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的哲学反思

金融危机的哲学反思（共11篇）

金融危机的哲学反思 篇1

摘要：金融危机背景下大量农民工返乡, 如何看待和解决这个问题是个重要的课题。充分利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全面科学地理解和认识金融危机背景下农民工返乡问题。

关键词：哲学,金融危机,返乡农民工

金融危机背景下大量农民工返乡是现阶段社会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正确的认识是解决问题的前提。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是我们正确认识社会问题的理论工具。我们有必要运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矛盾、联系、发展等观点全面认识金融危机背景下返乡农民工问题, 坚定解决问题的信心, 理顺工作思路。

1 矛盾理论下的返乡农民工问题

1.1 矛盾的对立与统一

对立统一规律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体系的实质和核心。矛盾是反映事物内部和事物之间对立统一关系的哲学范畴。对立和统一体现了矛盾的两个基本属性。

金融危机下农民工返乡, 从对社会经济生活影响的角度来看, 体现了与社会经济生活矛盾对立和统一的属性。

1.1.1 矛盾的对立方面。

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不断升级, 全国出现了农民工返乡潮, 对社会经济生活带来了巨大冲击和负面影响。一是直接影响农民增收。目前, 农民务工收入是家庭增收的主要途径, 承担着家庭教育、医疗、住房的大部分开支。一旦失业, 收入就会缺乏保障。二是影响社会稳定。失去经济来源的农民工, 回家后无法就业, 又不愿从事农业劳动, 有可能整日无所事事, 精神空虚, 从事赌博活动, 影响社会精神文明建设;更有甚者, 有可能因为生活困难而以非法方式解决生存问题, 从而影响农村社会稳定。三是增加了农村社会管理难度。农民工的子女教育、住房改善、医疗服务、社会保障等一系列问题, 将对农村社会本来就非常脆弱的管理体系形成挑战。

1.1.2 矛盾的统一方面。

大规模农民工返乡对社会发展也是一个机遇, 具有积极的因素。一是有利于沿海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低成本劳动力的供给减少, 迫使生产技术落后型企业在外部压力的作用下完成技术改造, 从而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二是有利于推进新农村建设。农民工返乡提高了农村人力资源水平、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留守儿童“、“留守老人”问题, 同时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了动力。三是推进农民工培训和创业机制的完善。农民工返乡, 增加了当地政府劳动力转移的压力, 迫使政府加大对农民工的培训力度。一部分有技术有资本有管理经验的农民工, 充分利用机会, 以极大的热情回乡创业, 推进农村产业化发展。

矛盾是对立统一的。我们要看到对立的一面, 客观估计形势, 做好应对准备;又要看到统一的一面, 坚定信心, 扑捉机遇。更要以切实的行动推进对立向统一的转化, 化不利为有利, 推进经济社会有序发展。

1.2 矛盾的特殊性方面

矛盾是普遍存在的, 但不同事物的矛盾又是具体的、特殊的, 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用不同的方法解决不同的问题。

农民工是一个庞大的群体。解决返乡农民工问题首先是对这一群体要有正确的认识。其次对不同层次的农民工采取不同的解决办法。

据贺雪峰对贵州湄潭县聚合村的调查, 35岁以上的农民工, 文化程度相当较低, 对农业劳动和农村生活有较强的适应能力, 也能感受到农村生活的意义, 这类农民工适合留在乡村发展。35岁以下的农民工, 身强体壮, 头脑灵活, 文化程度高, 不适应农业劳动和农村生活, 适合培训后, 进城务工或本地创业。贺雪峰的调查从一个侧面给我们一定的启发, 即对农民工进行必要的分流。一类是通过掌握新的职业技能实现异地就业;另一类是运用所掌握的职业技能, 依靠各级政府提供的各种优惠政策实现本地就业;再一类是通过掌握农村实用技术, 成为新型专业农户。

加强对返乡农民工的培训是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有效的方法。培训按照分类分层、彰显个性的原则进行。返乡农民工的学习需求出现多元化和个性化的特点, 因而创业培训应该尊重他们的意愿, 共性培训与个性培训相结合, 突出个性培训。对于共性培训, 可以集中进行, 以奠定全民参与市场经济的基本能力。对于个性培训, 一方面要根据返乡农民工打算创业或者已经开始创业的产业领域或组织形式等分类分层培训, 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实用性;另一方面, 要建立短期集中培训和产期分散指导相结合的培训机制, 形成专家与学员之间长期的互动关系, 及时了解和掌握学院的创业动态, 对学员进行个性化的跟踪服务和个别指导, 以提高创业培训的时效性。

2 联系发展理论下返乡农民工问题

联系和发展是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的总特征。作为一个普遍的哲学范畴, 联系是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和事物之间互相影响、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的关系。联系是客观的、普遍的、多样的。发展是前进的上升的运动。

2.1 外部条件与农民工返乡是有联系的

国际金融危机和农民工返乡的联系。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迅速演变成战后影响最严重的危机, 并很快波及实体经济领域, 把全球经济实体推向危机边缘。我国沿海出口生产企业遭遇困难, 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倒闭, 使得大批农民工失业。没有倒闭的企业, 为了降低成本, 纷纷降低产量, 一些农民工工资甚至接近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有养家糊口压力的农民工都选择了返乡。

国家相关政策和农民工返乡是有联系的。2008年《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 使企业用工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 “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失去竞争优势;召开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大种粮补贴, 提高粮食收购价格以及允许土地流转发展规模农业等政策, 对农民返乡建设新农村有很大的吸引力。

2.2 农民工自身素质与返乡是有联系的

社会发展急需教育程度较好的高素质农民工, 但大多数农民工受教育水平和基本素质都比较低。据统计, 目前农村受教育状况是“农村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为6.5年, 只相当于小学文化程度, 接受过初级职业技术教育或培训的占3.4%, 接受过中级职业技术教育的占0.13%, 接受过短缺培训的为20%, 三者总计只有23.53%, 而其中接受过专业技术培训的只占9.1%, 没有受过培训的占76.47%, 另外还有不少文盲存在。”农民工群体低技能与用人单位要求形成巨大反差, 造成失业回家。

与被动返乡农民工不同的是一批文化素质高的农民工主动回家创业。这批人在打工过程中初步实现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 包括资金、技术、信息、阅历、企业家精神等要素。利用金融危机影响、国家产业政策调整、惠农政策实施等条件, 投身于创业大潮, 努力实现人生价值。

2.3 通过解决问题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内因是根本, 外因是条件。农民工返乡问题的解决在于农民自身素质的提高, 同时努力创造有利的发展氛围, 排除外部不利影响的干扰。

我们要立足现实, 采取有效措施解决问题推进发展。一是发挥政府部门的主导作用。转变政府职能,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拓展农村融资渠道, 规范法制建设,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营造良好的就业创业环境。二是发挥农民工主体作用。农民工要转变观念, 加强学习, 增强竞争力, 立足现实, 理性选择适合自己的就业创业项目。

参考文献

[1]本书编写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M].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年修订版.

[2]贺雪峰.农民工返乡的逻辑[J].东岳论丛, 2009 (7) :38-41.

[3]周婧.金融危机形势下返乡农民工就业问题思考[J].农业考古, 2009 (3) :286-288.

[4]范志国.金融危机背景下农民工返乡潮的影响与对策[J].乡镇经济, 2009 (6) :94-97.

金融危机的哲学反思 篇2

摘要：企业社会责任运动是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产物。反思金融危机，机构社会责任的缺失是造成危机向全球扩散的一个重要原因。新兴国家企业走向全球必须重视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这样才能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与此同时，政府和社会也必须积极引导、加强监督。考虑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当前我国推行企业社会责任应以员工利益保护为工作重点。

关键词：金融危机；企业社会责任；经济全球化；员工利益保护

金融风暴席卷全球，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还暴露了一系列社会问题，需要引起人们的全面反思，包括对经济伦理和企业社会责任的反思。

一、金融机构的不负责任是造成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

这次危机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危机的发源地在华尔街，无论如何，华尔街的贪婪、机构的不负责任是造成危机全面恶化的一个重要根源。

在住房市场繁荣时期，大量的抵押贷款被金融机构组合成投资产品，投资者获得承诺，将得到贷款偿还的收益。楼市繁荣时期，这种投资产品支付的利息较高，因而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投资者。面对这种需求，银行开始向高风险的贷款 者提供“次级”抵押贷款，此时，对于利润的追求已超过了资产证券化中增加流动性，分散风险的最初目的。众多的参与者并不关心贷款的风险状况，而只关心证券在流转过程中所带来的巨额利润。华尔街放弃了自己的风险和原则，所有人都只有利益，而无需承担责任。

过度创新使危险不断升级，不断有批评者对此发出警告。1992年10月，国会决定设立一个管理机构：联邦住宅企业监督办公室，以监督美国抵押融资业的两大巨头房利美和房地美。为了防止管理措施的升级。“两房”利用高额利润拉拢政界人士，广交朋友，铲除异己。十多年后，联邦住宅企业监督办公室在一份报告中说：“房利美的说客展开行动，确保我们得不到充足的资金，只能在拨款程序当中把我们的预算交由国会审批。高级管理层的目的显而易见：迫使我们严重依赖房利美的资讯和专业技巧，其实就是让房利美自己管理自己。”

金融机构疯狂炒作，并且想方设法逃避监管，其根源只有一个，即人性的贪婪和对利润的过度追求。华尔街的薪酬体制是公司业绩决定薪水。放松管制后的大规模金融创新为华尔街提供了机会，刺激了冒险文化的繁荣。即使在纳税人出钱拯救金融业时，AIG等金融机构仍高额分红，这自然激起了人们的愤怒。

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信用评级机构受到抨击，被认为是 金融灾难的帮凶。评级机构在金融市场占有特殊地位，被誉为金融市场的“看门人”，承担着极大的社会责任。该行业的首要基础就是诚信与责任。XX年10月22日，美国众议院监管和政府改革委员会就华尔街金融危机举行第三轮听证，本轮听证的主角是评级机构总裁们，他们分别来自穆迪、标准普尔和惠誉。近一个世纪以来，这三大评级机构亮出的AAA评级已被视为安全投资的黄金标准。但穆迪CEO雷蒙德·麦克丹尼尔在听证会上承认，为了保住自己的市场份额，三大评级机构穆迪、标准普尔和惠誉不惜降低标准，没有尽到监督之责，并把全球金融系统置于巨大风险之中。一位在标准普尔结构性金融产品部门工作的员工曾经写下过这样的话：“我们什么都可以评级，哪怕它是头母牛。”而穆迪公司的员工对于自己的工作曾经有过这样的评论：我们不像是在进行职业的评级分析，而更像是在把自己的灵魂出售给魔鬼来换取金钱。据报道，几年间，三大评级机构的总收入都翻了一番，其中穆迪公司的利润率连续5年超过标准普尔500指数中的任何一家公司。

在次贷领域链条中，涉及到大型金融机构、评级机构、贷款者、投资者、美联储等众多角色。XX年11月26日，《世界是平的》一书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在《纽约时报》专栏发表文章《全部倒下》，文章指出：“我们落到如此下场的根源就在于——金融链上的每个环节都几乎彻底丧失了责 任心。”大型金融机构、评级机构在次贷领域中的作用至关重要。正是这些机构在追求利润过程中的极度不负责任加剧了危机发生的可能性，而对此负责的，却是普通的纳税人和整个世界经济金融。

二、金融危机是促进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机遇

华尔街金融危机再次向全社会提出了一个亟待关注的问题，即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企业社会责任既属于伦理学范畴，同时也属于经济学和法学范畴。对于什么是企业社会责任，国际上表述差异较大，至今未形成统一的定义。目前比较流行的是由1997年成立的美国民间组织美国经济优先认可委员会，后改名为社会责任国际所确立的表述：企业社会责任区别于商业责任，它是指企业除了对股东负责，即创造财富之外，还应对社会承担责任，一般包括遵守商业道德、保护劳工权利、保护环境、发展慈善事业、捐赠公益事业、保护弱势群体等。

