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颈癌组织（共8篇）
宫颈癌组织 篇1
为探讨宫颈癌新辅助化疗后手术切除组织病理学变化, 提高宫颈癌的治疗效果, 本文对我院2009年1月—2010年1月收治45例行新辅助化疗后手术治疗的宫颈癌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了回顾性分析, 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取我院2009年1月—2010年1月收治的45例宫颈癌患者, 患者均经病理学检查确诊, 且均可承受化疗。最小年龄30岁, 最大70岁, 平均年龄45.3岁;平均肿瘤直径为6.23 cm;国际妇产科联盟 (FIGO) 分期:10例为Ⅰb2, 20例为Ⅱa, 15例为Ⅱb;癌症类型;24例为鳞癌, 18例为腺癌, 3例为腺棘癌;分化程度:11例患者为低分化, 18例为中分化, 16例为高分化。
1.2 方法
新辅助化疗:给予鳞癌患者BEP化疗, 即顺铂30 mg博来霉素静脉肌注治疗, d1~3;顺铂50 mg/m2及依托泊苷100 mg静脉滴注治疗;d1~5;对于腺棘癌及腺癌患者则给予其CP化疗, 即在静脉滴注的同时给予患者同步水化解毒治疗。化疗后行广泛子宫切除术及盆腔淋巴结清除术, 治疗时间为15 d。患者治疗前后均行妇科检查及B超检查, 对肿瘤直径进行测量。
病理学检查:利用常规HE切片及En Vison一步法染色行活检或样本病检。以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VEGF) 、nm23、p53、c-erb B-2作为抗体, 并对患者治疗前后组织病理学改变情况进行观察。
1.3 疗效判定
显效:患者治疗后宫颈变软, 且肿瘤消失;有效:患者肿瘤体积减少程度大于50%;无效:患者肿瘤直径缩小程度小于50%, 或增加程度大于25%。
1.4 统计学方法
计量资料以表示, 采用t检验, 等级资料采用秩和检验, 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 P<0.05为差异有显著性。
2 结果
2.1 临床疗效
肿瘤体积:本组45例患者治疗前平均肿瘤直径为 (5.36±1.34) cm, 治疗后平均肿瘤直径为 (5.08±1.10) cm, 治疗后明显小于治疗前 (t=2.17, P<0.05) 。
治疗总有效率:本组45例患者中显效24例, 有效18例, 无效3例, 总有效率为93.33%。
治疗前后FIGO分期:本组45例患者治疗前10例患者为Ⅰb2, 20例患者为Ⅱa, 15例患者为Ⅱb;治疗后4例患者为0, 14例患者为Ⅰb1, 19例患者为Ⅰb2, 6例患者为Ⅱa, 2例患者为Ⅱb, 治疗前后比较有显著性差异 (Z=3.16, P<0.01) 。
2.2 化疗前后患者免疫组织学变化情况对比
化疗前后患者nm23、p53、c-erb B-2的阳性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化疗后VEGF阳性率明显低于化疗前 (P<0.05) 。见表1。
3 讨论
宫颈癌是临床上常见的一种妇科恶性肿瘤, 其原位癌患者多为30岁~35岁的女性, 而浸润癌患者则多为45岁~55岁的女性, 近些年来发病年龄逐渐趋向年轻化, 严重影响着患者的身体健康。因此, 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治疗就显得非常重要。现阶段临床上通常将放疗及手术作为该病的主要治疗方式, 然而相关研究表明虽然现阶段我国的手术技术、放疗设备等有了很大的提升, 但宫颈癌患者的5年生存率仍仅为50%左右[1]。部分专家学者认为宫颈癌对放疗的敏感性较低是影响患者生存率的一项重要因素, 而给予患者放疗或手术治疗的同时配合相应的化疗则可提高手术效果, 增强放疗敏感性。
新辅助治疗是现阶段临床上治疗恶性肿瘤的常用方式, 其主要是在恶性肿瘤患者行局部手术或放疗前所采取的全身性化疗。相关研究表明新辅助化疗具有良好的应用效果及发展前景, 其可在放疗或手术前有效的减轻恶性肿瘤的伴随症状;同时该治疗方式还能减小原发病灶及转移淋巴结, 从而增强手术的可行性。另外, 新辅助化疗还有助于手术时肿瘤细胞活力的降低, 从而阻止其传播入血, 进而达到减少术后并发症、促进患者术后恢复的目的[2]。
本组45例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为93.33%, B超检查结果表明治疗后多数患者的肿瘤发生退行性改变, 且治疗后FIGO分期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患者症状得到了显著改善。此外, 新辅助化疗对宫颈癌患者病理组织学变化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原发性肿瘤的异型化最为明显, 部分患者会发生癌细胞分化度降低现象, B超检查可显示病灶发生退行性改变, 甚至坏死, 充分证明了新辅助化疗的有效性[3]。同时本次研究结果还表明新辅助化疗对免疫标记物表达的影响主要体现在VEGF上, 原因是原发性肿瘤会产生血管抑制物, 而其在一定程度上对癌细胞的增殖及凋亡平衡产生影响。VEGF是一种促血管生成因子, 可有效地刺激血管内皮细胞分离, 并有助于血管生成, 从而可增强微血管的通透性。而化疗则可对新生毛细血管内皮细胞脱氧核糖核酸 (DNA) 合成进行抑制, 从而降低VEGF表达, 对其作用进行抑制, 属于化疗的一项重要机制。
总而言之, 给予宫颈癌患者新辅助化疗及手术治疗可显著提高治疗效果, 降低表皮生长因子 (EGF) 阳性率, 值得推广和应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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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翟树玲, 连晓红.宫颈癌术前新辅助化疗24例临床观察[J].基层医学论坛, 2008, 12 (11) :325.
