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权力结构（精选7篇）
企业权力结构 篇1
企业权力结构是企业员工或资源支配者有关职责、权限和相互关系的有序安排, 是内部与外部权力系统相互作用的整体。合理的企业权力结构与高质量的业务流程是相互依存的, 对企业理财体系的构建和理财观念变革的影响十分深远。企业理财观念的变革缘起于企业的资本要素与结构不断发生变化, 从而导致企业理财目标的不断演进, 而企业理财目标的变迁则反映了企业权力结构的变迁轨迹, 并由此引致企业理财观念的变革。
一、讨论的基础与结构
研究指出, 企业权力体系的结构和权力影响的方向、范围是以公司治理结构和企业的组织架构为依据, 并与企业的运作密切相关。企业的计划由谁制定、由谁监督、决策由谁做出、由谁负责实施等, 都因权力结构的不同而迥然不同。相应地, 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的理财观念。事实上, 企业理财观念正在由传统封闭型转向现代开放型, 由职能财务转向流程财务, 由日常核算型财务转向战略管理型财务, 其管理组织结构也由纵向层次结构转向横向网络结构等。
笔者所见, 众多专家学者对企业权力结构和企业理财观念变革等相关理论进行过多角度研究。郭元晞教授认为资本经营和资本扩张无非都是“聚变时代中权力的获得与利用”。汪丁丁教授指出“意识到了成功的企业管理, 尤其是信息企业的管理, 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了企业内部权力结构的性质”。谢志华教授认为:“企业发展变迁遵循着一定的轨迹, 而决定轨迹的关键是企业权力的演进方式——从行政分权到产权分权, 可以说, 企业发展的历史时序是企业权力从最初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亲情特征下的极端均衡, 逐渐演进至企业产权的高度社会化的综合均衡”。本文在有关专家理论研究基础上讨论企业权力结构对企业理财观念变革的影响。
从图1框架结构所示, 笔者删繁就简从公司治理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两个角度来观察企业权力结构的变迁, 而从所有者与经营者财务和集权式财务与分权式财务两条线索反应企业理财观念的变革。二者均建立在企业理财目标即企业价值最大化基础之上, 链接起企业权力结构变迁与企业理财观念变革两者之间的逻辑关系。
二、企业权力结构对企业理财观念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
公司治理是动态的, 而公司治理结构是相对稳定的。公司治理结构是指在三权分开, 相互制衡的原则下所做出的公司机构设置及其相互关系和运行方式的制度安排。其领导体制由权力结构、决策结构、监督结构和执行结构组成, 各个机构都有相应的权力与职责, 它们相互配合, 共同推动公司有效运作。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人员分别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经营决策机构、监督机构和公司决策的执行者。这样, 权力机构、决策机构和执行机构之间经过权力博弈和协调平衡, 形成了职责分明、责权明确、互相制衡、相互协调的格局。从企业组织结构发展方向来看, 企业组织结构已从强层级结构即U型组织结构 (权力集中于公司高层为特征的公司管理体制) 和M型组织结构 (遵循“集中决策、分散经营、协调控制”原则, 为分权制结构) , 逐渐转向弱层级组织结构即网络型组织结构和无界限组织结构。
无论是公司治理结构还是企业组织结构都无法绕过权力体系的安排问题, 都毫无例外需要讨论权力的“集”与“分”的问题。现代企业特别是大型的集团公司组织结构中的集权与分权, 公司治理结构中所有者、经营者和执行者等权力极的权力构造与结构安排都不是简单的优劣问题, 更为关键的是权力结构变迁与组合的“度”的把握的问题 (参见图2) 。
在图2中, 横轴表示企业治理结构中所有者 (权) 和经营者 (权) 两者 (权) 合一逐渐向所有者 (权) 和经营者 (权) 两者 (权) 分离过渡直至两者 (权) 彻底分离。横轴表示企业组织结构中集权管理逐渐向分权管理过渡直至完全实现分权管理。上图中A点反映企业在两权合一情况下由所有者实行高度集权式管理;B点反映在两权分离情况下由经营者实行高度分权式管理;C点反映在两权分离情况下由经营者实行高度集权式管理;D点反映在两权合一情况下由所有者实行高度分权式管理;F点反映在两权合一情况下由所有者实行适度集权分权 (即混合式) 管理;G点反映在两权分离情况下由经营者实行适度集权分权 (即混合式) 管理;H点反映在两权适度分离情况下由企业权力运行机构实行分权式管理;I点反映在两权适度分离情况下由企业权力运行机构实行集权式管理;E点反映企业在两权适度分离情况下由企业权力运行机构实行适度集权分权 (即混合式) 管理, 这正是权力结构动态协调平衡的结果, 是一种比较理想的互动和谐的权力结构状态。
林钟高教授认为, 现代公司常常把包括财务决策权在内的全部决策权授予董事会和经理层, 然后, 再按照最高管理层和董事会所确定的授权规则配置给组织单位或个人所有。这样, 随着代理链条的延长, 财务决策越是接近于基层, 由信息不对称引起的成本就会越小, 但代理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所导致的代理成本却会越来越高, 这是财务集权治理向分权治理过渡的基本特征。由于企业权力结构本身具有客观性, 处于不断协调平衡的动态过程, 公司治理结构的重新构造和组织结构的不断变迁不仅反映了企业权力结构的变化, 而且对企业理财活动提出更新乃至更高要求, 作为处于企业管理核心地位的财务管理必须也必然适应这种新要求, 形成和谐的理财观念 (参见图3) 。各种力量对比的结果, E点所对应的理财观念就不失为比较明智的选择。
一般而言, 财权配置的基本模式取决于信息成本与代理成本变化及其耦合总成本最低的位置。随着财务决策权相对CFO距离的拉长, 信息成本曲线与代理成本曲线总是分别下降和上升的, 而由信息成本与代理成本构成的总成本则呈现先下降然后上升的趋势, 并且在总成本曲线上任何一点都代表了财权配置的某种集权或分权程度, 体现为某一种特定的财务治理模式。当然, 对应于组织总成本曲线的最低点可确定为财务治理权配置的最佳位置, 对应于该点的财务治理模式理应是最佳财务治理模式, 同时也是财务集权治理与分权治理的最佳结合点。因此, 所谓最佳财务治理模式是个动态调整的过程。
三、以资本为基石、以企业价值最大化为核心整合企业权力结构对企业理财观念变革与实践的影响无疑是全新的尝试
1. 企业理财观念变革可以资本作为研究的纽带和基石
资本从治理结构来看, 表现为所有权和经营权;从构成来看, 表现为自有资本 (所有者权益) 和借入资本 (负债) , 形成不同的资本结构;从时间来看, 表现为长期和短期控制权;从形态来看, 表现为实物资本和非实物资本。……因此, 资本是权力的载体, 资本经营与资本扩张是企业获取权力和使用权力的表现形式, 也是公司理财观念变革与实践的重要内容, 更是奠定经营者财务和所有者财务理论的纽带和载体。资本的重组、积聚和分配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集权管理和分权管理的趋势, 对集权型财务和分权型财务以至于混合型财务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2. 企业理财观念的变革源于以企业价值为核心的目标追求
现代企业制度是典型的公司制, 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 不论是委托代理理论, 还是利益相关者理论等都清楚这一事实。虽然二者之间存在利益共同点, 但经营权不能替代所有权, 经营者不能取代所有者, 在权力获取与安排, 在资本运营与分配等诸多方面既协调又矛盾, 既对抗又统一。与此同时, 不得不面对另外一个现实问题, 即企业的集权与分权之争总是客观存在的, 权力斗争背后总是关联着不同的利益格局, 特别是当企业发展到企业集团后, 企业理财是采取集权模式还是分权模式抑或是混合模式立即成为一个现实的选择问题。
企业价值是企业未来收益的现值。企业价值最大化是现代企业理财的目标追求, 是反映企业管理水平高低的综合性核心指标。它是企业在考虑资金时间价值和风险报酬情况下采取最优财务政策, 充分实现企业价值, 最大限度体现各利益相关者利益要求的目标。尽管各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利益要求千差万别, 但这些不同的利益要求实际上都内含于“企业价值最大化”, 都可以在企业实现价值最大化中得到满足。为了更准确反映企业权力结构变迁对企业理财观念变革新要求, 可将企业价值最大化作为核心整合经营者财务和所有者财务理财观念, 提出一种既体现经营者财务作为现代公司理财的核心地位, 又能客观反映所有者财务对经营者财务的监控和弥补所有者在企业理财中缺位的新理财观念的构建模式。企业制度变迁是长期以来权力各方博弈的结果, 企业权力结构是利益相关者在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谈判协调和妥协均衡的局面, 企业经营管理活动必须反映这种权力结构的变化, 作为企业管理的中枢神经——公司理财就更需要关注它, 因此, 企业理财实践和理论势必根据这种权力结构变迁而进行创新。目前常见的企业理财教科书的编纂体例都是典型的经营者财务、分层理财财务, 既然认为所有者财务与经营者财务以及集权式财务与分权式财务是相对应而存在的, 那么, 谈经营者财务就势必要关注所有者财务, 谈集权式财务就势必要关注分权式财务, 关注一方而忽视另一方的做法都是失之偏颇的。所以, 在研究一方的同时, 还要站在另一方的角度来观察和思考问题。因此, 尝试构建一种以资本为基石, 以企业价值为核心整合经营者财务和所有者财务, 适度集权与分权的混合型理财模式就成为一个新课题。
将企业权力结构与企业理财观念等问题联系起来研究本身是个新课题, 如能加强实证研究, 历史地追踪分析一些企业权力结构变迁过程及其对企业理财观念的影响, 尝试建立数量分析模型来研究两者的相关性及相关程度, 从而弥补目前主要是定性分析的缺陷, 则说服力会更强。企业权力结构和企业理财观念的关系应该是双向的, 本文只初步讨论了前者对后者的影响, 没有把后者对于前者的影响以及呼应做出准确而翔实的论述, 而完善对后者的研究将有助于发现和掌握两者的互动机制, 增强论证前者的逻辑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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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内部权力结构及运行探析 篇2
1.1 大学内部权力的多样性
大学组织的特殊性, 决定了大学内部权力的多样性。按照伯顿·R·克拉克的划分方法, 高等教育系统的权力分为三种:一是扎根于学科的权力, 即来自教授个人或教授团体的学术权力;二是大学权力, 即来自学校行政领导层的官僚权力;三是系统权力, 即来自政府或政治的权力。除此之外, 大学内部还存在着其他利益群体的权力, 如, 教辅人员和学生权力。
