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民间信仰

农民民间信仰（共4篇）

农民民间信仰 篇1

缙云县壶镇镇位于瓯江支流好溪上游, 地处“三市 (丽水、金华、台州) 四县 (缙云、永康、磐安、仙居) ”交会的腹地, 是浙南三大古镇之一, 地方文化积垫深厚。改革开放以来, 壶镇工业、经济发展显著, 地方化发展更是可圈可点, 其民间舞蹈的发展不仅与时俱进, 更是挖掘出了自己的特色, 由壶镇镇新范村农村自编自演的《老鼠娶亲》就是其典型代表。

一、民间传说的灵感

“老鼠娶亲”的传说内容, 缙云人小时候都听说过:大年初一的晚上, 老鼠要娶亲, 为让老鼠可以欢欢喜喜办好事, 大人、小孩都不要去打扰它, 如果你吵它一夜, 它就会吵你家一年, 所以人们都要早早睡觉。1996版《缙云县志》“生时节令”节中载:“农历新年俗称年初一谓是夜老鼠娶媳妇, 哄孩子早早睡觉”。

1984年, 壶镇镇新范村村民吕官水突发奇想, 着手对“老鼠娶亲”进行编导, 最终在1999年以民间舞蹈的形式将其定稿, 并在2000年重阳节的“迎案” (庙会) 上一炮打响。

如今已68岁的吕官水, 是壶镇新范村一个仅有小学文化的普通农民。在提到改编节目的动机时, 吕官水说, 旧时的许多风俗如今的社会已经看不到了, 年青人们对这些逐渐消逝的风俗心怀好奇却又无处接触, 于是自己就想到了把“老鼠娶亲”这个民间传说搬上舞蹈, 既让后人能了解一些壶镇旧时的婚嫁习俗, 又能反映当前农民在改革开放后生活的改变。

二、农民自己的表演

新范“老鼠娶亲”的表演是真正的农民文化, 从演员到道具, 从编导到创作, 全都是由一村农民自己来制作完成。表演的村民当中, 文化水平大多不高, 艺术函养更谈不上。吕官水只是凭着自己的爱好, 凭着一股韧劲和拼劲, 全力以赴, 将传说搬到节目演出中去。年轻人很少有时间, 基本成员是老年人中挑选。老人们不懂旋律, 不知节奏的人居多, 只有反反覆覆, 日学夜练, 才使舞步与曲调协调起来, 跟得上音乐的节奏。从2000年春开始排练到重阳演出, 整整花了几个月时间。

节目的音乐和出演形式都充满了地方色彩, 采用的是壶镇流行的民间流行民乐, 以民族打击乐为主, 中间唢呐主奏, 形成一种欢乐而热闹的喜庆气氛。表演形式上主要采用秧歌舞步形式, 在民乐的伴奏中欢快演出。

三、农村文化的成功

自2000年首次与观众见面以来, 《老鼠娶亲》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缙县文化主管部门很快来壶镇了解, 决定让《老鼠娶亲》参加县首届文化节演出。当时的《丽水日报》上刊登的图片说明中, 用“万人空巷”来形容这个新出现的节目。此后, 该节目多次参加县、市文化节演出, 每次参加, 都成了节目的压轴戏。2002年《中国文化报》刊登该节目图片, 此后, 该节目的影响进一步向周边城市扩散, 《永康日报》也刊登了照片, 还有永康人慕名而来到壶镇请吕官水前去执教。

四、《老鼠娶亲》的启示

《老鼠娶亲》只是一个普通农民自己编创的一个小节目, 但就其社会效果来说, 却不算小, 究其成功原因, 离不开这几个方面。

一是创作的土壤。壶镇自古就有“迎案”的习俗, 民间舞蹈也盛行已久, 壶镇的农民对此耳熟能详, 具备了创作的条件。

二是创作的方向。阳春白雪故然高雅, 但符合农村需要才是节目具有较强生命力的根本原因, 在创作播种农村文化时, 必须要明确服务目标和创作方向, 只有牢牢抓住农村群众的心理, 明白他们想要什么、喜欢什么、能接受什么, 才能让创作的节目在他们心中留有一席之地。

三是节目的创新。不断创新才能不断进步, 农村文化往往带有深厚的传统色彩, 但这不表示就应该原地踏步, 从传统文化中挖掘精髓, 赋予其时代特征, 并使其符合新时期文化发展的方向, 从而达到推进农村文化发展, 这才符合基层文化建设的实际。吕官水在创作出《老鼠娶亲》后, 又创作了《渔翁得利》, 新剧在受欢迎的程度上, 相较前者有过之而不及。

四是各方的支持。《老鼠娶亲》的创作过程历经16年才走进群众的视线, 可见其创作的艰难, 尽管如此, 新范村双委还是给予了很大的支持, 帮助解决了一些困难。而在《老鼠娶亲》成功后, 《渔翁得利》的创作要顺利的多, 这里一方面是由于创作者自身已经有了经验, 另一方面不得不说是前作的成功为吕官水带来了一定的名气, 使得《渔翁得利》一作能够得到更多的支持和更广泛的帮助。

农村文化建设是新农村建设的必然要求和内在本质, 重视农村文化现状, 探索农村文化道路, 丰富农村文化生活, 是一种社会责任, 亦是一种历史责任。

农民民间信仰 篇2

,唐运毅从四川农业大学农学专业毕业后,到一家农业服务机构干过几年。,想在农业上干一番事业的他,辞职回到荣昌,利用自己所学,开了一家植保服务店,推广先进的植保技术。

