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理念（共7篇）
“非遗”理念 篇1
摘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族人民世代相传的文化表现形式, 以及与这种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 它是各民族 (地域) 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高校音乐教育日趋同质化的今天, 将地方“非遗”音乐文化更好地融入学科建设既有助于“非遗”的保护与传承, 又有益于高校音乐教育的创新性发展。
关键词：高校音乐教育,“非遗”理念,思考与探索
非物质文化遗产 (以下简称“非遗”) 是各族人民世代相传的文化表现形式, 其内容包括民俗节庆活动、传统表演艺术、民间工艺技能等, 它是各民族 (地域) 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音乐类“非遗”文化以传统音乐、舞台形象和演奏 (唱) 技艺为主要表现手段, 往往通过民间艺人“口传心授”的方式得以传承和延续。长久以来, 民间传统音乐文化的表现和传播依赖于民间艺人自身, 在娱乐化浪潮风靡社会的时代背景下, 音乐类“非遗”这种古老的“活态”技艺无疑是传统文化中亟待保护的最为脆弱的部分。
自古以来, 民间传统音乐的传承方式多为“师徒式”或“家族式”, 这样一种简单直接的传承方式在保持传统艺术的原生形式和地域特色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和不可替代性。然而这种传承方式稳妥与否则会受到各种现实因素的影响, 特别是老一辈传统艺人的衰老、亡故会直接导致相关传统艺术形式或演奏技艺的失传, 与此同时, 肩负传承使命的后生晚辈们, 他们的艺术造诣水准和专注执着程度亦会影响甚至决定相关传统艺术形式的未来。鉴于此, 笔者认为“如何稳妥而又精准地传承”是“非遗”保护工作中的关键, 这就要求我们务必要树立与时俱进的“非遗”保护观念, 以此为指导进一步解放思想、拓宽视野, 在“口传心授”这种古老传承方式的基础上, 积极引入学校教育以确保“非遗”传承渠道的安全畅通, 使得传统文化保护的观念和使命感深入每个受教育者的内心, 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群体。
关于高校音乐教育在“非遗”保护和传承中的作用, 音乐学家樊祖荫先生认为“高校应当充分利用科研资源集中和人才储备充足等自身优势, 在保护民间艺术、传承民族语言和培养专业人才等方面发挥不可或缺的的重要作用”。高校音乐教育是我国教育、科研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音乐类“非遗”的民间文化保护和传统技艺传承中理应担负起更多的使命与责任。
在人文素养教育日趋被重视的今天, 高等院校大都开设有音乐类公共选修课, 其中与“非遗”音乐文化息息相关且富有鲜明地域特色的音乐课程却少之又少。在专业音乐教育领域内, 尽管众多高校均开设有音乐专业, 然而现实情况是, 无论是在普通高校还是在艺术院校的音乐教学中, 对于“非遗”保护与传承理念的引入, 特别是对地方民间音乐的宝贵资源如何融入自身教学模式和课程设置的探索和实践极为欠缺。
一、高校音乐教育的现状分析
回顾近代“学堂乐歌”运动以来的历史进程, 我国音乐教育发展的各个阶段无不受西方音乐文化的影响。时至今日, 我们已然忽略甚至忘却了传统音乐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例如众多家长在培养子女的音乐素养时, 往往会倾向于选择钢琴、小提琴等西方乐器作为音乐启蒙媒介, 久而久之, 我国众多的传统民族乐器特别是一些独特的地方民族乐器, 其艺术形式和演奏技巧已然面临失传的危机。与此同时, 在我国各教育阶段的音乐教学中, 长久以来一直是以西方音乐理论体系作为课堂教学的主体内容、主要方法和评价标准。反观民族音乐文化普及与传播在当下我国音乐教育中所占的比重, 相关课程的教学和研究除了会在专业音乐院校中部分专业领域内深入开展, 除此之外的普通音乐教育基本沦为科普性质的“泛泛而谈”。应当指出, 在民族音乐文化在现有音乐教育体系中已然被极度边缘化的境况下, 倘若我们仍然不加以足够重视并随即采取有效措施, 探讨和研究“非遗”音乐文化难免沦为空谈, 我国各族 (地区) 传统音乐文化的日渐消亡也仅仅是时间问题。
高等院校对所在地区的科学研究、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等方面理应担负起应有的责任与作用, 以此为目标导向, 高校开展富有地方特色的“非遗”音乐文化教育顺应并契合了当下国家大力提倡的“重视创新教育在教学过程中的实践”这一科学发展理念。今天我们积极倡导高校音乐教育的改革与创新, 与此同时大力推动具有中国特色音乐教育体系的树立, 力求实现将西方音乐教育体系中科学、严谨的教学方法与我国传统民族民间音乐的传承、发展相结合。2005年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特别指出:“要组织各类科研机构、文化单位、高等院校及专家学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研究”。在此时代背景下, 音乐类“非遗”的保护与传承务必要打破狭隘的诸如“口传心授”式的传统模式, 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的重任不能再由某一“指定”传承人或某个“祖传”家族独自肩负, 务必要使高校音乐教育在传统音乐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中尽可能地发挥普及性、择优性的积极作用, 为音乐类“非遗”完善传承模式、培养传承人才, 切实有效地保护好我们的文化精粹和民族记忆, 避免它们湮没在千变万化的时代浪潮中。
二、高校在音乐类“非遗”保护中的作用
(一) 发挥高校学术优势, 为“非遗”保护提供理论支持
首先, 高校要积极组织调研、采风活动。在传统音乐理论、社会民俗研究、民族音乐表演等相关领域内具备较高专业素养和科研能力的专家和学者要走出校园, 深入市井田间探访民间艺人, 少则数月, 多则几年, 着眼于地方民间音乐特色, 搜集整理原汁原味的声响资料、留影记录传统艺术的表现形式, 与此同时深入探究“非遗”传承至今的民俗氛围。
其次, 理论研究务必要引导教学实践。相较于研究生培养阶段专业导向性的教学理念和课程设置, 高校音乐教育同样可以在本科生培养阶段开设与“非遗”相关的课程, 旨在为传统艺术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发挥意识强化和理论指导作用。这也许能够有效改变当下我国音乐教育过度依赖西方音乐理论、教学教法和表演形式, 却往往忽视我国传统音乐理论研究、表演技法传承等不合理现状。
再次, 高校应当充分利用自身教学与科研优势, 着力在学生培养各阶段积极践行“非遗”理念, 与此同时将“非遗”相关理论的研究和探索纳入科研工作中, 立足于地方传统音乐特色, 使其成为学术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尤其在国家大力提倡的课题申报方面, 积极主持、参与理论学术性或社会调查性等形式的横向、纵向课题研究工作, 使得“非遗”理念指导下的高校科研工作既具备“前瞻性”又兼顾“后效性”, 在确保学术研究广泛深入开展的同时又不辜负“非遗”保护与传承的历史使命。
(二) 调动高校师资力量, 为“非遗”传承培养优质人才
高校音乐教育在参与“非遗”保护和传承的过程中, 务必要以科学理念作为教学实践的指导。应当指出, 保护的关键在于传统艺术形式得以原生性地传承, 而传承的目的则是为了切实有效地保护。这就需要我们努力克服高校音乐教学中课程“同质化”、技艺“学院化”等现实问题, 明确并巩固传统音乐在表演方式的民间性、艺术形态的原生性等方面的鲜明特质。
高校音乐教师要树立科学严谨的人才培养理念, 在“非遗”保护与传承的视野下既要注重人才培养数量, 又要把握人才培养质量, 力求在“量”的扩展与“质”的提升方面实现有机统一。具体而言, 一方面要使高校音乐教育真正成为宣传、普及传统音乐文化的特色窗口, 在音乐专业教学中深入开展传统音乐理论教学和艺术实践, 这是所谓“量”的扩展;对于专业素养高、发展潜力大且学习能力强的优秀人才, 要更加注重从“质”的提升方面制定更为专业、系统的教学计划, 致力于培养优秀的传统音乐文化继承者, 以广博的理论素养和高超的表演技巧为“非遗”的保护与传承保驾护航。
(三) 营造高校文化氛围, 以“非遗”理念增强民族自信
文化意识强、学术氛围浓的大学校园应该成为“非遗”保护与传承的根据地, 与此同时也应成为“非遗”表演和展示的大舞台。正如现代青春版《牡丹亭》的制作者白先勇先生所说:“任何一种表演艺术, 如果既没有青年学者去研究, 又没有年轻观众来欣赏, 那么这种表演艺术的生命力将难以延续”。“非遗”中的传统民间音乐在我国绚丽多彩的文明史上是最具吸引力、影响力和传播力的艺术形式之一, 今天我们要充分依托高校音乐教育的优质资源, 大力弘扬优秀民族文化, 扩大“非遗”保护与传承的影响面, 积极举办与“非遗”音乐文化相关的学术讲座, 把优秀的民间艺人、民族音乐学者和民俗文化专家请进校园“现身说法”, 使青年学子能够更加深入、直观地获得“非遗”保护的认知与理念, 与此同时自觉成为“非遗”传承的倡导者与行动者, 将原本小众化研究的“个人记忆”转变为大众化普及的“集体记忆”, 真正实现“以点带面”, 将地方传统音乐文化从青葱校园推广至整个社会群体。
“非遗”理念 篇2
一、莲都区农村非遗项目保护与发展现状
2003年, 莲都区开始开展民间民俗艺术普查, 此后开始逐步开展相关民间民俗艺术项目的挖掘、整理和申报, 进而为后期的非遗工作奠定基础。2007年, 我区正式开始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 截止2013年, 通过十年的努力, 共收录有代表性非遗项目2611项, 申报、评选出6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包括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戏剧、民俗在内的十大门类, 共计129件。由此可见, 我区存在着丰富的非遗资源, 而这些资源大多数都来自莲都区各乡镇, 即当地农村地区。
自开始开展非遗项目普查和申报、评选以来, 我区通过不断努力, 对这129件非遗项目进行进一步的提升与挖掘, 成功申请录入市级非遗项目18件、省级非遗项目4件, 并有1件非遗项目于近期出现在国家级非遗项目名录公示名单上。同时, 产生市级代表性传承人18人, 区级代表性传承人20人。
与此同时, 莲都区在于2010年7月成立莲都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在专门开展有关非遗的各项工作的同时, 还建立起岱后采茶灯、夏庄跑马灯等非遗传承基地, 为当地非遗项目的保护、传承与发展实现多元化。
