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金融资产（精选9篇）
居民金融资产 篇1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认为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速度和类型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并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戈德史密斯 (RaymondW.Goldsmith) 对经济发展与金融结构的关系作了系统的研究, 揭示了金融相关比率 (FIR) 与金融增长的关系。金融结构战略是金融战略的核心课题, 一个国家的货币政策和金融战略都是建立在金融结构性基础之上。可用金融相关比率 (FIR) =金融资产/国民资产来分析一国的金融发展, 它也可以反映一定的金融结构水平。
一、近年来我国居民金融资产结构的变化
近年来我国居民金融资产的基本变化是居民金融资产总量在增加, 居民金融资产结构呈现多元化趋势。1978年居民金融资产只有手持现金和储蓄这两种形式, 现在除这两种以外, 还有债券、股票和居民保险等。债券、股票等非货币金融资产在居民金融资产中从无到有, 并且比重总体呈上升趋势。但储蓄存款仍在居民金融资产结构中占很大比例, 基本维持在55%的水平以上。
(一) 居民金融资产总量在上升和M2占GDP比例在上升
居民金融资产的数量和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国经济的金融化水平。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国民经济迅速增长, 随着国民收入的分配逐渐向居民部门倾斜, 我国居民金融资产总量迅速增长。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金融资产存量核算资料初步测算, 截至2005年底, 我国居民金融资产余额首次突破20万亿元大关, 达到20.9万亿元, 比2004年增长16.2%, 扣除价格因素, 比上年增长14.2%。居民金融资产总量由1978年的380.20亿元, 增加到2005年的208994亿元, 增长了549倍, 人均金融资产相应由1978年的40.0元增加到2005年的15983.51元, 增长了399.59倍, 增长势头迅猛。进入21世纪,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进一步的快速发展, 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家庭富裕资产的增多, 以及金融市场改革探索的推进, 居民金融资产总量和人均拥有量将会继续增长。
1980—1996年, 每年我国M2增长率均超过当年GDP增长率约15个百分点。由于货币供应量多年持续增长, M2/GDP比值呈快速上升趋势, 从1978年的31.98%直线上升到2005年的184.9907%。
(二) 手持现金比例在下降
我国居民手持现金数量在上升, 但其在居民金融资产结构中的比例在下降, 由1978年的44.6%下降到2004年的10.2%, 因为其他金融资产的增长速度比手持现金的增长速度快。现金拥有较高的流动性, 但安全性较低, 收益性较低甚至为零。近年来, 金融机构开发创新多种金融工具, 如信用卡的大量发行, 替代了相当大部分的现金。据中国银联统计, 截至2006年底, 全国银行卡总量11.75亿张, 同比增长23%。其中借记卡11.19亿张, 增长22%, 信用卡5600万张, 增长38.9%。2006年全年银行卡交易额预计超过60万亿, 其中消费金额超过1.61万亿, 同比增长70%以上。
(三) 储蓄存款仍占较大比重
储蓄存款在居民金融资产总量中所占的比例在55%以上, 可见储蓄存款仍作为我国居民持有金融资产的主要形式, 其比重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 从1984年的63.6%到1995年的74.7%, 2000年下降到65.4%, 但减速不明显, 近几年又有所上升, 2004年为71.3%。
(四) 非货币金融资产比重总体成上升趋势
非货币金融资产是指除手持现金及储蓄存款之外的其他金融资产。由表1可见, 其他金融资产从无到有, 品种逐渐丰富, 1982年债券出现在居民金融资产结构中, 1985年, 居民保险和外币储蓄出现, 1987年股票出现;1987年, 非货币金融资产在总资产中所占比重为8.4%, 到2000年末, 其在总资产中所占的比重已提高到23.3%, 2004年末, 其在总资产中所占的比重为18.5%。
二、近年来我国居民金融资产结构变化的成因
(一) 国民收入和居民可支配收入持续增长
根据储蓄理论, 收入水平影响着居民储蓄水平。储蓄率的提高使居民金融资产存量规模迅速扩张。金融资产的收益对于居民财务状况的影响逐渐加大, 居民对金融资产收益的需求日益显现, 金融资产多元化成为必然趋势。
我国国民收入从1978年的3645.2亿元, 增加到2005年的183956.1亿元, 增长了50.47倍,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4元, 增加到2005的10493.0元, 增长了30.56倍,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3.6元, 增加到2005年的3254.9元, 增长了24.36倍, 增长速度之快, 为居民选择金融资产奠定了经济基础。
(二) 居民金融意识逐步增强
改革开放以来, 居民生活水平得到了大幅度提高, 居民在选择持有金融资产时, 不仅考虑其安全性, 而且对流动性、收益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手持现金和储蓄存款虽然具有较高的安全性和流动性, 但收益率也较低, 手持现金还有较高的持有成本, 而储蓄的目前收益率也较低。而非货币金融资产虽然风险相对较高, 但也具有较高的收益。
随着经济发展, 人们的量入为出等的传统消费观念, 将可支配收入全部存入银行等观念逐步改变, 新的消费、理财观念对大多数人产生深刻影响。人们不再简单地以手持现金和储蓄等两种形式保有金融资产, 而希望把金融资产结构多样化, 运用投资组合理论合理安排各金融资产之间的比例, 以期获得稳定的收益, 有效分散风险和更大程度的增值, 投资理财意识逐步增强。
(三) 金融市场逐步完善和金融深化程度提高
金融市场的发展为居民金融资产多元化提供了客观条件。近年来, 金融市场中的资本市场得到了快速发展, 在资本市场功能升级演进的进程中, 资本市场创造出一系列金融工具成为实现其金融功能的载体, 这一系列金融工具的运用过程同时也是居民进行资产选择的过程, 由此推动了居民的金融资产结构多元化进程;另一方面, 居民的金融资产结构的变迁, 也内生地促进资本市场的不断深化和发展, 两者相互推动, 形成良性循环, 共同推动整体经济的高效、稳健运行, 提高社会参与者的整体福利水平, 促进经济增长。
此外, 金融深化程度的提高是居民金融资产多元化趋势的制度背景。改革开放后, 随着拨改贷等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全面实行, 财政逐步退出了生产领域, 银行间接融资方式占据了主体地位。直接融资的制度和技术特征使其相对于银行融资具有某种比较优势, 资本市场的发展速度显著加快。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使储蓄不再是居民的唯一选择, 为居民金融资产多元化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三、我国居民金融资产结构变化对宏微观经济的影响
(一) 我国居民金融资产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我国近10年来的金融相关比率保持在0.13-0.77之间。按照戈德史密斯提出的金融结构演化理论, 金融相关比率在0.2-1之间表明一国经济发展处于初级阶段。我国金融经济发展正处于起步阶段, 还没形成可参与世界金融业竞争的实力, 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不大。根据经济发达国家金融演变的历史可知, 在市场经济国家, 金融发展对一国经济增长起着主导作用, 金融结构直接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这是因为经济增长中孕育着盈利性的机会, 而金融系统能通过有效动员资源来提供一种盈利性的工具使这种机会成为现实, 优化配置资源来满足经济增长的需要。此外, 直接通过动员社会储蓄为经济增长奠定基础, 创造金融资源支持经济增长。
(二) 我国居民金融资产结构变化对各参与主体的影响
1. 居民金融资产结构变化对商业银行的影响。
居民金融资产结构的变化, 意味着作为联结居民储蓄与企业投资枢纽的银行资产、负债结构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最终将会使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得到调整和优化。现阶段, 居民金融资产结构中储蓄存款占了主要地位, 从银行角度看, 储蓄存款是对居民部门的负债, 而且这种负债是硬约束的。居民金融资产结构的多元化, 储蓄存款向其他金融资产形式的转化, 缓解了过高的储蓄存款给银行造成的存款压力, 相应的利息支出的减少, 降低了银行的经营成本。
居民金融资产结构中证券资产的增加, 银行以企业贷款为主要形式的资产结构得以改变, 相应的证券持有比例会提高, 使银行对企业贷款的依赖减弱。这使商业银行资产流动性增强, 与其负债在期限结构上更加对称, 从而使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得以调整和优化。
储蓄存款目前仍是我国银行的主要资金来源, 大规模的储蓄存款, 银行面临着巨大的存款压力和利息支出, 为此不得不采取措施增加贷款数量, 以减少存差压力。而居民金融资产结构的多元化, 储蓄存款的分流, 银行的存差压力就会相应减少, 银行的贷款业务就会更多地强调对信贷风险的控制, 出现惜贷现象, 信贷规模减少。
2. 居民金融资产结构变化对保险公司的影响。
居民金融资产结构中保险比重总体呈上升趋势, 居民对保险单 (特别是人寿保单) 的需求增加。寿险保单兼具投资增值功能与风险保障功能, 在利率水平不断降低的情况下, 寿险保单的投资价值进一步凸现。居民对保险单特别是人寿保险单的需求不断增强。因此保险公司发展潜力巨大。保险公司可以针对居民客户需求开发兼具保障和收益性质的保险产品, 增加保费收入。
3. 居民金融资产结构变化对政府的影响。
居民金融资产的变化支持了扩张的财政政策。政府通过发行国债筹集资金, 用于国家基础设施与重点企业技术改造等建设项目。居民对国债的踊跃购买, 使政府部门顺利完成数千亿元国债的发行任务, 对于增加政府投资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支持了国家基础设施及重要工程的建设, 有力地促进了国家经济建设。
4. 居民金融资产结构变化对企业的影响。
