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主体(共11篇)
保护主体 篇1
摘要:当前,我国信息体系已初步形成,信用信息在一定范围内的使用,对保护信用主体(即:企业和个人)信息权益至关重要。如何规范信用信息公开,避免侵害信用信息主体的合法权益,本文将对比国外信息公开的经验展开论述,并提出对我国保护信用主体信息权益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信用信息,主体权益,维护
一、信用信息公开与信用主体权益保护存在的冲突及困难
1、信用信息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缺失
我国的《民法通则》、《刑法》、《民事诉讼法》、《公司法》、《合同法》、《担保法》、《票据法》、《商业银行法》、《企业破产法》、《物权法》等法律,都涉及到了信用问题,但对信用信息的开放,均没有明确的规定,对信用信息保护更显法律缺失。除《中华人民共和国身份证法》第六条第三款“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对因制作、发放、查验、扣押居民身份证而知悉的公民的个人信息,应当予以保密”的规定外,目前没有任何直接对企业和个人信息保护的全国性法律法规。在个人征信业务中,对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仅有2005年中国人民银行颁布施行的《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管理暂行办法》,从授权查询、限定用途、保障安全、查询记录、违规处罚等几方面对信用信息主体权益予以保护。从实际情况来看,对信用主体的信用信息保护还没形成法律层面上的严格要求。
2、信用信息征集、使用、提供不规范,容易造成侵权行为
目前,企业及个人征信系统对信用信息征集范围没有确定,信用信息征集存在一定的随意性,不够严谨。信用信息征集范围缺乏法律法规加以明确规定,各地征信管理部门在征集企业及个人征信信息时,除银行信贷数据由金融机构直接报送外,其他非银行信息的采集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统一要求,各地收集的非银行征信数据内容和质量参差不齐。
3、社会征信业管理职能不明确造成征信管理政出多门,对信息主体的保护难以有效施行
目前,《征信管理条例》尚未正式出台,因此,对社会征信业管理的职能也没有明确由哪个部门负责,造成征信管理出现行业与地区各有征信管理系统的混乱情况,如目前人民银行有企业及个人征信系统,税务、工商、建设等行业也建立了本行业的信息系统,各自为营,互不共享,缺乏统筹考虑,不能协调一致,可以说是政出多门,各行业都尽力想收集更多信用信息,因此,对信息主体的权益保护也就成为空谈。
4、信用主体相对于征信管理部门在征信活动中权利缺失,缺乏保护
目前,我国信用信息征集程序方面规定不完善,在信用信息征集过程中,信息主体的信息基本是在未告知或告知不充分的情况下被纳入数据库的,相关信用主体并没有事前被通知或征求意见,对于数据采集后形成的有关的信用信息,被征集数据的企业或个人除非进行专门的信用信息查询,否则将无从知道自身信息已被征信系统入库。同时,在自身负面信息被采集后,信息主体如果没有使用到信用信息的行为,将长期不知自己信用已属“不良”的信用状况。此外,企业及个人征信系统对负面信用信息的保留期限没有规定,按目前的情况,一旦产生不良信息将终生受累,对信用主体的生活和发展带来不好的影响。
5、信用信息来源分散,难以对信息主体实施有效保护
从信用信息来源看,在当前的征信体系中,企业及个人征信系统信息的主要来源基本来自银行机构的信贷数据,并以信贷偿还情况作为判断企业及个人信用情况的主要依据。除银行外,其他信用信息提供的渠道主要是工商、税务、海关、环保等政府部门及住房公积金、供水、供电等社会公共事业部门,在当前我国征信体系尚处于探索和建设阶段的情况下,各地征信管理部门收集企业及个人信用信息的方式和渠道均不相一致,造成信用信息来源相对分散,没有统一的标准对信息主体实施权益保护。
6、征信市场混乱,企业及个人信息面临被滥用的危险
信用专业机构由于无法得到法律法规支持的信用信息采集渠道、在收集、加工、使用等环节杂乱无序,为争取更多的信息,采用不正当手段进行恶意采集,对企业及个人的信息安全造成严重的威胁。
7、个人异议过程周期长,不利于维护信用主体权益
当信息主体对信用报告产生异议时,从提出书面申请到完成异议周期长,环节多,且异议人对处理流程无法及时知晓,遇重要事项时,异议处理未能及时办理并纠正可能给信息主体带来不良后果。
二、国外信用信息公开与企业、个人权益保护的经验借鉴
1、通过立法保障信用信息源的准确和公正
许多国家都立法对提供不准确信用信息的行为进行制裁,并赋予被征信人的异议权和更改权,如美国《公平信用报告法》中的规定是对准确性提出异议和解决的程序:如果信息主体对其档案中任何信息的完整性和准确性提出异议,且信息主体将该异议直接通知该机构,该机构必须自接到该通知之日起30日内免费进行重新调查,并将此及时通知所有相关异议信息的提供者,不准确信息必须被纠正或删除。此项权利的规定,一方面对征信机构信息的准确性起到监督作用,另一方面赋予信息主体维护自己合法利益的权利。欧盟《数据保护指南》要求欧盟的每个成员国都要制定管理“个人数据处理”的法律,以保证个人有权使用并有机会更正它们被处理的信息。美国和欧盟的有关规定,都是从法律的角度对信息的完整性和准确性保护作出规定。
2、确保信用信息使用的目的符合法律规定
先进国家法律一般都有明确规定征信机构只能为一个或多个特定或合法的目的使用信息,因此法律对个人信用信息的使用范围都作出了明确的限制。例如,美国《公平信用报告法》规定,信用报告可允许的用途包括:在有权作出裁定的法院作出裁定时,或在联邦大陪审团按程序发出传票的情况下;为雇佣目的使用的;在并非由信息主体提议而进行信用或保险交易时;为进行联邦调查时;与合法业务需要有关。如非以上目的且未经信息主体同意而取得信用报告属违法行为,将被处以1年以下徒刑并处以5000美元的罚款。欧盟《数据保护指南》除了限制信息使用范围之外,甚至还要求成员国必须建立相应法律,禁止个人信息流向缺乏充分的信息保护水平的非成员国家。
三、对我国保护企业、个人信用信息权益的建议
1、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维护信用主体权益
当前企业及个人信用信息权益保护不到位的主要原因是法律缺失,因此有必要及早建立信用信息相关法律制度,维护企业及个人信息主体法律权益,重点要解决好信息保护和信用信息披露之间的关系。目前,我国正在研究出台《征信管理条例》,应充分利用这个契机,全面考虑保护企业及个人信息权益的问题,正确处理好信息保护和披露使用的关系,清晰界定信用信息的披露范围,按照同意披露、强制披露、有限披露的不同情况加以区别对待,并在其范围内严格保护,维护信用主体的合法权益。
2、明确社会征信业管理部门,规范征信市场
目前由于体制上的原因,社会征信业出现管理分散、各自为政的现象,如不及时纠正,统一管理部门,将给我国的社会信用建设带来不利后果。因此,建议在《征信管理条例》中明确社会征信业的管理部门,如由人民银行履行社会征信业管理职责,负责信用信息政策和发展规划的制定,协调有关政府部门开放数据,实施信息共享,规范征信市场,监管征信行业,促进我国信用建设工作健康发展。
3、制订信用信息采集、处理和加工标准
目前我国缺乏信用信息采集的技术标准和基本的服务规范,极大地影响着信用行业实现信用信息采集、处理和报告的自动化,也制约了行业整体服务水平的提高。针对这个问题,应尽快参照国际经验并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制订信用信息采集、处理和加工标准。
4、继续推动征信标准化和制度化建设
目前人民银行正积极推动非银行信息的采集工作,已和多个政府部门达成了信息共享协议。但这种合作仅停留在部门之间的协作上,没能产生法律层面上的威摄力和强制力,在协调机制不畅的情况下,这种合作将不具持久性,很容易被人为或外部环境的变化所破坏。因此,为实现各级、各类数据交换平台与征信系统的互联互通、信息共享,保障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采集和信息主体的权益保护,迫切需要加快推动信用信息标准化和制度化工作。
5、加强各行业各地区之间的信息共享,建立全国统一信息平台
目前,各行业管理部门在其职责范围内,掌握了管理对象大量信息,但由于行业不同及管理部门不同,许多企业及个人的信用信息分散在各个部门和各个行业之中,这些部门建立的信用数据系统,如人民银行的企业及个人信用信息系统、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企业注册和年检信息、税务部门的企业纳税信息、法院的诉讼记录等都相互封闭,无法共享。因此,有必要对这些信用信息系统进行整合使用,同时对隐私权保护做出明确的规定,以保护信用主体的合法权益。
6、建立健全企业、个人信用信息利用的保护原则
一是要明确企业及个人对信用信息和隐私的私有产权,拥有对信用信息的支配权,可以就其利用的方式、程度等做出选择;二是要维护信息主体的同意权,收集企业及个人信息必须要征得信息主体的同意。
7、提高异议处理效率
针对当前征信异议处理速度缓慢,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应进一步改进异议流程,简化异议环节,提高异议效率,合理保护信息主体权益。
保护主体 篇2
旅游开发与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的主体
随着西部地区民族旅游业的发展,民族传统文化的`衰退和变迁问题日益突显.文章就保护民族传统文化,从保护的意义、对象、主体及动力四个方面进行了探讨.
