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论与行政法

2024-09-22

博弈论与行政法(共7篇)

博弈论与行政法 篇1

一、引言

世界上并不存在一种理想的大学治理模式。事实上,现存大学治理模式的多样性并不是体现大学实践的无效率,而是基于不同国家的大学任务、办学水平以及社会环境的差异。因此,治理模式的选择是与大学的建设目标及其所处的社会环境相联系的。一旦办学目标或社会环境发生变化,大学就要调整其治理模式。在调整模式之时,必须要考虑内在的学术文化以及行政和学术控制系统中权力的合理分配。如,当学术权力偏弱、学术流动性低时,治理模式就呈现较强的纵向控制,并阻碍学术的横向流动。随着竞争和流动性的增加,学术控制开始在大学决策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二、俄罗斯高等教育系统概况

俄罗斯高等教育系统包括548所公立机构和402所私立机构。此外,还有1300余所相关的地区分校,其中2/3归属公立机构,1/3归属私立机构。目前,公立大学的教师总数约为30万。私立机构主要是提供普及型大众教育的教学型单位(通常聘用很少的核心教师,更多的工作由其他学校的兼职教师完成)。本文主要集中讨论公立大学的治理结构和治理模式。

了解俄罗斯高等教育系统逻辑的重点之一是大学与研究院的划分,这种大学和研究院之间的分界在历史上是长期存在的。基础研究几乎都是在研究院中开展的(这一模式与法国和印度的高等教育与研究系统类似)。科学学院(Academies of Sciences)作为研究机构能够提供研究生专业教育,但一般没有学士或硕士项目。基础研究资金大多进入研究机构。仅有很少大学能获得国家的基础研究资金支持。因而,大多数高等教育机构都偏向于教学任务主导型。根据变化的学术职业(Changing Academic Profession,CAP)的调查,俄罗斯高等教育机构中超过60%的教师主要感兴趣或兴趣倾向于教学[1],教师的这种偏好比例在下列开展CAP调查的国家(地区)中是较高的(见图1)。

高等教育倾向于教学的这种办学逻辑不仅体现在大学从政府获得的计划性资源,而且体现在对大学经费开支和组织效率的评价与干预。在行政管理和经费支持上,有半数以上的公立高等教育机构隶属于教育和科学部(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Science)。此外,还有22所高等教育机构由其他中央部委管理。中央部委拥有最多高等教育机构,它们主要是农业部、健康和社会发展部、文化部、运输部、运动和旅游部。

对于大多数公立高等教育机构而言,其运行经费呈现出对国家(政府)财政支持的强烈依赖。通常,大学运行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的生均拨款,并完全用于教育项目的运行。国家(以相应的部委为代表)通过调控每年的招生名额、划拨财政拨款、指导课程设置对大学实施严格管理。

基于部委与其附属机构(大学)之间的这种类似家长与家庭成员的关系,使大学一般拥有很少的学术权力(自由),它们(大学)仅有极小的空间来确定其工作内容和发展方式。公立大学在财政上和组织上都极度依赖国家的决策和规定,因而国家优先项目的任何改革都会对公立大学产生直接的影响。如近来政府不断增加研究绩效在考核高校中的权重,使得很多大学据此调整了教师的入职标准和薪酬结构。

另一个新的变化,也是本论文讨论问题的重要背景,俄罗斯面向高等教育启动“全球卓越计划”,其目标是遴选并支持几所有实力的大学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其优点在于政府通过增加资金支持的强力计划,引导相应大学更快速发展以实现建设终极目标,不足在于没有充分考虑并尊重大学战略的多样性。

本论文的结构如下:首先讨论俄罗斯大学组织的宏观基础,然后解释这种组织基础对教学和研究绩效的影响,以及基于学术、行政和文化的实际权力分配。继而描述国立研究型高级经济学院(National Research University Higher School of Economics,HSE)和近来HSE的结构化改革案例。以HSE案例为基点,最后讨论俄罗斯大学治理模式中阻碍教学和研究绩效动态提升的要素,以及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必要措施。

三、俄罗斯高等教育机构的治理模式

俄罗斯大学的治理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大学与国家(政府)之间的关系类型(正如上文所描述的)所决定的,同时也受大学内部运行的机构要素制约。其中,学术流动性低、学术市场弱、广泛的近亲繁殖是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2]。

由于大学中教学任务的普遍性,大学教职(faculty)往往被聘任为“教师”(teachers)(faculty的俄文单词是prepodavatel,意思为teacher)。在大多数情况下,聘任教师的标准基于所教授课程的教学需求。由于近年来研究绩效被逐步重视,当前在聘任教师时研究资历(例如出版物的数量等)也被考虑,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研究资历仅作为一个约束性条件(binding constraint),而科学研究水平尚未成为聘任教师的关键工作目标(target goal)。

俄罗斯大学的讲席(chair)制度(类似于德国和日本模式,但与德国大学中一个讲席可能拥有多位教授的情况并不完全相同)形成于狭窄的学科分支领域,大学教职被分在不同的讲席(chairs),讲席是协调教学和教职生活的基本单位。

这种按讲席规划教职的制度首先导致了课程体系规划的僵化。讲席执行两个重要的功能:首先,每一个讲席负责其领域的课程;第二,按讲席来组织教职聘任和晋升。在一个组织单位中,这两种功能的结合对整个讲席(或者说学系———译者注)的激励和绩效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每一个学系的目标是承担一个较大的课程范围,另一方面学系也会通过聘任教职增加更多可教授的课程。毫无疑问,更多的课程意味着本学系拥有更多的职位,进而意味着学系拥有更多的权力,尤其是讲席领导(chair heads)。以上管理模式会导致课程体系的过度冗余,例如有些课程对于学生而言并不必要,但为了保持聘任讲席要有充足的教学工作量而被人为保留,这是讲席与教职聘任的连带效应。另一方面,当一些教职成为更高级教师(教龄长、资历深、职称高),那么学系就更难以挑战这类教职讲授的科目在课程体系中的存在。

讲席制度的另一个影响,是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教职聘任的流动性。国家规定大学的教职合同一般为1、3或5年的聘用期限。当合同将要到期时,大学需开放空缺职位,以便当前教职成员和其他候选人(包括外校人员)能够申请。俄罗斯的大学系统是以较高的近亲繁殖和较低的学术流动性为特征的,因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存在真正的职位竞争,合同往往会与这些职位的占有者自动延长。而且,因为讲席领导负责聘任,很乐于保持当前各个讲席成员,他不会有积极性来吸引外来的竞聘者。除非对于那些与他存在冲突或他想要开除的教职,他是不会改变既有聘用合同的。

第三个影响涉及纵向管理和横向流动之间权力的分配。正如任何学术组织,学术与行政两个控制系统都存在于大学中。行政等级控制系统与组织的阶层和阶层权力相联系。在这个系统中,讲席领导比其他副教授拥有更多的权力,副教授比助教拥有更多的权力,依此类推。学术控制系统是由特定个体或学术群落成员在大学学术体系中的影响力所产生的。在这个系统中,发挥其影响力的是个人(或学术群体)的学术水平而不是职务等级(如个体或学术群体拥有更好的研究绩效,或者个体或学术群体在重要的学术组织中担任领导等)。这个系统也在不同的大学中控制学术体系。表1显示当前对于大学而言,来自直接组织单位的(行政)影响要强于外界学术社团的学术影响。

通常,我们认为俄罗斯的高等教育系统存在较强的纵向(行政)控制和较弱的横向(学术)控制。这种权力分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家学术市场的衰弱和机构之间教职流动性低造成的。这一现象导致高等教育机构从业人员在全球学术系统中投入相对较少,而宁愿投入地方性、政府性的行政或教学工作。为了在阶层上得到晋升,他们需要对讲席活动投入更多精力,以期在讲席中获得控制权。因此,在教学和行政职责上比在研究上投入更多(因为前者在大学中得到更多重视和更显性的绩效评价,后者在国际学术市场中效应更明显但其所在大学并不能为学者带来更多的激励)。这一现象也导致学者在大学中呈现出相当低的决策参与度(见表2)。

注:问题是:从个人角度,你在帮助形成主要的学术政策中发挥怎样的作用?