居民金融资产结构变化有助于改善企业的资产负债状况。储蓄存款的分流, 银行对企业的贷款范围将主要集中在企业短期资金需要和部分长期资金需要, 而属于企业自有资本金的部分将由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解决。企业通过在资本市场上直接融资, 相当一部分资金通过发行股票、债券等来筹集。长期以来, 特别对大中型企业来说, 内源融资比率较低, 外源融资比率较高, 并且严重依赖银行贷款, 这种单一的债权融资形式使得企业资产负债率过高。据国有资产管理局的报告, 1980年初国有企业的负债率为38.7%, 1995年上升到76.1%。过高的资产负债率使得企业的利息负担过重, 经营效率下降。负债率高、资本金不足会增大企业的经营风险。通过证券市场筹集社会资金, 有助于提高企业发展的稳定性。因此, 解决国有企业过高的负债率, 根本出路是将国有企业对银行的一部分负债转化为居民对企业的股权。居民金融资产中证券资产比重的增加为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寻求稳定的资本性资金来源, 改善企业资产负债状况提供了可能。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虽然我国居民金融资产结构呈现多样化, 但只是初步的多元化, 储蓄存款依然占据主要地位, 因此动员大量的储蓄存款资源, 促使其向投资转化, 可使居民金融资产结构更加合理化, 商业银行应适应居民金融资产结构多样化的趋势, 积极主动地向客户提供组合配套式的一揽子金融产品和服务, 为居民客户提供个性化、多样化的金融服务。另外, 加快发展和规范保险市场, 大力开发新保险产品, 并且加快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的改革与发展。同时完善外部辅助性制度安排促进居民金融资产多元化。
居民金融资产 篇2
【关键词】居民金融资产 问题 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的收入水平显著提高，大部分家庭手里有了点“闲钱”，如何让“闲钱”不闲，是每个家庭关心的问题。而让“闲钱”转变为金融资产是国内外居民最为经常选择的一种投资方式。从宏观层面来看，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的状况对于投资、消费、储蓄、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以及金融政策的传导影响十分重要，也成为各个国家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
一、我国居民金融资产中存在的问题
（一）保险类金融资产所占比重较小
2012年我国居民持有的保险准备金占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持有总量的11.3%，为52667亿元。这一数字和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较大。尽管我国居民家庭金融资产保险准备金占整个金融资产的比重由2005年的8.8%上升到2012年的11.3%，和美国的28.1%的占比有较大的差距。一般情况下，发达国家居民保险准备金都占到家庭居民金融资产的20%以上，例如2012年，欧盟占比是31.7%；日本占比是27.6%。和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居民对各种保险产品的消费水平较低，我国的保险事业发展空间广阔。
（二）储蓄和现金占比过大
我国居民近八成家庭金融资产是“存折”。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居民的金融理财渠道有了更多的选择，但是基金、保险、债券、股票、黄金、保险、期货等理财方式没有得到国人足够的重视和青睐，大部分家庭的金融资产仍然是“存折”。2013年5月13日西南财经大学我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发布的《我国家庭金融资产调查报告》显示，在我国居民家庭金融资产中，占比最高的是银行存款，比例为57.75%；排在第二位的是现金，比例为17.93%；处于第三位的是股票，占比为15.45%；随后依次是基金为4.09%；银行理财产品占2.43%。其中银行存款和现金占整个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的75.68%。
（三）投资类金融资产比重明显低于欧美等发达国家
表一 2011年中美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比较
资料来源：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2012）。
2011年末，中美两国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总量分别为56.08万亿元人民币和50.23万亿美元，以2011年末汇率计算，美国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总量是中国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总量的5.6倍。从居民金融资产结构看，2011年美国现金存款类、股票类、保险类金融资产、信贷市场工具类金融资产占比分别为17.2%、40.7%、27.1%和10.2%。中国现金存款类、股票类、保险类和信贷市场工具类金融资产占比分别为70.4%、11%、11.5%和7.2%（见表一）。从结构看，我国居民的投资类金融资产比例还比较低，居民更倾向于风险较低收益较低的现金存款类资产。这表明一方面金融市场创新进程尚在发育初期，工具和品种相对较少；另一方面居民对金融工具投资的认识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以增强居民金融资产的保值增值的能力。
（四）金融资产的投资收益率较低
一是占比最多的银行存款和现金收益很低。银行存款并非生息资本，不但不能让资产增值，在通涨压力很大的情况下，会迅速贬值。所以银行存款和现金占比很高的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结构，资产的安全性虽然很高，但是收益性较差。二是占比第三的股票资产缩水严重。我国股票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和市场波动不但远远高于股票市场成熟国家，而且也高于很多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特别是近年来，上市公司圈钱意图明显，投机之风盛行，投资者收益较低甚至亏损严重。
从综合分析我国居民家庭资产结构来看，我国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结构大致呈现“金字塔”状。“塔基”就是是银行存款和保险产品，占40%～50%，“塔身”是债券和人民币理财产品等收益较强的理财产品，占30%～40%；“塔尖”是基金、股票等高收益高风险的理财产品，占20%～30%。因此，我国居民金融資产无论是总量、结构还是收益等都存在严重的问题。
二、改善我国居民资产状况的政策建议
（一）提高居民金融资产中保险资产所占的比重
保险不仅具有风险保障功能，同时具有储蓄、投资等功能，在发达国家，保险是居民金融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些年来，英国和法国的家庭金融资产中保险资产占比最高，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保险资产在整个家庭金融资产中的比重也比较高。而我国居民却没有对保险产品引起足够的重视，保险产品在家庭金融资产的比重很低。因此，我国居民家庭金融资产保险资产的持有量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这就要求保险业要通过增强行业自身的发展实力，提升保险资产在金融资产中的比重。要把保险行业放在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统筹谋划。保险业要根据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的需要，大力发展商业养老、健康保险等业务，在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二）大力发展金融市场，拓宽居民金融资产的投资渠道
金融资产结构的变化反映了一国的金融发展水平，既是金融系统选择的结果，也是金融市场发展的结果。美国、英国等国的金融市场非常发达，通过发行股票和债券等金融工具进行直接融资的比例较高。因而家庭居民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票、债券的比例相对较高。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可以选择的低风险金融资产较少低风险的投资渠道更是匮乏，居民选择储蓄存款实属无奈。因为我国目前情况下居民实在是没有更多低风险的金融产品可供选择，这就直接造成居民金融资产中存款的比例居高不下。因此，进行金融产品的创新是改善家庭金融资产持有结构的必要条件，必须尽快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大力发展金融市场，进一步优化金融系统结构，把资本市场的发展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不断地提高我国居民参与金融市场的热情，提高金融资产的配置效率，真正实现居民金融资产的保值增值。
（三）进一步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提高居民储蓄存款收益
针对目前我国居民的资产结构中储蓄存款的占比高达70%左右，老百姓的有钱就存进银行吃利息，不愿意让存款搬家的传统观念的现状，我国政府应该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提高居民储蓄存款收益。只有实现利率的真正的市场化，摒弃长期以来的利率管制，才能提高居民的储蓄存款收益。长期的利率管制，致使管制下的存贷款利率无法真实的反映出资金的供求关系，也使央行的货币政策效用打了折扣。积极稳妥的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放开存款贷款利率的浮动比率，给予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更多更灵活的调整利率的空间，是我们今后金融体制改革的方向。
（四）加快债券、股票市场的改革
证监会等监管部门必须深化证券市场改革，统筹证券市场的融资和投资功能，鼓励证券、基金行业和商业银行在制度上进行金融创新和服务创新，推出更多的满足居民不同需求的金融产品，进一步拓宽个人的投资渠道。一是要加快债券市场产品多元化进程。债券市场总量的不断扩大、债券品种的不断地丰富和品质的不断地提升，不但直接有利于企业的直接融资，而且也为银行、保险、金融等机构向市场推出较多的低风险的理财产品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二是严格规范股票市场秩序。加快完善《金融市场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严格执法，加大监管力度，规范市场行为，维护证券市场秩序，坚决抵制和打击过度投机、人为操纵股票价格和类似万福生科等提供虚假财务信息的不法行为，切实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给投资者一个稳定、健全、科学和规范的市场环境。
参考文献
[1]西南财经大学我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我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2013[N].中国证券报.2013.
[2]张东生.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2011）[M].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12.
[3]秦丽.利率市场化背景下我国居民金融资产的选择[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7第3期.
[4]于雪.我国居民金融资产的新变化与国际比较研究[J].《统计研究》2011，6.