作 者:马晓京 作者单位:中南民族大学,湖北,武汉,430000刊 名:青海民族研究(社会科学版) PKU英文刊名:NATIONALITIES RESEARCH IN QINGHAI年,卷(期):14(1)分类号:G05关键词:旅游业 民族 传统文化 保护 主体
保护主体 篇3
【关键词】金融消费者;监管主体;权益保护
随着混业经营趋势与金融创新的步伐逐渐加快,金融产品和服务界限慢慢的融合模糊,各个金融产品的复杂性、风险性也越来越明显了,尤其是在金融市场上,出现了垄断、操控市场,过度的投机、散播谣言虚假信息等侵犯金融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在现在金融监管改革中,各监管部门之间存在的监管盲区与冲突得到了改变,让金融消费者在市场中受到很好地保护。
一、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主体的现状
随着金融体制的改革,我国已经实现了金融消费者的保护监管与金融审慎监管的分类,但是监管主体设置的分离还没有实现。金融消费者保护部门是由金融审慎监管机构内部形成的,从这个角度看,我国的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主体仍然属于合署型主体设置。
二、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存在的问题
我国存在一定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律,一些机构也做到了对金融消费者进行保护的职责,但是与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要求和国际上相比较,在立法、监管模式等方面,我国都有很大的差距,还欠缺许多的经验与不足。
1.金融消费者保护立法缺位
在我国,金融消费者没有专门的立法,更没有完善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律的制度。在消费者保护的立法中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它主要用于实体的商品经济,没有对虚拟经济中的金融消费特点设计,知识对一般的商品消费服务中的消费者权利保护的专门法律。所以,在实践中,金融消费者都没能享受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所拥有的权利,也不能依据这个法制寻求救济。在金融消费者保护中,缺少专门立法,使消费者应享有的知情权、隐私权、公平交易权等权利都得不到相应的享受,对消费者的保护程度也非常的低。
2.缺乏独立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
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法规中,各質监部门和消费者协会,都要对金融消费者权益进行保护。但是金融产品和服务与一般的服务相比较更加的具有复杂性和专业性,不具备金融专业知识和监管技能,对金融机构没有监管职权。由于金融协会的宗旨决定了本身行业的利益才是工作的重心,不算完整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很难保护金融消费者的权益。
3.缺乏金融消费者全力救济的途径
金融机构对工作认识不清晰,动力不足,没有建立完善的消费者投诉受理与处理机构,对消费者投诉的调查和处理应对等制度保障不到位,不能为金融消费者提供一个有效的全力救济平台,对金融消费者起不到保护作用。
三、完善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主体设置
对于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主体设置中的问题,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改变我国现在的保护监管主体制度,建立独立综合的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机构。
1.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主体的改变,是一项系统的工程。由于我国金融分页监管的完成,在短时间内快速的建立独立综合的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主体还缺少一定的基础。从实际情况来看,可以对比较分散的消费者保护监管主体进行分段的整合。在监管部门的基础上,把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作为专门的协调机构,对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统筹协调,建立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定期的交流。这样既可以满足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的主体需求,又不会给目前的分业监管造成很大的冲击。
2.把金融消费者保护列入到监管目标。金融消费者保护不仅是维护个人的利益,也是预防金融的风险与稳定的需求。金融监管包括维护金融机构的稳定、安全性,还包括维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所以,我国要汲取各国的丰富经验,建立新的金融管理体系,把金融消费者保护和金融审慎监管作为监管目标,努力做到二者重叠,逐渐的确立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与金融审慎管理相结合的监管体制。
3.建立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协调机制。监管协调机制是构建监管资源有效利用和提高效率的基础。当金融消费者保护在不同的机构监管下,要对监管部门更详细的划分。建立“一行三会”的协调机构,避免重复的监管,为金融消费者提供一个更好的使用权力的空间。
4.制定金融消费者保护法规,明确金融消费者的概念、权利、金融机构、使用的权利与义务、权益保护范围、监管措施等,为金融消费者保护提供一个有效的法律保障。
5.划分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的界线。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主体的覆盖范围非常的广泛,在各个监管机构都成立金融消费者保护部门下,要建立一个清晰明了的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的构架,合理的划分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的界线。
6.完善技能消费者教育制度。把金融机构与监管机构等组织都放到教育网络中,通过电视、网络等途径对消费者进行教育,使其对金融知识有个深入的了解,增强消费者的风险防范意识。
四、结束语
在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主体中,加强金融消费者保护部门的资源配置建设,实现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部门的专业化,形成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职能的专业优势。为金融消费者建立一个保护平台,让消费者可以更好的使用自身的权利。改善我国的消费环境,推动我国金融企业快速、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李琳.对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监管主体问题探讨[D].西南财经大学,2013.[2]赵锋.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主体研究[J]. 金融发展研究,2013.[3]宋晨晨,叶蜀君. 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主体设置研究[J].生产力研究,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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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趋势下的信息保护主体责任 篇4
相关部门启动电信诈骗清查运动, 一时间颇受好评, 公安部网站专门开设的“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栏目, 自9月份以来更新速度明显加快, 主要以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等官方媒体言论为主 (3) 。不过这种以“阵风式”见长的“常规”打击运动究竟能取得多大成效, 还需时日以待验证, 毕竟大多数普通民众已饱受电信骚扰之苦, 此次清查之严之快不过是因为“闹出人命了”。而另一方面, 抛开美国社交媒体影响之广不说, 相比国内动辄每天十余个诈骗电话, 区区三封要求删除差评的邮件就能引起轩然大波, 亚马逊平台的政策调整也随即而来, 至少部分卖家也不能再无视平台的政策底线, 以免丢了生意。在两个案例中, 电信诈骗涉及的信息保护责任主要在政府部门, 而在平台交易事件中的信息保护主体则由交易平台即亚马逊承担, 市场主体的反映明显好于政府主体的行动。
