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减值转回（通用8篇）
长期减值转回 篇1
新会计准则在转回问题上规定“减值损失一经确认, 在以后会计期间不得转回”, 控制了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转回的随机性, 同时促使企业在计提长期资产减值时采用更加谨慎的态度, 将大大提高会计信息的稳健性。
然而, 对于已经计提的巨额减值, 新会计准则虽然规定了不能转回, 仍然有其它的方式可以达到转回的目的。提取固定资产的减值准备“隐藏”的利润, 可以随着日后固定资产的处置而转出减值准备, 不一定要冲回。另外, 不能转回只就长期资产减值而言, 对于应收账款、存货、短期投资等流动资产和金融资产、递延所得税资产等并未规定这些资产的减值准备不能转回。实务中, 企业可以通过计提坏账准备、存货跌价准备等继续进行盈余管理, 可见会计信息失真的现象仍然存在。新会计准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选择空间, 限制了企业的盈余管理, 但却在其他一些方面给企业的盈余管理留下了余地, 甚至扩大了操作空间。
一、不允许长期资产减值转回的原因分析
当确认资产减值的估计因素发生变化, 已经确认减值的资产其价值恢复时, 是否应予以确认?我国在2000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制度》中允许转回己经确认的资产减值损失, 在新颁布的资产减值准则中规定不得转回已经确认的资产减值损失。那么作出不允许长期资产减值转回规定的理由是什么?有哪些利与弊?新规定是否能提高现在我国企业会计信息的质量?下面通过借鉴其他国家的长期资产减值转回的规定, 分析其背后的原因和产生的结果, 并结合我国企业对会计政策选择的现状, 评价不允许长期资产减值转回的规定是否更适合我国目前的国情。
(一) 国际上对资产减值转回的规定及成因
目前国际会计准则 (IASS) 与FASB以及我国现行会计准则 (CASS) 的主要分歧集中在长期资产的减值损失转回上。
美国会计准则委员会 (FASB) 认为, 减值损失使已减值资产形成新的成本计量基础。这种新的成本计量基础使已减值资产与其他没有减值的资产处于相同的计量基础上。FASB认为, 主体随后不应调整新的成本计量基础, 除非是在现行会计处理模式下, 折旧估计和方法预期发生变更、资产进一步发生减值损失。因此, FASB禁止转回以前确认的减值损失。主要理由如下:
1、减值损失使减值资产形成新的成本基础, 新的成本基础将减值资产与其他没有减值的资产放在相同的基础上。相应地, 转回减值损失与资产重估价的计量基础是类似的, 这与历史成本会计核算体系相矛盾;
2、减值损失的转回将导致报告收益的波动, 周期性短期收入的计量不应该受计量长期资产时发生的未实现变动的影响;
3、许多情况下, 减值损失的转回将导致自创商誉的隐性确认;
4、减值损失的转回为收益的平滑化或滥用提供了可操作的空间。
但是,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 (IASS) 认为, 减值损失的转回不是一项重新估价。只要减值损失转回后的账面金额没有超过资产的初始成本减去其摊销或折旧后的余额, 那么减值损失的转回与历史成本会计系统就是一致的。允许减值损失的转回与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要求一致, 即与以前没有预期从资产中产生的未来经济利益应尽可能重新评估。减值损失的转回给使用者提供了资产或资产组合未来潜在利益更为有用的信息。因此, 国际会计准则允许减值损失的转回。主要理由如下:
(1) 减值损失的转回不是重估价, 只要资产减值损失的转回没有导致资产账面金额超过其初始成本减去累计折旧或摊销后的余额, 其与历史成本核算体系就是一致的, 就好像当初没有确认减值损失一样;
(2) 减值损失应该在估计的基础上确认和计量, 减值损失的转回和估计变更相类似, 既然估计变更是无可厚非的, 减值损失的转回就应该是理所当然的;
(3) 减值损失的转回向财务报表的使用者提供了有关单项资产或一组资产未来经济利益的潜在迹象;
(4) 当期和未来期间的经营活动成果将会更公允的表述, 因为折旧和摊销将不会反映不相关的前期减值损失。
(二) 资产减值转回的影响因素
会计政策是通过各种契约成本变量对公司管理层的决策行为产生影响。因此, 这些契约成本变量就成为研究执行资产减值转回政策影响因素的核心问题。
Watts and Zimmerman (1986) 根据经济学的契约理论, 对会计政策选择的经济动机总结出著名的三大假设: (1) 分红计划假设。分析怎样提高经理人员报酬的现值。 (2) 债务契约假设。描述的是如何避免债务契约的违约成本。 (3) 政治成本假设。讲到在什么情况下能避免因高额利润而受到政府的管制。
对我国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动机不少学者进行了一定研究, 得出了下列结论。 (1) 三大假设在中国不完全成立。如王跃堂研究证明会计政策的选择是由一些经济因素决定的, 这些决定因素不是“三大假设”;龚凤乾研究证明上市公司采用什么折旧方法报告收益与其总资产规模、负债权益比及股权集中度均无关系。 (2) 通过会计政策的选择进行盈余操纵。如徐宗宇对上市公司的盈利预测情况进行实证研究, 表明上市公司在一级市场招股上市时, 公司经理存在操纵盈余预测行为。 (3) 公司治理影响会计政策选择。如李妹认为上市公司与政府、投资者、债权人、供应商、顾客及员工等相关利益主体构成博弈的一方和多方, 出于利益和需求的动机, 各方均可选择对自己有利的策略并付诸实施。
综合国内研究结论, 影响会计政策选择的因素主要有:证券市场的监管政策、公司治理结构、公司经营水平、注册会计师审计监督、经营者激励机制、会计披露制度等。本文借鉴前人研究成果, 并结合我国特有的政治经济环境, 列举部分影响资产减值转回政策的主要因素:
1、证券市场的监管政策。
我国证券市场的监管特有的配股政策、特别处理 (简称ST) 政策、暂停交易政策等会对企业会计政策选择产生的较大影响。
我国《公司法》规定, 上市公司如果连续两年亏损将被特别处理, 被冠以“ST”如果“最近三年连续亏损”将由国务院证券管理部门决定暂停股票上市公司;如果最近三年连续亏损, 且在“期限内未能消除, 不具备上市条件的, 由国务院证券管理部门决定终止其股票上市”。
因此, 当公司一旦出现亏损后, 公司的压力将大大增加, 如不能在规定时间内扭亏为盈的话, 接踵而来面对的便是暂停股票上市等现实问题。所以当公司财务状况恶化、经营业绩不佳, 濒临亏损边缘时, 公司管理层会尽可能采取一些多计收益、少计费用的会计处理, 以推迟账面亏损的出现。当公司经营业绩短期内无法好转时, 只要在亏损年度尽可能多计费用、递延确认收入, 就能在将来较快的“扭亏为盈”。
2、公司的治理结构。
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处于失衡状态。控股股东往往与流通股庄家勾结操纵市场, 通过内幕交易获取股价上涨利益, 而内幕交易往往通过盈余管理手段发布虚假的财务信息操纵股价。“一股独大, 股权分裂”加剧了控股股东和中小股东、股东和内部人之间的代理问题, 是导致控股股东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盈余管理的制度根源。
我国上市公司国有股直接或间接处于控股地位, 上市公司形成了“国有股。缺位, 内部人控制”的现状。控股股东或法人往往名义上是代表国有股行使股东权利, 实际上是代表内部人利益集团利益, 形成双重委托代理关系下的内部控制, 导致更加严重的代理。双重委托代理关系下的内部人控制带来复杂的化盈余管理动机。
3、经营者的激励机制。
由于公司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 导致了管理当局为自己利益最大化而工作, 而不是为了股东利益最大化。股东为维护自身的利益, 对管理当局进行约束与激励, 订立分红计划。在存在分红计划的条件下, 管理当局为了能够更多得到分红计划中的收益, 就有了操纵会计信息的动机。因此, 股东与管理当局订立的分红计划会影响企业选择执行资产减值转回。
(三) 从我国资产减值信息的相关性与可靠性分析
相关性与可靠性并列为“决策有用性”下的会计信息两大主要质量特征。尽管两者在矛盾的统一体中处于同等重要的位置, 但在某一时期, 其中一方必定起着主导作用, 相对另一方而言显得更加重要。而且在一定条件下, 这一主导地位还会发生转化。比如, 在充斥着利润操纵的资本市场上, 资产减值信息会造成向投资者传递错误的企业信息。当会计信息失真的现象严重到一定程度, 可靠性问题就显得更为突出, 成为主导会计信息质量的关键。
如果资产减值信息的相关性强且不受可靠性的影响。那么, 不允许资产减值损失转回不但降低了会计信息的相关性, 而且增加了为保证可靠性而付出的成本;相反, 如果资产减值信息的信号传递功能的发挥受到可靠性的限制, 则说明保证资产减值信息相关性的基础是可靠性。
从客观的制度环境看, 我国原有的《企业会计制度》中资产减值的确认与计量难度大, 涉及的职业判断多, 所依据的条件和衡量的标准不一, 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的公允性难以衡量, 资产减值计提经常不能客观的反映其经济实质。
例如, 2004年初南方证券被行政接管的消息公布后, 与之相关的九家公司随即发布公告, 对其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准备, 但减值准备计提的比例从0%—100%不等。其中并列第一大股东 (投资额均为3.%亿元) 的上海汽车与首创股份, 更是差异惊人, 上海汽车全额计提 (100%) , 首创股份只计提了5940万元 (15%) , 绝对数额相差3个亿。
从主观的盈余管理动机上看, 我国的企业在上市、配股增发、规避退市等筹资压力或管理回报、避税等动机的驱动下, 利用与现有国情相关的如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 法人治理结构中制衡机制失效、内部人控制等制度上的不完善, 上市公司中通过减值的计提和转回进行“秘密准备”、“巨额冲回”的现象普遍存在。
以2004年为例, 据CCER (中国经济金融数据库系统) 资讯统计, 当年减值损失转回金额最大的20家上市公司, 都不同程度地通过转回前期资产减值损失人为地操纵利润, 其中2家ST公司分别增加当年利润32495万元和4500万元, 占各自当年净利润的309%和581%, 成功地摘除了ST;4家上市公司分别增加当年利润28080万元、6885万元和5003万元, 避免当年出现亏损;6家上市公司维持和提升了经营业绩。
综上所述, 就我国目前情况而言, 虽然信息使用者对相关性的要求也十分迫切, 但会计信息的可靠性问题显得更为突出, 这也决定了在现阶段一定要以可靠性作为主要矛盾来解决。
二、不允许长期资产减值转回的评价
新会计准则实施以后, 将不会有利用减值准备转回而迅速改善财务状况的机会, 有利于企业在对外报告会计信息时采用更加谨慎的态度。
但新会计准则武断地规定资产减值损失不得在以后的会计期间转回, 有损会计信息的客观真实。因为市场环境总是在变化, 据以确认减值的事实或估计发生变化, 原确认的减值发生恢复, 那么确认减值恢复是自然的。若不允许对己经确认的资产减值损失予以转回, 实质上就是在否认市场环境因素的变化。
例如, 去年世界上一些国家主要是美国和欧盟国家对我国纺织品的出口实行配额限制, 对我国企业向这些国家出口的纺织品的产量和价格产生一些不利影响, 使企业资产的可收回金额小于其账面价值, 从而发生资产减值。但我国政府正在积极地与这些国家就此事展开谈判和斡旋, 如果这些不利的外部因素在今后被解除, 很有可能会使企业的资产价值得到大幅度的提升, 这时资产减值损失的转回就变得很有必要了。
新会计准则对资产减值转回的规定, 在抑制利润操纵的谨慎性和反映真实价值的相关性上衡量并有所取舍, 其结果必然有得有失、有利有弊。基于上述分析, 本文认为, 新的规定有利于规范上市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行为, 总体上其利大于弊。