1.2 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是大学权力结构中的核心权力, 是大学内部权力的基木结构
学术权力的存在是大学根本属性的要求。知识是大学运转的轴心, 正如伯顿·R·克拉克指出:“知识材料, 尤其是高深知识材料, 处于任何高等教育系统的目的和实质的核心”, 对应着知识的发现、积累、传递和应用形成了高等教育的三大职能:教学、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学术活动是大学最基本的活动, 是教育内部规律的具体体现。作为学术组织的大学, 其丰富的学术活动必须由学术权力的正常运行来保障, 因此, 学术权力是大学的生命权力, 一旦削弱大学学术权力的地位和影响, 那么大学的发展和繁荣则无从谈起。
行政权力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有效保证。行政权力在大学内部权力中的存在有其客观性和必然性, 大学既是发现知识、应用知识的地方, 又是科学思想、进步观念的生产与集散地, 大学要保证按国家教育方针培养出更多更好的人才, 就必须在行政权力的管理之中有效地运行。从国际高等教育的发展形势看, 大学行政权力的萌生、发展、完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大学的正常运行必须靠行政管理来支撑, 否则将发生自由化的无序状态。
1.3 大学内部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既相互依存, 又互为排斥
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相互交叉、重叠, 是相互依存的共同体。尽管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在基本属性、来源要素、价值取向、运行范围和实效性等方面都有所不同, 但行使两种权力的最终目标都是为了实现大学的发展目标。两种权力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使其互为补充、相互依赖。学术权力的存在确保了作为教学、科研机构的学术基本属性在大学总体中所起的作用, 而行政权力则使大学内部各组织和部门协调运行并成为管理有效的组织。
两种权力相互分离、冲突, 是互为排斥的矛盾体。大学各专业、学科之间的独立性决定了学术权力具有分权性和发散性特征, 有利于激发学术自由和科技创新精神的形成, 但是过于松散的学术权力会影响大学决策效率的提高和整体目标的实现。行政权力具有集权和收敛特征, 正好可以弥补学术权力的不足, 但是行政权力泛化又会导致学术权力的作用收到抑制, 影响大学学术性基本功能的发挥。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错位和偏失, 是导致两种权力冲突和排斥的主要原因。
2 当前我国大学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运行状况分析
2.1 我国当前大学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关系现状
我国大学内部权力, 在横向结构上形成了基于校务委员会的行政权力和基于学术委员会的学术权力二元一体的分权组织结构形式。校长是大学的法人代表, 是行政权力的最高象征, 负责学校的教学、科研、行政、后勤等具体事务的决策规划。从1998年开始按照《高等教育法》的规定, 大学内部设立学术委员会, 负责学科规划、学位评定、教学指导、队伍建设、成果评定等, 与此同时其他一些委员会也相继成立, 对大学内部的学术事务进行咨询和审议。
内部权力在纵向层次上, 形成校-院-系三级权力结构层次, 学院院长与系主任由校长委任, 既是校长在基层行政权力的执行代表, 又是学术权力代表, 在行政和学术事务上都拥有很大的权力, 科层等级管理的特点表现很明显。
2.2 我国大学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关系存在的问题
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有不同的应用范围, 有严格的内涵区分。我国大学内部权力结构是这种高度集中的行政权力主导模式, 将学术事务和非学术事务常常混杂在一起, 造成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界而不清, 从而导致管理混乱甚至决策失误, 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行政权力泛化;另一是学术权力弱化。
行政权力的泛化。行政权力泛化表现为学术管理在许多层面上被行政管理所代替, 官本位严重, 机构臃肿, 人浮于事等现象。行政泛化的直接后果:一是主体木末倒置, 行政人员成了支配学校的核心;二是价值系统错位, 行为价值不取决于教育价值、学术价值、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 而取决于它与行政权力的顺应度;三是各种委员会, 如学术委员会、职称评审委员会、教学指导委员会等学术机构实际上官僚化, 成员多为一级行政权力的代表;四是教育资源浪费, 大量资源消耗于非教学科研的行政行为。
学术权力弱化。在我国大学内部, 学术权力作为基本权力在学术决策中发挥着主导作用的体现不明显, 学术权力虽然在理论上得到认同, 但在管理的实践中却往往被弱化, 表现为: (1) 学者及学术组织缺少影响决策的制度化渠道, 不能构成对行政权力的有效制约; (2) 权力过于向上集中, 形成倒金字塔式权力结构, 基层的自主权受到限制, 因而抑制了基层创造性的自我发挥, 教师权力薄弱, 中下层权力过小, 学术组织的自由、民主氛围得不到张扬; (3) 权力集中于行政系统, 行政权力包办学术事务的现象比较严重, 具有参与决策及管理功能的学术权力过于虚弱, 大学教授享受一定的生活待遇, 没有赋予其参与决策或管理的具体权力; (4) 校务委员会、教代会制度不够健全完善, 尚未发挥应有的作用。
2.3 我国大学两种权力关系问题产生的原因分析
“官本位”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首先, 中国传统的学术价值观是功利主义的, “学而优则仕”, 知识、学术都不过是给当作进入仕途的手段, 学者在社会历史中没有取得独立的地位和受到足够的重视;其次, 我国传统深厚的“官本位”思想借助政府干预渗入大学每一个角落, 更多人关心的是权术而不是学术, 关心位置而不是事业, 导致教师的行为价值取决于对行政权力的顺应程度, 而不是教育价值和学术价值。
政府主导的大学运行体制。在我国传统上人们习惯于把大学称之为事业单位, 长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模式使大学完全依附于政府部门。由于政府的全面干预和控制, 大学内部组织结构实际上是政府主管部门组织结构的向下延伸位, 并按照党政机关的模式给学校定位并规定了行政级别。这种体制强化了大学内部的行政权力和行政系统, 科层模式成为大学决策和管理的主要模式, 致使学术权力的作用得不到很好的发挥。
行政权力客体广泛。大学中行政权力的主客体关系是大学所有机构和全体工作人员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影响, 包含着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矛盾。学术的发展离不开人、财、物的支持, 在以学术性为主的事务中, 行政权力在决策以及执行过程中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学术权力的主体必然要受到行政权力强有力的影响。同时在以行政性为主的事务中, 行政权力决定着教师的切身利益, 教授和其他学术人员要通过学术权力来影响行政决策以维护自身利益。
3 建立以学术权力为主导的大学内部权力运行机制
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结构上的矛盾影响了大学的合理运行, 正确处理好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 既是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 又是一个非常有现实意义的实践问题。
3.1 坚持“学术决策、行政执行”的原则, 创建以学术为主, 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相制衡的管理模式
大学繁荣与否的真正标准是学术繁荣。大学独特的权力运行规律在于其决策具有很强的学术性, 学术事务是决定大学存在的根本。在大学多极权力格局下, 通过学术权力对学校大政方针的确定和学术事务的管理行使充分的决策权, 加大学院自主权, 将学校管理权力中心下移, 建立以学术权力为主导的大学内部权力运行机制。适当放宽行政控制, 促进行政权力学术化, 使行政权力侧重大学宏观管理, 致力于保障学术的有效、合理行使, 保证各项规章制度和学术决策的实施与执行。
3.2 从高度集中的权力模式向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权力模式转变
一方面, 适当保留大学高度集权和科层化等级制度的管理传统, 将权力重心主要设在校、院两级, 下级必须对上级负责;另一方面建立大学内部分权制管理模式, 通过完善个专业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等组织, 形成学术食物决策于行政职能部门权力的适度分割, 各行其职, 各负其责, 学校大政方针及发展的决策经基层组织商讨后有校务委员会和校长办公会讨论通过。实行集权于分权相结合的管理, 既能通过强有力的行政权力维护学校严格的管理, 提高办学效益, 又能保证学术权力在教学、科研等学术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
3.3 建立现代大学制度, 健全学术民主管理组织机制和运行机制
建立校长治校、教授治教的领导体制和学术自治、专家治学的学术管理体制是我国大学制度建设努力的方向。坚持以校长为首的最高行政权力决策组织对学院在维护大学秩序、控制教研质量、优化资源配置和提高办学效益等方面的系统管理, 保障大学沿着规范、合理、有序的轨道运行。教授治治学符合大学的性质和大学的内在逻辑对学术管理的要求, 与大学学术民主管理思想有着内在的一致性, 坚持学术权力民主化和学术自由原则, 建立以教授为主体的各种教学、学术委员会, 承担大学学术管理和决策的责任, 发挥基层学术权力的优势, 充分体现教师的主体地位和作用, 最终实现学术权力决策行政权力执行的学术管理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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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权力结构 篇3
