳解决方式

参考文献

[1]吴增基, 吴鹏森, 苏振芳.现代社会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2]贾春增.外国社会学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3]杨静慧.缺失与补偿:妻子留守型农村家庭功能研究[J].湖北社会科学, 2009 (5)

[4]理查德·谢弗.刘鹤群, 房智慧译:社会学与生活[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8

[5]朱力等.社会问题概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管理者角色理论 篇8

经过英国剑桥产业培训研究部主任多年的实践, 发明了贝尔宾团队角色理论。该理论认为, 对高效率的团队而言, 就是要求各个成员之间默契配合, 明确自己在团队中的角色, 在优势上实现互补, 激发成员潜力, 提升团队协调能力, 最终促进企业发展。该理论现主要包括九种角色:

1. 智多星

智多星就要发挥创造力, 充当创新者的角色, 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能够为团队建设和发展出谋划策, 在团队遇到困难时, 能够制定出有效的解决方法, 提升独立完成任务的能力。

2. 外交家

在企业发展过程中, 需要一些热情、行动力强以及善于与人沟通的人, 具有很强的谈判能力, 能够在团队建设过程中, 不断挖掘新的机遇, 建立新的人际关系。对整个团队而言, 外交家要不断开发新的资源, 提高自己的工作热情, 为团建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3. 审议员

根据贝尔宾角色理论, 审议员角色比较严肃和谨慎。在团队发展和建设过程中, 他们会三思而后行, 能够认识到其他人的长处, 在工作中常常具有批判性思维, 在对工作任务进行全方位考虑以后, 做出更加明确的决定, 保证决策的正确性。

4. 协调者

在团队建设过程中, 协调者主要发挥协调作用, 提升团队的凝聚力, 让所有成员朝着共同的目标努力, 能够认识到每一位成员的长处, 发挥自己远见卓识的作用, 赢得团队成员的尊重。

5. 鞭策者

对鞭策者而言, 进取心强烈, 能够体现出竞争性, 具有十分明显的外向性格和强大的驱动力, 赋予挑战精神, 关心团队任务是否完成。在团队遇到困难后, 会积极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6. 凝聚者

在团队运行过程中, 凝聚者能够给予团队成员的支持, 从性格上讲, 他们比较温和, 工作方式比较灵活, 具有极强的观察能力, 非常善于交际, 在团队中受到普遍的欢迎。但是在处理危机过程中, 经常犹豫不决。

7. 执行者

在团队建设过程中, 需要强大的执行力。而执行具有很强的自我控制能力和良好的纪律意识, 能够把自己的切身利益与团队建设结合起来, 工作积极, 态度认真, 能够完成团队规定的任务。

8. 完成者

对完成者而言, 他们十分重视细节, 受到内在驱动力的激励, 去完成团队交代的任务。对团队中每一个完成者而言, 他们性格内向, 不需要过多外部的激励, 结合自己的兴趣和偏好完成自己的任务。

9. 专业师

专业师具有很强的专注性, 掌握专业的技能和知识, 维持自己的专业度, 多集中在专注的领域, 对一专业领域有贡献的专家, 能够为团队建设和发展, 提供专业技能方面的服务。

二、基于贝尔宾角色理论的团队建设

在贝尔宾理论下, 企业团队要完善组织结构, 知人善任, 发挥每一个人的特长。贝尔宾认为, 采用角色理论不一定会促进某一个团队取得成功, 但是可以预测到这个团队是否失败。而对成功的团队而言, 实现九种角色的平衡, 却是重要的保证。

1. 领导角色担当

在整个团队中, 领袖是核心。对团队领导而言, 要具有很强的战斗能力, 通过整合团队, 并结合自身的人格魅力, 实现团队制定的目标。在通常情况下, 三种典型团队的领袖团队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形式:第一, 董事长适合带稳定型的团队, 因为董事长主持管理公司经营工作, 对相应的工作负全责, 能够有效保证团队的稳定。第二, 塑造者型领导主要适合变革型团队。因为塑造者在组建团队过程中, 会采用全新的管理方式, 对传统管理进行变更。第三, 智者型领导属于高智商型团队, 智者型领导具有很高的情商和智商, 在他的带领下, 能够提升团队集体智力水平。因此, 在实际过程中, 要结合实际情况, 选择不同的领导类型, 既要让团队中每个信服, 又要配合领导的风格, 实现团队与领导的完美融合。

