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研究

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研究（精选7篇）

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研究 篇1

摘要：随着国际竞争进一步加剧以及一个区域内资源要素的限制,单个区域产业集群竞争优势正在逐渐弱化。如何将分散的产业集群整合在一起,形成大集群优势,将是新一轮产业竞争的关键。根据产业集群发展的联结机理,提出东莞产业集群镇域合作的四种模式。

关键词：东莞,产业集群,跨区域,合作模式

产业集群跨镇域合作,提升区域经济竞争力,是东莞产业转型升级的一项重要内容。由于各镇(街)产业集群发展水平和条件存在较大差异,而在目前已有的产业集聚、产业块状良好的基础上,使得东莞产业集群的跨镇域合作可以有四种合作模式选择,即供应链延长型、资源共享型、蛛网辐射型及优势互补型。

1 供应链延长型合作模式

供应链延长型合作模式,是产业集群的企业之间由于存在着一种“供应商—用户”的纵向配套关系而联结形成供应链的模式[1]。在这种合作模式中,产业集群之间有明确的专业分工,内部各企业群之间存在着上下游供应关系。各集群既对其上游结点提出需求,又对下游的环节进行供给,而供应链则成为这种集群间维系生存与发展的动力。该合作模式主要适合于劳动力、土地等传统资源密集型产业,专业的分工和相互的依赖性强,并且以终端产品生产的产业为佳。东莞这种模式的合作以毛织业为例。该产业涵盖了最终商品(如服装)、其它元件(各种毛线、合成纤维材料)、相关的专业机械(毛织机、后缝整理机等),以及支持性服务(如服装设计)等多个环节。而这些分散的产业环节,就是在流行、时尚、设计、生产等环节的穿针引线下,形成强大的关联。这种配合完整的产业链模式,是东莞产业集群获得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

供应链延长型合作模式主要依靠该产业技术的可分性,该产业的专业分工越细,产业的链条就越长,跨镇域合作的可能性就越大。目前东莞大朗镇的毛织业生产不但规模大而且现已形成区域性品牌,那么作为也有毛织产业的常平、寮步镇,可利用自己已有的电子、机械等方面的优势,进行毛织电子数码织机、后缝整理机等机械的制造生产,形成既与大朗毛织生产有“错位”又有联接的产业链合作,使毛织产业的产业集群真正在东莞而不是在某个镇强大起来。而且常平的职业教育也可在培养毛织产业的人才方面与大朗职中形成紧密的合作关系。因此,跨镇域的供应链合作,有利于推动镇域同质产业之间的社会分工深化,专业的生产要素优势更为突出。完成整合后,集群之间的镇际合作会越来越广泛,联结的网络也会越来越复杂。

基于供应链延长型合作模式的条件要求和产业特征,我们认为,东莞产业集群的镇域合作还有一些产业是可以尝试这种合作模式的,比如服装业、食品业、纸业、家具业等,由此涉及的镇街可涵盖到虎门、茶山、石龙、石排等镇的服装产业合作;道滘、茶山、南城、东城的食品产业合作;中堂、麻涌、道滘、洪梅、万江、望牛墩、高埗镇的纸业合作以及厚街、大岭山镇的家具业合作等。

2 资源共享型合作模式

在资源共享型合作模式中,产业集群中的企业之间并不表现为上下游的纵向供应链关系,而是群体企业共用相同的资源、具有共性技术以及面对相同的市场横向合作关系。这种以技术为核心的共同要素资源成为同产业中各企业群之间相互联结的纽带,而由于共享要素资源,集群之间往往存在着广泛认可的规则,这给行业发展提供了既规范又健康快速的发展空间。资源共享型合作模式所具有的特点是适合于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通过共建研发平台、培训机构、服务中心等,突出技术层面的创新开发,强化行业人才质与量的增加,促进强强联合,提高产业的整体竞争力。具体说,一是通过共建技术研发合作,既可以解决单个企业研发资金不足、单个镇街研究资源分散的困境,又可以使本产业共享新技术、新知识上的快速推广和使用;二是通过合作过程中的同行业内再分工,整合资源布局的不同重点,避免产品同构化和同业中的恶性竞争;三是合作可以对同行业中的劳动者技能培训形成规模和更加规范,高层次的熟练劳动力可以在同业中的不同区域或企业之间流动,人才资源实现开放、有序、动态式共享。

资源共享型合作模式,在东莞的模具产业集群发展中尤为实用。模具制造业是现代制造业之母,是共性技术突出的行业,是对人才和技术资源需求十分迫切的产业,它的发展对推动制造业及其它行业的发展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东莞作为加工制造业规模较大且十分发达的城市,模具产业集群的快速健康发展十分重要。目前,东莞的模具产业集群镇有长安镇和横沥镇,两者均被评为广东省模具专业镇,前者被定为广东省五金模具产业升级示范镇,后者被东莞定为重点扶持的产业集群镇。如何使这两个各有特色的产业集群强强合作,最终成为带动东莞整体模具产业发展的龙头,值得我们探索 (见表1)。

(资料来源:根据调研材料整理)

从表1所显示的材料可以看到,长安镇与横沥镇在模具产业发展上均已拥有很多相同之处,产业规模和产业的同质性,使合作具有良好基础;而两个镇在模具产业方面的异质性,则正好是可通过合作互补的方面。比如横沥镇可以用长安镇的商业渠道、会展进行模具的推介,而长安镇则可利用横沥镇的龙头企业和产业联盟(南方冲压联盟)、模具城去推进规划中的目标大企业发展;另外,双方都有或正在建设中的行业检测中心、技术研究机构、信息服务中心等公共服务平台,表明了模具产业对技术创新的共同迫切需求,这些资源是模具产业提高行业竞争力的关键所在。如果两镇确立资源共享型合作模式,通过共建合作系统即构建技术研发、创新管理、市场推介、资金筹措、人才培训等基础平台来整合资源,实现资源共享,将可能取得全行业跨越式发展的最佳效益。由于资源共享型合作以技术为主要联结点,因此,这种合作模式还可以在电子信息产业集群镇之间展开。

必须强调的是,由于资源共享型合作模式是以技术作为合作的关键联结点,因此,可以不受地域是否相邻的影响,而可以采取虚拟合作(非空间合作)的方式,即当市场出现新机遇时,具有不同资源与优势的同行业企业为了共同开拓市场,共同对付其它的竞争者而组织的、建立在信息网络基础之上的联合开发,共享技术与信息,分担费用和互利的企业行业联盟体。虚拟合作的伙伴可以是行业内几个企业之间,也可以是镇与镇同行业之间,还可以是与客户或供应商合作,组建者可以是拥有核心技术的研究院(中心)、企业或经纪人,在东莞可以是产业集群镇与镇共同建设的研发机构(中心)来进行。

因此,跨镇域的产业集群进行资源共享型合作,要充分发挥技术导向和人才需求拉动的功能。这就要求突出发挥中介组织(行业协会)的作用,而市、镇政府的作用应更多地体现在对公共资源的统一配置、规划和开发上,通过建设共享式公共研究及服务机构,为跨镇域合作付诸于实践提供良好的发展平台。

3 蛛网辐射型合作模式

蛛网辐射型合作模式,是以大企业为核心,吸附和发展周围联合配套企业所形成的一种网络状关联拓展关系[2]。根据梯度推进理论:在该模式的产业集群中,主导产业通过逐渐剥离一些相关制造环节,吸附周边镇(街)的企业为其提供配套或服务,自身则主要专注于核心技术的研发、关键环节的制造以及下游市场的开拓上,形成一种类似于蛛网式的整合结构,相互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密的业务往来关系。该合作模式主要适合于产品较为复杂,系统集成性较强的产业。比如计算机系统、汽车、机械装备等。东莞在这方面可在汽车产业、计算机产业等推行该种合作模式。

几年前,东莞曾在“是否打造汽车航母”有过讨论,虽然当时主要是针对分散在虎门、长安、大朗、万江、南城等镇的汽车配件是否集中到寮步“百业汽车城”议题,但镇域合作在汽车产业已有舆论基础。今天,东莞的汽车产业还是一个有争议的产业,但作为制造业的龙头,汽车对其它产业的带动力是较大的,据有关资料显示,汽车结构分四大部分:发动机、底盘、车身、电器设备,汽车大的零部件总成共70多(按国家编制的零配件目录编号计算)。其中每一个总成部件,少则由几十个零件组成(如一根最普通的筒式减震器),多则由几百上千的零件组成(如发动机)。如果把螺栓、螺母和垫片一类成百上千的互换及通用标准件的小件也算上,一辆普通轿车大概由两万左右个零件组成[3]。因此,无论是汽车生产制造合作,还是汽车零配件供应链条的合作,都值得我们关注。

目前寮步镇作为东莞重点扶持的汽车产业集群示范镇,不但有数量众多的汽配、汽修、汽车销售,还有独具特色发展前景良好的特种汽车整车生产企业——永强汽车制造有限公司,从而可成为东莞汽车产业(特种车行业)蛛网辐射型合作模式发展的龙头(见表2)。该表反映了一方面汽车产业技术的可分性和产业链可细分和延长性,但另一方面即使有如此多的产销企业集聚,要做好做强一个真正的汽车产业集群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目前该镇也认识到汽车零部件产业链存在断层、企业产品间的关联度不大、异地外协件较多导致行业成本升高等制约汽车行业发展的问题。而目前发展势头较好的特种汽车整车生产企业——永强汽车制造有限公司也认为,在产品技术研发、零配件供给、产学研合作方面,需要有一个庞大的行业产业链条的支撑,“永强”自己目前也在研究,如何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动效应,去孵化更多的汽车上下游产业链环节。基于此,再次证明了东莞汽车产业集群发展必须通过跨镇域甚至跨市域合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通过蛛网辐射型合作模式进行同业带动,才能在开放合作中做大做强。

(资料来源:2008寮步镇申报东莞市重点扶持产业集群材料)

另外,这种合作模式还可在纸业、食品业进行尝试。比如纸业,可以通过中堂潢涌纸业、麻涌玖龙纸业等龙头企业,带动纸业集群跨镇街合作;食品业,可以通过东城徐福记、茶山圣心、南城思朗等龙头企业,带动食品产业跨镇街合作。以大带小,以大企业为核心,吸附和发展周围联合配套产业集群所形成的一种网络状关联拓展关系,都是可行的模式。蛛网辐射型镇域合作模式,主要依靠主导产业或大企业发挥带动作用[4],同时需要相关的中间组织提供相应的配套体系。政府的政策着力点应放在扶持和促进主导产业或大企业的发展上。

4 优势互补型合作模式

优势互补型合作模式,适用于产业技术体系庞大,单个企业进行非终端产品生产制造,行业内分工细化的产业。这种模式“竞合关系”明显,企业间的合作不仅包括正式的经济合同、战略联盟、投入产出联系,还包括非正式的交流、沟通、接触对话。在平等合作的同时,又共同面对挑战进行市场竞争。优势互补型合作模式,强调通过合作网络产生企业间优势互补的内在动力,使整个产业得以迅速发展。我们认为,这种合作模式在东莞可主要用于企业群庞大、技术层次多元的电子信息产业合作上,它将在各镇(街)已发展的电子信息产业基础上,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形成既错位发展又优势互补的产业体系。

