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法律

民族法律（精选11篇）

民族法律 篇1

根据国家旅游局颁布的《旅游资源保护暂行办法》第二条界定, 旅游资源是指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凡能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 可以为旅游业合理利用, 并可产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各种事物和因素。西部民族地区旅游资源丰富, 开发潜力大。至2009年12月止, 在国务院公布的共七批208处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中, 民族地区就有74处, 约占35% (1) ;至2009年为止, 在国务院审批、公布的110座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中, 民族地区就占36座, 约占33% (2) 。除此以为, 民族地区尚未开发的潜在旅游资源还相当丰富。国家级的风景名胜区、历史文化名城, 以及各地方政府公布的省级、地市级风景名胜区, 形成了庞大的民族地区旅游资源体系。旅游资源是发展旅游业的基础性条件, 在以发展旅游业为重要战略措施的西部大开发中尤为重要。因此必须加强对民族地区旅游资源的保护, 必须根据民族地区旅游资源的特点来加强对法律保护。

一、加强对民族地区旅游资源法律保护的重要性

加快发展旅游业, 成为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而旅游活动的开展必须以一定的旅游资源作为基础, 因此, 应当加强对民族地区旅游资源的保护, 保存好旅游资源和保持旅游资源的高品质, 为民族地区旅游业及经济社会的发展奠定基础条件。

对民族地区旅游资源进行保护, 可以采用经济的、行政的和法律的多种方式, 由于法律具有规范性和普遍性的特征, 能够对人的行为起到指引、评价和强制作用, 因此法律保护方式成为诸多保护方式中最为稳定、最强有力的保护方式。各项旅游资源保护方法最终都应通过国家立法以成文法律的方式确定下来, 并以国家强制力保证执行, 才能保证旅游资源保护的各项措施行之有效。通过对旅游资源保护进行立法, 对破坏旅游资源的行为作出界定并使之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赋予旅游资源保护措施以法律强制力, 规避各种破坏旅游资源的行为来防止出现对旅游资源的实际破坏。此外, 通过法律的指引与教育功能, 培养、提高人们的自觉保护旅游资源的法律意识, 引导人们依法行为。正如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所言:在使环境与发展的政策转化为行动的过程中, 国家的法律和规章是最重要的工具, 它不仅通过命令和控制的手段予以执行, 而且它还是经济计划和市场运行的规范性框架。

二、现行民族地区旅游资源法律保护的不足

目前我国初步建立起了一系列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到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的与旅游资源保护相关的法律制度, 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 但是这些相关的法律法规还存在诸多问题, 使得我国现行法律在保护民族地区旅游资源方面捉襟见肘。我国现行民族地区旅游资源保护立法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1. 旅游基本法缺失。

我国现阶段虽然有一批与旅游资源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 但缺少一部专门的、统领全局的、效力层次较高的旅游基本法律, 与旅游资源保护有关的法律条文主要散见于各种环境与资源单行保护法律法规中。旅游基本法的缺失使得西部民族地区旅游资源保护地方性立法缺少可以参照的典范和制定依据, 影响到民族地区旅游资源保护立法的质量。

2. 旅游资源保护专门立法薄弱, 不利于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从目前已经制定颁布的一系列有关旅游资源保护的法律法规来看, 立法保护工作则显得较为单薄。以我国西部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为例, 截至2009年, 新疆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8个, 各类的自然保护区35个,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4处, 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3处, 旅游资源非常丰富。但是从立法保护上看, 全疆关于旅游资源的立法保护截至2004年底不足10项, 显得有些单薄。特别是对于极具具特色的人文旅游资源的立法保护工作更为薄弱, 对于各种具有代表性的民族文化保护和传承缺乏有效的法律保护机制, 这将极易导致新疆具有民族特色的旅游资源优势逐渐丧失。旅游资源保护立法的不足将影响到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发展。

3. 立法形式单一, 缺乏民族性和地方性。

民族地区的旅游资源更具有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因此, 在进行管理和保护的过程中, 特别是在对民族地区旅游资源保护立法中, 应当突出这一特点, 着眼于国家立法不能解决的民族地方的特殊问题, 这样立法的质量就高, 更具有实用性。而现实中民族地区的旅游资源立法在制定的时候往往缺少对于地方特色和民族特点规定, 所制定出的条例与国家和其他地方的条例具有高度相似性, 缺乏民族地区旅游资源的针对性, 实际操作中难以有效实施。

4. 立法缺乏可操作性, 法律责任与违法后果不相当。

法律的制定最终是要实现静态的制度向动态的实施转变的, 既保护守法者正当的权利, 也让违法者承担应有的法律责任。目前西部民族地区颁布的旅游资源相关法律规定太原则, 缺乏可操作性。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旅游管理条例》有7章46条中大多都是一些原则性的规定, 在法律责任一章中规定的处罚方式是行政处罚和罚款。由于在实际工作中难以执行, 同时对旅游资源造成破坏的单位和个人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与其破坏行为产生危害后果不相当, 无法从根本上起到保护旅游资源的作用。

5. 民族地区旅游资源保护的执法力度仍有待加强。

严格执法是保护旅游资源的重要环节。正如有学者所说:法律的生命在于它的执行。法律实施是实现立法目的、发挥法律作用的前提, 是实现法的价值的必由之路。只有通过法律制裁的方式使违法者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 才能使旅游资源保护法律法规变成制约人们行为现实规范。目前我国旅游资源管理体制条块分割、管理权责不明, 各部门只顾经济利益, 推卸对旅游资源的保护责任, 导致旅游资源保护法规不能落到实处。违法者违法成本不高, 以至于部分单位和个人铤而走险, 肆意破坏珍贵的旅游资源。同时, 从相关管理部门的执法者素质不高, 不能切实依法行政, 严格执法, 切实保证法律法规的实施。

三、西部民族地区旅游资源法律保护的对策

由于民族地区旅游资源容易破坏, 而现行旅游资源立法在保护民族地区旅游资源方面又存在诸多不足, 因此加强民族地区旅游资源法律保护的工作显得尤为紧迫。

1. 确立可持续发展的旅游资源保护立法理念

旅游资源是民族地区旅游业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保护旅游资源是实现民族地区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因此必须处理好民族地区旅游资源进行保护和开发的关系, 应该采取“保护优先”原则, 实现民族地区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根据国家旅游局颁布的《旅游资源保护暂行办法》第三条规定:旅游资源保护坚持严格保护、开发服从保护的原则, 实现协调监管、合理利用、科学发展的目标。旅游资源的不可再生性决定了当开发条件不具备或不充分时, 应主要突出旅游资源的保护, 切忌对旅游资源的盲目、无序、掠夺式开发。同时禁止对民族地区旅游资源进行掠夺式经营, 决不能以破坏资源为代价, 采取“杀鸡取卵”的做法来发展。而应在旅游资源得到保护的前提下科学规划与开发、合理利用, 实现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2. 完善旅游资源保护法律体系

(1) 制定国家旅游保护基本法, 统领国家层面的旅游资源保护立法。旅游资源涉及范围广泛, 根据《旅游资源保护暂行办法》规定, 既包括已开发的各类自然遗产、文化遗产、地质、森林、风景名胜、水利、文物、城市公园、科教、工农业、湿地、海岛、海洋等各类旅游资源, 也包括未开发的具有旅游利用价值的各种物质和非物质资源, 因此需要一部具有较高效力层次的基本法律。在制定国家旅游基本法的基础上, 构建国家层面的旅游资源保护法律体系, 为民族地区旅游资源立法保护提供上位法依据。而目前我国仅有一部由国家旅游局颁布的《旅游资源保护暂行办法》, 属于部门法规, 效力层次较低, 不适应旅游资源保护实际的需要。因此国家立法机关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尽快开展论证, 争取早日出台《旅游资源保护法》。 (2) 以地方旅游法规为重要组成部分, 完善旅游资源保护法律制度。地方立法是我国法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富含旅游资源的民族地区而言, 在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在短期内无法出台的情况下, 地方立法机关应该根据民族地区旅游资源的特色和优势, 主动立法, 完善地方旅游资源立法保护工作。在民族地区地方立法中要注意立法的统一性和规范性, 避免与国家颁布的法律法规发生冲突。同时要注重立法的可操作性, 争取建构比较完整、可操作性强的地方旅游资源保护法律体系。

3. 理顺旅游资源管理体制, 加强旅游保护执法工作

《旅游资源保护法》应当理顺旅游资源保护管理体制, 明确各相关部门的职权和职责及相互关系, 地方行政法规应当根据《旅游资源保护法》规定明确地方政府保护旅游资源的职权职责。同时, 还应根据旅游资源保护法律法规的规定, 具体结合民族地区自身实际情况开展执法保护。执法保护还可以弥补立法保护的不足, 在执法过程中, 根据实际需要, 可以采取一些没有法律规定但对旅游资源的保护有积极效果的变通、补充措施。

结论

在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和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 必须始终坚持“保护优先”的原则, 加强旅游资源的法律保护, 避免重蹈工业发展中“先污染后治理”的覆辙。

参考文献

[1]李崇林.民族地区旅游资源保护的法理思考[J].新疆社会科学, 2009, (2) .

[2]付健.西部旅游资源保护中政府管理职能的法律探析[J].改革与战略, 2007, (10) .

[3]黄沙.民族地区旅游资源法律保障研究[J].法制与社会, 2008, (1) : (下) .

[4]杨音南.民族地区旅游业的若干思考[J].企业导报, 2009, (2) .

民族法律 篇2

来源：作者：

(三)少数民族传统知识是保持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重要资源。世界上许多农作物的多样性都是由农民根据古老的耕作方法、品种选择和土地利用习惯而保持的, 并为当地带来了其他利益, 如食物多样性、增加收入、稳定产量、保护环境、减少虫害和疾病风险, 增加劳动力的有效利用等, 传统知识还是各种不同风格、不同体裁的文学艺术如音乐、舞蹈、手工艺制品等方面的创作源泉。

人类社会已经迈入21 世纪,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面貌发生了极其广泛而又深刻的变化。人类社会进入了信息化时代,全球化发展趋势彰显。这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法律保护赋予了新的时代背景和意义。

二、目前少数民族传统知识法律保护的现状

将少数民族传统知识通过立法形式加以保护被认为是一个有效的方法。目前抢救、保护少数民族传统知识工作的法治步伐在全世界范围内不断加快。UNESC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早在1972年就颁布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目前已有包括中国在内的176 个缔约国, 到2002 年底, 全世界共有125 个国家和地区的730 处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其中包括中国的29 项。1989 年UNESCO 又提出了《保护传统文化和民俗的建议》, 建议各国把民族传统文化和民俗文化也纳入保护范围。2002 年9 月UNESCO 组织召开了第三次国际文化部长圆桌会议, 会议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伊斯坦布尔宣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也在组织起草过程之中, 并准备提交UNESCO 第32 届大会审议通过。会议还呼吁各国加强立法, 建立保护民族民间传统文化机制。WIPO(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全世界范围内对保护知识产权所有人权利方面也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它管理的21 个国际条约中有6 个涉及知识产权内容,包括《保护文学艺术伯尔尼公约》、《保护表演者、录音制品制作者和广播组织罗马公约》等。在保护传统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方面也在加大努力。2003 年7 月, WIPO 知识产权和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民间文化政府间委员会在日内瓦举行第五次会议, 对传统知识保护问题提出了切实的建议。2003 年9 月22 日到10 月1 日, WIPO 成员国大会第39 次系列会议在日内瓦召开, 会议决定拓展知识产权与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民间文学艺术政府间委员会的任务。另外WTO 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第9 条的表述也适用各国对传统文化的知识产权保护。

民族法律 篇3

关键词：甘肃特有少数民族；文化权利；法律保护

我国政府认为每个民族都有其发展与繁荣的权利和要求，不仅是经济与政治方面，更包括文化与思想方面。国家通过《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著作权法》、《文物保护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以及《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自治条例》等行政法规及地方性法规的颁布和实施，给予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以最大的生存空间，以保持少数民族传统的延续、促进少数民族文化随着时代而发展。甘肃特有少数民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其文化权利也受到了国家和甘肃省政府以及民族地区政府的关注，但与此同时，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在保护中也存在一些不足。本文仅就其法律保护存在的问题及措施进行探讨。