本文列举亚马逊事件并不是为了强调平台用户信息的安全保障存在哪些问题, 而是说明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 个人信息的留痕不可避免。比如淘宝、余额宝等支付宝用户的身份信息、联系方式都在阿里巴巴的数据库里;比如微信、QQ等用户的相册视频、游戏记录都储存在腾讯公司的服务器里。《个人信息保护法》尚未出台, 仅靠《征信管理条例》来制约个人信用, 在大数据时代略显单薄, 以至于民众都把信息泄露的问题直接归责于政府部门。在企业层面, 民众多苛责电信企业和银行无能, 但到了政府层面, 通信部门、公安部门、人民银行、银监会、教育部门、社会保障部门、人力资源部门、工商管理部门、房产登记部门等所有可能涉及个人信息保护的单位都会被指责一番。一方面是由于历来“九龙治水”的行政毛病, 一方面也凸显了行政主体在信息保护层面各自为政、不互通也不专业的问题。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之下, 市场主体保护自己的客户资源都来不及, 更谈不上主动泄露客户信息, 除此之外还有商业秘密保护、竞业禁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等法律法规及行业规范进行约束, 内因外因都在替市场主体反泄露客户信息。把个人信息保护的主体责任细分行业交给各自的市场主体去妥善保管, 出现问题即可对应查找责任主体, 何乐而不为?毕竟出现问题的是企业, 就像亚马逊、阿里巴巴、腾讯处理卖家问题, 违规就关店, 事关生计, 比处理手抄客户信息再低价出售的前银行职员 (4) 来得更为直接。
在市场经济背景下, 人们往往希望依赖于强大有力的“政府之手”来保护公众信息、维护市场秩序。黑格尔曾把市场流通描述为一个道德中立领域, 个人在这个领域里策略性地追逐私人利益 (5) 。这也形象地说明了在市场经济环境中, 法律逐渐取代道德成为公众心目中的精神权威, 道德的权威性与约束力则退居次要地位。“政府之手”具备被动性与功利性的双重性质, 尤其国内相关部门对“严打”、“专项行动”、“突击检查”等执法方式的使用, 形成具备中国特色以个别事件为导向的“运动式执法”的循环圈。近年来多有在党建读物的倡导下提倡“建立长效机制”, 但就电信诈骗事件来看, 个人信息的泄露和电信骚扰仍在继续, 追责不明, 执法个案往往只有象征性意义, 即使是声势浩大的所谓“严打”, 也很少会出现跨年度的情况。不少社会热点逐渐变成“断头新闻”, 年年“运动”变成对有限资源的浪费, 还可能进一步破坏“政府之手”的公信力。
大数据趋势下, 法律的滞后性和行政行为的被动性都对“政府之手”提出了更高的考验。然而, 市场却给出了更为积极的信号。随着“互联网+”概念的深入, 不少地方政府已经开始将市民卡数据与支付宝、微信等大数据平台联网, 在共享客户数据的同时打造城市信息数据基础。在阿里巴巴公司所在地, 杭州市公共信息平台已上线, 并实现与阿里网络的信用体系数据对接。《杭州市社会法人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管理办法》和《杭州市自然人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管理办法》也已陆续出台, 杭州市民卡成为“诚信卡”, 内置个人信用信息, 居民可仅通过市民卡实现贷款理财等金融信用服务。在市场主体看来, 客户信息是决定经营胜负的关键因素之一, 客户资源所蕴含的价值远不止倒手一卖这么一趟, 比如许多金融行业的机构合作合同在商业秘密之外还加上了客户信息隔离条款, 避免出现同行恶性竞争。在市场主体眼里, 客户信息不仅是关键的商业资源, 更是必须加强保护的重要数据。
“政府之手”应当适当发挥作用, 通过树立个案典型, 有助于在幅员辽阔国情复杂的国度进行法律宣传和防范违法犯罪行为。但是, “政府之手”总会有缝隙, 既然已经积累了大量大数据平台, 不如加以利用。“政府之手”继续完善自身的相关立法、执法、司法权责, 通过政府授权、行政委托、政府采购等合法形式将部分商业性数据信息交由大数据平台打理。出现问题时首先由数据平台与用户通过民事司法途径解决, 上升至刑事案件时才需要“政府之手”及时介入。这样, 在信息数据保护的主体责任上, “政府之手”与市场平台各司其职, 法律责任清晰, 各方在处理信息纠纷时更容易达成共识。同时, 信息技术壁垒交由市场解决, 政府负责监督, 也可以说是回归本位的做法。
摘要:电信诈骗案件和信息泄露密不可分, 典型个案推动政府开展各种“严打”“专案”清查活动。在政府资源有限、案件屡禁不止的情况下, 可以借由市场的途径化解部分数据信息纠纷, 缕清各方职责, 回归本位。
关键词:电信诈骗,主体责任,大数据平台
注释
1 参考《行业“内鬼”充当帮凶“九条专线”倒卖信息---跨25省区市特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调查》, 新华社记者范春生于力, 《人民日报》 (2016年10月11日11版)
2 参考《美国买家给差评遭中国商家邮件轰炸:给了一星写了八百字评价》, 澎湃新闻网, 2016-07-12, http://www.thepaper.cn/news Detail_forward_1497035, 2016-10-11查询。《注意!即日起亚马逊禁止卖家用免费产品或折扣换取review》, 雨果网, 2016-10-04, http://www.cifnews.com/article/22501, 2016-10-11查询。
3 参考公安部网站“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专栏”, 2016-10-12查询, 网址http://www.mps.go v.cn/n2255079/n4876594/n5104076/index.html。
4 参考《银行职员手抄储户信息每条50卖同行被加价再售》, 2016-09-19, 来源:澎湃新闻、中国青年网, http://news.youth.cn/sh/201609/t20160919_8669573.htm, 2016-10-12查询。
保护主体 篇5
互联网金融:大数据时代下的金融模式
金融服务业是世界上数据信息最为密集的行业之一,深入了解和分析大数据信息,已成为金融机构在竞争中保持优势地位的制胜法宝。互联网金融的兴起及其竞争优势的逐步凸显,正是基于信息收集、数据处理和数据分析的优势。
通过互联网开展业务,可以获取客户交易行为所形成的大量交易信息,包括交易记录、消费习惯、用户身份信息、账户信息、资金信息等。有数据显示,2012年全球产生2.4ZB的信息数据,相当于3Trillion(万亿)的DVD,到2020年,数据还将增加14倍,达到40ZB。尤其是进入Web2.0时代后,智能终端用户的爆发式发展,将使信息量呈几何级数增长。如果基于这些信息数据深度挖掘,就有可能从大数据中分析出信息主体的行为习惯、信用情况,从而催生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契机。
目前,阿里巴巴、腾讯等互联网巨头纷纷进军金融领域,共同特点都是依赖于碎片化信息组合,即根据大量的碎片化信息做产品信息的挖掘和产品推导,并从中挖掘商机,推广更多的金融产品,创新更多的金融服务方式。比如,阿里小贷利用阿里巴巴B2B、淘宝、支付宝等电子商务平台上客户所积累的信用数据及行为数据,引入网络数据模型和在线视频资信调查模式,将客户在电子商务网络平台上的行为数据衍生为企业和个人的信用评价,向这些通常无法在传统金融渠道获得贷款的弱势群体批量发放“金额小、期限短、随借随还”的小额贷款。
互联网金融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2013年8月14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的若干意见,明确推动互联网金融创新,规范互联网金融服务,进一步将互联网金融推向了高潮,这对于颠覆了传统金融模式的互联网金融来说,无疑会在促进产业转型、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用户对网络的粘性越来越强,用户基数越来越大,第三方支付平台交易量、虚拟货币的发行和流通量越来越大,再加上互联网金融的市场交易成本低、信息不对称性小等优势,也都为未来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基础。
首先,互联网金融能够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具备明显的成本优势。传统的金融模式下,会产生诸如贷款信息收集成本、银行与客户签约成本、客户信用等级评价成本、贷后风险管理成本以及坏账处理成本之类的市场交易成本。在互联网金融模式下,供求双方依赖互联网和移动通信网络进行联系和沟通,并可实现多对多交易,客户信用等级的评级以及风险管理则主要通过数据分析来完成,既降低了数据收集整理的成本与信用等级评价成本,也降低了物理与人工成本。
其次,互联网金融间接促进信用数据的积累和信用体系的建设,能降低信息不对称,有效促进小微金融等领域的发展,挖掘出新模式与新市场。在互联网金融模式下,交易双方之间信息沟通充分、交易透明,定价完全市场化,风险管理和信用评级完全数据化,一定程度上颠覆了银企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最后,互联网金融加速金融脱媒,金融脱媒又反过来促进互联网金融的进一步发展。金融脱媒是指在金融管制的情况下,资金供给绕开商业银行体系,直接输送给需求方和融资者,完成资金的体外循环。互联网金融中大量电商、第三方支付机构的涌现和崛起,大大加速了金融脱媒。金融脱媒冲击了商业银行传统的价值创造和价值实现方式,催生了广大网络用户的新需求,使商业银行的支付中介功能逐渐弱化,促进互联网金融的进一步发展。如信用支付、移动支付、手机银行、P2P网贷、众筹、虚拟货币等形式的层出不穷已显现出对传统商业银行的替代效应。
