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量制度(精选12篇)
质量制度 篇1
一、引言
研究制度质量、金融发展与并购溢价关系,实践上基于《关于进一步优化企业兼并重组市场环境的意见》(国发〔2014〕14号)政策驱动,理论上基于宏观环境对并购溢价影响机制研究的不足,旨在对企业价值评估中溢价理论的宏观环境一致性假说进行拓展。因此,本文定义的并购溢价是指并购评估值超出资产账面值的比率,制度质量采用市场化进程水平来测量,而金融发展通过各地区当年的金融机构贷款总额与各地区当年GDP之比来反映。
在现有文献中,一些研究发现,并购的多元化、目标公司并购前一年的净资产收益率与并购溢价正相关;独立董事的规模与并购溢价成负向关系(李彬、杨洋等,2015)。Rossi和Volpin(2004)发现投资者保护程度对并购溢价有显著正向关系。陈仕华和卢昌崇(2013)发现,联结企业在之前并购中支付的溢价与在目标企业并购中支付的对价显著正相关。在宏观环境影响方面,余明桂、潘红波(2008)发现,在制度欠缺的环境中,政治关系可作为一种重要的替代性机制,以获得相关信贷支持。在政府之手和支持之手研究时发现,当收购公司的投资者法律保护水平高于目标公司时,民营企业的异地并购能够产生公司治理溢出效应,进而增加股东财富,而地方国企的情况正好相反(潘红波、余明桂,2011)。唐建新、陈冬(2010)研究发现当目标公司所在地的投资者保护程度高于并购方所在地时,收购方受益越多。
可见,现有文献更关注投资者保护而不是制度质量影响,而金融发展影响尚未在并购领域出现;那么,在并购溢价,特别是评估溢价与制度质量、金融发展有没有关系?显然,这个问题事关评估师在企业价值评估中设定宏观环境一致性这一前提是否成立,也为国发〔2014〕14号政策措施提供了理论与经验证据。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
(一)制度质量与溢价关系
在理论上,企业战略决策受到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双重影响,制度质量、金融发展构成了企业决策的宏观环境。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制度环境的作用更加明显。外部制度质量整体越好,即市场化进程越高,市场信息公开透明,企业发展机会越多,竞争越激烈,预期并购溢价水平越低。
在制度质量中,政府干预会导致寻租现象的出现。寻租可能会直接损失企业利益,造成不平等竞争,加大了企业的运营成本。目标公司所在地的政府干预较强时,鉴于区域经济规划、产业发展需要,政府可能会强制要求企业进入或退出某些产业或行业,企业并购交易价格越高,政府从中获得的收益也越高。
非国有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市场化进程水平。一个地区的民营经济越发达,该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就越高,整个地区企业之间的竞争就越公平,民营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受到的不平等对待现象就越少。因此,当被并购方所在地的非公有制经济好于收购方所在地时,收购方通过收购就可以获得正效应。
在不完善的法律环境下,私有企业的产权和合同的履行难以得到法律保护,这使得民营企业发展可能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虽然中国所有地区都必须执行全国范围内适用的法律条文,但同一法律条款在各个地区的执行力度和效果各不相同。各地区的法律环境不同,对投资者的保护程度就不同。健全的法治环境能够有效发挥法律对上市企业的监管效果。在新兴的资本市场中,上市企业存在一些不规范操作,更需要法律来规范其行为;这也可通过高质量的外部审计和行业协会等辅助监管管理者行为。在完善的法治环境下,股东可以寻求法律支援对管理者形成压力,法律可以更好的保护股东的利益;这样,管理者不敢轻易提高并购价格,谋取私利,从而管理者在做经营决策时会更加慎重。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H1a:并购方所在地制度质量越高,并购溢价越低。
H1b:目标方所在地制度质量越高,并购溢价越低。
“拔靴效应”认为,公司治理程度较弱的收购公司主动和自愿寻求治理水平的提高,通过收购公司治理水平较高的目标公司,提升自身公司的治理水平,从而并购带来正的协调效应(唐建新、陈冬,2010)。基于拔靴假说的分析,如果收购方所在地的市场化进程较低,目标方处于市场化进程较高的地区,通过并购活动,收购方公司能够享受到更高至少不会更低的市场优势,收购方可以获得正的并购收益,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1c:目标方所在地的制度质量高于并购方所在地的制度质量时,并购溢价更高。
(二)金融发展与溢价关系
金融发展程度体现了企业外部融资约束程度。当主并方处于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其融资能力较强,融资相对容易,这对目标方来说是一个优势,能够提高并购方的讨价还价能力。同样,在金融业发展水平较低的地方,企业难以依靠自身获取资金,当目标企业所在地的金融发展水平较高时,并购方可以通过并购,提高自己的融资能力,对并购方来说也是一项正的效应。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a:并购方公司所在地的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并购溢价越低。
H2b:目标方公司所在地的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并购溢价越高。
H2c:目标公司所在地的金融发展水平高于收购公司所在地的金融发展水平时,收购方支付的并购溢价越高。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与数据
本文选取2008~2014 年间A股上市公司发生的所有重大资产重组事件为初始样本,并通过以下条件对其进行筛选:(1)剔除未披露并购交易价格和交易标的净资产账面值的样本;(2)剔除海外或跨国并购案例;(3)剔除支付方式无法确定及财务数据披露不全的交易;(4)剔除银行、金融业并购;(5)剔除ST和已经退市的公司并购交易;(6)剔除买壳上市的案例,因为借壳上市的买卖方是反向的,是一种特殊的并购,其溢价率往往较高。(7)删除交易金额小于500 万元的交易。经过筛选最终获得321个样本。
本文样本来源于万德(WIND)企业并购库,企业财务数据来源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外部制度质量数据来源于樊纲等编著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 年报告》(以下简称《中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1》),金融比率数据来源于《中国金融年鉴》和国研网。
(二)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
Pre是并购溢价率,为被解释变量。协议转让是国内并购主要的转让方式,其在交易时主要是基于净资产进行定价谈判。国内学者从中国资本市场特点出发,将并购溢价测量基准定位于净资产(陈仕华、卢昌崇2013)。本文基于评估值研究,将被减数确定为评估值而不是交易价值,即:
并购溢价(Pre)=(评估价值-交易标的的净资产)/交易标的的净资产
2.解释变量
市场化进程(Marketi)用来衡量各地的制度质量总体水平,是一组测试变量;分别衡量收购方所在地的制度质量、目标方所在地的制度质量和双方制度质量差异。本文选用《中国市场化指数报告》中的总得分来衡量各地的市场化进程,体现制度质量整体水平。该指数越大,说明市场化进程越快,制度质量越高。需要指出,樊纲等著《中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1》中,其数据更新到2009 年。鉴于各地区间外部环境差异波动较小,本文采用2009年的市场化进程指数代替2010~2014年相关数据。
Firi为金融相关比率,用来衡量各地的金融发展水平。同样Firi有三组数据,分别为收购方所在地、目标方所在地金融发展和并购双方所在地金融发展的差异。本文沿用国内学者沈红波等(2010)测量方法,即“各地区当年的金融机构贷款总额”与“各地区当年GDP”之比来代表金融发展程度。其中“各地区当年的金融机构贷款总额”来源于《中国金融年鉴》,“各地区当年GDP”来自国研网统计数据。
3.控制变量
根据已有文献,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设置控制变量:交易特征、公司特征和公司治理。其中并购交易特征变量包括并购规模Ratio、支付方式Pay、并购类型Type;公司特征变量包括企业规模Size、负债水平Lev、成长性Grow、自由现金流Cfo、总资产收益率Roa、产权性质Owner、上市地点List;公司治理变量主要采用独立董事规模Inde、股权集中度Top1。具体变量定义见表1。
表2 给出了变量描述性统计。并购溢价均值达到4.878,说明评估价格接近账面价值5 倍。收购方、目标方所在地的市场化进程指数market1、market2 均值分别为9.172、9.281,相比之下,目标方所在地的制度质量略高,目标方多处在制度质量较高的地区。与此相似,金融相关比率也存在同样的规律。另外,从几个虚拟控制变量的均值也可以看出,企业在并购中更多选择现金以外的支付方式,并购方公司也大多会聘请独立财务顾问来监督并购过程的合法与合理性。并购方企业中民营企业多于国有企业数量。
如表3 所示,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绝对值均小于0.5,这排除了存在严重多重共线性的可能。在表3 中,市场化进程虚拟变量与并购溢价显著正相关,初步验证假设H1c,金融相关比率虚拟变量与并购溢价显著正相关,进一步验证了假说H2c。其他控制变量中,交易规模、产权性质、资产负债率、企业规模、总资产收益率均与并购溢价显著相关。
(三)模型选择
根据以上研究假设,我们构建以下两个多元线性模型并使用OLS回归方法检验本文的研究假设,其中模型(1)用来检验制度质量与并购溢价的关系,模型(2)检验金融发展与并购溢价的关系。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制度质量与并购溢价
根据模型(1),表4中方程(1)、(2)以及(3)分别给出了收购方所在地、目标方所在地制度质量和并购双方所在地制度质量差异对并购溢价影响的实证检验结果。主并方、目标方所在地的制度质量的符号为负,这些系数符号与预期的一致,不过两个变量影响都不显著,这说明假设H1a、H1b没有得到显著支持。方程(3)中目标方与并购方所在地的制度差异与并购溢价在0.1%水平下显著正相关,这表明当目标方所在地制度质量高于收购方所在地制度质量时,收购方支付的并购溢价越高。因此,假设H1c得到证据支持。
(二)金融发展与并购溢价
根据模型(2),表4中方程(4)、(5)以及(6)分别对并购双方所在地金融发展水平、并购双方所在地金融发展水平差异与并购溢价进行了多元回归。方程(4)显示,收购方所在地的金融发展与并购溢价在10%水平下显著负相关,说明收购方所在地的金融发展越好,越有利于并购方谈判时的讨价还价,其所支付的溢价越低。因此,假设H2a得到了数据支持,而目标方所在地的金融发展对并购溢价没有直接的影响,即H2b没有得到证据支持。
在方程(6)中引入目标方和并购方所在地金融发展差异。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并购双方所在地的金融发展差异与并购溢价在5%的水平下显著正相关。说明当目标公司所在地的金融发展好于收购方所在地的金融发展时,并购会给收购方公司带来利好,收购方愿意支付更好的溢价。因此,假设H2c得到了支持。
考虑到实证结论稳健性,本文通过交易对价替换评估值来测量并购溢价,分别对制度质量、金融发展在并购溢价中影响进行了相应实证分析,结果与表4基本一致。限于篇幅,在此不再累述。
五、结论与启示
(一)基本结论
本文在构建了制度质量、金融发展与并购溢价理论关系基础上,运用重大资产并购重组样本实证检验发现:一是目标方所在地与并购方公司所在地的制度质量差异与并购溢价显著正相关,这说明外部制度环境对并购溢价存在“拔靴效应”。二是并购方公司金融发展与并购溢价显著负相关,说明融资约束越低,越有利于收购方实施并购。三是目标方所在地与并购方所在地的金融发展的差异与并购溢价显著正相关,说明目标方融资约束越低,越有利于目标方实现战略性剥离。
注:*,**分别表示双尾检验在5%,1%的水平上显著。
注:* 、**、***分别代表10%、5%、1%显著性水平下的统计检验,括号中是t值。为了节省行文空间,在表中没有列出年度、行业虚拟变量的具体回归结果。
(二)启示
本文研究结论具有以下启示:一是宏观环境改善有利于产业并购重组,从而实现产业升级和转型,因而有必要进一步优化企业兼并重组市场环境,鼓励企业适度进行跨区域并购。二是企业价值评估中溢价理论的宏观环境一致性假说并不成立。评估实践中,在可比公司选择、价值乘数计算的基础上,确定目标公司的企业价值时,评估师更多考虑的是企业内部财务指标、经营、营运状况,尚未加入外在宏观环境的影响。实际上,我国地区间制度质量、金融发展水平并不平衡。本文结果表明,制度质量、金融发展差异对并购溢价具有显著影响。因此,本文结论的现实意义在于,评估人员在用市场法评估企业价值时,应该考虑对制度质量、金融发展的指标进行调整,应将这些因素纳入影响评估结论的主要因素,这样评估值才能更加接近真实的市场价值。
质量制度 篇2
第一条
为加强重庆市开县满月乡马营村新农湾集中供水工程质量管理,明确质量责任,严格基建程序,保证工程质量,争创优质工程,依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水利工程质量管理规定》、《山东省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办法》及有关政策、法规,结合某某工程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重庆市开县满月乡马营村新农湾集中供水工程。
第三条
重庆市开县满月乡马营村新农湾集中供水工程建设贯彻“百年大计,质量第一”的方针,各参建单位应加强质量管理体系建设,积极推行全面质量管理,采用先进的质量管理模式和管理手段,不断提高工程质量,争创优质工程。
第四条
重庆市开县满月乡马营村新农湾集中供水工程实行工程质量领导责任制和质量终身负责制。
第五条
重庆市开县满月乡马营村新农湾集中供水工程实行质量管理领导小组领导下的工程科工程负责人、驻工地代表三级质量管理体系。
第六条
质量管理领导小组对重庆市开县满月乡马营村新农湾集中供水工程质量工作负领导责任,工程科工程负责人对工程现场的质量工作负直接领导责任,驻工地代表对质量工作负直接责任。
第七条
重庆市开县满月乡马营村新农湾集中供水工程接受水利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对其质量体系的监督检查。
第八条
通过招标选择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应实行合同管理。在合同文件中,必须有工程质量条款,明确图纸、资料、工程、材料、设备等的质量标准及合同双方的质量责任。
第九条
在工程开工前,应按规定向市水利工程质量监督站办理工程质量监督手续。在工程施工过程中,应主动接受质量监督机构对工程质量的监督检查。
第十条
组织监理、设计及施工等单位进行工程项目划分,明确重要隐蔽单元工程和关键部位单元工程、主要分部和主要单位工程,并报质量监督机构确认。
第十一条
监督设计、监理、施工等参建单位按照合同约定和法律法规认真履职,审核批准设代机构、监理部、施工项目部主要负责人员变更。
第十二条
组织设计和施工单位进行设计交底;施工中应对工程质量进行检查,工程完工后,及时组织有关单位进行工程质量验收、签证。
第十三条
单元工程完成后,应由施工单位自评合格后才能申请验收评定,否则监理单位不予受理。
第十四条
重要隐蔽单元工程和关键部位单元工程的验收评定,应由建设单位主持(或委托监理单位),组织参建单位组成联合小组,共同验收评定,并在验收前通知工程质量监督机构。
第十五条
单元工程验收评定合格后,监理单位应及时签署结论,不能事后补签。
第十六条
单元工程质量评定未达到合格标准时,应及时进行处理,处理后应按规定进行重新验收评定。
第十七条
建筑材料和工程设备的质量由采购单位承担相应责任。凡进入施工现场的建筑材料和工程设备均应按有关规定进行检验。经检验不合格的产品不得用于工程。
第十八条
建筑材料和工程设备的采购单位具有按合同规定自主采购的权利,其它单位或个人不得干预。
第十九条
建筑材料或工程设备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1)有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
(2)有中文标明的产品名称、生产厂名和厂址;
(3)产品包装和商标式样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和标准要求;
(4)工程设备应有产品详细的使用说明书,电气设备还应附有线路图;
(5)实施生产许可证或实行质量认证的产品,应当具有相应的许可证或认证证书。
第二十条
对施工单位自检和监理单位抽检过程进行督促检查、整改落实,对报工程质量监督机构核备、核定的工程质量等级进行认定。
第二十一条
认真抓好验收工作,把好工程质量验收关。制订工程验收工作计划,及时组织做好相关验收工作。
第二十二条
加强档案资料管理,确保资料准确、及时、完整。
