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环境伦理(共9篇)
当代环境伦理 篇1
人类进入21世纪以来, 全球工业、经济和人口迅猛增长, 造成了能源短缺、生产浪费、生态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 尤其是地球上半数森林消失, 地下水日渐枯竭并受污染, 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损害, 气候异常等全球性的环境危机给人类敲响了警钟[1]。为了避免由气候变化和生态环境退化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人们系统地、深入地研究人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产生了环境伦理观。马克思环境伦理思想具有丰富的科学内涵, 思想的形成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深刻的现实基础, 环境伦理思想基于辩证唯物主义人的主体性理论, 是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原则。马克思环境伦理思想认为人与自然界的融洽和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理想状态, 具有阐述当代面临的环境危机的理论价值和指导实践可持续发展和构筑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现实意义[2]。
一、马克思环境伦理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
人类自诞生以来, 就开始与自然相处, 认识自然并研究出了系统且完整的思想体系, 即自然观, 是环境伦理学的思想萌芽。马克思环境伦理思想就是通过批判和继承西方的自然观, 最终形成辩证唯物主义人的主体理论的环境伦理思想。
古希腊罗马哲学的“万物有灵”论、中世纪哲学中的神学生态观、西方近代哲学的机械生态观和德国古典哲学时期的生态观是马克思伦理思想的理论渊源[3]。在原始时期, 生产水平低下, 科学缺乏, 自发地产生了原始宗教自然观。“万物有灵论” (又名泛灵论) , 认为天下万物皆有灵魂或自然精神, 并在控制间影响其他自然现象。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泰勒斯、阿那克西米尼、赫拉克里特和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开始提出了朴素的元素自然观, 反对神话创世说, 认为世界的本原是一些物质性的元素, 如水、气、火、土等。这些朴素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和朴素的辩证法为马克思环境伦理思想萌芽。
18世纪中叶以来, 西方进行了第一次工业革命, 同时促使整个自然科学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1755年康德-拉普拉斯在《自然通史和天体论》中发表了太阳系起源的星云假说 (见星云说) , 认为太阳系是由原始星云按照万有引力定律逐渐生成。赖尔在《地址学原理》提出了地质渐变论, 阐明了地壳的演化是用自然界本身的力量。达尔文通过《物种起源》论证了地球生物的多样性是经自然选择和优胜劣汰而进化的。接着韦勒用无机物氰化铵人工合成了尿素, 证明了无机界同有机界之间的联系。施莱登和施旺提出了细胞学说, 认为所有生物都是由细胞构成, 使动植物有机的联系起来。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 (热力学第一定律) 和麦克斯韦电磁理论等物理发现表明了自然界各种运动形式之间的联系和统一和电、磁、光之间的同一性。自然科学所提供的这些关于自然界自身联系和发展的事实材料, 为辩证唯物主义环境伦理观提供自然科学依据[4]。接着马克思又批判地继承康德、谢林、黑格尔等人为代表的唯心主义的辩证思想和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直观唯物主义的思想, 建立了以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的科学的马克思环境理论思想。
二、马克思环境伦理思想形成的现实基础
19世纪的生态环境问题是马克思环境伦理思想形成的现实基础。19世纪后期, 世界进行了第二次工业革命, 由“蒸汽时代”进入“电气时代”, 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5]。同时伴随着资产阶级对土地资源的滥用, 造成了人与土地资源的对立。“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 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 从而破坏上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6]产业革命后的英国工厂在生产过程中将排泄物直接排入河流中, 造成了河流的严重污染。“这条狭窄的河流……时而泛起它那红色的波浪, 急速地奔过厌恶弥漫的工厂建筑和棉纱遍布的漂白工厂。然而它那鲜红的颜色并不是来自某个流血的战场……而是流自许多使用红色燃料的染坊。”森林的滥伐导致农业生产环境恶化、土壤肥力下降和气候变化异常。“文明是一个对抗的过程, 这个过程以其至今为止的形式使土地贫瘠, 使森林荒芜, 使土壤不能产生其最初的产品, 并使气候恶化。土地荒芜和温度升高以及气候的干燥, 似乎是耕种的后果。在德国和意大利, 现在似乎比森林覆盖时期的气温高5-6°R。”[7]
由于城市人口密集和工厂排放的废气, 加剧了环境污染及人居环境恶化。当时, 人与自然存在着对立的关系, 人污染了环境, 而严重污染的环境会使人得更多的慢性病。马克思描述:伦敦“250万人的肺和25万个火炉集中在三四平方公里的地面上, 消耗着极大量的氧气……呼吸和燃烧所生产的碳酸气”, 使得“伦敦的空气永远不会像乡间那样清新而充满氧气”, 导致了“大城市的居民……患慢性病的却多得多。”[8]在工厂生产过程中, 噪音污染严重, 而且工人们没有人身安全和健康防护设施。“人为的高温, 充满原料碎屑的空气, 震耳欲聋的喧嚣等, 都同样地损害人的一切感官, 更不用说在密集的机器中间所冒的生命危险了……对空间、空气、阳光以及对保护工人在生产过程中人身安全和健康的设备系统的掠夺, 至于工人的福利设施就根本谈不上了。傅立叶称工厂为‘温和的监狱, 难道不对吗?”[9], 马克思对生态环境被破坏和污染的严重后果进行了深入研究, 从现实的角度探讨了人与自然关系, 并提出了人与自然和平共处的现实路径。
三、马克思环境伦理思想的科学内涵
环境伦理是研究人与生态环境之间的一种利益分配与和谐共生的关系的环境哲学。马克思环境伦理思想是马克思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有丰富的科学内涵, 既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原则, 又从实践的视角强调了人的主体论, 人与自然存在着相互依存和制约的对立统一关系, 最终实现人和自然协调、和谐发展。
1. 自然人与人化自然是有机的整体
马克思认为:“人直接是自然存在物”, “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 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是自然界长期进化的产物, 即人是自然人。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和相互发展。恩格斯认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 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随着科学和技术的进步, 人类进行了三次工业革命, 生产力水平大大地提高, 人类活动不断地改造自然并改变了自然, 即人化自然。“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 来支配自然界。”[10]马克思认为:“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 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 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人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 社会、人和自然界是本质的统一, 自然人与人化自然长期依存和相互制约。马克思指出:“历史科学可以从两方面考察, 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 但这两个方面是密切相关的, 只要有人类存在, 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
2. 主体人通过实践能动地改造自然
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 在其现实性上, 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论述表明, 人不仅是“自然人”, 还是“社会人”。同时, 人类具有意识, 具有主动性, 可能动性地改造自然进行生产实践。马克思认为:“劳动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 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对自然物的占有, 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 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通过劳动的实践, 人类产生了社会关系, 具有社会属性。马克思说:“为了进行生产, 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 才‘会有它们对自然界的关系, 才会有生产。”人、社会、自然界在劳动实践中组成了有机的整体, 人具有主观能动性, 改造自然进而影响环境, 人化的自然又反作用于人类, 因此人类必须遵循自然规律进行劳动生产。恩格斯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 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 在第一步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测的结果, 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 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因此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 决不象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 决不象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 相反地, 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 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 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四、马克思环境伦理思想的当代价值
马克思环境伦理思想是马克思伦理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原则, 又从实践的视角论述了人的主体论, 体现了尊重自然、环境正义原则, 具有指导我国环境伦理学研究重要的理论价值;针对如何解决当代的生态环境问题, 实践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和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中共中央《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在指导思想中指出, 以科学发展为主题, 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深入贯彻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 节约能源, 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强度, 发展循环经济, 推广低碳技术, 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 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 就是全社会都要采取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 建立人与环境友好互动的关系。反过来, 友好的环境也会促进生产、改善生活,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必须以马克思的环境伦理思想为指导, 遵循自然规律, 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 倡导环境文化和生态文明, 实现可持续发展。
摘要:马克思环境伦理思想的形成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深刻的现实基础, 具有丰富的科学内涵, 是马克思伦理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当代出现的全球性环境危机, 马克思环境伦理思想具有指导实践可持续发展观和构建环境友好社会的现实价值。
关键词:马克思环境伦理思想,内涵,当代价值
参考文献
[1]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1年世界经济和社会调查:绿色技术重大变革[N], 人民网, 2011-7-11.
[2]宋周尧.马克思环境伦理思想探析[J].社会主义研究, 2010年第3期.