一、甘肃特有少数民族文化权利法律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虽然国家和地方政府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但应当承认，由于经济条件、政治制度、自然资源以及人文观念等种种因素的影响，甘肃特有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保护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保安、东乡、裕固三个特有民族优秀的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生态环境在急剧改变，经典的婚礼祝词已支离破碎，保安族的宴席曲基本已没人再唱，少数民族与其信仰有关的祭祀活动和民间礼仪，因为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而不复存在，民族记忆趋于淡化。传统的传承机制日益遭到破坏，传统技艺濒临灭绝，保安腰刀、东乡族擀毡生存状态堪忧。还有大量散落在民间的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科学价值的艺术品，正在通过各种渠道流向海外；一些神话、历史传说、工艺技术等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随着一些艺人的去世而消亡。而面临的困境与我们在法律保护中存在的以下问题和缺陷有很大关系。

1.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立法重物质轻精神。目前，我国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分两条线，一条线是关于少数民族物质文化的保护，这部分国家重视保护的比较早，建国初期至20世纪60年代以行政命令保护为依据，198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实施《文物保护法》以及地方法规和规章，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法律保护体系。另一条线是对精神文化的保护，相对于物质文化来讲这方面的保护还存在欠缺，从1990年以后才开始注意，虽然颁布不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对精神文化遗产明确了具体保护措施，例举了具体表现形式，但范围依然比较窄，文化认同权、发展权、合作权、保护权还未进行类型化保护，甘肃省文化权利保护情况更是如此。

2.少数民族文化权利法律保护零散不完整。当前对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法律保护主要是《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原则性保护，专门的保护内容散见在《著作权法》的第6条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以及行政法规阶位的《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中，保护法规零散。

3.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保护缺乏专门立法。我省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保护缺乏专门立法。对于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保护方面地方性立法要比国家立法发展快，一些省份已经颁布了专门法条。自2000年5月云南省颁布了我国第一部专门保护民族民间文化的地方性法规《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之后，贵州、福建、广西等省和民族自治区也相继颁布了地方性的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但是作为少数民族也比较集中的甘肃省对精神文化保护的专门立法的价值和意义的认识不够，法律保护几乎空白，对特有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主体、内容、权利、义务、责任等都没有相关规定，这与甘肃省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保护的现实需要差距很大。

二、文化权利保护的地方立法缺乏操作性和民族特性

甘肃省对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保护主要依据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但这些条例缺乏操作性。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主要作用在于弥补国家立法的不足。因为《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等国家立法对少数民族权利（包括文化权利）的保障是宏观的，不可能照顾到每一个民族，每一个民族自治地方及每一民族地方特定事物的特点。而各地的自治条例则主要针对某一个民族自治地方和某个专门问题作出规定，所以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必须要有很明显的民族特点、地方特点。甘肃省地方法规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本民族的特点，如结婚年龄特殊规定，民族节日放假等规定。但总体看大多是对《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原则性保护条款的照搬、照抄条文；没有结合本地民族的特点制定操作性强的地方立法，无法满足对这些民族文化权利保护的需要。

我国对诸多文化权利都有确认，但是却没有完善法律责任规定，使权利无法落实。我们不仅要提倡和尊重少数民族文化权利，还应该通过具有约束力的法规和政策，保证权利得到真正的体现。这方面我们显然做得还不够。如甘肃三个民族的自治条例都明确规定各族享有包括对少数民族语言、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的文化认同权。但对权利如何落实，责任人如何承担不履行义务的后果，法律没有相应的规定。又如条例都规定各自治区可以采取特殊措施，优先发展教育，决定各级各类学校的设置、学制、办学形式和招生办法等。但实际上有的少数民族地区，课程设置上并没有安排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课或虽然安排了但无法实施。笔者在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调查中得知，该县学校没有开发少数民族乡土教材和开设民族传统方面的课程，导致部分学校入学率低，民族群众以牺牲正规教育，自行通过非正规教育的途径习得民族文化。肃南裕固族地区极少数学校虽然开发了一些以本民族文化为主要内容的乡土教材，开设了相关课程，但总体实施上步履维艰。大部分家长对子女学业成就的高期望和升学竞争的客观存在，加上中考、会考无法全面反映和衡量学生的各种素质，学校面临追求升学率和教育评价制度的压力，乡土教材课程教学计划在具体的执行中大打折扣。［1］可见只确定权利，不设定责任，不明确责任人及其违法承担的后果，文化权利将变成一种奢侈和悬置的权利。

三、甘肃特有少数民族文化权利法律保护措施

（一）完善文化权利的相关法律

国家关于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立法相对滞后。在加快立法中主要做好两方面的工作。第一，要尽快选择适合我国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保护的法律模式。第二，要完善現有的相关法律规范。

首先，从立法模式看，目前对我国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保护的法律模式主要有三种看法：第一种观点认为，应该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和《知识产权法》分别或共同保护。这种观点中对依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来保护已经达成共识，而对利用《知识产权法》保护存在分歧，有人认为应该把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纳入知识产权法体系；有人则认为应采用两法双重保护模式。［2］这种模式虽然利用了现有的法律法规减少了立法成本，但是保护范围仍然狭窄。第二种观点认为，应该制定专门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保障法》，对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主体、客体和内容，少数民族参与，政府职责，救济和补偿措施，国际合作等进行规范。［3］这是基于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保障法方面的特殊问题以及没有相关立法进行调节而提出的。这种模式针对性比较强，但需要启动立法程序。第三种观点认为，文化权利立法应该以最终建立统一的文化遗产保护法律体系为未来立法发展方向。因为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的内涵确有重合部分，而且本质上都属于“文化遗产”性质相同，且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应被视为一个整体加以抢救、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因此其立法保护原则、保护机制、保护程序、保护方法、责任制度应有共同之处。［4］这些看法反映了目前对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立法模式方面的不同理解。

笔者认为应该采取以少数民族权利专门立法为主导，其他法律相配合的模式。理由是：（1）该模式可以减少立法成本。目前我国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已经形成了物质文化保护和精神文化保护的格局，只是精神文化保护比较薄弱，立法只需要弥补和加强，不必在格局上变动，否则立法成本过高，不够现实。（2）该模式能弥补立法不足，针对性较强。少数民族文化权利单独立法可以弥补目前精神文化保护的不足，如确定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主体、扩大保护内容、确定法律责任等都可以在专门立法中一揽子解决。（3）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和《知识产权法》进行保护，以节约立法成本。需要注意的是在利用知识产权法时有必要对现有的知识产权作一些修改和调整，以满足对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保护。如扩大知识产权保护范围，加入少数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内容；扩大权利主体范围，规定不特定的少数民族群体或其代表组织也可以作为主体；保护期限上取消限制，无形文化遗产随着时间的延长其价值越大，加之它的社会公共意义，在时间上不限制其具体的保护期限。这些内容可以在知识产权法中设立专门章节加以规定和保护

其次，从完善相关内容看，不管选择哪种模式，制定专门法或修改已有法律，都必须涉及有关文化权利保护的重要内容，如需要明确文化权利的内容、权利主体以及侵犯文化权利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等。不明确权利的具体内容，权利如同空中楼阁；不明确权利主体，权利将遭到恣意侵害；不规定责任，权利将形同虚设。所以在法律规范中应该详细涉及这些内容，对现有法律予以补充和完善。

（二）尽快制定有民族特色的甘肃地方法规

尽快制定《甘肃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保护条例》，在地方立法中要以《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为原则，以我国已签署并批准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保护非物质遗产公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确定和发展的文化权利为依据，以现有《著作权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为基础，再借鉴兄弟省份所颁布的民族民间文化传统保护条例中的成果，结合甘肃特有少数民族的实际情况，制定有地方和民族特色的《甘肃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保护条例》，做到地方立法有针对性、创新性和民族性。

1.加强针对性和创新性。已有法律法规比较关注精神文化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而对少数民族的发展权、认同权、合作权等其他文化权利并没有类型化到法律规范中，使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保护依然在内容上不完善，范围狭窄。少数民族文化权利应该包括少数民族的发展权、认同权、合作权以及非物质遗产权和受保护权等。因此，《甘肃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保护条例》在制定时既要借鉴吸收已有的立法经验又要补充完善现有立法中的不足，重点要针对已有立法中文化权利狭窄的现状，增加其他文化权利内容。

2.借助宗教及民间法突出民族性。甘肃特有少数民族文化权利形成和特点都与宗教有密切联系，而宗教又影响到这些民族的风俗习惯和乡规民约。所以立法中要注意挖掘吸收宗教、民间法规中有利于文化保护的规定，借助宗教和乡俗民约保护文化权利。法律规范与传统法律文化是有联系的，只有立法和执法中考虑到少数民族的法律文化特征，汲取其中的精华，才更有利于法律的实现。卢梭曾经指出，除了根本法、公民法和刑事法以外，还存在第四种法，而且是最重要的法，“这种法律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它形成了国家的真正宪法，它每天都在获得新的力量，当其他的法律衰老或消亡的时候，它可以复活那些法律或代替那些法律，它可以保持一个民族的创造精神，而且可以不知不觉地以习惯的力量代替权威的力量”。［4］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习俗及宗教在当今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过程中仍然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具有很大的影响和效力，对本民族地区的社会生产、生活以及当地自然环境的保护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如伊斯兰教对我省的保安族和东乡族民族文化影响就非常的大。其影响已经渗透到了这些民族的饮食习惯、婚俗丧葬仪式、日常生活、交际习惯等方方面面。利用宗教中的积极因素，保护这些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文化权利都有一定的作用。实践证明受宗教影响较深的保安族和东乡族比宗教观念淡化的裕固族的传统文化保护意识和保护状况要好。所以我们有必要挖掘民间法规和宗教中有益的精神财富用以保护少数民族的文化权利。当然，这些少数民族的传统习俗和文化中存在着许多不合理和消极的方面，有些甚至是糟粕，如不承认男女平等，表现出的某些封闭、排外倾向等。在文化权利保护工作中，我们必须辩证地看待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和习俗，全面、完整地理解少数民族的现实状况以及他们现存的传统文化的价值，进行辩证地分析、辩证地扬弃，汲取其合理的成分保护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及权利。

（三）制定现有相关法律的配套執行措施并增加法律责任规定

制定现有相关法律的配套执行措施以充分发挥现有法律的作用。以《民族区域自治法》为例，应当就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行使保持民族传统文化自治权的内容加以规定，具体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如何自主地发展具有民族形式和民族特点的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等民族文化事业；（2）如何保障自治机关要求上级国家机关帮助和促进民族自治地方加快发展各项民族文化事业的有关权利；（3）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如何组织、支持有关单位和部门收集、整理、翻译和出版民族历史文化书籍，保护民族的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4）如何保护和合理开发民族文化资源，继承和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5）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开展和其他地方的教育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卫生、体育等方面的交流和协作的形式、范围和途径；（6）自治区、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开展与国外进行教育、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卫生、体育等方面的交流的对象、形式、范围内容、途径及其程序；与国外进行“交流”与“合作”的界定，以及能否与国外进行相关“合作”的依据。［5］

值得肯定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规定了相关机关的法律责任，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法律保障，但是甘肃民族自治条例并未修改和完善，建议今后制定的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能克服该不足，规定各职能部门的职责及违法和不作为的法律责任，使民族文化权利保护掷地有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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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卢梭.社会契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73.

Gansu Peculiar Minority Culture and the Right to Legal Protection Discussion

ZHAO Hai-yan

Abstract: To discuss the general rights protection of Chinese ethnic groups from this human rights and Gansu unique ethnic and cultural rights visual angle would help us to specialize and deepen the study on the issue. Perfecting the central and local legislation.