“从事粮食生产服务那几年,我做了一些当职业农民的准备。”唐运毅说,已摸索出了一套种植优质粮的办法。

租地千亩种植优质稻

去年底,唐运毅来到有“粮仓”之称的荣昌清江镇,以每亩每年275公斤黄谷的租金,从河中、分水、塔水等3个村农民手中,流转了1000余亩稻田种粮。

“这些粮田,租期到2028年止。”唐运毅说,“因为租期较长,所以,我将对这些土地进行整治,使之更有利于提高粮食产量和质量,更有利于机械化操作。”

在这几乎连片的稻田里,唐运毅采用与传统不同的方式种粮。

在品种选择上,前两年,他引进的一个水稻品种“宜香优2115”已试种成功。这一品种抗逆性强、产量高,亩产可达650公斤。在种植技术上,将按照有机稻标准种植,采用高产配套技术,在田里安装杀虫灯,用物理方法防治病虫害。他还组建了一支专业农机队,从栽插到收割,将全程实现机械化。

“科学种粮,是提高产量和质量的关键。”唐运毅说,在这千亩稻田里,他还将实行粮油两季种植——水稻收割后,再种一季油菜。油菜采用“油蔬”两用的品种——长出油菜苔后,把菜苔掐下来当蔬菜卖,每亩可收入几百元;掐了菜苔后的油菜,可继续产油菜籽。而种植了油菜后的田,又可增加土壤有机质,提升稻田肥力和稻谷质量。

学农业的大学生种粮，与传统农民种粮不同。

首先是在耕种环节全程机械化。唐运毅介绍，以目前所种的水稻这一季为例，从耕地，育秧，栽插、病虫害防治，到收割烘干，全程都是机械化操作。

“全程机械化种地，既保证了科学的种粮技术运用到位，还有效地节约了劳动力。”唐运毅说，1200多亩地的耕、种、收全过程，所需劳动力不到10人，这在很大程度上节约了种粮的成本，提高了产量和质量。

其次是保护恢复种粮的生态环境。唐运毅说，在运用先进的种植技术和耕作方式的同时，对种粮的生态环境，则要将其恢复到“听蛙鸣、捉泥鳅、看蜻蜓”的传统环境中。他在种粮中，不用高毒农药，施用有机肥。经过两三年的努力，目前稻田已能听到“蛙声一片”。

“在种粮中，我还将单纯的种植，延长成种、加、销一体化的产业链条。”唐运毅介绍，对自己所种出的水稻、油菜籽等粮油产品，通过加工，变成商品。然后又通过延伸的销售链条，直接送至消费者手中。

种植加工销售一体化

与普通农民种粮还有所不同,唐运毅将实行种植、加工、销售一体化经营,最大限度地提升粮食效益。

“扩大规模和科学种粮会有一定的效益,但是,要让种粮效益最大化,还得延伸粮食产业链条,增加加工、销售环节。”唐运毅说,种稻的同时,他已着手建优质米加工厂,包装品牌,建立销售网络。

目前，唐运毅已配套建起粮油加工厂，并注册了“鑫甲源”、“宛在洲”等商标，生产出绿色优质大米和菜油等。除直接销售市场外，还创立了“口粮田”品牌，实行会员制，按城市不同消费家庭的需求，定期送所需口粮上门。

农民民间信仰 篇3

农民信仰状况作为农民精神文化生活建设的重要构成部分,在农村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现阶段农民群众信仰的嬗变,“农民的社会主义信仰表现出动摇性,农民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产生偏差,在一部分人中出现信仰弱化的现象”,以及宗教信仰和民间信仰在农村地区的盛行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就此展开了一系列的调查研究。

现阶段对农民信仰问题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农民作为农村发展的主体,其思想观念和信仰状况直接影响了农民的生产和生活行为,农民的思想信仰能否朝着社会和国家期望的正确方向发展,价值取向是否阻碍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为值得深思的问题。同时,深入研究农民个体信仰,了解农民内心的真实想法,引导其符合社会主流思想的发展,是促进社会团结,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策略。

1 关于现阶段农民群众信仰的嬗变背景与总体进程分析

1.1 关于农民群众信仰的嬗变背景及内容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农村经济结构和发展模式的转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实行,农民的生活习惯、行为方式以及农村社会秩序都发生着变化,成为了影响农民群众思想观念和信仰变迁的重要因素。加之思想解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推进,宗教信仰与民间信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洗涤和市场经济竞争与经济利益的碰撞下开始发生改变,实用功利性的信仰主义开始为农民所崇拜和接受。王晶教授将这一嬗变背景概括为“经济体制的转轨和社会结构的转型”。具体而言,“生产经营方式、产业结构和农产品供销体制的改变以及由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社会转型。”其中包括农村城镇化发展、农民跨区域的流动以及村民自治的普遍推行。

在此背景下的农民信仰内容和特点发生新的变化。建国以来到改革开放前期,在党和国家的政治思想教育指导下,社会公民普遍形成了较为坚定和纯洁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等社会思想信仰,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社会主义主流信仰弱化,伦理精神蜕变,非理性信仰出现复苏的情况。“在一些农民中出现了物质拜物教问题,很多农民都将金钱财富放到了信仰的地位,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没用的东西,甚至原先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也产生了动摇。

1.2 现阶段我国农民群众信仰问题研究的总体进程与阶段特点

从已有文献资料查证,虽然对农民问题的研究已成为了学术界的常态,但现阶段以农民为主体对信仰问题的讨论与研究则起步较晚,90年代以前较多从社会宗教信仰和农民的思想观念、民俗角度出发,对农民群众的思想行为进行研究。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对农村农民问题的社会探讨,“农民信仰”问题开始受到关注。

进入90年代以来,学术界开始打破仅从农民经济生活、政治身份等领域的研究,转向对农民的思想意识、精神文化、心理等精神层面的深入分析。但明确以农民信仰为研究重点则始于1996年2月,洪祖谥发表在福建统战理论学刊的《关于民间信仰若干问题的理论探讨》,次年《关于福建民间信仰问题的思考》(徐晓望,1997年3月,福建论坛),也仅从民间信仰角度出发做出了探讨和分析。由此可见,这一阶段的研究重点为直观的传统民间信仰的阐述与分析,同时缺乏基于农民个体的马列主义和宗教信仰状况研究。