居民金融资产 篇3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居民可自由支配的资产在不断增加。居民家庭的资产规模、资产结构和资产选择行为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居民的金融意识也有了大幅的提高, 已从对一般商品的需求发展到对金融产品的需求, 倾向于多样化的资产组合。随着资金的增加, 这种需求日益迫切, 人们希望通过新的金融产品来实现资产的保值和增值。不可否认, 金融资产选择将对居民生活水平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 居民金融资产的选择对于我国刺激投资、优化社会融资结构和资源有效配置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居民金融资产的配置会影响宏观经济政策的传导速度和有效性。因此, 研究我国居民金融资产选择行为并致力于促进居民资产选择行为合理化, 有助于推动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在现代市场经济中, 金融中介是金融市场运作的基础, 在经济活动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居民金融资产的选择对于深化金融中介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反过来, 金融中介的职能也有利于促进居民资产选择行为的合理化。本文的目的就是运用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在系统分析我国居民资产选择行为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的基础上, 研究金融中介在促进居民资产选择行为合理化的路径中所发挥的作用。
二、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一) 制度变迁增加居民不确定性预
期, 导致金融资产选择有明显的预防性特征。我国正在深入推行的住房、就业、医疗、劳保、教育等方面的改革, 虽然其进程和表现形式有所不同, 但对居民现实生活的影响却表现出很大的共性。即这些改革一方面增大了居民收入的不稳定性, 同时又增加了居民的预期支出。例如, 就业制度的改革, 打破了传统的“铁饭碗”制度, 使不少人面临下岗甚至是失业的风险, 从而增加了居民收入预期的不确定性。而教育制度的改革, 尤其是高等教育收费制度的推行, 又使大多数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面临一笔不菲的预期支出。因而, 在这些改革措施尚未落到实处的时候, 为了追求跨时效用最大化, 居民理性的反应只能是缩减当前消费, 增加储蓄, 以应付未来之不测。事实上, 居民面对制度变迁所表现出来的这种预防性行为特征, 从居民金融资产的现实选择和对居民储蓄倾向的一些相关调查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出来。2007年底, 我国居民的全部金融资产中, 银行储蓄存款所占比重为52.3%, 有价证券、手持现金、保险准备金和基金的比例分别为26.18%、7.35%、1.6%和9.7%。由于在众多的金融资产品种中, 银行储蓄虽然收益较低, 但它是风险最小的一种, 这说明居民的金融资产选择行为带有明显的预防性特征。
(二) 资本市场发育滞后, 居民资产选择自由受到限制。
在西方市场经济相对成熟的国家, 金融衍生工具发达, 可供一般居民选择的金融资产品种也相当丰富。银行存单、股票、企业债券、政府债券、公共基金、保险单等多种金融资产已经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而且, 经过多年反反复复的产权交易, 市场监管规则也得到不断的修正, 每种资产的风险与收益的匹配状况已逐步趋向合理。普通投资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 不断调整资产组合, 以寻求投资效用的最大化。在我国, 由于资本市场的发育相对滞后, 从而使居民的资产选择行为受到了较大的限制。首先, 从金融资产品种供给来看, 目前除银行存款外, 在我国的资本市场上, 股票、债券、基金等资产品种的规模依旧较小。其次, 从资本市场的规范性方面看, 由于缺乏系统、有效的监管措施, 导致当前投机现象异常猖獗, 违规欺诈事件时有发生, 普通居民的投资风险与收益难以匹配, 中小投资者利益没有得到很好保护。以股票市场为例, 由于众所周知的会计信息失真、机构操纵等行为的存在, 致使绝大多数中小散户成为资本市场不公平竞争的牺牲品。最后, 就资本市场网络建设而言, 营业网点稀少、辐射能力差的现状也为居民多元化投资带来了一定程度的不便, 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和部分小城镇, 目前资本市场的发展几乎空白。
(三) 城乡分割依然存在, 农村居民的资产选择行为尚未步入市场化道路。
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 多少年来, 中国的城镇与农村存在着较大的差别。虽然乡镇企业的崛起, 为缩小城乡差别搭起了一座“黄金”桥梁, 但农村地区封闭、落后、市场发育程度低的状况仍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农村居民同城镇居民的差异, 不仅表现在收入水平与受教育程度方面, 更重要的表现在生产与生活方式方面。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 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耕作方式占据主导地位的特征表明, 虽然农村传统的自然经济已经瓦解, 但现代市场经济的特征也并不明显。因而, 中国农村当前的经济状况似乎应归纳为“后自然经济”时代, 或“准市场经济”时代。这种城乡分割的现实状况, 必然决定了农村居民金融资产选择行为尚不具有现代市场经济的特征, 农民金融资产的选择目前几乎还是一片空白。一方面是由于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较低;另一方面不仅是农村, 而且在一些规模较小的城镇, 证券交易所、产权交易所、邮市、币市等金融资产流通场所也不存在, 从而使农村居民的金融资产选择行为受到较大的制约, 并不富裕的农村居民积累起的少量积蓄只能以银行存款和手持现金的方式来持有。
(四) 居民收入差距扩大, 大量金融资产过度集中于少数社会富裕群体之中。
由于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 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呈现出一种全面扩大的态势, 而且呈现出一些新的变化和特点。如在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同时, 由于垄断带来的行业之间收入差距、由于违法违纪等现象带来的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等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此外, 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滞后使失业和下岗职工的生活困难问题也更为突出。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在资产选择行为上的表现, 必然是金融资产持有结构的不合理, 从而造成大量资产向少数社会富裕群体过度集中。以城乡居民的银行存款为例, 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资料推算, 截至2005年底, 占全国总人口43%的城镇居民拥有82.3%的储蓄存款, 这一比重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值。从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占比的发展变化来看:1978年人民币城镇储蓄余额为154.9亿元, 而农户人民币储蓄余额为55.7亿元, 前者是后者的2.78倍;1990年人民币城镇储蓄余额为5, 278亿元, 而农户人民币储蓄余额为1, 842亿元, 前者是后者的2.87倍;2005年人民币城镇储蓄余额为116, 445亿元, 而农户人民币储蓄余额为24, 606亿元, 前者是后者的4.73倍, 因此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占比呈上升趋势。由于银行存款是当前城乡居民最主要的金融资产, 因而金融资产的集中程度由此可见一斑。此外, 在城镇居民内部之间, 由于收入水平的不同, 金融资产同样会存在向少数高收入居民集中的态势, 而且这种状况同农村地区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不少调查研究也反映了这一点, 如按照中国人民银行金融资产调查样本将金融资产由低到高五等分排序分析出, 户均储蓄存款最多的20%家庭拥有城市人民币和外币储蓄存款总值的比例分别为64.4%和88.1%, 而户均金融资产最少的20%家庭拥有城市人民币和外币储蓄存款总值的比例分别仅为1.3%和0.3%。
三、发挥金融中介作用, 优化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
居民资产选择中存在的问题, 不仅不利于企业的直接融资, 不利于扩大消费需求, 而且对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和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因而, 发挥金融中介的作用, 引导居民资产选择行为走上有利于国民经济发展和实现社会公平的合理化道路, 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降低居民投资的交易成本和风险, 引导居民进行多样化投资。
交易成本是金融市场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 高昂的交易成本使得很多低收入的居民无法投资金融市场。由于存在交易成本, 中低收入居民还会面临另外一个问题。由于这些居民可用于投资的资金很少, 而大量的小规模交易会产生非常高昂的交易成本, 因此这些居民只能进行有限的投资, 无法实现多样化投资。2007年底, 我国居民的全部金融资产中, 有价证券的比例仅为26.18%,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 居民参与金融市场的程度并不高。
然而, 金融中介的发展能够降低交易成本, 使得中低收入居民能够享受到金融市场所带来的好处。金融中介利用规模经济和专门技术降低了单个居民的交易成本, 在引导居民进行多样化投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共同基金公司为例, 由于共同基金公司购买大量的股票或者债券, 因此它能够享受较低的交易成本。共同基金公司以管理账户的名义将这些成本以管理费的形式扣除, 因此单个居民投资者也可以享受成本节约的好处。在引导居民进行多样化投资中, 金融中介发挥作用的另一机制是金融中介通常规模庞大, 足以购买高度多样化的证券组合, 从而可以降低居民投资的风险。
金融中介更多地使得中低收入居民参与到金融市场中, 在引导中低收入居民进行多样化投资的同时, 优化了这些居民的金融资产持有结构。此外, 金融中介为中低收入居民提供了更多的资产投资机会, 因此在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方面也发挥了一定作用。
(二) 降低居民金融资产减值风险, 确保居民金融资产保值增值。
如果说体制改革、未来支付风险增大是居民不敢投资金融市场的部分原因的话, 那么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也为居民进入金融市场设置了障碍。因为信息不对称的存在, 居民不能很好地辨别具有较高收益率和较低风险的证券与具有较低收益率和较高风险的证券, 居民或者较少投资证券, 或者在金融市场面临较高的资产减值风险。金融中介是生产信息的专家, 能将高风险投资项目和低风险投资项目区分开来。以商业银行为例, 由于商业银行将大部分贷款都发放给业绩良好的公司, 因此商业银行从贷款上赚取的回报高于其支付给居民存款者的利息。商业银行因此获利, 并一步激发其生产信息的动力。商业银行作为金融中介, 持有大部分非交易贷款, 这是其成功地减少金融市场上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关键。
现阶段, 我国处于经济转型期, 金融中介在确保居民金融资产保值增值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当前我国金融市场上信息不对称的现象较为严重, 证券市场所能起到的作用有限, 这给金融中介提供了更大的空间。2007年底, 我国居民的全部金融资产中, 银行储蓄存款所占比重高达52.3%, 这也说明了居民更多地选择银行储蓄存款作为金融资产保值增值的手段。因此, 金融中介在确保居民金融资产保值增值方面应该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可以采取的方法是创新金融产品, 提供满足各种类型居民需求的金融产品。
(三) 完善金融中介功能, 推进农村居民金融资产选择行为合理化。
目前, 农村居民的金融资产选择行为受到较大的制约, 并不富裕的农村居民积累起的少量积蓄只能以银行存款和手持现金的方式来持有。虽然农村居民的金融资产通过银行存款实现了保值增值, 但是如果一旦遇到天灾人祸, 并不富裕的农村居民将面临较大的负担。另一方面, 随着国有商业银行市场主体地位的确立和股份制改革的逐步完成, 各商业银行纷纷收缩在农村的网点, 造成了农村金融有效供给不足。因此, 各地区根据自身经济发展状况和实际特点纷纷改组农村信用社, 使其成为农村金融的主力军, 尽量满足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的需求。但农村信用社 (或农村商业银行) 由于自身的缺陷, 只提供简单的存款业务, 金融中介在农村的发展相对滞后。随着我国农村居民储蓄存款比重的进一步增加, 丰富农村居民金融资产品种便显得更具现实性和紧迫性了。针对农村经济实际情况, 要改变这一局面, 必须要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 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加快并完善金融中介在农村的发展。针对农村经济实际情况, 推进农村居民金融资产选择行为合理化的总原则应该是:降低货币资产比重, 增加资本资产份额, 为农村经济尤其是农业发展服务。金融中介尤其是农业保险、农村社会保险, 各类证券公司可以在规避农业风险方面发挥极其积极的作用。金融中介通过提供金融产品鼓励、引导人们踊跃参加农村社会保险和农业保险, 使之成为我国农村居民资产选择行为中的一个应有的必不可缺的金融资产形式, 从而推动农村居民金融资产选择行为合理化。
摘要：金融中介的职能有利于促进居民资产选择行为的合理化。本文运用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在系统分析我国居民资产选择行为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的基础上, 研究金融中介在促进居民资产选择行为合理化的路径中所发挥的作用。
关键词：金融中介,家庭金融资产,选择
参考文献
[1]陈雨露, 汪昌云.金融学文献通论:宏观金融卷[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2] (美) 弗雷德里克.S.米什金.货币金融学 (第八版) [M].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9.
