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企业融资约束对策

中小企业融资约束对策（精选10篇）

中小企业融资约束对策 篇1

一、中小企业融资难原因分析

(一) 缺乏现代企业管理理念。

众多的中小企业还未完全建立起现代科学管理制度, 内部管理还比较落后。同时, 缺乏一套正确的财务控制体系:一是造成资金闲置, 现金管理不严;二是应收账款周转率低下, 信用政策不严格以至于资金回笼速度过慢;三是阻碍资金周转, 存货控制能力不强;四是对原料、固定资产等实物管理失职, 由此引发资源浪费, 资产流失严重。

(二) 企业自身积累目标短期化。

分配利润时, 很少有企业站在自己长期发展的角度利用留存收益弥补资金的缺口, 反而将赚到的利润用于各种消费, 这是严重不可取的。这就使多数目光短浅的企业无法建立长期化目标, 更别说能持久地经营下去了。中小企业资金紧张有目共睹, 但要是企业只是执着于银行借贷而忽视留存收益这个“造血机”, 企业则会陷入“负债—经营—还债”的恶性泥沼中。企业所有者权益增长受制于企业本身增长, 此乃企业增速的财务约束。但是, 所有者权益增加不仅有利于缓解资金压力, 还能形成新一轮的举债基础, 这被称为企业信用扩张的乘数效应。

(三) 目前融资担保制度尚存缺陷。

中小企业大都通过银行贷款, 因此银行严格审查抵押物无可厚非。这里面有个原则, 就是中小企业提供的抵押物是否价格稳定以及能否顺畅转让。考虑到我国资产交易市场不成熟, 银行也缺乏对机器、应收款、存货等易损耗、价值易波动的其他资产的鉴别定价能力, 认为多数中小企业因为经营规模的限制, 流动资产控制不方便, 难以监管, 不像房屋土地等固定资产, 而固定资产仅占中小企业总资产的一小部分, 所以流动资产没有很好利用起来, 当然这是我国目前融资担保制度的缺陷之一。银行等金融机构在规避风险的前提下, 对中小企业固定资产作为抵押的偏好, 着实让中小企业陷入了无物可抵, 也无物可押的窘境, 阻挡了中小企业从金融机构融资贷款的渠道。

(四) 金融机构服务缺失, 直接融资占比偏小。

近年来, 国有商业银行大规模撤出县域经济地区, 而这些地区就是以中小企业为主, 由此看出此类大银行资源整合过程中并没有考虑到中小企业。加之开始普遍实行不良贷款责任追究制度, 正规金融机构选择了惜贷。我国中小企业98.7%的融资供应来自银行, 侧面反映直接融资仅占1.3%。这就要说到我国沪深证券市场的股票、债券发行门槛太高, 对企业规模和盈利状况有很大的要求, 况且沪深市场历史也才20多年, 多层次和多元化的市场没有完善, 创业投资机制不全, 因此中小企业想直接融资难上加难。只能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的间接融资, 中小企业增加了运行成本。由此, 才催生出了民间融资的多种形式, 如民间借贷、地下钱庄、农村合作基金、典当租赁等。

二、中小企业融资难解决对策

(一) 加快转型, 规范企业会计制度和财管制度。

首先, 我国中小企业以劳动密集型企业最为代表性, 产品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不高、市场竞争力薄弱等劣势, 这些弱点也决定了中小企业因为自身竞争力不强而融资困难。因此, 中小企业优化产业结构的计划必须迅速提上日程, 进军服务业、科技业等行业, 并且向中西部有秩序转移;其次, 中小企业还应专注于提高内控水平, 可持续发展, 科学规范经营, 大力引进科学的管理模式, 引进专门人才, 利用现有资源, 开始利用当前的企业管理方法处理各种资料, 降低信息披露后可能导致的经营风险, 提高融资能力。杜绝假账、假合同, 确保对外公开的财务信息真实完整。中小企业首先需要做的就是建立健全现代企业财务制度, 并完善内控和监督机制, 以硬性制度来规范企业行为。中小企业经营管理者必须拥有信息披露意识, 透明化信息有助于与银行建立长期稳定合作的联系, 并有可能减少银行信贷过程中的信息搜集成本以及监督成本。

(二) 培养自身积累意识, 科学制订融资策略。

中小企业应继续规范公司治理结构, 引进专业、制衡的管理技术, 并敏锐把握产品生命周期, 适时淘汰掉一些高能低产的项目, 以增加产品竞争力。在预见产品市场饱和之前, 及时进行技术改造, 并更换设备, 提高产品质量, 代替前景渺茫的项目。同时, 注意控制成本, 延长中小企业生存能力。养成市场效益观念, 强化市场竞争能力, 提高在投资决策和资金筹措等方面的水准, 树立成本、风险、法制等观念, 多方面了解融资渠道和方法, 改变一味依赖银行的心理。因此, 融资策略的制定, 需要中小企业管理者根据以上要素, 在了解自身条件以及所处的发展阶段上, 对应行业特点、资金需求状况、融资难度等因素, 选择正确的融资方式, 切实有效、因地制宜地排出融资计划。

(三) 完善中小企业融资担保制度。

当前, 信用评估机制还不健全, 银行在考察中小企业信用等级时, 可以参考贷款信用保险。建议发展风投, 鼓励私募介入, 可以暂时为中小企业融资止血, 然而银行信贷才是解决短期资金缺口不可或缺的。吸引商业银行在资金投向上朝中小企业倾斜, 政府要提供具体可行的保障条件分散银行的信贷风险。我国应该进一步开发针对中小企业的贷款信用保险, 这样不仅能通过保险把中小企业的信用度放大到真实水平, 增加向银行借贷的信用说服力, 还为银行增加了一道保险, 更能使银行感觉到坏账风险的降低。此外, 开发这类保险, 能增加保险公司的险种, 并不需额外的成本投入。所以, 通过鼓励中小企业根据现实条件投保贷款信用保险, 不失为一条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新思路。

我国目前还没有出台专门的融资担保法, 因此监管没有法律依据。当前, 各地方政府负责监管, 成立专门的监管机构, 或让现有机构对融资担保行业进行有效的统一监管, 在过渡时期确定各部门职能定位。打破地方分割, 方便担保行业的整合重组, 并实施监管责任制度, 彻底改善监管主体混乱不明的局面。所以, 我国信用法制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就应该是建立健全专门的融资担保法律, 创造公开公平公正的融资担保制度环境, 使整个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四) 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 推进立法与政府支持。

银行业金融机构要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信贷力度。根据中小企业的授信特点和规律, 国有商业银行、地方股份制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等金融机构要改善考核信贷的办法和奖惩制度。在风险与收益对称的基础上, 创新机制与体制, 考虑到中小企业多样的融资需求, 为中小企业开发多种信贷产品, 提高金融服务水平。此外, 根据权责对等原则, 不断完善中小企业的贷款运行机制和考评机制, 加大力度培养适合中小企业融资的规模不够大的中小金融机构发展, 以保证中小企业的融资稳定。

另外, 要努力推进中小企业境外资本市场融资, 同时国内的沪深中小板逐步扩容, 并兼顾创业板, 以满足不同行业、不同需求的中小企业上市融资需求。还有, 要改进创投的法律保护机制, 完善政策扶植体系, 健全创投机制, 为创投等投资机构盯上中小企业创造机会和体制环境。鼓励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集合发债, 开辟中小企业直接融资新渠道。这样才能健全中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机制, 在降低金融机构贷款风险的前提下, 给银行等金融机构愿意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创造了极佳的环境。

(五) 发展金融租赁, 引导民间资本与技术改造对接。

金融租赁, 其实就是租赁公司根据企业的要求代购设备, 这样企业就能达到融资融物的目的。这种方式下, 租赁公司实物融资, 可以使货币资本增值, 企业方则节约了资金占用, 还得到了设备物资。中小企业这样只需边生产边还租, 促进了设备更新, 加快更新速度, 还有效缓解了因技术升级而引起的资金紧张问题。有了成体系的金融租赁机制, 很多项目就能签约、引进、生产、获益, 整个流程一气呵成。

摘要：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 发展中小企业不仅能更好地帮助解决许多社会矛盾, 还可以更快地提升国民经济整体水平。本文分析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的诱因, 并提出优化企业融资的对策。

关键词：中小企业,融资担保,金融机构

参考文献

[1]李新华.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内因、外因及对策[J].上海金融, 2010.6.

[2]王宁.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原因分析及对策[J].中国市场, 2011.27.

[3]陈可喜.中小企业融资困境成因剖析与策略探讨[J].财会通讯, 2010.10.

中小企业融资约束对策 篇2

[关键词] 民营企业文化对策

企业文化是企业员工一致认同并贯彻执行的价值观体系，其本质是企业组织创造力的总和。二十几年来，我国的民营企业从市场中诞生，在竞争中成长，形成了一些颇具特色的企业文化，但也突出存在着制约企业发展的问题。只有认真分析目前民营企业在文化建设中的影响因素，制订出切实可行而又凝聚成精华的文化内容,并且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稳定性和一致性基础上,适时进行改进、提高，就能充分发挥文化建设的作用,有效促进民营企业的发展、技术的进步、管理水平的提高和竞争能力的增强。

一、制约民营企业文化建设的因素

1.家族性气息浓厚

民营企业文化大多根植于家族血缘文化。改革开放之初，个体经济作为最早出现的民营制经济形式，显示出了结构简单灵活、决策迅速的优势，这往往得益于其家庭式的分工合作。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这些作坊式的经济实体扩张成为公司，家庭中的亲戚们自然担任了企业的所有重要职位，家族成员在企业中的地位往往要高于实际职务地位，并绝对地控制着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以家庭的利益为首，在家庭内部成员之间联系紧密，形成了以家族血缘关系的强大聚合作用来实现自身对企业管理的家族血缘文化。

2.领导者思想保守

民营企业文化多取决于领导者个人素质。民营企业作为一个由“人治”代替“法治”的典型，创业之初大多是企业家一个人说了算。其文化起源，与创业者的创业意识、经营思想、管理风格以及其胆量品质有很大的关系。然而，往往初期创业者的思想过于保守，甚至有小富即安的思想。在创业初期，绝大多数民营企业家凭着远大抱负和吃苦耐劳的精神，成就了一番事业。而当企业发展壮大、个人财产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锐气就明显不如当年。经营企业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很多企业继续抱着小富即安的小农思想不放，独守一隅，结果被无情的市场淘汰。

3.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

企业文化的形成和发展需要一定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但民营企业在创建自身文化时往往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容易因周围环境及市场的变化而改变文化风格，无法形成自身的文化特色。企业文化的易变性造成了民营企业发展不稳定的局面。而这种不稳定性又导致了民营企业容易急功近利，导致短期行为。

4.基层员工意识难以体现

在民营企业里工作的员工往往会有“端人家的碗，听人家的话”的思想。对于企业的管理建设问题或者不愿或者不敢于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没有主人公意识，只有打工者思想。所以，在民营企业里多为老板领导员工，员工听命于上级。企业文化的内容里难有基层员工意识的体现。

5.文化难成体系，甚至出现部门文化

由于民营企业文化的易变性和不稳定性，整个企业的文化难成体系，甚至会出现部门文化，部门文化的出现与部门领导人的观念意识有着直接的关系。在创业初期，创业者们能够与领导者同心同德，不计得失，共同开创事业。但这种兄弟打江山模式的发展到后来却成为了企业进一步

发展的制约因素。很多创业者们总认为自己是“元老”，有理由享受公司各项制度之外的特权，本位主义思想严重，对于冲击个人利益的企业新的规章、制度从思想上难接受，并将这种抵触情绪带到部门中去，极易造成部门观念与公司总体方向不一致的情况。

二、建设优秀民营企业文化的对策

1.利用比较优势塑造和谐的“参与”型企业文化

多数民营企业规模小，组织结构简单，工作场所相对集中，信息沟通顺畅。所以，中小企业塑造文化显得更简单实在。第一，老板同员工构筑共同愿景。在创业初被很多不确定因素左右时，充分沟通能让员工感觉到是企业的一分子，很快引起员工共鸣。第二，企业一开始就要高瞻远瞩，重视企业文化建设，塑造一种强势和个性的企业文化，就会大大缩短文化自发形成阶段，企业一旦面临困难，仍能度过难关，快速健康发展。所以，民营企业要营造一种民主和谐的企业管理氛围，即“参与”型企业文化。

2.建立独具特色的“乡土型”企业文化

民营企业地域特色明显，或资源依赖地方，或员工来自本土，或产品销售主要集中在本区域，或品牌本身就源自本土文化，深深保留着地方文化印记，在文化建设中要重视这种民间地方繁荣企业文化，形成民营企业独具特色的“乡土型”文化。

3.建立以人为本的“家庭型”企业文化

在具有浓厚家庭氛围的家族式民营企业中要注重“以人为本”，营造亲情氛围，这样才能使企业员工有归属感。但它又不同于家长式作风，因此，度的把握很关键。

4.营造提高竞争能力的“科技型”企业文化

融资约束与企业贸易研究综述 篇3

【关键词】融资约束；企业；贸易行为

一、引言

融资约束尽管是公司金融领域里一个热门的研究课题。在当期阶段，越来越多的学者跳出了从公司金融的角度去研究融资约束，使得现在关于融资约束的文献浩如烟海。关于融资约束的研究大致分为以下两类：把融资约束当被解释变量，考察什么因素会影响企业或者一个经济体的融资约束；把融资约束当做解释变量，考察融资约束会影响企业或者一个经济体的哪些方面，即研究融资约束的杠杆属性和比价属性。本文余下部分主要分别对融资约束的相关研究以及融资约束对企业贸易影响的研究进行评述。