四、国立研究型高级经济学院(HSE)案例

我们现在来检验HSE最近实施的重要治理变革,这是对其内部目标和外部约束变化的一种回应。

1. HSE发展历程概况。

HSE现在是俄罗斯最大的社会科学和经济学研究中心,致力于人文和硬科学(hard science)研究并确立了其学术地位。该机构作为一个新的高等教育专业机构(最初仅集中于经济学)建立于1992年。现在,HSE拥有4所校园,其中,主校区位于莫斯科,三个地方分校区(分别在圣彼得堡、诺夫哥罗德、彼尔姆)建立于1996—1998年间。HSE拥有学士、硕士和高级研究生项目。截至2015/2016学年,HSE约有2.5万学生(最大的校区在莫斯科,有超过1.6万学生),1700位教师和研究人员(更多信息和HSE历史请参考[3])。HSE拥有多元的经费来源(包括学费、市场中获得的咨询收入),其预算大部分是来自国家对各层次学生教育的生均拨款和支持HSE基础研究的定向资金。最初从教学型机构开始,之后开始逐步加强对科学研究重视。在第一个阶段,科研被认为是提升教学水平的重要因素,因而加强了对教职研究绩效的激励,增加教师参与研究活动的热情。近年来,科学研究日益受到重视,目前研究绩效已成为该大学绩效考核的重要部分。

在过去十年里,传统以教席主导教学为核心的治理模式伴随着许多支持教职参与研究的政策的出现而悄然发生着改变(包括对教职从事研究的人力资本支持———出版物奖励、绩效激励等,也包括更系统的研究规范指导———学术写作课程、方法技能培训等)。这些措施是基于竞争提出的,直接面向教职成员个体。这种对个体直接提供的支持坚持透明的操作方式和精英教育的目标理念,不允许人际关系、权力地位等干预决策。同时,它也使学系负责人对教职绩效承担较少的责任(因为他们不控制这些支持教职的资源和决策)。但这也意味着这种鲜明的变革对学系负责人并没有吸引力,因为在变革中他们被限制了影响教职晋升、聘任等决策的途径,对教席领导的聘任和晋升决策的权力也受到限制。

2. 新的挑战。

尽管HSE已经确立了全国教学机构的领导者、研究中心和分析智囊的地位,但它的国际知名度尚不够高,于是HSE开始尝试拓展国际合作以提高在全球学术市场中对学者、资方和潜在学生的影响力。2015年,HSE成为新的俄罗斯卓越计划(new Russian Excellence Initiative)支持的15所大学之一。这一计划对这15所大学提供定向的支持以促进它们改革发展(包括治理模式的变革),提高绩效并成为世界一流大学。而以研究绩效为牵引的治理模式改革必将对研究产出或科技生产力提升产生巨大的动力(提高当前教职的绩效导向,产生新的高生产力)。

五、如何破解传统的低效率治理模式

在新的条件和挑战下,传统模式的低效率显现出来。正如我们上面所讨论的,当前模式保持教职团体的稳定性,并不欢迎教师职位的竞争和帮助当前教师团体进行组织优化。即使是公开选拔教师职位,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只是现存合同的延续。首席领导几乎拥有了聘任的全部权力,他倾向于这些教师成员继续教授课程(占据相应的讲席)。即使首席领导表面上会寻找潜在的候选人,请他们申请空缺职位,但是他并不会出于优化团队的目的而推进职位的竞争(因为他通常邀请那些他认识和想要的教职)。

1. HSE新模式概述。

鉴于现存模式的低效率及高等教育面临的新挑战,HSE率先引进了新的治理模式,首先在经济学部(Economics Department)试点实施,然后推广覆盖到其他院系。

在新的治理模式下,讲席不再协调不同的单位,这项管理职能由新的组织结构承担。例如首先创设学部来负责教职聘任。学部通常比讲席更大(例如,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劳动经济学等系合并为经济学理论学部),学部不再是一个很狭窄的专业领域而是一个相互关联的学科群组。第二,课程方面的决策被授权给教育项目委员会,委员会产生于学部教职群体,依托学科的体系完整性统筹设置课程。这些委员会决定课程事务,然后与学部共同确定引进教学人员的专业和结构。

这种模式在系统中引进了市场力量,而以前都是基于“计划模式”运行的。现在学部致力于引进急需的教师,同时也致力于引进好的研究者,因为部长(和不同的学部)的关键业绩指标(KPIs)包括了研究绩效。由于教育项目的绩效必须基于学生评价,因而他们不再容忍在教学上水平较弱的教职人员,而表现出对高质量教职的强烈需求。

2. 新模式带来的变化。

这种新模式首先增加了教职聘任的灵活性,并创建了对空缺职位竞争的激励。如果学部或学院想要补充职位,那么将会建立在竞争的基础上,而不是聘任特定的人选。

治理模式的变革不仅需要调整不同组织结构及其权力责任体系,还包括学术文化的变化、与新模式运行机制相适应的治理观念。在新的治理模式中,教职在决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能够更积极地参与教师职位候选人的选拔。他们也成为运行教育项目、设计课程体系、选拔胜任教师等重要决策的理事会成员。

同时,教职成员意识到HSE不再存在实际上的终身教职系统,他们的每次合同不再自动延续。因此,他们意识到应该更加关注如何满足大学的要求和期待,并投入更多的技能、竞争力和产出以在全国学术市场中得到更高的评价。目前学系在大多数情况下依然存在,但已失去了其原来的主要功能,只是工作在同一具体学科专业的教职成员,而且很可能在未来改变过程中被取消。

六、结论

尽管大学治理的主导模式仅部分地增加流动性竞争以提升研究绩效,在动态的需求环境中产生一定的效率提升,但是HSE仍期待这种新模式。由于这种新模式将实现大学中不同主体责任、机会和激励等的彻底改变,因而在实施中也具有极大的挑战。这些挑战大多数与现存的学术文化和惯例有关。治理模式的变革也意味着纵向和横向控制中权力的转变。对于系统中其他的大学而言,近来的变化是:更多强调研究———对大学和教职的激励都发生变化。因此,这也是导致纵向和横向控制的权力变化及治理模式变化的潜在动力。

摘要:俄罗斯大学的治理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大学与国家(政府)之间的关系类型决定的,同时也受大学内部运行的机构要素制约。俄罗斯的高等教育系统存在较强的纵向(行政)控制和较弱的横向(学术)控制。这种权力分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家学术市场的衰弱和机构之间教职流动性低造成的。在过去十年里,传统以教席主导教学为核心的治理模式伴随着许多支持教职参与研究政策的出现而悄然发生改变。以国立研究大学经济学高级学院为例,该校近来实施了基于学术治理的新的控制和分配机制的变革,着力摆脱传统的低效率治理模式。

关键词:大学治理,教师聘任,学术文化,世界一流大学

参考文献

[1]Yudkevich M M,Kozmina Y Y,Sivak E V,Bein O,Davydova I.The Changing Academic Profession[Z].Working papers by NRU Higher School of Economics,2013.

[2]Yudkevich M,E Sivak.Academic Immobility and Inbreeding in Russian Universities,in:Academic Inbreeding and Mobility in Higher Education[M]//Maria Yudkevich,Philip Altbach,Laura Rumbley.Global Perspectives.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15:130-155.

[3]Froumin I.Establishing a new research university:The Higher School of Economics,the Russian Federation[R].The Road to Academic Excellence:The Making of WorldClass Research Universities.Washington,DC:The World Bank,2011:293-321.