企业是社会的细胞。作为一个社会“人”，企业占有和处置了社会上大部分的资源，因此，作为回报，除承担经济责任外，还必须承担相应的道德义务。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指出，经济责任是公司的基本功能，而社会责任则是从道德价值判断得到的企业目的。以P·弗兰奇为代表的伦理学派主张伦理先于利润，即公司在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同时也具有道德人格，就应该履行道德义务，承担对社会整体 利益应尽的责任。关于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性，强生公司董事长、首席执行官詹姆斯·贝克曾有过精辟论述：“首先，我相信，与我们有重要合作关系的人对信任、诚实、正直和道德行为有深刻而强烈的需求；其次，我相信，企业应该努力满足所有利益相关者的这种需求；最后，我相信，总体而言，那些最能始终不懈地坚持道德行为的企业比其他企业更能取得成功”。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社会责任概念开始进入中国。我国境内一些企业，逐渐按照要求，编制并发布社会责任报告，其中包括中国电网、中远、联想、海尔、阿里巴巴等。XX年9月，深交所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鼓励公司根据指引要求建立社会责任制度，形成社会责任报告，公司可将社会责任报告与报告同时对外披露。

目前，一些公司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已经起步，但总体效果仍不尽如人意。与经济改革相比，我们的文化变革、商业伦理的变革明显滞后。XX年，企业社会责任缺失事例频发，“三鹿奶粉”事件，国美电器主席黄光裕因涉嫌股价操纵被调查事件，都反映出企业忽视社会责任后面临的信任危机。无数事实证明，漠视企业社会责任、危害社会公德的任何行为，都需要用几倍的，甚至是难以估量的代价来补偿。

强化企业社会责任意识，不仅是企业自我发展的客观需 要，也是经济全球化的需要。当前，全球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压力，资源紧张，环境恶劣，金融动荡。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国开始面对国际社会更高标准的责任要求，中国企业的全球责任必然随之增长。我们可以看到，当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时候，决定竞争实力的，已不仅仅是硬件要求。XX年9月16日，西班牙东南部小城埃尔切，当地鞋业同行不满温州商人低成本廉价竞争行为，纵火烧毁中国鞋城价值100多万欧元的鞋子。虽然这一事件发生的背景很复杂，但值得所有渴望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反思。在世界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的今天，企业必须重视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这样才能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这不仅是对企业自身的前途负责，更是对国家和社会负责。

强化企业社会责任，首先要依靠企业的自觉意识和政府、社会的积极引导。XX年3月18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中国山西票号”的特写文章，被媒体解读为“美国大力推销晋商精神，借以警醒处于经营危机和信任危机下的AIG类的金融巨头们。”山西票号虽然退出历史舞台，但晋商笃守诚信在工商业界声誉极高。近代外交家郭嵩焘评价晋商：智术不能望江浙，其推算不能及江西湖广，“惟心朴而实也”。要从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来看待企业社会责任，大力宣扬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性，提高企业竞争的“软实力”。MBA或大学管理类专业有必要开设企业社会责任课程，为企业高级 管理人员建立一定的社会责任理论体系；还可以通过工商年检的机会，增设企业家社会责任宣传的内容，这不仅能提升其商业道德，还有利于整个产业在金融危机下的转型和复苏。有学者将社会责任比喻成“企业或者企业家的信仰”，企业在利益面前是没有信仰的，但企业家作为一个人，到了一定程度，其必须去寻找利润和财富的最终意义。中国的崛起，需要一批有信仰的优秀企业家。

除自律外，强有力的外部监督必不可少。作为监管部门，应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情况加强有针对性的检查，包括消费者投诉、职工权益保护、重大环境及社会风险、资源运用、慈善活动、利益相关者等方面；鼓励企业像披露财务信息一样披露社会责任报告，提高披露质量；另外一方面，要加大惩戒力度，使尽到责任，花了成本，履行到社会责任的企业得到表彰，而忽视消费者权益、忽视员工利益和环境保护，掠夺式开发利用资源、能源的企业必须承担相应的后果。

三、当前推行企业社会责任应以员工利益保护为重点

XX年5月12日发生的汶川地震灾难，把更多人的目光集中到企业社会责任上来。有舆论将企业社会责任等同于企业捐赠或企业所做的公益事业，这样的理解并不全面。事实上，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一个已经被接受的理念，它有明确的内涵，不应该是一个泛泛而谈的概念。总的来说，企业责任可分为3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要遵纪守法、诚信经营，提供好的、安全的产品给消费者，这是最基本的层次，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底线，不能触碰，否则必将承担相应的后果。第二个层次，就是从企业内部看，处理好生产经营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包括企业与员工的关系、企业与环境的关系，企业与消费者、供应商、所在社区、政府等之间的关系，构筑和谐经营环境；第三个层次，就是从企业外部看，超越经营领域，发展慈善事业、捐赠公益事业、保护弱势群体，发挥企业在社会环境中的良好作用。

现实中，企业社会责任有一个逐步确立并完善的过程，应从利益相关方的基本权益出发，先满足基本权益，再不断扩大改善的范围。虽然慈善和公益事业是很重要的企业社会责任，我们鼓励企业去做，顾客和供应商的利益也要保证，但考虑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当前我国推行企业社会责任应以员工利益保护为工作重点。有些企业，作为利税大户做了很多慈善事业，但对自己的员工却很苛刻，从根本上来说，这不是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

改革开放以来，单一的经济改革和异化的企业改革，员工已经从整个经济转型中被“边缘”出去，在劳动和资本的关系中，劳动处于明显的弱势和依附性地位。由于中国具有出口优势的产业大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国的劳工问题日益突出，并被国际社会关注。一些劳工组织和跨国公司还针对中国的劳工问题，制定了专门的“工厂守则”，要求中国 的出口企业遵守。为了使“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落到实处，同时也是为了应对国际上对企业社会责任标准的要求，我们必须以员工利益保护为重点，在全社会推行企业社会责任。

从当前实际看，保护员工利益，企业要努力学习贯彻《劳动合同法》。XX年1月1日，《劳动合同法》正式施行，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和争论。支持者认为这部法律有效保护了作为弱势一方的员工权益，维护了社会的公平正义；反对者则认为它不适当地限制了企业的用人自由，并给处境艰难的中小企业雪上加霜。劳动合同法出台的时机是否合适，是引起争论的关键。在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企业自身成本增加、金融危机冲击背景下，有相当多的企业确实面临很大的外部压力和困难。立法政策转型增加的社会成本不能全部由企业承担，政府也应承担相应的成本，通过降低税率、完善社会保障等途径减轻企业的负担。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劳动合同法》。在劳资双方之间实现利益均衡，企业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是大势所趋。从短期看，表面上可能会导致成本上升、利润下降。但从长远看，竭泽而渔的掠夺式开发，不仅会危害社会，而且最终会影响企业的长期发展。人是第一宝贵的财富，真正对员工负责的企业一定是有竞争力、有长远生命力的企业。

保护员工利益，除完善劳动合同制度外，还必须在公司 治理中促进“劳动者参与”。公司治理中的“劳动者参与”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已成为现代公司治理的一个必然要求和趋势，它不仅是一种构想，现实中也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德国、荷兰、瑞典、挪威、丹麦、奥地利、芬兰、法国和卢森堡等欧洲国家，都制定了工人参与公司共同决策的法律，其主要参与方式为企业职工委员会制和劳方代表参加董事会或监事会。

设立职工董事和职工监事，鼓励职工董事和职工监事建言献策，对于维护员工利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从我国的实践情况看，依然任重道远。关于职工董事和职工监事，《公司法》对具体的选举程序、不同规模企业职工董事和监事的具体比例及罢免等问题并未涉及，从而在操作中留下不少遗憾。具体表现在职工董事、职工监事占董事会和监事会的比例偏低，大部分公司的董事会中没有职工代表。有些职工代表，因其“职工”身份，决策中基本上是听听会、举举手，沦为一种摆设。必须完善相关立法，增加职工参与公司治理的明确性和可操作性，着力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使企业各方同舟共济、共渡难关。

经济危机不是任何时候都会发生，其爆发是有周期和条件的。将次贷危机与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相比，一个共同背景是：危机前夕，都是美国经济增长，国力飞升的时期，但同时也是社会分化严重，劳资矛盾尖锐，道德沦落的年代。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不仅仅是一场金融或经济危机，也可以说是一场信任或道德危机。如何吸取这方面的教训，强化企业社会责任、倡导以人为本的企业伦理，值得社会各界认真思考。

参考文献：

反思金融危机 篇3

世界各国政府紧急商议救市对策。去年11月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我国将采取十大措施，在未来2年内投资4万亿元，以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这是自1998年以来我国再一次实行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世界为之瞩目。但是人们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建筑业、IT行业等“硬”经济行业，较少关注游戏业、影视业等“软”文化创意产业。而历史经验恰恰告诉我们：文化创意产业是任何国家实现经济转型绝对不容忽略的支柱产业，而经济危机又正是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绝对不容错过的机遇。

1929年席卷全球的世界经济危机，美国既是经济危机的发源地，又是经济危机的重灾区，然而在·片萧条之下，以好莱坞为代表的美国电影业却一支独秀。首届奥斯卡颁奖典礼，恰恰在这一萧条时期隆重举办，好莱坞从此崛起美国，进而风靡全球。10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为例，韩国经济在这一经济危机q1遭受重创，但韩国的文化创意产业却逆流而上，激起了一股不算小的文化“韩流”，余波至今不息。相关数据显示，2008年前10个月我国外贸出口回落了约5个百分点，但文化创意产业的产值和出口则逆势而上，也是一个明证。

有专家做过估计，2006年日本的电影票房是15亿美元，印度的是17亿多美元，而中国的不过5亿多美元，到2008年也只是6亿美元，这与我们文化大国的身份显然是不相称的。如果我国政府在这4万亿中拿出一小部分，投资于当前的影视、音乐、游戏等行业，支持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大力推进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将能把危机变成机遇，使我国一跃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文化大国和文化强国。

在百业萧条的经济危机浪潮之中，为何会出现这样一股“暖流”?一是主观方面：经济萧条时，大多数人都会很自然地寻找精神慰藉来缓解心理压力，完全或部分得到现实中所不能实现的满足。二是客观方面：与物质生产相比，以精神生产为主要特征的文化创意产业，其实并不需要消耗大量资源，因而经济危机时期物质生产的下跌，基本上不会影响文化生产。社会的高度需求与生产的不受影响，两者的结合就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

放眼全球，我国文化创意产业虽有一定竞争力，但也面临着严峻挑战。从目前情况看，它存在诸多亟待改进之处，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改进，其中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推进文化创意理念与实践的结合，打造自己的品牌，实现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本土化。在这一点上，我国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首都北京的庙会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品牌，但由于文化创意产业的介入不够，未能实现现代转型，其运作方式仍比较陈旧。另一方面，来自国外的资本，特别是跨国公司投资占据着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相当大的份额。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化历史较长，机制完善，已形成一套体系完整的市场运作程序。因此，他们往往能较好地把握市场动态，制作精良的文化产品以适应市场的需求。我国由于受经济条件的制约，再加上缺乏文化产业化生产经验等各种主客观因素，其产品市场竞争力普遍不高，难以有效地吸引生产者。在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过程中，要注意打造自我品牌，注重文化创意产业的本土化保护，避免出现由国外大公司引领、控制的局面。

第二，努力营造适合创意群体生存发展的良好文化生态氛围。我国是否拥有全球第一流的创意群体，是否能发挥其效能，将决定我国有无源源不断的、所需要的文化创意产生，决定我国文化创意产业最终能否有优秀产品与服务，实现以社会文化消费者为本的目标。在这一点上，我国的创意生态显然还需要进一步改进。

第三，将文化资源充分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我国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但这些资源的整合度和利用度都不够高，产生了资源浪费和紧张并存的矛盾。我国在文化旅游业方面拥有众多的历史文化遗址，有的被过度开发，不利于文物保护，险情严重，亟待修缮：有的则被不合理占用，未能实现其市场价值。如何在引导文化资源的产业化和市场化的同时，注意保存文化资源的文化根性，维护其可持续性发展，是我国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的+大关键。