[3]邹德峰.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及其启示[M].甘肃:兰州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 2010.
[4]姜正冬.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形成过程的两阶段[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07年第03期.
[5]刘仁胜.生态马克思主义概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7:126.
[6][9]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552, 466-468.
[7]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5:493.
[8]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5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4:117.
[10]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4:304.
[11]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383.
当代环境伦理 篇2
略论当代中国责任伦理建设
本文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中蕴藏丰富的责任伦理资源,但与韦伯所言责任伦理应有所区分,由此提出挖掘中国传统责任伦理资源、建设当代中国责任伦理的几点建议.
作 者:张春香 Zhang Chunxiang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4刊 名:理论月刊 PKU英文刊名:THEORY MONTHLY年,卷(期):“”(5)分类号:B82关键词:责任伦理 信念伦理
当代环境伦理 篇3
关键词:基本内涵,时代价值,现实意义,依法治国
一、邹碧华精神的内涵
邹碧华精神的内涵, 简言之, 就是忘我和奉献, 这是一般英雄人物的共同点。但他又因其法官身份显得不同, 因为法官职业特色不是去冲锋陷阵, 而是保持沉默、被动、消极、隐忍。
( 一) 邹碧华精神的个人价值
作为法官, 公正判案, 获得当事人好评和理解; 作为教授, 《要件审判九步法》广为流传; 作为院长, 费心制定上海司法改革的具体方案。邹碧华通过一以贯之的勤奋工作, 得到、拥有和享受在职业道路上的晋升以及社会各界的好评。他虽然生命短暂, 但一生从事了自己热爱的事业, 自愿奉献了自己的所有精力。
邹碧华的行动贯彻着其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黑格尔在《应用逻辑学》中认为, 意识之后是深层的自我意识 ( 解释为潜在动机) 。邹碧华的自我意识、行为动机都已超越温饱生死, 脱离低级趣味。生命诚可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 两者皆可抛。人的最大价值在于自由, 自由就是每个人在成长中脱离原来自己的那一刻, 人的一生都在不断进行屡次冲破自我进行否定之否定的活动, 邹碧华把这种自由的目标交给了崇高的理想世界而非物质世界。他一生不断追求的是知识获取和累积、案件审理的公平、法院工作的进步、社会关系的和谐。与做金钱奴隶的人、做权势奴隶的人来说, 他是理想应然社会的“奴隶”。现实社会也给予他的理想和努力正向的反馈。因此, 他是成功的, 他的个人价值完全通过创造社会价值得以体现, 而他自己在辛劳中也获得了心灵的满足。
至今人们称赞的还是邹碧华的谦逊诚恳、公平正直、德才兼备, 而非其身份、家世和权势。邹碧华告诉人们, 在人人平等的民主法治社会, 公平竞争、机会平等, 即使一个非特权阶层的普通民众, 也可以通过自己审慎、公正、坚定而由节制的行为获得社会承认, 破除特权阶层所带来的种种限制使个体真正自由发展。
( 二) 邹碧华精神的社会价值
邹碧华作为优秀个体的凸显, 最终来自社会的普遍认可。优秀个人的影响是放射性的, 能够产生示范、传导的作用。优秀个人能够有能力去处理涉及他人的多重复杂问题, 用忘我的工作热情去感染别人, 用宽容的工作态度去与人合作, 塑造积极向上的氛围, 引导他人变得更加努力, 整体提高团体的工作效率。邹碧华的道德感召力在于以个人的行为、魅力、语言展示能力, 吸引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以及同事共同努力, 产生了群体性的崇高的事业归属感, 这与社会伦理要求相吻合。他的离开引发了大多数素不相识的人的自发悼念, 包含了类似于宗教性质的理想感情成分。这种宗教式感情, 既来自对优秀个人的钦佩和欣赏, 也来自于法律职业本身对道德的内在追求。
二、当前社会现实对于法律职业价值的挑战
二十一世纪中国的现实是, 社会意识形态多元, 社会价趋于物质化, 邹碧华却能引起不同利益群体的共鸣, 对此有多种解读。
( 一) 法官群体的评价
就法官群体来说, 邹碧华名校出身、著作等身、专业素养深厚, 身为上海高院副院长, 身居高位。基于对法律本身的崇拜, 以及对法律技艺的敬佩, 普通法官们内心而言需要这样的专业的领导, 他们对在法院高层中痛失精英心存伤感使人很能理解。
当然, 反讽、解构已经是现代人质疑社会现象的通常手法。有人说, 如果不是一个高院副院长而是无名法官, 就不会有许多人怀念。这种观点也许有其合理之处, 高官当然夺人眼球、社会交往众多。但确实以偏概全。仅是普通法官的遭遇①, 确实不足以引发全社会民众的关注讨论。这并非说明普通法官相对轻贱, 只是说明, 邹碧华作为社会精英, 既是法官也是长官, 对社会具有广泛有影响力, 在他人眼中, 已成为一个替代整个法院工作的标志性形象。因此, 有感而发实际上是针对整个法官群体, 这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法官所无法引起的联想。也因此, 邹碧华的离去不仅仅是一个普通人正值壮年英年早逝的悲哀, 也不仅仅是一个领导、一个老师工作过度辛劳的悲哀, 而是在当前法治环境下法官窘境的缩影, 是法官职业生涯划出的巨大的惊叹号。整个法官群体对国家法治道路、法官职业的前途命运产生顾影自怜的感情, 尤其是在司法改革员额制的特定背景下, 既感到彷徨, 也感到疲惫。
( 二) 律师群体的评价
对其他法律人而言, 尤其是律师, 邹碧华在长宁法院提出过尊重律师、建设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想法, 受到他们的欢迎。哀悼邹碧华, 更多反映律师界希望得到尊重的利益诉求和感情投射, 至于说形成共同体, 仍是艰难而漫长的道路。
在这个职业共同体内部, 最近轰动的新闻是, 北京恒清律师事务所主任崔慧称, 4 月2 日在通州区法院办案时, 遭执行局法官和法警的殴打, 致使眼部、面部、肢体等多处受伤。这条消息很快扩散并引起广泛关注, 尤其得到一些律师声援。其中, 有人表示“震怒”, 也有人质问, 如果律师有问题, 轻有律协处分, 重有公安查处, 法院执行庭有何权力打人? 而另一方面, 微博“法官卢涛”发表文章, 题为“崔慧律师所称执行案件真相”。文中称崔慧在哈尔滨有家康赛尔公司, 其占70% 股份, 其夫占30% 股份, 欠债无数, 崔慧为逃避债务在通州法院立案, 诉康赛尔公司民间借贷纠纷。“法官卢涛”指出, “法官为什么不出执行裁定, 原来她是原告, 是律所主任; 是被告法定代表人, 被告代理人是其律所律师。”②涉案视频已向社会公布, 北京高院、律协、通州区政法委、通州区公安分局共同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向社会宣布此事子虚乌有, 还执行法官以清白。但对于法官群体造成的是危机感、受辱感、愤怒感, 尤其是在司法行政管理部门不支持的情况下, 法官对无职业操守的律师甚至无能为力③。要求严惩诽谤法官和妨碍诉讼的违法行为, 保障职业安全, 已成为法官的基本需求。可以看到, 法官和律师的价值观中存在巨大的差异。双方共同语言的根基只能是法律研究, 尚未形成一致的职业道德伦理约束。