发展互联网金融亟需加强个人信息主体权益的保护
在大数据运用带来巨大利益的驱使下,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也会造成无孔不入的信息收集行为,严重危害到个人信息主体的合法权益。如今,个人信息泄密、身份资料被盗、安全遭到威胁、钓鱼网站泛滥等网络个人信息安全矛盾越来越普遍,在2012年十大网络信息泄密事件中就属电商银行最多,如京东、雅虎、Linkedin和安卓论坛累计超过800万的用户信息泄密,亚马逊旗下美国电子商务网站2400万用户的电子邮件和密码之类的信息被窃取等。
个人信息泄露会导致银行卡盗刷、诈骗、勒索甚至威胁人身安全的事件发生频率增高,让人心有余悸。报告显示,2012年我国有84.8%的网民遇到过网络信息安全事件,总数达4.56亿人次,包括个人资料泄露、网购支付不安全等。在这些网民中,遭受不同形式损失的占77.7%,产生经济损失的占7.7%。此类现象很大程度上会导致网络用户对网络的不信任,信任的匮乏将会成为制约互联网金融健康、快速发展的“瓶颈”因素。
保护主体 篇6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耕地保护中发挥重要作用
1.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可以减少水土流失, 培肥地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业生产的专业化程度高, 对土地肥力更为重视, 如西部地区气候干旱, 土地贫瘠, 风沙较大, 种植大户、农业公司等在秋天收割后, 会播撒小麦种子防止水土流失, 春天通过深耕将麦苗翻到地里作为绿肥, 从而减少化肥的使用。农户的小规模分散经营效益低, 认为这种培肥地力的方式成本太高, 一般不采用绿肥, 冬天收割后将土地裸露在田野里, 水土流失较快;春天播种时通过加大化肥使用量提高产量, 容易造成土壤板结。
2.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可以长期保护耕地, 解决耕地无人种的现象。根据调查样本分析, 在农村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民年龄超过45岁的约占50%以上, 也即再过10年, 耕地老龄化趋势更加明显, 将出现耕地无人种的现象。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通过租入土地, 提高农业生产的组织化程度, 实行规模化、集约化、机械化、信息化经营, 既可以解决外出务工人员的土地撂荒和粗放经营问题, 提高土地利用率, 保护耕地;也可以提高农村老无所依的老年人的生活水平, 减少劳动强度。
3.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可以提高土地利用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既有家庭农场、种养殖大户、合作组织, 也有农牧业公司、农机服务队等。对适宜耕种的土地, 会增加科技投入, 选择最优的种养殖气候、土壤、温湿度、生态环境等, 休耕、轮作、套种农作物或拓展林下高效生态种养殖, 发展循环经济。采用和培育优良品种, 实现高产、机械作业等, 实施精准农业。对于不适宜耕种的土地, 会通过测土配肥, 提高地力, 改良土壤, 实现耕地保护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4.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可提升土地质量, 增加土地数量。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很多都是具有丰富经验的种植大户, 或具有较高种养殖技术的科技人才。将种植业的果实或秸秆作为饲料, 增加畜牧业的养殖数量;同时将养殖业的粪便做成有机肥, 提高地力, 增加产量, 实现循环经济。这样既有利于高产农田的有效利用, 又能改善中低产田地力, 有效利用废弃荒地, 达到土地资源利用最大化。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路径选择
1.加快农村集体土地确权进程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 是依据《物权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土地管理法》等法律规定, 由县 (区、市) 农村土地承包管理部门对家庭农户承包土地的地块、面积、空间位置等信息及变动情况记载于登记簿,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权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 明确农民对承包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财产权, 具有排他性, 可以流转, 也可以抵押贷款。加快农村集体土地确权, 不仅可以满足农民的土地财产权收益需要, 还可以通过土地流转有效配置土地资源, 充分发挥土地的功能。
2.制定促进土地流转的优惠政策
土地确权初期, 农民认为地是自己的, 害怕失去土地, 不愿意出租, 但是土地收益少的事实使得农民不得不粗放经营土地, 因此首先要整合土地资源, 量化农民的土地财产权, 制定《农村产权管理交易办法》, 完善土地监管机制。其次, 通过加大土地流转宣传力度, 制定土地流转的优惠政策, 对流转土地经营权的农民实施财政奖补, 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签订正规的土地流转合同, 可以解除农民后顾之忧。第三, 安排专项资金, 对土地规模流转村集体和规模经营主体分别给予资金奖励, 调动土地规模流转的积极性。第四, 对引进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施评估和监督机制, 避免破坏耕地和拖欠农民土地租金, 出现新一轮的“圈地运动”。
3.提升农业科技创新服务水平
长期以来小农户的分散经营使得我国农业科技推广缓慢, 制约了现代农业的发展进程。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可以与高校和科研院所合作进行农业生产的共性技术和关键技术集成研发, 采用现代化农业生产设施从事科学种养殖, 吸纳先进的科学技术防治病虫害、治理土壤污染, 以农牧业生产的提质、增效、升级为核心, 通过政策引导和金融支持, 建立标准化、规范化、专业化的现代农牧业生产基地, 并辐射带动周边农民共同参与农业科技创新, 保护耕地, 实现农业的产业化经营和科学技术协同发展, 推动农业生产方式转变, 推进农业转型升级, 提高农业的科技含量。
4.加大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力度
在调查中, 农民根据自己的信用评级确定出租土地意愿, 农民信用评级的衡量标准是保护耕地和增加收入。首先对政府和科研院所的信用评级最高, 最愿意将土地长期出租给政府做绿化林带, 或者出租给科研院所做试验田, 这样不用担心改变承包地用途, 还能获得稳定租金, 降低交易成本。然而, 这种情况毕竟是少数。其次, 农民愿意将土地出租给资金雄厚的农业公司或龙头企业, 如果出租给农业公司, 土地租金大约在1200元/亩, 也有些距离城市较近地区的农民向龙头企业索要2000-2500元/亩的土地租金, 相当于工业用地价格, 但是土地流转合同规定不能改变土地用途。除了上述两项外, 农民出租土地的选择依次为:土地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种植大户。因此, 加大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力度可以有效保护耕地。
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对策建议
1.做大做强农业公司和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 整合市场资源, 以基地为依托, 市场为导向, 延长产业链条, 发展一批“农业公司 (龙头企业) +农民合作社+农产品生产基地+农户”为主要形式的产加销一体化综合体, 发挥农业公司和龙头企业的带动示范作用, 发展链条经济。
2.规范土地股份合作社, 给予相应的资金、技术和信息支持。农户将承包地的经营权委托入股到土地合作社, 合作社对分散土地统一整理、集中连片后, 流转给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营;也可以由自己经营, 发展科技含量高、市场竞争力强的标准化规模种养殖, 生产优质安全的特色农产品。
3.根据农民的特长和技术, 培育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家庭农场或专业种养植大户, 以扩量、提质、增效为重点, 实行财政奖励、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贴息等办法解决资金问题, 通过和科研院所、大中院校联合解决种养殖的技术问题, 通过政府部门提供信息服务, 发展适度规模种养殖。
保护主体 篇7