1999年高全余所写《当前农民信仰多元化问题不可忽视》的内部文稿从农民信仰多元化的表现、引发的问题及政策建议三个层面对我国农民信仰问题展开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和论述。因此,20世纪以前针对农民个体信仰问题的研究成果较少,其主要受到市场经济转型发展大背景的影响,研究重点倾向于农民经济发展,忽视了农民精神层面的特点分析。

进入20世纪以来,逐步形成了关于农民信仰问题的专项研究,基于实证调查的个案研究和全国范围内的整体状况分析。2001年《南京社会学》刊发了《转型时期我国信仰现状分析》一文,阐述了我国农民的信仰现状;2002年“转型时期中国农民信仰问题”课题组开始组织在全国15个省份内的问卷调查,对我国农民的信仰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数据研究整合。首先,这一阶段关于农民马列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信仰的研究,集中在对农民社会主义信仰的引导和教化,强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中的作用和重要性分析;其次,关于宗教信仰与民间信仰的研究,主要从宗教信仰对马列信仰的冲击以及对农民的影响角度出发,强调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政策建议。

2004年王晶博士所出版《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农民信仰问题研究》对我国农民信仰的嬗变历史及其特点进行了深入系统的论述;《关于信仰危机问题研究综述》等从信仰危机及原因出发分析农民信仰,“信仰危机已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客观事实,而且,根据近年来我国民众精神阵地的发展态势和我国在信仰建设方面的忽视和失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种危机的程度有增无减。”。这一阶段对农民信仰的研究重点在于农民的马列主义信仰危机和宗教民间信仰对农村和农民的不良影响。

最近几年,关于农民信仰的研究趋于普遍和完善,由于社会经济及政治环境等条件的变化,其关注焦点集中于农民信仰弱化现象及原因、民间信仰及宗教信仰抬头现象、道德法律信仰以及信仰缺失、信仰与政治经济的关系、信仰重建等领域,其研究多是基于地方的实证调查所做数据分析,并与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新农村建设等时政结合在一起,从国家期望和社会发展的视角出发,寻求引导农民信仰发展的政策建议,这也是现阶段关于农民信仰问题研究的一个突破点。

2 关于现阶段农民群众信仰研究的主要内容综述

2.1 关于农民群众的信仰现状及特点分析

现阶段关于农民信仰的现状及分布状况研究分别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如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宗教学等出发,根据不同的信仰分类方法,集中在马列主义信仰、宗教信仰、民间信仰以及道德信仰、法律信仰等领域的研究,重点在于农民信仰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分析与论述。

首先关于农民马列主义信仰的现状及特点分析。根据目前的实证调查和分析,普遍认为农民的马列主义信仰程度发生了改变。谭飞等在关于马列主义信仰的研究中阐述到“改革开放以后,多种社会思潮相互交织、激荡,农村思想文化领域也出现了一股‘去政治化’的思潮,这虽然是对过去阶级斗争为纲时代‘一切问题政治化’的一种厌恶和反抗,但同时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大多数农民对社会主义信仰是坚定的,但也有部分农民信仰受外部和自身因素的影响而出现偏差。”

其次,关于农民宗教信仰状况。中国宗教白皮书《1997年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公布,中国的各宗教信徒人数共约1.2亿人,占全国人口比例约9%。目前农村地区存在基督教等宗教活动复苏情况,“农村基督教文化之所以盛行,深层次原因在于基督教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农民的信仰空白,这从侧面隐性地反映出当前农民信仰缺失”。

关于农民民间信仰的现状及其表现特征的研究,因地域、民族、风俗习惯以及家族姓氏和个体等不同而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特别是所信仰的对象和信仰活动差异性更加明显。总体而言,农民根据自身所祈求的内容选择不同的信仰对象,例如因求健康、平安、升学等内容不同而选择不同的行业信奉神灵。其在形式上主要表现为烧香祭拜、诵经礼佛以及佩戴相应的饰品等来寻求自我心理安慰,祈求神灵庇佑。农民的这一心理状态带有强烈的“实用理性”思维与行为逻辑,“宁可信其有”的自我精神慰藉往往带有明显的“功利”性质。同时,在组织形式上呈现出农民以个体或家庭为主自发行动为主,管理松散。

最后,关于农民祖宗崇拜的状况分析。则主要从农民祖宗崇拜的历史渊源分析其信仰的原因和动机,另外农民宗族崇拜现象中存在的不良社会风气以及对农民个体和对新农村建设的消极影响也成为了关注的重点。宗族崇拜作为农民生命个体延续和家族文化的传统信仰,在现阶段农民群体中依然具有十分明显的信仰活动和信仰仪式。信仰内容和性质发生了不良的转变,虽然拜祖形式不断简化,但在农村地区形成了夸大祭祖活动以彰显财力,以拜祖活动来发展人情往来,形成攀比之风等不良现象。值得指出的是,农民宗族崇拜体现出了我国传统的家族观念和家族文化,也是影响农民行为方式和思想观念的重要因素,在其研究中不容忽视。

2.2 现阶段农民群众信仰研究的关注视角论述

关于农民群众信仰研究的分析视角主要从农民信仰与国家建构、社会稳定以及农村发展的角度展开了论述。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视角加以归纳分析。

第一,不同信仰之间的关系视角。关于马列主义信仰与宗教信仰的区别与联系的分析,强调不同信仰之间的冲突与本质区别。姚从军在其《论马克思主义信仰与宗教信仰的区别》中认为,马列主义信仰是科学、崇高、健全和积极向上的信仰状态,而宗教信仰则是非科学、虚幻、狭隘和消极悲观的思想信仰。笔者认为其关系研究缺乏实证分析,且结论过于偏激。谢军华在《信仰的冲突与共存》中指出了不同信仰之间冲突的实质是价值观的冲突以及其解决的方法。整体而言,对农民信仰的关系研究是较为薄弱的环节。