在我国漫长的法治道路上, 法院的实际地位和作用尚存争议, 更何况法官和律师的关系。法官群体是有具体职业规范约束的整体, 律师群体是自由个体的松散联合, 两者在案件立场上泾渭分明, 在现实生活中却因为亲朋故旧等社会关系藕断丝连。律师队伍内部本身鱼龙混杂: 有些律师对程序正义、律师权利自称代表民意极力呼吁, 质疑法院是否独立、公正; 有些律师专营取巧, 期待寻租获得法院的资源乃至权力的好处。当然, 也有一些法官不愿意坐冷板凳, 希望扩大社会交往, 却屈服于利益过界失足。虽然法律职业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名词, 但这个共同体内部的价值观有重大差异。对律师而言, 个体价值观念多元, 服务于客户利益, 更像是经营法律生意的商人, 只有服从或规避法律的意愿, 并不会纠结案件本身实质公平与否。商人特性使得其本身道德水平不一、职业道德程度不一, 因此, 要想在整个法律界建成法律职业共同体, 首先必须就法律职业应当具有什么样的伦理底线达成一致。
( 三) 邹碧华精神的时代意义
邹碧华的离去, 并不是在依法治国康庄大道上的插曲, 而是法治之难、法治之殇。他作为一个理想人物留下了理想未尽时的太多疑虑, 可以归结为以下两个命题。
1. 法院地位在社会管理中的定位困难。尽管社会转型时期, 法院作为社会管理者、社会服务者承担着重要任务。但法院始终无法成为政府主动行为的一份子, 因此, 与其他国家行政职能主管机关颇有距离, 价值目标疏离。同时, 由于存在“吃人嘴短、拿人手软”的嫌疑, 在处理地方政府、党委、甚至国企干预的案件时始终不能完全光明磊落, 有时反而要委曲求全替人圆场。再者, 法院自身为与“三权分立”的西方民主模式划清界限, 始终还在处在法院职能上的存小同求大异的司法改革路径探索之中。
2. 法治实现缺乏伦理基础的现实困难。当前市场经济社会, 充满对经济利益的追逐, 个体价值导向追求自身财富的累积, 不能直接追求金钱的, 就间接追求权势, 权势造成逐利阻碍, 吸引金钱分流和聚集, 社会伦理客观受到侵蚀, 也造成法治实施的障碍。无论司法者还是民众, 都无力对抗利益团体及与其紧密相关的政府部门, 因为司法者承受过多压力, 普通民众则无力承受维权成本。此外, 司法改革导致组织内部产生较大利益冲突, 即使有改革福利, 也不足以阻挡其他职业的召唤。法官的“下海”冲动也对群体伦理造成冲击。潮流、风气和习俗会影响法官的价值观和道德感。④法官的职业习惯是保守、沉默, 如何在万众创业、大众创新的热火朝天中找准定位, 内心也缺乏伦理和信仰的支持。法官福利待遇的提高, 可能会解决部分职业稳定性的问题, 上海入额法官检察官收入比公务员高43%⑤, 但员额本身也无法做到绝对公平的划分。况且无论收入如何增加, 都不能与其他法律服务者相比较, 既是国情, 也是服务大众的性质所决定。因此, 保持法律信仰、升华职业伦理作为解决问题的治本之法中显得更加重要。
三、构建法律职业伦理的基础
( 一) 我国法律职业的环境———良法是司法的基本前提
从国情来说, 政府权力仍然很大, 日本学者福山称之为“威权政府”, 在民营企业不发达的行业和地区, 国企仍然和政府捆绑在一起, 地方有地方性保护, 行业由行业性垄断。政府选择性执法, 面对个人可能是懒政政府, 面对利益集团可能百般迎合, 威权和法治总会有冲突。但要看到社会总体在进步, 比如新《行政诉讼法》可以要求审查规章这样的规范性文件, 是历史性的进步, 法治道路前景仍然光明。而司法能在社会解决纠纷中起到什么作用, 就要看多少人愿意使用、信赖、服从法院判决, 对民众来言, 会牵涉到取证的难易的考虑、维权的成本与收益的衡量, 立法中要考虑到各方利益主体的能力, 才能使得司法过程顺畅可行, 将程序的公平与实体的公平衔接。因此, 在立法中加入法律经济学的研究, 会使得法律在实践中的应用更具实用性、可行性, 也就是更能制定出良法, 这是法律伦理要求的重要前提。
( 二) 法治社会的内在自我约束———培育神圣的法律感情
一个真正的法治国家, 社会的根基是大众对于法律的敬畏, 而不是法律成为人们的牟利工具。
首先, 法律职业共同体中最有发言权的应当是法官, 作为社会最后一道防线, 这个群体应当是对其本身有较高的道德追求。应当通过心理学、伦理学、哲学的学习, 提升法官价值追求, 淡化其权力意识、金钱意识, 增加职业信仰使其保持公允的判断。
其次, 其他法律人也需要接受这样的教育。建立一种社会机制, 使他们能够接触、感知公平正义的力量。譬如, 建立获取律师资格转正为正式律师前, 必需担任短期法官助理的学习制度, 可以减少法官的工作量、提高律师水平, 另一方面, 可以通过法官对法官助理的思维培养增强律师的道德感、公平正义的感知力, 使得他们当律师时能够更加依法办事、克制、清醒。
最后, 法治社会的根基在人民大众。既要支持个人维权, 又要防止无理取闹, 既要维护社会稳定, 又要防止政府、利益集团牺牲个体利益。培养理性民众, 建设诚信社会、戒绝贪婪的社会风气、促进社会整体感情上的互相理解, 通过新闻媒体的曝光监督整个社会的失信行为, 培养信奉法律的社会氛围。
四、理想法律人格及法律职业伦理的形成条件
从邹碧华精神中解读到理想法律人格的特点:
首先, 应是理性与感性交融的个体。法律的思维、逻辑属于理性, 但法律的运用、生命却在于经验, 这经验就是用知觉去触摸法律保护的边界, 这就是法律人格感性的一面。其次, 理想法律人格含有崇高的精神境界, 包含了同情、理解和宽容, 既是对当事人各方的理解, 也是对整个社会的正向思考。再次, 理想法律人格会把优秀的工作技巧和高尚的信仰追求结合起来, 坚定、坚持, 忠于内心判断, 愿意为普罗大众奉献和付出。
总之, 理想法律人格, 是一个成熟善于分析、冷静但富有同情心、积极乐观又脚踏实地的理想主义者。只有拥有这样的理想主义者作为开拓者, 中国法治之路才能越走越宽。他们也应当成为树立法律职业伦理的中坚力量。
法律职业共同体这一遥远的理想, 在燃灯者身后, 投下的漫长身影。除了理想人格的内因驱动以外, 对于法律职业伦理的形成还需要在三个方面给予外部支持:
( 一) 经济待遇的合理性
有人说, 如果公正审案, 法官高出五倍的工资也是合适的。又有人说, 如果没有非法干预, 工资再少, 也愿意有人留下来做法官。他们想批评不公正, 都拿法官的工资说事。法官薪酬正受到社会的关注。但那些人高估了精神胜利法。法官并非圣贤, 亦有家庭压力, 渴望较好的生存环境, 画饼充饥是大多人无法接受的。同时, 出于要求劳动获得公平的尊重, 放弃法官职业的人并非就一定道德低下。相比法律服务业其他劳动市场薪酬的而言, 适当提高法官收入是对于法律本身的尊重, 是依法治国的内涵。法官办案是复杂的脑力劳动, 根据法官的工作方式, 保障法官的待遇稳定, 并高于普通水平, 并非是高薪养廉的激励政策, 而是社会公平分配的正常选择, 是社会对个人价值的应有肯定。保障法官在世俗生活中平常、稳定的心态, 不至于使得物质至上冲击道德信仰, 也不至于使得法官不能依靠自己的职业收入独立生活, 否则, 要么法官天生是富二代、三代, 或者依附于富人生活, 法官职业终究会成为富人职业, 丧失了了解人世疾苦的大众眼光。
( 二) 道德伦理的明确性
法官是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核心, 应当是具有较高伦理道德。放眼全球, 美国联邦法院法官曾因为写信给律师言辞不当被迫辞职, 可见, 对于法官中立克制的要求是法治精神的必然产物。法官道德伦理应当明确为, 保持人格的独立。首先是坚持自己的法律判断, 其次是与律师、利益集团保持相对的疏离。对于违背法官职业伦理的行为交由法官行为惩戒委员会处罚, 处罚的力度应当与法官薪酬水平相一致, 奖惩分明, 赏罚有度。
其他法律人应当也接受法官的监督, 尤其是, 对律师行为不端的情况, 应当提供法院向司法管理部门、律协发函行使投诉建议权予以撤销资格。同时, 接纳见习律师做短期法官助理, 强化法律职业道德意识, 以便培养统一的道德伦理的形成。
( 三) 职业内部的流通性
法律职业内部可以形成像商誉一样构成职业水平的评估标准。法官因为其掌握的司法裁判权受到尊崇, 但一旦丧失裁判权, 其得以继续获得业界好评的原因往往是个人社会关系广泛建立和专业的法律技能。其中, 专业的法律技能是法官流动的基础。应当增加法官职业的流动性, 视法官向律师、律师向法官流动为正常现象。法官是一个信仰的职业, 不需要出现以法院内部规定阻扰个人选择的做法, 当然, 律师也可以进入法官队伍。但最重要的一点是, 无论法官还是律师其职业的转换, 都要与其原来的社会角色完全脱离, 必须建立法官职业伦理相关隔离制度, 防止律师将法院工作作为积累人气的跳板, 也要防止法官离开法院后成为现任法官的诉讼掮客, 应当予以明确的行为规范和职业道德约束。
注释
1比如说咸丰县人民法院刘文举法官因病去世, 其平淡但同样敬业的普通人生也引发了法官们的感叹和追悼.