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法律保护 篇4

在国际上, 由于发达国家采取一些不规范的手段将发展中国家丰富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无偿地掳去并未支付任何补偿, 引起了发展中国家开始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实行法律保护。在我国, 近年尤其是2000年以来, 地方政府和国家相继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法律保护采取了措施。目前, 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 主要体现为文物保护法、版权法、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等法律手段。

二、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适用法律的修正与探讨

在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各种保护措施中, 利用法律保护无疑是最强有力的手段。

(一) 利用现行的法律法规进行保护

关于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法律保护, 我们应明确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主要涉及的权项, 分别选择相应的法律制度加以保护。

1.知识产权法保护

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本质就是一种智力成果。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 利用知识产权法进行保护是保护我国民族民间优秀传统文化的有力武器。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中的文学艺术表达形式、传统手工制作技艺、民族民间传统医药医疗技术及医药秘方、古代建筑设计风格艺术、商标商号和地理标志等传统标识涉及到权利主体的著作权、专利权、商业标识权、商业秘密权和保护公平竞争权等权项, 含有人身权和无形财产权, 属于知识产权, 是一种私权利。它的公权利适用尚未出台《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法》进行保护, 它的私权利就适用知识产权法进行保护。

主要包括适用或修改现行的著作权法进行保护、利用原产地标记或地理标志保护和利用商标法中的集体商标或证明商标保护三种保护方式。其中, 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中的民族民间文学艺术, 可以纳入《著作权法》的保护范围;民间传统工艺制作技艺, 传统医药医疗及祖传秘方, 可以纳入《专利法》和保护商业秘密权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下保护;古代建筑风格设计艺术也可以纳入著作权或专利权下保护;老商标商号及地理标志等传统标识可纳入《商标法》下保护。

2.刑法保护

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刑法保护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 对侵犯知识产权的, 可根据我国刑法第三章第七节的规定, 追究其侵犯知识产权罪的刑事责任;第二, 对在出版物中刊载歧视、侮辱少数民族的内容, 情节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直接责任人员, 可根据我国刑法第250条之规定, 以出版歧视、侮辱少数民族作品罪予以处罚。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非法剥夺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 情节严重的, 可依我国刑法第251条之规定, 分别以非法剥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罪、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罪定罪处罚;第三, 对破坏和走私文物构成犯罪的, 可依刑法第六章第四节规定的妨害文物管理罪处理。当然, 上述行为如不构成犯罪的, 行政管理机关可依职权进行行政处罚。

(二) 立法保护

光靠现有的法律来保护民族民间传统文化是不够的, 它依然存在许多漏洞, 以立法来加强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是目前各国常用手段。只有制定一部完整的文化保护法律, 才能使保护的工作走向规范化、法制化, 促进这项工作更好更快地发展。一是可以更好地划定保护界线, 建立规范的普查机制、重点保护机制、长效机制。二是可以使我国的这项工作有法可依, 规范运作, 提高保护效果。三是可以通过宣传法律, 提高全民的文化保护意识。四是可以依法打击那些破坏民族民间文化行为, 推进祖国民族文化的发展。我们应借鉴世界各国的成功经验, 在立法上要解决这样几个问题:

1.明确知识产权保护与行政保护的关系。云南、贵州的立法只解决了行政保护, 没有解决知识产权保护。行政保护主要是公权利方面的保护, 而知识产权保护主要是私权利方面的保护。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中的文学艺术表达形式、传统手工制作技艺、民族民间传统医药医疗技术及医药秘方、古代建筑设计风格艺术、商标商号和地理标志等传统标识涉及到权利主体的著作权、专利权、商业标识权、商业秘密权和保护公平竞争权等权项, 含有人身权和无形财产权, 属于知识产权, 是一种私权利。

2.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普查的原则, 成立的要件, 设立的程序, 分级的标准要在立法中明确规定好, 解决和防止出现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设立无序, “一哄而上”, 标准、级别和功能混乱的局面。

3.明确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权利主体代表人、传承人、收集整理人的法律地位。尤其要确保在立法上他们知识产权方面的应有的地位, 比如由谁来享有民间民歌的署名权等等。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群体性和相对公开性往往决定了他的权利主体不会像其他的民事主体一样是明文规定的单独的特定的个人或数人, 它的权利主体有可能是特定的一整个民族, 也有可能是单纯的具备某项技能的个人, 这些都需要我们在新的立法中确定起来。

4.权利客体, 即哪些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应纳入文化生态保护的范围。现有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 大多数都可以算做原生态文化。但需要进行“抢救式”的保护的, 主要是那些价值重大且濒临灭绝的原生态文化。

5.权利保护的期限不受限制。必须在立法中加入这一点, 因为文化是活态的文化, 不是一成不变的。传统文化是一条流动的长河, 每一个时期, 文艺家都在其中注入新鲜水脉, 所以对传统文化不应也不可能一成不变地保护, 而是要对其进行“活态保护”。

6.权利内容。具体有: (1) 公开权, 即将尚未进人公有领域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表现形式通过书面出版、广播、电视、网络等方式向本民族、群体、区域以外公开的权利; (2) 署名权, 即表明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表现形式来源于何种民族、群体或者区域的权利; (3) 保护作品完整权, 即保护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不受歪曲、篡改的权利。权利主体享有的经济权利主要是指:凡以营利为目的, 在本民族、群体、区域以外使用非物质文化表现形式, 须经所有人或者法律规定的行政主管部门、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许可, 并支付一定使用费用。

7.地方政府保护职责、权限、方法。用完善的立法规范政府保护行为, 政府可以借鉴自然文化遗产保护的经验, 形成有利于保护原生态文化发展的机制。通过政府成立专门的文化生态保护区, 或建立自然生态与文化生态合一的保护区, 以设立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基金等办法, 投入资金保护民族民间文化的独特性, 保护原生态文化的生存环境。同时, 保护和扶持区域地方原生态文化等等, 也确保政府不会滥用权限。

8.设立专门的权利和责任机关。现行的行政规划和法律法规都没有规定或设立一个专门的负责管理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维权、追究责任、提供救济的部门, 致使我们的保护工作开展的不彻底, 这一点我们要在立法上弥补过来。

9.侵权行为与法律责任。光有权利义务的内容, 而没有对侵犯其内容的情形和应负的法律后果进行明文规定, 那么前面的规定只是一纸空文罢了。同时, 在法律责任方面, 在适用行政、刑事、民事法律保的同时, 应注意适用现行的或重新制定相关知识产权的护规范, 以便规制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曲解滥用、擅篡改、非法牟利等行为, 以法律保护其著作权及邻接权或业秘密权等无形财产权。

三、结语

民族民间传统文化, 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祖先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继承和发扬民族民间传统优秀文化, 不仅对于保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延续有着重要意义, 而且对于建设新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大力宣传民族民间化在传统文化中的特殊地位与作用的同时, 强调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进行抢救性保护, 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参考文献

[1]刘春田.知识产权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2]付荣.西部大开发中民族民间文化的法律保护[J].河北法学.2004, (4) .4.

[3]张辰.对民间文学艺术的法律保护[A].知识产权文从第8卷[C].2002.

民族法律 篇5

按照《关于举行民族政策法律法规知识竞赛活动的通知》要求，为提高全局干部民族宗教政策法律法规水平，8月24日至25日，##市审计局组织全体干部就《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以及《国务院关于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若干规定》等有关民族宗教政策的法律法规知识进行了培训，并开展了民族宗教政策法律法规知识竞赛答题活动，全局17名干部职工全部参加了培训和竞赛答题。s0100

在这次学习竞赛活动中，我局坚持“一把手负责、一把手主抓”原则，结合实际在“工作学习两不误”的前提下全面开展学习竞赛活动；通过活动，使全体审计干部了解了有关的法律法规，增强了法制意识，进一步贯彻宣传了党的民族政策，为开展好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奠定扎实基矗

活动中，要求全体干部职工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精神，使广大党员群众纷纷参加到民族宗教法制教育中来；通过宣传宗教政策法律法规，普及民族宗教知识，进一步提高广大干部和群众对民族宗教工作的认识，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进一步干部群众的法制观念和法制意识，提高爱国爱教、遵纪守法的自觉性。

通过次此活动大家一致认为，通过广泛教育，不断丰富了广大干部民族宗教工作方面的.知识，不断提高了驾驭和解决民族问题的能力；提高了各族群众民族团结进步意识和政策法律意识，增强了各族群众维护法律尊严、维护人民利益、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的意识，在全社会形成自觉维护民族团结的良好氛围。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我党始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我国民族问题具体实践相结合，制定了一系列符合我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政策。在党的民族政策方针指引下，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不断发展和巩固。党的民族政策是各族人民平等相待、互相尊重、和睦相处的政治保证。进行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民族政策法规宣传教育，是民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思想政治工作、宣传教育工作和普法工作的重要内容。次此活动进一步增进了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把各族人民的精力集中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上来，为实现##市大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和民族宗教法制建设经常化、规范化奠定了基矗

民族法律 篇6

关键词：榕江；少数民族；法律；意识；分析

中图分类号： D630；F32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069（2016）21-137-2

0 引言

随着新农村建设进程的速度加快，社会的各种矛盾日益复杂，维护村民的权益固然也非常重要。村民法律意识的现状不仅会直接影响着村民的切身利益，也对新农村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随着农村经济建设的发展，涉及村民利益的纠纷逐渐增多，如果没有妥善解决好这些问题就可能就会演变成基层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本文以贵州省榕江县三江水族乡分从村的调研为基础，对新农村建设进程中村民法律意识状况等进行了全面分析，并提出对策与建议，以期对提高村民法律意识有所助益。

1 分从村基本概况

分从村位于榕江县西部，属三江水族乡所辖，全村共有四个自然寨，六个村民组，三百余户，人口1200有余。辖区内居住着苗、水、瑶族居民，其中，苗族人口约占90%。全村主要以发展农业、林业、畜禽养殖业为主。

由于该村村民的文化素质普遍偏低，高中毕业的村民占总人口的0.5%，初中毕业占10%，小学文化程度占40%，文盲占49.5%。45岁以上的村民受教育程度是偏低，文盲主要以女性居多。2 村民对法律的了解状况

对事物认识是了解事物的基礎，村民对法律的概念缺乏认识就分不清法律与其他社会规范及民族习惯法的区别，容易产生混淆。尽管学界对法律的含义理解不尽相同，但法律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以维护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为内容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社会规范。村民对法律的了解程度，是推进农村法制进程和实现依法治国的基础方略。

法律意识是构成一个国家法治的重要内容，在法治环境中处于重要地位，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了解法律意识的重要途径就是调查实证。

笔者对该村的村民共300人进行随机访问，问：您知道什么是法律吗？村民对法律不了解的达到20%，其中主要是女性居多，60%的村民还是知道国家法律的制定，具有强制力，但是不能具体的说出法律的基本概念。这表明，大多数村民已经知道法律的概念。少部分的人是由于文化水平较低，年龄较大等因素不能说出法律的基本概念。

由于在社会生活中存在着不同类型的法律规范，从村民对这些法律了解情况就可以看出对哪些法律是比较熟知的，对哪些法律是比较陌生，可以体现出村民对法律的熟知情况。笔者对该村200位村民进行调查。

20%的男性村民主要对计划生育法、婚姻法、刑法有所了解，而对宪法、农业法律法规、农村土地承包法几乎是不了解。该村苗族村民在古代主要是用民族的习惯法来约束民族内部的村民的行为规范。因为，计划生育法、婚姻法、刑法在村民的生产生活中关系比较密切，而其他方面的法律则可能是在平时的生活中很少涉及，使得村民极少关注。

一位王氏老人告诉笔者：“在古代，我们苗族村寨主要是由苗族寨老主持村内事务，村民发生纠纷或者其他盗窃事件等，都由寨老主持村内有威望的老人召开会议，来处理这些事务。”随着社会的发展，民族习惯法已不能作为法律来维护村民的权利和义务了，但村民们可能还是受到传统意识等方面的影响，对法律的内容了解甚少。少数民族农村村民法律意识高低，除了受经济和文化素质因素影响外，还受到民族传统习俗等因素的影响。

3 村民了解法律的主要途径

李育全在研究中指出：“当前，村民了解法律的途径十分单一，主要是依靠听人说，其次是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网络等媒体的宣传。”确实，当前农村村民了解法律的途径是非常单一的，分从村由于信息相对闭塞，部分村民只要通过广播电视对法律知识有所了解，从报纸了解甚少。

通讯信息的落后，直接制约了村民对法律知识的学习和了解。笔者对该村200位村民进行调查。该村村民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了解法律知识，30%的村民通过新闻媒体如广播、电视、报纸等了解法律，50%的村民通过别人对法律或者法律事件进行评价而了解法律有人自己主动学习法律。村民因通讯条件和文化素质的落后，难以通过互联网等方式学习法律，了解法律知识的主要途径是通过广播电视和听别人说为主，而通过报纸、普法宣传、自己学习的途径了解法律知识所占的比例是非常少的。