行政垄断的博弈分析 篇2

垄断是作为竞争的对立物在自由竞争和生产集中的基础上产生的现象, 是指一个企业或者是少数大企业为了获得高额垄断利润而联合起来控制一个或几个部门的生产和销售。针对我国目前的市场经济运行状况, 我们将垄断形式分为行政垄断、市场垄断 (也可以称为经济垄断) 和自然垄断。

行政垄断是行政机关及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 运用行政权力, 实施的排斥、限制竞争的行为。在过度集中的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中, 普遍存在着以党代政 (政府) , 以政代企 (企业) 的现象, 行政系统几乎包揽了微观层次的一切主要的经济决策, 企业和个人有时颇像一些“算盘珠子”, 任凭上级管理机构去拨动, 基层企业在投入组合、产出组合、供给来源和“销售”对象上几乎不存在任何自由选择的余地, 个人在职业和工作地点方面也几乎没有什么自主选择可言, 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配额制变成了常规。

市场垄断通常是指少数企业或经济组织利用自身的经济优势或经济势力, 在特定市场上通过企业合并、签订垄断协议以及滥用市场优势地位等行为限制或排除竞争的行为。

自然垄断是指这样一种生产技术状况, 由于它的固定成本非常之大, 而边际成本很小, 使得平均成本随产量的增加而不断递减, 从而一个行业只让一个企业来生产时才是最有效的, 即有规模经济效应。

2 行政垄断的博弈分析

博弈论在诸多领域如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都有重要的应用, 但是博弈论在经济学中应用得最成功、最广泛。原因在于博弈论和经济学家的观点一样, 强调个人理性, 都是在特定的约束条件下, 追求效用 (收益) 最大化。针对地区封锁的严重情形, 运用经济学中的博弈理论分析地区之间的封锁博弈。

博弈是指一些个人、团体或组织面对一定的环境条件, 在一定的规则下, 同时或先后, 一次或多次, 从各自允许选择的行为或策略中进行选择并加以实施, 各自从中取得相应结果的过程。 在我国目前法律、法规不健全、统一的全国大市场难以形成的情况下, 地区封锁参与人之间的封锁博弈经常发生, 在地区封锁博弈中既有静态博弈, 又有动态博弈, 分述之。

2.1 地区封锁静态博弈

囚徒困境模型是博弈论里最著名的分析模型。静态博弈是指参与人同时选择行动或虽非同时但后行动者并不知道先行动者采取什么样的行为。

地区封锁静态博弈是一种类似于“囚徒困境”的博弈。根据“囚徒困境”模型及如下基本假设, 我们可建立地区封锁静态博弈模型: (1) 假如只存在两个地区:甲地和乙地; (2) 各地的选择是自主的, 不受中央的约束、影响; (3) 各地选择最好行为的目的是促进本地区经济发展。此时甲地与乙地得益矩阵, 如表1所示:

表1表明, 两地的纳什均衡 就是双方都封锁。给定甲封锁的情况下, 乙的最优策略是封锁;给定乙封锁的情况下, 甲的最优策略也是封锁。这里双方都封锁不仅是纳什均衡, 而且是一个上策均衡, 即不论对方如何选择, 自己的最优选择是封锁。因为如果乙不封锁, 甲封锁的话, 甲就得益3, 而乙仅为1, 甲比乙多得益2, 而甲、乙都封锁的情况下, 两地的得益差异为0;同理, 如果甲不封锁, 乙封锁的话, 也会出现上述得益差异, 只是乙成为得益多的主体。这样, 封锁就是甲的上策, 当然也是乙的上策, 其结果是双方都封锁。囚徒困境反映了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其实, 如果双方都不封锁, 两地各得益4, 比都封锁得益2的情况要好。但这不符合“个人理性”。甚至即使两地有不施行封锁的协议, 但由于缺乏外在的强制约束力, 谁都不会遵守这个协议。

2.2 地区封锁的动态博弈

动态博弈又称为序列博弈或序贯博弈, 既博弈各方依此行动, 动态博弈是指参与人的行动有先后顺序, 且后行动者能够观察到先行动者所选择的行动 。囚徒困境理论不适用于地区封锁的动态博弈分析。因为囚徒在做出坦白或不坦白的策略时, 并不知道对方做出的是何种策略, 而在动态博弈中, 后行动方知道先行动者的行动策略。但在建立地区封锁静态博弈模型时所做的假设前提, 对分析地区封锁的动态博弈仍然适用。我们可以用博弈的展开方式来表示地区封锁动态博弈。如图1所示:

图1表示, 甲可能的选择 (封锁或不封锁) , 然后乙分别可能的反应及相应结果。为了找出展开式的解, 从最后一层向上推, 对于甲方来说, 最好的结果是它得益3, 而乙得益1, 即甲采封锁策略, 而乙仍然采取不封锁策略。但由于甲、乙作为理性人, 都是追求本方利益最大化竞争者, 乙不可能在甲采封锁策略后, 仍取不封锁策略。因此, 如果甲采了封锁策略, 甲、乙双方的得益均为2, 是双方的纳什均衡, 也就是说, 甲如果实行封锁, 它不可能得到最优得益。对于甲来说, 次好结果是它得益4, 乙也得益4, 即甲乙均实行不封锁策略。这种结果是在甲采不封锁策略, 而乙也采取不封锁策略情况下的出现的结果。但乙也可能采封锁策略, 原因在于只要甲不封锁, 无论乙如何选择策略, 其得益均大于甲采取封锁策略情况下的得益。而乙一旦实施封锁, 则甲要冒得益为1, 小于乙得益的风险。因而, 在序列博弈中, 先动者甲最优策略是实行封锁, 无论乙作何决策, 至少不会吃亏, 而若实行不封锁, 则有吃亏的可能。

在以上两种地区封锁博弈的情形中, 最常见的是第二种, 即动态博弈。由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中央政府通过渐进式的行政性分权制度, 如下放财政和税收权、下放投资融资权、下放企业管理权限等, 认同地方利益的合理存在, 使相对独立的地方利益在制度层面得到了肯定。同时, 政府官员的利益与地方利益密切相关, 上级政府常以地方利益等政绩, 决定官员的升迁, 因而地方政府具有强烈的逐利冲动。地区封锁参与人的策略性行为是指参与人通过某种形式向对方发出影响对方对自己会如何行为的预期的信号, 以促使对方采取对自己有利选择的行为。策略性行为实质是一种威胁行为。

通过对地区封锁的静态博弈和动态博弈分析, 我们发现如果缺乏外在的强制约束力, 地区封锁实施主体在面临封锁博弈困境时最好的策略是实施封锁行为。此时, 虽然地区封锁实施主体的主观目的可能是无可指责的, 但行为的结果往往适得其反, 最终它会不利于本地区经济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于春辉.管理经济学[M].上海: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 2007.

[2]张维迎.博奕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6:142, 146.

技术预见与博弈论 篇3

目前,世界各国纷纷展开了技术预见活动,为制定科技政策或企业技术创新服务,表现出了政府主导、专家运作、社会参与、方法多样、先进适应、绩效明显等特点。技术预见的方法论及其理论基础也成为众多学者所关注的热点问题。现试图用博弈论解释技术预见活动中所做的各种决策。

1 技术预见的现状

1.1 技术预见的概述

技术预见活动最早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但却由日本将技术预见活动引入了正轨,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每隔5年进行一次技术预见调查,为政府制订科技政策服务,促使科技最大化作用于经济及社会发展。20世纪90年代,世界各国政府普遍采用了以政府为主导的技术预见活动,技术预见逐步发展成为世界性潮流,如荷兰、德国、法国、英国、韩国、泰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都先后进行了技术预见活动。近来,随着国际间经济合作的增多,又出现了跨国技术预见研究活动,技术预见活动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我国在1992年由科技部组织了关于国家关键技术选择的研究,界定了国家关键技术的定义、特征和选择原则,并对重点领域进行了详细的研究,选择出了信息、生物、制造和材料领域的24项关键技术,共124个重点技术项目。到目前为止,我国有多家机构都在同时进行技术预见调查工作,如科技部、中科院、北京、云南、新疆、上海、天津等。

1.2 技术预见的作用

1.2.1 技术预见活动可以为政府决策、产业界和研发机构提供依据,选择出具有重大经济和社会效益的通用技术。也有利于企业把握未来技术发展趋势,制定正确的投资战略。

1.2.2 技术预见不是单纯的对未来技术趋势的估计,技术预见提供了一个建立国家(地区、企业)创新体系的工具,能够帮助构造一个自主创新的体系。任何一个国家(地区、企业)的资金和资源都是有限的,如何利用有限的资金和资源获得最大的收益,这需要有选择的实施重点领域的开发与支持。技术预见则提供了一个系统的选择工具,用于确定优先发展领域和支持项目,将有限的资金和资源投入到关键技术领域。

