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研究

2024-05-18

中国研究(精选12篇)

中国研究 篇1

一、中国英语的客观存在

(一) 必然性

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今天, 英语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的通用语言。根据孙太群, 黄远振 (2009) 的统计, 全球有45个国家把英语作为官方语言, 35%的人讲英语。英语是联合国最主要的工作语言, 75%的电视节目使用英语, 80%的互联网信息用英语传播。英语的世界化和全球化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同时, 英语的国际化加速了英语在全球范围内的本土化进程。世界各地的英语构成了英语的变体, 形成了美国英语、加拿大英语、澳大利亚英语等内圈英语。作为昔日英国殖民地的美国, 发展了独特的英语表达方式和词汇, 成为了独立的美国英语, 与作为母体英语的英国英语相抗衡, 甚至其影响力超过了英国英语, 以“美国英语优越论”代替了“英国英语优越论”。 (庞秀成, 2008) 在以英语为第二语言或主要外语的国家和地区, 也形成了本地化的变体, 如印度英语、新加坡英语、南非英语等外圈英语。中国英语就是在英语成为全球化的语言、世界英语变体应运而生的时代背景下, 英语国家使用的英语与中国特有的社会文化相结合的产物, 是英语在中国本土化过程中的英语变体。从这个意义上说, 中国英语的出现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是一种客观存在。

(二) 界定

从1980年葛传槼先生提出中国英语这一概念开始, 中国的外语界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中国英语的定义、定位及其和标准英语的关系。汪榕培 (1991) 认为中国英语是“在中国本土上使用的, 以标准英语为核心, 具有中国特点的英语。”李文中 (1993) 认为中国英语是“以规范英语为核心”, 表达中国社会文化诸领域特有事物, 不受母语干扰和影响, 通过音译、译借及语义再生诸多手段进入英语交际, 具有中国特色的词汇、句式和语篇。在此基础上, 贾冠杰等进一步指出, 中国英语是“操汉语的人们所使用的, 以标准英语为核心, 具有无法避免或有益于传播中国文化的中国特点的英语变体”。从以上三个颇具代表性的对中国英语的界定的分析不难发现, 中国英语具有规范性 (以标准英语或称规范英语为核心) 和中国特色 (具有中国特点的表达方式) 两大特点。前者是决定了中国英语能被国际社会认可和接受的前提条件, 而后者则有助于中国文化的输出。在世界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的大环境下, 中国英语“有益于传播中国文化的特点”无疑对建构中国的文化身份、促进中国文化的输出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时至今日, 对中国英语的研究焦点从最初的对中国英语的界定、定位逐渐转向其背后的社会、历史、文化等因素, 从社会语言学、跨文化交际、语用学及其对英语教学的启示等层面研究中国英语, 其中不乏对中国英语的实证研究 (文秋芳, 2003;王昀, 2007;兰军, 2010) , 极大地促进了中国英语的发展。

二、中国英语与中国的文化身份

(一) 文化逆差―中国学者不可回避的问题

早在2004年, 北京大学中文系王岳川教授曾撰文呼吁“在‘全球化’与后殖民地的世界语境中, 我们必须正视中国的文化身份问题, 否则中国文化就会被西方思想所淹没” (2004:5) , 并提出“发现东方”和“文化输出”是基于世界主义并应对这一问题的策略。由于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和媒体对中国的不利宣传等因素的影响, 中国的文化交流出现了严重的逆差和入超。根据王岳川先生的统计, 20世纪中国翻译了西方大约106800余册著作, 而西方翻译中国20世纪著作仅几百册, 这个数据虽然有待于进一步证实,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中西翻译著作出现了巨大的文化逆差。另一方面, 由于英语世界化、国际化的优势, 中国人学习英语的热情远远超过了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的积极性, 出现了令人担忧的母语危机和文化危机。一些学习英语的人不懂得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 在与外国人交流时出现了中国文化的“失语现象”。在中西文化交流中, 我们传统的文化受到了威胁, 中国的文化身份正在被扭曲, 更有甚者, 西方一些主流媒体刻意宣传中国威胁论, 任意曲解中国。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文化身份, 其国民就会慢慢地失去文化认同, 从而丧失民族的凝聚力。 (王岳川, 2004) 因此, 中国的学者必须关注中国的文化身份问题。

(二) 中国英语―中国文化身份的构建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 是一个民族进行思维和感知的工具, 是文化身份的重要标志。中国英语反映了中国特有的事物和概念, 其语言特点体现了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模式。中国英语的客观存在以其规范性和中国特色性, 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跨文化交流中, 建构着中国人的文化身份。例如, 与时俱进 (keep pace with times) 、吃大锅饭 (eating from the same big public pot) 、端午节 (Dragon Boat Festival) 等在表达中国特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过程中, 既符合英语的基本规范, 又与中国的国情密切联系, 在英语全球化的过程中构建了中国人自己的文化身份。

三、中国英语与中国的文化输出

(一) 中国文化输出的呼声

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 随着中西方跨文化交际的不断深入, 奥运会、世博会等重大国际交流在中国的成功举办, 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中国人正从各个方面有效地进行着文化输出:210所孔子学院在全世界64个国家和地区的建立, 以其形式多样的汉语及汉文化推广活动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中国, 关注中国文化, 也使得更多人开始学习中文, 出现了汉语热。但我们不得不承认, 以汉语作为媒介的中国文化的输出还是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的。中文或汉学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是非常边缘的, 中国文化的失语现象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存在的。王岳川教授在提出“发现东方”和“文化输出时”曾说:“中国再也不能等着西方来发现, ‘发现主体’不再是传教士、不再是西方, 而是我们自己”。因此, 我们不能被动地等待西方的汉学家来发现中国文化、传播中国文化, 而要积极主动地将中国的文化精品推向世界。

语言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和重要标志, 在文化输出时的作用举足轻重。中国与世界的交流和相互了解必须有语言媒介。目前, 虽然学汉语的人逐渐增多, 但汉语的全球化尚不具有可能性, 只能用英语的形式来输出中国的思想文化。正如王宁 (2009:17) 所说:“我们要想使得中国人的人文社会科学迅速地进入国际前沿, 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暂时借助于英语的中介。”他认为, 在与国际学术界进行交流的时候, 即使用的是英语, 但话题的内容和观点却是中国的, 即本土的, 这会更有效地将中国文化介绍到全世界, 从而使中国的人文学者在国际论坛上发出的声音越来越强劲, 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中国, 了解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二) 中国英语―中国文化输出的有效途径

目前, 中国英语尚处在发展阶段, 许多方面还需要进一步规范和完善, 在世界英语大家庭中尚未像其他英语变体那样被广泛地接受。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日益加强, 世界越来越关注中国, 中国英语也频频出现在国内外各大媒体上。这些中国英语通常采用拼音加注释、直译或直译加注释的方式, 具有典型的汉语特色。再者, 中国英语以标准英语为核心, 具有充分的可理解性和交际功能, 例如作为国际主流媒体之一的BBC在报道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时, 频频使用具有中国特点的中国英语, 天宫一号 (Tiangong 1) , 中国宇航员 (taikonaut) , 等等。因此, 中国英语是除汉语之外, 中国文化输出的最好的辅助语言媒介, 是中国文化输出的有效途径。

文化输出的一个重要前提是要了解自己的文化, 但目前的文化教学中还存在着重西方文化、轻中国文化的文化失衡现象, 导致很多学习英语较长时间的人也无法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 严重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对外输出。因此, 提高中国人, 尤其是英语学习者对中国英语的认识, 以中国英语为载体, 传播中国文化。深厚的文化素养和准确的英语表达才是成功进行跨文化交流、有效地传播中国文化的关键所在。中国文化的输出仍然任重而道远, 我们还需加倍努力, 利用彰显中国文化身份的中国英语坚持文化的可持续输出, 以促进中国文化的全球化发展。

摘要:中国英语是英语在中国本土化过程中的英语变体, 其出现是一种客观存在。中国英语以其规范性和中国特色性, 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跨文化交流中, 建构着中国人的文化身份, 并以其可理解性和交际功能, 成为中国文化输出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中国英语,文化身份,文化输出

参考文献

[1]胡庚申.翻译与跨文化交流:嬗变与解读[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0.

[2]贾冠杰, 向朋友.为中国英语一辩[J].外语与外语教学, 1997 (5) :11-12.

[3]兰军.英语专业学生中国文化英语表达能力研究[J].宁夏大学学报, 2010 (2) :190-193.

[4]李文中.中国英语与中式英语[J].外语与外语教学, 1993 (4) :18-24.

[5]庞秀成.翻译的文化视角与辩证思维[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8.

[6]孙太群, 黄远振.论中国英语与英语教学本土化途径[J].长沙大学学报, 2009 (3) :134-137.

[7]王昀.英语专业学生中国文化英语表达能力的调查研究[J].北华航天工业学院学报, 2007 (3) :60-62.

[8]王宁.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9.

[9]文秋芳, 俞希.英语的国际化与本土化[J].国外外语教学, 2003 (3) :6-11.

中国研究 篇2

中国哲学研究中的中国话语情结

一、“中国话语”的.可能旨趣 虽然“中国话语”四个字在当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已被广泛地使用,但的确尚无一个比较明确的统一的内涵.要对某一问题想“有所说”,就应该对此问题的一般性含义有所界定.那么,“中国话语”究竟是个什么意思呢?显然,对“中国话语”提出的背景作一简要考察和检讨是很有必要的.

作 者: 作者单位: 刊 名:河北学刊  PKU CSSCI英文刊名:HEBEI ACADEMIC JOURNAL 年,卷(期): 25(2) 分类号:B2 关键词: 

捐赠繁荣中国研究 篇3

此位慷慨的不愿具名的校友来自新加坡,共捐赠了75万英镑,用于在国王学院中国中心设立刘锡棠博士华人企业家研究讲师职务。本次捐赠是首次新加坡籍校友为文理学院教师职位设立提供资金。

这一新设职位将集中研究当代中国,关注随着其成为世界最大的市场经济体,在全球舞台上所起的重大影响;同时也研究中国社会文化的其他方面。

该职位的担任者将主要研究中国背景下的企业内部创新。如今,很多新型企业虽然规模相对较小,但却具有很强的先驱性,它们生产新产品,掌握主动权,同时也极具冒险精神。该讲师同时也会教授新设置的硕士课程——中国和全球化研究理科硕士——于9月起正式上课。

国王学院中国中心主任姚新中教授如此评价此次捐赠:“我非常感激此次捐赠,它使得中国学院在当代中国研究的最重要领域之一设立一个新的职位成为可能。”

“作为一个年轻的研究中心,我们面前机遇和挑战并存。相信凭借校友的慷慨支持,我们能大步向前,迅速迈入研究和教学均处世界领先水平的行列,并在联接国王学院、中国、华人流散族群之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国王学院长久以来和中国保持着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交往。其父为十八世纪英国驻华外交官、中国通国会议员约翰·斯坦顿爵士,就曾为学院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设立第一个中文教授职务提供过极大的帮助。

国王学院中国中心成立于2008年,目前主要集中于研究中国社会,了解、弘扬中国文化。因意识到中国在世界上的重要地位,中心协调和主持了与中国有关的研究,以及专注于中国事务的学习,同时建立了与中国教育组织、文化和创意部门,以及商业和政府的紧密联系。

在捐赠者的要求下,该讲师职务为纪念刘锡棠教授而命名,以表彰他对国王学院东南亚留学生的悉心说明和教导。刘博士现为学院退休名誉校长,且为本院数学系老校友,对学院拥有重要贡献。他所举办的校友会为在国王学院学习的香港和中国留学生提供了22项奖学金。

在东南亚,他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广受人们尊敬。他一直致力于推动东南亚地区在英国的地位,支持在此学习的东南亚留学生。1987年,他创立了王宽诚奖学金,至今已有近1000名中国学者因此受益。

刘博士说:“中国有句谚语说‘饮水思源’。这句话提醒我们对让我们获得个人成功的动力和环境心存感激。如今任何大学所享有的名誉都是建立在我们前辈的辛苦努力之上,我们每个人都受益于上一代人的慷慨奉献。”

“就如我们其他校友对学院所做的贡献一样,该校友的所作所为正好诠释了这句中国谚语的精神。他加入了‘施惠人’这一让人尊敬的行列之中,在对学院表示感谢的同时,他的行为也将惠及以后的学生。”

他补充道:“我的名字能和这一善行联系起来,这样的殊荣让我受宠若惊。这是出乎我所料的荣誉,我感到非常感激。”

根据其國际战略,国王学院计划针对巴西、印度、中国等金砖四国设立一系列地区中心,并加强其对中东和地中海地区、欧洲地区的研究实力,而这一讲师职位的设立正是该国际战略中的一部分。

中国研究 篇4

1 货币化假说

夏德仁( 1991) 从商品率的提高、商品生产和经营单位的不断增加以及货币功能的扩展三个方面来探讨货币需求量的增加引起货币流通速度的减慢,从而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化过程导致了其货币流通速度的减缓。易纲( 1996) 认为货币流通速度下降主要是经济货币化的结果,同时还在于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严重滞后、资产结构单一所致。耿中元( 2011) 等研究发现货币化是导致货币流通速度长期下降的主要因素。实际GDP对狭义、广义货币流通速度具有负向影响,符合货币是奢侈品的论断。利率、通胀率对货币流通速度影响甚微。

2 产业结构说

汪军红、李治国( 2006) 认为 “货币化假说”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除了经济规模和利率水平两个基本因素外,产业结构变动是中国货币流通速度下降的主要原因。李治国、唐国兴( 2005) 纳入市场化程度和产业结构变动等因素,扩展了传统的货币流通速度模型。李治国、曾利飞( 2007) 基于不同产业货币需求比较,认为货币流通速度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农业部门比重的不断降低。

3 虚拟经济假说

刘骏民( 2000) 认为虚拟经济的活跃程度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伍超明( 2004) 提出了货币流通速度的 “两分法”,建立了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货币流通速度方程,并对1993—2003 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进行了量化分析。文章使用股票市场交易总额代替虚拟经济规模计算了虚拟经济的货币流通速度,实证结果发现虚拟经济货币流通速度和实体经济货币流通速度两者间的协调性较差,作者认为原因在于进出虚拟经济的资金出现大幅波动。田立中( 2007) 称证券市场的出现及发展并不会提升货币流通速度,相反,在实体经济没有增长的背景下,由于股票、债券的保证金作为狭义货币、广义货币组成部分的交易特征,加快了货币供给、货币需求的增长,从而使货币流通速度下降。彭维湘、刘小武( 2011) 则认为季节调整后的现金流通速度的变动是引起股票市场变动的单向格兰杰原因,而狭义和广义货币流通速度与股票市场之间并无显著的因果关系。并且从误差修正模型来看,无论长期还是短期,现金流通速度的变动对股票市场波动的影响都是负向的,且解释能力不断增强,但并未成为影响股票市场波动的主要因素。

4 收入差距扩大说

康志勇( 2007) 考察了中国不同收入群体的货币需求行为,验证了高收入群体的边际货币需求倾向远大于低收入群体,并通过实证发现收入差距指标对不同层次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是不同的,二者在V0、V1 的层面上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但相关系数不高; 而在V2 的层面上则呈现出不显著的正相关。李建伟( 2009) 亦基于居民收入差距的角度,认为中国收入差距扩大导致边际消费倾向递减,从而货币需求沉淀,是导致货币流通速度下降的重要原因。