对于领导者而言, 知人善任、取长补短很重要。成功的团队管理者, 就是优化团队结构, 提高团队的绩效。因此, 在团队实际运行过程中, 团队管理者要发挥每个成员的长处。结合团队建设发展情况, 管理者要重视成员能干什么, 而不是不能干什么, 扬长避短, 提升实力。美国之父卡内基墓碑上有一段话“一位知道选用比他人能力更强的人来为他工作的人安息在此”。卡内基的企业中, 有的员工的能力比卡内基强, 主要因为卡内基发现了企业员工的长处和优点, 并充分发挥他们的长处。

2. 明确成员角色

对一份工作而言, 合乎理想标准的人几乎是不存在的。但是成立一个团队, 就有可能做到完美。在团队组建过程中, 不是简单的排列组合, 而应是构建团队结构, 明确分工职责, 优化资源配置, 分配好每一位成员的角色, 实现成员之间的优势互补, 发挥整个团队的力量。对优秀的团队而言, 成员能够利用团队规定的角色, 为其他团队成员创造更大的发展空间, 发挥每一个成员之间的潜力。另外, 优秀的团队能够寻找最佳的时机, 能够在最恰当的时候, 分配每一位成员的任务。另外, 优秀的团队能够维护团队的根本利益, 为每一个成员创造符合自身的角色, 认真做好每一项工作, 从而符合团队的整体利益。在进行团队建设过程中, 领导者要认真关注每一位成员之间的特殊技能, 培养他们成为优秀的成员。

3. 做好角色转换

在通常情况下, 团队建设必须在各个成员之间建立一个管理机制, 然后结合实际情况做好集体决策, 各个成员之间进行相互监督、管理、指导和负责。根据贝尔宾团队角色理论, 为了促进团队能够完成任务, 就要提升各个成员之间补位意识, 就是在实际工作过程中, 如果一个团队中出现角色欠缺时, 领导者结合不同成员的特点, 主动实现角色转换, 优化团队的气质结构, 促进团队建设朝着合理方向发展, 从而完成指定的绩效目标。但是在实际过程中, 人在个性和性格上存在双重性或者多重性, 为实现团队角色转换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能让成员更好的发挥自己的聪明才干。对成功的团队而言, 能够把控好团队关键角色, 能够真正认识到自己团队存在的不足, 并能结合实际情况, 制定一些弥补的措施, 实现整个团队角色之间的转换。由此可知, 团队建设需要控制好团队成员之间的兼容性, 在通常情况, 主要采用两种方法, 包括智能角色和团队角色。因此, 在组建团队过程中, 要不断优化组合方式, 明确成员的职能角色, 实现团队内各个角色之间的平衡, 从而结合实际情况不断调整自己的行为, 提升工作效率, 结合每个成员的个性特征, 扮演不同的角色, 创造良好的工作氛围, 发挥团队最大的效能。

在贝尔宾角色理论中, 共有九种角色, 每一种角色承担不一样的工作任务。在进行团队建设过程中, 领导者要结合每个成员的特点和个性, 明确成员的角色, 分析各个角色的兼容性, 结合实际情况, 发挥每一位成员的能动性和主动性, 发挥成员特长, 对缺失的角色进行转换, 实现优势互补, 提升团队的凝聚力和创造力, 更快更好的实现既定的工作目标。

摘要：在企业发展壮大过程中, 离不开团队的建设。但是在实际团建建设实践过程中, 很难建立高效的团队, 这是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弄清团队建设的内涵, 忽略了团建建设的内在途径, 影响了团队的正常运行。而本文就结合贝尔宾角色理论, 针对企业团队建设展开论述。

关键词：贝尔宾,角色理论,团队建设

参考文献

[1]杨琼, 周晓峰.基于贝尔宾角色理论的教学团队建设研究与实践[A].中国职协2015年度优秀科研成果获奖论文集 (上册) [C].2016:7.

[2]宋兆晴.基于贝尔宾团队角色理论的环境审计人员专业胜任能力研究[D].中国海洋大学, 2012.

[3]刘琼, 陈建斌, 周发春, 等.贝尔宾团队九角色模型对救援医学教育改革的启示[J].医学教育探索, 2009, (3) :233-235.

[4]徐力.基于贝尔宾角色理论的团队建设[J].企业改革与管理, 2009, (1) :54-55.