2 技术预见的理论假设

任何科学研究都是在一定的理论假设前提下完成的,技术预见同样如此。技术预见来源于技术预测,技术预测的理论假设为“社会契约论”。该理论假设来自于1945年7月美国万涅瓦·布什向当时美国新任总统亨利·杜鲁门(H.Truman)提交的一份报告,认为只要对科技大力投入,就一定能有产出。“社会契约论”强调的是对基础研究的投入,美国在基础研究方面的重点投资使得美国在信息技术领域和生物科学领域取得了领先地位。基础研究固然重要,它是技术应用、扩散的前提,是新知识的源泉,但是基础研究带给人们的收益在时间上的不确定性,带来了资源争夺日趋激烈环境下的长期利益与现实利益的矛盾,现实利益(如就业、物价等)处理的是否得当直接关系到国家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稳定。不能满足现时的社会需求是“社会契约论”所不能解决的一个问题。

“资源稀缺论”:所有国家都存在资源短缺的问题,由于资源的稀缺,当将给定资源连续地投资于某一给定领域时就必然会出现边际收益递减,边际成本递增的现象。因此,这就需要通过技术预见选择投资最值得投资的重点领域,合理的配置资源,避免资源闲置或开发过度带来的不经济现象。我国的技术预见从宏观(国家)、中观(行业、园区、区域)与微观(企业)三个层次展开。每一个层次的主体都是要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行业也是以国家或区域为前提的。根据自身资源的特点和优势,选择适合本国(区域、企业)发展的技术路径,优化本国(区域、企业)资源配置,以达到本国(区域、企业)利益最大化。

“技术构建论”:上海科学学研究所的学者叶继涛在“技术预见方法论的浅析与探讨”中指出技术不是单纯的技术,是包含着各种因素的折中,涉及到政治、经济、资源,认为技术是构建出来的,“技术构建论”也是技术预见的一个理论假设前提。

3 技术预见博弈论分析

博弈论(game theory),开始于20世纪40年代,其研究的主要目的是研究博弈方的行为特征,即各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的相互作用时的决策特征;以及何种情况下采取哪种策略,会达到什么样的结果即决策主体决策后的均衡问题。

技术预见博弈论是指国家(地区、企业)等组织或个人在预见未来科技发展时利用博弈论的基本原理,预见和谋划本国(地区、企业)的未来科技发展方向、重点领域、关键技术选择。

从中可以看出,技术预见博弈论包含两层意思:a.科技发展战略的博弈,即对于某一技术领域,是否要由本国(区域、企业)完成技术创新,该技术领域是否符合本国(区域、企业)的国情;b.技术创新方式的博弈,创新方式包括原始创新、引进创新,对具体以哪种方式为主的抉择也是一博弈的过程。

3.1 科技发展战略的博弈分析

经济的全球化使得市场竞争者大量增加,各国的科技发展战略不是独立存在的,没有一个国家拥有足够的财力追求所有的科技发展,因此不得不与那些具有不同生产成本的竞争者进行市场博弈,充分考虑本国国情和其它国家的科技发展战略,从社会资源的配置角度,合理制定本国的科技发展战略。为企业技术创新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发挥技术创新与经济创新的宏观战略引领、调控、资源配置、整合作用,大力推进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例如:两个国家的技术预见活动对A技术的博弈分析,采用完全信息下的动态博弈模型。假设:①博弈方为国家1和国家2;②两国采用的科技发展战略分别是重点发展A、不重点发展A;③国家1先采取行动,国家2根据国家1的行动决定自己的选择。国家1和国家2的博弈树如下:

①博弈N=2;

②国家1的策略集为G1={A,};

国家2可能位于国家1的A或两个结点,因此国家2有四种策略:G2={(A,A),(A,),(A),}

③该博弈有8个结果,分别是:(A,(A,A)),(A,(A,),(A,(,A),(A,(),((A,A)),((A,),(A)),。用支付矩阵的形式表示如下:

完全信息下的动态博弈的解为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经过无数次的博弈,最终会形成合作的均衡,否则,只要其中一方违反该均衡,另一方就会采取相应的报复措施,给自己造成较大的期望损失,其结果只能是博弈双方均获得较低的得益。该博弈模型,国家1是先行动者,如果国家1选择A,那么国家2根据c11和c12选择大小决定自己的策略,即,如果c11>c12,那么国家2也将把A作为重点开发项目,反之国家2就不把A作为重点开发项目。如果国家1不选择A,那么,在c21>c22时,可以认为国家2优先发展A为上策,相反不优先反之A为上策。在c11>c12,c21>c22的情况下,对于国家1,若s11>s21,我们可以判断(A,(A,A))为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那么技术预见研究最终给出的结果将会是A技术对于国家2的重要性程度指数比较高。此次技术预见对于科技发展战略给出的建议将会是在国家1重点发展A技术的情况下,国家2也重点发展A技术将能得到最优的利益。同样,在其他情况下,也可以根据双方的支付矩阵得出相应的结果。

3.2 技术创新方式的博弈分析

中国致力于构建国家创新体系和创新型国家,实现自主创新是最终的目标。但是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我国还处在创新型社会的初级阶段,我国传统产业改造仍然要走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和自主创新相结合的道路,现阶段所有重点开发技术全部实施原始创新并不是一个国家的优势策略。

技术创新方式受国家的资源、可投入的资金以及本国在该领域的基础储备等因素。采取国家层面横向分析的方法,选择技术创新的方式。规定:两个技术(领域1,领域2),各领域的战略集为原始创新、引进创新。支付矩阵如下:

对应技术创新方式的博弈分析可以采用完全信息下的静态博弈的分析方法,博弈模型略。根据支付矩阵,可以得到在资源稀缺的前提下,对应领域1以及领域2是采取原始创新还是采取引进创新。在考虑原始创新还是引进创新时,必须综合考虑政治、经济、资源等,技术是各种因素的折中,即技术不是单纯的技术,“纯”技术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技术是为满足社会需求而产生的。技术预见活动根据博弈分析的结果最终得出该技术在可预见的时间内是由自主创新实现的,还是通过引进吸收实现的,进而给出政策上的建议。

结束语

我国致力于构建国家创新体系和创新型国家,技术预见提供了一种建立创新体系的工具。技术预见发展到今天,预见的方法越来越多,利用一定的基础理论规范技术预见是非常有必要的。

博弈论的最终追求结果是博弈方达到利益最大化的均衡,可以对实际决策提供理论基础和方向指导,已经在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国际关系学、人际关系学、外交、犯罪学等方面有着广泛的应用。同样,在技术预见领域,博弈论为技术预见关键技术的选择提供了一个分析模式,博弈论可以在理论上对技术预见过程进行指导和规范,技术预见是博弈论的又一个应用领域。

摘要:我国正处在创新型社会建设的初级阶段,自主创新能力的不足,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发展,技术预见可以为制定科技政策或企业技术创新提供依据,技术预见方法论越来越受到学者的关注。在简要论述技术预见及其理论假设的基础上,用博弈论对技术预见中的决策过程进行了分析,试图用博弈论为技术预见提供理论基础。

关键词:技术预见,博弈论,技术创新

参考文献

[1]郭卫东,忻展红.开展技术预见提升我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J].现代管理科学,2006(10):13-14.

[2]万劲波.技术预见与创新型社会建设[J].世界科学,2005,12:41-43.

[3]叶继涛.技术预见方法论的浅析与探讨[J].科技与经济,2007,4:7-10.

[4]浦根祥,孙中峰,万劲波.试论技术预见理论的基本假设[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2,7:40-43.

[5]陈役军.对集群内企业采用技术创新行为的博弈分析[J].当代经理人,2006(21):1419-1421.

[6]王金炳.博弈论的发展历史和基本内容[J].时代经贸,2007,6:1-2.