二、融资约束与企业贸易的相关研究

1.融资约束的定义

根据Fazzari et al. （1988）的定义，融资约束只是由于市场不完备而导致企业外源融资成本过高，并因此使得企业投资无法到达最优水平的情况。Bernake和Gertler（1989）以及Gertler认为代理问题也会在不完备的资本市场中推高企业的外源融资成本，使得企业遭遇融资约束。战明华、王晓军和应城炜（2013）认为，金融市场普遍的信息不对称使得信贷配给成为了信贷市场的常态均衡，同时也使得证券市场和票据市场等融资出现供给不足，让企业遭遇了不同程度的外部融资约束。才国伟和刘建雄（2014）认为，金融发展的滞后，居民无法通过金融市场为教育投资进行融资，使得个人遭遇了融资约束。Maria Bas、Antoine Berthou和Dario Fauceglia都认为企业的生产率不足导致企业没有足够的内源资金为特定的固定成本融资，使得企业遭遇了融资约束。

2.融资约束的刻画

（1）基于内源融资视角的融资约束

对于企业遭遇的内源融资约束，现在的学者大致使用了以下指标来刻画：企业的利润（李志远和余淼杰2013）、现金流（Minjia Chen、Alessandra Guariglia2010，韩剑、王静2012，孙灵燕、李荣林2013）、自有资金的依赖度（许志伟、薛鹤翔、罗大庆2010）、投资-现金流敏感（Stephen Bond、Costas Meghir1994，郭丽虹、马文杰2009，罗长远、陈琳2011，屈文洲、谢雅路、叶玉妹2011，战明华、王晓军、应诚炜2013，Vlad Manole、Mariana Spatareanu 2009）、现金-现金流敏感性（张纯、吕伟2007，于蔚、汪淼军、金祥荣2012）等。具体而言，企业的利润以及现金流可以缓解企业遭遇的内源融资约束。如果企业对自有资金依赖度过高，那么企业会遭受不同程度的内源融资约束问题。投资/现金持有-现金敏感性分析间接判断了企业内源融资约束情况。使用这种分析范式的学者认为，如果现金流比例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则企业就遭受到了内源融资约束。并且该系数的绝对大小可以用来比较企业遭遇内源融资约束的严重程度。

（2）基于外源融资的视角

相对于内源融资约束的刻画，外源融资的刻画就更多元化一些。具体的指标如下：利息支出（李志远、余淼杰2013，孙灵燕、李荣林2011）、、银行贷款（邵敏、包群2013，韩剑、王静2012）无形资产占比（Jerome Hericourt、Sandra Poncet 2013）、研发支出与销售收入的占比（Jerome Hericourt、Sandra Poncet2013）、外源融资依赖性即资本支出源于非经营性现金流的占比（Jerome Hericourt、Sandra Poncet 2013，Kalina Manova 2012）、有形资产占比（Kalina Manova 2012）、应付账款（韩剑、王静2012）、应收账款（于红霞、龚六堂2011）以及实际利率（才国伟、刘剑雄2014）等。具体来看，利息支出越多，无形资产占比越低，有形资本占比越高，研发支出与销售收入的占比越低，应收账款越少，外源融资依赖性较低，银行贷款可以获得且数额较多，应付账款越多以及面临的实际利率较低的企业，在控制了企业其他一些因素后，遭遇的外源融资约束相对较弱。

3.融资约束对企业贸易的影响

很多学者都对固定成本对贸易的影响进行了相关的理论推导。根据李志远、余淼杰（2013），Dario Fauceglia（2015）等分析，若企业遭遇到融资约束，那么企业只能抵押自身部分的营业利润进行融资。部分学者认为，企业融资约束的缓和可以促进企业的出口贸易。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于红霞、龚六堂 （2011），阳佳余（2012），Kalina Manova（2009），孙灵燕与李荣林（2011），Jerome Hericourt和Sandra Poncet（2013），李志远和余淼杰（2013），Dario Fauceglia（2015）等。一方面，他们认为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可以提高企业的出口倾向；另一方面，企业融资约束的缓和也可以提高企业的出口额。Kalina Manova（2009）的研究细化了融资约束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她认为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企业更容易通过“自我筛选”参加全球出口贸易。

三、总结与未来研究展望

总的看来，融资约束的研究早就脱离了公司金融的范畴。融资余额的影响不仅局限在微观层面，它也通过不同的渠道对宏观经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融资约束来自微观企业，但也受到宏观经济政策和制度的制约。但纵观现存文献，学者们并没有对融资约束形成一个统一、全面的认识。笔者认为，融资约束后续的研究首要认为是形成一个统一观点，在此基础上去探究融资约束的比价属性和杠杆属性，去研究融资约束与微观金融与宏观经济的相互影响机制，形成一个严密的逻辑分析框架与分析体系。

参考文献：

[1] 张杰，芦哲.融资约束，融资渠道与企业R&D投入[J].世界经济，2012（10）.

[2] 于红霞，龚六堂.出口固定成本融资约束与企业出口行为[J].经济研究，2011（4）.

[3] 孙灵燕，李荣林.融资约束限制中国企业出口参与吗？[J].经济学（季刊），2011（1）.

[4] Maria Bas、Antoine Berthou， “Financial reforms and foreign technology upgrading： firm level evidence from India”， CEPII， [J]， August 5，2011.

[5] Maria Bas、Antoine Berthou， “Acess to finance and foreign technology upgrading： Firm level evidence from India”， CEPII，[J]，August 25，2010.

作者简介：

中小企业融资约束对策 篇4

(一)“金融缺口”理论的形成

在现实经济中,中小企业不仅面临着包括与大企业在内的市场竞争,而且还面临着筹集资本金的困难和筹集债务资金的困难,中小企业外源性融资往往得不到满足。这就是中小企业融资的“金融缺口”,又称为“双缺口”,即“资本缺口”和“债务缺口”理论。大量研究表明,中小企业融资面临着资本缺口。“资本缺口”一词最早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初英国议员麦克米伦(Macmillan)向英国国会提供的关于中小企业问题的调查报告(Macmillan·s Report,1931)。麦克米伦研究认为,中小企业的长期资本供给存在短缺,这种短缺尤其明显地发生在那些单靠初始出资人的资金已经入不敷出,但又尚未达到足以在公开市场上融资的规模的企业身上(其实就是中小企业),因此它们很难在资本市场上融到资金。当时人们把“Macmillan·s Gap”(麦克米伦缺口)又称为“金融缺口”(Finance gap)。麦克米伦(1931)即“资本缺口”理论发表后的40多年,Bolton(1971)、Wilson(1979)等的研究结果仍然表明,中小企业筹集一定数额以下的资本时依旧面临资本缺口的障碍。与“资本缺口”相比,中小企业更容易遭受来自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债务缺口”的困扰。由于发行公司债券和公司商业票据来筹集债务性资金基本上与中小企业无缘,因此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是中小企业最主要的外源性融资来源。英国学者Ray(1983)等将“金融缺口”的存在定义为以下两种情况:当小企业投资的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但由于资金供给的中断(得不到新的资金)而不能进行有盈利可能的投资的情况;当小企业获得资金的成本远远地大于大企业的该成本,致使小企业无法通过正常投资来实现其增长潜力的情况。上述两种情况表明,中小企业的金融缺口主要产生于资金的可得性(Availability)和融资成本(Cost)两方面。张捷(2003)补充了产生“金融缺口”的第三种情形,即当中小企业拥有具备赢利潜力的投资项目,但该项目赢利性与投资时限存在着紧密关系。此时,即使资金可获得、成本可承担,但由于金融交易所需的时间过长,企业可能无法在最佳投资时限内及时获得资金,此种情形被称为由融资时限(Time limit)造成的“金融缺口”。

(二)“金融缺口”的影响

“金融缺口”使中小企业的经营灵活性优势难以得到发挥,它阻碍了中小企业的成长,导致宏观经济因投资需求得不到满足而难以达到其潜在增长率,造成就业不足从而造成社会总福利的降低。并且,金融缺口还可能加剧中小企业在财务上的脆弱性,这也是中小企业抗风险能力弱、倒闭率远远高于大企业的一个重要原因。根据Sullivanetal等(1998)对美国中小企业破产原因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融资问题成为仅次于经济衰退等外部经济环境的第二大破产原因,因资金缺口而导致中小企业倒闭的比例接近30%。Berger和Udell(1998)研究发现,在美国金融机构的贷款占中小企业全部股本和债务额的26.66%,占全部债务额53%。在英国虽然银行贷款占中小企业外源性债务的比重从1985年至1990年间的60%减少为1995年至1997年间的48%,但银行仍是中小企业最主要的外部资金来源渠道。然而在多数情况下,即便可以提供抵押品或可以接受较高水平的利率,很多中小企业仍然无法获得足够的银行贷款。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2005)的调查研究发现,我国的中小企业也遇到了全新的“资本缺口”和“债务性缺口”的融资障碍,中小企业融资需求在200万元人民币以下,就很难获得银行的贷款支持。在西方学界来看,“金融缺口”(Financialgap)就是金融约束(Financialconstrint)。因而在讨论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文献中,更多的是以中小企业金融约束(Financial constrint)来替代“金融缺口”(Financial gap)。笔者认为,我国中小企业融资困难有其特定的历史环境和经济环境,因此用“信贷约束”概念比用“金融约束”或“金融缺口”更能准确地描述我国中小企业信贷融资现状。

二、中小企业信贷约束成因分析

(一)中小企业与银行之间信息不对称

一般来说,与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总体处于信息不透明状态,使得中小企业很难向资金供应者有效传递真实或有价值的融资需求信息;另一方面,鉴于中小企业的信息不透明的特征,资金供应者也很难鉴别中小企业传递的信息真实度。在两者之间,无法得到信息对称情况下,信息不对称的负面作用是很大的。对中小企业来讲,中小企业缺乏像大型企业那样规范的财务报表“硬信息”,同时在向银行业传递基于人际关系沟通的“软信息”时,又受到区域和时间累积的严重局限。因此,在银行无法对中小企业信贷事前进行科学考察、论证、事中严格监管和事后严厉惩罚的情况下,对中小企业来讲,提供低成本高收益的虚假信息比提供高成本低收益的真实信息有更大的负面激励作用,既然银行无法鉴别企业申贷信息的真假,那么作为理性的信贷者,在信贷之前进行“逆向选择”也是符合经济学对人的基本假设及决策行为准则的。由于中小企业存在信息不对称,因而银行业无法有效对中小企业信贷之后的履约行为进行动态跟踪监管,同时又无法对违约后的中小企业实行严厉的惩戒,那么对申请到贷款的中小企业来讲,变更信贷资金的用途,或者隐瞒信贷资金创造的利润,甚至利用假破产恶意逃废银行债务的行为也就成了屡见不鲜的事件,这就是信贷利益博弈过程中难以制约的中小企业的“道德风险”行为。正因为如此,银行为了防控信贷风险而对中小企业采取“惜贷”行为就不难以理解了。在信贷市场,金融资源配置达到最佳均衡状态的前提条件是完全对称的市场信息、自由流动的市场生产要素和完全竞争的市场状态。如果信息是对称的,金融市场的价格杠杆——利率将是信贷市场唯一的决定性因素,可以自发地调节资金的供给与需求,市场最终可以在均衡的利率水平上出清。但现实中普遍存在市场竞争不完全和银企之间信息不对称,而银行常常处于信息劣势。信息不对称直接影响了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增加了银行贷款供给损失的可能性,也直接导致了中小企业的信贷融资难。对大银行来讲,其信贷业务范围不局限于本区域的限制,因此在难以有效收集到中小企业的基于规范财务报表的“硬信息”时,又无法有效收集或不愿收集中小企业的基于人际关系沟通的“软信息”,那么作为理性的经济人,选择放弃中小企业信贷业务,即使实际上可能是良好的业务也不失为一种上策,这就是大银行在审查信贷之前产生的逆向选择问题。对小银行来讲,其信贷业务范围主要局限于本区域的限制,但在有效收集基于人际关系沟通的“软信息”时,人际关系沟通的时间延滞期长和累积成本较高,所以中小银行也更加乐意于向那些熟悉的中小企业放款,而对于那些目前尚不了解的中小企业,即使实际上是良好的中小企业客户也会拒之门外,这就是小银行在审查信贷之前产生逆向选择问题。无论是大银行,还是小银行放款前产生的“逆向选择”行为都是可以用信贷配给理论进行解释的。根据信贷配给理论,银行业与企业利益之间的博弈结果只能是,银行业在无法鉴别企业信息真假的前提下,为防范风险宁可将会以低于市场利率的信贷价格对一些基本上完全信得过的企业进行放款,而不愿意以高于市场价格(利率)向高风险企业贷款。但银行这种行为结果也会将那些即使愿意承担市场利率,甚至高于市场利率的价格但不能被银行识别的良好企业也被拒之门外,因此,信贷市场的均衡结果是只有少数企业将获得及时相对廉价的信贷,而大部分企业都处于一种信贷紧缺的状态,即便是良好的企业或愿意承担高利率的相对劣质企业。在我国信贷市场,虽然目前银行贷款是我国中小企业债务资金的重要来源,但不是说银行贷款就满足了中小企业融资需求。有关资料表明,一方面,商业银行积聚了大量的储蓄存款资金难以释放,而另一方面中小企业很难获得银行贷款。据调查,由于商业银行在向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方面一直存在着种种限制,在2005年进行的固定资产投资的企业中,有66.9%的企业未能从金融机构获得贷款,有62%的企业自投资金占投资比重的80%以上;流动资金项下,贷款利用率稍高,但仍有43.5%的企业未能获得金融机构贷款,其中有52%的企业自有资金占流动资金比重80%以上。据资料统计,目前中小企业的贷款规模仅占银行信贷总额的8%左右,这与中小企业创造国内生产总值的1/3,工业增加值的2/3,出口创汇的38%和国家财政收入的1/4的比例是不相称的。国家发改委资料表明,在对现有融资方式满意程度这一问题上,感到较不满意和很不满意的企业分别为19.84%和15.87%,而较满意的为19.84%,非常满意的为3.17%。见(图1)。上述状况表明,尽管各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改善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但收效不大;现有的融资环境与企业希望的仍有较大差距,融资难仍是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主要问题。国家信息中心一项调查显示,在中小企业所需要的正常运营及投资资金中,有近一半要依靠内部募集等方式自筹;81%的中小企业认为“一年内的流动资金贷款不能得到满足”,60.5%的中小企业“没有长期贷款”。据中国银监会统计,2008年一季度各大商业银行贷款额超过2.2万亿元,其中只有约3000亿元贷款落实到中小企业,占了全部商业贷款的15%,比去年同期减少300亿元。可见,信息不对称是形成中小企业信贷融资困难的又一重要原因。