金融危机的哲学反思 篇4

关键词：金融危机,混业经营,金融监管

一、美国现行金融监管模式的特点

1、美国混业经营模式。

目前, 国际上占据主要地位的混业经营金融机构的组织形式有两种, 即以德国为代表的全能银行模式和以美国、加拿大以及日本为代表的金融控股公司模式。全能型银行模式允许在同一个公司内部分设不同部门来经营不同性质的金融业务。金融控股公司模式是母子公司结构, 是以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为子公司, 通过资本控股纽带, 实现各种功能和业务的一体化经营。根据控股公司母公司职能的不同, 可分为事业型控股公司和纯粹型金融控股公司。美国的金融控股公司模式是金融业混业发展的产物, 采用的是纯粹型金融控股公司模式。在纯粹型控股公司构架中, 母公司没有自己特有的事业领域, 而是企业整体性经营战略的决策部门, 或者只是单纯法律意义上的法人主体, 实际的决策运作由子公司完成。事业型控股公司则是母公司有独立的事业领域, 并通过控有其他事业领域的子公司的股份来对子公司进行支配和管理。

金融控股公司模式与全能银行模式相比, 虽然在以防火墙作用为代表的约束机制下生产了一些效率上的损失, 但其在风险管理机制方面具有比较优势。金融控股公司对资本投资的责任是有限的, 因此其子公司的经营损失对母公司和其他子公司影响不大。同时也减少了同业务部门之间的利益冲突。而全能银行模式的主要问题体现在对金融市场发展利益的牺牲和金融创新能力的抑制。当然, 从美国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后果来看, 金融机构在金融工具创新方面不能过于迅猛, 应有严格的监管机制。

2、美国混业经营条件下的金融监管。

金融危机爆发前, 美国实行的是“双重多头”的监管体制, 双重指联邦和各州均有金融监管的权利, 多头指有多个履行监管的金融机构。1999年11月美国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 确定了伞形监管模式 (如图1) 。金融控股公司的下属的银行、保险、证券各子公司, 分别由联邦货币监理署、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证券监管机构对其相应的业务或功能进行监管。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会作为监管人, 是综合管理的上级机构, 负责评估和监控混业经营的金融控股公司整体的资本充足性、风险管理的内控措施和程序的有效性以及集团风险对存款子公司潜在的影响。

这种伞形监管结构的优点在于监管机构有义务相互提供信息和尽可能利用对方的既有信息, 并在对其所管辖范围内事务实施监管时, 若涉及到其他监管机构的职责范围, 能够事先进行协商, 同时减少潜在的法律上的冲突, 并在各监管机构之间建立冲突解决机制。虽然如此, 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也说明了这种监管构架存在着严重的监管失效。

金融危机爆发后, 美国财政部于2008年3月29日公布了改革蓝图, 这是自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以来最大规模的金融改革计划。其主要的改革建议包括短期和中期建议, 并提出了长期的概念化的最优监管框架, 而短期的改革措施是向中期和长期最优监管框架的一种过渡。短期的建议主要集中在针对目前的信贷和房屋抵押市场、采取措施加强监管当局的合作、强化市场的监管等;中期的建议主要集中在消除美国监管制度中的重叠、提高监管的有效性、着重对金融监管的组织架构进行调整;长期的建议是向以目标为导向的监管方式转变, 更加集中地执行特定的监管目标。具体措施是设立三个不同的监管当局, 一个负责市场稳定的监管当局, 第二个负责与政府担保有关的安全稳健的谨慎金融监管当局, 第三个负责商业行为的监管当局。

二、产生金融危机的原因

1、金融监管与快速发展的金融市场不相适应。

这场危机的爆发, 说明了金融市场的失灵。经济高速发展必然要有持续的金融创新产品来满足市场的需求, 而在这个过程之中又暗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 这就需要金融监管机构对创新产品进行有效的审查与控制, 以保持金融创新能够健康发展。然而, 美国的金融衍生品不断推陈出新, 一环扣一环, 市场风险不断叠加, 监管部门却跟不上金融创新的步伐, 以美国住房贷款方面的金融创新为例, 其金融衍生品纷繁复杂, 尤其是表现在抵押房贷和资产证券化上, 而这些正是引发次贷危机的一个导火线。最后终于在房地产按揭贷款中发生了断裂, 引发了金融衍生品乃至金融机构的瓦解。正是由于美国没有明确的监管机构对新的金融产品进行及时有效的监管, 久而久之就导致了金融监管的严重失调。

2、双重多头监管体制造成监管效率低下。

多头的监管, 使一家美国金融机构接受多家监管机构的管理, 造成监管存在明显的重叠和错配。在金融市场密切联系的环境下, 这种模式的监管必会致使美国的资本市场逐渐丧失竞争力。美国监管体制的弊端并不是没有被发现, 早在金融危机爆发前, 2007年11月《提升美国金融竞争力蓝图》批评了美国的监管制度, 限制了监管者适应全球市场变化的能力, 造成新产品和新服务的推广变得越来越困难, 降低了监管者和进入机构的灵活性, 监管方式过于僵硬, 法网过密易使被监管者疲于应付, 机构设置过多, 导致资源和人力的浪费, 增加了监管成本, 降低了监管效率。

3、国际监管合作不足。

监管合作是在信息共享的基础上, 通过积极的政策协调和技术援助, 采取一致的宏观经济政策立场并充分考虑各国国内的政策架构和监管措施, 从而寻求监管目标统一的政策融合过程。而此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所暴露出的问题也体现在国际合作方面的不足, 因为缺乏统一的监管标准和信息交换平台, 监管者对国际资本流动的了解不够具体。相关的国际机构在监管全球资本流动上的关注远远少于对新兴国家的汇率的关注, 并且对经济衰退时的资金流动逆转情况没有充分的了解, 这也是由美国次贷危机转向全球性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对中国的启示

在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同时, 不能盲目照搬其他国家的金融模式, 而应该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探寻出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监管模式发展道路。

1、建立我国金融业混业经营监管模式。

我国现行的金融模式仍是以分业经营为主, “三行一会”的金融调控监管模式与分业经营体制基本相适应。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实行的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局面同金融业的管理水平及金融市场发育程度等方面处于较低层次的现状相吻合, 主要注重的是金融体系的安全稳健和风险的可控性。目前来看, 我国的金融业发展状况与美国的金融控股公司制度下的混业经营模式较相近, 所以金融控股公司制将会比较适合中国的发展方向。在此模式下, 结合我国“三行一会”的监管体系, 成立金融监管局, 对金融控股公司进行监管。银监会, 证监会, 保监会分别对各类金融机构进行专业化持续监督管理, 各部门之间及时进行实时的信息沟通和披露, 提高资产评估的真实性和权威性。逐渐建立起适应混业经营的发展的综合性金融监管机构。

2、鼓励金融创新的同时加强对衍生品的监管。

金融创新一方面可以提高市场的运行效率, 但如果处理不当可能引致新的风险。因此在追求金融创新的同时要注重风险的防范。虽然这次金融危机暴露出在金融创新过程中的一些弊端。但目前为止, 我国金融创新能力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仍然较弱, 金融创新仍就停滞不前。温家宝总理曾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处理好金融创新、金融开放与金融监管的关系。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监测和管理, 维护金融稳定和安全。”这就道出了金融创新的重要性。但是鉴于国外先进的金融创新经验及金融危机在金融监管方面的教训, 我国应结合发展中的实际情况, 对金融衍生品市场进行严格的监管, 实行信息披露, 保持金融创新产品的透明度, 以促进金融创新同金融监管的协调发展, 避免类似于由此次金融衍生品监管力度不足造成的美国次贷危机的危害。

3、建立有效的金融控股公司防火墙及风险预警机制。

在向混业经营模式迈进的同时要加强金融机构自身的风险管理, 建立起必要的防火墙机制, 合理划分内部职责和权限, 并充分发挥社会监督的作用。目的是减少风险在金融机构内部的传递, 限制各机构之间的业务往来, 并控制资金在金融集团内部的流通。金融风险预警系统是防范金融危机的有效手段, 建立预警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风险造成的损失。监管机构应定期向金融机构进行风险提示, 对风险暴露较多的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采取双边会谈的形式予以风险预警。具体的设定需有选择地借鉴《新巴塞尔协议》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混业经营发展的程度, 有效地控制金融风险。

4、完善国际间合作。

金融危机表明, 仅在一个国家加强对评级机构的监管是不够的, 而需要各国共同加强对评级体系的国际监管。为防范国际金融风险, 发达国家之间需要加强合作, 我国也要完善与国际间的相互合作。近年来, 虽然我国加强了与东盟各国在金融领域的监管合作, 但是在具体的实质性举措中仍停留在原则性的框架协议上。因此, 我国需要在双边、多边监管合作中对信息共享及信息使用方式等方面进行加强, 并构建我国金融监管机构同国际金融监管机构间信息共享和合作机制, 以促使我国金融市场向规范化、法制化、国际化迈进。

目前, 国际合作正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 二十个国际集团于今年4月2日在伦敦召开的第二次金融峰会上, 主要探讨的是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和稳定国际金融市场以及改革国际金融机构等问题, 与会的还有金砖四国的巴西、俄罗斯、印度及中国。中国在此次峰会上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将会逐步增强同各国间的相互合作, 以促进国际金融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陈建兵: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金融监管的启示[J].学术纵横, 2008 (7) .

[2]林朴:论美国金融监管模式的改革趋势及对我国的借鉴意义[J].当代经济管理, 2008 (10) .

[3]秦凯:次贷危机下的金融监管反思[J].理论与改革, 2009 (1) .

[4]阮建文、杜丽萍:从美国次贷危机看中国的金融监管[J].福建金融, 2009 (1) .

反思金融危机布局中国未来 篇5

又至岁末，时下有关全球金融形势、中国经济复苏状况的议论声此起彼伏，对未来的全球金融形势、中国经济走向的预测众说纷纭。投资者普遍关注：全球金融危机结束了吗?明年中国经济形势如何?人民币前景将会怎样?在光大控股高端经济论坛现场，记者采访了部分海内外著名经济学家。

蒙代尔：建立全球货币以稳定汇率

被誉为“欧元之父”的罗伯特·蒙代尔是这次论坛的重量级嘉宾。蒙代尔对人民币国际化发展途径和政策选择做了三种预计，并提出了最理想化的结果——全球货币。

他指出，2007年9月开始的金融危机实际上是三个危机的集合体：一是次贷危机；二是雷曼兄弟倒闭及产生的连锁效应；三是全球经济紧缩。虽然美联储成功解救了第一场危机，但美元出现剧烈波动是导致雷曼破产的一大原因。如何稳定汇率无疑是国际经济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课题。

蒙代尔说，2008年三季度美元的疯狂飙升带动了人民币的上涨，这使得中国的出口市场一改原本20％的增长速度出现了明显下滑，而对2009年中国的增长预期也因此降到6％。而中国此后的复苏状况显然超乎所有人的想象，经济增长速度并非6％或7％，而是至少8.5％。这当然有4万亿政策刺激下的效果，但美元对人民币的贬值也发挥了作用。蒙代尔认为，中国经济与美元的强弱有着密切关系。当美元走强时，房地产价格和中国股市就会下跌，而当美元疲软时，房地产价格和股市就会飙升。

如何稳定人民币汇率?蒙代尔对中国的政策选择做了三种预测。

一是“进化法”，顺其自然。“如今的世界经济中，中国的市场份额正在迅速增长，不需要做什么改变就能在2011年超过日本，到2030年甚至可能超过欧洲市场”。但这种默认方法的缺点在于容易发生反复的经济危机。

二是亚洲货币法。“形成较大的货币领域，比如东亚地区货币可能是个不错的方法”。当然。当国家放弃本国货币进入一个单一货币的联盟时，必须对未来安全性有足够的信心。蒙代尔建议中国应该进一步加强与其他亚洲国家的货币合作和一体化建设，应努力推动“固定汇率区”的发展。

三是国际货币改革。在蒙代尔看来，美元兑欧元汇率波动大是一个重要问题，最好是以国际货币改革来解决。“容易形成一个使用‘EURODOLLAR(欧美元)’的国际货币体系。由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稳定，那么它将被纳入这个‘篮子’中，而对英镑来说，如果美元兑欧元稳定，那么英镑加入欧元区或对欧美元保持稳定汇率将变得容易。另外，对有着债务困难的日本来说，如果通胀预期在他们需要的合理范围内，也会考虑加入”。蒙代尔指出，这样的货币“篮子”有助于美联储在货币政策上少犯错误。如果美元兑欧元固定，就不会发生雷曼破产的危机了。

基于上述想法，蒙代尔提出了“G5”(即美国、英国、日本、中国和欧盟)的设想，“‘G5’能够协调货币和(较小程度上的)财政政策，它将有着明确的责任对5个主要货币国和地区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进行协调，可在一定程度上维持经济复苏，避免重复过去的失败”。蒙代尔称，这是自己对全球货币的美好愿景，“虽然是一个最理想的状况，但现在已是实际成熟的想法了”。