宫颈癌组织 篇2
关键词 液基薄层细胞学 宫颈上皮内瘤变 宫颈活检
宫颈病变是妇科常见病、多发病，近年来发病率有升高和年轻化的倾向［1］。通常从宫颈癌前病变发展到原位癌——浸润癌的过程大约需要10年的时间［2］，因此早期发现宫颈癌前病变对宫颈癌的预防和治疗有重要意义。本文对318例TCT检查异常的患者进行了细胞学诊断与阴道镜下宫颈活组织检查符合率的对比分析。现总结报告如下。
资料与方法
标本来源与处理：2009年8月～2011年11月收治TCT检查结果异常者共318例，均为ASC-US及以上病变行宫颈活检者。所有活检标本由妇科医师在阴道镜下取得，经福尔马林固定、石蜡包埋、常规制片、HE染色后进行病理诊断。
诊断标准：细胞学采用2001年的TBS诊断系统，分为良性反应性改变。非典型鳞状细胞(ASC)，包括未明确诊断意义的非典型鳞状细胞(ASC-US)及非典型鳞状细胞-不除外上皮内高度病变(ASC-H)；鳞状上皮内病变(SIL)，包括低度鳞状上皮内病变(LSIL)和高度鳞状上皮内病变(HSIL)、鳞状细胞癌(SCC)。因腺上皮细胞病变的病例过少，本研究没有将其列入统计。组织学诊断包括正常或炎症；人乳头瘤病毒(HPV)感染(指不伴CIN者，伴CIN者则列入相应的级别)；CIN Ⅰ、CIN Ⅱ、CIN Ⅲ(包括原位癌)、鳞状细胞癌。为统一细胞学和组织学的诊断术语，根据TBS标准LSIL(即CIN Ⅰ)，HSIL包括CIN Ⅱ和CIN Ⅲ［3］。
统计学处理：以宫颈活检病变最严重部位的诊断为金标准，采用X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223例ASC病例中(包括ASC-US及ASC-H)活检组织学分别诊断为慢性炎症85例(38.12%)，HPV感染38例(17.04%)，CIN Ⅰ50例(22.42%)，CIN Ⅱ23例(10.31%)，CIN Ⅲ24例(10.76%)，SCC 3例(1.35%)，病理阳性率为61.88%(138/223)。与宫颈活检组织病理学相比，TCT的一致率分别为LSIL组(包括CIN Ⅰ及HPV感染)32.65%(16/49)，HSIL组(包括CIN Ⅱ、CIN Ⅲ级)84.21%(32/38)，SCC组100%(8/8)。TCT报告中LSIL有51.02%(25/49)诊断降低，有16.33%(8/49)诊断升高，HSIL有10.53%(4/38)诊断升高，有5.26%(2/38)诊断降低。HSIL组的组织学一致率高于LSIL组，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23.00，P＜0.01)。见表1。
讨 论
本研究中，有4例TCT诊断为ASC-US，而活检为CIN Ⅲ；有7例TCT诊断为LSIL，而活检为CIN Ⅲ。细胞学诊断过低，复阅涂片发现确有可诊断为更高级别的病变细胞，只是细胞量少，阅片不够仔细，诊断人员可能认为证据不足而倾向保守，也有的确实没发现可明确诊断的细胞，可能是未取到足够的细胞而影响了细胞学观察。尤其值得提出的是有4例TCT诊断为HSIL，而组织学诊断为慢性炎症1例，CIN Ⅰ3例，经复阅涂片仍为HSIL，分析原因有可能是因为活检取材未取到病变最严重处，也有可能是在制片过程中未切到病变最严重处。
ASC-US指细胞的异常较反应性改变明显，但未达到鳞状上皮内病变的程度，可以是增生活跃的良性改变或潜在的恶性病变。本组病例ASC-US中炎症占48.63%，HPV感染占21.92%，CIN Ⅰ占22.60%，CIN Ⅱ占4.11%，CIN Ⅲ占2.74%，包括了从炎症到CIN Ⅲ的各级病变，因此它是一种排除性诊断，是对存在病变危险的提示，而不是异常病变的明确诊断，它是TCT检查中的难点且在阳性病例中占比例最大，它的准确性对提高TCT诊断报告的水平有重要意义。TBS诊断标准要求ASC-US与LSIL比值应控制在2以内，国内大样本研究报道两者比值应控制在1.5:1～1:1之间［4］，本组中两者比值偏高，且ASC-US中有6.85%(10/146)为CIN Ⅱ及以上病变，提示可能存在将SIL降低诊断为ASC-US。病理医生应定期统计该比值，以提高ASC-US诊断的准确性。本研究发现在诊断为ASC-US的病例中有相当部分背景红细胞及炎细胞较多从而影响了诊断，这提示妇科医生在取样时应尽量擦拭宫颈表面的黏液及出血，以减少ASC-US的诊断。
细胞学诊断毕竟是实验室诊断，不是最终诊断，也存在假阳性及假阴性的问题。本组病例TCT检查结果中4例ASC-US活检为CIN Ⅲ级，占2.74%(4/146)；7例LSIL活检为CIN Ⅲ级，占14.29%(7/49)，以上病例被TCT诊断过低，造成假阴性。有8例LSIL(16.33%，8/49)及4例HSIL(10.53%，4/38)被TCT诊断过高，造成假阳性。上述TCT诊断均通过宫颈活检得到了纠正，使患者得到及时有效适当的治疗。当然，不同病理医生之间的诊断差异也客观存在，所以当组织学结果与细胞学结果不一致时不能完全否定细胞学诊断，应根据患者具体情况处理，必要时重复细胞学检查和活检。
综上所述，TCT与宫颈活检组织学符合率高，尤其是对HSIL及以上病变的诊断，但也存在一定的假阳性和假阴性。ASC-US的诊断是TCT检查中的难点，其准确性对提高TCT诊断报告水平有重要意义。对TCT检查异常者应随访或阴道镜下活检，以便以组织学为对照积累经验提高TCT诊断的准确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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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癌组织 篇3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河南省南阳市中心医院2011年4月至2012年4月收治的子宫腺癌、鳞癌患者, 各随机抽取40例患者的病理标本进行研究。30例正常的宫颈组织为常规体检时所取。所有患者在获取标本前均未采取任何治疗。正常的宫颈组织用甲醛液固定, 常规石蜡包埋, 厚4 μm连续切片备用。所有患者的年龄在26～48岁, 平均年龄为 (35.4±2.34) 岁。宫颈癌临床分期依据FIGO标准, 其中I期患者37例, II期患者33例, III期患者10例;细胞分化程度:I级33例, II级26例, III级21例。淋巴结转移36例, 淋巴结未转移44例。
1.2 免疫组化染色