(二)银企制度性约束与信息不对称

按照信息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观点,信息与制度的关系密不可分,制度具有非常重要的创造信息功能。因此,一个有效的制度安排有利于解决信息不对称,有效的制度必须解决信息问题。如果信息是对称的,那么很多制度都是等价的,解决不同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所需要的制度可能是不一样的,有的情况靠价格能够解决,而有的情况则要靠企业、政府或其他的制度安排来解决。在有效制度约束下,交易双方的信息劣势方不需要了解信息优势方的全部信息,而仅需了解制度本身的信息,对方是否会做出与制度相符的行为就可以了,这样可以节约信息成本,有利于使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得到缓解;相反,无效制度安排只会加剧信息不对称,从而会增加信息传递的难度和信息成本(徐建斌,2004)。银企关系制度的不同是导致银企之间信息不对称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银企关系制度的不同,使得银行和企业在进行信贷交易活动过程出于各自利益和风险的考虑。在不完全信息市场条件下,企业会利用因制度的不同来“欺骗”银行,而银行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宁可放弃利益确保安全,而采取拒贷。对中小企业层面来讲,从产权角度看,产权制度是一种相对稳定和长期的制度安排,需要时间的沉淀和历史的检验,而中小企业先天性的高流动性风险导致其产权制度安排缺乏连续的时间沉淀和历史的检验。中小企业产权制度安排的不稳定性和短期性,导致外部资金供应者很难拥有其相对稳定性及可靠性都较强的内部信息,所以中小企业只能获得一些短期的流动性很强的资金,而很难获得长期的权益性资金,长期的权益性资金缺乏又常常提高了中小企业流动性的风险,使得中小企业倒闭概率提高。在转型期的国家,产权经济学具有极强的解释力。不适当的经济制度安排导致中小企业为自己利益最大化积极“寻租”,在缺乏严厉和有效的监控手段情况下,内部人会将中小企业的正外部性内化为自己的收益,而把企业的负外部性内化为企业的损失,再转化为银行的损失。所以,在转型期的国家,中小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还必须深化,使业主的损益完全与企业的损益息息相关,即把企业的正负外部效应都内化为企业内部的损益行为,从而减少甚至杜绝企业主的机会主义。就银行层面而言,在计划经济或一些转型期国家,产权经济学对其无效的银行制度安排具有极强解释力。此类国家中,银行产权制度安排的矛盾使得国有银行往往既处于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商业化角色又处于政策型角色。实践检验这种银行制度安排是低效率,甚至是负效率的,因为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或内部人控制行为,银行业制度安排之前必然进行逆向选择。在取得政府资金、政策支持时,保证会把资金政策按照国家制度安排运营,即该用于政策放款的原则支持国家的宏观政策导向放款,譬如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即使银行业本意是想把此类资金要用来其商业化运营的,但一旦资金和政策被国家赋予,国有银行业便会存在很高的道德风险,用国家的资金政策去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国有银行业的不良资产剥离就是例证。同时,国家尤其是金融当局支持、强调商业银行为中小企业融资排难解忧,但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丝毫没有缓解的趋势。2009年一季度,全国信贷总量增加了4.8万亿,其中,中小企业贷款增加额度只占不到5%。一方面,大银行给中小企业发放小额信贷客观上存在规模不经济、交易费用高的不利因素。研究表明,银行对大企业贷款的运作费用约为总贷款额的2.3%—0.5%,而对中小企业贷款的各项管理费用高达2.5%—2.8%,因此大银行对中小企业失去热情。另一方面,国有银行业由于公司治理结构的不完善和内部人控制严重,导致其运营的交易费用较大。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方面是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得不到满足,另一方面却是国有商业银行信贷资金总体增量减缓,尤其是对中小企业更是“惜贷”如金。

三、中小企业信贷约束化解的金融制度设计

(一)完善商业银行信贷管理制度

随着金融制度的改革推进,我国商业银行信贷管理制度作为商业银行制度建设的一部分有了一定的发展和创新,但是与外资银行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在1994年至2005年中,我国银行业的市场化的程度不断加快,但市场化速度很低,目前我国商业银行要尽快提高竞争力,就必须加快制度创新。这就要求商业银行进一步加大、加快贷款管理制度改革和创新的力度,以进一步提升商业银行服务水平。(1)完善贷款管理制度。据中国银监会杨再平(2005)撰文,2004年主要国有商业银行实现了不良贷款率和不良贷款余额的“双降”,但若剔除政策性剥离因素和新增贷款稀释效果的影响,主要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实际上是“不降反升”。高风险、低收益仍是国内银行业面临的最主要问题(陈禄堂,2006)。这就说明信贷管理制度在银行资产业务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完善贷款管理规章制度就是要求按照“全面、审慎、有效、独立”的内控原则和新形势、新业务的发展需要,及时修订完善内控制度,确保内控制度渗透到信贷业务的各个过程和各个环节。理顺商业银行内部贷款管理职责,强调信贷牵头部门对贷款制度的总体把关,信贷相关部门在贷款制度建设方面要服从全局性安排;加强信贷管理部门的业务指导和内部审计部门再监督,畅通信息反馈机制,促进信贷管理内控制度不断完善。同时,要打造对中小企业切实有效的贷款管理机制。主要是选准信贷切入点,应突出地方特色,集中资金支持部分有市场、有效益、有信用的中小企业,帮助其向“小而精、小而新、小而优”的方向发展,防止贷款过度集中。(2)完善授信管理制度。一方面要规范授权、授信的管理和监督。商业银行各分支机构要结合本地、本部门的实际,制订详细具体的授权、授信实施细则,检查办法和考核标准,指定专门部门负责授权、授信制度的管理和监督,以保证授权授信制度认真执行。另一方面,要实行严格的授权、授信问责制度。建立与中小企业特点相适应的授信评审体系,适当下放贷款权限,允许基层行在核定的贷款额度内自主审查发放贷款减少对客户的管理层次,提高工作效率。对小企业信贷业务审查要改变那种层层审批,由贷审会集体审查却没有责任的贷审制度,制定授信审批双线制衡原则和授信尽职调查制度。同时,要建立责任追究、问责和免责制度。对小企业信贷业务的各项活动进行合规检查和审计,并根据信贷人员的尽职情况和风险的不同成因,注意区别考察失误与客观变化所形成的风险责任,追究或免除有关责任人的相应责任,建立与小企业贷款业务相适应的信贷文化。(3)建立高效的贷款审批制度。信贷审批是全面风险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信贷业务发生前的最后一道关口,是信贷业务的制高点。高效的审批机制可以提高信贷效率,降低信贷交易成本,这也是商业银行市场化改革要求。因此,高效的审批制度就是要精简和优化信贷审批流程,做到既快又好、又好又快,既控制了风险,又满足了企业要求,尤其是中小企业贷款要求。具体来说要实行以下重要审批制度,一是实施分层审批制度。即在坚持审贷分离、民主决策基本机理的前提下,按照信贷业务品种、金额、风险程度的不同,分别采取调查审查后提交有权审批人直接审批、调查审查后提交审批中心专职审议人合议后审批、调查审查后提交贷审会集体审议后审批等三种审批方式。二是建立独立审批、中心审批、合议审批三位一体的审批制度,按照权责一致的原则,科学界定行长、副行长、独立审批人、审查审批中心职责,避免职能交叉、职能延伸、职能膨胀,处理好过度集中审批与决策信息不对称矛盾。同时实施独立审批人派驻制,独立审批人由委派行选聘并授权,独立于驻地行(独立审批人履行职责、日常办公所在行),负责权限范围内驻地行信贷业务审批。二级分行独立审批人由一级分行委派,县级支行独立审批人由一级分行或二级分行委派。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贷款审批制度要有利于中小企业贷款需求。因为中小企业贷款需求具有需求频率高、需求数量小的特点,商业银行应为此设立中小企业授信专职审查人员,并在坚持授信风险管理垂直、专业、独立原则,实行贷审分离和前后台完全分开的基础上,推行分级授权个人签批制,适当下放贷款权限,细化对各级签批人的授权标准,对符合市场准入要求的中小企业授信业务由有权负责人等在各自授权额度范围内签批,不再通过贷审会审议,减少审批层级,合理精简流程,确保中小企业授信申请得到及时处理,较好地满足中小企业“短、频、快”的需求特点。(4)完善贷后管理制度。根据“信贷配给”理论,贷款之前银行有可能会做出“逆向选择”,贷款之后中小企业有可能会出现“道德风险”。贷后管理是贷款管理的最后环节,是信贷风险监管的关键环节,也是信贷风险防范的最后一道关口,必须认真把好、把严。贷后管理要形成严格的制度,要切实做到贷款的“事后监督到位”。客户经理是授信后监控的第一责任人,要在贷款发放后强化对客户现金流量的监测分析和授信用途的检查。对保证金的动态变化、抵质押物保管和价值、权属的变化、担保人代偿能力的变要及时了解化。要定期上门了解中小企业的发展状况,认真分析企业财务报告,分析、判断信贷资产风险状况。同时要多方了解企业真实经营状况,应在规定的不定期监控周期内进行检查,并做好相应记录。通过实地考察、现场座谈、与第三方沟通信息等多种方式,及时、准确了解企业的重大变动。对出现风险预警信号等可能危及信贷资产安全的迹象,应及时上报并采取相应的加固保全等挽救措施。只有这样银行才不会“担心”中小企业会出现“道德风险”问题,因而银行贷前的“逆向选择”行为也会减少。

(二)完善商业银行信贷风险防控制度

信贷风险管理也是信贷市场制度管理的核心之一。建立完善我国现代商业银行信贷风险防范和管理体系,必须着力抓好制度关键要素。同时把握先进性原则,构建以风险防范、控制为核心的信贷风险管理制度;把握层次性原则,探索健全风险管理机制;把握动态性原则,建立和强化信贷风险预警体系;把握渐进性原则,加强信贷风险管理信息系统建设;把握应变性原则,提高风险控制能力和信贷资产质量;把握人本性原则,带好一支高水平的信贷风险管理队伍(阙方平,2006)。主要内容应该是:(1)健全风险预警制度。对各种可能给信贷资产质量带来消极影响的因素及时监控,做到信贷风险早发现、早防范、早补救。围绕经营行为、业务管理、风险防范、资产安全等方面,定期开展业务分析、信贷资产质量评价和资金运用风险评估,对信贷资产质量状况、流动性状况和企业财务经营状况进行分析识别,预测预报带有倾向性、苗头性的问题,为信贷资金的合理营运提供决策依据。设置中小企业信贷业务的风险预警线和控制线,落实专人监控中小企业贷款业务及资产质量的动态变化状况,通过书面、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进行监控提示。注重信用教育,加强政策引导,提高企业信用意识,规范企业信用行为,创造良好信用环境。(2)建立倾向性风险管理机制。首先,要把好行业和客户准入关。在同等条件下有重点、有选择地支持符合国家产业导向的中小企业,中小企业信贷政策要与总体性行业政策、信贷资产结构调整目标相一致。对持续成长型中小企业、发展潜力好的中小企业应予以大力支持,同时应淘汰一定比例的中小企业。其次,要科学评判中小企业等级。在收集历史基础数据基础上,建立先进的中小企业信用评分系统,按信用等级制定相应的抵押保证类型和贷款利率档次。在客户评级方面,应结合中小企业特点,使信用评级科学、合理地反映小企业的资信状况和偿债能力。(3)完善信贷风险补偿制度。建立信贷风险补偿机制是解决欠发达地区的信贷需求与保证金融机构的安全稳健运行之间的矛盾重要环节。建立一种以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负担的专项支出为主体,按商业银行贷款数量一定比例提取的资金为辅助的特别基金,对欠发达地区的信贷投入实行政策性补助,解决其后顾之忧。

