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代价值观(共10篇)
后代价值观 篇1
摘要:约纳斯通过目的论证明了自然及其中生命体具有价值,通过内在的客观价值证明了“应该”的客观性,指出这种“应该”是通过存在体现出来的,存在具有目的性,其根本目的就是生命,存在把生命视为自己绝对的价值,正因此它向人们发出了“应该”的呼唤,运用现象学直观的方法我们可以“看出”或“听出”这呼唤。最后他告诉我们,这“应该”或责任的终极对象是自然和人类的本体论的善,也就是作为整体的自然和人的理念,至此他也就水到渠成地证明了为什么要对大自然和遥远的后代负责这个难题。
关键词:约纳斯,价值论,内在价值,存在,“应该”
一 引言
笔者曾在《为什么要对大自然和遥远的后代负责——汉斯·约纳斯的目的论解释》一文介绍了约纳斯的目的论论证,指出负责任是因为大自然必须存在,大自然必须存在是因为它有价值。[1]但是,说大自然有价值还不能必然地得出人应该为之负责的结论,约纳斯必须进一步论证我们为什么要为这有价值的自然(当然也包括人类自身及其后代)负责任。他说,我们迄今揭示出大自然拥有价值是因为它泊入了目的,但“还没有回答以下问题:我们是否愿意或义不容辞地加入她的‘价值决定’?提得荒谬一点,被大自然自己也为了她自己(by and for herself)而不可否认地接纳的价值是否真的有价值——仅仅赞同这些问题是我们的责任。目的论表明价值作为目的的对象已经存在于自然之中,但它不能回答这个问题,而是价值理论必须回答”。[2]78
如果有价值的是“应该”的,那么约纳斯就能更加有力地证明人类应为子孙后代以及大自然负责这个命题了。因为作为有价值的善的存在的大自然一旦向人发出了“应该”的要求,她就具有了价值决定的权威,那么人类当然就应该尊重她。未来的后代只是大自然延缓了的目的部分,同样是有价值的善的存在,所以也要尊重他们的存在。
价值是如何成为“应该”的呢?约纳斯说:“善的或有价值的事物,当它自然而然地就是善或有价值的,而不仅是承蒙某人的欲望、需要或选择而获得时,它在观念上便是这样一种事物,它的可能性体现了它要成为现实性的要求,并因此变成一种‘应该’。”[2]79这句话有这样几个意思:1.事物的价值具有不同的性质,有的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有的是外界赋予的。2.这里的“应该”是具有客观的内在价值的事物本身的客观要求,而不是外界向事物本身提出的要求。3.“应该”的内容是把有价值的事物由可能性变成现实性,也就是说该事物应该存在下去。
约纳斯又认为,“如果这‘善’或‘价值’是某种独立的东西,那么它便属于普遍存在的谱系了,在那种情况下,价值论变成了本体论的一部分”。[2]79这就是说价值一旦独立存在,就成为一种客观事实,那么它就由价值领域进入本体领域,从而具有本体论基础,真正具有价值决定的权威。可见约纳斯是要通过存在这个重要的本体论概念沟通价值与义务(“应该”)之间的鸿沟。
二 主观价值与“应该”的不可靠性
约纳斯通过目的论证明了自然是有价值的,但谈到价值,人们总有个误区,认为有利于目的实现的事物就是有价值的,反之就是无价值的。显然,相对于目的的事物是一种外在的手段价值,然而目的本身也有善恶,从不考虑目的之善恶的手段中并不能得出真正的善或价值。以这种眼光看自然,则它沦为人的工具,人们保护它是因为它对人有价值。这样,只要自然不危及人类的生存,人们都不会认真关注它本身的存在。
在约纳斯眼里这种价值观指涉的不过是主观价值或外在价值,这种观点包含两方面的内容。首先,实现目的的手段价值是主观的。对任何实际追求的目的来说,某事物如果有助于实现该目的,便是善,反之则是恶。这种价值观只以目的实现的成败来估算价值,“不可能有对目的自身的善的判断,因而除了实际利益,从中无法产生什么责任”。[2]79
其次,有些目的的价值也是主观的。以指定目的为例,我把某物作为目的是因为它对我来说是值得的,反之某物对我有价值是因为它已被设定为一个目的。“因此我为自己设立的每一个目的就通过这种方式变成了‘价值’,也就是说,这目的值得我去努力追求。这种努力的交换价值——它的‘回报’——在这里便是满足,它包括最为精细的方面。”[2]84由此可见,一般情况下,价值与目的是一种交互关系,即当一个目的是值得的,它便成了一种价值。当目的变成价值时,我就乐意去追求它,我为之付出的努力产生了这样一种交换价值——回报——在此是满足。但是,当我实现目的,却发现它没有带来相应的回报时,那么以后我就会选择一种更有回报的目的。由上论述可见,当主体把目的视为所欲求的事物时,该目的就具有很强的主观性,从而决定了它的价值的主观性,这种主观价值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有利的(有回报的)或不利的(无回报的),从而影响主体对它的取舍。
目的产生了价值和欲求,因而它本身就包含着一种意志力,正是这种意欲(willing)驱动着行为。当意欲驱使行为者进行选择时,便产生了各种“应该”。反过来,从“应该”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种意欲和价值取向。但约纳斯认为,“应该”在不同的情境中具有不同的效能和含义。在主观价值中,凡是对行为者有利的,就是“应该”追求的,哪怕手段并不符合道德要求。但是这种应该究竟有多大的效能呢?约纳斯认为它不过是一种自我强加的假定的“应该”,其实不过是为了意志的伪装。在这种情况下,“价值”或“善”没有命令的权力而只有因果力量。可见,主观价值与实际追求的目的有关系,其中的“应该”是不可靠的,它不具有客观有效性。
三 客观价值与“应该”的可靠性
约纳斯认为,只有在客观价值中,才能产生客观有效的“应该存在”,从而才能获得保护存在的责任:“对于这些真正的必须履行的肯定,善的观念是必要的,它不同于价值观念,或者说它表明了价值的客观与主观状态之间的区别(或者最简捷地说:自身价值与外在评价)。澄清了善与存在之间的关系,价值理论就可望为价值约束力建立基础——即在存在中建立善的基础。只有如此,才可以说,一直坚持价值的大自然也有权威认可它们,并且可以通过我们以及每一个居于她之中的有感知的意志来要求它们的认可。”[2]77-78这段话表明,价值有主观和客观之分,主观价值与外在评价密切相关,客观价值则是一种自身价值(value in itself),是指事物本身就存在的价值,其实就是一种善。
约纳斯在其他场合对这种价值或“善”也作了类似的解释,指出它是这样一种独一无二的东西:“出于纯粹的可能性,它坚决要求它的对象(subject)的存在(或者由于已有的存在,要求该对象继续合法地存在):就是说,它为存在的有效要求也即‘应该存在’提供基础,并且当这种存在依赖于行为者的行动时,它使之成为他的责任。认识下面这一点很重要,也就是,价值(及其反面)在这个世界的任何事物中都完全是可断定的,这纯粹的事实就足以判定存在对虚无的优越性,前者在它的丰富多样性中怀有那种判断的可能性,而在后者之中,无论价值还是无价值都不能断定。”[2]48-49
进而言之,这种善其实是一种本身善(good-in-itself)。遗憾的是,对于“本身善”这个如此重要的概念,约纳斯却没有作深入具体的阐释,就我所掌握的国内外研究资料来看,也多是语焉不详。贝克主编的《伦理学百科全书》中有一段关于“善”的解释:“无论这善(或至善)是什么,它都内在地是善的,是具有自身价值的,是一种自身目的。”一方面它可以指某物在本质上是善的或它作为某一种类的事物的存在是善的,另一方面可以指为了自身而非任何外物的缘故而值得拥有或追求的事物。[3]409虽然没有直接提本身善,但意思跟约纳斯的很接近,可以看作他的“本身善”的解释。《牛津哲学词典》说,“本身善是这样一种善,它不作为某种其他善的手段或者仅仅依赖于其他善而是善的”,[4]160就是说本身善是一种独立自在的善,这跟前文的解释类似。
在约纳斯看来,目的性(purposiveness)就是这样一种本身善,目的性是指拥有任何目的的纯粹能力,显然它比存在的任何无目的性(any purposelessness of being)绝对优越。一种本身善不会通过任何实际追求的目的来要求我们的肯定,无论是否通过欲望、直觉或意志促进它的将在,它都应该存在。由此可以看出,一切拥有目的的生命体都具有本身善,因而具有客观价值。
本身善是真正值得我们努力的东西。“真正值得努力”是指努力的对象是善的,它独立于我们的意志之外。如果它是意志的纯粹产物,“就缺乏约束意志的权威。这样它就不能决定自己的选择,成为意志的附庸,忽此忽彼。只有它在存在中的基础使它能抗衡意志。独立的善要求它成为目的。它不能强迫自由意志把自己变成它的目的,但却能使之认识到善应该成为它的责任。如果不遵循这一点,自由意志就会处于罪感之中:我们未能给善以应有的地位。”[2]84正是这种真正值得追求的善是“应该”的源泉。在这种善应该由主体实现或保存的地方,“应该”向主体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即主体应该实现或保存善)。
以上论述表明,客观价值不是意志和实际目的的产物,而是一种独立自在的存在,独立于任何主观愿望之外。正因此,它才对意志,对主体有一种客观的要求,要求它的存在应受到尊重。因此,这种价值中的“应该”就有了客观有效性。
四 沟通价值与“应该”的存在
约纳斯的目的论证明了自然具有目的性,因而她是一种本身善,这使得她具有客观价值,正是这客观价值向我们发出了“应该”的要求。那么它是如何发出这种呼唤的呢?是通过存在。约纳斯借鉴海德格尔的存在学说,把它引入人之外的生命领域乃至整个大自然。
需要明确的是,这里约纳斯所说的存在是有目的的存在,它主要包括作为整体的自然和其中的生命界,因为只有这两个领域才具有目的。客观价值通过存在表现出来,存在自身又向我们表达了客观价值中的“应该”。存在是如何表达这种应该的呢?
