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普法

2024-09-03

全民普法(精选3篇)

全民普法 篇1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 普法工作在我国全面展开且得到不断增强。具有代表性的是从1976 年到2005年20 年间,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全面安排和部署, “四个五年”普法工作已经完成, 达到了预期的目标, 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1]新时期, 党和国家更加注重全民普法的宣传教育,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专题讨论依法治国问题, 这在党的历史上尚属首次。全民普法反映了我们党和国家长期坚持依法治国的坚强决心, 法治建设的辉煌成就, 也反映了我国全体公民法治观念的确立和守法意识的增强。全民普法必须以增强实效为重点, 不断提升普法的质量和水平, 促进我国法治建设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一、夯实民意基础促进全民普法不断深入

全民普法的对象是全体公民, 目的是提高其法治观念、守法意识, 普法不仅仅是对普通公民的法治教育, 也并非只是法律知识的宣传普及, 还是国家意志得以实现的必要步骤, 公民权利得以保证的重要方法, 社会秩序得以维护的有效途径, 更是实现依法治国、实现法治国家目标的重要环节。因此, 普法工作是一项浩大的系统工程, 需要有长远的规划、详细的计划、具体的实施步骤和得力的保障措施, 更需要有坚实的民意基础。[2]夯实民意是全民普法持续深入进行的基础性条件, 离开了这个基础, 全民普法就没有了实施的对象, 只能是无的放矢, 对空放枪了, 结果很难逃离摆架子、秀过场、无果而终的宿命。

夯实民意基础, 就要了解民意、掌握民意。民意通俗地讲就是人民的意志, 在新的历史时期, 民意就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对幸福生活的追求, 对殷实生活的享用。法律作为调节社会生活、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保障社会正常秩序、体现统治者和人民的意志而存在, 法律在发挥规范和调节社会关系与社会生活作用时, 无时无刻不与民意发生着相融相生的关系。全民普法, 全民是主体, 法律是要被普及的抽象而又具体的客体, 而要使主体与客体发生关系, 也就是说要使法律知识被人们学习并接受, 真正成为规范和调节自己言行的自觉行为, 如果公民没有自愿接受法律知识的意愿做基础, 法律知识也就不会被接纳, 更不会产生规范和调节自己行为的自觉行动。了解民意, 掌握民意, 就要回到人民群众之中, 向人民群众学习, 俯下身子, 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 掌握第一手鲜活的民意动向, 在此基础上, 还要做认真细致的分析, 防止以点代面, 以偏概全, 要真正掌握民意的主流。

夯实民意基础, 就要抓住主要矛盾, 打通关键环节。全民普法要解决的是法律调节社会生活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效率不高问题, 排除阻碍法律效率发挥的各种因素, 使法律效率最大化, 从而实现社会治理效益的最大化。守法者不知法不懂法是主要问题, 也是全民普法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和打通的关键环节。从不知法到知法、不懂法到懂法, 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学习和理解过程, 也是一个漫长的认知和自觉过程, 需要全民普法的主导者和全体成员双方有足够的耐心和足额的用心, 知法懂法守法的社会习惯才可能逐步天成, 法律的效率才可能最大化。全民普法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全体公民知法懂法守法, 从而使法治观念深入人心, 而要达这样的目标, 民意就成为最关键、最核心的要素, 因为只有民意的存在, 也就是说公民有接纳法治的意愿, 才可能真心意地学习法律、理解法律和运用法律, 最终实现社会的高度治理。