事实上,东莞的产业集群在不同镇(街)之间的资源配置及效益均存在差异,产生差异的原因主要是由于镇(街)之间外部经济的差异以及生产要素比较优势的差异,当镇域之间存在比较效益优势时,企业在效益高的区位形成集聚将获得更强的竞争优势。相对优势和相对劣势的反差,会引发镇街之间在同一产业中的竞争(争项目、争客户、争人才、争名份),从而不利于东莞产业的总体成长。因此,合理的专业化分工体系(各镇街的产业错位与特色)是此类合作模式形成的前提,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产业集群跨镇(街)整合,使得各镇(街)集群之间有效地实现产品的横向分工互补,纵向链条支撑,由此获得整体大于各部分之和的“合成效益”。

这种合作模式尤其适用于在电子信息产业的镇域合作中推广。东莞电子信息产业集群的基本模式曾被概括为:“发展基础来自对国际产业的承接‘台湾接单(含研发和运筹)、东莞生产、香港出口’。其最大的特点是,在更大范围,更大规模上,更低成本地嫁接了台湾IT产业发展的模式,即透过企业间十分发达的网络化联系实现灵活的生产协作,大中小企业配合,上下游联动。”[5]目前东莞信息产品制造企业有4 400多家,分布在32个镇街,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40%以上。但信息产业结构及布局不合理,表现在企业数量多,但平均规模小;小型分散的多,而龙头企业少;硬件生产多,软件服务少;低端部件多,高端产品少;加工贸易企业多,拥有自主技术和品牌企业少。针对这种状况,东莞的电子信息产业要在新一轮发展中有大的作为,必须来一次革命。

按照《东莞市信息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试点工作方案》和2010年2月公布的《东莞市电子信息产业发展战略规划》,东莞信息产品制造业要向高端发展:平板显示产业、集成电路产业、LED光电产业、通信设备制造产业、RFID技术开发及应用、数控加工设备,以及信息服务及软件业。其目标是到2012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超1 000亿元,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45%,占全省规模以上电子信息产业比重达16%。按照这样的产业规划,东莞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目标指向更具有针对性,产业口径相对集中,产业细分也更为科学,这就要求把原来32个镇街的电子信息产业从原来的“碎片式发展”变为全市一盘棋的“一体化发展”,而这种变化的实现与否,有赖于走跨镇(街)优势互补的合作之路。电子信息产业可在《方案》和《规划》的重点定位区的带动下,根据各镇电子信息产业的产品生产的优劣势,进行既“错位”又“合作”的互补发展。具体的合作方式、内容、渠道可以是多样性的,可进一步细分各镇电子信息产业产品生产状况,或共建电子信息产业园进行相邻镇(比如石龙、石碣、石排、企石)的空间合作;也可以是不相邻镇街跨空间的网络虚拟合作,比如清溪镇与石碣镇电子信息产业都有较大的生产规模,但地域上不相邻,它们之间的电子信息产业可通过网络虚拟合作,利用互联网平台,进行市场营销、人才培训与供给等多方面合作;还可以是以技术和工艺研究开发推广为核心的合作,共同投资、共同受益,等等。

优势互补型合作模式,是建立在产品结构的异构互补和产业梯度传递基础上的[6],镇域间信息产业产品发展的差异,引发出产业集群内企业的优势互补、利益共赢。当然,优势互补型的镇域合作是否成功,关键在于能否通过实施促进跨镇(街)整合的政策和措施,有效地协调不同镇域的经济活动,合理布局产业集群,形成大区域的产业整体竞争优势。而市一级政府组织作为协调的主体,需要通过加强产业规划、促进信息流通、明确责任分配等制度安排来促进各镇街联合作战,使得合作整合后形成的产业具有综合性竞争优势和弹性制造优势。

5 结语

上述四种合作模式的划分与选择,不一定是边缘清晰、非此即彼、互相对立的合作方式,必须结合各产业的特点以及东莞的产业集群(聚集区、 块状经济)的现状, 作出一个科学地判断(见表3)。还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很多产业集群之间的镇域合作并不是单纯的某一种合作关系,相互之间往往会存在多种联结方式,关键是其倾向于哪种模式更具有可行性、实效性。

参考文献

[1]郑勇军,汤筱晓.沿海地区产业集群跨区域整合的动因分析与模式比较[J].浙江社会科学,2006(3):17-23.

[2]杨晔.技术扩散与区域产业集群互动发展模式的国际比较[J].产业经济研究,2010(5):9-16.

[3]王雨晴.模块化供应还有多远——谈汽车行业供应链管理[J].机械工业信息与网络,2005(1):18-21.

[4]李响.西部地区产业集聚发展模式探索[J].创新政策与研究,2010(6):5-9.

[5]罗若愚,刘艳红.我国电子信息产业集群模式的比较[J].企业活力,2005(5):7-9.

[6]李娅.国际产业链分工模式的延伸——我国东西部产业转移模式探讨[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0(5):140-146.

省域海洋经济发展现状文献研究 篇2

一、海洋经济资源类方面的研究

经济资源类方面的研究大体上可分为资源承载力和资源综合实力两方面的研究。二者本质上是对立统一的,是一个问题的正反两个方面。资源承载力是站在资源储量的角度观察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的潜力;而综合实力是站在人类文明的角度去回看发展水平和对资源的利用情况。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有董文、张新、池天河完成的省级功能区划的资源环境承载力研究,以及殷克东、黄娜、王冰完成的文章是对海洋资源综合实力方面进行研究。

董文等人的研究(2011)在承认与马尔萨斯人口论中的限制机制本质,即资源环境承载力是一个带有增长极限的消极概念的同时提出了过往学者对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研究沉浸于孤立、静止的资源环境属性的指标体系研究,而忽略了人类社会对自然的改造能力,无法全面表征资源环境实际承载能力的问题,实际应该反映资源环境同人类经济、社会活动相互适应的程度,增加人类科技的贡献分量列入主要的影响因子。对其后的科技研究做了概念铺垫。研究通过结合省级主体功能区划评价实践对资源环境承载力指标体系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作者试图对原有的计算方法进行改进讨论,但并未在文章中很明显表现出数据统计的先进性。但在统计方法上有待进一步的提升。

殷克东等人的研究(2011)首先综合考虑海洋资源与资源的产出水平等系统的诸方面,按照目的树的方法设置了一套三级叠加、逐层收敛、规范权重、统一排序的一套较完整的统计指标并结合了数据资料,从而较好地建立了海洋资源综合实力评价指标体系。该体系分为目标层、控制层和变量层,共三个层级。其中以资源综合实力为目标层,下设五个控制层,变量层共有25 个指标。文章的特色在于数据统计方法的选择上比过往学者更加前进了一步,共选用了三种方法:熵值法、灰色关联度法、主成分分析法。对中国沿海省市海洋资源统计数据分别进行了测算和排序,最后使用了Kendall法进行了三种测算方法的一致性的检验,以确定定量计算方法上的统一性。在检验合理的情况下,最终得出了省市海洋资源综合实力的排序。

二、海洋经济综合实力方面的研究

综合实力方面的研究具有阶梯性的递进性,从概念的界定,指标的建设,再到数据的收集,以及到方法的优化和政策建议都经历了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向云波、彭秀芬、张勇的研究比较粗糙,但为之后的研究者奠定了基础。武鹏、王镇、周云波的研究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比较完善的一篇研究,但政策建议表述得过于模糊简单。殷克东、李兴东完成的文章构建了关于我国沿海省份狭义的综合实力评价标准,并且是综合实力方面思路最清晰、目的最明确、方法最完善、建议最具体的研究之一。

向云波等人的研究(2010)从区域的角度,从海洋资源、海洋产业和空间发展格局三个方面分析了长三角海洋经济发展现状,这部分是从资源的层面分析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在此基础上从海洋经济规模、海洋产品、海洋产业和海洋科技四个层面构建海洋经济综合实力评价指标体系。每个层面均下设四个指标,共计16 个。指标的选择考虑到了科学性、合理性、可操作性的特点。研究具有较好的参考价值,但是评价体系和前面基于资源层面的经济发展状况分析缺乏因果联系。没有清晰地解释资源状况如何影响综合实力的现状。仅采用了2006 年的数据,不具有代表性,应该采用一定区间段的时间序列,以更全面地评价主体目标。统计方法上仅使用了熵值法,手法过于单一,又是这一研究的一大缺陷。

武鹏等人的研究(2010)使用了海洋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这样类似于海洋综合实力的表述,但实则是同质的。 文章在借鉴前人指标设计的基础上,设计了一套适用于中国区域海洋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体系,该体系从经济生产基础能力、经济产出情况、海洋产业结构、海洋科技实力和涉海就业五个部分,共3 级设28 个指标,采用德尔菲法和均值法对评价体系进行分析,分析方法较前人研究相比更加丰富,但仍较简单。德尔菲法的使用使得专家的人为评价意见在评价中占据更大的比重。优点是使得评价更加贴近事实,打破了纯粹数据统计具有的局限性;缺点是专家自身的素质对结果的影响增大,使得评价结果公信力得到一定怀疑,评价指标的权重确定或许值得商榷。采用了2000 年和2005 年的数据,数据上显得较单薄。

殷克东等人的研究(2011)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将海洋经济综合实力界定为广义的和狭义两部分,而文章主要讨论的是狭义部分。体系中一级指标下包含海洋经济总量、海洋经济结构和海洋经济推动力三个角度的二级指标,其下又设共设19 个三级评价指标。数据上,选择了2002—2007长达六年的时间序列,使得研究具有较好的说服力。测算方法上也比较多样,综合运用了熵值法等四种方法。这其中使用了数理统计方法,也有人为打分对数理结果进行纠错和微调。Kendall法对四种测评方法的结果进行了一致性检验,综合说明了评价方法结果收敛,内涵的统一性。这一研究是在其资源综合实力的基础上做的另一项研究。在广义和狭义的概念区分之后,综合实力的研究思路变得更加趋于清晰,为之后的研究者奠定了研究基础。

三、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研究

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实质是在已考虑了资源基础上的综合实力综合评价,是对前人研究的补充和发展,也是未来研究的最重要方向。冯晓波、赵勇将模型应用于实践,但研究仍然具有数据采集方面的局限性。刘明的研究准确地定义了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并且在指标建设上和数理统计方法上分析得很清楚,是具有指导价值的研究。狄乾斌、韩增林的研究在总结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比较完善的对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研究。

冯晓波等人的研究(2006)在考虑了区域性原则、可比性原则、科学性原则和可操作性原则的基础上,进行了可持续发展能力指标建设。指标体系二级分为分海洋资源利用能力、海洋产业发展能力、海洋科技综合能力、海洋环境承载保护能力为四个部分,并在二级指标之下设16个三级指标。缺点是仅仅使用了一年的数据,不具有说服力。使用了SPSS用了主成分分析法对中国沿海地区11个省市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行定量测算,研究结果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刘明的研究(2008)整理借鉴了《2003 年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内涵阐述的有关内容,对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行了较为准确的定义,将其确定为海洋资源供给能力、海洋产业的经济功能、海洋环境治理及保护能力、海洋科技发展水平四个方面。之后还进行了具体详尽的指标建设工作,在二级指标下设共20 个三级指标。其指标的选择清晰明确,并且易获得,值得今后的研究者借鉴和使用。