行政就是国家行政主体依法对国家和社会事务进行组织和管理的活动。换句话说, 行政是国家行政主体实施国家行政权的行为[1]。在奴隶制、封建制国家, 君主就是具有最高权威的国家行政主体, 国家的各项重大决定皆由其钦定。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 国家权力的基本特征就是高度集中, 统一而不可分。君权一统的结果是, 君主享有立法、行政、司法等各种大权, 以一人意志统率全国。在东方, 中国自秦朝开始, 就确认“皇帝”是国家的最高行政首脑。这种君主专制政体的首要特征就是政治权力低分化, 立法、行政、司法高度集中于封建君主。皇权是不受约束的, 没有人可以对帝王行使的绝对权力进行有效的约束和监督。所以有“天无二日, 人无二主”,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 莫非王臣”之说。而在西方, 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就曾宣称“朕即国家”, 认为国王是上天的代表, 拥有最高权力并且不受任何限制。无论是中国的“皇帝”, 还是西方的“国王”, 他们作为最高行政管理者, 已然成为了国家权力的统一归属, 集立法、行政、司法各种大权于一身。例如, 君主们在制定、编纂成法典时, 总要经历由君主颁布要求制定法令的口谕, 再由下面的工作人员具体承办, 待成稿再由君主审查通过的三步曲。所以, “君主者, 万物之总也, 民之父母也”[2]。
君主在权力结构中何以处于优益地位?孟德斯鸠在“三权分立”学说中就曾表示:如果立法权与行政权合而为一, 就会使掌权者自己制定又自己执行暴虐的法律;如果立法权与司法权合而为一, 就使法官成为立法者, 就难以防止司法的专横。君主言出即法, 其行政力凌驾于各种权力之上, 所以立法权是依附行政权而存在的;奴隶和封建国家虽存在国家审判职能, 但审判权并不独立, 同样依附于行政权。司法权基本是与行政权合二为一的, 根本不存在监督与否。君王以行政权为核心, 集三权于一身, 在维持和打破各种政治关系的活动中, 他们也就成为了一种专制力的化身。
二、“三权分立”的政治权力结构中的政治关系具有一定的民主性
“三权分立”的学说始于洛克, 成于孟德斯鸠。所谓“三权分立”, 是指国家权力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 分别由议会、政府和法院行使。突出三权独立、三权制衡, 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重要的政治原则和政治制度。孟德斯鸠早在1748年发表的《论法的精神》中就提出国家权力应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种。并且, “三权分立”学说的初衷, 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享有严格的主体界限, 三者互不隶属。“三权分立”的学说在美国得到了充分的应用, 形成了总统、国会和法院彼此独立又互相制衡的政治体制。
根据政体的不同, 可以分为君主制立法和议会制立法。前者属于专制立法形式的范畴, 后者则属于现代民主的表现。一般来说, 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进行的立法大多是君主独揽大权下个人意志的体现, 强调君主“言出法随”。而资本主义社会的立法却是“三权分立”的产物, 带有民主的色彩[1]。但是这种民主又具有与生俱来的局限性。“三权分立”观念的奠基人之一洛克曾提出:“立法权是指享有权利来指导如何运用国家的力量以保障这个社会及其成员的权力”[3]。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证明了, 这种国家的力量只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阶级所拥有的力量, 立法权也是不可能实现完全平等地保障社会各阶级的利益的, 其衍生物———法律也永远只反映统治阶级的意志, 因为立法权永远不会由被统治阶级来行使。
人类出于自身的内在需要, 让渡权利组成国家, 由此衍生出了国家权力。相对于立法权具有的意志性而言, 行政权具有执行性。立法权汇总和表达公共意志, 行政权执行这些意志。意志执行以意志表达为前提, 而意志表达又以意志执行为手段。在意志转化为主体需要的过程中, 必须有实现的通道, 对意志的执行正是由行政权来完成的。所以, 立法权在表达其意志的时候总是要十分审慎。在“三权分立”的资本主义国家, 立法权表达的意志是否始终是广大人民?答案是不稳定的。既然立法权表达的意志是非民主性的, 那么就更不能期待其行政权具有民主性了。
“三权分立”体制中, 相较于立法权和行政权来说, 司法权由于其特殊性则显得相对弱小。汉密尔顿曾经指出, 在传统的三权当中, “行政部门不仅具有荣誉、地位的分配权, 而且执掌社会的武力。立法机关不仅掌握财权, 且制定公民权利义务的准则。与此相反, 司法部门既无军权、无财权, 不能支配社会的力量与财富, 不能采取任何主动的行动。故可正确断言:司法部门既无强制、又无意志, 而只有判断;而且为实施其判断亦需借助于行政部门的力量……司法机关为分立的三权中最弱的一个, 与其他二者不可比拟。”[1]在“三权分立”的框架中, 如果需要其中的某一种权力具有优越性的话, 那也肯定是立法权, 次之行政权, 而不可能是司法权。司法权是一种消极的权力。它以“不告不理”为原则, 一直处于中立和被动的状态。司法权又是一种缺乏灵活的权力。它不像立法权和行政权那样应变多样, 不断变化着又激烈影响着社会关系各个方面。它更恪守活动标准和形式合理来达到所谓的协调和平衡。司法权更是一种终极性的权力。它只在自己的小范围内———纠纷的解决上具有强有力的效力。而涉及更广和更深刻范围的日常管理中, 则很消极。
三、“议行合一”的政治权力结构中的政治关系具有最真实的民主性
十月革命后, 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兴起。社会主义国家中, 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奉行的是马克思于1848年提出的“议行合一”原则。所谓“议行合一”, 是指国家重大事务的决定和执行统一进行的制度。值得认知的是, 我们所主张的“议行合一”, 强调的是行政机关绝对服从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立法机关处于绝对优势地位, 这并不意味着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是一种分庭抗礼的关系, 而是一种统一协作的关系。“议行合一”制度虽不同于三权的分立制衡, 但不意味着否认国家权力的分立。社会主义国家设立不同的国家机关, 各国家机关并行不悖, 在统一中实现了分工合作。“三权分立”是西方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 它不符合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然而, 权力的相互制约则是社会发展和人类政治文明建设的成果, 它相对于集权、专制来说, 无疑是历史的进步。封建社会由于集权专制而走向灭亡, 代之而起的资本主义社会则因为实行了权力相互制约的体制而得以延续至今。社会主义是更高的社会发展阶段, 应该借鉴和吸收人类政治文明建设的一切优秀成果, 当然也应该借鉴和吸收权力相互制约的成果[4]。
中国实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就是坚持议行合一原则、体现社会主义国家民主集中制的一种民主的实现形式。中国宪法规定, “中国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由民主选举产生, 对人民负责, 受人民监督。人民代表主要来自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各方面的人士, 体现了真正的人民性。我们宪法还规定, “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 对它负责, 受它监督。”立法集中体现了党的主张与人民意志相统一的过程。党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所以党的主张必定也是符合人民意志和要求的。可以看出, 立法机关居于主导地位体现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主的真实性。中国的社会主义的立法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形式, 旨在最大限度地使立法反映民意。
立法权归属于谁才具有最真实的民主性?为了解答这个问题, 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引用边沁的观点———立法当以谋求最大多数国民之最大幸福为目的进行了解释。他指出:“利己是人性所在, 谁握有立法权必然立有利于自己的法。如果让一人握有立法权, 所立之法必利于一人;使众人握有立法权, 所立之法必利于众人。众人之利重于一人之利, 民之利重于吏之利, 多数人之利重于少数人之利, 是很清楚地道理。”[1]中国是社会主义社会, 国家的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公有制, 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人民又处于主人翁地位, 所以, 社会主义国家的立法权归属主体只能是人民。因为经济基础性质发生根本的改变, 社会主义立法具有了人民性和社会性, 使其与奴隶制社会立法、封建制社会立法、资本主义社会立法彻底地划清了界限。
摘要：政治权力的结构决定其政治关系的属性和性质。在不同的权力结构中, 政治权力关系又有着不同的特征。与人类社会形态发展相适应, 权力结构总的概括起来有三种形式:行政权高于立法权、司法权的专制权力结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三种权力互相制衡, 并行不悖的资产阶级民主制;代表民意的立法权高于行政权和司法权的民主集中制。
关键词：政治权力,政治关系,政治权力结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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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对政治权力结构的影响 篇4
一、政治权力结构的变化
1. 科层制的扁平化发展