此外, 莲都区还通过队伍建设、人员培训、制度建立等方式对这些非遗项目进行保护和发展, 特别是多次组织农村业余非遗保护员、市区二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和非遗传承基地负责人开展培训, 使他们更加重视对非遗项目的保护与传承, 并进一步明确了为什么要保护非遗、保护什么、怎样保护的问题。
二、莲都区农村非遗保护存在的问题与困难
数据和措施表明了莲都区非遗保护的成果, 然而, 在莲都区不断开展非遗保护工作的同时, 部分非遗项目仍不可避免地呈现出衰败的现状, 一些非遗项目甚至已经被人们所遗忘。
1. 发展基础薄弱, 发展后劲不足
和一些大型的非遗项目相比, 莲都区这些非遗项目由于“家族观念”“血缘关系”和“传承方式”等限制, 无论是传统技艺、民间曲艺还是传统戏曲, 其中的技术、技能很多都是以父子亲缘和师徒传授等模式进行传承, 学会这些技术、技能的人本身就是少数。加上农村地区交通不便、地处偏远, 这些技术、技能本身传播面窄、认知度低。
同样, 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这些非遗项目, 大部分是口耳相传, 很少有较完整的图文资料, 这些内容被整理为非遗项目后, 往往被大众所熟知的也就是一个名称, 具体的表现形式和内容知道却不被大众所熟悉。
2. 认识不到位, 保护力度不够
农村地区非遗传承发展还远远没有形成全民参与、全民意识这样一个高度, 许多人甚至没有非遗传承保护这一概念。一是群众对非遗知识知之甚少, 对有些非遗项目甚至是非遗名录上有哪些分类都无从谈起。二是没有形成浓厚的非遗宣传氛围, 尽管也曾举办过非遗成果展、非遗日宣传等活动, 但并没有真正吸引到群众的主动参与。三是在非遗申报与保护的关系上, 很多人认为非遗保护工作是文化部门的事情。四是有的传承人或传承基地, 一定程度上存在“重申报、重牌子, 轻保护、轻实质”的现象。
3. 经费投入少, 规划体系不全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明确规定,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将非遗保护经费列入当地财政预算。目前我区还没有相应的财政政策支持。而纵观我区的各项区级非遗项目, 除了稍大型的非遗项目有部分社会捐赠、文化部分资金支持外, 更多的是当地村集体和村民自筹, 有的甚至得不到村集体的支持。
除了经费投入少, 农村地区的非遗传承与保护也缺少完整的规划体系, 非遗保护工作还停留在传统的搜集、整理、存档、申报等环节上。如传统的文字保护、“口传心授”保护比较多, 很少以现代信息手段进行保护, 保护方法较落后, 规划性、科学性、系统性明显不足。
4. 传承前景堪忧, 人才资源匮乏
传承人的问题, 是非遗保护项目传承发展的关键问题。目前, 莲都区共有市级代表性传承人18人, 区级代表性传承人20人。这些传承人大多数文化程度低、年龄偏大, 传承人队伍存在严重脱节现象, 年轻人加入到传承队伍的少之又少。据碧湖镇对该镇30多位民间艺人调查, 其平均年龄均在65岁以上, 其中年龄最大的已经年逾90。有的非遗项目光靠民间艺人或少数几个人的热情与努力维系, 但其艺术创造力和文化价值却得不到社会的认可认和尊重, 传承人生活缺少保障, 因而没有年轻人愿意学, 以至于非遗保护出现前景堪忧、人才缺乏的现象。
三、加强农村非遗保护工作的几点建议
1. 加强挖掘整理工作
针对莲都区目前的129项区级非遗, 区非遗中心和非遗传承人、非遗项目负责人应该针对各项非遗项目进行重新整理和挖掘, 对具备进一步发展价值的非遗项目进行提升, 争取申报成为市级、省级甚至是国家级非遗项目, 增强这些非遗项目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同时, 通过对现有区级非遗项目的重新整理和挖掘, 对明显存在衰败的非遗项目和缺少发展前景的非遗项目进行规划整理。
2. 加强指导提供服务
文化部门与地方政府、社会上的有识之士和相关团体, 应提高意识, 对各项非遗有所了解, 并从自身优势和非遗项目传承发展需要出发, 力所能及地对其给予指导、帮助。
此外, 还可以建立起专门的非遗项目宣传网站 (网页) 和档案库, 通过图文影像等形式对各个非遗项目进行介绍, 这既是对现有非遗资源的又一次整理, 也是帮助这些非遗项目保存好资料, 给后人留下一笔文化财富。
3. 加强保护传承机制
一是建立好传承机制。除了传统的传承外, 文化、教育等部门可以通力合作, 将非遗项目中可以作为教材或课程的内容, 通过非遗项目进校园等形式, 在青少年群体中传承。二是建立学习机制。不定期地组织非遗传承人、非遗项目负责人和业余非遗保护员开展培训、学习, 让他们开拓视野, 学习好的经验、做法。
4. 加大经费投入力度
非遗项目的保护与传承不是一个部门或少数几个人的事情, 无论是财政支持、地方政府扶持还是社会捐助, 都需要人人参与, 对非遗项目的保护与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这样既有利于非遗项目的传承发展, 也有利于传承人队伍的建设。
5. 加大综合利用力度
“非遗”理念 篇3
2002年10月, 中国高等院校首届非物质文化遗产 (以下简称“非遗”) 教育教学研讨会在北京召开。这是“非遗”整体进入中国教育体系的开端, 体现了“非遗”教育引入高等教育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其一, 高校是人类文化遗产的传习地, 汇集了大批青年学生, 他们是“非遗”传承与创造发展的主体, 他们对“非遗”的关注、传承和参与对于实现一个民族文化的创造力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 在大学期间接受有关“非遗”方面的知识, 可以增强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认知和热爱, 对于传承和抢救“非遗”、从事“非遗”保护工作以及发展中外文化交流, 传播优秀民族文化起着重要的作用。其二, 在高校教学中融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艺术的精华, 造就具有自我民族特色、民族精神的大学, 也是创造世界一流大学的一个重要内在条件。其三, 高校作为学者云集之地, 又是培养人才的场所。因此, “非遗”纳入高等教育体系势所必然。
地方高校设立“非遗”专业的现状与困惑
教育传承是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心的最佳、最深入人心的方式。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到中国政府都非常重视教育传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公布的《人类口头及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公告》实施指南中, 要求“以适当的方式将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学习列入学校的正式课程”。近几年, 我国各地高等院校纷纷设立“非遗”及其相关专业。然而, 地方高等院校教育中关于“非遗”相关学科极度缺乏, 使得教育难以培养传承和保护“非遗”所需要的社会人才。一些地方高校在“非遗”专业设置上, 并没有系统完善的教育体系, 盲目追求大而全, 造成专业不强不特, 毕业生就业率不高, 存在着亟待解决的许多问题。因此, 笔者认为应冷眼看待地方高校“非遗”热现象, 理性思考地方高校“非遗”专业优化的问题。
地方高校“非遗”专业优化的思考
地方高校是地方的文化中心, 有着独特的区域文化背景, 承担着地方社会服务功能, 正确认识区域“非遗”的价值, 充分利用区域“非遗”资源, 努力发挥区域“非遗”的社会功能, 构建特色鲜明的“非遗”教育体系, 应该是地方高校“非遗”教育工作首先面对的定性、定位问题。因此, 笔者认为, 地方高校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优化“非遗”专业:
1. 加强“非遗”学科建设和知识体系构建
“非遗”教育和研究是一门新兴的、范围很广的领域, 它涉及到了民俗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哲学、经济学、教育学、管理学、艺术学等众多的学科。因此, 地方高校在设立“非遗”专业的时候, 必须考虑清楚学科构成和知识构成的问题, 依据自身优势, 加强学科建设和知识体系的构建。比如, 陕西高校在“非遗”专业的建设上, 就可以利用陕西各地丰厚的历史积淀和资源, 通过分别构建周、秦、汉、唐文化题材的“非遗”教育体系, 为学生开设西周史、秦汉史、隋唐史、区域文化史、古代建筑研究、帝王陵墓研究、文物考古研究等方面的必修课和选修课, 组织学生参观文物、考察文化遗址、遗物, 整理民间文学、撰写文化研究文章。这样能够从知识学习和能力培养角度, 有效地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经过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增强教学效果, 增加学生对“非遗”的兴趣和热爱, 通过师生教学相长, 推动学校人文特色建设和学科优势培育。此外, 我们要在对学生进行概念教学的同时, 让学生明白:“非遗”主要是在实物的运行和使用的过程中, 通过耳濡目染、口传心授、亲身体验的行为方式来传承和传播的、并且在民间社会生活中通过不断地实践使之得以调整和固化的知识体系。
2. 设置科学而有特色的“非遗”课程
直接参与实践和体验是研习“非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然而, 在当前地方高校的教学体系中, 与本专业有关的实践课程很少甚至没有开设。教学内容的重大缺失和理论教学与实践课程的不平衡, 将会导致相关专业的知识结构的不合理。因此, 地方高校在设置“非遗”课程时, 应该充分体现开放性, 遵循“三结合”原则, 注重“四个统一”。所谓“三结合”即:课堂教学与校园文化活动相结合, 学生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 书本教学与民俗“田野调查”相结合。所谓“四个统一”即理论学习与艺术实践的统一、教与学的统一、课内与课外的统一、校内与校外的统一。这样的课程设置可以增强他们的实践能力, 打破单一课堂教学的局限, 使“非遗”课程兼具理论性和应用性。这种教学方式可以使大学生通过实践活动亲身体验并了解传统文化, 使他们更加热爱传统文化, 自觉树立起保护传承民族文化的使命感和责任心, 使“非遗”教育在多角度、多层次上为培育学生成才服务。此外, 地方高校在“非遗”理论课程设置基本一致的同时, 应更加注重“非遗”教育特色和文化实践上的因地制宜, 因事制宜和百花齐放。
3. 加强“非遗”师资队伍的引进与培训