从调查中发现，因少数民族农村信息的闭塞，村民通过传统的方式来了解法律知识居多，村民主动去学习法律的极少数。这也说明村民对法律知识在生活中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主要是平时对法律的需求少，大部分村民不是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去学习法律知识，而是被动的接受。从而，也就影响了该村村民整体法律意识的提高。

4 村民对法律的权利与义务的处理

自古以来，农村社会常被认定为“人情社会”，这是因为农村社会主要是靠人情、伦理、民族习惯法等来调整的。要了解村民对法律的认识，就需调查村民对人情与法律之间关系的态度，笔者对该村260位村民进行了调查。该村村民认为法律重要的人数所占调查人数的60%，认为人情重要的占31%，弄不清楚的占9%。说明在村民心中法律是大于人情的，这较传统社会中“人情至上”理念是一大进步。但不能忽略还有部分人认为人情大于国法的观念，出现此类的观念与少数民族人情观念等因素相关。

法律权利和义务作为法律关系的内容，表现为任何一种法律关系都是既包含了法律权利在内，又包含了法律义务在内的社会关系。在新农村建设中，村民对法律权利义务的认识程度，直接关系到村民能否依法保护自身合法权益，规范其行为，履行应尽的义务，依法正确解决生活中遇到的矛盾纠纷和维护自己的权利意识。笔者对该村的100位村民的维权意识进行调查。

50%的村民认为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时，会寻求去救济和维护；也有部分人可能因自己的权益受损的程度相对较小时，就会选择自行解决；10%可能只有当自己的权益受损的程度相对较大时，才会通过外接的力量即“打官司”解决。

5 提高村民法律意识的对策与建议

5.1 加强少数民族地区村民的普法教育

在西部少数民族一部分农村地区，村民的文化素质都相对偏低，对法律知识都缺乏了解。国家相关部门应该组织村民在闲暇的时间进行法律学习，并邀请基层政法工作者或律师来对村民关注的法律问题进行讲解。其次，丰富普法宣传形式。在调查中发现，村民主要通过广播电台报纸等媒体来了解法律，那么就发挥媒体在普法宣传中的重要作用，制作优质的法制节目、法制专栏，通过典型案例形象生动的宣传法律。建立普法宣传栏、法制黑板报，发放法律宣传册等，让村民能够就近获取法律知识。同时，发挥律师和高校在普法宣传中的重要作用。

5.2 应建立农村法律咨询中心

因少数民族农村信息的闭塞，村民对法律知识在生活中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在普法教育和宣传中，村民往往是被动接受法律知识，而这些法律知识不一定满足每个村民的法律需求。建设村民法律咨询中心，解答村民在实际生活中所遇到与法律相关的问题，能够及时为农民提供解决生活中产生的纠纷的建议与方案，充分发挥村民学习法律知识的主观能动性。同时，要处理好少数民族习惯法与法律之间的关系，应适当培养懂得民族习惯法的少数民族法官群体，让民族习惯法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事生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参 考 文 献

[1] 韦留柱.村民法律意识的调查与分析——以河南农村为例[J].安徽农业科学，2008（17）.

[2] 顾介康.民主政治建设的理性探索[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5.

[3] 李育全.农村社会法治论[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11.

民族法律 篇7

一、和断罚纳, 蕃首亲办

所谓“和断罚纳”, 是指当事人因罪本应得到限制或剥夺人身权的刑事处罚, 但国家法律却赋予了其以财产权代替人身权的处罚措施, 通俗来讲, 就是以缴纳钱物来冲抵刑罚。在宋律中, 对汉民必须依律而行, 一般是不允许“和断罚纳”的, 但基于少数民族地区相对特殊的风俗习惯和统治者的政治考量, 因此宋律给予了蕃民相对特殊的优待, 不仅可以“和断罚纳”, 并且规定罚纳时必须由少数民族……………………………………………………………………………首领亲自办理, 防止汉代官吏去干涉少数民族内部事务。笔者认为, 这应该是北宋民族区域自治的重要体现之一。

在办理官员方面, 宋律规定, 主持“和断”者可以是蕃官, 也可以是汉官, 主要是依宋律和特别的蕃法来审理, 但审理结果出来后, 在进行罚纳时, 则必须由蕃首亲办。宋《长编》第106卷记载: “缘边蕃部使臣、首领等, 因罪罚羊, 并令躬自送纳, 毋得却于族下科敛入官, 犯者重断之”, 即明确了蕃首在罚纳时的重要职责, 若地方官员“非理科敛”, 就必须“重断”。宋律进行如此规定, 主要是为了保护蕃内家族的整体利益。

在罚纳物资方面, 结合当时少数民族社会现状, 宋律规定为金钱或马、羊等重要生活物资, 但后来为了交易或执行方便, 逐渐以金钱为主。天圣二年 (1025) , 宋仁宗颁发律令, 规定蕃民犯罪者可以纳钱作为赎金, 这样马、羊等生活物资承担罚纳的作用就逐渐减少了。

在罚纳防范方面, 宋律制定了“纳质”制度, 即蕃民罪犯在交纳一定金钱财物免于刑事处罚后, 对于一些叛乱重罪者, 必须将其子或弟交由政府“收质”, 非死或赦免不出, 防止其“异时复叛”。笔者认为, 基于罚纳者依宋律一般需要承担较重的刑罚, 甚至是死罪, 但北宋统治者一方面通过“和断罚纳”, 法外施恩, 笼络民心, 另一方面通过“纳质”来控制蕃部, 也有利于西北边区少数民族的稳定归附[1]15。

二、汉法为主, 蕃法为辅

审视北宋时期西北边区的民族法律进程, 其中早期高度重视藩法, 中后期逐渐过渡到汉法为主、蕃法为辅, 这与北宋时期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发展是一脉相承的, 也是相互呼应的。

在北宋早期, 统治者刚刚打下江山, 政权未稳之际, 基于稳定的需要, 自然会给予西北边区民族地区一定程度上的民族自治权。据史料记载, 北宋初期, 宋太祖承袭唐代的羁縻制度, 对于西北地区的一些容易控制地区, 直接按照汉法实行了郡县制, 但对于那些民族势力较大、不易管控的民族地区, 则依然沿用“因俗而治”的羁縻制。包括前文述及的“和断罚纳, 蕃首亲办”, 也正是这种民族自治思想的重要体现。

但天下一统、法制统一, 毕竟是统治者治理天下的夙愿和策略。 咸平六年 (1003) , 由于西北边区屡屡发生蕃部杀害边区居民的案例, 以及当时对蕃民相对优待的从轻、减轻、财产充抵等措施, 引起了汉民不满, 于是在一些州府出现了用汉法治理蕃民的想法, 如宋仁宗时期, 沿边的知秦州就停止了“和断罚纳”的执行, 适用汉法来规制蕃汉各族之间的刑事、民事行为。熙宁五年 (1072) , 王安石在变法时, 也提出了“渐推文法, 当即变其夷俗”的论断, 后来“汉法治蕃” 的法制理念逐渐得到了统治者的认同, 大观一年 (1108) , 宋徽宗颁布《熙河兰湟秦风路敕》 (史称《大观法令》) , 明确规定蕃民犯罪适用汉法, 不再用蕃法进行规制。至此, 《大观法令》正式确立了汉法的主导地位, 并在西北边区许多蕃部逐渐得以推广[2]7811。

当然, 西北边区相对复杂的政治、军事等现实情况, 以及相对特殊的地域、习俗特征, 完全适用统一的汉法, 也不一定能够实现国家的安定, 达到理想的法律规制的效果。为此, 北宋统治者在坚持汉法为主的基础上, 认可部分蕃法, 并通过一些特定事件的管理策略, 从而构建起了一个汉法为主、蕃法为辅的法律适用体系。笔者通过观察北宋之后我国少数民族的法制进程, 其中无一不体现着这种主辅有别、因俗而治的特点,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北宋在西北边区的民族法律适用, 也有力地促进了我国民族事务管理的发展与进步。

三、重罪严惩, 自首从轻

根据罪行的轻重分别施以不同的刑罚, 这是古往今来世界各国法制建设的通行做法, 北宋时期也不例外, 只不过由于当时西北边区特有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特点, 为了达到法律的效用, 统治者给予了当地有所区别和侧重的刑罚处置。

在重罪严惩方面:一是谋叛罪。基于西北边区位于北宋与西夏战争的最前线, 谋反叛逆者较多, 如宋神宗时期, 蕃族讷儿温、禄尊首率部族叛附侵犯宋朝边境的羌部首领鬼章, 被平叛后“, 众论所犯, 凌迟处斩, 妻田产并赐包诚, 子年十五以上配广南牢城, 十四以下听随行”[3]7825。二是泄漏军情罪。北宋由于在西北边区与西夏战事紧张, 在积极搜集敌方情报的同时, 对泄漏军情的蕃民严加控制并严惩不贷。北宋元丰二年 (1079) , 西北蕃部首领昌宁以诈投为名, 联合熟户蕃部苏尼刺探军情, 两人事发被捕后, 均被宋神宗处以极刑。 三是盗窃罪。北宋西北边区常有蕃民潜入西夏盗窃孽畜人户, 这样既容易引起两国民间的仇恨, 也给本就紧张的边界战事增加了冲突的可能。为此, 宋律“重之赏格, 许人陈告”, 并依法严惩。

在自首从轻方面:纵观北宋对西北边区的司法适用, 统治者对各类蕃民罪犯, 包括上文所述的“重罪严惩”, 只要其能主动自首, 一般均从轻处理, 这是统治者恩威并重、宽宥蕃民的需要, 有利于边区长久稳固, 同时从法理上来分析, 这也是法在惩戒作用发挥时的重要考量维度之一, 有利于法的价值实现。查看自首罪犯被从轻处理的措施时发现, 北宋统治者大都将这些罪犯发配边区屯耕, 实为当时边区建设和国家安全的现实需要。元祐五年 (1090) “, 诸人违制典买蕃部田土, 许以免罪, 自二顷五十亩以下, 责其出刺弓箭手及买马备边用各有差”, 就是这种屯垦戍边的生动体现。

四、政策与法律有机结合

基于北宋时期西北边区民族事务的相对特殊性, 特别是“联蕃制夏”的边防策略, 再加上法律固有的相对滞后性, 因此北宋统治者出台了诸多相对宽松的民族政策。这些同样由统治者颁布实施的民族政策, 具有某种意义上的特别法的特征, 与当时正式颁布的法律一道, 共同构建起了北宋时期西北边区鲜明的法律适用体制。

在赎罪方面, 尽管汉法方面也有一些类似规定, 但北宋统治者在适用范围、赎罪物品方面, 给了西北蕃民更多的优待。归结起来, 北宋时期对西北边区蕃民规制了三种主要赎罪方式:一是纳赀赎罪, 即用金钱赎罪;二是纳马赎罪, 即用蕃民的马、羊赎罪。这两种赎罪方式与与前文所述的“和断罚纳”类似。另外, 北宋时期还针对那些有特殊技能的人, 允许他们以自己的技能产出来冲抵罪行。这从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统治者“惜才”的理念, 也与现代法律“立功赎罪” 有一些异曲同工之妙。

在赦免方面, 北宋主要有大赦 (普赦天下) 、曲赦 (一地或数地的独赦) 、德音 (比照刑法等级进行减等赦免) 三种, 统治者根据不同情形进行适用。总体来说, 北宋统治者对西北边区蕃民进行赦免的范围是很广泛的, 力度也是很大的, 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超出了上文所述的重罪严惩的范畴, 如对“寇边罪” (敌方侵犯宋朝边境被俘获者) “、谋叛者”“、叛逃者”等, 理应得到法律的严厉规制, 并且大多均会被处以极刑, 但北宋统治者对于一些有巨大影响力的蕃族首领, 甚至普通蕃民, 往往也会网开一面, 针对一时一事, 统治者亲自下发谕旨或出台专门政策, 对这些罪犯给予赦免、迁配内地等, 以示皇恩浩荡, 实则“攻心为上”, 稳定边疆。咸平五年 (1002) , 泾原部蕃民九十一人谋叛, 抓获归案后, 本应处死, 宋真宗“恩信招怀”, 将其迁配内地各州农耕, 深得边区蕃民拥护。当然, 对于一些屡获赦免但不改者“, 吏捕之寘于法, 不须以闻”, 直到处以极刑[4]255。

赎罪与赦免只是北宋在西北边区民族事务管理时将政策与法律有机结合的一个缩影。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古代统治者的诏令或政策颁布, 作为法律的重要来源, 一般均会拟制为法, 并且政令大于法令的现象也不鲜见, 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我国古代“人治”大于“法治”的法制困境。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北宋西北边区的民族法律适用体系, 体现出了法律的“二元性”和适用的灵活性等特点, 这是现实的需要, 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纵观北宋之后的历朝历代, 大多循此思路,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北宋西北边区对蕃民的法律适用, 在我国民族法律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摘要：北宋在汉法的大框架内, 通过颁行蕃法、制定蕃汉关系法规和蕃民特别法规, 展现出了和断罚纳, 蕃首亲办;汉法为主, 蕃法为辅;重罪严惩, 自首从轻;政策与法律有机结合等鲜明的民族法律适用色彩, 对之后朝代有所借鉴和启示。

关键词：北宋,西北边区,民族事务,法律适用

参考文献

[1]王棣.燕翼治谋录 (卷二) [M].中华书局, 1981.