在我国历史进程中,特别是近代史中,我国人民一直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打压,生活水平低。在建国初期,我国一直借鉴前苏联的社会管理模式,但是却没有联系新中国建国初期的基本国情,使得国家在中央集权形成的过程中碰到了很多难题。人的意识具有能动作用,所以在建国以后,我国的政策和体制得到不断地完善,人们不断改变自己所处的现状,使得社会不断进步,但由于几千年的封建文化在人们的心中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导致人们的思想始终带着传统的烙印。
互联网在发挥其传播价值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不可忽视的负面效应,虽然互联网使得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但是不好的舆论也给人们的生活增加了困扰。政府在选择和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时,如果可以做到公正透明,人们可以做到有条有理,认真配合政府的工作,那么政府的政策便可以得到更好的实施,人们的生活也可以得到更好的改善。然而网络生活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很多负面消息,因此人们在阅读消息的时候,如果对政府产生怀疑,便会影响政府政策方案的执行。
在网络生活中,人们可以自由地发表言论,但是因此造成的不真实的负面消息会严重影响政府的形象,这对国家政治产生了不小的冲击。虽说网络有利于实现人人平等,但并不代表其可以对自己的所言所行不负责。互联网使得人们更加具有话语权,改变了传统的政治权力结构,这使得国家政治必须更加重视网络的力量,这是一股新生的力量。在形成舆论时会产生几百倍放大效应,成长中的网络力量也需要得到政府的监管,在此基础上不断成长。
2. 政治参与面扩大
随着社会的进步,政治权力的主体和客体的再度合一是将完全回归社会的。这意味着公民将全面参与政治的状况会再次出现,这是社会进步的标志。而我国社会特殊的国情,在经历了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前苏联体制的影响,我国建国66年,各层次的人受教育程度不同,导致每个人的文化素质不同,因此每个人对参政积极性不同,从而导致公民参政无法全面普及。在封建社会中,公民的自由、权力、民主都是奢望,在君主权力集中的社会中,传统的政治文化形成了一种稳定的价值体系,这给人们的生活和思想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靠着对传统文化的信仰,人们一代一代的繁衍下来,耕作生息。
网络的力量是无穷的,它作为一种自下而上的对话渠道,政府也越来越重视网络民意,这极大地提高了政府和民众的互动性,有利于信息的反馈和传导,同时还能够影响高层的决策和思考。在网络中,可以定期地收集意见和建议,和民众更好地互动,让民众更好地反映社会和民意,从而有利于政府做出对民众更有意义的决策。
现实中,政治表达的“贫困”状态不利于良好的社会氛围的形成,而网络畅通的政治利益表达渠道弥补了现实的政治表达的“贫困”,为社会政治稳定提供了良好的基础。社会中人们都在追求物质和精神需求,但是每个人对生活的经济要求和政治诉求是全然不同的。网络在政治参与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它补充了民众参政表达渠道,推动了政治民主化和社会化,增强了民众参与的责任感。民众通过参政获得社会最新的信息,了解国家的政策方针,亲身体验参政生活的意义,这大大提高了民众的知识文化水平,推进了全民参政的进程。在参政过程中,可以培养网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和技能、政治责任感、政治参与的兴趣与热情,这有利于政府采集民众的意见和建议。因此,网络舆论对政府部门的决策有着巨大的影响,这有利于良好机制的建立。
3. 话语权结构变化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意味着民众具有了更大话语权,网民之间的互动也越来越频繁,其呈现出一种“倒金字塔”的话语权结构,它影响着舆论的走向。而在社会生活中,掌握舆论导向的是政府,媒体和报纸也受政府控制,而各行各界的精英也受政府影响颇深。政府享有最高话语权,即在话语权层次中,政府占据了金字塔的最高地位。而在互联网中,虚拟的构造社会使得政府不再是话语权的最高领导者,信息权力的主体是广大普通社会成员组成的网民群体。电脑的普及和现代通讯设备的应用,使得大部分社会人员都具备了发布信息、表达意愿、参与交流的条件和能力,网络的开放性也使得人们的思想更为活跃,形成活跃的讨论氛围。但是网络中的政府工作人员较少,这使得政府不能够在网络大军中发挥其领导地位,从而形成了与传统社会不相对应的“倒金字塔”话语权结构。
4. 政治权力受网络利益影响
在现实社会中,通常情况下政治权力的实现依靠强有力的行政手段,不因人为意识的转移而转移。网络社会是虚拟的,是一种数字化的社会关系结构,因此在网络社会中,人们的表达不受限制,这也弱化了制度文化和现实社会中的意识形态。政治权力在网络社会中不能发挥其在现实社会中的作用,网民可以针对政府的政策提出合理的建议和质疑。
在网络世界中,一些网民、商业组织为了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不惜利用网络来制造热点,无论这些热点是否真实,商家都只是为了吸引人们的注意,创造更好的商业利益,而人们却被不知真假的事件所迷惑。这对当事人产生的影响都是不好的。网络中经常出现“大V”“网红”等利用网络传播的力量,爆料一些敏感事件,他们为了追求利益,不惜利用自己特殊的网络身份,联合商业网站,制造噱头,甚至采取造谣等非法手段,这使得政治权力很难在网络社会中发挥其作用。
二、互联网的特点及其对结构的改变
1. 开放性
更加开放的互联网网络结构,可以说是互联网的核心技术思想。随着技术的发展,互联网变得更加无边界,任何一个网络的类型、技术选择和活动范围都不受特定网络结构的支配,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网络与其他网络连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账号,每个人都可以拥有属于自己个人的发表言论的地方。正是越来越高的开放性的互联网的出现使得政治参与面扩大,其有利于科层制的扁平化发展。它开放、不受时空限制,且能即时地得到自己想得到的消息。因此,它逐渐代替了书信、电报、甚至电话、短信等成为人们首选的交流平台。它成功成为影响着整个社会思想与行为的潜在力量。同时,它的开放性也是公民通过网络参与政治发表意见的重要原因,其不仅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且也使得政府可以减少民主会议的举行,从而节约更多的社会资源来进行其他方面的建设。
2. 广泛的交流互动性
互联网拥有互动性的特点,这就使其可以得到更加广泛地运用。同时,它具有在法律范围内自由发布消息和与他人进行交流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话语权结构的变化。互联网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联系,一些网络论坛提供的多元化的开放空间,刺激了公共议题的辩论和对话,对中国的民主进程产生了不可小觑的影响。互联网网站论坛提供的一些政治参与,为中国政治发展提供了一些外部助力,其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不稳定因素,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公民的民主意识。同时网络论坛、贴吧等等交流形式,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加大了网民之间的联系和交流,促进了各地文化的交流。互联网具有强大的能量,也是实行民主的一种方式,它可以变成从民众到政府,从地方到中央人民群众参与政府决策的工具。同时,广大人民群众通过互联网及时了解政府的决策及政策,可以不仅表达自己的意见,跟政府人员进行充分的互动,而且还可以通过互联网来监督政府的执政,跟传统意义上的由上至下的说话权和监督大不相同。
3. 互联网拥有丰富的信息资源
互联网包罗万象,它具有巨大无比的数据库和信息资源,在网络中可以查到自己想获取的信息,并且还可以在网络上分享一些稀缺的信息,这样就使得全世界的网络信息都是共享的。在生活中,可以利用互联网查阅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参加网络聚集的活动,在出游前查阅当地天气温度,当地民俗习惯和特色饮食,在学习中,可以去各种科研网站查阅相关数据和图表,同时还可以查阅新闻时事、金融汇率、影视娱乐、竞技体育、社会热点等新鲜的资讯,或者说从计算机程序的编辑,再到游戏软件的开发利用等,无所不包含。网络对这些信息进行整理和编程,更好地供人们使用,对于开发者来说可以创造收益,对使用者来说方便了生活,这无一不是双赢的结局,并且对社会文明起到了推动作用。
但是,在互联网时代,任何信息都可以得到传播,这使得政府丧失了对一些信息的监管或者垄断能力。网民之间的交流、分享是自由的,这也使得政府在某些方面无法更好的控制。在互联网中,最让民众受益的是网民可以自由的互动,传播是迅速且快捷的。而这种传播在现实生活中是受到限制的,政府会控制舆论导向,民众的信息传播速度慢且杂乱,个体思想是跟着主流思想走。但在网络社会中,民众可以活跃的发表思想,进而由个体发展成为一个群体,大大消解了政府主导的意识形态,而且以强大的集体力量反作用于政府。
三、结论
迅速发展的互联网对我国的民主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近几年来,我国政府治国理念发生了较大的转变,政府更加关注民生,也越来越尊重民众的意愿。同时,人们也更加有时间和意愿去表达他们的诉求。所以,在政府和人民的共同构建下,我国的政治权力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正因如此,政治权力结构也由传统的科层制向扁平化发展,政治参与面不断扩大,话语权也由之前的完全的由上而下的结构变为了大量的由下而上来的建议和意见。同时,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很多人从中看到了利益,这也使政治权力结构受到了很大影响,使互联网渗透到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都产生了深刻影响,我们应该正视,并且好好利用互联网来造福人类。
摘要：作为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互联网是信息时代的主要标志。伴随着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互联网在当今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互联网的特点使政治权力结构趋向扁平化,政治参与面扩大化,由上至下的话语权结构得到改善。
