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公权力（共11篇）
国家公权力 篇1
【教材分析】
本课的授课内容是人教版必修二《政治生活》第三单元第五课第一框《人民代表大会:国家权力机关》。本框题主要阐述人民代表大会和人大代表的相关知识, 与下一框题紧密联系, 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课标要求】
要求学生明确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政体;了解国体与政体的关系;知道我国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人民代表大会, 人大代表是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 “一府两院”各司其职。
【学情分析】
高一学生对人民代表大会和人大代表的理解只停留在表面现象, 有一定的了解, 但不够深入, 通过本课的学习可以使学生对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大代表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从而在生活中能正确分析政治现象, 树立公民意识, 培养主人翁责任感。
【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
(1) 知道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国家权力机关, 人民代表的法律地位、权利和义务。
(2) 理解人民代表大会的主要职权, 人民、人民代表与人民代表大会之间的关系。
2.能力目标
(1) 通过小组合作探究, 培养语言表达、沟通、理性分析问题的能力。
(2) 通过分析事例, 角色体验, 模拟人大代表撰写提案, 培养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3.情感态度价值观
通过小组讨论, 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 通过模拟撰写人大代表提案, 关注社会生活, 唤醒公民意识, 培养社会责任感。
【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代表的的职权、人民代表如何履职
教学难点: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区分、人民代表的权利区分
【教学方法】
教师的启发式教学法与学生的自主、合作、探究学习法相结合, 恰当使用多媒体手段。
【教学过程】
一、情境导入
PPT展示一组图片, 问:请同学们观察一组图片, 说说图片反映的是一种什么场景?对, 是全国“两会”召开的场景。全国“两会”是中国的年度政治盛会, 每年3 月在北京召开, 透过这个窗口, 人们既可以观察中国当下的热点问题———从经济增长、深化改革到生态保护、简政放权, 也可以看到“中国式民主”的特色。今天, 我们共同走进人民代表大会, 来聊一聊人大那些事。 (板书课题)
二、讲授新知
课前, 老师给大家布置了学习任务, 了解人代会的产生过程, 并预习本课的学习内容, 在此基础上每人提出两个问题。老师把你们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归纳, 请看PPT。 (PPT中展示高婕、苏琪、杨宇杰、卢珊珊等同学提的问题) 让我们带着这些疑问, 首先走进人大。我国宪法规定:“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从这句话中, 可以看出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一起构成了我国国家权力机关的完整体系, 它们的性质是国家权力机关。请同学们完成下列表格。
活动一
(学生发言略)
同学们对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从性质、地位、职权进行了对比, 还有一种关系在表格中没有呈现, 那就是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的关系, 它们在法律上是监督关系, 在工作上是指导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人大四种职权的划分, 请同学们看教材56 页的“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示意图, 找出各项职权的关键词。 (教师分别对这四项职权进行解读, 比如法律的立改废属于立法权, 从两个层面来说;决定权决定的是国家和本行政区域内的事项;任免权指的是选举、任命、罢免、撤职国家机关领导人员和其他组成人员;监督权监督的是“一府两院”, 强调乡镇一级不设“两院”。
活动二
以2015 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例, 出示图片和信息, 请同学们判断分别属于哪种职权。 (学生发言略)
PPT出示杨梦岐同学的问题: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哪些职权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具体职责有哪些?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全国人大的常设机关, 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代为履行部分职责。
(PPT出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 教师讲解。)
请同学们思考:每年都是谁来参加人民代表大会?人大代表。人大代表是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 (PPT展示张羽婧、任子健、韩伟、赵阳等同学提出的关于人大代表的问题。) 让我们带着这些问题走进朝阳区的一位人大代表, 看看她是如何履行职责, 为百姓代言的。
播放视频《人大代表苏煜:我是老百姓选出来的》
活动三
小组讨论。1.人大代表苏煜是如何帮助居民解决问题的?2.体现出的代表的职责有哪些? (学生发言略)
PPT出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代表法》中人大代表的权力和义务的相关规定, 并标注关键词。追问:旁观整个事件的解决过程, 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苏煜为什么会不厌其烦的奔波于居民和相关部门之间来解决问题?人大代表的权力来源于什么? (学生回答略)
PPT出示人大代表的产生过程示意图, 回顾第一单元第二课民主选举的相关知识。人大代表人民选, 肩负着人民的重托, 所以“你若不称职, 就意味着67 万人的缺席..........。 (PPT出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朱永新的一段话) 强调人大代表履职的重要性。
三、本课知识回顾
活动四
请同学们用一句话表述人民、人大代表、人民代表大会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 并画出结构图。
(教师PPT出示本课的知识结构图)
活动五
模拟体验。假如你是人大代表, 请你为在2016 年召开的北京市朝阳区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提议案。格式要求:提案名称;案由;解决办法措施。
(ppt展示学生在课前完成的提案, 由提案人到讲台前陈述)
活动六
小组讨论
1.作为人大代表, 如何履职才能提出有价值的提案, 并被采纳和实施?
2.作为老百姓, 通过什么途径和方式联系到身边的人大代表?
(学生回答略)
教师归纳:作为人大代表, 是人民选出来的, 代表人民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 履职很重要, 要密切联系群众, 走访调查, 倾听民意, 反映民众呼声, 提案的落脚点一定要与百姓的需求相一致。作为老百姓, 也要支持理解人大代表的工作, 遇到问题的时候可以通过村委会、居委会、人大代表工作室等途径找到身边的人大代表, 反映自己的诉求。
四、课堂小结
用摘自人民日报的一段社论来结束本课。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 就是人民当家作主。人大代表的职权和人大代表履行职责, 就是要尽心履职, 集睿智之言, 纳务实之策, 引领全国各族人民心往一处想, 智往一处谋, 劲往一处使,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汇聚磅礴力量。
五、课堂作业
完成学案。
国家公权力 篇2
第五课 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第一框 人民代表大会：国家权力机关
【教学目标】理解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设机关的法律地位和职权。了解人大代表的产生和职责。
【教学重难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设机关的法律地位和职权。
【教学方法】情景讨论法、小组探究法、分析讲授法、活动启发法。
【教学设计】
每年草长莺飞，春暖花开时节，在我国的首都都要隆重举行“两会”，哪“两会”？（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你知道到他们的全称吗？2007年3月召开的是几届几次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那么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每届任期几年？每年召开几次大会？（每届任期5年，每年召开一次大会。）那么每年召开一次大会，在大会闭会期间由谁来代替它行使权力？（他们都设立常设机关。）
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召开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列席了人大会议，同人大代表一起听取并讨论了政府工作报告及其他有关报告。并在分组讨论中对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具有建设性的修改意见。全国政协委员为什么要列席全国人大会议与人大代表一起听取其他国家机关的工作报告？（便于发挥政协委员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作用。）
我国人民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主要是广大人民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选出人大代表，由他们组成各级国家权力机关，代表人民统一行使国家权力。这也就是说我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
一、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
1、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人民代表大会
我们上面看到的一组图片，人大会就有关问题或讨论，或通过表决。我们想一想，十届人大二次会议会不会讨论、表决某县房屋拆迁问题，县人大会不会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不会，因为这涉及职权范围问题。涉及全国一切重大事务的就由全国人大来决定，涉及某一地方行政区域内的重大问题，就由地方各级人大来讨论决定。因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它在我国的国家机构中居于最高地位。地方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它在我国的国家机构中居于最高地位。其他国家机关都由它产生、对它负责、并受它监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最高的立法权、最高的任免权、最高的决定权、最高的监督权。
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我国只在县及其县级以上设立同级人大常委会。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全国人大的部分职权（包括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解释法律。）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以便更好地发挥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作用。人大设立常委会是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下列关于人大常委会的表述中，正确的有哪些？各级人大设立常委会，作为同级人大的常设机关? 人大常委会在人大闭会期间依照宪法行使部分国家权力?人大常委会的设立可保证人大对其他国家机关实施经常性监督?人大常委会与人大是从属关系，对本级人大负责，受本级人大监督?