首先在自然本身善的目的中,存在对自己进行根本的肯定,与非存在相比,它把自己置于绝对优越的地位。“在每个目的中,存在都为自己辩护,而反对虚无。”“存在决不对自己漠不关心,这个事实使得它与非存在的差异成为所有价值中的根本价值,第一个普遍的‘是’(yes)。”[2]81约纳斯指出,关于存在,我们可以从它之中目的的在场知道两样东西。第一是,“存在与实有有关,至少与它自身有关”。其次是价值,“它产生于存在本身的基本价值,增大了它与非存在的差异,将是目的性的最大化”。[2]81在这里,约纳斯表明了目的、价值与存在的关系。自然界是目的性存在,存在与非存在的区别产生了基本价值,价值指向本身善的目的,而本身善就是拥有目的的能力,只有存在才拥有这种能力,所以价值最终指向存在。约纳斯说:“目的越丰富,差别(存在与非存在的区别,也即基本价值——引者注)越大;目的越强烈,(存在的)肯定与合理性越受重视。”[2]81这说明了,目的是价值与存在的枢纽,它对二者有重大的影响,甚至是决定作用。可以想象,如果没有目的,也就没有实现目的的必要了,当然就无价值,同样也没有存在的动力。可以说,存在本身就是一个目的,就是一种价值,甚至是最高价值。有了存在,才具有拥有目的的能力,才产生目的,才有与非存在的区别,从而产生价值。
其次,生命是大自然中最高的存在,自然籍此进一步显示存在的自我肯定。大自然首先提供了丰富多样的物种,其中每一种都是存在的一个形态。物种的多样性就表明了这种选择,尽管我们不能确定这是否总是“最好”的,但至少可以肯定,它的保存比毁灭或枯竭好。更进一步说,在这多样的物种谱系中,生物自身通过激烈的目的斗争显示自我肯定的倾向,这时,“自然目的(即存在的自我肯定)日益变成主体的即个别执行者自己的目的”。于是,“每个有感觉和斗争的存在都不仅是自然的目的,而且是一个自身目的,即它自己的目的”。[2]81在这里生命中存在的自我肯定变得显著起来。我们知道个体生命中的新陈代谢终会衰竭,所以它“自身内部就包含着不存在的可能性,这是它与生俱来的对立物——对存在的威胁”。[2]82因此“生命显然是生与死的对抗”。[2]81正是要与不存在作积极的抗争,所有生存斗争的“是”(yes)就加强了。“通过否定不存在,存在变成一种积极的关切,即不断的自我选择。”[2]82存在的自我选择是什么呢?是与生俱有的同不存在共在的面临危险的生命。存在通过生命展示自我、肯定自我。在一个生命体中,我们看到如此矛盾的集合:“生命应该是死亡,就是说,这种存在倾向于死(存在‘必死’),并且无时无刻不这样,同样地,它又通过自我保存行为时刻使自己无休止地延迟死亡,这自我保存使存在的自我肯定得以有效:在这生死的派对中,存在的自我肯定变成个别存在者的努力。”[2]82
约纳斯在这里进一步表述了自然的倾向,那就是它要使每一种存在都是有目的的存在,而这在生命身上最能淋漓尽致地体现。追问生命又发现,它本身是存在与非存在的对抗,因为生命内部就包含着它的否定的一面——非存在,它是在与非存在的斗争中向前发展的。生和死构成了生命体不可分割的内在的本质。
存在如此进行自我肯定,在生命之中,它与死亡抗争,这种现象鲜明地反映了存在本身就是基本的善和价值,存在因此而发出了“应该”的呼唤。
五 作为人的存在的“应该”的义务性力量
大自然中存在的自我肯定是盲目地进行的,只有到了自由的人那里,才获得了义务性的力量。人作为自然目的性劳动的最高成果,不再仅仅是其目的的执行者,而且可成为破坏者。“他必须让‘是’(yes)进入他的意志,把向非存在说‘不’加于他的力量之上。”[2]82这是说人的力量已如此巨大乃至于对人本身以及自然的存在构成了威胁,因而一方面要一如既往地保留生存意志,另一方面又要防止人类自身的力量成为他的非存在的力量。为此,人要把意欲变成义务,这是道德理论的关键。对此约纳斯进行了一连串的思考:为什么要在人类身上把意欲变成责任?为什么人应该帮助自然进行规范统治,并因而限制他的自然遗产以及随心所欲的意志?难道不正是这最充分的随心所欲实现了自然目的吗?
约纳斯作了如下的解答。他指出,是力量导致了这种转变。力量是有目的性的因果力的产物,任何生命体都有力量,但非人的生命体的力量是盲目而不自由的,在自然界中,“自然目的被严格有序地管理着,也即说,存在的固有任务自动地完成自己”。“只有在人那里,力量才通过知识和主观意志从自然中解放出来,也只有在那里它才能变成对人和它自身来说是致命的东西。”[2]129人的能力正是他的命运,并迅速成为整个自然界的命运,因此从其意欲中产生“应该”,以自觉控制这种正在实践的力量。因为目的性原则在人那里达到最高点,所以人本身成为他的义务的首要对象,这义务是人的“第一律令”:不可毁灭人类自己!除此之外,他还要成为每一个置于他的力量之下的其他自身目的的保护者。“总之:正是那约束意志和义务的力量把责任推向道德舞台的中心。”[2]130
约纳斯还通过具体的实例来论证“是”(is)中的“应该”。传统信条认为从“是”得不出“应该”,约纳斯认为只要举出一个“是”与“应该”同时发生的、哪怕是唯一的例子就可以驳倒它。约纳斯在新生婴儿那里找到了这样一个存在的范例:“新生婴儿,他的纯粹的呼吸无可反驳地向周围世界宣称了一种应该,即应该关心他。”[2]131怎么知道这种应该呢?约纳斯运用胡塞尔现象学的方法,指出“你去看你就知道”。[2]131也就是要我们运用内在的直觉去观照客体,从中“看”出“应该”,看到新生婴儿这种再清楚不过的事实上的存在内在而明显地包含着一种面向他人的应该。
有人并不认为新生婴儿中的应该是自明的,在他眼里,新生婴儿不过是分子的堆积物而已。其实新生婴儿的存在并没有真正进入他的视野,他所看到的只是物理学意义上的存在物,而非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存在。运用现象学方法,我们就能真正地看到这一个存在。这新生婴儿是如此脆弱,这小生命本身又如此珍贵而神奇,他需要我们的呵护,也只有通过有能力的人,才能使他继续存在下去。
至此,约纳斯完成了从“是”向“应该”的进一步转化,他通过人这种存在,论证了存在由意志向义务的转变,论证了非人的存在的非义务性“应该”向人的义务性“应该”的转变。在非人的存在那里,存在从意欲出发,发出自我肯定的要求,这是一种面向人的“应该”的召唤,并进行生存斗争,但这些都是非义务性的,它们自在自为地存在着,无需向自身或他者负什么责任。而到了人那里,由于他具有了决定自身乃至整个自然的力量,因而在人的生存的“应该”之外还多了保护的“应该”,他既应该保护自身,也应该保护自然。
六 “应该”的首要内容是对人的理念的本体论负责
美国约纳斯专家劳伦斯·佛哥(Lawrence Vogel)指出,与特殊生物的具体目的的善相比,约纳斯优先为普遍存在的本体论的善建立基础,同样的,与生存着的人类自身及其权利的善相比,他也优先为人类的本体论的善建立基础。[5]14尽管从实体观点来看,我们首先要对同时代的人负责,尤其是亲人,但这对论证向未来人类负责的原理是不够的。因为如果尚未存在者没有权利,那么我们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对他们负责,确保他们存在的可能性以及他们的生活质量?约纳斯指出我们的首要责任是本体论的:未来人类的个体重要是因为人的理念(the idea of man)重要。
由于人是自然目的性的最高结晶,所以我们的根本责任是针对自然本身的,但这责任首先在我们与其他人之间的关系中履行。责任的范型是父母对小孩的照料,在这里做人父母的根本目的是永远保存责任能力自身。然而,我们对小孩的责任的最终基础不是我们跟他们特殊的实体关系,而是我们对人类的职责:对作为目的性自然的理念的一部分的人的理念的责任。[6]15
