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理性

科技理性（共7篇）

科技理性 篇1

一、时代呼唤：科技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协调发展

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强调“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改革和发展。这一战略性的举措，学界同仁已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解读和研究，并揭示了其现实意义。笔者认为可以从科技理性和价值理性融合的新层面对其进行另一番思考。

“按照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原则，突出体现了科学发展精神。“协调好人与自然、经济与社会、城市与农村、国内与国际、局部与整体、当前与长远等矛盾体双方的关系”，是科学精神的充分体现，是科技理性的思维方式在科学发展观中的实际运用。“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以人为本”的哲学命题蕴含发展的主体是人、发展的动力是人、发展的尺度是人、发展的目的是人。这一饱含对人类自我关怀的哲学命题，充分折射出对人的尊严、价值、自由的维护和追求，充分再现出和谐社会对价值理性的积极诉求。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野可以透视，科学发展观把以人为本作为其核心理念价值理念，强调发展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都是为了人，把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相结合作为追求的价值目标，对社会主义利益原则进行人格化，科学地把握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目标和发展动力，在精神需求层面充分体现了呼唤价值理性的回归;并且科学发展观所倡导的这种求真的精神是以对人的终极关怀为前提条件的，所倡导的这种对人的终极关怀是以求真的精神为基础的;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性和以人为本的人文性，饱含了科技理性和价值理性、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辩证统一，坚持了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和谐统一，即内在尺度和外在尺度、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科学视野与人文视野、效率优先和兼顾公平、人化自然和自然人化的统一。这种新的科学发展观所体现的科学精神与人文价值相互促进、相互渗透、相互支撑，辩证统一，是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协调统一的发展观。

二、现实缘由：科技理性和价值理性融合的必要性

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是理性的两翼，可谓是理性的左手和右手，两者是对立统一的，应当同时共存、和谐相处。其融合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它们的分野与对峙带来了文明的分裂与失衡，让我国社会主义社会陷入了严重的生存困境，所产生的一系列后果已严重制约了我国人类的全面发展和和谐社会的构建。

1. 科技理性和价值理性疏离造成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异化

追溯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演变，我们可以发现，在蒙昧时代，人对自然持有一种由恐惧而崇拜的心理，人与自然总体上处于原始的和谐之中。随着人类对自然认识能力的提高，人的“自信”随之膨胀起来，从过去的自然崇拜转而成为人对自然的支配和占有，认为人可以借助科技理性操纵一切。在我国，一些人对自然界一味地索取和占有，最终造成生态平衡惨遭破坏，水头流失极其严重，旱涝灾害频繁发生，环境污染、资源枯竭、SARS肆虐，这些无不昭示着科技理性的贫困和价值理性的严重失落。正如恩格斯所指出：“以追求利润为唯一动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要只注意最直接的有益效果，造成了自然环境和资源的巨大破坏和浪费。”[1]可见，科技理性离不开价值理性，科技理性缺少必要的价值抑制和引导只会走向另一个极端。

2. 科技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疏离造成人与社会之间关系异化

根据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原则，人与自然关系的背后，其实就隐藏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科技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对峙造成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紧张之时，我们可以推测其后隐藏着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利益的诱惑驱使人征服自然，占用、掠夺自然，而在对自然进行掠夺的同时，强势群体就会获取更多的利益。由于利益的不均匀分配和自身实力的强弱的差别，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越演越烈。其突出表现在现代科学技术愈来愈成为为某些利益集团服务的工具。人们在科学技术所带来的物质享受面前产生严重的错觉感，对科技顶礼膜拜，将科技原则作为一切关系的准则。在我国甚至有一些特殊利益集团夸大科技理性，把技术应用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将政治层面上的社会规范与控制转变为技术理性的内在控制。尽管从形式上来看，它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从价值理性的角度加以分析，就发现这是价值理性的明显失落。倘若如此发展，必将导致人心失衡、暴力上涨等极端后果。可见，高扬科技理性忽视价值理性是会导致伦理风险和社会风险的，是不利于人与社会的和谐相处的，是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和发展的。

3. 科技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疏离造成人本质的异化

现代文明发展所存在的弊端，使现代人陷入生存的困境。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良好前提条件，另一方面成为一种压制人类的工具，使人、技术、社会的统一出现了不和谐音符。究其原因是“由于人们有意无意张扬了科技的工具理性，弱化了技术社会中人的存在与发展，导致自我与主体地位的丧失，使得人民迷失了自我，产生了精神上的无家可归感”[2]。在现代工业社会中，企业和工厂实行标准化生产，在这个庞大的机器体系中，人通过重复简单的动作，被异化为没有任何思维和技巧错误的工具，人似乎如同一个顽石一样，变成没有思想的芦苇。如同一部机器零件，只会机械地工作，导致人的价值和意义的严重缺失。这正如马克思所说：“工人在他的产品中外化，不仅意味着他的劳动成为对象，成为外部的存在，而且意味着他的劳动作为一种异己的东西不依赖于他而在他之外存在，并成为同他对立的独立力量;意味着他给予对象的生命作为敌对的和异己的东西同他相对抗。”[3]“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3]“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创造了宫殿，但是给工人创造了贫民窟。劳动创造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3]可见，科技理性对价值理性挤压的结果，只能是价值的失落和毁灭，最终使人成为一种没有感情的“僵化”了的木乃伊一样的存在物。

参考文献

[1]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中共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

[2]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 (下卷) [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6.

[3][4][5]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0.

科技理性 篇2

理性与浪漫、科技与人文--西安光机所科技产业园规划设计

由于更多人文主义的渗入,工业建筑摆脱了原有狭义的概念,向着综合化、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开拓着更广阔的.领域.通过西安光机所的规划设计,阐述了理性与浪漫的设计理念及其在科技产业园规划设计中的体现,反映了工业建筑在向新型化发展的同时,更多的显现出科技与人文,理性与浪漫的双重性.

作 者：安军 罗毅敏 AN Jun Luo Yimin  作者单位：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西安,710003 刊 名：工业建筑  ISTIC PKU英文刊名：INDUSTRIAL CONSTRUCTION 年，卷(期)： 35(3) 分类号： 关键词：科技产业园   理性   科技   浪漫   人文  

科技理性 篇3

[关键词]科技期刊;二维码;服务定位

[作者单位]林安红，《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辑部。

在媒介融合的浪潮下，传统纸媒在二维码的运用实践中，借助二维码“阅读引擎”的功效，为读者提供了内容丰富的全形态阅读体验，也为科技期刊的数字化应用提供了新的启迪。但鉴于科技期刊的特殊性以及二维码应用存在的一些不容回避的问题，尤其是二维码支付功能，笔者分析认为科技期刊在积极尝试应用二维码的同时，应理性分析二维码的各项功能，以服务为主，着重开发并完善科技期刊二维码的服务功能，以有效促进传统纸媒与二维码的融合，促使科技期刊迸发出新的生命力。

