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链再造

2024-08-25

价值链再造(精选9篇)

价值链再造 篇1

我国战略管理会计的应用处于初级阶段, 大部分学者将这种状况归咎于战略管理会计理论引进的时间较短, 经营管理者素质不高以及工作重点仍然是财务会计等方面。但笔者认为, 我国战略管理会计应用层次较低主要是缺乏信息的支持, 而负责信息采集工作的会计信息系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一、战略管理会计研究文献的简要回顾与评述

战略管理会计最先由英国学者Simmonds于1981年提出。Simmonds (1981) 在界定战略管理会计时, 特别关注竞争者, 注重的是竞争这一要素。其对传统管理会计理论的挑战在于, 不再从企业内部效率的角度看待利润的增长, 而是从企业在市场的竞争地位这一视角重新看待这个问题。自Simmonds提出战略管理会计以后, 相关研究文献也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 “战略管理会计”主题也被公认为20世纪末期以来管理会计领域最热门的研究领域之一。但是, 通过我们所作的文献检索发现, 在会计学科的世界顶级学术期刊上很难找到有关这个主题的文章。大量的文章出现在实务性杂志上。对于战略管理会计进行研究的文献基本上局限于研究“什么是战略管理会计”, 对战略管理会计业务流程再造与控制以及战略管理会计系统构建的相关研究基本上处于空白, 对于战略管理会计在实践中的作用效果尚存在着争议。

学者们对于战略管理会计的研究只是提出了相关的概念以及涵盖的内容等, 忽视了战略管理会计实现的重要基础, 即对战略管理会计信息采集、存储、加工与传递的信息系统进行研究。若对于战略管理会计的研究长期脱离会计信息的采集、存储、加工与传递等, 则会使战略管理会计在企业中的应用只能是“空中楼阁”, 走入理论研究不能运用于具体实务的“怪圈”。对于战略管理会计的研究应当结合会计信息系统的相关理论, 尤其是会计业务流程再造理论。这是因为战略管理会计信息系统构建的关键在于会计业务流程的再造, 若不对现有会计业务流程进行再造, 则不能将现有会计信息系统改造成满足企业战略经营管理发展要求的信息系统, 战略管理会计的应用也将成为“空中楼阁”。

二、战略管理会计业务流程再造的必要性分析

企业如何适应战略管理时代的要求, 企业资源在内部如何分配与利用, 如何使企业内部之间协调行动以取得整体上更优的战略效果, 这些问题的解决都必须建立在掌握竞争对手、客户、供应商和企业自身等战略管理信息的基础上。战略管理会计可以在传统会计和战略管理之间搭建桥梁, 并向战略经理人员提供决策所需的信息, 根据不同的环境, 采取不同的信息收集和分析方式。同时, 战略管理会计向管理层提供报告的频率随着提供的信息类型以及信息的重要性和影响程度应该有所不同。企业经营管理人员迫切需要与战略管理相关的会计信息, 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也开始重视战略管理会计的研究工作, 但其在我国的应用仍然处于初级阶段。

我国战略管理会计的应用处于初级阶段不排除经营管理者的素质、会计工作的重点以及人才等方面的因素制约, 但这并不表明企业对战略管理会计信息的需求不大。在Chris Guilding (1999) 和Chris Guilding、Mc Manus (2002) 对竞争者会计和客户会计的调查问卷中显示, 实务工作者总体上对竞争者会计和客户会计给予了肯定和重视, 而在2009中国汽车产业国际论坛上, 广汽集团总经理曾庆洪在“新格局下如何提高竞争力”的主题发言中指出, 中国汽车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的主要途径是战略和管理。这也表明, 企业经营管理层越来越重视战略管理。企业战略管理决策的基础是与战略管理相关的各方面信息, 尤其是会计信息。为服务于企业的经营管理战略目标, 满足企业经营管理层对战略管理会计信息的需求, 会计信息系统不仅要注意采集内部会计数据, 更要注重竞争者、供应商和客户等外部会计数据的采集工作。

诞生于20世纪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的会计信息系统, 主要侧重于为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服务。它采用灵活多样的信息技术手段和方法, 为企业经营管理部门进行最优化管理决策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在现代化企业经营管理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传统会计业务流程的数据采集只注重内部, 涵盖的内容较为狭隘, 从战术角度采集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数据, 对于外部会计数据的采集工作处于被动地位, 缺乏对企业战略管理的有效支持。随着企业战略管理思想的深入运用, 对竞争者、供应商、客户以及企业自身等战略管理信息的需求将越来越强烈, 企业会计业务流程应从战略角度扩展到宏观层面, 以长期为导向, 面向未来, 面向企业外部, 包括整个价值链的财务信息和非财务信息的采集工作, 否则不能在战略管理决策中扮演决策支持系统的作用。

综上对战略管理会计应用现状的成因分析, 笔者认为, 我国战略管理会计应用处于初级阶段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当前的会计信息系统无法生产出服务于企业战略管理决策的会计信息, 战略管理会计的应用需要一个能够提供竞争对手、客户和供应商等相关会计信息的会计信息系统, 因此需要对当前的会计业务流程进行再造。

三、会计业务流程再造理论对战略管理会计的贡献

对于会计业务流程再造的目标, 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存在着一致的看法, 都强调以优化企业价值链为核心, 以提高企业竞争能力为目标, 为了在绩效评价的关键指标上取得显著的成果, 重新设计企业的会计业务流程, 最终实现财务、业务一体化, 提供更加丰富的定性、不确定性和非财务信息 (刘杰, 2010) 。这种理念与战略管理会计的思想也不谋而合。

未来的战略管理会计是基于网络价值流的战略管理会计集成系统, 其构成比原来的战略管理会计系统更加复杂, 不是用几个功能来简单描述系统, 也不是将传统战略管理与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简单结合, 而是将企业的环境、信息技术应用、网络价值流与战略管理融合成一个集成化系统来探讨其构成和特性 (傅元略, 2004) 。当前, 会计信息系统的数据采集端口只是局限于企业内部, 没有延伸到客户和供应商, 无法采集竞争对手、客户与供应商的相关信息, 不能很好地满足企业对战略管理会计信息的需求。会计业务流程再造为战略管理会计系统的构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 将推动战略管理会计系统的构建, 再造企业的销售、采购以及生产等会计业务流程, 向企业经营管理层提供更多的与竞争者、客户和供应商等相关的战略管理会计信息。此外, 业务流程再造的实践也表明, 越来越多的企业受益于业务流程再造项目 (Ozcelik Y, 2008) 。因此, 会计业务流程再造使当前会计信息系统真正成为战略管理型会计信息系统, 减少部门与部门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关于会计信息共享的协调成本, 高效地向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一系列的定性和定量、货币与非货币、财务和非财务信息, 以满足决策者对战略管理会计信息的需求。

四、战略管理会计业务流程再造的基本思路

未来的竞争是价值链与价值链之间的竞争, 战略管理会计业务流程再造必须涉及企业所处的价值链, 因此本文将结合价值链研究战略管理会计业务流程再造问题。总体来讲, 价值链管理会计信息化的目标具有双重性:不仅要提高所有各联盟企业内部会计管理、控制和决策能力, 还要从价值链企业联盟的整体价值管理活动出发, 提升整个价值链会计管理工作的监管、分析和决策能力。按事先规定的法则, 在联盟企业有关业务发生时, 提取相应的价值链会计管理的会计、财务、业务、市场、客户和竞争对手等综合信息以满足价值链企业联盟综合管理、监控和高层决策管理的需求, 从而提升价值链企业联盟整体会计管理工作的水平和价值 (杨周南, 2006) 。战略管理会计系统的业务流程再造也应当本着上述两个目标, 有计划、有步骤地对当前会计业务流程进行再造。

1. 成立价值链企业之间的会计协调委员会, 加强企业间协调工作。

战略管理会计业务流程再造, 不仅涉及企业内部资源的整合, 还涉及价值链企业之间的资源整合问题。为保证战略管理会计系统流程再造的顺利运转, 在流程再造之前成立价值链企业之间的会计协调委员会是相当必要的, 这也是一种组织再造的过程。会计协调委员会存在着对价值链企业人力、物力和财力等资源的依赖问题, 这就需要价值链企业根据各自势力, 在协调沟通的基础上共同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组建会计协调委员会。该委员会主要是致力于统一会计数据标准的制定与发布, 协调不同企业之间会计信息共享工作, 解决不同企业之间的会计产权问题, 维护价值链企业所构建的“中央数据库”以及领导战略管理会计系统流程再造工作等等。

2. 实现价值链企业之间会计数据标准的统一。

战略管理会计信息的搜集有赖于价值链企业之间会计信息的共享。未来的竞争不是单个企业与单个企业之间的竞争, 而是价值链与价值链之间的竞争。价值链企业之间会计信息的共享有利于降低客户、供应商等会计信息的搜寻成本, 提高战略管理会计信息的及时性、可靠性以及相关性等, 同时也能达到价值链企业共赢的效果。企业的会计信息资源是以各种不同格式的数字化电子文档存在于不同企业的信息系统中, 要充分利用这些会计信息资源, 就应当建立价值链企业之间统一的会计数据标准。若缺乏这种统一的会计数据标准, 则会增加不同企业之间会计数据或会计信息的转换成本。由此可见, 战略管理会计系统业务流程再造的首要步骤是实现价值链企业之间会计数据标准的统一, 只有实现了会计数据输入输出的标准化, 才能保证不同企业之间会计数据的可读性, 实现会计信息的一次输入、多次重复利用。在制定统一会计数据标准的过程中, 价值链企业应立足于价值链内部的实际情况, 制定统一的会计数据标准, 强化会计业务流程的数据采集能力, 使会计数据标准满足价值链企业会计信息共享的要求。价值链企业会计数据标准制定程序如图1所示:

在具体程序上, 价值链企业应当成立会计协调委员会, 并由价值链的核心企业牵头, 根据不同企业的实际情况拨付一定的资金, 由会计协调委员会制定适合价值链企业会计信息共享的数据标准。会计数据标准化的制定包括会计元素标准化、数据库结构标准化、数据存储标准和输入输出标准化四个方面。不同的企业再根据统一的会计数据标准输入会计数据, 产生会计信息, 提供给会计信息使用者。会计数据标准的制定是一个长期、动态的过程, 因此, 会计协调委员会必须保证和提供会计数据标准应用效果的反馈渠道, 监控会计数据标准的应用效果, 不断完善价值链企业内部的会计数据标准, 为战略管理会计系统业务流程再造夯实基础。