①将标本切片放入90℃烤箱, 烤片约20 min或者放入60℃恒温箱, 烤片2 h。②将石蜡切片进行常规二甲苯脱蜡及梯度乙醇脱水。③将玻片擦干净后, 滴入3%H2O2, 将内源性过氧化物酶进行灭活。柠檬酸盐缓冲液抗原修复30 min。④在玻片上滴入15%正常山羊血清工作液恒温封闭10 min。⑤第一抗体4℃过夜。⑥生物素标记第二抗体温室作用下30 min。⑦滴入辣根过氧化物酶标记的链霉素卵白素工作液, 恒温30 min。⑧滴加适量的DAB/H2O2进行反应染色, 在显微镜下控制染色深度及背景, 在满意后及时用水充分进行冲洗, 苏木素复染, 用纯水冲10 min。镜下观察。
1.3 阳性结果判断[2]
在光学显微镜下进行观察, 在200倍视野下观察, 未见阳性细胞为 (-) , 阳性细胞数/100个细胞<10%为 (+) , 阳性细胞数/100个细胞10%～50%为 (++) , 阳性细胞数/100个细胞>50%为 (+++) 。
1.4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通过SPSS 13.0统计软件进行处理, 计量资料用t检验, 计数资料用χ2检验。
2 结果
P185c-erbB-2在子宫腺癌、鳞癌中阳性表达率均高于正常组, 在正常组织中不进行表达,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但鳞癌组与子宫腺癌组中P185c-erbB-2的阳性表达率差异不明显, 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具体见表1。
3 讨论
HER-2基因又称C-erbB-2, 是EGFR家族即人类表皮生长因子受体家族的第二个成员, 其编码的蛋白产物p185是一种跨膜受体蛋白, 定位于细胞膜。HER-2基因存在于正常的人体组织内, 是一种原癌基因, 对肿瘤的生长与分化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文献报道用免疫组化方法检测子宫颈病变中HER-2基因的阳性表达率在2.5%～50%。
在本组的实验研究表明, HER-2蛋白在宫颈鳞癌组织的表达均高于在宫颈正常组织的表达, 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这样说明了HER-2基因在宫颈鳞癌癌变的蛋白水平上的表达有上调现象, 表明HER-2过表达的肿瘤具有强侵袭力, 提示宫颈鳞癌的发生与发展与HER-2的过表达具有一定的关系。在国外的研究中, Narisawae-Saito等研究证明HER-2的过表达是通过HPVl6-E6调节的, HER-2基因转录或翻译后的调控在子宫颈癌发生中起一定的作用[3]。
综上所述, 通过本组实验研究并研读国外实验, 认定HER-2蛋白在宫颈癌组织中具有高表达率, 认定HER-2基因是上皮细胞起源的肿瘤治疗的有效靶点之一。因此, 通过对HER-2基因的检测做到对子宫颈癌早期筛查、病情监测和评价预后的指标。为宫颈癌的治疗提供新的方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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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癌组织 篇4
1 材料与方法
1.1 标本
收取兰州大学第一医院和兰州市第四人民医院2003~2005年手术切除宫颈癌的石蜡包埋标本共60例。患者年龄26~74岁,平均59.7岁。其中,高分化12例,中分化30例,低分化18例;有盆腔淋巴结转移者28例,未转移者32例。另选取15例正常宫颈鳞状上皮(NE)(选自因子宫肌瘤行子宫全切除术的宫颈上皮组织)作对照。
1.2 免疫组化标记
鼠抗人nm23和p53单克隆抗体及SP试剂盒(即用型)购自福州迈新公司。p53抗体经微波处理,修复暴露抗原。以已知阳性切片作阳性对照,以PBS代替一抗作为空白对照。严格按SP试剂盒说明书操作,DAB显色。
1.3 结果判断
nm23、p53阳性染色为淡黄色、棕黄色或棕褐色,nm23定位于细胞质和细胞膜,p53定位于细胞核。采用二级计分法,即以染色强度与阳性细胞百分比的乘积作为半定量标准。染色强度:0分为无色;1分为黄色;2分为棕黄色;3分为棕褐色(深浅与背景色相对比)。阳性细胞百分比:1分为阳性细胞≤10%;2分为阳性细胞11%~50%;3分为阳性细胞51%~75%;4分为阳性细胞≥76%。染色强度与阳性细胞百分比的乘积0~3分为阴性(-);>3分为免疫反应阳性(+)[1]。
1.4 统计学处理
数据以SPSS 11.0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计数资料用配对χ2检验,当理论频数<5时,采用精确概率法。相关分析采用Spearman等级相关分析,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nm23和p53在宫颈癌及正常对照组织中的表达
nm23和p53染色的阳性细胞在组织中呈弥漫和(或)散在分布(图1),nm23和p53蛋白在宫颈癌组织及正常组织中的阳性表达结果见表1。结果显示,nm23在15例正常组织中全部表达,而p53全部不表达。60例癌组织中,nm23阳性表达32例,p53阳性表达36例。癌组织中nm23和p53的表达率与正常组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2.2 nm23和p53表达阳性与宫颈癌临床病理参数的关系
如表2所示,nm23和p53的阳性表达率与年龄及临床分期无明显相关(P>0.05)。nm23和p53的表达量在宫颈癌的分化程度以及局部淋巴结转移方面比较,有显著性差异。
2.3 nm23和p53蛋白在癌组织中阳性表达的相关性
在60例宫颈癌中,nm23和p53蛋白共同表达阳性者15例,共同表达阴性者7例,nm23表达阳性而p53表达阴性者17例,nm23表达阴性而p53表达阳性者21例。两者比较,有显著性差异,按α=0.05水准,认为nm23与p53蛋白的阳性表达呈负相关(r=-0.286,P=0.027)。
3 讨论