陈爽：香港和上海可以形成“金融互补”

在论坛上陈爽表示，作为一家跨香港和中国内地的多元化金融控股企业，光大控股专注发展直接投资、资产管理和产业投资业务，并形成与投资银行(企业融资)和经济业务(财富管理)等收费性业务共同发展的格局。此次高端论坛上，他对香港在国家金融发展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作了详细阐述。

“金融危机后，中国在国际经济的地位有所提高，但要达到东西方之间对中国金融地位的认同仍然有待时日。所以，中国需要自己的国际金融中心，并使其日渐成熟，才能配合国家的发展战略。”陈爽表示，在对香港、上海两地进行比较后可以发现，香港和上海可以形成互补关系，香港将在国家金融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这包括建设国际金融交易平台、成为真正的人民币离岸中心和成为资产管理中心，“因为香港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优势，人民币国际化需要时间和条件相配合，香港可以作为试验地。通过建立并购基金等方式，能为中国资金走出去和境外资金进入中国架起桥梁。”他提出，应支持在香港中资券商和金融机构的发展，必须要有自己的大投行。

王庆：2010年中国经济像秋天

王庆在作“危机之后再认识中国经济”的主题演讲时，对中国明年的经济发展做了预测分析。他认为，2010年中国经济可能是不温不火的一年，经济增速有望快于今年，同时通货膨胀率不会太高。

王庆的预测形象地用“四季”代表明年的经济情况。他说，有70％的概率进入“秋天”，“今年在政策驱动下，中国的GDP增速超越他国出现‘脱钩’，到了明年，出口将会有所好转，经济结构将更加均衡，GDP可能出现10％的增长，同时CPI会维持在2.5％左右的较低水平”。王庆表示，以上推论是基于中国政策环境不发生明显改变、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基础上的。而如果其他主要经济体经济复苏同样很快，那么将带来较高的CPI，2010年中国经济可能变为“过热的夏天”，这样的概率大约有15％。

“如果全球经济复苏普遍不力，同时中国收紧了货币政策，那么可能在短期内会进入‘寒冷的冬天’，中国经济可能由于政策变动带来二次探底。这样的概率当然较小，应该不会超过5％。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政策性的软着陆，也就好像春天那样，概率在10％左右。”王庆表示，当全球经济扩张带来供给面约束时，可能引发高通胀，但只要能进行及时的政策调整就可以避免。

金岩石：留意资产泡沫的四大指标

金岩石，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演讲中对中国在后危机时期的经济结构做了分析。他认为，资产泡沫是必然生成的，但现在还没到破灭的时候，只要关注四个指标，就可助大家全身而退。

“化解金融危机的方法必然导致资产泡沫出现，而资产泡沫就带来了一个特殊的产业结构调整——城市化驱动。城市化产业结构调整的驱动背后有两个流动性支持：人口的流动和货币的流动，两个流动性必然导致超级泡沫的生成。因此，我们正处在一个日本式超级泡沫的起点，未来泡沫将生成、破灭。”金岩石认为，虽然有人提出如今我国的房产泡沫已经很大，但对中心城市来说未必如此简单。因为“超高货币发行驱动高额政府投资，追求高增长、化解高失业，这“四高”背后就隐含了高房价。在一定意义上说，高房价是化解高失业所支付的代价”。当然，是泡沫总有破灭的一天，要确保自己的资产在泡沫破灭的瞬间不受影响，金岩石提醒大家留意四个指标：

后金融危机时代公允价值的反思 篇6

关键词：金融危机,公允价值,反思,问题,对策

由于2008年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 在美国造成了成千上万企业的破产, 由此带来的经济骚动蔓延了全球, 对全世界的金融经济稳定性造成影响, 不利于实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虽然公允价值并不是引发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 但是也要意识到由于公允价值计量自身具有的特性,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仍然影响了金融市场的稳定性, 有关公允价值是否谨慎、合理的思考, 显得非常重要。

一、公允价值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反思

(一) 公允价值的可靠性薄弱

所谓公允价值, 主要出于参与市场交易的双方进行市场价值判断。但是由于市场经济环境的纷繁变化, 一些会计事项缺乏市场活跃空间, 再加上商业秘密或信息阻断等影响, 给公允价值带来了诸多的不确定性因素, 增加了公允价值的判断难度;再加上一些人为因素的影响作用, 也可能出现公允价值利用过程的利润操纵现象, 造成信息失真、数据失效, 难以保障公允价值的“公允性”。

(二) 公允价值的操作难度大

如果不处于实际的市场交易环境中, 现值技术作为公允价值的估计工具, 难以发挥会计计量的操作作用;在市场运行中, 负债、资产等个别会计要素缺乏可观察、可参考的交易价格, 如果按照一定的折现率将未来现金流量折算为现值, 可能无法确保现金流量金额及货币时间价值的真实性, 增加了计量的操作难度。

(三) 增加金融风险可能性

在公允价值的计量模式下, 经济环境与风险状况均面临各种各样变化, 企业信用也随之有所改变, 带来了财务报表项目波动现象;尤其对于利用金融工具的企业来说, 若想发挥公允价值计量的作用, 必须重新估计金融工具的市场价格, 由此可能引发价格波动问题, 产生诸多损失, 同时造成企业利润的剧烈波动, 增加金融风险可能性。

二、后金融危机时代完善公允价值的几点建议

(一) 优化运用公允价值的市场环境

若想合理运用公允价值, 必须创设活跃的市场环境, 不断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 争取在市场经济建设和公司治理结构中, 以最低的成本支出获得最可靠的公允价值;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与完善的背景下, 应构建与之相符的市场体制, 创设利于全面推广公允价值的环境与条件, 推动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 为债券市场开拓更多空间, 同时引入公平的竞争机制, 为运用公允价值创设良好的市场环境。

(二) 完善公允价值的计量方法

实现公允价值运用的规范性、合理性, 相关监管部门必须提出公允价值定量与定性的标准;奠定在国际标准基础上, 增强会计相关性, 以我国实际国情为出发点, 适当进行补充解释和附录说明, 提高标准的真实性、可操作性;另外, 针对公允价值的结果, 应详细披露其信息内容, 也可增强公允价值计量的可靠性。由政府牵头出台具体实施细则, 增强会计法律法规的协调, 提高市场准入审批制度的有效性, 严格审查会计市场准入落实情况, 更好地满足会计报告中的公允价值披露要求。另外, 以实际操作角度为出发点, 发挥政府审计与社会审计相结合的作用, 尤其加强对上市公司、资产评估机构等监督管理;同时规范披露内容, 一方面做到披露时间的及时性, 另一方面选择第三级公允价值披露的确定方法, 客观判断由于财务报表指标变化而带来的各种敏感性信息变化。

(三) 合理控制公允价值的操作难度

只有增强公允价值运用的公平性、合理性, 才能为计量工作奠定基础;从引发金融危机的影响因素来看, 一般公允价值中的估价偏差在并不活跃的市场中使用;而资产负债表中的金融工具却在报价活跃的市场中活动, 主要以公允价值作为计量标准。那么今后应注重提高公允价值计量的操作性, 结合以往实际运用中存在的缺陷和不足, 进一步完善公允价值的计量标准, 加强世界各地会计准则制定权威机构的沟通与合作, 力争公允价值应用的合理性、规范性。

(四) 发挥第三方公允价值评估机构的作用

对于从事资产评估业务的机构来说, 包括各种类型的专家及专业人士, 通过应用专业的技术知识和丰富的工作经验, 可保障资产估价的精准性, 客观地反映市场均衡价格状况。另外, 由于资产评估师开展独立性工作, 在评估过程中并不是为资产业务当事人服务, 可在一定程度增强评估的公允性, 同时起到监督作用。总之, 只有发挥第三方评估机构的作用, 开展公允价值评估工作, 才能够客观、真实地体现企业价值, 反映企业资产状况, 保障财务信息真实性、可靠性, 为正确决策提供依据。

总之, 随着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 关于公允价值的思考越来越激烈, 甚至面临是否应该废止的考验;但是经公允价值的理论与实践应用表明, 公允价值只是风险积累到一定程度的表现, 也是识别危机的重要警示标志。只有意识到公允价值运用中存在的问题并采取改进措施, 才能更好地发挥公允价值的作用, 实现经济的可靠、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葛家澍.公允价值计量面临全球金融风暴的考验[J].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学报, 2009 (1)

[2]孙再凌, 迈扎尼.公允价值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后的发展变化及其未来影响[J].生产力研究, 2011 (3)

[3]于永生.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公允价值会计问题研究[J].会计研究, 2009 (9)

[4]周明春, 刘西红.金融危机引发的对公允价值与历史成本的思考[J].会计研究, 2009 (9)

金融危机的哲学反思 篇7

一、金融生态环境的提出及内涵

2004年12月7日,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经济学50人论坛”上做了题为《完善法律制度, 改进金融生态》的报告, 借鉴生态学原理, 提出金融生态理论和改善金融生态环境的主张。从生态角度来看金融发展问题, 进一步揭示了金融业发展的系统性和可持续性的特征和规律, 反映了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

“金融生态环境”是个仿生概念。在生态学中, 生态环境是指与生物有着紧密关系并影响其生存、进化的自然环境。由于金融也是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中发生的、受一定时空条件所构成的环境因素影响的, 所以, 人们借用这个生态环境概念, 来研究金融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此, 所谓金融生态环境是指与金融业生存、发展具有互动关系的社会、自然因素的总和。在广义上, 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地理、人口等一切与金融业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方面, 也就是金融运行的一切基础条件;在狭义上, 它指微观层面的金融环境, 包括法律制度、诚信环境、企业制度和行政体制等内容。“金融生态环境”中各因素相互联系, 相互依赖, 相互作用, 共同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因而, “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是个综合、渐进、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

二、从金融生态的角度解释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

金融危机是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 其特征是人们基于经济未来将更加悲观的预期, 经济总量与经济规模出现较大损失等。金融危机的爆发往往会伴随着企业大量倒闭, 失业率提高, 使经济增长受到打击, 甚至有些时候还伴随着社会普遍的经济萧条, 以及社会动荡或国家政治层面的动荡。

在全球金融发展的历史上, 共出现过九次比较严重的金融危机, 世界上最早的金融危机是1637年的荷兰“郁金香热”。在1636至1637年期间, 人们不仅买卖已收获的郁金香球茎, 而且还提前买卖1637年将要收获的球茎, 球茎的期货市场就这样诞生了。由于刚刚形成的期货市场没有明确的规则, 使得商人们有可能在期货市场上翻云覆雨、买空卖空, 更使得郁金香泡沫在短时间内迅速膨胀, 高峰时期其价格相当于荷兰人当时平均年收入的十一倍。但好景不长, 泡沫的破裂终于在1637年2月4日这一天来到。这天, 希望出手的人挤满了各地的交易所, 价格急剧下落, 市场迅速崩溃。突如其来的事态使整个城市陷入混乱, 直至发生国家经济危机。郁金香事件不仅沉重打击了举世闻名的阿姆斯特丹交易所, 更使荷兰全国的经济陷入一片混乱, 使之陷入了长期的经济大萧条, 欧洲繁荣的中心也移向英吉利海峡彼岸。

第二次金融危机是1720年的“南海泡沫”。17世纪早期, 英国经济兴盛, 人们的资金闲置、储蓄膨胀, 当时股票的发行量极少, 拥有股票还是一种特权。当时南海公司通过与政府的合作, 取得了承销政府债券的经营特权。为牟取公司利益、刺激股票发行, 南海公司接受投资者分期付款购买新股的方式, 投资十分踊跃, 股票供不应求导致了价格狂飙到1000英镑以上, 公司的真实业绩严重与人们预期背离, 导致泡沫越滚越大。后来由于国会通过了《反金融诈骗和投机法》, 内幕人士与政府官员大举抛售, 南海公司股价一落千丈, 南海泡沫破灭。

