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价值观

伦理价值观（共12篇）

伦理价值观 篇1

随着社会飞速发展,我国国民素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的传统伦理价值观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同时,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社会上充斥着伦理失范现象,风气沦丧的状况,严重影响了社会的正常有序的发展以及人民群众思想文化生活,对当代中国人伦理价值观的研究极为必要。近日,在我院音乐厅举办了一台由本人的学生担纲演出的“中国民族歌剧经典唱段音乐会”。音乐会分别上演了《伤逝》、《野火春风斗古城》、《原野》、《白毛女》、《江姐》等著名歌剧中的经典唱段共15首。通过学生们的演唱,可以看出其扎实的基本功和深厚的驾驭作品的舞台艺术实践能力,这既展示了教师的教学成果,也为音乐表演专业试点改革项目的开展推波助澜,更为音乐中蕴含的伦理价值高度体现添砖加瓦。下面本人将从音乐伦理的角度对本次音乐会进行评析和总结。

一、培养民族原创歌剧传承者,弘扬抗战音乐伦理精神

民族歌剧得以传承和繁荣,离不开下一代。在我校开始成为湖南省曲艺家协会“大学生曲艺人才培养基地”之际,举办中国民族歌剧经典唱段音乐会无疑是应景应时的。此外,创排新剧目,从舞台历练、形象气质、性格特点以及伦理思想等方面实施青年演员定向培养,这个过程中对于学生认识、理解和弘扬中国民族歌剧经典唱段中所涵盖的百折不挠、不畏艰险、艰苦风斗、自力更生、尊老爱幼、热爱和平、坚持正义的伟大伦理精神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学生们在念、唱、演中不仅是追求“艺精”,更难得的是“崇德”。

比如音乐会上的作品《红梅赞》选自歌剧《江姐》,表现的是: 1948年春,全国解放前夕,中共地下党员江雪琴江姐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种种酷刑,江姐正气凛然,义正严词地痛诉敌人。最后慷慨就义。学生在表演这个作品时把江姐沉着坚定、勇敢机智的品质展现得淋漓尽致。又如《白毛女》,是1940年代抗日战争末期在中国共产党的解放区创作的一部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文艺作品,其中的经典唱段《北风吹》、《扎红头绳》、《贴门神》等,紧扣“旧社会把人变成鬼”的惨况下,八路军来后“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主题。学生在表演这个作品时通过肢体语言形象体现劳动人民的反抗意识, 以鼓舞人民的斗志,去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这就体现了音乐的伦理价值和中国民族歌剧经典唱段之伦理价值的时代传承。

二、分享音乐伦理价值的永恒哲理,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民族歌剧的传承和繁荣离不开新生代观众,歌剧和高雅艺术的观众群需要长期监理。本次中国民族歌剧经典唱段音乐会以歌剧演唱作为主要演出形式,包括:演唱、台词、形体等等表演形式。 以民国到抗战时期的歌剧题材作为主要的演出曲目,音乐会集白毛女、杨白劳、江姐、韩英、杨晓冬、金环、金子、虎子、涓生、 子君等著名的人物,有体现青年男女的爱情、有体现父女和母子深情、有歌颂革命烈士的铮铮傲骨忠诚。

节目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满足了师生观众对民族经典歌剧的文化需求,对歌剧的传统性、艺术性、审美性、时代性的欣赏认知。音乐会上演的歌剧《洪湖赤卫队》、《江姐》、《原野》、《伤逝》、 《阿诗玛》等经典唱段全程回归历史,情景再现,突出了爱国的主旋律。这从学院而言,分享了音乐伦理价值的永恒哲理;就个人而言,践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音乐会所立基的民族历史,所坚持的专业操守,内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 和谐”的要求;音乐会所追求的文化繁荣,所致力的艺术进步,内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取向;音乐会所呈现的民族元素,所流露的民族信仰,内含“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准则。

三、以经典切入探求伦理深入人心,追求“乐以教和”的声乐效果

音乐会需要从歌剧所属时期的伦理背景,伦理精神,伦理价值的传承几个方面考虑,如此表现出来的人物和情节才能拒绝形式,深化主题。本次音乐会在舞台的演绎充分考虑到观众熟识度的问题,以经典切入探求伦理深入人心,追求“乐以教和”的声乐效果,让学生学会做人与做事,学会心怀感恩,在责任和奉献中最求真理。