一、科技期刊二维码应用现状

智能手机的日益普及和互联网便捷性的提高，为二维码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线上线下的实时互动以及表现形式更加丰富活泼的延伸内容显著延长了用户的阅读时段，创新了用户的阅读体验，亦大大节省了传统纸媒的版面，提高了传统纸媒的点击率与关注度。于是，二维码作为一种连接报纸、手机和互联网的新兴数字媒体，日益受到传统纸媒的青睐。如《人民日报》《长江日报》等积极应用二维码打造“立体报纸”，用户扫描报纸上的二维码，即可快速并轻松浏览和阅读报纸的延伸内容。这既有效地扩展了报纸容量，也有效提升了用户的读报乐趣，从而推动纸媒传播形态的创新，有效促进其品牌的强化和延伸。但整体而言，二维码在期刊中的应用率不高，尤其是在科技期刊中应用得更少，且很多科技期刊的二维码应用主要是拘于形式，用户扫一扫主要是了解期刊的一些基本情况以及链接到期刊网站，对二维码的应用功能开发亟待加强。

二、二维码支付功能弊端与科技期刊特殊性分析

随着电子商务和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支付服务创新日趋加快，二维码支付作为一种新的支付模式应运而生。从实践来看，尽管已经有部分纸媒开始积极探索并尝试二维码支付业务，但不同媒体之间的实践效果差别较大。笔者认为应审慎看待二维码的支付功能，尤其是对科技期刊而言，除二维码支付本身存在不足之外，科技期刊的特殊性亦决定了当前短期内使用二维码支付功能是不成熟的。

1.二维码支付功能的弊端

笔者对二维码支付功能存在的弊端进行归纳，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付费功能隐患多。随着二维码支付业务的发展，为方便用户快速进入手机网页，不少商家直接将宣传网址压缩到二维码中。因为二维码作为一项编码技术极易遭到破译，一些不法分子恶意利用这一弊端将带有病毒程序的网址链接或恶意网址的下载链接置入二维码，仅2014年3月，微博网警就查获病毒582个，拦截二维码恶意网址14万个。用户一旦扫描并操作该类二维码，手机就会中毒并被乱扣话费或耗费大量流量等。这很大程度上损害了用户的合法权益。且恶意二维码隐蔽性较高，常伪装为正当软件并渗透到各种应用中，导致杀毒软件也未能全部察觉。同时，二维码由于使用的便捷性和新鲜感容易激发用户的使用积极性，并令人疏于防备。

第二，信息安全隐患。目前，我国缺乏统一的二维码应用管理体系，在二维码制作和发布等方面没有统一规定，极易导致不法分子在二维码中恶意置入并肆意发布与传播网络病毒等负面信息，严重威胁我国的信息安全。根据《2013年上半年网秦全球手机安全报告》，二维码传播占2013年上半年手机传播途径的9%，逐渐成为恶意软件新的传播途径。同时，由于二维码编码简单，容量大，时常被用来存储大量信息，其中包含着用户身份证等重要信息，于是，用户在通过二维码获得更多信息的同时，也存在因为二维码导致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尤其是随着移动支付的逐渐兴起，不法分子通过侵入藏有支付信息的二维码以恶意盗取用户的账户和密码等个人信息，从而窃取用户的财产;且不法分子还可以进一步利用恶意二维码渗透到用户的手机以窃取用户的个人隐私，同时在后台下载安装软件，这对用户的手机威胁性很大。

第三，手机支付技术不够健全。目前，手机支付系统主要涉及消费者、商家及无线通信运营商等三方主体，在这一完整的手机支付过程中，三方之间是一种“不接触式”的结算方式，存在较大的安全漏洞。因为在具体实践中，二维码购物的链接主要是网页，需要借助手机浏览器打开，而手机安全软件由于用户的主观疏忽以及手机浏览器不支持安装安全插件等原因导致手机安全性存在一定不足，这些漏洞容易导致黑客对消费者、商家及无线通讯运营商进行多重欺骗。同时，为保证付款安全，整个操作流程较为烦琐，用户易被卡在付款环节，影响手机支付这一新生支付模式的长远发展。

第四，监管不完善。我国二维码支付存在监管不完善的情况，具体体现为：（1）标准不统一，管理不明确。我国二维码应用日趋广泛，但关于二维码的发布权、企业发布二维码的相关资质等没有统一明确的规定和管理，导致相应的编码、扫码软件安全性和规范性不足，容易产生漏洞，存在较大隐患。（2）监管工具不完备，监管难度大。二维码包含的文本、字符等信息用肉眼无法识别，工商部门需借助相应的扫描硬件设备才能鉴别，但基层工商部门由于经费有限或其他原因，专业的监测设备不足，要做到监管到位存在一定难度。（3）责任主体不明确，调查取证困难多。对比传统广告，二维码广告相关法律责任主体界定不明确，如二维码广告经营者不仅包括二维码的制作者，也包含二维码连接入互联网后的网络广告制作者;广告发布者不仅包括现实媒体，也包括网络虚拟媒体，还有作为连接二维码和互联网媒体的媒介，即二维码扫描器软件的经营单位。且二维码制作使用相对简单，可随时删除制作和发放记录，一旦相关主体否认违法事实，如何充分有效地搜集证据成为一个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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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科技期刊的特殊性

二维码支付功能存在的诸多弊端，以及科技期刊本身具有的特殊性，决定了科技期刊在短期内不适合采用二维码支付功能。

第一，科技期刊发行规模有限。我国手机二维码支付的使用范围还很小，而杂志的二维码购物能否形成规模，关键要看杂志的发行量。可见，纸媒二维码支付实践困境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大部分纸媒的发行量有限且正呈现日趋下降的趋势，尤其是科技期刊作为一种小众化的学术期刊，发行量较小，无法形成有力的发行规模效应。

第二，科技期刊受众群体相对固定。当前，不同类型媒体关于二维码购物应用实践的效果差别较大，其中，时尚类杂志应用效果最好，老年类杂志应用效果最差。因为纸媒读者的年龄已呈现日益增长的趋势，年轻群体越来越少看报纸和期刊，其较为经常接触并擅长使用二维码，老年群体则根本不懂或者较少了解二维码的操作及支付功能。而科技期刊的受众群体相对固定且有限，尽管年轻用户所占比例日渐提高，但40岁—60岁等年龄段的群体仍然占较大比重，这显然影响了科技期刊二维码支付功能的使用和推广。

三、服务定位：科技期刊二维码应用的理性思考

科技期刊作为数字化出版活动的主体之一，应理性对待二维码支付功能，积极思索二维码在期刊应用中的功能定位。笔者认为，科技期刊的二维码应用应以服务定位为主，围绕科技期刊的三个主要群体，即读者群、作者群和编辑群，结合实践操作，逐步强化二维码服务功能的开发或延伸，以扬长避短，更好地利用媒介融合的优势，带动科技期刊品牌影响力的提升。