质量管理制度规章制度范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____《质量振兴纲要(___年-____年)》和有关规定,为了加强对水利工程的质量管理,保证工程质量,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水利工程建设活动的单位(包括项目法人(建设单位)、监理、设计、施工等单位)或个人,必须遵守本规定。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水利工程是指由国家投资、中央和地方合资、地方投资以及其他投资方式兴建的防洪、除涝灌溉、水力发电、供水、围垦等(包括配套与附属工程)各类水利工程。
第四条
本规定所称水利工程质量是指在国家和水利行业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和批准的设计文件及工程合同中,对兴建的水利工程的安全、适用、经济、美观等特性的综合要求。
第五条
水利部负责全国水利工程质量管理工作。
各流域机构受水利部的委托负责本流域由流域机构管辖的水利工程的质量管理工作,指导地方水行政主管部门的质量管理工作。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水利工程质量管理工作。
第六条
水利工程质量实行项目法人(建设单位)负责、监理单位控制、施工单位保证和政府监督相结合的质量管理体制。
水利工程质量由项目法人(建设单位)负全面责任。监理、施工、设计单位按照合同及有关规定对各自承担的工作负责。质量监督机构履行政府部门监督职能,不代替项目法人(建设单位)、监理、设计、施工单位的质量管理工作。水利工程建设各方均有责任和权利向有关部门和质量监督机构反映工程质量问题。
第七条
水利工程项目法人(建设单位)、监理、设计、施工等单位的负责人,对本单位的质量工作负领导责任。各单位在工程现场的项目负责人对本单位在工程现场的质量工作负直接领导责任。各单位的工程技术负责人对质量工作负技术责任。具体工作人员为直接责任人。
第八条
水利工程建设各单位要积极推行全面质量管理,采用先进的质量管理模式和管理手段,推广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施工工艺,依靠科技进步和加强管理,努力创建优质工程,不断提高工程质量。
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对提高工程质量做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实行奖励。
第九条
水利工程建设各单位要加强质量法制教育,增强质量法制观念,把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作为提高质量的重要环节,加强对管理人员和职工的质量意识和质量管理知识的教育,建立和完善质量管理的激励机制,积极开展群众性质量管理和合理化建议活动。
第二章
工程质量监督管理
第十条
政府对水利工程的质量实行监督的制度。
水利工程按照分级管理的原则由相应水行政主管部门授权的质量监督机构实施质量监督。
第十一条
水利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必须按照水利部有关规定设立,经省级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资质审查合格,方可承担水利工程的质量监督工作。
各级水利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必须建立健全质量监督工作机制,完善监督手段,增强质量监督的权威性和有效性。
各级水利工程质量监督机构,要加强对贯彻执行国家和水利部有关质量法规、规范情况的检查,坚决查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以及滥用职权的行为。
第十二条
水利部水利工程质量监督机构负责对流域机构、省级水利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和水利工程质量检测单位进行统一规划、管理和资质审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的水利工程质量监督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省级以下水利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和水利工程质量检测单位统一规划管理和资质审查。
第十三条
水利工程质量监督机构负责监督设计、监理、施工单位在其资质等级允许范围内从事水利工程建设的质量工作;负责检查、督促建设、监理、设计、施工单位建立健全质量体系。
水利工程质量监督机构,按照国家和水利行业有关工程建设法规、技术标准和设计文件实施工程质量监督,对施工现场影响工程质量的行为进行监督检查。
第十四条
水利工程质量监督实施以抽查为主的监督方式,运用法律和行政手段,做好监督抽查后的处理工作。工程竣工验收时,质量监督机构应对工程质量等级进行核定。未经质量核定或核定不合格的工程,施工单位不得交验,工程主管部门不能验收,工程不得投入使用。
第十五条
根据需要,质量监督机构可委托经计量认证合格的检测单位,对水利工程有关部位以及所采用的建筑材料和工程设备进行抽样检测。
水利部水利工程质量监督机构认定的水利工程质量检测机构出具的数据是全国水利系统的最终检测。
各省级水利工程质量监督机构认定的水利工程质量检测机构所出具的检测数据是本行政区域内水利系统的最高检测。
第三章
项目法人(建设单位)质量管理
第十六条
项目法人(建设单位)应根据国家和水利部有关规定依法设立,主动接受水利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对其质量体系的监督检查。
第十七条
项目法人(建设单位)应根据工程规模和工程特点,按照水利部有关规定,通过资质审查招标选择勘测设计、施工、监理单位并实行合同管理。在合同文件中,必须有工程质量条款,明确图纸、资料、工程、材料、设备等的质量标准及合同双方的质量责任。
第十八条
项目法人(建设单位)要加强工程质量管理,建立健全施工质量检查体系,根据工程特点建立质量管理机构和质量管理制度。
第十九条
项目法人(建设单位)在工程开工前,应按规定向水利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办理工程质量监督手续。在工程施工过程中,应主动接受质量监督机构对工程质量的监督检查。
第二十条
项目法人(建设单位)应组织设计和施工单位进行设计交底;施工中应对工程质量进行检查,工程完工后,应及时组织有关单位进行工程质量验收、签证。
第四章
监理单位质量管理
第二十一条
监理单位必须持有水利部颁发的监理单位资格等级证书,依照核定的监理范围承担相应水利工程的监理任务。监理单位必须接受水利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对其监理资格质量检查体系及质量监理工作的监督检查。
第二十二条
监理单位必须严格执行国家法律、水利行业法规、技术标准,严格履行监理合同。
第二十三条
监理单位根据所承担的监理任务向水利工程施工现场派出相应的监理机构,人员配备必须满足项目要求。监理工程师上岗必须持有水利部颁发的监理工程师岗位证书,一般监理人员上岗要经过岗前培训。
第二十四条
监理单位应根据监理合同参与招标工作,从保证工程质量全面履行工程承建合同出发,签发施工图纸;审查施工单位的施工组织设计和技术措施;指导监督合同中有关质量标准、要求的实施;参加工程质量检查、工程质量事故调查处理和工程验收工作。
第五章
设计单位质量管理
第二十五条
设计单位必须按其资质等级及业务范围承担勘测设计任务,并应主动接受水利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对其资质等级及质量体系的监督检查。
第二十六条
设计单位必须建立健全设计质量保证体系,加强设计过程质量控制,健全设计文件的审核、会签批准制度,做好设计文件的技术交底工作。
第二十七条
设计文件必须符合下列基本要求:
(一)设计文件应当符合国家、水利行业有关工程建设法规、工程勘测设计技术规程、标准和合同的要求。
(二)设计依据的基本资料应完整、准确、可靠,设计论证充分,计算成果可靠。
(三)设计文件的深度应满足相应设计阶段有关规定要求,设计质量必须满足工程质量、安全需要并符合设计规范的要求。
第二十八条
设计单位应按合同规定及时提供设计文件及施工图纸,在施工过程中要随时掌握施工现场情况,优化设计,解决有关设计问题。对大中型工程,设计单位应按合同规定在施工现场设立设计代表机构或派驻设计代表。
第二十九条
设计单位应按水利部有关规定在阶段验收、单位工程验收和竣工验收中,对施工质量是否满足设计要求提出评价意见。
第六章
施工单位质量管理
第三十条
施工单位必须按其资质等级和业务范围承揽工程施工任务,接受水利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对其资质和质量保证体系的监督检查。
第三十一条
施工单位必须依据国家、水利行业有关工程建设法规、技术规程、技术标准的规定以及设计文件和施工合同的要求进行施工,并对其施工的工程质量负责。
第三十二条
施工单位不得将其承接的水利建设项目的主体工程进行转包。对工程的分包,分包单位必须具备相应资质等级,并对其分包工程的施工质量向总包单位负责,总包单位对全部工程质量向项目法人(建设单位)负责。工程分包必须经过项目法人(建设单位)的认可。
第三十三条
施工单位要推行全面质量管理,建立健全质量保证体系,制定和完善岗位质量规范、质量责任及考核办法,落实质量责任制。在施工过程中要加强质理检验工作,认真执行“三检制”,切实做好工程质量的全过程控制。
第三十四条
工程发生质量事故,施工单位必须按照有关规定向监理单位、项目法人(建设单位)及有关部门报告,并保护好现场,接受工程质量事故调查,认真进行事故处理。
第三十五条
竣工工程质量必须符合国家和水利行业现行的工程标准及设计文件要求,并应向项目法人(建设单位)提交完整的技术档案、试验成果及有关资料。
第七章
建筑材料、设备采购的质量管理和工程保修
第三十六条
建筑材料和工程设备的质量由采购单位承担相应责任。凡进入施工现场的建筑材料和工程设备均应按有关规定进行检验。经检验不合格的产品不得用于工程。
第三十七条
建筑材料和工程设备的采购单位具有按合同规定自主采购的权利,其它单位或个人不得干预。
第三十八条
建筑材料或工程设备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有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
(二)有中文标明的产品名称、生产厂名和厂址;
(三)产品包装和商标式样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和标准要求;
(四)工程设备应有产品详细的使用说明书,电气设备还应附有线路图;
(五)实施生产许可证或实行质量认证的产品,应当具有相应的许可证或认证证书。
第三十九条
水利工程保修期从工程移交证书写明的工程完工日起一般不少于一年。有特殊要求的工程,其保修期限在合同中规定。
工程质量出现永久性缺陷的,承担责任的期限不受以上保修期限制。
第四十条
水利工程在规定的保修期内,出现工程质量问题,一般由原施工单位承担保修,所需费用由责任方承担。
第八章
罚
则
第四十一条
水利工程发生重大工程质量事故,应严肃处理。对责任单位予以通报批评、降低资质等级或收缴资质证书;对责任人给予行政纪律处分,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进行处理。
第四十二条
因水利工程质量事故造成人身伤亡及财产损失的,责任单位应按有关规定,给予受损方经济赔偿。
第四十三条
项目法人(建设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其主管部门予以通报批评或其它纪律处理。
(一)未按规定选择相应资质等级的勘测设计、施工、监理单位的;
(二)未按规定办理工程质量监督手续的;
(三)未按规定及时进行已完工程验收就进行下一阶段施工和未经竣工或阶段验收,而将工程交付使用的;
(四)发生重大工程质量事故没有按有关规定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的。
第四十四条
勘测设计、施工、监理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根据情节轻重,予以通报批评、降低资质等级直至收缴资质证书,经济处理按合同规定办理,触犯法律的,按国家有关法律处理:
(一)无证或超越资质等级承接任务的;
(二)不接受水利工程质量监督机构监督的;
(三)设计文件不符合本规定第二十七条要求的;
(四)竣工交付使用的工程不符合本规定第三十五条要求的;
(五)未按规定实行质量保修的;
(六)使用未经检验或检验不合格的建筑材料和工程设备,或在工程施工中粗制滥造、偷工减料、伪造记录的;
(七)发生重大工程质量事故没有及时按有关规定向有关部门报告的;
(八)经水利工程质量监督机构核定工程质量等级为不合格或工程需加固或拆除的。
第四十五条
检测单位伪造检验数据或伪造检验结论的,根据情节轻重,予以通报批评、降低资质等级直至收缴资质证书。因伪造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处理。
第四十六条
对不认真履行水利工程质量监督职责的质量监督机构,由相应水行政主管部门或其上一级水利工程质量监督机构给予通报批评、撤换负责人或撤销授权并进行机构改组。
从事工程质量监督的工作人员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或者滥用职权、贪污受贿,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九章
附
则
第四十七条
本规定由水利部负责解释。
第四十八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质量管理制度规章制度范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浙江省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和水利部颁布的《水利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水利工程质量管理规定》,为加强水行政主管部门对水利工程质量的监督管理,保证工程质量,更好地发挥投资效益,结合我省水利水电工程实际,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本省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水利工程质量监督工作。水利工程质量监督机构是水行政主管部门对水利工程质量进行监督管理的专职机构,对水利工程质量进行强制性的监督管理。
第三条
凡在我省境内新建、扩建、改建加固各类水利水电工程和乡镇供水、城市防洪、滩涂围垦、堤塘建设(以下统称水利工程)等工程及其技术改造,包括配套与附属工程,不受其投资来源的限制,均必须由水利工程质量监督机构负责质量监督。工程建设、监理、设计和施工单位在工程建设阶段,必须接受质量监督机构的监督。
第四条
水利工程质量监督的依据是:国家和地方颁发的有关法律法规;水利水电行业有关技术规程、规范,质量标准和经批准的设计文件等。
第五条
水利水电工程在阶段(中间)验收和竣工验收前,必须以质量监督机构对工程质量进行等级核验,并提出工程质量评定报告。未经质量核定或核定不合格的工程,施工单位不得交验,工程主管部门不能验收,工程不得投入使用。
水利工程在申报优秀设计、优质工程项目时,必须有相应质量监督机构签署的工程质量评定意见。
第二章
机构与人员
第六条
浙江省水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全省水利工程质量监督工作,省、市(地)水利工程质量监督机构按两级设置:
(一)省级设置省水利水电工程质量监督中心站(简称中心站)。
(二)市(地)级、省钱塘江管理局设置水利(水电)工程质量监督站。
省、市(地)质量监督机构隶属于同级水行政主管部门,业务上接受上一级质量监督机构的指导。
第七条
省重点水利工程质量监督项目站(组)和市(地)重点水利工程质量监督项目组,由省、市(地)质量监督机构组建,其人员由省、市(地)站选派、委聘。
第八条
质量监督机构的站长宜由同级水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工程建设的领导兼任,并配备相应级别的专职副站长。质量监督机构的正副站长由其主管部门任命,并报上一级质量监督机构备案。
第九条
质量监督机构应配备一定数量的专职质量监督员。其数量由同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工作需要和专业配套的原则确定。
第十条
水利工程质量监督员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一)取得工程师职称,或具有大专以上学历并有五年以上从事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施工、监理、咨询或建设管理工作的经历。
(二)坚持原则,秉公办事,认真执法,责任心强。
(三)经过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水利工程质量监督员证”。
第十一条
质量监督机构可聘任符合上述条件的工程技术人员作为工程项目的专、兼职质量监督员。为保证质量监督工作的公正性、权威性,不得委聘从事该工程监理、施工、设备制造的人员作为该工程的质量监督站(组)人员。
第十二条
中心站负责全省各市(地)质量监督机构的质量监督员的考核、认证工作;质量监督机构的质量监督员取得合格证书后,方可从事质量监督工作。质量监督机构资质每四年复核一次,质量监督员证有效期为四年。