第三次金融危机是1837年的美国经济恐慌。由于美国总统杰克逊关闭了美国第二银行, 并将美国财政资金、贵金属由第二银行转移到其他州立银行, 分散了储备, 削弱了对银行业和经济的监管职能, 使得在美国在1837年爆发了经济恐慌。美国的经济恐慌引起了银行业的收缩, 这场恐慌带来的经济萧条一直持续到1843年。恐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贵金属由联邦政府向州银行的转移分散了储备, 妨碍了集中管理, 以及储备分散所导致的稳定美国经济机制的缺失等等。

第四次金融危机是1907年的银行危机。1907年10月, 美国银行危机爆发, 纽约一半左右的银行贷款都被高利息回报的信托投资公司作为抵押投在高风险的股市和债券上, 整个金融市场陷入极度投机状态。

第五次金融危机是1929年的大崩溃。1922-1929年, 美国空前的繁荣和巨额报酬让不少美国人卷入到华尔街狂热的投机活动中, 股票市场急剧升温, 最终导致股灾, 引发了美国乃至全球的金融危机。

这以后又相继发生了几次较为严重金融危机:其中第六次是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第七次是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第八次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第九次, 也是离我们最近的一次金融危机是2008年9月的美国次贷风暴。

虽然上述金融危机的产生背景、历史影响、表现形式各异, 但归结起来, 上述金融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是市场缺乏有效监管, 导致风险积聚, 根本原因是金融生态建设滞后, 金融体系缺乏弹性, 难以适应金融市场发展的内在要求, 从而导致金融市场发展结构不平衡, 风险集中爆发。

三、金融危机对金融生态的影响

(一) 金融危机对金融生态具有破坏性的影响, 每次金融危机的爆发, 都是对金融生态的一次洗礼

金融危机对金融生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一是危害实体经济, 导致国民经济增长放缓甚至出现衰退, 从而危害到金融业赖以生存的经济环境, 使金融生态遭到破坏。二是严重损害了市场信心, 使金融市场在短期内难以重振。而要消除金融危机的影响, 培育市场信心, 短则需要一两年, 长则需要十年八年。

(二) 在金融危机爆发后, 政府通过采取消除金融危机、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的一系列措施又可促进金融生态的改善

金融危机过后, 金融生态的改善主要体现在以下四方面:

首先, 在消除危机的过程中, 政府会针对导致金融危机的原因出台一系列政策规定, 为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每一次金融危机的产生, 背后总有影响金融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存在, 为了实现金融经济的发展, 每一次金融危机的消除是伴随着“瓶颈”的清除而发展的。最著名的例子就如1929-1933年的金融危机中, 美国政府颁布了《联邦证券法》, 它是美国历史上第一部规范证券交易的法律, 使放任自由的市场第一次受到了真正意义上的监管, 它要求所有的新股发行都必须在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注册, 而且必须披露特定的信息。

其次, 政府进一步加强对市场的监管, 促进市场有序发展。在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金融危机时, 为化解危机, 美国政府采取了下列稳定市场的措施:一是政府鼓励大企业回购股票, 提升市场信心;二是美联储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 及时向市场注入流动性, 避免了主要企业因流动性紧张而倒闭, 并引起“多米诺骨牌”的风险。在处理金融危机过程中, 政府对市场所采取的有效监管措施, 不仅有利于为消除市场恐慌, 同时有利于确保金融市场整体健康发展。

第三, 在危机过程中, 部分经营不善、不符合市场发展方向的企业纷纷倒闭或被兼并, 同时一批具有市场前景的企业逐渐走到前台, 从而优化了市场经济结构, 改善了金融生态的外部经济环境。

第四, 在危机过后, 政府反思、调整了部分经济政策, 有利于实现经济健康发展, 促进金融生态的改善。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的爆发, 其根本原因是墨西哥的经济政策与其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危机过后, 反思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 政府通过改进外汇政策、完善对金融体系的调控手段和机制, 改善了墨西哥的金融生态, 确保了墨西哥近年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

四、改善危机下我国金融生态环境的对策建议

由上所述, 金融生态是金融发展的基础, 建立一个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 对促进我国金融业的快速、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正处于金融危机下的中国来说, 进一步加强金融生态建设、改善金融生态环境就显得尤为重要。为此, 我们提出改善我国金融危机下的金融生态环境的对策建议:

(一) 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 我们更要兼顾经济发展结构的调整, 为加强金融生态建设提供经济基础

一个良好的外部经济环境, 有利于金融生态的生生不息, 也是金融生态环境健康可持续发展重要保障。因此, 要改善我国的金融生态环境、应对全球金融危机, 就必须改善我国当前的经济环境, 做到经济增长速度、发展结构、增长模式三者协调改善。

(二) 建立与完善金融市场体系

一是扩大直接融资比重, 促进金融市场均衡发展;二是发展衍生品市场, 创新化解金融市场风险。我国金融体系是在单一银行体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金融市场的发展很不平衡, 通过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占金融融资的比例不到20%, 这种融资比例不利于发挥资本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使我国的金融体系缺乏弹性, 不利于金融安全和经济安全。另外, 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 我国要通过大力发展和完善金融市场体系, 促进其协调发展, 充分发挥其在促进资本形成、优化资源配置、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等方面的作用。同时, 运用金融市场分散风险和风险补偿机制增强我国金融体系的弹性和活力, 维护金融安全, 促进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

(三) 建立和完善金融运行机制

一是建立金融企业破产和退市机制, 完善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基础性制度;二是培育金融机构的良性竞争机制, 完善证券经营机构规范运作的基础性制度;三是完善资本市场相关法律体系, 建立对投资者提供直接保护的基本制度。进一步完善《合同法》和《物权法》, 尽快出台一部《金融机构破产法》。建立与完善金融运行机制, 是我国经济改革和金融改革的重要目标, 也是完善我国金融生态环境、增强我国金融体系抵御风险能力、防范金融危机的必要手段。对此, 在不同的金融市场上建立健全准入机制、监管机制和退出机制是势在必行的。

(四) 完善社会信用制度

一是改善全国的社会信用状况;二是建立中介行业市场诚信体系, 完善信用担保机制;三是加强部门之间、省份之间的联动, 加快构建社会信用体系。完善的市场经济应当是一种信用制度高度发达的经济。规范社会信用秩序, 创造良好的信用环境, 维护信用主体的合法权益是金融可持续发展系统运行的重要保障。

(五) 积极推进金融产权改革, 完善金融体系的产权结构

金融生态的生命力就在于金融生态中存在自由竞争的机制, 使金融生态主体在自由竞争中优胜劣汰。建立和完善自由竞争机制的一条重要途径就是使金融生态中的参与主体多元化。对国有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改革应该朝着股份化的方向发展, 吸收金融机构、民间企业和社会公众等参股, 形成银行股权多元化格局, 同时积极探索、设计合理的产权结构模式。

摘要：面对中国金融改革艰巨而又复杂的现状, 2004年底,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将生态概念引入金融领域, 提出了金融生态理论, 为金融发展问题研究开辟了新的空间。笔者从金融危机和金融生态关系的角度, 阐释了改善金融生态环境在推动我国金融业持续健康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并提出了改善我国金融危机下的金融生态环境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金融生态,金融危机,对策建议

参考文献

[1]戈登著祁斌译《伟大的博弈》中信出版社2005年

[2]黄在亮《论金融危机与班融生态环境的关系》《财经纵横》2009年第2期

[3]张晶《我国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困境及对策探析》《价格月刊》2008年第1期

[4]尔豪《历次金融危机带来的恶果》《金融法苑》2009年第3期

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反思 篇8

关键词：金融危机,启示与教训,应对措施

目前, 由美国引发的金融危机迅速发展成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 对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那么进一步加深对金融危机的认识, 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和对经济的严重危害性, 以及怎样采取应对措施和防范办法, 已成为各国政府所面临的当务之急, 同时也是我们广大经济工作者应该研究和思考的课题。

一、金融危机的含义、特征、种类及产生的原因

1. 金融危机的含义和特点。

金融危机又称金融风暴, 是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 (如:短期利率、货币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 (价格) 、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 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

2. 金融危机的种类和总体特征。

金融危机可以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等类型。近年来的金融危机越来越呈现出某种混合形式的危机。但无论哪类金融危机, 其特征都表现为:人们基于经济未来将更加悲观的预期, 整个区域内货币币值出现幅度较大的贬值, 经济总量与经济规模出现较大的损失, 经济增长受到打击。往往伴随着企业大量倒闭, 失业率提高, 社会普遍的经济萧条, 甚至有些时候伴随着社会动荡或国家政治层面的动荡。

3. 金融危机的原因。

众所周知, 当前的金融危机是由美国住宅市场泡沫促成的, 是资本追逐利润产生的泡沫。其核心是金融机构借贷投资给收入低的购买房产者, 楼市下降, 购房者无法偿还债务导致金融危机。但如果我们对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 以及本次美国金融危机的酝酿和爆发过程联系下来加以分析, 就可以更为全面了解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

(1) 大批企业从国内外大量借入没有偿还能力的债务, 国家也从国外借入无偿还能力的债务。

(2) 政府对金融业没有实行有效监管, 放任国际上的投机性游资自由流动。忽视了在“自由化”“私有化”的金融体制下同样可能陷入货币性金融危机。

(3) 经济长期过热, 泡沫经济成分很大, 产生了没有真实基础的国外资金的过度需求, 从而吸纳了过多的国际性的投机游资。

(4) 过分依靠“外向型经济”来发展经济, 一厢情愿地想先尽可能多地引入外国资金, 然后靠发展出口创汇来获得偿还外债和支付撤出的外国资本所需要的外汇, 由此达到超高速的经济增长。

二、金融危机的启示与教训

基于上述对金融危机的理解和认识, 特别是对其产生原因的分析, 我们不难从过去和当前的金融危机中获得一定的启示和教训。

1. 发展中国家在融入经济全球化大潮时要循序渐进地推进金

融和贸易自由化, 要在实行自由化之前建立起强有力的调控框架, 并制定出严格可行的程序和具体规则。

2. 金融监管应更多地强化功能监管和贴近市场第一线。

这次美国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 是监管体制存在“真空”和漏洞, 使一些风险极高的金融衍生品成为漏网之鱼。

3. 应正确认识把握金融创新和风险控制的平衡关系。

金融创新是一把“双刃剑”, 它既具有发挥活跃交易、转移和分散风险的功能, 也能凭借杠杆效应掀起金融波澜。

4. 鉴于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剧, 国际社会应该在宏观政策

协调和监督上采取积极有力的措施, 以确保全球化进程的健康发展。

5. 一国经济发展不能过分依赖外国资本的大量流入, 要分散风险, 增加经济的自主性。

近年来, 中美经济关系不仅贸易上日趋紧密, 而且我国接受了大量的美国投资, 也购买了大量的美国国债和企业债券。因此, 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非常直接。

三、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及对策

值得重视的是, 美国金融危机可能导致美国经济衰退, 累及世界经济, 使得我国宏观经济的外部环境更显严峻, 这种对我国经济的间接影响决不可小视。由于中国外贸依存度高达60%, 我国经济增长到目前在很大程度上还依赖出口, 美国又是我国第二大出口市场, 如果处理不当, 很可能引发国内出口企业倒闭、工人失业及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而这种间接损失, 将是巨大的, 无法估量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说, 当前, 全球性的经济金融调整是长期积累的失衡矛盾最终释放的必然结果, 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不容低估。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近日指出, 国际金融风暴将对中国实体经济产生严峻的影响。而且, 预计明年该影响可能会更加深化。因此, 我们要高度关切这种影响的不确定性, 积极采取措施, 扩大内需;同时, 在开放中, 加强金融监管, 保持我国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

1. 我国应与国际社会加强合作, 同舟共济, 共克时艰, 但首要的是坚定信心, 开拓进取, 着力办好我国自己的事情。

2. 响应党中央、国务院的决定, 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

宽松的货币政策, 按照“出手要快, 出拳要重, 措施要准, 工作要实”的总体要求落实中央部署的扩大内需的十条措施:加快实施重大民生工程;加快在建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尽快启动一批有利于增强经济发展后劲大型工程项目;加大力度支持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关键项目建设。统一思想, 坚定信心, 加强协调, 真抓实干, 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3. 要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经济工作的中心。

进一步加强农业, 处理好农业和其他产业的关系。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促进科技、教育和经济的密切合作。应把经济工作的重点放在扩大内需, 增加经济的自主性上, 只要中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的发展, 本身就是对世界经济的贡献。