地方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它是本行政区域内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本行政区域内的一切重大问题，都由它讨论决定，并由它监督实施。它们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起构成了我国国家权力机关的完整体系。
全国人大与地方各级人大是什么关系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我国的国家机构中居于最高地位。因此有人认为地方各级人大从属于全国人大。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地方人大作为地方一级的国家权力机关，它在同级其他国家机关中也是居于最高地位，其他国家机关也是由它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另一方面，地方各级人大与全国人大一起构成我国国家权力机关的完整体系，来共同行使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力。
2、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P56探究——说说人民代表大会在行使哪些权力？全国人大与地方各级人大享有同样的立法权吗？（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省、直辖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区制定单行条列和自治条列。省、直辖市、民族自治区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单行条列和自治条列只在本行政区域内有效，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立法权。因此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是我国唯一的立法机关。）
注意区分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和人民代表的权利。今年的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物权法(草案)》和《企业所得税法》高票通过。这两个法案在代表热列的掌声中表决通过体现了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什么权力？人民代表行使什么权利？（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决定权；人民代表行使审议表决权。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在表决有关法律草案和决定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集体行使职权。人民代表个人不能单独行使决定权。）
二、肩负人民的重托
人大行使职权，拥有权力，实际上是代表人民行使职权，拥有权力，肩负人民的重托。人大的责任往往是通过人民代表的活动展现出来的。
1、人民代表是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
从2006年7月1日开始到2007年12月31日全国进行新一届县乡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新一届县乡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涉及选民9亿多，涉及乡级政权35400多个，县级政权2800多个，将选举产生县乡两级人大代表200多万人，并由新的一届县乡人大产生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这次换届选举产生的县乡两级200多万人大代表如何产生？（人民代表由民主选举产生，产生方式有两种：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选出；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全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每届任期五年。）通州市人大代表、南通开发区人大、江苏省人大代表分别怎样选出？这次换届选举产生的县乡两级200多万人大代表他们以何身份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人民代表是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是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
2、人民代表的权利和义务
辽宁省第十届人大代表侯建军酒后驾车，与56岁的裘吉发生口角后，驾车“追击”，裘吉拼命奔逃出50多米后，最终还是被侯建军驾驶的吉普车撞死。这就是轰动一时、影响恶劣的“人大代表撞人案”。人大代表撞人案对人大代表履行职责有何警示作用？（必须提高人大代表的素质，增强人大代表模范遵守宪法和法律的意识，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人大代表在自己参加的生产、工作和社会活动中，协助宪法和法律的实施，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听取和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努力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并接受人民监督。
结合P57探究分析，为保障人民代表完成行使国家权力的使命，宪法赋予人民代表特有的权利是什么？（人大代表在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享有审议决定权、提案
2权、质询权。）这些权利是普通公民所不具备的，那么“人大代表是我国特殊的公民”，这种观点是否正确？为什么？（人大代表不是我国特殊的公民。因为他们同样是人民，是我国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与其他公民一样平等地享有宪法和法律确定的权利、也要平等地履行义务。但我国的人大代表也确实有些特殊，因为他们享有一般的公民所不享有的权利，但也同时要履行一些公民不会履行的义务。宪法和法律赋予人大代表以这些权利是为了使人大代表更好地代表人民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
【作业】
简答：简述人民代表的法律地位及其权利和义务。
分析说明：全国人大与地方各级人大的关系。
辨析：在我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权力由人民直接行使。这是社会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民主的本质区别。（在我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权力由人民行使，但不是直接行使。我国全体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方式是间接的，即通过人民选举人民代表，由人民代表组成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社会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民主的本质区别在于其阶级性，即是否由人民真正当家作主。行使国家权力的方式不是本质区别。）
【教学反思】
被私有化的国家权力 篇3
这是1895年的春天，伊藤博文正在说服对手接受日本提出的苛刻要求——割让台湾和澎湖列岛与辽东半岛，赔偿2亿两白银。
“协议”的内容令人屈辱，但谈判的气氛却是缓和的。李鸿章73岁了，在过去的20年里，他一直是中国最著名和最有权力的大臣，以洋务运动的领导人自居。伊藤博文比他年轻18岁，是明治维新的领导人物。两人互存好感，因为比起晚到来的西方人，中、日之间的密切联系由来已久。伊藤博文这一代仍浸润于中国传统文化，熟悉儒家的伦理和唐人的诗歌，日本皇室和大臣们之间经常使用汉字书信来交流。即使中文与日文的发音不同，二人也可以通过笔谈来交流想法。
他们十年前还在天津见过，伊藤博文专程去拜访这位北洋大臣，讨论两国变法事宜。那时，两个国家至少在表面上还几乎处于同一起跑线上，都派遣留学生去西方，都购买德国的战舰。而且看起来，中国要更令人生畏些，它购买的战舰规模更大。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两个国家的政治结构存在着多么大的差异。在日本，留学归来的伊藤博文可以进入权力中央，而同是去英国留学的严复归国后却郁郁不得志。
决定1894年中日战争胜负的，不是两国的财富，而是两种不同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日本可以迅速集结全国之力，而中国则先是反应迟缓，然后陷入一团慌乱；在战机不断延误之后，又决定拼死一战。战斗发生后，所有隐藏在巨大船舰背后的弱点开始暴露出来，指挥的失利、炮弹不足、官兵士气低落……
朝廷中的争吵从未结束过，一个国家的战争，被当做李鸿章一个人的战争，他的政治反对者首要的意愿，是借此摧毁他的政治权威。而民间对于这场战争的反应同样是迟缓的。普通的公众从未接受过基本知识的训练，也从不知道世界是怎样的。山东烟台的农民，为了一点点报酬领着日本士兵登陆。绝大部分读书人的头脑，则被四书五经、八股文章占据着。至于最高的当权者慈禧太后，她已不受控制地行使了三十多年的权力，没人敢于挑战她的权威。而1894年正是她六十大寿，与日本的冲突的坏消息是被瞒了再瞒，才最终进入她耳中的，因为李鸿章担心因此坏了她的心情。
这个国家的所有权力，是彻底的私有化。皇室表面上拥有一切，而在剩下的空间里，大臣们各自发展自己的私人力量。而这种力量结构，必然腐蚀掉整个社会，没人为这个国家的长远未来考虑，想的都是眼前利益。
在伊藤博文看来，这位德高望重的李中堂，或许没办法集一国之力战胜日本，却能将中国的土地和财富慷慨地给予日本。李鸿章在此享有了比他更大的权限，可以轻易地承诺和给予。在第一次会谈里，伊藤博文感慨地说：“日本之民不及华民易治，且有议院居办，办事甚为棘手。”而他自己，倘若在会谈中失利，则可能随时被议院弹劾。
（摘自群言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时代的稻草人》 作者：许知远）
国家公权力 篇4
1.1 通说的模式分类
(1) 弹劾式与纠问式。
此说为戈德斯坦提出的, 以诉讼参与方的结构为标准, 被定为传统的刑事诉讼模式。以“无罪推定”为中心原则的弹劾式诉讼强调国家在诉讼中的消极角色。控方和辩方都是私人方, 国家公权力处于不告不理的状态。
纠问式的特点在于控、审的联盟性。在国家公权力较发达的时期, 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对国家的统治, 会利用国家这个强大的公权力追究个人的刑事犯罪, 控审是同一利益体。
(2) 当事人抗争模式和职权纠问模式。
达马斯卡在研究总结戈德斯坦的观点后, 把戈式分法定名为传统的刑事诉讼模式, 而把现代的刑事诉讼模式分为当事人抗争模式和职权纠问模式。也称作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 二者都属于三角结构诉讼模式。但当事人主义注重控辩双方的对抗, 以加强辩方的防御力来限制控方 (国家公权力) , 而职权主义则注重国家公权力自身内控和各国家部门之间制衡控制。
1.2 其他分类
学术上还有一些分类, 如美国学者帕卡 (也译作帕克) 在上个世纪60年代提出来的犯罪控制模式和正当程序模式, 费斯 (也译作格里菲斯) 在分析帕卡的模式理论之后提出来的家庭模式, 陈瑞华老师把刑事诉讼模式分为传统的对抗模式和新型的合作模式, 还有流线型与三角结构, 强职权主义与混合模式等等。
2 域外国家刑事诉讼中国家公权力的配置
在现代刑事诉讼结构中一般都以三角结构为基础。无论是当事人主义还是职权主义, 都以国家追诉主义为前提。国家公权力的介入强有力的保障的了犯罪追究的效率, 但国家公权力的滥用带来的不利后果也不可小视。所以各国对国家公权力在刑事诉讼中的配置都严格对待。