第二,农民信仰的变迁发展视角。社会转型时期农民信仰的变迁与现状分析,主要研究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政治经济转型过程中农民群众信仰的变化特征。如龚华《农民信仰变迁与新农村建设—宜都市农民基督教信仰状况调查报告》等。从历史对比的角度出发分析随着社会发展,农民精神信仰的变迁和出现的新情况与新问题。

第三,农民信仰存在的问题视角。关于新农村建设或和谐社会视角下农民信仰状况分析,主要集中在新农村建设视角下农民信仰存在的问题分析和引导的政策建议。其研究的主要代表作有黄信良《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农民信仰问题》、胡丽娟《构建和谐社会视野下的农民宗教信仰问题研究》等。

第四,农民信仰的社会功能视角。关于农民信仰的社会功能及特征等分析,强调了信仰的社会整合与精神寄托的积极功能,同时对其信仰迷信和信仰功利化等消极影响提出了改进措施。例如阙祥才《民间信仰的功能—基于湖北某地的实证考察》,赖萱萱《略论民间祖宗崇拜中的儒家伦理精神》等。同时,宗教积极的教义内容和道德观念对农民的自我修养与心理调节有着重要的作用,应该加以正面引导,为新农村建设服务。

2.3 关于农民群众信仰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论述

首先,关于农民群众马列主义信仰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国内学者大多从马列主义信仰的发展演变历程和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等情况变化出发,对比分析指出现阶段我国农民马列主义信仰存在的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引导和树立正确的马列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信仰的政策措施。周军对其存在的问题表现归纳为六个方面:信仰的不确定性、价值认同与抉择之间的矛盾、信仰世俗化与精神空虚、迷信思想、信仰痴迷化导致对马列主义信仰的扭曲以及信仰的反动化。同样的,李改良在其《新农村农民社会主义信仰问题探析》中也提到了相类似的表现,更指出了农民对社会主义信仰的接受处于被动地位的困境。史要防从“听说、了解、理解、践行”四个不同的层次对农民群众的马列主义信仰情况进行了调查,得出我国农民群众对马列主义信仰的意识普遍较低的结论。究其原因,大多从外部社会因素和个体主观两个层面加以分析,归纳起来大致如下:社会转型时期存在的诸多社会矛盾、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精神文明建设滞后;个体文化素质水平、家庭经济收入水平以及个人职业工作经历等。其中社会经济转型及市场经济的趋利性导致的农民群众“实用功利”的思想信仰成为关注的焦点。

其次,关于农民群众宗教信仰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目前农村地区普遍存在基督教耶稣信仰群体人数不断增加,信仰程度不断加深,且与宗教迷信密切联系,对农村地区的社会经济及个体家庭形成了负面影响。符平、岳奎所写《转型期的民间宗教信仰与社会风险》从宗教信仰与社会风险,包括政治、经济、文化风险三个角度分析了其对社会及农村地区的影响。再次,关于农民群众民间信仰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民间信仰相对于宗教信仰而言,因地域、民族、风俗习惯和家族姓氏以及个体差异等不同而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民间信仰活动日趋活跃,信仰结构日益复杂且存在着其他不良的发展倾向,如过度娱乐化倾向、小集体与对抗倾向以及商业化倾向,严重影响了农村地区的和谐稳定。同时,民间信仰在农民自发性组织的情况下朝着世俗化和多元化方向发展,形成了“以崇拜神灵为其重要内容,以人神之间的物质与精神交换为主要形式,并表现为明显的实用性。”在其原因的分析过程中,社会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成为了其重要的催化剂,市场经济发展以及基层组织弱化的成分成为了常规的影响因素,民间信仰的内在原因和农民群众的个体差异性情况则成为了分析的主要出发点。“民间信仰有其不完全服从、依赖于经济、政治变革的相对独立性和自身发展的规律性。”而农民对精神文化娱乐活动的需求以及规避社会风险的情感寄托更为民间信仰的发展提供了空间。

最后,关于农民群众祖宗崇拜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祖宗崇拜是人类信仰生活中的一种极为普遍的文化现象它源于原始社会的灵魂崇拜和图腾崇拜,是鬼魂崇拜与血缘关系结合的产物,也是我国传统氏族社会的产物。其主要表现形式为祖先祭祀活动、牌位崇拜和坟墓崇拜、节日祭拜以及祭祖活动。对其的研究集中在祖宗崇拜与封建迷信的联系以及祖宗崇拜的社会功能分析,引导农民的风俗习惯和思想信仰朝着良性方向发展,为新农村建设和个人家庭的发展致富服务。

3 关于农民群众信仰研究的研究特点分析与反思

3.1 缺乏基于农民个体不同信仰之间的关系研究

农民个体在家庭、地区、社会及国家范围内分别扮演着不同的社会角色,不同身份角色下的行为活动对应着不同的思想信仰。不同的角色之间各有边界,同时存在着交叉重合的地方,那么对应的农民不同信仰之间必然存在着矛盾和冲突。因此,基于农民个体的不同信仰之间的关系研究应该成为突破的关节点。但在目前的研究中是相对缺乏的。

在目前针对我国农民群众信仰的研究文献中,大多的侧重点是对每一块信仰内容研究相对独立,缺乏对不同信仰,例如马列主义信仰、宗教信仰、民间信仰和祖宗崇拜等之间冲突矛盾对农民个体而言造成了怎样的影响的相关系统论述。姚从军《论马克思主义信仰与宗教信仰的区别》、秦维红《马克思主义信仰与宗教信仰的关系辨析》两篇论文中对两者从性质上做了理论上论述,但并没有从农民的角度出发做详细的分析。现阶段的研究没有能与农民群众的实际生活和农村的具体情况相联系,也没有对影响农民不同信仰之间的关系的主要因素做出较为准确的数据分析和描述。