新会计准则不是成熟完善的制度体系, 只是现阶段适合我国国情的会计制度。鉴于我国资本市场发展时间较短的国情, 市场主体的上市公司和投资者都还很不成熟的情况下, 实施成熟市场应该实施的会计制度, 我国企业需要付出较高的成本。因此, 在不完善的市场中, 实施以稳健主义为基础的会计模式更为适当。
参考文献
[1]、企业会计制度 2001/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制定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1.2
[2]、企业会计准则 2006/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制定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6
资产减值转回的适用性研究 篇2
关键词：资产减值转回；会计准则；相关性；历史成本
随着我国经济环境不断变化，对会计信息质量要求也不断提高，我国资产减值处理也不断地发展，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两项准备阶段”、“四项准备阶段”、“八项准备阶段”和“全面计提减值准备阶段”。2006年颁布的新会计准则中，改变之前同国际准则相同的处理，为了规避恶意操纵利润，规定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不得转回，只允许在资产处置时再进行会计处理。关于长期资产减值是否能转回，一直有广泛的争论，未能达成一致。本文分析重点在于上市公司长期资产减值转回的动机和经济后果，以及对我国会计准则对于资产减值损失转回的制定提供政策建议。
影响公司资产减值计提处理的主要因素是经济因素和盈余管理因素。其中，主要是是盈余管理的因素使得长期资产减值损失转回提出质疑。从以下三个方面对资产减值损失转回的盈余管理方面的动机进行分析：第一，融资动机。我国公司融资渠道主要有：留存收益、银行借款、发行债券、发行股票。获得上市资格、取得竞争优势，利用资产减值损失转回进行盈余操纵来美化报表。第二，避免亏损动机。公司亏损，不仅对公司管理者的管理能力进而薪酬水平受到影响，也会影响股价和投资者的信心，企业的再融资也将受到影响。第三，大清洗动机。对高管的奖励机制上，考核的指标很容易被操纵，高管会尽可能达到公司的要求，另外，面临无法避免亏损的境地时，企业会为以后转亏为盈创造机会，进而多计提减值准备以后期转回。
美国会计原则认为减值作为一个新的成本基础，不可以逆转，不允许资产减值转回。但国际会计准则认为，资产减值会计是以决策有用观为理论基础，通过提供资产真实价值，向企业现实的和潜在的投资者提供信息，以帮助其做出正确决策。资产减值损失的冲回反映一项资产在使用或出售方面的潜在服务能力，比确认资产减值损失时有所提高，从提供资产真实价值量度的角度考虑，资产减值是应该允许恢复的，企业应认定那些引起资产潜在服务能力提高的估计改变。另外，IASB为了避免人为过度随意冲回资产减值，对企业应何时冲回资产减值损失做了详细的规定，对可能出现的虚假也做出了严格的限制，并规定转回后的金额不能超过没有确定减值损失的资产折旧后的账面价值。若我国会计准则将来重新允许资产减值转回，这一点是值得充分借鉴的。
关于资产减值转回的会计学界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以IASB为代表的准则制定机构支持资产减值转回，以FASB和我国会计准则委员会为代表的准则制定机构反对资产减值转回。对于资产减值转回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与历史成本的一致性、资产减值转回的信息质量、盈余操纵、自创商誉等。
不允许长期资产减值损失转回的原因主要有：第一，市场经济不够发达。当经济环境监管不到位时，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是首要目标，既然谨慎地计提了资产减值准备，就应当更加谨慎地转回甚至不允许转回，以防止利润操纵。第二，一定程度上与历史成本相背离。新的资产成本以可收回金额为基础，与重估资产价值增值并没有区别。而且按照国际会计准则的做法，转回的限额使得转回后，信息质量下降。第三，方便了平滑收益。减值损失的转回使得盈余的波动性降低。第四，公允价值取得困难。对资产减值损失的转回需要大量的工作，尤其是资产的公允价值。第五，会导致自创商誉。减值损失的转回在许多情况下会隐含地导致内部自创商誉。因此，FASB禁止转回以前确认的长期减值损失。我国新颁发的企业会计准则也是明确规定，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在以后会计期间不得转回。
允许长期资产减值损失转回的原因主要有：第一，信息相关性的要求。如果造成减值的原因己不存在，就要果断地转回，为信息使用者做出决策提供相关性的有价值的信息。第二，符合资产的定义。资产是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新会计准则中资产负债观的广泛应用，更要求反映资产的真正价值。第三，承认市场的变化性。市场环境不断变化，之前确认减值的事实发生变化后，就应当回复确认的减值损失。另外，关于反对长期资产减值损失转回的论述，我认为，第一，只要在规定的转回限额以内，没有超过资产的初始成本减摊销或折旧后的余额，那么减值损失的转回与历史成本就是一致的。第二，对于担心企业人为操纵利润，但新会计准则大幅度谨慎地采用IASB中广泛采用的公允价值，更强调资产负债观，对长期资产减值损失的转回的否认，也是基于目前我国的现状，未来趋势应是支持的。第三，自创商誉的问题。IASB中规定长期资产减值损失转回，减值损失转回后的账面金额不会超过资产的初始成本减去其摊销或折旧后的余额，限额的存在不会带来超额经济利益，故不存在形成自创商誉的问题。因此，IASB允许转回以前确认的长期减值损失，这也是本文的观点。
如果允许资产减值损失转回，在市场环境逐渐规范的前提下，我们还必须做好相应的政策准备，尤其是应对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准备转回人為操纵利润。我将以增加公司利用资产减值准备转回操纵利润的难度为出发点，提出两点建议：第一，准则法规准备。前文提到，企业有足够的动机利用资产减值损失转回来操控盈余，企业过度追求利润是外界对经营业绩的追求的不良后果。在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时，应建立综合的企业效绩考评体系，兼顾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减弱资产减值准备与公司考核评价指标之间的联系。第二，加强监管工作。综合利用财务报告的表内信息和表外信息，对资产减值发生的原因、计提减值的依据、资产减值损失转回的原因等进行说明。在监管工作到位的前提下，企业才能真正按照要求披露相关信息，财务报表使用者更能理解减值情况，进行理性决策。总之，要正确看待资产减值损失转回的利弊，做好对允许转回的政策准备才是重中之重。（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
参考文献
[1]王建新.《长期资产减值转回研究—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07年第3期；
[2]张奇峰、王俊秋、王建新.《上市公司长期资产减值转回的理论与实证研究》[J].《财经论丛》.2007年第3期；
[3]步丹璐、叶建明.《<资产减值>的经济后果——基于新旧会计准则比较的视角》[J]. 中国会计评论， 2009年第9期；
长期资产减值损失转回的思考 篇3
关键词：企业会计准则,长期资产减值,减值损失转回
一、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比较分析
(一) 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关于资产减值的规定
2006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为了规避某些可能发生的通过资产减值计提和转回来恶意操纵利润的现象, 明确规定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 (不包括存货、投资、建造合同资产、生物资产及金融资产) 减值损失, 一经确认不得转回, 只允许在资产处置时再进行会计处理。这与“美国会计原则认为减值作为一个新的成本基础, 不可以逆转, 不允许资产减值转回”是一致的。但国际会计准则认为, 资产减值会计是以决策有用观为理论基础, 通过提供资产真实价值, 向企业现实的和潜在的投资者提供信息, 以帮助其做出正确决策。资产减值会计以资产现时价值代替历史成本计量, 将资产账面价值大于该资产可收回金额 (或可收回净值、市价等) 的部分确认为资产减值损失或费用。资产减值损失的冲回反映一项资产在使用或出售方面的潜在服务能力, 比确认资产减值损失时有所提高, 从提供资产真实价值量度的角度考虑, 资产减值是应该允许恢复的 (对于商誉减值损失则不允许转回) , 企业应认定那些引起资产潜在服务能力提高的估计改变。
(二) 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关于资产减值规定差异的原因分析
新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关于资产减值转回的规定主要差异在于适用“资产减值”准则的资产 (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 减值损失, 新企业会计准则规定不予转回, 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规定予以转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是依据国际资本市场和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情况制定的, 主要考虑会计信息的相关性, 以为会计信息使用者决策提供有价值的信息为出发点, 因此允许几乎所有资产减值都可以转回。而当前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发达, 对于长期资产不能及时准确地获取公允价值;企业会计制度执行以来, 相当数量的上市公司利用八项减值准备计提与转回进行盈余管理, 调控利润;资产减值准备相关会计处理需要会计人员具有较强的职业判断能力, 对会计人员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针对目前情况, 我国新企业会计准则规定了长期资产减值不予转回, 从而有效地保障了会计信息的可靠性。
二、长期资产减值损失不允许转回的原因分析
(一) 资产减值准备不可逆性的理论依据
按照财务会计的谨慎性原则, 预期不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就不应列入资产, 预期不会带来原预计额的经济利益的资源就要折扣后列入资产, 即减除预计减值后的部分才是能带来经济利益的资产。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排除了虚资产, 留下了实资产, 可以向信息使用者提供比较可靠的会计信息。既然谨慎地计提了资产减值准备, 就不应当草率地转回。在市场经济尚不发达、监管还不到位, 造假仍然猖獗之时, 有必要强调谨慎性, 控制可逆性, 谨慎地提取, 更加谨慎地转回甚至不允许转回, 以控制利润操纵, 达到提供真实可靠会计信息的目标。
(二) 长期资产减值损失不允许转回的主要原因