2.1 大陆法系职权主义模式中国家公权力的配置
大陆法系中以法德为代表, 其诉讼模式经历了一个从古罗马的弹劾式到中世纪的纠问式, 再到现代的职权主义模式。前文中也有提到, 古罗马的弹劾式刑事诉讼模式中, 自诉是主要的起诉方式。国家公权力配置的特征为: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合为一体, 但司法权限极小, 受案原则为“不告不理原则”。 虽然国家司法机关在公诉案件中有主动追诉的权力, 但在当时的公诉案件极其少, 只包括叛国罪、伤害行政官员罪等等少数几个罪名。中世纪的教会法把纠问式诉讼模式推广到欧洲大陆各国, 在纠问式的刑事诉讼中, 国家公权力空前加强。侦查、控告、审判都由公家主动经行。此三方即使在某些地区不是合为一体的行政机关, 至少是三方具有较强的联盟性。合作办案, 突显国家公权力追求犯罪追究的实体功效。实践上也确实取得了较之之前弹劾式时代更好的诉讼效率。虽然被告也有少量上诉的权利, 但是刑讯的泛滥必然导致此类刑事诉讼模式的消亡。近代思想启蒙运动之后, 欧洲大陆的人们发现纠问式虽然取得了前述的良好效果, 但国家公权力肆意扩张带来的人权践踏等负面问题不符合现代文明的发展。所以职权主义刑事诉讼模式应时代呼吁而出。在职权主义中, 国家公权力的权限已然很大, 但对权力的限制和权力间的制衡以被重视并在制度构建上逐步完善。表现为:控审分离, 警察部门和检察部门侦查权间形成制衡, 法院对检察方的预审监督, 参审制对审判的分权制衡;当事人的律师帮助权、上诉权,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羁押期限制度等等具体制度扩张当事是的合法权利保障以增强与公权力的对抗能力来限制国家公权力的行使。
分析大陆法系刑事诉讼模式演变中的国家公权力配置的情况, 可以发现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导致如此发展:第一, 有没有强大的集权政治;第二, 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导致的人类的认知能力;第三, 国家公共利益与私人权利的对立程度或者是区分程度;第四, 人权保障观念的重视程度。
2.2 英美法系刑事诉讼模式中国家公权力的配置
英美法系的刑事诉讼模式的第一代表为英国, 其诉讼模式经历了一个从弹劾式发展到类混合主义再到当事人主义的一个历程。之间的混合主义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日本式的混合主义, 而是在弹劾式中夹杂了一些纠问式的因素而非弹非纠的一种模式。欧洲文化以古罗马文化为基础发展的, 英国亦然如此, 其早期的弹劾式与欧洲大陆国家的模式发展大同小异。中世纪的英国没能成功转向纠问式模式的原因在于:第一, 英国没能形成一个稳定的中央集团而不能保障国家公权力的肆意扩张;第二, 各方贵族为了利益的均衡而集体反对过大强大的王权扩张;第三, 现代人权思想在英国形成时间早。英美法系的另一个代表美国, 更是将英国的对抗制度深化发展, 发展成一个较为完善的现代刑事诉讼制度。其中的国家公权力的配置表现为:第一, 司法权的独立, 司法权威极高;第二, 发达的证据制度限制侦查权滥用;第三, 控审分离并且预审法官对检察权形成限制;第四, 法官绝对中立, 并履行消极的审判职能而不能积极主动的调查案件的证据等实体情况;第五, 完善的律师制度极大的提高了当事人 (主要是被告人) 的积极防御能力而对公家公权力的行使形成了外部制衡;第六, 大小陪审团制度限制了控审权力扩张。主要原因有二:第一, 新教理论中崇尚个人自由, 人权思想发达;第二, 建国之始是由十三个相互独立的州联合而形成的联邦政体。
2.3 世界刑事诉讼模式发展的趋势
无论是大陆的职权主义还是英美的当事人主义, 都是现代刑事诉讼模式的代表, 并且都运行的比较好, 但都不是最完美或者最完善的刑事诉讼模式。典型的职权主义中的国家公权力的配置是很强大的, 对犯罪控制和完全实现国家刑事追诉权是积极有效的, 但一旦国家公权力滥用, 必然会导致个人合法权利的被侵犯。而典型当事人主义中的犯罪追究成功率的低下会导致司法资源的浪费和国家刑罚权得不到合理的实现等。刑事诉讼模式的发展趋势当以日本模式为模范——混合模式发展。虽然各自的基本点不一样, 但互相借鉴是在理论和实践中都是可行也正在实行的。如法德借鉴英美的交叉询问制度和一些先进的证据制度以限制国家公权力来保障人权, 而美国也是加强了国家公权力对公民个人的监控以防止犯罪的发生或者加强了犯罪的追究效率。
3 我国刑事诉讼模式的演变简析
据考证, 在我国, 国家公权力主动参与刑事诉讼始于西周。此时的案件起诉方式分自诉和公诉。虽然古罗马时代也有公自之分, 但西周的公诉案件比例比之更大, 因为在西周私人重伤害案件和盗窃案件私利案件也由国家追诉。而秦之后我国向典型的纠问式刑事诉讼模式发展。原因是:第一, 儒家的大一统思想促使并实现了国家大一统, 有强大稳定的国家政权, 家长制下的权利等级分明和君权的绝对权威;第二, 法家的强制法度思想促使政府为了维护统治而积极主动打击犯罪 (包括大部分刑事犯罪) ;第三, 随着人类的认识能力的提高, 神示证据制度向人证制度发展。到唐时形成了系统的纠问式刑事诉讼模式, 以《唐律疏议》为代表。其中的国家公权力配置表现为:司法官集侦、控、审于一体, 司法行政化, 司法权限几乎没有外部的制衡 (当事人权利的对抗) , 只存在有限的上级机关的监察限制, 刑讯合法化。
影响我国近代刑事诉讼模式的演变的因素中, 外来因素为主, 或者说发展的趋势是域外经验的借鉴为主, 无论是清末的职权主义为主的混合模式还是49年以后的强职权主义模式都是如此。政局的发展对刑事诉讼的影响极大。
4 和谐视野下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国家公权力配置
4.1 现状
我国现在的刑事诉讼模式可以定位为强职权主义为主的混合主义模式, 或者说是一种介于传统和现代之间迈向现代的“半现代化”刑事诉讼模式, 有诸多不合理之处。
当下的刑事诉讼程序中, 国家公权力的配置表现为:第一, 国家追诉为主, 自诉案件的范围很小;第二, 侦查机关主要由公安机关负责, 并且国安机关、检察机关、军保部门和海关部门承担了特殊案件的侦查工作;第三, 控审分离, 审判机关有法院单独担任;第四, 实践中行政机关 (党委、政府、人大、政法委等) 绝对权威督办案件而干涉侦、控、审机关办案;第四、三机关在立法上就有“分工协作”的规定;第五、对抗国家公权力的当事人权利保障制度很不发达, 律师制度显得落后。在实践中, 公检法三机关联合办案的案例不在少数, 这显然不合理。三机关各自承担了侦、控、审的职责, 目的在于刑事诉讼中的国家公权力之间的制衡, 相互制衡者都联合了, 此中目的何以实现?司法的独立可能是中国刑事诉讼问题的一大根源因素, 包括前文说的国家公权力之间的内部制衡 (主要是公检法之间的独立和上下级之间的独立) , 还包括外部干预, 如人大、党委的干预, 政法委的指导和监督。虽然在立法角度上增加的律师的各项权利和提早了介入时间, 但实践中会见难、主动调取证据困难等等限制了律师的作用发挥。并且刑法中的帮助伪证类罪名的规定是现实的把律师推向了积极刑事辩护的对立面。律师帮助制度更是欠完善。当当事人的防御力低下的时候, 刑诉中国家公权力的合理配置显得更为重要。
4.2 国家公权力合理配置的构想
(1) 刑事诉讼目的的重构——和谐社会的价值追求。
帕克的两大模式理论要么强调的是国家刑罚权的实现以追求“控制犯罪”方面的利益, 是一种实体正义的维护;要么就是侧重于对当事人 (被告人) 人权的保障, “正当程序”正面利益的实现。这两种诉讼价值也是最为直观的诉讼目的价值, 是存在于对抗式的诉讼模式之中。格里斯菲提出了第三种刑事诉讼价值——犯罪人家庭改造。而在我国的刑事和解兴起的情况下, 也有一种区别于“犯罪控制”和“人权保障”但又不彼此矛盾的第三种刑事诉讼价值——和谐的社会价值。注重强调被告人和被害人之间的关系修复, 以减少复发冲突和报复发泄型事件的发生,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2) 国家公权力的合理配置。
第一, 刑事自诉制度的完善。
刑事自诉制度可以充分发挥当事人刑事追诉的自主决定权。减少国家公权力强行介入刑事案件以从源头减少国家公权力滥用权力的机会。合理规定刑事自诉案件的范围, 涉及到个人名誉、家庭和睦关系的罪行都可以规范到自诉的范围。
第二, 侦查权的明确。
我国的现实是侦查权主要有公安机关行使, 某些特殊机关行使一些特殊案件的侦查权。可说基本上是合理的, 也是世界多数国家的一种配置模式。但其中检察机关内设侦查机关, 负责侦查国家机关公务人员的职务犯罪, 是明显不合理的。检察机关本身就有监督侦查机关的职能, 内部自身又行使侦查机关的职权, 自己监督自己, 肯定是不合理的。建议设立一个类似于香港的廉政公署的专门机关来对公检法和其他国家机关的公权力行使专门监督, 国家机关公务人员的职务犯罪也由其侦查。检察机关行使检察具体案件的职权和国家公诉的职权。
第三, 司法机关的实质独立办案。
侦、控、审三机关的具体办案绝对独立于行政机关。这就要求国家机构设置上在行政级别和财政上给予三机关大于或者至少平级政府的待遇, 特别是控和审两机关。这可以通过设立大司法区来实现这一公家公权力的配置。取消三机关之间合作办案的刑事诉讼原则性规定 (至少在执行之前的程序) 。
第四, 执行的多机关合作。
人格魅力、权力制约与法治国家 篇5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苏州，215021）
[摘 要] 最近《南方周末》报道了争议人物——江苏省宿迁市委书记仇和靠激进手段进行改革和施政的历程。并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仇和现象”、“仇和模式”讨论。学者们纷纷发表意见，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对此，笔者认为，当前在我国依法治国的过程中，领导者的“人格魅力”或“权力道德”是不可或缺的，甚至是十分重要的，但决不能迷信，因其是感性的东西，是极不可靠甚至极其危险的，必须通过理性的手段——法律——进行权力制约。惟有如此我们国家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国家。
[关键词] 人格魅力 权力制约 法治国家
一、问题的缘起
2月5日《南方周末》以重点篇幅报道了《宿迁改制风暴》[1]，讲述了争议人物——江苏省宿迁市委书记仇和靠激进手段进行改革和施政的历程。随后有几位学者也各抒己见，参与讨论。情况当然是泾渭分明、各执一词。赞成者立场坚定的认为，仇和是一个难得的好人、好父母官，这从其上任8年来的政绩和民心所向就可见一斑，他的治理经验和改革模式应被广泛推广；而反对者也旗帜鲜明的指出，仇和的所谓经验和模式，实质上是“专制”，是“人治”，是权大于法、以权压法、不依法办事的典型，这与当前我国致力于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是背道而驰的，应当警惕并认真反思。所谓的“仇和现象”、“仇和模式”一时间成为当下学者们争相探讨的话题。笔者在此不揣浅陋也有一点不成熟的看法想一吐为快，还望批评指正。
二、人格魅力——“想说爱你不容易”
“人格魅力”，是笔者在有关“仇和现象”、“仇和模式”的报道中感触到的第一个“关键词”。诚如有的学者指出的，仇和是一个亲政爱民的好父母官，他在当地百姓中的威望极高。看到这样的报道，我们着实为之欣慰。因为，在老百姓中口碑好、威望高的领导在当前的媒体报道中并不多见，尤其在当前众多高官因贪污腐败不得民心而纷纷落马，甚至还有为数不少潜逃国外的情况下，出现了这样一位好“父母官”，当然为失望的老百姓注入了一剂强心针。这一针效果是好是坏且容笔者慢慢道来。
人格魅力，从语词解释的角度看，“人格”是指人的整体精神面貌，涵盖三层意思：其一，人的性格、气质、能力等特征的总和；其二，个人的道德品质；其三，人的能作为权利、义务的主体的资格。本文“人格魅力”中的“人格”取个人的道德品质之意；“魅力”是指很能吸引人的力量。[2] “人格魅力”在我国可以说已成为一面“精神旗帜”。孔子的“不义，富贵于我如浮云”，孟子的“富 贵 不 能
作者简介： 张伟（1980—），男，山西古交人，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 2003级硕士研究生。
淫，贫 贱 不 能 移，威 武 不 能 屈，此之谓大丈夫也。”，荀子的“从道不从君”，文天祥的“人