2http://china.huanqiu.com/article/2015-04/6206842.html, 2015-4-22.
3比如, 律师寄送贿金给执行法官, 执行法官上交, 法院要求吊销律师执照, 但司法局认为证据不足, 息事宁人.律师反而以寄错银行卡为由, 要求法院返还贿金.
4[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王秀莉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8, 9:213.
当代中国生态伦理思潮理论探源 篇4
当代中国生态伦理思潮兴起于20世纪80、90年代,这一思潮的崛起不是偶然的,有其深刻的.现实背景和历史渊源、理论依据.尽管西方学者较中国更早地系统关注生态伦理问题,但中国古代学者著述中关于生态伦理的直观、朴素的生态伦理思想和生态伦理规范仍具有积极的价值,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伦理思想对中国当代生态伦理思潮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作 者:刘小勤 作者单位:昆明医学院,社科部,云南,昆明,650031 刊 名: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GUIZHOU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年,卷(期): 21(4) 分类号:B82-058 关键词:生态伦理思潮 现实背景 理论渊源
当代竞技体育伦理研究 篇5
1 概念界定
在研究过程中, 学者赵立军将体育伦理理解为体育道德或体育伦理道德, 属于职业伦理范畴。华洪兴则认为体育伦理是以体育道德为研究对象, 以揭示体育道德本质与发展规律为研究内容, 为人们认识体育道德现象, 从而认识自我、完善自我、超越自我提供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本行为规范。
2 中国竞技体育伦理的研究现状
中国当代对于竞技体育伦理问题的研究主要在两个维度上进行:
自20世纪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高校教师、学者开始了当代体育伦理研究。我国的文化传统中, 道德伦理的地位极为崇高, 在这样一种德治文化传统之中, 结合我国独有的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教文化, 在不自觉中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体育文化, 孕育出了以“武德”和“养生”为核心内容的体育伦理思想。
对于当代中国体育伦理的建构, 应从三个维度出发进行审视和构建:即历史维度、当下维度、世界维度。从历史维度出发, 就要懂得继承和扬起, 对于积极的、人文的、现代的思想进行继承, 并将其发样光大, 使之成为中国特色体育伦理思想的核心;从当下维度出发, 就要求必须立足现实, 从现实出发构建体育伦理, 以免体育伦理成为空中楼阁, 与现实脱节;从世界维度出发, 就要求打开思维和眼界, 吸收世界上先进的、有益的体育思想, 例如:奥运精神、职业文化等, 融入到中国当代体育伦理的构建当中[3]。
在从以上三个维度出发的同时, 还要坚持几个原则, 即:公正原则、人道原则、贵生原则等。此外, 任何体育伦理的构建都应在法律的框架之内进行, 事实上, 法律和体育伦理的构建是相互关联的, 在体育伦理构建过程中不应忽视法律因素的作用。
3 西方竞技体育伦理的研究现状
西方国家对体育伦理的研究开始的较早, 同时发达国家的体育产业也发展的较早, 借助于电视直播、职业化运作、体育设施的健全, 体育产业在发达国家发展迅速。因此, 西方学者较早的遇到了体育伦理构建的困境, 他们最主要的观点是体育伦理主要属于价值论形态知识, 在关注基础理论的同时, 对现实中遇到的问题也比较重视, 可以说是在不断的实践中完善、建构体育伦理的。
西方学者在这些方面取得的成果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例如:Melissa Neiman.公平比赛:体育中介谈判中关于伦理因素的考虑 (Fair Game:Ethical Considerations in Negotiation by Sports Agents) 中第七专题对美国NBA、美式橄榄球等热门运动中体育经纪人、体育律师或其它体育中介在签约、谈判和运动员涉及的相关体育伦理问题给出建议和解决办法。
体育进入产业化之后, 体育的管理已经越来越法律化和伦理化, 帕克斯等人在《当代体育管理》一书中研究了体育管理的法律与伦理融合运用问题, 将体育管理与体育伦理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升华, 将更多的体育伦理思想注入到体育管理之中[10]。
在《一份对烟酒商品体育赞助的伦理方面的跨文化调查》中, 斯特费等人史无前例的把体育伦理与商业伦理等相结合, 对当前体育产业的国际化、全球化现象进行了研究, 给体育伦理思想引进了新的内容, 让商业伦理进入到体育伦理之中, 以缓和现实体育发展下体育伦理遇到的困境。体育与商业, 已经成为一个共同体, 但是和完全的商业行为不同, 体育有自己的伦理思想, 只有在体育伦理允许的范围内, 才能把商业伦理引入体育伦理[11]。
4 结语
4.1 应改变观念, 树立竞技体育的良性发展观
如果抛开内在的伦理观念, 体育竞技是无法上升到人类文化这样的高度, 因此, 应该将体育伦理思想注入到体育竞技的日常运行、管理上来, 将体育竞技与文化、哲学、伦理结合, 并在实践中不断修正, 将竞技体育的伦理研究提升到新的高度。
4.2 竞技体育伦理的研究必须不断从其他社会学科中接受营养
竞技体育不是独立存在的, 它的产生和发展必然和人类社会自身的发展息息相关。竞技体育的发展和变迁, 内在文化内涵、伦理思想的不断的丰富和进步, 都与人类社会的进步、思想的变化、社会的变迁等有着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因此, 对于竞技体育伦理的研究, 应该有意识的将竞技体育放在整个人类社会之中去研究, 需要和其他的社会学科相结合, 汲取营养, 最终达到竞技体育与伦理道德的有机结合。
4.3 竞技体育伦理研究要兼重理论与应用等不同维度的研究
竞技体育伦理研究不应孤立的进行, 更不应闭门造车, 对其研究应综合考虑理论与应用的关系, 兼顾各个维度, 特别是要与具体国情相结合。再好的理论如果不能应用, 都是空谈, 所以要加强实践, 在实践中总结发现最优的伦理架构。
当前信息时代下社会发展迅速, 体育也正在适应商业时代的要求, 人们越来越重视体育精神中蕴含的社会意义和巨大的人文价值、商业价值。对于体育伦理的发展, 在当前社会环境中, 可以以奥林匹克运动精神为根本, 结合我国传统民族文化内涵, 依托教育教学, 切实提高国人的人文道德修养, 推动竞技体育的社会化进程, 真正全面释放竞技体育的伦理价值。
摘要:当代竞技体育伦理是对体育运动这一客观存在的现实反应, 并通过其特有的作用方式影响体育运动的发展。该文试图通过对国内外有关竞技体育伦理发展研究的文献进行梳理, 为读者呈现出一条有关其发展的清晰脉络, 并通过对脉络的分析, 找出其发展的规律以及在研究中存在的不足。进而从理论构建、研究视域、研究深度、研究的背景定位等方面初步探究体育伦理未来发展的方向, 为竞技体育健全发展提供帮助。
关键词:体育伦理,发展脉络,竞技体育,伦理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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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Parks.Legal and Ethical Considerations in Sport Management[Z].June, 2008.