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处于主导的地位, 对教学的效果有着重要影响。作为“非遗”课程的教师, 不仅要具备一定的专业技能, 还需熟知当地的历史、风土人情等, 同时还要具备教师的基本素质。地方高校应制定“非遗”课程师资队伍培养方案, 邀请相关专家、教授以及民间文艺工作者, 参与“非遗”课程师资队伍的培养, 有计划地对高等院校任课教师进行培训;任课教师定期举行艺术实践活动和教学研讨等;培养一批集保护、科研和传承为一体的专业教师队伍。定期邀请当地“非遗”方面的领导、传承人等来自民间一线的专家, 举行专题讲座。此外, 还可以充分利用当地社会文化资源, 聘请当地文化部门的有关专家和当地“非遗”的传承人、代表人物等, 担任专业顾问和课程的兼职教师, 参与专业建设和教育教学等工作, 取其之长, 补己之短, 共同培养当地“非遗”传承与保护急需的实用人才。
4. 加强地方教育部门对“非遗”专业的指导和保障工作
国务院办公厅颁发的《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指出:地方各级政府要将“非遗”保护工作列入重要工作议程, 纳入经济和社会文化发展纲要;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 广泛吸纳社会各方面力量共同开展保护工作。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应出台相关政策, 科学布局现行地方高校“非遗”专业设置, 指导地方“非遗”课程的开设;同时, 加大当地“非遗”精品课程建设力度, 建设一批“非遗”精品课程。此外, 地方教育部门还应充分整合地方“非遗”民间艺术的社会资源, 将民间艺术的教学、科研以及排练演出等, 融为一体, 形成合力, 共同研究当地“非遗”的抢救保护工作。同时, 保障“非遗”课程的经费投入, 为当地“非遗”的研究, 提供经济基础。
总之, “非遗”牵手高校在今后将会成为高校专业增设的一个热点, 但无论是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地方高等院校, 还是教育教学研究专家、“非遗”教育传承研究学者, 都应理性、慎重地思考这一问题, 为“非遗”专业的科学发展和“非遗”本身的有效传承作出努力。
摘要：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引入高等教育体系具有重要意义。然而, 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牵手高校热的背后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将通过对地方高校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现状与困惑的分析, 指出应理性看待高校“非遗”热现象, 并提出优化地方高校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的设想与途径。
关键词：地方高校,非物质文化遗产,思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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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庙会促传承 篇4
在迎春活动所展示的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 老北京人特别关注和喜闻乐道的项目之一, 是被誉为“燕京八绝”之一的金漆镶嵌髹饰技艺, 有机会目睹这一技艺的国家级传承人万紫女士现场表演, 是不可多得的机会。
说起来, 北京金漆镶嵌有限责任公司举办这样的展示活动不是第一回。1月16日, 第三届金漆镶嵌非遗文化庙会在公司热闹开场, 喜好此行的“粉丝”们早早就到场了。据说, 一个企业“单挑”非遗文化庙会, 在北京尚属首家。金漆镶嵌公司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金漆镶嵌髹饰技艺的申报和保护单位, 兼营明清式古典家具和木雕根雕石雕等工艺品, 文化底蕴丰厚, 受到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支持, 2009年和2010年举办的两届非遗文化庙会取得圆满成功, 受到北京市和东城区文化主管部门的表彰。
与以往的春节庙会相比, 今年的庙会展品更多, 规模更大, 内容更加丰富, 文化氛围更加浓郁。以南四环的公司总部为主会场, 东直门的英明斋门市部、艺俱轩门市部, 东四环的物华苑门市部, 朝阳区牌坊村的金漆艺术馆同时开辟分会场。以传统金漆镶嵌、彩绘、雕填、刻灰等工艺;以紫檀、花梨、鸡翅木、樟木、榆木等材质设计制作的各式家具、屏风、壁饰、装饰摆件及其他工艺品令人目不暇接, 这些作品既有高雅的艺术价值, 又有广泛的实用价值和增值潜力很大的收藏鉴赏价值, 迎合了广大民众对收藏传统工艺品的需求。
“金漆镶嵌历代经典作品展”也在庙会上一展神妙。这批仿复制金漆镶嵌历代经典的作品, 从年代上讲, 以战国、汉、明清朝代这中国漆器发展史上最辉煌的三个时期为主, 也有秦、唐、宋、元等时期的代表。从工艺上讲, 以描漆、描金、戗金、平金等彩绘类为主, 也有镶嵌、雕填类。从造型与功能方面讲, 有器皿、摆件、家具、屏风、酒具、食具、礼器、乐器等。
非遗的传承不仅需要社会支持, 同时也在回报社会。金漆庙会上开展了全国漆器行业赈灾义卖活动。中国工艺美术协会漆器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金漆镶嵌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柏德元先生介绍, 2010年9月份, 中国工艺美术协会漆器专业委员会在全国会议上通过了开展全国漆器界赈灾义卖献爱心活动的决议。专业委员会成员单位有二十多家捐献了共300件作品, 其中包括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漆艺专业委员会会长、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著名漆艺专家乔十光、以及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殷秀云、文乾刚、薛生金等名家的作品。这次庙会共义卖近200件 (套) 作品, 筹得人民币约13万元, 此笔善款将直接捐赠给甘肃等受灾地区的慈善机构。非遗传承人在得到社会各界大力支持的同时, 也在用自己的作品回报社会, 回报民族。
非遗保护:中国在努力 篇5
尽管我们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方面还有这样或那样的困惑和无奈, 还有这样或那样横亘在我们面前一时难以跨越的障碍, 但是为了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为了世界文化的精彩与丰富, 我们仍旧在努力, 用尽全身气力, 穷尽辛劳与智慧, 来保护我们的国家瑰宝——非物质文化遗产。
一、各级领导高度重视
2007年6月9日, 在我国迎来第二个“文化遗产日”的时候, 由文化部主办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展在中华世纪坛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参观了展览, 并同老民间艺术家进行了亲切的交流。
温总理走进年画和剪纸的制作表演厅, 同天津杨柳青年画、漳州年画、乐清细纹刻纸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人亲切交谈, 了解这些文化遗产的保护情况。并驻足向山东潍县年画传人张殿英了解古老的版画艺术, 称赞“构思得好”。
接下来温总理又来到皮影展厅和木偶戏展厅, 同现场观众一起饶有兴致地观看了湖北皮影戏《武松打虎》和陕西木偶戏《卖水》, 并为演员们的精彩表演热情鼓掌。他走进染织展厅, 在一台台微缩织机模型, 一件件精美绝伦的名锦名绣作品前, 温家宝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有物质性, 要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非物质性和物质性结合在一起。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几百年、几千年传下来的, 为什么能传下来, 千古不绝?就在于有灵魂, 有精神。一脉文心传万代, 千户不绝是真魂。文脉就是一个民族的魂脉。今天,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就是传承民族文化的文脉。我们不仅要保护, 也要继承、发扬和创新;不仅要发扬本民族的优秀文化, 也要学习借鉴世界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因此,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出, 不仅是一种文化教育, 也是一种精神教育。
2006年2月13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来到中国国家博物馆, 参观了正在这里举行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这是我国举办的第一次全面反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的大型展览。
李长春从唐代“枯木龙吟”琴、宋代“鸣凤”琴到南京云锦织机、天津杨柳青年画, 从制瓷、染织、刺绣到泥塑、剪纸、风筝扎制等民间工艺现场演示活动, 饶有兴趣地仔细观看, 与民间艺人们亲切交谈, 不时询问有关情况。李长春指出, 我国是具有5000年丰厚文化底蕴的文明古国, 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 留下了举世闻名的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遗产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 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既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也是全人类的文明瑰宝。
李长春同时还强调,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持民族文化的传承, 是凝聚民族情感、增进民族团结、振奋民族精神、维护国家统一的重要文化基础, 对弘扬中华文化, 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和创造性, 促进人类共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们要从对国家和历史负责的高度, 从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高度, 切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要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 做好普查工作, 制定保护规划, 抢救珍贵遗产, 注重人才培养, 加强宣传教育, 不断提高全社会的保护意识, 努力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二、政策、公约、宣言陆续发布