目前多数观点认为,肿瘤的进展及转移与肿瘤内基因不断突变和缺失而导致瘤细胞能够完成转移全过程有关,nm23和p53基因均位于人类第17号染色体上,nm23定位在长臂着丝点附近,编码一种分子量约为17 k D的蛋白质,具有二磷酸核苷激酶(NDPK)的活性,NDPK的生物功能是参与体内三磷酸核苷的生成,通过影响微管聚合状态及G蛋白介导的信号传导通路而调节细胞代谢,从而对肿瘤的增殖、分化、侵袭及转移起重要的作用[2]。多数研究认为,nm23表达量与肿瘤的分化、淋巴结转移和预后有关[3,4]。本研究结果显示,nm23与宫颈癌的病理分级以及盆腔淋巴结转移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与资料报道一致。本研究中,nm23在15例正常组织中全部表达,在癌组织中的阳性表达率显著低于正常组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说明nm23的突变或缺失引起蛋白低表达,在宫颈癌的发生中具有一定的意义,尤其在肿瘤的分化和转移中具有重要意义。抑癌基因p53是一个细胞周期调控基因,位于人类染色体17p13.1,其编码蛋白质的分子量为53 k D。野生型p53是一种重要的应答基因。正常情况下,在DNA损伤后,p53能将细胞阻滞在G1期,抑制细胞增殖,并促进DNA修复。研究发现,在许多肿瘤中,突变型p53表达与癌细胞的高转移潜能及淋巴结转移高度相关。因此,p53被认为是一个转移促进基因[5]。目前,对宫颈癌p53基因突变的研究报道结果还不一致,大多数研究结果认为,p53基因表达阳性与患者年龄无明显相关,而与病理分化程度及淋巴结转移有关。本研究结果支持这一结果,突变型p53蛋白在宫颈癌组织中呈现高表达,较正常组织明显升高,说明野生型p53基因的突变对宫颈癌细胞的凋亡调控作用减弱或消失,从而导致了癌细胞无限制生长,进而发生浸润和转移。关于nm23与p53在肿瘤演变中的相互关系,Chen SL等[6]研究发现,在人结肠癌细胞系RKO和人p53基因缺失型肺癌细胞系H1299中,p53下调了nm23蛋白和m RNA的表达,而在人乳腺癌细胞系MCF7和人肝癌细胞系J7B中,p53上调了nm23的蛋白及m RNA表达,因此,他们认为p53是抑癌基因nm23的一个间接调节因子。本组实验结果显示,nm23和p53在宫颈癌组织中的表达呈负相关,表明nm23基因突变或缺失和野生型p53基因的突变很可能共同参与宫颈癌的发生和发展,两者在宫颈癌的演进中,尤其在宫颈癌的浸润和转移方面,很可能起相互促进作用。因此,联合检测nm23和p53的表达可提高宫颈癌的转移及预测临床诊治的准确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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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癌组织 篇5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材料
2007年6月~2008年6月,我院病理室的术后宫颈癌和相应的癌旁组织标本60例(癌旁组织经病理证实不存在癌细胞)。HE染色后对组织学类型进行病理诊断。鼠抗人P16及CDK-4单克隆抗体均购自北京中杉金桥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1.2 实验方法
本研究采用S-P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方法,用PBS置换一抗作为阴性对照,已知阳性切片作为阳性对照。P16、CDK-4均为即用型鼠抗人单克隆抗体,主要步骤如下:(1)石蜡切片脱蜡,梯度酒精至水,PBS洗5 min×3次;(2)0.3%H2O2室温孵育20 min,PBS洗5 min×3次;(3)正常山羊血清室温孵育20 min;(4)加适当比例稀释的一抗,用2%PBS稀释C-myc至1∶50,置湿盒内,40℃冰箱孵育过夜(12 h),PBS洗5 min×3次;(5)第二抗体孵育45 min(1∶200,2%PBS稀释),PBS洗5 min×3次;(6)SP室温孵育60 min(使用前30 min配制),PBS洗5 min×3次;(7)二氨基联苯胺(DAB)和H2O2孵育2~10 min(显微镜下观察,适时终止反应);(8)苏木素复染25~60 s;(9)显微镜下观察结果;(10)酒精梯度脱水,二甲苯透明,中性树胶封片。
1.3 结果判定
P16阳性结果判断:阳性着色为棕黄色颗粒,胞核及胞浆每张切片选择10个典型高倍视野(400×),着色范围0~5%为(-);6%~25%为(+);阳性细胞数>25%为(++)。
CDK-4阳性结果判断:主要表达在胞核,每个切片上在中间和四边癌组织较多的地方各盲选1个视野,在高倍镜下(400×)作如下评分,阳性范围:5%为0分,5%~25%为1分,26%~50%为2分,51%~75%为3分,>75%为4分。着色范围:无着色为0分,淡黄色为1分,棕黄色为2分,棕褐色为3分。两项结合相加<2分为阴性(-),2~3分为弱阳性(+),4~5分为中度阳性(++),6~7分为强阳性(+++)。
1.4 统计学分析
实验数据应用SAS 9.02软件包,采用χ2检验,P<0.05表示差异有显著性。
2 结果
宫颈癌组织中P16阳性率为46.67%(28/60),癌旁组织中P16阳性率为70.00%(42/60),两组间比较,有显著性差异(χ2=6.72,P=0.009 5)。宫颈癌组织中CDK-4 65.00%(39/60),癌旁组织中CDK-4阳性率为41.67%(25/60),两组间比较,有显著性差异(χ2=6.56,P=0.010 4),见表1。
3 讨论
人体细胞的正常生长依赖于细胞周期中各种调节因子的平衡调控,任何一种调控因子发生紊乱将导致细胞异常增殖,从而诱发肿瘤。研究表明,宫颈癌的发生和环境、饮食、遗传、社会经济状况等多种因素有关,在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下,细胞周期发生紊乱、细胞失控性生长,从而导致宫颈癌的发生。本研究应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检测分子生物学标志物P16、CDK-4在宫颈癌及癌旁组织中的表达,旨在为宫颈癌的发病机制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P16基因是一种肿瘤抑制基因[4],其表达蛋白P16是第一个发现的具有多种肿瘤抑制作用的蛋白质分子,其既是细胞周期的调控分子,又是抑制肿瘤细胞生长的关键因子。P16蛋白能与cyclin D1(细胞周期素D1)竞争性结合CDK-4蛋白,特异性地抑制CDK-4蛋白的活性,使Rb蛋白处于低磷酸化的状态,抑制细胞的增殖,阻止细胞生长,提示P16的阳性表达可能会抑制肿瘤的生长。与本实验结果基本一致。