3. 建立价值链企业之间的中央数据库。

企业战略管理决策的制定与实施必须建立在掌握竞争对手、客户、供应商和企业自身等战略管理信息的基础上。在价值链企业之间, 要掌握这些战略管理信息, 实现会计信息资源的共享, 最重要的前提就是建立价值链企业之间的中央数据库。

中央数据库存储来自于不同价值链企业的会计信息, 这些会计信息不仅包括财务信息、定量信息和确定性信息, 也包括非财务信息、定性信息以及不确定性信息。中央数据库的构建应面向价值链企业的战略决策层, 流程再造之前做好充分的调查工作, 合理设计高效的中央数据库, 让企业战略管理决策从中受益。需要提到的是, 中央数据库并非包括单个企业的所有信息, 企业的一些核心机密数据是不包含在中央数据库中的。

价值链企业中央数据库的建立程序如图2所示:

在中央数据库建立的具体程序上, 由不同的价值链企业采集和输入各类会计信息, 输入会计信息的范围应由价值链企业之间进行协商和沟通, 在不损害单个企业利益的情况下, 尽可能地输入与其他企业或自身相关的战略管理会计信息。单个企业输入会计信息后, 通过网络或其他方式写入中央数据库, 在企业需要其他价值链企业的会计信息时, 可以根据相应的规则读取中央数据库中的会计信息, 生成财务会计报告, 提供给会计信息使用者。

需要特别提出的是, 价值链企业之间往往在地理位置上相距甚远, 因此笔者认为, 中央数据库的建立应当采用能支持远程传送能力的B/S结构。对于基于B/S结构的数据库集成模式, 需要将不同数据库的不同特性在全局数据字典中存储起来, 当服务器收到用户提交的请求后, 首先判断用户请求的数据库, 然后根据该数据库对应的存取特性翻译成与数据库对应的操作。得到结果后返回给服务器, 服务器再将得到的结果以动态网页的形式返回给浏览器。

4. 战略管理会计系统业务流程再造的行动框架。

业务流程再造理论是针对过去存在的因循守旧、想用修修补补的办法去解决问题的习惯, 强调从根本上重新思考并且彻底改造、设计企业的业务流程而进行的企业重新整合。但笔者认为, 对会计业务流程进行根本上的、彻底的、显著的设计和改造并不是一项容易进行的工作。J.Peppard与P.Rowland (2003) 就反对“为变而变”以及花费巨大而收效甚微的“脱胎换骨”式改造。

因此, 对战略管理会计系统业务流程的再造, 应该审时度势, 结合企业当前的实际情况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正是基于上述思想, 笔者提出了战略管理会计系统业务流程再造的行动框架, 如图3所示, 用以规范战略管理会计系统业务流程再造。

这种概念框架的基本思路是, 在战略管理会计系统中, 价值链内部的不同企业依据所拥有的资源或权力以及整个价值链的结构, 在战略管理会计业务流程再造过程中进行协调与沟通, 行使相应的权力, 并在共同的价值链环境下进行协调, 产生新的会计业务流程再造规则, 从而作用于当前的会计信息系统, 使其发生相应的改变, 演变成为企业提供战略管理会计信息的会计信息系统, 为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有利于制定战略管理决策的战略管理会计信息, 而不是仅仅一味地强调从根本上重新思考、彻底改造、设计企业的会计业务流程。因为如果仅仅强调彻底改造、设计企业的会计业务流程, 往往会遭遇来自不同方面的反对。战略管理会计业务流程再造所提高的是整个价值链的整体效益, 在完善整个价值链系统的整体特性的过程中, 可能会对单个企业造成利益或权力上的损害。这需要价值链中企业对其他企业利益或权力进行平衡, 并与利益或权力受损企业进行沟通和协调, 在实现价值链企业联盟整体利益提升的同时, 提高单个企业内部会计管理、控制和决策能力。

在流程再造过程中最为关键的步骤就是协调。协调的思想要求流程再造不应采用激进方式, 而是在协调、互动的过程中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战略管理会计业务流程再造工作。众所周知, 战略管理会计业务流程再造所涉及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将远远超过单个企业内部的会计业务流程再造工作, 此项工程不是一蹴而就的, 若不采取温和的方式, 而采取激进的方式进行流程再造, 很有可能导致因个别企业的反对而使流程再造“破产”。因此, 在战略管理会计业务流程再造的具体行动方案中, 要做好各方面的协调工作。

五、结束语

目前, 对于战略管理会计业务流程再造以及战略管理会计系统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笔者对于战略管理会计系统和战略管理会计业务流程再造的研究尚存在许多不足之处。本文的研究主要是想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拓展战略管理会计研究的视野, 而不是仅仅局限于研究“什么是战略管理会计”。同时需要指出的是, 本文所提出的行动框架仅仅是会计业务流程再造的一种基本思路, 有待在实践中进行检验和修正。

摘要:本文首先在回顾战略管理会计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指出当前战略管理会计研究存在的不足之处, 然后对战略管理会计业务流程再造的必要性以及会计业务流程再造对战略管理会计的贡献进行了分析, 最后提出战略管理会计业务流程再造的基本思路。

关键词:价值链,会计业务流程再造,会计信息系统

参考文献

[1].Christopher S.Chapman, Anthony G.Hopwood, Michael D.Shields著.王立彦, 吕长江等译.管理会计研究 (第一卷)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2].Ulric J.Gelinas, Jr.等著.毛尧飞, 施英译.业务流程与信息技术.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6

价值链再造 篇2

【处方】首产男胎紫河车1具(先用竹刀刮去血,新汲水洗净,炙干,再用甘草8两,人参5钱煎水3碗,慢火煎至1碗,将河车放瓷器内收干,即将瓷器封好,外用黄泥固济,入炭火煅红,冷定,取出如乌金纸色收贮。每用1钱),朱砂4钱,珍珠2钱,大冰片1分,真琥珀2钱,滴乳石3分(煅)。

【制法】上药各为细末,再研匀,老米饭为丸,如绿豆大。

【功能主治】杨梅结毒恶疮,烂去鼻准,并烂脱阳物。

【用法用量】每服3分,用土茯苓4两煎汤送下。服至1月,鼻长如旧矣,但必须先刻成一端正细木鼻子式,外以黄蜡熔化,浇木鼻上,俟微干,即将蜡鼻取起用火供微烊,即粘在土星处,待1月药完,鼻自生矣。如阳物烂去,亦如此。

【摘录】《疡科遗编》卷下

西海岸价值再造 篇3

在更广阔的时代背景和空间布局下,构建战略性新经济增长极、推进城市跨越式发展……在“蓝色跨越”和“再造一个新青岛”的宏伟蓝图下,整个城市的关注目光和干事创业的历史担当,聚焦到与青岛主城隔海相望的胶州湾西海岸。

在国家向海而兴的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宏观背景下,青岛的西海岸不仅属于青岛——这是对“向西挺进”这场综合战役战略地位最简明扼要的阐释。

青岛,一个建置不过百年的城市,怀抱未来百年大青岛之梦,踏实行远。

宏观背景催生的拐点

“作为东部沿海城市、第一轮改革开放的参与者和直接受益者,青岛目前进入的发展时期与国家的发展阶段相辅相成。”青岛市发改委副主任张旭东首先判断。

区区30载改革春秋,中国人凭借强大的发展意愿和自觉意识,创造出令其他经济体羡慕不已的年均增长9%以上的高速发展模式。

中国制造的爆发式发力,不仅成就了中国“世界工厂”的影响力,更把中国推上世界GDP第二大国的位次排名。

中国成为以制造业为支撑和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体,但发展之路绝非一马平川。

经济学界普遍认为,一个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在人均GDP达到10000美元至17000美元时,就处在工业化后期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

这个时期,既蕴藏着产业加速升级、结构优化转型的新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新兴经济体追赶下、传统优势逐渐丧失的发展尴尬。如果不能找到赖以推动经济增长的新的比较优势产业,那么就会陷入可怕的“中等收入陷阱”。

尤其是2008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沿海地区经济增长普遍放缓,这固然与全球经济不景气造成的外需下降不无关系,但也表明,这些在第一轮改革开放中,曾经依靠从计划向市场转型所释放出的制度能量等取得巨大发展成就的区域,正面临创新放缓、产业升级滞后、新的增长点难觅、人口红利衰减、成本压力陡升、人均收入得不到提升而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等一系列严峻问题……

2011年青岛生产总值达到6615.64亿元;地方财政收入达到566亿元,人均生产总值超过1.1万美元,“拐点”迹象鲜明。

“国家面临的发展问题在青岛也很明显。”张旭东表示,必须意识到青岛的发展现实是,当前既有的城市空间格局,已经成为制约城市转型升级的“天花板”。

而能够让青岛走出这种局面,且能够承载和实现新青岛、大青岛再造使命的,唯有直面太平洋和欧亚大陆桥头堡的西海岸。

对此有专家解析说:“尽管青岛近些年曾先后提出学浦东、学滨海、学大连、学两江等,但如今提出的建设西海岸经济新区,显然与上述新区是不一样的,有着更为深刻的内涵与特征。”

某种程度上,这也是被逼出来的。

有数据表明,1998年,实力正强的青岛工业总量超武汉、沈阳、大连、成都,一度是15个副省级城市的第三名。但到2008年,在制造业利润式微和外贸萎靡的双重打压下,青岛的财政收入被大连赶上。

尤其近三年“三连落”之后,2011年,青岛市GDP总量跌出全国前十,566亿元的地方财政收入,与珠三角开放高地广州979亿元形成巨大落差,与曾经比肩的杭州785亿元差距鲜明,甚至不如南京635亿元、沈阳620亿元、宁波657.5亿元和武汉673亿元等经济体量不如青岛庞大的城市。

一个典型的案例莫过于天津滨海新区。拥有2200平方公里的滨海新区,土地面积约等于一个西海岸的空间规模,但是2011年,一个滨海新区创造的经济总量为6206.9亿元,财政收入为917.3亿元。GDP几乎与青岛城市相当,而财政收入却大大高于青岛。