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等这些意气风发的千古绝唱，至今仍熠熠生辉。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也成为“人格魅力”的最好注解。应该如何正确认识“人格魅力”呢？笔者以为，“人格魅力”在我国成为一面“精神旗帜”与我国居于几千年传统文化统治地位的儒家“人性本善论”密切相关。儒家以“慈母”般的眼光看待人性,对人性持一种完全信任的态度。孔子说人“性相近,习相远”,暗含了性善的因素;孟子进一步发展为性善论说“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虽然主张性恶论,但他同时又强调只要经过一番修身养性,即可“化性起伪”,成为圣人。性善论经过宋代《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的宣扬,几乎家喻户晓,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同。新中国成立后,又有 “六亿神州尽舜尧”的神话。[3]从某种程度上讲，“人格魅力”的确在我国历史上有过积极的作用。我国自古以“礼仪之邦”闻名，从帝王到文人都主张“贤人之治”、“以德服人”，十分重视执政者的品质对社会的影响，重视对官吏的治理，虽然其本质上是为了维护统治，但也确实造福了黎民百姓，比起贪官酷吏自不必言了。人格魅力往往是与“清官”联系在一起的，谈及清官，我们很容易想到明镜高悬、铁面无私的“包青天”，包公可谓是中国“清官”的化身或代名词。中国人对清官有着浓厚的情结，可谓情有独钟，多少世纪以来,无论多少朝代更替,清官情结依然凝聚在人们心底。“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豫剧《七品芝麻官》主人公的这句唱词成为相当多干部自律的格言。[4]朱鎔基总理就职时也说:“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话,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可见,清官对中国人影响之深。江泽民总书记也强调: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这实际上是要求领导干部们做“现代意义”的清官。因为“清官”毕竟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带有封建制度的烙印和一定的“人治”色彩,它从一个方面映了封建社会下法制的软弱,这与我们建设民主法治国家的目标是不符合的。不过，“清官”的秉公执法和高尚品德是值得提倡和发扬光大的，也是我们今天实现社会主义法治所必需的。这也是建国后我们也一直重视打击官吏腐败，强调党员领导干部的“权力道德” [5]的重要原因。因为法总归是社会的法，甚至可以说是“人法”,即调整人的行为的法律,是需要“人”来执行的，而人的自身素质对法的执行与维护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谓“徒法不足以自行”，“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为政在乎得人，得其人则善政行”等说的就是此意。从刘青山、张子善的建国第一大案，到最近正法的王怀忠也都说明了这一点。然而，我们还应辨证的看待问题。从建国到现在我国查处的腐败大案要案中，我们还应清醒地认识到——“人”是极不可靠的。马克斯·韦伯在其著名的官僚制合理性设计理论中也认为，个人魅力型统治,是建立在某个具有非凡气质的领袖人物的人格魅力之上,行政职
婚起诉书，准备“集体离婚”。类似的场景还发生在医院，沭阳县中医院在改制时，数百位职工用大铁锁，将门诊部大楼锁了3天，并宣称，“不答应改回公办，就到北京去上访。”等等都足以说明仇和的改革是备受争议的，其“人格魅力”和“绝对权威”也是值得怀疑和商榷的。仇和自己也承认其改革“确实伤害了一些人”。可见，只靠人格魅力是行不通靠不住的，若不能清醒地认识并解决问题，则后果不堪设想。从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仇和有“中国要用50多年，走完西方300多年的路，怎么走？只能是压缩饼干式的发展。”无奈之言，也有“为公才改革，为私谁改革？”豪言壮语。这也体现出作为改革者的两难困境。改革的确困难，但是认为“改革可以冲击一切,改革具有特权,”而无视法律的权威则是无稽之谈。改革与法律究竟是一个什么关系?就一定意义上讲,改革仍然是中国共产党意志的体现,如果不能把党的领导规范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那么依法治国就会名不副实。人们习惯于把党的领导理解为“党权高于一切”,一些人会很容易以此把改革当作尚方宝剑,目无法律,目空一切,这对建设法治国家是极为不利的。
众所周知，国家权力制约与依法治国是密不可分的。权力制约是实现法治的重要手段，也是法治国家的重要内涵。法治意味着控权制度的存在和权力制衡原则被遵守。历史的经验也告诉我们:凡是实行法治的国家,必然存在权力制约;凡是法治成熟的国家,人民的权利定会得到更大程度的保障。因此,如果没有国家权力的制约,就不会实现法治国家的状态。
四、法治国家——“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法治是人类文明之树上的一颗硕果，是迄今人类为驯服政治国家权力所找到的最有力的武器之一，也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近代的法治是从古代法治理论中发展而来的，早在古希腊就有人治和法治之争。柏拉图早期是典型的人治论者，其在《理想国》中主张贤人治国或“知识专政”，他认为“哲学王统治”是最好的治理方式，理想国家是靠贤人的智慧和知识而不是靠法律来掌管的。[16]理由是“尚法不如尚智，尚律不如尚学”。不过晚年的柏拉图却认识到法治的合理性，将法律当作人们追随的“上帝”。[17]“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亚氏的这句名言在人治法治之争中显得尤为耀眼。他从一开始就反对先师的“哲学王统治”，而主张“法治”。他认为：“凡是不凭感情治事的统治者总是比感情用事的人们优良，法律恰正是没有感情的”“要使事物合乎正义（公平），须有毫无偏私的权衡，法律恰正是这样一个中道的平衡”，继而，亚氏在人类历史上首次指出了今日我们早已熟知的关于“法治”的经典定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到了近代，法治的光芒穿透了人治的黑暗。英国成为法治实践的策源地，英国哲学家哈林顿对人治与法治也有精彩论述，他认为“有完备的法，则有善良的人”，而不是“有善良的人，则有完备的法”。[18]现代法治理论关注的核心是国家权力，是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尤其是对政府权力的制约。诚如洛克所论证的：法治的真实含义就是对一切政体下的权力都有所限制。
由此可见，法治从精神到形式都对政府权力的行使提出了要求。法治精神的实质是关于法在与国家和权力交互作用时人们对这一关系所选择的价值标准和持有的稳定心态，既法律至上地位的认同问题，它回答的是法律是否具有最高权威问题。无论何种形态的社会，总有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威存在。如果公众心目中认同的最高权威不是法律，而是什么所谓的“人格魅力”、“权力道德”，那么这个社会肯定不是法治社会，即便不是“赤裸裸的人治社会”也只能是“法治面纱下的人治幽灵”。在凡有权力高于法的地方，法都是随执掌权力人的意志而被随意塑造的。这种社会里的法是呈“人格化”的，没有理性而且多变，人们既无法信赖法律也无法依靠法律，这样只能专而投向“人身依附”或“权力依附”，结果就是“权钱交易”，“权力寻租”等贪污腐败现象横行于世。当法律的权威远不及一人之言时，其结果便是人人自危、无法无天、国将不国。
法治国家的实现,是以法治理念的确立为先导的。西方国家法治化的历程就肇始于启蒙学派对法治思想的褒扬和推崇。中国要实现法治国家的状态，培育和弘扬国民的法治意识是当然十分重要，然而，笔者认为，在国家没有消亡，市民社会没有完全形成的情况下，树立和培养领导者的法治意识和法治观念则是尤为重要的。从上述报道的仇和的行为模式中我们可以看出，以仇和为代表的“很多领导者没有意识到必须依法办事，没有意识到必须依靠建立制度和长效机制解决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或者即便意识到了也不愿意那样做”，“在这些改革举措中，我们看不到法律和制度的影子，而只能隐约看到书记一个人的鼓动和号令，这无异于堂吉诃德式的个人英雄主义”。[19]不管是“个人英雄主义”也罢，“人格魅力”也罢，都突显出领导者们法治意识和法治观念的匮乏。仔细考察中西方的法治道路，我们可以发现二者历史上都曾有过人治与法治之争，但是却走上了不同的治国之路。究其原因，文化传统的大异其趣可谓是“元凶”。如前所述，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无疑占主导地位，而其关于人的核心理念是“人性本善论”。由此出发，在涉及治国方略时,性善论认为,既然人性是善的,就没有必要建立、健全各种法律制度,只要加强道德感化即可。只有在道德感化无法奏效的情况下,才辅之以法律,即所谓“德主刑辅”。这样,法律就成了道德的附庸。其次,在权力与法律的关系问题上,性善论支持权大于法。性善论过分相信掌权者的道德自律,迷信“圣君贤相”,从而放松了对掌权者的警惕,忽视了对权力的法律制约,导致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建国后,我们对性善论的固有隐患始终缺乏清醒的认识,甚至盲目地相信“六亿神州尽舜尧”,这就使我们无法从根本上摆脱人治文化传统的羁绊，最终酿成了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的“人祸”，这样惨痛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相反,西方文化则是一种“人性本恶论”文化。柏拉图由早年的典型人治论者转变为晚年法治论者,其重要原因可以说就是他认识到人的统治中混有“兽性因素”。因此,人类必须有法律,并
且必须遵守法律。否则,他们的生活就像最野蛮的兽类一样。西方对人性的不信任从而产生法治思想,大概始于此。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指出,人类具有罪恶本性,失德的人会贪婪无度,成为最肮脏、最残暴的野兽,这是城邦幸福和谐生活的莫大祸害。西方基督教的“原罪说”更加剧了对人性的不信任。性恶论为法治思想奠定了文化根基。既然人性是恶的,就必须努力健全法律制度,防止人性中的贪婪成分恶性膨胀。[20]
当前,我们要实现由人治国家向法治国家的转变,就必须从根本上屏弃传统的性善论,以理性的、冷峻的甚至苛刻的眼光来审视人性。不要再奢望人格魅力或权力道德的“神话”，否则将始终被“法治面纱下的人治幽灵”所笼罩而无法建成“法治国家”。所以应加大力度宣传人民主权精神,张扬制度优先理念,树立法律至上权威。唯有如此,全社会民主法治意识才能普遍提高,也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正确处理好国家权力与法律的关系,从而建立起真正的、民主意义上的法治国家。
personality Glamour，Restriction of power，and The Country Governed of Law
key words: personality glamour;Restriction of power;The Country governed of law
摩根索的国家权力评估理论 篇6
关键词：摩根索； 权力；评估
一、评估的目的
摩根索认为，要分析关于国家权力的难题，是“要求把一个国家中的某个权力因素与另一个国家中的同一或另一权力因素做比较。”换句话说，就是这些问题涉及不同国家的单一权力因素的变化对于这些不同国家的全面的权力关系的相对重要性。个人认为，这一观点的提出，强调了权力的相对性。我们在评估一个国家的权力因素变化的同时，不能够单纯地比较同一权力因素的变化，一个权力因素变化的影响可能会与他国另一权力因素变化相关联，还必须判定各种因素对于在国际政治中相互竞争的所有国家的国家权力的相对影响。就比如说，A国与B国的权力相互比较，A国是否强于B国，以及强在哪些方面之类的对比。