[5]杨琼, 周晓峰.基于贝尔宾角色理论的教学团队建设研究与实践[J].职业, 2015, (9) :74-75.

[6]毛蔚.团队角色分配及其有效性分析[D].北京邮电大学, 2014.

[7]李朝波.团队角色理论在团队建设中的应用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 2011.

管理者角色理论 篇9

国外学术界对医患冲突的关注始于20世纪50~60年代。国内近十年也开始从医患冲突状况的社会学方面、医疗法律制度方面、医疗服务价格、医疗信息角度、医疗技术方面对医患冲突进行研究。因为在此之前医患关系基本上处于一种相对理想的状态。

目前,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会出现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医患关系需要不断地进行调整。医患关系的实体是医生和患者,是在医院这一特定环境中的两种主要角色,双方会因社会角色差异导致医患冲突的发生。

1 医患双方因角色差异而带来的认知冲突

所谓角色是指处于一定社会地位的个体,依据社会客观期望,借助自己的主观能力适应社会环境所表现出的行为模式[2]。不同角色之间必然存在差异,这种角色差异就会导致对同一事物的认识是不同的。

美国著名社会医学家帕森斯认为:“一个医生和他或她的患者之间的关系是基于医生帮助患者有效地处理健康问题这一基础之上。患者与医生通力合作,医生则尽可能地使患者恢复到正常功能的水平。但是,医患之间往往存在因为角色差异而带来的认知冲突。”罗伯森·G也指出,由于医患双方专业分工、专业知识背景差异以及各自权益的不同,面对同一个有争议的诊疗结果,就存在归因的认识性与动机性偏差[3]。根据卫生部北京医院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按照医学标准及《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本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却被不少调查对象(患者)当作了医疗事故:如两次门诊误将咽鼓管炎症导致的耳聋当作突发性耳聋,确诊后治愈,有91.59%的被调查对象认定为医疗事故;全光波治疗雀斑1个疗程后达不到医生介绍的效果,认定为医疗事故者占85.5%[4]。由此可见,医方判断为正常的诊疗结果,而患者却可能认为是医方诊疗的失误或事故,从而片面地追究医方责任。

医方在诊疗过程中首先考虑的是它是否符合医疗行业标准,是否属于疾病的深化趋势,是否是由于技术水平与设备性能而造成的问题。而患方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权益是否会受损,医方是否有责任,怎样才能获得最佳的补偿。医疗行业都对确诊率和急症抢救成功率有一个标准,这两者都不可能达到100%。对医方来说由于患者之间存在较大的个体差异,医疗意外、并发症的出现都是极有可能的,对此医生们往往有心理准备,但患方并不了解,即使有些人懂得一些,一旦事情发生就会产生较大心理不平衡,接受不了现实。由此产生不满情绪,指责医方,有的聚众闹事扩大事端甚至诉诸法律。

2 社会期望改变导致医生角色转变

社会期望是角色行为赖以产生的客观基础和标准。因此,当社会期望随社会文化变迁发生变化时,人们也必须调整自己的角色行为以符合新的社会期望的要求。角色行为对社会期望的适应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5]。随着社会的变迁,医学技术的不断飞速发展,医学模式也在发生着变化,社会不同时期对医生角色的要求也不同。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生物医学二元论”的医学模式把人的生理与心理因素完全割裂开,这时期医生所扮演的是一种专家角色,在这种医患关系下,医生是绝对的权威,患者的知情权和参与权都不能得到体现,当某些患者对医学知识稍有了解,想参与到对自身病症的诊治当中去的时候,医生的这种专家角色,就会引起患者的心理逆反,从而导致医患冲突的发生。

为了调整医患关系,旧的“二元论”的医学模式被新的医学模式“整体论”医学模式所替代。医学研究者对疾病的产生有了新的认识,他们认为心理、社会因素也是产生疾病的重要因素。同样患者也会通过各种信息渠道使其对自身的疾病有了更多的了解,学习了有关的医学知识。这时医生不再有以往对患者疾病的绝对的控制权,患者有了参与治疗自身疾病的愿望,并且期望医生能与他们平等地交流,从心理上给予他们更多地帮助,这时医生的专家角色转变为与患者的一种伙伴关系,他与患者的地位是一种平等相处的地位,这种关系有助于消除患者的紧张焦虑心情和对疾病的恐惧心理,从而更有利于医生对疾病的治疗。目前医生对于患者的这种伙伴角色在医学领域处于主流地位。但这种关系并不是完全没有缺点,医疗资源的控制者仍然是医生,当患者有一些要求,而医生认为用处不大时,双方就会产生分歧,从而导致医患冲突。