当代中国政治伦理取向浅析 篇6
关键词:政治,伦理,制度,道德,法治化
0前言
改革开放初期政治体制改革提上议事日程, 政治伦理学作为一门科学获得了巨大发展, 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体系的建构提供了理论指导。时至今日,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号角不住鸣响, 政治伦理问题依然贯穿这一伟大举措的始终, 尤其是近几年我国社会问题大量涌现, 如制度缺乏、道德缺失等问题层出不穷, 树立正确的政治伦理取向直接关系到我国政治体系的完善构建。对此, 我们需敞开胸怀正视历史, 继往开来找到政治伦理构建的正确发展思路。
1 我国政治建构过程中的伦理问题
(1) 政治制度的缺失
政治制度的缺失导致社会道德的缺失。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国的政治制度的建构之路异常坎坷, 经历一波三折。在经历过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巨大动荡, 政治制度建构始终没有达到制度化、法治化, 充斥着浓厚的人治化色彩。随着改革开放大幕的拉开, 我国逐渐告别计划经济时代的集权主义模式和对人民意识形态价值一元主导的时期, 权利逐渐下放, 人民思想多元化发展, 各阶层的政治诉求、经济诉求、文化诉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这可看出我国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充满活力和激情, 但从长远看, 由于缺乏制度化的规范, 我们各方面的诉求犹如无头苍蝇到处乱撞, 仿佛回到了霍布斯的"丛林状态"。
(2) 法治的不完善
我国法治化进程已经历了六十余载, 但仍没有达到我们所要求的目标, 始终摆脱不了人治的烙印, 甚至严重滞后于我们社会的发展进程, 法治化是一个系统的过程, 它包括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护法等。新中国成立初期法治化观念淡薄, 以及当时社会的各种运动对法治的冲击, 导致我国的法治化早年营养不良, 缺乏必要的法治基础。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展和深入, 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但法律的配套设施却远远落后, 主要表现为立法不完善、执法不严、司法不独立、公民守法和护法观念薄弱等, 法治不完善导致法治缺乏相应规范性机制。
(3) 腐败的问题滋生
腐败的问题滋生挑战政府公信力。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逐步告别计划经济时代, 快速步入市场经济时代,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也提上议事日程, 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高度集权模式, 大量的权力下放, 使各级机关掌握了一定的权力。尤其是改革开放背景下建设市场经济体制, 更为权力出租和权力寻租提供了大量的机会。"权力导致腐败, 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这条颠扑不破的真理正是印证了这一现象, 特别是在20世纪末期, 腐败问题异常严重, 大贪、巨贪不断曝光, 百姓怨声载道, 政府在百姓心中的形象大打折扣, 人民公仆的形象一去不复返。腐败不断蔓延, 使社会道德底线不断突破, 老百姓默认了腐败或多或少不可避免, 认为只要在贪污时不忘办点实事就行了, 社会成为这样岂不可悲。
(4) 利益诉求通道的不畅
利益诉求通道的不畅使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 人民价值日趋多元化, 人民生活日益丰富多彩, 百姓的利益诉求不断增加。这原本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 然而在我国的社会中却成为一大怪事, 面对百姓的诸多利益诉求, 政府没有合理看待, 在既定方针的指导下, 将老百姓众多的合理的利益诉求看作是影响社会稳定的不和谐因素, 对之进行"处理"。由此便导致百姓更多地对自身合法权益的诉求, 越处理越多, 越维稳越不稳, 陷入了维稳怪圈。同时民众合理利益诉求没得到满足, 积极性受打击, 加深了社会矛盾。政治作为民众与政府两个利益主体博弈的过程, 正因缺乏联系民众、向政府提出利益诉求和政策输出的通道, 使众多社会问题出现, 社会矛盾不断激化。
2 我国政治建构过程中伦理问题的理论溯源
(1) "性善论"渊源
我国自古建构的个体伦理政治是基于人性善的假设。以人性善为价值前提, 强调人所以为人的根本在于人具有德行, 从动态的意义上来看则是人具有向善性, 美德成为一切人自然而然必将追求的个体生命原则, 通过完善人的善性来促进社会的发展。人性善的论断从来只是文人的美好愿望、价值追求和价值判断, 并非是社会的整体价值体现。古往今来的实践证明, 性善论站不住脚, 立足于追求个体道德修养, 激发他们的善性, 以推动社会良性发展不存在强力的科学依据。
(2) "个体道德"核心
个体伦理政治的伦理思维的根本在于强调政治的德性基于政治个体的道德品质, 依赖个体道德的推演, 从而生成、影响、最终决定着该政治伦理走向政治品质。该思维的核心是个体道德的修养, 倡导的是精英政治, 崇尚的是贤人、圣人、哲学王等。由此可见, 个体伦理政治是以道德个体为支点和依托。个体伦理政治将政治伦理的一切相关因素都系在"好人"上, 政治伦理品质依赖, 决定于官僚的私德, 这是靠不住的。著名的哲学家波普尔说到:"我们需要的与其说的好人, 还不如说是好的制度……我们渴望得到好的统治者, 但历史的经验表明, 我们不可能找到这样的人。正因此, 设计出即使是坏的统治者也不会造成损害的制度是十分重要的"。在经历了拨乱反正后, 邓小平在回忆那段历史时期时曾说:"将一个国家的命运寄托在一个或几个领导人身上, 是非常危险的"。正是由于缺乏制度化的安排, 导致领导人职务终身制, 才会有"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悲剧发生。
(3) "人性"归因
个体伦理政治认为政治之所以有时存在非道德的现象, 根本原因在于人性的堕落和道德滑坡。在此状况下, 提升政治伦理可行的手段就是利用一切可用的方法与途径, 不断地通过道德教化、道德训诫、道德审查, 实现道德强化。其实质是蕴含着道德理想主义和道德万能论的幻想。在我国的政治建构过程中, 始终抱着性善论、治病救人的理念, 一方面不断制造出道德新人, 另一方面不断使已经变成了"恶人"的人再回到善人。如此便陷入恶性循环, 整个社会缺乏规律性、制度性的安排。应通过对政治制度规则不断地调整与修正, 完善政治制度, 从而使政治制度承载着更为饱满的伦理性。
3 政治伦理建构逻辑取向
(1) 外在制度建构和内在道德修养的有机结合。
面对制度缺失和道德口号主义现状, 立足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通过制度设计、制度安排、制度规范来约束人的行为, 将制度规则内化为人们心中的道德规范, 即制度伦理化或制度道德化。其次, 通过不断提高个体道德修养, 使个体行为符合制度的运行原则, 即伦理制度化或道德制度化。只有坚持以制度为主, 道德修养为辅, 双向互动的原则, 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
(2)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江泽民总书记在2001年指出, "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 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以德治国"。对于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 德治与法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 二者缺一不可, 不可偏废。我们要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
(3) 反腐制度建构和倡廉道德修养相统一。
当前我国腐败现象呈日趋蔓延态势, 表现在腐败官员的级别越来越高, 大案要案持续增长, 顶风作案和案件复发性增强。腐败现象向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延伸, 并向"群体化、公开化、合法化"的方向发展, 严重威胁着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要求我们不断加大反腐倡廉力度, 坚决抵制腐败现象。反对腐败, 教育是基础, 法制是保障, 监督是关键。反对腐败应重视教育, 加大反腐倡廉的教育;反对腐败应大力推行依法治国, 推进政务公开, 以法律和制度遏制腐败;反对腐败也需尽快实现由人治体制向法治体制的根本转变。强化监督, 把党内监督和党外监督、人大监督和群众监督、司法监督和新闻监督有机结合。如果说反对腐败主要应动用法律的力量和手段, 那么倡廉则主要是一项道德建设的工程。培养公职人员的人民公仆意识, 坚定为人民服务的信念, 提高公职人员的理论水平修养, 做一名求真务实的好公仆。
(4) 建立健全利益诉求机制, 提高利益诉求和政策反馈的规范性。
近年来由于利益诉求通道不畅, 使民众大量合法利益诉求得不到满足, 社会矛盾不断发展和激化, 社会问题丛生。加上民众和政府都没理性看待此类矛盾。如政府把民众诉求利益作为影响社会和谐的因素, 殊不知民众诉求利益正是因其在行使权力过程中损害了民众的相关利益, 面对民众的正当利益诉求, 政府又一次损害民众正当利益, 由此便陷入了诉求、堵塞、再诉求、再堵塞怪圈;如民众面对政府征地, 为得到更多补偿迅速盖起毛坯房, 面对强拆, 有的通过自焚等极端手段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这不得不使我们深思, 只有建立健全利益诉求机制, 畅通利益诉求渠道, 提高利益诉求和政策反馈的规范性, 辅之以道德伦理感化, 提高政府和民众的认同感, 才能够切实有效地解决民众和政府间的利益纠纷, 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