“标兵渐远、追兵渐近”,急于弥补发展后劲不足的短板、构建经济新增长极,这是急于谋变的青岛人对青岛的清醒认识——青岛亟待一个具备孕育高新产业的可持续发展空间,实现经济、人文、社会三位一体的高起点建设、高质量运行和可持续发展。

向海而兴的价值再造

大力推进西海岸经济区建设,与去年1月国务院批复《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一脉相承——“以青岛为龙头,打造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核心区”,既是青岛肩负的半岛乃至国家崛起的历史使命,更是高起点发力、跨越式成长的蓝色机遇。

与1984年始自14个沿海开放城市摸石头过河的信心与行为不同,2011年密集出台的国家级涉蓝区域规划,从北到南,囊括了中国几乎所有的沿海地区和涉海省份,从战略的高度和覆盖力度看,承载着中国面向未来的大国崛起之梦,也承载着整个中国经济高起点、可持续发展的转型诉求。

“青岛必须突破以城市为发展单位的惯性思考模式,突破青岛和山东半岛的区域空间概念,把西海岸经济区放置在更加开放和国际化的坐标中,去规划、布局、建设、实施。”张旭东表示。

西海岸经济新区规划陆域面积2096平方公里,海域面积约为5000平方公里,空间范围广大,一旦建设完成、布局到位,对内陆地区的拉动力和辐射力显见。

记者了解到,当前,除了四大直辖市和广州、深圳,沈阳、武汉、西安等多个城市都在积极争创国家中心城市,在珠三角、长三角等四大经济增长极的夹缝中,积极寻求中心城市的价值定位。

面向未来,更加强调开放、创新、合作与辐射力的城市群,将是未来中国城市的发展形态。由此可见,西海岸经济新区绝非主城、副城的概念,三城联动下,海湾型的大青岛新格局还将带动沿黄流域群雄突起重塑青岛的价值。

张旭东告诉《商周刊》记者:“人口红利、追赶者红利渐次消失的当前,唯有从制度红利中寻求突破。西海岸经济新区就是创造性地落实和挖掘制度红利的载体。青岛的独特优势在港口、在区位。”

在张的解释中,记者明白所谓“制度红利”,就是在新一轮沿海经济板块进一步开放、向海而兴的国家战略中,以蓝色经济为突破口,谋求青岛国际化的区域中心城市增长极地位。

从区位上看,青岛不仅仅是山东的龙头。在积极对接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设中,青岛所处东亚经济体的门户,有条件成为自由贸易的桥头堡,为国家对外开放格局和海洋产业转型升级、体系构建中,争取更大的对外空间和更多交流合作的机会。

作为开放高地,优势在港口和保税功能区。曾有经济专家评论,中国最好的黄金海岸线除了北部湾、香港,就是山东半岛南部。青岛港的天然条件全国一流,深水大港、不疏不冻、腹地开阔、空间充裕,从区位上讲靠近国际主航道。而宁波港、天津港、大连港其他港口,要么没有腹地优势,要么自然条件不达,港口综合实力不及青岛港。

放眼西海岸,无论是现在的保税港区,或是董家口港区,似乎都显得雄心勃勃。

按照新区规划,将在前湾保税港区9.72平方公里的基础上,调整前湾保税港区封关区域,规划建设产业配套区,构筑胶州湾片区、董家口片区两大保税功能拓展区,总面积扩展到约110平方公里。

据了解,董家口港目前已建成40万吨级大型矿石泊位,规划建设的上百个泊位全部建成达产后,将形成3.7亿吨的年吞吐能力,相当于再造一个青岛港。资源整合、效应放大,青岛港口能力将集中且突出。

机遇在前,保税港区提出“双轮驱动”。对内,加快推动国际贸易、口岸物流业跨越发展,使保税港区的开放内核更为强大地释放能量;对外,则全力拓展保税港区功能,坚持先行先试,深化配套改革,在更高的起点上定位和布局。

港口带动贸易,贸易的巨大繁荣将带动港行物流、港行金融等港行服务业全产业链的打造。综合利用好港口和保税港区的服务功能和政策红利,青岛港应该谋求国际航运的中转站和枢纽站。

不仅如此,当前,西海岸正在积极申请海陆统筹综合改革实验区。所谓海陆统筹即一种新型发展模式,在制度创新依托下,新型工业化、城市化、新农村建设高度结合的体制创新的城市群概念和现代化的功能区。

对于西海岸的未来,对于青岛的未来,有人曾用大视角这样分析,西安是5000年的西安,北京是500年的北京,上海是100年的上海,深圳是30年的深圳,用5年时间再造一个5000亿经济体量的新青岛为什么不可以。

价值链再造 篇4

合院住宅与大家族

古代中国的“家国同构”关系被平行地反映在从国家到家庭、从城市到乡村的空间同构之中。它们几乎都可无一例外地被描述为“一组被墙围合起来的建筑群”:被长城围合的国家, 被城墙围合的城市, 被院墙围合的家庭。“围墙”在强化中国礼法秩序的控制性的同时, 也显示了东方农耕文明的内向性。与游牧文明不同, 农耕文明对土地长期驻守的生产要求, 形成了以墙圈地的财富积累模式, 并为了管理这种财富形成了严密的官僚体系和家族谱系, 其终极空间造物便是在《周礼》中被描绘为“九畿”的理想国模式。合院住宅正是这种天下观中的终端空间, 它不仅为基层的宗法组织提供了最小化的围城模型, 同时也将“治国、平天下”的宏大蓝图微缩在“修身、齐家”的尺度内。

这种“墙套墙”的同心圆模式之中, 有关“天人关系”的风水理论和“人际关系”的礼法制度, 被精确地映射到从城市规划到建筑营造、从方位尺度到形制色彩的日常空间之中。空间结构秩序井然与家庭成员的长幼尊卑有着几乎量化的平行关系。合院住宅的中堂供奉着家族列祖列宗的牌位, 其他所有在世的家庭成员的“宅”则围绕着这一具有精神中心作用的“家庙”, 以等级森严的序列展开, 从而在方位上体现长幼有序、尊卑有序、主客有别、内外有别的差序格局。合院住宅以“宅”合“院”, “宅”与“院”有着实虚互补的辩证关系:“宅”可以是实的“院”, “院”可以是虚的“宅”。“院”不仅可以接纳天地之气, 也为“宅”提供了公共空间。而这种公共空间也因为其所处的内外方位差异而有着全然不同的用途:道貌岸然的前庭被家长用于展现他在内政中的权威和外交中的地位, 而隐秘的后院则通常被开发成为风月无边的后花园, 这里, 内外院落展现了儒与道这两种本土价值观在空间上的辨证关系。它们为家族成员提供了出入于现世生活的可能, 并令其中生活的中国人进化出自律和纵情的双重人格。

四合院是合院住宅的最小模块, 而在大型合院住宅中, 这一模块在同样的轴线规则和等级序列中拓扑延展, 使得聚族而居的大家庭可以按照院落进数自我复制, 凝聚成高度团结的集体利益共同体, 它不断扩建的过程也是其财富积累和人口膨胀的兴旺过程。在扩建方面, 城市中的合院住宅通常要受到行政等级的约束, 而乡间却有着相对自由的发展空间, 这使“城—乡”分别在“国—家”的治理下实现了统筹发展。一个豪门望族通常可以达到一个城池的尺度, 这些“宗族城池”外在于国家行政管辖下的城市, 在辽阔的乡间彰显着它自成体系的自治能力。行政城市的形态大都因遵循自上而下的大一统法式而千篇一律, 而乡间的“宗族城池”则在漫长的自治历程中演化出具有地方差异的住宅类型。这种演化足以证明:在求同存异的治国框架下, 中国住宅可能因为某种非行政的、自下而上的力量而改观。

商品房与移民家庭

如果说传统中国住宅的核心在于其源自农耕文化的集体理念, 它的根本转变则发生在这种理念遭遇外来冲击之时。在近代租界城市发展起来的工商业打破了“重农抑商”的农本主义, 从而将工业革命、产业运动和都市化植入中国。与传统中国的行政城市划分不同, 这种基于西方样板的都市化运动因追求高效生产而强调社会分工, 因资源高度聚集而导致人口的高密度和生活的高成本, 这极大地有别于过去稳定的、低成本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 从而势必影响到与之相关的居住方式。大量人口在上世纪初的持续动荡驱使下涌入拥有治外法权的租界, 这些新移民们不仅带来了劳动力资源, 也带来了对住房的紧迫需求。新式住宅在近代城市化运动的催化下应运而生。

在租界城市中发展起来的多层住宅, 延续了中国某些多层山地合院住宅 (如徽式合院和客家土楼) 的空间结构, 同时混合了欧洲的一些集合住宅 (如在产业革命之后发展起来的联排住宅) 的类型。山地合院住宅因平地面积不足而垂向发展成“多层合院”, 它们比单层院落具有更高的密度, 同时又兼顾了中国居民对院落空间在风水和公共性方面的需求。然而在土地日益稀缺的租界, 这种需求也变得日益奢侈。传统的“宅—院”关系在市场的驱动下逐渐失衡:垂直合院的层数不断攀升, 院落也被压缩成为了天井;由开发商提供的这些商品房逐渐以可支付的实用主义取代了高成本的理想主义。

另一方面, 租界城市提供的买办空间也滋长了一个暴发的阶层。周旋于本土政府和租界洋人之间的新兴资本家们不仅是西洋现代性的输入者, 也是其生活方式的代言人。他们在自己的私宅设计中明显地参考了西方标准, 尽量和他们行将就木的本土环境脱离开来, 而在姿态上接近租界内那些洋人的花园洋房。与早先的合院住宅相比, 这些公馆和洋房更讲究市场规则中的张扬而不是行政约束中的内敛, 讲究建筑单体而不是建筑群;在院宅关系上, 前者的花园试图将建筑植入自然, 以获得别墅的意象;而后者则将自然引入建筑, 成为微雕性的内部景观, 并且将训诫的前庭和纵情的后院泾渭分明地分离开来。洋房和合院之间的差异, 事实上也是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而洋房的大行其道, 也预示着院落作为家庭集体主义空间在现代化冲击下的式微。