5 金融体系、金融发展与创新、制度因素

谢平、张怀清( 2007) 认为银行主导的金融系统和商业银行巨额不良资产的存在是导致中国货币流通速度较低的主要因素。孙建、辛然( 2002) 认为中国货币流通速度减慢的主要原因是: 经济的货币化、中央银行货币过量的发行、银行的不良债权和制度性紧缩。梁大鹏、齐中英( 2004) 采用金融相关率和金融创新度指标对中国1978—1998 年间三个层次的货币流通速度进行回归,得出中国金融创新与M0 和M1 的流通速度呈正相关,但与M2 的流通速度呈负相关的结论。张杰( 2006) 认为政府部门对银行体系的有效控制和居民部门对银行体系的高度依赖是导致中国M2 /GDP高于其他国家的金融制度基础; 曾利飞( 2006) 等从中国金融机构的资产结构角度来分析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结果表明,金融发展与创新( 金融机构的贷款占总资产比率) 能够提高货币流通速度,但影响不大;企业融资期限结构( 商业银行中长期贷款比率) 和第三产业短期贷款占短期贷款比率对狭义和广义货币流通速度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赵留彦等( 2013) 从实体经济与金融资产两个部门考察了近年中国货币需求的变化,发现给定实际收入和利率,金融市场交易的活跃会增加货币的交易需求,从而货币流通速度会随金融交易的活跃程度而反向变动,并且发现实体经济内部农业和非农业部门的货币需求并无显著差异。

6 其他主要因素

一是利率。张晓群( 2004) 实证检验了中国利率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979—2001 年中国货币流通速度的利率弹性很低,大多数年份的利率弹性都小于0,说明中国利率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极低。作者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利率管制导致的资金价格扭曲以及公众持币态度的敏感性较低。二是通货膨胀率。刘永盛( 2008) 从货币流通速度的顺周期波动假说入手,分析了影响中国货币流通速度的因素,其认为,因为中国利率尚未完全市场化,所以货币需求对利率的变化并不敏感,而对中国货币流通速度影响最大的是通货膨胀率。三是房地产因素。狄剑光、武康平( 2013) 研究发现货币对房地产变动的净溢出效应是影响货币流通速度变化的重要变量,中国现阶段由于货币对房地产变动具有负溢出效应,因而货币和房地产冲击都能使货币流通速度呈现负的动态效应。四是外资的流入。唐国兴、徐剑刚( 2006) 分析了引进外资对中国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外资的流入大大地促进了出口,使其增长远远超过经济的增长,从而扩大了货币的需求; 同时,经常收支和资本收支的巨大顺差使中国货币当局的对外净资产迅速增加,加上人民币汇率的刚性,造成潜在的货币供给压力,使利率处于较低水平,从而使货币需求成本低下,货币流通速度下降。五是未被观测经济系统的存在。徐蔼婷、李金昌( 2010) 基于区分货币需求的官方经济系统和未被观测经济系统( NOE系统) 的两系统模型的经验结果表明,如果忽视NOE系统的货币交易量,就会致使仅以官方经济系统货币交易量计算的货币流通速度整体偏低。

参考文献

[1]耿中元,惠小凤,朱东方.我国货币流通速度长期下降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统计与决策,2011(5).

[2]汪军红,李治国.产业结构变动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中国货币流通速度下降之谜[J].财经研究,2006(9).

[3]李治国,唐国兴.中国流通速度下降的解释:基于实际收入和利率水平决定的货币流通速度模型[J].上海金融,2006(1).

[4]彭维湘,刘小武.中国货币流通速度与股票市场的关系研究[J].统计与决策,2011(9).

[5]谢平,张怀清.融资结构、不良资产与中国M2/GDP[J].经济研究,2007(2).

[6]曾利飞,李治国,徐剑刚.中国金融机构的资产结构与货币流通速度[J].世界经济,2006(8).

[7]赵留彦,赵岩,陈瑛.金融交易与货币流通速度的波动[J].国际金融研究,2013(4).

[8]徐蔼婷,李金昌.中国货币流通速度及变化规律[J].财贸经济,2010(10).

中国贪污问题研究 篇5

序言:我写了一篇《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很多人都看了,虽然拍砖的人很多,我不介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和立场,没有必要给和自己立场不一样的人扣屎盆子,有位仁兄说我避重就轻,没有谈贪污,于是我就想好好谈谈这个问题,用一个客观的文体,论文的形式吧。摘要:贪污贿赂犯罪是一种在世界范围内普遍的经济犯罪。中外历史上关于这类犯罪的记载史不绝书。在当代中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的贪污现状日益严重,据国际反腐组织“透明国际”发布全球贪污印象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排名表显示,2009年中国的贪污印象指数在全球排79位,贪污腐败俨然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一大毒瘤,而中国贪污腐败情况严重有许多的原因,既要看到法律上,经济上,体制上的,也要看到文化因素和历史原因,因为贪污不仅仅是一个个人品德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对于贪污我们不能听之任之,更不能严刑峻法,两者都会动摇我国的根基。因而我们要完善我们的一系列的制度,法律,要加大宣传杜绝行贿受贿等丑恶现象的发生。只有通过各方面的完善,才能有效遏制贪污态势。

关键词:贪污 腐败 经济 体制

一.中国贪污问题现状

1.贪污及贪污罪的定义

贪污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根据相关规定,构成贪污罪必须具备下列条件犯罪主体必须是国家工作人员,侵犯的是公共财物,所谓公共财产是指国有财产、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和用于扶贫和其他公益事业的社会捐助或者专项基金的财产,主观方面具有犯罪的故意,主要表现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

2.我国对贪污罪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有关贪污罪的条文规定:第三百八十二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国有财物的,以贪污论。与前两款所列人员勾结,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第一百八十三条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故意编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进行虚假理赔,骗取保险金归自己所有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国有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和国有保险公司委派到非国有保险公司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款行为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第二百七十一条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非国有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款行为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第三百九十四条国家工作人员在国内公务活动或者对外交往中接受礼物,依照国家规定应当交公而不交公,数额较大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

立案标准:《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规定,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个人贪污数额在五千元以上的;

2、个人贪污数额不满五千元,但具有贪污救灾、抢险、防汛、防疫、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及募捐款物、赃款赃物、罚没款物、暂扣款物,以及贪污手段恶劣、毁灭证据、转移赃物等情节的。

二.我国贪污现状及成因

1.中国贪污现状根据据国际腐组织“透明国际”发布全球贪污印象指数(CorruptioPerceptions Index)排名表显示,2009年中国的贪污印象指数在全球排79位。中国的贪污问题越来越与中国的经济政治格格不入,俨然是影响社会正常有序发展的一大毒瘤。中国民众对与贪污的关注度仅仅排在民生问题之后,在部分人的印象中,中国的大小官员是无官不贪。从刘青山,张子善,到成克杰,陈良宇,郑少东,再到文强,这一个个大贪巨贪,严重影响了党政机关和各级政府的形象,甚至成为社会发展的巨大障碍。

2.据资料显示,从1992年到2005年,这14年里,国家干部受党纪、政纪处理的有200多万人,其中多数是贪官,平均每年有十几万人,每天有400多人受处分。这还没有包括还没有被揭发出来的和正在查处尚未结案的。这些人中有县处级干部五万多人,厅局级干部四千多人,省部级干部一百多人。有省委书记、省长、部长、省人大主任、省政协主席、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有省委组织部长、宣传部长。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省部级官员受法律制裁的只有二人,犯罪数额从几千元到两万元,九十年代上升到15人,而本世纪开始才六年,已经上升到29人,犯罪数额己上升为数十万元到数十万元、上亿元。成为八十年代的百倍、千倍。据中纪委工作报告的数据,1997年10月至2002年9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结案842760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的846150人,其中开除党籍137711人,年平均27542人,被开除党籍又受到刑事追究的37790人,年平均7560人。其中县级28996人,年平均5799人,厅局级2422人,年平均480人,省部级98人,年平均19人。2000年被开除党籍并受到刑事追究的1361人,比上述年平均人数增加3倍多,其中县级4146人,厅局级331人,省部级21人。2001年被处分的175364人,比2000年增加30%,其中县级6076人,厅局级497人,省部级16人。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2003年立案侦察18515件,其中涉嫌刑事犯罪的,县级2557人,厅局级167人,省部级4人。据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统计,2003年12月至2004年11月,结案160602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的164831人,其中县级5961人,厅局级415人,省部级16人,给予刑事追究的4775人。

3.分析以往资料可以发现,中国的贪污问题出现了新的现象

①贪污官员的级别越来越高,贪污的数额也越来越大。这个主要表现在从以往的基层政府官员贪污发展成为中央官员贪污,从小数额贪污发展成为巨额贪污。

②贪污的方式越来越多元化。这个主要表现为贪污的手段以及隐匿的方法越来月先进,越来越复杂。其次就是官员贪污自杀,潜逃的人数越来越多。

③犯罪主体日趋多元化范围逐渐扩大。这个主要表现为在以前认为没有油水的地方也出现了贪污,比如文化教育部门。

④家庭式犯罪,家族式犯罪愈发严重。这个主要表现为家庭内部收钱,办事分工明确

⑤向司法行政执法部门、高层党政机关发展,危害严重。这个表现为政府和司法机关相互勾结,相互包庇,造成“官官相护”的局面

4.原理告诉我们,事物的本质是分层次的。客观世界的本质是物质,这是最基本的;科学的认识论原理告诉我们,普遍事物,必然有普遍的本质,偶然的原因,是无法说明普遍事物的。只有当某一原因,能够解释普遍现象时,它才是这一普遍事物的原因。因而关于贪污形成的原因,我想可以分为六个方面的原因

①个人品德上,每个人都有贪欲,在巨大的诱惑面前,难免不会动心,但是意志立场坚定的人往往会禁得住诱惑,而意志不够坚定的则会动摇自己的立场。甚至许多官员根本没有把自己当成人民的公仆,把当官看成发财的手段。

②体制上,这个体制包括一系列的经济体制,用人体制,监管体制以及干部任免体制等等,在我国,个别领导职务权利过大,权力过大就会使领导接触到的诱惑增多。再者是党政领导职务不当,比如大多数的公安局局长都是市分管副局长,甚至是党的政法委书记,我们都知道,作为政法委书记就有权力管司法机关,因而这就为其贪污犯罪提供了极大便利。许多国企和其他企事业单位的负责人都是国家公务员编制,甚至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单位负责人既充当执行者又充当决策者,这样造成政企难分,党政难分,给监管带来极大麻烦。在经济体制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我国的审批,监管体制改革没有跟上经济的发展速度,导致权钱交易现象的发生。在人事任免制度上,虽然我国实行了公务员制度,但是托关系走后门的现象屡禁不止,这就使我们官员的整体素质下降,另外问责制实行困难,造成涉案官员高调免职,低调就职的现象,给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造成巨大损害。另外就是中国缺少一套独立的监管体系和独立的司法体系,这就使我国的司法机关处处受制于政府。在我国,政府信息不够透明,信访举报制度不够完善也是贪污盛行的重要原因。

③经济上,我国基本上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民营企业、个体户普遍存在,公民的商品意识强化,人们普遍受物质利益的驱动而经营、活动。这样的体制,与资本主义社会一样,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必然应运而生,必然影响着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国家工作人员。但是,贪污受贿问题不仅仅存在于市场经济中,它还普遍出现在各种制度的社会中。

④法律上,我国缺少专门针对贪污的法律,这样在给贪污方面的监管,量刑带来不便,我国亟待出台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腐败法》。另外对于巨贪分子量刑过轻,没有有效地处分行贿分子,致使行贿受贿现象严重。另外就是缺少对官员的法律教育,致使个别领导思想懈怠,玩忽职守。

⑤历史文化上,我国是有着2000多年的封建历史,在2000多年里,封建官僚给人民群众带来了沉重的压迫,从而使无官不贪无商不奸的思想久入人心,当官的接受了这样的思想就会把当官当成发财的途径,百姓接受了这种思想就会对任何政府,任何官员都抱着一种不信任的态度,久而久之造成一种恶性循环,另外发展了千年的送礼文化,酒桌文化也是贪污的助长剂,很多人喜欢托官员办事,托人时还不忘捎上一些礼品,这就助长了贪污腐败的苗头。我国刚刚从封建社会脱离不到100年,这种糟粕的文化和思想仍然根深蒂固,成为廉政建设的巨大阻碍

⑥人民群众,我国人口众多,素质普遍不高,很多人缺少对政治的一种关注,甚至不能完全行使自己的合法权利,这个一方面给官员胡作非为提供便利,另一方面给检察机关,司法机关的监督取证带来不便。再者就是封建思想致使民不敢与官争,使人民群众丧失了使用自己合法权利的勇气。另外,我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法律意识淡薄。

三.贪污腐败的危害

个人私欲的极度膨胀,致使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官僚主义盛行,影响社会风气,败坏官员队伍,官员相互包庇,结党营私,不利于政治的稳定,使相关的法律法规难以实施,甚至动摇国家根基。其次,官员贪污,欺压百姓,给党和国家的形象抹黑,在社会中造成恶劣影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使人民对于党的执政能力产生影响,甚至出现群体性事件。

官员贪污在经济上会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阻碍市场的正常运行,国有企业领导贪污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学者统计,仅从1982年到1992年,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损失高达5000多亿元。这个数字大约相当于1992年全国国有资产总量26000多亿元的1/5,比1992年财政总收入4185亿元还多800多亿元。

官员贪污腐败拉大了社会贫富差距,造成社会资源分配不公平,加深社会矛盾,引发社会危机。官员追求个人享乐,影响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影响了民生建设。人民群众最基本的生活得不到满足,必然会引起民变。

贪污腐败破坏了社会公平正义,是人类文明价值观的重大倒退。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世世代代的追求,是广大民众最根本利益之所在,是社会和谐稳定之基础,是现代社会的鲜明价值取向。一个国家文明发展程度如何,一个社会体制是否健康,很大程度上要从这个社会有没有公平正义体现出来。无论人们对马克思思想的给予什么评价,但马克思与其他社会主义者一样,重视社会公平正义,这点是难以否定的。吏治公正清明,是公平正义的重要标志。一旦官场贪污腐败泛滥,送了钱财一切事情可以摆平,必然导致有真才实学之辈难以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必然导致侵犯别人权益的一方逍遥法外,面被侵犯权益的一方利益反而得不到保障;必然导致无权无势的民众寸步难行,有权有势的民众有恃无恐。这种社会,有何公平正义可言?显然,贪污腐败,是对现代人类价值观的侮辱,是对马克思公平正义的社会理想的侮辱!贪污腐败导致整个社会伦理道德的全面崩溃。社会伦理道德是人与人共处的纽带,是社会各项事业有序进行的必不可少的环节,也是人间世之所以美好可爱的一个深层次原因。教育、宗教、文艺、习俗对社会伦理道德有重要影响,吏治也是影响社会伦理道德的重要因素。在贪污腐败的吏治大环境下,正直善良的人会吃亏,而道德卑鄙的人反而青云直上。这种“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的社会现实,使善良的人不愿为善,使恶人更加为恶,从而导致社会伦理道德的直线下降。贪污腐败,道德沦丧,从来是一对难分难舍的孪生兄弟!领导生活腐化,没有真正做到“三个代表”,是对社会主义荣辱观的亵渎,长此上行下效,必然带动百姓生活堕落,影响社会风气。使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遭到损害。人们尊重一个国家,不但要看这个国家在国际上做了些什么,而且还要看这个国家在国内做了些什么。当前,整个世界越来越进步,倡导爱心、尊重人权、官员清正廉洁、言论自由越来越成为世界潮流。如果一个国家逆这个世界潮流而行,仍然存在严重的贪污腐败,或者仍然存在严重的侵犯人权的现象,那么国际社会不能不蔑视或嘲笑这个国家,认为这个国家不过是现代文明的劣等生而已,不值得尊重。一旦国家的形象遭到损害,那么这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上,自然会处处遭人排挤,使自己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贪污盛行还会成为个别国家攻击中国的把柄。中国文明,中国形象也会因此受挫。民族自信心、自尊心、自豪感丧失。民族自信心、自尊心、自豪感,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重要力量,是一个民族不断夺取更大成果的奥秘所在。贪污腐败破坏了民族凝聚力,新中国的成立,是中国亿万人民的选择了共产党,是历史的选择,因而,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是一个政权的建立和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但是当贪污腐败泛滥,民众的利益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到贪官恶吏的侵犯,却无从得到维护,在此情况下,广大民众必然产生对社会的仇恨,不满,必然产生作为本国国民的无限悲哀,哪会有什么民族自信心、自尊心、自豪感可言?民族凝聚力,向心力收到损害,国家怎能长久存在?国家怎能长治久安?总的来说,贪污腐败直接损害了有真才实学的人的利益,直接损害了刻苦耐劳的人的利益,直接损害了正直善良的人的利益;破坏了社会的公序良俗,是对中华文明和优良传统的侮辱,贪污腐败同时败坏了社会竞争规则,使各项事业畸形发展,使整个社会无法持续发展;也使那些既得利益者不能不遭到民众的报复,最终落得个“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生命”的可耻下场。总之,整个民族都是贪污腐败的受害者。四.我们该怎么样面对贪污腐败现象原理告诉我们,“存在的即为合理的”,贪污现象的存在必然有它存在的道理,没有一个完全清明的政权,权力是一把双刃剑,是滋生腐败的温床,当少数人掌握了权力时,个人的私欲就会导致腐败的产生,另外,社会体制,历史文化,经济制度等都是贪污出现的催生剂,因此,贪污不仅仅是一个个人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贪污犯虽然可恶,但这并不是他们一个人的错,作为国家的基础,作为一个完整的社会,每个公民都应该为贪污腐败买单,因而,治理贪污不是“抓一个,杀一个”,而是健全社会的各项体系,完善包括政治制度的一系列的制度,要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抵制腐朽文化,改造落后文化,在经济贸易中,还要警惕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要加强法律宣传。历史一次次证明,靠严刑峻法治理贪污只能使贪污更加严重,社会更加动荡。普通民众对于贪污更需理智,我们不能仅仅抱怨政府,抱怨共产党,而是要积极行使法律所赋予我们的权利,真正的把自己当成国家主人翁,把官员当成人民的公仆,摆脱“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思想