首先, 减值损失的转回与历史成本会计核算体系相背离。当账面价值减少后, 可收回金额成为资产的新的成本基础, 从而将减值资产与其他没有减值的资产置于同一水平线上。转回减值损失与重估资产价值增值并没有区别, 因此, 转回的减值损失要么被禁止, 要么直接确认为一项重估权益, 对于转回额直接增加资本公积。其次, 如果按照国际会计准则IAS36, 要求转回后的金额不能超过没有确定减值损失的资产折旧后的账面价值, 这时转回的金额和随后的资产账面金额没有任何信息含量。因此, 减值损失转回对财务报表的使用者而言并非有用。第三, 减值损失的转回会导致会计报告盈余的波动性, 定期的短期收入的计量不应该受计量长期资产时发生的未实现变动的影响。资产减值损失的转回为实务中滥用减值“平滑”收益打开了方便之门。而且, 资产减值损失是否需要被转回的成本较高, 我们需要判断资产期末的公允价值, 而公允价值的取得并不容易。最后, 减值损失的转回在许多情况下会隐含地导致内部自创商誉的确认, 而自创商誉是不允许确认的。有鉴于此, 美国会计准则委员会 (FASB) 禁止转回以前确认的长期减值损失。
通过对上市公司长期资产减值转回情况的分析, 笔者发现, 很多上市公司的长期资产减值转回并非由于其资产质量的改善与经济因素的好转, 而是由于其盈余管理以及利润操纵的动机所致。长期资产减值转回往往成为盈利较差公司粉饰其盈利能力的手段, 也是扭亏公司摆脱亏损的途径之一。针对这种现象, 新颁发的企业会计准则明确规定, 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 在以后会计期间不得转回, “长期资产减值损失不得转回”这一规定有助于压缩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制度空间, 使得长期资产减值更好地反应其经济实质。
三、长期资产减值损失允许转回的分析
(一) 资产减值准备可逆性的理论依据
财务会计的客观性原则应以实际发生的交易为依据, 在如实反映的基础上提供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减值准备排除的是预计的虚资产, 人为估计的基础随着市场经济不断变化。一旦估计被证实不合理, 资产的服务潜力已经提高, 继续排除虚减值, 则过分谨慎也会导致会计信息的不真实。因此, 转回虚减值, 保留实资产才能提供比较客观的会计信息。既然预计的减值已不存在, 就要果断地转回。这同时也考虑到会计信息的相关性, 为会计信息使用者决策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二) 长期资产减值损失不允许转回的不同看法基于以上反对长期资产减值损失转回的原因, 笔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第一, 只要
减值损失转回后的账面金额没有超过资产的初始成本减去其摊销或折旧后的余额, 那么减值损失的转回与历史成本会计核算体系就是一致的。因此, 减值损失的转回并非重新估价, 而是对资产账面金额的适当调整。第二, 资产减值损失的转回向财务报表的使用者提供了有关单项资产或一组资产未来经济利益的潜在信息, 体现了资产当前真正的价值, 当期和未来期间的经营活动成果将会更公允地表述。第三, 目前针对长期资产减值不允许转回的原因, 主要在于担心企业利用长期资产减值损失转回人为操纵利润, 控制盈余。但既然新会计准则在金融工具、投资性房地产、非共同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债务重组和非货币性交易等方面均谨慎地采用了国际会计准则中广泛采用的公允价值, 更强调了资产负债观, 对资产的计价要坚持客观的计量, 以反映资产的真正价值, 那么无论是允许根据实际情况计提资产减值还是将资产减值转回, 都是为了真实地反映资产的内在价值。如果仅为了规避某些可能发生的通过资产减值的计提和转回来恶意操纵利润的现象, 而使资产的真实价值不能得到完全的反映, 是不合适的。第四, 自创商誉是企业在长期的生产经营过程中自己创立和逐步积累起来的能为企业带来超额经济利益的经济资源。长期资产减值损失转回, 只是在原已计提的减值准备的基础上转回, 减值损失转回后的账面金额不会超过资产的初始成本减去其摊销或折旧后的余额, 因此不会带来超额经济利益, 故不存在形成自创商誉的问题。
(三) 允许长期资产减值损失转回的原因分析
首先, 允许长期资产减值损失转回与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要求一致。其次, 允许长期资产减值损失转回与资产的定义及其确认条件相符。资产是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当满足上述资产定义的企业资源, 同时满足以下条件时, 应确认为资产:与该资源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人企业;该资源的成本或者价值能够可靠地计量。这样当长期资产的价值恢复时, 允许资产减值转回符合资产确认的条件, 其损失应予转回。新会计准则一个重大的会计观念转变, 就是资产负债观的广泛应用。资产负债观是基于资产和负债的变动来计量收益, 因此当资产价值增加或是负债价值减少时会产生收益。与收入费用观相比而言, 资产负债观更为注重交易和事项的实质, 要求首先界定每笔交易或事项发生后对企业资产和负债变化的影响, 确保了企业各时点上的资产和负债存量的真实准确, 从源头上把握该交易或事项对企业财务和经营状况产生的影响及后果, 为确定某一期间流量概念的收入和费用提供了可靠的基础, 最终采用一种财务报表使用者易于理解的方式在财务报告中反映这些交易或事项的结果, 提供的收益总额信息相关性强。强调资产负债观, 即要求对资产的计价要坚持客观的计量, 以反映资产的真正价值, 因此, 应当允许根据实际情况计提资产减值及将资产减值转回, 这些都是为了更加真实地反映资产的内在价值, 符合资产负债观。第三, 资产减值损失是在估计的基础上确认和计量, 减值损失的转回和估计变更相类似, 既然估计变更是无可厚非的, 减值损失的转回就应该是理所当然的。如果对长期资产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是根据最新得到的可靠资料进行会计估计, 使资产以真实价值反映, 最终有助于信息使用者的投资决策。那么, 资产减值损失的转回可视为对原先会计估计的一种修正, 这是为了完善最初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目的, 从而也体现了资产真正的价值。因为, 市场环境总是在变化, 据以确认减值的事实或估计发生变化, 原确认的减值发生恢复, 那么确认减值恢复也是自然的。若不允许对已经确认的资产减值损失予以转回, 实质上就是在否认市场环境因素的变化。因此, 应该允许长期资产减值损失的转回, 其影响应根据会计估计变更的处理方式计人变更当期或未来期间的净损益中。第四, 既然有存货、应收账款等资产减值损失允许转回, 那么就说明资产减值转回在操作层面上是可行的, 因此也可以比照对这些资产的处理, 来对长期资产减值损失转回进行处理。第五, 由于折旧或摊销不会影响以前计提的同现在和未来不再相关的减值损失, 经营成果在当期和未来期间能被更公允的表达。在某些情况下, 禁止减值损失的转回可能会被滥用。如在当期确认一笔重大减值损失, 从而导致以后年度确认较低的折旧或摊销额和更高的利润。因此允许资产减值损失转回给使用者提供了资产或资产组合未来潜在利益更为有用的指示。基于以上分析, 笔者应该允许企业在前一次确认资产减值损失以后, 在计算资产的可收回价值中所使用的估计发生改变时, 可以转回以前年度已确认的资产减值损失。
为了避免人为主观随意冲回资产减值的虚假发生, 《国际会计准则第36号———资产减值》对企业何时应冲回资产减值损失的情况等做了详细的规定, 国际会计准则对企业资产减值冲回规定的合理性、规范化及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 对可能出现的虚假也作出了严格的限制, 这一点我国会计准则也可以充分地借鉴。如果一项资产的使用价值高于其账面价值时, 但仅是由于正常的时间推移而导致未来现金流入的折现值提高, 资产的服务潜力并没有提高, 这样即使资产的可收回价值已高于其账面价值, 也不能将资产减值损失冲回。如果是企业在前次确认资产减值损失以后, 以前减计的的影响因素已经消失或是在计算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中所使用的估计发生改变时, 才能冲回以前年度已确认的资产减值损失。此时, 资产的账面价值必须增加至其可收回价值, 这里的增加即为资产减值的转回。对于资产减值转回的处理, 笔者认为可以对其进行追溯调整, 通过“以前年度损益调整”调整以前期间的损益, 并在报表上予以披露;即使不对其进行追溯调整, 也要在报表附注中做出充分的反映, 列示出资产当前的真实价值。资产减值损失转回一旦确认, 该资产的折旧应按新的账面价值予以调整。这样可以有效地降低企业利用长期资产减值损失转回操纵盈余的可能性, 使会计信息更加可靠。通过对资产可收回金额的确定、通过“以前年度损益调整”对以前期间的损益进行追溯调整以及对折旧摊销等的重新调整, 可以最大程度地规范资产减值, 更好地反映资产的真正价值, 同时也尽可能地与国际会计准则保持一致。
(四) 完善长期资产减值损失允许转回的相关建议主要包括:一是加快资产减值准则的制定。现行关于资产减值准备的规定缺乏
系统性, 在实务中也已暴露出很多问题, 因此亟待制定系统完善的资产减值准备政策。在资产减值准备的确认和计量上, 资产减值准则的制定应充分考虑实务的可操作性, 针对目前我国价格市场不完善和会计人员水平不高的现状, 只有明确其确认标准与计量基础, 加强其可操作性, 才能降低利润操纵的可能性, 从而保证会计信息的质量。二是完善资产减值政策, 增强资产减值披露的透明度。长期资产是企业盈利的重要手段, 是企业获得经济收益的根本。许多企业的长期资产无论是总额还是占总资产的比例都处于相当高的水平, 通过提取减值准备调整长期资产的价值, 对资产和损益的影响都是较大的。《国际会计准则第36号———资产减值》对资产减值信息的披露也作了详细的规定, 与国际会计准则相比, 我国对于资产减值的披露要求显得过于简单。大多数上市公司都没有充分披露计算可收回金额的标准、当期资产减值冲回金额、当期直接确认为损益的资产减值冲回金额, 这就为企业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提供了空间。因此, 为使企业能正确、恰当地运用资产减值政策, 并保证会计信息使用者能够充分获取此类会计信息, 反映长期资产减值或转回事项对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的重大影响, 建议证券监管部门加大监管力度, 强制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详细披露资产减值政策的运用以及对利润的影响。三是完善企业的治理结构。职业判断的合理与否, 除与会计人员所具备的知识、能力有关外,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管理层的价值取向。在实际中, 会计人员是在管理层的授权下处理经济业务的, 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决策导向, 将直接影响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目前, 我国许多企业治理结构不完善, 管理层有可能将其演变成操纵利润的工具, 从而导致会计信息丧失了真实性与可靠性, 也就谈不上决策有用性了, 这完全与资产减值政策的目标背道而驰。所以, 资产减值措施对于增强会计信息的相关性与可靠性, 只能在治理结构比较完善的现代企业中得以体现。四是加强注册会计师的审计作用。资产减值审计一直都是难题, 一方面, 资产减值准备通常是被审计单位管理当局依据有关因素做出的估计, 存在较大的利润调节空间, 发生错报的风险较大;另一方面, 由于审计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职业经验和业判断, 而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会涉及到很多主观判断, 以一种主观上的判断去断定另一种主观上的判断是否合法公允, 因其标准难以客观固定, 必然增加审计风险。