消逝中的院落成为了日益拥挤的城市的缩影, 然而住宅最根本的变化还不在于此, 而在于其开发模式发生的转变:不再由各家自产自销, 而由开发商单纯为商业目的统一建造和租售, 从而开创了现代商品房市场的先河。当城市周边的富庶地主从洋商那里看到土地不仅可以用来种植农作物, 还可以用来建造利润更高的商品房后, 他们旋即以“房东”、“二房东”或“炒房客”的身份, 从自己在乡间的“农地产”上转移到城市的“房地产”, 他们当中产生了中国最早的一批本土开发商。住宅成了批量建造的商品, 租界外的动荡局势使得这种用于安身立命的商品供不应求。最初的购房者大都变成了房东, 一套完整的住宅也因此被分解成若干局部用于出租:从单层出租, 到单间出租, 再到单间分隔出租, 最严重的时候连地下室、楼梯间和天台等空间都被开辟出来用于居住。这种密度的内爆同样也反映在新建的住宅户型上, 高层合院逐渐由早先的多开间缩减为单开间, 资本的趋利性和市场的自发模式不断在畸形繁荣的城市化过程中压缩着每个城市移民的生存空间。

生存空间的压缩和分隔背后是无数流散的家庭。这不仅是因为拥挤的廉租屋难以为流动的移民们提供“四世同堂”的聚居空间, 更因为家族式的集体主义作为一种以血缘为基础的地方团结模式, 已逐渐被城市中的乡会、行会和商会所取代;家长的权威被转移到位居乡缘和业缘网络中心的少数会馆寡头身上, 他们的“子弟们”不再需要一个围墙内的固定空间来囤积财富, 而是以一种超越围墙的市场行为渗透到城市的各个角落;对他们进行组织的不再是家庭中明确的空间规划, 而是社区中隐蔽的关系网络。与此同时, 新兴的具有现代意义的企业也不断以家族企业的形态出现。这些从中国家庭中衍生出来的帮派、会社和企业, 被后来的国共两党共同视为建立民族主义国家的基础。职业和阶层作为一种横向分层, 正在对中国的社会和城市结构进行着深刻的重组。这些现代化的结构性要素冲击着传统的中国家庭模式, 并将最终质变出一种全新的住宅类型。

大院与大家庭

二战之后中国国内爆发的国共内战, 事实上是官僚资本主义和战时共产主义两种模式之间的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宣告了延安模式的胜利。随后, 延安的战时经验在体系化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向整个中国推广, 逐渐以中央计划取代地方决策;延安的军事化管理模式也随着“工作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 被推广成为一种高度行政主导的组织方式。它在分类上沿用了根据地时期的一个军事术语——单位, 其内容涵盖了从城市党政军机关、企事业单位, 到农村的生产队和公社等组织。单位的计划性直接深入到每一个家庭内部, 不仅影响到个人的入学、就业、择偶、生育, 也决定了个人的居住:住宅作为最重要的一项实物分配内容, 成为单位福利的一部分, 因而它也成为与这种上层建筑相平行的空间结构。

在实物分配制度下, 第一批被分配的住宅来自于战后被保留下来的旧宅, 包括皇城中的合院和租界内的洋房和商品房。这些之前属于有产阶级的遗物像战利品一样被充公, 统一划分给各单位, 继而由各单位分配给下属职工。这个与“打土豪分田地”相平行的分房运动, 无疑获得了“新的主人”的拥戴;但由于少量的大宅要用来提供给大量的小户, 这些住宅在空间利用上沿用了战前城市人口激增时期的策略, 即将“独门独户”变为“独门多户”, 四合院变成了大杂院, 小洋房变成了宿舍楼;原先住宅内部的家族关系变成了邻里关系, 权威的统治变成了混合的民主, 等级秩序变成了平均主义。

与此同时, 国家开始在计划性的城市化发展中统一建造住宅, “大院”便是单位制度框架下产生的社区模式。由于各单位只对所属部门负责, 围墙的功能在权力的再度垂直化中复活, 用以圈围和管理一个个确定的基层社会单元;而在规模上, 用于容纳“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大院事实上已远远超越了家族概念, 而成为了单位进行封闭式管理的社区。院落的集体主义价值在社会主义语境下被空前地放大。它被普及到从城市到农村的各级党政军机关, 从一线城市到三线城市的各级企事业和厂矿单位, 以及农村中的公社和大队。大院的“就地就业”模式, 使得住宅被约简成单身个人或核心家庭的单位宿舍;而大院作为一个熟人社区, 也使得这些同事们可以将更多的业余时间投入在“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集体生活之中。一个大院也可能是一个微型城市, 自给自足地提供包括学校、医院、影剧院等社会职能和公共场所, 其中一些公共场所甚至吸纳和取代了独立住宅的日常功能, 公共食堂取代了厨房, 公共澡堂取代了浴室, 而大院中的托儿所和幼儿园则将家庭主妇从传统内务中解放出来, 成为单位工作流水线上与男性平等的一份子。这种集体主义使得大院尽管对外封闭, 对内却具有合院住宅内没有的开放度和包容性。它将纵向的、世代相传的血缘关系转变成横向的业缘关系和阶级关系;社会主义“大公无私”的普世价值, 使得大院内的住宅以“集体宿舍”的身份融入公共生活;这些谦卑的、基于“实用、经济、美观”的现代主义原则设计而成的住宅, 被因此化解在几乎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社区乌托邦精神之中。

封闭式社区与陌生邻里

尽管单位体制在新中国的前三十年有效地树立了一种集体意识和公共性, 却因为无法在苏联式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下建立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而难以为继;作为它的物理空间, 大院也因为其“小而全”而不堪负荷;而在住宅方面, 作为单位福利的公房也难以在有限的财政下通过低廉的租金进行自我维护, 这种状况在建房速度赶不上人口增长速度时便进一步恶化, 最“现代化”的新房也迅速变得拥挤和老化, 并且不可避免地滋生出违章建筑。如果说农耕社会中的合院住宅是一个以家庭为核心的生产单元, 社会主义大院则是一个以单位为核心的生产单元。一旦这种生产体系被打破, 围墙就势必再次倒塌。

上世纪八十年代, 毛泽东之后的新政府对社会主义本质和计划经济模式进行了修正, 开始将高度集中的决策权逐步下放, 从而在社会主义的框架下启动了市场经济的发动机。经过若干阶段的试点和推广, 住宅在上世纪末全面从实物分配向货币分配转轨。住宅从实物向商品的转变, 一方面将大量计划经济时期沉淀下来的单位房转化为可以流通的商品, 从而激活了一个规模可观的房地产市场;另一方面也打开了资本主义的潘多拉盒子, 住宅的商品化也意味着住宅的非物质化。它的核心功能不再仅限于居住, 而成为可以保值和增值的固定资产;住户不再仅限于使用者, 而可能是投资者, 他们将中国高速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住房需求转化成财富增值空间, 从而也在炒高房价的同时埋下了泡沫经济的金融风险。市场上有越多没有实际居住需求的房东, 就意味着有越多被住宅套牢的房奴。

住宅的商品化在建筑上激发了“百花齐放”的成果。作为楼市中的一个待售的商品, 每一个楼盘都竭力通过独一无二的诉求赢得市场。历史上的各种住宅样式在这种消费主义语境下纷纷借尸还魂, 户型、朝向、风格、环境、配套和区位等每一个建筑要素都在广告和楼书中被放大和神化。过热的市场带动了建筑业的兴旺, 但这并不意味着建筑学的成功, 它同样刺激了大量粗制滥造或陈词滥调的作品;建筑学的成功也不意味着社会学的成功, 明星建筑师的作品更多地成为了高端住宅市场的奢侈品, 它们大都成为了“现实沙漠”中的“豪华孤岛”。在合院住宅和大院时代之后, 这种对拉大社会贫富差距有着推波助澜效应的住宅开发, 再度造就了一种围城式的封闭式小区。但不同于合院住宅和大院的是:小区的购房者不再属于同一个生产单元, 他们只是因为同样的一纸契约被捆绑在一起的左邻右舍;大院曾经将合院住宅中的纵向宗法血缘关系解构成核心家庭, 但又通过横向的业缘和阶级关系将之重组成为“社会主义大家庭”;而小区尽管可能有着桃花源式的社区花园, 但它与就业分离的单纯居住模式则重新将这些核心家庭分解成为“老死不相往来”的陌生邻里。

封闭式小区和陌生邻里似乎是住宅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发展的必经之路。但如果说这是中国取鉴西方现代化模式在社会公平和人际关系方面的副产品的话, 那么是否有一种新的居住模式能够恢复被现代性稀释了的人情纽带和集体价值?中国住宅在终极目标上的“中国特色”是什么?

2003年之后, 以“构建和谐社会”为宗旨的胡温政府开始着手调控过热的房地产市场, 一方面是稳定高端市场一路飙升的房价, 另一方面开始在中低市场建立住房保障制度, 保障社会弱势人群有房可住, 同时稀释房地产过热的金融风险, 并以此与新农村建设、国企改革、环境保护等问题一道, 作为社会和谐的题中之义。政府计划的回归是对趋利性的住宅市场的一种制衡。在住宅市场化程度极高的香港, 早已建立起了成熟的针对中低收入人群的公共屋村体系;而在强调计划的中国大陆, 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此前却主要由二手房和城中村自发供应, 这一对比颇令人玩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部分, 住房制度改革体现了“计划性市场经济”抓大放小的弹性原则:先将单位的社会保障功能分解出来、通过住宅的商品化“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 便以国家宏观调控的强势介入, 以着眼于全局的计划之手引导发展多层次的商品房供应体系, 使得房地产供应的主体能够和社会需求的主体相吻合, 从而实现居者有其屋的小康梦想。

价值链再造 篇5

三年多的时间,负责人刘孝平流转农民土地1.7万亩,将园区建成了北方最大的单体茶园、全国最大的有机茶园。10月26日,本刊记者赶赴新泰,走进良心谷,在农村土地流转的最前沿,实地探访大型高科技农业企业的发展道路。

土地流转和承包的“良心谷模式”