狄乾等人的研究(2009)在讨论比较前人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出发,建立出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概念模型,进而具体地建立了区域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模型。指标建设在充分考虑了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本质度量的数量维、质量维和时间维3 个维度,并将海洋资源环境系统、海洋经济系统和社会发展系统3个层面设为二级指标,在其之下又设8 个次级指标层,共计28 个评价元素,以此构建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基本框架。实例研究具体详实,具有代表性,有很强的可借鉴价值。

四、总结

近期关于海洋经济的优秀研究具体来说大体可以分成三个大类:资源类、综合实力类、可持续发展类。总体来说,这些研究具有一些相似性思想内核还是具有很强的统一性,方法上也都具有一致性。也存在着一些可以提高的地方。研究方法上均是较简单的数理统计的方法运用较多,是否可以更加丰富研究的手段值得以后的研究者探究。政策建议上可以更加清晰可行,使得研究可以真实地有助于改善海洋经济发展现状。

摘要：对近年来海洋经济有代表性的文献进行收集整理。首先将文章分成三大类并作概述,再逐篇文章进行分析,最后进行了总结。文献研究的意义在于从分析和比较中得到较佳的研究方法,为以后研究者参与研究工作提供参考;学者们的深入研究可以相互映照,为国家和地方探明海洋经济的发展强的与深度、制定海洋经济政策、贯彻实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评价和调控区域海洋经济发展态势以及动态评估区域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提供支撑和辅助决策。

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研究 篇3

关键词：经济发展水平,层次分析,灰色综合评价,组合评价

省域既是一个行政概念,又是一个历史、文化和地理概念。我国各级省级区域是中央政府政治、经济、司法管理的基本区域单元,都有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省域经济是以行政区域为划分依据的区域经济。

一、国外研究现状

我国对于省域经济方面的研究近些年来取得很多成果。李闽榕等(2010)在《中国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预测研究报告》中就对我国各个省在经济方面的综合竞争力进行综合评价和排名,二级指标包括宏观经济竞争力、产业经济竞争力、可持续发展竞争力、财政金融竞争力、知识经济竞争力、发展环境竞争力、政府作用竞争力、发展水平竞争力、统筹协调竞争力等。张赛飞(2011)以广东省为例,对省域经济相关的各个方面,包括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城市竞争力等进行了综合评价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对于省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和动态分析,有着很大的参考价值。

在省域经济的综合评价研究中,多元统计的分析方法使用比较广泛。张纯记(2010)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于2002-2008年我国31个省市经济发展情况进行综合评价、排名和动态分析。汪波等(2009)则先是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于我国各地区的经济实力进行综合评价,然后用聚类分析法将各省市按经济发展情况分类。徐新(2008)运用因子分析法对2006年我国经济发展情况进行了综合评价,并对我国省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进行了分析论证。秦伟良等(2007)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与DTOPSIS法分别对江苏省13个省辖市的经济发展情况进行综合评价和实证分析,然后对两者的评价结果进行比较和分析,最后认为将两种方法组合可得到更为合理的评价结果。

二、指标选取和数据处理

1. 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合适的指标体系是综合评价模型能够科学、合理,并得到正确结果的前提。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要符合全面性、针对性、层次性、可操作性等原则。由此,本文确立了由4个二级指标、11个三级指标和26个四级指标组成的指标体系,见表1。

2. 数据标准化。

数据标准化的方法包括正态化、初值化(除以初值,表示对初值的百分比)、均值化(除以均值)、极差最大值化等。由于本文指标既有效益型,又有区间型,为使指标之间相互统一,使用规范化处理将数据统一变换到[0,1]之间,便于后面的分析处理。

在本文26个四级指标中,有4个是区间型指标,其中消费者物价指数(CPI)最优区间为[2%,3%]、商品零售物价指数(RPI)最优区间为[2%,3%]、生产者物价指数(PPI)最优区间为[1%,5%]。对这3个指标的处理方法如式(1)所示。

其中:kij=max{(xij-aj),(bj-xij)},而区间[aj,bj]则表示指标j的最优区间。处理之后的数据在[0,1]之间,并且1代表最优值,0代表最差值。

国际上的标准认为,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只要这一数据不大于3%即属于合理范畴。因此,对于这一指标的处理不能用传统的区间数据处理办法,在这里本文用式(2)进行处理:

其余22个指标为效益型指标,指标数值越大越好,对于这22个指标的标准化处理见式(3)。处理之后的数据在[0,1]之间,并且1代表最优值,0代表最差值。

这样通过标准化处理,26个指标的数据变到[0,1]之间。

三、方法研究

1. 层次分析法。

(1)首先把问题层次化,即根据问题的性质和要达到的总目标,将问题分解为不同的基本组成因素,并按照因素间的相互关联影响以及隶属度关系将因素按不同层次聚集组合,形成一个多层次的分析结构模型。本文中,目标层为“经济发展综合水平”,准则层为表1中的二级指标A,两个指标层为表1中的三级指标B和四级指标C,对象层为31个省市。

(2)分析每一层次的因素对于上一层次某因素的单排序情况。通过对一系列成对因素的量化判断比较,并写成矩阵形式,构成判断矩阵。

①判断矩阵表示针对上一层次的某因素,本层次与之有关的因素之间相对重要性的比较。而为使决策判断定量化,也就是形成数值判断矩阵,必须引入合适的标度值对各种相对重要性的关系进行度量。标度和xij赋值含义的对应关系为:标度9表示i元素比j元素极端重要,标度1表示i、j两元素同样重要,标度1/9表示i元素比j元素极端不重要,介于中间的数值依此类推。而按两两比较结果构成的矩阵X=[xij],称为判断矩阵。同时也可以得出xij>0,xii=1,而xij=1/xji。

②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检验。衡量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指标CI(Consistency Index),满足。为排除阶数n的影响,需用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RI(Random Index)对CI进行修正,通过得到随机一致性比率CR (Consistency Ratio)。判断准则为若CR<0.1,则认为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检验通过,反之不通过,需要对矩阵的值进行调整,直到一致性检验通过为止。

在本文的实证分析中,对6个判断矩阵(A、B1、C1-C4、C5、C9、C10)进行一致性检验后,得到的CR分别为0.0437、0.0205、0.0521、0.0521、0.0521、0.0521,结果显示均通过一致性检验。

(3)通过判断矩阵确定指标权重。对于判断矩阵来说,最大特征值对应的特征向量就是这一层的指标相对与上一层因素的权重,因此通过特征向量可以得到各个判断矩阵的权重。

然后,通过指标层C对于指标层B的权重、指标层B对于准则层A的权重以及准则层A对于目标层的权重,计算得到指标层C对于目标层的综合权重,按照指标在表1中排列的顺序,分别为:0.0950、0.1508、0.0239、0.0391、0.0621、0.0099、0.0154、0.0244、0.0039、0.0233、0.0370、0.0059、0.0362、0.0144、0.0228、0.0294、0.0589、0.0295、0.0659、0.0395、0.0790、0.0790、0.0218、0.0058、0.0137、0.0138.

(4)通过权重对数据进行加权平均,得到各个省市自治区的综合得分,然后对其进行排名。

层次分析法在综合评价方法中隶属于决策运筹方法,特点是将复杂的问题“层次”化,通过两两比较确定相对重要性借以得到权重,整个过程充分利用了人本身的决策思维能力,对于定性或定量指标都非常适用。决策者的主观意愿对于最后的综合评价结果有决定性的影响,过于主观化是其缺点。

2. 灰色综合评价。

首先对于原始数据序列xi={xi(1),xi(2),…,xi(n)},(i=1,2,…,m),要先确定一个参考数据列,也就是“最优序列”,这里记为x0。

一般灰色关联度的计算公式为:

式(4)中,εi(j)是第j时刻比较曲线xi与参考曲线x0的相对差值,这种形式的相对差值就称为xi对x0在j时刻的灰色关联系数。其中的λ为分辨系数,λ∈[0,1],引入它是为减少极值对计算的影响。在实际使用时,应根据序列间的关联程度选择分辨系数,本文取λ=0.5。

具体到本例中,参考序列即为各项指标的最优值组成的数列,即x0={1,1,…,1},将数据代入之后,得到矩阵e=(εi(j))31×26,即为灰色关联度系数矩阵。接下来计算灰色关联度,得到各个省(区、市)综合评价的分数情况:。最后对于不同省份的得分进行排序,得到评价的最终结果。

灰色综合评价法,有着良好的数学依据,评价结果非常客观,而且处理步骤比较简单,由于研究对象是部分未知、部分已知的“灰色系统”,其对数据量没有太大要求,能很好地解决信息不足的问题。不过灰色关联度的计算没有一个统一方法,相互之间有较大差异,且需要另外确定权重。

3. 组合评价。

将两种或两种以上评价方法集成的做法就可以叫做组合评价。由于单一的评价方法都有着自己各自的优点和不足,因此学者开始研究不同评价方法的组合,产生模糊灰色系统、基于AHP的模糊综合评价、主成分分析+BP神经网络等的组合评价方法。本文选择在层次分析法和灰色评价法的基础上将两种方法加以结合,对区域经济的发展来进行综合评价。

首先,利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权重,然后用灰色评价法进行综合评价。在利用灰色关联系数矩阵计算31个省(区、市)的灰色综合评价得分时,将计算公式:,(i=1,2,…,31),加上之前利用层次分析法得到的权重,来计算灰色加权关联度,得到:,(i=1,2,…,31)。

其中;权重wj就是利用层次分析法得到的各指标权重。由此得到的一组新的综合评价结果,这一结果显然要比两种单一评价方法所得到的要更为合理和准确。它集合二者的优势,同时又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各自的不足。

四、结果测算

1. 稳定性分析。

得到31个省(区、市)在1992年、1997年、2002年、2007年、2012年的排名后,为了对各个省市在这20年间的发展变化进行分析,本文引入平均序差这一概念,公式为:

其中:i=1,2,3,…,31,计算可得到各个省市的平均序差。平均序差表示各个省市的排名在这5个年度之间的平均变化,按照表2中的顺序分别为:0.25、1.25、1.5、4.5、4.75、2、2、3.25、0、0.5、1.5、4.25、0.5、1.5、1.25、3.5、2.75、3.5、0.25、4.25、6、3.75、2.25、1.75、4.25、5.25、1.5、1.25、1、1.25、4.