而在权力评估的另一方面，必须考虑到时间观念的纵向性，即权力的动态性。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权力大小，在着眼于当前的权力关系的前提下，也必须具有推测未来的前瞻性。在时间的不断发展下，权力此消彼长的相互因素都会不断变化，而那些影响权力因素变化的因素无论起初是多么渺小，也不应该被忽视。正是这些不易察觉的因素，在时间的不断累积下，都会带来权力位置的相互转换。
摩根索还强调了关于在进行权力评估时那些不可预判的“未知因素”。他认为，评估外交政策的人，无论其拥有如何超人的智慧和绝对可靠的预判能力，并且能够依赖最完整最可信的情报来源，但是依然存在的那些打乱他们计划的未知因素。总之，当人遇到历史和自然的多种偶然因素，很多假设和评估都是不可能完美的。摩根索在对权力评估的任务一部分做出了相对性和动态性的评论，也强调了评估者的主观作用。但是他也不否认特殊情况的出现。
二、评估的典型错误
摩根索在对于国家权力比较评估时所犯下的错误也做出了相应的总结。他认为有三类错误值得注意并深度讨论。第一类错误是无视权力的相对性，把某一特定国家的权力树为绝对的权力。这种例子比较明显地体现在对两国权力的判断下，把国家权力作为绝对的东西来对待。如果一个国家处于权力顶峰的时候，是最容易产生如此之错误的时候，即忘却了权力的相对性。权力的优势不会因为足够称职就能够守得住的，因为这种优势可能只是因为其中的一部分是取决于其自身的素质，而另一部分是取决于与该国相比较其他国家的素质。因此我们说，权力的评估不能忽略权力的相对性，在某一部分发生变化的同时，就会使得他国的整体权力优势改变或者超过自身的权力大小。
第二类错误是想当然地认为，曾在过去起决定性作用的某种因素具有永久性，因为忽视了权力因素都带有动态变化的性质。摩根索在此部分做出了解释，第二类错误与第一类错误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出自不同的思想活动。这种思想了解权力的相对性，但它会选择出一个特别的权力因素或者权力关系，把评估建立在这个因素或者關系不会变化的前提下做出比较与评估。摩根索认为，相信权力的绝对性，这些倾向的根源在于国家间权力关系能动的、不断变化的性质，同人类智力追求的以明确答案为形式的确定感和安全感之间存在差距。这句话的意是是指，人们对国际局势中的不确定因素并没有十分了解，而是通过外交政策中所依赖的权力因素的确定来理解的。摩根索在对解决这一类错误的回答给出了一个“创造性的想象力”的概念，指出这种想象力不应该被当前一时的优势所迷惑和影响，要摆脱对历史发展必然的迷信，接受动态历史所赋予的变化和可能性。他认为，这种想象力能够在现存的国际权力关系下，把关于实际是什么的知识和可能是什么的预感结合起来，并把这些事实、征兆和未知因素结合起来并描述出关于未来趋势的理解，而这种理解将不会对行将发生的事情造成过大的影响而产生偏差。
国家公权力 篇7
一
杜书很薄, 不足一百三十页。但就是这么薄薄的一本书, 眼光独到, 新见迭出, 读来有耳目一新, 豁然开朗之感。作者以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调查编成的六卷本《中国惯行调查报告》为主要资料, 从历史和社会学的角度, 叙述和分析了20世纪前半期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政权建设 (因作者的研究对象为华北乡村, 所以这种建设主要表现为国家政权的下沉, 即政权向基层的渗透与扩张) 对华北乡村权力结构的影响, 通过探讨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互动, 揭示出国家政权内卷化与中国革命的关系, 提出了现代化建设如何与传统权力文化网络整合的问题。以下是对该书脉络的一个简章的梳理。
“权力的文化网络”是作者提出的一个核心概念。作者认为:“马克思和韦伯, 以及西方第一代史学家对中国历史的认识并不完全准确。”他们在有关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论述中“把晚清以前的帝国政权看得过于强大, 将乡村组织和地方精英视为国家的附属物, 乡村权力结构似乎完全处于科举制度、官僚体系及正统思想的控制之下”。20世纪60年代, “这种旧的附属模式被西方第二代史学家主张的乡绅社会模式所取代, 这种观点将封建士绅视为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中介。他们既是国家政权的后备军, 又是乡村利益的代表。他们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中起着平衡作用, 即当专制皇权强盛之时, 他们平衡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利益, 但在动乱和王朝衰落之时, 他们便倾向于代表地方与自身的利益”。然而杜氏认为乡绅社会理论也有缺陷, 主要是未能解决传统国家权力如何渗入乡村, 以及乡绅权力来源的问题, 鉴于此, 作者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的概念。
作者通过对华北乡村社会生活中的权力关系的考察认为, 权力作为一种“个人、群众和组织通过各种手段 (包括暴力、强制、说服, 以及继承原有的权威和法统) 以获取他人服从的能力, 事实上是各种无形的社会关系的合成, 很难明确分割。它的各种因素 (亦可称之为关系) 存在于宗教、政治、经济、宗族组织甚至亲朋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关系之中”, “而文化正是扎根于上述组织 (网络) 并为组织成员所认可的象征和规范”。“这些规范包括宗教信仰、内心爱憎、亲亲仇仇等, 它们由文化网络中的制度与习俗交织维系在一起。这些组织攀比依附于各种象征价值 (如关帝、龙王等) , 从而赋予文化以一定的权威, 使之能够成为地方社会中领导权的合法性来源”。“由于文化网络中并不是所有的组织和象征性符号都护佑正统秩序”, 乡村社会中往往存在不一定合法的非正规领袖, 而封建国家权力在借助文化网络渗入乡村时, 也力图迫使文化网络中各种规范为自己服务。文化网络中出任乡村领袖的动机不是为了追求物质利益, 而是出于提高社会地位、个人威望、家庭荣耀, 并向大家负责的考虑。作者证明, 直至19世纪末, 在华北, 不仅地方政权, 而且中央都严重地依赖文化网络建立自己的权威。
进入20世纪, 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步伐加快。实行国家政权下沉, 改变以前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相互疏离的状况, 不仅是国家政权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而是支付巨额赔款的现实需要。在华北, 尽管各级政权都在急剧更替, 但政权扩张的一个重要方面———深入社会基层和吸收下层财政却一直没有中断过, 不论其目的如何, 它们都相信这些新延伸的政权机构是控制乡村的最有效的手段。
问题在于, 以政权下沉和吸纳下层财政为政权建设的重心, 导致了对政权建设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政权的合理化与官僚化———着力不够, 而恰恰是在这两点上的举措失误最终使国家政权建设的目标适得其反。该书认为20世纪国家政权在华北地区的扩张未能有效地利用并发展旧的权威, 而是采取了抛开甚至毁坏文化网络的做法;加上为扩大军事与民政财源, 大举无常地进行超过田赋数倍的摊款 (此时因人口膨胀, 资源平均占有减少, 人均财富远不如从前) , 民众不堪忍受。而为了反击乡村社会因抵制政权侵入和财政榨取而兴起的各种斗争, 政府不得已采取了以赢利型经纪人 (亦称掠夺型经纪, 指从前知县下面的各级吏役一类人) ———吏役来征收赋税, 迫使原有的乡村内生保护型经纪———士绅纷纷下台和出走, 从而使政权失去其合理性而丧失人心。
与此同时, 国家政权却迟迟不能将这些赢利型经纪人, 即县以下的区乡下层行政官员官僚化, 这一过程直至日军入侵之后才大体完成。但即使在县一级有限地实现了官僚化, 它也未能彻底淘汰赢利型体制。这样, 一方面是国家政权在下沉, 对乡村的控制在加强。另一方面是机构膨胀, 雇员众生, 半官僚化现象严重, 财政需求增大, 而上层政权却缺乏控制这些机构和人员贪污腐败的能力, 从而导致国家政权内卷化。
赢利型经纪主导乡村政权是乡村精英与国家政权相互争权的间接后果。随着国家政权的步步进逼, 乡村领袖与国家政权建设的目标差异越来越大, 双方逐渐互不买账。这种权威危机造成的政治真空, 使得从前的赢利型经纪乘虚而入。目前的历史研究也表明:由于科举制的废除, 农村的士绅阶层不断流入城市, 新知识分子日益边缘化和城市化, 从而导致乡村的劣绅化 (2) 。与乡村精英相比, 赢利型经纪手中几乎没有什么政治资本。他们唯一的资本是与官府的联系, 也因此而拼命保住这种关系。他们利用贿赂、分成等手段以打通与官方的关系, 并将其转化为自己手中榨取钱财的权力。在这种赢利型经纪人占主导的社会里, 国家不仅丧失了大量利源, 而且失去了对其官僚额外收入的 (比例相当大) 监督。反之, 国家巨额的财政和政治资源一旦落入这些官僚之手, 便要大事办小, 小事办坏。更为严重的是, 官僚们越来越看重这些“额外”收入, 其自身也逐渐地半经纪化, 从而忘却了国家利益, 当赢利型经纪的再生阻碍了国家机构的合理化, 国政权的内卷化便达到极点, 最后必将导致政权的非法化。
杜氏依据自己构建的分析体系, 对中国革命的原因作出了新解析。作者认为:“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农民暴动的主要原因不是阶级斗争, 而是反对苛捐杂税, 共产党在中国获得政权的原因不只有一个, 如土地所有制或帝国主义, 如果要将其归纳为一条, 则是它能够了解民间疾苦, 从殴打妻子到隐瞒土地无所不知, 从而能有效动员群众的革命激情。”“华北农村的苦难之一来自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经济上的横征暴敛, 政治上的强迫专制, 乡村公职成为谋利手段等。而华北乡村的研究清楚地反映出这一点, 赋税、土豪劣绅和贪污腐败是推动群众革命的主要原因。”杜氏指出:“过去认为共产党革命的前提是国家政权的衰弱, 而依据国家政权内卷化的解释则证明:国家政权在某些方面的加强亦会导致自身的腐败和革命的发生。”
杜书之精彩与深刻, 以我之拙劣转述, 自不能达其万一。有兴趣者应该去读原书, 我相信很多读者一定会像我一样, 用“震撼”一词来形容自己的阅读感受。
二
也许是对该书钟爱有加的缘故, 我翻来覆去地多读了几遍, 不曾想读来读去, 却也读出了一些疑惑来, 大胆写出来, 以求教正。
疑惑之一, 权力的文化网络是杜书的一个核心概念, 毫无疑问, 这一概念把握住了传统中国乡村政治的关键, 极富启发意义。但我的疑惑在于, 杜氏认为, 晚清至民国时期的“国家政权建设” (或曰国家政权下沉) 之所以失败, 是“因为‘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政权完全忽视了文化网络中的资源, 而企图在文化网络之外建立新的政治体系。在‘现代化’意识形态偏见影响之下, 国家政权力图斩断其同传统的甚至被认为是‘落后的’文化网络的联系”。这段话实际上有两层意思, 其一是传统的文化网络并不一定就是落后的文化网络, 传统的文化网络之所以被认为是落后的文化网络, 是因为“现代化”的价值被标签化和绝对化。其二是国家政权建设之所以失败, 是因为完全忽视和摧毁了传统的文化网络, 而未能利用其价值。传统的权力文化网络到底是不是一种落后的文化网络, 这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 一两句话很难说清楚。问题在于杜氏并未从正面论证传统文化网络的合理性 (或曰非落后性) 。阅遍全书, 只见其论证传统文化网络的存在及其在传统社会中的作用, 而对其是否具有适应新社会的合理性 (功能) 并未展开,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在杜书中, 传统文化网络的合理性来源于对“现代性”价值绝对化的否定, 但正如不能因为“现代性”价值绝对化而推导出传统文化网络必然落后一样, 同样也不能因为对“现代性”价值绝对化的否定而推导出传统文化网络必然合理, 这二者的逻辑其实是一致的。到底传统文化网络中有多少适应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因子呢?我认为不多, 或者说极少。按照杜书分析, 传统中国乡村文化网络包含着极为复杂的关系, 但主要的却是通过宗族、宗教及其它一些正式的或非正式的社会组织 (如水会、庙会等) 关系中体现出来。传统权力文化网络依附于这些关系, 盘根错节, 根深蒂固。从某种意义上说, 传统中国, 尤其是传统中国乡村之所以迟迟难以实现向现代社会的转型, 传统的权力文化网络是主要原因。