根据2014 年新《消法》的制度设计,将来出现大规模消费侵权案件时,消费者协会能以原告的身份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消费者协会是形式意义上、法律意义上的原告,受到不法侵害的消费者则是实质意义上、经济意义上的原告。消费者协会本质上是消费者的法定代理人,但无需消费者出资聘请律师,也不需要亲自出庭,只是需要证明自己受到了损害,并告知相关的个人信息就可以正常的生活,分享胜诉利益,实现零成本维权梦想。
中国《民诉法》修改顺应时代的发展趋势,明确了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在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并损坏社会公共利益时,有资格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民诉法》没有明确指出哪些机关和组织能提起公益诉讼,在现行的司法环境下,法院受理此类案件时很可能出现混乱状态。公益诉求不断出现,法院受理缺乏明确依据,这一矛盾会对法院工作形成一定的冲击。进一步明确主体资格,成为多方共识。
一、法律规定的机关
《消法》中关于公益诉讼原告的规定没有法律规定的机关,但是从立法的层次上来看,虽然它同《民诉法》都属与法律这一位阶,但立法权限划分和立法程序还是存在差别。3《民诉法》是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消法》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一般法律,基于此,基本法律效力高于一般法律。4《民诉法》对消费者权益保护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作了概括性、指导性规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作为特定领域专门立法,公益诉讼制度由单行法规定。现行《消法》的公益诉讼主体没有法律规定的机关,不仅无法与《民诉法》的公益诉讼制度相衔接,更不能质疑法律规定的机关享有消费者权益保护公益诉讼中的原告资格。
《民诉法》没有明确指出法律规定机关是哪个机关,但国家负有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职责,可以通过行政执法的方式,对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加以制约,例如工商管理机关查处假冒伪劣商品。行政执法手段不能满足对消费者权益的完善保护的要求,还可以通过司法途径,提起消费者权益保护公益诉讼,通过判决制止经营者的不法行为。中国并没有设立专门行政机关保护消费者权益。《消法》第四章的规定体现了国家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明确了各级政府责任,负有落实消费维权工作的职责,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行政机关,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也应履行相应的职责。
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为例,经过多年的发展,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内部,专司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部门得以建立和发展,规章制度和具体措施办法相继出台并在不断完善中,行政执法职能更加明确。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受理消费者申诉,调解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争议,查处经营者的违法行为。因此工商部门有职责保护消费者权益,可以作为法律规定机关代表众多消费者对不法行为提起诉讼。
同时有学者认为检察机关是适合代表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诉讼主体,在对消费者权益保护公益诉讼具体制度进行安排时,可赋予检察机关原告资格。
首先,中国宪法赋予了检察机关提起消费者权益保护公益诉讼有法律基础,1《民诉法》第14 条也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这些可以看作是检察机关获得的参与公益诉讼的概括性授权。检察机关自产生以来,就负有监督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职责,有效的维护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其次,检察机关拥有遍布全国的申诉控告网络,及时收集和受理侵害公共利益的案件具有自身优势,加之检察工作人员有常年的办案经验,工作能力强,可以正确把握和收集相关证据,获得了较高的社会认同,具有良好的诉讼主体资格优势。最后,有由检察机关提起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案件,并不违背诉讼法理,还符合国际惯例。在德国,检察机关可作为国家和社会利益的代表,根据公益原则,在诉讼中享有广泛的参与权。在美国,联邦总检察长可因国家利益的需要,介入一切民事诉讼案件,对任何涉及国家利益的民事案件追究责任。法国的《新民事诉讼法典》也有类似规定。2
二、有关组织
按照民事诉讼法对消费者权益保护公益诉讼的规定,有关组织可以作为诉讼主体,“有关”的界定是提起公益诉讼的组织,原则上应与其诉求存在一定关联。地方法院的司法实践支持这样的观点,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在立案受理公益性案件时,应当着重审查“原告是否为法律明确规定的机关或同其所诉事项存在一定关联的组织”。
根据这一定义,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有关组织,主要是《消法》第36 条规定消费者协会和其他消费者组织,这些组织是依法成立的,对商品和服务进行社会监督,以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为设立宗旨的社会组织。虽然法律规定在消费者协会和其他消费组织的定性上没有什么差别,但实质上两种消费者组织在职能有巨大差异。根据现行《消法》第五章的规定,消费者协会虽然名义上的法律定位是社会组织,但事实上在中国是以“民办官助、民意官办、官民结合”形态出现。各级消费者协会是经国务院和地方各级政府批准成立的,各级财政还会给予必要的经费,并不是某个人或某集团的行为。这些决定了中国消费者协会的半官方性质,依法执行着部分行政性事务,而其他消费者组织则没有这样的职能。
有关组织真正介入消费者权益保护公益诉讼,是解决公益性纠纷实现公益目的的重要条件之一。一些国家授权各种民间组织代表消费者提起民事诉讼,这些社会团体在公众消费领域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可以有效解决公益性消费纠纷人数众多,不可能全体人员参加诉讼的现实困境,也可以避免“搭便车”问题,司法强制有力地保障了这类社会团体的监督权。
由消费者协会等有关组织提起公益诉讼,是将有共同利益的多数消费者的诉权“信托”给消费者协会等具有公益性质的社会组织。台湾地区的“消费者保护法”规定,当经营者有重大违法行为时,消费者保护官和消费者保护团体可以向法院诉讼请求停止或禁止。这种不作为之诉,能克服单个消费者力量薄弱的问题,由特定官员和团体行使诉权以平衡双方诉讼实力达到保护社会公益的目的,具有明显的公益性质。在德国,关于团体诉讼的立法,强调对权利保护的预防,其联邦最高法院判例和通说认为团体行使诉权限于不作为之诉。团体行使法律特别授予的不作为请求权,以达到维护经济立法的自由经济或消费者利益的目的。不过消费者团体可以进一步利用“任意的代替诉讼原则”从个人处获得授权,并以自己的名义来提起损害赔偿的诉讼请求。中国消费立法可以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消费者组织在进行公益诉讼的时候,也可以明确赋予其不作为之诉请求权,还可以基于成员授予的“诉讼实施权”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
中国早在2003 年中国便出现了消费者协会支持起诉的公益性案件。2003 年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派出了法律顾问支持“童车伤人案”的儿童家长起诉厂家,并支付了相关诉讼费用,这是广东省首例由消费者组织支持起诉的公益诉讼案件。消费者权益保护公益诉讼在实践中已经走入法庭,进入公众视线。随着新法的实行,消费者协会的监督权获得司法强制保障,将更有力地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功能上讲,消费者协会无疑是中国影响最大、体系最健全、发展最成熟的社会团体,在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事业中起着中坚作用,是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社会团体中带头人,对维护国家经济利益和保障社会健康运行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