对于人的理念来说根本的是责任能力。约纳斯指出,人是我们所知的能承担责任的唯一存在者,承担责任是人类存在的突出而有决定性的特征。责任能力不仅是人的本质,而且具有一种价值,一种作为我们责任的最终对象的存在的价值性。[6]105-106可见,人的责任能力既反映了人的存在的突出特征又体现了它的价值,也就是说,生而为人,就决定了他具有责任能力,人本身是人必须负责任的本体论基础。
因此责任能力“变成了责任自身的对象,因为拥有它便使我们有义务使它在世界的存在永远保存下去”。[6]106一个人要负责任,首先得有负责任的能力,所以一个人首先得为自己拥有一种负责任的能力负责。只有这样,他才是一个有责任能力的存在者,只要他生而为人,他就要保护这种能力,如果他丧失了它,也就丧失了作为人的这一个突出的本体论特征,他也就不是一个真正或原来意义上的人了。所以人要终其一生为自己的责任能力负责。不仅如此,他还要让责任有其他的承担者,也让其他人(后来者)拥有责任能力,因为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先天的责任,因为如果不让其他人具有责任能力,不让责任有其他的承担者,责任能力就不能持续存在。
如果约纳斯的上述观点成立的话,他就可以继续说:责任能力与其承担者必然联系在一起,因而它要求他们使未来的承担者也能存在。“为了防止责任在世界消失——它的内在律令也是如此——就必须有未来存在。”[6]106由此约纳斯就从本体论基础上证明了人类为什么必须存在的问题。
七 结语
约纳斯通过目的论证明了自然及其中生命体具有价值,通过内在的客观价值证明了“应该(应该守护、应该负责)”的客观性,指出这种应该是通过存在体现出来的,存在具有目的性,其根本目的就是生命,存在把生命视为自己绝对的价值,正因此它向人们发出了“应该”的呼唤,这种呼唤由自然低级生命体到高级生命体直至人越来越清晰,运用现象学直观的方法我们可以“看出”或“听出”这呼唤。最后他告诉我们,这“应该”或责任的终极对象是自然和人类的本体论的善,也就是作为整体的自然和人的理念,至此他也就水到渠成地证明了为什么要对大自然和遥远的后代负责这个难题。
而环保主义者在论证该问题时往往显得乏善可陈,如果借鉴约纳斯的观点,就会有力得多。例如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学家倡导人们对大自然负责时,最主要的武器就是论证自然具有内在价值,从而说明自然价值的客观性,然而他们的论证多难以令人信服,在此让我们考察一下其中最主要的代表罗尔斯顿的观点。
罗尔斯顿的代表作是《环境伦理学》,其副标题就是“大自然的价值以及人对大自然的义务”,诚如他所言,“我们正是从价值中推导出义务来的”。[7]2显然,他也是把客观的内在价值作为环境伦理学的基础,在这一点上与约纳斯是一致的,可以说他们都找到了伦理学的支撑点和生长点,问题是罗尔斯顿的论证至少有两个方面的缺陷。
首先,罗尔斯顿关于自然具有内在价值的论证缺乏说服力。尽管罗尔斯顿从有机个体和自然整体两个层面阐明自然具有内在价值,指出有机个体是自我维护、自我生长和自我再生的生命体,以自身为目的;自然整体的内在价值表现为它具有创造性,“自然系统作为一个创生万物的系统,是有内在价值的,人只是它的众多创造物之一,尽管也许是最高级的创造物。自然系统本身就是有价值的,因为它有能力展露(推动)一部完整而辉煌的自然史。”[7]259然而遗憾的是,他仅仅简略地提到了有机个体的目的性,而没有进一步揭示自然个体与整体的目的性以及它与价值的关系,从而告诉我们大自然为什么具有内在价值。约纳斯对此就作了令人信服的论证,他指出自然价值的基础在于自然目的,自然目的体现在有机个体具有目的,自然整体具有目的性,一切生命体都具有主体性,从而都具有目的;整体自然是主体性的温床,从而具有目的性。[1,2]51-78前文也指出,在约纳斯眼里,目的性是一种本身善,因此一切拥有目的的生命体和自然整体都具有本身善,因而具有客观的内在价值。
其次,罗尔斯顿没有论证为什么一定要对具有内在价值的东西负责。包括罗尔斯顿在内的非人类中心主义者也许认为,内在价值和相应的义务首先运用于人,人的内在价值决定了他是有尊严的存在,这要求我们绝对尊重他的基本权利,因此对人负责是绝对的,同理,既然非人生命体和整个大自然也具有内在价值,我们对它们的责任也就是不言而喻的。但罗尔斯顿忘了,在现实世界中,即便人的内在价值也屡遭蹂躏,更何况与人没有直接关系的后代和大自然。约纳斯敏锐地觉察到现代世界对主体性的遮蔽或有意无意的漠视,由于当代人陷入海德格尔所谓存在的沉沦,鲜有对存在本真的透视和感悟,因而难免物役(包括技术的奴役),从而过多地看到外在的工具价值而忽略了内在的客观价值,对于万物之灵的人尚且如此,更何况其他的存在者。于是在他看来,只有用心观照存在本身,我们才能“看到”存在的真义。正是运用胡塞尔现象学的方法,约纳斯帮助我们看出一切存在最本真的所在是生命,生命是一切生命体最根本的内在价值,这一点无论是非人生命体还是人本身概莫能外。在所有的存在者中,只有人的存在才具有“应该”的义务性力量,换言之只有人才有能力负责,正是这种责任能力决定了人应该成为他所在的星球的托管者(trustee),他托管的对象是整个大自然及其中的所有生命体,首先是他自己。约纳斯的论证使我们更清晰地看到人和非人生命体的生命存在的宝贵,看到了人之责任的根源在于人的责任能力和他本身力量的日益强大,从而引领我们义无反顾地对地球母亲和遥远的后代负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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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的后代 篇2
李白是于唐玄宗开元十四年(726)才成婚的,时年约二十六岁。娶的是湖北安陆的许氏夫人,其祖父为唐高宗时的宰相。李白和她在一起生活的时间最长,达十年之久。许氏为李白生了一男一女,女儿平阳,幼时天真活泼,长大后聪慧知礼,可惜出嫁不久即死去。儿子伯禽聪明机敏,知书能文,但是一生都在自耕自读,始终没有进入仕途。
李白后来在山东又纳“鲁一妇人”为妾,生子名叫天然(小字颇黎),史书中关于他的行迹没有留下只言片语。
李白有一个孙子,两个孙女,皆为伯禽子女。孙子早年效祖父浪游之举,离家出走,不知所终。
至于两个孙女的下落,史料记载,唐元和十五年(820),李白死后五十八年,李白生前好友范伦之子范传正,借职务之便,会同当涂县令经过三四年的访查,才终于找到了李白的两个孙女,她们都在当涂嫁给了当地的农民,她们的丈夫一个叫陈云,一个叫刘劝。虽然都成了农妇,但她们的状貌举止“进退闲雅,应对详谛,且祖德如在,儒风宛然”。
这两姐妹嫁给当地农民后,没有田地、桑蚕谋生,生活非常窘困。虽然祖父李白享有盛誉,但是她们以目前的身份、地位、境况,实在羞于向当地官员求告,担心辱没了祖上声誉。
范传正见她们的穷苦之状实在可怜,又念及她们是李白之后,便极力劝二女改嫁有钱有势的士族。可是她们却丝毫不为所动,明白表示不愿贪图富贵,否则无颜去见九泉之下的祖父。她们只是提出了一个要求,即按照李白生前的遗愿,为李白迁葬青山。
范传正听了以后很感动,于是同当涂县令一起将李白墓改迁至县东南郊十五里的青山西麓(即今天的当涂县谷村)。还为二女免除了一些徭役和杂役,减轻了一些经济上的负担。
由此可见,李白的后代不乏坎坷潦倒的弱势群体和穷苦的劳动人民。但他们在艰难困厄之中“不屈己,不干人”,“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始终保持着独立的人格,难道不也是一种“太白遗风”吗?