CDK-4,即细胞周期素D依赖性激酶4,是细胞周期G1期重要的调控分子。能够特异性地与cyclin D1结合形成复合物。cyclin D1-CDK-4复合物可以使Rb蛋白的丝氨酸或苏氨酸残基发生磷酸化。在通常情况下Rb蛋白处于低磷酸化状态,并与转录因子E2F结合。磷酸化后的Rb蛋白可导致E2F的释放,释放出的E2F可以诱导cyclin E的表达,cyclin E与CD-K2蛋白形成复合物后又可以使Rb蛋白发生磷酸化,从而促使更多的E2F释放,形成一个正反馈。同时,释放出的E2F又可以刺激其自身基因的转录,从而又形成一个正反馈。由于这两个正反馈,使E2F与cyclin E的活性在G1~S交界点处迅速增高,引起一系列与G1~S转变和S期行进有关的靶分子的表达,促使细胞完成DNA复制[5,6]。
本实验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研究了P16、CDK-4在宫颈癌及癌旁组织中的表达,实验结果可能对宫颈癌发生的分子生物学机制有一定的帮助,临床检测P16、CDK-4对宫颈癌的诊断可能会有一定帮助。
摘要：目的:观察宫颈癌及癌旁组织中P16蛋白(protein16,P16)和人细胞周期素依赖激酶4(human cyclin-dependent kinase4,CDK-4)的表达,探讨宫颈癌的发病机制。方法:选择我院病理室的术后宫颈癌和相应的癌旁组织标本60例(癌旁组织经病理证实不存在癌细胞)作为研究对象。HE染色后由病理学医师对组织学类型进行病理诊断。采用S-P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方法检测宫颈癌和癌旁组织中P16和CDK-4的表达。结果:宫颈癌和癌旁组织中P16阳性率分别为46.67%、70.00%,两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P<0.01)。宫颈癌和癌旁组织中CDK-4阳性率分别为65.00%、41.67%,两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P<0.05)。结论:CDK-4可考虑用作宫颈癌的肿瘤标志物。
关键词：宫颈癌,P16,CDK-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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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癌组织 篇6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本研究资料选取本院自2011年7月至2013年6月妇科收治的老年宫颈癌患者共有76例, 患者的年龄59~80岁, 平均的年龄是 (68.52±5.19) 岁。其中, 患盆腔淋巴转移的患者共有29例, 没有盆腔淋巴转移的患者共47例。另外选取了患宫颈上皮内瘤变的患者共78例, 年龄55~72岁, 患者的平均年龄 (64.83±11.26) 岁。其次又选取同时期的非宫颈疾病的患者共有78例, 年龄60~81岁, 平均年龄为 (65.14±4.38) 岁。将以上三组患者进行对比, 所有入选的宫颈癌患者以及宫颈上皮内瘤变患者, 都要经过病理的检查来确诊, 排除了在活检以前实施过放疗以及化疗的患者。
1.2 标本的采集与检测:
用活检方法搜集宫颈组织, 其标本使用浓度为10%的甲醛固定以后进行常规脱水和石蜡包埋, 用4µm的厚度进行切片以备检查。抽取患者空腹静脉血4 m L, 于室温下静置30 min, 等自然凝固以后通过每分钟2000转的离心处理, 在10 min后取得血清, 然后置于-20℃的条件下保存备检。对于组织中VEGF-C的检测, 运用免疫组化SP法, 对于血清中的VEGF-C检测, 则运用双抗体夹心ELISA法, 二者均严格地依照试剂盒的要求进行操作, 最终结果通过两位病理学专家进行最终确认判定。
1.3 统计学处理:
本研究的资料均采用SPSS19.0的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 所有的计量资料均以均数加减标准差进行表示, 所有的计数资料之间对比用卡方进行检验, 各组数据的相关性分析则采用Pearson进行系统分析验证。
2 结果
组织中VEGF-C的阳性表达率, 宫颈癌淋巴转移组最高 (93.1%) , 其次是宫颈癌无淋巴转移组和宫颈上皮内瘤变组, 而正常宫颈组的阳性表达率为最低 (1.28%) , 该四组间阳性表达率之间, 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P<0.05) , 存在统计学意义, 对于宫颈癌患者, 不管是有无淋巴转移症状, 患者血清VEGF-C浓度和组织中的VEGF-C表达均呈现正相关关系 (r=0.779) 。见表1。
3 讨论
近几年来, 宫颈癌症状常发生于中老年群体, 而宫颈癌最常见的转移方式是淋巴的转移, 检查患者是否存在盆腔淋巴转移以及宫颈癌患者的远期生存率有着密切的关系, 是直接影响到患者疾病预后的重要危险因素。相关临床研究[3]发现:正常的宫颈组织中的VEGF-C一般不能表达或者偶然有很少量的表达现象, 然而伴随着患者宫颈疾病的慢慢发展, VEGF-C的表达又会逐渐增强, 并且宫颈上皮内瘤变中的VEGF-C表达也会出现明显的升高, 对于宫颈癌患者的组织中表达也最强;其在宫颈上皮内瘤变的Ⅲ期组织中, VEGF-C表达和宫颈癌组织中的表达没有明显的差异。冯珊珊等[4]研究证明, VEGF-C的表达和宫颈癌的肿瘤分期以及分化程度有着密切的联系, 其在分化程度低与肿瘤浸润的越深时, VEGF-C的表达就会越来越强, 就进一步可以证明随着宫颈癌的不断扩展, VEGF-C也会逐渐成为促进淋巴转移的重要原因。有关医学学者[5]针对未发生盆腔淋巴转移和发生盆腔淋巴转移的宫颈癌患者, 其VEGF-C的表达情况进行了检测分析, 结果可以证明如果患者检查出有盆腔淋巴转移的现象, 那么其VEGF-C的表达也会明显比未发生盆腔淋巴转移患者高, 由此可以证明VEGF-C表达和盆腔淋巴转移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其作用能够预测到宫颈癌是否具备有淋巴转移的参考价值。
通过本文研究得出的结果可以表明, VEGF-C参与到宫颈癌的发生和发展中, 并且患者有没有盆腔淋巴转移症状, 宫颈癌组织中VEGF-C以及血清VEGF-C之间都不存在明显的差异, 没有统计学意义。从而进一步证明了VEGF-C的检测, 对宫颈癌患者有没有淋巴转移的检测具有科学性的临床意义。其组织中VEGF-C和血清VEGF-C之间的相关性研究和分析也很少。而本文却对二者之间进行了相关性的研究和分析, 结果证明组织中的VEGF-C与血清的VEGF-C之间存在正相关的联系, 如果患者在临床上检测组织VEGF-C不便时, 则可以采取血清VEGF-C进行检测, 因为二者的结果具有同样的临床研究价值, 而且这一研究和其他专家研究的结果一致。