博弈论与会计学之关系 篇4

博弈论(Game Theory)是博弈局中人各自利用对方策略变换自己的策略,以期取胜的一种方法论,故又称为 “对策论”。最初该理论主要涉及双人博弈中的获胜问题, 如赌博、桥牌、象棋等游戏双方对对方行为的预测和实际行为对自身的影响。如今,博弈论已在长期的应用和发展中日趋完善,主要框架结构如下图所示。

在一局博弈中,主要有以下几个要素:局中人(博弈各方)是博弈的决策主体,参与整个博弈过程,并力求自身效益最大化。策略是每个局中人可选择的指导整个行动在每一阶段的可行方案和约束规则。得失是博弈最终产生的结果或效应。次序指局中人选择行动的先后顺序。 信息指局中人对自身和他人特征、行动所掌握的知识结构。策略空间、得失以及局中人的行动次序等都属于信息。均衡是博弈结果处于稳定值时的状态,是局中人所有策略的最优组合,也是此博弈结束的标志。

二、博弈论在会计领域的应用

1. 企业会计政策选择问题。会计政策是企业在会计活动中所采用的原则、基础和处理方法。通常,国家会权衡其制定成本及产生的经济效果,并根据企业的性质、规模等因素制定不同的政策,所以对国家而言,会计政策是一项综合各因素后得出的博弈均衡结果。

企业选择现有的会计政策包括初始会计政策的确认,也包括企业在经营发展过程中由于主客观因素影响而对会计政策进行的变更。由于会计政策的应用穿插于企业会计活动的全程,所以这是一个动态过程。会计政策是各相关者多次相互博弈而最终确立的,是政策制定者和政策执行者博弈谈判的产物,但作为一种合约不可能面面俱到。在这种动态选择中,会计政策在不断地重建均衡,从而被修订和改善,所以形成的不完全动态博弈为企业带来了政策上的多项选择。

2. 企业内部治理结构问题。企业内部治理结构表现为一种制度,主要用于协调股东与利益主体包括激励、控制等的相互关系,是为了达到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利益公平分配的目的。在国家、集体和个人,长远与眼前的利益关系中,若处理得不好,则往往为了坚持公平原则,而不能实现效率最大化。所以,从博弈的角度看,最优的企业内部治理结构是一种在效率最大化和坚持公平原则两种策略之间不断博弈的最终均衡解。

构建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应坚持激励、制衡并存原则。 由于在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着难以清晰界定的权利和义务,只能通过制衡来解决,但是现实中每个相关者都是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而谋利的,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冲突形成了个人理性和群体理性之间的矛盾,这就产生了制衡与利益的博弈。在建立企业内部治理制度时应将每个利益相关者看作理性人,充分考虑各方效应,实现均衡,寻求最有效的企业治理结构。

3. 会计监督与控制问题。

(1)企业内部监督与控制。这里的内部监控,实际上是指内部审计,它是会计监督与控制的基础和源头,大多数内部审计都期望将审计问题控制在事前和事中。但是经常会存在一些审计人员出于个人利益、群体利益考虑, 或者受制于单位负责人而经过博弈后做出不理性的举动,导致企业内部审计活动不能顺利进行或者产生失实的内审结果。此时,审计人员策略为(审计,不审计),企业策略为(诚信,失信)、(授意,不授意)。

(2)社会监督与控制。主要体现为独立的社会审计, 在此博弈过程中,若注册会计师受到企业提出合谋造假要求并支付相关报酬的影响而出具不符合审计事实的审计报告,则会对企业外部的利益相关者带来直接或潜在的危害,此时注册会计师可以选择的博弈策略为(合法操作,违规操作),企业的博弈策略则为(诚信,失信)。

(3)国家监督与控制。主要指国家审计,这种审计权威性高,会在宏观层面冲撞审计对象的利益,这正是博弈产生的前提。目前国家审计中所涉及的博弈问题主要体现在审计机关与被审计对象之间,在这局博弈中,审计机关会采取(监督,不监督)、(处罚,不处罚)两种策略,而被审计对象的博弈策略为(诚信,失信)。

4. 会计信息披露问题。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合理性、 时效性等特征与信息披露存在的缺陷和不足形成了博弈。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取决于企业内部的策略选择,而企业的策略选择主要受收益与成本的影响。披露支出是可见的,当认定收益大于支出时,企业会选择披露,反之,则不披露。而当企业选择披露时,又会考虑如实披露还是虚假披露。当外部审计介入后,会计信息的披露质量又面临了新考验,外部审计只能尽力减少(难以完全消除)由企业的信息披露偏好差异带来的负面影响。加之越来越多的外部审计自身进行博弈后可能会出具不完全可靠、不能完全满足外界需求的审计报告,使得企业会计报表只能成为经过各方相互博弈和协调的产物。

企业产生会计信息是连续的,披露却是间断的,所以很多信息不能对现时决策发挥作用,信息使用者就会在采取现有信息进行风险决策和花费额外调查成本进行决策二者间进行博弈。还有一些利益相关者利用自身优势,通过信息产生和披露的时间差进行交易,造成非公平竞争,损害了其他信息使用者的利益,形成新的博弈格局。

三、会计博弈方法的特征

会计博弈方法是将博弈论和会计学有机结合起来, 以博弈理念为主导思维,为决策主体在行为发生时提供共赢均衡结果方案而形成的新方法,具有如下特征。

1. 约束条件下的最优策略。会计博弈方法分析的前提是博弈局中人都满足理性经济人的假设,而会计活动中信息的不对称导致了各局中人对博弈信息的掌控不完全,并且他们的决策会受到其他局中人决策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应用会计博弈方法分析时首先应该对会计问题有深入的认识和准确的定位,可以通过分析各个约束条件,得出每个局中人的行动策略,根据行动策略为局中人带来的收益构建博弈模型,建立支付矩阵,运用数学方法计算求解,在重复博弈的过程中不断剔除次优策略,沿着博弈论的解决思路寻找占优策略,从而得出博弈结论,为该会计问题寻找解决方法,消除会计矛盾。由此可见,此方法既可帮助各博弈局中人实现利益,也可在给定的资源约束下寻求各局中人的最大效用。

2. 制度安排的体现方式。制度安排的经济意义在于其在一定区域内制定了对市场主体包括法人和自然人在经济活动中应遵守的各种规则、安排了活动运作的固定程序、强调了人们应保持的职业道德,是对各种行为的约束。会计博弈方法研究的就是在会计活动中某一局中人面对多种策略如何选择的问题,它要求分析问题的思维应该向个体之间的关系靠拢,研究个体之间的矛盾冲突及个体行为发生后对彼此的影响和作用。个体容易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这和群体理性是一对必然的冲突,过于强调个人理性则会破坏群体理性,追求群体理性也不能保证个人理性,这有可能导致混乱无序局面的出现。不能否定个人理性,也不能忽视群体理性,而是要根据不同的情况设计出一种合理的机制,通过博弈方法的分析得出一种有效的制度安排,正确处理合作与竞争之间的关系, 实现个人理性时最大限度地满足群体理性。

3. 会计分析的哲学思维。哲学,是研究整个世界普遍规律的一门学科,包括三个阶段的内容,其第三个阶段即具体化的“应用哲学”,主要研究具体学科的本质,如经济哲学、教育哲学、行动哲学等。会计哲学讨论的大都集中在探索会计活动规律和本质方面,所以它属于哲学第三阶段的内容。会计哲学立足于哲学原理,通过哲学思想探寻会计经济活动的规律,包括会计伦理的道德规律、会计的社会效用规律、会计的矛盾性、会计主体的哲学探讨等,而博弈论正是解决各种会计矛盾和冲突,分析会计主体行为,使会计活动达到均衡状态的分析工具,这种均衡状态是一种稳定的结果,而这种稳定的结果实则体现了一种会计规律,即会计博弈方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种会计哲学方法,体现着一种会计哲学思维。

总之,博弈论能解决会计领域的诸多问题,并提供独特的解决思路,形成了具有会计学特色的博弈方法,二者如何更为相辅相成也有待日后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于欢,马广奇.管理层与会计人员的博弈分析及建议[J].中国注册会计师,2013(4).