相关链接
李白(701年2月28日—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唐朝诗人,有“诗仙”之称,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汉族,出生于西域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5岁随父迁至剑南道之绵州(巴西郡)昌隆县(712年更名为昌明县,今四川绵阳江油市青莲乡),祖籍陇西郡成纪县(今甘肃平凉市静宁县南)。其父李客,育二子(伯禽、天然)一女(平阳)。存世诗文千余篇,代表作有《蜀道难》、《行路难》、《梦游天姥吟留别》、《将进酒》等诗篇,有《李太白集》传世。762年病逝于安徽当涂,享年61岁。
李白的诗雄奇飘逸,艺术成就极高。他讴歌祖国山河与美丽的自然风光,风格雄奇奔放,俊逸清新,富有浪漫主义精神,达到了内容与艺术的完美统一。他被贺知章称为“诗仙”,其诗大多为描写山水和抒发内心的情感为主。李白的诗具有“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艺术魅力,这也是他的诗歌中最鲜明的艺术特色。李白的诗富于自我表现的主观抒情色彩十分浓烈,感情的表达具有一种排山倒海、一泻千里的气势。他与杜甫并称为“大李杜”,(李商隐与杜牧并称为“小李杜”)。
寻找恐龙的后代 篇3
水恐龙疑似存在
有科学家认为, 在世界广阔的海洋中、陆地上热带原始森林和其他地区的一些深水湖泊中, 极有可能生存着数量庞大的水恐龙。它们的祖先在地球气候剧烈变化的时候逃入水中, 逐渐适应了水中生活, 因而幸存下来。现在, 在海洋和一些湖泊中发现了一些怪物, 有的至今未能揭开谜底, 其中有些可能就是水恐龙。在生物的发展历史上, 由于陆地环境变化逃入水中生活, 因而幸存下来的物种并非个别。所有的海兽即海洋中的哺乳动物, 如鲸、海狮、海象、海豹、海牛、海獭等, 都是从陆地成功转入海洋的事例。尽管现在还没有找到活着的水恐龙, 但地球上可能还存在着水恐龙, 至少在地球上出现过水恐龙。
考古证实鸟类是恐龙后代
现在, 已经确切知道的最大的恐龙家族, 就是鸟类了。自从1860年和1861年在德国巴伐利亚州的索伦霍芬地区发现始祖鸟的羽毛和骨骼化石之后, 有科学家就认为鸟类是从爬行动物演化而来的, 甚至源于槽齿类或鳄类等比较原始的爬行动物。不过, 早在1870年, 达尔文进化论的支持者、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就大胆提出假说, 认为兽脚类恐龙与鸟类具有很近的关系, 鸟类是由恐龙演化而来的。但这一假说在流行了很长一段时间后, 到1927年便销声匿迹, 被槽齿类起源说取代。一直到了20世纪的70年代, 美国耶鲁大学著名的古生物学家约翰·奥斯特隆教授通过对北美恐爪龙和德国始祖鸟、美颌龙的比较研究后, 也认为鸟类起源于进化的兽脚类恐龙, 重新举起了“鸟类是由恐龙演化而来”的大旗, 复活了赫胥黎的假说。但由于化石材料的局限性, 过去对于这些化石生物的解剖结构的认识存在许多误解, 因而这一假说在某些方面受到了反对派的攻击, 它与“槽齿类起源”假说平分秋色, 谁也说服不了谁。
1996年8月,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季强博士得到了一块来自我国辽宁西部北票市上园镇四合屯村的古生物化石, 它长有原始羽毛, 与原始鸟类相似。由于它比德国始祖鸟早两三千万年, 初步研究后认为它是鸟类的真正鼻祖, 定名为“中华龙鸟”。它的发现震惊了世界。但随后的深入研究表明, 它不是鸟, 而是一种兽脚类的肉食恐龙, 于是将它更名为“中华鸟龙”, 它也因此成为第一只长羽毛的恐龙。“中华鸟龙”虽然不是鸟, 但它与鸟极为相似, 表明两者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关系。因此, “中华鸟龙”的正名, 为鸟类的恐龙起源说提供了一个有力的科学依据。为了找到更为详实的证据, 季强在1996年到1998年间多次到四合屯进行挖掘, 终于在1997年发现了第二只长羽毛的恐龙化石———原始祖鸟;1998年, 又发现了第三只长羽毛的恐龙化石———尾羽鸟 (尾羽龙) 。这些长着“羽毛”的小型兽脚类恐龙化石的发现拉近了恐龙与鸟类的关系, 揭示了恐龙向鸟演化的进化现象, 一次又一次有力地支持了鸟类起源于恐龙的学说。在此前后, 我国科学家相继在辽西地区发现了大量的原始鸟类化石, 如1993年和后来发现的孔子鸟、1999年发现的长城鸟等。这些在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新发现, 在国际上产生了强大的冲击波, 推动了国际鸟类起源研究的工作, 有力地支持了鸟类起源于小型兽脚类恐龙的学术观点。
由于我国的一系列重大发现和研究成果, 1999年2月, 美国的《国家地理》杂志和耶鲁大学联合在耶鲁大学召开了以“中国长羽毛的恐龙与鸟类起源”为主题的“奥斯特隆鸟类起源和早期起源国际学术讨论会”。这是国际鸟类起源研究史上一次划时代的会议, 与会的500多位科学家以绝对优势接受了“鸟类是由小型食肉性恐龙演变而来”的看法, 鸟类由恐龙演变而来的假说得到世界古生物界的公认, 使“假说”变为“学说”, 基本解决了国际上140余年未能解决的鸟类起源问题。
近些年来, 国际上的一些重大发现也进一步证实和完善了鸟类源于恐龙的学说。2000年, 美国怀俄明恐龙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在怀俄明州东部的晚侏罗纪岩层中发现了一具恐龙化石, 它属于手盗龙的一个新种———伤齿龙。其后的研究表明, 它生长于晚侏罗纪, 距今已有1.5亿年的历史, 是与始祖鸟同时代又与其关系亲密的恐龙种类, 也是目前发现的与鸟类关系最为亲密的最古老化石, 由此解开了“鸟类起源于恐龙”学说曾经面临的由“年代缺口”引起的最大困惑。
2005年10月, 古生物学家在南美洲的阿根廷内格罗河省发现了距今9000万年的阿根廷鹫龙化石。这一小型肉食性恐龙与我国辽宁的“鸟龙”都属于同一类型的恐龙物种, 有诸多相似之处, 可以说它们是分别位于南、北半球的“远亲”。作为长着羽毛的中国“鸟龙”的远亲, 阿根廷鹫龙应当也是长有羽毛的恐龙。阿根廷鹫龙的发现, 再次证明了“鸟类起源于恐龙”的观点。
实验佐证鸟类起源于恐龙
此外, 美国科学家在2007年完成一项研究, 从分子和蛋白质的水平证实了鸟与恐龙之间的进化关系。美国的科学家在一具生活于6800万年前的霸王龙 (暴龙) 的化石中测出了7种不同的蛋白质, 再将它们与现代生物体内的蛋白质进行比对, 鸡有3种蛋白质与之匹配, 一些物种有两种蛋白质相匹配, 蝾螈和青蛙只有一种蛋白质与之匹配, 说明霸王龙的序列与鸡、青蛙和蝾螈的序列有类似之处, 特别是与现代鸡的序列十分相似, 即鸡可能是霸王龙的后裔。这就进一步证明了现代鸟类与恐龙之间的进化关系, 佐证了鸟类起源于恐龙的进化理论。以前, 鸟类源于恐龙说是基于它们骨架结构的相似性而提出的, 而这是科学家第一次从分子和蛋白质的水平证实鸟与恐龙之间的进化关系, 已经有分子级别的证据支持这一理论了。
领袖后代 沧桑正道 篇4
爷爷对我此生影响最大
一提起开国大典,我们脑海当中最经典的画面就是毛泽东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人民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这一记录着历史变革和民族独立的时刻,曾多少次震撼着我们的内心,使人热泪盈眶。中国近百年的历史上,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从孙中山推翻了封建制度,推翻了清王朝,一直到共产党人浴血奋战28年,中国人民经历了将近200年的斗争从而实现了民族的独立和统一,走上了向现代化发展的道路。那么这一历史时刻对于毛新宇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在毛新字眼里,毛泽东不仅仅是一位慈爱的爷爷,还是一个历史巨人,他的丰功伟绩永远为全国人民所缅怀。60年前那一声宣告,无疑是中国几千历史的一个崭新的里程碑。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同时也就等于宣告了中国实现了几千年来最伟大的一场变革。毛新宇说,他深深地为我们国家这个独立解放的民族所具有的自由和富强感到骄傲和自豪。
在大学读历史,后来又在母亲的指导下在中央党校理论部攻读硕士学位并研究了中共党史,一直到在军事科学院获得博士学位,毛新宇从来没有想过他这辈子会和军队有缘,会入伍,会参军。但是,恰好在一个偶然又似乎是必然的情况下,毛新宇于2000年参军入伍,从一个研究党史的地方青年转变成一个有使命感的军人。毛新宇笑称着实有一段时间适应不过来,但是在部队这种特殊环境的锤炼下,他的人生从此有了一个飞跃和转变。
多年的部队生活使毛新宇获得了很多军事方面和国防建设方面的宝贵知识,并深入探索研究毛泽东思想,发表了专题研究著作《毛泽东战略进攻思想》,被誉为全面研究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的第一人。
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想包括两个:一个是军事战略进攻思想,另一个是战略防御思想。毛新宇认为,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中国历代的军事家的区别就在于是积极防御还是消极防御。他说:“积极防御是什么?积极防御就是说进攻中的防御,它才是真正的防御;消极防御就是说单纯的防御,就像红军长征以前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就败在消极防御上面。”整个毛泽东战略进攻思想体系起源于抗日战争初期。抗日战争初期它已经有了这种战略进攻思想的雏形,只不过当时由于各种客观条件,毛泽东没有把这个战略进攻的思想雏形用文字表达出来。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把他的完整战略进攻思想体系运用于解放战争的实践之中。而毛新宇则是通过《毛泽东战略进攻思想》这个课题研究对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做了理论上和逻辑上的一些总结,对于国家今后军队和国防的发展有着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