夯实民意基础, 就要充分运用各种宣传媒介, 营造普法氛围。[3]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 “宣传思想工作创新, 重点要抓好理念创新、手段创新、基层工作创新, 努力以思想认识新飞跃打开工作新局面, 积极探索有利于破解工作难题的新举措新办法, 把创新的重心放在基层一线。”普法宣传工作的落脚点在基层, 是面向大众的以法律知识为主题的普及宣传工作。因此, 普法宣传工作要创新。要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着眼于党对法治工作的领导, 从思想上深化群众对我国法律体系的理解, 增强群众对以法治国的坚定信心; 要把以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大道理讲实、讲透、讲活, 使全民普法的受众能够感知我国法制建设对建设现代化强国的保障作用, 明确我国法制建设的正确方向; 要使普法宣传工作真正能够帮助群众划清守法与违法的是非界限, 澄清在学法、懂法、用法等问题上的模糊认识, 真正调动起群众学习法律知识、运用法律知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要充分利用新媒体的平等交互、即时快捷、开放共享、节约便利等特性, 并使之与传统媒体相结合, 形成强大、高效、实用的宣传工具, 营造良好的全民普法的生态环境。

二、营造法治文化推动全民普法持续发展

我国的法治文化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形成并成长于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和现实环境, 是一个长期积累、沉淀、升华的过程。[4]法治文化主要包含公民的法治意识、观念、思想、价值取向等内容, 是人们在社会法律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当法治精神在社会中得以普遍实践和实现, 也就是说社会生活是按照法治精神的方式、过程和实现进行时, 法治文化就形成了, 并随着社会生活实践的不断深入而次第繁荣。

建设法治国家离不开法治文化这个基本要素, 因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需要法治文化提供强有力的精神支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标志就是人民民主, 这也是我们党为之奋斗的目标。民主与法治之间存在着内在统一性, 法治为民主发展提供优良稳定的生态空间, 并使民主发展处于理性的轨道, 引领和保障民主健康发展。在我国, 民主政治建设离开不开法治建设, 法治建设的规定性作用, 保证着政治民主的正确方向, 离开了法治建设谈民主政治建设, 民主建设就失去方向, 就可能走到邪路上去。法治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 引领和规范着法治建设正确方向, 同时其强大的规范作用, 可内化为社会大众的意识、观念、思想、价值取向等, 从而成为规范人们行为方式的重要力量源泉, 社会大众在法治文化的熏陶中, 就会形成敬畏法律、遵守法律的习惯, 知道什么该做, 什么不该做。全民普法需要有法治文化的引领。我国目前处于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变的转型期, 各种法律制度的适用需要开展不同层次和不同范围的普法工作, 加之我国久远的人治历史及其根深蒂固的人治文化影响, 在现代法治文化还没有完全形成并规范大众思想行为的情况下, 下大力对以宪治国、以法治国赋之以反映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的文化解读, 使之能够为人民大众所理解, 成为大众的行为准则, 在建设现代法治国家的过程中发挥作用, 这也是全民普法的应有之义。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需要强大的推动力量, 而法治文化在落实这一伟大战略过程中能够产生源源不断内生动力。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国法治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尤其改革开放以来, 法治建设更是成绩斐然, 有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已经形成, 各项事业基本上走上法治轨道。然而在现实生活中, 法律不完善、无法可依, 执法不严格、有法不依, 违法不追究、循私枉法等现象还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究其原因, 立法、司法和守法各环节都有待完善和加强, 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法治文化建设严重滞后, 法治文化生态十分脆弱, 不能与已经形成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相适应, 其内生动力没有得到充分释放。全面营造法治文化, 可以使人们在更高的思想层面和更深的精神层面了解和把握法律要求, 推动全民普法向更高的阶段发展。

“全国各项工作法治化”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战略目标, 而要推进这个战略目标变为现实, 全党和全社会成员都要全面普及法律知识、提高法治意识、弘扬法治精神。法治文化是推动各项工作法治化的内生动力。因此, 要充分发挥这种内生动力的引领作用, 就要不断加强法治理念教育, 切实培育法治精神。法治理念是人们对法治本质及其规律的理性认识与整体把握, 在法治生活中形成的一系列理性的基本观念。我们所言的法治理念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它是我国法治建设的重要指针, 也是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核心内容。[5]全民普法教育的中心目标是提升公民的法治理念, 而法治理念形成的前提条件是公民具有一定程度的法治意识和法治素质, 将法治内化为自觉自愿的行动, 产生对法律的尊重。因此, 全民普法应以法治理念教育为重点, 在全体党员、干部、青年学生和广大群众中, 特别是在立法、执法和司法领域要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 使法治理念始终贯穿于法治实践; 要引导全民, 特别是立法、司法和执法人员准确理解和掌握法治理念的本质规律和要求, 树立以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为最高权威的价值取向, 确立法律面前无例外、法律是生活基本行为准则的观念; 要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法治思想落实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 特别是要落实到依宪治国、依法执政、依法治理和依法办事的法治建设的各方面。