总之, VEGF-C能够促进淋巴管生成的因子, 其在宫颈癌患者的组织与血清中都存在表达升高的现象, VEGF-C在临床上不仅可以评估宫颈癌患者是不是存在淋巴转移的重要检测指标, 尤其在组织VEGF-C和血清VEGF-C存在着正相关, 检测血清的VEGF-C表达和检测组织的VEGF-C的结果具有同样的参考价值[6]。血清的检测不仅创伤性小, 而且操作更为方便和简洁, 从而进一步证明通过检测血清VEGF-C, 完全可以成为目前临床上检测宫颈癌患者最科学性的检测方法, 值得临床上推广和应用。
摘要：目的 探讨与分析老年宫颈癌患者组织与血清VEGF-C的表达水平以及二者之间的相关性。方法 研究资料选取从2011年7月至2013年6月在本院妇科所收治的老年宫颈癌患者共76例, 另外选取宫颈上皮内瘤变 (CIN) 和非宫颈疾病的患者各78例;所有的患者均采用的是免疫组化SP的方法, 对于组织血管内皮生长因子C (VEGF-C) 的表达进行检测, 运用双抗体夹心ELISA法对血清中的VEGF-C浓度进行检测。结果 组织中VEGF-C的阳性表达率, 宫颈癌淋巴转移组最高 (93.1%) , 其次是宫颈癌无淋巴转移组和宫颈上皮内瘤变组, 而正常宫颈组的阳性表达率为最低 (1.28%) , 该四组间阳性表达率之间, 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P<0.05) , 存在统计学意义, 对于宫颈癌患者, 不管是有无淋巴转移症状, 患者血清VEGF-C浓度和组织中的VEGF-C表达均呈现正相关关系 (r=0.779) 。结论 VEGF-C的表达在宫颈癌组织中与血清中都存在表达升高的现象, 二者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 同时, 在临床上VEGF-C指标可以作为评估宫颈癌患者是否存着淋巴转移的检测参考指标。
关键词：VEGF-C,宫颈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C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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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癌组织 篇7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根据NACT的作用机制[2,3], 我们选择符合以下条件的患者作为本研究对象:①经宫颈活组织病理检查证实为宫颈癌;②经两位具有副主任医师及以上资质的妇科肿瘤医师进行妇科检查, 按照国际妇产科联盟 (FIGO) 的分期标准诊断为IB2～IIIA期宫颈癌, 且癌灶直径≥4 cm;③均为初治患者;④肝肾功能、血常规、心电图等检查无异常, 无明显化疗禁忌证;⑤已签署化疗同意书。选择2005年9月至2006年4月在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广西玉林红十字会医院、广东省佛山市顺德第一人民医院4家医院住院的符合入选标准的14例宫颈癌患者, 作为研究对象。年龄31～59岁, 平均48.8岁。按照FIGO标准, 临床分期为:ⅠB2期2例, ⅡA期2例, ⅡB期6例, ⅢA期1例, ⅢB期3例。腺癌2例 (病理分级Ⅱ级2例) , 鳞癌12例 (病理分级Ⅲ级5例, Ⅱ级3例, Ⅰ级1例, Ⅱ～Ⅲ级3例) 。
1.2 分组
按照患者就诊的先后顺序, 采用随机对照方法, 将14例患者随机分为超选择子宫动脉灌注化疗组7例和髂内动脉前干灌注化疗组7例, 两组间临床及病理学资料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由经过统一培训的同组医师对两组分别进行一个疗程术前动脉灌注化疗, 而后根据病情选择手术治疗或继续化疗或放射治疗。
1.3 药物及剂量
卡铂 (粉剂) , 齐鲁制药厂出品, 每支100 mg, 每疗程按300 mg/m2一次性给药。
1.4 给药方式
1.4.1 超选择子宫动脉灌注化疗组
采用Seldinger′s技术完成双侧股动脉置管, 将两条5.0F Cobra-2导管分别置入左、右侧子宫动脉上、下行支分支前约0.5 cm处, 以避开子宫动脉膀胱支及输尿管支, 并行动脉内数字减影血管造影 (intra-arterial digital substraction angiography, IA-DSA) , 造影证实见图1。将卡铂溶于5%葡萄糖溶液100 ml内, 分装入两支50 ml注射器内, 连接动脉导管后同时推注, 每分钟推入2.5 ml, 推注时间为20分钟。
1.4.2 髂内动脉前干灌注化疗组
采用Seldinger′s技术完成双侧股动脉置管。将两条5.0F Cobra-2导管分别置入左、右髂内动脉前干, 避开臀上动脉, 并行IA-DSA造影证实导管位置, 见图2。将卡铂溶于5%葡萄糖溶液100 ml内, 分装入两支50 ml注射器内, 连接动脉导管后同时推注, 每分钟推入2.5 ml, 推注时间为20分钟。
1.5 宫颈癌组织取材
于灌注卡铂后0、10、20分钟, 在新鲜活体宫颈癌病灶处用宫颈活检钳咬取约0.3～0.5 g癌组织, 用0.9%氯化钠液冲洗干净组织表面的血液, 并用过滤纸吸净表面液体, 置玻璃试管中-4℃封闭保存, 备测。
1.6 癌组织内铂离子浓度的测定
先测得癌组织干重, 用浓硝酸和浓盐酸溶液溶解后, 以原子吸收光谱法测量其铂离子浓度。仪器为日立180-70型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GF-4型石墨炉。将标本液用1%Triton X-100溶液稀释后, 加样器自动进样200 μl进行测量。根据公式得出铂离子浓度。
1.7 数据处理
浓度-时间曲线下面积 (area under the time-concentration, AUC0～20 min) 值由非房室模式获得。采用SPSS 13.0统计软件分析, 计量资料采用样本均数±标准差undefined表示, 独立样本t检验用于组间的差异表达。
2 结 果
2.1 两组峰值及曲线形态比较