作为毛泽东的孙子,毛新宇的童年注定与一般孩子不同。从出生那一刻到现在,成长的周围环境无一不受到这位历史巨人的影响,包括新宇这个名字也是毛泽东给小孙子起的。从哼唱《北京的金山上》到看的第一部电影《闪闪的红星》;从《红灯记》到《智取威虎山》,这些流金岁月般的电影、样板戏,甚至连环画都让毛新宇对爷爷产生了深深的崇拜。“我的爷爷毛泽东永远是一面光辉的旗帜,对于这面旗帜来说他可以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象征,他也可以是我们共产党员的光辉典范,同时他也可以是一个中国人民顽强不屈、改天换地伟大精神的一种象征。他也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和哲学家,是我们党、军队和国家的灵魂。”
红色后代是爷爷最成功的教育典范
毛新宇告诉记者,除了爷爷,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人就是伯父毛岸英。他是全家人的骄傲,亦是毛泽东最心爱的长子。毛泽东去世的时候,毛新宇已经六岁,而伯父毛岸英在毛新宇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已经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但通过父母从小的教导和四次前往朝鲜扫墓,毛岸英坚韧的品格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让毛新宇一次次为之折服。毛新宇的母亲曾告诉他,抗美援朝时,毛岸英刚刚新婚不久。本来以毛岸英的身份和条件,他完全可以不上战场,但是毛岸英作为一个爱国的优秀青年,在祖国需要他的时候毅然舍弃了自己的小家,舍弃了新婚的妻子,走上了抗美援朝的战场,为了自己的祖国,为了中朝两国的正义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毛新宇说,伯父毛岸英很能吃苦又非常热爱学习。他带着父亲在上海流浪的那段日子,有时候干活吃不饱肚子,但是伯父仍然把挣来的每一个工钱都节约下来只为买一本字典。从莫斯科东方大学留学回来之后又被爷爷送去吴家枣园上劳动大学。在一个像原始洞穴的窑洞里学农劳动,自己去打水做饭,而且还教村里的人学文化。毛岸英真正的做到了“跟群众打成一片”。
说到毛新宇的至亲,就不能不提他的母亲邵华,她和毛新宇的奶奶杨开慧一样巾帼不让须眉,是一个伟大的女性。母亲一出生就在坐牢,在反动军阀的牢房里度过了8年暗无天日的日子,和父亲毛岸青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一路走来,苦难的生活造就了母亲顽强的性格。“她是从连级干部干起来,一级一级升上来的。从来没有破格,一直奋斗到将军。”毛新宇回忆说,母亲在摄影时可以不吃饭不睡觉,冲在一线。建国45周年阅兵时,母亲在观礼台上有座位,但她不坐,而是与一帮年轻人一起挤到人民大会堂顶上去拍全景。在毛新宇人生发展的最关键阶段,由于母亲的培养和指导,使得毛新宇成了一个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学者,从而奠定了他几十年的发展道路。媒体评论邵华是一个伟人的亲属,中国屈指可数的女将军,而毛新宇却说:
“她是最伟大的母亲,最平凡的妻子,是我人生最好的灵魂导师。”
为人民服务是毛家家风的核心和精髓
毛新宇曾以领袖家风为题,做过很多的讲座。从毛泽东本人,到长子毛岸英,到毛新宇的父亲母亲,再到毛新宇自己以及他的孩子,事实上已经形成了完整的毛家家风。“清正廉洁、艰苦风斗、为人民服务、刻苦学习。”毛新宇说,这简单的几句话就可以概括毛家家风的全部核心和精髓。这是一个伟大领袖的家族,但却没有任何物质遗产,很少有人出去经商,也不去特意追求高官,自己最大的精神享受和愿望,就是很好地挖掘毛泽东宝贵的思想遗产,把毛泽东思想更好的发扬光大。
在从小的家风教育中,毛新宇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爷爷毛泽东的清正廉洁。在毛泽东的后代里没有出现过一个达官贵族,对此毛新宇举出了一个典型例子。新中国成立以后,伯父毛岸英就被毛泽东派遣去了湖南,除了给奶奶杨开慧扫墓之外,也是为了了解湖南的土改工作。这时,毛家的一个亲戚给他写了一封信,意思就是说新中国也成立了,毛主席也当了开国领袖,他觉得毛岸英也是身居高位的人,看能不能利用伯父的地位和影响,为自己谋个一官半职。毛岸英写了一封信答复了这个亲戚,信中说: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这个根本的区别在于新的中国,新的社会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是劳动人民凭本事和双手勤劳创造美好生活的社会。中国几千年来,皇亲国戚统治广大人民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而劳动人民自己建设新社会和国家的伟大时代到来了。你在一种伟大的新时代有这种沾亲带故,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想法是落后的,是应该批评的。毛岸英还说,我毛岸英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我没有权力和资本去为你,为我们家的亲属谋任何私利,如果我这样做父亲毛泽东也是不允许的。我们在新的社会,新的时代,只有凭自己的本事,努力去为人民服务,为人民也为自己创造美好的幸福生活。这封信里所表达的思想、立场和观点一直作为毛家后人人生理念的一个座右铭,世代相传。
历代不忘生态建设
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我国是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的国家,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坚持计划生育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这是我们党和国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我国国情出发,对当前生态经济问题进行的科学分析。在今年的政协会议上,对生态经济逐渐感兴趣的毛新宇专门提了一个关于改善和加强我国生态建设的提案。毛新宇说,从国家经济发展建设来看,生态经济应该是我们以后经济发展一种较好的模式。回顾我们的历史,从革命党,从马克思到毛泽东,都很注重生态经济和生态环境的改善。毛新宇通过对毛主席思想的研究,发现毛泽东曾提出过“绿化祖国”、“实行大地园林化”和“让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于生态环境的改善和生态环境的建设是高度重视的。同样的,在科技新生力量层出不穷的今天,更需要在生态经济建设方面更好地继承和发展这种传统思想,在资源开发和利用上应按照“有序有偿、供需平衡、结构优化、集约高效”的要求进行,以增强资源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能力。
植物分子育种的后代选择与利用 篇5
1 分子育种的后代变异特点
1.1 变异的随机性
以供体外源总DNA进行导入, 供体DNA在受体细胞内的命运是随机的, 大部分供体DNA片段被受体细胞分解, 侥幸保存下来的DNA片段也并非都能整合到受体基因组中。而整合到受体基因组中的DNA片段既可能是一个完整的基因, 也很可能是一个片段重复顺序或基因的一部分, 它们或参与受体基因组调控, 或影响受体基因表达。因而, 后代中某个变异性状的出现有很大的随机性[7,8]。
1.2 变异的广泛性
许多研究表明, 导入后代在各个性状上都可能产生变异, 从形态特征 (包括根、茎、叶、种子、果实的形态) 、解剖结构到生理特性 (包括光合特性、抗病性、抗逆性) 以及品质性状 (如蛋白质含量、纤维长度) 等, 变异范围极其广泛[2,9]。
1.3 供体性状的表现
导入后代通常带有供体的某些性状, 如特殊的色素、野生性状等。尽管有些供体性状, 如某些野生性的表达直接利用价值不大, 但却为育种提供了新的种质资源, 具有很大的潜在利用价值。
1.4 变异的意外性
在目前常用的育种方法中, 如有性杂交及辐射育种不可能出现的变异, 在外源DNA导入中常会出现。此类变异将在新种质的选育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2 变异后代的遗传稳定性
外源基因能否与受体植物染色体基因组稳定整合并稳定表达是基因转移成功与否的关键, 对转基因植物的应用前景有重要的影响, 是必须予以关注的问题。在农业生产中要求导入的外源基因要高水平地表达所需要的农艺性状, 并且在当代和子代都能稳定遗传。一般而言, 外源基因一旦转移成功, 由它编码的性状将按孟德尔遗传方式遗传下去, 然而在许多情况下, 外源基因整合进受体植物的基因组后, 其表达及稳定性与外源基因的失活与沉默有关。无论采用何种转化方法, 外源基因与受体染色体基因组的整合主要是随机插入, 少数情况下也涉及到同源重组。分子水平的研究揭示, 转基因表达的不稳定性是由于转基因的失活或丢失所致。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可能在减数分裂过程中丢失;或因外源DNA整合在细胞质基因组中, 在细胞分裂过程中逐渐减弱或丢失;或外源基因诱发致死、半致死突变;或外源DNA的插入引起基因组重排、丢失;或外源DNA的共抑制效应使基因失活。影响外源基因稳定表达的因素主要有遗传、环境以及外源DNA的特性等[10]。
3 变异后代的利用
获得性状变异的方法很多, 利用植物分子育种技术只是转移基因的一种方法。由于受体是整体植株内的活细胞, 所以省去了组织培养等一系列手续, 操作简便, 因而被广大育种工作者接受。从育种角度来看, 获得变异只是第一步, 其后的工作更加艰巨且更富有挑战性, 对变异后代进行合理有效的选育将体现分子育种的价值所在。