新泰南部,绵延的丘陵此起彼伏。作为黄淮流域分水岭(往北是黄河流域,往南是淮河流域),多少年来,此地村民以种植花生、地瓜等作物为生。10月26日下午,本刊記者驱车沿着丘陵一路行进,不觉间进入一片广袤的茶园。站在制高点放眼望去,层层梯田围绕一个个小山头,葱绿的茶园,金黄的菊花,点缀其间的棕榈、桂花、菩提、香樟等南方名木,俨然一派南国风貌。

这片名为良心谷的土地,因“谷主”刘孝平而彻底变革。

近年来,随着国家倡导精准扶贫政策和鼓励现代高效农业发展的政策不断出台,因房地产致富的刘孝平从中发现了新商机。2012年底,他有了进行土地流转种植茶叶的想法,将目光投向了生养他的故乡——新泰市石莱镇北官庄村。

达成初步意愿之后,北官庄村支书带着村委的几个人找到他,开口要价600元一亩,心理价位是400元。刘孝平却当场拒绝了这个价格,他在村民要价的基础上又加了200元,最终以一年800的价格租赁村民土地。

当年,他从村民手中流转了700亩地。2013年,成立山东泰茶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开始试种茶叶。“后来一看,茶树不仅活了,而且长势很好。”公司副总经理刘强说,在此基础上,2013年又流转了4000亩地,到了今天,良心谷已占地1.7万亩,横跨石莱镇、岳家庄乡、放城镇3个乡镇9个村,规模空前——总投资3.5亿元,规划面积2万亩,其中有机茶园区1.2万亩、有机粮食种植区4000亩、南植北引区1000亩、生态养殖区300亩、休闲观光区700亩。

集中连片流转一万多亩地,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刘孝平采取间接管理的承包制,将租赁来的土地承包出去,优先承包给土地被流转的村民和贫困户。到目前为止,已有52户村民分别承包了100-300亩不等的茶园。承包户负责栽茶苗、浇水施肥、春天敞棚冬天扣棚,每亩一年补贴1800元。

“每个承包户分别吸收劳动力,替自己打工,平均每个承包户每天有三四十人干活,这样整个茶园每天至少有两千人干活,采茶季时会有一万多人。”刘强说。

现在,400亩菊花盛开,每天除了正常的管理,至少有650人漫步于菊花丛中,采摘菊花。

10月26日下午,刚下过小雨,49岁的北官庄村民马纪团带领十几个工人在茶园里施肥。肥料是牛羊粪,来自遥远的蒙古国,前一天刚运来。“今年上半年之前,我们的肥料来自内蒙古。后来开始从蒙古国进口,昨天刚来了一批。”刘强说,在茶叶间套种大豆,连秧粉碎后拌上牛羊粪发酵施肥。

马纪团向良心谷流转了20多亩地,一年有1.8万元补贴。去年,作为52个承包户之一,他承包了115亩茶园,获得承包费15万多元,除去用工成本,再加上一年的土地流转收益,净剩10万多元。

今年,他承包了95亩茶园和6亩菊花茶。采茶季已过,菊花盛开,一场新的忙碌已经开始。今年雨水大,草比往年旺盛,用工量大,刘孝平决定适当提高承包费。

在过去,马纪团的20多亩地种植花生、地瓜、小麦、玉米,一年忙碌下来,抛开成本,收入不足3万。“刚开始土地流转的时候,村里有人反对,怕自己的利益受损,后来发现土地流转确实有很多好处,公司和村民直接签合同,收益有保障,反对的人就越来越少了。”马纪团回忆,更早的少年时期,他和刘孝平家离得不远,经常在一起玩耍,“2012年,最初整地时我就在这里干,生活越来越有奔头。”

重建故乡:

有机修复消失的生态链

刘孝平人生经历坎坷,父亲去世时只有43岁,他初中二年级没读完即退学,一个人外出闯荡。新世纪之后开始接触建筑行业,从装修、营销直到成立自己的开发公司,成为泰安有名的房地产企业家。

他从2005年开始为家乡做贡献,每年拿出3万多元购买年货,慰问60岁以上的111位老人,发放慰问金。2013年,拿出6万多元,为全村760人支付养老保险。他救助了40名贫困学生,从小学一直资助到初中、高中,直到大学毕业。为了帮扶周边群众发展,他专门建立了《良心谷扶贫档案册》,承担园区周边9个村215户贫困户324人的精准扶贫任务。

茶园周边数万人命运被改变。年轻劳力大都外出打工,剩余的老人妇女在茶园打工,每天有50-80元收入。有村民开玩笑称,因为每天上班,现在邻里纠纷也少了;八小时工作制的实施,村民的工作和休闲意识增强。

刘孝平经常说:“以前干房地产的时候,叫经商;现在做茶园,叫干事。”他正在策划成立良心谷慈善基金会,届时他将把个人在集团公司的股份全部放到基金会。

“走茶的‘有机’道路绝非易事。”刘孝平称,搞有机茶种植要破解两个问题:什么标准易被消费者接受?有机茶该怎么种?有机茶生产成本高、产量低,叫好不叫座,国内有机茶产量少得可怜,种植经验不足。

他的回答是:“凭良心种茶就得依据国际标准。”这个国际标准,分别是欧盟、美国、日本的有机茶体系认证,其检测内容涵盖481项。标准规定,有机茶必须是纯天然无污染,绝对不能施用化肥、农药。茶叶种植生产流程也必须严格按照其内容执行。

去年,良心谷通过了欧盟、美国、日本签发的号称“世上最严苛”的有机转换产品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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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来自周边村庄的员工,自行在茶园边种了一排小葱,为了除虫喷洒农药。刘孝平将其开除,“‘良心谷’拒绝一切农药,谁使用了农药就是跟‘良心谷’做对。”

严格要求,商机在不经意间到来。

就在不久前,瑞士SGS检测全部达标的招牌,吸引了国外一家大型企业,开出了2000万元人民币的订单,将400亩地的菊花茶买走了一半。

菊花茶是良心谷的“小点缀”,也是大收获。2014年,刘孝平试种了两亩菊花茶,并没想形成产品,只是亲朋好友送了一些,口感、色泽、功效都很好,反响不错。第二年,发展了30多亩,形成品牌包装,开始销售。今年,菊花茶扩大到400亩。高端菊花茶,平均一朵花能卖到4元人民币,如果换算成市斤,一斤高达1700元,每亩产值17万元。

刘强带领记者参观几座茶叶加工车间——为适应旅游,园区内所有建筑外观均是徽派建筑,加工车间也不例外。5条价值400余万元的生产线,只需要8个工人操作即可。“原先,红茶需要单独发酵,现在,在设备中就能完成发酵。”新引进的北方最大的乌龙茶加工设备,“投入生产之后,将会开创了山东(绿茶、红茶之外的)第三个茶叶品种。”

另一个车间里,10台菊花茶烘干机,每台接近30万元。“设备都能买,菊花都能种,为什么我们的菊花茶能出口,价格还很高?”刘强反问道,“核心支撑点就是其有机性。”有机认证门槛高,第一年改造土地的成本达1.6万元,以后每年降到8000元。但一旦踏进门槛,就有了另一种境界——这片土地上生产的所有产品,包括茶和農作物,都获得了有机身份。

如今的良心谷,100多万棵南方苗木,本身就是植物的森林。过去的生态链逐渐恢复,野鸡、野兔甚至蚂蚱、蝎子、蛇越来越多,松树底下长出了蘑菇。所谓“消失的故乡”,正在逐渐成为一方乐土。

三产融合、新三板上市与全球定制

刘孝平总结出“五个结合”的种植经验:传统农业与科技、规模、现代营销模式、资本、文化结合。“靠科技的力量,‘良心谷’实现了南茶北移,也实现了南方高档苗木的北移。”一句话背后隐藏了付出和辛酸。

南植北移虽有一些成功先例,但品质无法控制。刘孝平亲自做实验,“南方茶到北方来,不能一步到位,我在移植的路线上设置众多中转站,一年换一个地方,慢慢移植到良心谷。”他得出了一个结论:植物其实跟人一样,需要一个慢慢适应的过程。

如今,良心谷种植了40多种南方茶叶品种,其中不乏安吉白茶、黄观音、大红袍、金宣等名贵茶。经品尝对比后化验,良心谷茶叶品质超过南方同类茶。除了茶叶,他还种了香樟、黄花梨、菩提、棕榈树、水杉等60余种南方高档苗木。这些植物经受了严冬的考验,成活率达到90%以上。“打破了南方树木不能移植北方的神话,也给良心谷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单就黄花梨来说,每亩地可获45万元收入。

“正在建设300亩茶叶猪养殖区。”刘孝平介绍,良心谷引进了日本茶叶猪饲养技术,将茶叶采摘发酵,添加有机粮食作物制成饲料。饲养出的猪,“肉品口感良好、品质上乘,质量超过欧盟双A级质量标准,填补了我国茶叶猪市场的空白。”

“产品大规模上市后,良心谷将充分利用‘互联网+’的优势走网络营销,不会设置茶叶实体店。”刘孝平说,线下有机生产,线上营销团体做好服务,采取“O2O”模式既能面对更为广阔的市场,还能节约成本,又能做到防伪。为此,今年7月底,他在北京成立了自己的电商公司,进行互联网营销平台及物流管理平台建设。

刘强将良心谷的经营划分为4个产业:“有机名茶、南植北引、生态养殖、休闲旅游融为一体,建设4A生态旅游观光景点和现代农业示范区。”景点塑造正在同步进行,以北方茶文化为主线,建设“徽派村”,发展特色游。刘强向记者描述美好愿景:“一家人来旅游,可以到我们的有机蔬菜基地收获蔬菜,酒店的每个房间提供全套的厨房设施;也可以自己采茶,自己加工,带给亲朋好友。”

园区的标志性建筑,是一个平台,上面刻着“利我民族之肌体,化我炎黄之正心”几个大字,作为企业愿景,成为良心谷的灵魂。“茶叶是食品行业,我们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引领所有食品企业,创建新的社会风气。”刘强说,“食”字,上面一个“人”,下面是“良”,有良心的人生产的食物才能吃。

经验不断积累,刘孝平准备接下来在青岛和北京成立分基地,将良心谷的模式复制到全国。同时,他正在筹划新三板上市,“融资能提高良心谷的抗风险能力和管理水平,还能提高透明度,约束并监督我们顺利前行。”