学生通过完成《洪湖水、浪打浪》、《青松林内红旗扬》、《绣红旗》唱段,领悟革命浪漫主义情怀和乐观主义精神;通过演绎 《啊,我的虎子哥》、《我是你,你是我》、《北风吹》、《扎红头绳》 等唱段领悟了人间大爱;通过演唱《一抹夕阳》、《紫藤花》、《马铃儿响来玉鸟儿唱》等唱段感受传奇色彩的魅力;通过表演《永远的花样年华》、《不能尽孝愧对娘》、《娘在那片云彩里》等唱段体会对侵略者的仇恨,对党的光辉和母亲的深沉的爱恋。从整体来看,整台晚会的伦理传播性已经成为最大的特色和最让人值得深思之处。

四、结语

我国的高校正处于中西文化交融的潮流之中,学生之间的传统伦理价值观也逐渐的弱化,中西方文化的碰撞导致学生们受西方文化影响已经大过我国传统文化,这是一个不良的信号。而处于中西方文化最前沿的音乐生,也就更加深的陷入这个漩涡了。借着教学改革的浪潮,试图通过对中国民族歌剧的排演,逐步在学生中引入中国传统伦理价值观念,让学生更好、更加真切的深入我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得到专业和心灵的双提升。从而更好的传承和发扬我国传统伦理道德价值观。

摘要：伦理价值观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集中体现,是一个人德行的具体表现。在声乐教学中,通过对中国民族歌剧的排演,融入中华民族传统伦理价值观,让大学生能更好的接受华夏传统伦理道德的洗礼,得到专业的提升和精神的升华。

关键词：教学改革,伦理价值,民族歌剧

伦理价值观 篇2

本文原载《南方都市报》2010年6月20日AⅢ20版

●嘉宾简介

徐贲，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著有《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2008）、《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2009）。

徐教授是成年后去的美国，在思想界颇有影响。——巫小黎温馨提示 具有中国特色的“修辞学”要人说话先学会察言观色、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说与大家一样的话，要“合时宜”，该说的就说，不该说的就不说。至于说话内容的真假、对听者有没有帮助，那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使你备受别人喜欢”。这恐怕正是当今中国公共话语的现状。

什么样的公共话语才符合道德的目的性，而不是仅仅被用做达到某种其他目的的手段？事实上，公共话语并不总是符合道德伦理的，因为公共话语常常被用做一种手段，甚至是不正当的手段。这样的话语不能说没有它自己的价值观，例如，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有效性高于一切、贯彻某人的最高指示、维护某种根本利益或制度等等，都可以说是“价值观”。但是，这样的价值观与我在这里要讨论的合乎道德自身目的性的公共话语伦理是相违背的。

修辞伦理

从古代开始，对修辞的研究，就一直包含着伦理的层面。所谓修辞，也就是使用语言，有效说服他人的技巧、技艺或艺术。修辞这种公共话语的伦理价值包括“好”的动机、对他人的“善意”、话语内容的“真实”。离开或背弃了这样的伦理价值、言论技巧就会成为一种“不正当”的修辞，一种为达目的可以无所不用的手段，一种不正当的诡辩或巧言。

说话技巧不可能与说话者的心态和目的分开，而说话者是否能以无私的心态和以利他的目的说话，却是一件很难证实、很难确定的事情。所以，人们对修辞总是既感到需要，又有所提防。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也就是文饰多于质朴，就会流于虚浮，懂得说些漂亮的门面话，甚至引经据典装饰，因而缺乏真诚的心意。孔子还说，“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说话不能不借助修辞，但是，过于借助修辞却会令人生疑，怀疑说话者是否由于说话不能动人以诚，才特别需要依靠技巧；是否因为说话的其他因素（动机、用意、目的）有所欠缺，才特别需要用修辞来掩饰。久而久之，修辞便有了巧言令色、诡辩、强词夺理等负面含义，注重技巧，尤其是过分注重技巧的修辞，便成为一种有道德瑕疵的语言行为。

人们对修辞的戒备不是没有道理的。修辞造成情绪的激动，诉诸情感多于理智。听话的人因被打动而被说服，这种赞同往往与接受真实信息，并认真思考有所不同。这也是柏拉图讨厌修辞的原因。言语可以形成公共看法或公共舆论，柏拉图既不喜欢“看法”，也不喜欢“公共”。柏拉图认为，公众应当由具有智慧和知识的哲学家国王统治，那些冒充“智者”的诡辩家或蛊惑者很容易用语言操纵公众，让他们失去理智，牵住他们的鼻子使他们盲目服从。