外源DNA导入后代变异的特点总的来说是分离世代短、稳定快, 一般在D2代分离较大, 可能出现较多的类型;D3代以后分离较小, 大部分性状趋于稳定, 也可能出现稳定的材料;D4代大部分材料可以稳定[11]。在以往对导入后代和稳定世代的认识上, 认为所有的导入材料都能很快稳定。实际上, 有的材料分离世代也很长, 有的甚至达6~7代才稳定。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可能是由于被整合的外源DNA片段需要经过多代调整, 使其内部结构趋于合理, 也可能是由于其它的原因。因此, 在对后代进行选择时应根据不同品种的变异特点进行不同的选择。
一般将有利于育种目标要求的性状变异称为正向变异, 如早熟、丰产性好、品质优良、抗逆性强等;反之, 不利于育种目标要求的, 称为负向变异。在转化后代中, 正向与负向变异是同时存在的, 有时正向变异多于负向变异, 有时负向多于正向, 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供、受体的选择。负向变异增加了育种工作的难度, 但只要认真选择供体与受体亲本, 通过定向选择来控制变异的方向, 育成符合育种目标的新品种是完全可能的。
在传统的育种方法中 (如辐射育种) 会出现单一的性状变异, 它是由于辐射后基因突变产生的。但在外源DNA转化后代中, 有时形态特征并没有改变, 但某项生理特性及品质性状却产生了变异[12], 因此, 在外源DNA转化后代中, 单一性状变异与多个性状变异是并存的, 在后代选择上应尤其注意。形态变异是直观的, 容易辩别, 而生理变异及品质性状变异则要通过一定的分析才能知道, 这就要求在对后代选择时, 不仅对变异进行形态上的选择, 更应注意对内在的品质及生理特性进行选择, 使二者有机结合, 才能在育种中取得主动地位。
进行分子育种时, 有时要求转化后代产生定向变异, 即将某一目的性状进行转化, 如抗病性、抗逆性等。通常是以抗性材料为供体、不具有抗性的材料为受体进行外源DNA的导入, 然后在转化后代中进行相应的抗性鉴定, 以筛选带有目的性状的材料。但在育种实践中, 多数情况下的变异后代同时带有一些非目的性状的变异, 这些非目的性状可能是有益的, 也可能是无益的, 甚至是有害的, 且目的性状与其它性状连锁出现的可能性更大, 在这种情况下, 选择是困难的, 需要进一步改良, 但它却为育种提供了新的种质, 因而也是有价值的。
4 分子标记辅助育种
在植物育种工作中, 对目标性状的选择是最为重要的环节之一, 采用有效的选择手段可以大大提高选择的效率和可靠性, 特别是对于一些目标性状只出现在生长发育后期的植物而言, 选用不受发育时期限制的选择方法显得更为重要。由于分子标记是直接针对基因型的识别, 并且不受个体发育时期的限制, 因此, 可借助分子标记对目标性状的基因型进行选择[13]。
分子标记辅助育种与通过表现型间接对基因型进行选择的传统育种方法比较, 不受环境影响, 不受等位基因显隐性关系干扰, 结果可靠。此外, 它对目标基因的转移可在育种早期进行选择, 从而大大缩短了育种周期, 与常规育种相比可提高育种效率达到2~3倍, 具有明显的优越性。目前分子标记辅助育种已成为植物分子育种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4,15]。
长期以来, 回交育种中还有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 即目的基因与不利基因的连锁。在这种情况下, 回交不仅导入了目的基因, 而且与目的基因连锁的其它不利基因也被同时转移, 这种现象称为连锁累赘。利用标记辅助的回交选择不受所转移性状类型的约束, 而且还可避免或显著降低连锁累赘的影响, 对隐性性状进行不间断回交, 从而加速获得含有目的基因纯合体的速率。
随着分子标记技术的迅速发展, 对以DNA多态性为基础的分子标记辅助育种技术的研究也不断深入, 并在植物遗传育种中得到了一些成功的运用。近年来, 国内外学者采用植物分子标记辅助选择的技术在作物的抗病、抗虫、产量、品质、抗旱性以及数量性状等方面所进行的应用研究取得了可喜的进展[16,17,18], 为解决有关复杂性状的选择问题带来了希望。
摘要:植物分子育种是在分子水平上进行的作物遗传育种, 在多种作物上已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分子育种可引起后代的多种变异, 在对后代进行选择时, 应根据具体品种、具体目标性状, 不仅对后代进行形态上的选择, 还应对内在的品质及生理特性进行选择, 同时结合分子标记辅助育种对后代进行选择利用。
春小麦空间诱变后代的变异研究 篇6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供试小麦材料由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作物育种研究所小麦生物技术与辐射育种研究室提供。采用龙麦26和克丰10号的种子作为诱变材料, 2003年11月搭载我国第18颗返地卫星进行空间旅行。卫星飞行18d, 近地点高度200km, 远地点高度350 km, 舱内平均辐射剂量为0.102mGy·d-1。返回地面后温室加代后田间种植 (随机排列) 。以龙麦26为诱变材料后代进行田间选育, 2006年在第4代 (SP4) 中决选出1份优异品系06k641, 2007年在第5代 (SP5) 中决选出1份优异品系07k469, 2008年在第6代 (SP6) 中决选出1份优异品系08k499, 2009年在第7代 (SP7) 中决选出1份优异品系09k215;以克丰10号为诱变材料后代进行田间选育, 2008年在第6代 (SP6) 中决选出1份优异品系08k539, 2009年在第7代 (SP7) 中决选出2份优异品系09k415和09k425。以未经空间诱变处理的地面材料龙麦26和克丰10号为对照。
1.2 方法
1.2.1 农艺性状测定
决选出的材料于2009年和2010年连续2a种植于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实验田, 随机区组排列种植, 3次重复, 小区面积6m2, 种植密度650万株·hm-2, 常规管理, 成熟后采样考种, 时收计产。
1.2.2 统计方法
利用Excel进行基础数据的输入, 采用DPS3.0分析软件进行相关分析, 采用多重比较最小显著差数法 (LSD法) 进行显著性分析, 图表数据均为2a内3次重复的平均值。
1.2.3 SSR多态性分析
按照CTAB方法提取基因组DNA。对照品种基因组DNA为3个单株DNA的等量混合物。变异株系DNA为株系内3个单株DNA的等量混合物。PCR扩增仪为美国ABI公司生产的9700PCR仪。PCR扩增在25μL反应体系中进行, 10×PCR Buffer 2.5μL, 10 mmol·L-1 dNTP 2.0μL, Taq DNA聚合酶 (5U·μL-1) 0.2μL, 上游引物1.5μL, 下游引物1.5μL, 模板DNA5.0μL, 灭菌双蒸水13.3μL。PCR扩增程序:首先预扩增94℃变性30s, 60 (55) ℃复性45s, 72℃延伸45s进行一个循环, 以后每次降低1℃退火温度进行1个循环, 直到退火温度为55 (50) ℃为止, 进入正式扩增程序94℃变性30s, 51~59℃复性45s, 72℃延伸45s共35个循环, 72℃延伸5min, 扩增产物于4℃保存。扩增产物采用非变性PAGE凝胶电泳技术分离, 快速银染法显色。
2 结果与分析
2.1 诱变材料农艺性状分析
由表1可知, 龙麦26变异株系的株高有显著的变化, 09k215、08k499、07k469与亲本龙麦26株高差异显著, 其中09k215株高最高, 较龙麦26平均增高12cm;4份诱变品系在穗长与小穗数上与龙麦26差异均不显著, 龙麦26变异株系09k215和07k469的千粒重均较对照品种有所增加, 但差异不显著;4个品系容重和产量都较对照品种有所增加, 但差异不显著。09k215增产最多, 比对照增重879.08kg·hm-2。克丰10号变异株系3个品系的千粒重和容重均下降, 但差异不显著;09k425和08k539品系的产量比对照有所增加, 但差异不显著。其中09k425增产最多, 为177.3kg·hm-2。
注:表中数值为2次重复的平均值±标准差;同列不同字母表示材料间差异达0.05显著水平。Note:The values show in the table is twice repeated mean±standard deviation;Different lowercases mean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0.05level.
2.2 诱变材料SSR标记突变分析
通过预备试验并参考前人利用SSR分析小麦品种多样性研究结果, 选用27对SSR引物对7份诱变材料及2份对照材料进行基因组突变分析, 共有20对SSR引物在基因组DNA中共扩增出3种突变类型 (见表2) , 即扩增片段增多、扩增片段减少和扩增片段长度差异。其中17对引物在龙麦26的诱变材料中出现位点上的差异, 9对引物在克丰10号的诱变材料中出现位点差异。7份供试品系个体在27个SSR位点上的第2种突变类型 (扩增片段减少) 居多, 其次为第1种突变类型 (扩增片段增加) 。个别品系同时出现多类型突变, 如08k539在Xgwm190位点, 08k499和06k641在Xgwm285位点, 07k469在Xgwm294位点, 09k215在Xgwm533位点上均出现了扩增片段增多和扩增片段减少2种突变类型;09k215在Xgwm294位点, 06k641在Xgwm294位点上均出现了扩增片段增多和扩增片段长度差异2种突变类型;09k415和09k425在Xgwm533位点, 09k415、09k425和08k539在Cwem40位点上出现了扩增片段减少和扩增片段长度差异2种突变类型。Xgwm67、Xgwm160、Xgwm372、Xwmc116、Xwmc420、Xwmc410和Xgdm72在诱变材料与对照中未出现位点上的差异。
CK为龙麦26;1为09k215;2为08k499;3为07k469;4为06k641CK:Longmai 26;1:09k215;2:08k499;3:07k469;4:06k641
注:不同位点后的小写字母表示其所在染色体组;a为扩增片断增多;b为扩增片段减少;c为扩增片段长度差异;-为无变化。Note:Different lowercase after different sites means their chromosomes;a means amplified fragment increase;b means fragments am-plified reduce;c means amplification fragment length difference;-no change.