《消法》明确了部分消费者协会在消费者权益保护公益诉讼中的主体资格,可以加强这部分组织对经营者的监督,也使得消费者协会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职能有了司法保障。这一规定对于明确和细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公益诉讼制度具有进步性,但诉讼主体资格限定于中央和省级消费者协会,未与民事诉讼规定的“有关组织”相衔接,排除了其他级别的消费者协会,同时也排除了其他消费者组织。基层的消费者协会更贴近经济生活,其他消费者组织也是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为宗旨,都与可诉事项具有天然的联系,依据《民诉法》的立法意图,它们不应该被排除在诉讼主体之外。
三、消费者个人
关于消费者个人能否作为消费者权益保护公益诉讼原告这一问题,民事诉讼法修改的前后一直存在很大争议。反对观点主要认为:现在中国公民文化水平不高且差距较大,公众法律意识普遍淡薄,缺乏法律素养,加上个人财力有限而公益诉讼难度大、成本高,所以消费者个人不适合提起公益诉讼。同时中国还没有建立有效机制援助消费者个人进行公益诉讼,放任个人不受限制的提起公益诉讼,容易造成滥诉,浪费司法资源,破坏司法秩序。反对的观点主要集中在消费者个人的素质和经济能力上,但赋予消费者个人主体资格,并不是要求每个人都行使这一权利,也不能要求每个人都要有能力行使这一权利,更不能以消费者群体中个人的客观条件而剥夺其享有主体资格的权利。这些理由都不能成为限制消费者个人提起公益诉讼的有力依据。
无论是《民诉法》,还是《消法》,都没有涉及消费者个人能否成为消费者权益保护公益诉讼原告的问题。现实中不可忽视的问题是行政机关的不作为客观存在,一些带有官方色彩的社会团体的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让人担忧,在公益诉讼上无所作为造成的社会损失将无法弥补。而消费者个人往往是经营者不法行为的直接受害者,作为最广泛的社会主体,对各种各样的侵权行为接触较多,是公共利益的最忠实的捍卫者和保护者,消费者个人当然拥有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消费者有权对不法行为人提起公益诉讼,保护消费者群体公共利益。
中国宪法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每个公民都有参加国家管理的权力,普通消费者是中国公民,对消费者公共利益具有扩大了的诉的利益,应当被赋予诉权,这样有利于提高消费者维权意识。如果仅仅把希望寄托在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上,容易造成对公益诉讼资源的垄断,造成消费者权益保护公益诉讼动力不足的情况。将原告资格赋予最广泛的社会主体,不仅可以增强动力,而且对于不法侵权者无疑是巨大的威慑。消费者作为经济关系的直接主体,能切身感受到社会生活的细微变化,敏感发现公益侵权行为,事实上多数侵害消费者公益的行为往往最初是由消费者检举和揭露的。因此,消费者可以代表消费者群体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提起公益诉讼。
尽管此次《民诉法》的修改没有明确消费者个人的主体资格,但实践中不乏消费者个人提起的具有公益性质的消费纠纷诉讼。2006 年上海市民邓维捷起诉中国四大商业银行收取ATM跨行查询费用0.3 元,这一事件发生后,引发了广泛的社会讨论,后来此种查询费用在2007 年停止收取。这个具体案件是消费者个人提起的诉讼,看似维护个人私益,但是公益性质明显,以起诉的方式引起了社会的关注,最终迫使不合理收费取消,措施惠及所有消费者。实践中还有许多有类似作用的案例,例如朱燕翎起诉雀巢转基因食品案、李刚博士起诉全国牙防组案。他们的行为早已超出了私益保护范围,为民众谋福利得到广泛支持,是“战斗着的消费者”,无疑成为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公益诉讼的重要力量。德国诉讼法学家H·盖茨曾说“:私人为了公共利益而提起的诉讼不断增多,这种状况被大多比较法学者认为是今后民事诉讼最主要的发展,这一变化可能给民事诉讼的形式和特征带来巨大变化。”
保护主体 篇8
1 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关系
地方政府出于追求地方利益的考虑, 它们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关系。特别是在经济发展上, 各地政府纷纷把招商引资作为发展经济的重要手段, 地方政府之间存在激烈的竞争, 都不择手段、不惜代价招商引资。在招商引资中, 地方政府有时为了争取招商引资项目, 纷纷降低市场准入门槛, 以远远低于成本价的土地价格吸引外商, 税收政策也一再突破国家规定的外资优惠政策的底线, 出现了“门槛一放再放, 成本一降再降, 空间一让再让”为主要内容的“让利竞赛”。体现在生态环境中, 主要是违反环保相关法律法规, 降低环保市场准入的门槛, 减免污染处理费用, 对企业的排污行为实行挂牌保护。这种地方政府之间的无序竞争, 导致项目的引进就意味着污染的引进和扩大, 导致了生态环境的破坏日益严重。
同时, 由于资源能源的稀缺性, 流域内、区域内或相邻的地方政府争夺资源能源的竞争非常激烈, 有时会采取掠夺性开发的方式利用资源能源。比如, 在一个河流流经的地方政府之间, 为了最大限度的利用开发水资源, 纷纷筑坝拦水, 进行发电、灌溉或者其他用途, 使下游的地区处于竞争的不利局面, 同时也给生态环境保护和生物多样性带来了无法估计的损失。地方政府在经济增长、招商引资、资源能源三个方面的激烈竞争, 甚至是无序竞争, 对生态环境保护事业是极其不利的, 需要加以规范, 引导地方政府走到积极正确的竞争上来。
2 企业之间的竞争关系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企业进行生产决策的依据是市场需求和价格杠杆传递的市场信息, 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和资源的流向都由市场需求和企业所能获得预期的利润所决定, 这也就容易产生环境污染问题。但作为一种自然资源, 环境没有产权明晰的所有权, 无法参与市场交换, 不能通过价格、竞争等市场机制来实现其最优的配置, 这时政府就应当伸出“看得见的手”对企业的污染物排放进行控制。当然, 政府所采取的各种污染控制手段是一种制度安排, 其效果大小主要取决于企业面临制度时采取何种对策, 而这些对策又将影响到其他企业的行为, 从而使本来就存在竞争的企业之间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也存在较为激烈的竞争关系。
3 公民之间的竞争关系
尽管保护生态环境涉及到广大公民的切身利益, 但是由于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 或者由于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的缺乏, 公民竞相采取掠夺性的方式开发资源, 包括对森林进行滥砍滥伐、在草原上过度放牧等等方式, 造成生态环境问题日趋严重。据统计, 中国土地沙漠化仅有5.5%系风力吹动沙丘前移造成的, 而其余94.5%全系人为因素引起 (其中过度垦殖造成的占25.4%、超载放牧造成的占28.3%、水资源开发不当造成的占8.3%、开矿筑路造成的占0.7%) 。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广大公民认为, 自己个体的行为对生态环境不会造成什么严重影响, 如果自己不采取这些行为, 别人就会采取这些行为, 到头来就会是自己吃亏、生活没有得到改善、利益得到损害。
因此, 林区、牧区的群众纷纷采取不合理的生产生活方式, 过度开发、破坏性开发利用资源, 造成“公地悲剧”。比如, 长期以来, 在谋生压力和竞争压力下, 农民形成了以开荒种粮为主的不合理农业生产体系, 原本可以作为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且生态和经济价值较高的林地草场被当作荒地开垦。这样就导致生态环境恶化, 自然灾害频繁, 已经开垦的耕地粮食产量不断降低, 加上农民存在广种薄收意识, 片面追求开垦扩种增加粮食产量, 形成了“越垦越穷、越穷越垦”的恶性循环。又比如, 牧民发展畜牧业片面追求牲畜头数增加, 而不是依靠科学养殖和加快出栏周转等来提高经济效益, 造成牧区县超载已近70%, 半牧区县超载已经超过80%, 产草量平均单产下降30-50%。同时, 由于农民生活能源问题尚未得到解决, 做饭取暖等仍然主要依靠林草植被, 对林草植被的竞争也非常激烈。
4 结语
总之, 尽管在生态环境保护中大家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目标, 合作是互动关系的主要方面, 但是由于资源是稀缺的、有限的, 为了占有资源、实现眼前利益的最大化, 各行动主体内部也存在着竞争关系。而保护生态环境的最终目的就是要除去这些竞争关系, 最终做到主体目标的一致性。
摘要:由于生态环境形势日益严峻, 人们对生态环境问题影响的广泛性、破坏性、深远性具有了清醒的认识。频频发生的生态环境灾难事件使人们意识到,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大家共同的必需生存条件。但是政府、企业、公民等主体, 由于他们之间的目标、地位、掌握资源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异和区别, 在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竞争态势, 本文将对进行分析。
关键词:生态环境,竞争,环境保护
参考文献
[1]潘迎冰.生态环境保护的主体参与性.西江月, 2012 (11) .