另外,对农民个体而言,总是基于自我利益的实现或者自我价值观的判断来选择信仰的对象和信仰内容,这是农民个体最初始的信仰价值标准。虽然不同信仰之间以矛盾冲突的状态为主要存在关系,但农民的不同信仰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即目前对信仰的转化机制研究较为缺乏。例如,基层政府的失职导致农民马列主义信仰朝着宗教迷信信仰倾斜;村民的信仰行为和游说等促使农民信仰的改变;党和国家政策的引导促使农民坚定马列主义信仰等等。值得指出的是,华东师范大学李向平教授于2011年主持的“长三角地区信仰与宗教信仰调查”既是对先行理论和经验研究的延续,也是一种基于“信仰关系”及其建构问题意识下的有益尝试。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应该加强对于农民马列主义信仰与宗教信仰和民间信仰之间的冲突分析,宗教信仰是如何影响了农民的主流社会主义信仰?国家政策的引导是如何促进农民不同信仰之间的转化的?以及不同的信仰对农民个体行为活动产生了怎么样的影响等等。

3.2 对农民信仰的部分内容研究有失严谨性

首先,对于信仰现象的描述与范围分析有失严谨。目前对于农民信仰的研究大多是基于社会实证调查基础上的数据分析与村庄概况总结的结果。在一些研究论述中,对于农村宗教信仰或者民间信仰的现象描述过于细致和微观,不能从宏观和整体的角度去分析和把握农民信仰的特点,即描述了信仰的表现形式,对于“为什么会信仰?在农民群体中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其对于农民的影响是什么?”等问题的回答缺乏说服力,最终形成一种仅仅为了描述信仰活动而描述的印象。

其次,对于引导农民群众信仰的政策建议缺乏针对性。在部分研究文献中,仅从宏观的国家和社会层面对农民信仰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措施,例如:“加强农民群众思想政治教育、完善社会管理、培育现代化社会新型农民”等措施和建议,缺乏针对性的可实际操作的内容。建议可以从农民群众自身可操作变量和乡村实际情况出发,如农民的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农民的工作条件,村庄的生产类型、交通传媒等基础设施等角度,结合农民群众的困难提出政策措施。建议措施应该从“人”即农民的角度出发解决“农民的问题”。

3.3 引导农民信仰与精神文化建设相适应是研究的核心

随着我国现阶段新农村建设与各项惠农政策的推行,农民的生活水平得以显著提高,但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发展相对滞后,成为了薄弱环节。精神文化生活各方面现状和农民需求之间的差距,农村地区文化娱乐设施不能满足农民群众的基本需求,从某种角度而言,正是由于新农村建设在某些方面的功能缺位或工作不到位,为宗教迷信活动提供了补位发展的空间,农民精神文化建设被提上日程。

对农民群众信仰的研究是为了更好的促进社会发展中农民问题的解决。正如“一个国家要发展,必须研究农民,对农民缺乏了解是造成很多发展规划失败的原因。”目前的研究中,在精神文化建设的背景下研究农民信仰中存在的不和谐因素,并基于此提出引导农民信仰符合社会主义主流思想文化观念、符合新农村建设的基本要求,成为了研究中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中国,新农村建设的成败根本上也取决于农民以信仰为核心的精神世界的再造”

四、关于农民群众信仰研究的前景分析与简评

3.3.1 加强不同信仰状况下的农民评估分析

现阶段农民信仰、农民思想观念和农民群众文化娱乐活动整体构成了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研究框架,同时农民群众精神文化建设也是我国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促进农村与农民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农民是新农村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主体,同时也是信仰的主体,因此,加强对农民的评估,可以更好的针对评估结果提出应对策略,有效提高政策建议的针对性效果。对不同信仰程度状况下的农民进行评估,首先必须确定评估标准和评估方法,对于评估结果进行分类,特别是对评估结果中出现的非正常现象以及不符合国家社会发展期望的情况做出分析。分析出农民的性质和角色定位,找出农民群体中有待重点关注的内容,评估其在农民精神文明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评估其在个人、家庭和社会三者之间的角色定位是否符合客观的理性要求,继而从农民个体角度出发寻求政策建议,促进农民信仰与农村精神文化建设互相作用条件下的良性发展。

3.3.2 注重文化的作用研究是引导农民信仰的路径选择之一

农民不同信仰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特别是农民群众马列主义信仰、社会主义信仰与宗教信仰、民间信仰之间的冲突其在本质上而言是一种思想观念和价值判断的冲突,主要是由于不同信仰之间的排他性和封闭性所导致的。在当前的研究中,虽然对于农民群众信仰存在的问题的引导措施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不同角度提出了建议,但对于文化在农民信仰引导中潜移默化的内化和社会认同的功能认知不足,这也是由于部分调查研究中过多倾斜于对农民经济收入、社会保障、市场竞争压力等显性因素的分析结果所导致的,而忽略了文化建设、思想引导和价值取向等隐性的社会功能。“文化通过内化和外显两条路径实现转化:内化是指提升主体的文化素质,这是一个文化成果的主体性转化过程;外显是指文化主体的文化创造与发展。”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从文化、人类文明和思想变迁等角度出发去分析农民的信仰问题。