4. 建立我们自己的经济体系。

我们在第三世界有良好的信誉, 我们的进口原料主要来自第三世界, 而我们国内又有庞大的生产能力。这些都为我们建立自己的经济体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我们惟一需要做的是增加我们的消费能力, 提高普通劳动者收入, 以增加我们的消费市场。

5. 金融监管方面须更多地强化功能监管, 监管体系有必要从

过去强调针对机构进行监管的模式向功能监管模式过度, 即对各类金融机构的同类型的业务进行统一监管和统一标准的监管, 以减少监管的真空和盲区。

6. 人民银行要继续实行灵活审慎的货币政策。

既要从根本上稳定物价预期, 也要根据形势变化及时适度调整政策操作, 努力维护货币稳定和金融稳定。

(1) 拟定保证金融稳健运行的各项应对预案, 建立完善国际金融危机监测及应对工作机制。进一步加强和执行国家对金融和货币领域的监管, 防止投机性国际游资涌入和流出我国。

(2) 继续改进流动性管理, 保证市场流动性充分供应, 引导货币信贷合理投放。制定完善银行体系流动性支持应急预案, 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银行体系流动性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

(3) 加强窗口指导和信贷政策指引, 优化信贷结构。引导金融机构进一步改进金融服务, 根据实体经济的有效需求调整信贷投放的节奏和力度。加大对“三农”、就业、服务业、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节能环保等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信贷支持。

(4) 加强对房地产金融的监测, 改进房地产金融服务。建立健全房地产金融监测机制, 密切跟踪房地产市场发展态势。引导商业银行科学评估房地产业的风险, 在完善风险控制的前提下, 进一步改进金融服务, 促进房地产信贷市场平稳运行。

(5) 加强外汇管理, 防范短期资本流动冲击我国金融体系。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的监测管理, 完善针对不同流出流入渠道的管理措施, 防范投机资本大规模流动对经济造成大的冲击。加强对外投资的风险提示及监管, 完善多元化、多层次的对外投资体系。

我们应该看到, 当前我国总体经济形势是好的, 我国金融机构实力普遍增强, 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明显提高, 市场流动性总体上还比较充裕, 金融体系也是稳健和安全的。只要我们坚定信心, 沉着应对, 我国经济是能够有效抵御外部冲击的。

参考文献

[1]何秉孟刘溶沦刘树成:亚洲金融危机:分析与对策[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15、21

[2]曹洪军王笃田曹廷求高福一:金融魔杖——金融红与黑[M].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9:5

金融危机的哲学反思 篇9

关键词：金融危机,中央银行,金融稳定

在目前持续的金融危机影响下, 一些发达国家和世界组织对如何完善现有的金融稳定框架, 包括中央银行合适的定位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尽管我国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影响有限, 但研究全球金融稳定整体框架的演进极其必要, 对于中国人民银行履行中央银行职能, 做好维护金融稳定工作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全球金融稳定在金融危机中存在的问题

2007年开始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是由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引起的。这场危机之所以爆发, 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当时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美联储忽略了信用扩张和资产价格的过度发展。2000年至2005年, 美国长期处于低利率时期, 信用增长速度加快, 导致了资产价格的快速上升, 同时还造成了消费和投资的虚假繁荣, 整个金融体系处于慢性发展的泡沫经济当中。当加息力度加大, 贷款人还款能力出现困难, 同时商业银行开始收缩信用, 重大系统性风险应运而生, 造成金融机构破产关闭、股市剧烈震荡、实体经济下降, 进而影响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

大部分国家的中央银行主要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稳定 (价格稳定) , 将其控制在狭窄的波动空间。但是当一个重要世界货币的币值大幅度波动时, 本国或本区域的货币稳定必然受到严峻考验。币值出现不稳定, 实体经济同样会有很大的影响, 这样使得金融危机迅速在全球蔓延。因此, 中央银行因为具有维护金融稳定和维护货币稳定的双重职能, 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就不能单一考虑货币稳定 (价格稳定) , 必须关注货币稳定与金融稳定的显性相关。当金融不稳定时, 居民信心崩溃, 通常会产生对流动性资产的渴求, 银行信贷就会收缩。在这一过程中, 货币总供给突然下降, 将导致经济的收缩。

在此次金融危机爆发之前, 部分国家或地区的中央银行金融稳定职能不明确, 由中央银行行使“最后贷款人”职责没有相关法律支持。当出现危机的时候, 此前做法大多为中央银行干预, 对出现问题的金融机构或实体经济, 中央银行的救助缺乏法律保护。这样使得在此次金融危机初期, 一些大的金融机构出现问题后, 不能得到及时的救助, 强制进入破产程序, 给社会和公众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中央银行维护公众利益的形象大打折扣。

二、主要发达国家重要举措回顾

金融危机爆发后, 各国中央银行针对性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 包括紧急制定应对危机的货币政策, 创新“最后贷款人”货币政策工具, 但对今后金融稳定发展意义深远的还是对中央银行金融稳定职能进行了明确, 以下是主要发达国家在此方面的重要举措回顾。

1、美国:《现代化的金融监管结构蓝图》的发布

2008年3月, 美国财政部发布了《现代化的金融监管结构蓝图》 (以下简称《蓝图》) 。作为改革的动因, 《蓝图》中指出, 美国现有的监管结构“已经跟不上市场演进发展”和“预见金融危机的困难越来越多”。从最优化监管结构的设想考虑, 需要对目前结构进行简化和合并。同时, 建议把“目标监管”设定为组织原则, 对市场稳定监管、审慎监管、交易行为 (含消费者保护) 监管进行区分。

在《蓝图》的提议下, 美联储将担当美国“市场稳定监管人”的重要角色。这就赋予了美联储对整体金融稳定的正式职责, 也意味着美联储对整体金融系统拥有了“更广阔的权力”。这些权力包括从独立的机构收集信息, 与其他机构在制定规章方面进行合作, 以及在必要时为维护整体金融稳定而修改法案等。作为“审慎监管人”, 美联储将监管包括保险公司在内的所有存款性机构, 并继续担当政府担保人职责。此外, 美联储还将担当“交易行为监管人”, 对包括证券、保险、银行在内的金融机构市场行为进行全面监管。

2、英国:2009银行法案的颁布

“北石银行事件”以后, 英国政府当局于2008年6月发布一份咨询文件, 以此巩固英国金融稳定框架。这份文件延伸了英格兰银行在金融稳定方面的作用, 赋予了英格兰银行在维护金融稳定方面的法定职责, 并在对银行业执行特殊救助时担当借款人角色。2009银行法案则正式确定了英格兰银行在金融机构中的重要地位。法案中同时指出, 英格兰银行作为中央银行, 拥有监管支付清算系统的法定权力。

在2009银行法案指出, 英格兰银行拥有更大的权力将与更为独立的职责联系起来:为了维护英格兰银行在金融稳定方面的地位, 将成立一个新的金融稳定委员会FSC作为评审委员会, 这个评审委员会为英格兰银行非执行监管委员会。除此之外, 英国财政部表示, 英格兰银行有权向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FSA的金融监管框架提出“建议”。

3、德国:联邦银行与金融服务监管机构签署谅解备忘录

在德国, 德意志联邦银行 (Bundesbank) 与德国金融服务监管机构 (Ba Fin) 长期共同对银行监管负有职责, 但在观念上认为双方在分工上缺乏清晰度和透明度, 容易产生潜在的重复分工, 不当的官僚作风等。次贷危机导致对监管框架和现有的银行救助框架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在德国工业银行IKB和德国房贷金融公司Hypo Real的救助案例中, 显示出德国缺少对银行业实施救助的专业机构。为此, 双方在2008年2月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 以此明确了各自的职责, 同时开展双方机构间的合作。

三、当前我国金融稳定框架的不足

1、货币政策目标与金融稳定协调性不强

《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二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 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 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维护金融稳定。”这意味法律上已明确了中国人民银行对我国整体金融稳定的法定职责, 维护金融稳定成为中国人民银行重要职能之一。同时我们关注到, 《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三条规定:“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 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这说明我国目前在制定货币政策时首要目标是维护货币稳定 (价格稳定) , 其参考的重要手段就是物价指数变动和经济增长情况变化。

以上表明, 中国人民银行作为我国中央银行, 肩负着维护金融稳定与维护货币稳定双重职能。如前所述, 如果仅以维护货币稳定为目标来制定货币政策, 是无法同时实现金融稳定的。并且, 制定货币政策的依据只是参看物价指数变动和经济增长情况变动, 对于其他可能造成金融不稳定的因素缺乏考虑, 这样也不利于中国人民银行做好金融稳定工作。

2、消费者 (投资者) 保护未列入金融稳定监管目标

在整个金融交易的过程中, 消费者 (投资者) 一般处于弱势, 作为金融市场主要参与者的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机构, 他们通常是交易信息或出卖产品的有利者。目前我国并没有在法律上对消费者 (投资者) 给予保护, 一旦产生了系统性风险, 或处于有利地位的金融机构出现道德风险, 消费者 (投资者) 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失。

中央银行构建金融稳定框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构建强大的金融体系基础设施, 其中透明度、治理和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是时常被冷落的。如果不重视透明度建设、不完善信息披露体制, 那么有效监管就会失去前提, 消费者 (投资者) 不能享受到充足的金融服务, 金融可持续发展就会有很大的阻力。

3、“最后贷款人”暂未列入中央银行重要职责

在现行的《中国人民银行法》中, 缺乏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 可行使“最后贷款人”职责的表述。当一家金融机构陷入了流动性危机时, 在同业拆借市场获取流动性是比较困难的, 不论是发生了系统性风险还是非系统性风险, 中央银行在必要时需要通过履行“最后贷款人”职责, 对其提供流动性支持, 以摆脱破产倒闭的可能性。

事实上, 在法律上给予中央银行明确的“最后贷款人”职责, 这同样会给公众一个安全的信心, 当遇到不可抗力的非人为因素造成损失时, 公众不会出现金融秩序混乱。反过来, 不对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职责进行法律明确, 中央银行构建“金融安全网”基本上就是一句空谈。

四、未来我国金融稳定框架发展趋势

1、货币政策将重视货币稳定与金融稳定为双目标

在我国金融稳定框架内考虑货币政策目标, 应该区分宏观货币政策目标与微观货币政策目标。中央银行应当兼顾短期内可能发生冲突的货币稳定和金融稳定的目标。一方面, 要在较为长期的过程中保持货币稳定, 实现宏观货币政策目标;另一方面, 要在实现微观货币政策目标层面, 把信用增长、资产价格增长、杠杆化比例等作为监管目标, 以求防止出现金融不稳定因素。

2、重视系统性风险防范和消费者 (投资者) 保护

之所以对金融机构进行监管, 其主要目的就在于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发生, 及时发现可能造成金融不稳定的因素。同时, 还可以对市场进行约束, 营造出公平交易的良好市场氛围。一般来说, 系统性风险防范和消费者 (投资者) 保护是互补的关系。例如, 存款保险制度可以帮助中小金融机构降低系统性风险带来的巨大冲击, 同时中小储蓄者的存款有了更多的保障, 安全系数也相应提高。

3、重视交易行为监管

对交易行为进行监管, 有助于调节金融市场中的交易活跃度。从个人消费者角度来看, 交易行为监管可以建立信息披露机制, 规范金融机构金融产品的销售行为, 并且强制投资基金在可允许的范围内进行运作。从金融机构角度来看, 交易行为监管可以从整体上防止投资过热, 杜绝对单一领域信用膨胀过度, 有效地降低系统性风险发生的可能性, 必要时通过中央银行“窗口指导”、“道义劝告”职能, 合理引导金融资源有效配置, 达到货币政策效益最大化。

参考文献

[1]Erlend Walter Nier:Financial Stability Frameworks and the Role of Central Banks:Lessons from the Crisis[R].IMF Working Paper, 2009 (4) .