保护主体 篇9
黟县地处安徽省南端,隶属于黄山市,东北毗邻黄山风景区。按旧府志记载,黟,自秦时建县,在宋时徽州地区建立的一府六县制①中,黟县是徽州府所辖县中最古老的县之一,明清时城市建设趋于鼎盛(见图1)。
今天,黟县城区②就如同大多数的中国中小城市一样,在一轮接着一轮的城市更新浪潮中,逐渐走向趋同。一些历史街区、历史建筑被拆除,城墙和城门仅保留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因此在1986年黟县仅批准为省级历史文化名城,这与其城区历史悠久的历史地位并不相称(见图2)。
然而,黟县县域境内仍保存有大量的徽文化遗产,黟县城区周边分布着众多古村落,其中既有世界文化遗产也有国家历史文化名村和省级历史文化名村,它们呈现出众星捧月之势偎依在黟县城区周围(见图3),而黟县城区作为周边文化遗产集群化分布的主体,其保护规划的编制就要求从全局的视点对黟县城区进行总体上的控制。所以本文从区域空间、地理环境、历史文化、旅游发展四个方面剖析黟县历史文化名城在保护和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探讨特殊背景下黟县的历史文脉的传承和城市文化的发展问题。
二、区域空间特色
从区域空间特色的角度来说,对黟县城区周边各个村落的保护和整体区域空间的保护应该是一脉相承的,对这种特色区域空间的保留应该是黟县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保护规划在常规的三个层次之外,增加了区域空间总体保护层次。在今天文化遗产保护的新形势下,从区域角度出发更多地保留这种独具特色的文化遗产群,应该作为保护规划的一个新的发展方向。这种集群式分布的现象③,就像环太湖流域的历史名城群和沿京杭古运河的文化遗产群一样,成为历史文化传承中的一个新的特征。
这种文化遗产的集群式保护是以文化遗产整体效应为原则,从区域、宏观的角度出发建立一种新的保护规划系统。各个村落内部的保护、村落和村落之间的协调,各个村落与整体的发展都应该是这个系统的内容。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并形成层次化、网络化的系统,这样的系统有利于城镇整体化和协调化的发展。
黟县历史文化名城具有文化遗产集群式保护的先天条件,所以在制定宏观区域规划的同时,需仔细研究其具体的分布密度、规模等级、交通网络、功能协调等因素,达到文化资源的优化利用,形成系统的保护规划模式,进而提高文化遗产对社会的影响力。
三、地理环境保护
黟县境内以山地和丘陵为主,森林资源丰富,森林覆盖率高达79%。黟县水系丰富,南部为新安江水系,分支诸河,汇入横江,新安江水系分支——漳河总体南北走向环黟县历史城区,山多水丰,群峰竞秀,碧波辉映,佳木葱茏,自然生态环境绝佳。
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对环境的有机利用是黟县历史城区的重要特色之一。历史城区居县域南部一直径约15公里的盆地中,地形东低西高,历史城区的布局与形态受堪舆之说影响颇深,城西依东岳山而建,城南引漳水为护城河,河水像绿带一样环抱古城,这正符合我国古代风水理论所追求的“枕山、环水、面屏”的理想选址模式,原城墙呈圆形布置,在原徽州地区所有古城城墙布置上可谓独树一帜。
在地理环境保护规划中,深刻挖掘山水格局的重要环境特色,提出“一核、两廊”的生态环境保护策略,从整体上维护“桃花源里人家”之美誉的黟县环境风貌(见图4)。“一核”:以城区中历史建筑保护区为核心,维护徽派建筑群的原真性;“两廊”:沿漳河的开放空间景观走廊和环东岳山的生态绿色走廊,形成环绕历史城区的绿色项链。把黟县优美的自然风光和未来城区的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形成极具特色的宜居、宜游的生态园林城市,既保护了文化遗产,又传承了文化遗产的使用价值。
四、历史文化传承
黟县历史城区中至今保存着较多具有传统历史风貌的街道,体现了皖南地区典型的徽州建筑风格。现存的徽州古民居中保存较好的绝大多数为明清遗构,集中体现了徽州民居较高的建筑艺术水平。惟妙惟肖的徽州三雕成为徽派建筑不可磨灭的印记,参差不齐的马头墙成了徽派建筑的典型标识…,以黑、白、灰为主色调的徽派建筑仍主导了黟县历史城区的整体风貌。
黟县历史城区现存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一处(见图5),市级和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五处。通过对历史城区内建筑风貌与质量以及建筑高度进行评估,划定了三个层次的保护区和建筑控高区域(见图6):主要以东岳山、漳河为主脉,以四街(东街、西街、郭门街、麻田街)三里(杏墩里、桂墩里、名贤里)两弄(费家弄、余心六弄)一沟(横沟弦)为骨架,确定保护区的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主要划分为桂墩里、杏墩里保护区等六个重点保护区。从整体上维护具有明清风貌的传统街巷、建筑及历史地段的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留。外围建设控制区的划定形成对保护区的缓冲,力求从整体格局上保护文化遗产的原真性,维护历史城区依山枕水的优美形态。
在划分完三级保护区以外,我们额外增加了建筑保护与更新模式的设计指导原则。在充分考虑到可操作性的基础上,从建筑后退、建筑高度、院门、屋顶、外墙等方面制订了建筑设计的图式指导原则(见图7)。不但是历史城区保护区范围内原有建筑的整修,还是建设控制区内新建筑的建设都可以以这个原则为指导,其作用不仅从整体上维护了历史城区的传统风貌,而且鼓励公众参与了保护规划的具体实施,在真正意义上促进了文化遗产与现代生活的协调发展。
五、旅游发展构想
黟县是以黄山风景区为中心的皖南风景旅游中的主要景区之一,也是安徽省“两山一湖”旅游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齐云山和太平湖之间“文化遗产走廊”上的重要城市。黟县境内拥有世界文化遗产等众多的旅游资源,迄今为止,黟县境内仍拥有保存完好的明清古建筑3200多栋。
依托强大的旅游资源,黟县旅游业经历了十几年的发展逐步繁荣。黟县作为安徽省首批旅游经济强县,可以说旅游业是黟县的支柱产业,然而黟县历史城区的发展却未能实现旅游资源的共享和产业的联动、从现状情况来看,出现“村落热、城区冷”的现象。虽然目前各个古村落的旅游配套服务较为齐全,但仍出现了旅游产品单一、旅游开发程度低等现象,面对越来越多的旅游团队,旅游服务设施的建设面临保护与开发的矛盾。
黟县城区周边古村落旅游资源丰富,且都在城区一小时都市圈内,区位优势十分明显,应充分发挥其作为旅游集散中心和旅游服务基地的功能。这样既防止了周边古村落的过度开发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又激活了城区的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因此规划建议将旅游发展规划与文化遗产的集群式保护结合起来,发挥旅游资源的集群效应的同时带动城区旅游相关服务业的发展。
对于黟县城区而言,旅游发展规划应以人文旅游为主,注重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注重对特色文化内涵的发掘(见图8),发展特色文化旅游,同时重点恢复一些历史文化遗迹。比如将城门遗址改造作为公园,解决历史城区居住密度过大活动场地较少的问题(见图9);重点整治漳河两岸的建筑,开发为旅游服务的特色景观步行街,延长游客在黟县的停留时间。建立由政府引导,以居民为主的自助性“游、吃、住、购、行、乐”一体的、各要素相互协调的旅游发展体系。
六、结语
黟县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本着原真性、发展性、整体性和特色性四大原则,建立合理的历史城区功能结构和空间城镇格局,寻求具有整体和长远意义的城镇功能、规模、空间衔接、交通和保障体系,从宏观上合理制定区域性文化遗产集群式保护的发展战略,从微观上处理历史城区内文化遗产传承与现代城市发展的矛盾,在历史城区保护与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的协调指导下,做到人与自然、传统与现代、保护与开发、经济与文化的多元并存与可持续发展,实现保护和发展的双赢。
黟县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的编制时间为2007年,当年已通过专家评审,现正在付诸实施中,规划说明书中的强制性内容现已成为黟县城区城市建设的重要依据和参考。
摘要:近年来,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我国一些中小城市的发展也已经步入了快车道。旅游业的兴起和商贸的繁荣让一些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发展成为了热门话题。本文以黟县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规划为案例。从区域空间、地理环境、历史文化以及旅游发展四个层次剖析黟县历史文化名城在保护和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从宏观到微观对黟县城市文脉的传承和城市文化的发展进行纵深的思考,提出集群式保护的区域规划策略。为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和发展提供一定程度的借鉴。
参考文献
[1].潘谷西陈薇.历史文化名城中的史迹保护——以南京明故宫遗址保护规划为例.建筑创作.2006/9
[2].段进.城市空间发展论(第二版).江苏科技出版社.2006
[3].朱光亚.古村镇保护规划若干问题讨论.小城镇建设.2002/6