3.3.3 拓展对农民群众信仰研究的新思路和新视角

当前对我国现阶段农民群众的信仰状况的研究思路一般是基于某一地区的实地调查,围绕该地区信仰的现状、存在的问题、产生的原因和影响,以及解决问题的政策措施来展开论述和分析。这样的研究思路虽然能针对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得出具体的分析结果,但却忽略了在对比分析中发现和解决问题的研究思路。例如,同一信仰,特别是同一宗教信仰在不同的农村地区的发展状况是什么样的?是否对农民群众形成了相同的影响?不同地区的发展情况对处理农民信仰问题是否具有可借鉴意义?等等。再如,在目前的研究中,大多以某一地区的整体情况作为研究单位进行分析,从而对该地区的农民信仰状况做出评估,但却忽略了对农民个体的研究,某一个农民个体在思想信仰上的变化历程是怎么样的?为什么会有信仰变迁?对农民个体的剖析或许更有助于发现存在问题的缘由。

而对于我国现阶段农民群众信仰研究的视角一般从农民与乡村社会、农村与国家建构、新农村建设与社会治理等出发,寻求农村地区发展的政策路径。在今后的研究中,应该拓宽研究视角,比如农民个人与家庭的关系视角、农民信仰与农村文化的视角等。同时对于不同学科方法的交叉视角分析也应该纳入到农民信仰研究中。

摘要：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农民群众精神文化建设的推进,关于农民群众信仰问题的研究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广泛关注。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围绕农民信仰的历史背景、发展现状、特点与功能、存在的问题等方面展开理论与实证分析,并基于其研究提出了引导农民群众树立正确思想信仰的政策建议。本文拟从目前研究的现状、整体进程及特点出发,对现阶段我国农民群众的信仰状况和相关问题进行综述,并在此基础上就当前农民信仰研究的特点和发展前景做出研究反思与简评。

关键词：农民信仰,农民马列主义信仰,农民宗教信仰,农民民间信仰,农民祖宗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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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戚如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当代农民信仰:错位及调适[J].河海大学学报,2012(09).

农民民间信仰 篇4

一、农民金融权的性质剖析

1.农民金融权是一种理应归属农民的金融利益

马克思认为, “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 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所谓利益, 从哲学的主客体二元对立出发, 就是独立于主体世界的客观存在, 是能够使社会主体的需要获得某种满足的生活资源, 而这种资源满足的程度是以客观规律、社会环境和社会制度所认可的范围为限度的。[1]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 金融活动日益兴旺, 逐步成为市场经济活动的重要内容, 在这样的条件下, 金融利益作为一种独立的利益形式应运而生。在我国农村地区, 正规金融的缺位使民间金融得到迅速发展, 农村民间金融成为农村金融活动的重要内容, 也成为农村地区金融利益的主要载体。从某种意义上说, 金融利益是农村民间金融主体存在的前提条件。因为人类多种多样的需要是经济利益的自然基础, 人类实现多种多样的需要, 要通过各种各样的经济活动来实现。金融活动也一样, 它是人们为了实现金融利益而进行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交易活动, 追求经济利益是金融活动的必要前提和终极目标。所以说, 金融利益是农村民间金融发展的前提和动因。[2]农民金融权是一种农民在进行金融活动过程中获得金融供给与救济的权利, 实质上是一种理应归属农民主体的金融利益, 农民金融权的主体是广大的农民, 农民群体的金融利益要想得到很好的实现和保障的话, 赋予农民平等的金融权利是必需的。与城镇居民相比较, 农民群体的金融利益受到严重的歧视和不公正对待, 没有农民金融利益的适度增长, 就谈不上提高民间金融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就会导致民间金融活动的停滞和衰减, 进而危及整个农村金融体系的发展, 最终影响农村社会的稳定、繁荣和进步。由此可见, 金融活动是以金融利益为中心的, 金融利益是农村民间金融最基础、本源性的内核, 保护农民的金融利益就是在维护农村民间金融的健康发展, 也是实现农民金融权利的最好表征。

2.农民金融权是一种无差别的综合性权利

权利包含了利益、主张、资格、力量与自由五个要素。首先, 权利是受到保护的利益, 是为道德和法律所确证的利益;其次, 这种利益需要利益主体通过表达意思或其他行为来主张;再次, 利益主体提出利益主张要有所凭据, 即要有资格提出要求;第四个要素是力量, 它包括权威 (power) 和能力 (capacity) , 一种利益、主张、资格必须具有力量才能成为权利。最后, 权利主体应该可以自由地按个人意志去行使或放弃该项权利, 不受外来的干预或胁迫。如果某人被强迫去主张或放弃某种利益、要求, 那么就不是享有权利, 而是履行义务。[3]

具体到农民金融权, 本文认为农民金融权是一种综合性的权利。这种权利不仅仅是单一的利益导向性权利, 它包括的内涵带有复杂与综合的特色。

(1) 农民金融权是一种实然权利与应然权利的结合。

我们知道, 应然权利是权利主体应该享有的或是应该获得的预备性权利, 而实然权利是权利主体实际上真正能够享有或是获得的权利。前者的权利指向立足现实, 而后者的权利导向将来, 一个实实在在的存在之权, 一个是翘首以待的权利。权利的实现程度、法律制度的完善都是由一定的物质与历史条件决定的, 阶段性的表征使权利成为局限性的可能, 不同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阶段, 其权利的形态与实施程度是不同的。农民金融权也不例外, 它也会受到物质条件与历史阶段性的影响, 其范围与实现也迥异。现阶段我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程度决定了农民金融权的内涵与实现的程度、水平, 这是一种实然的权利。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 其权利内容一定会不断更新与完善的, 其权利实现的程度也会不断加深, 这是农村民间金融发展的必由之路,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农村金融权是一种应然的权利。