[2]宋会要 (第198册) , 《蕃夷》65之90.

[3]宋会要 (第199册) , 《蕃夷》6之14.

民族法律 篇8

一、开展西部民族地区法律教育的重要性

(一) 维护地区稳定和团结、促进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

民族高等院校中各民族的大学生共同学习、生活在一起, 他们必将成为本地区现代化建设的中坚力量。少数民族地区大学生的面貌怎样, 同样决定着民族地区的未来面貌。因此, 通过对他们进行深入、细致的法律教育, 使其了解国家有关法律, 正确认识民族问题, 自觉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 就显得尤为重要。

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完善, 法律法规将成为调节人们行为总则的主要规范。在少数民族地区的高等院校, 通过深化法律教育可以使大学生熟悉并掌握相关的法律知识, 增强法律意识, 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律观念, 深刻认识到依法办事的重要性。这有利于他们在未来的工作中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维护少数民族地区稳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健康快速发展。

(二) 丰富大学生知识结构, 培养合格建设者的需要

我国目前正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时期, 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律经济, 法律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完善, 离不开法律的保障和调整, 离不开法制环境的完善。任何一次经济活动的开展不但是对传统经济方式的扬弃, 更是法制的健全和完善过程。我国经济体制的目标是要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 而经营和主导市场的新型人才, 必然是知识结构健全, 顺应历史潮流的复合型人才。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 少数民族地区的大学生作为实际工作者, 不懂法律将寸步难行。同时改革的成果也要用法律形式固定化、规范化、制度化, 法律能为改革开辟道路, 调整变化中的经济关系, 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依法维护改革者的合法权益。因此,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不相应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律是不行的。这一点在各民族自治区有着更加深远而现实的意义, 培养既有专业知识又懂法律知识的人才, 是民族地区经济建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

二、西部民族地区大学生基本法律水平现状

(一) 法律教育方面

根据有关调查表明, 民族地区高校大学生对法律教育意义的认识比较清晰。法律教育作为提高学生基本法律知识水平的有效途径, 大学生普遍认为法律教育有利于维护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 推进我国法制建设, 能够有效抵制“三股势力”, 促进社会和谐、民族团结。随着民族地区高校近年来对大学生法律教育的重视度的提高, 我国民族地区高校大部分学生都一致认为“法律教育有助于提高学生自身的法律意识, 有助于保障国家的稳定与社会的和谐”, 当然也有少部分同学认识模糊, 法律意识不强, 这是需要重点关注。

(二) 法律学习的积极性方面

民族地区学生对法律教育重要性认识虽然较高, 但自己在实际学习生活中对于学法、懂法、用法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并不高。表明当前我国民族地区高校大学生法律教育并没有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 即未能真正提高大学生的法律素质。据有关数据统计表明, 民族地区高校大学生在养成法律意识方面的自觉性较低, 有70%的学生根本没有自学法律的意向, 8%的学生在上课之余不会主动学习法律。这说明了学生在学习上的偏好, 只注重专业课的学习, 却忽视了其法律素质的培养。

当前我国民族地区高校大学生的基本法律知识水平没有得到真正的提高, 学校和学生两者之间的努力有待加强, 法律教育的实效性和针对性也需要进一步加强。

三、西部民族地区法律教育的地域性表现

我国民族地区的法律教育与其他地区大学生法律教育并不完全相同, 而是有着其自身显著的地域特征。作为民族地区高校, 在法律教育的对象上有其特殊之处, 在其法律教育内容上有着其独特之处, 而且其法律教育地位也应有其独特性, 如果不能正确看待这些独特之处, 民族地区高校的法律教育根本就难以提高其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一) 法律教育对象的特殊性

我国的民族地区高校不仅有汉族的学生, 而且少数民族的学生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有的民族地区高校少数民族学生占总体学生的一半左右, 有的则高达70%以上。正是由于我国民族地区高校学生来自不同的民族, 所以在语言、风俗习惯、思维方式、思想观念、行为模式、心理状态等方面不同民族的学生都会有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表现, 文化背景的不同导致法律教育过程中的多样性教育问题, 这些多样性也是与非民族地区高校法律教育对象的相对单一性截然不同的。除此之外, 民族地区的问题相对敏感, 如各民族学生交往之间出现的一些矛盾和问题, 即使是一些很小的无关紧要的问题, 如果处理不当都会引发不同民族学生之间的冲突, 甚至上升为民族之间的矛盾, 破坏校园的稳定。另外除了文化背景的多样性之外, 法律教育对象的特殊性还表现在法律教育过程中适用语言的多样性方面。实行汉语教学是当前我国民族地区高校教学语言的主流, 但相伴而来就是民族地区学生的适应问题。少数民族学生在他们的在日常生活中较多地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所以在民族地区开展大学生法律教育, 要求教师必须善于运用少数民族的语言加以阐释, 以帮助少数民族学生加深对教学内容的理解。

(二) 法律教育目标的特定性

我国高校大学生法律教育的总体目标是:培养大学生的法律意识, 提高其法律素质, 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但是, 具体到民族地区, 其法律教育目标就具有了双重性, 它不仅承担着实现上述目标的任务, 而且它还应该与思想政治教育一样, 要向学生宣传基本的法律文化知识, 宣传我国的民族宗教政策, 为促进我国的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做最大的努力。在对民族地区学生进行法律教育时, 必须使其清楚地认识到我国的民族政策, 认识到维护团结的重要性, 认识到搞民族分裂活动是一种危害国家和人民的违法犯罪行为, 是国家和人民绝不允许的。只有坚决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才是正确之选, 这既是当代大学生的一种法定义务, 也是一种神圣的责任。

(三) 法律教育内容的针对性

目前我国民族地区高校大学生法律教育的主渠道是通过《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门课来传播的。这门课程的总体教学目标是:以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为主题, 教育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法制观。但是, 为了达到上述目标, 我国民族地区高校的大学生法律教育还应该结合民族地区高校自身的特点和民族地区的特殊情况, 才能更好地开展法律教育, 才能提高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因此, 在对民族地区高校大学生进行法律教育时, 除了宣传国家的基本法之外, 更应该重点突出那些与宗教信仰、民族团结、民族自治等有关的法律。目前我国不仅制定有专门的法律来规范民族问题, 而且还有大量涉及民族问题的相关条例。这就要求民族地区高校在对大学生进行法律教育的过程中必须要始终做到统一性与区域性相结合, 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 一致性与民族性相结合。具体而言, 也就是民族地区的法律教育无论是在其教学的指导思想、方针政策, 还是在教育目标、课程设置上都要具有针对性, 结合民族地区高校的实际情况, 在法律教育上要充分考虑到民族性、区域性、特殊性, 在内容上要贴近实际, 贴近民族地区高校学生的思想状况, 在教育的内容、形式和重点上要做到有针对性和实效性, 只有这样才能收到良好的教育效果。

(四) 法律教育地位的独特性

民族地区高校大学生法律教育不仅为大学生的个人成长成才铺垫法律基础, 更是为民族地区高校以及社会的发展提供一定的法律人才。因此应把对民族地区高校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法律教育放在同等位置, 受到同等重视。着力培养大学生具有良好的法律素质应是各个高校义不容辞的责任, 和谐社会的建设离不开千千万万拥有法律知识大学生的共同努力。在我国民族地区高校中, 应发挥大学生法制教育、道德教育和思想教育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三位一体作用, 为我国社会和谐、稳定、繁荣发展保驾护航。

四、西部民族地区法律教育地域性的缺失

民族地区的学生受地域性影响, 他们身上带有某种共性, 这种共性表现在穿着打扮、语言使用、居住格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方面上的相似, 以及作为新时代大学生, 其民族意识和宗教信仰相比他们的前辈有弱化趋势。法律教育应根据这种地域性来开展, 但是当地多数的学校教育对地域性没有很好体现, 同时, 对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挖掘也不是很到位, 主要表现在:

(一) 课程设置

目前各民族地区高校主要通过《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来加强学生对法律的学习, 法律教育内容缺乏系统性和连贯性, 而且法律教育存在被思想教育替代的现象。不可否认, 通过《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学习能从一定程度上加深学生对我国的一些基本的法律、法规的认识。但是民族地区高校在法律教育的内容上应该改进, 因为其教育内容与学生在中小学阶段法制教育十分类似, 基本上没有多大的变化, 没有延展性和系统性可言。此外, 学生法律教育的内容太空泛, 没有抓住重点。虽然教育内容涵盖了基本的法律、法规, 但由于学时非常有限, 而且学生的精力、接受能力也有限, 因此, 学生在这样的法制教育过程中真正能学习、领悟到的东西很少, 要想从根本上提高他们的法制观水平就很困难。在民族地区高校中, 学生的法律教育应该有所取舍, 突出重点。在教育中应该注重引导学生学习一些与民族地区关系紧密的法律常识, 如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宗教方面的法规等, 这对于民族地区的稳定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所以在课程设置过程中应加大民族地域有关的内容, 突出课程教学的实用性、针对性。

(二) 教育模式

目前, 多民族地区高校大学生法律教育没有做到区别施教。没有将少数民族学生和汉族学生分别进行针对性的教育, 教育存在一刀切的倾向。因此, 在教育模式上应针对少数民族学生的思想与实际生活状况, 专门为他们设置一些法律法规教育内容, 以贴近他们的实际状况, 便于他们学习、吸收, 这有助于他们提高自身的法制水平。如果不分地域和民族对所有学生进行统一教育, 将会导致一些少数民族学生学习上的困难, 不利于法律教育的开展。

五、充分运用民族传统法律文化, 凸显法律教育地域性

少数民族传统法律文化, 是我国传统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少数民族长期生产、生活的智慧结晶。它不仅对其民族的团结、发展以及民族地区的稳定繁荣起到了重要作用, 而且对中华民族法律文化的形成、发展也做出了重要贡献, 是中华民族法律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历史上中华各民族之间的不断交流、融合是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中华各民族法律文化相互影响、相互借鉴, 共同构成中华文明。在当前高校重视大学生法制观教育的背景之下, 将我国少数民族优秀法律文化融入民族高校大学生法律教育中, 对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提高民族高校大学生学法、懂法、用法意识具有重要的意义。当然, 我们在运用少数民族法律文化对大学生进行法律教育时, 必须做到区别对待,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充分发掘其合理的成份, 为我国今天的法制教育所用, 为弘扬中华民族法律文化所用。