关键词：互联网,政治权力结构,政治权力
参考文献
[1]李享.我国网络政治参与现状及对策初探[D].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09.
[2]张慧影.互联网的特点及其发展趋势分析研究[J].计算机论坛,2013(12).
[3]李清均.中国政府行政权力结构优化问题研究[J].学科建设,2012(1).
企业权力结构 篇5
关键词：知识链,权力结构,合作契约
知识链的概念最早由C. W. Holsapple和M Singh[]提出,他们认为企业的知识链活动包括知识选择、知识获取、知识生成、知识外化、知识内化以及领导、合作、控制和测度等活动。
早期对知识链的研究集中在企业内部,关于组织内部知识链的主要研究成果有: ( 1) 将知识链管理视为组织 ( 企业) 知识管理的一部分。日本的Hiroshi Hatakama和Takao Terano提出两个反映组织中知识共享的模型———知识链模型和分布式决策与学习模型,提出了知识链管理的特征,模拟了知识共享与知识产出的关系。徐忠兰认为,企业知识链是企业对知识掌握、运用、管理、创新,并根据企业内外部环境之间、企业内外各组织之间等现实情况,及时采取适当行动的竞争能力。 ( 2) 构建了知识链的概念模型。C. W. Holsapple和M. Singh从组织内的知识与组织核心竞争能力的关系出发,在迈克尔·波特 ( Michael Porter)“价值链 ( Value Chain) ” 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系统的知识链模型。 Tim Powell提出了知识价值链模型 ( Knowledge Value Chain) ,并运用模型诊断知识开发和应用过程中的一般问题。刘冀生和吴金希对C. W. Holsapple和M. Singh的模型进行了修正。认为企业知识管理的重点在于企业知识链管理,知识链的管理过程,就是核心能力的识别、培育、转换的过程。 ( 3) 提出了知识链优化方法。TKCI ( The Knowledge Company, Inc,) 提出了企业内部知识链最优化方法,通过优化个体知识和信息流,提升组织的价值链。
后来也有大量文献研究企业组织之间的知识链, 关于组织之间知识流动和知识共享的研究主要有: ( 1) 有关组织之间的知识流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 OECD) 强调创新系统的顺利运作有赖于企业、 大学和科研院所之间的知识流动。方凌云研究企业之间的4种知识流动的方式及其相应的测度方法。 ( 2) 有关组织之间的知识共享。Hamish McRae认为,硅谷的成功归功于企业间频繁的知识共享,“不仅仅是因为人们与合作伙伴共享知识,同时也与竞争对手共享知识”。
在组织之间知识流动研究的基础上,我国学者开始研究组织之间的知识流动所形成的知识链。关于组织之间知识链的研究主要有: 常荔、邹珊刚和李顺才在分析知识链的内涵、特征和两个维度的基础上认为,知识链是 “基于知识流在不同市场主体间的转移与扩散而实现知识的集成、整合与创新的具有价值增值功能的网链结构模式”。顾新、郭耀煌和李久平界定了不同创新组织在知识流动过程中所形成的知识链,分析了知识链中的社会资本及其影响因素,探讨了社会资本在知识链中的作用,认为组织之间的知识链就是以企业为创新的核心主体, 以实现知识共享和知识创造为目的,通过知识在参与创新活动的不同组织之间流动而形成的链式结构[2,3,4],由拥有不同知识资源的组织构成,包括: 核心企业 ( 盟主) 、大学、科研院所、供应商、经销商、客户甚至竞争对手[2]。它是企业和供应商、 经销商等所形成的合作关系。在知识链组织之间的合作过程中,核心企业和代理组织都可能根据自己的主导优势选择决策变量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这种主导优势可称为 “权力”[3]。本文从广义上理解权力,认为权力是某些人对他人产生预期效果的能力,权力结构是指权力在各权力主体之间的分布状况或排列组合方式,其核心是各权力主体所拥有的权力之比。例如,如果知识链的核心企业邀请某一代理组织对产品的某个零部件进行研发创新,自身负责整装及产品销售。如果核心企业是权力的主导者,它可能首先选择使自身利润最大化的边际利润,再按照代理组织的反应函数付给代理组织报酬。 如果代理组织是权力的主导者,它可能首先选择使自身利润最大化的报酬支付,核心企业再按照反应函数确定其边际利润。知识链的不同权力结构对于组织之间的合作契约设计有不同的影响,然而,在已有研究知识链的文献中,均没有文献注意到权力结构差异对知识链组织合作契约的影响,因此本文的研究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1模型假设和建立
假如某条知识链由一个代理组织和一个核心企业构成,在知识链组织的合作过程中,代理组织负责对产品的某个零部件进行开发创新,核心企业负责整装及产品销售,核心企业给予代理组织一定的报酬。以核心企业为中间点,知识链由零部件的研发创新到产品出售可看作一个两次交易的过程,这个过程如图1所示。
假设知识链组织在合作过程中,核心企业与代理组织签订契约,当代理组织对零部件创新成功后, 按照产品的实际销售情况付给报酬,每销售一单位产品付给的报酬为r[8]。此外,核心企业所要求的边际利润为m,对产品销售定价为:
该产品的需求反应函数为核心企业的收益函数为:
代理组织在零部件创新过程中,除了获得核心企业给予的报酬外,还可获得一定的技术能力增长, 由于学习经济效应,代理组织所获得的技术能力收益随着产品生产数量 ( 假定生产数量等于销售数量) 的增加而增加,假如单位产品所能获得的技术能力增长收益为 γ[9]。同时,产品的市场需求量与代理组织付出的创新成本相关,代理组织付出的零部件的创新成本越高,市场需求量越高,核心企业的销售量越多。假设每增加一单位市场需求量,代理组织要付出创新成本c。则代理组织的收益函数为:
2核心企业主导的权力结构
当核心企业具有主导地位时,核心企业首先选择使自身利润最大化的边际利润,再按照代理组织的反应函数付给代理组织报酬[10]。因此,由于核心企业的边际利润固定,所以代理组织在式 ( 3) 中要选择使自身利润最大化的报酬,故在式 ( 3) 中对r求导可得[11]:
在式 ( 4 ) 中令可求得代理组织的反应函数为:
把式 ( 5) 代入式 ( 2) 可得:
令即可求得核心企业所要求的最优边际利润为:
由式 ( 7) 可知,代理组织所获得的技术能力增长收益越高,核心企业的最优边际利润越高; 代理组织在零部件创新过程中的边际成本越低,核心企业所获得的最优边际利润越高。这是因为,代理组织所获得的技术能力增长收益越高,创新的边际成本越低,对核心企业所要求的报酬支付可以更低, 从而增大了核心企业的利润空间。
命题1. 在核心企业主导的权力结构[12]情形下, 核心企业的最优边际利润与代理组织创新的边际成本负相关,与代理组织创新所获得的技术能力增长收益正相关。
把式 ( 7) 代入式 ( 5) ,可求得代理组织在契约中所要求的最优报酬为:
由式 ( 8) 可知,代理组织在零部件创新过程中的边际成本越高,在契约中所要求的单位产品的报酬越高; 代理组织所获得的技术能力增长收益越低,契约中所要求的报酬越高。这是因为代理组织在创新过程中的边际成本越高,所获得的技术能力增长收益越低,越需要较高的报酬以补偿其付出的努力成本。
命题2. 在核心企业主导的权力结构情形下,代理组织在创新过程中所要求的单位创新产品的报酬与创新的边际成本正相关,与创新所获得的技术能力增长收益负相关。
3代理组织主导的权力结构
如果代理组织对于零部件的创新非常重要并具有主导地位[13],代理组织首先选择使自身利润最大化的报酬支付,核心企业再按照反应函数确定其边际利润。首先假定代理组织所要求的报酬支付确定, 在式 ( 2) 中对边际利润求导可得:
令可求得核心企业利润最大化的边际利润为:
由式 ( 10) 可知,代理组织所要求的单位产品的报酬支付越高,核心企业的最优边际利润越低, 这是因为代理组织的报酬支付会侵蚀核心企业的利润空间。
把式 ( 10) 代入式 ( 3) 可得:
为了求得代理组织所要求的最优单位产品的报酬支付,在式 ( 11) 中对r求导可得:
在式 ( 12 ) 中令可求得代理组织所要求的最优单位产品的报酬支付为:
由式 ( 13) 可知,代理组织在创新过程中所付出的单位创新产品的成本越低,所要求的最优报酬支付越低,这是因为较低的创新成本不需要太高的报酬支付补偿; 代理组织在创新过程中所获得的技术能力增长越高,所要求的报酬支付越低,这是因为较高的技术能力增长收益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补偿代理组织所付出的创新成本。
命题3. 在代理组织主导的权力结构[14]情形下, 代理组织在创新过程中所要求的单位创新产品的报酬支付与创新的边际成本正相关,与创新所获得的技术能力增长收益负相关。
把式 ( 13) 代入式 ( 10) 可得核心企业所要求的最优边际利润为:
由式 ( 14) 可知,代理组织所获得的技术能力增长收益越高,核心企业的最优边际利润越高; 代理组织在零部件创新过程中的边际成本越低,核心企业所获得的最优边际利润越高。这是因为,代理组织所获得的技术能力增长收益越高,创新的边际成本越低,对核心企业所要求的报酬支付可以更低, 从而增大了核心企业的利润空间。
命题4. 在代理组织主导的权力结构情形下,核心企业的最优边际利润与代理组织创新的边际成本负相关,与代理组织创新所获得的技术能力增长收益正相关。
比较式 ( 13) 与 ( 8) ,( 14) 与式 ( 7) ,由于
观察式 ( 15 ) 与式 ( 16 ) , 当时,当由此可以发现,如果a/b的值一定,当代理组织的单位产品的创新成本与技术能力增长收益的差值较小时,代理组织在自身主导的权力结构情形下所要求的单位产品的报酬支付比核心企业主导情形高,核心企业在代理组织主导的权力结构情形下所获得的边际利润比核心企业主导情形低; 当代理组织的单位产品的创新成本与技术能力增长收益的差值较大时,代理组织在自身主导的权力结构情形下所要求的单位产品的报酬支付比核心企业主导情形低,核心企业在代理组织主导的权力结构情形下所获得的边际利润比核心企业主导情形高。这是因为代理组织的单位产品的创新成本与技术能力增长的收益的差值是代理组织创新能力的一个指示灯[15],差值越小,表示代理组织创新能力越强,在契约制定过程中越具有较强的讨价还价能力,越有能力要求更高的报酬支付,而代理组织所要求的单位产品的报酬支付在一定程度上会抵消核心企业的边际利润。
4结论及管理意义
通过以上对不同权力结构情形下契约的分析比较,可以得到如下结论及管理启示:
( 1) 无论是核心企业主导的权力结构还是代理组织主导的权力结构,代理组织在创新过程中所要求的单位创新产品的报酬支付与创新的边际成本正相关,与创新所获得的技术能力增长收益负相关。 核心企业的最优边际利润与代理组织创新的边际成本负相关,与代理组织创新所获得的技术能力增长收益正相关。因此,对于核心企业而言,在选择代理组织参与零部件研发创新过程中,一定要选择技术能力强,研发成本较低的企业或者科研院所。如果代理组织通过参与研发创新能获得较高的技术能力增长收益,或者创新成本本来较低,核心企业则不需要支付太高的报酬,就可以获得较高的边际利润。