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保护我国悠久的历史文明, 自1998年以来, 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做了大量的立法调研工作, 并于2003年11月组织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法》 (草案) , 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这部法律草案主要涉及民族民间文化传承人的保护、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和相关的精神权利、经济权利等问题, 明确确定民间文化遗产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法律地位, 从而为处于濒危状态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提供法律依据。借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基本精神, 2004年8月全国人大把法律草案的名称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 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和反复修改, 该草案已列入全国人大立法规划。
2005年3月, 国务院办公厅颁发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 要求建立国家级和省、市、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体系, 逐步建立起比较完备的、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
同年1 2月, 国务院又下发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 要求各级政府从对国家和历史负责的高度, 从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高度, 切实做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并决定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中国的“文化遗产日”。
2006年5月, 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通知》, 公布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518项, 对建立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推动作用。目前, 北京、河北、山西、辽宁、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南、广东、海南、广西、贵州、云南、甘肃、青海等大多数省 (区、市) 已建立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有些地 (市) 、县建立了本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其中, 云南省在全国率先建立了省、市、县三级名录体系。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初步建立。
此外, 各地各部门还举办了不同类别关于传承和保护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论坛和研讨会数十个, 发起或发表宣言3个, 很好地激发和促进了广大群众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与了解, 并为今后更好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三、努力营造非遗保护社会氛围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是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原则下进行的。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 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 高度重视保护和发展民族传统文化, 采取一系列措施保护、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 全面建设和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2004年6月26日, 胡锦涛主席在《致第2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的贺辞》中说:“保护世界遗产, 是造福人类的千秋功业”。“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 将继续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 保护生态环境, 扩大国际合作, 保证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充分保护和适度利用, 进一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傣族泼水节
近年来, 各级文化馆、博物馆、科技馆、图书馆等公共文化机构积极开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和展示;教育部门将优秀的、体现民族精神与民间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编入教材;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工作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展示、保护知识普及, 为在全社会形成保护文化遗产的共识营造了良好的氛围。自1988年以来, 全国已有412个乡镇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中国特色艺术之乡”。各种传统悠久、独具特色的民族民间文化活动在群众中广泛开展, 许多区域性的传统民俗、节庆活动得到恢复和发展。地方政府也建立了传承人命名制度, 资助各种民间艺术的传承活动和人才培养, 这些都是传承、保护文化遗产的有效措施。
四、各地积极申报非遗成果
在2007年9月召开的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会议上, 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透露, 从2008年起,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启动“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和急需保护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工作新办法, 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和评选工作, 不再受“每两年一次、每个国家每次只限申报一项”的限制。
为此, 文化部已于当年7月底下发了关于申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预备名单, 将从各地上报的项目中, 遴选出具有重要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 体现中华民族创造力的典型性、代表性, 并有重大影响, 且有濒临灭亡危险的项目, 建立我国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预备名单。
中国名酒贵州茅台酒继2006年成功申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后, 茅台酒酿造工艺目前正准备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据介绍, 茅台酒在全国白酒行业中拥有独一无二的工艺技术。从原料进厂到成品出厂, 茅台酒酿造至少需要5年时间;制酒过程需经9次蒸煮 (馏) , 8次发酵, 7次取酒;高温制曲和高温接酒对中国白酒工艺变革产生重大影响;长期储存是茅台酒风格形成的关键因素之一。而由中科院科技史所、中国文房四宝协会牵头的“中国文房四宝”也正在为申报“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前期的资料编纂工作。申报材料将主要从文化空间到文化表现形式的说明, 历史发展以及社会性、象征性和文化性的功能及技术的发明、真实性风格鉴别, 有影响力的流派以及生产原料、功能、方法及传承谱系等四个方面, 全面地介绍宣纸传统工艺的历史沿革和发展过程、文化多样性以及对中国文化乃至东方文化产生的巨大影响。山东济南围绕“创意济南”城市主题系列活动, 也推出了包括济南政区地名 (含县、镇名) 、聚落地名 (含城都、街巷、村落名) 、建筑地名 (含寺庙、阁楼、塔幢、驿道、长城、桥梁名等) 、山川地名 (含地质形成山脉、山峰、河流、湖泊、洞泉、关隘名等) 、坊店地名 (含工厂作坊和商业店铺名) 在内的“济南老地名”非物质文化遗产。
各地通过不同种类的申报形式, 都在为保护传承本地方、本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做着最大的努力。到目前为止, 由国家出资成立的“振兴京剧指导委员会”和“振兴昆曲指导委员会”, 已获得专项资金, 重点实施京剧与昆曲艺术的抢救、保护和扶持工程。经过专家的科学论证, 我国已确定国家级保护试点项目40个, 包括区域性的综合试点6个 (如云南省、江苏省苏州市、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等) , 专业性试点34个 (如新疆维吾尔木卡姆、北京京西古幡乐、安徽花鼓灯、青海热贡艺术、天津杨柳青木版年画等) 。并于2006年公布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 5 8项。目前, 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申报和审批中。