发挥少数民族传统法律文化在民族高校大学生法律教育中的育人作用, 将其融入民族高校大学生法律教育中, 可以提高民族高校大学生的基本法律知识水平, 提高他们学法、懂法、用法的自觉性, 可以维护校园的团结和谐, 营造良好的校园环境。教师必须充分认识到少数民族传统法律文化的这些功用。少数民族传统法律文化是各少数民族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它是各少数民族人民对各种法律制度、机构、规范以及立法与执法、合法与非法等各种法律现象的认识、了解、看法、态度、价值观念、信仰期望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法律意识、思想、传统的综合, 它与少数民族特定的生产、生活方式, 宗教信仰、政治制度等密切相关。它凝聚着少数民族人民的情感和心理, 是少数民族人民普遍接受和遵守的一种行为规范。因此, 它在少数民族人民日常生活中的作用与国家正统法律相比更直接、更强大。同时, 还必须认识到, 各少数民族人民往往生活在封闭落后的环境中, 因而, 少数民族法律文化传统对他们的影响更大, 而且这些法律文化传统及其影响在短期内是不可能消除的, 只要他们所处的客观环境没有得到彻底的改变, 这些传统、这些影响仍将继续。我国的历代统治者都比较注重这些法律文化传统及其对少数民族人民的影响, 因而能够根据各少数民族的特殊性而灵活制定各种符合少数民族人民利益的法律, 从而才能逐步建立和发展中国古代的民族法律。在当代中国, 由于各民族之间不断融合、交流, 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依赖不断加强, 根本利益趋于一致。因此, 教师在对学生进行法律教育时, 不能只一味地向学生灌输现代国家法律知识, 而不顾少数民族传统法律文化对民族高校大学生的心理和情感的影响, 不能把少数民族传统法律文化一刀切。实际上, 国家正统法律能够被少数民族人民认同、遵守, 除了国家的强制力外往往还与少数民族的习惯、风俗相近或相一致。当然, 少数民族传统法律文化亦有先进与落后之分, 对于那些先进的成分, 我们要学会吸收、利用, 对于那些落后的甚至是与国家法律互不相容的成分, 应在遵循国家法制统一的前提下, 通过对少数民族学生的循序渐进的教育, 逐步提高他们的认识水平, 从而使其逐步接受国家先进的法律文化。

六、结束语

民族地区大学生是当地未来建设的重要承担者, 对他们的法律教育直接制约和影响着整个民族地区法律教育水平, 所以加强民族地区大学生法律教育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作为民族地区法律教育者, 要注重创新教育方式, 更新教育内容。要在遵循传统法律教育的基础上, 挖掘地域特色, 将学生民族地区大学生培养成为既具有丰富的文化知识, 又熟悉我国的民族政策和民族文化、熟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应用型法律人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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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法律 篇9

一、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提高法律意识的必要性

2013年10月28日“金水桥”涉恐事件之后, 全国各地进入了反恐维稳的全面建设时期。“三股势力”不断向高校进行渗透, 寻找可以为他们犯罪的对象, 使得高校少数民族学生犯罪、涉恐率也持续上升。由于文化、宗教信仰的不同, 少数民族大学生法律意识淡薄, 高校辅导员在对待少数民族大学生有时的管理不当、没有经验等问题突显。

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犯罪、涉恐问题, 是近几年来各高校面临的严峻考验。由于大部分的高校对少数民族学生犯罪、涉恐事件研判估计不足, 也没有专门针对少数民族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由于少数民族学生法律意识淡薄, 容易被人操控和煽动, 不仅对学校其他学生的生命、财产安全甚至心理状况造成负面影响, 也威胁着社会的安全和稳定。反动势力利用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法律意识淡薄的心理, 怂恿他们以宗教信仰的名义进行犯罪, 这种以宗教信仰名义的犯罪一旦发生, 将对社会和学校造成不可挽回性的破坏和舆论压力。因此, 提高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法律意识是每个高校迫在眉睫的任务。

部分少数民族大学生从最初地违反学校的校纪校规、制作钢管和刀具, 到现在集体聚众组织观看“圣战”宣传片, 扬言要参加“圣战”, 在学校放假管理的空档期叛逃出国, 公然参加“圣战”的事件时有发生。现在很多高校在面对少数民族大学生在校园内的违纪现象时, 存在着区别对待, 不敢制止、不敢管理、不敢处罚等诸多问题, 甚至有的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 敢拍着桌子对学校管理者们大吼大叫, 不允许学校对他们的违纪行为进行处罚。学校的管理者们也怕事情闹大或者打击报复, 一般都选择了采取容忍的态度去化解, 让事情不了了之, 学校方面的解释是宽大处理, 显示自己的宽容, 而在那些逃过处罚的少数民族学生眼里, 表现出来的却是学校的懦弱, 这样做不但没有提高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法律意识, 反而还成了负能量, 滋长了他们以后犯罪也会被社会同样对待的心理。这样的学生今后一旦犯了影响力比较大的罪行或者出国参加圣战, 学校一般都会采取开除的措施, 来撇清和此学生的关系, 用此来说明学校不会对此事负什么责任。大部分高校并没有在事情发生前进行正确的研判, 没有尽到学校该有的管理责任。高校不仅是教书育人传授知识的场所, 更有对大学生培养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职责, 让有高素质高技能的少数民族大学生迈入社会, 传递有利于少数民族社会发展的正能量, 而不是一再去逃避、推卸责任, 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 去对待此类事情。

二、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犯罪的特点

虽然少数民族大学生违法犯罪的人数只占在校大学生的很小比例, 但由于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犯罪普遍带有民族性, 带有民族问题案件的发生往往会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并且经常会被别有用心的人或者国外敌对势力所利用和推波助澜, 导致社会危害性大, 影响深远。根据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近两年的统计来看, 少数民族学生的犯罪还是以暴力性犯罪、激情性犯罪和群体性犯罪为主。

1. 暴力性犯罪

暴力性犯罪主要是指采用暴力或者用暴力相威胁的一种犯罪行为。北方少数民族学生民风本来就彪悍, 在加上身材高大、强壮、魁梧, 这种身体上的优势也形成了一定的心理优势。少数民族大学生因为生活环境的原因, 法律意识淡薄, 脾气相对来说简单粗暴, 在参加体育竞技类活动时动作过大, 容易和人发生冲突, 导致打架斗殴事件时有发生。在学习生活中和他人发生矛盾、争执时, 多会采用武力去解决问题, 引发了一系列的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等犯罪行为。

2. 激情性犯罪

激情性犯罪是指行为人在激情造成的非理性状态下所实施的犯罪行为, 激情性犯罪在少数民族学生犯罪中占多数。少数民族大学生对自己的民族有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归属感, 极度尊重其民族风俗习惯, 如果自己的民族风俗习惯受到他人的侮辱、玷污或者不尊重时, 往往会导致少数民族的学生的愤怒, 引起激情性犯罪的发生。当其他民族学生嘲笑或破坏宗教信仰物品时等, 都会引起少数民族的愤怒和不满, 导致激情性犯罪的发生。某高校在午餐时间, 两名汉族学生在清真餐厅就餐时抽烟, 引起了周边维族学生的不满, 劝解之后两名汉族学生依然不理会继续抽烟, 结果导致清真餐厅内所有维族学生的愤怒, 维族学生对两名汉族学生进行了围殴。此类案件就是典型的不尊重少数民族学生风俗习惯引起的激情性犯罪。

3. 群体性犯罪

群体性犯罪事件是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 具有群体性、暴力对抗性、严重社会危害性三种特性合一的特殊性犯罪事件。高校少数民族学生具有特殊性, 在民族和宗教信仰的契合下容易形成小集体, 少数民族学生的暴力性犯罪和激情性犯罪都有可能演变为群体性犯罪。这种性质的犯罪由于参与人数多, 对学校的负面信息影响传播速度较快。

三、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法律意识淡薄的原因分析

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法律意识淡薄的问题, 经过几年国家政策、依法治国和教育工作者们的努力, 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经过“三股势力”向高校的不断渗透, 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也越来越多。究其原因, 不仅是少数民族学生个人方面存在原因, 学校方面也表现出了亟需学校管理者必须要重视和解决的问题。

1. 少数民族大学生自身层面

(1) 多民族性的文化差异。高校少数民族大生拥有多民族性的特点, 学校要管理的是各个不同的少数民族, 每个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不同, 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也不同。他们将本民族特有的文化传统和行为方式也带进了校园, 不同的民族文化在接触中就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不协调和冲突。校园中的文化冲突是普遍存在的, 师生和少数民族学生之间、不同民族学生之间等。这些冲突都会使少数民族学生的思想出现波动, 或多或少都会对少数民族学生的心理产生抵制和对抗的情绪, 进而弱化了法律知识的普及效果。

(2) 宗教信仰大于法律的思想观。宗教信仰在少数民族学生的思想里是至高无上的, 甚至比生命还重要。他们从小就接受宗教的洗礼, 在遇到问题时他们更相信用宗教教义的方式去解决, 而不是法律。

大部分的少数民族学生涉恐、犯罪案件都是和宗教信仰有关, 很多极端分子打着宗教的幌子, 向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传播宗教极端思想意识, 扭曲了宗教的本质和少数民族学生们的宗教观, 使他们认为宗教信仰远远大于法律, 宗教信仰凌驾于法律之上, 是神的旨意。有的少数民族学生变的痴迷于宗教, 不学习科学和法律知识, 甚至排斥世俗的东西。极端分子抓住少数民族学生这种盲目对宗教信仰的崇拜, 利用他们参加所谓的“圣战”, 对国家和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3) 家庭环境因素。家庭环境与少数民族学生其思想及行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家庭成员的受教育程度和素质, 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了少数民族学生的观念意识和法律认知程度。少数民族学生大多数都来自经济并不发达的偏远地区, 家庭环境也不太富裕, 而且家庭里不止一个孩子, 有兄弟姐妹的居多, 父母自身受教育程度也不太高。生活在相对落后的地区, 法律普及程度自然比不上发达城市的普及率, 再加上家庭成员和生活环境的影响, 造成他们没有对法律重要性的观念意识。

2. 社会和高校层面

(1) 全民普法覆盖不全。多年来, 我们的普法宣传教育和依法治理工作的组织机构、人员编制、经费保障机制等都不健全, 客观上制约了普法宣传教育和依法治理工作的深入有效的开展。普法缺乏针对性, 没能够很好的深入基层, 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 形式单调, 毫无针对性可言。

少数民族学生在内地预科班时所接受的法律知识, 也只是片面的侧重法律条文的单向灌输, 忽视了法律素质的养成。只是教授了他们学会了多少部法律, 而忽视了法律理念的植入。这种方法只能治标不能治本, 法律条文背的滚瓜乱熟, 而缺乏必要的认识和理解, 对少数民族学生法律意识的树立和法律素质的提高还是于事无补。

(2) 高校管理者不够重视。少数民族学生的违法犯罪、涉恐行为, 都是有可预见性的, 高校层面做好预防工作, 可以避免很多不稳定因素的发生。很大部分的非民族类高校中, 基本没有专门针对少数民族的思想政治教育者, 依靠普通的辅导员去管理少数民族学生。普通的辅导员自身就不具备能够针对少数民族学生的管理技能和经验, 法律知识也不是了解得很深入, 更没有能力去灌输法律观念。高校少数民族学生生活在一个和自己民族风俗习惯、信仰、饮食习惯完全不同的环境中, 心理也变得尤为敏感, 学校的管理者让少数民族学生感到自己不受重视, 甚至是歧视, 在这种心理状态下, 是很难给少数民族学生做思想政治教育和宣传普及法律工作的。

学校管理者不充分估算少数民族学生犯罪行为对校园安全稳定的重要性, 如果对这些犯罪处理不好就可能导致严重的民族问题, 影响民族团结和校园安定。

四、加强少数民族大学生法律意识教育的对策

因地域、文化、语言、风俗习惯等因素的不同, 少数民族学生遇到了学习和生活等方面的不适应和困难。而非民族类高校在对少数民族学生的管理、教育、法律普及方面也存在一些共同的不适或困惑, 从而导致一些少数民族学生犯罪的产生。要解决少数民族学生犯罪的问题, 必须要让高校管理者重视做好少数民族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 灌输法律知识, 加强其法律意识的培养。

1. 加强预科班期间法律知识和法制观念的学习

少数民族学生在进入内地高校学习深造之前, 都会提前在内地预科班进行为期一年的学习, 加强基本技能, 使学业和语言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 为以后在高校的学习和生活打下良好的基础。预科班期间少数民族学生还是以文化成绩和语言方面的强化为主, 忽视了给少数民族学生进行法律观念的灌输。少数民族学生刚刚进入内地预科班学习, 基本上是他们第一次进入内地, 对内地生活环境充满了陌生感和不熟悉, 也是他们对内地的生活风俗习惯、人生观、价值观逐步熟悉养成的阶段, 在此阶段对少数民族学生进行法律意识的教育是最合适不过的。

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 将推动社会全民法治教育, 让法治教育走进中、小学课堂。在这种全民普法的大环境下, 有必要使全民法治教育走进预科班, 在预科班阶段对少数民族学生进行法律基础理论知识学习, 使其形成正确的法律观念, 养成良好的法律习惯, 为日后进入高校学习打下较好的法律基础。