将31省(区市)按照平均序差的大小不同分为两类,具体如下:

①平稳发展型(ri≤2)。包括上海、北京、广东在内的共17个省市,这些省市在1992-2012年的20年间发展比较平稳,波动不大。平均序差最小的是上海,排名一直保持第一,平均序差为0。

②跳跃发展型(ri>2)。包括西藏、山西、海南等在内的共14个省市,这些省市在1992-2012年20年间都经历了“跳跃式的发展”,经济发展波动都比较大。其中平均序差最大的为海南,平均序差为6。

我国31个省(区、市)按照地理位置和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同被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区域,在此分类基础上利用平均序差进行分析,得到经济发展的分类表,见表3。

由表3可以看出,1992-2012年,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东部平稳,中、西部跳跃”的格局。东部作为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中心地区,利用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的优势,经济发展远远领先于中、西部地区,且发展非常平稳,没有大的波动。而中、西部地区,排名较靠后、发展不够平稳。但仅仅是从平稳性角度还不足以看出我国各个区域具体的发展情况,尤其是对“跳跃发展”的中、西部地区,究竟是如何“跳跃”,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分析。

2. 方向性分析。

在此引入另外一个指标,对那些“跳跃发展”省市的“跳跃”类型通过1992年与2012年两个年度的排名情况进行分类(如表4所示),具体分类如下:

①前进型。表示从1992-2012年,其发展呈现“跳跃式”前进,包括河南(21→15),湖北(17→12)、湖南(22→16),安徽(26→19),内蒙古(23→10),这5个省都经历了经济的跳跃式发展,其中发展最快的是内蒙古,排名上涨13位。

②后退型。包括黑龙江(16→23),云南(15→28),新疆(2030),西藏(10→27),海南(12→24),这5个省经济则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后退,其中后退最大的是西藏,排名下降17位。

③波动型。包括山西、四川、重庆、广西4个省份,虽然这4个省的平均序差都较大,排名都也有较大变动,但并没有明显的上升或下降趋势。这些省份在排名上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反复的波动。

五、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我国省域经济在平稳性、方向性两个方面的分析,本文得到三大区域的综合结果。

“东强西弱”是我国省域经济的传统格局,这一点不仅体现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同样也体现在经济发展的稳定性上。1992-2012年东部地区经历了非常稳定的一段发展时期,在飞速发展经济的同时继续巩固自己在经济领域“领头人”的位置;同时,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则在这段时间里,呈现出不同的发展局面,前进与滞后、平稳与波动,不同的省份之间呈现出巨大差异,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很好改善。

为进一步分析与比较,本文计算出5个年度的三大区域平均排名,如表5所示。

1. 东部地区——平稳发展。

东部地区的平均排名从1992年的6.273到2012年的7.455,变化不大。东部地区的12个省和地区中有11个属于平稳型发展。它不仅能够吸引大量的人才、先进的技术和充裕的资金来发展其经济,同时也带动了全国经济的运转,为我国经济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毫无疑问,东部地区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处于核心的位置。海南省是东部地区中唯一一个非平稳发展的省份。不仅如此,在海南省的经济发展还经历了大幅倒退,从1992年的12位后退到2012年的24位。作为以旅游业、农业、渔业为主的岛屿省份,海南省的经济发展一直经历着起伏与挫折。

2. 中部地区——稳步前进。

中部地区的8个省份,有两个省份(江西、吉林)属于平稳型,一个省份(黑龙江)属于后退型,一个省份(山西)属于波动型,而有4个省份(安徽、湖南、湖北、河南)属于前进型,平均排名从1992年的20.625到2012年的15.875。可以说,中部地区在整体上是经历一个比较大的发展时期,这一点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部崛起战略。该战略中所涵盖的中部6省地处中国内陆腹地,起着承东启西、接南进北、吸引四面、辐射八方的作用,同时又邻接东部沿海地区,在资源、交通、人才、技术上都会得到东部地区很大的带动和帮助。同时,中部6省既是全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又是国家综合运输网络的中心区域和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基地,同时还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人才荟萃,是我国重要的科研教育中心。中部地区的这些优势和特性,使得“中部崛起”成为目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在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的飞速发展,如今已渐渐放慢脚步进入到平缓发展之时,将发展中心向中部移动,利用中部地区的人才、资源和交通优势,大力发展经济,带动东、西部之间的连接,推动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3. 西部地区——依旧落后。

相比于东、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要严峻很多。12个省中,除内蒙古之外,其余11个省在排名上都没有明显上升,云南、新疆、西藏等省份还存在大幅度后退的现象。受到地理位置影响,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一直处于落后位置,全国尚未实现温饱的贫困人口也大部分在该地区。疆域辽阔、人口稀少、交通不便,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从根本上存在很大阻力,同时西部地区聚集了我国大部分的少数民族,文化差异、人口素质不高、人才匮乏更让西部地区缺乏“经济崛起”的基本条件。因此,要改变西部地区经济落后的现状,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需长期的计划和政策支持。

内蒙古作为西部地区之中唯一一个“前进型”省份,在1992-2012年排名上涨13位,是全国31个省(区、市)之中涨幅最高的。

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研究 篇4

1 南京实施跨区域创新合作的战略意义

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紧要时期,南京跨区域合作以创新合作作为“凝聚核”,既有内在机制的推动,又符合经济发展趋势,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首先,顺应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内在要求。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式向集约式转变,由外延式向内生式转变,实质是实现由依赖传统要素的增长向依赖创新要素的增长转变的过程。在我国区域经济规划与政策制定中,增长极发展战略被广泛应用,其基本的理论假设是增长极的经济辐射,将形成增长极与经济腹地间的扩散效应,产生大规模的就业增长影响(Hermansen,1972;Erickon,1975)。这些思想建立在传统要素区际流动形成的空间经济联系基础上,但推动现代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为掌握技术、知识等的创新人才与创新型企业,掌握核心要素,是抓住发展制高点的关键。以南京为核心的跨区域创新合作顺应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内在要求。

其次,实现毗邻城市间合作模式创新。当前跨区域合作研究主要从要素互补、产业转移等角度展开,但由于交通运输规模经济的实现,毗邻城市间增长溢出的主要渠道并非投入—产出联系,这种联系可能在全国甚至世界范围内展开,而不局限于本区域,这是政府政策无力改变的事实。而创新要素尤其是创新人才、创新型企业在空间上的扩张,毗邻效应更为明显,成为核心城市对周围区域发挥辐射作用、形成增长溢出的重要渠道。创新溢出在内生增长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已经被国内外研究多次强调[1],但创新流动的规模与影响随地理距离增加而下降,而且,对国内的影响大于国际[2,3]。因此,创新导向的南京跨区域合作,为毗邻城市间合作模式的创新探索发展路径。

第三,引领中西部经济发展。国家发改委2010年6月印发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中,对南京城市功能的定位是“发挥南京沿江港口、历史文化和科教人才资源优势,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现代服务业基地和长江航运物流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加快南京都市圈建设,促进皖江城市带发展,成为长三角辐射带动中西部地区发展的重要门户”。由此可见,南京在国家整体战略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南京地处我国经济重心——长三角经济区,同时是长江流域经济带重要的枢纽城市,因此其经济发展对于承东起西、促进东、中、西部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一方面南京沿江向西及两翼的较大范围内无特大城市,这就决定了其在接受上海直接辐射的同时,可以向西辐射长江中上游经济区、开发内地资源和市场,具有传递辐射的功能[4];另一方面也可以发挥示范作用。南京跨区域创新合作的有效实施,为其他城市间跨区域创新合作的展开提供经验借鉴。

2 南京跨区域创新合作的形成机制

跨区域创新合作的形成机制在于:市场机制推动创新要素的跨区流动及创新活动空间外部性的存在,使区际创新过程中产生空间依赖,空间位置邻近的区域之间形成显著的协同发展效应。因此,创新要素的空间集聚与扩散是科技—产业、区际互动发展机制的形成基础,是跨区域创新合作形成的内在机制。

2.1 创新要素的空间集聚机制

从区域层面,技术创新分为内生型和外源型两类。内生型技术创新即自主创新,主要是依靠区内创新要素的有效配置,形成创新要素相互作用及反馈机制构成的区域创新网络,形成持续的新技术来源。外源型技术创新主要依赖于外部技术输入,如通过技术市场交易、区际贸易及跨区投资过程实现的技术扩散。因此,区域的创新能力首先取决于创新要素禀赋条件,即使是选择技术输入型发展战略,引进技术能否转化为自身竞争力还取决于区域创新资源禀赋约束的区域创新吸收能力。

创新要素的空间分布一方面表现出与经济发展水平相耦合的典型特征,即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区域往往是创新要素集聚的区域,两者形成明显的正反馈机制;另一方面,呈现出明显的行政区域中心集聚化特征,即创新要素尤其是科技创新资源的集聚水平与行政区域中心性特征相耦合。南京作为我国经济较为发达省份的省会城市,科教资源的集聚优势十分突出:拥有各类高校60多所,江苏进入全国前100名的15所大学中,有10所位于南京;科研院所500多家,占全省2/3以上,拥有一大批在国内处于领军地位的电子、船舶类的大型研究所,省部级以上重点试验室等科教文化资源在全国处于第一方阵;就人力资源来说,拥有在校生70多万人,每年毕业大学生20多万人,各类科技人才70多万人,院士数量处于全国前列。显著的科教资源和人力资源集聚优势,是推动南京实施跨区域创新合作、形成区域创新中心的前提基础。

2.2 创新要素的空间扩散机制

创新要素的扩散特征与传统要素不同,空间取向、作用强度等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是区域间相互作用、共同发展的过程[5]。创新空间扩散包含2个层面的含义,一是企业间创新溢出,二是区域间创新溢出,这两方面是内在统一的,企业间的创新溢出是区域间创新溢出的微观载体,而区域间创新溢出是空间表现。在区域系统中技术变化内生于宏观增长理论中,空间相互依赖通过要素流动、创新扩散和贸易影响技术变化和增长[6]。创新要素空间溢出效应取决于地理位置的邻近性与技术的相似性程度。现代交通、通讯技术的发展,使创新要素空间流动的地理约束大大降低,但大量与创新过程相关的新经济知识是难以复制的,而且不具有完全获取性。这种新知识由大量技术、组织及实践构成,其扩散要求直接接触及密集的交流。因此,表现出较为明显的“距离衰减”特征,这已经由欧盟、美国等国家、地区内创新要素扩散特征的研究成果所证实。另外,创新过程在全球化背景下更加具有地方化特征,区际溢出是创新产出区际差异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7]。

在跨区域创新合作过程中,扩散是双向的,存在重要的反馈机制,其形成依赖于创新主体间密切的相互联系及相互作用,直接受到空间因素的制约。这也就是知识、创新扩散往往存在明显的毗邻效应的原因,地理位置的邻近再辅以技术上的相似性,为反馈机制的形成创造了优越条件,也为跨区域创新合作的深化提供保障。

2.3 科技—产业互动发展机制

科技与产业间具有互动发展的内在动力。一方面科技发展是产业不断升级的保证;另一方面,产业发展不断为科技创新提出新需求。而区域的科教资源优势能否转化为区域创新资源优势、科技要素能否转化为创新要素,关键在于能否实现科技与产业的互动发展。区域科技优势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具有比较静态特征,只有与区域产业部门形成互动发展才能转化为区域创新优势。各种创新要素的组合方式和效率决定了创新绩效,打破科教资源流动的小循环,形成区域内科教资源、产业资源等的大循环,促进科技资源优化配置,对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推动区域实现自主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南京具有明显的科技优势,在诸多方面取得的创新成果处于全国领先;另一方面,丰富的企业资源,雄厚的产业实力,为创新研究提供了优越的市场条件。高校院所的学科团队与企业结对合作,共建“校企联盟”,包括生物医药、风力发电、光伏太阳能、半导体照明、轨道交通等领域。如南京大学与连云港共建南京大学连云港高新技术研究院,使南京大学在高新区、特色产业基地等建设的研发中心达到10家;南京农业大学在高邮、宿迁、常州、张家港、南京市六合区等地设立了产学研办公室,开展深入合作。正是通过科技与产业的互动化发展,实现双赢,为区域经济发展不断注入新动力。