(三)完善商业银行信贷激励与约束机制

目前我国银行的信贷管理考核制度强调通过制度加强控制,对人的激励显得不足。如责任人为了避免出现贷款损失从而避免处罚,往往对不熟悉但又有风险的贷款拒之门外,或者对有问题贷款在到期前进行不应有的展期或给予新贷款以收回旧贷款的本息,反而隐藏了风险,为了将个人责任变为集体责任,往往将所有贷款无论金额大小都推给审贷委员会研究决定。其结果是滥贷虽然得到控制,但惜贷不可避免,贷款工作效率降低了。因此,现时的问题应该是强调激励与约束机制并用,重在激励,以充分发挥信贷管理人员的主观能动性。建议从以下方面入手:(1)实行信贷人员等级管理制度。打破目前信贷审批权限按行政职务大小层层下放的旧框架,实行审批放贷和行政完全脱钩。可按实际能力和以往业绩给予信贷管理人员相应审批权限,并每年进行一次审定,视情况决定提升或降级,创造既有压力又有动力的工作环境。(2)实施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把信贷管理内控制度建设和金融企业文化建设结合起来,建立信贷人员选拔、培养、考核、奖惩、使用和淘汰的良性机制,切实加强对客户经理履职情况的管理和考核。通过教育和管理结合、激励与约束结合、提高整体素质。(3)加强培训制度建设。通过培训增强信贷工作人员依法经营意识,加强信贷人员金融法律法规培训,做到知法、懂法、守法,在信贷工作中增强自觉依法、合规经营的意识,从根本上杜绝违规行为,防范金融风险。(4)改革现行工资分配制度。中小企业信贷风险的特点决定了贷款银行除了必须具备高超的经营管理水平和极强的责任心外,还应重视在对员工的正激励方面应坚持市场化的报酬原则,加大绩效工资比重,破除行政级别的工资制度,全面推行客户经理等级薪酬制度。

(四)鼓励中小银行对中小企业实行主办银行制度

主办银行制度是间接金融环境下的产物,是企业为了稳定地获得外部资金的一种机制安排。即银行与借款企业形成某种产权关系,银行除了是债权人外,还是借款企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并参与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主办银行制度是一种双赢制度,中小银行对中小企业实行主办银行制,不仅银行解决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而且中小企业因此而能够获得稳定的资金。特别是银行在对中小企业融资时,很大程式度上不是依据其财务报表这类“硬信息”是否合格,而是依据与中小企业密切接触的信贷经理的主观判断。在间接金融为主导的环境下,企业为了稳定地获得外部资金,银行为了降低风险,以及出于规避管制等其他原因,主办银行制率先在日本发展起来。国际上日本和德国是主办银行制典型。目前,我国中小企业外部融资渠道基本上只有银行贷款,而投资基金、创业板等直接融资都是有限的,在这种情况下,主办银行制大有英雄用武之地。通过中小银行对中小企业直接投资或银行控股投资公司对中小企业行使股东代理权来构建新型银企信用关系,对于保障中小银行经营效率的质量,降低监管成本,维护银行体系的安定;对于中小企业和中小银行较快地建立起紧密的联系与信任,以帮助中小企业尽快解决外部融资,促进经济健康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实,关于中小企业与中小银行融资这种“特定关系”,国外经济学家早已对此进行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Strahan和Weston(1996)在分析比较银行给予中小企业贷款形式时发现,小银行给中小企业贷款一般要比大银行多,大银行仅占中小企业贷款市场份额的35%,而占大企业贷款市场份额的82%。之后又在1998年,通过证实研究证明了中小银行给予中小企业信贷份额比大银行大的原因有:管理规则阻止大银行给予任何单个借款者总资本15%以上的贷款;即使大银行被允许做出更大比例的贷款,它们也无法做到充分多样化,会增加其对违约风险的脆弱性;中小银行很难与大银行竞争大额贷款,因为企业偏向于从一家银行获取所有的金融服务,而大银行能够为大企业提供更多的金融产品和服务,这样中小银行处于劣势,但是它们拥有必要的金融资源来满足中小企业的需要。Berger(2001)在关注了中小企业信贷可获得性时认为,中小企业资金需求高度依赖于银行外部融资,而银行在拓展信贷给信息不透明的中小企业时所利用的最重要方法之一就是关系贷款。

(五)建立担保机构与银行业的合作机制

信用担保机构是以专业化经营信用应运而生的。大部分信用担保机构是基于一定的区域开展信用征集活动,尤其是互助性担保机构,对区域内的中小企业有着相当的信用征集优势,信息对称度高,征集成本低。然而,银行业尤其是大银行缺乏这种优势,所以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就能够弥补银行业的不足,同时也能够分享银行业的部分信贷收益。银行在给高风险中小企业提供贷款都要求有担保机构提供担保,进行风险转嫁。但如果银行单方面要求担保机构提供担保未必就能实现,只要担保机构不接受担保,贷款就很难成交。如果银行与担保机构协同合作问题就解决了,这样,三方都在信贷活动中得到好处是不言而喻的。近年来专业信用担保作为一种重要的中介服务,在中小企业融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得到银行的认同。在担保机构介入的情况下,由于信用的提升和风险的分散,银行成为最直接的受益方。在一些地区,实力较强、运作规范、资信程度高的担保机构,已和银行建立了良好的业务合作关系。所以,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担保机构与银行业的协同机制是非常必要的。但在我国金融机构与担保机构是分离的,由于我国对担保比例没有明确的制度规定,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风险损失由担保机构100%承担,只要担保机构同意担保,金融机构都给予贷款。这样就造成了我国担保机构集中了过多的风险,不仅导致担保机构的责任与能力不对等,也弱化了银行业对企业的评估,加大了整体风险。因此,实现银保合作应在以下方面进行:(1)降低合作门槛。目前中小企业对于信用担保市场的需求与所有信用担保企业所能提供的担保额度之比约为12:1,信用担保机构实际担保贷款额仅为申请额的10%左右,缺口巨大。鉴于目前我国担保机构规模相对较小,资金来源有限,有的担保机构尚处于起步阶段,合作银行要从实际出发,不论规模大小,只要注册资金到位、具备信用资质、能够有效防范风险就可以建立合作关系。(2)合理确定放大倍数。合理的放大担保倍数是担保机构获取经济和社会效益的重要保证。贷款银行要根据担保机构服务对象、担保能力和信用状况等因素,参照担保机构信用资质,合理确定担保机构放大倍数。原则上对具备B级信用等级的担保机构放大不低于5倍,对A级信用担保机构可放大10至15倍。放大倍数应在银行与担保机构合作协议中明确界定,并明确违约责任。(3)合理分担风险责任。实行风险分担是增强双方责任心、防止不作为或乱作为的重要措施。由担保机构全额承担风险不符合市场公平原则,贷款银行和担保机构应按照“谁投资、谁受益”和“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原则积极探索责任分担的有效形式,合理确定双方各自应承担的风险比例,增强双方防范风险的责任意识。根据国际经验,信用担保机构承担责任的比例一般为70%左右(法国50%、日本50-80%、德国50-80%、美国80%、加拿大85%)。根据我国实际情况,贷款银行与担保机构风险分担比例可划分为两个档次:3/7或3.5/6.5。同样,贷款银行除获得贷款利息外,还应享有担保比例的担保收益。这样通过风险分担将双方结为利益共同体,从贷前调查、贷中审查、贷后管理等方面共同防范金融风险。(4)合理实行差别利率。按照风险定价和互惠互利的原则,银行应对被担保的企业降低或取消利率上浮幅度,以冲减企业因缴纳担保费增加的成本。对运作规范、信用良好、资本实力和风险控制能力较强的担保机构承保的优质项目,可按人民银行利率管理规定执行基准贷款利率或适当下浮贷款利率。(5)合理执行担保费率。担保机构应根据《关于加强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设意见的通知》中“担保费率实行与其运营风险成本挂钩的办法,基准担保费率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50%执行,具体担保费率可依项目风险程度在基准费率基础上下浮动30-50%”的规定。担保费率过高会加大企业经营成本,国际上大多数国家的担保费一般为1%左右,法国为0.6%,我国台湾地区和香港特区仅为0.5%左右。合理收取担保费率,做到风险与收益相匹配是担保机构应遵守的原则。

摘要：中小企业迅速发展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然而,中小企业发展的最大障碍问题仍然是“融资难”。本文借助于“金融缺口”理论考察中小企业信贷约束困境,并从制度性约束和信息不对称视角,深层分析了信贷约束的原因,为化解我国中小企业信贷约束,应从融资制度安排上进行重点设计。

中小企业融资约束对策 篇5

关键词：融资约束;民营企业;财务风险；经营状况

中小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组成部分，对一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由美国次级贷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对我国中小企业的不利影响十分明显。中小企业的融资瓶颈尤为突出，如何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再一次被社会各界所关注。融资约束会对中小企业的成长造成严重阻碍，导致整体经济因投资不足难以实现其潜在增长率，并造成就业不足等社会福利损失。而且融资约束是中小企业财务脆弱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使中小企业陷入破产境地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企业财务风险及成因

财务风险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由于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蒙受损失的可能性的大小与损失的高低。企业财务管理过程中的某个方面和某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促使这种风险转变为损失,导致企业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的降低。企业财务管理一般分为筹资管理、投资管理、营运资金管理和收益分配管理四个方面,相应地也会产生各种不同的财务风险。筹资风险是由于借入资金而产生财务杠杆,杠杆效应会进一步放大收益或损失,从而增大丧失偿债能力的可能性而产生的风险;投资风险是由于不确性因素导致的投资报酬率达不到预期值而发生的风险;营运资金管理过程中产生的资金回收风险是由于赊销产品产生的货币资金回收的时间和金额的不确定性;收益分配风险在于收益分配可能给企业今后生产经营活动产生不利影响而带来的风险。财务风险与企业经营活动的各个环节密切相关,一个正常生产经营的企业,财务风险在所难免,这是各种类型的企业共同具有的。

二、我国民营企业的融资结构现状及其财务风险分析

民营企业的资金缺口是制约其生存与发展的首要因素,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民营企业融资难的现象仍然客观存在。除政府以外,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都要抛开成见,努力寻找利益的交汇点,实现社会资金优化配置。而民营企业自身素质的提升更是其顺利融资的关键之处与蓬勃发展的核心动力。

市场竞争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之源,如果一个社会存在严重的不公平竞争状况,那么就会扼杀社会的创新与活力。我国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相比,在融通资金这一条件下就存在严重的不公平现象,即所谓的所有制歧视。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融资渠道不畅,难以从正规金融机构取得贷款,存在严重的资金缺乏。当出现更好的投资机会或发生资金周转困难时,不得不求助于非正规金融机构,也就是地下金融,融资渠道单一、资金结构缺乏弹性。因此民营企业不是不存在负债,只是没有办法在企业财务上反映出来。地下金融资金成本远远高于正规金融机构,为此企业要支付高昂的利息费用,从而产生超常的财务风险,其收益率也远远低于同类国有及其控股企业。

融资约束下,民营企业资金成本高昂,迫使企业投资于高风险项目,进而加大企业财务风险。由于高昂的融资成本,理性的企业必然投资于高于资金成本的高收益项目,这必然也就伴随着高风险。另一方面，企业因此丧失了有利的税收挡板,财务杠杆风险远远超过收益,民营企业易陷于破产的境地；企业利用负债进行经营,不论盈利或者亏损都要支付固定的债务利息,而且债务利息是在税前支付的,所以利用负债进行经营,既可以达到筹资的目的又可以产生抵税的作用,使企业可以少交所得税,这就是负债融资的“税收挡板”作用。民营企业不能从正规金融机构借到资金而不得不从地下金融借款,利率很高,因此这些企业往往存在较高的财务杠杆。但因为是从非正规金融机构借入资金,无论是借入资金总量还是因此产生的利息支出都不在企业财务上反映出来,企业不能享受利息带来的税收挡板的利益,因此,它们只能面对较大的财务风险,却不能享有高额财务杠杆带来的杠杆收益。

三、企业经营风险加大并形成不利的激励机制

民营企业不得不采取偷税漏税来抵补损失的税收挡板,但偷税漏税有可能面临)政府的处罚,进而影响到企业的社会诚信度,进一步影响投资者对企业的分析。民营企业经营的不确定性又增加了,这进一步导致企业经营的总体风险加大。因此,社会对民营企业的创办、经营、发展的约束就不仅仅是资金问题,还有是否能够面对自身诚信的丧失与面对不得不偷税漏税从而遭到政府处罚的勇气,这使得民营企业的经营者或创办者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经营风险。另一方面,也为相关执法者制造了巨大的腐败空间。

上述种种情况必然迫使民营企业主要依靠内源融资。但当企业发展受到很大局限时,内部资本积累必然有限,就会极大地降低民营企业的投资率,社会经济发展也就受到抑制。同时,这同样也遵循“劣币驱逐良币”的原则,使社会涌现出的是大量的勇于违背法律法规的投机者与冒险家或者与政府有密切关系的人,必然也滋生助长了政府部门的腐败行为。在社会形成了不良的激励机制。

四、结束语

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除了面对正常企业的财务风险以外,还需面对额外的超常财务风险,也无法通过多方投资与多方筹资来分散风险。这主要是由于民营企业融资渠道匮乏导致的。若要改变这一现状,唯一的办法就是金融体制变革。解除银行准入限制,允许成立各种所有制形式的银行中介体系,形成各种产权主体相互竞争的金融市场,这必然会大大降低民营企业的资金成本,进而增加民营企业的资金利润率,从根本上解除民营企业融资约束问题,促进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威廉.F.夏普.投资组合理论与资本市场[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1.