至于杜书认为国家政权建设之所以失败, 是因为完全忽视和摧毁了传统的文化网络, 而未能利用其价值, 则更是难以成立。杜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他自己就提道:“其实, 袁世凯政府也力图恢复对关帝等传统英雄的崇拜, 而将其置于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 甚至蒋介石在新生活运动中也企图恢复某些传统的东西。”我认为, 国民党政权 (及以前的晚清和北洋政权) 之所以未能完成国家政权建设, 恰恰是因为一直未能摆脱与传统的权力文化网络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并试图利用之。足资证明这一点的是共产党夺取政权并完成国家政权建设。显而易见的是, 共产党正是在“斩断其同传统的、甚至被认为是‘落后的’文化网络的联系”, “在文化网络之外建立起新的政治体系”的基础上实现这一点的。主要通过宗族、宗教, 以及其它一些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社会组织 (如水会、庙会等) 体现出来的传统权力文化网络, 一直都是共产党彻底整改的对象。
由之而引申出来的下一个问题是, 为什么国民党不能摆脱与传统权力文化网络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而共产党却能够呢?杜氏对这一问题也未作出回答, 以至有论者称之为该书的一大缺陷 (3) 。很显然, 仅仅用意识形态来解释是不够的。到20世纪30年代, 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已认识到土豪劣绅 (赢利型经纪) 问题正是所谓的“共匪乱源”。1933年国民党颁发《惩治土豪劣绅条例》。其间阎锡山在山西, 刘峙在河南, 陈诚在湖北, 张治中在湖南, 均将土豪劣绅与烟毒、土匪等同列为地方社会公害, 力图加以铲除。问题是国民党几经努力, 最终仍无法解决土豪劣绅问题。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国民党是一个组织动员能力极弱的政党。现有的研究表明, 1927年的清党, 不仅重创了共产党, 同样重创了国民党, 而且自此以后, 由陈立夫、陈果夫主控的国民党组织建设一直乏善可陈, 信仰软弱、组织涣散、地域和结构分布不合理 (沿海党员多, 内地党员少;城市党员多, 农村党员少;富裕党员多, 贫穷党员少) 是国民党一直都未解决的问题 (4) 。这决定了国民党根本无法派出足够的合格的干部去充实基层政权, 而到头来只能借鬼打鬼, 依靠土豪劣绅 (赢利型经纪) 来实现政权的下沉, 从而走不出政权内卷化的怪圈 (5) 。而共产党是一个动员能力极强的现代型政党, 这一点是毋庸置疑也毋须赘言的。
疑惑之二, 今天中国基层政权建设中出现的问题是否可用“政权内卷化”概念来描述和解释。改革开放之后, 中国乡村基层政权建设又开始出现一些问题, 主要表现为某些地方的乡村干部有经纪人化倾向, 干群关系有时较紧张, 政权基础有削弱倾向等, 于是有学者称之为“政权内卷化” (6) 。而我认为, 将今天乡村基层政权建设问题称之为“政权内卷化”, 是只见其表而未见其里。“政权内卷化”的核心是政权的控制在加强的同时, 政权的基础却在被腐蚀。所以在改革开放之后, 根本不存在基层政权控制继续加强的问题。因此用“经纪人”概念来描述今天中国的基层政权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尚可讨论, 用“政权内卷化”概念则显然不妥。
参考文献
[1]杜赞奇 (PrasenjitDuara, 印度裔美国学者) 著.王福明译.该书中文版全名为《文化, 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该书曾获美国历史学会的费正清奖和亚洲历史协会的列文森奖。
[2]这方面的研究现在较多, 不一一列举。有兴趣者可以参阅王奇生《民国时期乡村权力结构的演变》和罗志田《科举制的废除与近代中国读书人的边缘化》二文, 均载《中国社会史论》 (下卷) ,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2年。
[3]蒋金晖.一个社会史学者眼中的华北农村——杜赞奇《文化, 权力与国家》读后.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 1998, (3) .
[4]王奇生.清党以后的组织蜕变.近代史研究, 2003, (5) .
[5]王奇生.民国时期乡村权力结构的演变.载《中国社会史论》 (下卷)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2.
国家公权力 篇8
一、全书基本概念和内容的简要介绍
1. 作者在第一章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概念。
权力的文化网络:作者认为乡村社会权威体现在由各种组织体系和象征规范组成的框架之中, 他把这种框架称为权力的文化网络。“组织体系”包扩市场、宗族、宗教、水利控制等方面形成的组织以及各种非正式的人际关系, 如血缘关系、庇护人与被庇护人、传教者与信徒等关系。 (1) “象征规范”即文化网络中的“文化”, 是指扎根于各种组织与关系中为组织成员所认同的象征规范, 包括宗教信仰、相互间的感情、亲戚纽带以及是非标准等。 (2)
2. 第二章主要论述的是经纪统治。
作者把晚清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看成是一种经纪关系, 国家利用“赢利型经纪”和“保护型经纪”来实现其主要的统治职能。
“经纪”是指在交易中起不可或缺作用的中介人。
“赢利型经纪”是一种视乡民为榨取对象的经纪。
“保护型经纪”代表社区利益, 并保护自己的社区免遭国家政权的侵犯。
由于赢利型经纪视其职权为谋利手段, 故不能被视为文化网络的组成部分, 而保护型经纪则包容于文化网络中。20世纪上半叶这两种经纪继续存在并发生作用。
3. 从第三章起, 作者开始探讨地方政权现代化建设。
在这里作者引入了国家政权内卷化这一概念。“内卷化”是克利福德·吉尔茨在研究爪哇水稻农业时提出。它是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阶段达到一种确定形式后, 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 (3)
作者认为20世纪上半期, 中国的政权建设实际陷入“内卷化”而难以突破。历史表明, 政权的现代化必然导致国家权力的扩张, 但在近代中国, 政权的现代化发展却使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能力低于其对乡村社会的榨取能力, 即国家的财政收入与地方的失控同步增长。税收虽有所增加, 政府效益却在递减, 只得依靠各种非正式机构征税。这样, 国家财政的增幅赶不上非正式机构收入的增长, 国家对这些机构不仅缺乏控制力, 还要靠这些机构来推动自己的政策, 也就无从防止这些机构的贪污中饱。因此, 国家政权内卷化是指国家机构不是靠提高就有或新增机构的效益, 而是靠复制或扩大就有的国家及社会关系——如中国旧有的赢利型经纪体制来扩大其行政职能。
4.
第四章到第八章, 作者具体论述国家政权建设和乡村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 包括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渗透、乡村政权结构及其领袖的变化等内容, 其中也向我们展示了国家政权严重依靠文化网络实现其对乡村社会的统治, 但它又逐渐摆脱对文化网络的依赖。
二、对全书的理解
如作者所述, 本书探讨的是20世纪上半期国家政权扩张对华北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影响。作者其实也在探讨文化网络与权力的关系。本书的一个重要观点是, 20世纪上半期国家政权建设由于抛开甚至毁坏文化网络, 其深入乡村社会的企图是注定要遭到失败的。这其中内含着的一个理论是, 文化网络产生权力, 权力的稳定依赖一定的文化网络。首先我们看一下文化网络如何产生权力。作者认为, 文化网络是地方社会中获取权威和其他利益的源泉, 也正是在文化网络中, 各种政治因素相互竞争, 领导体系得以产生。而文化网络使乡村社会联系成一个整体, 由这一文化网络内生出来的权力必然具有稳定性。通过作者对宗族、宗教和庇护各章的分析, 我们可以看到地方政权、中央政府都严重依赖文化网络, 从而树立自己在华北乡村的权威。20世纪国家政权的深入, 一方面, 国家利用一部分赢利型经纪实现其统治职能;另一方面, 原有的地方精英上浮, 成为乡村政权的领导。这些精英的权力是在原有的文化网络的基础上产生, 因此他一定程度上仍起着保护社区的功能, 但同时他不可避免的会与原有的文化网络发生分裂。到20、30年代, 这些精英纷纷退出地方政权, 赢利型经纪控制了地方政权。这样一来, 地方政权与原有的文化网络完全脱离。但在这一脱离过程的中, 国家并未找到一种使乡村领袖和国家政权合法化的传统文化网络的替代物。这就注定国家政权建设必定以失败告终。
三、对全书的评价
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为我们研究中国乡村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其最重要的理论建树是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概念, 为我们研究中国乡村政治运作提供了新的解说模式。在此之前已形成了一些比较有影响的解说模型。
首先是弗里德曼的宗族研究模式。这一模式从乡村社会、社会分化与国家——宗族关系视角研究中国宗族社会, 提出中国宗族是政治性和地方性的团体, 村落政治的运作就是国家政权通过宗族而才得以实施。
20世纪60年代, 出现了“乡绅社会”研究模式。这种模式认为中国历代社会政治结构的变迁, 主要处于国家和士绅二元之间的权力转移, 国家正式权力的衰弱意味着权力重心移向“非正式”的士绅政权, 村庄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单独分析的必要。 (4)
权力的文化网络将“国家政权、绅士文化与乡民社会纳入一个共同框架, 并将权力、统治等抽象概念与中国社会特有的文化体系连接起来, 进而揭示地方社会中权威的产生过程及其表现。” (5)
除了提出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分析模式, 作者在书中还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比如对华北宗族的认识。传统看法认为, 与南方支配性宗族势力形成鲜明对比, 华北地区宗族功能微弱。杜赞奇根据“满铁”调查资料分析, 指出宗族在华北乡村依然举足轻重, “在华北大多数村庄, 宗族操纵着传统的政治机制。村务管理、公共活动以及构成村公会成员名额的分配, 都是以宗族或亚宗族为划分的基础”。同时, 作者也看到“宗族在各村庄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 在有些村庄, 宗族的作用十分有限”。为此, 他区分了宗族型与宗教型两种不同类型的村庄。
此外, 在分析晚清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的关系时所提出的“经纪模型”无疑比“乡绅社会”模型更确切。他对宗教类型的划分, 对研究20世纪宗教组织职能的演变也很有用处。
但本书中也有一些不足:第一, 文化网络的价值指向是“非利益化”的, 在文化网络中出任乡村领袖的主要动力是出于提高社会地位、威望、荣耀并向大众负责的考虑, 而不是为了追求物质利益。这种看法无疑忽视了经济因素的作用;第二, 作者认为国家政权建设失败是因为国家政权和文化网络脱节, 其说服力似乎并不特别强;第三, 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 赢利型经纪广泛存在, 作者把其中饱私囊的原因仅仅归结为获得私利, 显然忽视了其它因素:比如制度因素、国家人力物力资源不足等等。
注释
1 (美) 杜赞奇著.文化、权力与国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10页.