营造法治文化就要研究和把握其发展的基本规律, 在法治实践中认识和利用规律, 使法治文化内容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应注重吸收和借鉴一切人类文明进步的法治文化成果,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使我国法治文化根植于丰富的法治文化资源, 具有深厚的法治文化基础。应强化法治文化的宣传推广, 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多媒体传播手段, 选择一些关注度高、影响力广、具有一定特色和代表性的法律案例, 推出不同形式和载体的法治文化活动, 使全民普法在法治文化的清新生态中进行, 让参与者在潜移默化中得到陶冶。应构筑法治文化的主阵地, 发挥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独特优势, 尽可能做到法治文化从全覆盖到大繁荣, 形成法治文化的良好生态和氛围。

三、注重治理实效赢得全民普法深入人心

全民普法从形式到内容以至实施的全过程, 无论形式多么花样翻新, 无论内容多么丰富多彩, 抑或是过程多么波澜起伏, 最后还是落脚在实效上, 即落实在依法治理社会, 使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社会环境稳定和谐, 社会生活健康幸福。如果不注重实效, 全民普法就会走上形式主义的道路, 成为只顾及表面的轰轰烈烈, 不顾及行之有效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 成为只顾及概念的生搬硬套, 不顾及蕴藏在法律概念背后互相制约和互相联系的规律性与本质性。因此, 只有在全民普法中克服形式主义, 普法宣传才能见到实效, 使这项活动深得人心。

注重法治实效, 就要在全面巩固“四个五年”普法所取得的丰硕经验基础上, 认真贯彻学习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坚持党对法治建设的领导, 使我国法治建设始终处于正确的方向。就是要用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思想、法治思维和法治理论武装全体公民, 尤其要强化司法和执法人员的法治方式和法治观念, 使他们成为知法、懂法、用法和守法的典范。[6]就是要用有效的方式方法, 创新普法思路, 探索普法规律, 在掌握法律知识、运用法律规范、熟悉法律内容的前提下, 注意研究法律内部的规律性以及法律之间的相互联系, 分析母法与子法相互关系; 同时, 还要掌握信息传播的基本方法和基本规律、熟悉传统媒体与现代媒体以及新媒体的传播规律, 了解如何发挥媒体在传播中的巨大作用; 另外还要了解普法对象, 善于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 倾听他们的呼声, 关注他们的诉求, 注意他们的意见, 更要俯下身子向他们学习, 具备应有的社会知识和常识, 使全民普法建立在牢固的群众基础之上。

注重法治实效, 是全民普法不断走向深入的根本要求。全民普法如果达不到预期的实效, 就难以持续地进行下去, 依法进行社会治理就会收效甚微, 甚至落空。从这个意义上讲, 注重实效是维系全民普法不断走向深入的动力所在。提升法治实效, 无外乎三种途径: 一是在任务一定的条件下缩短单位时间, 二是时间一定的条件下加大任务, 三是在任务和时间都不确定的条件下, 以最短的时间完成尽可能多的任务, 力求使各段时间内的效益最大化。全民普法是一项不可能穷尽的工作任务, 与依法治理社会一样, 永远是现在进行时, 永远在路上, 不可能停止, 只有做到最好, 没有做到最高。因此,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全民普法教育要与当时的实际情况结合, 寻求和研究最佳的工作方式和办法, 明确普法的核心内容和关键环节, 以较小的时间投入完成尽可能多的工作, 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内取得实效。现阶段, 要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 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依法治国的一系列重要论述, 抓住依宪治国和依法执政这个核心和关键, 全面落实建设现代法治国家战略目标, 使法治观念、法治思维和依法执政、依法办事深入人心。

参考文献

[1]石寿宁.关于对国家四个法制宣传教育五年规划的比照分析[J].中国司法, 2005 (7) .