第十三条
中心站负责向各市(地)站颁发由水利部统一印制的“水利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合格证书”和“水利工程质量监督员证”。
第三章
机构职责
第十四条
省水利水电工程质量监督中心站的职责:
(一)宣传和贯彻执行国家、水利部、省有关水利水电工程建设质量监督管理的方针、政策,以及水利水电行业有关技术规程、规范、技术标准等。
(二)归口管理并指导各市(地)质量监督机构和省、市(地)水利水电工程质量监督检测机构的工作。
(三)对本省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组织实施质量监督;
协助配合由部总站和流域分站组织监督的水利工程的质量监督工作。(四)参与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的设计审查、招投标工作;
参与水利水电工程优秀设计优质工程评审。(五)参与水利工程质量大检查工作和重大质量事故的分析处理,仲裁有关水利工程质量争端。
(六)参加受监工程的阶段(中间)验收和竣工验收,提出工程质量评定报告。
(七)掌握全省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的质量动态和质量监督工作情况,定期向总站报告,并抄送流域分站;
组织培训质量管理人员,总结交流质量监督工作经验,不断提高质量监督和检测工作水平。第十五条
市(地)水利(水电)工程质量监督站的职责:
(一)贯彻执行国家、水利部和省、厅有关水利水电工程建设质量监督管理的方针、政策,执行水利水电行业有关技术规程、规范、技术标准,以及总站、中心站制定的有关质量监督的规定和实施细则。
(二)负责管理市(地)范围的水利工程的质量监督及所属质量监督检测机构工作。
(三)负责本市(地)除流域分站、中心站受监以外及中心站委托的水利水电工程的质量监督。
(四)参与重要的小型水利水电工程设计审查、招投标工作;
参与市(地)、县级水利水电工程优秀设计、优质工程评审。(五)参与水利工程质量检查和水利工程质量事故的分析处理,仲裁受监工程的有关质量争端。
(六)参与受监工程的阶段(中间)验收和竣工验收,提出质量评定报告。
(七)掌握市(地)中、小型水利水电工程的质量动态和质量监督工作情况,定期向中心站汇报;
组织培训质量管理人员,学习交流水利工程质量监督及管理工作经验,不断提高质量监督管理工作水平。第十六条
水利工程质量监督的权限:
(一)对监理、设计、施工等单位的工作质量进行监督,发现越级承包工程任务、能力明显不足、质量管理混乱的单位,应责成有关单位限期整改,必要时向水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二)对伪造现场施工记录、单元工程质量评定记录、隐瞒工程质量事故真相的施工单位,应视其情节轻重,建议有关部门给予批评、警告、降低资质等级直至吊销营业执照的处罚。
(三)对违反技术规程、规范、质量标准或设计文件的施工单位,通知建设、监理单位采取纠正措施。
问题严重时,可责令其停止施工。(四)对使用未经检验或检验不合格的建筑材料、构配件及设备等,责成建设(监理)单位采取措施纠正。
(五)质量监督人员需持“水利质量监督员证”进行施工现场质量都督,检查施工质量,有权调阅建设(监理)单位和施工单位的检测试验成果、质量评定记录和施工记录等。
(六)提请有关部门奖励先进质量管理单位及个人。
(七)提请有关部门或司法机关追究造成重大工程质量事故的单位和个人的行政、经济、刑事责任。
第四章
质量监督
第十七条
水利工程建设项目质量监督方式以抽查为主。大型水利工程应建立质量监督项目站,中、小型水利工程可根据需要建立质量监督项目组,或进行巡回监督检查。质量监督项目站(组)每年的质监活动不少于四次。巡回监督检查次数应视工程建设总进度确定。
第十八条
项目法人(或建设单位)应在工程招标或开工前到相应的水利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办理监督手续,签订《水利工程质量监督申请书》,有关部门或单位应向质量监督机构提交以下材料:
1、工程项目建设审批文件;
2、项目法人(或建设单位)与监理、设计、施工单位签订的合同(或协议)副本;
3、建设、监理、设计、施工单位的基本情况和工程质量管理组织情况等资料。
从工程招标前办理质量监督手续,到工程竣工验收委员会同意工程交付使用止,为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的质量监督期。
第十九条
质量监督项目站(组)根据受监督工程的规模、重要性等,制定质量监督计划,确定质量监督的组织形式和人员。
第二十条
质量监督的主要内容
1、施工准备阶段
(1)对监理、设计、施工和有关产品作单位的资质进行复核;
(2)对主体工程施工前的准备工作进行监督检查;
(3)对施工单位检测试验室的资质、技术力量、仪器设备等进行监督检查。
2、施工阶段
(1)对建设、监理单位的质量检查体系和施工单位的质量保证体系以及设计单位现场服务情况等实施监督检查。
(2)监督检查技术规程、规范和质量标准的执行情况。
(3)对工程项目的单位工程、分部工程的划分进行核定,对单元工作的质量评定进行抽查,并检查工程质量评定资料的准确、完整情况。
(4)监督检查重点施工工序、隐蔽工程,参加阶段(中间)验收并提出质量评定报告。
(5)参与质量事故的分析处理。
(6)对中间产品及成品质量进行监督抽查。
3、工程竣工阶段
(1)参与审查竣工报告及竣工验收资料;
(2)工程竣工验收前,对工程质量等级进行评定,向工程竣工验收委员会提出工程质量等级的评定报告。
第五章
质量检测
第二十一条
工程质量检测是工程质量监督和质量检查的重要手段。水利工程质量检测单位,必须取得省级以上计量认证合格证书,并以水利工程质量监督机构授权,方可从事水利工程质量检测工作,检测人员必须持证上岗。
第二十二条
水利工程质量检测单位主要承担以下任务:
(一)核查受监督工程参建单位试验室的资质、人员素质、装备、试验方法及成果等。
(二)根据需要对工程质量进行抽样检测,提出检测报告。
(三)参与工程质量事故调查分析提出处理方案。
(四)质量监督机构委托的其他任务。
第二十三条
质量检测单位所出具的检测鉴定报告必须实事求是,数据准确可靠,并对出具的数据和报告负法律责任。
第二十四条
工程质量检测有偿服务,检测费用由委托方支付。收费标准按有关规定确定。在处理工程质量争端时,发生的一切费用由责任方支付。
第六章
工程质量监督费
第二十五条
项目法人(或建设单位)应向质量监督机构缴纳工程质量监督费。工程质量监督费属事业性收费。工程质量监督收费,根据省物价局、省财政厅、省水利(92)浙价费联___号、(___)财农___号、浙水政(92)第___号文件及水利部《水利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收费标准按水利工程建筑安装工作量___%~___%收取,并按水利工程所在地域确定。原则上,大城市按受监工程建筑安装工作量的___%,中等城市按受监工程建筑安装工作量的___%,小城市按受监工程建筑安装工作量的___%收取。城区以外的水利工程可比照小城市的收费标准适当提高。
第二十六条
工程质量监督费由工程建设单位负责缴纳。大中型工程在办理质量监督手续时,应根据总工期确定按年缴纳计划,年初一次结清工程质量监督费。小型水利工程在输质量监督手续时交纳工程质量监督费的___%,余额由质量监督部门根据工程进度收取。
水利工程在工程竣工前必须缴清全部工程质量监督费,若概算调整,质量监督费应作相应调整。
第二十七条
质量监督费应用于质量监督工作的正常开支,支款专用,财务收支必须进行统一管理和统一核算,其具体使用和开支范围如下:
(一)自收自支质量监督机构的事业性费用;
(二)聘任质量监督员及差旅费的费用;
(三)检测仪器、设备及交通工具购置、使用费用;
(四)委托抽样检测、试验费用;
(五)工程质量监督会议及资料费用;
(六)业务培训和技术咨询费用;
(七)用于奖励优秀质量监督机构、优秀质量监督员的费用;
(八)其他用于质量监督方面的费用。
第七章
奖
惩
第二十八条
项目法人(或建设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可予以通报批评或建议其主管部门按其他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一)未按规定办理质量监督手续的;
(二)向施工单位提供不合格建筑材料、设备、构配件的;
(三)未按规定及时进行阶段(中间)验收就进行下一阶段施工和未经竣工验收,而将工程投入使用的;
(四)发生重大工程质量事故没有按有关规定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的。
第二十九条
勘测设计、施工、监理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根据情节轻重,予以通报批评,或建议有关主管部门降低其资质等级直至收缴资质证书。经济处理按合同办理,触犯法律的,按国家有关法律处理:
(一)无证或超越次质等级承接任务的;
(二)不接受水利工程质量监督机构监督的;
(三)施工图设计满足不了的工程质量、进度要求的;设计单位现场服务不到位的;
(四)未向项目法人(或建设单位)提交竣工工程完整的技术档案、试验成果及有关资料的;
(五)使用未经检验或检验不合格的建筑材料和设备,擅自修改施工图,或在施工中粗制滥造、偷工减料、伪造记录和质量评定成果的;
(六)发生重大工程质量事故没有及时按有关规定向有关部门报告的,工程未按规定进行质量保修的;
(七)经水利工程质量监督机构核定工程质量等级为不合格或工程需要加固或拆除的。
第三十条
质量检测单位伪造检测数据、检测结论的,视情节轻重,予以通报批评,建设有关部门降低其资质等级直至收缴资质证书,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对不认真履行水利工程质量监督职责的质量监督机构,建议其水行政主管部门撤换负责人并进行机构改组,或由上一级水利工程质量都督机构给予通报批评、撤销授权。
质量监督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质量监督机构提交水行政主管部门视情节轻重,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三十三条
本细则由浙江省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三十四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浙江省水利水电基本建设工程质量监督实施细则》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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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好制度建设 强化质量管理 篇3
一、充分认识审读报告的重要性
我们经常说,出版的本质在于选择。好的出版人、出版机构,应该具有大视野、大格局,能够率先抓住时代的先声,发现社会的趋势,把握社会的大潮,抓住时代的大话题,选择那些善于捕捉时代脉搏的作者和作品。同样,图书编辑加工也是一个选择的过程,它与工厂的流水线不同,不是简单的来料加工,每一个作者、每一种书都有自己的特点和个性,而编辑加工的过程也体现了编辑的思想,也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由此才有品牌出版社的产生和优秀编辑出版人的出现。
编辑的思想能力和再创造的水平,具体体现在哪里?审读报告就是一个重要方面。审读报告是编辑职业素养的直接载体,它显示出编辑的认知能力、鉴赏水平。前些年,周振甫先生与钱锺书先生的交往故事,被媒体报道后,一时被传为业界佳话,广为人知。除了钱先生在《管锥编》序中写有“命笔之时,数请益於周君振甫”外,更能体现周先生编辑水平的则是他的审读报告,报告后面还附有38页长达数万言的具体意见。周先生审读报告的有关材料,在网上也能搜到,有兴趣的同志可以找来看看。
当然,审读报告的规范与否、水平高低,也是衡量一个出版单位出版水平的重要指标。规范撰写审读报告,在出版流程上是基础性的工作,是保障编校质量的基础。现在有些所谓的畅销书,从组稿到上市,整个出版周期一个星期就完成了。表面上看起来出版效率极高,细想起来却很可怕,很难说它能有一个规范的审读报告,即便在最基本的质量保障,包括文字差错率上恐怕也要打个问号。出版市场是个特殊的市场,首先要坚持社会效益第一,坚守文化的底线、质量的底线,需要我们编辑和出版社共同努力,有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在文化追求上、在图书品质上要有我们的坚守。前几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一直在抓学术著作出版规范,要与国际出版业接轨再做范式推广。
二、书稿审读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根据这些年的出版经验,有这几个方面需要我们特别注意。
1.导向问题。学术研究无禁区,但出版有纪律。书稿审读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发现政治、民族、宗教、外交等敏感问题,并在审读报告中指出来。敏感问题之所以敏感,是因为它本身蕴含着很多信息,有着很多前因后果,潜藏着很多复杂的因素,不同的时间节点、不同的范围场合,可能以不同的形式、不同的面貌出现。发现了已处理的,要指出来,把握不准的,更要提出来,请复审、终审处理。
2.创新问题。相对于研究、创作,编辑出版是处在下游的一项工作。近些年,社会环境比较浮躁,加上考评体系的原因,研究、创作也不免脱俗、泥沙俱下。现在虽然经过上游的选择与筛选,但每年的新书品种仍有几十万种,其中很多质量不高,且存在着重复出版、跟风炒作等问题,这与出版的本质要求是相背离的。因此,书稿审读过程中,要重点判断书稿内容的创新性,在审读报告中,把选题的创新点提炼出来。如,相比同类图书,选题有什么拓展和特色,在观点、资料、视角或者方法上都有哪些突破等等。
3.双效评价问题。书稿审读,应该对书稿有双效评价,既审视书稿的市场销售价值,更审视书稿的社会价值。这实际上也是对编辑社会责任的一种考察。我们不能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迷失方向,仅仅关注经济效益,忽略了社会效益。像韬奋当年所呼吁的,“作家、出版家团结起来,反对奴隶主义”,也正如习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所提出的“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文化是出版的灵魂,市场是传播文化的手段。文化是本,市场是体,本体不能错位。
三、中国出版集团在加强图书质量管理方面的几点经验
近年来,我们集团在加强出版物质量管理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也积累了一些经验,在此就几个重点方面跟大家做个交流和报告。
1.抓制度建设。制度方面,我们集团做了大量工作,编印了《编辑出版法律法规文件汇编》,出台了《出版物质量检查办法》《出版物重大选题备案办法》《出版物质量保障办法》《出版物审读办法》等。比如在审读方面,我们已经形成集团和各单位两级的审读机制,明确初审、复审、终审的各项要求,终审过程中涉及敏感话题、重大题材的,我们要求各单位的主要领导一定要亲自看稿、终审把关,并给出终审意见,不能把终审当作走形式、画圈圈。
集团建立了二级审读把关机制,责任主体在第一线,严格按三审制执行,集团层面也做到了重点选题印前把关、重点品种印后审读。最近,我们又出台了两个意见,即《加强导向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规范合作出版的若干意见》,加大在导向、合作出版方面的管理力度。尤其是合作出版,容易出现导向、质量隐患。我们要求在合作出版中,原则上不安排敏感类话题、时政类选题,对存在导向、质量隐患的选题,实行一票否决,并要求各单位的总编辑负直接责任。
2.抓责任落实。中国出版集团成立以来,在质量管理上也并非平安无事。现在回过头来看出现的一些问题,不是因为制度不够多、不够好,关键在于没有很好地落实。因此,我们要求各单位必须制定明晰的、规范的生产流程管理制度,将各层级、各部门、各生产流程纳入到责任体系中来,将责任进行分解,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特别是,要明确三审各环节的要求和责任,涉及敏感话题、重大题材的书稿,各单位负责终审的分管领导亲自看稿。总体上,形成纵向到底、横向到边、上下贯通、左右协调的责任网络,务必解决看上去“齐抓共管”实际上“责任不清”的问题,扫除质量管理的盲点。2014年,在集团审读层面,否决选题5种,建议从严导向把关的72种,要求履行重大选题备案的选题149种,要求修改选题备案的12种,累计履行重大选题备案的316种。
3.加大奖惩力度。集团在申报各类国家级评奖以及“中国出版集团出版奖”评选中,对编校质量问题都是一票否决。近两年,集团共有400多种出版物参评各类奖项,经过全面质量检查,合格率达到99.1%。在“中国出版集团出版奖”奖项设计上,除了图书综合奖外,还特别设置了“优秀校对奖”“优秀印制奖”“优秀编辑奖”等专项奖,以表彰鼓励在质量管理工作各方面的先进。2015年将进行集团的第七届出版奖评选,我们拟把审读报告作为奖项申报的必备材料,从而引导各单位更加重视审读报告的规范、提高审读报告的撰写水平。
奖励的同时,我们对出现导向事故、质量问题的,根据问题性质,对初审、复审等相关人员采取了扣发绩效奖金、暂停选题策划权、暂停编辑加工权、降职乃至解除劳动合同等处罚。集团层面主要通过对各社领导的绩效考核体现,2013年就有几位社领导被扣减了部分绩效。