1.科技期刊官方宣传服务

随着各类媒体传递信息总量的不断增加以及全媒体浪潮的冲击，如何以最合理的方式为读者提供更大容量的信息和最便捷的信息获取方式显得尤为重要。二维码作为一种新的媒介形态，以时间轴和内容轴构建出信息传播的双翼效应，信息涵载量较大，是普通条码信息容量的几十倍。借助二维码的使用，一方面，有助于科技期刊把更多元化的内容转换成二维码，传播更大信息量以有效满足用户的信息需求。如科技期刊可将相关的期刊信息和编辑人员信息等制成二维码，在其官方网站上展开宣传服务。并且科技期刊二维码除涵盖传统纸质期刊包含的版权页、目次、投稿指南、文章规范格式及刊物获奖情况等基本信息外，还可以有效融合科技期刊的办刊历程，期刊主管主办机构的研究特长，期刊栏目变动情况，期刊定期的稿件需求侧重点以及期刊编委、审稿专家、编辑人员等的研究特长、联系方式等。另一方面，有利于用户以最便捷的方式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取并保存相应的期刊信息，且结合科技期刊网址链接有利于引导用户主动关注并快速进入科技期刊的网站，进一步激发用户的阅读关注和阅读欲望，借此显著增加科技期刊文章的被引频率，进一步扩大科技期刊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2.阅读体验提升及互动服务

传统纸质科技期刊只能提供平面的视觉感受，每篇文章的图片大小和数量等囿于篇幅的关系往往有所限制，对科学研究的实验过程及研究结果表现力不足。而二维码可以存储图片或视频的URL，通过二维码的扫描读取，可以演示相关实验视频，展示作者丰富多彩的研究内容，进一步提升其科学研究的严谨性，有效防止学术不端，亦能够有效提升读者的阅读体验。同时，通过将科技期刊文章摘要或全文等生成二维码，并结合图片、视频、音频等多媒体表现手段来传播多样化的信息，其传播效果显然优于一般的纸媒文本信息，并可有效搭载用户深阅读和浅阅读之间的桥梁，激活用户的潜在阅读欲望，显著提升其阅读体验。此外，通过二维码可涵盖作者的个人信息，如将联系方式、研究方向和研究动态等制成二维码列于文章的相应位置，便于读者阅读时进行二维码扫描，借此实现并增强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互动交流。

3.现刊和过刊目录导览服务

目前，如何在亿万文献中精准搜索用户所需的相关信息已成为科技期刊必须考虑的一大难题。通过创建“二维码科技期刊导览”将科技期刊现刊和过刊的目录信息和相关资讯通过语音、图片和文字等形式集成到二维码导览上，并链接到科技期刊官方网站，有利于用户随时随地扫描读取，快速精准搜索所需的相关信息，省却纸质版翻阅以及数字化出版数据库中逐条浏览的时间等。同时，二维码的现刊和过刊目录导览服务还可以将相应的信息内容根据学科等进行分类整理，如农业科技类期刊，可根据作物、动物、园艺和林业等学科进行区分归类，有利于用户根据学科研究所需浏览相应的目录导览，满足其目的导向、问题驱动的搜索需求，有效缩短搜索时间，并进一步提高搜索精确度，保障信息的全面性与准确性。

4.稿件投稿流程定位服务

科技期刊社可将作者的投稿信息制成二维码并链接到科技期刊网站的投稿平台，用户可通过手机扫描了解稿件的处理流程和实时动态，这样有利于作者随时随地了解并掌握稿件的处理情况，显著提升作者投稿的便捷性。同时，稿件投稿流程定位服务也有利于责任编辑及时反馈稿件的相应处理情况，有效增强期刊回应的及时性，且借此省却了责任编辑发送邮件、打电话等常规事务，有效减轻了责任编辑的工作负担，还可缩小科技期刊社的经费开支，不失为一项多赢之举。

5.实时推送个性定制服务

科技期刊借助二维码表现形式的多样化，开展实时推送个性定制服务可给用户提供便捷快速的访问通道和科技期刊个性化内容的便捷订阅，并将最新信息实时推送到用户手机。如根据用户的研究学科及方向，将相关信息定期生成一个URL的二维码，便于用户快速了解相关信息，减少网站浏览或手机烦琐的地址输入问题。且通过二维码及时同步更新学科与行业发展动态与研究成果，有利于用户“零时间”获取学科情报，提高学术资源获取的针对性。

综上所述，科技期刊出版单位及其编辑必须审慎对待二维码的应用，紧紧围绕“服务”二字，增强二维码应用的服务定位和功能，挖掘其服务内容，提供优质服务，从而满足用户日益增长的信息需求，服务于科技期刊的可持续发展。

[1]徐丽芳，蒋雪瑶. 美国杂志中二维码的应用[J]. 出版参考，2012（36）：37.

[2]尤歆飞.“藏毒”二维码，“涮”你没商量[N]. 文汇报，2013-03-31.

[3]佚名. 二维码暗藏专利风险威胁信息安全[EB/OL]. http：//news.xinhuanet.com/tech/2013-12/10/c_125831719.htm，2013-12-10.

[4]佚名.2013年上半年网秦全球手机安全报告[EB/OL]. http：//b2b.toocle.com/detail--6114416.html，2013-07-15.

[5]张岑. 新兴二维码营销市场存在问题的调查分析与监管建议 [EB/OL]. http：//www.ybxww.com/content/2013-10/24/201310241554131529199.htm，2013-10-24.

[6]孙振雷. 二维码：纸媒发展的新机遇[J]. 编辑之友，2014（6）：52-54.

[7]佚名. 扫码背后的思考，浅析二维码的利与弊[EB/OL].

http：//digi.tech.qq.com/a/20120809/000705.htm， 2012-08-09.

[8]张宜军，谢文亮. 二维码在期刊出版发行中的应用[J]. 出版发行研究，2014（3）：73-76.

[9]杨郁霞. 科技期刊二维码的应用情况分析[J]. 编辑学报，2013，25（4）：374-376.

[10]黄定光，王金川. 手机二维码在科技期刊数字化中的应用探索[J].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13，24（2）：338-340.

风险社会视域下的科技理性批判 篇4

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批判理论, 风险社会理论对现代化过程中科技理性的批判不是从科技理性对人性异化的纯粹哲学思辨切入, 而是以全球化的迅猛推进为背景, 通过对现代新风险及其特征的描绘和确认来深刻揭示科技理性在现代性转型中的悖论性存在, 进而寻求超越科技理性悖论的人类未来发展之路, 为我们考量科技理性的作用及其限度提供了独树一帜的理论资源和学术视角。

一 风险社会视域的开启

从最宽泛的意义来看, 风险是与人类社会共始终的基本现象,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不断化解危机超越风险的历史, 因而人类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各种社会形态都可以说是一种风险社会。但当今风靡于国内外哲学社会科学界的风险社会理论中的“风险社会”概念并不是在一般意义上而言的, 而是对20世纪中后期以来已完成工业化的现代化国家的发展趋向和全球化背景下整个人类未来命运的反思和预测, 在这个意义上, 风险社会与贝尔的“后工业社会”、奈斯比特的“信息社会”、卡斯特尔的“网络社会”、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等是同一层次的概念。那么, 风险社会概念的内涵是什么?这一概念及其理论与类似概念和理论相比能为我们反思以启蒙理性为根基的现代化过程提供什么样的新视域呢?这些问题只能结合风险社会理论产生的社会历史情景、理论语境及其理论架构和旨趣才能深入理解。