注册会计师应依据《资产减值准备审计指导意见》和相关的独立审计准则, 以应有的职业谨慎态度实施审计工作, 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以评价被审计单位管理当局对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是否合理、披露是否充分。五是进一步健全和发展资本市场。完善的资本市场和可靠的价格信息是计量资产减值、评价资产减值合理性必不可少的基础。但由于我国的信息市场和价格市场尚不完善, 无论是企业、中介服务机构还是证券管理机构都很难获得公司各种资产合理的市场价格, 导致计提工作不仅缺乏衡量标准, 而且缺乏制约手段。因此, 只有完善资本价格市场和资产评估体系, 企业各项资产的公允价值和市价才能得到公正合理的反映, 使企业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有章可循, 从而体现会计核算的相关性和可靠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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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国际会计准则第36号——资产减值》 (19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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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奇峰、王俊秋、王建新:《上市公司长期资产减值转回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财经论丛》2007年第3期。
长期减值转回 篇4
2007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新企业会计准则借鉴了国际会计准则的通行做法, 但在长期资产减值准备转回的规定方面却有着自己的特点, 即要求企业长期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不得转回。这与国际会计准则形成了实质性差异。我国会计制度相关规定的演变轨迹和众多学者的实证检验, 让我们相信中国的上市公司很可能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 (陆建桥, 1999) 等;但也有学者指出企业计提减值准备真实反映了企业所处环境的不利变化, 并未成为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工具。本文以长期资产减值为研究对象, 在新准则即将实行以及相关“通知”禁止突击转回的背景下, 主要探讨企业长期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行为和转回行为分别受哪些因素影响;新会计准则发布后施行前企业的减值行为和准则颁布前是否有显著不同;是否出现了“突击转回”现象。
二、研究设计
(一) 研究假设
理论上讲计提资产减值有两种动因 (Thaker, 1987) :经济原因和盈余管理动机。经济原因是指计提减值的资产给企业带来未来经济利益能力的降低, 是一种真实的减值行为, 这与资产减值会计的理论基础相吻合;盈余管理动机是指尽管资产给企业带来未来经济利益的能力可能并未降低, 但为了操纵会计利润, 满足管理人员或企业经济利益的考虑, 在账务上做出调整, 选择合适的时间合适的金额进行减值的计提和转回。国内外学者基本上得出了折中的结论, 即企业计提和转回资产减值准备的行为可能是出于经济原因, 也可能是出于盈余管理的动机。
(1) 经济因素与长期资产减值行为关系假设。
资产减值的本质是对企业自身所处经济环境和盈利能力变化的一种反应:整个行业经济状况越差, 企业的盈利能力越差, 相应资产的贬值越快。计提资产减值就是要向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这种信息, 使得投资者、监管者等根据现实状况作出相应决策。戴德明、毛新述 (2005) 研究了2001年至2003年亏损上市公司的减值动机, 结果表明我国亏损上市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司所在行业和公司自身经营环境的不利变化;王跃堂、周雪、周丽等 (2005) 发现长期资产减值计提真实反映了企业未来盈利能力的下降, 而并未演化成为盈余管理的工具。资产减值项目是审计人员重点关注的对象, 如果企业计提了资产减值或者对以前年度的减值进行了转回时就应该提供相应的说明或者证明, 以表明企业会计行为的适当性。在这种外部审计的压力下, 管理层如果仅为了盈余管理的目的而去进行减值的计提和转回就会冒很大的风险, 如被出具保留意见甚至是否定意见。因此有理由相信企业资产减值计提和转回行为一定会考虑本身的盈利状况、资产质量等等。本文以总资产报酬率和营业利润增长率代表企业的盈利能力和资产质量, 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a:长期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和企业的盈利能力负相关
假设1b:长期资产减值准备的转回和企业的盈利能力正相关
(2) 盈余管理动机与长期资产减值行为关系假设。
在资产减值的判断依据上, 2006新会计准则和2001旧会计准则及2001会计制度中也列出了资产出现减值的依据, 但减值迹象大多是一种定性的判断, 并未具体量化, 这也往往演化成了实务中盈余管理的重要机会。Fields (2001) 、Francis等 (1996) 、Strong和Meyer (1987) 、陆建桥 (1999) 、沈振宇等 (2004) 、赵春光 (2006) 、王建新 (2007) 等都提供了企业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证据。结合我国的特殊制度背景, 如ST、PT制度, 暂停上市及退市规定, 壳资源的紧缺以及融资渠道的单一等, 我国上市公司有融资动机、防亏动机、扭亏动机以及业绩考核动机等盈余管理动机, 本文认为长期资产减值的计提和转回行为不仅受到了前述盈利能力的影响, 还将受到企业盈余管理动机的重要影响, 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a:盈余管理动机显著影响长期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
假设2b:盈余管理动机显著影响长期资产减值准备的转回
其中, 防亏动机、扭亏动机由于有增加利润的倾向, 与长期资产减值计提负相关, 与长期资产减值的转回正相关;大清洗动机强的公司如高管变更公司、减值后亏损的公司倾向将利润做小, 与长期资产减值的计提正相关, 与长期资产减值的转回负相关。
(3) 新准则颁布前后企业减值行为变化假设。
如果前述假设2成立, 即企业确实通过长期资产减值的计提和转回进行了盈余管理, 那么在新准则在2007年正式实施的背景下, 以前年度计提了超额减值的企业很可能会利用新旧准则过渡期, 采取措施将将来可能转化为利润的减值提前转回实现为企业的利润, 从而造成企业的长期资产减值转回行为在新旧准则过渡期 (2005年至2006年) 和新准则发布前 (2002年至2004年) 显著不同。同时迫于减值不能转回的压力, 企业的减值计提行为和新准则发布前相比也将更加谨慎。鉴于以上分析, 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a:新会计准则颁布后实施前, 企业长期资产减值准备的转回比例较新准则颁布前显著提高
假设3b:新会计准则颁布后实施前, 企业长期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比例较新准则颁布前显著降低
(二) 样本选取
由于我国从2001年开始实行八项减值准备的计提, 故2001年的减值计提行为很可能受准则影响较大。为了保证样本的可比性和可靠性, 本文选取2002年以后连续五年的样本, 数据来源于色诺芬CCER经济金融研究数据库, 回归分析采用SPSS13.0。具体选取的标准有以下几点:为了保证样本的可比性与连续性, 所选样本是2002年以前上市而且到2006年底仍然未退市的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剔除了减值情况明显异常的公司, 如2002年渝开发 (000514) 转回的长期资产减值大于长期资产的期末数视为异常, 2003年ST宝投 (000008) 计提的长期资产减值超过了其期末净资产视为异常等等;排除了具有特殊性的金融保险类上市公司和报表数据不完整的公司。按照以上标准, 2002年以前上市的公司共1083家, 剔除9家金融保险类上市公司以及缺失数据的公司和个别数据异常的公司, 最后得到了1017家公司五年共5085个样本。
(三) 变量选取
(1) 因变量的选取。本文因变量为长期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和转回, 借鉴相关文献, 同时为了增强计提转回之间的可比性, 按照以下方式定义因变量: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比例 (WD) =本期计提的长期资产减值/长期资产期末数;资产减值准备转回比例 (RES) =本期长期资产减值转回数/长期资产期末数。 (2) 自变量的选取。自变量的选取将从两个方面分别去考察:一是反映经济因素的自变量。Francis等 (1996) 采用ROA的变化、行业收入的平均增长率、行业ROA的变化等反映经济因素的影响;王建新 (2007) 、张然等 (2007) 、戴德明等 (2005) 采用ROA、ROA的变化以及宏观经济增长率等来测度经济因素对资产减值计提或者转回的影响。综上本文将选取ROA、营业利润年增长率反映企业自身的盈利能力及其变化。具体的定义如下:总资产收益率 (ROA) = (本期净利润/期末总资产) ×100%;营业利润增长率 (△OPR) = (本期营业利润-上期营业利润) /上期营业利润×100%。二是反映盈余管理动机的自变量。张奇峰 (2007) 、于李胜 (2007) 、王建新 (2007) 等人的研究中都将是否ST、是否扭亏、是否高管变更、是否亏损等作为反映企业是否存在盈余管理的参考变量, 本文选取了以下几个哑变量来反映资产减值的盈余管理动机。ST:表示公司是否有脱帽动机的哑变量, 1表示当年被ST的公司, 0表示当年未被ST的公司;NK:表示是否有扭亏动机的哑变量, 1表示当年扭亏公司, 0表示当年未扭亏公司;Loss0表示是否有预防亏损动机的哑变量, 用长期资产减值行为前的净利润作为判断依据, 即当企业的报表净利润加上长期资产减值准备的净计提数为正时赋值0, 否则赋值1;CEO、Loss1是表示企业是否具有大清洗动机的哑变量, 其中CEO表示高管是否发生变更的哑变量, 1表示当年高管发生了变更, 0表示当年高管未发生变更;Loss1表示企业当年是否亏损的哑变量, 当企业的净利润为正时取值0, 否则取值1。 (3) 控制变量的选取。由于企业的减值行为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共同作用, 而本文侧重于对影响减值的经济因素和盈余管理动机进行分析, 因此为了使结论更具说服力, 本文选取以下变量作为控制变量:资产负债率 (Lev) 和经营现金流量负债比 (Cash/Lev) :资产负债率= (期末负债总额/期末总资产) ×100%, 经营现金流量负债比 (Cash/Lev)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期末负债总额;企业规模的自然对数 (Ln Size) ;独立审计委员会的设立 (Audit) , 虚拟变量, 当公司设立了独立审计委员会时取值1, 否则取值0;总资产周转率 (ZZ) :总资产周转率 (ZZ) =当年的主营业务收入/期末总资产×100%;行业控制变量 (Ind) , 本文设置11个行业虚拟变量, Indi=0或1, 其中i=1, 2, 3, 4, 5, 6, 7, 8, 9, 10, 11, 依次表示农、林、牧、渔业, 采掘业, 制造业,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建筑业, 交通运输、仓储业, 信息技术业, 批发和零售贸易, 房地产业, 社会服务业以及传播与文化产业。如果样本属于该行业, 相应变量取值为1, 否则为0。