4.加大培训力度。目前,已初步形成集团、各单位两级培训机制。集团层面每年都举办针对各单位领导班子的研修培训以及骨干编辑培训,邀请各方面的专家授课,增强大家的大局意识、底线意识、阵地意识、担当意识、问题意识和表率意识,提高大家的政治鉴别力、学术把关力、应急管理力。如,2013年对170多名优秀骨干编辑进行了集中培训。2014年5月初又举办“三个一百”人才专题培训班,对集团200多名业务骨干开展专题培训,并召开各单位总编室审读室工作会议,严格出版管理流程。
各单位层面也坚持新员工入职培训、岗位交流、专项业务培训等多种形式的培训,导师制在集团多数单位已经普及。通过这种上下的共同努力,力图在队伍建设上为加强图书质量提供保障。
2014年是总局提出来的“出版物质量专项年”,我们集团也按照总局的通知精神和要求,在质量管理方面做了不少努力,也取得了一些明显的成果。作为带“国字”号的出版单位,在出版导向、出版质量管理方面,我们“坐在一排”,也必须“走在前面”。2015年,我们的管理工作还将继续常抓不懈,进一步抓紧、抓牢、抓出实效。
完善制度不断提高评估机构质量 篇4
一、强化制度建设
评估行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完善评估机构内部治理, 推动评估机构内部制度建设, 是新时期评估机构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健全和完善公司制度, 为此, 要认真把公司章程、财务制度、执业质量控制制度、档案管理制度、劳动分配制度及部门职责范围、执业工作底稿制度等制度进行修改补充。保证日常工作有章可循, 照章办事。
以法律法规及准则为依据, 形成以章程、合伙协议为核心的完善的内部决策和管理制度体系, 以及尊重人才制度、执行制度的管理氛围;以增进内部和谐为重点, 合理规范和有效协调机构内部各种利益相关者的关系, 充分发挥机构各层次治理的职能作用, 保障机构及各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
为了强化内部制度建设, 公司制定“注册资产评估师执业手册”, 手册包括承接业务手续;不同评估对象收集资料的内容与方法;现场调查工作程序、工作内容、工作质量要求和相关手续;评估方法、评估过程与要求;以及现场记录格式、内容、要求等等;每个评估师要经常学习, 并按要求检查执行。在每季度都要组织所有人员进行一次总结交流, 达到统一思想, 规范执业。针对评估风险和社会上不正之风, 有针对性的制定一套即科学又适用可降风险的方法与措施。如现场拍照、现场勘查记录、现场会议纪要, 并请委托人或产权持有者在工作记录上签字认可, 较好的规避评估风险。
加强内部治理实现做精做专做强的基石。就是规范科学, 适用, 便于执行;作为中介行业, 其内部治理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没有理论指导和范例借鉴。评估机构作为以“人合”为重要特征, 并承担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公众利益职责的专业化市场中介机构, 与一般公司的治理有明显差异:第一, 评估机构内部治理不仅要维护股东的利益, 更重要的是大家利益, 必须通过提高质量控制和风险管理水平, 来实现对社会公众利益的维护;第二, 基于“人合”的特征, 不能简单以“资合”的股权作为评估机构权力行使与利益分配的惟一依据。又对公司治理的内涵进行了延伸和发展, 创造性地将评估机构内部治理与内部管理的要求有机结合起来, 在规范内部治理结构的基础上, 对评估机构的质量控制、员工发展、机构管理、信息披露等进行了全面规范。同时, 针对行业“人合”特征, 在公司的框架下, 融入了行业“人合”的基本要求。公司明确强调树立“人合”理念, 建设合伙文化, 在决策和管理当中体现“人合”的基本精神和要求。
二、改革内部分配制度
由于机构小, 组建公司时间不很长, 业务范围小, 服务领域窄。只有充分调动每个职工的积极性, 这是公司发展的动力源泉。因此, 改革原有大锅饭都一样的模式工资制度。
(1) 分配原则:公司采用“质责结合, 绩效挂沟”分配原则。即执业质量好坏, 有无失误, 有无错漏的低级差错, 工作底稿是否齐全完备, 风险规避结果怎样, 总之, 执业质量与工作责任与项目收益结合在一起。
(2) 工资构成与标准:公司将职工工资分三部分组成, 一是基本工资 (即600元/月) ;二是考勤工资 (即40元、60元、80元和100元) ;三是业务提成 (即按实际收入的15%—20%来计算) , 根据个人承接的业务, 按项目单一资产或几种组合资产或整体资产, 项目的难度大小、市内外距离、成本费用高低来确定提成比例, 充分调动每个职工的积极性。达到“公司发展我发展, 公司壮大我富裕”的合理分配原则。谁的贡献大, 谁的收入就多, 荣耻与共, 共同发展。把评估质量好坏与职工利益结合起来。倡导和谐理念, 体现和谐发展的精神。要求全体职工一切从公司出发, 想公司所想、急公司所急。以“人合”为基础, 尊重注册资产评估师的智力劳动和专业价值, 充分发挥专业和知识在公司内部决策和管理中的主导作用。
三、提高整体素质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体制不断深化改革, 国民经济保持快速稳定增长, 市场体系日益健全完善, 为评估行业服务市场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 也对评估师的专业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
不断提高业务素质, 推动评估机构做精做专, 这是实现快速发展之路。通过各种途径, 培养造就具有竞争力的服务体系。
评估行业是现代服务业一个重要类别, 为其他行业提供专业技术支持。因此, 在加快发展服务业中, 要求我们努力提高业务素质, 又红又专 (指职业道德、业务素质) , 一个评估机构要有门类齐全的人才, 要有各类专门人才, 还要有几名复合型人才。公司职工除参加每年规定的后续教育;对新进职工进行多媒体教学, 每星期抽半天时间, 讲授专业技术知识 (如评估工作程序、现场调查应注意的问题、规避风险的方法、技巧) ;特别是评估现场调查工作, 对调查的目的、调查程序、调查内容、调查的方法、调查质量要求、调查规避风险的手续等。由于评估行业是一个跨学科 (材料学、化学、生物、地质、机械、土建) 跨行业 (工业、建筑、交通运输、农业、商业及其他) 跨部门的中介机构, 评估人员必须尽快提高专业水平, 不断更新知识, 使每个职工都逐步变为行家里手。为此, 公司定期集中学习专业知识或讨论工作中遇到的新问题新情况, 进行分析研究, 统一思想, 达到共识、提高专业水平。并制定人才培养战略, 从学校直接选取培养后备人才。
一是坚持科学发展, 对公司全面规划。对评估机构发展、职业道德、人才培养、专业标准建设、市场环境改善和相关保障措施做出了全面规划, 其中既有原则、有措施, 同时也进一步提出了做精做专做强的具体目标, 发展培育具有一定规模、能够为大中小型企业提供综合服务的评估机构。
二是提高竞争力, 提升生存能力。做精做专做强是一项综合性工程, 需要多方面政策、措施和行动予以支持。为此, 着力围绕竞争力提升, 扩大规模, 加强合作, 整合资源, 以及建立“权责清晰、决策科学、管理严格、和谐发展”的内部治理机制。不断拓展为服务市场, 向新的行业进军, 为了保持技术上的优势, 引进和探讨评估前沿技术, 坚持重视新行业研究, 重视适用技术研究工作思路。如知识产权评估技术 (专利权评估) 、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技术、投资项目评估评估技术、特许经营权评估技术 (岸线使用权) 、以财务报告为目的的评估、企业绩效评价等技术方法研究。总之, 人才是评估机构发展之本。
一个评估机构要求多类专业人才 (如机电、电力、船舶、建筑、桥梁、环保、化学高分子、森工、材料科学、矿产、财会) 和复合型人才。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评估执业质量, 以维护公众利益为宗旨, 建立风险管理严格、质量控制有效、公开透明、相互制衡的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只要企业有实力才有满意, 有诚信才有口碑, 才有信誉。
四、凸显诚信服务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 也对资产评估行业提出了新的要求。公平正义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和基本条件, 公正诚信是资产评估行业的核心价值。评估人员一定要遵守职业道德, 客观真实反映评估项目实际, 做到“以真为镜, 以诚为魂”, 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要求, 资产评估行业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 提高质量, 更好地坚守职业诚信和执业准则, 发挥社会监督作用, 切实维护投资者、债权人和社会公众的利益, 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我们在诚信服务上, 一贯坚持以事实为基础, 真实客观反映事物的真面貌, 坚持不做虚假报告, 每一个评估项目, 必须到现场调查核实的基本程序, 否则, 不予受理签协议。一旦签 (转49页) (接53页) 了协议, 谈好费用, 即使会亏本, 也要按准则规定的程序进行执业工作。即“承接一项目, 必创一精品”的服务理念。要坚持“树立重质量”的决心和“以真为镜, 以诚为魂, 超值服务”的宗旨赢得客户的信任 (超值服务, 就是超出评估范围的服务, 对企业财务与管理进行诊断, 提出合理化的建议) 。
五、健全领导班子
一个评估机构要有一个好的团队, 组成人员一定事业性强, 团结协作好团队, 一个尊重人才的团了人;一把手胸怀宽广, 关心职工;能吃苦耐劳, 任劳任愿, 尊重人才;团队集体一定原则性强的带头人;副手各司其责, 认真协作, 齐心协力, 搞好分管工作;是一个团结的、负责的、坚持诚信的、高效率的团队。
质量制度 篇5
第一条为规范司法鉴定活动,保证司法鉴定质量,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本机构接受委托后,指定司法鉴定人或由委托方在本机构公开的司法鉴定人名册中选择,本机构根据委托方的选挥和申请确定司法鉴定人完成委托事项。司法鉴定人实行回避、保密、时限和错鉴责任追究制度。
第三条同一司法鉴定事项由2名以上司法鉴定人进行。第一司法鉴定人对鉴定结论承担主要责任。
第四条司法鉴定人接到司法鉴定项目后,在两个工作日内确定司法鉴定方案。内容包括鉴定标准、鉴定程序和步骤、鉴定方法和手段等。报本机构负责人审核后实施。
第五条司法鉴定人在做各项检验、鉴定时,应当全面、严格、细致地进行技术操作。认真做好记录(必要时拍照备案)。
检查记录、实验记录不能代替司法鉴定文书。
第六条司法鉴定从受理之日起一般在15个工作日内出具司法鉴定文书。如果确需延长时限的,经向委托方说明理由,可延长至30个工作日。复杂、疑难案件的鉴定时限如果确需超过30个工作日的,经本机构负责人批准并征得委托方同意,可再适当延长。延长期不得超过60个工作日。
鉴定过程中需要补充鉴定材料所需的时间,不计入鉴定时限。
第七条现场勘验时,应当通知委托人到场,并在勘验记录上签名,如委托人不到场,不影响现场勘验的进行(法医类司法鉴定:现场勘验、尸体解剖时,应当通知委托人到场。并在勘验、解剖记录上签名。如委托人不到场,不影响现场勘验和尸体解剖的进行。);但应把此情况记录在案。勘验记录上应当载明:委托方名称(姓名)、勘验人、勘验日期、勘验事项、勘验参与人、勘验手段、过程和结果等。
第八条司法鉴定做妇科检查时,须由女性司法鉴定人进行。无女性司法鉴定人时,须有女性工作人员在场。对未成年人的检查,应有监护人在场。
第九条对复杂,疑难的技术问题或者对鉴定意见有重大分歧意见时,应当由本机构主管业务负责人主持会鉴,或者在听取有关专家意见后再作出结论,不同意见要如实记录在案。
第十条对涉及多学科知识和技术手段的司法鉴定事项,本机构可以聘请有关专家协助鉴定。专家意见应当记录在案。
第十一条司法鉴定实施过程中,应当妥善保管鉴定材料,并依鉴定程序逐项建立档案。鉴定时如需耗尽鉴定材料或者损坏原物的,应当商请委托方同意。
第十二条本机构指定具有本专业高级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司法鉴定人负责对司法鉴定结论进行复核。复核人对司法鉴定结论承担连带责任。
第十三条在鉴定过程中,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司法鉴定人应报本机构负责人决定终止鉴定:
(一)委托方要求终止鉴定的;
(二)出现不可抗力致使鉴定无法继续进行的;
(三)确需补充鉴定材料而无法补充的;
(四)发现自身难以解决的技术问题的。
终止司法鉴定,应当退回有关鉴定材料,并向委托人说明理由。
质量安全是我国质监制度的灵魂 篇6
产品质量监督检查制度自1985年确定以来,经过20多年的实践和探索,已经成为政府对质量进行监督的重要手段,对降低产品质量安全风险,提高产品质量发展能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然而,目前在实际工作中,监督检查的这一职能定位仍不够清晰。质量监督的基本职能是什么?目前存在哪些不足?今后的目标和策略是什么?为此,本刊采访了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程虹。
中国质量万里行:请您介绍一下我国质量监督检查工作的基本职能和发展过程。
程虹:保障质量安全是质量监督的基本职能。
政府进行质量监管的重要性,在全世界都有普遍共识。从我国产品质量监督检查制度发展历程看,它在经历产生、确立法律地位、规模化应用和规范发展等阶段后,最后仍进入“关注质量安全”的阶段;其监管对象也经历了最初从主要以生产领域为主,到突出重点产品,再到涉及消费者人身和健康安全的消费品的演变;工作规范从“国家监督抽查产品目录”,到“全国重点抽查产品目录”,再到“全国重点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指南”。产品质量监督检查的职能定位,已越来越关注质量安全。
同时,除了《产品质量法》中有一般性的安全保障法律规范,涉及质量监督抽查的法律也越来越关注质量安全。这些手段可以概括为四种:标准化管理、安全认证管理、许可证管理和商品标识管理。
针对涉及消费者人身安全和健康的产品,这些法律手段通过制定强制性的各项安全指标,强行要求产品达到相应的安全标准,从而保障消费者的消费安全,而且通过标志的管理,让消费者警惕那些不安全的产品。也就是说,目前监督抽查的作用就是依靠涉及质量安全底线的法规,强制性规范企业质量行为,保证不同企业生产的产品,在质量上达到社会的底线——质量安全。
中国质量万里行:在具体实践过程中,监督检查工作的执行情况如何?
程虹:经过20多年的实践和探索,监督检查已经成为政府对质量进行监督的重要手段,对降低产品质量安全风险,提高产品质量发展能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产品质量监督检查是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对质量安全进行有效的监管,为公民创造一个质量安全的环境,是一个政府的基本职责。但是,在实际工作中,监督检查的这一职能定位仍不够清晰,主要表现为部分监督抽查的对象、所检测的一些项目,并不是基于安全这一底线设立的,相当于为企业产品质量有多好进行测度、管理。对质量发展这一私人领域的行政直接管制,不但无法对产品的生产者或销售者施加威慑的力量,而且由于政府由“企业的监督方”转变为了“企业的共同体”,使得监督检查也就失去了“监督”的本质含义。
中国质量万里行:现有的监督检查机制设计与监管行为是否存在一定背离?
程虹:政府对企业质量行为的干预应该是独立于企业的公共行为。因而,监管部门的经费来源与所监管企业的关联性越高,其被俘获的风险也越大。
而目前地方监督抽查所需的一部分费用向企业收取,与所监管企业的关联性非常高。公共权力行使的成本,大部分要由监管对象支付。这样,产品质量监督检查就变异为,利用政府的行政权力向企业强行收取费用的行为。而检查对象通过向监管部门寻租,可以获得对自身有利的收益。监管部门的被俘获,不仅损伤了政府的公信力,而且损伤了消费者权益,忽视、背离和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这也就背离了产品质量监管检查的初衷。
与此同时,部分监督检查对象与消费者的直接利益关联度不高。
产品质量监督检查的目的,就为了监督产品质量,预防与控制产品质量安全事故的发生。消费者通过参考产品质量监督检查结果,希望获得近期需要引起警惕的质量信息,降低质量安全信息的不对称程度。对于产品质量监督检查中披露的不合格产品,其评价标准有众多而又复杂的质量性能指标,对于消费者来讲并没有太多的意义。除了普通消费者根本无法弄清楚这些质量量化指标之外,更多的原因是由于消费者需要的是关于产品质量安全的信息,但抽查产品的目录和评价标准并不完全是以安全为准则,相当一部分产品或质量标准,对安全的敏感度不强。
中国质量万里行:目前我国监督检查的抽样技术是否仍存在不足?
程虹:抽样技术解决了批量生产产品质量检验的难题,为了使抽取的样本更具有代表性,也就是使抽样误差减小到最低限度,需要运用科学的抽样方法。但是在目前的抽样过程中,存在以下两个突出的问题:一是抽样产品的行业存在较大随意性,没有按照规律进行抽查,这就造成了各小类产品的质量监督抽查合格率,不能最后加权合成为总体的质量监督抽查合格率。而国际上一般是用销售额或者产值为抽样因子,确定代表整个制造业行业的小类产品行业的抽查样本;二是抽查的产品不是最终产品,最终产品是与消费者距离最近的产品,尽管中间产品也有质量状态,但这些质量都将在最终产品中得以集中体现。因此,不将中间产品计入统计范畴,直接抽样计算最终产品质量,可以避免重复检验和抽样的困扰。
中国质量万里行:要实现质量安全监督检查的基本职能,具体策略有哪些?