五.怎样治理贪污

1.从源头治理,权力是贪污之源,因而要加强权力的监督与制衡,健全我国的监督,检查制度,完善我国的司法体系,使司法体系真正能独立于行政权力之外,让司法权有更大的空间去制约行政权。2.完善我国的官员任免制度,肃清官员队伍,严把官员任免关,加强对官员道德思想的考察,加强对官员的廉政教育。

3.完善我国的法律体系,尽快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贪污法》。

4.理顺党,机关,企业之间的关系,避免权力过大,权力分配不当的情况的出现,尽量使党的组织相对独立行政司法机关,党的领导尽量不担任政府,法院,检察院及其他企事业单位的领导。

5.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入党标准,加强党的先进性教育。

6.各个机关,企事业单位应该有自己的反贪监督机构,笔者建议反贪机构独立于行政之外,且反贪领导人的官衔低于行政的领导人,但职权高于行政领导人,建立起类似明朝的谏官制度

7.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大力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发展先进文化,抵制腐朽思想,改造落后文化,在经济贸易中,要时刻警惕外来腐朽文化对我国带来的负面影响。8.加强宣传教育,大力提高人民群众的素质,使人民真正能够约束权力的运用。完善群众监督制约机制,使群众能够运用民主的形式制约权力。大力鼓励群众举报,监督,对于一切以合法形式举报贪污的群众,查实后,应该予以奖励。

9.完善我国的保密制度,新房制度,社会舆论制度,完善政府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定期公开政府文件,甚至账单,允许第三方对机关财务进行审计,尽快推行官员财产公示制度,使权利真正能够在阳光下运行。

10.严格加强官员管理制度,对官员子女升学,财产,出国等进行严格的监管。

11.完善我国的经济制度,大力发展我国的经济,缩小社会贫富差距,提高社会福利待遇,加强民生工程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促使经济不断发展,为高薪养廉提供条件

12.减少官员在人大,政协中的比例,提高群众的投票率,加大基层群众的席位总之,只要我们从内外两个方面下工夫,就能从根本上有效地割裂公权与私利的结合,从而达到预防贪污受贿的目的。

参考文献①

剑鸣著《法与中国社会》,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②

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③

林哲著《权力腐败与权力制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④

《跨越腐败的陷阱-国外反腐败的经验与教训》⑤

崔文化著《权力的祭坛》,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⑥

黄如桐《当前腐败严重问题评析》,《旗帜文萃》,2005年第4期⑦

中国欧洲研究的龙头 篇6

欧洲研究所现设经济室、法政室、文化室、国政室、欧盟东扩室。经济室从事战后欧洲经济思想、经济运行机制以及对外经济关系的研究,法政室从事欧洲联盟及其成员国法律和制度的研究,文化室从事欧洲思想文化、社会结构、社会政策等方面的研究,国政室从事欧洲国家政治制度比较、欧洲国家之间关系、欧洲对外关系以及欧洲在世界中作用的研究,欧盟东扩室从事欧盟东扩相关问题以及东欧国家的政治、经济、对外关系的研究。其中“欧洲经济”和“欧洲政治”被批准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重点学科。

欧洲所还设有《欧洲研究》杂志编辑部、图书资料中心、中欧项目管理办公室和综合办公室。编辑出版的《欧洲研究》杂志(双月刊),反映了中国关于欧洲问题的最新研究水平和动态,是目前中国关于欧洲研究的惟一公开发表的综合性学术刊物。欧洲所图书资料中心拥有众多百科全书、词典等工具书和专业图书,,中外文期刊200余种,内部资料26种和日报20种,还有欧盟官方文献出版物60,800册(英文、法文)。1985年在本中心内专门设立了欧共体资料中心(现名欧盟资料中心),它是欧洲委员会在中国建立的五个最早的资料中心之一。根据中国-欧盟欧洲研究中心项目的财政协议,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将是该项目在中国支持的两个图书馆之一,由该项目汇集和赠送的有关欧洲研究原文书籍将存放在欧洲研究所图书资料中心,向公众开放。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欧洲系设在欧洲研究所,是全国最早拥有欧洲经济、欧洲政治和欧洲国际关系研究方向硕士学位授予权,并有权招收上述三个专业研究方向博士研究生的单位。欧洲研究所与国内和欧洲著名高校联合开发了一套适用于中国研究生学习使用的欧洲研究核心课程与教材,这是国内首套包括欧洲政治、欧洲经济、欧盟法和欧洲一体化史的研究生教材,并已在全国高校中推广使用。

欧洲研究所自建所以来承担并完成了许多国家级、院级、所级重点研究项目,以及接受的委托项目。现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有“欧洲一体化对世界多极化进程的意义”,现承担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或重点课题主要有“欧盟与外部世界”、“北约战略调整与欧盟共同防务及其对我国安全环境的影响”等。25年来,欧洲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出版了140多种专著、教材、译著和学术论文集。其中许多专著都成为了欧洲问题研究的经典书籍。欧洲研究所编撰和出版的有关欧洲国别政治、经济和对外关系的专著也有数十部。此外,自1997年起欧洲研究所和中国欧洲学会共同编辑出版了年度《欧洲发展报告》,对欧洲政治、经济、对外关系、法律社会和文化发展动态进行跟踪研究和深入分析。

欧洲研究所广泛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欧洲研究所与欧美国家主要的基金会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如美国福特基金会、德国阿登纳基金会、意大利阿涅利基金会等,还与60多个欧美研究机构和大学建立了长期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关系。在过去的25年里,欧洲所派出学者赴欧美国家学习或访问达250多人次,接待国外学者来访超过400人次。1997年~2001年,欧洲研究所参与执行“中欧高等教育合作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各所通过欧洲研究所申请的26个合作研究项目和57个人员交流项目获得了资助,并有16人获得一年学生奖学金赴欧洲学习。2002~2005年,由欧洲研究所主持申请的欧盟“亚洲链接项目——欧洲研究核心课程开发项目”得到批准。德国曼海姆大学欧洲研究中心、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大学欧洲研究中心和中国澳门欧洲研究会为该项目合作伙伴。2005年11月,欧洲研究所申请的“中国—欧盟欧洲研究中心项目——通过对‘欧洲模式及其对世界的影响’的研究与教学活动增强欧洲研究所实力项目”获得批准。德国曼海姆大学、德国弗莱堡大学和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是这一项目的合作伙伴。欧洲所还经常举办国际研讨会和学术讲座,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和欧盟成员国高层官员和驻华使节来所演讲。

欧洲研究所欢迎有志于欧洲问题研究的青年学子来我所学习和深造。

报考咨询: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网站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网站

机构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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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研究 篇7

随着中国在国际的地位逐渐提升, 在全球的关注下, 中国正主导或参与到越来越多的“软实力”建构活动, 本文称之为“国家公关”。

笔者在本文中将中国的国家公关活动划分为新旧两个阶段“:旧阶段”为1971年到2008年、“新阶段”为2008年后。

以1971年作为分界点的原因是:首先, 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 这被视为20世纪最重要的国际事件之一;其次, 著名的国际外交事件——中美“乒乓外交”活动也是在1971 年发生的, 这为国际关系和国家外交提供和创造了一种新的路径和形式, 被认为是中国以创新形式进行国家公关和国际外交的重要标志。

而2008 年作为另一个时间节点则有着更多原因的支撑:第一, 2008 年发生了多件中国使用国家公关手段参与其中的典型事件, 包括5月的汶川大地震、8月的北京奥运会以及9月的神州四号飞船发射等, 可以说, 对中国来说2008年是中国大规模使用国家公关的一年, 尤其是北京奥运会被广泛认为是中国开启积极的对外沟通的国家公关战略的标志。其次, 2007-2008年间全球范围内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 中国在其中的参与和表现得到国际的极大关注, 大部分国家认识到中国强大的综合实力;负责宣传工作的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2008 年中央电视台成立50 周年庆祝活动上发表讲话, 指出中国应该通过增强文化竞争力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来获得更强的国际影响力和文化“软实力”, 这显示了不仅是民间学者, 中国的精英和管理人员也注意到国家公关战略对中国构建国际影响力和国际形象的重要性。

本文将从“内容”和“策略”两方面来对中国新旧两个阶段里国家公关战略进行对比分析, 解答两个问题: (1) 在两个阶段中, 中国的国家公关内容和重点分别是什么?中国借助国家公关, 对外“说什么”?显然, 在不同阶段, 中国“说”的内容也在不断变化, 而本文的第一个重点就是探讨这种具体的变化情况; (2) 在两个阶段中, 探讨中国的国家公关策略和路径分别是什么?为了满足不同的公关目标, 国家公关在不同的阶段也会有不同的方式和形式, 因此本文的第二个问题要借助具体的例子, 观察中国在不同的阶段里, 国家公关的策略、形式、特点发生了哪些变化, 中国的国家公关, 具体是“怎么说”?

一、重点对比:新旧阶段中国国家公关的元素变化

1.从“勤恳谦逊”到“自信出众”:国民形象的变化

“人”是一个国家形象的重要的核心的组成部分, 也是国家公关活动中的常用主题和元素。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和国际知名的人物形象, 这些常常被用来作为国家形象宣传的象征和元素。制作国家形象宣传片, 是中国在新旧时期都用到的国家公关手段, 但我们可以从不同时期发现这些国家形象宣传片里不同的人物元素。

早在70 年代, 中国就曾制作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国家形象宣传纪录片《愚公移山》 (1976) , 被认为是具有最多观众的纪录片。这部宣传片的核心主题是通过展现中国国民形象来反映中国的国家形象, 在这部片子中, 中国人的形象被刻画为勤劳的、热心的、谦逊的和勇敢的,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这些都被国际社会等同为中国人形象的高度概括和中国国家形象的象征。

2011年,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制作了一系列新的国家形象宣传片, 并且在纽约时代广场、BBC新闻频道等国际平台上播放, 其中《国家形象宣传片——人物篇》展现了13组不同主题、不同类别的中国名人形象, 在选择国民形象的时候, 中国呈现的是一个更加自信、更加优秀、更加全面的中国人民形象。

2.从“隐晦神秘”到“主动开放”:议题选择的变化

提升国际形象是中国国家公关的目标之一, 在策划国家公关活动时, 不同的议题和主题选择也是国家公关内容的重要一部分。过去, 中国更偏向选择一些传统的主题比如中国文化、历史、旅游景点、传统工艺等作为国家公关的核心元素。这样的国家公关在过去被认为是“宣传”而非“传播”。

不可否认的是, 这些传统文化、历史、工艺、民间故事等主题对于构建中国国家形象和“软实力”是具有深远意义的, 但是对西方国家来说, 这些并不是他们在中国与全球化的过程中考虑和关注的最核心、最具有争议性的问题。很多来自西方国家的关于中国的消极看法和偏见来源于一些根深蒂固于中国发展中的问题如人权、民主等。 (Michael Davis, 1995) 出于历史文化、语言、意识形态等差异, 西方国家和人民很难真正地获得对中国的全面的综合的印象和认知。

2011年, 前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美国发表演讲, 承认中国在人权、西藏、人民币汇率机制和台湾等问题在内的很多领域存在改进和进步的空间, 这不仅是中国国家领导人第一次在国际公开场合正式回应这些“敏感”问题存在的不足, 胡锦涛在发表演讲和会见美国总统奥巴马后更是罕见地接受了西方记者的采访, 并解答了他们的提问。这些变化被认为是中国领导人对外公关水平的提升, 并对塑造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有积极作用。

二、路径对比:新旧阶段中国国家公关的策略变化

1.从“低调”到“高调”:国家公关形式的变化

“保持低调”是中国对外方针的一个重要原则。2008年之前, 中国国家公关活动中最为常见的几种形式包括: (1) 以“和平”与“合作”为主题的国家外交活动; (2) 文化交流和展览活动, 目的主要是呈现中国的历史和传统文化; (3) 对外回应国际上对中国的问题, 而不是主动创造话题; (4) 对外援助活动。

在新阶段, 我们可以很容易发现中国的国家公关形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除了传统的公关形式和手段依然被广泛应用, 更多高调的国家公关形式逐渐被重视:2008 年, 北京奥运会对外展现了一个富有“和”寓意的中国形象;从2009-2013年, 很多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在不同的国际传播平台上播放和展出, 国际公众有了更多地了解和接触中国的机会和途径, 中国正逐渐展现一个除了经济强国以外的更全面的、更自信的、更强大的国际形象。

自习近平担任中国国家主席后, 我们还看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国家公关另一个“高调”的变化——“第一夫人”彭丽媛女士的亮相。彭丽媛女士作为中国“第一夫人”在国际舞台的亮相作为中国国家公关的一部分, 对中国的国家公关具有三方面意义:

§首先, 尽管妇女在中国的社会地位有了一定的提升, 但是可以看到在中国政治系统里, 尤其是高层的官员架构中, 女性的比例还是相对较小, 彭丽媛女士的高调亮相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中国妇女有了更高的地位, 并间接反映了中国人权问题的改善;

§第二, 彭丽媛女士作为一名世界知名歌唱家, 曾参与很多国际社会公益活动, 具有极好的国际形象和知名度, 成为“第一夫人”后出席国际活动, 能够成为一名理想的国家形象代言人;

§最后, 尽管中国在经济腾飞后强调“和平发展”的道路, 绝不会对世界造成威胁。由于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等差异, 世界各国对中国会不会成为“霸权国家”一直持有疑虑。彭丽媛女士以大方、慈祥、温和的女性形象, 为中国减轻世界各国对中国的消极印象具有很大帮助, 有助于中国取得更好的国际声誉。