[2]杨永华.市场导向型经济增长理论[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

中小企业融资结构与融资约束研究 篇6

关键词：融资结构,融资约束,中小企业

一、引言

据权威统计, 中小企业对我国国民经济总体有着60%的贡献, 地位非常重要。然而, 中小企业由于资产少、规模小、经营不确定性大、担保能力不足、财务制度不健全、公司治理结构不成熟等原因, 难以从金融市场上获得资金, 融资渠道窄, 融资成本高, 融资约束问题严重。理论研究和现实情况表明, 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 外部融资大环境的改善至关重要, 而提高企业内部管理的科学化水平同样不可忽视, 对企业融资结构的合理规划便是其中之一。本文从债权结构和股权结构两方面入手, 以找到能够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方案为目标, 结合债权结构与股权结构对融资约束影响的实证检验, 探寻选择怎样的融资结构更有利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问题, 同时在理论上作为融资结构影响融资约束问题研究的一个补充。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融资约束是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 融资约束问题很早便被提出。融资约束理论较早提出者是Stiglitz和Weiss, 两人经研究指出企业在融资方面普遍会受到一定的约束。西方发达工业化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同样受到企业普遍面临融资约束的困扰, 以至于西方学术界对融资约束问题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相比于大型企业, 中小型企业所受到的融资约束问题更为突出, Weder and Schiffer (2001) 的研究结论表明了这一点。继而Berger and Udell (1998) 、Galindo and Schiantarelli (2003) 经过对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融资约束问题的统计研究指出, 与发达国家的情况一样, 发展中国家的中小企业在获取经营发展所需资金时也受到了种种约束, 甚至比发达国家的情况更为糟糕。随着我国经济的崛起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 我国学术界对融资约束问题也逐渐重视起来。魏锋和刘星 (2004) 通过对从1998年到2002年5年间的超过200家上市公司的融资约束问题进行统计研究后发现, 几乎每家上市公司都面临着融资约束问题。后来的李金、李仕明和严整 (2007) 经过对研究样本的合理调整, 得出面临融资约束问题的上市公司比例应为98%。中小企业在融资约束问题上现实更为严峻。郭丽虹和马文杰 (2011) 曾指出, 在筹集债务型对外投资资金方面, 中小型企业面临着更大的约束。影响公司融资约束的因素很多, Cull and Xu (2003) 研究了公司经营绩效对其融资约束的影响, 得出的结论是经营绩效较好的企业会面临更小的融资约束, 这一结论被我国学术界普遍接受。在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因素研究方面, 陈龙 (2011) 指出, 企业的融资结构对其经营绩效影响显著, 并且存在一个最优的融资结构, 使得公司绩效在这个融资结构上能够达到最大化。可见, 融资约束在国内外, 特别是在中小企业中是普遍存在的现象, 并且如果企业的融资结构合理, 便能够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根据权衡理论, 如果企业仅仅为了增加节税收益而不断提高企业的负债率, 就会使企业的财务危机成本大大增加。当企业的负债率超过一定合理区间的时候, 债务增加带来的节税收益将会被财务危机成本的增加吞噬掉, 最后导致企业资产负债率的上升对其融资约束的缓解起着相反的作用。由此可得, 合理的债务融资比率应该是在节税收益和其财务危机成本两者间寻求一种权衡。根据代理成本理论, 管理层所拥有的股权占公司全部股份的比例会随着企业债务融资的增加而增加, 这样便会激励管理者努力工作, 通过引入外部监督者来降低代理成本缓解公司融资约束。但是同时也应看到债务融资在降低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代理成本时, 也会带来另一种成本的增加, 即债务投资者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而提高所提供的资金的价格, 这就导致了企业通过债务融资要多付一部分费用, 即债务融资的代理成本。合理的债务融资比率是在一个平衡点上, 此时公司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最小, 如果再增加债务融资, 此时债务代理成本的增加速度比股权代理成本的减少速度要快, 公司就会面临比先前更大的融资约束。因此, 资产负债率与公司融资约束程度之间的关系主要呈现为过低债务率和过高债务率都不利于融资约束的缓解, 这就需要找到一个适度的债务率。基于此, 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资产负债率与融资约束呈现U型的二次曲线关系

如果企业的股权集中度过高, 就会导致企业的实际控制权被少数大股东所持有, 虽然企业通过委托代理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 但少数大股东通过控制经理层而掌握企业经营权的情况不可避免。当大股东拥有企业决策主导权时, 为了个人利益最大化, 就会置中小股东的利益于不顾而将企业发展导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Shleifer and Vishny (1997) , La Porta等 (2000) , Djankov等 (2008) 指出大股东的存在会产生负的堑壕效应 (entrenchment effect) , 公司股权被少数股东所持有就不会存在通过股权分散而达到股东间的相互制衡作用, 公司真实信息往往会掌握在少数大股东手中。如果不对称信息严重, 那么外部投资者为了减弱信息的不对称, 就会付出更多的成本, 最终导致企业面临的外部资本价格提高。同时, 股权集中度高的企业, 大股东侵蚀企业利润的情况更易发生, 此时, 外部投资者进行借贷的意愿将会下降。本文认为, 若资金需求量一定, 企业高的股权集中度会使外部资金的供给不足, 投资者会提高资金的价格, 导致企业面临较高的融资约束。据此, 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股权集中不利于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 即股权集中度与融资约束呈正相关关系

三、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考虑到中小企业板创立初期板块不够成熟, 企业数据异常值较多, 因此本文将2006年-2013年的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 另外, 鉴于部分财务指标 (如营业收入增长率) 需要利用未来两年的滞后数据, 除营业收入增长率外, 其他指标取值区间为2006年-2011年, 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为保证数据的稳定性、连续性和有效性, 尽量消除异常样本对研究结论的影响, 本文根据以下标准进一步剔除数据:剔除被ST和PT的上市公司;剔除金融企业的数据;剔除数据缺省公司;对连续变量在1%和99%分位上进行缩尾 (winsorize) 处理。

(二) 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融资约束。本文在衡量融资约束时参考杨安华 (2012) 构建的融资约束指数ZIFC指数, 如果ZIFC指数越大, 表明公司融资约束程度越大:

其中, Incomeit/Ki, t-1指企业当期收入, 变量定义为企业当期收入/期初资产总额;ROAit是资产回报率, 变量定义为净利润/资产总额;Cashit/Ki, t-1是持有现金量, 变量定义为 (净利润+累计折旧+摊销) /期初资产总额;TLTDit是长期负债总额与资产总额比, 变量定义为长期负债/资产总额;Git是营业收入增长率, 变量定义为近三年 (当年及后两年) 收入增长率的平均值。

(2) 解释变量。资产负债率 (TLAR) 即企业负债总额与资产总额的比值, 反映了企业所运用的外部负债资金的比例, 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企业进行清算时有多少资产是用来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债权人所提供的资本占全部资本的比例就是通过资产负债率来反映的, 是公司债务融资结构的总体衡量指标, 因此本文选择资产负债率作为债权融资结构的衡量变量。股权集中度 (SI) , 如果企业的绝大多数股份都集中在少数几个股东手中, 就说这个企业的股权集中度较高。我国上市中小企业普遍存在股权集中度高的现象, 通常表现为企业股权完全或大部分被某一个股东所持有。因此本文选择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作为股权集中度的衡量变量。

(3) 控制变量。因本文的研究对象还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故需引入控制变量。本文将选取以下指标作为控制变量:公司规模指标 (SIZE) , 公司规模是指公司在人员数量、构成、资产等方面所具有的规模。研究表明, 不同规模的公司融资存在显著差异 (梅丹, 2005) , 所以, 本文将公司规模作为控制变量之一, 本文选择总资产的自然对数来衡量公司规模。有形资产比例 (Tang) , 有形资产比例决定了企业的资产担保能力, 不论是银行信贷还是融资租赁等民间融资机构, 都乐于为资产担保能力大的企业提供资金融通, 相应的, 企业获得外部资金不论从成本上还是从渠道上都具有优势, 从而企业的融资约束就会较小。在企业有形资产的度量上, 本文采用了企业固定资产总额/资产总额这一指标。董事会结构 (CG) , 按照前文的逻辑, 如果公司能够被少数人所操控, 那么它受到的融资约束就会高, 为防止公司董事操纵企业, 便引入了独立董事, 如果一个公司的独立董事比例越大, 公司被操控的可能性就会越小, 公司的经营也会更加的正规和合理化,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公司的融资约束也会受其一定程度的影响。在此逻辑基础上, 本文将董事会结构用独立董事比例来衡量。会计年度 (YEAR) , 本文将会计年度纳入控制变量, 是用来表示公司融资约束随着会计年度的推移而自发变化的趋势。具体变量定义见表1。

(三) 模型设计

本文采用以下两个实证检验模型对本文假设进行验证:

在本文的模型中, 为了避免解释变量与融资约束指标之间的内生性问题, 参考其他学者的做法, 将解释变量资产负债率的取值滞后一期。其中资产负债率与融资约束之间的关系用模型 (1) 来检验, 而模型 (2) 检验的是股权集中度与融资约束之间的关系。

四、实证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

表2列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从中可以看出, 在最终得到的647个研究样本中, 融资约束 (ZIFC) 的最小值是-2.920, 最大值是8.140, 均值为0.2000, 说明不同公司之间, 受融资约束困扰程度的差异非常大。融资结构中, 资产负债率 (TLAR) 的最小值是3%, 而最大值达到了97%, 变化幅度非常大, 其标准差是0.18, 分布比较集中;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SI) 的标准差达到了14.67, 说明上市中小企业股权结构波动较大, 平均值为37.35%, 总体来说股权集中度较高。由控制变量可以看出, 公司规模普遍不大, SIZE的均值为21.03。资产结构 (Tang) 最大值是0.85, 而最小值是0;董事会结构 (CG) 最小值只有0.14, 最大值0.67, 是最小值的近5倍, 两者均表现出较大的差异, 说明我国上市中小企业自身资源禀赋差异显著。

(二) 相关性分析

表3是各个变量的Pearson相关系数。从表中可以看出, 融资约束的ZIFC指数与资产负债率的平方 (TLAR2) 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但在与股权集中度的关系上, 正向关系并不显著。ZIFC指数与公司规模SIZE之间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表明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 融资约束程度会相应降低。资产结构Tang与ZIFC指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说明固定资产比例高的企业, 融资约束程度较低, 资产结构高的企业具有较高的资产担保价值, 在面临外部融资需求时更容易获得银行贷款等外部资金, 其融资约束程度较低。董事会结构则与融资约束指数ZIFC无显著的相关关系, 解释变量以及各控制变量之间虽然部分有明显的相关关系, 但相关系数较低, 因此, 各解释变量以及控制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比较弱, 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注:***, **, *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1%, 5%和10%

(三) 回归分析

融资结构与融资约束的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由模型 (1) 可以看出, 融资约束与总资产负债率呈二次函数关系, 总资产负债率的一次项系数为负, 二次项系数为正, 并分别在1%和5%水平上显著。而且不论自变量总资产负债率过大还是过小, 因变量融资约束都不会处在最佳值, 只有当总资产负债率取中间阶段的值时, 融资约束才会取得最理想值。如果按照标准化系数来计算, 总资产负债率为66%时, 最有利于缓解融资约束。由于我国上市中小企业的总资产负债率均值为39% (前文描述性统计得出) , 说明此负债水平还偏低, 要想缓解融资约束, 还需要提高债务融资比例。综上, 资产负债率与融资约束之间存在显著的U型二次曲线关系, 假设1得以验证。模型 (2) 显示股权集中度的系数为正, 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 说明了股权集中度与融资约束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因此, 假设2得以验证, 即高股权集中度不利于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中小企业规模小, 且一般为民营企业, 普遍存在着股权集中度高的特点, 在企业内很容易就形成了“强股东、弱管理层”的局面。公司的经营决策变成大股东的独断专营, 造成企业对外信息不对称更严重, 在给定借贷需求的情况下, 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会因为企业的外部融资成本提高而增加。

注:显著性水平1%, 5%和10%分别用***, **, *表示, () 内是T值。

(四) 稳健性检验

ZIFC指数虽然是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构建的融资约束指标, 且通过了样本数据的实证检验, 但是相比于ZIFC指数, 现金-现金流敏感度被更多的学者用来衡量企业的融资约束水平。为避免ZIFC模型可能产生的研究偏差, 对上面的结论进行稳健性检验, 本文借鉴Almeida (2004) 的方法, 以现金-现金流敏感度替代融资约束, 用其扩展模型重新进行分析, 如下:

其中以现金、银行存款、有价证券当年增加的金额除以企业前一年度的总资产作为被解释变量。CF代表经营性现金流量, 回归模型中a2就是现金-现金流敏感度, 在Almeida (2004) 模型中代表着融资约束, a2越大, 表示公司面临的融资约束越大。本文的研究变量用VAR代表, 在研究过程中, 将模型中的VAR分别以债务融资结构的衡量指标———资产负债率 (TLAR) 、股权融资结构的衡量指标———股权集中度 (SI) 替代进行研究。公司规模用size代表, 具体用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表示;Tobin’s Q表示企业的托宾Q值;STD/Asset表示短期债务与总资产的比值;NWC/Asset用流动资产减流动负债减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差额与总资产的比值来表示。由表5可知, CF/Asset的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融资约束普遍存在于上市中小企业中。回归结果中, 资产负债率的二次项系数显著为正, 一次项系数显著为负, 股权集中度的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存在最优的资产负债率的区间, 使得现金-现金流敏感性降低, 从而降低其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过高的股权集中度则不利于融资约束的缓解。这些敏感性分析的回归结果与前文一致。

注:显著性水平1%, 5%和10%分别用***, **, *表示, () 内是T值。

五、结论

中小企业融资约束对策 篇7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 中小企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所占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成为了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但目前制约中小企业发展最主要的因素就是中小企业所受到的融资约束, 由于中小企业一般规模较小, 生产能力相对较弱, 因此承受外部市场风险的能力也比较的弱, 导致了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的信用评级都不太高, 认为他们自有资金较少, 没有足够的资金进行偿还, 因此使得中小企业在资金融通方面面临了较大的困难。

在我国经济转型的时期, 由于不完善和不健全的金融制度体系让中小企业在融资方面缺少合适的应对措施。因此, 学术界就这一问题提出了多层次多方面的制度创新改革的建议, 包括开拓风险投资项目, 促进民营金融业的发展, 逐步完善建立健全的资本市场体系等。可以看出, 这些措施基本都源自于金融水平的发展[1]。目前, 很多措施已经逐步的实施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但是, 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较好的改善[2], 因此金融发展对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受到社会大众的关注。