博弈论与行政法 篇5

近年来, 软件的监控和管理问题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这主要有二个原因:首先, 随着计算机网络的高速发展, 诸如电子商务, 社交网络以及各行各业的专业应用等等, 这些在国民经济与个人生活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其次, 各种在线系统、网络系统以及其他分布式系统的结构变得庞大, 功能变得复杂, 对稳定性、安全性和友好性有着极高的要求。这种对传统软件的扩展, 打破了原有软件结构静态、封闭的局限。另外, 由于需求多样, 软件必须要在长周期内使用, 需要不断的演化和持续。因此, 对于现代软件, 不能按照传统的软件的思路即事后管理维护、监控运行等, 而是要进行动态监控与调控, 实现可信性控制。

2. 动态调控策略

调控技术是软件系统调整和控制的重要手段, 包括静态调控和动态调控技术。目前动态、开放的环境导致软件系统的规模越来越大、功能越来越复杂, 仅仅由管理人员手动在线调控已经变得非常困难, 软件系统需要在开放的运行环境中“把握”和“调整”, 因此引入策略来帮助软件系统来完成在线动态调控。策略是行动明确的目标, 过程式方法的指导, 以及现在和未来的决定, 是用来做出决定和指导行动的一种声明性表达。策略是调控的基础, 是引导系统行为的手段, 可以辅助管理人员调控复杂的软件系统, 也是软件系统自我调控的依据。

3. 博弈论概述

博弈论 (game theory) 又称对策论, 起源于本世纪初。近30年来博弈论作为分析解决冲突与合作的工具, 在管理科学、国际政治、生态学等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经济学领域中, 博弈论经常用来解决实体之间的冲突和矛盾, 它是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针对动态调控中策略内发生冲突的现象, 本文探讨引入经济学中的博弈论来解决此问题。

4. 基于博弈论的调控策略的选取

对于复杂的软件系统而言, 调控策略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调控策略之间除了一个策略的执行引发另一个策略的简单关系之外, 还可能存在策略之间的冲突。策略冲突一般具有以下两种类型的策略冲突: (1) 策略内冲突, 两条或两条以上策略同时满足策略触发条件, 并且每条策略动作不能与其它策略动作同时执行; (2) 策略间的冲突, 两条或两条以上策略同时应用于相同目标对象时发生冲突, 如策略P1给agentl访问数据库的权利, 而策略P2策略禁止agent2访问数据库。在所有满足条件的策略当中, 有些策略可能在执行的代价方面比其它策略要优越, 有些策略可能在执行的有效性方面具有优势, 因此可以把触发一条最优策略看成是不同策略之间博弈的结果。利用博弈的效用评估函数计算每条策略的期望收益, 通过比较每条策略的期望收益来决定具体触发哪条策略。本文设计出以下模型:

(1) 博弈模型

博弈论模型的基本要素如下:参与者:Pi, Pj表示博弈过程的参与者;双方的战略空间:执行与不执行;

博弈的次序:博弈的双方是同时进行的, 不存在先后顺序;得益:Upi, Upj表示博弈双方在一次博弈结束后的收益。

根据以上建立如表1所示的博弈模型。

其中Pi、Pj为同一策略事件触发的两条不同的调控策略, 各自拥有两种行动方式执行和不执行。Ri表示在执行Pj策略的情况下执行Pi策略给Pi策略带来的收益, Rj表示在执行Pi策略的情况下执行Pj策略给Pj策略带来的收益;Ki表示在不执行Pj策略的情况下执行Pi给Pi策略带来的收益, Kj表示在执行Pi策略的情况下不执行Pj策略给Pj策略带来的损失;Li表示在执行Pj策略的情况下不执行Pi策略给Pi策略带来的损失, Lj表示在不执行Pi策略的情况下执行Pj策略给Pj策略带来的收益;Ci, Cj表示两者都不执行的情况下给Pi、Pj带来的损失。通过简单的画线法可以看出该博弈模型存在混和策略纳什均衡。现假定Pi策略执行的概率为x, 则不执行的概率为1-x, Pj策略执行的概率为Y, 则不执行的概率为1-y。可以求得Pi策略的期望收益为:

对公式4-1求偏导数可得:

从而可以解得:

同理可求得Pj策略的期望收益为:

综合以上步骤, 可以得出:

Pi策略执行的混和策略的概率为:

Pj策略执行的混和策略的概率为:

以上计算仅仅解决了调控策略以什么的样概率执行的问题, 由于调控策略的可信等级的高低程度会影响着策略的执行, 策略每次执行时的具体决策还需要考虑策略本身的信任等级和对方策略的执行概率。因此在策略执行之前必须预测调策略在各信任等级的概率, 设p1、p2、p3、p4调控策略信任等级落在非常信任、比较信任、基本信任、不信任等级的概率, 调控策略Pi在信任等级为k时选择执行的期望收益为:

同理可以求得Pj在信任等级为k时选择执行的期望收益为:

上式求得的是策略Pi在信任等级为k时的收益情况, 若想得到策略Pi总体获利情况, 需要对策略所有信任等级进行加权求和, Pi的总体收益如下:

同理可求得Pj总体收益为:

当E (Pi) >0, E (Pj) <0时, 即Pi调控策略的期望收益大于零, Pj调控策略的期望收益小于零, 则执行Pi;

当E (Pj) >0, E (Pi) <0时, 即Pj调控策略的期望收益大于零, Pi调控策略的期望收益小于零, 则执行Pj;

当E (Pi) >0, E (Pj) >0时, 即两者的期望收益都大于零, 则比较E (Pi) 和E (Pj) 的大小, 若E (Pi) >E (Pj) , 则执行Pi, 否则执行Pj。

(2) 举例:

下面以一个简单的应用实例来说明模型的具体应用。在软件动态调控中, 策略执行的时间越长, 对系统的影响越大, 策略执行成功机率就越小, 对系统产生的负面影响也越大, 调控策略的时效性和有效性在动态调控中是最受关注的两个特性。假设调控策略Pi、Pj一条在时效性方面具有优势, 另一条在有效性方面具有优势, 执行他们的损益情况如表2所示:

设Pi、Pj策略信任等级落在非常信任、比较信任、基本信任和不信任等级的概率如下表3所示。

由可以求得Pi的在信任等级非常信任时的期望收益E (Pi, 1) 为6.89, P在信任等级为非常信任时的期望收益E (Pj, 1) 为7.20, 即Pi、Pj都非常信任等级时E (Pi, 1)

5. 实验介绍

本文所设计的软件原型系统在实际工作时, 至少分别部署在网络的五个节点上, 节点间全互连。在系统的各节点分布在一个由10台通过100MB/s快速以太网连接的应用服务器构成的局域网上。为了评估动态调控的效果, 针对前文所描述的情形分别做出以下简单的模拟实验。实验中使用性能测试工具Load Runner模拟多个并发用户进行订单中请, 随着用户的增多, 系统的响应时间会延长。针对前文所涉及的情形, 采用两种不同的调控方案进行动态调控。方案I表示采取事件—规则—动作的动态调控机制, 即系统产生的事件触发相应的调整规则, 对系统进行动态调整。方案II表示采取本文提出的基于策略的动态调控机制, 在策略执行前对策略进行可信预评估, 选取一条最优策略响应策略事件, 在策略执行后对策略执行的调控效果进行评估, 根据策略评估的结果对策略进行不断的优化。在完成相同调控任务的情况下, 实验结果如图所示, 随着执行次数的增多, 方案I执行调控的成功率明显低于方案II, 方案I调整成功的平均概率为67.58%, 方案II调整成功的平均概率达到75.46%。

博弈论与行政法 篇6

思想政治教育二元价值包括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 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是辨证统一的关系。社会价值固然重要, 但个人价值也不容忽视。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必然要求充分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二元价值, 为此我们必须改变原有的重社会价值、轻个人价值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模式, 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 不但要象过去那样一如既往地重视社会价值的实现, 同时也注意个人价值的实现, 惟有如此, 才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本文试图运用分析归纳的方法, 从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上探寻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个人价值的必要性。

所谓思想政治教育价值, 是人和社会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认识活动中建立起来的, 以人的思想政治品德形成和发展规律为尺度的一种客观的主客体关系, 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存在及其性质是否与人的本性、目的和需要等相一致、相适合、相接近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思想政治教育在其教育活动和社会关系中合乎人的发展 (尤其是思想品德的形成和发展) 和人类社会进步 (尤其是精神文明的进步) 的目的而呈现出的一种肯定意义的关系。

1 人的全面发展需要思想政治教育个人价值的充分实现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以人为本, 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人的全面发展包括人的劳动能力的全面发展、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人的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非常重要, 它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 只有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才能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和无比优越性;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发展也是辨证统一的, 人的全面发展推动社会的发展, 是解决社会发展问题的有效方略;人的全面发展还是我党在新时代执政地位的合法性根据。而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必须充分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个人价值。