(2) 农民金融权是一种行动权利与接受权利的结合。

英国学者米尔恩根据权利涉及的对象把权利分成行动权和接受权。行动权指有资格做某事或以某种方式采取行动, 如选举权;接受权指有资格被分配到某物或被以某种方式对待, 如被选举权。[4]农民金融权的权利内容非常丰富, 它既包括农民群体自由从事民间金融活动的权利, 这种权利是受到法律保护的, 具体是指农民有进行合作金融的权利, 农民的活动应该得到平等的对等待遇, 这也是现代法治国家的文明体现, 也是生存权与发展权平等性的最好的展现。农民金融权是一种农民群体自主、自由意志引导下的从事正常金融活动的选择行动, 是一种典型的行动权利。另外, 农民金融权的权利内涵的重要部分是指农民有国家和社会获得金融资源供给的权利, 这也是农民主体区别于其他社会金融活动主体最明显的权利表征, 从侧面也反映了国家对金融资源完全垄断性, 农民金融资源的获取是相当匮乏的。因此, 农民金融权也是一种农民接受国家金融资源供给的权利, 也是典型的接受权利。

3.农民金融权是一种关乎农民生存与发展的人权

所谓人权, 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每个人按其本质和尊严享有或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 就其完整的意义而言, 就是人人自由、平等地生存和发展的权利, 就是人人基于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自由、平等权利。人权归根到底是生存和发展的问题, 生存是基础, 发展是保障。在生存权与发展权的视角下来看农民的金融权利保护, 其实就是国家如何通过金融资源的配置来实现和保护农民生存与发展的问题。长期以来, 我国法律体系所维护金融资源配置制度使农村资金不断外流, 农民享受不到应有的金融发展权利。农民不能通过金融的功能实现对农村各种资源整合, 获取家庭农业生产之外的农业产业化、规模化、市场化和非农化的收益。我国农村现在出现的许多问题, 实际上是“垄断金融资本”和“私人工商业资本”对农民进行剥夺。不保护农民的金融权利, 不仅农村金融会非农化, 农村产业化也会非农化, 农民的生产自主权、经营自主权就业自由权就得不到充分的保障。由于农民和其他社会群体的差别较大, 在市场竞争中, 每个人都是在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 优胜劣汰使得农民和其他社会群体的差别拉得更大, 这一切都严重地阻碍了农民的发展。保护农民的金融发展权利, 使他们能不断地由弱变强, 以便让他们更好地参与到竞争中来, 才是正义的应有之义。格莱珉银行创立者穆罕默德·尤努斯认为, 如同人们在衣食住行上享有的权利一样, 金融权利也是一种人权, 也是一种人的基本生存权利。农民的金融权利便是一种应有的人权, 从社会公平正义的角度来说, 农民理应获得与其他社会群体平等的金融权利以满足自身发展的需要。但是应有的人权需要转化为法律上的人权, 只有法律才能保障农民金融权利的实际享有, 也就是从法律上的人权转化为现实中的人权, 只有这样金融权利才能被农民意识到并享有和行使。这三种权利范围的差别越小, 说明一国的人权状况越好, 国家有义务采取措施提供条件保障农民金融权利的行使, 因为这项权利关乎着农民群体的生存与发展。[5]

二、农民金融权的权利要素分析

农民金融权内涵深远, 其权利要素包括主体、内容以及客体或对象。由于农民金融权的权利客体或对象比较明晰, 仅指金融服务与制度本身。因此, 本文只从主体与内容来阐述农民金融权的内涵。

1.农民金融权的主体

主体是农民金融权利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只有主体的确定, 才有权利的确定。农民金融权利的权利主体不是“集体”, “与集体的权利不同, 这些权利的主体并不是有组织的集体, 而是某一类人。与一般的个人权利也不同, 这些权利的主体不是所有的个人, 而是某一种、每一时期或处于某一状态下的个人。”农民的金融权利的权利主体可以称为群体, 是介于组织和个人之间的人群混合体, “群体权利不是个人权利的简单相加, 也不是与个人权利不同的集体权利, 它只能说是以群体的共性形式表现出来的个人权利, 群体权利总要落实到个人头上的, 群体权利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个人权利。”群体实际上更多的是一种学术上的划分, 实质还是个人, 但是个人又不是所有的个人。农民金融权利的主体名为农民这个群体, 实为个体的农民。这里需要说明之处, 现实情况中由农民作为成员的经济组织也享有金融权, 这种由农民组成的组织体的金融权利的行使只不过是农民金融权主体内涵的延伸, 同样属于农民金融权主体权利的范畴。

农民金融权的义务主体对实现农民金融权的权利主体的金融利益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法哲学的意义上, 权利、义务具有同一性, 义务主体和内容也是权利构造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农民金融权利保护的义务主体是国家。就农民获得金融贷款的权利来说, 国家的义务是提供完善的农村金融制度, 建立相应的农村金融机构, 保障农村资金不外流, 能够为农村经济发展所用;就农民获得农业保险的权利来说, 国家的义务是提供完善的农业保险制度, 为建立完善的农业保险体系提供相关支持, 减少各种频繁的灾害对农民造成的损失, 实现农民灾后迅速发展的权利;就农民金融合作权利来说, 国家的义务是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 使农民的闲散资金能够积聚起来, 推动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 实现农村的金融资源整合。[6]