2.4 区际创新互动机制

区际创新生产率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由区内市场推动的研发发展差异来解释,但同时,区域创新存在明显的外部性,并与经济增长关系显著,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是每一区域必须考虑的显著因素,使空间层面上总量水平并非收益递减[8]。而从整体上来说,创新的空间扩散过程限于相对较小的地理范围[9]。技术知识转移一般发生在有限地理空间范围内,区位和接近性直接影响区域创新性[10]。知识溢出要求主体间频繁的接触与相互作用,知识溢出的成本随距离而增加[7]。专利与研发活动也具有明显的空间相关性,溢出效应的发生具有高度的区位性,仅存在于大约300公里范围内[9]。也就是说,生产性主体的区位和接近性是十分重要的。因此,区际存在知识溢出,而且地理上邻近的区域间溢出更加显著[5]。

对我国的研究也取得了相似结论,国内研发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正向推动作用,而且国际技术溢出效应的大小取决于本省的吸收能力[11,12]。省域创新行为在空间上并不是分散分布的,创新产出存在明显的空间相关性,也就是说存在着空间上的创新集群现象[13]。因此,实施以南京为中心的创新合作战略,要充分考虑空间效应的内在机制,在创新合作区域的选择上注重毗邻性、技术接近性。

3 南京跨区域创新合作的优化路径

南京跨区域创新合作需把握创新要素空间集聚与扩散的内在机制,通过完善市场、协调供需、培育创新网络及制度创新,实现合作模式的创新。

3.1 实现创新要素市场的一体化,提升企业获取外部创新资源的能力

实现创新要素共享、区际无障碍流动,能够促进创新要素高效整合,形成紧密的区际创新网络,是提高区域创新系统效率的先决条件。

围绕创新活动的市场一体化建设,需要着重加强以下3个方面:一是知识产权市场一体化,为创新主体提供创新收益保障机制。通过知识产权竞价,使创新要素收益最大化,有效减少机会主义和“搭便车”行为,增强创新活动的利益驱动;探索多样化的知识产权实现方式,鼓励知识产权与实物资本的结合;整合知识产权交易市场,打破行政区划约束,形成一体化运作模式,提高创新成果转化率。二是高端人才市场。保持系统中创新型人才的创新活力是提升区域创新能力的关键。整合区域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建立合理的人才培养与激励机制,以高素质人才引领创新型经济发展。高端人才的引进与培养要与创新平台的建设相辅相成,促进创新人才的集聚,从而加速创新型企业的集聚和发展,形成良性循环。三是加快南京科技金融中心建设。资本市场不仅为创新型企业提供了融资平台,更具有科技孵化功能,推动创新型产业发展。金融资本流动的市场化导向比较明显,这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突破行政区经济的刚性约束,助推跨区域创新合作的深入开展。加强南京科技金融中心建设,开展科技金融服务方式多样化的探索,积极为新兴产业提供资本的支撑和各种平台的支持。

总之,围绕创新活动的市场建设,是实现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保障,其中资本市场的建设是先决条件,形成高效、规模化、创新资金投入与退出机制健全的资金保障环境,带动创新型人才、创新型企业等的集聚化,推动创新型经济的发展与壮大。

3.2 强化创新供需双方“耦合”效应

创新主体错位、产学研之间合作力度不足,最终表现为南京在创新设施、投入方面的优势,并没有转化为创新产出的优势,出现典型的创新需求与创新供给失衡现象。2009年,每十万人专利授权数南京不仅低于苏州、无锡,甚至比镇江还低,在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方面也远低于苏州,说明产学研之间的合作还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见表1)。

产学研供需失衡、创新合作困难主要源于创新要素供求信息不对称,这是组织效率问题。一方面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创新人才主要专注于一些基础领域的创新,而对成果的应用性重视不够;另一方面,广大中小企业合作开发技术的需求比大企业强烈的多,但由于其资金规模较小,高校、研究机构的合作意愿不强。而区域内高新技术企业也大多停留在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装配环节,缺乏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关键元器件和关键设备,对国外技术的依赖性强。企业技术需求与学研的技术供给不对称情形,进一步降低区域创新效率。因此,以创新为导向的区域合作关键在于对产学研的集成和组织。

数据来源:根据江苏省科技厅及各市科技局网站相关数据整理。

南京跨区域创新合作应积极鼓励高校、科研院所加强与企业的密切合作。首先,发挥南京科教资源优势,创新高校多样化办学模式,真正发挥企业所需人才“摇篮”的作用。科教资源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首先体现在为区域提供高素质人力资本,进而对科技含量较高的经济活动产生区域吸纳效应。建议利用现有的职教硬件资源,加上优越的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员软资源,采取灵活化的人员管理模式,形成产业工人的输出基地。其次,强化创新高等学校、科研院所与科技园区建设的“耦合”。鼓励园区企业与大学里的实验室建立定向联系,公司员工参加学校的研究讨论,参加相关研究项目,进一步拓展教育机构在科技园建设中的职能作用。也鼓励高校、科研院所将实验室“搬进”园区,不断提高研发项目的市场敏感度,直接面向产业发挥辐射作用。

3.3 优化区际创新网络

创新网络是区域创新系统维持并不断发展的运行机制保证。各创新主体间形成的相互作用链,形成独具特色的区域创新系统。

实施南京跨区域创新合作过程中,通过区际创新要素共享,构建企业、高校及科研院所等组织网络化互动机制,真正实现创新共享。创新型网络是在区域创新系统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与发展的,并反过来促进区域创新系统的进一步演化。首先基础工作是建立创新要素的共享信息系统。对各类创新要素禀赋条件进行系统摸底,如各类大型仪器设备、各类科技人员、科技企业及科技园等信息进行有目的的分类整理,为创新需求方和供给方提供充分、准确的信息查询。同时实行区际创新资源的高效整合,在国家级、省部级重点项目的申报上发挥“拳头”优势,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弥补区域投入有限的不足。如有效整合重点行业的研发、生产要素,形成在更大区域层次上的竞争力和区域特色。着重于自主知识产权研发和成果转化的开放性、可持续性强的专业型科技创新园区建设,培育科技创新综合体。在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上,打破市界、校界限制,实现优势资源共享。

3.4 构建跨区域创新收益共享机制

南京跨区域创新合作实施过程,关键在于突破行政区域经济利益的刚性束缚,探索新型合作机制,前提是解决合作成本的分担、合作收益的共享问题。

能否建立起有效的创新收益共享机制,直接关系到能否真正实现“同城扩散效应”,强化创新的溢出效应,降低交易成本。但特定空间外部性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从而使得不同区位由于创新溢出强度不同而使创新合作收益呈现明显的空间不对称。这就需要足够的制度创新,以形成合理的区际创新收益协调机制,否则,跨区域创新合作将不具有可持续性。利益共享的最低要求是,当创新网络总体效率改进时,至少应能保证创新合作参与方没有损失。对有效跨区域创新合作来说,共同获益应成为基本的区域政策导向。只有各区域都从合作发展中获得发展红利、利益共享,合作才具有持续性。尝试构建合理的税收转移机制,实现创新财政收入的共享。地方政府的积极鼓励是创新要素实现区际自由流动的重要保障。对于创新成果流出率较高的地区如南京来说,地方政府很难对加大科技拨款、扶持研发活动有很高的积极性,这就需要上级政府——省政府,从省域经济发展的高度对科技成果产出重点区域南京进行一定的财政支持,鼓励高校、科研院所在充足的财力支持下深入开展创新研究,为江苏培育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中心,从而构建以南京为中心的区域创新系统。

另外,需要着力探索建立新型的官员政绩考核体制,如果仍然维持现有的考核方式,会给创新合作带来很大的障碍。尝试将跨区域创新合作成效纳入考核体系,以区域经济的整体发展取代单一城市经济发展作为考核指标。

摘要：跨区域创新合作的本质是通过区际创新要素共享,增强企业获取外部创新资源的能力,进而提高区域创新能力,促进经济发展。创新要素的空间集聚与扩散机制是推动南京跨区域创新合作形成的内在机制,在此基础上促成科技—产业、区际创新互动发展机制。进一步优化南京跨区域创新合作,需要从创新要素市场一体化建设、强化创新供需“耦合”效应、优化区际创新网络及创新合作机制等方面着手,为跨区域创新合作的有效展开创造有利条件,进而实现区域合作模式的创新、区域经济的创新发展。

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研究 篇5

然而江苏省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 尤其是苏南与苏中苏北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是江苏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障碍之一。区域经济空间结构合理与否直接对经济发展协调产生重要影响, 通过对江苏省域经济空间结构的研究与分析, 有助于实现江苏省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从而使江苏的发展进入新的阶段。

1 区域单位选择与分析方法

在对江苏省经济空间结构演变的分析之前, 首先要确定分析的区域单位及经济指标, 区域单位以及经济指标选择的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对经济空间结构分析的合理性与科学性。区域单位可以有市域与县域的选择, 但是单一选择某一区域单位作为研究对象均有失偏颇。市域单位数据较好获取, 数量也较少, 然而市域并不能全面地反映全省的经济发展实际状况。市域包括城市及各县, 可能会出现市强县弱, 或者市弱县强的现象, 这样市域的经济数据无法全面体现市域范围内的市县发展差距, 容易以整体代替了局部。而县域作为经济的基本单位, 能够很好地反映各地的实际发展状况。结合市域与县域的区域单位作为研究对象, 能够较为全面而细致的反映整个省域的经济发展水平。

文章主要选取不同年份江苏省各市县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数据进行分析, 并截取2000、2004、2008以及2012年的数据作对比分析。由于近些年江苏行政区划有不少变动, 但为了在统一的空间单位内作比较, 笔者选择以2012年江苏省行政区划为标准, 将此之前未并入各地级市的县及县级市的数据加入地级市。主要将原属南京的江宁县、江浦县及六合县并入南京市区, 将锡山县并入无锡市区, 铜山县并入徐州市区, 武进县并入常州市区, 吴江市和吴县市并入苏州市区, 通州市并入南通市区, 将淮阴县及县级市淮安市并入地级淮阴市以等同于2012年的淮安市市区, 将盐都县并入盐城市区, 将邗江县、江都市并入扬州市区, 将丹徒县并入镇江市区, 将宿豫县并入宿迁市区。最终将各市市区与各县及县级市看作同等级区域单位, 经过整合后的地域可以在不同年份以统一的地域单位进行比较, 以便更好地反映江苏省经济空间结构的演变过程。

2 江苏省域经济空间结构的演变及问题分析

经济空间结构是区域经济客体在空间中相互作用及所形成的空间集聚程度和集聚形态, 是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表现。通过对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演变的分析, 可以更直观地了解区域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变化过程, 更合理地实现经济发展过程中要素、资源在空间上的优化配置, 最大程度上克服空间距离对经济活动的约束。

2.1 江苏省经济空间结构的演变

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的驱动力就是导致区域呈现不同空间集聚状态的影响因素。各种经济空间集聚状态的形成有其影响因素, 不同的经济空间集聚状态的影响因素不同, 这就导致了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的形成和演化, 江苏省经济空间结构的演变也是多方面因素影响的结果。

从历史发展基础来看, 任何区域经济发展的格局特征都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经济格局的演变同样都有其内在的历史基础, 新的格局脱胎于老的格局。改革开放初始时苏南的发展起点明显高于苏中和苏北, 这使得苏南可以依靠良好的物质基础, 经济得到迅速发展, 而苏中、苏北由于其本身的基础问题, 发展速度相对缓慢。经过一段时间后, 区域的非均衡问题很明显已经影响到江苏省的可持续发展, 进入90年代以后, 人们开始认识到区域均衡发展的重要性, “区域共同发展”等战略也应运而生, 人们一直在探索着江苏经济空间结构的演变过程, 并试图找到解决缩小苏中苏北与苏南差距的方法。