而由民政部设立的国家地名数据库软件技术服务中心也于2007年9月落户昆山, 它覆盖全国四级行政机构, 可以为全国3524个县市区提供国家地名数据库的软件攻关升级、数据交换、系统采集等的培训和调试服务。
五、注重非遗人才培养
2007年9月19日, 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在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会议上曾强调指出:由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承传人正在减少, 再加上专业人才的匮乏, 已经成为制约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发扬的一大障碍。具体表现在:第一, 许多地方尚未建立一支比较稳定的专门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队伍;第二, 队伍人员数量不足, 难以承担繁重的保护工作任务;第三, 素质结构不合理, 很难保证保护工作质量;第四, 从事理论研究的人员少之又少, 缺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深入研究, 保护工作难以做到科学化、规范化。
因此, 有专家建议, 为了避免“人死艺亡”现象的发生, 我国各地应培训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承接人才队伍。在相应的高校增设有关方面的专业学科, 招收此类专业的学生, 其中包括本科生、代培生、进修生等;将民间艺术列入大学艺术教育, 在中小学各个学段开设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的课程, 从小开始培养他们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队伍中, 要吸收文化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 以提高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水准。
可喜的是, 针对这一问题, 不少地方近年来已经有了较为明确的认识, 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广东省从2006年起, 逐步加大了对全省各地市文化馆 (站) 基层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针对各地区经济发展、人才结构不平衡的实际情况, 广东省采取了“请进来、走下去”的培训方式。“请进来”是指每次办班都邀请在国内有一定知名度的专家前来授课, “走下去”是指把培训班直接办到基层。至今, 广东省已在东西南北片区和贫困山区、少数民族地区办了6期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申报培训班, 培训基层工作人员近千名。与此同时, 广东省还积极组织人员参加文化部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举办的各类培训班, 并到兄弟省市进行考察、学习。
欢乐的湛江人龙舞
北京市也从2004年以来, 连续举办了5期非物质文化遗产培训班, 全市约有300余人次参加了培训。同时, 1 8个区县的相关保护机构也举办了培训班, 北京市商务局及北京市老字号协会组织召开了“北京市老字号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题培训会”, 甚至连全聚德、便宜坊烤鸭集团等老字号企业也对内部员工进行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培训。各种形式的培训为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培养了一大批人才, 有力地促进了保护工作的开展。
六、加强国际交流, 共助非遗保护
1、中日韩联手申遗“徐福东渡”
自2007年10月徐福雕像在东渡启航点--慈溪达蓬山落成后, 慈溪徐福文化研究会又将联合日本、韩国的徐福文化研究专家, 共同推动徐福文化成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徐福作为中国古代伟大的航海家和伟大的经济文化使者, 公元前210年他奉秦始皇之命从慈溪达蓬山启航东渡并成功抵达日本, 成为中国有历史记录以来第一位伟大的航海家。徐福东渡为日本带去了当时先进的华夏文化, 使日本从原始的绳纹记事时代迅速过渡到了文明的弥生时代, 在日本被奉为司农耕、医药、桑蚕之神。
徐福东渡在达蓬山留下了美丽的民间传说, 在地方史志中也多有记载, 其中的徐福东渡摩崖石刻是目前发现的反映徐福东渡场景的唯一历史遗迹, 秦渡庵是目前发现的徐福东渡的唯一遗址, 在徐福文化的研究中具有重要的价值。而徐福东渡的民间传说也已被列入了浙江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并正在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国昆曲
2、中、蒙两国蒙古族长调民歌保护成果显著
2007年8月, 中国、蒙古国蒙古族长调民歌联合保护协调指导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召开。中蒙两国共同签署了《中、蒙两国蒙古族长调民歌联合田野调查协议》, 中、蒙两国专家还决定于2008年7月至10月中旬联合进行田野调查。
中、蒙两国蓝天绿草联为一体, 共同享有许多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蒙古族长调民歌是中、蒙两国共享遗产之一。蒙古族长调是蒙古族文化的重要象征, 是蒙古族最精美、最典型的文化表现形式, 凝聚着蒙古族人民的智慧, 生动地体现了蒙古族人民的生产生活实际和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蒙古族长调民歌主要有两大分布空间, 位于中国内蒙古自治区和蒙古国, 各自具有不同特点, 相互交融, 相互影响, 并在这种交融中体现出蒙古族长调民歌的共同本质与主要风格, 是世界文化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5年11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中、蒙两国联合申报的蒙古族长调民歌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这是中国和蒙古国两国共同努力的结果, 是中、蒙两国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 不仅对于蒙古族长调民歌的有效保护至关重要, 而且对于增进两国文化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3、英国非遗专家走进黎族村落
英国艺术与人文研究促进会多年来一直致力于资助国际艺术与人文方面的研究。近期, 他们专程对海南省的黎族村落白查村进行过考察, 旨在寻求与探讨白查村的茅草房和民俗等方面的保护工作。
白查村位于东方市江边乡昌化江畔, 是目前海南省船型屋茅草房保存最为完整的一个村落。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已将白查村船形屋项目, 作为黎族船型屋茅草屋保存完整的最后一个古村落, 上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而此次英国专家在参观白查村之后表示, 白查村给他们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 他们正在寻求与海南在文化艺术等非物质文化保护领域开展合作。
4、美国设立中国古琴日
2007年6月19日, 美国加州Milpitas市市长Jose Esteves在市议会上郑重宣布:2007年11月7日为本市的“古琴日”, 并颁发证书, 以此鼓励旅美华人王菲和她所领导的北美琴社多来为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增进中美文化交流所作出的卓越贡献。这是世界上迄今第一个专门为中国最古老弹播乐器古琴设立的节日, 也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被美国主流社会认同的标志。古琴自古受到中国文人的推崇, 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在2003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北美琴社社长、古琴家王菲认为:音乐是了解另一种文化的载体, 古琴就是一个最好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 因为古琴蕴涵丰厚的中国文化。今天设立这个古琴日的意义, 既是向美国主流介绍古琴这一世界文化遗产, 也是把古琴作业加强中美文化交流的一个桥梁。
七、在发展中保护非遗果实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 人民群众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问题上的认识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 越来越多的人和组织也加入到保护的队伍中来, 但不可忽视的是, 由于存在认识上的误区, 一些地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常常在建设和保护中遭受破坏, 而且往往这种破坏更具有危害性, 更容易被我们忽视。
在一些地方的新农村建设中, 只讲拆旧村建新村, 不对蕴含历史文化内容的有形遗存加以认真保护, 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大部分都保存在农村地区, 常常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使承载这个村庄历史文化记忆的载体因建设而荡然无存;而有的地方, 为了发展经济, 把一些具有本民族特色的风俗活动加进旅游项目中, 从而使原本极具特色的文化活动, 变成了的闹剧;还有的地方, 在传扬地方色彩文化的时候, 又人为地加进了更多的现代元素, 演变成古不古、洋不洋的四不像......