当然, 我们不能简单地评论这样的转变对中国的国际形象来说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意义更大, 但我们必须承认, 中国的国家公关形式越来越丰富多样, 而且更为引人注目, 展示了中国更愿意和世界沟通的决心和国家公关活动形式的创新。

2.从“国内”到“国际”:国家公关对象的变化

在很多国家, 打造强势国家媒体是推行有效国家公关的有效手段之一。

尽管中国也有相当长的媒体运营历史, 但是相比起欧美国家, 中国缺少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强势媒体。从国内的视角来看, 毫无疑问中国的媒体是强而有力的, 尤其是相对于市场化媒体, 由国家主导的媒体包括CCTV、《人民日报》、《环球时报》等, 对国内的舆论引导具有强大的作用。但是, 中国的国家公关目标显然不仅是国内的公众, 更有国际社会和全球公众。虽然新华社、《人民日报》、CCTV在内的多个国内媒体都有英文版本或者英语频道, 这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中国对外传递自己的声音和信息,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国家公关战略中还没有一个成熟的媒体传播系统, 这使得中国的国家公关活动效果常常大打折扣。由于没有掌握国际传播的话语主导权, 中国常常处于一个被动地回应来自诸如CNN、BBC、Sun等在内的多个西方媒体的负面评价和报道, 而不能主动地构建属于中国和中国国民的真实形象。为了更好地掌握传播话语主导权和传递更多属于中国公众的声音, 显然构建一个系统的、有影响力的国际传播媒体是中国未来国家公关的重要目标。

自2009 年起, 中国国有媒体加快了国际化扩张的步伐:2009 年12 月, 由央视主导的中国网络电视台 (CNTV) 正式开播, 其特点是开放合作的全球化、多语种、多终端的节目分发体系, 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网络电视媒体并向世界呈现中国的展示面貌, 是中国网络电视台建立的首要目标;2010 年7月, 新华社建立了全英语电视频道“新华网络电视” (CNC World) , 其目标人群是包括英国、加拿大、美国、新西兰等国在内的全球观众。

不难发现, 中国国家公关战略的另一个重大变化, 就是中国开始更多地关注国际传播领域, 而不仅仅是国内的舆论场。从中国国有媒体的国际化扩张活动中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正致力于争取更多的国际话语权, 以更积极更主动地在国际平台上传播自己的观念和声音, 并在国际事务中更好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3.从“单一”到“多样”:国家公关原则的变化

§关于传播沟通形式:如前所述, 国家公关具有多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在旧阶段, 中国的国家公关集中在某几个特定的领域, 其中最典型的是展览、文化交流和国际活动 (如国际会议、体育赛事) 。这些活动对于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和影响力都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但是还有很多尚待开发的国家公关领域。2008 年后, 我们发现中国在国家公关活动中表现出更多自信, 而且这些国家公关活动的策划和执行也呈现出更丰富多样的状态。例如, 中国在国际援助方面的公关活动就发生了极大的改变。自2008年起, 中国就主导了四个围绕中国国际援助活动的对外公关传播项目——制作一本关于中国对外援助历史介绍的宣传册、拍摄一部中国对外援助的纪录片、主办一场围绕中国对外援助的国际展览以及汇编了自1986 年起中国对外援助工作记录的报告。这些丰富多样的传播沟通形式, 进一步推广了中国在国际上的良好形象, 提高了国家公关的成效。

§关于参与群体力量:尽管也有一些国家公关工作是由国家主导并直接负责执行 (如韩国) , 但当前国际的整体趋势还是汇聚在更多不同的群体共同参与国家公关活动的执行工作中, 以取得更好的公关效果。自新中国成立起, 政府及相关官员就是中国国家公关的主要参与力量,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公关行业在中国的逐渐成熟,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其他组织在国家公关活动中的重要性。上个世纪90年代末, 中国政府就聘请了专业公关公司参与2008年北京“申奥”工作。2008 年后, 更多的群体力量参与到中国国家公关活动中, 当前的中国国家公关参与组织主要包括五类:政府和相关部门、企业组织、NGOs、专业公关机构以及个人和民间团体。

参考文献

[1]JB Manheim.Changing National Images:International Public Relations and Media Agenda Setting[J].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84, 78 (3) :641-657.

中国研究 篇8

综观《报告》内容, 可以看到有如下特点:

一、科研成为标准化工作亮点

《报告》对2006年完成的国家“十五”重大科技专项“重要技术标准研究”和2006年启动的“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大项目“关键技术标准推进工程”深入分析后认为, 我国的标准化科研项目逐步形成了国家、省市以及地方级别的标准化科研项目支撑体系。

《报告》建议, 我国标准化科研应走协同、立体式全面发展道路, 进一步加强三个方面的发展:

1、标准化科研应积极与国家宏观经济发展相结合, 致力于研究建设创新型国家中标准化战略作用的发挥, 并将战略举措切实落实到日常工作中, 在实践中取得实际效益。

2、标准化科研应增强与市场的结合, 加强与国内外企业的合作, 拓展科研渠道, 促使一部分标准化科研项目来自市场, 成果服务于市场, 并通过市场验证标准的适应性。

3、标准化科研应深入研究重大标准化理论问题, 揭示标准对经济、社会、科技、贸易的作用机理, 推动标准对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国际贸易等多方面重要作用的发挥, 有效指导标准化实践工作, 推进标准化在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的发挥。

按既定任务, “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关键技术标准推进工程”将重点开展30~40项国际标准研制, 应对技术性贸易措施相关方法及标准研制, 国家标准和国际国外先进标准比对分析及对策研究, 资源节约、环境污染物排放关键技术标准研制, 重要基础性、重要公益类技术标准研制, 标准化共性技术方法研究及标准研制, 高新技术产业标准化示范和循环经济标准化示范, 国家应急标准体系与关键应急技术标准研究, 安全生产关键技术标准研制, 人体安全重要技术标准研制, 卫生安全重要技术标准研制。

二、应对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对策

《报告》在对我国向WTO通报的强制性国家标准和应对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典型案例深入分析的基础上, 提出了我国在“后过渡期”应对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对策。

这些对策主要包括:

1、加强对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的评议。积极评议既是享受权利的体现, 也可以找出影响我国产品出口的不合理之处, 提出符合我国利益的评议意见, 保护我国出口贸易。

2、遵守规则和运用规则相结合。我国在积极采纳国际标准的同时, 应该更多地考虑我国产品与进口产品之间合理的技术性差异, 并在此基础上制定我国的标准。

3、加快实施技术标准战略是“后过渡期”的战略目标, 应继续完善国家标准体系建设, 加强对国内外标准的对比分析研究, 大力推动国际标准的采用, 加强重点行业和优势出口产品的标准制修订工作, 推进我国标准化战略的实施。

4、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订。应争取更多的国际标准提案并以我国国家标准为基础制订国家标准, 要积极参加ISO、IEC等国际标准化组织的工作, 要通过参与健康、安全、环境、高新技术等领域的国际标准制修订来更多地反映我国的技术要求, 使我国这些领域的技术标准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

《报告》认为, 技术性贸易措施既严峻, 又绝大部分符合《TBT协定》、《SPS协定》的基本原则和社会进步的方向;既要充分估计到其中的许多通报对我国贸易形势构成的严重影响, 又要认识到这些通报在某种程度上促进我国各产业发展和提高竞争能力的积极作用。

三、标准化技术组织在调整

《报告》总结了ISO、IEC以及发达国家标准化技术组织结构的特点:

1、组织结构扁平化, 即减少管理层次, 压缩职能机构及裁减人员, 使组织的决策层和操作层之间的中间管理层变少、决策权下放, 从而提高组织效率。

2、战略决策专门化, 标准化技术组织的结构中多处体现迅速反应市场需求的结构形式, 保证标准制修订的质量和效率。

3、结构构建以任务完成为核心, 以领域划分业务单元, 围绕标准制修订任务的完成设置结构, 技术组织彼此之间更具有联系性和动态性的特质通过任务完成这一核心功能实现。

4、边缘结构具有开放性, 标准化技术组织的结构设计使其能够从环境获得资源进行生产, 并由此进行自我维护。

《报告》提出我国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变革之路应以完善层级结构和重要功能设置为核心。

1、增加技术委员会的层级结构, 在现有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和分技术委员会的基础上增加隶属于二者的工作组, 由所在的技术委员会和分技术委员会进行管理。

2、建立具有战略决策功能的结构单元, 即以专业为基础, 设立专业领域的决策中心, 由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管理部门和利益相关方的专家组成, 在一定专业范围内对技术委员会的组建、长远发展、日常管理和撤销等问题进行战略决策。

3、建立技术委员会内部具有管理支持功能的结构单元, 即在技术委员会内部建立由技术委员会外部专家和分技术委员会、工作组负责人组成的管理咨询小组, 负责对技术委员会的内部决策事务提供支持。

四、企业联盟标准异军突起

《报告》对企业联盟标准给予充分的肯定。作为正式标准的补充, 联盟标准具有其制订速度快、对市场需求响应及时、知识产权政策灵活、标准推广高效等优势。《报告》认为, 企业联盟与传统的标准组织最大区别是联盟成员一般是标准中涉及的大部分知识产权的持有者, 而标准组织成员则是标准的利益相关方的代表, 联盟标准中涉及的知识产权主要包括专利权、商标权和版权等, 其中最重要的是专利权。

随着企业联盟标准化需求的迅猛发展, 传统的正式标准组织也在积极采取措施。IEC明确提出要重视和深化与联盟的合作, 美国将联盟标准作为全球标准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ISO和IEC开发了国际标准制订的快速程序并开发新型标准化文件形式, IEC、欧洲标准化协会、英国标准学会、美国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都设立了联盟标准服务和支持机构。我国的企业联盟标准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截至2006年底, 信息产业领域的标准工作组共有26个, 包括信息设备资源共享协同服务标准 (简称闪联标准) 工作组、数字音视频编解码技术标准 (AVS) 工作组等。

《报告》分析了企业联盟标准的发展趋势:

1、过程更加开放, 企业联盟的标准化过程更加注重开放性和可操作性。

2、标准日益正规化, 联盟标准吸取传统标准组织吸收广泛的相关方、公开征求意见、民主决策机制等方面的优势, 有些联盟组织自发地采用开放性的标准制订流程, 有些联盟将其标准提交给正式标准组织作为正式标准的提案。

3、需求日益受到重视, 传统标准组织在积极采取措施, 满足企业联盟标准化的需求。

中国研究 篇9

一、文献评述

FDI与东道国环境间的关系, 国外主要存在三种理论:第一种是“污染避难所”假说, 认为FDI主要是跨国企业在规避发达国家环保规制而产生的投资行为, 将导致东道国环境状况恶化。Jie He (2006) 运用联立方程模型, 对中国29个省的面板数据进行较为全面的研究, 结果表明FDI加剧了中国环境污染状况, 也部分验证了此种假说。第二种是FDI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EKC) 理论, 认为FDI的增加与东道国的环境状况之间存在一种倒“U”型关系。Yasmine Merican et al (2003) 、Yang Haisheng et al (2005) 的研究结果显示, 在中国和东南亚一些比较落后的国家, FDI均对当地环境带来了比较明显的负面影响;而在新加坡等较为发达国家, FDI对当地环境存在一定的积极影响。整体来看, FDI对环境的影响是符合EKC曲线的理论的。第三种是“波特”理论, 认为FDI带来的技术水平提高将有利于东道国环境状况的改善。Christman和Tayor (2001) 利用118家中国公司相关的数据, 运用线性回归方法, 研究发现FDI显著促进了当地企业环境技术的进步;Perkins and Neumayer (2008) 采用动态面板估计方法, 对114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 发现FDI通过技术传递作用对这些国家的环境有一定的改善作用, 尤其是以二氧化碳作为污染物的代表时, 结果更加明显。

本文利用中国行业面板数据, 构造FDI的相对数据指标, 从三种环境效应的角度对行业FDI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 并得出相关结论。

二、模型构建与说明

FDI对环境的影响通常可通过三种途径产生, 即生产规模、行业结构和技术水平的变化。为较为全面分析此三种效应的影响, 本文选取了三个自变量指标来考察三种效应, 污染排放函数可表示如下:

进行计量分析前, 先对数据对数化处理, 可降低异方差性, 并可直接获得因变量对自变量的弹性系数:

其中, i和t代表行业和时间。W为行业污染排放水平;FDI为行业FDI相对规模, 用来考察FDI的规模效应;S为行业FDI的产业结构, 用来考察FDI的结构效应;T为行业FDI的技术水平, 用来考察FDI的技术效应。μit为随机误差项。

污染水平的测度, 本文借鉴陈凌佳 (2007) 的方法, 采用单位GDP的SO2排放量来代表污染水平;行业FDI规模的测度, 本文将采用三资企业销售收入占行业销售收入的比重来衡量行业FDI相对规模;行业FDI结构的测度, 本文借鉴于峰和齐建国 (2007) 等的方法, 采用三资企业资本密集度表示FDI的行业结构。各行业FDI资本密集度为该行业三资企业的年度固定资产净值比当年该行业三资企业从业人数;行业FDI技术水平的测度, 本文将采用行业FDI单位劳动年产出值来衡量行业技术水平。各行业FDI的技术水平为该行业三资企业的年度工业总产值比当年行业三资企业从业人数。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 数据说明

本文的行业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和《中国环境年鉴》, 均以大中型工业企业为统计口径, 所有涉及价值形态的数据均按1990年的同比价格进行换算。在行业选择上,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连续性, 最终采用36个工业行业2001—2007年252个样本数据进行分析。

(二) 实证结果及分析

首先根据协方差检验结果 (见表1) , 确定采用变截距模型形式。而后根据Hausman检验结果 (见表2) , 确定采用随机效应模型。

根据以上两个检验确定的模型形式, 对全行业数据做计量分析, 结果 (见表3) :

注:*、**、***分别表示t检验值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

如表3所示, 所有系数估计值的t值均在5%或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修正的判定系数亦达到0.9258, 说明本模型的解释能力较强;DW值为1.6821, 没有证据表明误差项存在序列相关性。

由表3可知, FDI行业结构与污染强度正向相关, 表明FDI资本密集度的提高给环境带来了负面影响。这可能是中国粗放的发展方式造成的, 资本密集度的提高意味着更多的资源被投入和环境质量的下降。FDI技术水平的提高对污染排放有较强的抑制作用, 表明FDI技术的提升使行业生产更加集约化, 降低了行业的资源消耗和污染水平。而FDI规模与污染强度反向相关, 这与多数研究结果相反, 原因可能是本文采用行业FDI相对指标造成的。以往研究多为FDI的绝对指标与污染排放量间关系的考察, 而两变量通常均处上升态势, 使得许多研究认为FDI的规模增加对东道国环境有负面影响;但行业中FDI的增加将更多地淘汰那些高污染、高耗能和技术落后的内资企业, 从而降低行业的污染水平。沙文兵等 (2006) 的研究也表明类似观点。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根据以上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FDI规模的扩大促进了行业排污强度的改善;FDI结构上资本密集度的强化则对加剧了行业污染;FDI技术水平的提升也促进了工业行业排污水平的下降。

基于以上结论, 本文认为以下建议值得考虑:各行业应当一如既往地加大外商直接投资的引进力度, 力争发挥FDI的规模效应对中国环境的积极影响;而在引资过程中, 也应当注意FDI的资本密集度水平和技术水平, 注意尽量控制其结构方面的负面影响, 同时充分利用其技术效应的积极影响。

参考文献

[1]Jie He.Pollution Haven Hypothesis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The Case of Industrial Emission ofSulfur Dioxide in Chinese Provinces[J].Ecological Economics, 2006, (60) :228-245.