关于江苏经济空间结构的演变, 笔者主要选取江苏省近20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为分析基础, 并选取2000年、2004年、2008年、2012年的数据来进行作图分析。首先将各个年份的行政区域按照2012年的标准进行组合, 将各地级市所辖县及县级市除去作为一个单独的区域单位, 以此将GDP从高到低进行排序, 并累计相加。然后分别列出达到约前50%和前80%的地区, 再用arcgis软件在江苏省域地图上显示出来。各地区GDP之和占全省的百分的公式是:, 其中i=1, 2;P1=50%, P1=80%;gj为排名第j位地区的GDP, j取值为1至61, G为全省当年GDP总额。

图1显示的是几个阶段性年份江苏省的经济空间结构, 黑色区域代表GDP累加到达全省GDP总额约50%的地区, 灰色区域代表累积值在全省50%-80%之间的地区。由此可以分析出, 在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影响下, 在2000年及早些的20世纪90年代, 江苏省就已经出现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了, 苏南地区经济实力明显高于其他地区, 但是苏中的扬州、南通以及苏北的徐州此阶段仍属于全省GDP前50%的地区, 在前全省GDP前80%的地区中也有不少苏中的泰州、苏北的盐城、连云港及其他属于苏中苏北的县域地区。然而经过21世纪初几年的快速发展, 江苏省南北差距的问题愈加严重, 经济重心进一步向苏南倾斜, 甚至进入全省GDP前50%的地区几乎全位于苏南, 只有苏北的徐州市区位于前50%的地区, 至2008年, 苏北进入全省GDP前50%的只有徐州市区, 进入前80%的区域只有连云港市区、淮安市区和盐城市区, 苏北剩余所有地区都属于后20%区域, 只占全省GDP的11.32%, 进入到2012年, 这种情况依然没有明显的改善。

通过省内核心城市的空间分布也可以找到江苏省的经济重心所在。江苏省是典型的多核型省份, 所谓多核型省份即省域内有三个或三个以上经济地位突出、经济规模相当的大城市共同组成该省域的经济核心。多核型省份的具体标准是g2/g1>0.60, g3/g1>0.50, g4/g1>0.40且 (g1+g2+g3+g4) /G>0.25, 其中g1、g2、g3、g4分别代表在全省排名前四位的市辖区GDP, 分别是南京市市辖区、苏州市市辖区、无锡市市辖区以及常州市市辖区, G即全省GDP。

数据来源:江苏省统计年鉴。

从表1可以看出, 江苏省几个核心城市符合多核型省份的标准, 整体上进入较为合理的多核发展阶段。然而, 其核心城市在省域内部的空间分布却不尽合理, 都位于苏南地区, 其中苏锡常三市彼此相连, 发展成片, 在很小的空间内集中了大量经济资源, 是江苏省乃至全国的经济增长极。而苏中的南通和苏北的徐州虽然都是相应地区经济实力较强的城市, 但是其对周边区域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尚且不足, 更不能作为全省的核心城市之一。

从整体上来说可以总结以下几点:1.江苏省经济空间结构近十几年来整体上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以经济重心“南倾”现象为主。2.从2000年以来, 江苏省经济发展向南集中的问题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愈加严重, 苏中和苏北与苏南的差距被继续拉大。3.苏南、苏中、苏北三大区域分别处于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 具有不同的区域经济发展特征。4.核心城市分布不合理, 空间上过于集中于苏南地区。

2.2 江苏省经济空间结构的特征及问题

无论是通过对江苏省各县市单位经济总量的排序叠加分析, 还是对核心城市空间分布的观察, 都能得出江苏省经济重心南倾的结论, 这是从总体上对江苏省经济空间结构进行分析的结果。另一方面, 通过对各局部地区的具体分析可以对江苏省经济空间结构有更深入的了解。

首先, 苏南地区经济空间结构正处于轴线模式向网络化模式发展阶段, 但其内部存在差异, 部分地区发展相对落后, 经济空间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苏南地区整体上进入了工业化后期的发展阶段, 区内形成了沿沪宁线开发轴及沿江开发轴为一级开发轴, 以205国道、锡澄公路、环太湖公路等为二级开发轴, 以318国道、104国道、昆太公路、锡张公路等为三级开发轴的多级网络式空间结构。沿沪宁线和沿江开发轴分别是全国著名的高新技术产业带和制造业基地, 二、三级轴线上各县市也充分利用交通等区位优势以及较好的工业基础, 将各级核心城市及发展轴联系起来, 逐步形成网络化的空间结构。

数据来源:江苏省统计年鉴。

从图2可以看出, 近几年来江苏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较快, 2012年的产值是2008年的近2.5倍, 达到45041.48亿元。其中, 高端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以及新材料制造业是主要的三大产业, 2012年, 这三大主要产业产值占江苏省整个高新技术产业产值的79%。从地区分布上来看, 苏南地区是江苏省主要的高新技术产业产区, 从图3可以看出, 其产值占全省的64%, 其中, 仅苏州市的产值就高达全省的26%, 苏州和南京两市的高新技术产业之和甚至多于苏中和苏北八市之和。因此, 从数据可以看出, 苏南地区的高新技术产业在江苏省内乃至全国都处于领先地位, 沿沪宁线地区更是高新技术产业的集聚带, 继续推动苏南地区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是该地区实现经济发展新跨越的必然选择, 有助于网络式经济空间结构的构建。

数据来源:江苏省统计年鉴。

然而, 苏南部分地区也存在着发展相对滞后的问题, 苏南的经济在这些地区出现洼地, 而这些“洼地”阻隔了整个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的网络化进程。从图1中江苏省2012年经济空间结构可以看出, 南京市作为全省经济总量前50%区域与其他地区隔离开来, 中间的区域主要是南京下辖的高淳县与溧水县, 以及镇江和常州的部分地区, 这些地区成为苏南网络化空间结构中薄弱的一环。

其次, 苏中地区经济空间结构以轴线模式为主, 沿江开发轴是其主要轴线, 但沿海及内部地区发展缺乏动力。苏中与苏南基本以长江为界, 沿江开发轴包括江南和江北, 苏中地区在这一轴线上基本形成了以化工、能源、建材、汽车等为主的基础加工业, 是苏中地区经济实力最强的轴线。从图1中苏中地区历年经济空间结构可以看出, 其主要经济相对发达地区集中在沿江区域。然而, 虽然与苏南只有一江之隔, 但苏中的江北开发还不够完善, 没有突破长江天堑和行政区划的约束, 基础设施、产业结构等也不足以支撑其与苏南地区的联动开发。另外, 其沿海轴线模式尚不稳固, 苏中的沿海地区产业结构层次低, 以传统的海洋养殖业等为主, 产业配套能力差, 基础设施不够健全, 投资环境差。苏中的内部部分地区既不沿江也不临海, 没有明显的经济开发轴, 仍以节点成长为主, 经济实力较弱。

再次, 苏北地区经济空间结构仍以节点为主, 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低, 缺乏强有力的经济增长极。通过图1苏北历年的经济空间结构图可以看出, 徐州、连云港、盐城等是苏北地区发展相对较好的地区, 是经济空间结构中的节点, 其中以徐州和连云港为核心的东陇海线开发轴是苏北的主要相对发达地区, 然而该轴线实力较弱, 带动和辐射作用不强, 轴线空间结构不够明显。包括这些空间结构中的节点在内的苏北大部分地区仍以初级加工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 这些点的经济实力还不足以成为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经济增长极。寻找和支持经济相对发达的点, 加快经济资源向这些点的集聚, 从而充分发挥经济增长极对周围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 成为苏北地区目前发展急需解决的问题。

最后, 江苏三大区域分别处于区域发展的不同阶段, 具有不同的经济空间结构类型。苏南、苏中和苏北分别处于网络开发、轴线开发和节点开发阶段, 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距。江苏经济发展的差异性主要体现在南北走向上, 东西差异并不明显, 然而省内的主要经济开发轴却以东西走向为主, 且东西走向的各轴线也存在着较大差异, 省内缺乏连接南北的开发轴线, 南北之间的经济融合与联动较少。各区域内部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 没有形成有效的区域经济一体化。

3 江苏省经济空间结构优化措施

区域经济空间结构优化是指一定地区在现有资源、社会经济和技术条件下, 综合考虑资源环境承载能力, 选择为使空间经济系统达到最佳运行状态而采取的措施。其目的是把经济发展策略切实落实到空间经济实体上, 通过最佳的空间配置使个体要素充分发挥作用, 整体效益达到最优, 以促进该地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江苏省经济实力呈现自南向北递减的态势, 三大区域有着不同的经济空间结构类型, 各区域内部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因此, 经济空间结构的优化需要针对不同区域实施不同区域经济开发策略, 对区域内部的差异性也需要引起重视, 同时需要打破行政区划等限制, 真正意义上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进行区域开发。

通过对江苏省近些年经济空间结构演变及其问题的分析, 笔者提出“三横两纵”的大网络开发及各轴线交点重点开发的策略, 三横即沿沪宁线轴线、沿江开发轴线、沿东陇海线轴线, 两纵即沿海开发轴线和沿大运河的内陆开发轴线, 各个轴线交点分别有南京、南通、徐州和连云港。由此, 全省既有东西走向的开发轴线, 也不乏南北走向的轴线, 同时重点发挥各个轴线相交节点的作用, 促进不同类型轴线及区域的融合与联动, 在全省范围内形成网络化的开发结构。这种网络化的开发模式能够更好地促进商品、技术、劳动力、资本等资源的流动, 实现经济要素在空间上的有效整合, 缩小区域发展差距, 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第一, 继续推动沿沪宁线开发轴及沿江开发轴的发展, 构建有效的网络化经济空间结构。沿沪宁线开发轴及沿江开发轴分别是江苏省乃至全国重要的高新技术产业带及基础工业带, 沿轴线地区经济实力强大, 区域内各级轴线纵横交错, 有向网络化发展的趋势。网络开发是指依据空间一体化的一般规律, 网络布局必须注意加强节点与节点之间及节点与域面之间广泛的经济技术交流, 通过节点的发展促进域面的发展, 带动区域经济一体化, 特别是城乡一体化。综合网由点轴体系向外伸展, 可将发展机会传播到更多的地区, 生产要素的利用更加充分, 空间结构域产业结构将更趋合理, 网络开发是区域经济发展走向成熟阶段的标志。根据前面的分析, 以沪宁线和沿江为一级轴线, 且包含多条二、三级轴线的苏南地区符合网络开发的条件。应该继续坚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提高以沿江地区为主的基础工业的效益, 解决各地区之间产业同构问题, 加强合作, 减少竞争, 形成高效率的高新技术产业链, 覆盖点轴之间的腹地, 推动网络式经济空间结构的进程。