面对以上种种情况,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王文章提醒大家:发展是最好的保护。我们要防止那些刚刚被确定为保护对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在保护工作尚未正式启动时, 就被旅游市场片面地开发和利用, 出现一些原生态的歌舞被按照时尚的审美趣味加以改造、传统手工艺品制作技艺被机械取代、古老村落被开发成喧嚣的旅游区等现象。“从表面上看, 似乎是这些被保护项目的繁荣, 但实际上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本质性伤害, ”他说, 这最终会使这些项目显现的某种人类文明以及文明成长的过程, 因我们的“保护”而中断。
为此他建议,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应该把抢救和保护放在第一位, 要在不改变其自然衍变的生长过程、不影响其未来发展方向的前提下, 实现生产性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和谐结合, 同时, 还应创造整体性社会保护的环境, 以促进形成一定的文化保护生态。
结束语
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 无论物质还是非物质的文化遗产, 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对我们的生产生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随着时光的流逝, 她更加成为我们应该保护的对象, 因为这里不仅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 更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既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也是全人类的文明瑰宝。因此, 我们要从对国家和历史负责的高度, 从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高度, 切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要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 做好普查工作, 制定保护规划, 抢救珍贵遗产, 注重人才培养, 加强宣传教育, 不断提高全社会的保护意识, 努力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链接:
近年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主要成就
1、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2005年以来, 国务院、国务院办公厅相继出台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关于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通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按照国务院的安排和部署, 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 积极落实各项工作任务, 全面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2、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初步建立。
2006年5月20日, 国务院批准公布了第一批518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 对建立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推动作用。目前, 北京河北、山西、辽宁、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南、广东、海南、广西、贵州、云南、甘肃、青海等大多数省 (区、市) 已建立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有些地 (市) 、县建立了本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其中, 云南省在全国率先建立了省、市、县三级名录体系。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初步建立。
3、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
目前, 各地的普查工作正在积极稳步展开, 一些省、自治区、直辖市结合地域特点, 编制门类齐全、分项细致、可操作性强的普查工作手册, 举办普查工作培训班, 对相关人员进行了业务培训, 初见成效。云南省截至2005年累计投入1000多万元用于开展普查工作, 参与普查人数达1.9万人次, 普查的自然村寨达1.48万个, 访谈对象6.9万人次。在普查工作中, 各地培训了工作队伍, 抢救保护了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资料和珍贵实物, 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4、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试点工作取得有益经验。
在实施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过程中, 文化部相继确定了4 0个保护工程试点。几年来, 这些试点认真制定保护规划, 积极探索工作机制, 不断摸索保护方法, 取得了明显成效, 为保护工作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5、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机制正初步形成。
为发挥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主导作用, 由文化部牵头, 建立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2006年9月14日,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已正式挂牌成立。河北、河南、广东、宁夏、新疆、江西、重庆、湖北、贵州、吉林、广西等省区建立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2006年, 文化部正式成立了由68位不同专业领域专家共同组成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 充分发挥专家在保护工作中的咨询和参谋作用。
6、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经费投入逐年加大。
2004至2006年, 国家财政每年投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经费2000万元。为加强国家级名录项目的保护工作, 2006年, 国家财政支付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补助经费4000万元, 并拨付各地。浙江、江苏、辽宁、广东、河北、四川、江西、湖北、福建等大部分省区都安排了保护工作专项经费, 确保了保护工作的正常进行。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十原则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苑利提出了应当遵循的十条原则:
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有形化”原则。即通过收藏、录音、录像及口述记录等方式将它们保存下来。
二是以人为本原则。将保护身怀绝技的艺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点。三是整体保护原则。即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生存空间实施整体保护。
四是活态保护原则。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营造出一个更宽松、更适合其成长的生态环境。
五是民间事民间办原则。民众是遗产的主人, 应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政府至多只能是个“管家”。
六是原真性保护原则。建立传统文化“基因库”, 将那些优秀的、具有原生态特点的文化遗产保存下来, 为未来新文化的创造保留更多的种源。
七是保护文化多样性原则。由5 6个民族创造的多元文化是我们新文化创造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八是精品保护原则。要将文化与文化遗产区分开来, 严格文化遗产的入选标准, 对文化遗产实施分级管理。
九是濒危性保护原则。通过临时性指定制度的建立, 对濒危遗产实施紧急抢救。
“非遗”理念 篇6
1 传统中药制作技艺面临的主要问题
传统中药制作技艺由于大多采取古方秘制, 难以达到“量产”的标准, 基本按不同门派自我传承。而中医过程是一个漫长的历程, 专业人才的历练过程需十几年甚至几十年, 且许多古方即便是材质相同, 但制作技艺不同药效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2 传统中药制作技艺申请“非遗”的利与弊
“非遗”作为一种文化、文明的记载和传承方式, 将传统的中药制作技艺作为工艺保存下来, 挖掘历史和文化层面的内容, 还将其发展历程完整保存起来。但将传统中药制作技艺列为“非遗”产物后, 存在着古方泄密等较为实际的问题。
2.1 明确中医地位
传统中药制作技艺入选“非遗”名录, 让处境尴尬的“民间医生”拥有了合法身份, 还得到国家的相关保护和扶持, 对专业中医院和中医研究机构的发展起到积极肯定的作用, 更是给一直处在发展低谷期的中医药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此外, 可将中医中药病理内容纳入专业院校的教材中, 对扩大中医宣传和培养中医人才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2.2 规范古法技艺
由于中药制作技艺以门派形式传承, 有的古方虽然配方和药量基本相同, 但名目却五花八门。中药制作技艺列入“非遗”可彻底解决这一问题, 统一大致相同的古方, 还通过论证将一些存在缺憾的古方或制作工艺进行改良。以“四君子”汤剂为例, 一般配方均按照《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记载古方, 其中药物组成简单:人参 (去芦) 10g、白术9g、茯苓 (去皮) 9g、炙甘草6g;文献研究显示, 该配方主要用于治疗胃部疾病, 属较弱势温补药剂。现代研究发现, 四君子配方不变, 煎制过程中药物浓度比原方浓度增加2倍以上, 有助于脂肪肝的自然愈合。“非遗”的确立, 让存在一定分歧或开发出新疗效的古方和传统制作工艺有了明确定义。
2.3 传承针灸医疗方法
此次中药制作技术和“非遗”的完美结合, 给针灸塑造了一个全面系统的宣传渠道和平台, 也为针灸学和经脉知识的传承提供了依据。
“非遗”确定了针灸的法律地位, 从文化知识传承层面将针灸学提高到新的高度。通过全面的资源整合, 将中医针灸和经络知识与西方药剂和手术知识放在同一水平高度进行交流, 是对针灸学的认可, 更是中医学的突破。
2.4 面临的保密问题
从严格意义上来讲, 传统中药制作技艺没有特殊的保密性, 其中药量使用和提水浓缩过程两个较为关键的因素决定其核心价值。因此, 相关部门尤其是将传统中药工艺经现代化改良量产的企业, 必须加强保密工作。
3 结语
综上所述, 传统中药制作技艺申请“非遗”会面临新的问题和困难, 无论是从社会发展角度还中医、中药进步的角度来看, 将中药制作技艺的精华申请“非遗”乃大势所趋, 也是向社会、向世界展示中医、中药学独特魅力的全新窗口和渠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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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郗效.传统中药制作技艺:“非遗”中的瑰宝[J].大众健康, 2013 (4) :54-56.
[3]杜锡宝, 蒋代财.中药制作方法问题的研究现状及前景展望[J].中国中医药咨讯, 2011 (17) :331.