(四) 模型构建
本文参考Francis等 (1996) 以及王建新 (2007) 、张然等 (2007) 、戴德明等 (2005) 等实证模型, 构建了以下模型对上述假设进行检验:
三、实证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分析
从 (表1) 结果看, 长期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数、转回数从2002年开始基本呈一种上升的趋势, 但从减值准备的净计提来看, 资产减值在经过2004年的高峰期后出现了下降趋势。结合ROA和△ROA发现2004年和2005年的资产收益率较2003年度出现了明显的下降, 因此企业在2004年和2005年的大额计提很可能是由于企业自身盈利能力的变化而引起的。2006年企业的ROA平均为3.65%, 是2005年的将近2.5倍, 盈利能力的增强导致企业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数的降低和转回数的增加, 因此2006年净计提数较2005年几乎降低了40% (当然在这里也不排除新准则的特殊规定诱发了企业资产减值转回的增加和计提的减少) 。
从 (表2) 结果看, 尽管△OPR (营业利润增长率) 的均值并不存在显著不同, 但是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公司的ROA显著低于未计提减值准备公司的ROA, 说明企业盈利能力的下降是导致企业计提长期资产减值准备的重要原因。
从 (表3) 结果看, 转回减值准备公司的营业利润增长率和未转回减值准备公司并无显著差别, ROA在2003、2005两年显著低于未转回减值的公司, 表明企业并非因其盈利能力的好转而转回以前年度计提的减值准备, 转回减值更可能是出于企业盈余管理的动机。
注:计提比例=当年计提数/年末长期资产, 转回比例=当年转回数/年末长期资产
注:△OPR指营业利润增长率, ROA指总资产收益率;“1”对应计提减值准备公司, “0”对应未计提减值准备公司;“*”、“**”、“***”分别表示在10%、5%、1%显著性水平下双尾检验显著
注:△OPR、ROA分别表示营业利润增长率和总资产收益率;“1”对应转回减值准备的公司, “0”对应未转回减值准备的公司;“*”、“**”、“***”分别表示在10%、5%、1%显著性水平下双尾检验显著
注:“1”表示CEO变更公司、扭亏公司 (NK) 、ST公司、减值前亏损公司 (Loss0) 、减值后亏损公司 (Loss1) 等五类公司中的一种, “0”表示非上述五类公司;“*”、“**”、“***”分别表示在10%、5%、1%显著性水平下双尾检验显著
为了进一步考察盈余管理动机是否会对企业的资产减值行为产生影响, 分别对ST公司、扭亏公司 (NK) 、减值前亏损公司 (Loss0) 、减值后亏损公司公司 (Loss1) 、CEO变更公司 (下文称五类公司) 和非上述五类公司在长期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比例、转回比例以及净计提比例方面的均值进行比较, 结果如 (表4) 所示。
从 (表4) 中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五类公司和非五类公司在长期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和转回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发现Loss1公司的净计提比例显著高于非五类公司, 表明企业如果无法避免亏损, 就倾向于多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进行大清洗, 为以后年度的“利润”创造条件, 但同时也不排除企业未来盈利能力下降的解释;ST公司和NK公司净计提比例显著低于非五类公司, 相对增加了企业的当期利润, 可能是出于防止退市、避免“戴帽”的动机导致;CEO变更公司减值准备的净计提和非五类公司并无显著差别, 表明新任高管并未显著增加减值准备的净计提为将来的业绩做铺垫。
(二) 多元回归分析
实务中企业经常会在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同时, 又将以前年度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进行转回。本文在研究的过程中将同时发生减值计提和转回的公司进行分类:当企业长期资产减值的净计提为正时, 将其归类在只发生长期资产减值计提的公司类别里面;当企业的长期资产减值的净计提为负时, 将其归类在仅发生长期资产减值转回的公司类别里面。
(表5) 中显示长期资产减值的计提 (WD) 与CEO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 但与Loss1除2003年外基本呈现出显著正相关关系, 说明减值后亏损的公司利用长期资产减值准备进行了“大清洗”;WD与ST的相关系数的符号为负, 而且在2004、2005显著, 与Loss0除2003年外基本上显著为负, 说明有“脱帽”动机和防止亏损动机的公司倾向于少计提长期资产减值准备;以上支持假设2a。WD与ROA在各个年份均显著负相关, 说明长期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行为一定程度上真实反映了企业盈利能力的下降, 当企业的盈利能力上升时企业倾向于少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从而支持假设1a。
(表6) 中显示:长期资产减值准备的转回 (RES) 和NK公司基本呈现出显著正相关关系, 表明企业为避免连续亏损被ST, 倾向于通过转回较多的减值准备增加利润;RES与ST公司的回归系数基本上为正, 但只有在2003年显著, 原因可能是NK公司的扭亏动机和ST公司的“脱帽”动机存在一定的共线性;RES和CEO在2003、2004年显著为正, 结合 (表5) 中CEO的系数并不显著为正, 说明高管变更不仅没有导致“大清洗”行为, 反而倾向于当年转回减值以增加利润, 原因可能是我国对高管的业绩考察注重短期;RES与Loss0的相关系数除2003年外均显著为正, 结合 (表5) 中WD与Loss0基本表现为显著负相关, 表明减值前亏损的公司倾向于多转回减值准备、少计提减值准备以避免亏损;RES与Loss1在2002、2005和2006显著负相关, 结合 (表5) 中WD与Loss1在相应年份显著正相关, 进一步说明减值后亏损的公司有做低利润进行大清洗的动机;ROA、△OPR的系数很少显著而且符号并不稳定, 说明资产减值的转回并非出于企业盈利能力的好转, 更可能是盈余管理动机导致, 假设1b未得到支持。综合分析结果, 表明长期资产减值准备的转回受盈余管理动机显著影响, 支持假设2b。
综合上述实证结果, 得出以下结论:长期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行为一方面由企业盈利能力下降导致, 另一方面受到企业盈余管理动机的显著影响;而长期资产减值准备的转回则更多的受到了企业盈余管理动机的影响, 即如果企业面临扭亏、脱帽的压力, 或是新的高管急于表现自己的“能力”, 或是减值前亏损的公司为了避免亏损, 此时盈余管理动机就会显著影响减值的转回行为。这基本支持了假设1a、2a和2b。
注:“*”、“**”、“***”分别表示在10%、5%、1%显著性水平下双尾检验显著。括号里面是显著性水平
注:“*”、“**”、“***”分别表示在10%、5%、1%显著性水平下双尾检验显著, 括号里面是显著性水平
注:“*”、“**”、“***”分别表示在10%、5%、1%显著性水平下双尾检验显著, 括号里面是显著性水平
(三) 准则过渡期和准则颁布前企业资产减值行为比较分析
新会计准则在2007年1月1日起开始正式实施, 由此许多学者预测企业会利用准则颁布后实施前的准则过渡期突击转回前期所计提的超额资产减值准备。那么新准则颁布前后企业的减值行为是否发生了巨大变化?是否真的出现了减值“突击转回”现象?为进一步说明新准则的特殊规定是否会对企业的行为产生影响, 对前文模型进行修正, 即增加虚拟变量NEWA来表示新准则的颁布, 具体模型表示如下:
其中:NEWA表示新准则是否发布的哑变量, 1表示新准则发布后的过渡期, 即当样本属于2005、2006两年时取1, 样本属于2002年至2004时则取值0。通过与模型3、模型4的回归结果进行比较分析, 结果如 (表7) 所示。
加入虚拟变量NEWA后, Loss0、Loss1与WD及RES的相关系数均不再显著;但是NEWA*Loss0、NEWA*Loss1与WD及RES却均显著相关, 且符号与不加NEWA的结果一致, 说明在新会计准则颁布的背景下, 减值前亏损的公司依然会通过少计提减值多转回减值来防止亏损, 减值后亏损的公司仍然有多提减值准备的“大清洗”动机。而且NEWA与WD及RES均不显著相关说明新会计准则的颁布并未对企业资产减值准备计提与转回行为产生重要影响。
四、结论
综合上述分析结果, 得出如下结论: (1) 无论新会计准则颁布与否, 企业盈利能力的下降将促使企业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的增加, 支持假设1a;RES与ROA的相关关系为正但不显著, 表明减值的转回并非因为企业盈利能力的好转, 假设1b未得到支持。 (2) 减值后亏损的公司会通过增加减值准备计提的方式进行大清洗, 为以后的扭亏做准备, 支持假设2a;ST公司、NK公司及减值前亏损的公司会通过多转回减值、少计提减值的方式达到扭亏或者防亏的经济目的, 支持假设2b。这说明盈余管理动机确实会影响企业长期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和转回行为, 新准则关于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不得转回的特殊规定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3) 新会计准则并未使企业资产减值准备的转回明显增加, 也未使企业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明显减少, 假设3a、3b均未得到支持。原因可能是有关部门要求企业不得在2006年年底前突击转回以前年度所计提的资产减值, 也不得随意变更资产减值计提的方法, 这对企业构成一定压力, 未进行盈余操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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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Thaker, A.Discussion ofAsset Write-downs:Managerial Incentives and SecurityReturns.Journal ofFinance, 1987.