步入科技高度发达的21世纪,随着医疗水平大幅度提高,人们的生活有了质的飞跃,人们在追求幸福生活的同时,开始认识到身体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前提,对健康有了新的认识,对自身的健康不再完全依赖于医生。在医疗过程中,患者会提出自己对自身疾病的认识,并做出理性的选择,他们可以自己选择医生,并且可以拒绝医生的建议。由此产生了新的医学模式:“服务者——消费者”的医学模式。在这种医学模式下,患者的地位进一步提升,患者的知情权与选择权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时医生的社会角色转变为服务者的角色,更多的选择权力让渡给患者,那么它的缺点也就在于此——某些权力的让渡并不完全是从患者的需要出发的,有时患者做出某种选择是出于被迫,容易导致医生责任的转移,从而引发医患冲突。

3 医生角色冲突带来的问题

在社会生活中,每个人都会扮演不同的角色,每一个角色都会有一定的社会期望,当这些期望彼此出现矛盾时必然会造成角色冲突。

社会学家将角色冲突分为两种:即角色间冲突和角色内冲突。角色间冲突指个体必须同时扮演过多的不同角色,由于缺乏充分的时间和精力,无法满足这些角色所提出的期望而产生的冲突[6]。医生角色间冲突表现在更多医生并没有随着患者对医生产生的更高的社会期望而有所转变,从而导致医生自身角色冲突。

首先,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使广大民在健康方面的知识水平越来越高,患者相应权利的增加对医疗服务的要求也随之提高,新的医患关系模式出现,使医生不仅相对于患者其社会角色发生变化,相对于自身也赋予了他们更多的角色范畴。医生不仅要学习医学技术理论知识,还要掌握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等许多其它方面的知识。如果作为医生不能很快地适应这种转变,在医疗服务过程中,不能尽可能地满足患者来自心理方面的需求,即使治疗效果是成功的,也有可能得不到患者的认同,最终导致医患关系僵硬、恶化。

其次,随着科技发展,社会分工日益精细,学科设置过于专业化,学者更多地对某一领域甚至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进行研究。医学也如此,随着医学技术的高科技化,对于疾病的治疗越来越专一化,不同疾病需要不同的专科医生,同一种疾病也有各种方式的治疗方法,对于不同的治疗方法就会有专门精通的医生。但新的医学模式下,患者对医生的社会期望变得复杂多样,使得医生在行医过程中,除了必要的治疗过程外,患者还要求医生更多地与自已交流沟通,以满足心理需求;现代人由于生活节奏加快,工作压力增大以及来自婚姻家庭各方面的因素,导致身心疲备,很多病人都存在身心疾病,如果医生缺乏对这些疾患的处理所必备的知识,往往会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最终是治疗效果不佳,导致患者不满意。这种情况就要求医生要同时懂得医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门学科的知识,从而更好地判断病人的疾病。然而人的精力和时间是有限的,由于医学知识的复杂性,医学生即使毕业后在工作中仍然要不断地进行各种医学理论及医学技术的学习,他们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其它如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即使学习了也只能是粗通皮毛,俗话说“隔行如隔山”,现代人的心理、社会问题极为复杂,它与疾病的产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用浅显的知识去解决复杂的问题只能是浅尝辄止。

第三,在现代医院医疗服务中,医生的工作强度增加、工作质量要求的提高都给他们带来一定的精神压力,让医生承担多个角色,使他们无法适应角色的过度多元化,则只会发生角色冲突与混乱,无所适从,是医患关系和谐发展的不利因素。

4 应对由角色冲突导致的医患冲突

改善医患关系,减少医患冲突的发生,需要进行综合的治理,单纯只从一个方面改观是不会收到良好效果的,我们不仅要从加强医德医风建设、完善法律制度、保险体制、社会保障等等方面改善,还要探索新的医学模式,以解决需求的多元化与医疗技术的专门化之间的矛盾。