通过以上对制度伦理政治和个体伦理政治的对比总结, 我们所要求的政治伦理必须立足于制度伦理政治, 彻底摒弃个体伦理政治的思维, 贯彻制度伦理政治优先的根本原则;同时要吸收个体伦理政治中强调个体道德修养的合理性资源, 即以制度伦理为政治伦理之本, 以个体道德为之护航。制度伦理政治优先, 个体道德在制度的规范下获得成长, 促进个体道德与制度伦理之间的良性互动, 从而将政治伦理的生成与提升之机制系于不断的创新、完善政治制度, 培育政治制度的精神之中。唯有如此, 社会主义政治伦理的成长才具有坚实的现实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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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身理念伦理缺失的当代探析 篇7
关键词:修身理念,当代探析
一、修身的概念
当今社会是全球竞争的社会, 跑步前进的社会, 智慧碰撞的社会。如何在快中放慢是值得我们现代人需要深刻深思和认真总结的。要达到这一精神境界, 修身是必不可少的阶段。何为修身:在方勇译著《墨子》一书中介绍到:君子必须修养身心品德, 认为这才是为人的根本, 也是治理好国家的根本。明察左右的人, 招徕远方的君子, 认为只有招徕有修养的君子, 才能影响远近的人, 使他们随之效之, 不会诋毁中伤别人。具体修养方法墨子提出了“君子之道”即“贫者见廉, 富者见义, 生则见爱, 死者见衷”并指出对这四者都能很好实践的唯有圣人, 所以他便提出了“慧者心辩而不繁说, 多力而不伐功, 言无务多而务为智, 无务为文而务为察”等切实可行的修身标准, 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不枉虚名, 成为真正扬名天下的贤士。志不强者智不达, 言不信者行不果。据财不能以分人者, 不足与友;守道不笃, 偏物不博、辨是非不察者, 不足与游。本不固者未必几, 雄而不修者其后必惰, 原浊者流不清, 行不信者名必耗。思利寻焉, 忘名忽焉, 可以为士于天下者, 未尝有也。以上是墨家关于修身理念的总结。儒家作为传统文化的核心继承者也强调修身主要是忠恕之道和三纲五常, 修身的过程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本, 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未, 通过“反省内求”的方法使个人的行为与统治阶级达成一致。道家的修身要求做到顺其自然, 无为而适。总之修身的含义为:陶冶身心, 涵养德性, 修持身性。如詹瀛生《题载敬堂》楹联:“载福绥仁;敬身有道在修身”。
二、修身理念缺失的原因
1、生存压力
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一切都面临巨大的竞争。只有不断让自己始终处于优势地位才能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 才会生活的相对幸福, 才会让灵魂得到休息。在秦榆编著的《庄子的逍遥处世·庄子学院》一书中有关于生命的介绍。文中这样写到:面对激烈的社会竞争, 许多陷于超重的生活而不自知, 他们整日奔波忙碌于金钱、地位、权势而忘记自己曾经拥有的快乐, 如果你突然发觉自己多余的时间太少, 有些其他想做的事情无法实现, 或者让你感觉快乐的生活越来越少, 你就要小心了。“故九万里, 则风斯在下矣, 而后乃今培风, 背负青天而莫之, 夭阙者, 而后乃今将图南。”在现实生活中, 人们面对生活的超重, 我们应该学会重新面对认识自己。在以往成功的经验上得到升华, 使自己面对强大的生活压力游刃有余。至人无己, 神人无功, 圣人无名。不要被虚名左右。名者, 实之宾也。人含其德, 则天下不僻矣。近死之心, 其使复阳也。终身役役而不见其功, 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 可不哀耶!欲望太重心难静。夫富者, 苦身疾作, 多积财而不得尽用, 其为形也亦外矣。这一切还是人之诚有贪仁, 仁贪之气两在其身。当代社会的人过于追求欲望, 过多的去追去利益, 追求虚无缥缈的东西, 导致自己的心灵过多的承受来自外在的无形压力, 让身体疲惫不已, 沉重的工作让自己无暇顾及养身。身体的各种功能不断下降, 人们的自我免疫力最终崩困。生存的压力更多的是由于人们太注重自然属性的满足, 从个人利益考虑, 完全排除集体利益精神享受。
2、文化泡沫
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促成了经济高地、科技高地、文化高地的加速集成。而作为全球化中的主导--人需要精神上的营养。快餐文化很好的满足了当代社会人们的快节奏生活。朝九晚五的作息时间让人们没有更多的时间来享受生活保养身体。而譬如, 美国电影《阿凡达》《星球大战》等商业大片, 日本的动漫, 二者视角效果宏大、场面震撼, 满足了人们空虚的内心。在胡卫红编著的《道德经》一书中介绍到:物壮则老, 是谓之道, 不道早已。含德之厚, 比于赤子。文化快餐让中国人过分痴迷已形成的对韩剧、美剧, 西方杂志已经达到顶礼膜拜的程度, 空暇时间通宵达旦看电影, 身体机能严重退化、失眠, 记忆力下降, 肥胖也随之而来。照成这一切根源还是对传统文化传承不够, 没有静心思考。没有达到知者乐水, 仁者乐山, 知者动, 仁者静, 知者寿, 接天地之灵气, 无私与天地之间的境界, 同时也缺乏知之者不如好之者, 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的绝佳心态。
三、解决途径
1、创造适度宽松的社会生态环境
健康的身体是事业顺利, 婚姻美满的坚实基础。国家应适度开放垄断行业, 鼓励全民皆商, 减少对个人生活的干预。调控收入分配削富扶贫, 创造新的内生增长点, 逐步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 让百姓生活质量不受物价的影响。让百姓有更多的时间养生, 心存善良, 达到主体的我与客体的我, 动物的我和社会的我, 物质的我和精神的我统一。追求天人合一, 形神合一境界。国家应该制定强制性法律充分保障公司中白领阶层的休息时间, 让身体适度轻松。更多的提高工作效率, 解放人们的体力劳动。社会也应该营造出慢的生活节奏。
2、坚持传统文化传承
传统文化中有诸多关于修身养气的方法。“长生久视”“走气致柔”假借于外物以自坚固, 割嗜欲所以固血气。用元气动态净化人性, 去除贪恶之恶习。用传统文化中精髓去修养身心, 陶冶道德情感。对快餐文化要适可而止, 循序渐进的提高自己的修养层次, 逐步克制欲望, 节制性欲。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 尤其是道家的无为在某种境界中就能演变成有为。比如道家中“笑看得失, 顺其自然。”道可道, 非常道;名可名, 非常名, 让自己的心态保持平和的状态, 尊重别人, 放低自己, 如此这样人与人的关系就融合了, 自己的心情随着大环境的改变而变得豁然开朗。在做事上也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不因贫困而伤心不已, 也不因为一夜暴富而欣喜不已, 让心如止水。该当执着处, 不可一味淡泊。不能太以德灭欲, 要以德畅欲。只有不断坚持民族的传统的, 内心才会找到精神寄托, 才不会因为社会的压力而让自己的身体疲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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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儒家责任伦理的当代价值 篇8
1 儒家责任伦理形成的理论基础
1.1 天人观
自古以来, 我国就有敬天畏地的习俗。在儒家传统文化里, 天更是被赋予为“万物生命的起源和源泉”这样崇高的地位, 因此成为了我们人类生命和道德的永恒归宿。在周人“以德配天”的“敬天”思想中, 又明确的表达了“天人相通”、“万物合一”的思想。并着重强调了人的本性来源于天, 天是我们生存、践行社会行为的原初依据。“天”的周流运演规律, 即“天道”, 是作为我们人之为人的依据, 是作为我们人之为人合理性的依据和标准。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话来说, 哲学是让我们成为人而不是成为某种人, 同样, 天道也是如此。因此, 天道也成为我们个体超越内在和社会伦理秩序的一个基本的逻辑前提。儒家把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提升至人类的道德修养境界来探索个人心性修养与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的统一, 从天道衍生出人道, 提出“天道远, 人道迩”的新探索, 将天道引至人道。
1.2 伦理观
孔子为了让天下能继续维持和延续一种礼乐有序, 天下有道的局面, 在继承周人“以德配天”的基础上, 系统的完善了礼乐制度。因此形成了一整套以家庭伦理为核心, 向内延伸至个人品格修养, 向外延伸至政治实践活动的儒家责任伦理观。儒家认为只有以德配天, 才是对“天道”最好的践行。然后通过修身克己, 不断超越完善自我的内在品质, 内化道德于心, 外化道德于实践, 最终实现主体的自我人格品质与社会道德责任完善的践履, 实现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才能真正达到“天人合一”的完满境界。
2 儒家责任伦理的主要内容
2.1“仁民爱物”的仁爱精神