[4].赵中枢胡敏.徽文化背景下的绩溪名城保护——绩溪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的新探索.城市规划通讯.2007/4
[5].何依.中国当代小城镇规划精品集——历史文化城镇篇.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
[6].安徽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编.黟县县城总体规划.2003
[7].歙县人民政府编.歙县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简介.2007
[8].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编.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GB50357—2005).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9].姚士谋朱英明.中国城市群.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1
保护主体 篇10
关键词:经济法主体;消费者权益;产品质量
一、经济法主体的概念和范围
1.概念
经济法主体,是指在国家协调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中,依据经济法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组织体和个人,即由经济法赋予法律资格的社会主体。
2.范围
目前法学界由很多种说法,如谢次昌教授把经济法主体分为管理主体和实施主体。李昌麒教授则认为经济法主体应分为经济决策主体、经济管理主体和经济实施主体。但是这些学说都没有体现最广大消费者的经济法主体地位,我认为在经济法主体中应该明确消费者的地位,将经济法主体概括为消费者、经营者和管理者更有现行法的依据。
二、消费者在经济法主体中的地位
1.在经济法中的应然地位
市场规制法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保障消费者的权益。从中我们看出了虽然经济法主体涵盖了各种社会主体和个人,形成了消费者、经营者和管理者三位一体的结构。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三者在经济法主体中的地位是等同的。保护消费者是关系到所有人利益的大事情,因此消费者在经济法主体中的地位应该是核心的地位。
2.消费者在现实中的实然地位
(1)消费者相对于管理者来说处于一个弱势地位。管理者配备有优秀的理赔人员,有专门的法律人员甚至是律师。而消费者由于资金和其他原因往往没有这么完备的条件,相应的就处于相对比较弱势的地位。
(2)商家和厂家联合欺骗消费者的现象屡见不鲜,由于生产厂家和销售者之间存在的潜在经济利益而使经营者和消费者形成了一道很难逾越的鸿沟。在交易中,厂家、商家形成较大的攻守同盟,并加强了彼此的联系,火势必然蔓延到消费者。
三、消费者权益的私法保护不足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规定了消费者的权利,经营者的义务和责任,并详细规定了各种责任的承担方式。但是实际操作中出现了很多不足,主要表现在三包责任和产品责任中。
1.三包责任的不足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45条规定对国家规定或者经营者与消费者约定包修、包换、包退的商品,经营者应当负责修理、更换或者退货。在保修期内两次修理仍不能正常使用的,经营者应当负责更换或者退货。但是三包责任的实施尚属困难。
(1)包修、包换、包退的商品有诸多限制。①特价商品不给于三包处理。这是行业中的普遍的准则。我认为特价商品应该三包。《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4条规定:“经营者不得以格式合同、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做出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或者减轻、免除其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应承担的民事责任。”有的商店,柜台上摆出“特价处理品,售出概不退还”的牌子,这是经营者以店堂告示的方式对消费者做出的不公平、不合理规定,应视为无效。②对于搭售赠品也不给于三包责任的责任承担,商家以商品为赠品拒之。《合同法》规定,附义务的赠与,赠与的财产有瑕疵的,赠与人在附义务的限度内承担与出卖人相同的责任。搭售赠品是附义务的行为,由于以消费者支付非赠与商品价格为条件,商家就应当承担相对应的义务,怎么能以赠品为理由而拒之呢。另一方面,赠与的财产有瑕疵的,赠与人知道,而作为消费者很难以专业眼光去考察赠与商品是否有瑕疵。至此,我认为赠与商品有瑕疵应当以明确的方式告知消费者,销售者在此范围内可以免除相应的责任。对此瑕疵之外的其他责任或者未明确告知的,销售者应当承担相应的三包责任。
(2)三包的折旧。我国1995年颁布《部分商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对18种商品规定了折旧率,其中摩托车为0.2%;黑白电视机等家用电器为0.1%;自行车等其他13种商品为0.05%。我国2002年颁布《微型计算机商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对主机及外设主要部件规定的折旧率为0.25%。但是手机的折旧率确实是0.5%。手机的折旧率是电脑的2倍,是家用电视的5倍,是自行车的10倍。不到200天手机就毫无价值可言了。一个还在包换范围内的手机,它却因为折旧而不能包换或者包换的时候竟然要倒找销售者钱,这是什么道理?而且其他商品的折旧率部分过高,还没有过保修包换的时间就没有任何价值了,这是不符合道理的,也不利于维权,折旧率应该酌情改正。
2.产品责任
产品责任法从根本上讲是调整产品生产者、销售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侵权赔偿关系。但它的重点是保护消费者权益。随着有增无减的产品责任事故的发生,为了强化对消费者利益的保护,目前许多国家都以严格责任原则作为指导其立法的基本理论和原则。我国《产品质量法》41、42条,《民法通则》122条都有相关规定,但是消费者的利益还是难以实现,理由如下:
(1)经营方式的特殊性。由于现在的经营方式是一种买断的经营方式,出了风险,销售者不能找厂家,而销售者也不愿意承担,那么这个灾难就又转移到了消费者头上。
(2)不具有惩罚性。应该增加精神损害赔偿,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并借鉴外国某些做法,考虑到平衡消费者和生产者利益不同要求,明确精神损害赔偿和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条件和标准,并将这两种赔偿数额限制在一个合理范围内。
基于上述原因,我们消费者主体核心地位是无法得到保障的,所以提高消费者的地位和立法保护,同确立消费者在经济法主体中的地位是不可分离的,通过立法行为妥善保护,消费者才能够真正的实现自己的权利。
3.解决的措施
首先,对三包责任的规定应当符合实际的要求,杜绝成为维护消费者权益的空规定。
其次,对市场新出现的法律规避的情况,危害消费者的行为给予明确的立法规定能够和合理的司法解释。
保护主体 篇11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强化生产者环境保护的法律责任”。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对企业的环境责任作出了一系列明确规定, 旨在通过引导、推动企业实施绿色采购, 倒逼原材料、产品和服务供应商不断提高环境管理水平, 促进企业绿色生产, 带动全社会绿色消费, 逐步引导和推动形成绿色采购链。
《指南》的主要内容包括:一是明确绿色采购的理念和主要指导原则, 推动企业将环境保护的要求融入采购全过程, 努力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兼顾;二是引导、规范企业绿色采购全流程, 包括引导企业树立绿色采购理念、制定绿色采购方案, 加强产品设计、生产、包装、物流、使用、回收利用等各环节的环境保护, 更多采购绿色产品、绿色原材料和绿色服务, 并根据供应商的环境表现采取区别化的采购措施等内容;三是有效发挥政府部门和行业组织的指导、规范作用, 推动建立绿色采购和供应链的管理体系、宣传机制、信息平台和数据等, 为企业绿色采购提供保障和支撑。
《指南》提出了许多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措施, 主要有:建议企业避免采购的产品“黑名单”, 包括被列入环保部制定的《环境保护综合名录》中的“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等;供应商被评定为环保诚信企业或者环保良好企业的, 对其产品可优先选购;对于被评定为环保不良企业的供应商, 避免采购其产品。同时建议企业在采购合同中作出绿色约定, 包括对有重大环境违法行为的供应商, 采购商可以降低采购份额、暂停采购或者终止采购合同;供应商隐瞒环保违法行为, 使采购商造成损失的, 采购商有权依法维护其权益;采购商可以通过适当提高采购价格、增加采购数量、缩短付款期限等方式, 对供应商予以激励;通过市场机制的激励和约束作用, 推动供应商强化环境保护, 切实减少环境污染、降低环境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