第二, 重点发挥南京作为交点城市的辐射作用, 带动周边地区发展, 填补经济洼地。南京位于江苏省西南部, 省内与扬州、镇江、常州的部分县市接壤, 省外毗邻安徽的滁州、马鞍山。然而南京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南京来说出现了经济上的洼地, 南京与省内经济发达的苏锡地区及上海相隔离, 这对于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来说是一个障碍。同时, 南京是省内沿沪宁线、沿江等轴线的交点城市, 地理位置重要。因此, 应该发挥南京作为大城市的辐射作用, 加强南京与周边地区的经济联系, 高淳县与溧水县撤县改区后, 南京作为单一行政单位的地理范围更大, 此举除了可以带动原本较为落后的高淳与溧水地区的经济发展, 还能更好地带动更大地理范围其他地区的发展, 辐射镇江、扬州及常州的溧阳等地, 甚至是安徽的滁州、马鞍山及苏北的淮安等地。南京及其周边地区的发展对于其所处的各条轴线至关重要, 对于苏南地区主要是带动轴线之间的腹地发展, 推动网络化进程, 对于苏中地区主要是增强沿江地区的经济实力, 发挥轴线的带动作用。

第三, 大力发展沿江轴线北岸地区及沿海轴线, 充分发挥南通作为交点城市的作用。江苏省是个沿江临海的省份, 然而江苏省的重心却在长江以南地区, 沿江临海的区位优势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沿江轴线的南北两岸无论在开发利用水平、产业总值等方面都有着一定的差距, 因此应该加强跨江联动, 突破行政区划的限制, 在产业园、基础设施、资源共享等方面实现区内无缝合作。同时, 调整区内各地区产业结构, 减少产业同构现象, 将沿江轴线打造成省内以至全国的具有代表性的协调性基础产业带。沿海轴线的开发对于江苏省经济空间结构具有重要意义, 该轴线连接南北, 包括连云港、盐城、南通3市及下属14个县及县级市, 应充分利用其沿海的区位优势, 发展沿海旅游、农产品加工等本土产业, 同时积极承接苏南及其他地区的产业转移。南通市作为沿江轴线和沿海轴线的交点城市, 地理位置优势明显, 同时临近上海, 近些年的发展较为迅速, 应充分利用其区位优势, 发挥其对沿江及沿海地区的带动作用。

第四, 加强沿东陇海线及大运河的轴线带动作用, 重点培养徐州及连云港作为苏北核心城市。沿东陇海线及沿大运河的内陆轴线一直以来轴线作用并不明显, 主要还是以各城市的节点模式为主, 因此在现阶段重点发展轴线上的核心节点徐州及连云港, 集聚经济资源达到一定规模后再期实现其辐射带动作用。徐州和连云港分别是沿东陇海线与沿大运河内陆轴线以及沿东陇海线与沿海轴线的交点城市, 一直是苏北地区经济较为发达地区, 是整个苏北经济空间结构中极为重要的两个节点, 实现沿东陇海线、沿大运河内陆轴线及沿海轴线的轴线开发必须以发展和壮大这两个节点地区为前提。

因此, 笔者认为, 江苏省经济空间结构的优化可以以两纵三横的开发为主, 同时重点发展各轴线的交点地区, 充分利用交点地区的区位优势, 扩大其辐射和带动作用, 从而实现各轴线之间的联动, 将各级轴线连接成整体上的网络式结构, 而在局部上针对各地区的经济空间结构类型形成不同的开发模式。

摘要：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是区域经济社会活动在空间上的反映, 对区域的经济空间结构进行研究和分析, 有助于比较直观地观察区域发展的不平衡问题, 并根据不同发展阶段的区域提出合理的优化建议, 实现经济空间结构的优化。以江苏省县域和城市的各项经济指标为基础, 并辅以arcgis空间分析工具, 可以观察到江苏省域经济空间结构的演变及出现的问题。江苏省近些年区域发展差异相对扩大, 经济重心南倾现象明显, 核心城市分布不合理, 针对这种差异与不合理, 苏南和苏中地区宜分别进行网络开发和点轴开发, 苏北地区则应进行节点开发, 而在整体上江苏省则呈现两纵三横的大网络开发模式。

关键词：经济空间结构,演变,优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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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栾贵勤.区域经济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8:168.

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研究 篇6

(一)场域理论

1.场域

“场域(Champ)”是19世纪中叶物理学使用的一个概念。20世纪60年代被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将其作为人类行为的一种概念模式发展成为社会心理学的主要理论之一。布迪厄指出:“我将一个场域定义为位置间客观关系的一网络或一个形构,这些位置是经过客观限定的。”［１］1其主要观点认为人的每一次行动,都是在行动所发生的场域范围之内进行的,并受其影响,所以场域不仅是物理环境范围,而且更包括场域内的他人行为因素以及与行动相关联的各种因素。也就是说,场域就个体而言是相对独立的,这种相对独立性成为其存在于社会空间区别于其他不同场域的标志和依据。

2.资本

每一个行动场域一旦建立形成,都会按照这次行动所需要遵循的逻辑规则去运行,参与的成员在遵循这一规则的基础上,要将自身的劳动作为资本(社会资源)在排他的基础上被这个场域里的行动者和群体所占有,这种成员的劳动(社会资源),被布迪厄称为“资本(capital)”。行动者所拥有的资本,一方面是其在场域中确立自己地位的砝码,另一方面在场域运行规则内发挥价值,成为本场域成果的组成部分。

布迪厄的资本概念,是借助于经济学资本的概念原意基础上,又赋予其新的内涵。这里所强调的资本,是行动者在场域内积累的劳动,是表现更为直接的物化的、具体化和肉身化的形式。

3.惯习

布迪厄的理论中与场域有着重要关联的另一个重要概念就是“惯习(habitus也译作 ‘习性’)”,惯习概念的提出,是布迪厄为超越主观与客观二元对立所做出的贡献。惯习是以自身个体来自于社会制度,是可以置换却相对稳定的知觉、评价和行动的分类图示构成的系统。正如布迪厄所说的:“惯习是社会性地体现在身体中的,我们提惯习,就是认为所谓个人,乃至私人,主观性,也是社会的,集体的。惯习就是一种社会化了的主观性。”惯习系统受社会因素制约,在不断变化中强化调整自己的结构,这就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简单延续传递的习惯,它是要不断将场域周围环境中新的因素纳入自身发展的系统中,从而构建和创造新的实践对象,并逐渐将积淀体内的社会性因素转化为实践中的一种操作行为和技能。

不难看出,场域和惯习在理论的层面上二者之间呈现出一种双向的互为作用关系。一方面,场域有着塑造惯习的能力,每一个惯习都必须遵循着自身场域规则运行,并逐渐成为这一场域中的固有属性;另一方面,惯习又反过来将场域构建成一个能够满足主体需要,具有创新性和能动性的新的系统或网络,成为行动者所投入的资本价值实现的感知世界,从而达到行动者与社会世界之间真正客观性的场域与主观性的惯习在本体论意义上的契合。

4.场域、资本和惯习三者的关系

布迪厄对三者的关系做了一个生动的比喻。他形象地将场域比作一个游戏,惯习和资本则是其中的两张王牌,参与这场游戏的行动者必须遵守两张王牌所规定的本质属性,因为这两张王牌决定了游戏的形式和结果。在这个场域游戏内,行动者能够施展某种形式的支配权,完全取决于他所拥有的资本数量。布迪厄通过这些表述,传达出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他对场域的系统阐释,最终目的在于为其反思社会学和实践理论提供了理论基石,通过对场域、资本和惯习这些范畴及关系的表象说明,找寻社会活动中的实践奥秘。

(二)旅游场域

旅游场域是由“旅游”和“场域”两个部分构成,是社会大场域中的“特色场域”。按照布迪厄的场域理论,社会分化的结果是以场域的多样化来表现的,而场域这种多样化就每一个场域而言是自主化的过程。旅游场域是有着旅游属性的网络空间(形式),旅游属性恰恰就是旅游场域摆脱其他场域限制和影响的自主化所表现出的旅游固有的本质。“旅游从表面看是一种社会经济现象,从深层上看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旅游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同时又是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和谐进步的一种社会文化力量”［２］。旅游学界就旅游属性和本质普遍达成共识认为“旅游的表象是经济,旅游的内涵和灵魂是文化,旅游的本质是体验”。

中俄旅游教育合作研究是旅游场域中的一个子场域,我们可以根据具体的研究,将这一场域界定在宏观、中观和微观的层次上。即在旅游场域宏观网络空间中,确定中俄旅游教育合作研究的中观网络空间,找准微观场域资本和惯习,使深入研究成为可能。

二、中俄旅游教育合作场域资本

(一)中俄政府

中俄旅游教育合作研究,必须有双方政府层面的政策支持。双方政府所拥有的资本在总量和结构上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在整个旅游场域中以宏观层面占据了绝对的支配地位,决定了在旅游场域中中俄旅游教育合作研究的走向和未来。

中俄两国作为友好邻邦,双方友好合作由来已久。仅从2010年至今,两国领导人的频频会晤,签署的合作条约成为战略合作的重要保证。两国间的旅游往来也成为中俄国家间战略合作的重要领域之一。两国旅游合作的快速升温以及所收到的成效,是在两国友好的外交关系下实现的。2010年9月27日,两国签署了《中俄关于全面深化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联合声明》,其中提出加强文化、旅游等领域的合作;2011年两国提议互办“旅游年”活动,将2012年定为“中国俄罗斯旅游年”和2013年“俄罗斯中国旅游年”。

从2012年至今,两国新任领导人习近平和普京在会晤中,都谈到办好“旅游年”和加强两国旅游合作的问题,并提出在2014年和2015年互办中俄青年友好交流年,重视青年交流,鼓励两国高校合作交往,增加互派留学生的名额等。

两国元首的频繁会晤和双方政府制定的外交政策,引领中俄关系全方位发展,强有力地推动了两国今后的务实合作、人文交流等项目的开展。

(二)中俄旅游合作活动、会议

１．“旅游年”

2012年和2013年中俄两国“旅游年”的举办,是两国旅游发展往来的重要里程碑事件。这是两国友好交往自政府到民众的盛事,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促进了两国旅游业的发展。特别指出的是中俄“旅游年”,将旅游业培育成中俄战略合作的新亮点,使旅游教育、边境旅游等领域进入常态化、务实化合作,标志着中俄旅游合作又上了一个新的层次。

2.中俄旅游合作论坛

中俄旅游合作论坛于2012年3月24日和2012年11月16日,分别在北京和上海举办了两届。会议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旅游局,俄罗斯联邦体育、旅游与青年政策部,俄罗斯联邦旅游署共同主办,是中俄旅游合作开展以来,最高级别的旅游专项会议。在首届会议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中俄旅游年组委会中方主席王岐山明确指出:“中俄双方应发挥各自优势,加强交流合作,把旅游业培育成中俄战略合作的新亮点。”俄罗斯副总理、中俄旅游年组委会俄方主席苏尔科夫说:“俄中两国可加强旅游宣传,完善便利旅游的签证政策,提升旅游专业人才水平,加强地方旅游合作,进一步开展青少年旅游交流项目,强化游客安全保障。”

在第二届中俄旅游合作论坛上,中国旅游协会教育分会会长段建国做了“深化中俄旅游教育合作,服务旅游发展”的发言。他强调“确立人才优先发展的地位,把旅游人才作为我国旅游业发展的第一资源已经成为业界的共识。这对旅游教育和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是旅游教育发展难得的机遇。”

俄罗斯国际旅游研究院旅游促进中心主任克里文措夫也做了“旅游教育培养与人才保证”的主题发言,其中提到:“俄罗斯国际旅游研究院的优势在于双学位教育模式,这种教育模式有助于培养有竞争力的专业化高素质旅游人才。”

这次会议特别强调双方应共同培养旅游人才,提高旅游业及酒店业专业人才的职业水平;推动旅游保险机构合作,为两国旅游者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