仁爱思想最直接的表述是由孔子提出的, 即“仁者, 爱人”。孟子“亲亲而仁民, 仁民而爱物”的主张则是仁爱思想的直接来源。但儒家之爱带有宗教等级色彩, 先由家庭开始, 由家庭之爱推及到社会之爱、天下之爱, 形成一种基于人的原始血缘亲情关系而建立起来的朴素、真实、可信的仁爱内容。
2.2“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和“夫义妇贞”的家庭道德
“天下之本在国, 国之本在家”, 先秦儒家很重视家庭伦理道德规范。家庭建设作为儒家责任伦理观建设的核心, 不仅关乎着个人的道德修养, 而且还关乎着国家的前途命运。孔子把个体所具有的仁爱之心作为他“礼”的依据, 同时把下层普通家庭中最古朴、最纯真的情感与周代礼制家庭中的“亲亲”、“尊尊”的伦理规范相结合, 为整个社会的家庭伦理规范找到了人性的哲学依据, 并延续至今。由此儒家提出了一系列系统完整的家庭伦理道德规范, 如“夫妻和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
2.3“内圣外王”的王道信念
“内圣外王”的王道是儒家君子士人一生所追逐的政治理想。内圣是正心、诚意、格物、致知, 外王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内圣外王”的王道信念向内塑造了“内圣”的人格品质, 向外则延伸至政治实践活动。内圣外王的“本”是“仁爱”, 标准是“道”, 儒士自己一生的理想追求和人生价值目标, 就是“立德、立功、立言”, 他们认为“学”可以“优则仕”, 如此来实现道义责任。儒士行使这种道义责任的起点是自我, 终点则是达到政治、伦理融为一体, 以达至“济世安民”的人生高远境界。
2.4“心忧天下”的忧患意识
先秦儒家很重视礼仪, 他们认为礼仪能够帮助一个国家恢复礼乐有序、天下有道的传统秩序, 所以儒家的忧患意识不仅包括对个人道德践履的忧虑, 同时也包括对天下礼治的忧虑。对践履个人道德的忧虑始自孔孟子, 孟子云:“是故君子有终身之忧, 无一朝之患也。乃若所忧则有之:舜, 人也, 我, 亦人也, 舜为法于天下, 可传于后世, 我由未免为乡人也, 是则可忧也。忧之如何?如舜而已矣” (《孟子·离娄下》) 。这种担心自己不能真正的、完全的践履个人道德的忧虑意识成为他们积极践行责任的原动力。对天下礼治的忧虑则始自孔子, 孔子在面对春秋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就指出他所担忧的就是人们不培养品德, 不钻研学问, 知道怎样做符合道义却又不能改变自己, 有缺点又不愿及时改正。这句话也表达了他对当时政治的担忧。此后的历史长河中, 儒士以国家民族兴衰为己任, 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忧患意识往往兼具对自身和天下的终极关怀、行善诉求的意义, 彰显了他们维护华夏文明延续的献身精神, 成为我们今天效仿的榜样。
3 儒家责任伦理的当代价值
任何一种文化意识形态的诞生都与其当时所处的社会形态密切相关, 这是因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这种文化意识形态还会衍生出对当时社会有用的社会文明思想, 并在这种对社会的“有用性”中延续下来。儒家责任伦理思想作为特定历史背景下伦理、责任与价值践行集中表达的意识形态, 必然会留下当时独特的文化印记。儒家的责任伦理注重个体的人格品质和社会道德规范的统一, 注重个人成人成圣与实现社会大同的统一, 因此有人称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伦理道德型文化。儒家的这种伦理道德型文化可以说是我们今天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和“以人为本”思想的原始雏形。可以说, 责任伦理思想是广泛渗透在儒家传统社会的日用人伦之中的。
3.1 培养仁爱精神, 强化道德修养
儒家伦理的核心内容是讲求“仁”, 其基本含义是“仁者爱人”, 这是孔子规定的, 孟子又谓之恻隐之心。“仁”是全德之称, 是人生很高的境界。强调个人对他人、对社会履行相应的道德义务和责任, 主张奉献。孔子说, “能行五者于天下, 为仁矣。” (《阳货》) “恭、宽、信、敏、惠。恭则不悔, 宽则得众, 信则人任焉, 敏则有功, 惠则足以使人。” (《阳货》) 这些都是孔子对“仁”的阐释, 反映儒家思想创立者主张人要具有广博爱心的强烈愿望。
除此之外, 儒家还把“义”、“礼”、“智”、“信”等道德品质作为个人品质修养的重要内容。这些道德品质可以帮助我们加强心性的修养, 真正养成高尚的道德品质, 加强我们的责任意识, 使我们明辨是非善恶, 更能使我们充分认识到自己在现实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 真正履行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儒家之所以重视个体品质的修养, 重视责任理论, 正是为了保证个人更好的为社会群体尽义务和责任, 同时也是为了使个人的人生价值得到体现。
3.2 担负家庭责任, 调解家庭关系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 是社会最基本的组成单位, 每个家庭伦理道德状况的好坏, 都直接影响着社会的风气, 从而影响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儒家经典著作之一的《左传》中, “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这五典通常被作为调节家庭关系的五种常见的道德行为规范。其中“孝悌”在《论语》中被提到了极端重要的地位, “仁义”具化为“孝悌”这一道德原点, 融合了生命伦理与生存道德为一体。因此, “孝悌”是儒家家庭伦理的基石, 也是整个传统社会伦理体系的逻辑起点。儒家很注重家庭的和睦, 儒家“以和为贵”的家庭伦理观集中体现在塑造良好家风的生活实践中。只有家风良好, 才能促进家庭团结和社会和谐安定。“忠恕之道”及“以和为贵”的家庭伦理观, 实质就是以个体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这样的开明品行, 去促进家庭关系的和谐、和睦。除此之外, “夫义妇贞”的责任理论可以用来引导当今家庭的夫妻关系, 引导夫妻双方加强对彼此负责任的意识, 能够降低离婚率, 对于构建和谐和睦的夫妻关系、家庭关系都有重大意义和价值。
3.3 塑造理想人格,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内圣外王”强调通过主体内在的道德修养, 来完善自我, 重塑人们的道德人格和人生价值。“内圣”的理想人格, 要求人们接受道德伦理的考验和磨难, 无论是日常生活琐事, 还是到了生死抉择的关头, 都要坚定地践行德行, 就像《已灵幺》里说的“无求生以害仁, 有杀身以成仁”。“外王”推及到今天的时代则是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的源泉。“内圣外王”的道德修养有利于社会道德的规范化, 能够促进个人的道德人格和职业素质的培养, 维护社会安定, 打击一些不良现象的滋长。
3.4 树立忧患意识, 增强民族责任
信念是责任的源泉, 是个人心性修养、个人思想道德品质、个人价值观的集中体现。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人的社会生活行为来诉求和品评他的道德底蕴和价值观, 可以说, 人的言行举止无一不在透露其内心修养和道德情怀。责任伦理是责任与信念的有机结合, 个体的信念会支配个体在社会中的生存方式和践履责任程度, 每一种负责任的社会行为都是在信念的牵引下实行的。先秦儒家与当时其他各大家大派最大的不同, 就在于他们坚守着崇高的道德信仰, 具体可分为两点:一个是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 另外一个则是天下为公的道德情怀。这也是我们当代的政治家所应该接受并内化于自身的重要品质。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 体现了政治家对国家繁荣安定和人民幸福安康的深深关切, 对个体生存至全面自由发展和人类解放的终极关怀, 以及对社会发展变化的密切关注。
天下为公的道德情怀是对统治者达到“内圣外王”的一个基本要求, 是推动儒家先哲为实现其政治理想而奋斗的精神动力。儒家伦理思想虽然描述的只是伦理秩序的理想国, 与我们现代的政治制度有很大的区别, 但它也从伦理的角度说明了今天统治者权力的归属问题。以它来作为当代的统治者和政治家的道德情怀, 可以辅助现代政治制度的运作和管理。
儒家提倡的责任伦理思想培养了华夏民族重礼重义、责无旁贷地担负起经世济民道义责任的优秀民族性格, 成为我国的优秀传统伦理道德型文化。探讨儒家责任伦理的主要内容, 在理论上可以丰富当代社会道德教育的内涵, 尤其是丰富有关责任伦理的理论。通过分析儒家责任伦理的当代价值, 以期儒家责任理论与现代社会能够同构契合和互补优化, 能够促使国人强化自己的责任意识, 能够重新审视我们的责任以及道德现状, 改善道德风尚和责任意识, 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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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邓凌.中国传统儒家责任伦理思想浅探[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9,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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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强.论语[M].北京:蓝天出版社, 2008.