2 (美) 杜赞奇著.文化、权力与国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15页.
3 (美) 杜赞奇著.文化、权力与国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51页.
4 曹海林.下沉与应对:村落政治运作的真实图像.盐城工学院学报.2005 (4)
国家公权力 篇9
一、国家安排下的农地所有权
新制度经济学将政治因素引入经济学考察之视域可谓灼见, 社会主义的国家全能主义无疑给我们应用这一理论提供了广阔的研究平台。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土改之后的土地所有制乃是国家运用手中权力直接重新分配土地产权, 采取的方式是组织大规模的阶级斗争, 这就使那些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在这种平分地权运动中不可避免的“搭便车”行为被迅速合法化。然而也正是这种使用国家权力的分配手法, 造就了农村土地所有权的不稳定性, 因为使用国家权力分配的前提是国家权力一权独大, 没有与其进行有效博弈的其他权力形式, 这样国家便可以运用其政治上的强权来改变国家的经济关系。
二、国家权力的退却及其结果
国家安排下的农村土地所有权形式, 虽说国家可以按照自身的意志进行某种修改, 然而一种制度一旦形成, 其本身便有了其运行的轨迹, 国家若要修改势必遇到强大的外在阻力和内在压力, 国家权力不得不在农村土地问题上有所退却, 进而引发新的结果。
1) 国家权力在农村的退却。按诺思的说法, 作为一个暴力潜能的垄断组织, 可以创造任何产权形式, 甚至可以为所欲为, 但国家终究活动在一个组织费用不为零的世界里, 国家作为经济组织也要受交易费用、经济规则的支配。三年的农业大歉收 (1959-1961) , 由于国家决策反应滞后, 农村政策没有进行尽快调整, 国家税租继续上升, 致使农村人口粮拥有量低于生存底线。至70年代初危机化解以后, 退却也就停止了, 不过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体制和承认家庭副业的合法地位给后来的农村改革埋下了伏笔。
2) 权力退却引发的新生。由于广大农村的经济持续低水平发展, 削弱了国家政权在农村的合法性根基, 又由于国际压力的缓解, 国家逐步降低了中央集权的程度。在农村, 国家权力不再具有无所不能的威力, 活在夹缝中的中国农民终于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了自己的改革。虽然国家在这场农村变革中开始还有些犹豫不定, 但国内国际环境的压力最终促使国家不得不认可这场变革的合法性。而且国家迅速意识到这样可以获得稳定的税收、农民的政治拥护以及低成本的权力控制等;农民则以对国家上缴和承担责任, 换得土地的长期使用权及其流转权等。这一场农村改革无疑是自下而上的。从制度变革角度我们可以明显看出, 运行了几十年的人民公社制度内部已经孕育出了新制度萌芽的胚胎, 以生产队为基本生产单位的组织形式促使农村的管理者基层必然成为这种新式制度的带头人, 而家庭副业的合法性启发了农民对昔日已有的包产到户的憧憬和实际扩散。此时, 国家已无可能单方面退出这个游戏规则, 否则它会蒙受巨大损失, 国家在农村土地产权变革中的权限受到进一步的限制。
三、国家权力与土地集体所有权
土地集体所有权形式可谓是一种国家、集体、农民三种相互让步的结果。如果说这是当时的情况下所能取得的最好方式, 那么随着时代的变化, 在工业化、城镇化迅速发展的今天, 这种所有权是否会遇到挑战呢?在大规模的土地征用中, 如何确认土地的真正所有者呢?
1) 集体所有权的实质。毫无疑问, 集体不是一个明确的所有者主体, 其本身的概念性和泛化性决定了它不具有在交易中的博弈可能性, 国家在征收土地过程中面对的是一个非常虚幻的利益主体, 而且同集体交涉往往变成了同集体的代理人 (村支书、村长、组长) 交涉, 这些代理人的代理动机本身即是获利, 他们并不被列入国家官僚的备选名单, 行政升迁机制对他们不起作用, 他们本身以“剩余权” (residual claim) 占有为行动基础。因此其所处的位置并不能保证为整个集体争利, 同时也使国家低价征地成为可能。
2) 国家权力对土地集体所有权侵入的法规解释。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 (第十条) 。可见农村土地和城市土地的归属权是不同的, 农用地转为非农用地, 必须完成从土地集体所有制向土地国有制的转变, 这样, 政府征地就成为了农地转用的唯一合法途径。《宪法》规定, “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 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第十条) ;《土地管理法》也有同样的规定 (第二条) 。这样, 国家便以一种单方面的话语权解决了这种不同的产权归属问题, 即在征地后给予土地所有者一定数量的补偿, 这个土地便从集体所有变成了国家所有, 这里所说的“一定数量”是指《土地管理法》规定的被征地补偿按土地的原有用途补偿 (第四十七条) 。同时, 该法又规定, 国有土地“实行有偿使用制度”, 即政府可以将强制征得的土地按有偿原则向使用权市场推出。并同时允许政府按“城建市值”批租, 使得政府成了做土地生意的组织, 政府寻租被合法化。这也就不能不激励着各行政主体 (政府) 竞相成为经营土地的牟利组织, 实质是国家侵权的一种表现。
四、国家权力制衡的困境
1) 现行法律法规的预设难题。无疑, 现行的国家法律法规突出了国家在社会生活中的绝对权力, 使得行使国家权力的公共行政部门权力的滥用。试想, 农村土地即便不是集体这个模糊主体, 而是很具体的个体主体, 大概也不会有多少独立的谈判权力。这样, 农村土地的发包方 (集体) 和承包方 (农户) 在土地产权转换的过程中谁都不具有话语权力, 只能任凭国家和政府扮演运动员和裁判员双重角色。
2) 单一化的权力陷阱。在一个国家权力单一化的背景下, 即便有制度、法律法规、道德约束, 可一旦与国家权力产生抵触和冲突时, 权力便会无情地将这维系社会的软因素摧毁。阿克顿爵士说:“权力导致腐败,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目前, 行使国家权力的政府部门在行使公共权力时无疑未能受到多少制约, 而所谓的制度规范、道德约束, 其力甚微。权力的制衡需要的是另一种权力, 而不是其他, 正如孟德斯鸠所说:“要防止滥用权力, 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所以, 限定公共权力, 用权力制衡权力是解决权力膨胀的根本途径。
3) 农民的权利主体虚置和抗争无力。作为社会的最低层群体, 农民政治、经济等权利的实现必然受到其他社会阶层的限制。长期形成的传统观念加强了统治者对农民阶层的轻视, 用马克思说19世纪法国农民的话就是“他们不能代表自己, 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 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 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 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的侵犯, 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他们的主体地位被虚置。
摘要：建国以来, 由于我国土地所有权系国家权力的直接安排, 导致了土地所有权在农村的不稳定性变化, 虽然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农村改革对国家权力形成了某种制约, 但国家权力对农村的侵入依然严重, 对其制衡尚有诸多困难。
国家公权力 篇10
这是中国首次对国家标准涉及专利的相关问题作出规范, 其中包括专利信息的披露、专利实施许可、强制性国家标准涉及专利的特殊规定等方面内容。专利需要通过标准的载体, 在市场上得到认可和推广使用, 但专利权人希望私权可以通过公权得到扩大化。标准与专利结合具有双刃剑的作用。既提高标准水平, 也增加标准制修订程序的复杂性;既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 也导致产业垄断;既推动创新成果良性循环发展, 也容易抑制技术进一步创新。“国标委在专利政策的研究制定中, 始终跟随并保持与国际规则高度一致, 同时基于我国标准体系特点, 考虑与国家标准的衔接配套。对这个新鲜事物既不会阻挡, 更不能放任, 无原则地鼓励, ”戴红强调, 包括ISO/IEC/ITU这样的国际组织, 面对标准和专利的结合问题, 也不会放任两者无序结合, 需要在秩序和原则上进行引导、规范。
在专利信息披露方面, 《国家标准涉及专利的管理规定 (暂行) 》规定在国家标准制修订的任何阶段, 参与标准制修订的组织或者个人应当尽早向相关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或者归口单位披露其拥有和知悉的必要专利, 同时提供有关专利信息及相应证明材料, 并对所提供证明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参与标准制定的组织或者个人未按要求披露其拥有的专利, 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 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除了披露必要专利外, 专利权人或者专利申请人还应当作出专利实施许可声明, 其可以声明同意在公平、合理、无歧视基础上, 免费或者收费许可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在实施该国家标准时实施其专利, 也可以不同意按照以上两种方式进行专利实施许可。没有获得专利权人或者专利申请人作出的同意许可的声明, 国家标准中就不得包括基于该专利的条款, 除非该标准是强制性的国家标准。
强制性的国家标准是中国区别于国际标准管理的一个最大特点, 也是中国专利政策出台和征集意见过程中, 国际社会最为关注的方面。戴红表示, “如果是强制性标准, 再涉及专利, 还要收费, 这难免带来政府在为专利权人收费之嫌, 更与标准本身的公权属性不符。如果强制性标准要求免费许可, 这又与国际上的许可规则不符, 相当于强制专利持有人放弃收费, 对其私权采取了‘不保护’, 从国际舆论来说, 也很容易引起国际上反对中国‘对知识产权不保护’的声音。所以对于强制性标准中的专利问题, 我们原则上尽量不涉及, 确有必要的情况下, 采取协商的方式。”