[2]Yasmine Merican, Zulkornain Yusop, Zaleha Mohd Noor and Law Siong Hook.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he Pollution in FiveASEAN Nations[J].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03, (1) :245-261.

[3]Yang Haisheng Jia Jia Zhou Yongzhang and Wang Shugong.The Impact on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by Trade and Foreign DirectInvestment in China[J].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05, (2) :14-19.

[4]Perkins and Neumayer.Fostering Environment-efficiency through Transnational Linkages?Trajectories of CO2 and SO2, 1980-2000[J].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2008, (40) :2970-2989.

[5]潘申虎, 余妙志.江浙沪三省市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污染的因果关系检验[J].国际贸易问题, 2005, (5) :72-79.

[6]沙文兵, 石涛.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效应——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 2006, (6) :76-81.

[7]于峰, 齐建国.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环境效应的经验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 2007, (8) :104-112.

中国研究 篇10

目前, 投资者对加强上市公司董事会治理的呼声越来越高, 监管部门、证交所及其他有关方面也越来越重视, 并采取措施强化上市公司董事会治理, 使其状况改善。表现为:第一, 董事会构成不断趋于多元化、合理化和年轻化。董事会人员的专业构成更趋向多元化、合理化;董事会成员呈现逐渐年轻化趋势, 这些都为董事会治理状况的进一步改进提供了较好的基础。第二, 董事会价值有所提高。按惯例, 董事会价值评价包括经营效果、独立董事制度建设、信息披露、诚信经营与运作风险五个方面。根据连城财务顾问公司按照国际公司治理评价惯例结合我国资本市场的特点表明上市公司董事会价值得到了相应提升。第三, 独立董事制度已初步建立, 其重要性已开始显现。现在监管部门要求上市公司董事会中引入独立董事制度, 维护中小股东利益。

但是, 上市公司董事会治理仍然存在许多问题, 其中主要问题表现在:第一, 对董事的考核激励机制不够完善。目前, 我国上市公司董事薪酬构成较为单一, 期权等长期激励性报酬较少。第二, 董事会成员变更较频繁, 董事会的稳定性差。上市公司董事变更原因主要在于工作变动和因换届选举而变更。董事会是需要保持一定程度的稳定性的, 频繁的变更调整可能降低董事会成员间的磨合度, 产生利益的重新协调, 可能会导致一段时间的部分董事空白, 这对董事会决策有较大的负面影响。第三, “一股独大”仍然突出, 国有股权所有者缺位和流通性问题亟待解决。一股独大及国有股权在上市公司的所有者缺位导致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与外部监督制约弱化。我国上市公司绝大多数是由原国有企业改制而来, 改制后的上市公司呈现出国有股权占主体的特征, 国有股等非流通股比例过高, 股权结构过于集中。另外, 董事会、监事会缺乏必要机制保障全体董事严格遵守义务;董事长地位过分突出等问题还较突出。

2 根据我国“德隆系”的案例分析我国董事会在公司治理中作用

2.1 案例回顾

(1) 德隆系的融资结构。

德隆系成立之后经过多次融资形成错综复杂的体系内股权结构。

(2) 关联交易。

从1998年夏天开始, 德隆系控制下的湘火炬等进行了频繁的关联交易。其结果即德隆系控制下的新疆屯河等企业的股价连番上涨, 且涨幅惊人。

(3) 股权转移。

1999至2006年, 德隆系中北京总府和北京绅士达及其他德隆系成员经过了一系列股权转移, 改变了很多“企业”的股权结构, 结果形成了德隆系自然人直接控制的公司。

2.2 案例分析

2.2.1 董事会的成员组成

德隆国际的9人董事会中8人来自新疆, 其中6个人从德隆创建开始一直追随唐万新, 德隆国际的董事会中内部董事占据很高的比例。其中唐万新是德隆国际的总裁, 德隆系的核心人物;战略部和投资部则由唐万平管理;老大唐万里是德隆的董事局主席, 主要在北京负责和上层的公关, 不参与企业管理, 唐万川则主管中企东方。

内部董事具有一下几方面的特点。第一, 他们认为自己在董事会中任职归功于首席执行官, 因此在签订董事会会议需要表决的关键决议时, CEO非常确信内部董事代表的表决会符合自己意愿。第二, 内部董事涉入公司事务的程度远远超过最专心的外部董事。

由于内部董事这样的特点, 德隆国际的董事会不可能独立, 这些董事从德隆创建开始就追随唐万新, 对唐万新的领导魅力所折服, 唐万新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董事会的决议。而资本市场上成千上万的小股东在董事会中没有代言人, 他们的权益也无法保障。

在德隆国际, 唐万新既是董事会成员, 还是管理层的头号人物。在这种公司管理结构下, 管理层控制董事会, 形成内部人控制。在德隆国际的管理结构中唐万新拥有绝对权力。所以1999年4月6日, 合金股份召开股东大会并通过决议:“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今后为股份公司直接或间接控股公司提供财务担保事宜中独立决策并负责实施”;德隆系的另一家控股上市公司——湘火炬也修改了公司章程, 将“董事会可以行使4000万元以下项目投资决策权”改为“董事会负责处理对外担保事项并可以行使公司净资产20%以下项目投资决策权”这种情况会出现。董事会甚至股东大会的功能根本没有体现出来, 它成为唐万新的传话工具。

因此董事会要保持它的独立性必须减少内部董事适当增加外部董事的数量。根据光辉国际公司的调查得知, 董事会平均拥有9个外部董事和3个内部董事即3:1的比例的董事会比较高效。外部董事的存在使得董事会保持独立性, 更好的站在股东的立场上进行决策, 内部董事可以准确了解公司信息, 更好的与管理层进行沟通。在德隆的案例中, 这就是说由于德隆控股湘火炬, 湘火炬中没有外部董事, 才会使得湘火炬“贸然”对上海星浩特进行担保, 损害其他股东的利益。一旦星浩特不能按时还贷, 湘火炬的股东要为其买单。

因此公司董事会必须引入外部董事来确保它的独立性。引入外部董事可以起到几方面作用:

首先, 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 避免“一股独大”。目前在我国公司中普遍存在着大股东损害中小股东利益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现象。

其次, 防止内部人绝对控制, 监督管理层经营决策。独立董事的建立, 就是为了解决内部人的控制问题, 监督管理层, 最大限度地维护股东的利益。

第三, 维护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在我国公司中“一股独大”的前提下, 独立董事制度成为维护公司的债权人和小股东利益的手段。

2.2.2 董事会的组织结构

大多数董事会以某种形式设置了以下常设委员会:外部董事委员会, 执行委员会, 薪酬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 提名及治理委员会。这几个委员会各司其职, 外部董事会是为了拥有一个独立于管理层之外的董事会, 这就需要外部董事在数量上要多于内部董事;执行委员会提供一种为董事会服务的后备机制, 执行委员会是一种高级董事会, 所有问题在上升到董事会整体层面之前都要交给执行委员会;薪酬委员会要解决董事和首席执行官的薪酬与收益;审计委员会的委员必须由独立董事组成, 审计委员会的责任就是了解财务报表的内容并确认其准确性确保向公司外部人员完全披露, 近年来审计委员会的职能已经扩展到利用内部审计人员进行财务控制, 甚至扩展到执行专门调查, 审计委员会着重关注风险管理领域, 对公司面临的所有风险进行识别并有效管理;提名及治理委员会是在有职位空缺的情况下通过CEO提供的人员支持来鉴别及招聘董事会的新成员, 管理个人董事以及董事会整体的评估过程。只有各个委员会都遵守公司章程法律法规履行自己的职责, 才使公司治理出于规范的状态。在这里, 主要论述一下审计委员会的职责。

审计委员会是现代董事会中最有组织的委员会。但是审计人员的监督职能的迅速提高为它的角色带来了很多不确定性, 审计委员会更多的是为了审查公司发现问题的内外部机制。审计委员会不仅在财务报告方面还在其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一, 评估公司依法实施项目和以价值及有效性为导向的准则。比如评估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和外部法律等经济环境变化对公司影响。

第二, 检查金融衍生品的风险管理。审计委员会要确定金融衍生品管理人员的职责, 以及公司于金融衍生品业务有关的准则并核实公司风险管理与控制机制的有效性。

第三, 检查和协调行政与董事会的薪酬的税收及会计冲突。审计委员会在一定程度上关注董事会成员等的税收问题, 合理降低应纳税额度。

第四, 委员会对非传统项目的监督。审计委员会在年度财务报表、财政新闻的发布或者年度报告中的管理层讨论和分析部分中起着重要作用。

第五, 审计委员会研究公司如何对潜在的环境做出对策的功能。审计委员会通常会成为调查异常事件的小组成员, 帮助探究利益冲突以及公司报酬的敏感和可疑的公司报酬。

在德隆内部, 管理层不乏金融领域的高材生, 但分布在董事会的审计委员会中却不具有独立性, 他们的权利受到唐氏兄弟的控制。这首先不符合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在德隆系统内部, 通过合金股份为上海星浩特的共同担保, 上海星浩特获得共计4亿元的贷款, 根据合金股份的公告, 上海星浩特向下投资的总额在1.75亿元的左右, 如果上述4亿元的贷款均用于投资的话, 则另外2亿多元的贷款哪去了呢?对于这样的一个巨额资金的凭空消失, 审计师却没有提出任何疑义。根据上述案例, 我们知道在德隆系统内部进行了一系列关联交易, 造成了德隆三个主要控股公司的股价飙升, 这些股价的真实度或股价背后公司的真正实力到底有多少?德隆的会计师和审计师居然也没有做出适当披露。审计委员会必须具有独立性、专业性、积极性、监督手段这四个条件, 但是在德隆, 审计师专业性肯定都具备, 但是独立性、积极性和监督手段就让公众严重质疑。董事会中审计委员会的职责对经营班子年度经营业绩的真假进行检查确认, 很显然德隆审计委员会根本没有履行这种职责。

2.2.3 关于德隆董事会的总结

德隆国际董事会的内外部董事的数量不合理, 内部人数过多, 首先失去了董事会的独立性。德隆的董事会无疑就是唐氏家族的董事会, 包括在德隆系内部的所有公司都受到唐氏家族的控制, 这样的董事会只是为唐氏家族这个大股东负责, 至于外界的成千上万的小股东的利益得不到董事会的保护。因此在德隆体系瓦解以后, 有许多公众评论说德隆的董事会没有起到监督作用, 使得德隆的管理层只是做“纸上文章”, 一味的运用资本运作提高股票价格。而这种一味的提高股价的做法让公众认为德隆的董事会不司其职, 操纵市场, 损害众多小股东利益。

3 鉴于德隆的案例对我国董事会的启示

首先, 董事会应当加强董事的甄选制度。董事会的规模应与公司的具体情况相联系, 要根据自身情况, 合理界定董事会的规模;其次, 董事会的成员构成应充分考虑公司主要利益相关者。一般而言, 董事会中外部董事应当在数量上多于内部董事。一方面, 外部董事可以增强董事的独立性, 起到监督作用, 另一方面, 内部董事可以确切的了解公司信息, 对于董事会的决策提供准确的信息。其中, 外部董事的选择要注意其独立性。

其次, 真实披露公司信息。把公司信息尤其是财务信息如实向公众披露, 便于保护外部股东。董事的薪酬应当进行披露, 以便公众从董事的绩效判断其薪酬是否合理, 辨别其独立性。

最后, 逐步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 建立健全保护分散的中小股东利益的法律体系, 包括股东诉讼等制度。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明确董事会及董事长的职责, 规范董事会的构成与议事程序, 提高外部董事在董事会的比重, 加强董事会对经理层的监督。

参考文献

[1]李维安.改革实践的呼唤:中国公司治理原则[J].中国改革, 2000, (10) .

[2]王阳.基于利益相关者的公司治理结构变革[J].生产力研究, 2009, (10) .

中国海洋安全战略研究 篇11

【关键词】海洋安全 海洋问题 海洋政策 海洋法制

【作者简介】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海洋法研究中心主任、法学博士,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中图分类法】D99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568-(2012)04-0001-12

当前和今后,我国面临如何处理海洋问题争议引发的海洋安全问题。而为维护海洋安全,必须具有战略视野,以合理管控海洋问题,维护海洋权益,确保国家战略机遇期,并推进国家统一大业及和平发展进程。为此,本文拟对海洋安全战略框架和内容等予以探析。

一、中国海洋安全战略基本框架

1.目的宗旨。海洋安全关系我国的生存利益和发展利益,关系我国由区域性大国转向全球性大国或强国的成功转型。所以,需要强化对300万平方公里海域的管辖并积极参与对公海的全球治理机制,特别需确保重要海峡通道安全。因为其直接关系到我国的生存与发展,所以需要有攻克两弹一星的国家意志,积极稳妥地处理海洋安全问题,以维护包括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在内的核心利益,确保海洋权益,发展海洋事业,维护海洋秩序,为促进中国和平发展进程与国家和平统一大业提供保障。

2.指导思想。为确保我国的战略机遇期,实现中国和平发展和国家统一,进而实现海洋强国目标,特别须处理好中美制海权的竞争与对立问题。应该说,中国与他国特别是美国间的制海权的竞争将是长期的,而制海权的竞争主要体现在对国际重要海峡的控制及其通道安全以及因海洋问题争议引发的冲突等方面。为此,我国需要合理管控海洋问题,应对美国所谓的“海空一体化”战术,积极参与国际海洋事务建设进程,使其对我国的威胁或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以确保国家海洋权益,实现和谐海洋理念和国家安全目标,进而实现世界性海洋大国目标。 为此,应对我国面临的主要海洋问题(东海问题,南海问题,极地问题,国际海底问题和其他海洋问题等)进行逐个研究,并提出具体的政策和法制保障对策建议,以利于政府有关部门决策参考。

3.战略目标。为使来自海洋问题的威胁对我国和平发展进程的影响或阻碍降低到最低限度,有利于我国发展利益的实现和国家和平统一事业的推进,并实现世界性海洋大国目标,我国有必要确定各时期的战略目标(综合性目标和阶段性目标)。

(1)近期战略目标(2012—2020)。主要为设法稳住海洋问题的升级或爆发,采取基本稳定现状的立场,逐步采取可行的措施,设法减少海洋问题对我国的进一步的威胁或损害,以利用好战略机遇期。具体目标为,完善海洋体制机制建设,包括设立国家管理海洋事务那样的组织机构;完善海洋领域的政策和法律制度,为收复岛屿和岩礁创造条件。

(2)中期战略目标(2021—2040)。创造各种条件,利用国家综合性的力量,设法解决个别重要海洋问题(例如南海问题),实现区域性海洋大国目标。具体目标为,逐步收复和开发他国抢占的岛屿和岩礁,并采取自主开发为主、合作开发和共同开发为辅的策略。

(3)远期战略目标(2041—2050)。在我国具备充分的经济和科技等综合实力后,全面处置和解决海洋问题,完成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实现世界性海洋大国目标。具体目标为,无阻碍地管理300万平方公里海域,自由地利用全球海洋及其资源。

4.战略任务。结合国际发展现状,在综合分析和评估国际海洋安全形势的前提下,指出我国面临的海洋安全的要因和具体的海洋问题,在分析各个海洋问题的缘由、争议焦点、解决方法后,提出具体的对策建议。换言之,通过对各个海洋问题的研究,提出具体的政策和法律制度完善建议,包括发表东海问题或钓鱼岛问题政策白皮书,南海问题或九段线政策白皮书,构筑国际和区域性的航行安全管理制度,提出修改和完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相关制度建议等。