两组宫颈癌组织内铂离子浓度的峰值均出现在化疗结束后即刻, 其后铂离子浓度随时间延长而快速下降, 呈一逐渐下降的曲线, 见图3。超选择子宫动脉灌注化疗组的峰值为251.00±119.39 ng/mg, 髂内动脉前干灌注化疗组峰值为186.73±110.66 ng/mg, 前者是后者的1.34倍, 但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灌注后10分钟、20分钟癌组织内铂离子浓度, 超选择子宫动脉灌注化疗组仍较髂内动脉前干灌注化疗组高, 分别为1.23倍、1.17倍, 但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2.2 两组AUC0～20 min值比较
超选择子宫动脉灌注化疗组灌注化疗后0～20分钟内的癌组织内铂离子的AUC0～20 min为3432.50±2099.94 ng·min/mg;髂内动脉前干灌注化疗组的AUC0～20 min为2722.36±1474.34 ng·min/mg, 前者是后者的1.40倍, 但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3 讨 论
以往认为宫颈癌属于化疗药物不敏感性肿瘤, 仅在晚期及复发的患者中将化疗作为姑息治疗的一部分。但随着新抗癌药物的出现及对宫颈癌化疗的基础和临床研究, 越来越多的临床证据显示化疗对宫颈癌具有较好的疗效。目前将化疗应用于宫颈癌的治疗主要是集中于具有高危因素的局部晚期宫颈癌的术前化疗, 以期达到降期的目的, 为手术的顺利实施提供保障, 称之为 NACT。NACT根据用药途径分为传统的静脉化疗和盆腔动脉化疗, 我们的前期临床药代动力学研究证实, 动脉化疗后癌组织内的抗癌药物峰浓度及AUC值明显高于静脉化疗[4]。
解剖学上宫颈位于盆腔的正中, 宫颈及宫颈周围组织 (主韧带和宫骶韧带) 血供主要来源于盆腔动脉, 而能够向宫颈供血的分级盆腔动脉主要如下:髂内动脉前干、子宫动脉。宫颈癌的组织学特点是局部生长为主, 早期患者局限在宫颈, 供血主要以子宫动脉为主;局部晚期患者癌灶主要向宫颈两侧的主韧带和宫骶韧带浸润, 此时除子宫动脉供血外髂内动脉前干的其他分支如阴部内动脉也参与供血[5]。在最初的宫颈癌介入性动脉灌注化疗中, 我们选择的盆腔靶动脉是髂内动脉前干, 由于该动脉在发出子宫动脉的同时, 还发出膀胱上下动脉、阴部内动脉、闭孔动脉等向盆腔内的其他脏器供血, 由于血流动力学的作用, 有部分抗癌药物被分流到盆腔内的其他脏器, 如分流到膀胱上下动脉可导致化学性膀胱炎等不必要并发症的发生。随着介入放射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超选择性动脉插管——子宫动脉插管在临床上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技术, 如果将动脉化疗的靶血管选择在子宫动脉, 是否有更多的药物直接进入到癌灶内, 从而获得更好的疗效、更少的并发症, 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有学者曾提出:对于病情较晚期的宫颈癌患者、癌瘤侵犯宫旁组织时, 应选择髂内动脉前干进行相应的治疗;对于早期宫颈癌患者, 病灶较为局限, 应选择子宫动脉进行相应的治疗。而杜端明等[6]认为对于中晚期宫颈癌患者行髂内动脉前干灌注化疗, 可使药物集中作用于宫颈、宫旁及邻近组织, 既可提高疗效又可治疗可能存在的转移灶, 而栓塞则应选择更精细的动脉如子宫动脉, 但上述观点缺乏相应的基础研究依据支持。因此, 我们对此进行了初步探讨。
本研究结果提示:在应用常规剂量卡铂 (300 mg/m2) 分别行子宫动脉和髂内动脉前干灌注化疗后, 宫颈癌癌组织内的铂离子无论是峰浓度还是AUC0～20 min值两组比较,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从临床药代动力学的角度提示, 对于宫颈癌患者无论是选择子宫动脉还是选择髂内动脉前干化疗, 均可获得相同的效果。但从并发症的角度, 袁华等[7]研究报道, 超选择动脉内灌注化疗能减轻毒副反应, 增强抗癌效应。陈继明等[8]报道动脉介入NACT可提高宫颈癌的近期疗效, 化疗副反应轻, 患者耐受性好。因此, 髂内动脉前干化疗并发症高于子宫动脉化疗;从操作难度和医疗费用的角度, 子宫动脉化疗高于髂内动脉前干化疗。所以, 在宫颈癌动脉化疗分级血管的选择上, 我们建议应根据不同的宫颈癌期别、不同医院动脉插管的操作水平及患者的经济水平考虑如下:①IB2期宫颈癌患者, 此时癌灶局限于宫颈部位且无宫旁组织的浸润。最优先选择子宫动脉化疗, 可减少并发症;次选择髂内动脉前干化疗。②ⅡA期以上的宫颈癌患者, 由于此时宫颈癌灶的供血动脉除了双侧子宫动脉外, 还有源自髂内动脉前干的阴部内动脉、闭孔动脉等。因此, 最优先选择三阶梯动脉化疗, 即首先应用精细动脉插管技术, 将导管置于子宫动脉下行支, 灌注总量1/3的化疗药物;然后将导管退到子宫动脉主干 (子宫动脉上、下行支分支前约0.5 cm处, 以避开子宫动脉膀胱支和输尿管支) , 灌注总量1/3的化疗药物;最后将导管退到髂内动脉前干, 选择髂内动脉前干动脉化疗灌注剩余化疗药物 (总量的1/3) 。③由于宫颈的血供是来源于双侧盆腔血管, 其间存在丰富的动脉血管网, 因此建议选择双侧动脉化疗。④是否同时栓塞。栓塞有助于提高临床疗效, 建议根据病灶情况选择是否同时栓塞。如对于IB2期患者, 建议同时栓塞。对于ⅡA期以上的患者, 如果估计1次动脉化疗能够获得手术机会者, 可同时栓塞;如果需多次化疗者, 首次治疗不建议栓塞, 以免损伤动脉血管导致血管闭塞。
由于本研究宫颈癌的病例数偏少, 同时也未按分期进行研究, 故尚需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来证实上述建议。
摘要：目的:对比术前超选择子宫动脉与髂内动脉前干灌注卡铂化疗宫颈癌癌组织内的铂离子浓度, 为临床上选择合适的靶血管实施动脉化疗提供依据。方法:选择经病理检查证实为宫颈癌、且癌灶较大易于取材的患者14例, 随机分为超选择子宫动脉灌注化疗组和髂内动脉前干灌注化疗组, 以卡铂300mg/m2一次性给药。在灌注后0、10、20分钟分别钳取宫颈癌组织, 测定标本内铂离子浓度。结果:①峰值及曲线形态:两组癌组织内铂离子浓度的高峰值均出现在化疗结束后即刻, 且随时间的延长而快速下降, 呈一下降曲线。超选择子宫动脉灌注化疗组的峰值是251.00±119.39ng/mg, 髂内动脉前干灌注化疗组的峰值是186.73±110.66ng/mg,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②浓度-时间曲线下面积 (AUC0～20min) 值:超选择子宫动脉灌注化疗组化疗后0～20分钟的癌组织内铂离子浓度AUC0～20min为3432.50±2099.94ng.min/mg, 髂内动脉前干灌注化疗组为2722.36±1474.34ng.min/mg,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超选择子宫动脉灌注与髂内动脉前干灌注化疗后癌组织内铂离子无论是峰浓度还是AUC0～20min均无明显差别, 但从减少动脉化疗并发症的角度, 应根据宫颈癌的分期情况选择合适的靶血管实施动脉化疗。