1 理论背景与研究假设

在经典财务理论中提出, 如果企业处于一个完美的资本市场中, 那么其内部资本和外部资本可以完全替代, 所以企业的投资行为只与其投资的需求有关, 而不会受到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但是, 完美的资本市场是不存在的。因此, 现代公司财务理论提出, 代理问题和信息不对称问题会导致企业的外部融资成本高于其内部融资成本, 就造成了融资约束的问题。

在融资约束中, 代理问题是代理人通常都拥有比委托人更多的信息, 这就不利于委托者对代理人进行监控, 判断其是否适当的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信息不对称是在经济活动中, 每个经济参与者所知悉的信息是有限的, 参与交易的双方所了解的信息与对环境状况的认知都是有差异的, 因此就会导致交易的一方拥有更多的信息, 从而使得决策的另一方处于一个相对的劣势, 会影响其决策。

金融发展对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 金融发展有利于降低市场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金融发展可以降低市场中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有利于提高资源分配的效率,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Rajan的研究认为, 企业的问题需要良好的金融制度和发达的金融市场的支持, 从而才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企业的外部融资成本, 有利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问题。反之, 若某一国家金融市场不发达而且制度也不够完善, 则将会恶化其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问题, 使得获取外部资金的成本和内部资金的成本会不断的扩大。第二, 金融发展有利于降低企业的道德风险与外部融资成本。Bekeart、Haroy和Haroy也认为, 金融发展对金融市场的不完善因素有补足性的作用, 有利于降低企业的外部融资成本, 从而可以促进企业的投资支出的水平。Demiguc通过考察金融发展对企业规模扩张的影响, 认为发达的金融发展水平不仅能够有效的阻止和监管内部人员对企业资源的不合理使用, 而且能够为企业规模的扩张提供充足的资金, 从而有利于降低企业为扩张规模所需要的成本, 进一步促进企业规模的扩张。同时, 他们还经过研究发现, 一国的金融发展水平与该国的企业规模的大小呈现了显著的正相关关系。Maksimonic (2002) 得出了在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 企业一般会利用更多的外部融资来促进企业的不断发展的结论[3]。

在国内的研究中, 陈东和唐建新 (2009) 将中小企业板块的数据进行研究, 发现金融发展的程度可以有效的降低无政治关系的民营中小企业所受到的融资约束问题[4]。况学文则是从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角度出发, 认为金融的市场化程度和金融的发展程度可以降低受到融资约束公司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 有利于缓解公司外部融资受到的约束程度[5]。

综上所述, 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可以降低资本市场中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有利于提高企业资源分配的效率, 同时也可以降低企业在道德方面的风险和外部融资的成本。因此, 本文提出的假设为:金融发展能够有效地缓解中小企业受到的融资约束。

2 研究方法

2.1 样本的选取

本文的研究样本选取了2009—2015年深交所中小企业板块上市的公司总共4188家进行研究, 包括了2009年总共266家, 2010年总共439家, 2011年总共589家, 2012年总共671家, 2013年总共703家, 2014年总共733家和2015年总共787家。

样本的选取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首先, 未上市的中小企业的数据难以获得。其次, 2008年的金融危机给我国的整体经济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因此, 在可供选择的样本时间范围上中小企业板块相较于创业板块的可选择时间较长。最后, 在选择符合中小企业划分标准的企业时, 中小企业板块相较于主板, 前者更具有代表性。

样本选取遵循了以下的原则: (1) 去除了2008年以后上市的公司, 用来避免金融危机的影响; (2) 去除了ST的上市公司; (3) 去除了相关数据不完整的公司; (4) 去除了金融业的上市公司。本文用作样本的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

2.2 变量的描述

本文对变量定义的描述如表一所示。

2.3 模型的设定

本文借鉴了Almeida A的现金—现金流敏感性作为融资约束的代理变量, 使用了描述性统计、相关性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方法[6]。建立了如下的模型:

(1) 因变量

Cash作为因变量, 其代表的是当年的现金和现金等价物的增加额与上一年的资产总额的比值。

(2) 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CF代表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除以上一年的资产总额, 系数代表的是现金-现金流敏感性。若系数是显著为正, 那么就证明企业已经面临着融资约束的问题。解释变量CF*DEV是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上一年的资产总额的比值与金融发展程度的交互项, 系数代表的是金融发展对中小企业在融资约束上产生的影响。若系数是显著为负, 证明金融发展的程度提高, 就会降低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和现金-现金流敏感性。

(3) 控制变量

变量Grow是用来表示控制成长机会带来的影响, 是用主营业务收入的增长率来体现的。变量NWC是非现金营运资本除以期初的资产总额。变量STD是短期负债的变化程度除以期初资产总额。在此模型中, 模型的设计者Almeida认为短期负债在企业内可能以两种形式存在, 一种是将其作为现金的替代, 另一种是将其作为储备现金, 因此, 此系数正负都有可能。变量Expend是资本支出和期初资产总额的比值。

3 检验结果与分析

本文使用SPSS软件进行如下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文对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 具体数据表二所示。

根据表二分析得出, Cash的极大值和极小值分别为1.076和-0.348, 表明不同中小企业的现金储备量存在较大的区别, 而且均值和标准差之间的比值达到了6, 说明中小企业在现金持有率上波动较大。CF的均值接近0, 说明中小企业的内部现金流不充足。CF*DEV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114.683和-16.307, 且均值和标准差分别为2.503和5.623, 表明不同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是不一致的, 且相差较大。

3.2 相关性分析

为初步了解变量之间的关系, 本文对主要变量进行了相关性检验, 具体数据如表三所示。

注:**在.01水平 (双侧) 上显著相关

表二对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 由分析结果可以知道, 除了NWC以外, 其他的变量与Cash之间都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现金流CF与Cash在1%的水平上呈现显著的正相关, 说明中小企业储存的现金通常都来自于经营现金流中, 因此企业的外部融资约束较为严重。CF*DEV与Cash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说明金融发展的程度越高, 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和现金-现金流敏感性就会越低。成长机会Grow与Cash呈现显著的正相关, 表明企业未来的成长机会越多, 其可能的投资就越多, 因此中小企业就会储存更多的现金为未来的投资做准备, 因此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表明中小企业存在着外部融资的约束。STD与Cash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说明了中小企业利用短期的负债来置留现金, 而不是替代现金。Expend和Cash呈现显著的负相关, 说明当资本支出增加时, 现金储备会减少。

3.3 回归性分析

对样本数据进行了回归结果的分析, 具体数据如表四所示。

注:*、**、***分别表示系数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

根据表四的回归结果可以分析出, 在回归 (1) 的结果中, CF的系数和T值分别为0.513和8.813, 说明现金对现金流的敏感性较高, 也就是中小企业存在较为严重的外部融资约束。在回归 (2) 中, CF的系数是正数, CF*MAR的系数为负, 显著水平是5%, 因此说明金融市场化程度的提高, 有利于改善企业的融资约束。在回归 (3) 中, CF*COMP的系数为负, 显著水平为10%, 说明金融行业的竞争越激烈, 企业受到的融资约束就会越低。在回归 (4) 中, CF*LOAN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系数和T值分别为-1.489和-4.092, 因此说明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明显的降低了现金对现金流的敏感性, 明显减少了中小企业受到的融资约束。

通过以上分析, 充分证明了研究假设, 即金融发展能够有效地缓解中小企业受到的融资约束。

4 结束语

本文首先进行了理论分析, 通过分析提出了金融发展能够有效地缓解中小企业受到的融资约束这一假设。同时使用Almeida提出的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对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相关性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通过研究结果表明, 目前中小企业所受到的融资约束的程度较高, 由于外部融资的融资成本较高, 中小企业就会受到外部融资的约束, 从而更加依赖于企业内部的融资, 因此企业的发展就会受到影响, 从而也会影响我国整体的金融发展程度。同时, 金融业市场化程度的提高, 有利于加强金融业的竞争, 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程度也会提高, 因此中小企业所受到的融资约束就会降低。所以, 金融发展能够有效地缓解中小企业受到的融资约束。

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 中小企业成为了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 目前中小企业在金融系统中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 特别是在中小企业融资方面, 因此, 政府应加强对中小企业各个方面的扶持, 并且采取优惠的政策支持中小企业的融资, 引导中小企业市场的公平竞争, 从而使中小企业更规范和更健康的发展。目前, 政府已经采取了很多措施来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 例如: (1) 减轻中小企业在税收方面的负担, 努力做到中小企业的税收减免, 并且对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所在的企业实施特殊的减免措施。 (2) 对中小企业实施财政补贴, 充分落实企业的用工补贴并且支持企业的出口补贴。

参考文献

[1]樊纲, 王小鲁, 朱恒鹏.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度报告[R].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2.

[2]张捷.中小企业的关系型借贷与银行组织结构[J].经济研究, 2002, (06) :32-37, 54.

[3]Demirguc-Kunt A.Maksimonic V.Funding growth in bank-based and market-based financial systems:Evi dence from firm-level data[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2.

[4]唐建新, 陈冬.金融发展与融资约束——来自中小企业板的证据[J].财贸经济, 2009, (05) :5-11.

[5]况学文, 中国上市公司现金持有政策研究[D].厦门:厦门大学, 2008.

中小企业融资约束对策 篇8

信息经济学认为, 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完全信息”假设背离了经济现实, 无法解释由于私有信息引起的“市场失灵”问题, 以及由此带来的资源配置的无效性。所以, 在不对称信息的前提下对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了修正, 这样才能更好地分析各类经济现象。不对称信息理论是英国剑桥大学教授詹姆斯·莫里斯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威廉·维克瑞在信息经济学中提出的重要理论。不对称信息理论是指在日常经济生活中, 由于某些参与人拥有另一些参与人不拥有的信息, 由此造成的不对称信息下交易关系和契约安排的经济理论。信息不对称可以从2个角度来划分: (1) 不对称发生的时间; (2) 不对称信息的内容。从不对称信息发生的时间看, 不对称性可能发生在当事人签约之前, 也可能发生在签约之后, 分别称为事前不对称和事后不对称。从不对称信息的内容看, 不对称信息可能是指某些参与人的行为, 也可能是指某些参与人的知识和信息, 分别称为隐藏行动和隐藏信息。研究事前不对称信息的博弈模型称为逆向选择模型, 研究事后非对称信息的博弈模型称为道德风险模型。所谓逆向选择, 是指某一市场上劣质品排斥优质品的现象, 其实质是一种市场无效或市场失败。道德风险是指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在最大限度的增加自己的效用时, 做出不利他人的行为, 如采取不诚实的行为给他人带来风险等。

信息经济学融资理论的研究中, 有以下几种理论:

(1) 迈尔斯的“融资优序理论”, 认为权益融资会传递企业经营的负面信息, 而且外部融资要多支付各种成本, 因而企业融资一般会遵循内源融资、债务融资、权益融资这样的先后顺序。迈尔斯和马吉洛夫的研究表明, 当股票价格高估时, 企业管理者会利用其内部信息发行新股。投资者会意识到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因此当企业宣布发行股票时, 投资者会调低对现有股票和新发股票的估价, 导致股票价格下降、企业市场价值降低。内源融资主要来源于企业内部自然形成的现金流, 它等于净利润加上折旧减去股利。由于内源融资不需要与投资者签订契约, 也无需支付各种费用, 所受限制少, 因而是首选的融资方式, 其次是低风险债券, 其信息不对称的成本可以忽略, 再次是高风险债券, 最后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发行股票。

(2) 企业生命周期理论认为, 中小企业在发展中融资也呈现出成长周期的特点, 当企业成长时会获得进一步发展, 并且信息也逐渐公开透明化, 这时企业的融资需求会发生相应变化。当企业逐步发展时会寻求金融中介的支持, 如私募性质的风险资本、银行及财务公司的融资;如果企业继续发展, 会获得公众股权和公开性债务市场的融资安排和支持。

(3) 信贷配给理论, 即S-W模型, 该模型证明了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是产生信贷配合的基本原因。银行的预期收益将取决于银行对企业信息的了解程度, 而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 银行为了规避风险通过价格歧视实行信贷配给, 对信息透明度高且现金流量稳定的企业提供利率较低的贷款, 而对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的中小企业以较高利率实行信贷配给。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 中小企业拥有关于自身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完全信息, 而信贷提供方的银行则因难以完全掌握这些信息, 而很难对企业未来盈利情况做出预测, 此时, 银行具有的是不完全信息。在这种情况下, 中小企业为吸引银行贷款, 往往会向潜在银行传递企业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信息, 银行根据上述信息做出信贷决策。中小企业与银行之间在这样的具有信息传递机制的不完全动态博弈中进行投融资决策。

信息的不完全、不对称是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关键问题, 因此, 解决信息不对称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重要途径。

2 中小企业融资现状

资金是企业发展的血液, 没有了资金的支持, 企业就好像无源之水, 没有了生机。目前, 国家大力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但是其特定的环境决定了其融资的艰难。

2.1 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狭窄

(1) 从资本市场直接融资难, 直接融资的主要渠道有资本市场、私募、商业信用等, 但这些渠道主要是为规模大、资金充足的大型企业所提供的平台, 资本市场融资门槛较高, 中小企业与之无缘。目前, 由于我国金融体系中资本市场发育很不完全, 缺少一个能够为广大中小企业融资服务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 中小企业的经营规模决定了它无法进入股市或债市融资。因此, 中小企业直接融资基本不可能。