3.中俄旅游教育论坛

开设中俄旅游教育论坛,是由中国旅游局局长邵琪伟在2007年3月的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旅游分委会第四次会议上提议的,他建议由中俄两国旅游部门共同合作开设中俄旅游教育论坛,为双方在旅游教育领域的研究与合作搭建平台。

自2008年至2012年,中俄旅游教育论坛每年召开一次,先后在莫斯科、北京、索契、桂林和符拉迪沃斯托克举办五届,每一届会议都突出旅游教育领域中的一个主题,先后推出“旅游与教育:道路、问题与前景”、“应用型旅游人才培养的实践和经验”、“旅游人才培养的方法和途径、面临的主要问题”、“旅游教育:使命、责任和创新”和“中俄旅游教育———扩大中俄合作的新机遇”。

中俄旅游年、中俄旅游合作论坛和中俄旅游教育论坛,都是在双方政府的指导关怀下,由具体执行和研究部门为主要行动者推进的。合作和研究是旅游大场域范围下的子场域,是中俄旅游教育合作的中观层面,是一个网络和一个形式重新的构建和创新,拥有着自身独特的场域资本,由此所产生的竞争,在合理的中俄旅游合作的网络空间内,发挥自身资本的最大竞争力,使研究与合作上升一个新台阶走向深入。这对中俄旅游合作发展是极其有利的。

三、中俄旅游教育合作场域惯习的新构建和创新

(一)旅游学科定位

学界和业界都认为,旅游学科定位是旅游业、旅游教育发展的核心问题。目前,国际国内旅游业、旅游教育发展出现的问题,有很多因素,但直接原因与旅游学科定位不准确有着必然的联系。“学科的特征在于它不依赖于其他学科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反映在它的研究对象、语言系统和研究规范上”［３］。旅游的独立性取决于旅游的基本属性和本质特点。旅游的现象又是多元结构的,旅游学是一个具有与跨学科、多学科性质交叉的确认。“从跨学科、多学科性质来看,这个学科似乎已经具备了成为一个独立学科所应有的形态、结构和特征”［４］。以此构建旅游学科体系,应该是比较客观和有效的。

旅游学科定位重要在于学科体系的构建,“旅游学科这一综合性的社会人文科学应是独立的一级学科,不应该从属于管理学科或经济学科”［５］。曹诗图将旅游学科结构用图1表示,为我们提供了前期的研究思路和成果。

旅游学发展至今的“前范式”资本(经济和管理)惯习因素,在原有旅游场域中垄断着、遮蔽着其他资本(社会、文化、环境等)价值的发挥。导致旅游学科始终没有找准自己的定位和角色。所以旅游学科定位不解决,旅游将面临着来自多方面的严峻挑战和新的危机。这应该是今后中俄旅游教育合作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二)高端应用型人才培养

人才教育和培训是创造经济竞争优势的根本基础,经济实力的竞争实质上是人才质量的竞争,因而也是教育水平的竞争。

目前就旅游人才“供需关系”来看,旅游院校所培养的毕业生数量多,质量不高,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都存在着在本行业内难以找到理想职位或难以胜任职位的现象。旅游专业的毕业生,在社会任职和工作角色中,多数处于“尴尬”的境地,存在着“业不对职”的现象,尤其缺少高端应用型人才。这说明我们的旅游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存在问题,其根源在于旅游学科定位、旅游学科结构以及相对应的旅游课程体系都有着“经济学、管理学等前学科的范式和惯习”。健康的、合理的旅游场域的运行机制和网络空间,仅有经济和管理资本是不够的,增加文化、社会等资本因素是必需的,它们所具有的惯习因素,平衡着旅游场域各个资本间的有效竞争,促进旅游教育场域朝着健全方向发展。

对于高端应用型人才培养问题,中俄双方在旅游教育中,都将其作为今后人才培养的目标和方向,也将成为中俄旅游教育合作的又一个课题。

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研究 篇7

随着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各城市之间的联系不断加强,跨区域突发事件日益增多,多个区域之间的应急管理协作就显得十分重要。例如2005年11月的松花江沿岸区域水污染事件、2008年的南方冰雪灾害、“5.12”汶川大地震、三聚氰胺事件、2009年爆发的甲型H1N1流感疫情、台湾8.8水灾、2011年日本福岛核电站泄漏事故、2012年“7.21”北京暴雨水灾、强台风“苏拉”“达维”双登陆等。这些突发事件损失惨重,关键在于缺乏完善的监测监控和预测预警系统,如果能及早发现,及早进行分析预测,在早期进行预警发布,则可极大地减少伤亡和损失。

从以上案例,我们不难看到,这些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的失败,很大程度上都是缺乏有效的平台,跨区域的预警机制不健全,跨区域的联动不得力等一系列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构建跨区域应急联动平台,及时有效地整合各种资源,应对突发的灾难和事件,就显得十分迫切和必要。现在区域合作应急平台的作用越来越显现,跨区域的政府应急合作成为了当今处置突发事件的最重要的方式。

1.1政府应急管理的区域合作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

现代应急管理通常不是一个政府部门就能有效完成的,在很多情况下突发紧急或灾难事件的应对和处置涉及多个部门、多个管辖甚至整个社会,这对部门之间、地区之间的协作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建立健全适合中国国情的区域应急联动机制,既是完善公共安全管理机制的重要内容,也是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举措。建立应急联动响应机制,组织开展跨省区的应急联合演练,探索跨区域应急联动响应机制,提高跨区域应急救援和应急物资支持能力。一旦发生跨区域的重大突发事件,根据事发地省(区)应急办的请求,合作方在应急救援队伍、救援设备、应急救援物资、应急管理专家等方面给予支援。

我国2006年新近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应急管理工作的意见》把“推进国家应急平台体系建设”列为“加强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建设”的首要工作,明确指出“加快国务院应急平台建设, 完善有关专业应急平台功能,推进地方人民政府综合应急平台建设,形成连接各地区和各专业应急指挥机构、统一高效的应急平台体系”。应急平台建设成为应急管理的一项重要基础性工作。至今,我国部分省市两级已基本构建了联通上下级政府,横向连接各专业应急平台系统,提升了政府的应急管理能力。

1.2政府应急管理的电子政务平台组成

应急管理技术平台通常由信息资源平台、网络通讯平台、应急管理公共服务平台以及安全保障系统和运行系统组成。 基层政府机构在在搭建平台时,由于组织结构、人力资源、资金以及技术方面的限制,受到一定的制约。

电子政务借助信息与通信技术,把各级政府各类信息有机地整合,建立了一个基于信息技术和网络手段的互动系统。基层政府应急管理平台的架构完全可以基于电子政务平台,电子政务系统承载着政府与各界网络之间的信息沟通,使政府应急管理服务项目转向网络服务的模式。

2跨区域政府应急合作电子政务平台建设的现状与问题

区域应急管理合作十分紧迫。在政府应急管理的合作中,事实上已经进行了多年的实践探索。从省内、省际、国际三个层面着手,全方位加强应急管理区域合作与交流,应对区域突发事件能力不断提高。

2.1港澳台四地的政府应急合作交流

2007年粤港澳灰霾预警工作小组研讨会在广州市召开,三方交流了三地共建大气环境监测、城市污染检测等统一监测机制的经验与做法,形成了港澳气象部门天气预警预报的合作。2009年广东省卫生厅、香港卫生署和澳门卫生局签署《粤港澳三地应对甲型H1N1流感大流行应急合作备忘录》,确定粤港澳防治甲型H1N1流感专家小组名单,为三地联防联控甲型H1N1流感建立了更紧密、具可操作性的合作机制。

2.2珠三角地区应急管理区域合作机制的建设

2009年3月30日,珠三角地区9市应急管理合作联席会议第一次会议暨合作协议签字仪式在广州南沙区举行,9市应急管理办事机构签订合作协议,在《珠三角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实施的背景下全面开展应急管理方面的合作。2011年闽粤赣毗邻三市应急联动合作第一次联席会议暨粤东北六市应急联动合作第二次联席会议在梅州市举行,形成了粤东北六市应急管理区域联动合作机制。实践证明,9省(区)地域相邻,突发事件关联性强,加强应急管理区域合作对共同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和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为全国应急管理区域合作开了先河。

全国其它各地区政府跨区域合作也越来越多。2011年3月重庆市武隆县、 南川区,贵州省绥阳县、湄潭县、凤冈县、 务川县、道真县和正安县签署应急管理跨区域合作协议;2011年5月20日,我国首届黄渤海区域海上应急处置合作联席会议在大连召开,黄渤海沿线13个城市的会议代表参加会议并签署《黄渤海区域海上应急处置合作协议》,正式建立了我国黄渤海区域海上应急处置合作机制; 2011年8月,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六省政府应急办在咸宁签署《中部地区应急管理合作协议》,标志着中部6省应急合作机制正式建立;2011年9月29日, 2011年黄河中游4省(区)应急联动工作座谈会在陕西省西安市召开,陕、晋、蒙、 豫四省(区)政府有关领导及代表出席会议,审议通过并联合签署了《黄河中游四省(区)应急管理合作协议》。

2.3高风险领域的区域应急管理合作平台建设

2006年10月25日,辽宁中部七城市安监局长联席会上签订《辽宁中部城市群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合作协议》;2009年1月,长三角推进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联控机制建立;2010年7月,晋冀蒙6城市商务经济区域合作会议在呼市举行,会议上对晋冀蒙6城市跨区域应急救援机制建设进行了深入的探索;2010年12月,安徽、 江西、河南、湖南、湖北中部五省署合作协议构建区域警务一体化。

3跨区域政府应急合作电子政务平台的推进

当今政府区域合作电子政务平台建设还存在着不少问题:第一,平台目前的建设缓慢,层次低,达不到为处置突发事件服务的要求;第二,现在平台建设各自独立,共同的平台小;第三,平台合作机制单一,合作模式差;第四,平台的建设合作效率低,资源整合较差。

推进跨区域政府应急合作电子政务平台建设,应把握几个方向:第一,全国应强力统一应急平台建设;第二,加强区域平台力量的推进与动力机制的建设; 第三,着力加强对如气象领域、危险化学品领域、流域管理领域、卫生防疫领域等相邻领域的应急平台的完善;第四,云计算应急管理模式,云应急有助于实现异构信息无缝集成,有助于对应急资源信息的汇聚统一管理, 有助于对物理世界和网络世界的情景感知、分析和智能决策。云应急以应急管理流程为主线,随需调用各种应急资源,实现应急联动部门统一调度、 协同工作,共同向应急需求方提供灵活高效、及时的应急服务。

推进跨区域政府应急合作电子政务平台建设,当前最需要完善平台建设与跨区域的合作机制,制定突发事件状态下政府合作的具体规范,强化统一政府电子政务应急技术平台的建设,避免浪费。加强强调平台的日常合作模拟,防患于未然。 跨区域政府应急合作应加大应急系统建设投入,制定政府强制、引导与补偿政策,

全面整合跨区域应急平台建设。

摘要：在当今全球风险社会里,加强政府应急管理机制建设,有效应对各种突发事件,提升政府应急管理能力与水平,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政府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当今社会也正处于一个电子政务在全球蓬勃发展的时代,公共危机日益呈现出跨区域的特点。本文在分析了跨区域政府应急合作电子政务平台建设的需求和现存问题的基础上,从几个方面探讨了该平台的建设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