程虹:一是产品质量监督检查不应该是没有任何边界的检查和控制,而应该将有限的政府管理资源投入到最关键的质量安全领域。
产品质量监督检查,并不等于政府对企业的质量服务,而是一种基于法律授权的质量安全监督行为,监督是质量监督检查的基本点。通过这种监督,建立社会最底线的总体质量安全,并在此基础上激励企业提供更多的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也就是说,质量监督检查的核心职能是对质量安全的预防、控制与处理,而对质量发展的服务是监督检查的从属职能。质量安全与质量发展两者并不矛盾,质量安全是质量发展的基础,质量安全是政府基本的、核心的、稳定的职能,质量发展是从属的、一般的、可变的职能。同时,质量安全对企业是一种平等的公共职能,具有强制性;质量发展对企业是一种差异化的职能,具有引导性。
二是保证监督检查经费以全额的政府公共开支投入。
任何组织的监管,任何监督方式的行驶,都需要成本投入。只有保证产品质量监督检查拥有比较充足的财政资金,抽查人员相对较高的经济地位,监督抽查人员才不会被检查对象所提供的利益诱导,忽视监督抽查的公共利益。为了保证监督检查的公正性、独立性,政府应该对产品质量监督检查所要需要的实验室、检测设备以及人员等要素,投入足额的资金保障,使其根本不需要向检查企业索取利益,从而保证其公共权力的充分行使。
三是重点检查与消费者切身利益相关的产品。
有针对性地开展产品质量监督检查,突出重点监督的对象和产品。重点监督的产品应当是直接危及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产品,检测项目要突出安全、卫生等强制性标准要求。同时,加大对重点产品的抽查频次,实行跨年跟踪监督抽查,但还要注意避免同一时间、同一地点的重复检验。
四是以法制手段约束监督检查的方式和类型。
地方在进行产品监督检查时具有自我扩张性,可能会基于利益驱动衍生多项监督检查类型,因而要依靠严格的法律制度加以约束。首先不能随意扩展产品质量监督检查的方式。其次,对于衍生设定的产品质量检查方式和范围,需要进行科学的论证。
五是大力提升监督抽查的技术水平。
依据行业的年销售额或年产值,选择能够代表制造业总体的行业样本,并在行业样本的基础上确定关于最终产品的样本。从事监督检查的工作人员应保证抽样工作严格按照标准进行,并提前做好抽查方案,具体包括抽样目的、抽样对象和抽样方法等。依据抽样技术,真正能使样本代表整体产品的质量状况,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小误差,降低误判风险。
六是高效及时发布监督检查结果。
尽管质监部门在产品质量监督检查工作中,承担着主要的管理职能,但是要切实做好产品质量监督检查工作,还必须充分发挥全社会的作用,形成全民监督的合力。大力推广、宣传产品质量监督检查的结果,就是动员、引导全体公民积极参与的方法之一。为做好产品质量监督检查结果的推广工作,需要充分利用一些发行量大、大众型、时效快、传播范围广的报纸期刊,以及电视台、电台,特别是要发挥互联网的媒体优势。
七是建立一体化的信息基础平台。
内部控制制度与会计信息质量 篇7
内部控制是单位领导人员和职能部门通过管理工作使得经济活动按标准对其调整以达到目标的过程。1992年, 美国会计学会 (AAA) , 美国注协 (AICPA) , 财务经理协会 (FEI) 和管理会计学会 (IMA) 等多个专业团体组成的“内部控制委员会 (COSO) ”发布公告, 提出了由“三个目标”和“五个要素”组成的内部控制框架, 成为迄今为止最为权威的内部控制概念。COSO认为, “内部控制是由企业董事会、经理当局, 以及其他员工为达到财务报告的可靠性, 经营活动的效率和效果、相关法律法规的遵循三个目标而提供合理保证的过程”, 同时指出内部控制包括“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监控五个相互联系的要素。”
从以上关于内控制度的概念描述中我们可以发现, 建立和完善企业的内控制度对于保证和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主要表现在:
1.内控制度能够保证国家的方针、政策和财经法现在企业内部贯彻执行。因为健全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 可以对企业内部的任何部门、任何流转环节进行有效的监督和控制, 对所发生的各类问题, 都能及时反映, 及时纠正, 从而可能从根本上保证国家方针政策和财经法规的贯彻执行, 使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能够如实和及时地反映企业状况, 提高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和透明度。
2.内控制度有利于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和正确性, 这主要是因为有效健全的内部控制制度可以保证会计信息的采集、归类、记录和汇总如实地反映, 反映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实际, 并及时发现和纠正各种错弊, 从而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和正确性。
3.内控制度有利于防止贪污腐败等犯罪行为, 维护财产物资的安全完整。贪污腐败等行为是建立在信息不对称、监督不严密的基础上的犯罪行为, 会带来资产的损失。健全完善的内控制度能够科学有效地监督和制约财产物资的采购、计量、验收、入库、记录、保管等各个环节, 确保财产物资的完全完整, 从而也使企业所提供的会计信息的真实性、透明度比较高。
二、我国内控制度建设的局限性及其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
为什么我国会计质量低下尤其是真实性程度很低的现象依然大量存在呢?究其原因, 应该说是由于我国内控制度建设的局限性导致的, 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从产权主体看, 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 产权界定不很明晰, 从而使健全和这完善内控制度的受益主体也就不明确, 缺乏来自委托方的加强内控制度建设的强烈要求。虽然我国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成分是公有制经济, 国家应该是国有资产的所有者, 但是对于由谁来代表国家行使这个权利并没有明确的规定, 造成了事实上的国有企业产权主体的缺位, 内控制度建设的受益主体和监控主体都不明确。
2.从内控制度本身来看, 存在着制度不完善和执行难的问题, 主要表现在:第一, 相当一部分企业对建立内部控制制度不够重视, 内部控制制度残缺不全或有关内容不够合理, 比如会计岗位设置和人员配置不当, 会计人员兼职过多, 使会计的事前审核, 事中复核和事后监督流于形式;第二, 虽然建起了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 但流于形式, 更多的是“有章不循”, 将已订立的内部控制制度变成印在纸上或挂在墙上应付检查的条文;第三, 内控制度执行比较困难, 主要是由于人们法制观念淡漠, 习惯于按经验和传统办事。
三、完善企业内部控制制度是从内因方面保证会计信息的质量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受内因和外因两方面共同影响的结果, 其中内因又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 加强企业内控制度是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有效保证。
为了解决一些单位内部管理松弛、控制弱化的现状, 需要制定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内控制度, 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要正确认识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1) 内部控制与内部审计的关系。由于内部审计是内控环境的一个特殊因素, 是企业自我独立评价的一种活动, 且内部控制的检查与评价是通过内部审计来完成的, 可见, 内部审计既是企业内部控制不可或缺的特殊因素, 又要监督着企业内部控制支行, 因此, 内部审计人员必须独立于被审部门或人员, 且直接向企业最高层负责并报告工作。
(2) 正确处理常现控制与例外控制的关系, 内部控制的主要控制对象是企业的常现业务活动, 如果企业发生求预料事项或不常发生的事项, 则现有的控制将会失去效力, 所以常现控制与例外控制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内部控制中一般授权和特殊授权的关系。其中一般授权是对办理常规性的经济业务的权力、条件和有关责任者作出的规定, 特殊授权处理的是非常规性交易事项, 内部控制应该明确一般授权与特殊授权的责任和权限, 以及每笔经济业务的授权批准程序。
(3) 正确处理“硬控制”与“软控制”的关系, 其中“硬控制”是指内控制度中具有普遍约束力, “必须”的和“硬性”的规定, 而软控制主要指那些属于精神层面的事物, 如管理风格、管理哲学、企业文化及内控意识等, 主要靠道德习惯等发挥其作用。与企业以前的内控制度相比, 现在更加强调软控制的作用, 企业必须不断提高管理者的综合素质。只有软硬兼施, 实行综合控制, 才能达到最佳控制效果。
(4) 正确处理内部控制的灵活性、经济性和简便性的关系, 内控系统应该具有足够的灵活性, 使其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 如果内控制度太刚性, 可能会对企业形成障碍, 从而影响效率, 同时, 内控制度还应该简单易懂, 以免产生理解歧义, 造成不必要的误解。
2.完善内部控制制度的对策
(1) 构筑严密的企业内控体系, 具体应包括三个相互独立的控制层次:第一层次是在企业“供产销”活动全过程融入相互牵制、相互制约制度, 建立以防为主的监控防线, 禁止一个人独立处理业务全过程;第二个层次是设立事后监督, 即在常规性会计核算的基础上, 对其各个岗位、各项业务进行日常和周期性的检查, 建立以“堵”为主的监控防线;第三个层次是以稽核、审计、纪检部门为基础, 成立独立的审计机构, 通过常规稽核、离任审计、落实举报、监督审查企业的会计报表等手段, 建立以“查”为主的监督防线, 建立以上三个层次的内控体系对于及时发现问题, 防范和化解企业经营风险和会计风险, 提高会计信息质量, 具有重要的作用。
(2) 加强人力资源培训, 提高人员素质。公司必须建立统一的人力资源政策, 实行科学的聘用、培训、轮岗、考评、晋升、淘汰等人事管理制度, 确保公司员工具备和保持正直、诚实、公正、廉洁的品质与应有的专业胜任能力。特别应当加强高级管理人员的教育, 使企业领导认识到保证会计信息质量是企业领导的责任, 同时也应当加强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和业务培训, 减少由于会计人员本身造成的舞弊。
(3) 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 保证内部控制制度能有效地发挥作用, 这主要需要通过对内控制度执行情况进行定期或临时的检查与考核, 看企业内控制度是否得到有效遵循, 执行中有何成绩, 出了什么问题, 然后据此进行鲜明的奖励与惩罚, 做到压力与动力相结合, 最终达到内部控制的目的。
(4) 要建立良好的信息沟通系统, 提高企业内部控制效果。因为一个良好的信息沟通系统可以使企业及时掌握营运状况, 提供内容全面、及时、正确的信息, 并在有关部门和人员进行沟通, 使产生的会计信息的相关性、真实性和透明度都得到提高。
总之, 保证财务信息的可靠性始终是内部控制的一项基本目标, 内部控制环境作为内部控制其他要素的基础在提高企业会计信息质量方面起着很大的作用。良好的内控环境可以为会计工作提供良好的环境, 可以保证会计信息的采集、归类、记录和汇总过程能够真实的反映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的实际情况, 以确保所提供的会计信息客观真实。
参考文献
产品质量免检制度的理性反思 篇8
国家免检制度建立在人性本善的假设之上, 过高估计了人性的善良程度, 因此不具有合理性。在当今中国, 放弃对所谓“免检产品”的监管是认识上的偏差。实行产品质量免检制度的动机大概是好的, 但纯正的动机未必会产生良好的结果, 在日益活跃的市场竞争过程中, 道德规范永远无法代替法规的刚性约束。这种“人性定律”的理论假设是所有现代权利关系制度设计的重要理论基础, 国家免检制度无视这一人性预设, 显然是在人性预设上回归人性本善的传统。
西方制度伦理是“以恶抑恶”为规则体系, 利用恶去抑制恶, 其目的是“以恶增善”。中国制度伦理是“以善抑恶”为规则体系, 把道德教化放在首位, 用道德规范来代替刚性制度约束, 认为知识技术和制度上的事情都是“小道”, 只有修身养性才是“大道”。正是由于中西方文化背景差异导致中西方制定制度和规则的伦理出发点不同。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 国人的道德水准在不断下滑, 甚至在高呼道德的旗帜下出现了许多“两面人格”。社会学家孙立平曾提出“底线失守”的概念, 即一个社会赖以良好运转的基础秩序遭到破坏, 我们自认的那些不言自明的东西丧失了集体的信仰, 任何植入其中的制度哪怕再美好, 也难免被别有用心者所滥用和扭曲。美国哲学家莱茵霍尔德·尼布尔在《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一书中指出, 单纯依靠宗教和道德说教不可能消除社会不公正。为了消除社会不公正, 还必须采用“合理的强制手段”。每人身上都存在着人性的弱点, 如果离开了制度规范, 任何人的道德品质都是不可靠的。为了提高人类生活的质量, 我们只能假设那些掌握公共权力的人也是正常人或普通人, 为了避免权力被那些与我们同样存在着人性弱点的人所滥用, 唯一有效的途径就是完善制度规范和加强法制建设。
2 产品免检制度设立的价值取向失之公正
制度选择和制定公共政策是政府的基本职能, 它的首要价值追求应该是公正。因此公共行政的根本目标应立足于公共原则, 以追求社会公共利益为唯一目标, 以实现社会公共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点。希尔曼认为:“如果政治决策者为社会中的特殊利益集团提供有区别的对待, 而该利益集团没有道德或伦理上的理由通过这些公共政策受益, 同时 (常常是) 这些使利益集团受益的政策给社会大众带来损失, 则这种政策决定是不符合公共利益的。”[1]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 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2]社会的不公来自于制度的不公, 对于基本制度的公正性而言, 最大的威胁当属强势群体对于制度制定的垄断。“当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或者集中在社会精英层时, 社会将出现并保持不公平的制度。”“这时, 在个别的精英面前法律是平等的, 但对大多数人而言法律是不公平的。政府政策也会偏向这些精英, 为他们提供了寻租和垄断的机会, 但是大多数人将被排除在种种有利可图的行业之外。”[3]精英群体对于制度垄断局面的形成大致经历“职能倾斜”、“政策倾斜”、“制度倾斜”这样三个阶段, 一旦到了“制度倾斜”阶段, “社会不公平是难以治愈的, 因为它是系统性的, 而且根源于体制本身。这种状况更容易导致社会矛盾的恶化趋势。”[4]为了防止精英群体对制度制定垄断现象的出现, 一个十分有效的方式就是确立并严格遵循公正的制度制定程序。免检制度设立的初衷是因为一些大企业反映重复检查的问题, 因而保护大企业发展的价值诉求被凸显出来, 而相对忽视了市场上还有数量更为庞大的中小企业的存在。在免检制度制定的过程中, 只有实力雄厚的大企业能够对其施加有效的利益表达。这样最终制定出来的免检制度必然是以保护大企业的利益为核心的, 而中小企业还得像以往那样接受常规质量检验。基于以上理由, 可以推断出免检制度设立的基本理念不公正, 程序也有失公正, 至于结果不公正则是自然而然的。
诚然, 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实际状况差异较大, 它们之间不可能存在绝对的公平, 但最起码要保证中小企业等能够享有发展机会平等的待遇。对于企业而言, 机会平等就是指凡是具有相似能力和相似意愿的企业, 其发展前景应当是大致相似的, 公共政策应该为所有企业提供一种平等竞争的公正环境, 消除歧视性规定等影响企业发展的不正当因素。符合机会平等要求的基本制度无疑能够为市场主体提供一个可以预期的前景目标, 并为这一目标的实现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
3 产品免检制度的设立缺乏必要的法律基础, 并涉嫌行政不作为
产品免检制度的设立从法理的角度而论缺少必备的法律基础, 违背了法律效力的位阶性。在我国按照宪法和立法法规定的立法体制, 法律位阶共分六级, 它们从高到低依次是:根本法律、基本法律、普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行政规章。“法律的位阶划分要求在立法过程中, 低位阶法根据或服从高位阶法, 遵循'根据'原则或不抵触原则。这有助于法律体系内部的协调一致, 使法出多门的情况下, 法制统一有了可能。”[5]在整个法律体系中, 宪法的法律效力是居于最高层次的, 法律 (狭义上) 作为仅次于宪法的高位阶法律, 是依法行政的主要根据, 行政法规、规章等都不能与法律所规定的内容相抵触。
我国产品质量检验制度主要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 该法明确了产品纳入国家检验的基本范围, 即可能危及人身和财产安全, 属于这一范围的由国家检验, 实行抽检制度;不属于这一范围的由企业、市场和消费者检验。而1999年12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产品质量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 (以下简称《决定》) , 以及2001年11月21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在颁布的《产品免于质量监督检查管理理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 , 规定了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可以对某些产品实行免检。由于上述规定仅仅是政府部门的规章, 而免检制度是行政机关在没有明确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实行的选择性执法, 抽查并不是免于检查。因而, 《决定》和《办法》中有关“产品免检”的规定缺乏必要的法律基础, 缺乏法律效力。
对产品进行监督检查是法律赋予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的一项行政职权, 也是行政义务, 无法律根据, 质量技术监督部门不能自行决定放弃其职权, 免除或部分免除自己的行政义务, 即对产品或者部分产品不进行质量监督检查, 就是行政不作为。国务院发布的《决定》以及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发布的《办法》规定了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可以对某些产品实行免检, 实际上是通过自己制定的行政规章, 进行选择性地履行行政管理职能, 从而免除了自己的部分义务。由此可见, 免检制度客观上存在行政不作为的倾向。
4 产品免检制度对同类市场竞争主体有失公平, 更是“媚商”行为
西方法律制度的基本出发点之一是保护弱者, 只有保护弱者才能实现公平, 而我国的免检制度首先考虑的却是大型企业等强势群体的利益, 忽视了中小企业等弱势群体的利益。在这种制度设计下, 消费者基于对权威的服从及对政府的信任, 一般会选择以国家信誉为担保的免检品牌。而其它未通过国家免检认证的企业而言, 竞争力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 还要不断接受相关部门的产品质量检查。对于行政机关而言, 一方面要对一些企业进行产品质量监督检查, 另一方面要对一些企业的产品给予三年质量免检的优待。同样是作为纳税主体的企业却受到不同的待遇, 不同的企业在市场活动中地位不平等, 而地位的不平等, 就难以公平地参与市场活动。除此而外, 是否通过国家免检认证的企业在地方享受的政策待遇差异也很大。这种不同状况的出现必然导致企业间的差距越拉越大, 最终将会造成极少数企业垄断市场。
从生物学的角度而论, 生物物种多样化是大自然的造化使然, 没有任何物种有免受制约的特权。在自然条件下各个物种之间互相利用、互为依靠、互相制约, 彼此都是生物链上不可或缺的环节。即任何一种物种都不会成为大自然的免检产品而不受任何制约。人类正是在这样向自然的学习与模仿过程中, 知道我们要保证人的利益需求与价值的多元化, 要保证公平正义的存在, 必须建立任何人--不管其多么有权还是多么有钱--都不应享有理应受到相应制约的豁免权, 不应该自外于制度约束。如果出现这样的事实, 那么这个社会将是不幸的社会。
无论什么企业, 同是市场的参与主体。对有的企业实施产品质量检查, 对有的企业免予产品质量检查, 这种差别对待将造成同等主体异化及市场竞争不公平情况的出现。免检制度的设立在大型企业与小企业之间建立了一种不公平的外部竞争环境, 新的不公出现, 人为因素左右竞争价值, 大小企业两极分化的未来趋势是可以预见的。由此可见, 产品免检制度是对市场公平原则的破坏。
免检制度在客观上会导致对消费者切身利益的漠视。对部分企业实施免检, 只能意味着质监部门放弃或减弱了对消费者利益的维护。而将消费者利益作为奖励企业的筹码, 已经背离了质检部门存在的合法性依据, 显然是十分不妥的。另外, 因部分食品企业违规而取消所有食品企业的免检资格, 实际上伤害了那些守法经营的企业, 犹如经济学中的“劣币驱逐良币”一样。
对知名企业的产品实施免检其实是质检部门放弃了对产品质量的监管职责。作为行政管理主体, 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该以一个无偏私的仲裁人出现, 而不应对商品进行所谓的“信誉担保”, 国家质检部门应该是清楚这一点的。企业的产品质量保证只能证明过去和现在, 不可能确保今后的产品质量一定没有问题。免检产品及其企业的确定是从企业的资质、产品的各项质量指标、企业产品过去的信誉等等方面严格考核而确定的, 这一点一般不会存在问题, 问题在于以企业的过去和现在的表现及信誉为其今后的产品质量作担保, 在现阶段非但不科学, 更是“媚商”行为。
5 产品质量安全事故上报制度对消费者明显不公, 责任追究制度亦有失公允
国家处理三鹿牌婴幼儿奶粉事件领导小组事故调查组调查认为, 毒奶粉事件归咎于三鹿公司和石家庄市政府没有即时上报, 违反了上报制度。
一个企业的产品质量出了严重问题, 首选向政府上报而不向消费者公告, 这是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按理说消费者是企业的上帝, 企业应先向消费者公告并即时召回缺陷产品, 再同时向政府上报, 而从最基层的企业到最高权力中枢则要穿越漫长的官僚机构。这种政府管理体制的病症可以叫做决策的重心太高, 所有的下级机构必须向上级报告才能够形成一个决策。大型国企只对上级负责, 而不对消费者负责, 这是大型国企的惯性思维, 也是中国市场机制发育不健全的表现之一。在这样的上报制度中, 企业对政府负责, 而不是对消费者负责。作为行政部门的政府只对上级负责, 而不是对公民负责。这样企业行为和政府行为都行政化了。上报制度表明, 如果公民在国家的食品安全中没有位置, 食品安全就没有保障。鉴于上报制度内在的严重缺陷, 把食品安全交付给上报制度无疑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使命。上报制度最致命的问题, 是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中没有公民的位置, 取公民而代之的是层层上级。因此, 中国食品安全的希望寄托于实现从只对上级负责变为对消费者负责的制度转变上。
从信息公平的角度看, 消费者与企业及行政机关在获取和占有信息方面严重不对称。信息占有的对称性对于制度制定程序十分重要, 是制度制定程序具有公平性的必要条件。同某项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相关的信息如果出现了不对称性的情形, 那么, 社会成员就难以做到有效的参与, 无法得到公平对待, 进而公平的制度制定程序也就无从谈起。况且, 一方通过垄断信息可以在制定和实施政策的过程中进行种种舞弊活动, 比如, 可以通过信息的不对称对其他社会群体进行各种类型的欺骗和误导。因此, 为了防止信息的不对称, 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将相关的信息向全社会全面及时公开。
曾经有学者在三鹿奶粉事件爆发之初指出, 不能简单地把事件的责任推给奶农, 如果把责任强加给不法奶农, 将使事情本末倒置。[7]法院的最终判决验证了这位学者的担忧。免检制度的制定者是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免检的对象也是由其确定的。免检产品出现质量事故,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是理所当然的追责对象, 理应被列为被告席上的首席被告。在当今中国的政治生活中, 对公共决策的责任追究还几乎没有明确的制度规定, 公共决策失误几乎不用承担任何责任。因此任何个人不用为此承担失检责任, 这是国家免检产品屡屡出现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三鹿集团没有把好进厂原料的检验关, 致使发生严重的公共安全事故, 应该列为被告席上的第二被告。如果说, 相关企业能够严把进厂原料和出厂产品的质量检验关, 也不会出现这样严重的事故。不法奶农为了谋取私利, 不择手段, 应该成为第三被告。然而, 事实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没有受到任何惩处, 不法奶农被判处极刑, 三鹿集团破产, 主要责任人领受无期徒刑。根据我国刑法“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来看, 这样的判决结果很难说是公允的, 也说明我国产品质量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制度亟待完善。
6 结论
和谐社会所以成为现实中国社会的共同话题, 其原因不外乎是, 经过长达三十年的改革, 随着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和由此而引起的急剧的社会分化导致现实的中国已经是一个不很和谐的社会。“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8]
“公平正义, 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 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 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9]这说明, 社会公平的精义是协调人们的利益关系, 使每个人各得其所。所以, 我们需要实现一种社会制度安排, 以合理地规范和调节所有市场主体的权利和义务, 从而保证市场竞争的公正。如果我们的社会制度不能有效地增进弱势群体的发展机会和生活期望, 建设和谐社会就将成为一句空话。
参考文献
[1]王国华译. (以色列) 希尔曼:公共财政与公共政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380.[1]王国华译. (以色列) 希尔曼:公共财政与公共政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380.