20世纪中叶以来, 新科技革命飞速发展, 核技术、信息技术、空间技术、基因技术、纳米技术等不断涌现, 这些高新技术与经济活动相结合使得人类生产的物质财富极为丰厚, 为大多数社会成员提供了舒适安逸的生存环境, 但同时也带来了核危机、生态危机等足以毁灭全人类的巨大风险, 导致了人类社会在科技和经济高度发达的状况下对安全的高度关注和安全感的普遍缺乏。两极格局的解体、全球化浪潮的汹涌重构着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模式, 也重塑着个人日常生活的方式, 现代化进程步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现代社会正经历着深刻的社会转型。面对从理论上把握现代社会转型的各种概念和理论的众声喧嚣, 面对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颠覆现代性与保卫现代性的激烈争论, 贝克把此前一直停留于技术-经济层面的风险概念提升到社会哲学的层面, 构建了“风险社会”概念及其理论体系, 开辟了从风险视角透视当代社会发展的新视域。

在贝克看来, 发端于西方世界的现代化经过几百年的发展业已耗尽和丧失了它的他者, 如今正在破坏它自身作为工业社会连同其功能原理的前提, 处于工业社会道路上的现代化正在被一种对工业社会原理的现代化所代替, “现代性正从古典工业社会的轮廓中脱颖而出, 正在形成一种崭新的形式—— (工业的) ‘风险社会’。”[2]简言之, 风险社会概念表示的是现代化的一个新阶段, 现代性的一个新形态。之所以名之以风险社会, 是因为现代化发展到今天, 贫困问题通过技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 通过法律和福利国家的保护和规范, 已经失去了它作为一个超越于其他一切问题之上的首要问题的紧迫性, 与此同时, 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的指数式增长使危险和潜在威胁的释放达到了一个我们前所未知的程度, 即便人类的想象力也为之不知所措。“自从20世纪中期以来, 工业社会的社会机制已经面临着历史上一种前所未有的可能性, 即一项决策可能会毁灭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这颗行星上的所有生命。仅仅这一点就可以表明, 当今时代已经与我们人类历史上所经历的各个时代有着根本的区别。”[3]当今人类置身于其中的正是一个风险社会的时代, 风险不再是社会进步中的偶然事件, 而成了现代社会的常态现象。在当代社会发展中, 全球化与现代化相互型塑, 现代化进程中结构性地产生出来的风险也全球化了, 现代化风险的特殊性使它们拥有一种全球化的内在倾向, 不管人们是否感知甚至极力否认, “全球风险的客观社区形成了”[2], “从总体上考虑, 风险社会指的是世界风险社会。”[5]在这个意义上, 风险全球化是多维度的全球化现象的重要一维。

近年来, 全球气候的温暖化、灾害性气候事件的频发、核泄露和核废料对环境的长期性危害等全球生态风险, 致命性病毒的出现与蔓延、转基因食品的大量生产、人体遗传工程的隐患等全球健康风险, 金融危机的蔓延、世界范围内贫富差距的拉大、不可再生资源和能源的日益紧缺等全球经济风险, 极权思维和霸权主义的增长、“文明冲突”的加剧等全球政治文化风险, 恐怖主义的肆虐、基于核技术生化技术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等全球战争风险等都曾经以灾难性事件向人类的现代化进程发出了警告, 也佐证了风险社会概念及其理论的敏锐性和解释力。但是“风险社会”并不仅仅是一个描述性的概念和判断, 更重要的是它为我们展示了审视和反思现代社会发展的新视野, “在风险社会这个阶段, 对由技术的、工业的发展所制造的危险的难以预测性的认同, 驱动了对社会环境的基础的自我反思与对占统治地位的习俗和‘理性’原则的评价。”[5]风险社会并不是悲观地宣布人类社会发展必然陷入风险或灾难的宿命, 而是要求对现代化进程及其经典理论构想进行深层的反思, 因而也是一个高扬人类主体性精神的自我批评的社会, 它为我们反省科技理性的作用打开了新的视域。

二 现代风险与科技理性悖论的揭示

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化进程中, 人类不得不开始面对一些在传统社会无需面对的新风险。20世纪中后期以来的现代性转型伴随着风险的整体转型。在“风险社会”的理论视域下, 风险社会中的现代风险具有一系列根本不同于传统风险的新特征, 它们使现代化进程中科技理性的悖论昭然若揭。

(一) 现代风险的不可感知性和知识依赖性与科技理性的悖论

现代风险具有不可感知性和知识依赖性, 它们是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的产物, 但是科学技术已不能给出一个普遍接受的风险定义。传统工业社会中的风险或危险是可以通过人的鼻子和眼睛被明确感知的, 但在今天“文明的风险一般是不被感知的, 并且只出现在物理和化学的方程式中 (比如食物中的毒素和核威胁) 。”[2]在现代化的高度发达的阶段即风险社会中, 风险“首先是指完全逃脱人类感知能力的放射性、空气、水和食物中的毒素和污染物, 以及相伴随的短期和长期的对植物、动物和人的影响。它们引致系统的、常常是不可逆的伤害, 而且这些伤害一般是不可见的。然而, 它们却基于因果解释, 而且最初仅仅是以有关它们的 (科学的或反科学的) 知识这样的形式而存在。因而, 它们在知识里可以被改变、夸大、转化或者削弱, 并就此而言, 它们是可以随意被社会界定和建构的。”[2]这就是说, 风险既是一种客观实在, 又是一种社会建构。作为一种客观实在, 它是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和工业的过度生产的产物;作为一种社会建构, 它又依赖于知识及其传播, 贝克特别强调风险概念的社会建构这个维度, 指出“风险归根结底不是任何一种具体的物……它们是一些社会构想, 主要是通过知识、公众、正反两方面专家的参与、对因果关系的推测、费用的分摊以及责任体系而确立起来的。它们是认识上的构想, 因此总是带有某种不确定性。”[9]正是风险定义的多种可能性和不确定性使得现代社会的每一个利益团体都试图通过对风险的界定来保护自己, 并通过界定风险的方式来规避影响到他们利益的风险, 这些界定虽然不得不依赖于科学技术知识和科技理性, 但科技理性追求确定性和统一性的本质要求在此已不再可能。“在风险的界定中, 科学对理性的垄断被打破了。”[2]