2.农民金融权的内容

通过分析, 本文认为农民金融权的内容应该包括农民金融发展的平等权利、农民自由进行合作金融的权利与获取国家金融资源供给的权利三个方面。

(1) 农民金融发展的平等权利。

目前, 农民的金融权利在资源的供给与分配领域中, 相对于城市市民受到了不公平的制度限制, 表现在金融制度设计的不合理、金融资源分配的不公平以及农民缺乏融资担保客体等方面。[7]农民金融发展的平等权利在于赋予农民平等地享有金融发展的权利, 具体体现在:第一, 树立农民经济公平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经济公平要求投融资公平。农民金融权是一项基本的经济公平权。无论规模和强弱, 从经济公平的角度而言, 任何市场主体都应当获得公平合理的投融资机会。保护农民金融权有利于维护农民公平竞争的市场主体身份, 实现资本的再分配公平。第二, 从法律上确立农民金融权的平等权性质。农民金融权利的平等保护意味着法律对农民与其他社会主体在金融权利上的无差别保护, 不得以某种方式受到限制和剥夺。农民金融权的实现, 是使农民可以通过金融机构公平、合理的融资, 进而改变落后面貌与实现发展。无论从法律正义的角度, 还是保障人权的角度, 农民都应当享有公平的经济发展机会, 其金融权利应得到平等的保护。第三, 农民金融权的权利义务应为非对等。权利义务的一致性并非权利义务的对等, 社会公平追求的是实质平等而非形式平等, 在对农民的权利进行法律设计时, 不能要求农民按照享受的权利一致来承担义务, 否则, 他们将无法摆脱弱势地位。在农民金融权的设计上也是如此, 当农民在融资过程中享有特殊权利的同时, 应由国家、社会组织和其他强势群体承担相应的义务, 农民只需要遵循“不滥用权利的规则, 不超出法定的限度。对处于社会最不利地位的农民的权利采取倾斜性保护, 保障处于不平衡、不平等发展关系中的农民获取消除这种差异性的资格和权能。

(2) 农民自由进行合作金融的权利。

在社会结构转型时期, 从传统差序格局中解体出来的农民个体化和分散化, 不仅大大地增加了农民在市场经济中的交易成本, 而且严重削弱了他们在政治生活中的博弈能力。广大农民的这种处境, 不仅是其权益屡屡受到侵害的原因, 也成为危及农村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因此, 提高农民组织化水平, 赋予农民合作的权利, 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构建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意义。政治上, 推进农民合作有利于实现政策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 提高他们在农村政治关系中的对话能力和政治活动中的博弈能力, 充分表达要求和保障权益。经济上, 农民合作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在自愿互助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 通过经济联合的方式, 将家庭经营的个体劣势转化为群体优势, 在更大范围、更广空间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实现外部利益的内部化和交易费用的节约, 减少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 打破市场垄断, 共享合作带来的经济剩余。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业银行不可能向高度分散从事高风险生产的农户提供既难以审查监督又无利可图的金融服务, 个体农民在组织农业生产上的有效性与参与资金市场的弱势地位之间的矛盾, 决定了农业经济中符合“帕累托改进”要求的金融制度安排, 应是在农民家庭独立生产前提下实行金融供求的自愿合作, 建立服务于农民金融需求的“利益共享, 风险共担”的金融互助合作组织, 以弥补农民家庭分散化、信贷规模小、担保能力有限, 难以融入金融市场的制度缺陷。农民金融互助组织可以部分替代金融市场的作用, 将一定范围的外部金融市场运作内部化, 降低资金融通的交易成本及风险。同时, 农民互助合作金融代表农民的金融利益, 在资金配置上实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农民互助合作金融是农民之间出于共同的金融利益诉求而自愿组织起来解决融资问题的一种制度安排, 其经营目的不是盈利而是成员自身的融资需求的满足, 所以能够完全代表农民的金融利益, 对内向全体成员公平地提供金融服务, 避免受到资金市场对于中小经济个体的差别待遇。我国农村缺乏以农民为主体的真正合作金融组织, 仅有的商业银行解决不了农民贷款难的问题。因此, 应加快发展以农民为主体的信用合作社 (而非官办商业化的农村信用社) , 让金融杠杆服务于农民和农村的发展, 促进农民金融合作权从应然权利向实然权利的转化, 赋予农民以发展新的合作金融组织的权利, 填补农村社区金融真空, 使合作金融成为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的核心和强劲推动力。

(3) 农民有获取国家金融资源供给的权利。

由于国家产业政策、金融制度、金融政策等原因, 使农村金融资源配置不合理, 在资金供给上产生抑制, 形成了供给型金融抑制, 即由于农村金融机构少, 资金量小, 供给总量不足, 导致“三农”对金融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正式的制度安排只在农民生活的一小部分中存在, 大多数农民的生活都和非正式制度有着密切的关联, 金融制度亦是如此。由于正规金融对农村提供金融服务的不足, 农村地区许多现实的资金需求有很大程度上诉求于民间金融。虽然国家目前对于农村金融市场的市场准入门槛在逐渐放宽, 但是农村地区许多资金需求仍通过亲朋好友之间的个人借贷行为、个人和企业团体间的直接借款行为、经济服务部、金融服务部、高利贷、各种合会、私人钱庄等形式来满足。然而由于种种原因, 民间金融制度安排始终难以得到合理对待, 造成发展的不规范, 也限制了其在缓解农村金融供需失衡方面所应发挥的作用, 给农民的金融利益造成了一定的损害。

国家金融资源供给是指国家通过政策与制度安排来分配金融资源, 从而影响金融资金的流向, 农民的这种金融权利主要是指农民有获得一定金融贷款的权利, 实现农民更有质量的生存和更好发展的权利。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穆罕默德·尤努斯在北京大学演讲时表示:“我相信, 信贷决不是天生就与穷人无缘, 它是每个人应当享有的权利”。农民的困难首先在于他们不能像其他人一样从正规金融机构得到借款, 在于缺乏用以摆脱贫困的最基本的物质条件, 给农民获得一定贷款的权利, 实现打破信贷市场失灵的制度创新, 可以为农民提供一种改变初始要素配置的途径。

参考文献

(1) 刘永佶.农民权利论[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7.

(2) 张元红.当代农村金融发展的理论与实践[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2.

(3) 余少祥.弱者的权利:社会弱势群体保护的法理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4) 吴宁.社会弱势群体权利保护的法理[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8.

(5) 魏晓丽.我国农村民间金融问题研究[D].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06.

(6) 杨婷婷.论弱势群体的间接融资权[D].湖南大学,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