二、中国海洋安全战略内涵

(一)海洋安全战略的基本范畴

1.海洋安全的概念与种类。所谓的海洋安全,是指国家的海洋权益不受侵害或不遭遇风险的状态,也被称为海上安全或海上保安。海上安全分为传统的海上安全和非传统海上安全两类。传统的海上安全主要为海上军事安全、海防安全,而海上军事入侵是最大的海上军事威胁。海上非传统安全主要为海上恐怖主义、海上非法活动(海盗行为)、海洋自然灾害、海洋污染和海洋生态恶化等。 一般来说,传统的海洋安全有减少或消亡的趋势,而非传统安全有增加的趋势,所以维护海洋安全的重点是管理和控制非传统海上安全方面的海洋问题。

2.世界地缘政治经济的变迁与海洋作用的凸显。世界经济已转向亚太,但由于亚太地缘环境的重要性和复杂性以及美国军事战略东移,在亚太出现了经济和军事(安全)分离的双重权力结构。随着中国的发展,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竞争无法避免,因为美国担心中国的发展威胁美国在亚太的主导权和既得利益,为此,美国采取了加强与盟国、准盟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互动,目的是遏止中国的发展,消耗中国的资源,造成周边环境复杂而严峻的态势。中美之间的竞争将特别体现在制海权上,具体来说体现在海洋问题争议和通道航行安全上。

同时,随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生效,其规范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制度,使相邻或相向国家间主张的海域重叠,所以,须在相关国家之间进行海域划界。而在最终缔结划界协议前,各方为强化对主张海域的管辖权,将采取相应的措施,这些措施因影响他国主张的权益,所以会发生冲突和摩擦。尤其是在相关国家之间存在岛屿领土争议问题时,相关的海洋问题争议就尤为突出。即各国为发展社会经济,依赖海洋及其资源的力度和强度不断加大,海洋的重要性日益显现,相应的海洋问题争议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生效而不断增加和加剧。换言之,如何确保国际航行通道、管控海洋问题争议是中国必须处理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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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海洋安全战略与海洋发展战略等之间的关系。应该说,海洋安全战略是国家海洋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洋安全战略内涵须符合国家海洋发展战略要求。针对国家海洋发展战略,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规定,我国应坚持陆海统筹,制定和实施海洋发展战略,提高海洋开发、控制、综合管理能力。 这为我国制定和实施国家海洋发展战略提供了重要政治保障。

一般来说,发展国家海洋事业的基本路径或路线图为:首先,应明确国家核心利益,制定包括国家海洋发展战略在内的战略。对于我国来说,核心目标是建设海洋强国。其次,完善国家海洋发展战略实施的海洋政策,包括强化海洋理念与意识,加强海洋事务协调,提高海洋及其资源开发、控制和综合管理能力,弘扬海洋传统文化,不断开拓创新海洋科技,拓展对外交流和合作,推动我国海洋事业不断取得新成就。再次,制定海洋基本法,以保障海洋发展战略和海洋政策的推进落实,重点是完善我国的海洋体制和机制,包括设立国家海洋事务委员会等形式的组织机构;最后,制定实施海洋基本法的海洋基本计划,以补正海洋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薄弱环节或领域。

从国内国际情势来看,现今我国制定和实施国家海洋发展战略的时机已经成熟。 当然,我国制定的海洋发展战略应符合国家总体战略以及国家新安全观。同时,海洋发展战略应结合国际和国内发展态势予以适度调整,以确保国家的战略机遇期,并为促进国家和平统一大业服务。

(二)影响或威胁中国海洋安全的海洋问题及观点

1.东海问题。现今何谓东海问题,并无统一的观点。笔者认为,东海问题主要包括岛屿归属争议、海域划界争议、资源开发争议和海上执法争议。东海问题的核心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归属争议,其他争议问题均由此引发或与其关联。

针对东海问题的核心——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归属争议问题,我国应适时在公布标准名称的基础上,加大对其的管理(包括规定行政区划、加强对岛屿的管理及资源调查活动、加快公共设施建设等),以体现对其的控制和管辖。 同时,应加强两岸海洋问题合作进程,包括公布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基线基点及经纬度。

2.南海问题。其主要包括南沙岛礁领土归属争议以及由此引发的海域划界争议、资源开发争议和海上执法争议等。因为,陆地支配海洋,如果岛屿归属不能确定,则海域划界及其他争议问题就难以界定和解决。所以,重点应从历史地理和国际法分析领土归属理论,兼顾中国传统历史对领土的取得和管理要素,并结合国际司法判例进行研究。

在无法解决领土归属争议前,应采取“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模式,以共享资源。在此,共同开发的概念应理解为广义的概念,包括自主开发、合作开发和共同开发;共同开发的资源不仅是非生物资源,也包括生物资源。换言之,要对“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予以新的阐释,以创造新的模式和新的机制。同时,对南沙岛礁展开调查活动,加强对已占岛礁的管控,包括开展旅游活动,努力争取占领和收复更多的岛礁,并加强开发活动力度。同时,应制定和实施双边海洋低敏感领域的合作协议,参与区域安全机制建设。

3.军事活动问题。主要为中美在专属经济区内的军事活动(谍报侦察活动、军船测量活动和联合军事演习)应遵守自由原则,还是事先应得到沿海国同意之间的对立和分歧。笔者在海洋法领域考察军事活动的学说和争议后,指出在海洋法领域无法解决具有政治要素的军事活动问题,应通过双边对话机制协商解决,目的是增进互信和共识,消除分歧,尽力缔结危机管理与预防机制,促进国际、区域发展及和平与安全。

4.冲之鸟礁问题。即冲之鸟是岛屿还是岩礁的问题,它涉及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的界限,并影响我国海上发展利益的拓展和保护问题。根据海洋法中的岛屿制度,笔者认为应严格解释海洋法中的岛屿制度,特别是其构成要件,并考察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的审核动向。

5.海盗行为问题。海盗是人类的天敌,是属于国际社会打击的行为。为此,我国应在参与打击索马里、亚丁湾海盗活动的基础上,掌握海上打击海盗行为活动的特性和技巧,进一步完善国内法制,并灵活地运用于其他海域(南海、东海区域),特别应积极参与马六甲海峡的保护活动,增进其通航能力和安全性。

6.海上执法问题。针对不同的海域(管辖海域、争议海域、公共海域等),应采取不同的原则和方式实施执法活动,尽力减少冲突和冲撞事件,改进执法过程中的缺陷行为,制定诸如海域巡航执法条例那样的规章,努力构筑执法热线联络机制和预防危机管理机制。特别要处理好渔业纠纷和抓扣事件,避免因此造成与他国之间的外交对立。为此,应对国内渔业活动予以管理(包括设置新的装备、报废老旧船只、增强教育培训等),并对渔业有关的政策与法律制度进行修正和完善,目的是合理实施渔业活动,确保渔民利益。

7.海洋生态安全问题。当前,我国海洋生态面临多重危机:近海环境污染态势及危害严重,防控难度加大;近海生态系统大面积退化,且正处于剧烈演变阶段,是保护和建设的关键时期;海洋生态环境灾害频发,海洋开发潜在风险极高;次级沿海新兴经济区发展面临新的危机和挑战。生态环境的管理和保护需要有全局意识和长远的战略考量。发展蓝色经济在我国已经提到战略高度,但仍有两个方面的制约。第一,在理论依据上缺乏支持;第二,实践上缺乏具体操作。蓝色经济建设如何与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结合,国内外相关研究相对比较缺乏。因此,在我国海洋生态逐步恶化的背景下,如何加强并提升我国环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各海区的跨区域生态保护与管理,如何进一步深化我国与沿海各国国际生态保护合作,是保护我国海洋生态环境的重大课题。

8.极地资源开发问题。对于北极领土归属及其资源开发问题,因在北极现无规范性的国际制度,所以应探讨国际海底制度,即建立在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基础上的国际海底制度,以及管理国际海底活动的机构——国际海底管理局适用于北极制度的可能性,以共同保护北极脆弱的生态环境,维护可能的航行安全和利益。同时,也应考察南极条约体系中针对领土问题的制度,即冻结领土权的制度,适用于北极的可能性与主要障碍。 概言之,为确保我国在北极的利益(航行和科研活动等利益),我国应积极参与制定北极国际制度的活动,并发表自己的主张。另外,还应加强与北极区域国家的双边合作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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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国际海底资源开发问题。国际海底蕴藏着丰富的战略资源,应积极利用我国在国际海底制度上已取得的优势,即我国已获取了在东北太平洋和西南印度洋国际海底的两个矿区(多金属结核和热液硫化物矿区)的开采权,创造条件加快对已核准的国际海底资源的开发进程,并完善国内开发国际海底资源的法律或规章,特别需要在政策和融资及税收等方面予以支持,以推进我国国际海底资源开发活动,继续确保优势地位。

(三)中国维护与他国和地区关系的政策与方针

1.中美日关系。为合理处理海洋问题,维护海洋安全,稳固大国关系特别重要。为此,应正确处理中美日之间的关系。如上所述,随着世界经济重心的转移,在亚太区域出现了经济和军事(安全)分离的双重权力结构,美国担心中国的发展将挑战美国的霸权、主导权和既得利益,所以美国采取遏止和利用中国并存的手段。而中美之间的矛盾为结构性矛盾,无法回避,必须正确应对。当前,应通过各种对话渠道加强与美国的沟通和协调,目的是让美国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避免冲突,共同维护区域及国际和平安全与发展。

日本是一个区域性大国,由于中日海上生命线重叠,所以中日海上利益冲突不可避免,特别反映在钓鱼岛归属争议问题和南沙群岛周边海域的航行安全方面。为此,应让日本承认在钓鱼岛问题上存在争议,解除对其的警备体制,中日应对此展开对话和谈判,为最终解决钓鱼岛问题共同努力。在最终解决钓鱼岛问题之前,考虑并实施“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政策,使海洋问题不影响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发展进程。

2.中国与东盟关系。在南海问题的处理上,中国特别应处理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关系。南海问题已呈现出区域化、国际化的趋势,主要表现在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已发展为中国与东盟国家就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指导方针达成一致以及域外大国(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等)的参与等方面。所以,如何处理南海问题不仅考验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智慧,也关系我国由区域性大国转向世界性大国的指标性问题。

在南海问题上,特别是在南沙群岛主权归属争议问题上,我国一方面应与东盟各国就具体的岛屿归属争议问题展开磋商;另一方面,也应做好与东盟两个以上国家之间的协商谈判工作。 同时,又要关注域外大国参与争议问题的立场和态度。考虑到南海问题十分复杂,解决十分困难,所以在最终解决领土归属争议问题之前,应加强在低敏感领域的合作,包括实施区域或双边共同巡航、构筑渔业合作管理制度等。

在南海问题上,我国重要的政策之一为应适时公布中国关于南海九段线的政策白皮书(学者版、政府版),公布南沙岛礁领海基线,并加强对已占岛礁的管理,包括调查岛礁的地理分布及资源,公布标准名称,并在地图上标记,拓展基础设施等;采取措施争取收复占领其他岛礁,并创造条件实施管理和开发活动。目标是改变我国在海洋问题上的被动局面,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和管理海洋问题。

3.加强两岸海洋问题合作进程。台海问题直接关系到我国和平统一大业,也关系我国和平发展进程和海洋安全。由于两岸针对海洋问题的法律立场与态度相同或相近,所以两岸具备海洋问题合作的基础。为此,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中,应积极运作两会缔结的16项合作协议,特别需要深入运作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努力缔结两岸文化合作协议,在此基础上缔结两岸海洋问题合作框架协议,共同维护中华民族的海洋权益,造福两岸人民,推进和平统一大业。

三、中国海洋安全战略具体措施

笔者认为,我国维护海洋安全的路径和举措,主要为:

(一)战略路径。通过发展海洋经济,特别是绿色经济,综合处理各个海洋问题,确保海洋经济发展环境,维护海洋安全。如上所述,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第十四章(推进海洋经济发展)指出,我国应坚持陆海统筹,制定和实施海洋发展战略,提高海洋开发、控制和综合管理能力。换言之,我国发展海洋事业的路径选择是通过发展海洋经济来实现的,重要任务是制定和实施国家海洋发展战略。为此,我国必须在战略机遇期内完善海洋体制机制建设,完善海洋法制,创造条件和基础,确保实现管辖300万平方公里海域和开发利用全球海洋及其资源的目标。

(二)战略措施。为实现海洋经济发展,需要解决影响或危害海洋经济发展的各种海洋问题,完善和补缺影响海洋经济发展的各种要素或领域,采取综合性的海洋管理和合作方法,实现海洋强国目标。概言之,我国经略海洋的路线图为:国家战略—国家海洋发展战略—国家海洋安全战略—国家海洋政策—国家海洋法制—国家海洋计划(规划)。研究海洋安全战略的目标为:强化和完善管理海洋的体制和机制,进一步完善海洋政策和法律制度,以实现我国由区域性海洋大国向世界性海洋大国的成功转型。

总之,中国维护海洋安全的宗旨为:通过发展海洋经济,提升海洋产业和管理水平,强化对海洋的综合管控能力。中国维护海洋安全的原则和任务为:不让海洋问题爆发,掌握在可控状态,包括积极管理已占岛屿和岩礁,设法阻止他国再占岛礁及开发活动,逐步收复他国强占的岛屿和岩礁,创造条件实施资源开发活动(自主开发、合作开发和共同开发),积极参与国际海洋事务,共同确保公共利益,争取自身海洋利益,发展中国的适度作用和综合优势,维系国际海洋秩序,确保战略机遇期,推进中国和平发展和国家统一大业。中国维护海洋安全的目标为:确保国家300万平方公里海域不受挑战,可自由开发和利用全球海洋及其资源,确保中国自由驰骋于全球海域。

经初步分析,中国维护海洋安全的具体举措,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国际层面的举措。(1)深入研究和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原则和制度,适度发挥中国的综合优势和作用,争取修改和完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相关制度,包括就军事活动问题努力缔结新的补充协定。(2)发挥中国的主导作用,就国际海峡和海域通道安全设立论坛,在此基础上缔结国际通道维护和管理制度,确保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3)加强对国际司法制度特别是国际法院制度的研究,为今后利用国际司法制度解决岛屿争议和海域划界问题等提供理论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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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区域层面的举措。(1)努力缔结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南海共同巡航和渔业管理合作制度,维护南海区域和平与航行安全,保障各国资源能源供应。换言之,应缔结区域性低敏感海洋领域的合作制度,如努力构筑区域性共同巡航和渔业管理合作制度,尽力缔结执法联络机制和危机管理制度,维护区域海洋秩序,共享海洋及其资源利益。(2)延缓缔结诸如南海各方行为规则那样具有法律拘束力的谈判进程,努力与东盟的个别国家就争议岛屿归属问题展开双边谈判,并争取有所进展,以向国际社会证明通过双边谈判可以解决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岛屿归属争议问题,延缓或阻止南海问题的国际化进程。(3)发挥上海合作组织的优势和作用,加快该组织内资源合作步伐。同时,中国应与俄罗斯加快海洋问题合作进程,包括在北极区域就资源调查和环境保护、科学考察等活动展开合作,以丰富中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