“非遗”理念 篇7
近十年来, 我国各地方兴未艾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为传统武术的绵延提供了一个时代契机。据统计, 自2006年至今, 在国家正式颁布的三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 传统武术已近三十项, 进入各级地方“非遗”名录的, 其数量就更多了。应该说, 由政府主导的“非遗”保护, 对传统武术发展所起到的积极意义, 是不言而喻的, 其成果也是值得肯定的。但是, 其中暴露出来的问题, 同样亟待引起注意。否则, 国家“为了保护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这一“非遗”保护初衷, 可能成为一句空话。据本人观察, 目前传统武术“非遗”保护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非遗”名录中的评审问题
“非遗”保护, 项目评审是第一步, 各级主管部门一般都会聘请若干名相应的专家进行归口评审。但就目前三批已进入国家级“非遗”名录的武术项目而言, 其评审中存在的不足是显而易见的。
1.1 评审标准不一
如第一批国家级“非遗”名录中有少林功夫、武当武术、太极拳、梅花拳、沧州武术与回族重刀武术等。众所周知, 前四种是指拳种而言, 沧州武术是指区域而言, 两者虽有不同, 但都有拳械、功法等丰富内容;相比之下, 回族重刀只是一种器械活动, 尽管也有一些演练套路, 但与前面几项根本不在一个层面上。另外, 回族重刀的项目属性也值得考虑。据介绍, 回族重刀主要是表现力的技巧与集体造型, 因此, 与追求两两相当技击之道的传统武术, 其属性明显有所差异。同时, 名录中用“回族重刀武术”这一叠床架屋之名, 也正好显映出该项目在类别归属上的牵强。本人认为, 从活动特点来看, “回族重刀”似乎更适合诸如“石担”、“石锁”等这类技力性传统项目。
评审标准问题还反映在2008年颁布的第二批国家级“非遗”名录中的武术项目上。该批名录中的武术项目总共十四个, 其中形意拳、心意拳和心意六合拳占有三项。就历史脉络而言, 三拳同根同源, 应打包申报, 或作为拓展名录。但堂堂国家级的“非遗”目录中竟然将它们各列一项, 实令人惊异。因为假如拳名稍异即可分列, 那么南拳中享有盛名的“咏春拳”与“永春拳”等, 是否也可照此办理?
1.2 历史传承不清
具有相对清晰的历史传承, 是作为“非遗”立项的一个重要条件。但是, 就在这个问题上, 诸如传统武术名门大宗的少林功夫与武当武术等, 都有待完善。少林功夫在明末清初的传承大致清晰, 其后的情况就变得复杂起来, 特别至近代百年, 其情况更不甚了了, 以致有学者提出:1928年, 少林寺因参与直系军阀与冯玉祥部的战争, 而被付之一炬, “之后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社会动荡, 到50年代以后对传统文化的破坏, 少林寺内的武脉已经断了”, 申报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少林功夫”与历史上真正具有“非遗”价值的少林武术, 完全风马牛不相及。情况是否如此, 作为少林功夫申报单位的少林寺对此社会质疑应有起码理论回应, 但恰恰在这一点上表现出了超然物外的“禅定”功夫。
另一武当武术也同样如此。上世纪前半叶, 是武当武术大放异彩的时期, 冠以“武当”之名的各种著述一时蜂出, 但其历史传承并未得到认真梳理。所以自20世纪八十年代开始, 有关武当武术的内容记述, 前后出入较大。如1984年的《武当武功》中列举的拳仅有太极拳、长拳、八极拳、龙化拳、玄真拳、八卦掌与醉八仙等七种;1992年的《武当拳之研究》中则记有武当乾坤门、武当白锦门、武当淮河派、武当清虚派、武当恒山派、武当神剑派、武当狄龙派等七类, 而之前的长拳、八极拳与醉八仙等, 则不见其中;2008年, “武当拳法研究会”经过多年细致调查整理, 明确仍在社会上流传的武当武术已发展为“29个门派, 208套功法套路”, 当属史学家所说的被“层累地造成”的。为何如此造成?个中原委, 套用一个流行词:“你懂的”。
历史传承不清, 势必影响到拳理技法的保护, 也很容易使假冒伪劣之货披上一件“传统”的外衣而粉墨登场, 到头来“假作真来真亦假”, 以致什么是传统, 成为一个难以言说的“文化空场”!
1.3 技艺特点不明
活态的拳种技艺, 是传统武术“非遗”保护中的最重要内容。对于传统武术而言, 其技艺有否价值或价值大小, 是判定能否进入“非遗”名录以及进入哪一级名录的最根本依据。已颁布的三批国家级“非遗”名录中传统拳种, 其技艺各有千秋, 但也有例外。如2011年第三批国家级“非遗”名录中浙江省申报的“五常十八般武艺”, 就令人匪夷所思。该项目除了一些名为笔艺爪、金瓜锤、李公拐、大劈锁及木伞等的木质兵械外, 在技艺上并无特点可言, 与同为名录中的红拳、通背拳、五祖拳及地犬术等诸拳种根本无法同日而语, 充其量只是杭州余杭地区的一个民俗活动而已, 但也照样被赫然列入国家级的“非遗”名录。关于这个问题, 本人曾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及, 目的旨在敦请有关领导和专家在今后有关传统武术的“非遗”项目评审中有所警觉, 尽量扣好“非遗”保护工作的第一个扣子。
2 技艺保护问题
如何保护好传承有源的拳械技艺、功法劲力及相关的训练方式, 毫无疑问是传统武术“非遗”保护中最为核心的内容。某种意义上, 传统武术“非遗”保护的成败,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几个方面。但目前在这些方面, 恐怕难以让人乐观。
2.1 保护什么认识偏颇
在“非遗”工作保护中, 传统武术是通过“名”的立项来进入其目录的。但是, 进入名录只是为日后的传承、发展提供了一个平台、机遇, 并不等于就能由此得到保护。然而, 有些地方将项目列入名录视为政绩, 在重“名”的申报、轻“技艺”保护思想的作祟下, 加上对于传统武术基本价值的认识不足, 导致一些进入“非遗”名录的传统拳种, 并没有围绕拳械技艺、功法劲力和训练方式等方面去落实具体保护措施, 而是满足于令人观赏的娱乐表演或狭隘的强身健体, 所以陷入误区。
历史上, 传统武术中是有一种“练为看”的演艺性技艺存在, 但它只是传统武术的一个补充, 始终未能成为传统武术发展的主要命脉所在。然而, 在眼下文化是以吸引眼球为评判标准的社会中, 不少传统拳种正自觉走入演艺舞台的“星光大道”。这方面, 历史上有“天下武艺莫不让少林”之称的少林武术是个典型事例。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当下展现在人们视野中的少林武术, 或是冠以“少林”名号的影视作品, 或是借助布景、道具、声光等表现一定剧情内容的舞台剧, 或是少林僧徒向外展示的拳械功夫表演。对此人们不禁会发出这样一个追问:难道把少林功夫申报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就是为了保存这种炫人耳目的演艺功夫吗?值得注意的是, 除少林武术外, 同样已入选为国家级“非遗”名录的“武当武术”、“峨眉武术”等也大有步其后尘之势。记得2000多年前的西哲柏拉图曾对被异化的艺术一再表示憎恶,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怕艺术成为类象, 真正的现实反而因此而不复存在”。而柏拉图的这个千古忧患, 在当代传统武术上似乎逐步成为现实。
技艺保护上的另一个误区是对于传统武术基本价值缺乏全面认识, 片面强调其强身健体。长期以来, 传统武术是以追求技击之道为本质属性, 以此规定并制约着自身的存在与发展, 并逻辑地延伸出了以技 (技击) 、身 (强身) 、性 (道德) 三者有机结合的基本价值体系。但是,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 就有部分武术界人士将武术的技击价值与健身价值对立起来, 认为:“武术在今天的任务不再是‘防身杀敌立功’, 而是和其他体育项目一样是为‘增强人民体质’。”遗憾的是, 这一观点被当时国家体委武术部门奉为圭臬, 于是,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 武术活动在一些理论著述中被缩水成套路, 其价值功能也自然只能“强筋壮骨、增进健康、锻炼意志”。虽说1979年开始的散打运动试验, 是对原来单一套路模式的补充, 但在原先的模式下, 套路技艺与技击依然脱节, 被不断解构。联系到去年国家武术管理中心出台的有关段位制中“练打结合”中“打”的具体形式与要求, 就是对此的一个绝好注解。