金融危机的哲学反思 篇10

地缘政治事件与全球房价上涨

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暴露了苏联集团计划经济体制的严重缺陷，自称是联邦德国强劲竞争对手的民主德国，在40年的竞赛之后，其生产率水平只有西方国家的1/3。大多数西方分析人士，包括那些在西方国家最自负的情报机构供职的人，都曾经估算民主德国的生产率水平达到了联邦德国的75%～80%。现实的差距让他们瞠目结舌。

竞争市场悄然而迅速地取代了在苏联以及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曾广为盛行的中央计划经济。曾经长期作为费边社会主义堡垒的印度，在1991年启动了重大改革。在时任财政部部长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后来成为总理）的领导下，印度打开了市场，抛弃了各种管制措施的沉重负担。当然应该承认，印度的大部分官僚机构目前还没有被触及。中国在高度集权化经济和“文革”的迷途中徘徊了15年时间，然后就转而拥抱市场经济。

中国及很大一批第三世界国家复制了“亚洲四小龙”（香港地区、新加坡、韩国和台湾地区）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受过良好教育的低工资本地劳动力结合发达国家的技术，焕发出爆炸式的经济增长活力。2000～2007年，发展中国家的实际GDP增速几乎是发达国家的两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时预测，到2005年，全球将有超过8亿劳动力从事出口导向型的竞争性市场活动，比柏林墙倒塌时整整增加了5亿。此外还有数亿劳动力从事国内导向的竞争性市场活动。

或许是因为文化习惯影响、消费信贷不足，以及亚洲金融危机后的应对措施等因素，发展中国家的消费受到限制，没有跟上收入增长的快速步伐。其结果是，发展中国家的储蓄率从1999年占名义GDP的23%提高到2007年的33%，远远超出了投资的增长速度。

鉴于世界其他地方的投资都不足以吸收这样大的储蓄，全球长期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在2000～2005年大幅下降。至于这一变化背后的原因到底是储蓄意愿的增强还是投资意向的减弱，则主要是经济学家们关注的问题。反正效果是一样的：长期实际利率必然下跌。事实也确实如此。

到2006年，所有发达国家和主要发展中国家的长期利率都收缩到个位数。股票溢价幅度（投资者购买有风险的股票时所要求的超出主权国家债务回报率的那部分回报）和房地产资本化收益率也不可避免地由于全球长期实际利率的下调而降低。资产价格尤其是住房价格相应大涨。

英国《经济学人》对近20个国家的调查显示，在那个10年里，住房价格的快速上涨已成为全球性现象。日本、德国和瑞士由于不同原因，是仅有的几个例外的主要经济体。在上涨高峰期，美国的房价涨幅并没有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简而言之，地缘政治事件最终导致长期利率以及与之紧密联系的抵押贷款利率下降，这在稍后带来了全球性的住房价格上涨。在美国，30年期抵押贷款利率的变化对应着住房价格月度变化的反向调整，有3个月的领先期。

在20世纪90年代发展起来的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规模不大，但普遍较为成功，其主要构成是固定利率的抵押贷款。此类贷款主要服务于那些不能满足优级贷款的预付金要求，但仍然有足够收入、有能力偿还固定利率抵押贷款的月度还款的潜在住房购买人。

然而当住房价格在1996年加速上涨后，次级贷款对投资者的吸引力变得越来越大。

被掩盖问题的规模

由于“两房”的会计规则缺陷，美国次级贷款问题的真实规模被掩盖了多年。但直至2007年夏天，次级贷款问题的巨大规模才开始浮出水面。

房利美公司当年第三季度的坏账注销额几乎是第二季度的4倍。此外，这一损失的根源很晚才完全暴露。房利美公司迟至2009年9月才披露大规模贷款重组，涉及2003～2004年以来发放和持有的优级贷款和次级贷款。更重要的是，这些披露可以解释，在2007年中期还被认为是相对安全的次级传统抵押贷款组合为何会给“两房”带来如此巨大的损失。

但即使这些数据当初被及时披露，我们依然要怀疑监管者能否阻止危机爆发，尤其是考虑到我们在互联网泡沫形成前曾采取的收紧货币政策就遭遇了失败。

至少自2003年以来，房利美和房地美公司在美国金融体系中的作用就引发了广泛争议，美联储提出了这些机构可能在未来导致潜在系统性风险的质疑。我曾经在2004年早期的参议院委员会听证会上提到，“在短期内没有看到可能导致系统性问题的迹象。但是如果‘两房’的资产扩张速度持续下去，为防范未来可能出现的系统性风险，越早采取预防性措施越好”。

我们关注的“两房”问题已经持续了数年。

我记得在2008年10月下旬，资深民主党议员亨利·韦克斯曼（Henry Waxman）打来电话，问我是否赞同部分议员的如下观点：房地产泡沫主要源自“两房”对次级抵押贷款及证券的巨大需求，而住房市场其实已经在2006年见顶并下跌。我回答说：“两房”确实对危机的发生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它们持有的次级贷款证券似乎不足以引起如此大规模的泡沫。

在新数据披露后，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房地产泡沫膨胀的那段时期，“两房”发挥的作用与许多人当初的认识相比其实重要得多，甚至是最关键的诱因。

如果“两房”不存在，房地产泡沫可能仍会出现，但很可能不会造成2008年那样严重的破坏。例如，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住房价格涨幅其实与美国非常相似，但回头来看，这一上涨并不带有美国所经历的破坏性泡沫的特点。这两个国家的金融体系没有被冲毁，并未陷入严重的金融危机。

对类似危机的分析涉及很多不确定性，我毫不怀疑“两房”的长期政治支持者将继续给出其他可能的理由。许多人依然认为，2003～2004年抵押贷款资产的膨胀不过是“两房”为夺回失去的市场份额而作出的正常商业决策，它们毕竟是私人企业，可负担住房的发展目标与危机没有多大关系。

不过，房利美公司在2006年12月的一次政治对话会上曾承认：“我们放松了获取抵押贷款资格的某些发放标准，增加了对风险更高的抵押贷款产品的投资，这些产品可以帮助符合住房和城市发展部设定的目标和子目标的那些借款人，但此类业务也可能增加我们的信贷损失。”

结果当然如此。

一场经典的狂热泡沫和“杰塞尔悖论”

上个10年的住房价格飙升具有经典的狂热泡沫的所有特征。

金融泡沫总在不时地发生，通常没有什么预热过程。泡沫的来源及其发生的市场各不相同，但泡沫的轨迹却有着非常普遍的特征。随着股票、住房或大宗商品的投机泡沫高潮的临近，必然出现买方对卖方的大量过剩，导致已经高涨的价格继续攀升，否则价格水平绝对不会达到那样高的沸点。

实际上，只有在大多数投资者认为价格会上涨并对此深信不疑的时候，价格上涨才可能突然停止。在最高价格点上，一旦买家终于得到满足，竞价消失，市场上就只剩下卖家，价格将随即狂跌。

我最早了解到这种牛市悖论时还是个十多岁的少年，当时的著名喜剧演员乔治·杰塞尔（George Jessel）讲了一个故事：一位疑心较重的投资者不太情愿地参与股市投资，他先是买入了100只交易量很少的低信用公司的股票，惊讶地发现价格立刻从10美元涨到11美元。他认为自己已经是位聪明的投资者，于是继续买入。最终，他一个人的出价把那只股票推到了每股30美元的高价，然后决定套现离场。他给经纪人打电话，要求卖出股票，对方犹豫片刻后反问道：“卖给谁呢？”我于是把这个故事称为“杰塞尔悖论”。

作为杰塞尔悖论的延伸，每位在开始时怀有疑虑的买家都逐渐成为坚定的多方，由空方向多方逐渐转化的过程推动价格不断走高，从众行为也在其中发挥作用。简单地说，在市场顶端，每个人都被转化为多方并对此深信不疑，但此时已没有更多的人可以加入，新出现的卖家将无法出手。

我不清楚自己随后多年的观察能够给杰塞尔的故事增加多少内容。除了证券化抵押贷款市场外，由于杰塞尔式的风险承担意愿在21世纪前10年中段显著增加，出现了典型的全球性投机狂热，长期以来被视为不容违背的债务契约的约束力也有所下降。到2007年，债务市场的总体收益溢价被压缩到一个临界点，几乎没有空间容纳风险的进一步低估。信用风险的大致测算指标---CCC级垃圾债券与10年期美国国债的收益率差距---在2007年春季下降到罕见的低水平。我所认识的所有市场参与者几乎都意识到了风险增加，但也都清楚风险低估现象已维持了数年时间。

此时的金融机构会担心，如果过早收缩资产，肯定会损失市场份额，这种损失或许还是不可逆转的。这种担忧表现在花旗集团的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查尔斯·普林斯（Charles Prince）在2007年危机爆发前的著名言论中：“当音乐停下时，有关流动性的各种事务肯定会非常麻烦。不过只要音乐还在继续，你就必须起来跳舞，舞会还没有结束。”

金融机构接受了这样的风险：它们可能难以及时预见危机的爆发，来不及收缩业务，但它们相信这些风险是有限的，因为当危机凸显时，对于它们五花八门的金融产品的看似无止境的需求只会慢慢减退，使它们有时间把大多数投资组合卖出去而不至于遭受损失，但这是错误的。它们没有意识到，市场流动性主要取决于投资者的风险厌恶程度，这是驱动金融市场的最具决定意义的动物精神。

在金融危机爆发前，投资者对风险厌恶程度的降低导致信用溢价的报价越来越低，并伴随着巨大的成交量（流动性的指标），从而使人们产生了能把一切产品卖出去的假象。然而当恐惧引发市场收缩时，由于买家大量回撤，买卖双方的报价呈现螺旋式下跌，流动性在一夜之间消失殆尽。事实上，在2008年危机的高潮中，许多市场真的完全见不到买盘。

某些泡沫的破灭没有导致严重的经济冲击，比如互联网泡沫的破灭和1987年春季股市的狂跌，而其他一些则引发了严重的紧缩后果。泡沫的危害程度似乎与金融行业的杠杆水平有关，尤其是当债务期限短于其用以投资的资产回报期限的时候。

即使考虑到“两房”的过度需求，如果2008年9月以股本金支持的金融资产的比例高得多，那么资产价格的下跌不一定会引发连锁式的破产，其危害或许不会比互联网泡沫大太多。

为什么狂热会到达如此高度

除“两房”与金融业的过度需求外，2007年泡沫为什么会达到世纪罕见的狂热程度？我相信其原因与互联网泡沫和1987年泡沫有关。第二章中提到，那两次泡沫的破灭对美国乃至世界经济没有产生太大的负面影响。这或许使许多经济学家和资深投资者以为，未来的经济紧缩也不会带来比战后的正常衰退更严重的后果。

在1983～2007年的“大缓和”时期，商业周期的波动幅度显著缩小，对银行的资本准备金的要求似乎越来越放松。《巴塞尔资本协议》所采用的国际银行监管体系的确早在危机酝酿前就适度提高了资本金要求，但我曾参加的协调全球资本运行的巴塞尔政策讨论及其形成的所谓《巴塞尔资本协议II》主要关注的议题是：维持还是降低当时的银行资本准备金要求。这导致了杠杆水平的急速提升。

我曾在前言中提到，过分膨胀的杠杆率和金融中介业务在2008年9月15日普遍崩塌，带来了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5个月之后，当全球经济依然在艰难挣扎时，我在纽约经济俱乐部回顾了几个月前的各种影响因素。

我在这里将大幅引用那篇演讲的内容，因为其中传递了当时的恐惧感，也在全球股票价格抛售高峰刚过去数周时探索了关键的复苏之路：

“我们往往把股票价格的波动理解为‘纸面’盈亏，与真实世界并不完全相等。然而这些‘纸面’财富的价值蒸发却给全球经济活动造成了严重的通缩压力……

在商业周期的大多数时间里，股票价格是由利润预期和经济活动决定的，但在转折点上会变得越来越有独立倾向。它意味着股价能成为领先指标，也符合大多数商业周期分析人士的看法。

在追溯这段时期的时候，我有理由相信，能对世界经济复苏发挥最大效用的，将是令金融业遭受惨重损失的35万亿美元全球股票价值损失的部分回升。恐惧情绪消失所带来的股票市场回调可能会成为走出当前危机的转折点。

关键的问题当然是反弹何时发生。从任何历史指标来看，目前的世界股票价格都是较便宜的。但历史也同样表明，在价格回调之前还可能会有更便宜的时候。不可否认的是，今天的股价被20世纪早期（1907～1932年）以来从未经历过的恐惧严重打压了。历史告诉我们，恐惧情绪对市场参与者的影响的深度和期限是有限的。经济恶化的节奏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