居民金融资产 篇4
关键词：农村金融发展； 农村居民收入；关系
中图分类号： F832.3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号： 10.14025/j.cnki.jlny.2016.23.040
近些年来，随着国家政策的不断倾斜和扶持，农村居民收入不断上涨，收入来源也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农村居民收入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例如农村的教育程度、城镇化建设的水平等。另外，农村金融的发展也对农村居民收入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特别是随着金融改革的大力推进，其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越来越大。
1农村金融发展现状
为了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金融发展的条件日渐宽松，各种创新型的农村金融形式层出不穷。但是我国早期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农村支持城市、农业支持工业，导致尽管农村金融发展呈现出迅速的态势，但相对于城市来说依旧落后，且对增加农村居民收入方面作用有限。当下，我国农村金融的发展呈现出以下特点：
1.1金融组织形式单一，数量有限
虽然农村地区的金融组织日渐增多，但是总体看形式单一、数量有限。当下在农村地区普遍存在的为农业银行、农商行以及正在探索试点阶段的村镇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等在农村地区难觅踪迹。即便是以上提到的三种银行，在农村地区也仅存在于村镇上，网点设置少之又少。因网点路途较远，增加了农民利用成本，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村居民对银行的利用率。
1.2农村金融发展存在不足，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滞后
由于我国城乡之间普遍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得城乡在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基础设施相对落后，例如信用、产权制度建设方面严重滞后，导致农村的金融业同城市的金融业相比显现先天不足，不但业务发展滞后、职能弱化，而且连基本的金融机构都较为缺乏，无法完全覆盖，因此导致信贷对农村发展的支持力度不足，农村剩余资金大量外流。
2农村金融发展同农民收入的关系
农村人口占比重非常大，因此其收入的增加对解决三农问题至关重要。改革开放后，随着农村、农业的发展和政策的放开，农民的收入有了很大提高，但其增长速度远远低于同期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由此导致城市居民和农民收入水平的差距不断拉大。收入差距的拉大、农村经济发展相比城市速度缓慢、城乡发展不平衡日益明显，以致形成目前较为严重的“城乡二元结构”，制约着农村金融对农民收入增加的促进作用。
2.1农民收入的组成部分
农民收入主要由四大部分组成：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最主要的组成要素是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二者构成绝大多数农民收入的绝大部分。
2.2农村金融对农民收入的影响途径
农村金融对农民收入发挥影响主要是通过信贷来对乡镇企业的发展产生影响，而农民通过在乡镇企业的工作获得工资性收入来进而影响农民收入；其次，农村金融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使通过向农民提供家庭贷款，以帮助农民发展经营性农业投资来增加农民的经营性收入；再次，农村金融通过向农村居民提供储蓄利息等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农民收入的转移性收入部分依赖于国家政策，属于转移支付范畴，跟农村金融基本无关。
2.3农村金融对农民收入的具体影响
由于农村金融作用发挥比较滞后，农民由于没有充足的抵押等原因无法充分大量获得农业贷款，导致农民扩大农业经营规模的程度有限。由于农民扩大经营主要是中低端的种植、养殖业，附加值低，经营方式比较单一，无法调整产业结构；另一方面，农业生产的生产周期长，且受自然灾害等外在因素的影响较大，贷款风险高，农村金融对农民经营性收入的增加作用不明显，部分贷款甚至成为农民的债务，制约了农民收入的提高。
农民工资性收入是指农民被企业或个人雇佣，为雇佣者提供劳动而获得的收入，如外出务工、在乡镇企业中务工的所得。随着当乡镇企业的发展和中小城镇的建设，农民更多地参与第二或者第三产业获得工资性收入。农村金融的发展有助于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因为农村金融通过加大对乡镇企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贷款，促使乡镇企业的发展壮大，为农民提供更多务工机会；农村基础设施在农村金融贷款的支持下，一方面会吸收大量农民来务工；另一方面，会促进农村地区农村经济的发展，推动农村的产业化以及农村产业的规模化，从而增加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农村金融的发展促进农村经济的整体发展，也有助于农产的产业结构的升级，促使农民从传统的农业向高附加值及高收入的工业、服务业等转移，增加了农民单位劳动时间的产出和工资水平，增加了其工资性收入。
我国农民的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在农民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都较小，同时各地区由于发展程度、财产状况的不同，二者占总收入的比例也不同。当前我国农村的金融机构主要以信用合作社、邮政储蓄银行、农业银行为主，金融机构的种类单一、数量少，为农民提供的金融服务也有限。主要集中于存取款、贷款，极少有投资、理财、保险等财产保值增值服务。农民由于知识有限又缺乏投资渠道，因此更愿意将钱存放于金融机构获得微薄的利息收入，无法获得证券、基金等投资理财带来的财产性收入的增加。农民转移性收入主要取决于政府的政策，农村金融机构更多地承担代政府发放涉农补贴、救济金等政策性资金，因此金融机构本身对农民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3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得出结论，农村金融的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增加是有促进作用的，主要通过增加农民的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来实现。同时，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农村金融本身不足等原因，导致农村金融对农民收入增加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因此要大力促进农村金融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卢立香.中国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影响的理论与实证研究[D].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11.
作者简介：李朋，满族，长春科技学院，在读本科生，研究方向：金融学。
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管理的国际比较 篇5
一、理论背景与研究综述
一般认为, 居民金融资产管理的研究是以家庭资产组合选择理论为基础的。现代金融理论中, 关于投资者组合选择的理论经历了从静态到动态决策的发展过程。静态分析框架的基础是冯.纽曼和摩根斯坦 (Von Neumannn&Morgenstern, 1944) 在不确定条件下的标准化决策公理。该公理表明, 投资者关于最终消费的效用函数是凹的 (concave utility function) , 家庭将选择投资组合使得其最终消费的预期效用达到最大化。而效用函数的某种凹性度量, 可以反映投资者的风险厌恶程度, 递增的绝对风险厌恶会降低对风险资产的需求;而当家庭财富增加时, 递减的绝对风险厌恶将会提高对风险资产的需求。在上个世纪60年代, 经济学家将时间引入组合策略中, Mossin (1968) , Merton (1969) 等人的研究表明, 在常数相对风险 (CRRA) 效用函数的假定下, 静态最优组合选择也是动态最优选择。如果效用函数不是CRRA的, 则意味着家庭可以选择时变金融资产组合结构, 家庭投资者可以平滑一生的消费, 达到分散生命周期中的风险目的。还有另外的两个重要因素影响家庭金融资产组合:一个是流动性限制, 另一个是家庭可能面临着不可保险的风险, 如影响其人力资本的风险。当出现这两种情况时, 家庭会减少风险资产投资。
二、家庭金融资产管理的国际比较
(一) 欧美发达国家家庭金融资产管理现状
欧美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相对完善, 家庭的金融资产组合选择值得借鉴。随着欧美各国关于资产组合微观数据库的建立, 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实证研究逐渐增加。以John Heaton (2000) 和Guiso, Haliassos&Jappelli (2003) 为代表, 欧美发达国家家庭金融资产管理情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欧美发达国家的家庭中, 参与风险资产投资的比例并不高, 平均的风险金融资产在家庭总资产中占的份额很低。不同国家的家庭参与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比例也有较大差异。风险投资比例最高的美国、瑞典家庭中, 参与股票市场的投资比例大约为50%, 英国的比例是1/3, 而荷兰、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家庭参与股票市场的比例在15%--25%之间。美国中产阶层家庭中, 平均风险金融资产只占家庭总资产的5%, 其他国家的相应比例还要低一点。
其次, 家庭金融资产投资存在明显的财富效应、教育效应以及一定程度的年龄效应。金融市场的参与成本将低收入家庭阻挡在风险投资门外, 只有家庭收入达到一定水平, 参与风险金融资产投资才有利可图。收入越高, 家庭参与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比例越大。在欧美家庭中, 低收入家庭只持有很少的金融资产, 几乎不考虑风险金融资产的投资。收入超过平均水平以上的家庭占有总风险投资价值的绝大多数, 尤其是位于前20%的高收入家庭, 持有很大比例的金融资产。家庭成员受教育的程度对是否参与股市投资的家庭也有重要影响。美国家庭中, 那些成员最高学历都不够高中程度的家庭只有非常低的比例涉足股市, 而成员受过高等教育的家庭有近半数参与股市投资。年龄构成对家庭参与股票市场也有显著影响, 但这种影响在不同国家有所差异。
再次, 虽然不同国家的家庭资产配置有较大差异, 但有一点很相似, 不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不够分散, 尤其是一些高收入家庭。主要有以下几种具体表现:1.将家庭财富投资于极少数品种的风险资产上;2.投资局限于相对较小的市场范围, 比如国内资产甚至更小范围的区域性资产, 很少拥有国际化金融产品;3.一些家庭财富中, 很大比例投资于家庭成员受雇的企业股票, 虽然部分归因于公司的各种政策 (如薪酬激励、养老保险政策) , 但有的家庭则是基于历史业绩和股票在市场上的表现, 而过多持有所在公司的股票。
(二) 我国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管理现状
首先, 我国目前还没有关于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方面的统计指标, 只是在某些年份, 一些地区做了局部调查。笔者将这些调查结果加以整理, 概括出我国家庭的金融资产管理现状。
首先, 自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家庭的金融资产数量快速增加, 同时, 家庭之间的金融资产数量差距也越来越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 1996年最高收入的20%家庭金融资产占有全部家庭总金融资产的48%, 而最低收入的20%家庭只占有总金融资产的4%, 两者相比为12:1;而2002年的相应比例分别是66.4%、1.3%和51:1 (赵人伟, 2003) 。1999年的调查数据表明:8.6%的最富裕家庭拥有总家庭金融资产中的60.4%, 其中1.3%的最富裕家庭占有31.43%;而43.73%的最贫穷家庭只占有总金融资产的2.99%, 贫富差距相当悬殊 (孙学文, 2004) 。
其次, 我国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从一元化发展到多元化, 但是结构仍然很不合理。在我国的现代金融体系初步形成之前, 家庭金融资产只限于银行存款, 随着现代金融市场的建立和发展, 家庭的金融资产从现金、银行存款等“安全”金融资产到各种较低风险的债券、保险金以及股票、期货和外汇等“风险性金融资产”, 家庭金融资产品种日益多样化, 但资产配置仍然很不合理。具体表现在收益很低的“安全”资产占据家庭金融资产中的太大比例。我国家庭的金融资产中, 近七成是储蓄存款, 其中定期存款占有很大的比例。即使在2006-2007年股市高涨期间, 大量家庭金融资产由银行转移到股市时, 城市家庭储蓄存款仍然不低于五成。另外, 在家庭金融资产增加的同时, 还存在有效保险需求不足的矛盾 (魏华林, 杨霞, 2007) 。