需求的多元化必然产生更多的角色介入到医疗服务当中,这就是医务社会工作者角色。美国医务社会工作的开创人卡博(Cabot)认为:医生是一位关注力小的人,他们往往不甚了解病人的过去与未来。医生的存在是因为他们对人的一小部分有充分的了解,但其缺乏一些必需的补充与平衡,而社会工作者可以成为补充者与平衡者。

在欧美国家和我国港台地区医务社会工作目前发展迅速,并且取得良好的效果。

然而在我国(除港台外),从1952年我国各大医院的医务社会工作服务随着高校社会学课程的取消也随之被取消。其实早在1921年,美籍浦爱德(Ida Pruitt)女士就已经在北平协和医院开展了医务社会工作,成立了社会服务部。著名社会学家雷洁琼在评价社会服务部的作用时指出:“社会服务部是一个使医院和社会发生密切联系的组织。病人到医院来看病后不是简单地看完病就走了,医院应该了解病人家庭经济状况有没有困难?能不能交费?病人能不能和医生配合好?他们相信不相信医生?吃不吃药?只有了解了这些情况,医院才能取得比较理想的治疗效果。不然有些病人由于不信任医生,给他药也许扔掉不吃,也就治不好病。医院了解病人的家庭情况后,对一些经济上有困难的病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减免一些费用。对有疑虑的病人做好思想工作,使他们接受医生的治疗方案。这种沟通医院和病人家庭关系的做法是当时协和医学院的一大特点,进行这项工作的就是社会服务部。由于社会服务部发挥了作用,病人一般都和医院建立了良好的关系”[7]。可见,医务社会工作者的角色介入在和谐医患关系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近20年来,在我国内地一些医院虽然也设置了医务社会工作岗位,但其发展极其缓慢,在医疗行业改革中并没有得到重视,连基本的框架都没有形成,缺乏制度化、专业化、职业化。虽然目前我国各大医院都非常重视医患关系的和谐发展,重视解决医疗纠纷问题,但在处理医疗纠纷的部门中并没有设置专业的医务社会工作者,有的被缺乏专门医疗知识的政工干部替代,或是由转岗的医生、护士担任,这种人力资源的非专业化导致一旦患者或家属有诉求,他们很难从专业角度有效地解决医患纠纷问题,从而使得患者及其家属原本已经与医护人员产生纠纷,在得不到有效处理后,再次产生不满,更加深了医院与患者的矛盾。其实在医患矛盾中,70%的医疗纠纷是由于医务人员与患者在语言或行为上的沟通不良引起的,医生与患者更多地是交流医疗技术问题,医务社会工作者则可以给予病人更多地心理安慰,告诉病人需要配合做的事情和其它一些注意事项,缓解病人的紧张情绪,甚至能起到医疗手段起不到的身心治疗效果。在医院的很多岗位中,都有医务社会工作者展示才华的机会,他们除了可以参与到医疗工作本身外,还可以参与到医疗保险、医疗纠纷处理、医院伦理研究等等工作中来。医务社会工作者实际上是医生与病人之间的桥梁与纽带,他能够更好地利用专业知识,使医患双方达到共同目标——良好满意的治疗效果。

我们在初步发展阶段虽然不可能像美国医院那样,达到医务社会工作者与医生1∶1的配比,但是可以尝试在每个不同的专科病房中设置一至二名专业的医务社会工作者,对住院病人实施心理安慰、急重病人或肿瘤病人手术前后的心理治疗,在相对较小的工作范围内试点,然后扩大推广范围,使得医务社会工作者能够更多地帮助患者解决看病、住院、手术、护理及经济费用等一系列的困难。这会是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它需要国家及卫生管理部门在财力上、政策上的大力支持,还需要从法律和制度上为医务社会工作及其工作者提供有力保障。我们期待着在不久的将来,会看到更多的专业的医务社会工作者的介入,在有效减少医患冲突、改善医患关系、促进和谐医院的发展中发挥他们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王建新,王峰.医患关系反思录[J].医院领导决策参考,2002,(22):2.

[2]周晓虹.现代社会心理学:多维视野中的社会行业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361.

[3]杨同卫,路文涛.国内外医患冲突研究综述[J].中国医学伦理学,2006,(105):47.

[4]杜元太,习俊等.患者对医疗纠纷认知情况的研究[J].中华医院管理杂志,2003,(10):633.

[5]周晓虹.现代社会心理学:多维视野中的社会行业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395.

[6]周晓虹.现代社会心理学:多维视野中的社会行业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3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