他最终的梦想是实现全球定制。

价值链再造 篇6

网络经济迅猛发展, 企业集群模式重新洗牌, 集群价值链再次调整整合, 其整合调整过程经历了以下阶段。

1.1“三角立体型”

由于自身资源、技术条件的限制, 我国最开始的企业集群以围绕一种特定的资源而集聚, 其特点是三角立体型, 多层次, 然而这种价值链由于过多地依赖某种资源, 导致产业升级具有一定的风险性, 即价值链随着某种特定核心资源的变动而变动, 如果这种资源枯竭, 那么价值链随之消失, 如矿产业。

1.2“橄榄两头型”

两头型升级途径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规模扩大化, 因为企业整体规模的扩大带来整体效率的跳高从而升级;另外一种途径是扩展到产业链的上游, 如参股或并购产业的上游企业, 即“纵向一体化”。

1.3“横向哑铃型”

“纵向一体化”升级模式在网络经济条件下显现出很多的弊端和不足, “Horizontal Integration”模式应运而生, 即“横向一体化”。该模式强调企业将主要的财力、物力和人力投入到附加值高的部分如产品和服务的研发设计和品牌建设中去, 而将其他的部分外包。这种模式强调全面整合社会资源以适应快速的市场变化, 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1.4“网络型多变型”

该模式为适应网络经济的特点而产生, 其运作特点如下:集中于网络信息平台, 各企业处在平行的供应链端口, 共享信息流、资金流和商流, 协同作战, 互为一体, 打造合作共赢的机制。

2 价值链集群模式构建研究——以温州鞋业为例

2.1 整体思路

根据网络经济概念, “网络型多边型”价值链集群定义的企业核心目标是:围绕网络经济的特点, 细化平行分工, 发挥集群中核心企业的作用, 创新合作模式, 提升整体效率。

以下内容将探讨温州鞋业的企业集群价值链结构调整, 鞋业是温州经济的支柱性产业之一, 本文以温州鞋业为例, 以期为温州的其他行业价值链调整提供借鉴。

2.2 温州鞋业集群价值链所面临的发展问题

全球价值链指为实现商品或服务价值而连接生产、销售、回收处理等过程的全球性跨企业网络组织, 涉及从原材料采购和运输, 半成品和成品的生产和分销, 直至最终消费和回收处理的整个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商品或服务不断增值。温州鞋业作为一个内生型地方集聚性产业群, 其在全球价值链中得到迅速发展, 其以多种形式参与并融入了由跨国公司主导的鞋业全球价值链。然而近年来, 温州鞋业集群面临诸多问题, 包括集群产品结构不合理, 产品技术档次不高, 没有形成支撑产业集群发展的社会机构和组织 (科研和教育机构、大学实验室、研究中心、服务中心、行业协会及商会) 、交通网络、公共设施、通信网络设施等, 生产要素紧缺、国际销售渠道匮乏等, 这些都让温州鞋业一直处于价值链的低附加值端口。

2.2.1 生产要素紧缺

近年来, 招工难、征地难、原料价格高, 已经成为温州鞋业集群发展的三大难题。温州工业用地日渐匮乏, 工业用地价格远远超出了鞋业企业的承受能力, 电力资源缺口大, 原材料成本、劳动力成本大幅上扬, 严重制约了温州鞋业企业的发展。

2.2.2 创新能力匮乏

温州鞋企的综合创新水平与国际先进企业存在一定的差距, 而这样的差距主要体现在产品整体技术含量低, 附加值低, 品牌意识薄弱, 缺乏市场竞争力。当前, 由于温州鞋企的知识产权缺乏有效保护, 一些企业花重金开发的新产品, 一上市即被仿造。抄袭者既不要开发成本又偷工减料, 产品价格非常便宜, 很快就会赢得市场份额, 挤占原开发企业的市场份额, 导致恶性竞争。因此, 企业已经习惯了低价竞争, 根本无心也没有能力提高创新水平。由于温州鞋业进行高新技术革新的能力差, 投入力度也不够, 导致其一直处于价值链的末端, 生产和销售一直受着国际大牌企业的制约。

2.3 网络经济条件下的温州鞋业集群升级途径

在网络经济条件下企业集群的升级与一般性的产业升级有很大差别, 它是指某个产业集群在全球价值链上提升产品附加值的过程和方法。因此, 其升级不仅仅是某个产业内部的优化整合和调整, 还体现产业从价值链的低端走向了高端, 产品开发能力、营销战略、品牌意识和效应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2.3.1 产业升级关键在于温州鞋企对国际销售渠道的突破

对于康奈、奥康这些在国内已经取得品牌优势的温州鞋企来说, 如何打破国际市场销售的僵局是此类企业实现全球价值链提升的主要因素, 奥康、康奈等温州乃至国内明星企业在制鞋工艺上已经取得很大的进步, 但是依旧在发展国际分销渠道上遇到了难题, 其阻碍主要来源于销售渠道和消费者需求变化。

面对这种局面, 温州鞋企应该在保证国内市场的前提下, 多方面开展与外资的积极合作, 通过各种途径力求进入全球价值链高端市场。这样的途径有:奥康集团的“双向借道”模式, 即双方互相借力的模式, 外方将利用奥康的网络, 并把奥康作为生产基地, 奥康则将借用外方在世界68个国家的销售网络。奥康与意大利第一品牌GEOX的全方位合作对温州鞋企进入全球价值链高端具有借鉴意义, 也开创了中外合作的第三种模式。除“双向借道模式”, 还出现了很多新的尝试, 如康奈鞋业公司的“连锁加盟”模式, 哈杉国际鞋业的“收购兼并、购买品牌”模式等。

2.3.2 根据企业资源实力寻求可行的升级途径

温州还有一大批外向型鞋企, 他们在生产制造上优势明显, 典型的如东艺。企业完全可以根据自身的实力和优势寻求合理的模式, 包括:一是强化制造, 做大“代工品牌”。企业要向日本和德国企业学习, 在制造技术和生产管理上下工夫, 成为“产品质量品牌”, 如台湾宝成国际集团, 拥有100多条生产线为Nike、Adidas、Reebok、New Balance、Asics、Timberland、Converse及Rockport等超过世界50家国际知名品牌设计制造及生产。二是在鞋业产业链上另辟蹊径, 开发新的领域或环节。例如温州的鞋机生产, 集群优势明显, 市场需求巨大, 高档鞋机可以争取出口国外, 实现产业链的延伸和扩展。

2.3.3 相关政府政策

温州鞋业在国内市场上的传统优势正随着资源成本的上升逐渐丢失, 而在国外市场更面临原材料价格急剧波动、人民币升值、金融危机等诸多困难, 更由于产品的低价格一直面临国外市场反倾销的打击。因此, 温州鞋业的产业生计还需要温州市政府的政策扶持, 具体建议如下。

(1) 加强空间保障。保障重大项目土地空间, 拓展小微企业发展空间, 鼓励企业实施“空间换地”。

(2) 提倡创新驱动。鼓励企业实施“机器换人”战略, 支持关键共性技术研发创新, 支持企业研究院、设计中心和技术中心建设。

(3) 鼓励实体主体和电子商务融合发展。支持龙头企业、行业协会 (商会) 、专业市场、特色街区和第三方服务机构在温州组建电商联盟, 投资建设独立电子商务应用平台。

(4) 制定专门的政策和资金扶持温州鞋企的结构调整等。

(5) 支持科技创新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以资源共享性原则为前提, 为鞋业产业、企业提供技术创新、科技成果转化、创意设计、检验检测等服务的科技创新公共服务平台。

参考文献

[1]王平.江浙中小企业集群发展模式分析[J].探索, 2005 (6) .

[2]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M].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8.

[3]翁智刚.产业集群的理论模型与实证研究[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0.

价值链再造 篇7

一、*ST黑龙的历史

1998年6月30日,经黑龙江省人民政府黑政函[1998]68号文批准,黑龙集团公司(以下简称“黑龙集团”)作为独家发起人,以其所属齐齐哈尔造纸有限公司机制纸厂及成品库、冰雪器材厂、齐齐哈尔冰刀工业有限公司的65%股权和黑龙集团有关生产、销售、管理处室的经营性净资产作为发起人出资,并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以募集方式设立本公司。经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财国字[1998]第49号文确认,黑龙集团投入本公司的经营性净资产为23,027万元,经黑国资企字[1998]第5号批复,该部分净资产以1.535:1的比例折为国有法人股15,000万股,由黑龙集团持有。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字[1998]247号、248号文批准,黑龙股份于1998年10月5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系统成功地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每股面值1.00元人民币的普通股4,000万股;向5家证券投资基金配售500万股;另向公司职工配售500万股。发行后,黑龙股份总股本20,000万元。黑龙股份于1998年10月25日召开创立大会,1998年11月3日在黑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注册登记后正式成立。

二、浴火重生

黑龙股份曾是我国新闻纸第四大生产企业,拥有25万吨新闻纸产能。上市打通了黑龙股份资本市场的融资渠道,使公司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现代企业迈进了一大步。但是作为一个具有60多年历史的老国企,原来有1万多职工,技术改造欠账过多,企业办社会问题突出,长期的传统体制性和机制性矛盾错综复杂,导致公司负担过重,难于摆脱许多国企改制上市公司由盛而衰的宿命。面临市场惨烈的竞争,公司陷入深深的危机之中。2004年末*ST黑龙及齐纸公司全面停产,2003年、2004年、2005年公司连续三年亏损,并从2006年5月起暂停上市。

2007年5月黑龙股份的控股股东黑龙集团与国中(天津)水务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其持有的黑龙股份的22,972.5万股转让给国中(天津)水务有限公司。此外,公司于07年5月与黑龙江省鹤城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签订《资产及负债转让协议》,约定由后者承接公司的所有资产和债务。

资产重组后,天津国中水务有限公司入主公司,随着公司70.21%国有股股权划归到国中水务名下,已暂停上市2年半的S*ST黑龙将借此恢复上市,并转型为从事国内水务投资、建设及运营管理的综合类水业企业。公司恢复上市后将成为国中水务一个独立、持久发展环保水务的平台,继承国中水务的发展战略及行业发展成功的经验积累,借助国内资本市场来进一步加大对水务行业的投资力度,力求将水务业做大做强。