[2]何怀宏. (美) 罗尔斯: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88:1-2.[2]何怀宏. (美) 罗尔斯: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88:1-2.
[3]世界银行:2006年世界发展报告[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6:107-108.[3]世界银行:2006年世界发展报告[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6:107-108.
[4]郑杭生.中国社会发展研究报告2007[M].北京:中国人民人学出版社, 2007:20.[4]郑杭生.中国社会发展研究报告2007[M].北京:中国人民人学出版社, 2007:20.
[5]文正邦等:法治政府建构论:依法行政理论与实践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2:274.[5]文正邦等:法治政府建构论:依法行政理论与实践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2:274.
[6]参见新华网2009年03月30日, 08:39:35, 来源:经济参考报.[6]参见新华网2009年03月30日, 08:39:35, 来源:经济参考报.
[7]《科学时报》2008-9-19要闻, 原题《考问“国家免检制度”--专访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知名律师周泽》.[7]《科学时报》2008-9-19要闻, 原题《考问“国家免检制度”--专访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知名律师周泽》.
[8]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8]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
英国高等教育质量审计制度的演变 篇9
一、学术审计单位 (AAU) 时期
迫于各种压力, 英国大学校长委员会 (Committee of Vice Chancellors and Principals, 以下简称CVCP) 于1990年正式成立了学术审计单位 (Academic Audi Unit, 以下简称AAU) , 对大学的教育质量进行审计。AAU是一个非官方的质量保障组织, 在评估方法上将“财务审计”模式引入到教育质量保障领域。
(一) 质量审计机构
AAU总部设在伯明翰, 一般1年召开2次会议。董事会只有3名全职人员 (主任、副主任和1名秘书) , 理事会包括8名大学校长、4名非大学机构人员及1名CVCP的秘书, 另还设有1个咨询机构。具体的工作人员主要在各大学中挑选, 经过培训合格后从事质量审计工作, 学术审计单位的运作经费来源于各大学。其职责有如下几方面。
第一, 对大学在实现其既定目标这一过程中所采用的维持和提高其学术标准的方法进行评审;第二, 对各大学现行的质量保障程序及其运行机制进行评议;第三, 对达到国家要求的质量保障体系进行认可并给予奖励;第四, 对校外考试员 (externa examiner) 制度进行检查;第五, 向CVCP汇报工作。[1]
为了保证审计工作有序的展开, AAU对其工作的具体内容和范围做出了规定, 在审计过程中主要考察大学在以下四个领域中具体工作情况:
一是各个专业的学位授予及其设计与提供情况;二是教学与信息交流方面的质量保障措施;三是师资队伍建设情况 (包括学术人员的聘任与评价等各个方面) ;四是质量保障中各方人员的参与情况 (包括对校外考试员、学生、雇主以及其他校外团体的反馈意见的重视程度) 。[2]
(二) 质量审计过程
AAU在正式审计前, 由3位审计专家组成审计小组, 具体审计过程分三个步骤:[3]
第一步, 阅读材料。被审计大学需向AAU寄发如下材料:一是该校的正式出版物 (如计划书、校历、年度报告、新的课程文件等) ;二是实践准则、规章制度及学校工作手册等;三是质量保障体系的实施案例, 如校外考试员的报告及有关的后续性报道等;审计小组一般用3周的时间来阅读这些材料, 然后对材料中所述的质量保障体系进行讨论, 讨论会上会邀请一位评估理论专家进行技术上的指导。当审计小组对该校的质量保障体系达成共识后, 便着手制订现场审计访问的具体方案。
第二步, 访问现场。审计小组将进行为期3天的现场考察。考察期间, 将召开20次左右的现场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的人员包括副校长、教职工、各年级学生、要求各种群体都要有代表参加, 人数至少要达到100名。现场访问有两大任务, 一方面是验证被审计大学向AAU寄发的材料的真实性, 另一方面主要考察大学现行质量保障体系运行机制的有效性。必要时, 审计小组可以选择做审计追踪 (audit trail) , 即对一些个案或某个主题进行专项调查和深度剖析。
第三步, 撰写报告。现场访问结束后, 审计小组将撰写一份审计报告, 并交给AAU。AAU对报告进行编排处理以保证所有的报告在形式上的一致。完成编排后, 审计报告送达被审计大学的校长, 请他就报告中的事实性错误及由此导致的错误判断进行纠正和指点。最后, 参考校长的意见, 确定最终的审计报告书并交送被审计大学。AAU不公开发表审计报告, 也不对大学排名, 但鼓励各大学将审计报告公布于众。
(三) 质量审计成效
从学术审计单位建立到1992年《继续教育和高等教育法》的颁布, 其在大学领域进行了27次审计活动, 并计划到1993年12月, 完成对所有大学的审计工作。[4]学术审计单位的教学质量审计从一开始就备受社会关注, 是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发展的一个转折点, 是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传统模式通向现代模式的桥梁。[5]学术审计对一向崇尚学术自由的传统大学无疑是一个挑战, 使其开始接受外部机构的质量检查。
二、高等教育质量委员会 (HEQC) 时期
1991年《高等教育——一个新框架》和1992年《继续教育和高等教育法》的颁布, 促使英国高等教育体制结束了二元制, 34所多科技术学院以及部分其他学院升格为大学。而负责多科技术学院及其他学院质量的全国学位授予委员会 (Council for National Academic Awards, 以下简称CNAA) 也完成了它的使命, 光荣“退役”。新的高等教育体制需要一个全新的质量保障机构来对所有学校进行质量管理。经过多次协商, CVCP、多科技术学院院长委员会 (The Committee of Directors of Polytechnics, 以下简称CDP) 以及CNAA于1991年10月向当时的教育与科学部递交了一份报告, 建议成立一个名为高等教育质量委员会 (Higher Education Quality Council, 以下简称HEQC) 的组织来管理高校的教育质量。
(一) 质量审计机构
HEQC于1992年5月成立, 日常经费主要来自各院校会费及政府的拨款。下设三个部门:学分转换与招生部 (取代CNAA) , 主要负责学分累积与转换, 吸引本国或外国学生入学;质量审计部 (取代AAU) , 它由原AAU并入;质量提升部, 主要是提升高等教育质量。
(二) 质量审计过程
HEQC在继承了AAU之前的审计程序外, 在审计过程中对质量审计领域进行了一些调整, 由之前AAU的四个方面拓展到六个方面:专业学习计划;教学、学习与交流;学术人员;评估与分类步骤;证明、反馈与提升;与质量提升相关的材料。
与AAU相比, HEQC的质量审计范围扩大到英国所有高校, 并对各高校之间的合作办学 (包括海外办学) 也开始实施质量审计。另在AAU的质量审计过程中, 并没有对“质量”或“标准”的内涵做明确的说明, 而是由各大学自己设定和陈述。HEQC对此进行了改进, 对高校陈述自己的学术标准的报告做出了统一规定, 质量审计时强调:第一, 学位授予高校关于质量的保证与检验的安排信息, 包括高校的财务情况以及教职工的学术资格与工作经验、制定和执行学术政策的过程、质量控制程序的有效性和适当性等;第二, 高校控制学术标准与教育质量的技术与方法;第三, 高校如何定义、控制、监督和维持校外的合作伙伴所培养的学生及其学习经验的质量。[6]
(三) 质量审计成效
1996年3月, HEQC的第一轮质量审计工作结束, 在1994年发布了《从审计中学习》 (Learning From Audit) 、1995年又发布了《从审计中学习2》 (Learning From Audit2) 两份报告。总的来说, HEQC的第一轮质量审计是比较成功的, 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这段时间高等教育质量保障问题成了英国高等教育界的“热门”话题, 其主要原因是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中的两套体系。1992年后英国高等教育体制结束了二元制, 却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领域中形成了新的“二元”, 即HEQC的质量审计和质量评估委员会 (Quality Assessment Committee, 以下简称QAC) 的教学质量评估。如前所述, 英国高等教育结束二元制后, 大学基金会 (UFC) 和多科技术委员会及其他学院基金会 (Polytechnics and Colleges Funding Council, 以下简称PCFC) 被撤消, 被高等教育基金会 (Higher Education Funding Council, 以下简称HEFC) 取代。HEFC按地区设立, 负责财政拨款和教学质量评估。而QAC就是设立的评估机构, 主要负责对高校的教学质量进行评估。不同的评估机构、不同的评估方式, 加重了高校的负担。特别是QAC的教学质量评估遭到了强烈批评, 可信度受到了学者们的质疑。[7]
三、高等教育质量保证署 (QAA) 时期
为了解决人们对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中两套评估体系的不满, 1995年HEFC、CVCP和校长常务委员会组建了一个共同计划组, 希望通过努力建立一个统一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经过反复的协商、各种利益的博弈, 于1997年3月成立了高等教育质量保证署 (Quality Assurance Agency for Higher Education, 以下简称QAA) 。同年, 《迪尔英报告》颁布, 其中提出了6项与质量保障相关的建议, 以使QAA更好地发挥作用。
(一) 质量审计机构
成立后的QAA由一个董事会 (14名成员) 对其进行管理, 其中4人由CVCP推荐, 4人经HEFC任命, 另外6名由校外人士担任。QAA有四个职能部门:行政管理部、战略发展部、院校审计部、学科评估部。QAA成立后结束了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领域的两套系统, 但遗憾的是QAA并没有马上拿出统一的质量保障方法, 而只是将HEFC的教学质量评估变成了学科评估, 而HEQC的质量审计变成出了延续审计, 这就形成了一个质量保障机构内使用两种不同评估方法的局面。
(二) 质量审计过程
1. 延续审计 (Continuation Audit)
延续审计是相对于HEQC的第一轮审计来说的, 也可称为新一轮审计。在第一轮审计结束后, HEQC就在思考下一轮审计应该怎么做。他们认为下一轮审计既要减轻高校的负担, 但又不能降低审计本身在质量保障中的作用。因此, 在延续审计中高校需提交的材料比以前少了很多, 从对高校文件资料的检查转移到对高校的各种主张的分析说明的核实。大部分材料必须是现存的内外部评估过程中产生的。[8]在审计过程中对质量审计领域进行了一些调整, 分为两个主要方面和两个次要方面。主要方面包括高校为实现其目标而实施的策略、在维持与提高专业所授学位的质量与标准时所制订并实施的政策;次要方面包括与学习相关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校内外的交流。[9]
总的来说, 延续审计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受到各高校的排斥和批评, 但与它一同进行的学科评估却遭到了学术界的非议, 甚至有学者认为学科评估是“人类设计出来的最具破坏性和毁灭性的管理制度”。[10]QAA为了解决两套评估方法并行的局面, 于2000年1月形成了新的质量保障方法, 即学术评估。学术评估对高校两个层面 (学科层面和院校层面) 和三个领域 (学术标准、学习机会与质量、高校对学术标准和质量的管理) 的具体情况进行评估。学术评估于2000年10月在苏格兰开始试行, 原计划2001年在英格兰实施, 但由于2001年3月英国教育部大臣宣布原定的评估活动减少40%, [11]所以没有按原定计划进行。
2. 院校审计 (Institutional Audit)
由于高校对学科评估的反对声越来越大, 使得政府部门不得不宣布减少评估活动, 而正准备实施的学术评估也引起了学者们的质疑, 因此, 评估方式的改革迫在眉睫。经过各方利益团体的商议, 最终确定院校审计为主要的外部质量保障方式。2002年8月颁布了《院校审计手册》, 并开始在英格兰试行。同时规定2002~2005年为过渡时期, 大部分学校需接受首轮院校审计 (其间也有一些学校仍接受之前的学术评估) , 而从2006年起院校审计的周期为六年一轮。
院校审计的重点主要有三方面:
一是根据QAA的学术质量标准, 审计各高校内部质量保障体系的有效性。QAA制定的质量标准包括学位资格框架、学科基准声明、专业设置要求、实践行为准则等。
二是按照HEFC的要求, 审计各高校公开的专业信息, 检查其质量和学术标准与其所公开和陈述的是否一致。
三是从院校和学科两个层面来审计其内部质量保障体系的实际运行情况, 对其有效性和可靠性进行判断。[12]
院校审计的具体运行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审计前的准备工作 (包括组建审计小组、召开预备会议等) 、资料阅读与分析 (包括被审计院校提交的自评文件以及该校学生会组织所提供的材料等) ;
第二阶段, 简短访问、审计访问、学科层面的审计追踪、院校层面的总体考察;
第三阶段, 对照标准进行判断、撰写审计报告以及后续调查。审计结果分为“广泛信心”“有限信心”“没有信心”。另外, 审计结束后第三年会对该校进行一个简单访问, 考察其质量保障持续运行情况, 并就以后三年的质量保障工作进行指导。[13]
(三) 质量审计成效
2004年大学校长委员会、英格兰高等教育基金会等团体组建了质量保证框架检查小组对过渡时期的院校审计制度进行调查。与此同时, 当时的教育与技能部也进行了另一项相关调查。两项调查结果显示, 院校审计是有效的, 大部分高校都接受这项外部检查制度。[14]针对调查中所获得的信息, QAA对院校审计制度进行了完善, 并于2006年发布了新的《院校审计手册》, 又于2009年9月对新的审计手册进行了修改。
注释
1[1]Alma Craft (Ed.) .Quality Assurance in Higher Education:Proceeding of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M].London:The Falmer Press, 1992:137.