3.国内层面的举措。(1)我国应抓住当前的有利时机,结合主要国家海洋战略和政策实践,制定和实施国家海洋发展战略,完善海洋体制和机制。同时,依据国家整体战略和海洋发展战略,制定中国海洋安全战略。中国海洋安全战略应符合国际和国内发展趋势和需要,符合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主的国际法原则和制度,以共同维护国际和区域海洋秩序,确保共同利益和国家利益(生存和发展利益)。(2)我国应遵循国际法和海洋法的原则和制度,综合而合理地处理中国面临的各种海洋问题,使其对我国的影响或威胁降低到最低限度。在此特别应适用国际、区域合作原则,以实现和谐海洋目标。(3)进一步明确中国政府针对海洋问题的政策与立场,发布中国针对海洋问题的政策白皮书,包括加强两岸海洋问题合作,发布中国针对钓鱼岛问题和南海九段线政策白皮书,公布我国所属领土岛礁的领海基线并加强对其开发和管理。(4)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海洋政策与法律制度。深入考察我国针对海洋问题的政策,包括“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海洋争议问题解决模式,分析利弊得失;提升国民海洋意识和教育活动,包括创设海洋论坛,组建海洋网站,建立海洋研究基金会,扩大海洋教育和研究机构规模;进一步制定和完善我国海洋法律制度,包括制定海洋基本法、海域巡航执法条例、修改涉外海洋科学研究管理条例,完善相关部门法规等。(5)为完善或补缺海洋要素或领域缺陷,发展中国海洋事业,我国应完善并实施海洋领域规划,例如,海洋产业规划,海洋科技规划,海洋资源调查与环境保护规划,开发和保护海岛规划,海洋人才发展规划等,以全面提升应对和处理海洋问题的能力与水准。

四、结 语

从国际国内情势可以看出,我国已到了必须逐步解决海洋问题争议的重要时刻。为此,我国制定和实施国家海洋发展战略及国家海洋安全战略,就显得十分紧迫,特别应进一步完善我国海洋体制和机制建设,以实现阶段性目标,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确保维护我国的核心利益。同时,应充分发挥中国的综合优势,为更多地提供国际社会的公共产品作出自己的贡献,即中国进一步参与国际海洋事务治理进程十分关键。

中国传统厨房研究 篇12

厨房的建筑设计与中国传统住宅在营造形式上是一致的。厨房的功能设计与中国人的饮食习惯、烹饪手段息息相关。本文就是从建筑历史的角度,通过罗列当时能够对于构成厨房建筑设计产生影响的各种要素,诸如厨房的雏形——炉灶的产生、厨房的历史、演变、厨房辅助设施和器具(烟囱的结构、烹饪工具、台案的使用)、厨房在各地民居中的位置、以及灶神崇拜、传统厨房构筑、形态等分析,以探讨中国传统厨房文化形成的各种基本因素。传统厨房营造时需要考虑的主要设计元素:加工食品的工作案桌的形式、盥洗、蒸煮食物的贮水容器的形式、油盐酱醋等佐料的容器储存形式,尤其是炉灶的造型形式以及薪柴或煤炭的摆放位置等,这些厨房用具的合理布局以及所有功能性需求对于厨房空间的影响,综合形成了各地传统厨房的常见模式(图2)。

通过上述问题的分析,我们可以对中国传统民居文化有更深层次的知晓,对中国古代住宅设计时,如何让厨房布局、构筑、使用功能更加合理地满足生活需求有更进一步和深刻地了解。

1 厨房的历史

古代厨房的含义,从广(yǎn),尌(shù)声,本义,《说文》释之:“庖屋也”。《孟子》始有厨字,是周初名庖,周末名厨也。《苍颉篇》释之:厨主食者也。有关厨房其他记载如:《孟子·梁惠王上》中的: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张籍《新嫁娘》中的: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汤。厨房亦称:厨下、厨头、厨仓、粮仓、厨帐。主持烹饪的人叫:厨下儿(炊事工)、厨人(厨师)、厨户、厨司、厨子、厨娘(烹调食物的妇女)。操办官食的官和兵叫:长安厨给祠食、厨宰(主持炊事的小吏)、厨兵(炊事兵)、厨役(担任炊事的仆役)。

厨房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大量的考古资料表明,旧石器时代,人们在洞穴、窝棚或台地上的某个位置籍生火堆,环火而坐,烧烤食物。新石器时代,人们围坐火塘,基本用夹砂泥陶、石块作三角支撑以支定釜罐而煮食,还出现了连釜灶,即为夹砂陶釜和陶炉连成一体,这是灶的雏形。原始社会出现了真正意义的灶,这个时期至少就已经在某些居室的一隅安排了有厨房的功能灶区。当时的炊具十分简单,为陶制的鼎(三足两耳的烹饪器)、甑(瓦制煮器)、鬲(空心三足的煮器)、釜(无脚的锅)、罐(汲水器、容器),炉灶有挖的地灶、砌的砖灶和支架的石灶等几种形式。此时厨房的燃料主要是随手可得的薪材。烹调方法是火炙、石燔、汽蒸并重。综合起来讲,这个时期厨房的形式较为粗放简陋,在厨房在设计上没有太多的讲究(图3)。

具体来讲,早期的炊具和灶具是一体的。因此,做饭的地点是可以移动的。这也就是说,厨房还不一定非得和普通房屋分离出来。甗(yǎn)是中国传统的古炊具,以青铜或陶为材料。造型上分为两层,上可蒸、下可煮。这种炊具早在殷商时期就被普遍采用,《周礼·考工记·陶人》记载:“甗,实二鬴(fǔ),厚半寸,唇寸,七穿。”清代孙诒让在《正义·八一》解释得更具体:“甗,上体为甑(zèn),无底;施箪(dān)于中,容十二斗八升。下体如鬲(lì),以承水,陞气于上。古铜甗有存者,大势类此。”就是说,上面像一个没有底的罐子,中间有一个箅子,下面是一个三条空心广腿的容器。由于下面已经架空,因此可以直接用柴来烧火做饭。这就是典型的炊具和灶具一体的器物(图4)。

殷商时期的宫殿建筑中就已经有了专门的厨房。在制作厨房厨具的材料和技术方面有了很大的革新,厚重和较为轻薄精巧的青铜炊蒸饮食礼器与器皿,同时摆上了贵族阶层的政治礼仪和“家庭”烹饪的舞台。从目前已出土的大量的商周青铜器物中多为炊餐具可以看出当时的贵族对于厨具的重视。青铜食器的最大进步在于,厨具的传热效能大大提高,而且炉灶的热效也能更好地被利用,这种厨房展现出了奴隶主贵族饮食文化的特殊气质。

当时的烹饪技巧,除了我们熟知的烤食、煮食、煎食外,蒸食也成为普遍使用的烹饪方式。例:甗就是典型的具有蒸食功能的炊具。在食用油匮乏的古代,煎食是奢侈的烹饪方式,因此,煮食、蒸食便是人们常用的烹饪模式。烹饪模式是由炊具的形式与功能决定的,而炊具的样式与炉灶的“火堂”大小又是密不可分的。有一点必须肯定:固定炉灶在民居中的出现,就是厨房功能区划分的开始。

春秋时期,厨房建筑已经广泛出现在住宅之中。《孟子·梁惠王》(上)就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的记载。根据考古资料,陕西省侯马县以东、离牛村古城正东约5km处有一座春秋村落遗址,居室附近往往有窑穴或大贮藏室相连,有些居室旁还有水井。窑穴形制大小不一,大致均作贮藏室用。部分窑穴设有瓦顶及上下台阶,若干粮窖中的储谷物已经腐烂1),说明当时的厨房、贮存室、水井等相近设置的布局模式已经常见(图5)。

上世纪50年代发掘出的河南辉县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墓葬遗址,出土了鼎、豆、壶三器一组的标准组合。鼎中常有鸡骨、鱼骨、肉骨。三种炊饮器的功能是:盛肉食的鼎、盛稻梁的豆、盛酒浆的壶。分装象征富有人家的三种主要食物2)。反映出随当时厨房烹饪器功能的不同,炊具的形式也不同。战国时期出现了一种铁质的炊具,形式为敛口圜底带二耳,名为锅釜。锅釜置于灶上,上放蒸笼,用于蒸或煮。和青铜炊具相比,这种轻薄的铁质炊具更为先进,是后来民间铁锅的前身。这为炒菜等烹饪水平的提高,创造出了厨房革命的重要空间,这是厨房趋于科学的划时代跃进。

厨房的历史,不会晚于成熟民居模式出现的历史。从汉代的明器中就可以得知真正意义厨房的模式。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厨房发展史上重要的过渡时期。由于人们引进了不少外来的食品原料,故而需要加工炮制的食品种类便多了,再加上农副产品数量的增加和养殖技术的发展,需要在厨房中烹饪加工的食源进一步扩大。当时贵族的厨房非常重视炉灶的改进。这就促使人们不得不改进了炉灶和炊具来适应厨房新情况的变化。不仅灶具、炊具在日臻完善,就连餐具也讲究起来,例如轻盈秀美的器餐漆具便产生了。

也是从这一时期起,人们开始在烹饪中使用植物油,在厨房的食品加工中,油煎法开始使用。西域一带的“胡风烹饪”也影响了中原地区人们的厨房文化,出现不少面点小吃新品种,厨房中加工面食的案桌变得更加重要。尽管现有资料仍不能复原这一时期厨房和器具使用的全部面貌,但在不少墓葬、遗址中出土的明器等文物资料能够使我们了解,当时的厨房已经具备了食品的贮藏、熏制、腌制、案桌加工,和炉灶烧烤、煮蒸等各种功能(图6)。

关于厨房,史书上有不少记载,唐代三司使在长安永达坊的住宅中宴请丞郎,宴会厅成为“设亭”,其屋顶造型如飞鹏,“左右翼为厨为廊”3)。

除此之外,铁制的锅釜从富人的厨房到普及到普通人的厨房过程中,锅釜开始向着多样化的形式发展:有可供煎炒的小釜,有多种用途的“五熟釜”,以及“造饭少倾即熟”的“诸葛亮锅”等。所谓“诸葛亮锅”类似后来的行军锅,相传是诸葛亮发明的,因为锅浅,和灶火的接触面大,因而烧饭时间短,饭菜容易熟,这是“行军锅”的前身。厨房中使用更加锋利轻巧的铁质刀具,大大改进了刀法和刀工,使烹饪技艺日趋美观。富人厨房中工作的厨子还有紧身的“禳衣”,形似牛鼻的“犊鼻”式的围裙,以及名为“青鞲”的长护袖,无形中使厨师的劳动效率提高。炉与案的分工,有利于厨师集中精力专攻一行,提高了“厨房技术”。

目前我们所见到的传统厨房,主要是沿袭明清时期的设计模式,在厨房的功能上主要是要安排好炉灶、加工台案、食物贮藏、工具器皿摆放和水的储存与排放等几个部分。

2 炉灶的多元化

从大量出土的明器中可以看出,汉魏时期、或更早些,厨房中已经出现了灶台,这种灶台和过去炉灶的主要区别在于,排烟的烟囱已由原来简单的垂直向上改为烟道先横向深曲通火,然后才向上排烟的形式。在充分利用炉火的热功方面,取得了大的进步。在一些地区,人们逐步开始使用利于掌握火候的煤炭窑。河南唐县石灰窑画像石墓中出土的陶灶,河南洛阳烘沟出土的“铁炭炉”,说明在厨房灶具的材料形式上已经多种多样。内蒙古新店子汉墓壁画中表现的厨灶,“一灶五突,分烟者众,烹饪十倍”也就是说,一台炉灶有五个火眼和许多排烟孔,可以大大提高烹饪功效(图7)。

隋唐五代宋金元时期,厨房使用的燃料质量得到提高,这时较多使用石炭,部分地区还使用天然气和石油;有了耐烧的“金刚炭”也就是焦煤、类似蜂窝煤容易吸入空气的“黑日头”。在炉灶引火,用“火寸”。这是蘸有硫磺的木片,相当于今天的火柴。在选择燃料时,人们还知道“煮酒及炙肉用石炭”,并懂得“柴火、竹火、草火、麻核火气息各不同”。因而,人们改进了厨房的炉灶,当时流行泥风灶、小缸炉和小红炉,还有一种“镣炉”,以适应不同的燃料,人们还革新了炊具,以适应不同的火口。隋唐宋元的火功菜甚多,与能较好地掌握不同燃料的机能有直接关系。

宋代注重饮食文化,厨房设备在宋代进步很大。如宋代的镣炉,外镶木架,下安轮子,可以自由移动,不用人力吹火,炉门拨火拔风,清洁无烟,火力很旺,还易于控制火候。宋代还使用多层蒸笼蒸制食品,还有六格大蒸笼,提高了效率、节约了时间。精细铜暖锅,体现了当时工艺的精湛。金代的双耳铁锅,一直在北方民间流传至今(图8)。

在今天各地的传统民居中,常见的厨房炉灶可以分为锅戗、星灶、炕灶、地灶、坑灶、火塘等许多种。

锅戗是最为古老的炉灶形式,但是在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直到上世纪末还是普通民众家家使用的炉灶。锅戗是用粘土混合麦草作为主体材料,用手塑性,并在上下炉膛间加几根铁棍作为炉篦而制成的。锅戗主要适应以柴草作为燃料,灶具主要适应大铁锅和鏊子。能够承担烙、煮、蒸、炒等多种烹饪需求,还和风箱配套,价格便宜,但是十分好用。

星灶主要是南方地区传统厨房中的灶具。星灶需要较大一个区域来设置。星灶分为前后两面,前面是灶台,上面设三个至七个火眼。后面是灶口,主要是烧柴。由于星灶有烟囱拔风,因此往往不需要风箱供氧和加大火力。是一种能同时满足煮、蒸、炒、温几种功能的炉灶形式。由于炉灶前台的后部有墙架围合,上面可以摆放油盐酱醋等瓶瓶罐罐,还有放灶王爷的神龛。即便在今天,在南方地区,星灶仍然随处可见(图9)。

地灶有几种,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许多地区的民居中还保留有做“胡饼”的地灶。现在这种饼被叫做“馕”,有厚薄等许多种。加工馕的地灶,叫做“馕坑”,在维族村落中几乎家家都有。另外在吉林省的东北朝鲜族民居中,地灶是在客厅的一侧凹陷下去的一个区域。朝鲜族民居的厨房位于客厅一侧,因为朝鲜族传统烹饪中没有炒菜,较为清洁,因此厨房不需要封闭,就像当代欧美人洋房中的厨客一体的设计。朝鲜族民居地灶的最大功能是给整个房子提供地暖,使热效合理利用。

在汉族民居中使热效合理利用的厨房形式是炕灶。需要说明的是,与朝鲜族民居不同,大部分使用炕灶的汉族民居都不是全年使用炕灶,而只是在气候寒冷的约半年时间里使用炕灶,而另外的半年则使用单独的厨房。炕灶是在火炕的一侧设置炉灶,炉灶的烟道是设置在火炕里面的。因此,炉灶的热能,不仅烧熟了饭菜,烧热了水,还温暖了炕和房间。

火塘是干栏式传统民居中的炉灶形式。火塘一般都是设置在干栏式民居二楼客厅的中部,也有像傣族民居等,设置在二楼客厅一侧的。火塘是一种古老的设置,无论哪一个民族,只要使用干栏式传统民居,都会使用火塘。火塘是在地板上开挖的一个方口,里面是一个下凹的炉膛。炉膛的侧面和下面是铺的石板,石板是被下面一根立在地面上的木柱给撑住的。人们在火塘里烧柴,火塘的上方是三条腿的铁质塘架支撑一个圆形的铁质锅圈。火塘不仅满足人们所有的烹饪需求,而且还可在冬季或雨季烤干衣物。火塘的上方悬挂腊肉鱼干等食物,每日的烟熏火燎,可以使腊肉鱼干长期保存,并且味道也更好(图10)。

综上所述,古代炉灶有:单火眼土灶、连眼灶、风箱灶、一面灶、连釜灶、炙炉、染炉、炭盆等各种形式。

3 烟囱的科学化

过去炉灶使用的是薪柴或有烟煤,烧火做饭时一定会产生大量的烟。烟熏火燎不仅让人们睁不开眼睛,而且还使厨房空气及粉尘污染严重,十分不卫生。因此厨房设置烟囱就是十分必要的。