[2]刘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普法教育之嬗变[D].西南交通大学, 2013.

[3]王启金.深化普法宣传教育大力营造依法统计氛围[J].浙江统计, 2006 (1) .

[4]龚廷泰.法治文化的认同:概念、意义、机理与路径[J].法制与社会发展, 2014 (4) .

[5]王会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 2014.

[6]李江江.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法治思想研究[D].长安大学, 2014.

全民普法 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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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全民普法教育工作纪实

全民普法教育从1996年开始全面实施,至2003年,历经了“一五”普法至“四五”普法四个阶段。普法工作最初由县委宣传部、县司法局发起,由县司法局、县普法办具体组织实施。

十八年来,县司法局、县普法办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采取了有力的措施抓落实,普法工作成绩斐然,为增强全民法制观念,推进依法治县作好积极的贡献。

一、普法启动的基本情况

㈠抓普法机构的建立与充实。1986年初,县人民政府成立了由杨志德任组长,王昌奇、胡庆云、王建高任副组长,李正良等十六位同志组成的望城县普法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配有专职工作人员四名。全县四十三个区、镇、乡和县直机关各战线,各企业、事业单位,省、市驻县厂矿、企事业单位都成立了相应的普法领导小组,一般都由分管党群、政法的领导同志任组长,并配有普法专干,加强对普法工作的领导,从而确保了普法工作的顺利进行。

㈡抓普法规划的制度与实施。1985年12月,县委、县人民政府批转了县委宣传部、县司法局制定的《关于向全体公民基本普及法律意识的五年规划》,县人大常委会第六届十次会议专门讨论,并作出了《在全体公民中基本普及法律常识的决议》。各级各部门根据上级的要求,结合本地、本部门的实际普遍制定了规划,做到长计划、短安排,突出重点,有步骤地开展普法工作。

㈢抓普法认识的提高与深化。“一五”普法期间,县委、县政府先后三次召开全县性的普法动员大会,并利用报刊、电台等新闻媒体和各种宣传工具大张旗鼓地宣传党中央的普法《关于向全体公民基本普法及法律常识的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关于加强法制教育,维护安定团结的决定》,营造了开展全民普法的浓厚氛围。

㈣抓普法骨干的发展与培训。“一五”普法期间,全县先后分期分批培训了县直机关和区、镇、乡以及县属厂矿中学的宣传员、辅导员2280人,培训率达93。同时各区、镇、乡和县直机关各战线也分别培训了包括各级干部、人大代表、教师、调解主任和退休干部在内的基层普法骨干9000人次。退休教师舒明仆自愿当校外辅导员,先后撰写普法讲稿171篇,70余万字,徒步到28所中小学向师生以及学生家长上课474堂。