据了解,天津国中水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9亿元,成立于2006年12月28日,其前身高赢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12月28日,属于合资经营(台、港、澳资)企业。主要业务为在中国境内从事投资收购或建设污水处理自来水厂。自2004年以来,国中水务经营情况平稳有序、公司发展状况良好,先后投资建设的多个水务项目均进展良好,同时还成功收购了多个水务项目及公司。截止2007年10月31日,国中水务已投资或接受委托投资包括河北秦皇岛海港区污水处理项目、河北昌黎污水处理项目、安徽马鞍山王家山污水处理项目、陕西汉中石门供水项目、陕西汉中兴元自来水有限公司、陕西西安闾良供水项目、青海西宁第二污水处理项目等。

2007年由于天津国中水务有限公司的入主,S*ST黑龙确实发生了巨大变化,对比入主前后的财务年报数据可以清晰地了解其中的巨变(如表1)。

表1 单位:元

分析比较财务指标我们可以看出,最突出的变化是重组后公司盈利能力迅速提高,2007年较上年度利润总额增长了98倍,净利润增长了43倍。另一个重要财务指标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长了891倍,表明公司资金状况明显改善。与此相对应,公司每股收益(摊薄)0.05元变为2.42元,从此远离退市边缘。

对应二级市场走势,S*ST黑龙股价从停牌前的0.67元一路狂飙到11.50元,足以表明二级市场对公司前景的看好,但也不排除市场趁势炒作(如下图2)。

三、国中水务重组S*ST黑龙的启发

因目前政策限制,外资在大陆资本市场直接IPO不具可行性,但通过在大陆设置子公司、通过重组大陆上市公司,实现曲线上市。本案例提供了较好的先例,虽然需要国家商务部审核,但和IPO程序相比毕竟简捷了很多。从本案例的成功之处我们至少可以总结出以下经验。

(一)选择合适的壳资源

选择合适的壳资源是借壳成功的重要保证,一般合适的壳资源应具备以下条件:

1.原大股东一股独大或绝对控股,能够对壳公司的决策发挥决定作用,可以提高运作效率,提高借壳成功率。

2.壳公司比较干净,没有太多法律诉讼及或有负债(如担保等),没有或很少有与大股东之间纠缠不清的干系。

3.地方政府比较支持,职工安置、公司迁址等问题比较好解决。

4.壳公司股本规模与重组方比较契合,易于操作。

(二)选择正确的借壳时机

各行业发展与社会经济周期联系紧密,同时受国家宏观调控影响较大,一般选择行业景气周期的起点介入,可以借助行业发展大势提升公司业绩,兑现借壳时的各项承诺,也可以顺利完成再融资工作。

(三)选择正确的发展路径

价值链再造 篇8

“政府再造”就是指对公共体制和公共组织进行根本性的转型, 以大幅度提高组织效能、效率、适应性以及创新能力, 并通过变革组织目标、组织激励、责任机制、权力结构以及组织文化等来完成这种转型过程。“政府再造”就是用企业化体制来取代官僚体制即创造具有创新惯性和质量持续改进的公共组织和公共体制, 而不必靠外力驱使, 即创造具有自我更新机制的公共部门。依德国行政学者塞顿托夫的观点, “政府再造”应包括现代行政学的概念, 也就是通过“再造工程”去重塑社会, 以引导、管制及控制经济、社会的发展。

“政府再造”的目标在于重塑政府部门, 成为“效率导向、可持续革新”的公共组织。“政府再造”是要创造一种能够持续寻求高效途径的公共组织。“政府再造”就是使政府具备能够应付无法预知的挑战的能力。不仅仅是要提高今天的效能, 而且还要创造在环境变化的明天也具备改进效能能力的政府组织。“政府再造”理论有五项战略即核心战略、后果战略、顾客战略、控制战略、文化战略。

二、西方“政府再造”运动对我国政府再造的借鉴

西方各国的政府再造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践, 至今还在继续探索之中, 也有待进一步深化和完善。但我们可以从这些实践中总结出一些具有共性的成功和失败的因素作为我国行政改革的借鉴。成功的因素有: (1) 从本国实际出发适时推进行政改革,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稳定, 行政改革不能滞后或超前于经济、社会的发展; (2) 逐级下放权力, 明确权责, 建立绩效导向的评价标准, 重视政府的施政效果; (3) 大幅精简机构和人员、减少国家负担的费用, 根本转变政府职能, 构建一个简化、小型、高效和便民的政府; (4) 公共部门引入市场运作机制、将公营事业民营化、社会化, 实现政府与社会的共同治理; (5) 摒弃传统官僚结构及僵化的规制, 使行政结构扁平化、行政行为弹性化; (6) 实行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职能分开, 提高决策与执行的质量和效率, 执行部门具有较大的自主性; (7) 简化行政运作流程, 建立顾客导向的机制; (8)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 降低行政成本, 重塑政府组织, 转变政府行为模式, 树立新的政府形象; (9) 改革进程采用分阶段、渐进式, 有步骤地实施改革政策。其中最重要的转变是抛弃传统的大政府官僚体制, 引进企业经营理念建立小政府、非官僚化的政府管理体系, 从而代之以讲求效率、效能、创新和顾客至上, 具备制定宏观政策与提供公平竞争环境能力的政府。

三、我国政府再造的路径选择

(一)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树立“以民为本”的政府观, 合理定位政府职能。

科学发展观把“以人为本”作为核心, 对于建设服务型政府具有重要的意义。这种“以民为本”的政府观, 强调“民本位”、“权利本位”和“社会本位”, 而不是管制型政府模式下的“官本位”、“权力本位”和“政府本位”。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必须体现社会公众的民主参与和利益表达, 政府行为必须是公开和透明的, 确保公民的参与, 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各级政府的绩效评定, 必须建立外部导向和结果导向的社会评价机制。当前, 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就必须确实转变政府职能, 由以往“全能政府”、“无限政府”向“责任政府”、“有限政府”转变, 切实履行加强公共管理、完善公共服务的职能, 建设服务型政府。结合当前的实际情况, 一方面要继续推进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 将政府职能切实转变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方面来;另一方面要探索政府职能实现的新形式, 通过利用非政府的社会力量、竞争机制和市场力量, 推动公共管理的社会化、公共服务的市场化。

(二) 规范绩效评估。

绩效评估是改善政府绩效的动力。通过绩效评估可以促进政府部门认识到自身工作中的绩效水平, 并明确各部门和人员的目标, 激发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提高整体的工作效率, 同时有利于促进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沟通, 了解公众的切实需要, 提高政府的服务能力。但我国现行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中普遍存在着制度不规范、操作不科学、导向不正确等严重问题, 极大影响了绩效评估实效的发挥。在绩效评估中政府首先应明确评估的性质、功能及其目标, 才能以此指导评估的具体操作。同时, 经过深入研究明确绩效评估的科学体系, 规范评估的具体指标与操作, 并形成相关制度, 使其法制化、规范化。

(三) 运用文化战略, 重塑政府文化。

政府文化是指在社会管理过程中政府及其行政人员所特有的较深层次的基本行为习惯、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 是影响和制约其行为方式、工作作风及工作绩效等的价值因素, 是政府及其行政人员在社会事务中的价值观、行为观、工作作风及工作效率的综合体现。中国改革开放前的政府文化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 一方面它以廉洁、效能、服务的精神规范引导着行政人员;另一方面全能、集权、官僚主义、封闭保守的传统意识又时时在压抑着行政本身的活力。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无限生机, 也给政府文化不断进行自身的变革和调整提供了机会, 促使中国政府文化朝更高的层次转型, 呈现出了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新型政府文化面貌。

提要随着我国经济发展, 政府开始逐步推行保障性住房项目, 但在实施过程中不乏存在寻租造租的腐败行为。本文从保障性住房以及寻租理论入手, 分析我国保障性住房项目实施中的寻租行为及其产生的原因, 进一步得出要推动保障性住房项目良好发展, 必须从规范政府职能、建立法律法规制度等方面努力。

关键词:保障性住房;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公租房;寻租

中图分类号:F81文献标识码:A

一、寻租理论

租, 即租金, 也就是利润、好处。简单来说, 寻租就是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它通过获得或维持某个领域的垄断地位来寻求、保持和增加经济租金的非生产行为。寻租发生的前提往往是存在预期的经济租金, 租金通常是市场分割后为获得或巩固其垄断地位而产生, 根源在于政府或行业协会等有权机构的干预。寻租行为既浪费资源, 损害社会的福利, 又扭曲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 导致社会矛盾等等。寻租行为普遍存在于各个行业中, 房地产业也不可避免。

伴随商品房价格的飙升, 人们对保障性住房寄予厚望, 目前政府大力推进保障性住房项目, 以满足人们的住房需求。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 保障性住房过分强调行政配给, 可能在

(四) 利用电子政务建设改造政务流程。

当前, 要用电子政务积极改造行政服务机构。电子政务本身是各种职能机构及其服务设施与信息网络技术、政府行政管理理念的紧密结合与综合体现, 行政服务中心则是这种结合和体现的有形载体, 是虚拟网络世界与现实世界的汇聚场所。因此, 各级政府必须把电子政务建设与行政服务中心建设相结合, 发挥电子政务优化政务流程的作用, 对工作诸环节的衔接、相互关系进行最优的匹配, 使二者形成一种有更多方面催生寻租。

二、我国保障性住房项目实施中的寻租行为分析

保障性住房是政府针对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所提供的限定标准、限定价格或租金的住房。目前, 保障性住房主要分为两限商品住房、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和政策性租赁房等。保障性住房的性质决定了政府的干预角色, 但正是其大量参与, 导致保障性住房项目实施中寻租行为盛行, 在经济适用房住房制度中尤为严重。

(一) 关于保障性住房房源方面寻租行为分析

1、保障性住房供应模式分析。关于保障性住房, 这里主要介绍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和公租房三种供应模式。

经济适用房, 即价格合理, 达到国家住宅建设标准, 能够满足住户的基本居住需要。它是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商品住宅, 是以微利价向城镇中低收入家庭出售的住房。这种制度造成住房价格“双轨制”, 寻租行为大量存在, 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 许多城市已停建经济适用房, 转向廉租房和公租房。

廉租房是指政府以租金补贴或实物配租的方式, 向符合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住房困难的家庭提供社会保障性质的住房。廉