朱熹生态伦理思想及当代价值研究 篇9
一、朱熹生态伦理思想的形成背景
儒家提倡仁学,朱熹是第一位将仁学从道德伦理转变为生态伦理的思想家。在了解朱熹生态伦理思想内容之前,我们需要了解其思想的形成背景。
1.经济繁荣的社会条件。两宋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生产力大大提高,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都得到长足进步。在经济上,南宋推行“农商并重”的政策,小商品经济发展迎来良好的发展契机。海外贸易和全国各大商品城,遍地开花。南宋时期的海外贸易相当发达,对外贸易港口高达20多个。对外合作关系的国家和地区达到60个。全国范围内形成相当规模的商业网络,冲破唐朝以来的“市坊”分离的商业格局。商业的繁荣,也为南宋政府带来大量税收。根据现有资料证明,南宋时期, 商业税收比重超过农业税收。这是前朝历朝历代没有过的状况。 同时,繁荣的经济背景,也导致工商制造业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朱熹面对这种场景,思考如何面对应对生态环境问题,从而推动朱熹构建生态伦理思想[2]03。
2.频发的自然灾害。1127年南宋建立到1279年南宋灭亡。南宋共经历152年,其中自然灾害共计378次。资料中显示,南宋时期,这些自然灾害有两个显著特点,其一,长江以南地区的自然灾害资料要比其他地区详实,富裕地区的相关记载要比贫困地区的详实。根据中国气候史的研究发现,南宋时期气候偏冷,沙漠化严重。气候的转变,导致旱灾频发。另外,南宋时期商业发达,森林资源遭到大面积破坏,导致水土流失加剧。与此同时,南宋时期人口大量增加。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下,人们不合理的开发方式,给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影响。总而言之,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 让朱熹开始关注自然,明白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从而构建生态伦理思想。
二、朱熹生态伦理思想内容
生态伦理学主要是从伦理学的视角,研究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它强调,人类不仅仅要关怀人类本身,也要注重关怀自然。朱熹在这方面做过很多精辟论述。下面的内容,我们将从天人合一的宇宙观、顺应自然的价值观和万物一理的认识观三方面介绍朱熹生态伦理思想的内容。
1.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天人合一是我国传统的生态伦理思想理念。它强调,天道与人道的和谐统一。作为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朱熹,对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进行大量论述。他认为:论万物之一源,则理同而气异;观万物之异体,则气犹相近而理绝不同也。”这句话是说,万物之间,同出一源,最大的差别还是因为气的不同。 朱熹还认为“以气言之,则知觉运动,人与物若不异;以理言之,则仁义礼智之禀岂物之所得而全哉”,这就指出虽然万物同出一源, 但是因为在阴阳五行之间的差异,导致人与其他事物之间的差异。朱熹也认同,“人乃万物之灵”,但这不能构成人伤害万物的理由。“好鸟枝头亦朋友,落花水面皆文章”,才是我们人类应该对待万物的态度。为了能够让人认识到天人合一的道理,朱熹讨论很多具体事物中蕴含的理。人兽草木之间各有各的理。比如说,草木的理就是依时而生,符合自然发展规律。爱护草木,就要取之有时,用之有节,而不是滥砍滥伐,只掠夺不种植。尊重自然,就是要尊重万物的生长规律,心存敬畏,不仅仅对人友善,对自然万物也是如此。这种思想对于当前面对严重生态危机的我们,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2.顺应自然的价值观。朱熹生态伦理思想,要求我们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更要我们顺应自然。选择住址有讲究,要“审慎考察天地山川等自然环境”。朱熹认为,一个良好的住址,一定要背山面水。住宅前面有水流,树木茂密,交通便利,面南朝北,东西有环山围绕。这样的环境才是居住的风水宝地。除了活人住的地方有讲究,死人住的地方也有讲究。这话虽然玩世不恭,形容朱熹在住址方面上的观点倒也恰如其分。朱熹认为,人要选好墓穴,以“土地肥沃、植物茂盛、气候温和、水量充足”之地最佳。同时,他还认为,墓地的好坏,和后世的运命有直接关系。这种观念在今天依旧有相当大的影响,一个人飞黄腾达,就会有人说“祖坟冒青烟”了。 无论怎样,我们从朱熹对住址的选择方面,就可以感受到他对天地人自然关系的认同,人活着还是死去,都应该顺应自然。
3.生生之德的认识观。在儒家学说中,仁学是最重要的观念之一。经过宋明理学的发展,他们将仁学从人类伦理道德转变为生态伦理道德,从而构建了生生之德的认识观。朱熹认为,生生之德体现着人与自然的有机结合,也包含着天人合一的伦理学意境。 宇宙万物之间的生死轮回,都是生生之德的具体表现。人有生老病死,树有落叶归根,这些都是自然规律。人都不能漠视它,应该主动接受它。朱熹说:“天地以此心普及万物,人得知遂为人之心, 物得治遂为物之心,草木禽兽得之遂为草木禽兽之心,只是一个天地之心尔。”在这句话中,朱熹将自然中的生于文化伦理中的仁结合在一起,尊重生命,也是对人自身的尊重,更是在尊重自然界。朱熹将生的观念与传统儒学融为一体,以“天地之心”说明生生之德,仁就是爱人和爱物,一个人要有天地良心。用朱熹的话说就是“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则块然生物之心,在人则温暖爱人利物之心”。这从根本上表明了人与自然万物要互相尊重[3]10。
三、朱熹生态伦理思想当代价值
朱熹是儒家学说继孔子之后,又一里程碑式的人物。他在儒家的仁学的基础上,强调敬畏自然,尊重生命,完成了道德伦理思想向生态伦理思想的转化。由于时代限制,朱熹的生态伦理思想还有一些糟粕之处。这就要求我们应该取其精华,剔除糟粕。接下来的内容,我们将具体讲解朱熹生态伦理思想的当代价值。
首先,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伦理学,通过研究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能够让我们加深对自然界和自身的认识,注重与自然界的和谐相处。朱熹认为,天人之间,同质同源,人应该具有仁爱之心。朱熹生态伦理思想提倡,树立自然环境的保护意识, 而不是一味索取,这和现在提倡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不谋而合。党十八大对生态文明这一课题非常重视,将其作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高级社会形态。它要求我们尊重自然,爱护自然,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所以,人应该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提高当代人的生活质量,也要为后代的生存发展着想。
其次,尊重生命,就是爱护我们自身。朱熹生态伦理思想提倡生生之德,并将仁从道德伦理向生态伦理转化。生生之德是自然法则,天地良心,更是道德至善。换而言之,朱熹提倡每个人都应该尊重生命,这也是对人自身的尊重。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表示,构建生态文明体系,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这种做法就是朱熹所提倡生生之德在当代社会的回响。构建当代生态伦理文明,就是要我们每个人都明白,人是自然界的一分子,不能因为自身利益,而忽略自然利益。另外,朱熹提倡生态伦理思想,并非一个夸夸其谈的人,他身体力行,将思想方针落实到实处。朱熹在湖南任职期间,就积极推动绿化活动,明文规定,不得滥砍滥伐,推动植树造林活动———朱熹超越了那个时代,敢于和当时盛行的滥砍滥伐的行为做斗争,这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4]06。
最后,以德服人,树立生态伦理意识。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就是大自然向人类敲响警钟,人类的索取已经超过大自然的承受能力。从某种程度上讲,生态危机就是生态伦理意识的危机,人类已经不再相信自然的权威,践踏自然环境。用朱熹的话说,这些人就没有生生之德,没有树立生态伦理意识。党的十八大报告非常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提出“推荐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建设美丽中国”。这也表示我国政府对生态伦理意识的重视,就可持续发展的口号变成行动的决心。
当然,这条路我们还要走很远。把口号落实到行动当中,政府方面,应该注重政策宣传,制度建设,为普及生态伦理思想创造可操作的环境。公民从宣传教育中认识生态文明的重要性,提高对生态文明的关注,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贡献一己之力。相信积少成多,最终海纳百川,我们才有更加美好的明天。
摘要:朱熹生活的年代,商业活动发展迅速,对环境的破坏日益严重,我们研究朱熹生态伦理思想的真正目的,就是能够古为今用,结合朱熹生态伦理思想的宝贵之处,结合当前生态环境问题的具体现状,构建现代生态文明建设,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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