《国家标准涉及专利的管理规定 (暂行) 》提出, 强制性国家标准一般不涉及专利。强制性国家标准确有必要涉及专利, 且专利权人或者专利申请人拒绝作出《国家标准涉及专利的管理规定 (暂行) 》中规定的专利实施许可声明的, 应当由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国家知识产权局及相关部门和专利权人或者专利申请人协商专利处置办法。涉及专利或者可能涉及专利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批准发布前,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应当对标准草案全文和已知的专利信息进行公示, 公示期为30天;依申请, 公示期可以延长至60天。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可以将其知悉的其他专利信息书面通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针对《国家标准涉及专利的管理规定 (暂行) 》, 一些专家学者提出一些可参考的思路。北京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张平教授指出, 进入强制性标准的必要专利, 是否可以采纳国家采购和强制许可?但存在如何区别国家采购和政府采购的不同?推荐性标准中, 是否可以委托标准化组织代表专利权人进行许可的谈判?对于故意隐瞒专利信息的, 是否应当支持收取专利使用费?专利权人在合理无歧视的承诺之下, 所要求支付数额相对于正常许可费应如何把握?在实践中如何操作?她认为, 在标准的制定和实施中, 政府必须制定防止知识产权滥用的法律制度, 标准制定机构必须考虑制定保证标准实施的公平政策, 专利权人也一定要放弃一部分权利。这样才能鼓励知识产权的和平利用, 构建绿色的创新竞争环境。
国家知识产权局保护协调司副司长张志成曾在标准与专利的政策研讨会上表示, 从企业来说, 希望争取更多专利被纳入或者参与标准;对行业来说, 希望争取尽可能简化标准中的专利问题:降低成本, 简化许可程序, 减少发生纠纷的风险;对政府来说, 希望实现社会福利与企业竞争力和产业持续发展的平衡。他表示, 需选择正确的新技术路径实现标准化, 争取自有技术更多地进入国内外标准, 使领先的创新型企业和产业链相关企业利益相对均衡, 给消费者带来便利。
戴红在采访中提出, 中国是专利大国, 但不是专利强国。恰当的专利政策和结合机制, 对市场化、产业化的有效推进和国家自主技术力量的提高至关重要。随着《国家标准涉及专利的管理规定 (暂行) 》的实施, 国标委现正在启动做联盟标准的机制研究。在中国现有的标准管理体系机制下, “要给标准和专利解决一个更通畅的出路, 需要开拓联盟标准的利用空间。专利政策出台之后, 将派生出在联盟标准这个平台上为公权和私权的效益最大化寻求更好的结合点。”
近年来, 出现了联盟标准这一新的标准化形态, 联盟标准不是国家《标准化法》中列出的四级标准类型, 但是在知识产权方面, 联盟标准成为标准化中引入知识产权的一个重要突破。举例, 闪联产业联盟是为联盟208家单位服务的平台, 长期以来一直关注标准和专利方面的问题。2005年, 其知识产权工作组制定了《闪联知识产权管理办法》。其中包括诸如所有会员需签署“工作组会员加入承诺书”;会员在向标准工作组提交提案时, 根据诚信原则, 应就该提案中所包含的必要权利要求进行披露, 而不论该必要权利要求是否由该会员拥有或控制;等等。
据闪联的张维华博士介绍, “闪联从2011年开始研究, 至今已经发布了四项闪联联盟标准, 在制定闪联联盟标准过程中, 始终坚持联盟标准是联盟内部使用, 为了联盟成员的共同利益而制定的技术标准, 所以鼓励参加标准制定的人员在制定标准时以产业发展、联盟标准技术发展和联盟共同进步为目标, 不局限于原有的知识产权授权模式来制定标准。从而开始了新的标准中知识产权的引入模式的探索。”
同时他表示, 这次《国家标准涉及专利的管理规定 (暂行) 》的实施, 尤其解决了一些高新技术企业参与标准化工作的后顾之忧:“这个规定的发布与实施, 可以让这些企业在参与标准化工作时可以有参考性地选择将知识产权的内容加入标准内容, 由此提升标准的技术水平, 并有助于提高标准文本的质量。”
谈及国内外的差异, 张维华说, 国外大型企业和社会团体对于标准中引入知识产权也经历了长期的讨论过程, 至今国际上对于如何在国家标准或者国际标准中引入知识产权也没有特别明确的法规和章程, 但是普遍实行的政策和思路和这次国标委与知识产权局共同发布的《国家标准涉及专利的管理规定 (暂行) 》是类似的。但国际上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实践都更为成熟、透彻, 所以中国在实施和执行的过程中, 国内相应的标准化教育和专利意识渗透等宣贯工作还需长期同步开展。
国家公权力 篇11
一、权力制约与监督系统
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是一个系统工程。目前，我国的权力制约与监督系统有政治监督、经济监督、法律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其中，政治监督包括政党监督（包括党内监督和民主党派监督等）、立法监督、行政监督（包括内部行政监督和外部行政监督等）和司法监督等；经济监督包括审计监督、财政监督、金融监督、税务监督、工商监督等。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从上到下、从内到外、相互之间有机联系的监督制约机制。在这个体系中，具有综合经济监督职能的审计处于重要地位。
与权力制约与监督系统中的其他经济监督形式相比，审计监督具有综合性、独立性和专职性。财政、金融、税务、工商等监督形式都是对经济活动的某个方面进行监督，而且与其管理职能结合在一起，而审计是对经济活动的全过程和经济生活的全方位进行监督，审计机关是唯一专司经济监督职能，处于较高层次，可以对其他经济监督部门实施再监督。审计机关在依法行使审计监督权的过程中，不受其他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干涉，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审计监督的专门性则体现在监督人员的专业性和监督技术的专用性。从社会发展史来看，经济越发展审计监督就越重要。政治监督、经济监督、法律监督最初是合在一起的，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经济活动的日益复杂，出现了专门的监督机构和专职人员。我国古代的审计监督常常置于御史监察之中，这种以御史为主的机构地位高、权力大，直接由皇帝指挥，“在政治上督察百官的奸邪逆恶，经济上弹举百官赃罪，司法上会同司法部门明察大案”。目前国外的审计监督与政治监督、法律监督也存在密切的关系，比如由立法机构的审计机关和行政机构的审计机关组成的美国国家审计机构，拥有司法权的法国审计法院和拥有行政监察权的韩国监察院等。
二、国家审计是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是现代社会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大把“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作为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工作任务，做出了明确的部署和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进一步指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十部分明确指出：“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加强和改进对主要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制约，加强行政监察和审计监督。健全严格的财务预算、核准和审计制度，着力控制‘三公经费支出和楼堂馆所建设”，充分体现了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中的作用之重要。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完善审计制度，保障依法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对公共资金、国有资产、国有资源和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情况实行审计全覆盖。”
国家审计是权力制约和监督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国家审计的性质和职责决定其在权力制约和监督中的地位和作用。我国宪法确立了国家审计独特的使命——它既是国家决策权的参与者，又是国家执行权的监督者。国家审计特有的职能使其能够完整参与国家权力运行的全过程，并将对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发挥重要的作用。科学的决策需要有效的执行方能实现，有效的执行同样也是国家治理目标达到的关键。如何提高政府的执行力，及时纠正政府在决策执行过程中发生的偏差，督促各级政府遵守中央制定的标准和规则，是国家对权力运行过程予以监督的重要环节。各项决策的执行，需要行政权力的行使作为保障，对权力的监督是宪法赋予国家审计的重要使命。
我国的宪法和法律规定两种针对行政权的监督方式，一种是监察监督，另一种是审计监督，两种均为行政内部监督形式。国家审计的监督比起监察监督，有其自身无法替代的优势。“监察监督目前由于与纪检部门合署办公，对行政权力的监督最终以落实个人的党的纪律责任为中心，简而言之是‘对人的。相反，国家审计主要是‘对事，审查的是被审计的政府部门对其所被赋予的行政职权是否有效行使，以及对上级政府决策的执行，对财政资金是否合规运用。”国家审计对行政权力的监督能够更好地关注决策的执行效果，更好地从国家权力运行的角度实现权力之间的制约。
三、国家审计进一步发挥对权力制约和监督作用的路径
我国目前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腐败在一些领域易发多发，在有些领域还十分严重。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拓展了个人的自由度和社会活动空间，加快了我国政治民主化进程，全社会对于权利的主张和保护权利的意识空前提高。在这一背景下，如何对公共权力进行有效的制约和监督，保障人民的“权利”不受侵害，保证人民授予的公共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是我国政治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亟待解决且极具挑战性的课题。
当前，权力滥用较多是以经济上的贪污腐败为主，部分领导干部利用手中权力从经济领域进行违法犯罪是我国当前腐败现象的重要特征。腐败现象从经济领域和直接管钱管物的部门蔓延到负责审批钱物的机关，从一般行政管理部门蔓延到党政领导机关、司法机关、组织人事等要害部门，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腐败者的行为也已经不足于个人物质挥霍，而是以聚敛财富、积累个人资本为目的，对利益追求多从实物形态转向货币形态，或利用掌握的权力炒卖证券、股票、房地产和土地。但凡经济领域中的违法犯罪活动一般都要通过资金往来和账目反映出来，因此，审计机关在审计过程中，通过采取适当的技术方法，便可查出贪污盗窃、行贿、偷税漏税、套汇、走私、造假账、化预算内为预算外、以及损失浪费等经济犯罪行为。这是审计的优势，是其它监督部门难以做到的。近几年，各级审计机关集中力量，选择那些重点领域、重点部门和单位、重点项目和资金进行重点审计，发现了大量腐败问题。这就能够对经济领域的权力滥用形成有效的制约与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