(二) 现代风险的不可计算性和不可控制性与科技理性的悖论

现代风险具有不可计算性和不可控制性, 这就使以科技理性为基础的风险计算和风险控制的局限性暴露出来。早期现代化阶段即工业社会时期是一个对风险和灾难进行推算和预警并不断提高其精确性的时期, 现代保险业的出现和向社会各个领域的扩张就是其典型表现。但在20世纪中后期以来的风险社会中, 在力求做到至善至美、无懈可击的核动力时代、化学技术时代和基因技术时代, 人类经过几个世纪的探索而逐渐普遍认同的保险原则却在核电站等一系列高科技的光环前止步了, 无论从经济学意义上, 还是从医学、心理学乃至文化和宗教意义上说, 要对核风险进行保险都会让人觉得无从保起, 因为这种灾难一旦发生, 我们都将不再存在。“随着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危险和威胁的不断增加, 可以保险的领域反而越来越小, 仔细捉摸这一似非而是的趋势, 我们不难想象, 今后的风险社会已经成为一个无法保险的社会。”[3]核风险、化学产品风险、基因工程风险、生态灾难风险已经彻底摧毁了风险计算和风险控制的支柱:首先, 无法弥补的全球性损害使风险计算中的货币赔偿概念失灵了;其次, 在人们能够想象到的最糟糕的致命事故状态下, 风险计算关于事故善后处理及对结果进行预警检测的安全概念变得无意义了;再次, 风险事故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范围与界限的消失使风险计算无法操作、无法推算;最后, 灾难性事故产生的影响, 或呈澎湃奔腾之势, 或呈浸润蔓延之态, 或呈快慢交叉、疾缓重叠之姿, 使得风险计算成了一个没完没了、有开始无结局的事情。全球化就是以科技理性为根基的现代性的激进化, 其后果就是风险社会的肇始, 它所造成的是一个“失控的世界”。具有反讽意味的是, 风险社会中不可计算和不可控制的风险正是工业社会中科技理性主宰下精确计算和控制思维高度发达的产物, 科技经济和法律专家用量化的概念和数学化方法把尚不具有技术可管理性的风险以“潜在的副作用”的名义合法化, 认为它们并不存在, 正是这些“潜在风险”的暗中累积导致了今天的全球风险社会。现代风险的不可计算性和不可控制性使科技理性“一切都是可以控制的”信念崩塌了。

(三) 现代风险的不可归因性和政治伦理性与科技理性的悖论

现代风险具有不可归因性和政治伦理性, 而以因果解释为基础的科技理性在现代化过程中与经济理性结为同盟, 与社会理性和价值理性相离异, 这就使科技理性不足以在全球风险社会的境遇中为人类承诺一个更加安全和美好的未来。坚持对因果关系进行严格验证是科学理性的核心内容, 设定一个各种危害的可接受水平, 确定风险源和明确的责任主体, 按照“污染者补偿原则”进行经济补偿是以科技理性为根基的现代管理和法律认识和消除风险的根本方法。但在全球风险社会时代, 虽然有越来越多的法律和法规, 但风险社会却是一个责任主体模糊和缺位的社会。比如环境破坏的责任主体从严格意义上说一直是模糊混乱的, 立法机构将环境污染的标准制定得越严格, 环境风险和灾难的责任主体就越多, 每一个责任主体承担的责任就越小, 而且还越容易造成相互扯皮、责任模糊、无人负责的怪现象, 导致真正的责任主体缺位和虚位。更重要的是, 现代风险“由工业制造出来, 被经济学外部化, 被法律制度个体化, 被自然科学合法化, 且被政治变得表面上无害”[5], 公司、政策制定者和专家结成联盟制造了现代风险, 然后又建立一套强势话语来推卸责任, 科技理性和经济理性的共谋借助专家话语使现代性的主要社会制度对待风险的真实态度是“有组织的不负责任”, 风险穿过科技理性构筑的现代技术、法律、政治之网, 在全球肆无忌惮地蔓延。现代化进程孕育的风险具有明显的社会化特征, 这种社会化特征使得具有巨大威力和潜在风险的现代科学技术之负面影响所造成的巨大风险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政治问题。由于人类实践活动向广度和深度的拓展, 风险社会中风险的构成及其后果趋于高度复合化和复杂化:自然风险与人为风险, 个人风险、区域性风险与全球性风险, 物质利益风险与文化风险、道德风险等非物质风险、经济风险与政治风险相互重叠、相互引发, “科学理性声称能够客观地研究风险的危害性的断言, 永久地反驳着自身。”[2]社会公众对风险的感知和认识具有特殊的政治爆炸力, 它必然触及对权力和权威及其理性基础的再认识, 面对事关全人类生死存亡的巨大风险, 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那些古老的哲学问题:人是什么?我们希望如何生活?而科技理性的风险归因和自我膨胀使它对自身提出的这些深层问题总是漠不关心。

三 科技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和解

在启蒙运动和现代实验科学基础上形成的科技理性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张扬以及对社会生活的全面宰制, 在为人类带来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 不仅造成了人性的异化, 而且颠覆着人类得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生态基础和人本身, 内在地侵蚀着现代社会的各种制度, 把人类带入了全球性的风险社会时代。马克思曾经在资本主义工业现代化的早期就曾经讲过, “技术的胜利, 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 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 似乎结果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 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 我们时代的生产力和社会关系之间的对抗, 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无庸争辩的事实。”[14]如今, 基因技术风险、核风险、生态风险、金融风险和恐怖主义等新型风险使人类的发展面临着更为深刻的“本体危机”, 人类社会的进步问题转换成了生存问题。这就不得不对科技理性进行认真的自省和反思, 在揭示科技理性悖论的基础上, 探寻科技理性的超越之路, 为现代社会发展奠定新的理性基础。针对这个问题, 风险社会理论既反对后现代主义的非理性主张, 也反对科技理性对理性的垄断, 提出了“第二次启蒙”的方案和口号。

众所周知, 启蒙运动指的是17、18世纪欧洲所发生的一场广泛而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 其宗旨就是运用理性来破除宗教信仰, 用科学知识来消除神话和幻想, 使人摆脱蒙昧状态, 达到“在一切事情上都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15]。在工业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 启蒙理性的集中体现就是科学理性的扩张, 由于科学垄断了真理, 自身变成了新的神话, 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又展开为技术理性、经济理性和工具理性, 因而造成了社会发展的技术统治的线性模型, 使人类充满生机的关系统统成为工具理性的。通过对现代风险问题的确认和讨论, 通过把高度现代化社会诊断为“风险社会”并促使其自我反思, “激活并调动在科学中沉寂的理性来反对它的希望仍然存在。科学可以改变自身, 并通过对自己历史上的自我概念的批判而在理论和实践上复兴启蒙。”[2]相对于理性对宗教的启蒙, 对科学理性的启蒙就是“第二次启蒙”, 它鞭策第一次启蒙中科学的普遍主义苛求, 要求人们“去弄清各种文化传统的彼此不同, 将各种文化传统的差异之处联系起来, 学会在多样性中生活, 并从中造就出什么来。”[9]具体而言, 就是把启蒙的批判和怀疑精神运用于科学自身, 从根本上进行“理性改革”, 弥合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的断裂和缺口, 因为“没有社会理性的科学理性是空洞的, 但没有科学理性的社会理性是盲目的。”[2]那么, 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合作与和解何以可能?在现代化进程中, 科学理性和社会理性确实是分裂的, 但在现代新风险的出现及其论争中, 这种对理性的划分已变得越来越不可能了, “对工业发展风险的科学关怀事实上依赖于社会期望和价值判断, 就像对风险的社会感知依赖于科学的论证。”[2]在风险社会视域中, 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相互交织、相互依赖, 风险问题本质上是彻底的人的问题和社会问题, 社会理性是科技理性的内在伦理和价值支撑, 科技理性是社会理性得以体现的必要工具和手段。由于对安全感的渴望是个人和人类社会的本体论诉求, 在各种巨大风险和灾难的责任主体虚位的忧虑面前, 人类必将创造出新的团结形式, 超越个体主义的功利评判和民族国家治理的局限。在现实生活中, 社会公众都是从各自不同的视角来解读风险社会的, 这就需要通过谈判、讨论、协商的方式来形成一个使社会各方都能够接受的可以凝聚各方力量的社会理性基础, 但这样的社会理性基础是开放的、动态的, 风险社会始终存在着寻找这种理性基础的压力。全球性的新社会运动, 诸如环保运动、和平运动、女权运动等为这种新理性的出现提供了场域, 它们的特征是党派、国家、地区、宗教、政府、反叛者、阶级的特有的“对立联盟”, 通过改变政治活动的规则和边界, 使新的联合变得更为开放和敏感同时能够被磋商和改造。新社会运动是对传统议会制的代表性民主政治的超越和再造, 是个人责任的全球性连结。这样, 要走出科技理性的宰制和悖论, 实现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和解, 就必须超越对理性概念的纯粹思辨, 把政治自由置于现代性的核心位置, 进入创造组织责任的新政治形式的社会行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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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0.4.