企业权力结构 篇6
随着电子商务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越来越多的制造企业在通过传统零售渠道分销产品的同时,开辟了网上直销渠道向消费者销售产品”,这种结构的供应链称为“双渠道供应链”[1]。近年来,IBM、HP、Nike等很多企 业采用传统零售渠道和电子直销渠道相结合的零售方式都取得了成功。这无疑说明了双源渠道结构是一种具有挑战性的、极具应用前景的供应链渠道模式[2,3]。供应链双源渠道不仅成为企业界关注的焦点,同时也是管理理论研究关注的研究方向。
近几年,来自运筹管理、经济和市场营销等多个领域的研究者和管理者对双渠道供应链管理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其中,运筹管理、经济类研究从三个层面(渠道选择、渠道冲突和协调策略)出发,考虑了影响消费者购买决策的因素,如产品价格、服务、顾客偏好和电子商务实施程度等,构建了双渠道需求模型,利用优化理论和博弈论对双渠道供应链的竞争策略进行了深入的定量研究[4,5,6,7,8,9]。就市场营销类的研究而言,多侧重于定性分析和案例研究,研究内容主要为渠道设计、渠道冲突和对渠道之间定价差异的分析[10,11,12,13,14]。但是这些研究都没有涉及供应链权力差异对供应链结构选择的影响。
此外,本文还与供应链成员相对权力大小方面的研究有关。制造商和零售商在供应链中的权力对供应链结构选择造成影响,直接决定 了供应链 成员在市 场中的地 位(主导者或跟随者),进而影响双方的决策顺序。早期的学者如Choi[15]在研究具有两个供应商和一个共同零售商的供应链时,考虑了成员的相对权威性,认为零售商可以作为Stackelberg主导者或跟 随者,或双方进 行Nash博弈。在此基础上,关于供应链管理的研究开始考虑成员的权力差异,构建了Stackelberg博弈模型,并且大多都假设制造商处于主导地位[16,17,18,19,20]。但是随着大型零售机构的出现,如沃尔玛和家乐福,零售商在决策中同样也可以占据主导地位,一些学者初步尝试讨论零售商占主导地位情形下的博弈结构[21,22,23]。更进一步,文献[24]分析了零售商作为主导者的Stackelberg博弈、零售商 作为跟随 者的Stackel-berg博弈和同等权利的Nash博弈三种情境下的决策。
从上述的研究综述中可以看出,目前关于 双渠道供应链的研究大都聚焦于价格或价格-服务敏感需求条件下渠道之间的竞争、协调及相应的营销对策,遗憾的是未将单一传统渠道中制造商和零售商权力差异的影响引入到双渠道的模型中。鉴于此,本文将尝 试构建三 种博弈模型:制造商为主导 的Stackelberg博弈,零售商为 主导的Stackelberg博弈,制造商和 零售商具 有同等权 力下的Nash博弈,并着重对比分析在不同的需求交叉价格弹性系数下三种博弈策略的优劣。
2 问题描述与模型
2.1 问题描述
考虑由一个制造商和一个零售商组成的两级供应链模型,其中制造商不仅通过零售商销售产品给顾客,还拥有在线销售产品的电子直销渠道。这种传统渠道和电子直销渠道组合的渠道销售模式就是企业常用的双渠道策略。在双渠道供应链中,制造商和零售商的地位或者权力有很大的不同。如果实力雄厚的制造商处于领导地位,制造商和零售商将进行 制造商为 主导,零售商为 跟随者的Stackelberg博弈,如拥有电子渠道的宝钢宜昌公司与其核心零售商的博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25];如果制造商和零售商具有同等的权力,双方将进行Vertical Nash博弈,如Wal-Mart和Procter & Gamble(P & G)的博弈[26];如果零售商的议价能力强于制造商,两者将进行零售商为主导者,制造商为跟随者的Stackelberg博弈,如全球最大的零售商Wal-Mart与大多数制造商的博弈。
为了研究的方便,本文设制造商和零售商是风险中性型且完全理性的决策者;制造商和零售商所拥有的信息均为共同知识;制造商的批发价w是由长期合同决定的,为模型的外生变量,且直销渠道的定价不能低于传统零售渠道的批发价格(即w< pd),否则零售商将直接从直销渠道进货,会导致批发机制的失效。
2.2 模型构建
假设产品需求和价格呈线性关系,类似的假设在文献[27]、文献[28]、文献[29]均有出现,构建如下 的需求函数:
其中,下标t代表传统零售渠道,下标d代表直销渠道;Dt和Dd分别代表传统零售渠道和直销渠道的市场需求;pt代表传统零售渠道价格,pd代表直销渠道价格。a代表产品的整体市场需求,反应了该类产品的整体市场发展水平,对拥有双渠道的一般商品,其市场总需求量的规模远大于其批发价w;k为传统零售渠道所占的市场份额,1-k为直销渠道所占的市场份额;b为渠道交 叉价格弹性系数,且有0≤b≤1,即本渠道价格对需求的影响不小于其他渠道价格对本渠道需求的影响。
不失一般性,假设制造 商的单位 生产成本 为0,这个假设只是简化了解析解的形式,对结果分析并没有实质影响。
3 Stackelberg博弈下的决策模型
3.1 制造商为主导的Stackelberg博弈
制造商为主导、零售商 为跟随者 的Stackelberg博弈顺序为:制造商先决定直销渠道价格pd使其利润πm最大化,根据制造商制定的直销渠道价格,零售商决定传统零售渠道的价格pt使自身利润πr最大化。下面通过逆推归纳法求解直销渠道最优价格和传统零售渠道的最优价格。为了易于区别不同博弈策略下的均衡解,制造商为主导的Stackelberg博弈下的均衡解用上标M*加以标记。零售商利润函数为:
由式(3)可知该利润目标函数是关于传统渠道零售价格的凹函数,因此,对式(3)求关于pt的一阶条件就可以得到零售商利润最大化下的价格最优解。
利润函数πr关于传统渠道价格pt的一阶条件:
由式(4)可求得传统渠道价格均衡解:
制造商的利润函数为:
πm= w(ka-pt+bpd)+pd[(1-k)a-pd+bpt]
(6)
由式(6)可知该利润目标函数是关于直销渠道价格的凹函数,因此,对式(6)求关于pd的一阶条件就可以得到制造商利润最大化下的价格最优解。
将式(5)代入式(6)并对直销价格pd求一阶导数,可得直销渠道价格均衡解:
将式(7)代入式(5)的传统渠道价格均衡解得:
价格均衡状态中,传统零售渠道需求和直销渠道需求分别为:
价格均衡状态中,零售商利润和制造商利润分别为:
3.2 零售商为主导的Stackelberg博弈
零售商为主导、制造商 为跟随者 的Stackelberg博弈顺序为:零售商先决定传统零售渠道的价格pt使自身利润πr最大化,根据零售商制定的零售渠道价格,制造商决定直销渠道价格pd使其利润πm最大化。下面通过逆推归纳法求解直销渠道最优价格和传统零售渠道的最优价格。为了易于区别不同博弈策略下的均衡解,零售商为主导的Stackelberg博弈下的均 衡解用上 标R*加以标记。制造商的利润函数为:
格是严格凹函数,同时求解 式(14)得到直销 渠道均衡 价格:
零售商利润函数为:
将式(15)代入式(16)并对传统零售渠道价格求一阶条件得:
由式(17)求出传统零售渠道均衡价格:
将式(18)代入式(15)得直销渠道价格均衡解:
价格均衡状态中,传统零售渠道需求和直销渠道需求分别为:
价格均衡状态中,零售商利润和制造商利润分别为:
4 Nash博弈下的决策模型
如果制造商和零售 商在供应 链中具有 相同的权 力,双方将进行Nash博弈。在Nash博弈中,供应链中的每个成员在进行决策时都假定对方的决策已经是最优的了。Nash博弈的顺序为:制造商从自身利润πm最大化出发决定直销渠道价格pd;与此同时,零售商决定传统零售渠道价格pt以最大化自身利润πr.为了易于区别不同博弈策略下的均衡解,Nash博弈下的均衡解用上标N*加以标记。制造商的利润函数为:
πm= w(ka-pt+bpd)+pd[(1-k)a-pd+bpt]
(24)
利润函数πm关于直销渠道价格pd的一阶条件为:
格是严格凹函数,在直销渠道均衡价格处可以最大化其利润。零售商利润函数为:
由式(26)可知该利润函数是关于传统渠道零售价格的凹函数,因此,对式(26)求关于pt的一阶条件就可以得到零售商利润最大化下的价格最优解。
利润函数πr关于传统渠道价格pt的一阶条件:
联立式(25)和式(27)可求得直销渠道最优价格和传统零售渠道最优价格:
价格均衡状态中,传统零售渠道需求和直销渠道需求分别为:
价格均衡状态中,零售商利润和制造商利润分别为:
5 不同竞争结构下的双渠道供应链均衡解比较
(1)当交叉价格弹性系数b=0时,三种竞争结构下的供应链均衡解对比
结论1在双渠道供应链中,三种博弈策略下的传统零售渠道价格和顾客需求都是无差异的。
证明把b=0代入上两节中的一般均衡解,得到:MS(即Manufacturer Stackelberg,代表制造 商为主导 的Stackelberg博弈),RS(即Retailer Stackelberg,代表零售商为主导的Stackelberg博弈),VN(即Vertical Nash,代表双方同等权力的Nash博弈)对应的传统渠道价格和顾
论1的证明,可得结论2。
结论2在双渠道供应链中,三种博弈策略下的直销渠道价格和顾客需求都是无差异的。
结论1和结论2说明:由于交叉价格弹性系数反应两个渠道之间的需求转移比例大小,当这种需求转移比例接近0时,供应链成员的博弈策略不会对直销渠道(传统渠道)的价格和需求造成影响。另一方面,从顾客的角度来看,制造商和零售商的Stackelberg或Nash博弈不会对顾客的购买行为造成影响。
结论3在双渠道供应链中,三种博弈策略下的零售商利润是相同的。
结论4在双渠道供应链中,三种博弈策略下的制造商利润是相同的。
结论3和结论4说明:当两个渠道的需求交叉价格弹性因子为0时(即不存在渠道之间的需求转移),供应链成员的博弈策略对制造商(零售商)的利润影响很小,甚至不会产生影响。三种博弈策略带给制造商(零售商)的利润无差异,使制造商(零售商)对Stackelberg和Nash竞争策略没有偏好,不愿意利用自身的权力与竞争对手进行博弈。
(2)当交叉价格弹性系数0<b≤1时,三种竞争结构下的供应链均衡解对比
结论5在双渠道供应链中,RS博弈拥有最大的传统零售渠道价格,MS博弈其次,VN博弈下的传统零售渠道价格最小。
结论6在双渠道供应链中,MS博弈拥有最大的直销渠道价格,RS博弈其次,VN博弈下的直销渠道价格最小。
结论5和结论6说明:Nash博弈使制造商 和零售商之间的竞争加剧,进而降低了双渠道供应链的产品市场价格,也就是说,当双渠道供应链成员具有相同的议价能力时,顾客在直销渠道和传统零售渠道都可以享受最低的产品价格。当零售商的权力强于制造商时,先动优势促使零售商在传统零售渠道的定价比作为跟随者时要高。对于制造商的直销渠道价格,也可做类似的分析。
结论7在双渠道供应链的但统零售渠道中,MS博弈拥有最大的传统零售渠道需求,VN博弈其次,RS博弈下的传统零售渠道需求最小。
结论8在双渠道供应链的直销渠道中,RS博弈拥有最大的直销渠道需求,VN博弈其次,MS博弈下的直销渠道需求最小。