长期减值转回 篇5
2006年财政部颁布了新会计准则体系,并规定上市公司于2007年1月1日开始实施。新准则体系既立足我国国情,又致力于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相趋同,把趋同和创新有机的结合起来(葛家澍,2006),提高我国的会计信息质量,促进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这次会计改革的目的是实现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趋同,但是趋同并不等于相同,《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以下简称资产减值准则)就是其中一个例子,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存在差异。规定“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在以后会计期间不得转回”,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规定,相关资产减值损失确认后,如果在以后期间价值恢复的,允许转回。这一差异,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新准则在2007年在上市公司实施,意味着2007年长期资产减值不能转回,即2006年是长期资产减值允许转回的最后一年。为了防止上市公司突击转回以前的长期资产减值,财政部和证监会发布了一系列监管政策,防止大额长期资产减值准备转回。其监管的结果如何?投资者是如何看待2006年上市公司的长期资产减值转回,认为是资产价值的回升还是盈余管理,抑或是不能准确的区分?本文通过运用事件研究和关联研究的方法进行实证检验。
二、文献回顾
(一)国外文献
Strong和Meyer(1987)研究了在1981年至1985年之间公告计提资产减值的120家样本公司后发现,影响公司计提资产减值的最重要的因素为管理层的变更。同时,减值公司的每股现金流量和净资产收益率低于参照公司。同时运用市场模型来研究股票回报受资产减值公告的影响,将公告前1天至公告日(0日)作为减值公告期,其累计非正常回报为负数,但在公告前11天至前2天期间的非正常回报为正数。Rees等(1996)发现市场对减值的反应显著为负,而且计提减值前的资产回报与市场调整后的股票回报都显著低于同行业公司的平均值。Bunsis(1997)研究1983年至1989年间发生的207次减值公告,来检验市场对减值的反应是否依据导致减值的交易而不同,并假设市场对引起未来现金流增加的减值交易有正的反应,而对引起未来现金流减少的减值交易有负的反应,结论与假设基本一致。Bartov等(1998)以1984年至1985年间的373次减值公告作为研究样本,研究了减值公告前后,减值公告与短期和长期股票回报间的关联关系。文中将资产减值分为“完全经会计调整的资产减值”和管理层改变经营决策的“经营决策型减值”,短期内,市场将会计调整的资产减值作为坏消息,而对经营决策的反应更明确;长期内,公告前两类减值导致的股票回报差异在统计上显著。Elliott和Hanna(1996)研究了1970年至1994年间公告减值的2761家公司的101046个季度数据,笔者将样本公司分为多次减值、一次减值与没有减值几类,通过对盈余反映系数(ERC)的研究,发现多次减值将产生噪音,市场更难以认识其盈余的真实性。
(二)国内文献
来华等(2007)以2003年的A股制造业的上市公司为样本,从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方向研究上市公司资产减值的信息含量,发现资产减值的计提方向存在信号显示作用。Easton,Eddey和Harris(1993)以澳大利亚72家上市公司10年间资产重估行为为对象,研究发现资产重估的会计数据为市场投资者提供了额外的信息内容,表明上市公司资产重估行为具有信息含量。陈世敏等(2007)运用事件研究和关联研究,对2003年至2005年A股非金融行业的上市公司进行研究,结果发现长期资产减值转回有较弱证据表明是未来经济收益的增加,起支配作用的还是管理层的盈余管理动机,从而减少了投资者对长期资产减值信息的有用性。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会计信息具有信息含量,好消息或坏消息影响了公司的股价。所以,资产减值也具有信号传递功能。但是有两种因素影响到投资者对公司价值判断。一是逻辑因素,资产能够带来未来的经济利益流入,如果资产减值转回,必然引起资产预期带来经济利益的上升,最终导致股价的上升。另一因素是投资者的心理因素,如果管理当局对资产减值转回做出反应,将被投资者认为是盈余管理的表现,股价下降。逻辑因素和投资者的心理因素对股价的影响起相反的作用。这关键取决于投资者的判断,看哪一个因素占上风。2006年在新旧会计准则的过渡期,财政部和证监会颁布了一系列的政策,只有长期资产减值转回有合理根据才能被转回。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投资者认为长期资产减值转回企业长期资产未来收益增加,而不是因为盈余管理进行转回,股价上升。但是如果资产减值转回被认为是盈余管理,则股价下降。如果投资者不能准确地判断时,长期资产减值转回与股价不相关。来华等(2007年)研究发现,如果计提资产减值是出于谨慎性,挤掉资产价值中的水分时,资产减值于股价成正相关;如果计提资产减值是由于利润操纵,资产减值与股价呈负相关;如果投资者无法判断时,资产减值与股价无相关。Shimin Chen(2007)研究发现,如果资产减值转回是由于未来现金流量的增加,股价表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如果投资者认为是盈余管理时,就没有显著的正相关。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假说1:当投资者认为上市公司存在盈余管理时,长期资产减值转回与股价负相关
假说2:当投资者认为上市公司由于未来收益增加时,长期资产减值转回与股价正相关
假说3:当投资者无法准确地判断时,长期资产减值转回与股价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二)变量选取和模型建立
为了全面地考察长期资产减值的市场反应,本文将采用事件研究法和关联研究法。我们将采用样本公司年报公布日的累计非正常报酬和年度回报作为因变量。参照蔡祥等(2004),建立模型如下:
其中:R表示样本公司股票从2007年5月到2008年4月底的总月度收益;UE表示企业未预期的盈余,是以2006年长期资产减值转回前的每股盈余减去2005年长期资产减值转回前的每股盈余,除以2007年4月底的股价;ZH表示每股长期资产减值转回,除以2007年4月底的股价;LEV表示资产负债率,控制变量;SIZE表示资产的自然对数,控制变量。
(三)样本选取
本文选取了2006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并进行了如下筛选选择:剔除未发生长期资产减值转回460家公司;剔除非标准审计意见的1家公司;剔除管理层变更的14家公司;得到424家公司。此外,在计算超额报酬时,本文采用市场调整模型,原因是市场调整模型可以作为市场模型的替代(陈信元等,2005)。以年报公布日为事件发生日并与股票行情数据进行匹配,以事件发生日行情记录为t=0,若股票当天没有行情记录,则取离事件发生日最近的前一个行情记录为t=0,并以事件发生日前后5天(t=-5到5)共11天为事件窗口期选择股票行情数据,并排除了事件窗口期停牌超过3天的28只股票,剩下396只符合要求的股票样本。数据的处理采用EXCEL和SPSS12统计分析。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事件研究法(event study)结果
为计算窗口期超常收益,把396只股票行情记录与对应的窗口期大盘行情进行匹配,计算股票当日收益率AR1、大盘当日收益率AR2、股票当日超常收益率AR3和窗口期累计超常收益率CAR,计算公式如下:R1=(Close-Open)/Open;R2=(Dpclose-Dpopen)/Dpopen;AR=R1-R2;CAR=5-5ΣAR。其中:Close是当天的收盘价;Open是当天的开盘价;Dpclose是当天大盘的收盘价;Dpopen是当天大盘的开盘价;本文选择的均为不复权的行情价格和大盘点数。从(表1)可以看出,对于全部样本而言,超额累计非正常报酬率与长期资产减值转回是负相关的关系,但不显著,说明投资者不能准确判断是盈余管理还是未来收益增加。未预期盈余与累计非正常报酬率是正相关关系,但不显著,说明累计非正常报酬率受未预期因素影响很小。本文采取了对全部样本进行分组,选取大额的长期资产减值转回,提高了方程的拟合度。研究结果显示,超额累计非正常报酬率与长期资产减值转回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说明投资者认为长期资产减值是盈余管理,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长期资产减值转回是盈余管理的工具之一,为新会计准则禁止长期资产减值允许提供有力的证据。对于中间转回比例,投资仍然不能判断,但是对于小额转回的长期资产减值转回,投资者认为是资产价值的回升,从而支持了假设1、假设2和假设3。
注:“***”表示在1%水平下显著;“**”表示在5%水平下显著;“*”表示在10%水平下显著(双边t检验)。
注:“***”表示在1%水平下显著;“**”表示在5%水平下显著;“*”表示在10%水平下显著(双边t检验)。
(二)关联研究法(association study)的结果
事件研究法选择一个狭小的窗口,对长期资产减值转回这一事件的信息含量进行研究,实证表明高额的长期资产减值转回是具有信息含量。为了研究的全面性和准确性,本文继续使用关联研究的方法,选择一个较长时间的窗口(通常是一年)考察长期资产减值转回的价值相关性。股价模型和报酬模型是研究价值相关性的模型。从(表2)看出,就全部样本而言,报酬率与长期资产减值转回是正相关关系,但是并不显著,说明投资者无法判断是盈余管理还是资产未来的价值的回升,与(表1)不同的是,它们的相关系数为正,可能的原因是2007年股票的报酬率普遍比较高。对高额转回的样本来说,报酬与长期资产减值转回是显著的负相关,表明投资者认为高额的长期资产减值转回是盈余管理,暗示投资者认为大额的长期资产减值转回是盈余管理行为,主要原因是以前投资者受到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转回操纵利润,对于中小转回的长期资产减值,投资者并不能准确的判断。
五、结论
2006年是长期资产减值允许转回的最后一年,研究发现公司并没有突击转回长期资产减值准备。本文运用事件研究和关联研究考察投资者的市场反应,研究发现:就全部样本而言,投资者并不能判断准确的判断是盈余管理还是减值资产价值的回升;就高额转回的样本,投资者认为高额的长期资产减值转回与CAR和报酬显著负相关关系,说明投资者认为这些高额的转回是盈余管理行为。在新旧会计准则的过渡期间,为了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突击转回以前的长期资产减值,政府加大了监管。然而政府的监管并没有使投资者相信资产减值转回是由于经济未来经济受益的增加,相反对于大额的长期资产减值转回,投资者认为是盈余管理。进一步说明投资者不能够区分资产减值转回的合理性与盈余管理。这一方面可能投资者对资产减值转回的识别能力差;另一方面可能是投资者深受资产减值进行利润操纵之害,产生一种畏惧感。两者产生的主要原因投资者难以获得资产减值转回的真实的信息。因此为了减少市场的交易成本,新准则禁止长期资产减值转回是非常必要的。
摘要：本文以新旧会计准则过渡期为背景,以长期资产减值转回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了投资者对制造业上市公司长期资产减值转回的市场反应,研究发现:就整体而言,投资者无法判断长期资产减值转回是盈余管理还是未来价值的增加;但就大额样本而言,投资者则认为长期资产减值转回是由于盈余管理。
关键词：长期资产减值转回,事件研究,关联研究
参考文献
[1]蔡祥、张海燕:《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追溯与市场反应》,《中国会计与财务研究》200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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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建新:《长期资产减值转回研究———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管理世界》2007年第3期。
[5]王跃堂:《会计政策选择的经济动机———基于沪深股市的实证研究》,《会计研究》2000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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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Strong,J.S,Meyer,J.R.Assets write-down managerial incentive and security return.Journal of Finance,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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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Elliott J,Shaw,W.H.Write-offs as accounting procedures to manager perceptions.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1988.