2 社会的全面发展需要思想政治教育个人价值的充分实现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 自然, 我们党也就将社会的全面和可持续发展作为我国当今的主题, 做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广义的社会发展指的是社会的整体发展, 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在内的社会生活的全面进步, 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和社会的物质文明程度和精神文明程度的同步提高。只有实现社会的全面发展, 党的执政地位才能得到巩固,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才能得到充分发挥, 抵制世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才会有更坚实的基础, 和谐社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才能早日实现。要实现社会的全面发展, 需要充分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个人价值。

2.1 经济发展需要思想政治教育个人价值的实现在影响经济

发展的诸多因素中, 科学技术无疑是最重要的因素, 科学技术的水平决定着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高低, 从而也决定着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发展科学技术的关键在创新, 科技创新问题, 说到底还是人才问题。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合格的人才, 不仅要有良好的科学文化素质, 还需要有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

另外, 促进经济发展的其他因素, 如改变增长方式, 正确处理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关系,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 不断深化体制改革和创新等等, 都取决于我们能否培养出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合格公民。只有对劳动者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激发他们的精神动力, 塑造他们健全的人格, 使他们形成崇高丰富的精神境界, 健康良好的心理品质, 在提高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素质的同时提高他们的思想道德素质, 发挥思想政治教育个人价值的应有功能, 才能使他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充分发挥自己作为理性经济人的作用, 我国经济才有可能持续、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

2.2 政治发展需要思想政治教育个人价值的实现政治文明的

发展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政治文明发展包括政治意识文明发展、政治制度文明发展和政治行为文明发展三个组成部分。首先, 政治意识文明的发展需要思想政治教育个人价值的实现。政治意识是政治领域的一种精神现象, 是公民对政治生活和政治活动的心理反映, 包括人们在一定社会中形成的政治认识、政治态度、政治信念、政治习惯和政治价值等, 它作为一种精神力量, 对政治主体的行为起着巨大的影响, 它促进和制约着政治发展。

2.3 文化发展需要思想政治教育个人价值的实现在推进经

济、政治发展的过程中, 能否推进文化发展, 能否促进精神文明建设, 关系到能否为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提供持久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从而关系到能否实现持久、协调和稳定的社会发展。当今世界, 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 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作为一种生产力, 她已深深地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 从而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但我们切记文化不管具有怎样的重要作用, 它从来都不是一个抽象物, 它是由镌刻在历史丰碑上的无数伟人的名字所支撑起来的宏伟大厦。人民群众是文化的创造者, 离开具有高尚品德和渊博知识的个体, 文化的创造和发展就会成为天方夜谭。正因为如此, 要想使社会主义文化得到发展, 就必须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个人价值。

(1)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与发展的主体既然是个人, 因此, 只有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提高公民的道德素质, 调动他们的创新积极性, 培养他们相信科学坚持真理的品性, 民族文化优良传统才能得到发扬, 内容和形式才能得到积极创新, 才能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 民族的、科学的和大众的文化, 精神文明建设才有可能顺利进行。 (2) 弘扬民族精神也有赖于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个人价值。民族精神是民族之魂, 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只有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增强个人的民族自豪感、自尊心、自信心, 才能培养个人积极拼搏、开拓进取、发奋图强和昂扬向上的民族精神。这些民族精神一旦内化为个体的思想道德品质, 时代先锋和优秀楷模就会大量涌现, 这会进一步促进民族精神的传承和发扬。再次, 只有通过思想政治教育, 提高个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意识, 培养他们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才能抵御各种腐朽文化的侵蚀, 社会整体的思想道德素质才有可能得到较大的提高, 才有可能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精神风貌,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方略才能实现。 (3) 文化的发展、精神文明建设需要教育科学事业的振兴。只有通过思想政治教育, 才能培养个人对迷信和伪科学的鉴别力, 树立科学的信念, 才能增强人们科学创新的积极性、主动性, 在全社会形成学科学爱科学的良好风气, 才能提高全体人民的科学素质。用科学武装起来的公民, 不但会成为合格的劳动者, 还会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是辨证统一的关系, 它们同等重要, 不可偏废, 统一于同一个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过程中。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创新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模式, 新模式必须要兼顾思想政治教育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的实现。如果只强调社会价值而忽视个人价值, 则思想政治教育就会显得苍白无力、空洞虚伪, 无法得到受教育者的认同和接受;如果思想政治教育只强调个人价值而忽视社会价值, 必将导致个人主义和对自我价值的过分追求, 最终将违背社会道德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会导致思想政治教育的失效。只有使二者相互协调, 高度统一, 在首先实现社会价值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实现个人价值, 才能达到思想政治教育最终的目的。

摘要: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的关系是既相互区别又辩证统一。社会价值固然重要, 但个人价值也不容忽视。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要求我们必须改变原有的重社会价值、轻个人价值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模式。

博弈论与行政法 篇7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的流动人口出现在城市,其中有城市下岗职工、城市中的无业人员等,也有从农村涌入城市的剩余劳动力。为了在城市中生存,他们在没有合适工作的情况下往往选择做一些小本生意来维持生计。因此,城市中形成了庞大的小商贩群体。小商贩往往会从自身利益出发选择时间和地点做生意而忽视对城市环境造成的影响,如小商贩所经营的商品多是食品和小商品等品种,这类商品需要在人流量大的地方才有市场,会对城市的卫生和交通造成较大的影响。不可否认,小商贩在方便市民的同时,也因为乱摆摊给城市带来了环境问题。对于小商贩违规经营造成的负面影响,城管负有监管责任。本文中的城管,是指城市管理领域的行政执法部门及其城管执法者。本文采用博弈论的基本原理来分析城管与小商贩的关系,以期为城市和谐发展提出建议。

二、博弈模型的引入与基本假设

第一,在博弈中,设局中人1为小商贩,其战略空间为(合法经营与违规经营);设局中人2为城管,其战略空间为(执法与不执法)。城管和小商贩都是理性的,都自觉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第二,小商贩合法经营指小商贩的经营行为符合城市的管理规定;小商贩的违规经营指小商贩的经营行为符合城市的管理规定。第三,假设城市中小商贩要增加收入是通过增加销售数量,小商贩合法经营的支付为p*q,p为小商贩出售一个商品的利润,q为小商贩出售商品的数量。小商贩合法经营时,城管进行执法的支付为-z,不进行执法的支付为0,其中z为城管进行巡逻检查的成本。第四,小商贩违规经营,城管不执法。小商贩违规经营的支付为p*q+p*e,e为小商贩违规经营所销售的额外数量的商品;城管不执法的支付为-k,k为城管工作失职的损失,这个损失用小商贩违规经营给城市带来的损失代表,因为小商贩违规经营会给城市带来如堵塞交通、损害市容和破坏卫生等问题,而出现的这些问题会被上级机关和市民视为城管的失职。第五,小商贩违规经营,城管执法。小商贩违规经营的支付为:p*qn,n为城管对小商贩的处罚,由于城管的执法行动,小商贩会失去违规经营所得的额外销售量;城管执法的支付为m-w,m为城管纠正小商贩违规经营的收益,w为城管纠正小商贩违规经营的成本。

三、城管与固定商贩的博弈

1、城管与固定商贩的博弈

固定商贩指小商贩长期在一个固定的区域做生意,该区域符合小商贩的生意要求,有大量的人流量,适合摆摊,如学校周边、路口等。

假设城管和小商贩具有完全信息,这里的小商贩为长期在一个固定的区域营业的小商贩。城管与小商贩具有共同知识,城管与小商贩之间的博弈属于完全信息的纯策略静态博弈(见图1)。

当-k>m-w,即w>m+k,表示城管不执法的收益要大于城管执法的收益。给定城管执法,小商贩的占优策略是合法经营;给定城管不执法,小商贩的占优策略是违规经营;给定小商贩违规经营,城管的占优策略是不执法。因此存在纯策略纳什均衡(城管不执法,小商贩违规经营)。当-k