再次, 我国家庭金融资产数量和配置结构都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统计数据表明, 不同地区居民金融资产分布极不均衡。截至2008年底, 储蓄存款最多的5个省份, 分别是广东、江苏、山东、浙江和北京, 占全国储蓄存款的40%。其中, 广东占全国储蓄的14.2%;储蓄存款最少的5个省份, 分别是西藏、青海、宁夏、海南和贵州, 储蓄存款只占全国储蓄的2% (资料来源:国家发改委网站) 。从家庭金融资产数据来看, 黑龙江2007年的抽样调查数据表明 (孙丽颖, 2008) , 该省城乡居民家庭平均拥有不到2.2万人民币的金融资产, 而江苏省江阴市农村家庭2005年的平均金融资产达到5.66万元 (符国华, 2006) 。区域差异不仅表现在家庭金融资产数量上, 不同地区居民金融资产结构也不同。2002年广东省居民金融资产中, 居民储蓄存款和手持现金占金融资产总额的92.2%, 证券投资占5%, 其他金融资产占比为2.8% (资料来源:国家发改委网站, 下同) ;云南省居民储蓄存款和手持现金占比83.6%, 证券投资占比16.4%, 其它金融资产占比为0.19%;河南省居民居民储蓄存款和手持现金占比81.3%, 证券投资占比10.1%, 其它金融资产占比为8.6%;辽宁省居民储蓄存款和手持现金比例为88.8%, 证券比例7.7%, 其他金融资产为3.6%。这些省份的数据大致代表了我国不同区域的家庭金融资产结构情况。
最后, 我国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存在明显的财富效应和教育效应。2002年, 我国对广东、山东、天津、河北、江苏、甘肃、四川和辽宁8省份的22个城市家庭做了金融资产抽样调查, 按照家庭金融财富将城市家庭分为5个层次, 从最贫穷的20%家庭到最富裕的20%家庭, 拥有全部家庭股票总价值的比例分别是0.4%, 3.0%, 6.2%, 15.4%, 75%。可以看出, 随着家庭财富的增加, 拥有的风险性金融资产比例显著增多。将家庭按照文化程度分为小学、初中、高中、中专、大专、本科和硕士以上等7个文化层次, 户均金融资产分别为48222、51994、56910、64460、106338、160176、220032元, 可以看出, 家庭金融资产与家庭成员受教育程度存在正相关关系。
三、结论与启示
(一) 发挥金融中介的功能, 降低投资者参与金融市场的成本
通过欧美各国家庭资产组合的国际比较来看, 共同基金和养老基金等金融中介的存在使家庭更多间接地投资于风险性资产, 金融中介可运用风险管理功能, 辅助一般投资者参与日益复杂的金融市场和更有效的使用创新型金融工具, 降低了一般投资者的参与成本。此外, 应重视加强金融中介的职业标准和道德规范水平, 因为他们的职业信誉会通过影响家庭的信任度而间接影响到参与股票的程度。
(二) 建立多层次保险体系和新型福利制度, 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近年来, 随着收入分配体制、社会保障制度、住房、医疗、教育体制等方面改革不断深化, 居民更多地面临未来收入与支出的不确定性。由于缺乏发达国家通常都有的社会保险和福利体系, 使得个人需要更多的储蓄来保障自己的未来。因此, 发展家庭金融需要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建立多层次保险体系和新型福利制度。
(三) 增加城乡居民收入, 尽快缩短贫富差距
收入是决定家庭金融发展的关键因素。上述研究也表明, 家庭的收入 (财富) 对股票参与决策和投资比例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目前。我国居民家庭财产总量虽然快速增加, 但总量相对于发达国家仍然较低。因此, 经济稳定发展, 居民收入持续增加, 家庭财富水平不断提升, 家庭金融才能有更健康和坚实的发展基础。
(四) 对家庭资产选择行为提供有益引导和监管, 提升金融市场参与度
为引导居民储蓄有序分流, 政府应对家庭资产选择行为提供有益引导, 加大监管力度, 规范资本市场秩序, 加强对中小投资者保护和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同时, 可以通过加强金融教育, 培养金融意识, 降低交易成本等方法提升我国居民金融市场参与度。
摘要：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管理是家庭理财的核心部分, 具体包括现金流管理、信贷管理、储蓄和投资等管理行为。本文运用现代金融理论, 对家庭金融资产管理进行了国际比较, 在此基础上, 探讨我国居民如何有效地进行家庭金融资产管理, 并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家庭金融,资产投资组合
参考文献
[1]魏华, 林杨霞.家庭金融资产与保险消费需求问题研究[J].金融研究, 2007 (10) .
[2]于蓉.我国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研究[D].暨南大学, 2006.
[3]史代敏, 宋艳.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实证研究[J].统计研究, 2005 (10) .
居民金融资产 篇6
自Campbell在2006年美国金融学年会上首次提出将家庭金融作为一个独立的金融研究方向以来, 家庭金融理论研究逐步兴起, 有关家庭金融选择与投资的理论也不断增多。于蓉 (2006) 、何秀红、戴光辉 (2007) 、骆祚炎 (2008) 等从宏观和微观等不同角度论证了居民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因素, 并给出了相关建议。但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研究方面, 仅从第三者角度针对居民进行资产选择做出了方向性指导, 而针对居民金融投资的切身性实践方法选择方面的研究鲜有所见。本文在采用扬州市城镇居民金融投资实践数据的基础上进行方法探索,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随着金融产品的日益丰富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家庭投资理财意识日益增强, 家庭金融实践得到了快速发展。据统计, 2012年扬州市城镇居民人均金融资产8.21万元;储蓄存款占比32.56%, 有价证券23.84%, 保险24.38%。2013年扬州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0, 690元, 其中有37.8%用于储蓄和投资。居民在进行消费与储蓄决策的同时, 也日益面临着金融资产的投资选择问题。面对股票、基金、债券、金融理财产品等繁多的选择时, 如果缺少科学的实践方法, 投资者很难做出真正符合自己意愿的选择。在收益率、风险性、流动性这个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复杂系统当中, 很难用绝对定量的方式进行描述, 为了避免决策的盲目性和定性分析的主观性, 层次分析法提供了一条很好的将半定量、半定性问题转化为定量问题的解决方法, 有效帮助居民理清思维逻辑, 做出合理选择。
二、金融资产投资选择分析
通过调查统计, 运用层次分析法对扬州市城镇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投资进行一般性分析。针对个体投资者, 可根据个人接受的准则进行模型构建, 得出个性投资方案。
(一) 数据来源与基本描述。
通过问卷调查形式获得扬州市参考数据, 问卷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 尽可能获得不同特征城镇人群的资产选择状况。共发198份问卷, 实际收回有效问卷184份。问卷基本采用YAAPH软件自动生成格式, 内容均为双因素比较评分题, 按1~9比例标度赋值打分, 标度1, 3, 5, 7, 9对应于两因素相比为同等重要、略为重要、比较重要、非常重要和绝对重要, 而2, 4, 6, 8表示两判断之间的中间状态对应的标度值。本文模型采用的是相同条件下出现频率最高的赋值分 (频率相同的取中间值) 。 (表1)
由表1可见, 调查对象中性别比例基本持平, 男性占51%, 女性占49%;各年龄段人数基本协调, 26~35岁的青年全体占32%, 36~55岁的中年群体占35%, 56~75岁的老年群体占33%。问卷覆盖范围广, 具有代表性。87%的人倾向于低风险投资, 68%的人倾向于强流动性投资, 86%的人倾向于高收益性投资。其中, 低风险投资者中, 老年群体占比最高, 为36%;强流动性投资中, 青年群体占比最高, 为41%;高收益性投资者中, 中年群体占比最高, 为35%。青年男性最注重资产的流动性和收益性, 中年男性最注重资产的收益性, 老年男性最注重资产的安全性;青年女性最注重资产的收益性, 中年和老年女性最注重资产的安全性。
注:来自于调查问卷数据
分析可得, 扬州市城镇居民更倾向于风险小、流动性强、收益率高的投资选择组合, 其中不同年龄和性别群体也显示出不同的投资偏好。青年群体倾向于高风险、高收益、高流动性的“三高”投资, 而老年群体更注重于资产的安全性, 中年群体则注重资产的稳定收益性。男性较女性而言具有更大的风险承受能力, 更强的流动性需求, 女性投资显得更加稳健。
(二) 准则确立。
金融资产投资需要综合考虑投资风险、收益和流动性。一般来说, 高风险会带来高收益, 收益高则会导致弱流动性和低安全性。单方面考虑任何一个要素所做出的决策都是片面的, 各种经济因素相互影响、相互制约, 这也就导致了家庭之间由于偏好的不同而产生投资准则和结果不同。由表1分析可得, 大部分居民倾向于风险性小、流动性强、收益率高的组合, 这也大致代表了扬州市城镇居民的一般性投资偏好。所以模型准则层确定为三个:风险性小、流动性强、收益率高。
(三) 建立递阶层次结构模型。
根据“风险性小、流动性强、收益率高”准则, 以及“银行储蓄、股票和基金、债券、金融理财产品”四个主要投资方案, 建立AHP模型。 (图1)
(四) 根据因素的重要性比较构造判断矩阵
(五) 层次单排序及一致性检验 (采用和法计算权重) 。
(表2) 由表2可知, 所有的单排序CR<0.1, 即每个判断矩阵的一致性都是可以接受的。
(六) 层次总排序及一致性检验。
B层次总排序为:
CR都小于0.1, 一致性通过。
A层次总排序为:
CR小于0.1, 一致性通过。因此, 总体一致性通过。
(七) 结果及原因分析。
分析上述结果可见, 对于B层的3个要素, 风险性小的权重最大 (0.7644) , 且远超过流动性强 (0.0698) 和收益率高 (0.1659) 的比重, 说明家庭投资者最为看重的是资产的安全性, 其次为资产的收益性, 流动性方面的考虑是最少的, 属于比较稳健的投资群体。
从层次单排序来看, 在考虑风险性和流动性的前提下, 投资者最偏好的选择是银行储蓄, 在考虑收益性的基础上, 投资者较为看好股票基金和金融理财产品。无论是从单排序还是总排序, 投资者最不看好的是债券投资。
银行储蓄由于具有高安全性、高流动性与便捷性, 同时也受历史观念影响, 是我国居民最长使用的一种投资方式, 但收益率低, 资产保值增值能力差。金融理财产品凭借选择组合丰富、短期险、高收益、进入门槛低、安全性稳定, 近年来受到居民热捧, 居民储蓄不断向金融理财产品迁移, 形成全民投资的热潮。相较于低收益的债券, 股票、基金市场的高收益刺激了居民投资, 但由于股市参与需要较高的专业知识, 且风险较大, 信息不对称严重。近年来受金融危机影响, 股票市场不景气, 居民投资热情有所下降。虽然我国已经形成了以场外交易为主, 场内交易为辅的债券市场体系, 但仍然存在结构单一、流动性不足、市场分割等问题。机构投资者相对于居民个人而言在资金、技术、信息等方面都具有绝对优势, 居民进入门槛比较高, 导致了我国债券市场的交易倾斜, 扭曲发展。另外, 我国债券市场产品结构单一, 以国债为主体, 企业债券发展滞后, 且绝大多数企业债券无法顺畅流通和转让, 加上我国不健全的企业债券市场信用评级机制, 抑制了居民参与市场投资的积极性。
从上述方案总排序结果看, 扬州市城镇居民进行金融资产投资时优先顺序为:银行存款、金融理财产品、股票和基金债券, 该投资顺序也符合扬州市现有的金融资产投资规模与现状, 居民可根据自身的投资偏好设立模型准则, 从而找出自己的金融资产投资顺序。 (表3)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 简要结论。
就扬州城镇居民来说, 总体倾向于低风险性、强流动性、高收益率的投资组合, 其中青年群体最注重资产的流动性, 中年群体最注重资产的稳定收益性, 老年群体最注重资产的安全性。男性居民相对于女性居民具有更大的风险承受能力、更强的流动性需求和更高的收益率要求。因此, 符合扬州市居民金融资产投资意愿的理性选择顺序应该是银行存款金融理财产品股票和基金债券。
(二) 政策建议
1、投资者在进行金融资产投资时, 应尽量避免盲目性、主观性, 不断增强金融投资知识, 有效甄别信息, 慎重决策。
根据个人实际情况确定自身的投资偏好准则, 有效协调风险、收益与流动性三要素, 增强风险意识, 提高风险识别能力。金融资产配置需要进一步多元化, 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储蓄资产向其他金融资产的转移, 优化配置结构, 提高资产的投资增值效率。
2、金融机构应顺应金融市场改革趋势, 调整优化经营模式, 创新驱动发展。
通过加快金融产品创新, 根据居民需求创造多样化的金融产品, 拓宽居民金融投资渠道。充分发挥金融服务优势, 针对不同年龄, 不同性别特征的人群提供不同的投资建议与理财产品, 引导居民做出合理投资。通过个性化服务与专业化指导, 降低居民金融市场进入门槛, 提高居民金融市场参与度。
3、健全资本市场, 营造沟通顺畅、投资多元、进出有序、监管到位的金融投资环境。
有序透明的金融投资市场是居民参与投资活动的保障和前提, 因此应该加强资本市场监管, 建立统一的监管体系, 提高信息透明度。健全社会信用体系, 切实发挥好信用评级作用, 为投资者提供准确的投资信息, 减少居民参与金融市场投资的风险性。加快证券市场, 尤其是债券市场发展, 加快完善二级市场体系建设, 增强金融体系发展的平衡性。
摘要：随着扬州市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家庭财富的增加, 居民参与金融市场投资的实践也越来越多, 对金融决策分析方法的需求也日益迫切。本文在统计收集扬州市城镇居民数据基础上, 基于层次分析法对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投资进行研究, 给出投资选择顺序等相关建议。
关键词：金融资产,投资,选择,扬州
参考文献
[1]卢家昌, 顾金宏.城镇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研究: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J].金融理论与实践, 2010.