关键词：宫颈癌,盆腔动脉,灌注化疗,铂离子峰浓度,浓度-时间曲线下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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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癌组织 篇8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择2003- 05- 01至2006- 08- 31在南京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东院妇产科住院行手术治疗的宫颈癌患者43例, 术前均无化疗、放疗及其他治疗史, 所有患者均无合并其他炎症疾病。选择同期在该院因CIN行宫颈锥切术的32例和因子宫肌瘤行子宫切除、术后经病理检查学证实为正常宫颈的43例作为对照。所有病例标本均经组织病理学检查确诊。
1.2 主要试剂
HIF- 1α鼠抗人单克隆抗体工作液、VEGF兔抗人单克隆抗体工作液、PV- 6000 (二步法) 免疫组化检测试剂、DAB显色试剂盒、CD34鼠抗人单克隆抗体工作液均购自北京中杉金桥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1.3 实验方法
所有宫颈组织经石蜡包埋后备用。蜡块以4 μm连续切片, 采用PV- 6000二步法和免疫组化法, 分别作HIF- 1α、VEGF、CD34免疫组化染色和PBS空白对照染色。染色步骤按试剂盒说明书进行。
1.4 结果判定
HIF- 1α阳性表达部位主要在胞核, VEGF阳性表达部位主要在胞浆, 呈棕黄色颗粒状。阳性和阴性根据细胞染色强度和阳性细胞占总细胞数的百分比两者积分之和来判断。染色强度积分为:不染色, 0分;轻度染色, l分;中度染色, 2分;强染色, 3分。阳性细胞率积分为:10%～50%, 2分;51%～80%, 3分;>80%, 4分。然后将两种积分结合起来分为4级:无论染色强度如何, 细胞阳性率<10%为阴性;2～3分为弱阳性 (+) ;4～5分为中度阳性 (++) ;6～7分为强阳性 (+++) [5]。CD34主要定位于血管内皮细胞胞膜, 阳性者被染成棕色。参照Weidner等[6]的方法来进行微血管计数, 先在低倍镜下观察CD34染色阳性的血管, 确定血管密度最高处, 然后在200倍视野下选择4个不重复视野进行计数, 计算每例宫颈组织单位视野的平均血管数, 即MVD。
1.5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 10.0统计软件对HIF- 1α、VEGF的表达量进行t检验、 χ2检验、方差分析和Spearman等级相关分析。MVD结果用undefined表示。
2 结果
2.1 HIF- 1α、VEGF、MVD在各组中的表达
见表1。
注:括号内为百分率
2.2 HIF- 1α和VEGF表达的相关性
118例宫颈组织中, HIF- 1α和VEGF同时呈阳性表达的为28例, 同时呈阴性表达的为69例, HIF- 1α阳性表达而VEGF阴性表达的为10例, HIF- 1α阴性表达而VEGF阳性表达的为11例。经Spearman等级相关分析显示, HIF- 1α与VEGF在宫颈组织中的阳性表达程度呈正相关 (r=0.575, P<0.05) 。
2.2 HIF- 1α、VEGF表达和MVD值之间的相关性
HIF- 1α表达阳性的宫颈癌组织中, MVD值为56.6±5.3, HIF- 1α表达阴性的宫颈癌组织中, MVD值为43.9±4.4, 两者比较差异有显著性 (P<0.05) 。VEGF表达阳性的宫颈癌组织中, MVD值为57.6±4.7, VEGF表达阴性的宫颈癌组织中, MVD值为44.6±4.1, 两者比较差异也有显著性 (P<0.05) 。经相关分析显示, VEGF表达与MVD值也呈正相关 (r=0.625, P<0.05)
3 讨论
在肿瘤病理中, 细胞对缺氧的适应和血管生成是肿瘤发生发展的关键步骤。肿瘤的缺氧状态可诱导一系列促血管生成的多种细胞因子释放, 由此增进肿瘤的生长及转移。HIF- 1是缺氧条件下广泛存在于哺乳动物和人体内的一种异源二聚体转录因子, 参与哺乳动物细胞中缺氧诱导产生的特异应答, 在缺氧诱导的基因表达中起关键作用[7]。HIF- 1主要由HIF- 1α和HIF- 1β两个亚单位组成, HIF- 1α是唯一的氧调节亚单位, 决定HIF的活性[8], 其在肿瘤病理中的作用与地位[9]日益引起重视。血管生长在组织修复、炎症和恶性肿瘤这些生理与病理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VEGF是目前已知的重要的血管生成促进因子。研究表明, 缺氧微环境可诱导HIF- 1α表达, 从而调控VEGF的表达, 促进肿瘤新生血管形成, 由此增进肿瘤的生长及转移[10]。本实验结果显示, HIF- 1α、VEGF在正常宫颈组织、CIN和宫颈癌组织中的阳性表达率依次升高, 说明二者参与了宫颈癌的发生发展。MVD是衡量血管生成的定量指标。对多种人类肿瘤的研究显示, 采用对血管内皮细胞抗原的免疫组织化学技术染色进行微血管的定量测定 (即MVD) , 能准确反映肿瘤血管生成的情况。本研究结果显示, MVD在正常宫颈组织、CIN和宫颈癌组织中的表达也逐步升高, 说明血管形成与肿瘤的发生、进展密切相关。所以, 除临床分期、病理分级、淋巴转移这3个公认的预后因素外, 还可将肿瘤组织中MVD值作为一个重要的参考指标。本研究通过检测宫颈癌组织中HIF- 1α及VEGF表达阳性和表达阴性的MVD值, 发现它们无论是阳性表达还是阴性表达其MVD均存在显著差异, 而且HIF- 1α和VEGF表达呈正相关, 说明HIF- 1α可能通过诱导VEGF表达来促进宫颈癌血管形成, 进而促进宫颈癌的生长, 推测HIF- 1α、VEGF可能与宫颈癌的发生、发展相关。因此, HIF- 1α可作为宫颈癌早期检测新指标, 并以其为靶点进行治疗, 为宫颈癌治疗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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