㈤抓普法书籍的征订与发行。“一五”普法期间,全县共下发普法教材26万册,其中《法律选编》基本做到了繁户一册。订阅各种普法宣传刊物17万多份,自编教材1.1万份。

二、普法教育的主要做法

㈠分类施政,增强普法的适用性。在普法教育中,县普法办采取“区别对待,分类施教,层层负责,系统管理”的方式。首先,紧紧抓住领导干部学法这个重点。1986年正值整党阶段,县委把党员干部学法问题作为整党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普遍上了“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和“共产党员要做遵纪守法的模范”的党课。在整党中全县各级共讲法制课97堂次,听课人数达3万余人。县人事局根据县政府的安排,汇同县司法局等有关部门,对全县国家干部学法、用法、守法情况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其次,突出抓了对青少年的法制教育。从1986年开始,全县初中以上学校的班级都开设了法律常识课,把省编教材纳入了教学计划,并保证教学课时。特别是县教师进修学校是培训全县师资的学校,他们抓住教师进修的机会灌输法律知识,这些师资力量返校后,发挥了普法骨干作用。对于社会青年,普法办一是结合社会治安举办有轻微违法行为的青少年学习班,亦收到明显效果。二是开展本些活动。1986年至1997年先后两次组织了大规模的法律知识竞赛,通过层层选拔,使竞赛活动广泛的群众性,靖港区农民代表队在第一次竞赛中获得全县第一名,县供销社青年职工代表队在第二次竞赛中分别获得县、市第一名,省军区竞赛第三名,全省第二名。此外,县普法办对农村分几个层次的对象进行普法,一是农村村级干部,由乡镇培训;二是治安、调解人员由业务主管部门培训;三是党员和村民组长由支村两委负责培训;四是退休回乡的干部教师由村或乡镇负责培训;五是“三户”(即遵纪守法户、五好家庭户、双文明户)户主由宣传、武装、妇联等部门培训;六是农村妇女“双学”(学文化、学科技)学员,由妇联培训;七是党员联系户,由党员负责包教;八是团员青年的教育,由团支部开展适合青年特点的活动进行;九是工商户、专业户,由工商所、税务所、司法所等负责培训;十是有轻微违法行为人员由帮教组进行包教包管。

全民普法 篇3

本次夏令营历时半天,以体验式普法教育为主。我们先是在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聆听了著名律师关于宪法知识的讲座,了解了宪法的起源和发展;和服务大厅的智能机器人进行了问答互动,大家轮流上阵,各个斗志昂扬……我们在赞叹高科技的同时,又学到了很多法律知识。

紧接着,我们整队驱车前往双凤黄桥村,走进全省首家法纪教育基地。筑牢防线,培厚信仰,门口的八个大字彰显着这里的宗旨。跟随讲解员的节奏,我们浏览了展厅预防职务犯罪的资料和图片。古典元素和现代声光电科技的结合,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个鲜活的腐败案例和一个个催人警醒的反面典型,让我们真实感受到了法律的威严和犯罪的畏惧,在我们在灵魂深处敲响了警钟。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个名为《毫厘》的微电影,讲述了一名国家干部在切身利益面前坚持原则和底线,严厉拒绝亲属贿赂的故事。差之毫厘,定会失之千里。片中的主人公虽然急需一笔资金用于置办女儿的学区房,但他深知若接受了亲属的贿赂就再也回不了头了,最终以实际行动捍卫了法律的尊严。

不知不觉到了返程时间,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同学们,让我们牢记今天的`所见所闻,从小树立知法守法意识,传承法制精神,弘扬道德品质,共建设和谐社会。

2022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普法宣传活动心得体会5

依法治国,就是把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紧密结合起来,实现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从而保障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民主是法制的前提和基础,法制是民主的确认和保障,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一方面,包括公民民主权利在内的各种权利都由宪法和其他基本法律所确认和保护;另一方面,公民民主权利也必须通过法律规定的程序规范而有序地行使,才能真正得到实现。因此,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就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在这样一种人们向往的社会里,只有坚持依法治国,才能保障和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谐发展。

社会稳定、秩序井然,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没有稳定和秩序,人们就不可能安居乐业、和睦共处。当前,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因素,其中一些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比较突出。这些矛盾和问题,既是社会不稳定因素,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障碍,需要采取多种措施进行调整解决。在众多的社会调整措施中,法律调整最为重要。法律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具有“硬性”的社会功能和规范功能。要维护社会稳定,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正常的社会、经济生活秩序,实现社会和谐,就必须依靠法治作保障。

依法治国理念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党的十五大报告对依法治国的含义做了界定:“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其基本含义是依据法律而不是个人的旨意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实行的是法治而不是人治;其核心是确立以宪法和法律为治国的最具权威的标准,树立法高于人、法大于权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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