[2]窦婷婷.我国城镇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研究[D].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3.
居民金融资产 篇7
随着金融市场发展,居民投资理财意识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通过股票、基金、理财等金融工具实现财富的保值增值。居民金融资产总量增速早已远高于国民生产总值和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速,并在居民生活和宏观经济运行
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微观来看,研究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问题,能够引导居民家庭合理规划金融资产投资,为金融产品创新提供重要依据;宏观来看,通过分析家庭的金融资产选择特点,了解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程度以及相关传导机制,对于优化我国家庭金融资产结构、推动我国金融市场改革、调整经济结构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与过去研究相比本文具有如下特点:1)从研究层面来看,以家庭微观调查数据为基础,克服了以往研究由于微观数据缺乏而导致研究只停留于宏观层面的不足;2)在指标选取方面,将房产加入组合选择模型,考虑了房产消费对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持有行为的影响;3)从评估方法来看,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评价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对变量的刻画更加精细,评价结果更加准确。
二、文献综述
(一)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H eaton(2001)[1]研究发现股市参与度与年龄呈现弱的负相关关系,与收入、教育呈现强的正相关关系。Guiso,Sapienza and Zingales(2004)[1]发现对外界社会、金融机构等信任度高的家庭更情愿投资风险资产。Puri and Robinson(2005)研究发现对未来持有乐观预期的家庭更多地投资于风险较大的股票。Guven(2013)[2]认为房产的投资与消费的双重性质使家庭金融投资呈现随生命周期变化的特点,对房产的过度投资会减少对风险性金融资产的需求。于蓉(2006)考虑到消费者预期、信任度、社会互动、投资者情绪等行为特征对股票市场投资的影响。雷晓燕,周月刚(2010)[3]研究发现,健康状况变差会使其减少风险型金融资产的持有,并将资产向安全性较高的生产性资产和房产转移。王刚贞,左腾飞(2015)[4]认为投资者的风险偏好与投资经验、文化水平、性格特征、财富水平正相关与年龄负相关性。
(二)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分析方法的研究
国外研究方面,Markowiz(1952)提出均值———方差模型,提供了一种寻求风险与收益的最佳配比的金融资产选择方法。Angerer(2010)通过构建资产定价模型,把住房的双重属性都考虑在内,讨论住房———消费这一资产定价模型对预期股票的回报率产生的影响。史代敏和宋艳(2005)运用四川省2002年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调查数据,采用Tobit模型对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进行实证研究。卢家昌,顾金宏(2010)[5]构建出家庭金融资产投资决策的结构方程模型,对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各个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和内在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窦婷婷(2013)运用因子分析法结合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家庭选择证券类、保险类货币类、这三类金融投资品种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程度。张兵等(2015)利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分析了宏观经济情况和地区特征对我国家庭证券类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影响。
通过对过去学者在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研究的分析可知,其不足之处有如下三点:1)在研究视角方面,数据来源多为宏观统计数据,研究主要停留在宏观层面,对于家庭微观层面的研究存在较大的不足;2)在研究方法方面,较多的是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评价结果较为粗糙,对变量间关系刻画不够精确;3)在指标的选取方面,较少有考虑到房产投资对居民风险型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影响。
三、数据来源与样本统计性描述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赣州市中心支行组织的“2016年赣州市城镇居民金融资产负债基本情况调查”。合计发放问卷1076份,剔除无效问卷后筛选出有效问卷1043份。
(二)问卷设计
由于城镇居民的金融资产存量和金融投资活动要明显多于农村居民,本次问卷调查重点选择城镇居民。在调查问卷中,主要设计了家庭成员、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收入水平、房产持有数。
(三)描述性统计
在1043张有效问卷中,持有风险性金融资产的家庭有238户,占比为22.82%。家庭常住人口均值在3.93,从人口结构上看,主要集中在3人~4人之间。决策者年龄均值为2.91,主要分布于31~40岁及41~50岁两个年龄层次。决策者文化水平度均值为4.55,从分布结构上看,学历按由高到低排布呈现正态分布态势。家庭月收入水平均值为4.01,介于5001~10000及10001~20000元两选项占比合计达到68.64%。家庭持有住房套数主要以1套为主,占比为77.18%,无住房及持有3、4套住房均属于少数占比。具体统计情况见表2。
四、实证分析
(一)变量的选取及度量
外部金融环境会决定家庭金融资产的选择范围和配置比例,但即使投资决策者面对同样的外部环境,不同的投资决策者依然会根据自身状况做出不同的投资决策,为了进一步探讨影响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微观因素,在借鉴Rosen(2004)[2]、Guiso(2004)[4]、Clar k(2012)[6]、于蓉(2006)[8]、李涛(2006)[9]、雷晓燕(2010)[11]、段军山(2016)[13]等学者的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实际调查数据,选取决策者年龄(age)、决策者文化水平(doe)、决策者职业(pro)、家庭收入状况(fme)、家庭人员数(fp)、持有房产套数(hn)六个因素对赣州市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相关变量的度量方法见表1。
(二)居民金融资产选择行Probit模型的构建
研究居民金融资产持有问题,即“持有”和“不持有”风险型金融资产的二元决策问题,故可通过构建Probit模型对该问题进行分析。居民金融资产选择行Probit模型具体表达形式如下:
式(5)中,εi为随机扰动项,服从N(0,1)的标准正态分布。因此,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影响因素的Probit模型可建立为:
式(6)中,prob(Y=1/Xi)是居民“持有金融资产”(即Y=1)的概率。x1,x2,x3…xn为解释变量。α0为常数项,β1,β2,β3…βn为对应自变量的Probit回归系数,εi为随机扰动项,服从N(0,1)分布。根据前文的分析,选择了家庭人员数、年龄、文化水平、决策者职业、家庭收入状况、房产持有数6个解释变量研究赣州居民金融资产持有行为并构建出probit回归模型,各变量的具体说明见表1。
(三)Probit回归结果
以2016年4月在赣州市对居民进行网络问卷调查所获得的1043份有效问卷为数据来源,采用Stata11.0软件的pr obit运算工具对六个变量进行Probit回归分析(回归结果略),从全变量模型的回归结果来看,决策者年龄(age)、决策者职业(Pro)家庭人员数(fp)三项解释变量的P值分别为0.254,0.055,0.175,无法通过变量的显著性检验,为进一步提高模型和变量的显著性水平,故采用逐步回归法对6个解释变量分别进行回归分析,以确定模型最终的解释变量个数,最终Probit模型回归结果见表3所示。
五、结论
(1)在六个设定的主要模型影响因素中,决策者年龄、家庭人口数两个变量在回归模型中不显著,予以剔除,决策者文化水平、决策者职业、家庭收入状况、房产持有数四个变量回归效果较为显著,是居民家庭风险型金融资产持有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
(2)在决策者文化水平方面,变量Z统计值达到-5.11,显著性检验通过且系数为负(注:文化水平越高,评分越低),即户主受教育水平越高,居民持有风险型金融资产需求的可能性就越大。可能的解释是文化水平高的户主其个人素质和能力均较高,具备较强的接受新事物、风险辨识和学习新技术的能力,能帮助他们在控制风险的基础上获取收益,故而有较强的风险型金融资产持有需求。
(3)在决策者职业方面,指标的Z统计值为-2.01,模型的显著性检验通过,其系数为负(注:职业稳定性越高,评分越低)。说明职业越稳定的决策者,其持有风险型金融资产需求的可能性越大。究其原因,职业稳定性越高的职业收入的稳定性越高,对金融资产的抗风险能力更强,因此对风险型金融资产的持有概率更高。
(4)在家庭收入水平方面,指标Z统计值为2.91,模型显著性检验通过,指标系数为正,说明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居民的风险型金融资产的持有需求呈现上升的趋势。原因很大程度是由于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家庭可支配收入更多,居民对于风险投资的需求逐步上升所导致。
(5)在房产持有量方面,指标的Z统计值为4.02,模型的显著性检验通过,且其系数为正,说明家庭房产持有行为对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存在正相关性,即房产投资并没有对家庭的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可能的解释有两点:首先,居民在持有房产后,购房压力降低,家庭可支配收入增加,促进了金融投资行为;其次,持有房产越多,居民家庭财富积累越大,家庭金融资产投资活动的抗风险能力提高,使该类家庭风险资产金融资产投资需求增加。
参考文献
[1]Guiso,L.,P.Sapienza&L.Zingales.the Role of Social Capital in Financial Development[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4(94):526-556.