结论7和结论8说明:当零售商愿意作为Stackelberg博弈的领导者时,其传统零售渠道的需求却大大降低。而当零售商在博弈中放弃领导者的地位转为跟随者时,则传统零售渠道市场需求大大上升。从整个传统零售渠道需求来讲,零售商作为跟随者的后动优势使传统渠道的需求总量大大提高,有利于传统零售渠道的发展。其原因可归结于结 论5和结论6的价格大 小关系,在RetailerStackelberg博弈中,作为领导者的零售商将传统渠道价格定的非常高,相对应的传统渠道需求降到最低;零售商作为跟随者的MS博弈下传统渠道价格高于同等权力Nash博弈下的传统渠道价格,但此时零售商作为跟随者的MS博弈下竞争渠道价格高于同等权力Nash博弈下的竞争渠道价格,且后者增加幅度要大于前者增加幅度,导致传统渠道定价增加对自身渠道需求的抑制作用小于竞争渠道定价提升对传统渠道需求的促进作用,才会出现DM*t> DN*t的结果。对制造商 的直销渠 道需求作 同样的分析,也可得到类似解释。
结论9在双渠道供应链中,零售商在MS博弈下的利润最大,RS博弈其次,VN博弈下的零售商利润最小。
结论10在双渠道供应链中,制造商在RS博弈下的利润最大,MS博弈其次,VN博弈下的制造商利润最小。
结论9和结论10说明:在Nash博弈情形下,无论是制造商还是零售商,双方的情况都非常糟糕,说明Nash博弈策略是他们的严 格下策。一般 来说,如果供应 链参与者与竞争对手博 弈过程中 处于主导 地位 (即参与者 为Stackelberg博弈的领导者),则决策优先权会给Stackel-berg博弈主导者带来更 多的益处,但值得意 外且有趣 的是,处于主导地位的制造商或零售商,不愿意利用自身的权力与竞 争对手进 行博弈,将选择放 弃其权力 而愿作Stackelberg跟随者,才有可能使自身的情况变得更好。
6 算例分析
上一节已经得出了一般性的结论,为了进一步说明所得结论的有效性,且能更直观地展示在不同的需求交叉价格弹性系数下不同的博弈策略对双渠道定价、需求、参与者利润的影响,这里将通过算例进行相关分析。
根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2011年公布的数据,越来越多的传统品牌商投入到电子商务领域中,预计在5年内大约有20%的份额来自网络渠道的销售,因此,首先令k=0.8,进一步假设双渠道供应链面临的市场潜在总需求量a=5000。上一节分别讨论了b=0和0<b≤1两种取值范围下三种博弈策略对竞争均衡解的影响,为了能够更深入地展示在不同的渠道竞争力度下三种博弈策略的优劣,不妨系统分析b=0和b=1(0<b≤1的特殊情况)两种情境下三种博弈策略对每一个均衡解的影响。由传统零售渠道和在线直销渠道构成的双渠道供应链中,两种渠道提供的产品或提供给顾客的服务体验有时是具有差异性的[30,31,32],作为需求交叉价格弹性系数的b能够体现渠道之间的差异性。b=0说明渠道销售的产品差异性较大,渠道竞争力度较小,如制造商为避免不同渠道之间同一产品的价格竞争,规定在两个渠道中销售不同规格型号的产品;b=1说明渠道销售的产品差异性较小,渠道竞争力度较大,现实生活中不同渠道销售同一产品的情形在供应链系统里也是普遍存在的。这里的算例分析通过对b值巧妙的取值可把本文的模型和现实生活结合在一起,突出了本文一般结论的特殊现实意义。利用matlab软件进行仿真分析,图1、图2、图3给出了直观的图形演示。
由图1知,当b=0时,三种博弈策略下的传统渠道零售价格均衡解函数图形是重合的,即三种博弈情形下的传统零售渠道定价是相同的。当b=1时,三种博弈策略带给传统渠道零售价格均衡解的影响变得差别很大。需求交叉价格弹性系数b=1,表明传统零售渠道和直销渠道竞争力度加剧,再加上零 售商和制 造商进行 同等权力 的Nash博弈,构成了上下游节点之间以及渠道之间的双重竞争,因此出现了如图1(b)中Nash博弈下的传统零售渠道定价最低的情况。而当零售商占有更多的权力时,作为市场主导者的零售商会利用先动优势提高产品在传统零售渠道的价格,最终高于Nash博弈情形和零售商作为跟随者的Stackelberg博弈情形。倘若从顾客的立场出发,当双渠道竞争中的参与者都没有能力充当市场主导者时,顾客能够享受更低的零售价格,获得更多的消费者福利。总之,结论1和结论5中关于传统零售渠道价格的论述得到了验证。由于结论2和结论6中关于直销渠道价格的论述同样可以用Matlab进行仿真分析,这里就不再一一赘述。
由图2可发现,当b=0时,三种博弈策略下的传统渠道需求均衡解沿统一直线变化,即三种博弈情形下的传统渠道需求是相同的,验证了结论1关于传统渠道需求的论述。当b=1时,三种博弈策略下的传统渠道需求出现了很大的差异。Retailer Stackelberg博弈下的 传统零售 渠道需求最小,这是因为 作为Stackelberg博弈主导 者的零售商大幅度地提高传统零售渠道价格(由图1(b)的传统零售渠道价格大小可以看出),则相应的传统渠道需求降到最小。同样,图1(b)显示,Manufacturer Stackelberg博弈下的传统零售渠道价格大于Vertical Nash博弈情形,但在图2(b)中出现了MS博弈下的 传统渠道 需求大于VN博弈的现象。这种现象可做如下解释,b=1说明传统零售渠道需求对竞争渠道(即直销渠道)价格的变化十分敏感,直销渠道价格的微小变化会导致传统零售渠道需求剧烈波动,且直销渠道价格的提升幅度有可能大于传统渠道价格的提升幅度,导致直销渠道价格增加对传统渠道需求的促进作用超过了传统渠道价格提高对自身渠道需求的抑制作用。从整个传统渠道市场的发展角度出发,零售商放弃了博弈中的主导地位,发挥后动优势,反而促使传统渠道顾客总量大大增加,有利于整个传统零售渠道市场的发展。结论7也得到了验证。结论2和结论8关于直销渠道需求的论述可以用类似的方法进行验证,故略去。
图3(a)和图3(c)说明,当b=0时,无论零售商还是制造商,三种博弈策略对他们的利润没有影响,正如结论3和结论4所论述。从图3(b)和图3(d)可看出,当b=1时,制造商和零售商可以很轻易地辨别出策略优劣。相比于Stackelberg博弈策略,Nash博弈策略使制造商和零售商的收益受损,也就是说,Nash博弈策略是制造商和零售商的严格下策。无论从制造商还是零售商的角度,他们均愿意放弃作为领导者的先动优势,而更愿意选择作为追随者发挥后动优势。制造商和零售商倾向于利用其后动优势获取更多利润的原因可以概括为以下两点:1他们可以采取“搭便车”行为,非常容易地获取先动企业在新市场开发、消费者教育和新技术开发上的经验。2双方都想通过观察先动者的行动及其效果来减少自身面临的不确定性和风险,然后采取行动,可获得更多的利润。结论3、结论4、结论9和结论10得到了验证。
7 结论
电子商务环境下,直销渠道和传统渠道并存的双渠道模式可以帮助制造商 集合市场 力量,提升供应 链整体绩效,赢取更多的市场竞争力。但是,双渠道模式加剧 了供应链成员之间的竞争力度,同时由于制造商和零售商市场地位的不同,也引起了不同的竞争结构类型。在双渠道供应链中,供应链成员不同的竞争类型如何影响供应链竞争均衡解一直是一个未研究清楚但有意义的问题。本文在价格敏感需求条件下,构建了包括制造商和零售商的两层供应链模型,基于制造商和零售商权力的不同,研究了制造商主导的Stackelberg博弈,零售商主 导的Stackelberg博弈和同等权力的Vertical Nash博弈对渠道价格、需求及博弈参与者利润的影响。研究表明,在需求交叉价格弹性系数变化的条件下,博弈参与方的不同博弈策略对渠道价格、需求以供应链成 员利润产 生的影响 有着明显 的差异,这对于渠道成员如何利用不同的博弈策略获取更大收益具有较好的指导价值。
企业权力结构 篇7
逆向物流是近年来物流供应链领域研究的热点之一。制造商通过对废旧产品的回收再造,可以达到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目标,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经济价值和环保价值,符合当今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从供应链结构上分析,逆向物流的产生使单一的传统正向供应链发展为包括逆向供应链在内的闭环供应链系统。
闭环供应链的产品定价策略、回收渠道选择和利润分配问题得到了理论界广泛的关注,学者们从不同的定价模式(新制造产品和再制造产品的统一定价或差异定价)、渠道成员竞争关系以及市场需求环境(确定需求或随机需求)等视角对其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众多阶段性成果[1,2,3,4,5,6],但仍存在两方面的局限性:(1)以上文献均以制造商为闭环供应链主导者为前提,然而近年来随着零售业合并并购趋势的加快以及巨型零售商等新的零售业态的出现,市场的支配力量从生产厂商逐步转移到零售企业。(2)即使在随机环境下也均以渠道成员风险中性为前提,以期望利润为优化目标。但众所周知,由于废旧产品产生的时间、地点、数量和质量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导致在闭环供应链中决策者面临的风险比传统供应链更大,因而在相关模型中考虑决策者的风险态度是十分必要的。目前已有学者针对上述不足开展了相关研究:
(1)考虑渠道权力结构的相关文献:Karakayali[7]探讨了制造商领导的Stackelberg博弈、回收商领导的Stackelberg博弈以及集中式决策3种权力结构下的逆向供应链定价策略,并给出了协调该供应链的二部定价契约。易余胤[8]研究和对比了零售商负责回收的闭环供应链中3种权力结构对均衡零售价、回收率、批发价、渠道成员利润以及渠道总利润的影响,并进一步将模型拓展至2个零售商相互竞争的情形[9]。王文宾等[10]研究了集中式和3种分散式市场权力结构下的闭环供应链定价决策问题。易余胤[11]针对零售商竞争的第三方回收再制造闭环供应链系统,探讨了3种市场权力结构对供应链成员决策的影响,并引入“通道费”契约实现了零售商主导闭环供应链的完美协调。赵晓敏[12]针对一个供应商和一个制造商构成的S-M两级闭环供应链进行建模,分析了供应商强势、制造商强势和双方势均力敌时成员企业的最优决策及赢利情况。
(2)含风险规避渠道成员的相关文献:史成东[13,14]和高文军[15]分别运用在险值(Value at Risk,VaR)理论和条件在险值(Conditional Value at Risk,CVaR)理论探讨了在风险中性的制造商与具有下行风险特性(Downside-Risk)的零售商所组成的两级闭环供应链中,零售商回收和第三方回收两种渠道下闭环供应链的风险控制策略和利润协调机制。史成东[16]和刘秋生[17]则分别借用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PT)设计了协调两级闭环供应链的收益共享和批量折扣契约以及回购和盈利——亏损共担契约。肖复东[18]利用均值方差(Mean Variance,MV)理论分析了零售商的风险规避程度对3种回收渠道闭环供应链决策的影响。
然而,目前尚未有学者在同时考虑渠道权力结构和决策者风险态度的基础上,来探讨闭环供应链的最优定价和利润分配问题。为弥补该方面的局限性,本文假设零售商是风险规避者,且制造商对新制造产品和再制造产品实施差异销售,进而比较制造商领导、零售商领导和垂直纳什均衡3种权力结构下的最优差异定价决策和渠道利润,以期为我国实施逆向物流的企业提供理论支持。
1 问题描述与基本假设
1.1 模型描述
本文针对零售商负责回收的再制造闭环供应链展开探讨,系统运作流程如下[10]:制造商分别通过外购的原材料和提取旧产品的可用部件生产新产品和再制造废旧产品(单位成本分别为cn和cr,且cr<cn),然后分别以wn和wr的价格批发给零售商,最后零售商将二者以pn和pr的价格在市场上销售,相应的市场需求为qn和qr。当产品生命周期结束后,零售商以单价c从消费者处回收废旧产品,制造商以单价b从零售商处回购废旧产品,其中需满足关系b>c,否则零售商无法从逆向物流中获取收益。