□文/马靓

机的后台/前台关系, 建设无缝隙政府。同时, 要利用电子政务对政府流程再造作进一步的探讨。电子政务要为同一个公务协同办公, 为“以事务处理为中心”的行政流程服务。它不仅要在业务流程优化、机构配合协调中发挥作用, 还应在政府管理创新、组织结构重组和决策科学化等方面发挥其积极功能, 以实现政府横向结构一体化、纵向机构扁平化、工作内容丰富化, 实现业务流与信息流的高度统一, 发挥其业务协同、系统整合的功效。

租房只租不售, 房源多样化, 包括新建住房、空置楼盘、改造危房等。

公租房即公共租赁房, 是解决新就业职工等夹心层群体住房困难的一个过渡性产品, 用低于市场价或者承租者承受起的价格向其出租。对于公租房的房源, 主要采取新建和有针对性地收购两种方式。

2010年我国保障性住房、棚户区改造住房和中小套型商品房三类住房实际用地9.58万公顷, 占全年住房用地实际供应量的76%, 保障性住房用地供应逐年增加, 占居住用地的比例稳步提高。

2、保障性住房房源获取方面的寻租行为分析。

目前, 保障性住房的房源主要分两大类:新建房屋和收购。新建房屋分为供出售的经济适用房和供出租的廉租房和公租房等;收购通常包括空置楼盘、老旧公房、改造危房等。

对于经济适用房的开发和建设来说, 目前主要是政府间接出面, 通过招投标选择房地产开发商, 给予其一定的优惠政策, 最直接的就是间接补贴, 通常是土地行政划拨、免收土地出让金、开发贷款优先发放。这些优惠政策, 对开发商来说是不可抵挡的。另外, 经济适用房是具有商品房性质的, 虽然国家规定经济适用房项目利润率不超过3%, 但实际利润率却是相当高的, 这也是吸引开发商进入的因素。因

我国保障性住房项目实施中的寻租行为

摘要: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 为迎接全球化、信息化和国际竞争加剧的挑战, 针对所面临的一些带有公共性的问题, 西方各国相继掀起了“政府再造”的热潮。这对于我国的政府再造有着引导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政府再造,借鉴,路径选择

参考文献

[1]侯书和.政府再造的理论与实践[J].学术论坛, 2005.2.

[2]贺莉蓉, 赵亚男.西方政府再造的人本追求及其借鉴意义[J].法制与社会, 2007.10.

价值链再造 篇9

关键词:油田;废旧抽油机;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废旧抽油机拆解与配件再造利用对油田开采企业而言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废旧抽油机的有效利用,可以准确地反映石油开采企业的经营成果和业绩,保证油田企业资产的保值增值。在油田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大量废旧抽油机,部分可以修复再利用,部分可以降级使用,部分可以通过拆解配件进行组装,因而还存在着一定的价值。加强废旧抽油机拆解与配件再造利用,有助于减少财务支出;有助于石油企业的正常经营与管理;有助于企业资产的保全,尤其是在当前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的情况下,加强油田废旧抽油机的有效利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油田目前面临的成本压力,具有重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一、当前油田废旧抽油机再造利用的现状

从目前油田的情况来看,废旧抽油机拆解与配件再造利用的手段和方式落后,利用率低下。

1对油田废旧抽油机拆解与配件再造利用的重视程度不够。长期以来一些油田对废旧抽油机拆解与配件再造利用的重要性认识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没有把油田废旧抽油机拆解与配件再造利用看作是资源供应的重要来源,仅作为废品处理,对废旧抽油机再造利用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的认识有待进一步提高。

2废旧抽油机拆解与配件再造利用手段落后,管理职责不清,没有充分发挥创造力。缺乏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力量,重大带动作用的共性和关键技术得不到有效的开发,许多废旧抽油机得不到再生和利用,一些油田对废旧抽油机综合利用方面没有充足的技术和资金支持,从而导致废旧抽油机再利用方面存在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不高,竞争力不强。

3统计分析存在一定缺失,再造能力滞后。在油田经济发展统计体系中缺乏对废旧抽油机拆解与配件再造利用基础数据的统计,统计数据不完整、方法单一,基础数据匮乏,信息交流不畅,难以实现资源的二次利用。

二、废旧抽油机拆解与配件再造利用的必要性

1加强废旧抽油机再造利用是油田企业发展的要求。近年来,各油田为了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和稳产、增产等产能建设的需要,资金投入巨大,资产规模大幅度增加,由于去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导致成品油销售迟滞,原油价格长期低位运行,股份公司不得已给各油田下达了大幅压缩投资计划和成本费用指标,再加上资产折旧、财务费用等因素,使各油田面临前所未有的经营压力,降本增效成为油田各项活动的主题。在这一形势下,如何控制投资成本、加强废旧抽油机再造利用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废旧抽油机再造利用与企业提高经济效益、控制投资成本有着紧密的关系,加强废旧抽油机再造利用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

2加强废旧抽油机再造利用是企业精细化生产的需要。从现实情况来看,油田废旧抽油机再造利用还是比较粗放的,精细化生产的理念几乎没有涉及到废旧抽油机再造利用的领域,由于加强废旧抽油机再造利用不被管理部门所重视,形成了很多的管理漏洞,造成了很多的浪费,并且这种浪费很难引起人们的重视。如果对废旧抽油机不能进行科学的鉴定,势必影响废旧抽油机再利用的效果,形成新购抽油机的增加,造成浪费;对回收的废旧抽油机再造利用不完善,就会造成废旧抽油机的损失浪费,并产生违法乱纪行为。

3加强废旧抽油机再造利用是油田节能降耗,提高经济效益的需要。对废旧抽油机进行科学、合理、高效的鉴定,提高废旧抽油机的再利用水平,可以减少不必要的重复采购,促进油田节能降耗,提高经济效益。

三、加强废旧抽油机再造利用的措施

通过对废旧抽油机可用部件的再造利用,可以有效降低生产成本,变废为宝,实现油田生产过程中废旧抽油机的综合开发和利用,取得最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1转变观念,提高认识,高度重视废旧抽油机再造利用工作。勤俭节约、挖潜增效,是油田会战一贯的优良传统,在当前,更是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共克时艰的重要举措,是油田经营发展的必然之路,必须努力做好这项工作。各油田要以提高对废旧抽油机再造利用的认识为突破口,积极宣传废旧抽油机再造利用的重要性,努力扭转员工,特别是领导管理层的观念,使油田上下都认识到加强废旧抽油机再造利用的重要性,要坚决克服思想上的不重视现象,管理上的疏松现象,人员配备上的随意现象,监督管理上的松懈现象。要制定废旧抽油机再造利用办法等制度,以制度约束行为,理顺管理流程。

2强化资源循环利用,不断提高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废旧抽油机再利用是降低物料消耗、应对金融危机。实现低成本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在具体工作中,进一步将废旧抽油机加工修复再利用、将不能通过检测修复的部件进行分解,材料可长改短、大改小,大型改小型取材,用其做新抽油机生产的部件原材料作为挖潜增效的主要措施,通过探索和实践,逐步形成废旧抽油机回收、鉴定检测、修复加工、出库配送、再利用一整套运行程序。要进一步做好废旧抽油机再利用的流程,优化工作,从废旧抽油机定位、回收、加工、复用、销售等各个环节进行规范,确保废旧抽油机再利用效益最大化。要加强废旧抽油机的循环利用。例如废旧抽油机上的支架、中座、尾座、电机导轨、减速箱、壳体等部件进行喷砂和无损擦伤后,可用于新抽油机生产上。对稀有机型中座、尾座等部件进行无损擦伤,修好后可为油田在用的稀有机型提供配件支持,堵塞跑、冒、滴、漏现象。建立科学的管理机制和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积极引进先进技术,解决废旧抽油机再造利用进程中的技术难题,实现油田企业的快速健康发展。要加强闲置、报废抽油机改造再利用的监督和管理。油田企业资产设备管理部要及时掌握闲置、报废抽油机改造再利用的实际情况,防止资产流失。我们要秉承“以科技创新为依托,以国家政策为导向,以市场需求为理念”的宗旨,向市场提供满意的产品,实现企业价值和社会价值最大化。

3成立组织、加强协作,进一步明确再造利用的价值。必须始终坚持走技术优先、质量第一、节能节约的发展之路。节能减排是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抽油机节能改造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工作,具有较大的发展前景和重要意义。应成立以主管领导为组长,各相关职能部门和单位负责人参加的废旧抽油机再造利用领导小组,协调废旧抽油机再利用工作中的关系,理顺管理流程,明确各职能部门职责,加强各环节的管理。对废旧抽油机回收、保管、处置、监督等各个环节都规定明确的流程,明确责任界点,从而使废旧抽油机再造利用工作有序进行。如:资产管理部门是废旧抽油机回收、保管部门,负责协调油田各单位在废旧抽油机再造利用过程中的工作;建立废旧抽油机出入库台账及实物保管工作,要保证收回的废旧抽油机的完整,在处置管理部门统一处置之前不得私自拆卸设备,不得私自处置。审计监察部门负责对废旧抽油机的回收和处理工作进行全过程监督检查,负责组织废旧抽油机效能检查。

4努力提高废旧抽油机再利用水平。废旧抽油机的再利用,是废旧资产管理的最有效途径。油田企业应加大对废旧抽油机的鉴定工作,在满足技术要求、确保油田各项设施、设备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发挥废旧抽油机的作用,降低成本,提高效益。

(1)制定废旧抽油机鉴定标准,落实部门责任。

(2)管理过程控制,扎实开展废旧抽油机再利用工作。制定从废旧抽油机入厂、整机部件拆解、部件鉴定、部件修复、质量检测、入库存放等生产工艺流程。尤其是对零部件鉴定、修复和检测等关键环节严格规范,确保可修复配件按整机技术标准修复、检测,使整个工作过程受控,保证再利用配件质量。

(3)加强废旧抽油机保管,确保可利用设备的健康状态。由油田公司资产设备管理部和开发部定期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对油田内闲置抽油机进行确认,送交至指定资产库房或维修基地进行统一管理和存放。

(4)加大折旧设备综合利用分析,进一步提升利用水平。将不能利用的废料回炉处理,铸造成平衡块、曲柄和设备修理分公司尾平衡改造用的配重块,可提高再利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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