3 结论与讨论
随着我国第9颗返回式科学试验卫星的成功发射, 经过多年的地面种植筛选, 我国在培育性状优良的新品种及创造新的种质资源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研究以空间诱变小麦种子后代为研究对象, 按育种目标最终筛选出7份品系, 对其农艺性状进行调查, 发现经空间诱变后的小麦后代株高存在明显的变化, 品种不同突变表现各异, 以龙麦26为亲本的诱变后代, 株高变异呈显著性差异, 以克丰10号为亲本的诱变后代, 虽然在株高、穗长、小穗数、千粒重、容重和产量上表现出差异, 但均为不显著变异。前人研究结果表明, 不同品种对空间环境敏感性不同, 不同的小麦品种的诱变效果不同, 与该研究结果一致[12,13]。
对诱变材料基因组SSR标记分析结果表明, SSR标记检测到的突变频率最高的位点出现在B组染色体上, A组染色体上最少, D组染色体上的介于二者之间。前人利用SSR分析小麦品种多样性时也得到了小麦B组染色体基因组上SSR标记具有更高的多态性, 如郭小丽利用108对SSR引物对36个优质小麦品种和12个来自不同生态区的普通品种进行了遗传分析[14]。研究利用12对SSR引物对实践八号搭载的6份小麦品系240个单株SP2单株进行标记分析时发现, 在A组染色体上获得了较高的SSR标记位点突变频率[4]。由此可见, 空间条件导致的DNA水平的变化是随机发生的。多态性分析的结果经过重复试验, 仍能重现, 表明各突变系性状的变异是由于DNA的变化所引起的。这可以为进一步解析小麦航天诱变的分子机制提供参考。
后代价值观 篇7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本次试验共选择45头体重为(20±0.31)kg的纯种荷包猪及其杂交猪肥育猪进行试验,本次试验动物均由辽宁省畜牧科学研究院提供。
1.2 饲养管理
猪舍采用封闭式,肥育猪在进入猪舍前进行全面刷洗、消毒,试验前对猪进行常规的驱虫防疫。试验猪自由采食,每天饲喂3次,自动饮水器供水,饲养管理方法和环境条件一致。自然光照、通风及消毒程序等饲养管理按猪场常规进行。饲养标准根据荷包猪保育猪的饲养标准:CP 15%,DE 12.18 MJ/kg,Ca 0.65%,P 0.55%。
1.3 试验设计
本次试验采用单因素设计,分为3个处理组,每个处理组3个重复,每个重复5头猪,公母各半。具体试验设计见表1。
1.4 样品采集
饲喂6个月,当肥育猪体重达到80 kg左右时,饲养试验结束。试验猪禁食24 h后赶入屠宰场休息2~3 h,避免应激,然后称重,按照规范程序进行屠宰。将所有的试验猪进行屠宰(为了测定准确,每头猪屠宰期间有一定的时间间隔,确保有足够的时间进行测量和采样)。取所需部位的肉样,放入自封袋中进行标号,及时放入4℃冰箱保存[2,3,4]。
2 结果与分析
2.1 生产指标的测定结果
见表2。
注:同行肩标注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标有相同字母表示差异不显著(P>0.05),下表同。
由表2可知,三个试验组的平均日增重、平均日采食量及料重比均达到了显著的水平(P<0.05)。荷包猪×杜洛克猪组中平均日增重比纯种荷包猪每天多133.96 g,荷包猪×辽宁黑猪组每天多65.79 g。荷包猪×杜洛克猪组的料重比最低,比纯种荷包猪组低22.03%,比荷包猪×辽宁黑猪组低19.02%。
2.2 胴体指标测定结果
见表3。
由表3可知,三个试验组中除体长指标没有达到显著水平外(P>0.05),其他胴体指标均达到显著水平(P<0.05)。体长、胴体斜长、胴体直长最长和胴体最重的均为荷包猪×杜洛克猪组,体长、胴体斜长、胴体直长最短和胴体最轻的均为纯种荷包猪组,背膘厚最厚的为荷包猪×辽宁黑猪组,眼肌面积最大的为荷包猪×杜洛克猪组,瘦肉率最高也为荷包猪×杜洛克猪组,分别比纯种荷包猪组和荷包猪×辽宁黑猪组高4.38%和8.29%。
2.3 肉质指标测定结果
见表4。
由表4可知,三个试验组间的肉色和p H(45 min)没有达到显著水平(P>0.05),p H(24 h)、大理石纹和肌内脂肪达到了显著水平(P<0.05)。肌内脂肪含量最高的为纯种荷包猪组,分别比荷包猪×辽宁黑猪组和荷包猪×杜洛克猪组高0.07%和0.36%。三个试验组间的滴水率未达到显著水平(P>0.05),滴水率最小的为纯种荷包猪组。肌肉嫩度达到了显著水平(P<0.05),纯种荷包猪组嫩度值最小。
3 结论
通过对纯种荷包猪及其杂交后代进行肉质的测定结果发现,荷包猪的杂交后代在生产性能上比较有优势,且肉质方面也比较理想,而纯种荷包猪在肉质方面明显好于其杂交后代的。通过本次试验,寻找最佳杂交方式,探索杂交后的生长变化和肉质改变,对荷包猪的开发利用和社会化联合保种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王德文,李东滋.荷包猪种质资源保护与开发[J].现代畜牧兽医,2010,(8):21.
[2]刘显军,陈静,武常胜,等.荷包猪种质特性研究[J].中国畜牧杂志,2010,(3):10-11.
[3]陈润生.优质猪肉的指标及其度量方法[J].养猪业,2003,(3):1-5.
后代价值观 篇8
1 基准情况
1.1 生产情况
2010年~2014年间, 2014年吉安市肉牛出栏达51.19万头, 比2010年增长10.47%, 年均增长率达2.52%;2014年底存栏92.16万头, 其中能繁母牛44.86万头, 比2010年分别增长24.22%、16.10%, 年均增长率分别达5.56%、3.80%;能繁母牛存栏中, 2014年末杂交母牛存栏达11.33万头, 比2010年增长31.74% (见表1) 。
万头, %
1.2 规模养殖
1.2.1 育肥牛规模养殖 (见表2) 。
据吉安市调查统计, 2010年~2014年间, 年出栏50头以上的肉牛规模养殖户由435户增加到874户, 增加100.9%, 其中2014年出栏50~99头的场户发展到761户, 占规模养殖场 (户) 数的87.07%, 比2010年增加103.5%;年出栏100~499头的场 (户) 发展到102户, 占规模养殖场 (户) 数的11.67%, 比2010年增加104%, 年出栏1000头以上养殖场 (户) 由5户减少到2户, 减少60%。
户, 万hm2
全市人工种草面积1.33万hm2左右, 成立了93家肉牛养殖专业合作社, 规模养殖肉牛品种基本都是杂交肉牛, 2014年吉安市年出栏10头以上肉牛规模养殖比重达到了31.55%。
个, 头, %
注:吉安牛*资料来源2001年《江西畜禽品种志》。
1.2.2 母牛规模养殖。
据统计, 吉安市母牛存栏10头以上的养殖场 (户) 为817户, 存栏母牛达15 814头, 占吉安市母牛总数的7.3%, 10头以下母牛散养户占吉安市母牛总数的92.7%。其中母牛存栏10~19头的养殖场 (户) 达554户, 占10头以上母牛养殖场 (户) 总数的67.8%, 存栏母牛达7 013头, 户均存栏13头;母牛存栏20~49头的养殖场 (户) 达231户, 占10头以上母牛养殖场 (户) 总数的28.3%, 存栏母牛达6 385头, 户均存栏28头;母牛存栏50头以上的养殖场 (户) 达32户, 存栏母牛达2515头, 户均存栏79头 (见表3) 。
1.3 繁殖情况
通过对吉安、泰和等6个吉安牛生产重点县256头母牛 (其中吉安牛121头、西 (夏等) ×吉杂种牛135头) 的繁殖性能进行随机跟踪调查 (见表4) , 吉安牛初情期平均为13月龄, 较西 (夏等) ×吉杂种牛平均提前3.5个月, 与较赖以斌等[1]资料比较推迟1个月;吉安牛及其杂种牛母牛发情间隔平均为12月龄;发情周期平均为20 d, 平均怀孕期为281.7~283.9 d, 与赖以斌等[1]资料统计基本一致。
1.4 养殖模式与效益
1.4.1 养殖模式
从调查情况来看, 当前养牛主要分架子牛集中育肥和母牛养殖2种生产方式, 其中母牛生产包括自繁自育和犊牛断奶销售2种方式。按牛的饲养方式又可分为放牧型、圈养型及半放养半圈养型3种。
1.4.2 效益分析
1.4.2. 1 架子牛育肥模式。
2014年对9个肉牛育肥场 (户) 进行了调查统计 (见表5) 。9个肉牛育肥场 (户) 单批出栏杂交肉牛小计611头, 头均种草面积为186.76 m2, 饲养期为312 d, 进栏体重为175.6 kg, 出栏体重为490.6 kg, 平均日增重为1.02 kg, 头均占用成本11 557.3元 (其中购牛费占55.7%, 饲料费占32.1%, 工资占8.0%, 其他占4.2%) , 头均获利达1 861元, 其中育肥牛出栏规模在50头以下, 头均获利1 179.23元, 出栏规模在51~100头, 头均获利1 594元, 出栏规模在100头以上的, 头均获利2 122.63元。
1.4.2. 2 母牛规模养殖模式。
2014年对12个自繁自养型养牛场 (户) 的单批存栏杂交母牛或吉安母牛284头进行了调查统计 (见表6) 。在一个饲养周期内, 平均每头母牛利润达2495.9元, 其中不同规模、不同年繁殖率及不同销售方式, 其获利差别较大。
(1) 养殖规模。按照养殖规模5~15头、16~30头和31头以上不同存栏母牛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表明:母牛存栏16~30头的母牛养殖场 (户) 增收效果较好, 此种规模养殖户头均种草500.25 m2, 在中等饲养水平下, 一个饲养周期内, 1头牛饲养成本约为4 073元, 其中饲料成本占57.5%, 头均获利3 553.5元, 较此次调查的母牛养殖的平均利润增加1057.6元。
(2) 年繁殖率。根据调查母牛年繁殖率分为70%以下及以上2种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表明:年繁殖率70%以上的母牛养殖场 (户) , 一个饲养周期内, 母牛平均利润达3 580.2元, 较年繁殖率70%以下的母牛养殖利润增加3 849.2元。
(3) 养殖方式。根据犊牛不同养殖方式分为断奶部分育肥和断奶销售2种养殖方式, 其中断奶部分育肥包括杂交犊牛或育肥潜力较大的断奶牛, 断奶销售指犊牛达5~6月龄时即可断奶作为架子牛进入市场销售。结果表明:犊牛断奶部分育肥出栏母牛头均约获利 (3 348元) 较犊牛断奶后直接销售 (689元) 增加约2 659元。
2 分析
2.1 规模养殖情况
2010年~2014年, 吉安市肉牛生产呈现稳步增长趋势, 其中杂交存栏保护年均增长率达7.14%, 为优质乳肉兼用牛养殖提供了稳定牛源。从规模养殖情况来看, 1 000头以上肉牛规模养殖存在着一定数量下降, 这可能与养牛占用资金量较大、比较效益不明显、优质牛源紧张有关;母牛养殖当前仍以散养为主要养殖方式。
2.2 养殖综合效益分析
2.2.1 肉牛集中育肥随着养殖规模的增加, 呈现养殖效益也逐渐提高的趋势, 每批超过100头的集中育肥场比100头以下的头均利润平均增长33%以上。分析其原因, 可能是养殖规模的扩大, 养殖场 (户) 的养牛技术水平、栏舍使用效率、牧草种植及利用率、粪污利用及养殖设施化程度等方面提高, 降低了养殖、销售成本和疫病发生风险, 增加了养殖综合效益。
2.2.2 本次调查表明, 母牛养殖规模以15~30头的规模养殖效益为最佳。
其原因可能与养殖场 (户) 充分利用其承包地生产的廉价稻草等农副产品 (平均每户承包地2 000 m2以上) 和自身的剩余劳力 (两夫妻除农忙时节外均参与母牛的日常饲养管理) 、有效减少优质牧草种植及雇佣人员的工资等成本和充分发挥劳动效率等有关。
2.2.3 母牛繁殖率对母牛养殖效益影响较大。
年繁殖率在70%以下的母牛规模养殖头均亏损269元, 而年繁殖在70%以上的的母牛养殖场, 每头母牛盈利达3 580元。
2.2.4 断奶犊牛选择育肥或部分育肥的养殖效益 (3 348元) , 较断奶犊牛直接销售收益 (689元) 更佳, 但其占用的资金量更大。
3 小结与建议
3.1 保种与开发利用并重
吉安是江西省肉牛生产重点区域, 在全省肉牛产业中占有重要的位置。2014年吉安市牛饲养量达143.4万头, 其中出栏51.2万头, 分别占全省的29.7%、34.2%;能繁母牛存栏量达44.86万头, 占全省的28.5% (其中杂交母牛11.3万头) , 其规模化、集约化养殖及综合开发利用水平已走在全省的前列, 养牛业已成为当地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但是吉安牛到目前还未建立一个专业的品种保护与利用规划, 为此, 建议当地政府进一步加大资金投入, 在进行肉牛综合开发利用同时, 加快吉安牛保护区和保种场建设, 实现保护与开发利用并重, 促进吉安牛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3.2 完善肉牛发展规划
架子牛集中育肥作为肉牛规模养殖的一种重要形式, 由于规模养殖场的增长, 本地牛源不足 (外省购比加大) 、牛价格及养殖成本高、养殖周期长、投资风险加大等问题突出, 建议在制订完善肉牛发展规划的同时, 进一步加大牛品种改良力度, 最大限度的保障优质牛源的供应, 提高标准化、产业化水平, 减少养殖风险。
3.3 发展适度规模养殖
充分考虑劳动力和饲料资源成本, 发展适度规模养殖, 提升养牛科学技术水平, 建议母牛养殖以15~30头适度规模养殖为主, 并加强技术培训, 提升饲养管理水平, 提高母牛繁殖率和养殖效益。
参考文献
[1]赖以斌, 等.江西畜禽品种志.江西: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1.