1.2 相关假设
(1)假设市场容量为随机变量A′,其由确定部分A和不确定部分ε组成,即可表示为A′=A+ε,其中ε服从(0,σ2)的正态分布。
(2)由于零售商同时从事销售和回收,比制造商更加邻近消费市场,因而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性使零售商更易于害怕风险而成为风险规避者。在本文中,我们假设制造商为风险中性者,零售商为风险规避者。
(3)废旧产品的回收率为τ,0≤τ≤1,所回收的废旧产品可全部用于再制造[1],在此假设τ为外生常量。
(4)为简化问题,假设消费者主动将达到寿命周期的废旧产品返还给零售商,即回收费用c=0,根据Savaskan[1]的研究,c是否等于0不会影响模型的主要结论。
(5)根据消费者效用理论,假设消费者对再制造产品的估价是对新产品估价的δ倍,即δ为消费者对再制造产品的偏好系数,0<δ<1,则在市场细分情形下两种产品的期望需求量与价格之间的关系为[19,20]:
另外,由于本文主要探讨市场细分和渠道权力结构对闭环供应链最优差异定价决策的影响,故仅讨论消费者偏好满足式(1)中的第二种情况(市场上同时存在新制造产品和再制造产品),在后续建模过程中会考虑该条件。
(6)为保证模型的有效性,须满足参数关系A>pn>cn以及δA>pr>cr。
基于以上假设,制造商的期望利润函数为:
零售商的效用函数可根据均值———方差理论,用其期望利润和期望利润方差的差值形式表示[21-22]:
式中kr为风险规避系数,且满足0≤kr≤1[18]。kr=0为零售商风险中性的情形,kr值越大则意味着零售商对风险的规避程度越大,其行为越保守谨慎。
以下将分别探讨制造商主导(MS)、零售商主导(RS)和垂直纳什均衡(VN)3种渠道权力结构下的闭环供应链差异定价策略与利润分配问题,然后将三者的均衡结果进行比较,并分析零售商的风险规避程度对最优价格、最优产量和成员利润的影响。
2 考虑渠道权力结构和风险规避的闭环供应链定价策略
2.1 制造商主导的Stackelberg博弈(MS情形)
在MS市场结构中,制造商和零售商进行两阶段动态博弈,博弈顺序为:(1)制造商先确定新制造产品和再制造产品的批发价格wn和wr;(2)零售商再确定两种产品的销售价格pn和pr。可运用逆向归纳法求解该动态博弈问题。
将式(2)分别对pn和pr求导,可得零售商的最优反应函数为:
再将式(4)~(5)代入制造商的利润函数中,分别对wn和wr求一阶导数,联立知制造商对两种产品的最优批发价格分别为:
将wMS*n和wMS*r代入式(4)和(5)可得零售商的最优销售价格、新制造产品与再制造产品销售量以及成员的最优利润(效用)分别为:
2.2零售商主导的Stackelberg博弈(RS情形)
在RS市场结构中,制造商和零售商进行两阶段动态博弈,博弈顺序为:(1)零售商先确定新制造产品和再制造产品的销售价格pn和pr;(2)制造商再确定两种产品的批发价格wn和wr。在采用逆向归纳法求解博弈模型时,可参照文献[8]的研究方法,令零售商销售新制造产品和再制造产品的边际利润分别为m1和m2,易知二者满足关系pn=wn+m1和pr=wr+m2,将其代入式(2)并对wn和wr求一阶条件得到
将式(14)和(15)代入零售商的利润函数,并分别对pn和pr求导,可得零售商对两种产品的最优销售价格为:
将pnRS*和prRS*代入式(14)~(15)以及(1)~(2),可得制造商对两种产品的最优批发价格、两种产品的销售量以及成员的最优利润(效用)为:
2.3 垂直纳什均衡(VN情形)
在VN市场结构中,双方具有相同的渠道权力,同时决策,制造商决定wn和wr,零售商决定pn和pr,双方均不能利用对方的反应函数。则联立式(4)、(5)、(14)和(15)便可得到双方的最优定价决策以及最优利润(效用)如下:
命题1:当时,MS、RS和VN3种权力结构下的消费市场中均同时存在新制造和再制造两种产品。
证明:根据(1)式市场中同时存在新制造产品和再制造产品的充要条件,结合3种权力结构下pn和pr的最优解,便可推导出δ需满足的取值范围,具体步骤略。
δVN为kr的递增函数,进而可知时可同时满足MS、RS和VN 3种权力结构的市场中均存在新制造和再制造两种产品。
命题2:(1)在MS和RS市场结构中,新制造产品和再制造产品的批发价格均与零售商风险规避系数无关,而销售价格随风险规避系数的增加而降低;(2)在VN模式的市场结构中,新制造产品和再制造产品的批发价格随零售商风险规避系数的增加而增加,销售价格随风险规避系数的增加而降低;(3)在MS、RS和VN 3种市场结构中,新制造产品的产量及总产量均随零售商风险规避系数的增加而增加,再制造产品的产量均与风险规避系数无关。
证明:由相关表达式即知wMS*n、wMS*r、wRS*n和wRS*r均与风险规避系数kr无关;根据可推知pMS*n和pMS*r随kr的增加而降低;由知qMS*n随kr的增加而增加;由式(11)知qrMS*与kr无关。RS和VN情形可作类似讨论,在此限于篇幅故省略。
命题2说明在MS和RS模式下制造商可内生化零售商风险规避态度所产生的影响,而在VN模式下则不能。另外在3种模式下,零售商对两种产品的销售价格均随kr的增加而降低,这说明随着零售商风险规避程度的增大,其必须降低零售价格来保证相对较高的新制造产品销量和产品总销量,而再制造产品销量保持恒定,其主要与消费者对再制造产品的认可程度有关。
最后,零售商的风险规避系数对MS、RS和VN 3种模式下制造商利润、零售商效用以及系统总收益的影响较为复杂,将在算例部分结合数值仿真进行分析。
3 3种渠道权力结构下的闭环供应链定价策略比较
命题3:(1)新制造产品的最优批发价格满足wnMS*>wnVN*>wnRS*;(2)再制造产品的最优批发价格满足wrMS*>wrVN*>wrRS*。证明略。
从命题3的结论可知:在MS模式下,由于制造商拥有优先权和主导权,其必然对两种产品制定较高的批发价格;而RS情形则恰好相反,此时的产品批发价格最低;VN模式则介于二者之间。
命题4:(1)新制造产品的最优销售价格满足pnMS*≥pnRS*>pnVN*;(2)再制造产品的最优销售价格满足prMS*≥prRS*>prVN*。证明略。
从命题4的结论可知:尽管RS模式下零售商具有优先权和主导权,但与MS模式相比,其销售价格较低,这是因为MS模式下制造商制定最高的批发价格,大大压缩了零售商的边际利润空间,因而零售商必然相应地提高零售价格,而在RS模式下制造商处于从属地位,其对两种产品的批发价格最低,因而零售商更易于保证一定的边际收益。另外,VN模式下双方处于均势,零售商被迫降低销售价格保证一定的销量。
4 3种渠道权力结构下新产品和再制造产品的产量比较
命题5:(1)新制造产品的最优产量满足qnMS*<qnRS*,qnVN*的排序位置取决于参数设置;(2)新制造产品的最优产量满足qrVN*≥qrMS*=qrRS*;(3)新制造产品和再制造产品的总产量满足qnVN*+qrVN*>qnRS*+qrRS*>qnMS*+qrMS*。
证明:由和式(11)、(21)与(29)容易证明结论(1)和(2),以下重点证明结论(3),首先将VN模式与RS模式下的总产量进行比较:
因为,因而上式为kr的严格减函数,则当kr=1时,上式取最小值,即
所以有qnVN*+qrVN*>qnRS*+qrRS*,另外易知qnRS*+qrRS*>qnMS*+qrMS*,证毕。
5 3种渠道权力结构下的闭环供应链渠道成员利润比较
鉴于不同权力结构下渠道成员利润的比较十分复杂,在此我们借助数值算例进行分析。取参数值如下:cn=10,cr=4,A=60,b=1,τ=0.5,σ2=1。则根据命题1的结论,当消费者偏好δ∈[0.4,0.9]时MS、RS和VN 3种权力结构下的消费市场中均同时存在新制造和再制造两种产品,在此取δ=0.5,进而分析零售商的风险规避程度kr对制造商利润、零售商效用和系统总利润的影响,结果如图1至图3所示。
从图1可以看出:随着零售商风险规避程度kr的提高,3种权力结构下的制造商利润均增加,其中MS模式下制造商的利润最高,VN模式次之,RS模式最低。
从图2可以看出:3种权力结构下零售商的期望效用均随其风险规避度的提高而降低,但RS模式下的变化趋势最为明显,当kr较小时,RS模式下的零售商效用优于VN模式和MS模式;当kr逐渐增大至约0.77时,RS模式下的零售商效用已低于VN模式;而当kr进一步增大至约0.87时,RS模式下的零售商效用甚至低于MS模式,位居三者中最低。
从图3可以看出:VN模式下的系统总利润最高,其随kr的增大先减少后缓慢增加;MS模式下的系统总利润次之,且其随kr的增大而增加;RS模式下的系统总利润最低,且随kr的增大而减少。
图1至图3的算例结果表明:零售商的风险规避态度显著影响了其自身以及闭环供应链系统的总收益,尤其是在RS模式中,因此制造商与零售商之间应加强信息共享和建立有效的风险共担机制来降低零售商的风险规避水平,进而促进供应链的高效运行。
然后,我们取kr=0.5,分析当δ在区间[0.4,0.9]变化时3种权力结构下制造商利润、零售商利润和系统总利润的变化情况,如图4至图6所示。
从图4至图6可以看出:3种权力结构下制造商利润、零售商效用和系统总利润均随消费者偏好系数的增加而增大。进一步结合文献[10]的研究结论可知:无论闭环供应链渠道成员是风险中性者还是风险规避者,随着消费者对再制造产品的认可程度的提高,各渠道成员的利润和系统总收益均增大。
6 结论
本文探讨了决策者的风险态度对3种不同渠道权力结构下闭环供应链差异定价策略与利润分配的影响,进而推导了零售商的风险规避系数对两种产品的最优批发价格、销售价格以及最优产量的影响,最后结合算例将风险规避系数对3种情形下制造商利润、零售商效用以及系统总利润的影响进行了灵敏度分析,结果表明:VN模式下的闭环供应链绩效最优,其次是MS模式的闭环供应链,最差的是RS模式。另外随消费者对再制造产品偏好系数δ的增加,3种权力结构下的制造商利润、零售商效用与系统总利润均有一定程度的提高。
需要指出的是:限于篇幅,本文并未讨论风险中性情形下各决策变量的均衡解,原因在于kr=0仅是以上模型的一个特例。
最后,本文仅考虑了零售商的风险态度,进一步可将制造商的风险态度也引入模型中。另外我们仅针对完全信息的情形进行分析,而在不完全信息下探讨具有风险规避成员的闭环供应链最优定价策略和契约协调机制也是未来重要的研究方向之一。
摘要：本文研究了渠道权力结构和参与者的风险规避态度对闭环供应链差异定价机制的影响。假设制造商为风险中性者而零售商是风险规避者,利用均值——方差理论得到了制造商的期望利润函数和零售商的期望效用函数,在此基础上探讨制造商主导、零售商主导和垂直纳什均衡3种渠道权力结构下的闭环供应链差异定价策略与利润分配问题。本文还分别比较了不同权力结构下新制造产品和再制造产品的最优批发价格、最优零售价格、制造商的最优期望利润以及零售商的最优期望效用,推导了零售商的风险规避系数对最优价格和最优产量的影响,最后结合算例仿真了渠道成员利润(效用)随风险规避系数和消费者偏好系数等参数的变化规律,结果表明:制造商和零售商形成垂直纳什均衡时的闭环供应链绩效最优,其次是制造商主导的闭环供应链,最差的是零售商主导的闭环供应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