金融危机后对公允价值计量的反思 篇11

一、公允价值的本原逻辑及其目标定位

公允价值是指在公平交易中, 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者债务清偿的金额。本质而言, 公允价值是一种市场评价, 是市场参与者充分考虑了市场信息后所达成共识的市场交易价格, 是市场而非特定主体对资产或负债价值的认定。但是, 会计学中所讲的“公允价值”并非真正的“价值”, 而是买卖双方意欲成交的现行交易达成的金额, 它不等同于市价或交易价格, 而是对价值在某一时点的估计。公允价值只是一种近似相对的真正价值, 趋近真正价值是公允价值的理想追求而非其实际目的, 这也是许多人士抱怨公允价值“不公允”或不真实的根源所在。

公允价值计量的目标在于公平、公允、公正与不偏不倚地反映资产、负债的价值。公允价值作为独立的一个计量属性, 它所反映的是一种模拟市场的价格, 在尚未交易和非清算的情况下, 需要采用各种估价技术对缺乏有效市场的资产或负债项目的价值进行近似市场定价方式的评估, 从而试图得到相对公允、合理的价格, 以反映报表截止日各项资产或负债项目的静态价值。只有相关资产、负债早已暴露在公平、有序、活跃的主体市场交易中, 才能算得上是计量过程的公允。但计量过程的公允是否必然导致计量结果的公允,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因为公允价值是交换价格而非价值, 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不违背价值规律, 公平交易和等价交换实现的是不可能存在于任何场合, 但也不会出现系统性偏差, 从长期来看, 公允价值与价值趋于一致。

二、金融危机中的公允价值

(一) 金融危机实质上是一个经济问题而非会计问题, 如实反映是公允价值计量的本原所在

公允价值的运用确实增加了金融机构收益及其资本的波动性, 从宏观经济方面还可能会影响到金融企业经营行为, 进而对整个金融稳定产生不利影响。因为在金融危机形势下, 金融机构不得不根据市场价格计提巨额的资产减值, 导致极大的账面损失, 从而强烈冲击投资者的心理承受能力, 使市场陷入恐慌性抛售狂潮。但是, 公允价值并不能影响银行经营管理活动的本质。

尽管公允价值计量现在虽面临许多责难, 但过错不在于公允价值本身。公允价值只是一个计量层面的问题。经济本身就有周期性、波动性, 会计能反映经济的周期性的波动, 而不是抚平经济周期的波动性, 抚平经济的波动性不是会计准则制定的目标, 不偏不倚的显现经济的现实、向投资者提供透明化的信息是会计准则制定的出发点, 而公允价值会计恰好承担了这一使命, 公允价值并不能给企业带来损失, 它只是跟随市场, 并非领导市场。换而言之, 会计只对发生的情况进行记录, 如实反映是会计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也是会计信息的生命。事实在前、反映在后, 这是无法颠倒的。在此次危机中, 会计借助公允价值计量模式, 及时、透明、公开地披露金融资产泡沫, 促使金融界、投资者和金融监管当局正视和化解金融资产泡沫。任何试图取消按市值计价的会计准则或弱化其影响的举动都忽视了华尔街金融风暴的本质和事实。

(二) 缺乏对公允价值使用的有效控制及公众的不当理解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下使其成为此次危机的“替罪羊”

此次金融危机下, 由于现行会计规范中缺乏对公允价值使用的有效控制、实务界的不当使用, 直接影响了公允价值计量的实施效果。比如, IAS39中引入了公允价值选择权, 公允价值选择权的引入似乎不是完全为了提高信息的透明度。首先, IAS39没有机制保证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 所有的自由都留给了金融机构去选择计量公允价值的工具, 并且缺乏对估价模型的监控, 这对会计报表的内容产生了不利影响。第二, 由于不是所有的银行运用公允价值选择权———只有有限的、不同性质的工具———各金融机构资产负债信息的可比性受到破坏。而且, 从一个更广的角度看, 在国际水平上的信息可比性需要进行协商。第三, 从金融稳定的角度来看, 公允价值选择权的影响程度还取决于公允价值选择权的运用程度。对公允价值选择权缺乏必要的内控监督必须引起关注, 因为一些银行受到机构投资者、评级机构和市场分析师的压力, 逐渐扩大公允价值计量的范围, 而这也会导致其他银行效仿。它们转向公允价值将因此无法得到控制, 并受到那些不能从金融稳定的角度充分理解其负面影响的媒体的驱动。

公众对于公允价值会计准则适用的基本假设和计量目标的不了解, 是公允价值成为此次金融危机“替罪羊”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公允价值是以活跃的市场价格为基础, 它意欲反映企业经济活动的现实 (不是过去) , 而现实却瞬息万变;它以市场为计量基础, 而活跃的市场已不复存在。而且, 公允价值下假设交易环境是公平的不存在欺诈行为。但是回顾次贷以及金融危机的发展历程, 我们发现其间包括了太多环节的欺诈, 首先是借款者对银行的欺诈, 信用低的借款者经过信用机构的虚假信息的武装, 就能够从银行取得借款。银行将次贷证券化后, 投资机构对银行不具有充分信息, 唯一能够减少信息不对称的就是评估机构对银行的评估, 机构又提供虚假信息, 最终导致提供的公允价值并不公允。另外, 基层的投资者对市场中相关金融工具的情况并不了解, 投资者与被投资单位之间所拥有的信息是不平等的。信息不对称导致市场失灵, 公允价值也就失去了适用的基础。很明显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公允价值的基本假设没有满足, 因此在这里的公允价值, 不是会计所一贯倡导的真正的公允价值。所以, 市场失灵和欺诈才是公允价值失灵的根源, 而公允价值反映出金融工具高风险特性, 却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下被指为了替罪羊。

(三) 金融危机下暂停使用公允价值会计准则只是防范金融风险加剧的权宜之计

事实上, 欧盟等允许金融机构停止按市价计算的会计准则, 而改用成本估值计算, 只是特殊情形下的权益之计。欧盟仅是允许金融机构根据历史价格而非当前市场价格对一些流动性较低的资产进行计价, 以减轻金融机构在市场动荡时期所面临的压力。美国SEC去年9月30日针对SFAS157发布的指导意见也没有完全否定公允价值会计, 只是重新解释了非活跃市场下公允价值的确定方法, 明确了市场报价非公允时, 应通过考虑价格下滑时间长短、跌幅以及市场流动性等因素, 借助内部估值模型和假设条件来确定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同年10月3日美国众议院通过的救市方案中, 也只是专门授予SEC对金融产品进行重分类的权利, 即允许其在极端情况下, 将金融产品的分类从公允价值计价、影响损益表的方式, 转变到持有至到期、用摊余成本计价并做减值测试的方式等, 并未放弃公允价值计量。可见, 经济危机时期暂停公允价值在特殊金融工具项目中的应用不失为明智之举, 也是公允价值“题中应有之意”。

三、公允价值计量仍是大势所趋, 需建立和完善相关制度规范

(一) 密切关注国际上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方面所提出的改进措施, 择机考虑制定单独的公允价值计量准则和指南

密切关注国际上所提出的改进措施。SEC在经过一段时间调查研究之后, 于2008年12月30日向国会提交了关于公允价值会计的报告, 报告虽然正式提出反对废止公允价值会计准则, 但也承认了今后有必要对以市场为计量的会计准则应用上进行更多指导和规范, 特别是对于非活跃市场的资产如何计量其价值, 需要进一步探讨。我国监管部门应密切关注这些争论过程以及由此提出的具体措施, 并跟踪后续效果, 积极借鉴相关经验和结论。

考虑制定单独的公允价值计量准则和指南。虽然我国新会计准则体系明确规定了在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一系列使用条件, 但在采用什么技术或方法评估没有市场价格的公允价值以及如何保证该评估价或协商价是合理的、可靠的, 仍然缺乏具体的操作指南, 准则制定者应择机适时制定公允价值准则和操作指南, 将目前分散于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中的与公允价值计量有关的规定进行系统化, 诸如现金流量的估计、折现率的确定、估值模型和相关参数选取等。

(二) 完善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 构建公允价值计量管理机制

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加大对管理层的约束。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有宏观上监管缺失的原因, 但从微观角度以及经济运行的制度基础讲, 公允价值计量运用缺陷与不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造成上市公司运营以及信息披露被管理层不当控制或恣意操纵有关。因此, 强化终极所有人约束, 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应成为监管部门的基础性工作。

建立内部控制制度, 构建公允价值计量管理机制。企业应构建以公允价值计量资产或负债的类别标准, 形成对公允价值变动的专人负责制度和定时按规定途径收集数据的制度, 保证数据的及时和稳定;制定一套进行公允价值计量和披露的程序, 选择适当的估价方法, 确定所使用的假设和估计并对其假设和估计给予充分的支持, 确保对公允价值的计量和披露与会计准则保持一致。

(三) 强化公允价值及相关信息的披露和透明度

在公允价值计准则制定之前, 增加并细化对公允价值计的披露不失为一种明智务实之举。全面充分的披露可以提升公允价值及相关信息披露的透明度能更真实地呈现金融衍生品的面貌,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还弥补目前尚无统一规范和指导的不足, 提高公允价值计量的信息含量, 维护投资者和债权人的知情权。

(四) 建立权威机构评估市场的动态机制

在理性的市场下公允价值才能真正公允, 评级机构才能给出合理评级, 投资者的利益才能得到保证, 市场才能有序发展。从长远来看, 政府有责任建立起权威机构评估市场状态的机制, 由权威机构实时监督市场运行情况, 并以网络信息技术为技术支撑, 建立一个统一的市场信息平台, 构建数据库系统, 形成良好的市场价格信息体系, 反映市场行情的瞬息变化。建立起权威机构评估市场状态体系不仅能使公允价值模式在微观层面上发挥作用, 也能发挥其宏观层面的作用, 避免投机泡沫和金融危机的产生。

(五) 完善外部监管体系, 对公允价值选择权的潜在风险进行有效控制

从监管层面上, 一方面政府应不断完善公司法、会计法、刑法等与公允价值有关的法律法规, 对滥用公允价值的企业和授意者、执行者进行严格监督, 对违法者给予处罚, 以震慑他们利用公允价值操纵利润的行为;另一方面, 应借助中介机构和社会监督的力量, 加强监管力度。

(六) 加强会计界与评估界、审计界的协调与合作

加强会计界与评估界的合作。在很多情况下, 公允价值的确定离不开评估技术。只有评估业务规范, 评估质量提高, 评估人员素质高, 才能保证公允价值计量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因此, 大力发展资产评估行业, 完善与公允价值应用相关的市场环境, 加强会计界和评估界的合作, 充分利用评估人员的专业知识和经验, 公允价值的确定成本将更为合理, 而且结果也更为可信。

加强会计界与审计界的合作。首先, 注册会计师应该严格遵守独立审计最新准则及其他执业标准中关于公允价值审计的规定, 尽职履行审计义务。在了解被审计单位确定公允价值和披露的程序及相关控制活动后, 注册会计师应当识别和评估与公允价值计量和披露相关的认定层次分明的重大错报风险, 以确定进一步审计程序的性质、时间和范围。其次, 会计师事务所应借鉴海外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工作经验, 如实行层层严格复核制度, 执行审计工作时所涉及的对被审计单位环境了解的评估体系等。只有这样才能确保经过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会计数据合理可靠, 保证以公允价值计量为基础的会计信息的质量。

四、结语

金融危机是消费者过度债务化、金融机构过度杠杆化、资本市场过度证券化和金融监管过度自由化等原因造成的, 公允价值计价并非罪魁祸首。通过放松会计计量的规则而“创造”的利益是一种幻觉, 只能延迟问题的解决;取消公允价值会计准则, 将会剥夺投资者获取真实信息的权利, 最终会导致更严重的后果。可以设想, 倘若没有采用公允价值会计, 投资者可能会被长期掩盖在金融界所创设的虚幻泡沫中, 一旦泡沫破灭, 危机会更深, 投资者的损失会更加惨重。无论如何, 公允价值仍是当前不可替代的资产价值计量方法, 它有助于真实地反映企业的情况。危机时恢复市场信心的最好方法是将金融机构亏损的情况用公允价值准确地反映出来, 让投资者清楚地看到企业到底亏损了多少, 这样才能遏制恐慌, 而不是像有些银行家提出的那样废除公允价值。针对非活跃市场、非理性市场调整公允价值的确定方式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 当前急需研究如何在极端、非正常市场状况下, 建立起准则制定机构或相关部门指导会计师审计师正确运用公允价值会计的长效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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