2、城管与固定商贩的博弈修正

当w>m+k时,即城管执法的成本太高,在小商贩违规经营时,城管往往会知难而退,选择不执法。现实中,城管展开整治行动,小商贩暂避锋芒,等城管走后便又开始经营活动,这就增加了城管执法的反复性,从而加大了城管执法的成本;或者是一个区域的小商贩们集体违规经营,以增加城管的执法成本,来确保自己的经营收益,而城管面对大量聚集的小商贩,由于执法难度增加而无从下手。当小商贩违规经营,城管执法后的收益还小于不执法的收益,城管会缺乏执法动力,因此,城市中会形成一些市容环境比较差的区域,虽然城管多次执法,但是这些区域由于适合小商贩的经营要求而顽强地生存下来了。当小商贩违规经营造成的损失足够大时,如违规经营的小商贩给当地交通、卫生和环境带来极大影响时,面临上级机关和舆论等各方面压力,城管会加大执法力度,甚至暴力执法以取缔违规经营的小商贩,以确保自身收益。此时,小商贩一方为了做生意,城管一方为了完成城市管理使命,双方互不相让,容易爆发冲突。

引入帮扶机制可以有效化解城管与小商贩的矛盾。要解决固定区域经营的小商贩与城管矛盾,引入城管对小商贩的帮扶机制是不错的思路。城管有管理城市的职责,通过城管的公共权力,在不影响城市正常秩序的情况下,保障小商贩能获得进行违规经营时所能得到的收益。此时,把城管帮扶小商贩看作是一种执法,城管执法的支付为r-s,r为城管帮扶小商贩所得的收益,如便利了市民、完成了城市管理任务的收益;s为帮扶小商贩付出的成本;并且有r-s﹥0。小商贩在城管帮扶下的合法经营的支付为p*q+v*p,v是城管帮助小商贩增加的销售量,且v﹥0。给定城管执法,小商贩的占优策略是合法经营;给定城管不执法,小商贩的占优策略是违规经营;给定小商贩合法经营,城管的占优策略是执法;给定小商贩违规经营(在小商贩收益得到保证的情况下有-k〈m-w),城管的占优策略是执法。因此,存在纯策略纳什均衡(执法,合法经营)。引入帮扶机制后,城管和小商贩走向合作,城管和小商贩均受益(见图2)。根据引入帮扶机制的思路,城管在城市管理过程中,应该要转变和小商贩对立的传统思维,将维护城市环境和帮助小商贩的小本经营有机地统一起来。一方面要保证城市的环境秩序,另一方面充分尊重小商贩的生计求。城管可以在保证城市环境秩序的前提下,为小商贩在固定区域中的经营行为提高帮助。小商贩为的是经济利益,城管为的是城市环境秩序,只要尊重小商贩和城管两方的利益诉求,矛盾就会迎刃而解。如在城市的特殊区段,为小商贩划定营业区域,规定经营的时间段,在经营区域中不收租金或只收较少的租金,做好相关的卫生后勤工作,在不损害城市环境的前提下,满足小商贩的需求。

四、城管与流动商贩的博弈

1、城管与流动商贩的博弈

流动商贩指没有固定的经营区域,在城市中流动营业的小商贩。

这里的小商贩假定为流动商贩,使用混合策略博弈模型进行分析,并假定存在混合战略纳什均衡。

给定小商贩违规经营的概率μ,城管执法σ=1和不执法σ=0的期望收益分别为:

如果小商贩的违规经营概率小于μ*,城管的最优选择是不执法;如果小商贩违规经营的概率大于μ*,城管的最优选择是执法。如果小商贩违规的概率μ=μ*,则表明小商贩违规经营的期望收益将等于合法经营的期望收益,此时小商贩将随机地选择是合法经营还是违规经营。

给定城管执法的概率σ,小商贩合法经营μ=0和违规经营μ=1的期望收益分别为:

如果城管执法的概率小于σ*,小商贩的最优选择是违规经营;如果城管执法的概率大于σ*,小商贩的最优选择是合法经营。如果城管执法的概率σ=σ*,则表明城管选择执法的期望收益将等于选择不执法的期望收益,这个时候城管将会随机的选择执法与不执法。因此这个博弈的混合纳什均衡是即小商贩以的概率选择是否违规经营,而城管以的概率选择是否执法。

2、城管与流动商贩的博弈修正

维护城市环境秩序,保障小商贩的收入,化解小商贩和城管的矛盾。在其它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小商贩违规经营所销售的额外数量的商品(e)越多,城管会加大执法概率(σ*)。这是因为小商贩要想收入高,可行的方法就是提高销售量。如果小商贩提高销售量的行为对该区域的城市环境秩序造成的损害较大,这显然会加大城管的执法概率。由于城管的执法行动,会让小商贩丢掉原来由于违规经营而多出来的收益。为了城市的和谐发展,需要保障小商贩的收入,更进一步说就是在保证城市环境秩序的前提下,为小商贩营造有利的经营环境。城市管理当局不能一味地处罚和驱赶,而最好应该想到怎样安置被处罚和驱赶的小商贩,尊重小商贩的利益诉求。

创新执法方式,提高小商贩在执法过程中的配合程度,减少城管执法过程中的冲突。在其它因素不变的情况下,降低城管纠正小商贩违规经营的成本(w),可以降低小商贩违规经营的概率(μ*)。城管纠正小商贩违规经营的成本主要表现在小商贩对城管执法的配合程度。城管纠正小商贩违规经营的成本(w)大意味着小商贩强硬不服从城管管理。如果城管对小商贩进行执法比较困难,或者是小商贩与城管打游击,导致执法效果不明显。城管为降低纠正小商贩违规经营的成本(w),可能在执法过程中暴力倾向严重,目的是为了给小商贩造成威慑,但这样做容易激化城管与小商贩的矛盾。要缓解执法过程中城管与小商贩的矛盾,应该以创新的思维降低城管执法的成本,也就是提高小商贩在执法过程中的配合程度度,以保证城市的和谐发展。

加强对小商贩的宣传教育,提高小商贩维护城市环境秩序的自觉性。其它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违规经营给城市带来的损失(k)越小,小商贩违规经营的概率(μ*)反而越大。如果对城市环境秩序造成的损害越小,小商贩违规经营的动机就会越大。针对这一现象,城管应在日常工作中加大对小商贩的宣传教育,让其认识到自身的经营行为给城市环境秩序造成的影响,督促小商贩配合城管工作。此外,小商贩自身的法律意识薄弱,意识不到自己维持生计的小本生意会触犯法律法规,所以,宣传教育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提高小商贩的法律意识,用社会理性束缚小商贩的违规经营行为。因此,必须重视小商贩的宣传教育,通过小商贩喜闻乐见的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提高小商贩的文明素质,树立小商贩作为主人翁的意识以使小商贩能够理解和支持城管执法工作。同时,也应加强城管的法制教育,提高城管依法执法的能力。

城管应柔性执法,充分顾及小商贩的承受能力。在在其它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城管对小商贩处罚(n)力度越大,城管的执法概率(σ*)就越小。城管为了保证执法的效果,减小执法的概率(σ*),往往会加大处罚力度(n)。其主要是出于如下考虑:首先,城管认为小商贩在面临较大损失的情况下,违规经营的行为会有所收敛。其次,只有给小商贩足够的教训,才能保持执法效果的持久性。第三,如果城管执法给小商贩造成的损失(n)不大,并在小商贩能接受的范围内,会让小商贩忽略城管的权威。虽然加大处罚力度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小商贩的违规经营行为,但是处罚超出小商贩承受能力,往往会激化矛盾。如城管在执法过程中经常没收小商贩谋生工具,虽然城管没收小商贩的谋生工具会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小商贩的违法行为,但如果处罚力度超过了小商贩的承受范围,小商贩为了生计可能暴力抗法,采取极端形式对抗城管。城管在行使处罚权时,一定要按照法律法规严格执行,并保持在一定的限度,如城管柔性执法、文明执法,把处罚保持在一定限度,并同警察等多部门协同执法,避免矛盾的激化。

五、建议

要维护城市环境秩序的和谐,最关键的是要兼顾城管和小商贩在现实经济中的利益诉求,既要尊重城管维护良好城市环境秩序的要求,同时又要照顾小商贩通过做小本生意维持生计的要求。城管和小商贩可以通过合作达到共赢,而非只有零和博弈的情况。

摘要: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出现了一系列城市管理问题。城管与小商贩经常出现在新闻媒体,本文用博弈论的理论分析城管与小商贩在城市中的关系,为城市的和谐发展提出建议。

关键词:城管,小商贩,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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