2[2][4]Diana Green.What is Quality in Higher education?[M].SRHE and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4:51, 54, 56.
3[3]杨晓江.教育评估中介机构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 1999:43, 44, 45.
4[5]杨继霞.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发展研究[D].河北大学硕士论文, 2006:23.
5[6][8][9][11]Roger Brown.Quality Assurance in Higher Education:The UK experience since 1992[M].RoutledgeF elmer, 2004:55, 57, 61-62, 62, 131.
6[7]杨军.英国学者开展高等教育教学质量评估可信度的讨论[J].世界教育信息, 1999, (6) :13.
7[10]David Laughton.Why was the QAA approach to teaching quality assessment rejected by academics in UK HE?[J].Assessment&Evalu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2003, 28 (3) :310.
8[12][13]QAA.Handbook for Institutional audit[Z].England, 2002:3, 5-14.
质量制度 篇10
一、提高独立董事比例提升会计信息质量
独立董事的比例是一个关系到独立董事能否有效发挥监督职能的重要因素, 这一点从世界各国制定的独立董事制度不难看出。在英国公司财务治理委员会提交的《最佳行为准则》“凯得伯瑞报告”中建议, 董事会应该包括具有足够才能、足够数量、其观点能对董事会决策起重大影响的至少3名非执行董事。全美企业董事联合会蓝带委员会发表的报告强调:独立董事应在董事会中占多数。美国的独立董事制度之所以有效, 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占据多数席位。我国相关机构也颁布了一系列有关独立董事人数和比例的文件。中国证监会颁布的《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指导意见”) 也对境内上市公司中至少应有两名以上独立董事做出明确规定。
董事会对经理的约束取决于董事会的独立性, 其已成为董事会内部制衡机制的一个重要因素。独立董事只有在董事会中占有多数席位, 才能在董事会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进而影响董事会的决策;独立董事人数太少或比例太低, 会处于弱势地位, 这将影响到他们监督功能的发挥。因为单个或者少数独立董事在内部董事占多数的董事会中将会孤掌难鸣, 无法产生支配性影响, 也就很难从根本上改善上市公司内部治理结构, 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更无从谈起。独立董事比例越高, 董事会监督能力也就越强, 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及财务报告舞弊行为的抑制作用越强。
二、改善独立董事专业背景提升会计信息质量
《指导意见》明确要求上市公司聘请的独立董事应“至少包括一名会计专业人士”, 这说明准则的制订者已经注意到独立董事的会计知识背景对其职能发挥的重要性, 这个规定突出了会计在公司治理和独立董事制度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董事会中有一定比例的财务型独立董事, 对于改善董事会专业结构、减少董事会决策失误、加强对公司的财务管理和会计监督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蓝带委员会建议纽约证券交易所要求市值在2亿美元以上的公司必须建立审计委员会, 其中独立董事都需要有财务背景或在担任审计委员会成员之后的合理时间内具备财务背景。独立董事监督具有事前监督、内部监督与决策过程监督紧密结合的特点, 可以有效杜绝信息失真和误导, 而这需要独立董事具有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可见独立董事的多项工作几乎都与财务会计知识相关, 行使这些职权需要独立董事具备很强的业务能力和相关知识, 包括担任独立董事所必需的战略、投资、法律, 尤其是财务审计等专业知识。
具有会计知识背景的独立董事, 会比没有相关背景的独立董事更熟悉进行盈余管理和财务报告舞弊的方式以及实施。独立董事只有具备会计专业背景, 才能有效监督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的编报和披露, 有效抑制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及财务报告舞弊行为。
三、增加独立董事薪酬提升会计信息质量
独立董事的作用就在于监督和制衡上市公司的经营管理层, 要使独立董事很好的履行监督职能, 必须制定一套有效的激励机制。声誉机制被认为是能
管理
够激励独立董事去监督执行董事和经理人员的, 但我国信誉市场还未形成, 声誉机制难以达到应有的效果。薪酬显然在调动独立董事积极性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 因为对于独立董事的人性假设, 同样符合经济关系中普遍的人性利己假设。因此, 合理的薪酬会对独立董事职能的有效发挥产生重要影响。并且薪酬只有具备一定的竞争性, 才能激发独立董事的工作积极性。如果期望独立董事努力工作, 并以法律责任约束他们, 就应该让他们获得与预期承担的义务和责任相应的报酬, 而报酬的多少, 会产生不同的激励作用。
《指导意见》要求上市公司应给予独立董事适当的津贴, 在缺乏对独立董事其他激励方式的情况下, 高薪酬是独立董事有效发挥作用的动力。没有报酬或报酬过低, 将无法调动独立董事行权的积极性, 也不足以保证独立董事真正用心去做好自己份内的事情。另外, 当独立董事面对可能承担的潜在风险时是有能力要求更高报酬的, 这是独立董事对上市公司违规行为构成威慑力的内在驱动力, 也是独立董事是否有潜在动机去履行自己监督职能的内在动力。
因此, 独立董事薪酬的多少是影响独立董事制度有效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如果不能弥补独立董事承担的风险和人力资本的投入, 就无法期望其很好地行使监督职能以提高会计信息质量。
四、调整独立董事参会频率提升会计信息质量
时间问题是独立董事发挥效用的障碍之一。如在澳大利亚的公司里, 非执行董事平均每年用近一个月的时间从事董事会的工作, 大多是为了准备和参加每月举行的董事会会议, 因此很少有机会同企业的管理人员或客户、供应商等进行交流。由于独立董事来自于其他公司和行业, 对上市公司的具体业务及其他情况不甚了解, 加上独立董事的兼职身份, 并且最多可以在5家上市公司兼任独立董事, 而且上公司业务日趋复杂和专业化, 这使独立董事没有时间对上市公司进行深入的了解。在这种情况下, 独立董事参加董事会会议就成为他们获取公司相关信息, 了解公司的生产经营情况的主要途径, 并以此为依据参与公司管理层的决策。为了保证独立董事对上市公司勤勉尽职, 履行好其自身的权利和义务, 蓝带委员会要求, 对他们所任职的每个董事会而言, 非执行董事 (含独立董事) 至少安排4次完整的40小时的服务。我国在《指导意见》中则规定独立董事连续3次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 由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予以撤换。
质量制度 篇11
关键词:法国大学技术学院;考试制度;质量保障;高职院校;普通本科学校
如果不采取严格的考试制度和质量保障措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必然会导致教育质量的下滑。“宽进严出”是法国大学教育的显著特点之一。“严出”主要是通过严格的考试实现的。严格的考试及较高的淘汰率是法国保障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手段,这既保证了法国高等教育在大众教育和普及教育阶段(the mass and popularization stages of higher education)较高的教育质量和良好的声誉,又使接受高等教育的公民数量和比例都保持了较高的水平。大学技术学院(Institut Universitaire De Technologie,IUT)是综合性大学的一部分,是法国高等教育的第一阶段,在招生录取、课程设置以及学制上与法国普通大学有一定的区别。大学技术学院的学生接受两年专业教育后,将获得教育部颁发的大学技术文凭(Diplome Universitaire de Technologie,DUT)。IUT为保证教学质量而采取的有特色的考试制度和成绩评价方法对我国高职院校和新建普通本科院校的教育质量保障不无借鉴价值。
一、法国大学课程体系与成绩计算
(一)法国大学课程体系
法国大学各专业都重视“课程群”的设置,每个教学单元(Unité Enseignement,UE)包括10门左右的课程。一个学期有两个教学单元。从课程设置来看,大学对学生的培养不仅体现在对专业课程的重视,除了专业知识的学习之外,最多的则是对实践的评价和对职业规划的侧重,还有对学生适应学习方法的评价以及对于常规科目(英语、数学、法语)的要求。
重视实践课程是法国大学的一大特点,这些课程在整个课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1]。例如,在法国大学的科技学院里,企业行政管理专业的学生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需要做一个职业规划项目、一个企业案例分析项目,以及两个专业知识研讨项目。在第一年的商业实践项目中,学生需要组成小组,运用所学的专业知识来完成一个盈利的经营项目,并写出实践报告。实践报告中必须完整介绍项目内容、广告与宣传策划、经费收入与支出、成员分工等,并附明细账单。一般来说,学生组织的项目形式包括乐队演出、球赛、餐饮服务、彩票购买,以及开办临时旅行社或者开办虚拟公司。法国大学技术学院通过这些实践活动,给学生们提供了体验未来职业的机会,提高了他们的人际交往能力,也让他们将课堂中学到的专业知识(财政、成本预算、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实际运用到这些项目的开展过程中。在第二年的学习中,学生则会继续完成一个专业知识项目,然后参加为期至少10个星期的实习,之后完成实习研究报告(报告内容多为对某一主题的深入研究)和答辩。这些实践项目在总成绩中所占的比例非常高,超过这两年总学分的1/4,而第二年的实习则占第二学年第二学期总学分的35%。[2]
(二)成绩计算方法——以大学技术学院企业行政管理专业为例
法国大学采取期末考试的制度,在每一门课结束时进行期末考试。每门课满分为20分,10分以上为及格。每门课程的权重可能不同,并以UE的加权总分计算学生成绩。以大学技术学院企业行政管理专业(Gestion des Entreprises et des Administrations)为例,该专业第一学年的课程及权重见表1。[3]
每一科目满分为20分,10分为及格。学期总成绩的计算方法为:每一学科成绩乘以总系数。例如,根据上表所示,第一学期UE1的总系数为15,如果某同学在交流沟通与表达这一科目上取得了14分的成绩,那么就用14分乘以该科目的权重(2/15),得到1.87分。依次类推计算所有科目的“权重分数”,然后求和,即得出学期总分。
每个学期有两个UE,每个UE的满分为20分,最低及格分数为10分,在学期结束时取两个UE的平均分计算学期成绩。学期成绩合格的要求为:两个UE的平均分高于10分,且每个UE的分数都高于8分。学期成绩不合格的情况包括:两个UE的平均分低于10分,或者两个UE的平均分高于10分,但其中一个UE的分数低于8分。学生成绩达10分至12分可以得到“及格”的评价,12分至14分为“良好”,14分至16分为“优秀”,16分以上为“非常优秀”。
法国大学考试制度规定,在相邻的两个学期里,分数可以互补[4]。例如,某生第一学期的总加权平均分为9分,该生第一学期成绩为不合格。该生第一学期成绩不合格的原因有两个:第一,该生总成绩(即所有UE的加权平均分)为9分,未达到10分的及格线;第二,该生的UE2成绩为7分,未达到单个UE必须高于8分的及格标准。这样,两种成绩不合格的学生仍然可以进入第二学期的学习。但是,学生第二个学期必须考出较高的分数。只要学生相临两个学期的平均加权(平均)分高于10分,且相邻两个学期对应的UE1、UE2的平均分都要高于8分,那么学生两个学期的成绩才都为合格。平均加权和每一项UE的平均分的一项不满足条件,则不能实现两个学期同时合格。
当学生第一学期成绩不合格,第二学期成绩合格,并按照两个学期的分数可以互补的规定互补后平均分仍然未达到10分的标准,这时学生就需要重修第一学期的科目,而不能进入第三学期的学习。也就是说,分数互补只适用于相邻的两个学期。第一学期的分数不能与第三学期互补,而第二学期的分数则可以与第一学期或第三学期的分数互补,但只能进行一次互补。当出现学期合格但UE不合格的情况时,则只重修不合格UE中的未及格科目,不需要重修整个学期的所有内容。
总的来说,法国大学通过这几项考试评分制度,既体现了其宽容的一面,也透露出严苛的一面。
二、法国大学的考试及教育质量保障
(一)考试与成绩评判
考试是最终检验学生学习效果的手段,也是大学教学质量控制的重要一环。法国大学生有多次选择学校和专业的机会,且各学校之间的成绩是互认的,因此,法国各大学在教育质量保障上的标准都一样。
法国大学有严格的考试制度。每门课在结束后就会组织考试,而不是等到期末再考。在法国大学考试中作弊的话,作弊者该科考试成绩记为零分。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学生几乎就只能重修了,并且作弊行为要被记入诚信档案,会对学生的升学、就业等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很少出现学生作弊的情况。法国大学几乎没有补考,只有当学生因故缺席考试时,老师会提供补考机会。但是,考试未通过而补考的情况是不存在的。因此,原则上说每一门课程都只有一次考试机会。
法国大学学期考试分数的评判过程如下:首先由各科目老师为考试打分,并计算学期或学年总加权平均分,然后将所有考生成绩送往学校成绩研讨处,由几名授课老师组成评审组,根据考生的分数判定学生该学期或学年是否合格,是否可以继续下一学期(学年)的学习[5]。这种评判学生成绩的方法是综合性的,影响成绩总分的除了考试成绩之外,还有对于考勤的评分。一般来说,不管是大课(CM)、小课(TD),还是实验课(TP),老师在上课之前都会点名,无故缺席一次将在学期总分中扣除0.05分,而因故缺勤的学生则需要上交说明单到学校秘书处,然后根据情况消去缺勤记录。最终,学校会公布学生的考试成绩及评审结论:“学期成绩合格”“学期成绩不合格,准许重修”“学期成绩不合格,不准许重修”。“学期成绩合格”的学生可以进行下一学期的学习,“学期成绩不合格,准许重修”的学生可以选择留在学校重修或者离开学校,而“学期成绩不合格,不准许重修”的学生则必须离开学校,选择其他途径进行深造。应该指出的是,被判“学期成绩不合格,准许重修”的学生多为学习态度端正,但学习方法有较多问题的学生;被判“学期成绩不合格,不准许重修”的学生则大多数为学习态度不端正、不学习或者不来学校上课的学生。
(二)淘汰与质量保障
通过严格的考试促使学生努力学习是法国大学质量保障的最重要手段。法国大学并没有规定淘汰率,但是各大学之间的成绩是互认的,因此学校不会降低考试要求,这就客观上造成了大学技术学院较高的淘汰率。科技学院通过对学生学习的综合评价,从第一学年第二学期起逐学期淘汰不合格的学生。淘汰包括两种情况:一是不能够进入下一学期学习必须重修的学生;二是连续两学期不合格的学生。因此,被淘汰的学生都是那些没有达到大学学习要求的学生。在成绩评审的过程中,缺勤次数会成为一个重要的考核标准。因此,学生的学习态度和积极性是被高度看重的。缺勤次数不仅会在最终的分数上表现出来,而且还会影响评审老师对学生该学期是否通过的决定。因此,考试成绩固然重要,老师也同样看重学生的学习态度。
尽管没有规定淘汰率,但是大学对学生的要求都很严格。考试试题的难度由大学任课教师决定。因此,有的科目的试题难度往往较大,一个班中往往只有少数学生能够达到及格线,但是这些并不会影响学校对教师的评价,因为法国大学没有学生评教的做法,给予了教师很大的自主权。正是由于大学对教育质量的高度重视,才使得教师敢于严格要求学生,并在考试出题上坚持高标准。
IUT从一年级升入二年级的淘汰率一般为30%至40%,能在两年内顺利毕业的学生比例约为68% ,能在三年内毕业的学生(加上一年复读或者其他原因耽误的时间)比例约为76%(见表2)[6]。 这种高淘汰率无疑与法国大学严格的考试制度有直接关系。法国大学正是用这种“严出”的手段,保证毕业生的质量。
大学技术学院坚持用严格的考试保障教育质量,因此其毕业生的质量较高。毕业生的质量具体体现为就业率,顺利毕业于IUT的学生,在毕业之后18个月和30个月的就业率均超过80%(数据为2012年采集)(见表3)。[7]
由此可以看出,即使在近年来法国经济环境不太理想的情况下,接受了2年高等教育的大学技术学院毕业生仍然具有较高的就业率。
三、启示
(一)“宽进严出”比“严进宽出”更有利于高等教育质量的保障
与法国大学相比,我国大学教育的特点之一是“严进宽出”。这一特点始于“精英教育”时代,形成于高校招生“大扩招”之后。“严进”体现在我国有竞争性、选拔性很强的高考,“宽出”则体现在“大扩招”之后高等学校师资、硬件等的不足及基本上不“淘汰”或很少“淘汰”学生的现实。一方面,在现有制度框架下,高校的招生数、毕业生数直接与学校获得的政府拨款、学费收入相关。淘汰一个学生则少一份办学收入,这客观上助长了“宽出”之风。另一方面,“大扩招”之后高校在师资、硬件、经费等方面的不足,使得高校客观上不能很好地保障教育质量,也就造成了“宽出”之实。“宽出”的结果是教育质量的下降。不难看出,法国大学“宽进严出”的制度是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和普及化阶段,既能够保证公民接受高等教育的公平性,又能够保障高等教育质量不下降的策略,也是我国高等教育在质量保障上应该学习的经验。
(二)“宽”“严”有度是激励学生努力学习的法宝
法国高校考试制度的出发点并不是要“淘汰”学生,而是要通过严格的考试制度促进、激励学生努力学习。正如前面所指出的那样,法国大学也并非不给学生机会。例如,UE分数的计算与认定、成绩评审员对学生成绩的最后认定都是综合评定,比仅凭考试分数决定学生成绩是否合格要更科学。而且,每个科目除了最后的考试成绩之外,老师会根据学生的课上完成小组作业的情况,或者完成课余报告的水平来打分,在最终成绩里占30% 至 40% 的比例。另外,以二年级的学生为例,除了必修科目之外,必须完成一篇小组论文、一篇模拟建立公司的财政报告和一篇实习报告[8]。因此,总的来说,总成绩的评分非常多元化,既注重学生的考试“死”成绩,也对学生实践能力这一“活”成绩给予更大的重视。法国大学考试制度的“宽”还体现在学期总成绩是以两个教学单元(UE)的平均分计算的,而我国则以单门课程的考试分数为单位。显然,以两个教学单元(UE)的平均分作为学期总成绩比以单门课程的考试分数作为是否合格的依据更合理。并且,通常由一位教师决定学生考试成绩是否合格的做法不够科学[9]。这显然不能激励学生学习,反而会导致学生学习观、考试观、价值观的错位。
参考文献:
[1]杭勇敏. 法国高校课程体系借鉴[J]. 教育与职业,2014(31):100-101.