资产减值不可转回邹议 篇6
资产是指某一特定主体由于过去的交易或事项而获得或控制的可预期的未来经济利益 (SFAC No.6) 。它概括了资产的本质, 在于它蕴藏着未来的经济利益, 也强调了资产是未来收益的递延成本。我国对资产要素的定义为:资产, 是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形成的、由企业拥有或控制的、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因此, 当企业各项资产预期带来经济利益的金额小于原资产账面成本的差额时, 不再在资产负债表上列示为资产, 而是作为资产减值损失, 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满足了谨慎性、相关性、可靠性原则, 能真实客观地反映出资产的相关真实信息, 揭示出潜在的风险, 进而为会计信息使用者正确决策提供相关信息。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同时规定:“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 在以后会计期间不得转回”, 对于这一规定, 引起会计界的激烈争议, 笔者对国内、外诸多有关资产减值的研究成果加以比较分析, 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二、国内、外关于资产减值能否转回的态度
反对资产减值转回者认为:减值损失的转回与历史成本会计系统相背离, 当账面价值减少后, 可收回金额成了资产的新的成本基础。因此, 转回资产损失与重估增值并没有区别, 所以, 转回的减值损失要么被禁止, 要么直接确认为一项重估权益。更为重要的是, 减值损失的转回可能为管理层平滑利润等操纵利润行为大开方便之门。FASB是这种意见的典型代表者。
支持资产减值转回者认为:资产减值的恢复类似于会计估计的变更, 因此应该充分、公允地披露, 以向信息使用者提供最相关的信息。IASB是这种意见的典型代表者。
IAS36第114段规定:“企业在前次确认资产 (除了商誉) 损失之后, 只有在计算资产的可收回价值中所使用的估计发生改变时, 才能冲回以前年度已确认的资产减值损失。此时, 资产的账面价值必须增加至其可收回价值。
IAS36第117段规定:“由于资产减值的冲回而增加的资产账面价值, 不能高于资产以前年度没有确认资产减值损失时的账面价值 (减去摊销或折旧) ”。我国旧的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保持了一致, 即同样确认已减值资产的转回, 在减值损失转回的最高限额及转回金额上以资产以前年度没有确认减值损失时的账面金额 (实际为按历史成本计提折旧后的账面净值) 与账面价值的差额作为减值损失转回的最高限额。
考虑到自2001年我国全面推行“八项减值准备”以来, 上市公司滥用职业判断计提减值准备以进行盈余管理的现象越来越严重, 新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第17条明确规定:“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 在以后会计期间不得转回”。
三、资产减值损失不能转回的利弊分析
1. 利:
(1) 笔者实证研究了我国深、沪上市公司利用旧会计制度资产减值损失可以转回的规定, 人为操纵利润的现象, 研究结论如下: (1) 扭亏公司会通过不提、少提减值准备, 转回以前年度计提的减值准备, 达到扭亏为盈的目的; (2) 巨额亏损的公司会大量的计提减值准备, 以为下一年度的盈利做准备; (3) 避亏公司会尽量不提或者少提减值准备, 甚至转回以前年度计提的减值准备, 以保持其盈利的状态;盈利较大的公司则会利用减值准备的计提来平滑收益, 以保证其下一年度有足够的盈利空间。我国新会计准则关于资产减值不能转回的规定, 有效杜绝了上市公司这种人为操纵利润的可能性。
(2) 简化了会计处理。避免了资产减值转回过程中, 确认、计量方面人为判断带来的主观性。
2. 弊:
从理论上讲资产减值不能转回违背了相关性原则和可靠性原则, 因为:
(1) 不能如实反映企业的资产状况。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会计信息的相关性要求, 使调整后的资产价值更符合客观实际, 如果减值恢复时不能转回已计提的减值准备,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稳健性的要求, 但却无法反映资产的真实价值。
(2) 资产处置时同样能够产生巨额收益。按照相关制度规定, 资产处置变现时, 其相关的减值准备必须予以转回, 抵减当期成本, 增加利润总额。因此, 新准则的做法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防范企业操纵利润的随意性, 但无法控制企业在资产处置当期获取高额利润。
(3) 禁止减值损失的转回可能会导致新的滥用, 比如, 在当期确认一笔重大损失, 从而导致以后年度确认较低的折旧或摊销额, 从而人为地提高以后年度的利润。
四、关于资产减值能否转回的探讨
如前文所述, 关于资产减值损失的转回上, FASB和IASB采取了不同的做法, 我国新准则采纳了FASB的观点, 即不允许转回。这主要是因为近些年来我国上市公司滥用资产减值转回操纵报表的现象十分严重而不得以而为之。笔者认为, 从理论上说, 既然当有减值迹象表明资产已发生减值时确认减值损失, 那么当有迹象表明以前年度已确认的减值损失不再存在或已经减少时, 主体重估该项资产的可收回金额, 并相应确认资产减值损失的转回是合理的。我们不应该因噎废食, 即因为担心资产转回被滥用而使资产偏离了其“未来经济利益”的内涵。正确的做法应是在允许资产减值损失转回的同时对其做出严格的规范, 比如借鉴IASB的做法, 规定企业在前一次确认资产减值损失以后, 只有在计算资产的可收回价值中所使用的估计发生改变时, 才能冲回以前年度已确认的资产减值损失, 并对引起资产潜在服务能力提高的估计改变做出明确规定。此外, 针对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 也可以考虑资产减值损失的冲回暂时不计入损益而进入资本公积, 从而堵住了上市公司滥用资产减值调控利润的渠道。
五、防范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损失操纵利润的措施
1. 进一步完善资产减值相关的会计准则和制度
在我国目前资产减值会计规范的基础上, 借鉴国际惯例, 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相关会计准则和制度, 对其不够完善和不尽合理的地方要加以改进, 同时要提高准则的可操作性, 尽量降低企业的会计成本。最后, 还应该谨慎地赋予企业会计政策的选择权。完善的资产减值内部控制制度应该能够有效地减少资产减值计提的主观随意性, 保证资产减值计提的客观和公允。针对我国目前资产减值内部控制制度存在的问题, 首先是要实现资产减值过程中包括测算、审计、审批在内的不相容职务的分离;其次是要规范授权机制, 以减值准备的提取金额占资产总额的比例为基本依据, 结合各项资产的重要程度以及是否涉及关联交易等规定各层级的审批权限;最后是建立健全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的内部审计监督制度。
2. 完善证券市场监管的政策和法规
可以考虑对公司首发、配股、增发新股、及对亏损的处理采用新的标准, 从动机上消除部分上市公司操纵计提的可能。应该改变目前以净利润、净资产收益率为核心的单一的上市公司业绩考察指标体系, 采用包括经常性经营收益、经营性现金流量指标、产品创新与成长业绩指标、企业内部管理业绩指标在内的短期与长期指标相结合的考察指标体系, 以更加客观地评价企业目前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未来的发展前景, 减少企业管理当局进行不当计提的外在诱因。
3. 加大信息披露力度
对计提减值准备、资产减值损失转回信息, 从确认条件, 计量估值方法, 政策选择等有关方面充分披露。
4. 加强第三方审计力度
注册会计师的外部审计监督对保证会计信息的质量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我国注册会计师对上市公司不规范计提减值准备的行为已有所关注, 但是监督的力度仍然有待加强。首先是注册会计师制度不够完善, 会计师轮换、聘用制度不健全, 不能为注册会计师审计独立性提供制度上的保证。此外, 我国目前还缺乏关于资产减值的专门的审计准则, 不能给注册会计师审计提供技术上的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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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减值损失转回问题探究 篇7
关键词：固定资产,资产价值,盈利能力,资产减值,累计折旧,判断准则,不可逆性
0 引言
为了更好地规范固定资产减值的核算, 新的资产减值准则对资产减值的一些内容及操作方法作出了更加明确的规定, 大大增强了其实务操作性, 企业对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更加规范。但在实际操作应用中, 有关固定资产减值仍存在着一些问题, 例如固定资产减值损失应否转回,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与累计折旧的关系以及总部资产的判定及其减值处理的相关问题等。
1 我国新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差异
新资产减值准则为了规避某些可能发生的通过资产减值计提和转回来恶意操纵利润的现象, 明确规定固定资产减值损失, 一经确认, 不得转回, 只允许在资产处置时再进行会计处理。这一点与“美国会计原则认为减值作为一个新的成本基础, 不可以逆转, 不允许资产减值转回”是一致的。
但是, 国际会计准则认为, 资产减值会计是以决策有用观为理论基础, 通过提供资产真实价值, 向企业现实的和潜在的投资者提供信息, 以帮助他们做出正确的决策。资产减值会计以资产现时价值代替历史成本计量, 将资产账面价值大于该资产可收回金额 (或可收回净值、市价等) 的部分确认为资产减值损失或费用。资产减值损失的冲回反映一项资产在使用或出售方面的潜在服务能力, 比确认资产减值损失时有所提高, 从提供资产真实价值量度的角度考虑, 资产减值是应该允许恢复的 (对于商誉减值损失则不允许转回) , 企业应认定那些引起资产潜在服务能力提高的估计改变。
2 固定资产减值损失不允许转回的原因分析
2.1 资产减值准备不可逆性的理论依据
按照财务会计的谨慎性原则, 预期不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就不应列入资产, 预期不会带来原预计额的经济利益的资源就要折扣后列入资产, 即减除预计减值后的部分才是能带来经济利益的资产。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排除了虚资产, 留下了实资产, 可以向信息使用者提供比较可靠的会计信息。既然谨慎地计提了资产减值准备, 就不应当草率地转回。在市场经济尚不发达、监管还不到位, 造假仍然猖獗之时, 有必要强调谨慎性, 控制可逆性, 谨慎地提取, 更加谨慎地转回甚至不允许转回, 以控制利润操纵, 达到提供真实可靠会计信息的目标。
2.2 固定资产减值损失不允许转回的主要原因
首先, 减值损失的转回与历史成本会计核算体系相背离。当账面价值减少后, 可收回金额成了固定资产的新的成本基础, 从而将减值资产与其他没有减值的资产放在了同一起跑线上。转回减值损失与重估资产价值增值并没有区别, 因此, 转回的减值损失要么被禁止, 要么直接确认为一项重估权益, 对于转回额直接增加资本公积。
其次, 如果按照国际会计准则IAS36, 要求转回后的金额不能超过没有确定减值损失的固定资产折旧后的账面价值, 这时转回的金额和随后的资产账面金额没有任何信息含量。因此, 减值损失转回对财务报表的使用者而言并非有用。