烟囱的形式是依照炉灶的形式、炉灶的位置、烟道的余热是否需要第二次利用,以及厨房建筑的造型等因素所综合决定的。

朝鲜族民居是一种烟道余热充分利用的典型建筑形式。其厨房和客厅是在同一个开敞空间内的。炉灶并不是直接将炊烟用烟囱排出,而是将炊烟通过房屋地板下面满铺的烟道,最后从位于房屋另一端山墙中心处的烟囱排出。由于炊烟排出的过程经过了几乎整个房屋的地下,因此,厨房烧饭的余热得到了充分的利用。

房屋的造型对于厨房的烟囱也是起到制约作用的。譬如山西晋中民居的厢房及次要房屋都是单坡屋顶,因此烟囱的设置就要在屋脊处,这样烟囱就可以利用单坡屋顶的高屋脊,屋脊上的烟囱伸出的虽然不高,但是烟囱的实际长度已经很高了。值得一提的是,晋中地区房屋的烟囱在造型上都十分精美,最常见的形式是做成小房子的形状。即便是在同一栋房屋上,几个烟囱的造型往往都不一样(图11)。

在福建土楼、赣南围屋等聚族而居的大型防御性民居中,由于每栋建筑中往往都家庭众多,因此厨房都是设在地面层。这样取水、排水、炉灶的防火、食物材料的供给、做饭垃圾的清运都最为方便。但是厨房向院落内部排烟会直接影响二楼以上走廊的安全,同时这么多的厨房一起排烟,也会造成院内的空气混浊,人们会无法呼吸。因此只能将烟向建筑外部排。但是这种大型防御性建筑的外墙很高,要是将烟囱顺着外墙一直伸到楼顶是不现实的,因此,人们就将烟囱做成倾斜的,隐藏在厚厚的墙体之中。从建筑的外部看,只是墙上有一个一个的小孔而已。假如不是小孔上部被熏黑的话,人们往往不会注意到土楼或围屋周圈的许多个烟囱的存在。

4 台案的进步性

传统民居厨房的台案一般都比较简单,普通民众生熟食物不分,都在一个台案上加工食品。但是对于雇佣专职厨师的贵族家庭来说,厨房的台案要依厨师职能不同而有所不同。

秦汉时期出现了两次厨务大分工,首先是红案和白案的分工,也就是从事面食糕团加工和荤素菜肴加工工种的分工。从事面食糕团加工的称为“白案”,从事荤素菜肴加工的称为“红案”。后来红案又衍生出执刀者的“案子”和掌勺者的“炉子”两个工种。

魏晋南北朝时期,各种糕团面食丰富多彩。《急就篇》、《饼赋》对面点都有生动的描述。特别是“胡饼”,也就是今天的烧饼,流传至今,仍被人喜爱。也是因为北方加工各种糕团面食很多,而面食必须在案子上加工,而且加工时间较长。因此北方普通人家大都采用矮的案台,这样坐下来加工,既省力,又舒适。但这并不是绝对的,一些北方大户人家聘用专职的厨师,当然也是用专业的大型案台来进行餐点加工。专职白案加工人员需要把工作做好,而不是要舒适,因此供厨师站立使用的高案台就最好(图12)。

总而言之,南方地区的普通人家厨房中多用高的案台,与南方的高灶台相配合。而北方地区普通人家的厨房中多用矮的案台,与北方低矮的锅戗搭配。总起来说,北方地区较为贫瘠,因此厨房案台和就餐的餐桌是同一个家居。这个案台以时间的不同具有不同的功能。做饭时是厨房的案板,吃饭时是餐桌,而平时孩子写作业的书桌也是这件家具。我出生在徐州的城里小知识分子家庭,儿时的生活就是如此。像北方地区相当多地区的农民吃饭是没有用过餐桌的。孩子们饭碗一端,就倚在家门口的门框或墙上吃。而成人吃饭总是随地一蹲,永远是双手端碗无桌用餐。

5 厨具的多样化

据贾思勰的《齐民要术》记载,汉魏六朝的烹调有用酱拦拌和细切的菜肉,用盐与米粉俺鱼,腌熏腊禽畜肉,将肉制成羹,蒸、煮、烧烩、煎炒,泡酸菜,烤,酒醉或用泥封腌,熬糖与做甜菜等许多种加工烹饪食品的方法。《齐民要术·做酱》中有“于大甑中燥蒸之”的记载,这说明人们已经可以采用一些特殊技法让腌制的食品更加精致好吃。这也就要求厨房的台案、洗盆、供水、排水、和炉灶的功能都要跟上。

在铁刀、铁锅、大炉灶、优质煤、众多植物油这五种厨房先进要素的推动下,炒菜脱颖而出。炒菜丰富了人们的餐桌,然而,炒菜带来的油烟污染厨房的问题,从古到今仍然困扰着人们,所以清除厨房油烟污染,也是人们不断努力的方向,其重点就是炉灶烟囱的改进。厨房的工具主要有砧板、菜刀、铲子、勺子、笊篱、筛子、簸萁、菜筐、筷笼、罐子、瓶子等(图13)。

中国厨师的手艺主要展现在烹饪的个人技术上,对于工具的要求是一件物品可以有多种用途。就拿最常用的刀来说吧,剁骨头、剔骨头、切肉、剁肉馅、切菜、切面食等等,总之,不管是荤的素的、生的熟的,往往一把刀就解决所有问题。台案、砧板、洗盆、勺子、笊篱、筛子、簸萁、菜筐等也是生熟不分。一物多用的优点就是节约了厨房的空间。因此,在厨房物品的摆放上由于做到了立体摆放,有吊在空中的、有摆在架子上的、有放在台案边上的,还有放在地上的,因此做到随手可取,方便使用。

英国在16世纪时,人的平均寿命不超过40岁。而中国古人的平均寿命估计也不会更长。生熟食物的工具不分,是造成古人没有今人寿命长的原因之一吧!

6 祭祀的民俗化

德国社会学家诺伯特·艾利亚斯(Norbert Elias),在他的《方法史》4)一书中谈到,烹饪的进步是一种文明化的过程。也是说,社会、政治及信仰逐渐会对烹饪活动有所影响。美籍华裔学者张光直(Z.C.Chang)在他的《中国文化中的食物》5)一书的综述章节(Introduction)中提到的中国饮食文化的特征中就包括生态环境、烹调方式、与食物相关的观念与信仰,以及食物在生活中的实质和象征意义等,就是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待问题。因此,观念与信仰对于厨房文化也有影响。

在诸多的观念与信仰的影响中,灶神崇拜是人们最为熟知的一种信仰。灶神是旧时传统民居厨房中的重要设置。灶神是供于灶台上的神,也称灶王、灶君、灶王爷、灶公灶母、东厨司命等,是传说中的司饮食之神,能掌管一家祸福。《礼记·祭法》中“王为群姓立七祀”,即有一祀为“灶”,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户,或立灶”。这说明,“祀灶”是有法理依据的(图14)。

灶神之所以受人敬重,除了因掌管人们饮食,赐于生活上的便利外,灶神的职责,是玉皇大帝派遣到人间考察一家善恶之职的官。灶神左右随侍两神,一捧「善罐」、一捧「恶罐」,随时将一家人的行为记录保存于罐中,年终时总计之后再向玉皇大帝报告。旧历十二月廿四日就是灶神离开人间,上天向玉皇大帝禀报一家人这一年来所做所为的日子,也就是“辞灶”日,所以家家户户都要“送灶神”。

送灶神的供品一般都用一些又甜又黏的东西如糖瓜、汤圆、麦芽糖、猪血糕等,总之,用这些又黏又甜的东西,目的是要塞灶神的嘴巴,让他回上天时多说些好话。俗话说得直白“吃甜甜,说好话”。旧时家家户户都贴年画灶君,两边贴有对联“上天言好事,下界降吉祥”。

祭灶神象征着祈求降福免灾的意思。在祭灶君之时,摆齐供品,焚香祭拜,接着第一次进酒,此时要向灶君诚心祷告,完毕后再进行第二次进酒,进第三次酒之后,将旧有的灶君像撕下,连同甲马及财帛一起焚烧,代表送灶君上天,仪式便顺利完成。送走神明后,可别忘了正月初四(有的地区是除夕夜)把灶神接回来,接灶神的仪式很简单,只要在灶台上重新贴一张新的神像即可(图15)。

灶神在古代民间人们信奉的众多神灵中的地位是最高的。祀灶神是由原始的火崇拜发展起来的一种神祗崇拜。原始人群在长期与大自然搏斗的生活中,学会了使用火,火,成了原始人的自然崇拜之一。在原始人氏族群居的生活中,那一堆永不熄灭之火便是他们的灶。但是,人们不愿意将灶神庸俗化,于是把灶神解释为天帝派驻各家的监察大员,是一家之长,负责监督一家老小的善恶功过,定期上报天庭,这就更加得到一般老百姓的顶礼膜拜。

祭灶的历史非常悠久。在秦代以前,祭灶就已成为国家祀典之一了。到了汉代,祭灶又被列为大夫“五祀”之一,并且灶神也被人格化,并被赋予新的功能。《太平御览》卷一八六引《淮南万毕术》就说:“灶神晦日归天,白人罪。”郑玄注《礼记·记法》也说:“(灶神)居人间,司察小过,作谴告者也。”这说明,至少在汉代,灶神已成为督察人间过错,专向天帝打小报告,说人坏话的神了。晋以后则列为督察人间善恶的司命之神。魏晋以后,灶神还有了姓名。隋杜台卿《玉烛宝典》引《灶书》称,“灶神,姓苏,名吉利,妇名搏颊”。由此可见,对于灶神的内涵,还随着社会的发展在不断充实。这也反映了民俗文化发展的典型规律。

7 各地厨房在民居中的不同位置

行文至此,中国传统厨房的历史发展和一般特征我们都有了议论。但是,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的传统民居中,还因人们的生活习俗、建筑的形式特征以及烹饪的方式方法的不同,厨房被设在住宅建筑中的不同位置(图16)。

北京四合院、山西晋中民居的厨房都是设在东厢房的背后或东厢房的南侧,这种布置就是源于风水理念。因为绝大多数的北京四合院、山西晋中民居都属于东四宅的形式,在风水理念的影响下,供人们选择能够适合安置厨房的地方并不多。

东四宅是风水学上的一个概念,就是把住宅中堂屋的朝向与后天八卦中的卦位进行对应,这样就产生八种形式,简称“八宅”。八宅中又分为“东四宅”和“西四宅”两类。具体地说就是东四宅为震宅(坐东向西)、巽宅(坐东南向西北)、离宅(坐南向北)、坎宅(坐北朝南);西四宅为艮宅(坐东北向西南)、坤宅(坐西南向东北)、兑宅(坐西向东)、乾宅(坐西北向东南)。

在营造活动中,人们首先考虑的的要素是大门、堂屋和灶这三个要素。这三个要素必须放在“吉位”上。在东四宅中,震(东)、巽(东南)、离(南)、坎(北)四个宅位为吉位,其(他四个方位是凶位,反之,在西四宅中,艮位(东北);坤位(西南);兑位(西);乾位(西北)四个宅位为吉位,其他四个方位是凶位。而坐北朝南的北京四合院、山西晋中民居等,堂屋都是设在坎位(北面),而大门都是设在巽位(东南方向),因此,供人们设置厨房的吉位只有震和离。北京四合院及山西晋中民居的南边均为倒座房,是佣人居住及接待一般客人的场所。因此,人们便将灶(厨房)设置在东面,以祈求平安。

风水的限制主要在于较大的宅子和较为富有的人家,对于宅基地本来就十分局促的地区来说,最重要的还是首先要满足功能需求。譬如在江南水乡民居中,人们都是把厨房设在最靠近河道的建筑的最后面的地面层。因为旧时河道是最主要的交通要道,而船只是最主要的交通工具。人们买菜运粮要从船运获得、取水淘米都要依赖房屋临水一面的私用小码头,因此在临水一面设置厨房最为方便。

无论是靠山崖还是靠水边的吊脚楼,厨房也是设在建筑的后部,可以俯视山下或水面的位置。这样的设置,倒不是为了做饭时好观赏风景,主要是为了方便倾倒污水和垃圾。

在福建土楼中,厨房都是设在最外围一圈土楼的底层。土楼是聚族而居的一种大型住宅形式,内圈的土楼一般均为辅助性功能的建筑,而外环的建筑楼上为卧室,有的富有人家二层皆为粮仓。但是外圈建筑的底层设厨房。由于土楼内的人家多,因此厨房也多。不少土楼外环建筑的底层全部为厨房,炉灶的烟囱直接穿过土楼厚厚的墙体,将炊烟排到楼外(图17)。

福建中西部土堡的厨房一般都设在两个地方,一个是设在后堂的后部的两侧,这里是客人难以到达的私密区域。还有的是把厨房设在副厝与过水亭交接处。因为过水亭在土堡中兼有家庭餐厅的功能。

福建五凤楼的厨房都是设在横屋的底层。因为后堂的楼房多为卧室,而横屋多为辅助用房。横屋的地面层设厨房,与磨房等加工间为邻,方便加工食物和倾倒垃圾。

侗族、苗族、壮族等民族的干栏式民居的厨房设在二楼的客厅,也就是火塘。这些民族的火塘都是设在二楼的中心空间。但是同样使用干栏式住宅的傣族,尽管其厨房也是火塘,但是却设在二楼的一侧,紧靠晒排的位置。因为傣族民居二楼正中的中心柱是神柱,因此火塘偏到住宅的一侧,靠近竹子做的类似于阳台功能的晒排,在使用上更加方便。

朝鲜族民居的厨房设在客厅的一角,与客厅为一个整体空间。这是因为朝鲜族的饮食加工方法为蒸煮烤炖,没有炒菜,因而也没有油烟的困扰(图18)。

蒙古包中心取暖用的火炉,兼有做饭的功能,因此,蒙古包是厨房、客厅与卧室空间一体的。

维吾尔族民居的厨房一般都是设在房间的入口一侧开敞式的走廊内,因为新疆少雨,厨房在这里,加工食品方便,尤其是维吾尔族的主食为馕,厨房的必备设施就是烤馕的炉子。

塔吉克族生活在名为“普依阁”的综合性居室中。这个居室一般常见的尺寸为7mx9m,十分大。房间的一角设门,三面依墙设大的土炕,另外一面的中间部分设炉灶,宽大的灶台上同时设几个灶口。从平面上分析,灶台及紧靠灶台两侧均开敞,但是在灶台延伸线靠近两侧普依阁墙壁的地方,顺延长线各设一小墙将炉灶外的一侧的小空间从大房间的主要空间分割出来,形成一个半开敞的小空间,作为食物的贮藏和加工场所。炉灶的上方为天窗,供采光、通风和排烟用。

藏族民居的厨房一般都是设在二楼,因为在乡间,民居地面层大都为牲畜房,而从二层起,为生活空间。厨房在二楼,泥砌的炉灶就座落在二楼的木地板上,炉膛、炉灶外面的地板上面铺泥或铺砖,用来阻燃地板。与塔吉克族的“普依阁”功能相同,冬天时,炉灶还起到采暖的作用。

厨房,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厨房,使我们的生活丰富多彩。深入分析、研究厨房的发展历程,我认为意义非凡。

参考文献

[1])山西省文物管委会.侯马工作站工作的总收获[J].考古,1959(5):225.

[2])考古研究所辉县发掘报告[M].科学出版社出版,1956:38-39.

[3])《全唐书》卷718.

[4])The History of Manners.纽约:Pantheon出版社,1978.从1938年出版的德文原著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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