科技理性 篇5

伽利略与科学自由的边界探析--兼论科技干预的合理性问题

自伽利略受审等科学悲剧发生以后,科学自由就一直被视为科学家们的天赋权利,可是,社会发展的现实却告诉我们,科学自由不能够是无边界的、绝对的,而应该是有边界的、相对的.换句话说,社会应该在必要的.条件下进行干预.为此,本文剖析了科学自由的内涵及其边界条件,探讨了科技干预的合理性问题.

作 者：刘魁  作者单位：南京理工大学,文化发展研究中心,江苏,南京,210094 刊 名：自然辩证法研究  PKU CSSCI英文刊名：STUDIES IN DIALECTICS OF NATURE 年，卷(期)： 20(9) 分类号：N09 关键词：伽利略   科学自由   科技干预  

科技理性 篇6

在高度科技和文明发展的同时, 到了20世纪90年代, 不少学者对现代社会的结构和制度抱有悲观的看法。 人类是否会完全受制于科技理性, 是否完全为感观文化所控制了呢? 众多思想家﹑哲学家不断对这一问题进行思考, 其中最深入的两位分别是马克斯·韦伯和哈贝马斯。 韦伯认为, 从现实的发展历程来衡量, 科技的发展在给人类带来物质生活的高度享受的同时, 建造了一个“铁笼”将人困于其中。 哈贝马斯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在韦伯的基础上实现了一个质的突破, 其理论的一个要旨是认为18世纪启蒙运动开始的现代事业并未走到尽头, 其历程仍未完结。 下面我们将马克斯·韦伯﹑哈贝马斯的思想理论进行对比学习, 并对哈贝马斯创立的对“科技理性”下现代社会出路的思考———“沟通行动理论”进行简要介绍。

马克斯·韦伯是19世纪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 是古典社会学家中第一个以合理性概念为工具分析资本主义现代化演进过程及其本质的理论家。 回顾韦伯一生的学术研究, 我们可以发现, 他穷其心力思考的是这样一个中心问题:为什么在欧洲之外, “科学、艺术、国家及经济都没有走上西方所特有的发展道路”。 韦伯认为, 这是因为西方特有一种理性主义, 这种理性主义在东方是没有的。 他将合理性分为两种类型, 一种是目的合理性, 另一种是价值合理性。 马克斯·韦伯认为, 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 在文化、社会及人们头脑中, 价值合理性占据着主导地位, 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之后, 价值合理性逐渐衰落, 目的合理性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在现代社会, 两种理性之间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 因此自由丧失和意义丧失是现代化发展必然导致的现象。 由此, 韦伯的合理性理论陷入悲观主义结论。

受马克斯·韦伯的合理性理论影响, 哈贝马斯曾坦言:“从理论的发展史来说, 马克斯·韦伯是我理论的出发点。 ”但哈贝马斯并没有在马克斯·韦伯得出的悲观结论中止步不前, 作为批判社会学重镇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主要代表, 他主张要有批判的思考, 并有实际的行动。 他认为现代西方社会的发展并非一个必然现象, 而是有其他发展上的可能性, 这可以从他分析框架的两个方面来证明。 一方面, 哈贝马斯认为韦伯忽略了在现代化或理性化过程中个人“意识”上的改变。 无论是“世界观解咒”还是 “不同文化领域的区分”, 都预设了个人心路历程和意识上的改变。 但事实上, 确实有不同文化区域的存在, 我们应该也必须意识到不同文化区域的人主观意识的不同, 他们所理解的不同的自然世界, 以及互为主观的社会世界和主观的内心世界。 提出不同文化领域或者不同的世界观区分, 是指涉及三种世界领域区分:区分为“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 此三种世界对应着三种不同领域的事物:自然现象、道德法律和艺术。 每一个领域或事物有不同的判断标准, 具有不同的“有效宣称”, 对应客观世界的是真理宣称, 对应社会世界的正当宣称, 对应主观世界的是真诚宣称。

另一方面, 哈贝马斯提出“双向理解模式”。 他指出, 一直以来西方学者都遵循着一条“单向理解”模式分析社会及人的现象, 这一模式认为不要把主体的个人偏好或价值信仰介入到研究中。 这一模式往往预设了认知主体和被认知客体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 并且有一套不受主体影响的客观方法或程序实现这些目标。 很明显, 循着这条单向理解模式, 配合主客二分法的观点, 塑造了一套主宰近代西方的思考模式。 如果用这套方法了解西方理性化的过程, 就会得到韦伯等人的悲观态度和看法, 这就走进了“科技理性独断性”的死胡同。 如果从“双向理解模式”出发, 我们的分析重点自然就落到人与人的沟通层面。 这意味着“沟通”是人性的一种本质, 或者说人际间的相互理解是人存在的基本要求。 由此, 就引出了哈贝马斯创立的对“科技理性”下现代社会出路的思考———“沟通行动理论”。

2.沟通行动理论

哈贝马斯强调人们行为的协调应以共同的规范为基础, 而共同的规范是由人的共识促成的。 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就是对话, 对话应以相互谅解为目的, 而不能以追求自己取得成果为目的, 抱着这种目的的人, 是不会开诚布公地同伙伴进行诚实对话的, 是不会同对方进行协调行动的, 因此就无法同对方建立起和谐的关系。 这可以通过对“communication”一词的解释来说明, 从社会学角度看, 该词往往译为“交往”, 但哈贝马斯更倾向于将其译为“沟通”, 取其“由于交往而至理解与协调”的涵义, 他的沟通行为理论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创立的。 通常情况下, 我们为了达到目的或满足自己的欲望用语言和别人沟通和协调, 但这并不等于我们在进行“沟通行为”。 哈贝马斯认为, 一个社会行动是否属于沟通行为, 主要取决于行为者所协调的方法。 如果其所有的方法是在没有内外制约之下达到的相互理解的沟通, 并由此协调资源的运用, 满足各自的欲望, 这便属于“沟通行为”。 在现实的人际沟通里, 大多数人是以满足自己的欲望为目的做协调工作的, 因此这都不是“沟通行为”。