2. 配备专业的思想政治指导老师制度

少数民族大学生在入学后因为学习成绩差、民族习惯不适应、外来势力的宣传渗透和对他人融入的困难等, 容易对少数民族学生的心理情况造成影响。学校应该积极创造条件, 建设一支能力较强、责任心强、有兴趣特长、法律专业知识扎实的思想政治指导教师队伍, 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进行帮助、指导, 在特殊情况下对少数民族学生进行心理干预。这种专业的思想政治指导教师是只针对少数民族学生的辅导员, 指导少数民族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帮助学生端正学习态度, 组织课外活动丰富少数民族学生的生活, 引导少数民族学生正确的进行宗教信仰活动。

思想政治指导老师融入进少数民族学生群体中, 可以使少数民族学生感觉到学校对他们的重视, 消除掉其他人和少数民族学生之间的隔阂, 使少数民族学生没有抵制情绪。思想政治指导老师在对少数民族学生生活介入之后, 能够在第一时间发现问题, 并在犯罪萌芽阶段就进行强行的心理干预, 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严重化。通过对少数民族学生的循序渐进的教育, 逐步提高他们的认识水平, 从而使其逐步接受正确的法律知识, 自觉学习法律, 养成法律意识观念。

3. 正确认识宗教和法律的关系

宗教在少数民族中的传播是长期的, 宗教在少数民族学生群体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力量。少数民族学生的民族性比汉族学生要强烈的多, 宗教文化也渗透进了少数民族学生生活的各个方面, 宗教对少数民族学生的影响是现实存在却不容忽视的。为了防止“三股势力”等各种境外势力, 利用宗教信仰对少数民族学生进行渗透拉拢, 为他们进行一系列所谓的“圣战”恐怖袭击活动, 高校必须要加强少数民族学生的法律教育, 要帮助少数民族学生正确认识宗教和法律之间的关系。如美国法学家伯尔曼所说:“法律赋予宗教以其社会性, 宗教则给予法律以其精神、方向和法律获得尊敬所需要的神圣性。在法律与宗教彼此分离的地方, 法律很容易退化成为僵死的法条, 宗教则易于变为狂信。”只有让少数民族学生正确的认识法律与宗教的关系, 才能使他们在受到境外势力的游说宣传时保持住清醒的头脑, 理性的看待宗教信仰。

4. 大学期间也要重视法律素质的培养

一个国家的法治现代化程度,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国家公民的法律意识是否强大。现阶段高校中, 大学生整体具备良好的法律素质, 但也还存在着很多问题, 不少的大学生对法律知识似懂非懂, 略知一二, 导致高校大学生违法犯罪时有发生。对少数民族学生而言, 由于其民族性、复杂性等原因, 他们的法律意识更不容乐观。

法律素质的培养主要通过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和自我教育三种途径。在社会整体方面, 要进一步健全依法治国、全民普法的制度建设, 营造良好的法制氛围。在学校教育方面, 学校要根据少数民族学生的特殊性制定灵活的教学方法, 并且尽一切可能培养少数民族学生的心理素质, 将心理教育作为法律教育的辅助形式。自我教育方面, 必须要引导少数民族学生养成守法的观念, 尝试用正确的法律手段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让他们时刻绷紧法律意识的弦绳。

摘要：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是未来少数民族发展建设的生力军。近几年随着“三股势力”向高校的渗透, 少数民族大学生的违法犯罪、涉恐现象日益凸显。不仅破坏了校园的安全稳定, 也对国家维稳提出了新的考验。高校要配备专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 使少数民族大学生正确理解宗教与法律的关系以及从法律知识的理论灌输演变为法律素质的养成等方面加强其法律意识教育。

关键词：少数民族大学生,犯罪,法律意识,宗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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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法律 篇10

关键词：法治观念,契约精神,少数民族法律文化,民族地区大学生

一、引言

少数民族法律文化是少数民族人民在上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共同生活所形成的行为准则, 对解决少数民族地区矛盾纠纷, 维护当地治安秩序起着重要的作用。对待少数民族法律文化不应简单的“一刀切”, 而应采取扬弃的态度。民族地区大学生是民族地区社会建设的中坚力量, 其法律素养直接关系到民族地区的法治化建设。如何有效提高民族地区大学生的法治观念和契约精神意义重大。对少数民族法律文化进行研究, 充分挖掘其与社会主义法治观念相契合的合理成分, 引入到民族地区大学生法治观念和契约精神的教育中来, 不失为对民族地区大学生法治教育方式改革的积极探索。

二、民族地区大学生法治观念和契约精神教育概况

( 一) 民族地区大学生法治观念和契约精神现状

为深入了解民族地区大学生法治观念和契约精神现状, 笔者选取了四川民族学院中的部分少数民族同学做了一次问卷调查, 分别从知法、守法、用法和法律评价角度进行调研。对此次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后, 做如下总结: 第一, 民族地区大学生的整体法律认知水平较高, 但权力、义务意识相对不高。以下一组数据就是对这一问题的充分反映, 78% 的被调查者认为《宪法》是我国效力最高的法律, 但是17% 的被调查者对《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了解很少, 3% 的人根本不了解, 74% 的人只了解一些, 只有6% 的被调查者非常熟悉。第二, 民族地区大学生的守法意识总体较好, 但也存在个别人守法意识淡薄的问题。如, 在亲人犯法时, 81% 的被调查者选择劝其投案自首, 9% 的人选择举报, 但6% 的人选择了替亲友隐瞒, 4% 的人选择了听之任之。第三, 法律运用能力不强, 存在厌诉情绪, 受民族传统文化影响较深。根据笔者调研发现, 受调查者在遇到法律纠纷时, 只有12% 的人选择诉讼的方式解决问题, 2% 的人选择了仲裁, 44% 的人选择了协商, 但高达42% 的人选择了调解。这个数据充分说明了民族地区大学生运用法律的能力较弱, 不喜诉讼, 但更说明了民族法律文化对其影响之大。由于此次被调查者都是藏族, 调解是藏族传统的纠纷解决方式, 适用范围广, 接受程度高, 故而解决法律纠纷时选择调解的藏族学生者高达42% 。第四, 多数少数民族大学生对我国现行法律的评价比较积极。如问到对我国司法机关的态度时, 12% 的被调查者选择充分信任, 65%的人了选择比较信任。

( 二) 民族地区大学生法治观念和契约精神教育现状、问题及原因

民族高校是民族地区大学生接受法制教育的主阵地, 四川民族学院位于康巴藏区, 是为西南民族地区培养人才的重要民族院校, 笔者就以该校为视角对民族地区大学生法治观念和契约精神教育现状、问题及原因做探索性分析。

四川民族学院设有法学专业, 本文所探讨的民族地区大学生法治观念教育具有普适性, 故将研究范围锁定为非法学专业。该校进行法治观念和契约精神教育的方式主要为以下两种: 第一, 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为载体, 进行法治观念的课堂教育, 这也是该校对学生进行法治观念教育的最主要的方式。该校除了法学专业之外的所有专业的学生都在第一学年开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 周学时为3, 学分为2, 同学在期末时统一接受考试。第二, 以学生组织为载体, 开展与法律相关的学生活动。随着该校“依法治校”观念的深入, 法制类学生活动较之前有较大发展。目前, 全校性的法律类活动主要有法律知识竞赛、模拟司法考试、3. 15 法制宣传、宪法日法制宣传等。同时, 该校非常注重对校规校纪的宣传和学习, 虽然校规校纪教育不属于法制教育的内容, 但是校规校纪中的部分内容是与法律相关的, 故校规校纪教育有助于推进法制教育, 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守法意识。

该校现行的法治观念与契约精神教育方式对少数民族大学生法治观念的形成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但也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法律类内容空泛, 起不到应有的作用。由于法律门类众多, 内容十分广博, 在授课中知识的选取应是与少数民族大学生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知识, 如《宪法》、《劳动合同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宗教法规政策等。第二,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授课方式单一, 教育形式和方法有待改进。该课程授课方式以老师讲授为主, 方式相对单一, 加之法律知识内容繁多, 部分知识较抽象, 理解起来有一定难度, 单纯的讲授使学生的知识接收程度并不高, 也不能很好的激发学生学习法律的积极性。第三, 法制教育没有对少数民族同学和非少数民族同学做出区分。少数民族同学与非少数民族同学在教育基础、生活环境、就业去向等方面是不同的, 进行法制教育时不区分对象, 不仅容易造成少数民族同学学习法律存在一定难度的问题, 还可能会使学习的法律知识与将来民族地区的工作环境不相适应。第四, 学生组织开展的法制类活动形式较单一, 影响力有待提升。目前开展的法制类学生活动形式不多, 少数民族同学的参与面较窄, 法制教育的效果并不显著。[1]

针对以上问题, 分析其原因主要为: 第一, 高校层面对法治观念和契约精神教育重视程度有待提高。高校对民族地区大学生法治观念和契约精神教育重视程度不够, 不能保证充足的师资、物力、财力的投入, 就易导致《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形式单一, 实践教学难以实施, 教学改革难以推进, 同时也会使法律类的学生活动受到经费、场地等因素的制约, 较难提高活动质量。第二, 对少数民族法律文化不够重视。就以四川民族学院中的藏族同学为例, 他们受藏族习惯法影响深远。在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 藏族形成了独特而影响深远的法律文化, 应充分挖掘这些法律文化中合理的部分, 并运用到对藏族同学的法制教育中来, 必然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2]

三、少数民族法律文化概述

少数民族法律文化是各少数民族在长期的历史生活中实践、总结和传承下来的一种较稳定的与法律规制相关的制度、习俗、观念、机构等的总称。我国少数民族众多, 他们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创造出来的法律文化内容丰富, 是我国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存在形式主要有成文形式和不成文形式两种。其中, 成文形式的少数民族法律文化主要在成文法典中体现, 既包括中央政权为维护在民族地区的统治而颁布的法典, 如云梦秦简中的《属邦律》, 是我国较早的一部中央王朝针对少数民族人民制定的法律; 也包括少数民族地方政权或组织颁布的规章制度, 如吐蕃王朝颁布的《狩猎伤人赔偿律》、《纵犬伤人赔偿律》和《盗窃追偿律》等。不成文形式的少数民族法律文化以口口相传的形式传承, 在各少数民族地区民间流传的故事、神话、谚语、歌谣中均有所涉及。如在康巴藏区就流传着众多包含藏族法律文化的谚语, “适合破绽大小的补巴, 符合罪恶轻重的刑罚”, 这则谚语就包含了康巴藏区人民罪刑相适应的法律思想, “漂亮与否在人群中分辨, 有无道理在法律前衡量”, 这则谚语就是康区人民对法律信仰的体现。少数民族法律文化在传承与发展中也形成以下一些特点: 第一, 区域性。我国少数民族众多, 同一少数民族多是以聚居的方式生活在特定的区域, 由于各地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的不同, 就形成各少数民族法律文化区域性的特征。第二, 融合性。各民族法律文化在产生和发展过程中, 不同程度的会受到非本民族法律文化的影响。第三, 多样性。少数民族法律文化的渊源具有多样性, 既包括本民族的风俗、惯例、禁忌, 也包括中央王朝和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制定的法律法规。少数民族法律文化的传承方式也具有多样性, 既以文字法典的方式传承, 也以谚语、歌谣、民间故事等方式口口相传。[3]

四、对民族地区大学生法治观念和契约精神教育中发挥少数民族法律文化作用的思考

少数民族法律文化是中华民族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将少数民族法律文化引入到民族地区大学生法治观念和契约精神教育中, 不仅有利于提高民族地区大学生的法律素养, 还有利于增强他们对国家法的认同感, 促进民族地区的和谐发展。同时, 将少数民族法律文化引入到民族地区大学生法制教育中对促进民族优秀法律文化传承的作用也不能忽视。[4]

对如何使少数民族法律文化在民族地区大学生法治观念与契约精神教育中发挥积极作用, 笔者进行了如下探索性的思考: 第一, 学校及教师应正确看待少数民族法律文化, 重视其在民族地区大学生法制教育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学校及教师在对待少数民族法律文化时应是积极客观的, 而不应是一味的否定。对于少数民族法律文化中与国家法相契合的部分予以积极的肯定, 以增强民族地区大学生对国家法的认同感。对于少数民族法律文化中不合理的部分, 应在循序渐进的法制教育中使民族地区大学生自觉认识到其不合理性, 从而树立正确的法制观。第二, 将少数民族法律文化的内容适度的引入到《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课堂教学中。《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是民族地区大学生在校园接受法制教育的主要形式, 将少数民族法律文化中合理的部分, 以案例、讨论、观摩庭审等方式适当的贯穿于该门课程当中, 提高民族地区大学生学习国家法的积极性和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 必然会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法制教育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第三, 开设全校性的关于少数民族习惯法的选修课, 丰富学生知法、懂法、用法的途径。通过选修课的方式使民族地区大学生对少数民族法律文化有更加深入的了解和客观的评价, 增强自身的法治观念。

五、结语

将少数民族法律文化融入民族地区大学生法治观念和契约精神教育中, 实现对少数民族法律文化的扬弃, 不仅有利于民族地区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法治观念, 促进民族地区法治建设, 更有利于少数民族法律文化的传承。

参考文献

[1]汪嫣琼.青海高校大学生法律意识教育问题研究[D].青海大学, 2014.24.