(2) 间接融资难, 向银行贷款理论上是中小企业的最主要的融资渠道, 但中国金融市场上间接融资占据着主导地位, 在间接融资中的国有商业银行又是主导性的, 而目前主要承担着贷款任务的国有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存在着歧视。申请贷款时, 中小企业必须符合商业银行的贷款条件。中小企业大多处于创业、起步阶段, 资金少、规模小、可抵押物品少、担保困难等问题影响了其融资的道路。因此, 中小企业从国有商业银行获得贷款, 难度很大。

2.2 非正规渠道融资困难

林毅夫认为:信息不对称是金融交易的一个基本特征, 相对于大企业, 中小企业信息更为不透明, 缺乏企业财务报表等易于传递的“硬信息”, 这种矛盾使得中小企业的融资更为困难, 因此, 中小企业融资更多的依赖“软信息”。非正规金融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贷方依靠资金供求双方的人员、地缘关系或其他关系获取关于借方的“软信息”, 从而使得非正规金融在向信息不透明的中小企业提供融资中具有信息优势。非正规金融的另一个特点是一般不要抵押, 再加上信息优势和与借款企业的关系优势使得其在金融市场的履约率往往高于正规金融部门。但在我国目前的法律制度中, 缺乏有关对非正规融资合法地位的法律条款, 使得非正规融资一直处于非法的边缘。民间金融风险控制手段薄弱, 为非法收入的资金转移提供了方便, 为洗钱活动提供了可乘之机。所以往往是灰色金融、地下金融的代名词, 还缺乏必要的法律约束, 政府很难有效监管。并且非正规融资的利率远高于同期银行贷款利率, 局部地区出现暴利化。

2.3 我国当前宏观调控大背景下中小企业融资困难

在宏观调控的背景下, 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更加明显。央行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 不断上调准备金率和贷款利率, 减少商业银行向企业贷款, 增加企业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的成本, 使规模上处于劣势的中小企业, 融资问题更是难上加难。

通过以上分析, 由于资本市场基本上没有对中小企业开放、非正规融资渠道不畅通, 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比较单一、狭窄, 企业发展所需的资金明显不足。

3 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对策建议

综上所述, 为解决我国信息不对称视角下中小企业融资约束问题, 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3.1 完善我国的金融体系, 完善服务于中小企业的融资体系和风险控制机制

我国目前的金融体系的缺陷之一就是缺乏专门的服务于中小企业的机构, 这也是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约束问题的体制性问题。因此, 应该大力发展服务于中小企业融资的中小金融机构。中小金融机构在服务于中小企业方面拥有信息优势和成本优势, 可以充分利用自身的地缘优势和人脉关系, 以最低成本获得中小企业的经营状况等信息, 有效地解决中小企业融资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除了中小金融机构外, 同时还应当完善资本市场的风险控制机制, 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 构建多渠道中小企业直接融资体系。

3.2 政府应完善适应中小企业的信用担保体系

担保机构作为连接中小企业和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桥梁和纽带, 一方面解决中小企业与银行之间的信用不对称问题引发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中小企业可以通过担保机构来提升自身信用, 从而可以获得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贷款;另一方面, 在银行与担保机构的合作下, 担保机构与银行分担了风险, 既能满足企业的融资需求, 同时也能降低银行的贷款风险。因此, 政府应该加大政策扶持和资金支持力度, 完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的建设, 完善中小企业担保机构的损失补偿与奖励机制以及对中小企业的保费补贴等机制, 对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继续给予减免营业税政策支持, 为担保机构服务于中小企业提供条件;健全中小企业担保机构的风险防范、控制和分担机制, 要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建立区域性中小企业再担保机构或担保基金, 有效化解中小企业担保机构的经营风险, 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担保难问题创造条件。

3.3 多方联合积极推进中小企业的信用制度建设

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 信用是信贷供需双方交易的最重要因素。因此, 解决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中小企业融资约束问题应当以融资增信作为突破口。建立包含中小企业在内的信用制度需要发挥政府、金融机构、中小企业的作用。 (1) 政府应当完善金融体系建设法规和政策, 建立一套专门针对中小企业融资的法规体系; (2) 尽可能解决中小企业信息披露的缺陷, 解决银行与中小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3) 建立全国统一的中小企业管理机构、政策性金融机构、中小企业信用评估体系以及信用担保体系, 以形成中小企业融资的公共服务体系。同时, 中小企业应加强自身的经营管理, 建立有效的中小企业内部治理机制, 提升管理水平, 重视企业资信状况, 积极进行信息披露和信用评级, 从而为其发展奠定融资优势, 最终从自身降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参考文献

[1]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2]乌家培, 谢康, 肖静华.信息经济学[M].第2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3]陈杰.信息不对称下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研究[J].统计与咨询, 2009 (5) .

[4]陈建明.基于信息不对称的中小企业成长融资约束分析[J].财会通讯:综合 (中) , 2010 (12) .

中小企业融资约束对策 篇9

一、当前重庆农业、农村面临严重的融资约束

(一) 农村经济主体“贷款难”问题突出

一是农户贷款难。从对重庆1000户样本农户的问卷调查看, 认为向银行贷款很难和较难的农户累计占70.4%, 认为从银行贷款比较容易的农户只有不到三成。由于贷款难, 多数农户不得不依靠民间借贷。二是农业经营组织贷款难。据市农委数据显示, 全市1.7万个农业专业合作社融资需求接近65亿元, 目前获得贷款只有1.4亿元, 需求满足率仅为2.15%。全市478个市级以上龙头企业融资需求140亿元左右, 获得贷款12.78亿元, 需求满足率只有9.13%。

(二) 农村经济主体面临着“贷款贵”

贷款贵主要是指贷款成本过高。根据人行营管部的数据, 目前我市涉农贷款的基准利率为6%, 浮动区间为5.4%-9%。据调查, 我市涉农贷款平均利率为7.21%, 最高达9%。涉农贷款还要承担3%-5%的担保费、一定的手续费和5‰的抵押资产评估费等额外费用。涉农贷款实际成本是贷款基准利率的2倍以上, 远高于城镇非农贷款利率水平。

(三) 涉农金融机构“惜贷”现象严重

目前, 农村闲置金融资源并不缺乏, 但大部分并没有用到农村地区。以农商行和邮储银行为例, 截至2013年3月末, 农商行存款总额超过3000亿元, 其中66.8%来自于农村;邮储银行存款1500亿元, 90%以上来自农村, 说明农村并不缺可用资金。从存贷比来看, 全市存贷款余额分别为18934.83亿元、15131.22亿元, 存贷比平均为79.91%。而主城存贷比平均为93.07%, 主城以外的县域存贷比平均为54.33%。说明农村大量金融资金通过金融机构流到了城市 (尤其是主城区) 。

二、重庆市市级层面农业投融资机制创新建议

(一) 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大力发展特色效益农业。

农业资本投入不足源于农业投资回报率低, 农业回报率低源于农产品价格低, 农产品价格低源于同类农产品过多。因而重庆只有发展特色稀有农业, 减少农产品同质化竞争, 才能提高农业投资回报率, 进而吸引民间和金融资本。同时, 提高农业主体组织化程度和经管能力, 也是提高农业投资回报率、增强农业对金融资本吸引力的关键。重庆应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 通过财税、信贷等优惠奖补政策, 引导城市资本下乡以及农民自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此, 应加快建立重庆现代农业发展基金和农业风险投资基金, 加大农业公共生产条件的财政投资建设力度, 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创造良好的物流、市场、技术和社会化服务条件。

(二) 适应重庆农业农村发展需要, 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现阶段重庆农业信贷主体存在不同程度的不足与缺失, 需大力发展多业态金融组织:扩大金融支农比例考核覆盖面, 深挖正规金融支农潜力;拓宽农业发展银行支农职责和范围;设立重庆普惠金融发展基金, 支持农民信用合作社和农村资金互助社的发展;建立重庆农地信托公司和农业租赁公司;进一步发展主要农产品期货市场。

(三) 调整农村金融的财税政策, 引导金融支农创新。

商业金融不愿涉足“三农”, 主因是农业信贷成本高、风险大, 需引入财税补偿机制。重庆应适当收缩涉农贷款中财税扶持范围, 以扶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农户科技创业为重点, 引导金融机构创新支农服务, 建立农业信贷风险补偿基金, 加大财政对农业信贷的风险补偿力度, 减免涉农金融服务的税收;建立财政信贷分工支农机制, 财政重农业公共生产条件和社会化服务体系投资, 信贷重农业生产性投资。

(四) 建立农村产权交易市场, 挖掘农村“三权”抵押贷款潜力。

增强农村资产的融资功能, 关键要解决好资产的变现渠道问题。重庆要挖掘农村“三权”抵押融资潜力, 需要探索农民财产权的实现形式, 加快建立农村产权交易市场, 发挥好农业专业合作社在“三权”抵押中的作用。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扩大农村资源确权范围, 创新活体资产抵押方式, 推出财政补贴账户质押贷款。

(五) 健全农村存款主要用于农业农村的机制, 阻止农村资金过度非农化。

吸引农村存款用于农业农村, 关键在于培育和引进投资回报率高、风险小的特色农业项目, 其次是降低县域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 建立涵盖县域所有金融机构信贷支农比例控制与考核机制;最后是建立龙头金融企业对口帮扶农村新型金融机构的机制。

(六) 建立多元化农业风险保障体系, 构建农业信贷风险社会化分担网。

引导金融机构信贷支农, 需要建立“农业投资者+担保+银行+保险+期货+财政”多元化信用风险分担机制。信用风险归因于农业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应加快发展农业保险和再保险, 分担农业自然风险;建立大宗农产品收储调节机制, 发展农产品期货期权交易市场, 分担农业市场风险;普及农业融资担保, 创新联保融资模式, 分担信贷环节缺少抵押资产风险;建立农业信贷风险补偿基金, 为银行涉农信贷损失提供适当补偿。

(七) 构建涉农部门与金融管理部门政策协同支农机制。

市农委、市林业局、市供销合作社、市水利局是主要农口职能部门, 农业发展不仅需要这些部门制定科学的农业产业政策和提供良好基础条件, 而且需要财政金融支农政策的配合, 因而需要建立市财政局、市金融办、人行重庆营管部、金融监管部门和各涉农政府部门的联席会议机制和决策信息共享制度, 共同谋划重庆“三农”发展的政策组合和资金支持措施。

三、重庆市各农业功能区农业融资策略建议

(一) 都市功能拓展区农业融资策略。

由于紧邻重庆主城区, 可紧扣主城市民对休闲、观光、体验农业的多重需要, 发展特色水果、花卉苗木、设施蔬菜、休闲渔业、乡村旅游等为重点的“多功能农业”, 建设一批特色农业观光园、采摘园、体验园和“农家乐”。这些项目有稳定的市场和较高投资收益, 因而应更多依赖市场机制融资, 广泛动员金融与社会资金介入。包括:深挖商业银行信贷融资潜力;争取农业政策性贷款融资;适当财政补贴, 诱导各类投资者加大农业投资;引进BOT融资机制;发挥村镇银行、小贷公司等新型金融机构的融资作用;引导城市资本下乡, 开发多功能农业项目。

(二) 城市发展新区农业融资策略。

这些地区物理距离距主城较远, 无法围绕主城市场开发附加值高的多功能农业, 但仍可依托主城市场, 发展好“米袋子”、“菜蓝子”、“肉盘子”等基础农业。且地势较平坦, 土地较肥沃, 适合农业机械化和规模化经营。农业项目功能单一, 经济效益比多功能农业项目低, 经营成本和风险较大, 是财政重点支农区域, 需坚持政府与市场有机结合融资。包括:加大财政支农投入力度;建立财政引导银行信贷联合支农机制;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支农作用;建立多元化金融联合支农机制, 分散支农风险;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增强农业融资能力。

(三) 渝东北生态涵养发展区农业融资策略。

该地区农业发展需要建立在维护三峡水库安全基础之上, 因而有涵养生态的重任。据此, 其农业经营主体形式可能有别于城市发展新区 (以农业龙头企业、家庭农场等为主) , 以种养大户、农业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为主, 且规模较小。其融资策略主要是:加大财政和政策性金融对特色效益农业项目培育的支持力度;引导商业信贷提高支农水平;建立微型金融和普惠金融体系, 解决小微企业和低收入农户融资难问题;完善扶贫投融资体制, 提高扶贫融资能力;建立库区生态补偿投融资机制, 争取移民后期扶持资金投入。

(四) 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农业融资策略。

中小企业融资约束对策 篇10

关键词：融资约束,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绩效,调节作用

一、引言

2012年11月15日十八届一中全会结束后,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外记者见面会上的讲话中多次提到“人民”和“责任”,这充分体现了新一届党的领导集体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引发了社会各界人士对责任的关注;2013年11月12日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和民营企业提出了一个共同要求,就是要求企业承担社会责任;2015年1月15日由新华网和中国社科院经济学部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七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峰会”在北京举行;2015年12月31日,习近平主席在2016年新年贺词中指出,面对复杂的社会形势,我们更应注重责任的履行。这些无不体现社会责任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性,可见,社会责任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的层面,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已经成为个人和组织不可或缺的一项使命与职责。

企业社会责任(CSR)是一种企业处理自身与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关系的战略管理行为(Wood和Jones,1995)。虽然责任履行已经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的层面,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重视并履行社会责任。但是综观我国企业现阶段对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大多数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仍然处于较低水平。企业社会责任丑闻时有发生,如2008年的三鹿奶粉事件、2010年的丰田刹车门事件、2011年的双汇瘦肉精事件、2012年的药品企业毒胶囊事件、2013年的青岛中石化输油管道爆炸事件、2015年的天津港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爆炸事件、2016年的携程假机票事件以及近期曝光的问题疫苗事件等,这些社会责任问题无不对企业乃至整个社会造成了重大的损失。