所谓“沟通行为”, 是两个以上的行动者, 以语言为中介, 以相互沟通和理解、达成协调一致与共同合作为目的的行动。最主要的沟通行动就是言语行为, 特别是为了共同目标而进行的有效辩论。 简言之, 沟通行动是对话式的﹑互动的﹑双向的社会性行动。 为了形成沟通行动, 需要涉及沟通行动的有效性要求, 即以下四个条件:

可理解性要求:言语必须符合语言规范, 明白易懂;

真实性要求:言语符合客观情况;

正确性要求:符合社会规范, 是正当的;

真诚性要求:发自内心, 不是戏言。

例如, 一位教授对一位学生说:“请你给我拿一杯水来。 ”

首先这句话能被学生听懂, 符合可理解性。 学生可能有两种反应:拿水和拒绝。 第一种情况表明, 这位学生同意教授言语背后的有效要求, 具体来说, 附近有水可取, 这就符合了真实性要求;学生认为自己作为学生应该为教授拿水, 这符合了正当性要求;学生知道教授是认真的, 话语中并没有以“拿水”这一要求暗含其他意思, 符合真诚性要求。 第二种情况则是学生对上述三个有效性中的部分或全部否定。

下面我们将对上述四种有效性要求分别进行讨论, 首先第一种可理解性无需赘述, 因为对于一个正常人, 一般都能够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意思。 对于后三种我们就需要再次提及“沟通理性”这一概念。 要形成沟通行动, 必须要求行动双方相互承认这些要求, 这是一种相互的期望, 即我让我的言语符合有效性要求, 对方也应这样 (这是沟通理性的一种表现) 。 这就构成一种背景知识, 与常人方法论一样, 它往往是不明言、自然而然的。 当然, 在生活中往往存在很多对对方话语的有效性质疑的情况。 上例中, 学生对老师的“拿水”的要求提出质疑。明明在上课期间, 老师为什么会提出“拿水”的要求, 或者教学楼明明没水等。 这时, 一旦有质疑, 双方就有两种选择:要么中断沟通, 进行策略式行动, 即单方面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不顾对方 (这是工具理性) ;要么进行理性讨论, 双方都要以更佳的论据说明自己是符合有效性要求的, 以说服对方 (这是沟通理性) 。

3.结语

在科技和理性文化高度发展的同时, 人类是否会完全受制于科技理性? 是否完全为感观文化所控制了呢? 这两个问题更应该引起人类的反思。 如果说韦伯把人们从“理性的铁笼”中唤醒, 却又告诉人们无路可逃的话, 那么, 哈贝马斯则告诉人们, 即使这个铁笼的确存在, 它也还未绑结完好, 如果人们真诚地沟通协调, 团结行动, 那么希望仍在。

参考文献

[1]Habermas.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One[M].Boston:beacon Press, 1987.35-102.

[2]董云芳.哈贝马斯沟通行动理论对实证主义的批判.安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7, 16 (1) .

[3]田润锋.哈贝马斯理性观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 2010.

科技理性 篇7

一、研究方法及研究对象

大学生在择业过程中存在的非理性信念类型较多,通过资料搜集以及座谈访谈,结合非理性信念的类型,【2】我们将这些非理性信念分为“低挫折忍受度”、“自我缺乏肯定”、“追求完美”、“固话思维”四类,并以此为依据设计了问卷。

本次调研对象为北京科技大学2014届毕业生,发放问卷1000份,覆盖全部专业,本科700人,研究生300人。收回有效问卷973份,其中男生62.73%,女生37.26%,农村学生36.33%,城镇学生63.67%,样本分布符合学校实际情况,数据合理、有效性较高。

二、大学生择业过程中非理性信念类型及程度分析

(一)由低挫折忍受度造成的非理性信念

1.求职惰性较大,面对困难容易逃避

惰性心理是对客观现实特别是新生事物表现出保守、落后、怀旧、后退、极力干预和无可奈何的心理状态。【3】很多大学生在大学的学习和生活环境相对轻松,当突然面对就业压力时,很多学生会下意识的选择逃避。调研统计,43.22%学生存在求职惰性,23.36%的学生存在求职逃避心理,26.57%的学生因恐惧就业而选择考研。从调研整体结果分析,直辖市生源学生逃避现实的情况较为严重,理科学生比工科和文科严重,家庭经济比较富裕学生比较贫困家庭学生严重,独生子女存比非独生子女严重。

2.盲目夸大就业难度

大学生处在身心发展的关键时期,遇到挫折和困难,常常出现情绪波动,容易受社会舆论的影响。【4】而目前社会舆论传递给大学生的信息以竞争、压力为主,导致大学生在求职过程中对就业形势盲目夸大。通过调研统计,27.21%的学生认为当前就业环境找不到好工作,在硕士中表现更为明显,家庭比较富裕的学生比例高达50%。两个以上孩子家庭的学生对就业认识较为悲观,比例占31.36%,高于两个以下孩子家庭的学生。

(二)对自我缺乏肯定而造成的非理性信念

1.就业遇到困难,不愿意主动求助

对许多人而言,主动寻求专业帮助是开始应对并解决问题的前提和关键,【5】但是在就业过程中,有一些大学生遇到困难不愿寻求帮助。通过调查统计,有21.34%的学生“不与老师、同学分享求职感受或状态,怕公开自己的不愉快求职经历”。其中,本科生求助主动性较博士和硕士差些。文科生求助主动性较理科和工科要高。男生求助主动性较差,不愿求助的男生比例高出女生近10个百分点。成绩优秀的学生求助主动性较高。家庭经济比较富裕的学生在遇到就业困难时求职主动性上较差,比例为37.50%,高于家庭经济贫困的学生近17个百分点。

2.不愿降低标准就业,害怕被嘲笑

在求职过程中,有些大学生不能清晰定位自己,就业期望较高且不降低求职目标。据调查统计,有22.30%的学生“因害怕被家里的乡亲父老嘲笑而希望留在大城市”的非理性信念。其中,本科生存在该非理性信念的学生比例为33.74%,远高于硕士和博士;男生存在该非理性信念的学生比例为26.39%,高于女生10%以上;家庭经济比较富裕学生中有50%的比例存在此类信念,远高于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有23.61%的学生表示“任何时候,都不能轻易降低求职目标”。其中,有工作经验的学生存在该非理性信念的学生比例远高于没有工作经验的学生;家庭经济比较富裕的学生存在该非理性信念的比例远高于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

(三)完美或者宏伟的诉求而造成的非理性信念

1.相信一定能找到完美的工作

评价一份工作的指标和因素涉及到很多方面,没有一份工作能够满足求职者的所有需求,如果过分追求完美工作,会导致学生错失很多机会。通过调研统计,高达55.85%的学生认为只要努力一定会有一份完美的工作。不少学生对自己设定的目标工作坚定不移,认为只要自己肯努力、肯付出,就一定能找到好工作。据调研统计,63.04%的学生认为付出总是有回报,工作找不好是因为自己付出的还不够。其中,学历越高、成绩越好、学生干部存在该信念学生的比例远高于其他学生,表明越优秀的学生越追求完美工作。