在传统武术技击弱化问题上, 历来讲究“任他巨力来打我, 牵动四两拨千斤”的太极拳是个最有个案意义的样本。太极拳在2006年已进入首批国家级“非遗”名录, 但作为“非遗”项目的太极拳在技艺方面究竟应该保护什么, 似乎并没有引起关注, 可能在某些人看来, 笔者连提这样的问题都是多余的。众所周知, 作为传统武术的太极拳, 是以“因敌变化示神奇”为主旨的。虽然也有诸如“详推用意终何在, 延年益寿不老春”之类的记述, 但对此不能囿于字面上的孤立理解, 不同的习武对象可以根据各自的需要进行价值选择, 但在理论逻辑上, 不能把传统武术的价值存在与习武者本人的价值选择相混淆, 两者是有根本区别的。2006年春, 本人在国家博物馆参观首批国家级“非遗”展览时, 看到在“太极拳”项目下面配有一张天安门广场万人演练太极拳的大幅照片, 不由产生这样一个疑问:如此盛况的太极拳还需要给予保护吗?众所周知, 所谓“非遗”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濒临灭绝”的, 而诸如前人描述的太极拳“纵放曲伸人莫知, 诸靠缠绕我皆依”, 如今又剩几何?从这个意义上, 太极拳技艺无疑已濒临危境, 才需要进行专门保护。
2.2 有些项目过度开发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守护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家园, 也是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基础, 为此, 2005年国务院下发的《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中明确提出了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十六字方针。然而, 不少进入“非遗”名录的传统拳种, 并没有按要求致力于拳理技法的保护、抢救, 而在单一的经济利益驱动下, 被用来作为招财进宝的榨汁机, 一些地方政府之所以热衷于举办规模不一的武术节、武术赛事, 其动机也在于此, 特别是在一些旅游资源较为充裕的地区, 表现尤为突出。
应该承认, 我国以市场经济为先导的改革开放是一次巨大的社会进步, 但作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软实力”的文化发展, 有其自身的规律与要求, 因为文化不单是经济建设的派生物。如果传统武术的“非遗”保护仅仅维系在经济利益上, 那么极易滑入“低俗”、“媚俗”的泥潭, 使传统武术蒙羞。2013年8月, 被广大社会人士吐槽为“cospaly”的新疆“天山武林大会”上, 武当、少林、峨眉及崆峒等各家“掌门”纷纷闪亮登场, 武侠小说中的江湖武林似乎一时复活。这次活动在社会上造成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 属于不折不扣、有违国家法规的“过度开发”。
2.3 有些项目自生自灭
相比较下, 一些难以直接为地方经济服务的传统拳种, 哪怕已进入“非遗”名录, 依然难以引起政府重视, 任其生灭。目前传统武术的“非遗”保护大致分三境遇:一是参与者如是财力雄厚者或是社会贤达, 其拳种的保护、传承可能风生水起、有声有色, 如陕西省的红拳;二是如传承人有一定经济基础或人脉关系, 他们出于一种精神坚守而苦苦支撑, 其拳种也可得以勉强沿承, 如河北孟村的八极拳;还有是如其参与者经济条件较差, 地方政府也苦于财政窘迫而无法支持, 那么即便列为国家级“名录”项目, 也同样无可奈何面临困境, 如河北的梅花拳, 其前景堪忧!
3 传统武术“非遗”保护建议
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项长期的工作, 基于上述传统武术“非遗”保护中存在的种种问题, 文章提出如下建议:
3.1 切实加强评审工作
在“非遗”保护工作中, 评审是第一步, 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需要较高的学识能力和政策把握。鉴于今后传统武术申报“非遗”名录的项目陆续还有, 故各级主管部门应切实加强各级传统武术“非遗”名录的评审工作, 莫使专家评审徒具形式。尤其是国家级名录。
需要强调的是, 评审项目的代表性与真实性, 是“非遗”评审的两大关键, 坦率地讲, 在这方面是已有教训的。另外, 应把握好拓展名录与非拓展名录之间的界限, 尽量排除评审中不应有的非正常现象, 如私下关系、长官意志或因能力而导致的误评等等。因此, 评审标准的设定与评审专家的遴选、履责就显得十分重要。试想:如果在这方面评审专家把好了关、负起了责, 诸如“五常十八般武艺”还会进入国家级“非遗”名录吗?还会将形意拳、心意拳及心意六合拳分别列为三个项目吗?
3.2 明确保护什么
据本人对于传统武术文化的认识, 传统武术的“非遗”保护大致有以下十大方面, 分别是:
(1) 拳械套路
(2) 功法劲力
(3) 技法技理
(4) 训练方式
(5) 传承途径
(6) 武德礼仪
(7) 传闻故事
(8) 文化空间
(9) 拳谱文献
(10) 兵械实物
以上十个方面中, 其功法劲力、技法技理和训练方式无疑是最核心的。顺便说明的是, 十个方面的后两个, 是以物质形态存在的, 似应归属于“物质文化”类。但是, 实际生活中非物质文化与物质文化总有着你中有我、我只有你的千丝万缕联系。诚如乌丙安先生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界定与分类认定》中所举例的老艺人和所制作的艺术品关系一样, 传统武术的拳谱文献和兵械实物也是依附于具体拳种技艺而存在的, 是记录、展现拳种技艺的重要载体, 因而成为传统武术“非遗”保护的有机组成。还有, “文化空间”也分有形空间与无形空间两种类型, 前者如佛寺道观、武术馆校及相关场所;后者如祭祖亮拳、庙会节俗等。
3.3 落实保护措施
关于传统武术“非遗”保护措施, 近几年中已有不少论著进行研究, 提出了不少富有价值的建设性意见。另外, 凡是申报各级“非遗”名录的传统拳种, 也都会在各自文本中详略不一地写有关于如何保护申报对象的种种规划。对此, 文章不再赘言。这里仅提两条:
第一, 将传统拳种的“非遗”保护落实到被政府部门认定的代表性传承人, 重视传统武术薪火相传的师徒传承, 并在相关主管部门统筹下, 建立关于代表性传承人的定期检查制度, 对于那些无法履行职责的代表性传承人, 应及时依法取消其资格。
第二, 为了扭转“非遗”保护中重申报、轻保护的现象, 政府主管部门应尽快建立起有关“非遗”保护的督促检查制度, 依照其申报时制定的保护规划进行检查, 对于那些保护不力或未有效实施保护的, 应及时提出整改, 对于提出整改后依然故我者, 应从“非遗”名录中予以撤销。
最后, 笔者认为, 作为国家武术运动管理中心, 应在传统武术“非遗”保护方面细致开展进一步的工作。比如, 我国的“非遗”保护工作是由文化部门牵头负责, 作为管理全国武术事宜的行政部门, 一方面及时了解、掌握各地传统拳种的“申遗”和保护情况, 尤其是对已进入国家级“非遗”名录的传统拳种的发展态势, 应了然于胸, 主动做好这件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大事。另一方面, 还应责无旁贷地对一些尚未申报“非遗”但已濒危的传统拳种及传人组织相关专家进行调研, 提出保护措施, 建立保护机制, 如天津张群炎先生的苗刀、甘肃的“天启棍”等。这项工作迫在眉睫, 应及早进行, 否则将人亡琴毁, 无法补救。为此, 建议由国家武术研究院科研部牵头, 建立有关传统拳种信息库, 这是一项至关重要的基础性工程, 它对传统武术的“非遗”保护, 其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切莫等闲视之!
摘要：文章主要运用文献资料研究法对近十年来进入国家级“非遗”名录的传统武术“非遗”保护中的若干问题进行研究, 着重从“非遗”名录中的评审问题、技艺保护问题等方面进行研究,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传统武术非遗保护的建议, 为传统武术“非遗”保护提供了新的思路。
关键词：近十年,传统武术,“非遗”保护工作,国家级“非遗”名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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