与此同时,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我国资本市场虽已粗具规模,但是尚未成熟,所以目前也是我国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攻坚时期。在经济体制转型背景下,我国资本市场存在很多结构性缺陷,如缺乏有效的股票市场、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均等。这些缺陷加大了我国上市公司与外部投资者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导致我国上市公司存在较欧美市场更为严峻的融资约束。邓可斌、曾海舰(2014)认为,对于中国经济发展而言,融资约束已经成为制约经济转型和升级的重要瓶颈之一。资金供给假说认为,雄厚的资金实力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前提(Preston和O'Bannon,1997)。因此,融资约束程度的高低也是直接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重要因素,但是国内有关融资约束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研究并没有得到广泛重视。

作为市场经济逐利体的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即如何取得更高的企业绩效是其进行经营活动的根本目的之一。国内外学者关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已持续三十多年,但是仍没有形成定论。有的研究认为两者之间是正相关关系,也有一些研究发现两者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甚至存在负相关、U型和倒U型等关系。关于两者之间究竟存在什么关系,还需进一步研究(钱瑜,2013)。世界银行提供的报告显示:中国有75%的非金融类上市公司选择将融资约束列为阻碍其发展的主要因素,所占比例在80个被调查国家中位居首位(Claessens和Tzioumis,2006)。因此本文拟从融资约束视角研究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揭示融资约束、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与企业绩效相互之间的影响路径,发现融资约束对企业社会责任经济后果具有调节作用,补充了社会责任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

本文的研究框架如下: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与企业绩效的关系

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在企业社会责任领域一直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议题(Malik,2014)。支持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的学者认为,为了降低成本,保持竞争优势,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一种职责范围外的附加行为应该尽量避免。在利益至上的理念下,承担企业社会责任所消耗的资源应该被用在增加公司利润的更有利的决策上,社会问题应该由政府和国家来解决,不应该交给企业(Perrini等,2009)。Ullman(1985)通过抽样对比的方法发现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与企业价值之间负相关。王怀明(2007)采用混合截面回归分析方法研究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对员工的社会责任贡献与企业绩效负相关。

更多的研究支持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与企业绩效呈正相关关系。Preston和O'Bannon(1997)提出社会责任影响假说,认为社会责任水平越高,越能满足各类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公司的社会声誉就越好,对企业绩效具有正向影响。温素彬、方苑(2008)从利益相关者角度出发,发现大多数企业社会责任指标对企业长期财务绩效同样具有正向影响。田虹(2009)通过对46家通信行业上市企业2002~2005年的样本数据进行分析,得出企业绩效与当期和前三期的企业社会责任指数均显著正相关的结论。消费者响应是企业获得卓越绩效的关键因素之一(Rust等,2004)。王瑞等(2012)发现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对消费者的企业评价具有积极影响。

本文认为,虽然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会消耗一定的资源,但是该企业获得的回报将远大于其投入的成本。从企业经营环境和管理实践角度来看,社会责任履行水平作为企业伦理和价值观的外化,已经成为其获取社会资本、保持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之一(周小虎,2005)。负责任的经营有利于企业取得市场信任,并持续获取利益相关者的各类资本投入,因此有利于提高企业绩效。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第一个研究假设:

H1: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越好,企业绩效水平越高。

(二)融资约束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关系

近年来,已有学者开始将融资约束作为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影响因素之一进行研究,探讨融资约束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产生的影响。Adams和Hardwick(1998)通过对100家英国企业提供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得出杠杆率与慈善捐赠负相关的结论。相似的结论也出现在Barnea和Rubin(2010)的研究之中:研究者把3000家美国企业分为两类,即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和不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最终实证分析的结果是杠杆率与社会责任表现呈负相关关系。Goss和Roberts(2006)研究发现,社会责任表现越差的企业其可能需要支付的贷款利息越高,而如果企业拥有较多的长期借款,则其社会责任表现就可能相对较好。Ce'line(2011)对欧洲16个国家共计645家企业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融资约束程度越低的企业其社会责任活动投入就越多,反之亦然。

综观已有研究成果,对于融资约束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关系的研究大多是以西方资本市场为研究样本,欠缺对中国市场的相关分析。郭斌和徐坤镇(2014)在分析中国上市公司2001~2012年相关财务数据后得出结论:融资结构是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重要因素,企业负债率水平越低,其参与的社会责任活动就越多。程瑶(2015)基于某独立机构对2011~2013年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评级报告的面板数据,通过混合回归Hausman检验分析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表现与融资结构的关系,实证分析得出结论:负债率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负相关。

经营者在追求高额利润回报时,也要兼顾企业经营过程的稳健,有效规避重大错误或失误的出现。因此为降低经营风险,企业往往通过保留相当数量的流动性资产来应对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或仅供后续使用,尤其是在企业面临较大程度融资约束的情况下。企业履行社会责任需要耗费成本,本文基于资金供给假说理论,认为企业融资约束会制约其社会责任表现。因此,本文提出第二个研究假设:

H2:企业融资约束程度越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越好。

(三)融资约束对企业社会责任经济后果的调节作用

Myers和Majluf(1984)等提出的融资优序理论指出,公司融资约束与信息不对称程度正相关。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有赖于企业对利益相关者利益需求回应的质量。融资约束程度低说明企业的信息透明度较高,减少了资本市场上可能出现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这样更有利于企业兼顾利益相关者的权益,协调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同时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也是为各利益相关者服务,在绩效导向作用下,融资约束程度越低,企业就可以越多地赢得各利益相关者的支持和信赖,与各利益相关者保持越长远的合作关系,从而提高社会责任绩效。考虑到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一项长期投资,融资约束程度高的企业,一方面由于资金紧张,其履行社会责任只是满足国家要求的基本合法行为,管理者更倾向于直接给企业带来利益的投资决策,无暇关注企业社会责任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效果,因此对社会责任活动的监管更为松懈,整体上降低了企业社会责任的绩效表现。另一方面企业面临较高的融资约束,说明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缺乏完整全面的认识,这种信息不完备性会导致利益相关者决策失误,考虑到社会责任经济效应的滞后性和长期性,管理者可能经过很长时间才会发现决策失误;同时信息不完备会导致企业不能及时把社会责任信息传递给利益相关者,从而降低社会责任行为向企业资本和竞争优势转化的效率,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因此,本文认为不同融资约束条件下,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对企业绩效的作用存在差异,即融资约束影响了企业社会责任的经济后果,由此提出第三个假设:

H3: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融资约束会削弱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2~2014年沪深两市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并经润灵环球(RKS)评分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数据进行如下筛选:①剔除金融、保险行业上市公司;②剔除ST、PT类非正常交易企业;③剔除关键变量缺失或异常的上市公司;④为避免IPO效应,剔除上市年龄不满一年的企业。最终得到3年共1679个有效样本。企业社会责任数据来源于PKS评级结果,其他财务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为保证信息的准确性,本文就部分财务数据与公司年报进行了复核。

(二)变量确定和测量方法

1. 被解释变量。

企业绩效的衡量指标分为会计利润指标和股票市场绩效指标两大类。较为普遍的做法是选择财务报表中的总资产利润率(ROA)和净资产收益率(ROE)等会计指标,但该类指标仅仅反映了企业创造的利润,无法全面涵盖企业绩效的意义。因此本文将在使用ROA的基础上,加入既能反映利润情况又能体现市场价值的经济增加值率(EVAR),选择ROA和EVAR两个指标来综合表示企业绩效。

2. 解释变量。

(1)融资约束的计量。对于融资约束的衡量,比较有代表性的指标是股利支付率,但是鉴于我国证券市场发展尚未成熟,股利政策多变,上市公司股利发放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股利支付率并不能准确反映我国上市公司融资约束情况。Guariglia(1999、2008)等学者研究表明,随着企业利息保障倍数的增加,企业外部融资成本会递减,两者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随后许多国内外学者在研究时选择使用利息保障倍数这一代理变量衡量融资约束,因此本文采用既能衡量企业偿债能力又能反映盈利能力的利息保障倍数(Interest coverage ratio)衡量融资约束程度。利息保障倍数即企业生产经营所获得的息税前利润(EBIT)与利息费用的比率受主观因素影响小,不论是银行发放贷款还是债权人、股东投资,都重视考察该财务指标来判断投资风险。利息保障倍数大,说明企业支付利息费用能力强,盈利水平高,同时也说明该企业有足够的自由现金流,面临融资约束程度较小;反之相反。利息保障倍数是一个反向指标,本文对筛选过的利息保障倍数取相反数作为融资约束程度的代理变量。

(2)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计量。本文参照Luo和Bhattacharya(2006)、朱松(2011)、何贤杰(2013)等的做法,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选用RKS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总评分(CSR)来度量。该评价体系采用结构化专家打分法,以100分为满分从整体性、内容性、技术性三个维度对企业发布的社会责任报告进行全面评价,三者所占权重分别为50%、30%、20%。其打分结果降低了个人打分的主观性,能较好地衡量企业社会责任水平,打分越高表示该公司社会责任工作越有效。

3. 控制变量。

本文控制了企业的资产规模、股权性质、成长性、研发投入、广告投入以及企业所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等变量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行业变量根据证监会行业分类标准设置12个哑变量,共统计2012~2014年3年的上市公司数据作为年度变量。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研发投入和广告投入参考于洪彦等的做法,分别使用管理费用和销售费用代替。企业所处地区经济水平参考石军伟等的研究,企业处于经济发达地区(广东、浙江、福建、上海、江苏、北京、山东和天津)取值为1,处于其他地区取值为0。

各变量具体含义如表1所示:

(三)模型设定

基于上述变量设定,为了验证H1,本文设计了多元回归模型(1)和(2):

为验证H2,本文设计了多元回归模型(3):

为验证H3,本文设计了多元回归模型(4)和(5):

四、实证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

为了解样本数据特性,首先对样本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2。

通过以上统计,可以看到ROA(总资产收益率)和EVAR(经济增加值率)的标准差分别为0.060和0.057,说明我国上市公司整体分布较平稳。CSR(企业社会责任)的均值为38.014,中位数为34.955,其满分为100,这一结果表明样本公司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总体表现一般;极大值为87.948,极小值仅为15.115,标准差为11.568,说明不同企业之间的社会责任表现差距较大。FC(利息保障倍数的负数)的均值为-0.308,根据已有研究可知,企业如果想要保证正常的偿债能力,其利息保障倍数至少要大于1,说明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较高的融资约束,并且标准差很大,说明上市公司融资约束程度差异较大。

(二)多元回归结果分析

在分析了2012~2014年我国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融资约束、企业绩效等数据的基本情况后,本文运用构建的回归模型检验之前的假设。回归分析结果见表3。

注:表中数据是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表示在1%、5%、10%的统计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由表3可知,模型(1)~(5)的调整R2分别为0.141、0.135、0.208、0.143、0.137,拟合度通过检验;模型的DW检验值接近于2,因此本文认为构建的多元回归模型的变量之间均不存在自相关性,可以排除多重共线性,模型的解释度良好。

1. 企业社会责任表现(CSR)对企业绩效的直接影响作用检验。

为验证H1,本文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CSR)和企业绩效进行回归分析,控制变量加入回归方程,结果见表3模型(1)和模型(2)。结果显示:CSR与ROA显著正相关(α1=0.054,P<0.05),与EVAR也显著正相关(α1=0.050,P<0.07),表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越好,企业绩效水平越高,该结论支持H1。

2. 融资约束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影响作用检验。

本文以模型2来验证H2,回归结果如表3模型(3)所示。融资约束程度(FC)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CSR)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α1=-0.026,P<0.05),结果验证了H2,即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越高,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越差,说明企业社会责任投入不足一定程度上是资金短缺造成的,资金的充裕程度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至关重要。

3. 融资约束调节作用的检验。

为了检验融资约束对企业社会责任经济后果的影响,在模型(1)和(2)中分别引入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与融资约束的交互项CSR×FC,回归结果见表3模型(4)和模型(5)。交互项CSR×FC的系数均为正,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企业社会责任(CSR)对企业绩效仍然显著,但显著性水平由原来的5%变为10%。当被解释变量为ROA时,交互项的系数α3=-2.485,P<0.02,CSR的系数α1=0.050,P<0.07;当被解释变量为EVAR时,其交互项的系数α3=-2.226,P<0.03,CSR的系数α1=0.047,P<0.09。融资约束程度高的企业,其信息不完备性可能带来更高的决策失误率,同时会降低社会责任行为向企业资本和竞争优势转化的效率,该结果说明融资约束对企业社会责任经济后果具有削弱作用,H3得到支持。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确保分析结果的准确性,本文借鉴张兆国等(2013)的稳健性检验方法,将2012~2014年样本的每股社会贡献与RKS发布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总评分进行相关性检验,系数为0.283,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这说明文中所选指标具有较强客观性。此外,本文对部分控制变量进行增减或变更后重复上述回归,除显著性水平稍有变化外,研究结论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上述稳健性检验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结果是可靠的。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经济后果运行机制的研究不是很多,从企业特质的角度研究社会责任表现对企业绩效影响的文章更是鲜有。本文利用2012~2014年上市公司相关数据,对我国的融资约束、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和企业绩效的关系进行了研究,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得到了如下结论:①企业承担社会责任,顾及了以股东为核心的企业内外部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权益,同时这种作用是相互的,企业可以获取利益相关者的各类资本投入,进而提高企业绩效;②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具有显著影响,低融资约束企业的社会责任活动投入大于高融资约束企业,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履行水平较低在一定程度上是资金不足导致的;③融资约束在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作用于企业绩效的过程中调节作用明显,融资约束显著降低了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