2.针对特定个体严重攀比

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优势和劣势,不同的个体适合的工作不尽相同,但不少学生在求职过程中会与某个特定个体进行比较,错失机会。根据调研统计,有36.76%的学生会在求职过程中与某些个体进行比较,比例较高。其中,理科生中有53.66%的学生存在该信念,远高于文科和工科学生;学生干部和成绩优秀的学生存在该信念的比例也高于其他学生。

(四)固化思维导致的非理性信念

1.过分评估求职过程中的附加价值

从工作地域上看,高达66.22%的学生认为大城市发展机会多而坚持留在大城市,是所有非理性信念中程度最严重的。其中,女生、学历越高、成绩越好、家庭富裕、直辖市或省会学生更愿意留在大城市。不少学生对户口的重视甚至超过了工作本身。

从工作选择上看,23.61%的学生认为体制内的单位一定比体制外的单位好。其中,家庭经济富裕的学生中超过30%的学生认为体制内单位一定好,远高于其他学生,但是家庭富裕的学生在择业时对工作稳定度的重视程度远低于其他学生。

从薪酬选择上看,32.49%的学生认为薪酬高的工作好于薪酬低的工作。其中,理科、男生、成绩优秀、家庭经济较贫困的学生中存在该非理性信念的学生比例远高于其他学生。特别是理科学生,高达40%的学生都存在该非理性信念。

2.自身存在就业偏见

对基层工作存在偏见。基层工作是积累工作经验的重要途径,而由于认知主体和客体以及环境因素的作用,导致学生认知偏差。【6】根据调研统计,27.01%的毕业生认为基层工作没有发展前途。其中,硕士和本科、理科生、男生存在该信念的比例较高。特别是有工作经验的学生存在该信念的比例达到30%以上,远高于其他学生。

对学历存在偏见。高学历在就业过程中占有一定优势,但有些学生盲目夸大学历的重要性,放弃就业多次考研,错失很多就业机会。据调研统计,22.18%的学生认为研究生发展一定比本科好。其中,学历越低、成绩越靠后、家庭经济较差、男生中存在该非理性信念的比例远高于其他学生。

对性别存在偏见。女生在求职时存在一定的劣势,但并不意味着女生在求职时一定没有好机会。根据调研统计,21.25%的学生认同女生就业一定没有男生好。其中,硕士、理科、成绩越好、家庭越富裕的女生存在该非理性信念的比例较高。

对专业存在偏见。热门专业的市场需求较多,学生求职机会较多,但是热门专业毕业生人数也较多,从供需比上来讲,二者的差别并不大。通过调研统计,20.74%的学生在该问题上存在非理性信念。其中,理科生存在该非理性信念的程度最严重,高于其他近15%,表明理科专业学生对自己专业缺少信心。

三、大学生择业过程中非理性信念的干预辅导

一个人理性信念的形成和发展是建立在科学的思维方式和认知模式基础上的,只有树立科学的人生观、价值观,才能有正确的思维模式,产生正确的认识和思想,不会陷入非理性信念中。【7】大学生由于人生经历单一、工作经验缺乏,在择业过程中产生较多非理性信念。从本次调研来看,毕业生在择业过程中的各类非理性信念严重程度存在差异,如表1所示,存在该非理性信念学生比例越高,表明情况越严重,也容易导致学生心理危机,需要进行一定的干预辅导。【8】

(一)按非理性信念严重程度采取分类辅导

针对普遍性非理性信念采取普及性教育辅导。学生中存在该信念比例大于50%的,可视为普遍性非理性信念。从表1中可以看出,学生对于完美或者宏伟的诉求而造成的非理性信念普遍存在,主要表现在就业期望较高、愿意留在大城市等方面。在此类非理性信念的辅导上适宜采取广泛性的教育引导。一方面通过第一课堂加强学生就业观、择业观教育;另一方面加强第二课堂教育,邀请专家、企业、校友进行讲座,引导学生客观认识自身特点和就业环境,确立合理的职业目标。

针对较严重非理性信念采取团体辅导。学生中存在该信念的比例小于50%,但大于30%的,可视为非理性信念比较严重。从表1中可以看出,学生中较严重非理性信念主要有求职惰性大、攀比心理严重、对工作存在刻板印象、更看重工作的稳定和高收入。在此类非理性信念的辅导上适宜采取团体辅导,可采取目前比较流行的“工作坊”形式。例如,以“如何消除求职攀比心理”为主题,组织10-20名左右的学生在主讲老师的指导之下,通过活动、体验、讨论、角色扮演等方式,深度探讨某个问题并寻找解决方案。

针对个体性非理性信念采取一对一咨询辅导。学生中存在非理性信念的比例小于30%的,可视为个体性非理性信念,如“找工作靠关系”、“户口重于工作”等。针对此类非理性信念适宜采取一对一咨询辅导。通过一对一咨询,首先帮助学生分析自身非理性信念的原因,找到其不合理处及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而探索消除非理性信念的途径和方法,最终帮助学生学会理性思维,掌握自我维护和心理调节的能力,实现个人健康发展。

(二)关注重点群体,解决主要矛盾

从本次调研结果看,不同学生群体在不同层面的非理性信念上差异较大。但整体来看,理科生、高学历女生、家庭经济富裕、成绩较差的学生非理性信念较为严重,需要重点关注。定期进行求职情况反馈,采取心理辅导与技能辅导相结合的方式,从内在和外在两方面帮助学生消除非理性信念。

(三)建立家庭和学校支持系统

学生择业观念的形成受到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影响,其中社会舆论对学生价值观导向是受市场经济大环境影响,在短时间内难以调整和改变。而学校和家庭教育则可以在引导学生消除非理性信念过程中发挥重大的作用。教师作为离大学生最近的一个群体之一,是解决学生困惑、对其学习和生活进行疏导的最佳人选,但是在解决学生个人问题上有时难以获得足够的信任,因此在缓解毕业生非理性信念过程中还需要借助于家长的力量。从本次调研结果中,我们发现学生的很多非理性信念是源于家庭的影响,他们的价值观和期待是大学生择业的重要参考。因此,学校需要将家长纳入大学生择业观引导的队伍中。

首先,学校要积极建立与家庭有效互动的交流机制。针对个别择业非理性信念严重的学生,建立有效的家园联系机制,定期与家长沟通协作,做好家园联系记录,找到学生非理性信念产生的根源,联合制定有效的解决问题方案。

其次,学校要充分发挥家庭的资源优势。学生家长来自各行各业,他们丰富的经验是学生职业选择过程中宝贵的资源财富。家庭资源包括:家庭成员的职业条件、信息资源、教育水平及观念等。学校应鼓励有条件的家长主动参与到学生的职业选择中,帮助学生建立良好的家庭沟通氛围,充分发挥家长在学生职业选择过程中的优势,帮助学生树立健康的择业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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