[2]Guven C..Reversing the Question:Does Happiness Affect Consumption and Savings Behavior[J].Journal of Economics is Psychology,2012,33(4):29-36.
[3]雷晓燕,周月刚.中国家庭的资产组合选择:健康状况与风险偏好[J].金融研究,2010,(1):31-45.
[4]王刚贞,左腾飞.城镇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实证分析[J].统计与决策,2015,(12):151-154.
居民金融资产 篇8
一、货币流通与资产价格
供需定律是市场经济中的第一定律, 其中价格是最集中的反映。经济学界用CPI来描述实体经济的物价水平, 而物价是商品或服务价值货币的表现形式;所以, 货币的供给对物价水平有直接几乎全部的影响, 也就是居于这个关系, 我国人民银行当局把CPI作为一个关键的指标来发收货币, 即把物价稳定作为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而20世纪七十年代以来, 经济学家们特别是金融工作者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货币的失踪, 即用传统的货币需求方程估测出的货币余额大于其实际数。许多经济学家用传统的货币需求函数对世界典型国家的样本进行处理, 寻找货币供应量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相关性, 都毫不例外的得出性质很不合理的参数估计。他们得出参数估计的显著性, 在横截面上, 随经济发达程度的提高, 其显著性越来越小;在时间序列上, 随着GDP的增长显著性呈现下降的趋势。价格是实体经济的映射, 许多国家都存在着价格指数与货币供应量的偏离。不管是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印度还是美国及欧盟等发达国家, 都表现出这种特性且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这被称为所谓的“现代市场经济之谜”。那么多的货币到底跑到哪里去了呢?
经济学家们发现, 货币进入流通过程以后, 经过一系列的渠道最终不仅仅是留存在实体经济当中 (以CPI的形式表现出来) , 而且有一部分还分流到了虚拟经济体中 (表现为我们的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等资产价格) 。由于虚拟经济的存在, 我们把传统的货币需求函数MV=PQ (公式中, M为货币供应量;V为货币流通速度;Q为一个国家当年全部的最终产品的数量;P为总价格水平) , 进行扩展从而把虚拟经济因素内生化, 得扩展公式如下:
式中, P*表示金融产品价格;Q*表示金融产品的数量;P*Q*为虚拟经济市场所需要的货币流通量;PQ为商品市场所需的货币流通量;MV为货币流通量。该公式表明, 货币流通量不仅仅取决于实际经济的运行状况, 而且还受到虚拟经济, 如金融市场的影响。反过来理解, 就是货币的流通量决定了整个市场的价格水平 (包括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 , 而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分别由当前的实际报酬投资回报率和预期的收益率来决定其相应的吸收货币的能力的强弱, 从而形成相对的价格水平。当人们预期未来的收益率高于当前实际报酬投资回报率时, 就会减少当前的消费而购买反映未来收益的资产, 如股票。在价格水平上, 实体经济市场和虚拟经济市场存在四种关系:彼消此涨 (P涨, P*下跌) ;此消彼涨 (P下降, P*涨) ;双高 (P上升, P*上升) ;双底 (P下降, P*下降) 。
二、资本市场流动性过剩根源分析
本文的观点是, 货币过多导致的流动性过剩导致了CPI的高起, 也直接促使了2005年下半年到2007年底这一波“牛行情”的出现。中国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巴曙松认为, 流动性在我国主要体现在商业银行头寸、央行货币发放和金融市场等三个层面, 而这三个层面的流动性在短期看来并不是如市场普遍认为的那样充裕。
1、商业头寸的流动性分析。
我们可以利用存款准备金率历次调整后的股市表现来进行EVIW相关关系分析, 发现存款准金率与股市的增长成正相关关系, 这至少说明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对股市的影响是很微弱的。有部分观点认为, 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幅度不够大以及对经济的影响有时滞性, 所以才显现这种正相关关系。可是, 我们加入时间滞后因素后, 发现显著性也不是很高。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统计资料整理
2、货币供应层面的流动性分析。
货币供应的增加就我国而言, 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的压力:一是实体经济的高速增长;二是维护汇率的稳定。表1按季度分别列出了从2005年第三季度开始到2008年第二季度的M1、M2、国民生产总值GDP、外汇储备FER, 其中M1、M2、FER为年度时间序列的累计量, GDP为季度时间累计量, 所以我们进行数据变换得出△M1、△M2、△GDP, 分别表示M1、M2的发放增量和GDP的增长量。 (表1)
(1) GDP增长与M2的关系。由表1可以看出, M2的增长速度一直在GDP增长速度最高三倍左右并趋势下滑至2008年初的一倍左右;即新增的M2速度就实体经济体增长速度而言, 对资本市场的新增货币的速度是在下降的。所以, 货币供应量对股票市场的推动动能至少是在一直减弱。
(2) 外汇占款。市场上普遍的观点是, 当前流动性很大的一部分动能来源于由于外汇储备的增加而发行的人民币, 其实这是一个误区。如表1所示, 2007年第一季度的外汇储备1, 356.87亿美元, 第二季度为1, 305.94亿美元, 第三季度为1, 009.86亿美元, 第四季度为946.38亿美元, 整年度总的储备为4, 619.05亿美元;但2007年存款准备金率由9.5%提升到14.5%, 按照经济学界的估算可以冲销货币规模大约4, 000亿元, 发行的央行票据为7, 300亿元, 两者加起来基本上抵消了由于外汇占款而增加的货币流动性。
三、股票资产价格上升的源动力——居民储蓄
那么, 股票市场供需失衡从而导致价格总体水平快速上升的动力来于何处呢?自股改以来, 随着国企股改的上市, 股市总值得到大的扩容, 两市于2005年7月28日触底反弹, 突破3万亿元, 占当年GDP的比例约为16%;之后, 股市总市值于2006年4月、5月连续突破4万亿元和5万亿元关口;2006年10月27日, 中国工商银行A+H股成功发行后, 沪深股市总市值突破6万亿元;2006年底至2007年初, 沪深股市总市值不断创出新高, 在20天里连续突破8万亿元、9万亿元、10万亿元大关;2007年8月3日突破20万亿元, 至2008年1月14日中国股市的最高市值达到最高34.47万亿元, 在短短两年半时间里翻了11.5倍左右。
那么, 市场上那么多的货币是从哪里来的呢?最后, 只能是来自于居民的存款, 居民通过改变他们的资产结构, 释放了大量的货币资产, 吸收了大量的股票和债券形式的资产。长期以来, 我国居民储蓄存款一直呈现出高速增长的态势, 每月新增额高达上千亿元。但早在2006年5月份居民储蓄存款月新增额就开始呈现出不断下降的势头, 并在2006年10月份首次出现了负值, 为-75.5亿元。2007年以来多次出现了居民储蓄存款负增长的现象:4月份居民储蓄存款新增额由3月份的1, 530亿元变为-1, 674亿元;5月份又在此基础上减少1, 184亿元, 达到-2, 858亿元, 创历史最低水平。虽然6月份储蓄存款新增额已迅速恢复至1, 670亿元, 但7月份又降为-82亿元。 (图1)
不可否认, 房地产市场显然是居民储蓄存款分流的一个重要渠道。而笔者认为, 居民储蓄存款主要流入到了股市, 并且是推动股市繁荣的主要动力。
第一, 这次股市上涨的时间长、幅度大, 导致股市分流的储蓄存款超过了新增储蓄存款, 这在数据上表现为负储蓄。一方面股市上涨的时间、幅度与储蓄存款分流的规模、速度高度相关。时间越长、幅度越大, 分流的规模和速度就越大;另一方面储蓄存款下降与股市上涨之间是一种长期和动态的关系。股市上涨初始阶段, 主要以吸纳新增储蓄存款进入股市, 只会引起新增储蓄存款额的下降, 不会引起储蓄存款余额的下降。但随着时间的流逝, 流入股市储蓄存款的增加, 新增储蓄额不足以抵消股市对储蓄存款的分流时, 就出现了储蓄存款下降的情形。
第二, 开放式基金获得了人们的追捧。一般居民并不十分清楚股市与开放式基金之间的关系和基金投资的技术与规律。再加上开放式基金一般是放在银行销售的, 使得居民往往把开放式基金理解为高收益的储蓄产品, 加速了储蓄存款流入股市的规模与速度。
第三, 新出台的新股认购办法放宽了新股购买的资金限制。2006年5月, 新出台的新股认购办法放宽了新股购买的资金限制, 将投资者申购上限额度大大提高。这个规定大幅提高了市场的活跃程度, 吸引了更多的储蓄存款流入股市。
四、影响未来股票价格趋势的因素分析
自股市2007年10月16日冲到6, 124.04的高点以后, 股指开始走向下滑通道, 特别是之后迎来的大小非解禁高潮以及大公司的再融资方案, 使得股指几乎没有一波像样的反弹。其实, 早在2007年5月份以总储蓄作为助推力的市场动能就显现疲态, 这可以从我们的M1、M2的差值看出。2007年5月份金融部门公布的数据分别同比增长了19.3%和16.7%, 两者自2006年11份以来出现交叉后, 在2007年1月份达到高点, 之后不断地回落。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来看, 总市值与总储蓄之比都存在一个极限值, 如日本和中国台湾在该比值分别达到0.9和1.18之后, 股市开始下滑。然而, 股市能否再走出一个神话, 主要是考虑股票市场的供需求关系。
中国城镇居民家庭金融实证分析 篇9
(一) 国外研究综述
随着家庭理财理财意识的不断提高以及金融产品日趋丰富, 家庭资产组合选择问题开始进入了学术视野。在2006年的美国金融年会上, Compbell曾经提出了一个独立的新研究方向, 即家庭金融。与传统的金融研究方向资产定价, 公司金融相比, 家庭金融已经成为目前金融学研究的前沿领域。
与基于投资者的资产组合理论相比, 家庭资产组合理论研究引入了经济特征, 生命周期, 人口统计特征等因素对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Yoo (1994) 是有SCF的三个独立年份的界面数据分析资产配良种的年龄效应, 年轻和年老的家庭参与风险资产的概率更低。Guiiso等 (1996) 使用意大利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较高的工资收入风险与较低的风险资产持有有关。
Heaton和Lucas (2000) 在研究中引入工资机制, 分析发现家庭的工资收入与股票收益之间呈现出高度相关, 一般具有高背景风险的家庭对于风险资产的持有比较少。Shum和Aig (2006) 在研究中考虑了人口统计特征, 分析发现性别, 婚姻状况以及受教育程度都会影响家庭金融资产的配置。Guiso, Sapienza (2004) 研究发现家庭对外界社会, 金融机构的信任度越高, 那么他们持有风险资产的比例也就越高。
(二) 国内研究综述