第三, 减值损失的转回会导致会计报告盈余的波动性, 定期的短期收入的计量不应该受计量长期资产时发生的未实现变动的影响。固定资产减值损失的转回为实务中滥用减值“平滑”收益打开了方便之门。而且, 资产减值损失是否需要被转回的成本较高, 我们需要判断资产期末的公允价值, 而公允价值的取得并不是很容易的。
3 固定资产减值损失允许转回的分析
3.1 资产减值准备可逆性的理论依据
根据财务会计的客观性原则, 应以实际发生的交易为依据, 在如实反映的基础上提供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减值准备排除的是预计的虚资产, 人为估计的基础随着瞬息万变的市场经济在不断变化着。一旦估计被证实不合理, 资产的服务潜力已经提高, 继续排除虚减值, 则过分谨慎, 也会导致会计信息的不真实。因此, 转回虚减值, 保留实资产才能提供比较客观的会计信息。既然预计的减值已不存在, 就要果断地转回。这同时也考虑到会计信息的相关性, 以为会计信息使用者决策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3.2 对固定资产减值损失不允许转回的主要原因的不同看法
第一, 只要减值损失转回后的账面金额没有超过固定资产的初始成本减去其折旧后的余额, 那么减值损失的转回与历史成本会计核算体系就是一致的。因此, 减值损失的转回并非重新估价, 而是对资产账面金额的适当调整。
第二, 固定资产减值损失的转回向财务报表的使用者提供了有关单项资产或一组资产未来经济利益的潜在信息, 它体现了固定资产当前真正的价值, 当期和未来期间的经营活动成果将会更公允地表述。
第三, 目前针对固定资产减值不允许转回的原因, 主要在于担心企业利用固定资产减值损失转回人为操纵利润, 控制盈余。
3.3 允许固定资产减值损失转回的原因分析
首先, 允许固定资产减值损失转回与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要求一致。新准则在很多方面都实现了与国际准则的趋同, 那为什么不在资产减值规定上也实现趋同呢?其实, 为了避免人为主观随意冲回资产减值的虚假发生, 国际会计准则第36号———资产减值详细规定了企业何时应冲回资产减值损失的情况等做了详细的规定, 国际会计准则对企业资产减值冲回规定的合理性、规范化及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 对可能出现的虚假也作出了严格的限制, 体现了国际会计准则在资产减值转回问题上是相当谨慎的, 这一点我国会计准则是可以充分借鉴的。
其次, 允许固定资产减值损失转回与资产的定义及其确认条件相符。当固定资产的价值恢复时, 允许资产减值转回符合资产确认的条件, 其损失应予转回。新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一个重大的会计观念转变, 就是资产负债观的广泛应用。资产负债观是基于资产和负债的变动来计量收益, 因此当资产价值增加或是负债价值减少时会产生收益。
第三, 固定资产减值损失是在估计的基础上确认和计量的, 减值损失的转回和估计变更相类似, 既然估计变更是无可厚非的, 减值损失的转回也应该是理所当然的。如果对固定资产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是根据最新得到的可靠资料进行会计估计, 使资产以真实价值反映, 最终有助于信息使用者的投资决策。
第四, 既然存货、应收账款等资产减值损失允许转回, 那么就说明资产减值转回在操作层面上是可行的, 那么我们也可以比照对这些资产的处理, 来对固定资产减值损失转回进行处理。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是对预计损失的确认, 它体现了稳健性原则。当影响固定资产减值的因素全部或部分消失时, 应根据最新获取的资料及时修正过去所作的估计, 全部或部分恢复已计提的减值准备。
第五, 由于折旧不会影响以前计提的同现在和未来不再相关的减值损失, 经营成果在当期和未来期间能被更公允的表达。在某些情况下, 禁止固定资产减值损失的转回也可能会被滥用。 (下转第191页) (上接第173页) 4结束语
总之, 资产减值会计准则既考虑了会计国际协调与趋同的要求, 又坚持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 丰富和完善了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体系, 是我国会计改革和会计准则建设的一项重大成果, 对于规范企业会计行为, 建立可独立实施的、基本完善的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体系, 以及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将发挥十分积极的作用。S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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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增泉.我国上市公司资产减值政策的实证研究[J].中国会计与财务研究, 2001, 4:70-75.
资产减值可否转回的研究述评 篇8
关于资产减值计提与转回的规定, 初衷本是通过这一会计处理反映资产的真实价值, 同时提高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但是, 在实际操作中却不乏公司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例子。面对这种状况, 新会计准则规定资产减值一经确认不得转回, 这引发了学者们关于这一规定的激烈讨论, 迄今为止关于资产减值转回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大量的成果。那么, 新会计准则对于资产减值不能转回的规定是否有效遏制了企业盈余管理的行为?上市公司是否存在利用其他替代手段转移减值项目的问题?本文就对该领域的现有研究成果做一回顾和评述, 希望能借此发现我国资产减值研究存在的不足, 为进一步的研究拓展空间。
二、关于新准则中资产减值不能转回的探讨
自2006年财政部会计司颁布新会计准则以来, 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于资产减值可否转回的问题便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总结以往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 学者们分析了新减值准则颁布后企业计提和转回资产减值的行为特点、资产减值信息的价值相关性、是否存在减值项目“转移”等问题, 最终的研究结论可以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赞同新资产减值准则, 认为此举提高了会计信息的相关性, 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资产减值不得转回不仅损失了信息的相关性, 而且管理层仍然可以利用替代方式进行盈余管理。
1. 赞同新资产减值准则
首先, 蔡祥和张海燕 (2004) 、王建新 (2007) 、李扬和田益祥 (2007) 等的研究都表明进行盈余管理是长期资产减值转回的主要动机, 这就间接支持了新会计准则中关于长期资产减值不得转回的规定。其次, 张然、陆正飞、叶康涛 (2007) 的研究发现, 新准则颁布以后实施以前, 上市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变得更为谨慎, 说明新准则的颁布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亏损公司利用减值准备进行“大清洗”的行为。步丹璐和叶建明 (2009) 则进一步将资产减值分为正常与非正常两种, 通过实证研究表明, 新准则下减值信息与盈余管理的相关性低于旧准则下的水平, 进一步证明新准则缩小了企业盈余管理的空间。关于减值信息相关性方面, 于李胜 (2007) 的研究表明, 新准则中资产减值不得转回的规定有助于提高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周冬华、赵玉洁 (2009) 的研究则直接表明, 相比于旧会计准则时期, 新会计准则时期的资产减值信息价值相关性更高。洪金明、胡威 (2010) 则认为由于投资在不具备正确识别减值信息的能力, 新准则禁止资产减值的转回可以有效减少交易成本。
2. 质疑新资产减值准则
与上面的观点不同, 一部分学者对资产减值不允转回的规定持反对的态度。谭文岚 (2007) 、马施 (2007) 的研究表明, 新减值准则出台后企业仍可利用坏账准备、存货跌价准备等项目进行盈余管理, 这一规定不能达到限制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目的。谭燕 (2008) 对具有撤销特别处理动机和融资动机的公司的研究也证实了上述观点。艾健明、王孜 (2010) 以2006年前上市的130家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 结果证实在金融危机背景下禁止长期资产减值转回没有反映资产价值的双向变化, 不能反映长期资产的真实价值。有学者发现企业不仅利用短期资产减值进行利润调节, 而且还通过长期资产处置实现盈余管理。李享 (2009) 研究了2003-2006年A股非金融保险行业上市公司, 结果表明, 企业存在前期超额计提后期通过规划交易处置资产以实现盈余管理的现象, 而且与利用减值转回操纵盈余相比这种方法更为隐秘。来华、黄娇丹 (2007) 通过验证资产减值在资本市场的反应, 证明了禁止资产减值转回将减少资产减值的部分信息含量, 进而使得资产减值信息的相关性锐减。黎明和党玉芳 (2009) 、刘继红和冉溶 (2010) 、张潇汀 (2011) 等则从计提减值的理论以及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的角度, 详细阐述了应该允许资产减值转回的理由。
三、国内研究存在的不足和未来发展方向
到目前为止, 国内学者对于资产减值可否转回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的成果, 但是可以看出对于这一领域的研究还存在不足之处, 这也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发展的空间。
1. 目前, 对资产减值转回的研究室通过对所有上市公司的统
一分析得到的, 这种研究虽然反映了上市公司资产减值的整体状况, 但是要想得到更为准确、细致的理论成果, 以后的学者们还需对研究对象加以合理的分类。
2. 对于资产减值转回的研究缺乏系统性、长期性。现有文献
对资产减值转回的研究多以截面数据或是两到三年的数据为对象, 短期的数据很容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研究结果的说服力不强。后期的研究应扩大研究的年限, 从更长的时间跨度观察企业减值转回的特点。
3. 国内实证文章的模型设计缺乏新意, 而且变量的构建大都
来自资产负债表与利润表, 相比于国外资产减值研究时对现金流量的广泛关注, 国内的模型设计还有待完善。
参考文献
[1]步丹璐, 叶建明.《资产减值》的经济后果——基于新旧会计准则比较的视角[J].中国会计评论, 2009, (3) :315-328.
[2]蔡祥, 张海燕.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追溯与市场反应[J].中国会计与财务研究, 2004, (3) :31-57.
[3]王建新.长期资产减值转回研究[J].管理世界, 2007, (3) :42-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