[2]孙耀胜, 崔宇晨.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法律意识教育探析[J].改革与开放, 2015.

[3]刘毅.少数民族法律文化视域下民族高校大学生法制观教育研究[D].中南民族大学, 2015.15.

民族法律 篇11

1. 民族地区中小企业民间融资基本情况

民间融资是指在国家正规金融机构外, 通过民间借贷、民间票据融资、民间有价证券融资和社会集资等方式获得资金。笔者对湘西地区民间融资展开了实证调查, 现将相关情况分析如下:

第一, 所属行业。在所有被调查对象中, 农林渔牧业占30%;采矿业占7%;制造业占5%;建筑业占8%;批发和零售业占13%;住宿餐饮业占9%;金融业占7%;房地产业占11%;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占7%;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占2%;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占3%;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占2%;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占1%;其他行业占23%。从调研对象的行业分布来看, 调研对象的分布比较广泛, 且主要集中于农林牧渔业, 符合湘西民族地区中小企业经营特点。

第二, 融资用途。从调研问卷反映的情况来看, 湘西民族地区中小企业民间融资的用途一般集中于几个方面:扩大生产占39%;更新技术占14%;进出口资金需要占13%;维持正常生产资金需要占26%;归还拖欠贷款占2%。。从融资用途来看, 用于扩大再生产和满足正常生产资金需要占大多数, 表明民族地区经济处于高速发展中, 中小企业亟需资金满足扩大再生产的需求。

第三, 融资途径。在融资途径上, 调查报告显示:来自亲戚占45%;来自朋友占48%;来自专门放贷人占12%;来自普通关系占15%;来自村干部占3%;来自典当行占2%;其他人占3%。可见民族地区中小企业民间融资的途径主要以熟人为主, 而其他途径获得民间融资所占比例较小。这一现象反映了民族地区融资途径上呈现出熟人社会和以民间借贷为主的特点。

第四, 民间融资优势。数据显示:认为手续简便的有占80%;办理时间短占68%;担保要求低占63%;资金成本不算高占43%。湘西民族地区的经营者一般通过民间借贷等融资形式来满足资金需求, 对民间融资表现出高度的认可。

2. 民族地区中小企业民间融资效应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 资金供需矛盾日益突出。民间融资对解决资金需求, 弥补金融机构信贷不足, 加速社会资金总量的扩充流动, 起到了拾遗补缺的积极作用。首先, 民间融资提高了资金配置效率。调查发现, 湘西地区中小企业民间融资近七成是用来满足流动资金需要, 以及用于农业生产。民间融资使得民间富余资金转化成产业资本, 提高了资金配置效率。其次, 民间融资具有信息优势。由于地缘、人缘和血缘等原因, 交易双方保持相对频繁的接触, 收集和处理借款人的信息成本较低。这种“软信息”的把握使得民间贷款人能够较为及时地了解贷款风险性, 并采取相应行动。[1]第三, 民间融资增强了人们的信用观念。调查显示, 在民间融资运行过程中, 中小企业融资的偿还率为93.28%, 折射出民间融资信用状况良好。最后, 民间融资有效满足了民族地区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像湘西民族地区这样具有“后发优势地区”, 中小企业特别是私营企业很少能得到正规金融服务的支持, 民间融资自然而然起到了“救急似救火, 补位如补墙”的效能。正如学者所言, 民间借贷是我国金融结构失衡、金融二元结构体制特征以及农村资金需求难以从正规金融渠道得到满足的自发产物。[2]

民间融资犹如一把双刃剑, 也有其两面性。[3]民间融资的松散性、盲目性和不规范性, 会对国家宏观经济运行及其调控造成一定冲击。其大量资金体外循环, 不利于经济结构调整, 影响国家利率政策实施, 截流信贷资金来源等。而且民间融资还具有运行不规范, 风险较高, 影响正常的金融秩序, 造成金融系统风险防范与监管的盲区, 容易引发经济纠纷等缺陷。

二、民间融资法规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

1. 现有法律制度严重滞后于民间融资发展

我国现行的许多金融法规都是在1998年特定的金融环境下出台的, 已经明显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例如1998年国务院发布实施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规定, 非未经相关部门依法批准, 以任何名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进行的非法集资, 都属违法行为。但事实上, 民间融资主体多数未经批准。民间融资的优势之一就在于简单快捷, 若每次民间融资都需要经相关部门批准, 那此项优势便荡然无存, 也会严重阻碍民间融资的发展。《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已严重滞后于经济的发展, 存在着明显的缺陷。由于相关立法的滞后, 不但给非法集资企业可乘之机, 而且也给广大参与者带来灭顶之灾, 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

2. 民间金融管制政策影响到金融配置效率

民间金融严格管制政策进一步强化了正规金融机构的垄断地位, 使金融市场缺乏应有的竞争, 也让金融机构失去了竞争压力, 导致金融市场配置效率低下。严格管制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民间金融问题, 反而加大了民间金融运行成本和诱发非法集资等违法金融的风险, 影响到金融市场资源配置效率。开放金融市场和逐步放松管制, 是促进金融市场正常发展和金融体制改革发展的需要。近年来, 国务院发布了一系列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金融行业的行政法规, 为打破金融市场垄断, 激活民间资本, 为正规金融与民间金融公平竞争奠定了基础。公平竞争的金融市场是提高金融配置效率的基本路径。

3. 民间融资与非法金融活动的界限不清

我国法律对民间融资概念、法律定性相当模糊, 导致民间融资与非法金融活动难以有效区分。我国的《证券法》第10条规定:“公开发行证券, 必须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条件, 并依法报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核准;未经依法核准,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公开发行证券”。根据经济的发展需要, 对企业内部集资—非公开发行证券的行为, 无论是股权融资还是债券融资还需从法律上进一步明确。修改后的《证券法》对企业的内部集资行为如何规范也没有规定。同时, “两非”取缔办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均将是否“经有权机关批准”作为非法集资与社会集资、民间融资的主要界定标准。但实际上, 中小企业社会集资绝大多数是未经依法批准的, 许多民间融资和社会集资会因各种主客观原因没有被有权部门审批可能被划为非法集资。

4. 民间融资监管制度缺位

《中国人民银行法》和《银行业监督管理法》都没有明确对非法金融业务活动的管理职能, 致使非法集资的执法主体存在较大的“模糊性”, 尽管国务院已明确由银监会负责对非法集资的认定、查处和取缔及相关的组织协调工作, 但对民间借贷等社会集资如何审批、审批标准以及对非法集资认定的依据等问题, 尚没有从法律层面上加以解决。民间融资管理者的缺位, 使其事实上处于管理“真空”。对民间融资, 监管部门和司法机关近年来基本上处于不审批、不出事不管、不控告不管的“三不”状态, 企业的经济实力、集资用途和偿债能力无人进行审核把关, 公众对社会集资的风险无法准确判断, 使得社会集资以“非法”形式广泛存在。

三、民间融资法律法规制度亟待完善

从民族地区中小企业融资现状来看, 民间融资既具有积极作用, 也存在明显的负面效应。因此亟待完善民间融资规制, 引导民间融资健康发展。

1. 确立民间融资合理法律地位

“合法化的下一步就是严格监管。明确监管主体, 实行有效监管, 才能防止可能的金融安全隐患, 维护国家整体金融运行的稳定与安全”。[4]我国在民间融资的总体监管思路上, 应采取“放宽+管制”。所谓管制, 是有所为, 有所不为。如应放松民间融资的利率管制, 由其双方自由地约定借贷利率, 同时对民间融资机构加强管理, 在放宽市场准入标准的基础上, 对其市场经营行为进行必要的管理和制约。

2. 建立区域民间融资风险预警法律机制

建议我国在民族地区建立区域性民间借贷风险预警管理机制, 如建立地区民间融资风险预警机制。对于高危区域, 应加强监控, 防止借款人集体违约而导致企业大面积破产。对于债权纠纷, 政府应积极介入协调, 使债权人和债务人能尽快地达成协议, 促进纠纷的解决。加快建立企业信用记录, 小额贷款公司的诚信记录应纳入国家诚信系统, 使小额贷款公司或其他主体在发放贷款的过程中能够获得一定的数据来考察借款人的信用, 从而实现风险防范, 在最大程度上避免贷款诈骗。

3. 建构民间融资监管制度

当前, 民间融资基本处于灰色状态, 央行很难有效监管, 潜在风险很大。政府相关部门应本着“明确标准、放松管制、细化监管、鼓励竞争”的原则, 对于民间融资, 进行司法监管和自律监管。[5]建议修订《银行业监督管理法》, 明确银行业监管部门在非法集资的认定、查处、取缔等方面的职责, 引导广大中小企业依法合规地向社会公众筹集资金, 达到相关条件和要求的, 则应当给子批准。人民银行要加强对民间融资的监测分析, 利用“窗口指导”、风险提示等手段引导其健康发展。

4. 完善小额贷款市场法律制度

在放松民间融资规制的基础上, 应进一步规范小额贷款市场, 做到: (1) 加强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 应防范小额贷款公司的高利贷倾向。当前我国采用的措施是限制贷款利率的上限, 但是这一方法并不能奏效, 高利贷现象依然普遍存在。建议从规范小贷公司行为的角度, 对遵守法律法规的小贷公司给予政策上的扶持和奖励, 从而鼓励小额贷款公司守法经营; (2) 建议进一步放宽小额贷款公司的门槛限制。主要采取加强监管的方式对小贷公司进行监管; (3) 要避免刑法打击对象的过度扩大化, 在刑法上应对非法集资罪、集资诈骗罪等罪名作出明确解释, 避免将一些无辜的企业家定为此类罪名。

5. 创新中小企业融资配套机制

中小企业过度依赖于民间融资将会使风险过度集中, 并可能由于外界因素和内部因素的积累而对民族地区经济稳定性造成冲突, 使原本相对脆弱的民族地区经济遭受打击。鉴于此, 应完善中小企业融资配套机制: (1) 加快产权交易市场建设。产权交易市场能够促进资本要素的流动, 是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当前产权交易市场建设还相对薄弱, 地方政府应积极推动产权交易市场的建设与发展。 (2) 构建知识产权证券化机制。建议通过一系列金融创新手段, 使得中小企业能够逐步摆脱传统产业的限制, 积极追求科技创新, 以科技创新获得融资, 进而获得大发展。此外, 还应完善投资政策, 政府在拓展和完善储蓄、国债、证券、基金、保险等投资渠道上应该有所作为, 引导社会资金通过合适的方式安全地进入企业。[6]

摘要：民间融资在民族地区较为普遍。从民族地区民间融资的初步调查来看, 民间融资得到广大中小企业的青睐。民间融资具有手续便捷, 成本较低等比较优势。为优化民族地区中小企业发展的金融支持, 我国应创新对民族地区民间融资政策, 确立民间融资合理法律地位, 采取管制与保护并重的思路, 积极推动民族地区的金融创新, 以促进民族地区中小企业民间融资健康发展。

关键词：民族地区,中小企业,民间融资,规制法律制度

参考文献

[1]郝丁, 年四伍.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困境:基于规范民间融资的思考[J].上海金融, 2006, (1) :15.

[2]许经勇.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与金融制度变迁的相互关系[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1) :107.

[3]郑畋, 等.论中小企业与民间融资的和谐发展[J].企业经济, 2006, (3) :57.

[4]衷正.我国民间借贷的规范与监管体系建设研究[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11) :95-97.

[5]王自力.民间融资发展的出路是什么[N].世界商业评论, 2005-07-29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