到目前为止, 关于我国居民投资的实证研究相对较少。样本选择以及有效样本数据的获取是主要难点。有部分学者对居民的资产结构进行了考察, 如史代敏、宋艳 (2005) , 利用四川省统计局在2002年四川省城镇居民家庭金融财产的抽样调查数据, 分别考虑了年龄、收入、财富规模、受教育程度、住房所有权五方面的因素建立线性模型, 考察各因素对家庭金融资产总量, 以及储蓄存款和股票在金融资产中所占比例的影响。吴晓求等 (1999) 利用证券持有的增加量统计出我国居民金融资产的增量结构, 并重点分析了影响该结构的因素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居民收入资本化趋势。另外汪红驹、张慧莲 (2006) 以最优资产选择模型为基础探讨了通货膨胀、股市收益波动、消费者风险偏好对消费者储蓄需求的影响。
近期, 出现的一些有关于家庭金融资产投资的文献有:邢大伟 (2009) 基于江苏扬州的调查, 对城镇居民家庭资产选择结构的实证研究, 文章分析了性别, 年龄, 学历等方面对金融资产结构和实物资产结构的影响。陈国进, 姚佳 (2009) 的基于美国SCF数据库的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采用美国消费者金融调查数据为样本, 建立回归模型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卢家昌, 顾金宏 (2009) 基于江苏南京的调查, 对城镇居民家庭资产选择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主要分析了家庭金融资产在货币类产品, 证券类产品, 保障类产品三个方面投资影响因素。
二、调查研究方案设计
(一) 研究假设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和归纳, 并结合中国的国情, 提出以下可能对中国城镇家庭风险性金融投资产生影响的因素:
1. 家庭财富和人口统计特征。
Alessie和Soest曾经对荷兰家庭1993~1998的数据进行分析, 运用Probit回归模型和选择模型发现, 年龄较大的户主和比较富裕的户主持有相对较高比例的风险性金融资产, 同时随着家庭财富的增加, 家庭持有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比例也会增加。
2. 住房投资。
在我国, 住房问题是长期以来绝大多数家庭都很关注的问题, 房价的波动对中国家庭的投资行为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而且由于房产具有消费与投资的双重性质, 还可能使中国家庭的投资呈现出随生命周期变化的特征。
3. 劳动收入。
在中国, 劳动收入是大多数家庭主要的经济来源, 也是家庭可支配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能够从一定程度上增加家庭的劳动收入, 那么一定程度上能提升家庭承担金融投资风险的愿望。
4. 投资偏好及预期。
中国家庭的投资行为不仅会受到对宏观经济预期的影响, 投资偏好近年来作为行为金融研究的一部分也成为重要的研究因素。
(二) 问卷的设计
问卷的概念量表在设计时, 先是参照了已有的“个体投资者问卷调查”的成熟量表, 然后根据研究假设中所提到的影响因素进行调整修改。问卷调查主要分两个方面:首先是对于家庭结构的调查, 包括人口统计特征以及家庭人口的基本情况, 如:户主的性别, 年龄, 受教育程度, 婚姻状况以及职业;其次是关于家庭金融资产总量和结构的调查, 如:家庭金融资产, 人均收入, 存款等。同时, 问卷还设置了“验证题”来帮助剔除无效问卷。
(三) 问卷的发放与回收
调查采用随机抽样调查, 在人口比较集中的各区街口商区, 单位门口进行发放, 调查对象覆盖了个体户, 金融从业者, 公务员, 医生, 教师等人群, 筛选主要是删除通过问卷中设置的“验证题”来删除明显胡乱填写的无效问卷以及存在异常值的问卷。而对于问卷中存在的数据缺失的情况, 则主要是通过两种途径修改:对于第二部分数据缺失或缺失数据超过2项的, 直接视为无效问卷;而对于缺失数据在两项以内的, 则采用众数填补的法则进行数据完善。最后, 通过汇总统计, 可以得到下列数据;实际发放问卷数为500份, 回收得到292份, 回收率为58.4%, 最后被认定的有效样本数为224份, 回收有效率为76.7%。
(四) 样本的收集和检验
本文的抽样调查样本来源于城镇家庭, 以江苏无锡的抽样调查结果作为实证的数据来源。由于无锡地处长江三角洲经济较发达地区, 因此抽样结果更具代表性和合理性。经过SPSS16.0对抽样数据的处理, 得到如下对有效样本的描述性统计:
通过表一的样本描述性统计不难看出, 家庭中户主的性别为男性的比例要高于女性, 也就是说男性参与风险投资决策的比例要高于女性, 而且户主年龄在35~60岁之间的比例较高。本户主学历为专科和本科的占到了将近90%, 此外, 从家庭财富规模的角度来看, 家庭拥有金融资产总额在10万到100万之间的占了绝大多数。因此, 总体看来, 这样的抽样结果基本服从正态分布, 这样的结构大体上也是合理的。
三、实证研究分析
(一) 主要变量的选取及描述
本文研究主要是分析人口统计特征, 家庭财富, 背景风险等方面因素对城镇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选择的影响以及影响程度。其中人口统计特征包括户主的性别, 年龄, 受教育程度, 婚姻状况以及职业;背景风险包括劳动收入, 房产投资, 其余变量还包括投资偏好, 投资预期。
(二) 实证模型的选择
1. 模型一:
Logistic回归模型。本文首先对城镇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是否持有产生影响的因素的作用程度以及显著性进行实证分析和检验。持有风险性金融资产的为“1”, 而未持有风险性金融资产的为“0”。在借鉴同类文献结论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假设城镇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持有受到家庭财富, 户主的性别, 年龄, 受教育程度, 婚姻状况以及职业, 劳动收入, 房产投资, 投资偏好, 投资预期等因素的共同作用, 即Y=φ (x1, x2, ……xi) +ε。Y表示的是城镇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的选择行为, xi是影响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选择不适用, 无法进行合理的假设检验。所以, 本文选用Logistic回归模型来进行实证研究。Logistic回归模型是对二元因变量的概率建模, 即当因变量是一个二元变量, 只取0与1两个值时, 因变量取1的概率p就是要研究的对象。这里我们假设家庭参与投资风险性金融产品的概率为P, P的取值范围在0-1之间, 将P做logit变换, 可以得到Logistic回归模型:
然后, 通过极大似然估计的迭代方法, 可以找到系数的“最可能”的估计, 并采用Wald检验对参数进行检验, 当Wald值大者 (或Sig值小者, 小于0.05) 显著性高。
2. 模型二:
Tobit回归模型。本文还将从微观角度建立城镇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占总金融资产比重的模型。由于单个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可能为零, 也就是存在某个家庭不投资风险性金融产品, 即风险性金融资产占总金融资产比重为零, 而已它作为被解释变量时, 显然经典的线性模型已经不再适用。根据国内外相关文献得知, 在存在截断数据的情况下, Tobit模型是较为有效的计量经济学模型。
根据家庭持有风险性金融资产是否为零, 可以将样本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含有不为零的因变量和自变量;第二类是仅很有不为零的自变量, 而因变量为零。这样, 我们可以把变量间线性关系表示为:Yi’=βXi+εt。
实际在性质上, 截断的观测值与未截断的观测值是存在显著差异的, 这是因为风险性金融资产占总金融资产比重为0, 表示该家庭不投资于风险性金融产品, 因此即使解释变量变化很明显, 这些家庭投资与风险性金融产品的比重仍为, 不会有任何变化。这样, 风险性金融资产占总金融资产比重在性质上类似于离散型的虚拟变量。因此, 我们通过建立风险性金融资产占总金融资产比重的Tobit模型, 来刻画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影响。
根据经济学理论背景, 我们初步建立风险性金融资产比重的Tobit模型如下:
模型的设计基于理论与数据相结合的思路, 一方面我们考虑到经济理论背景来选择变量;另一方面我们又考虑了调查所得样本中获得的信息。
我们在估计模型时将采用国外相关研究中普遍使用的最小二乘估计, 这也是人们所探索出的适用于估计Tobit模型的主要方法, 其参数检验的适用方法为t检验, Sig值小者 (小于0.05) 显著性高。
四、结论
本文运用对江苏省无锡地区的实地抽样调查数据, 通过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和Tobit回归模型研究家庭财富, 人口统计特征, 背景风险以及投资预期和偏好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 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个重要的结论:首先, 中国城镇家庭风险性金融投资的财富效应十分显著, 随着家庭财富的不断增加, 家庭投资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概率不断增加, 投资于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比例也不断提高。其次, 背景风险对中国家庭投资风险性金融产品的有较明显的影响:中国家庭住房投资对参与风险性金融投资具有明显的“挤出效应”, 随着住房投资的增加, 家庭参与风险性金融投资的概率以及投资比例都有所下降;此外, 随着人均劳动收入的增加, 家庭投资风险金融产品的比例就越高。第三, 人口统计特征对中国家庭投资风险性金融产品的影响比较显著:风险性金融投资的参与率随着学历的增加而增加, 与年龄呈一条凸曲线, 年轻家庭和老年家庭参与率较低, 中年家庭参与率较高。从投资比例来看, 高学历的家庭投资比例较高, 而自主经营会对投资比例有挤出效应。第四, 家庭的投资预期向好会对风险性金融投资比例产生正的影响, 而投资偏好风险性资产则会对风险性金融投资的参与率产生积极的影响。
摘要：与传统的金融研究方向资产定价, 公司金融相比, 家庭金融已经成为目前金融学研究的前沿领域。本文主要研究中国城镇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行为的影响因素。在梳理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 归纳出影响家庭金融投资行为的一些因素, 并基于在江苏无锡地区的问卷调查数据, 充分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和Tobit回归模型分析对中国城镇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行为产生影响的因素, 揭示出各个影响因素的特征规律, 并在对美两国居民家庭风险性金融投资行为的比较中, 以及资产选择去向存在差异的基础上, 提出了几条优化中国城镇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建议。
关键词：家庭金融资产,风险性投资,影响因素
参考文献
[1]陈国进, 姚佳.中国居民就爱听金融资产组合研究【J】.西部金融, 2008 (8) , 20-22.
[2]史代敏, 宋艳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实证那个研究【J】.统计研究, 2005 (10) , 45-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