[2]Les Diplmes Universitaires de Technologie (DUT)[EB/OL]. http://www.onisep.fr.Janvier 2013., 2016-01-21.
[3]Diplme Universitaire de Technologie Gestion des Entreprises et des Administration Programme Pédagogique National?[EB/OL].http://www.iut-sceaux.u-psud.fr/_resources/PPN_GEA_2013.pdf?download=true, 2016-03-08.
[4]Qu'est-ce qu'un DUT[EB/OL].http://www.iut-rodez.fr/dut/le-departement-info-com/quest-ce-quun-dut.html, 2016-01-21.
[5]Règlement D'examen du Diplme Universitaire de Technologie [EB/OL].http://iut.univ-amu.fr/sites/iut.univ-amu.fr/files/re_dut_2016_2017.pdf, 2016-03-08.
[6]Laure Cailloc:DUT: La Fac en Mode Pro[EB/OL].http://www.lemonde.fr/education/article/2011/02/14/dut-la-fac-en-mode-pro_1477900_1473685.html, 2016-02-17.
[7]Enquête Insertion Professionnelle des Diplmés de DUT 2012[EB/OL].http://www.enseignementsup-recherche.gouv.fr/pid24624/insertion-professionnelle-des-diplomes-2012-de-l-universite.html, 2016-02-17.
[8]L'évaluation des Connaissance IUT Nancy-Charlemagne-Page Officielle[EB/OL].https://fr-fr.facebook.com/iutcharlemagne, 2016-03-18.
[9]洪信良.副教授索贿,起底的是教育软暴力[N].钱江晚报,2015,01(08):A24.
制度质量、异质性信念与股市参与 篇12
当前我国金融市场正处于快速发展和不断完善的阶段,居民参与股票等金融风险资产投资的热情在近几年不断上涨,2013年我国新增股票开户数492.9万户,而2014年新增股票开户数为950.92万户,同比增长92.92%。理解这种市场行为的背后逻辑以及相应的影响机制,有利于促进我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原因在于:首先,股票市场是当下社会重要的资产投资渠道之一,具有一定的家庭财富效应;其次,股市的参与热情能够推动国家金融市场的发展,提高社会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发展。因而在当下中国资本市场改革大潮的背景下,研究股市参与问题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
现有文献对股市参与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家庭人口异质性和家庭社会属性异质性两条主线上,站在制度表现、投资者异质性信念等角度的研究较少。
第一条主线是家庭人口异质性,包括收入、教育水平、年龄、健康等因素。Campbell(2006)认为,财富、教育水平、年龄等因素能够显著影响风险资产选择的决策结果,财富积累越多、教育水平越高的居民对于股市风险的承受能力以及相应知识技能的学习能力越强,股市参与度更高。同时,金融风险资产决策行为具有一定的生命周期特征,青年、中年以及老年人对于股市参与的态度显著不同(吴卫星等,2011)。得到类似结论的还有Poterba和Samwick(2003)、Vissing Jorgensen(2002)、王聪和田存志(2012)、尹志超等(2014)。Rosen和Wu(2003)、吴卫星等(2011)研究了个体的健康水平与居民金融资产选择决策之间的关系。其中Rosen和Wu(2003)以美国的数据研究表明,健康状况能够显著影响参与股市的决策行为。而吴卫星等(2011)以中国“投资者行为调查”数据研究表明,健康风险与是否参与股市的决策之间关系并不显著,但倘若个体已经进入股市,则健康因素能够显著影响家庭资产在股市投资上的分配比重。除此之外,也有文献关注心理层面因素与金融风险资产选择之间的关系。Puri和Robinson(2007)认为,心态乐观的个体更容易选择风险资产。Christelis等(2010)、Grinblatt等(2011)研究表明,个体认知能力(如IQ)与股市参与行为密切相关。叶德珠等(2014)研究了个体心理幸福感与风险资产选择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幸福感越强,风险厌恶程度越高,对未来期望更多,从而导致投资行为较为保守。
第二条主线是家庭社会属性异质性,主要集中在金融约束、社会互动等方面。如Sinai和Souleles(2005)、Pelizzon和Weber(2008)等认为房产能够对风险投资产生一定的“挤出效应”,但李涛等(2011)认为房产能够有效降低投资者背景风险,促进股市参与。另外,有自营工商业的家庭可能会面临一定程度上的融资约束问题,从而减少选择金融风险资产的倾向性(Constantinidies、Donaldson、Mehra,2002)。Tversky和Kahneman(1981)、Li(2009)、Hong等(2004)、李涛(2006)、周铭山(2011)等认为,信息获取、社会互动以及信任机制能够提升个体对于市场的期望,从而提高其对股票投资的参与度。
中国的股票市场是一个新兴的且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的市场,与西方国家相比,尚存在诸多不足。Fan等(2011)认为,新兴市场中制度质量驱动对金融市场的影响不容忽视。那么对正处在经济转轨时期的中国,制度质量能否影响投资者的异质性信念,进而影响股市参与呢?目前对此进行有效解释的文献较为鲜见。鉴于此,本文首次以制度表现、投资者异质性信念为视角,考察制度质量对中国股市参与的影响。我们认为,本文的研究是对中国完善资本市场建设、促进金融市场繁荣的战略思路探究,最终结论也将为相应政策制定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二、一个嵌入制度质量与异质性信念的股市参与模型
考虑一个包含股票和无风险资产的经济环境,生存周期为单期,即t=0,1。记为股票投资的收益向量,令其中,为期望收益,σ2为相应的方差,记其方差—协方差矩阵为Σ。令Z为股票投资的选择权重,则无风险资产的选择权重为1-Z,同时记无风险资产的期望收益为μf。
假设投资者所处环境具有不确定性,且令这种不确定性主要体现在投资者对于风险资产期望收益的异质性纠偏。如此设定的依据在于,Morton(1980),Bollerslev、Chou和Kro⁃ner(1992)认为,风险资产的期望收益μ较难实现准确的估计,而波动性σ2可以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进行预测。因而我们将这种期望收益自我纠偏的不确定性记为μ+△,其中△为投资者在参照市场的前提下做出的实际纠偏。
Scheinkman和Xiong(2003)认为,中国股票市场以个人投资者居多,个人投资者在做决策时更容易受到心理偏误的影响,产生异质性信念。本文重点关注制度质量对于投资者异质性信念的影响,因而可在忽略其他要素影响的前提下,令:
其中,θ表示制度质量对投资者期望收益纠偏产生的影响。较高的制度质量往往带来更好的经济、政治以及法律环境,因而可能使得投资者自我纠偏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区间收窄,即△(θ)的分布区间相对较窄。借鉴吴卫星等(2006)的思想,假设△(θ)服从均匀分布,即:
则相应的密度函数为f+[△(θ)]=Z/2δ+。同时投资者的约束条件为:
其中:Q0为初始财富;Q1为末期财富;Q为单期经济环境下的财富增加值。假定投资者的效用函数是关于单期财富增加值Q的函数u(Q),为了简化分析,令其为常数绝对风险厌恶函数,其中的绝对风险厌恶系数用γ表示。根据GilboaSchmeidler定理,由于对决策对象的认识具有不确定性,因而采用主观概率分布来进行描述会导致结果有偏(杨新章、岳超源,1999),故此处采用Gilboa和Schmeidler(1989)的多先验概率分布思想,将效用函数的期望值表示为mCinEC[u(Q)],其中C记为不确定条件下的多先验概率分布族。
(1)Z=0时的情形。即投资者只选择了无风险投资项目,异质性信念的影响不能对项目收益产生影响,故这种情形下的讨论不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2)0<Z<1时的情形。即投资者同时选择股票投资和无风险投资项目,此时效用最大化问题转化为求解如下方程:
则通过一阶求解可以得到:
可以发现,当股票投资项目的风险溢价落入△(θ)的分布区间时,最优资产选择策略是全部选择无风险资产,当风险溢价落入△(θ)的分布区间之外时,相应的最佳风险资产选择应为由于制度质量表现越高时,相应△(θ)的分布区间越窄,因而从概率分布角度来看,此时投资者更倾向于选择股票投资项目。
(3)Z=1时的情形。即家庭资产选择中只包含风险资产,此时的效用最大化问题转化为求解:
分析结果与0<Z<1时的情形类似,此处不再赘述。
因而可以发现,在不确定条件下,制度质量可能对股票投资者异质性信念产生影响,进而影响股票参与决策。
三、实证分析:来自22个省份的微观经验研究
1. 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本文将各省份统计年鉴数据库、各省份《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数据库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库(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 2011,CHFS)相关数据进行合并(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当下CHFS数据库中可获取且数据较为完整年份只有2011年,同时居民的金融行为在短期内可能具有一致性特征,由此我们认为在CHFS大样本调查数据的基础上,选取一年的省份数据能够较好地检验制度质量、异质性信念与居民股市参与行为之间的理论关系),构建如下Probit模型:
其中,stock_participation是0-1虚拟变量,当受访者参与股市时取值为1,否则为0。我国省际层面营商自由程度、政府治理效率、廉洁程度、法治完善程度以及产权保护的相关数据均缺乏,本文的处理方法是,经济维度中,采用政府公共财政预算支出与GDP比率(gov_eco)表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陆铭、欧海军,2011;毛其淋、盛斌,2011);政治维度中,采用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编写的《中国省级地方政府效率研究报告》中对2011年中国各省份政府效率的综合得分(ge)表示政府质量效率,同时采用“地区公职人员职务犯罪人数/公职人员总人数”来表示地区政府的腐败程度(corruption),并对其按照进行标准化处理,该值越大,表明腐败程度越低;法律维度中,采用各省份专利受理量表示政府对财产权利的保护程度(property),同时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1年CHFS数据库中受访者对本地法治水平的评价值表示地区法治完善程度(pv)。
结合大量文献研究结论,模型中还对受访者的性别(gender)、受教育程度(edu)、婚姻状况(mar)、年龄(age)、住房资产(house)、时间偏好(timepre)、风险偏好(riskpre)等因素进行了控制。其中性别变量是为了控制在股市参与问题上男女之间差异的影响,设置为虚拟变量,男性赋值为1,女性赋值为0;受教育程度变量的设置是为了控制不同学历水平的受访者在股市参与上的差异,有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居民,其参与股票等风险投资的态度越积极(吴卫星、荣苹果、徐芊,2011;尹志超、宋全云、吴雨,2014);婚姻变量的设置是考虑到结婚之后可能在投资行为方面会受到约束,将其设置为虚拟变量,当受访者婚姻状态为已婚时,其值为1,否则为0;对于年龄变量的设置是考虑到18岁以下未成年人在自控能力、经济基础等方面均较薄弱,同时65岁以上老年人面临退休、健康等问题,以避免这些因素对结果产生有偏影响,本文剔除了18岁以下、65岁以上的样本,同时借鉴吴卫星(2011)的研究成果,在模型中引入年龄的二次项,控制股市参与行为中的生命周期特征;诸多文献研究均表明家庭房产的拥有与否能够对家庭参与股市的决策行为产生显著影响(Sinai和Souleles,2005;Pelizzon和Weber,2008),故设置其为虚拟变量,拥有房产时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股票投资偏好因素的控制采用对受访者的时间偏好和风险偏好。
考虑到目前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发展相对落后,为避免农村样本对回归结果产生影响,本文只选取了城镇人群进行分析。经整理得到2011年我国22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2. 分析结果。
表2报告了制度质量与股市参与之间的关系。第(1)列中的经济维度检验结果表明,市场经济自由程度和股市参与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第(2)、(3)列的检验结果表明政府治理效率以及廉洁程度越高,越有利于股市参与;第(4)、(5)列的检验结果表明法治完善程度与股市参与的关系并不显著,而产权保护程度的提高能促进股市参与。其他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基本与现有相关文献的结论一致,限于篇幅,此处不再赘述。
注:样本包含了22个省份(直辖市),其中:东部9个,分别是北京、广东、河北、江苏、辽宁、山东、上海、天津、浙江;中部6个,分别是安徽、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山西;西部7个,分别是甘肃、黑龙江、吉林、青海、四川、云南、重庆。
我们认为可能的解释有:一是由于中国的市场经济自由度相对较低,从而产生相应的壁垒效应,使其与股市参与之间的关系弱化;二是中国股票市场的“政策市”特征显著,市场发展尚不完善,有效性相对较低,因而使得投资者对于政府行为趋于敏感,影响了投资者的异质性信念;三是中国的法治完善程度较低,使得省份面板中法治完善程度与股市参与之间的关系减弱,因而表2中第(4)列相应变量的系数并不显著。
四、结论与启示
1. 结论。
本文通过建立嵌入制度质量、异质性信念要素的股市参与模型,对制度质量与股市参与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经验估计,主要结论如下:对中国各省份统计年鉴数据库、《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数据库以及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库相关数据进行合并,构建了我国2011年包含22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制度质量的经济维度检验结果表明市场经济自由度与股市参与无显著关联,政治维度检验结果表明政府治理效率以及廉洁程度能够促进股市参与,法律维度检验结果表明法治完善水平与股市参与的关系并不显著,而产权保护程度的提高能促进股市参与。对上述结论本文给出了可能的解释。
注:括号内为变量的边际影响系数;∗、∗∗、∗∗∗分别代表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
2. 启示。
第一,本文的研究为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政策视角,即制度表现视角。近年来管理层推出了一系列资本市场改革举措,有效地推动了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股市参与是一个较为复杂的系统问题,因而需要管理层从更广的系统观上,以经济学、社会学、制度学等视角为出发点综合进行决策和政策设计。第二,关于产权保护程度对股市参与的促进作用,跨国经验与中国微观样本研究结论是一致的,表明我国近年以保护产权、维护契约等内容为基本导向的经济体制完善举措成绩是显著的,但也出现了中国特有的悖论现象,基于可能的解释,我们认为中国股票市场具有一定的“政策市”特征,市场有效性有待提高,同时经济自由程度、法治完善程度的世界排名相对靠后,且它们的影响均不显著,因而需要进一步深化制度改革,厘清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制度关系,提高社会法治水平,从多个维度有效地促进我国资本市场的建设和发展。
摘要:本文基于合并的微观数据,从制度表现、异质性信念视角考察了制度质量对股市参与的影响。结果表明,制度质量经济维度的市场经济自由度与股市参与无显著关联,政治维度的政府治理效率以及廉洁程度能够促进股市参与,法律维度的法治完善水平与股市参与关系并不显著,而产权保护程度的提高能促进股市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