大师的后代 篇9
仅仅经过几年的发展,1955年,至今仍广受欢迎的商品“slik·master”(大师系列)登场了。以专业用户为指向的“master”是采纳各种各样新闻社的摄影师的意见而研发的三脚架,既方便随身携带而且又十分牢固,哪怕是专业的长焦镜头也可放心支持。自一问世就迅速风靡全世界,成为许许多多新闻、体育摄影师的最爱,一时间竖力在专业圈子里声名远扬。
1960年代,“master”继续推陈出新。第二代的尺寸变大了,也加大了云台的改良,随之通过搜集新闻社摄影师的意见,加上白石先生的想法,并邀请白石先生一直信赖的日本产业设计师由良玲吉共同完成的“单柄自由云台”诞生了。这一设计通过一杆手柄的转动就可以完成上下、左右固定、放松,并且可以根据快速装卸板的方位调整,适应各种机位的拍摄。正是因为单柄自由云台的商品化,Slik作为“专业三脚架名牌”在日本乃至在世界都成为了当时少数的著名品牌。
后代价值观 篇10
关键词:沙棘,杂交后代,主要性状,遗传变异
沙棘属胡颓子科(Elaegnaceae)沙棘属(Hippophae)植物,为落叶灌木、小乔木或乔木。沙棘生态适应性很强,具有防风固沙作用,是优良的生态树种;同时,沙棘果实、根、茎和叶中含有多种生化成分,是加工食品和医药保健品的优良原料。在沙棘应用方面,近些年来国内学者大多从沙棘生态功能、化学成分、加工特性等方面进行研究;就沙棘育种而言,仅对沙棘资源选优、实生选种和引种开展了一些工作,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有关沙棘杂交育种以及遗传变异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我们从事多年沙棘育种工作,并选育出了多个沙棘品种及优良单株,本文就大果沙棘杂交组合后代主要遗传变异性状倾向进行初步探讨,以期为沙棘良种选育提供理论依据。
1 试验区自然概况
本试验在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绥棱浆果研究所进行。该所位于北纬47°14′,东经127°06′,海拔202.7m,属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1.4℃,1月份平均气温-22.6℃,7月平均气温21.8℃。极端最低温度-42.4℃,极端最高温度37.3℃,年日照时数2821.9h,有效积温2400℃~2600℃,年降水量551.5mm,无霜期118.2d,年蒸发量1242.5mm,冬季积温0~11cm,土壤为淋溶黑钙土,较粘重,pH值6.8~7.3,有机质含量4.04%~4.61%。
2 材料与方法
2.1 试验材料
选择大果沙棘的8个杂交组合,每个组合随机选取30株,并挂牌标记。在沙棘生长期内,对毎株的果重、果实密度、果柄长、棘刺、株高等主要性状进行跟踪观测调查,然后做分析评价。并在8月中旬果实成熟时,采摘雌株的果实迅速带回实验室,冰箱冷冻保存,做沙棘果实生化成分遗传变异倾向的研究。[1]所选试验材料见表1。
2.2 试验方法
2.2.1 测量方法
果实重量:随机取100粒鲜果,称其重量,单位:g;
果柄长度:随机取100粒鲜果,测其果柄长度,单位:cm;
果实密度:每个组合随机选取10个结果枝,测量结果枝中部10cm间的果粒数,取其平均值,单位:个/10cm;
棘刺密度:每个组合选择有代表性的1年生枝条10个,测量枝条中部10cm间棘刺数,取其平均值,单位:个/10cm。
株高:对所选试材进行实地实测,单位:cm;
2.2.2 数据统计方法
变异系数的计算:CVundefined——标准差)
3 结果与分析
3.1 沙棘果实重量的遗传变异
8个杂交组合后代果实重量的遗传变异情况见表2。从表中可以看出,楚伊×蒙优(从蒙古沙棘实生选育而来)系列杂交组合后代果实重量均明显低于亲本,而HS-21×蒙优1、绥1×蒙优7、HS-22×阿列伊和HS-20×阿列伊4个杂交组合后代果实重量接近亲本,从HS-21×蒙优1杂交后代的变异范围看,果实重量还有超亲的单株,但总体来看,果实重量的遗传变异呈低亲的倾向。说明沙棘杂交后代果实重量的遗传变异倾向与大多果树、农作物相似,超亲几率很低。
3.2 沙棘果柄长度的遗传变异
8个杂交组合后代果柄长度遗传变异情况见表3。从杂交后代果柄长度的均值来看,除楚伊×蒙优3、HS-22×阿列伊2个组合外,其它组合后代的果柄长度均低于亲本;从杂交后代果柄长度的变异范围来看,除绥1×蒙优7、HS-20×阿列伊2个组合外,其它6个杂交组合后代果柄长度均有超亲的单株,这利于长果柄这一性状优良单株的选择。仅从本研究来看,有75%杂交组合后代果柄长度遗传变异呈低亲倾向,25%杂交组合后代果柄长度遗传变异呈高亲倾向。
续表
3.3 沙棘果实密度的遗传变异
8个杂交组合后代果实密度遗传变异情况见表4。从表中看出,所有杂交组合后代果实密度均值低于亲本,遗传变异呈低亲倾向;但从楚伊×蒙优1、楚伊×蒙优2、楚伊×蒙优3、绥1×蒙优7、HS-20×阿列伊5个杂交组合后代果实密度变异范围看,又都有超亲的个体出现,这对选择丰产性较好的个体是有利的,占杂交组合总数的62.0%。
3.4 沙棘棘刺密度的遗传变异
8个杂交组合后代棘刺密度遗传变异情况见表5。从表中可以看出,除了楚伊×蒙优1、楚伊×蒙优2、绥1×蒙优7杂交组合外,其它5个杂交组合后代的棘刺密度均低于亲本,遗传变异呈低亲倾向,占杂交组合数的62.0%;从杂交后代变异范围看,8个杂交组合后代棘刺密度变异范围较大,均有部分超亲的个体;从变异系数来看,棘刺密度的变异系数较大,变异范围广,选择余地大,有利于少刺个体的选择。
3.5 沙棘株高的遗传变异
8个杂交组合后代棘刺密度遗传变异情况见表6。表中显示,除了楚伊×蒙优3、HS-21×蒙优1杂交组合外,其它6个杂交组合后代的株高均值均高于亲本,总体呈现出其遗传变异的高亲倾向,占杂交组合总数的75%。从杂交后代的变异范围看,占杂交组合总数88%的组合,其后代都有超亲的个体。
4 小结
从8个大果沙棘杂交组合后代遗传变异情况来看,杂交后代果实密度、棘刺密度、果实重量、果柄长度遗传变异呈低亲倾向,株高遗传变异呈高亲倾向,但果柄长度、棘刺密度都有部分超亲的组合,分别占组合的25%和38%;从变异范围看,果柄长度、果实密度、棘刺密度又有不同比例的高亲个体,株高也有部分低亲的个体,为综合性状优良的单株选择提供了机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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