在柏拉图的《斐德罗篇》中，苏格拉底认为，说话要说得好，必须是说话人心中对他所说的题目的真理已经有了认识。苏格拉底指出：修辞学是这样一种技艺，无论在法庭、公共集会上或是私人谈话中，用言辞来影响人心。无论讨论的问题是大是小，只有正确地运用它才能受到尊敬。可是有些人却不是这样，他们运用修辞术可以将同一件事情对一些人说成是，对另一些人说成非。这似乎正是裴德罗的想法。裴德罗便不同意苏格拉底的意见，他说演说的人并不需要知道真正的正义，只要能说得让作判断的群众认为是正义就行；他也不需要知道真正的善和美，只要群众认为是善和美就行，只要让群众认为是正义、善和美，便可以说服群众了。公共说理的听众参与

而亚里斯多德把研究修辞的重心放在“听众”上，逻辑是说理的重要部分。但是只有当听众能够参与到互动的说理过程中去的时候，逻辑才能真正得以确立。独裁者除了作用暴力威胁之外，也会“说理”，不过是用他自己的那一套逻辑说理，而且还排斥被统治者参与的说理。当统治者怎么说怎么都有理的时候，公共说理事实上是不存在的。

公共说理必须要有听众参与。根本理由是，话语实践中运用的是“省略三段论证”，也就是一种某个部分有缺损的“省略三段论证法”（又叫修辞三段论证法）。从完整的三段论证法可以得出确实无疑的结论，但“省略三段论证”就需要说服者和说服对象一起合作，通过辩论对话过程获得双方都能接受的结论，它要求听话的人来填补论述过程中缺损的证实环节，因此也激励听话者的参与。

例如，有说话者说：“白人参加黑人民权运动，会削弱它的力量，就像牛奶加进咖啡，会减弱咖啡的浓度。”听话者就可以提出反驳：人不是咖啡，不能用咖啡类比，从逻辑上说，一切类比只有解释作用，没有直接的逻辑论证作用。亚里斯多德认为，“省略三段论证”的“说理评估”是用真实和正义防范虚假和不义的不二手段。尽管绝大多数听众不可能对普遍真理和真实做出仔细、详实的推理，但他们可以通过参与论证（“说理评估”）作出正确判断。例如，独裁者说，“因为他是领袖，所以他代表人民，”对这句话的“说理评估”则会发现这句话中有一个不可靠前题，那就是，什么是“代表”？统治者就一定代表被统治者吗？在独裁者所使用的“省略三段论证”中，有一个有缺损的三段论证法环节，那就是，凡是统治者一定代表被统治者，有了这个前提，才能说，他是统治者，所以他代表人民。

亚里斯多德修辞学的一大特点是把逻辑论证与城邦体制、伦理和公民道德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是一种具有政治意识的修辞研究。在中国，他的《范畴篇》、《论题篇》、《辩谬篇》、《修辞学》、《解释篇》、《前、后分析篇》的政治学运用还是一片空白。西方的功利话语理论

当历史行进到马基亚维里的时代时，他告诉统治者，“人人都能看到你表面上是怎样一个人，但很少有人能知道你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所以，作为君王，你并不需要真的具有我说过的优秀品质，但必须看上去具有这些优秀品质。你必须看上去很有同情心，言出必行、仁善、坦然、虔敬„„但是，你必须具有善变的本性，在需要拥有与上述相反的品质时，知道如何一下子变成另外一个样子。”

看上去有好品质，与真的有好品质，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情。看上去有好品质，可以用做一种取信于民的宣传手段。时而视察下情，跟老百姓握握手，抱一抱小孩子，看上去平和、说理、彬彬有礼，但在需要时却可以毫不犹豫地运用暴力、压制、恐怖手段镇压老百姓，这就是马基亚维里式的专制统治者。

然而，马基亚维里的非道德修辞说在西方一直没有成为主流。同样是在16世纪，其他的修辞论者，如菲利普·梅兰希通（德国宗教改革家，人道教育家。作为马丁·路德的亲密同工，梅兰希通对宗教改革有着重大的影响）对修辞伦理的论述与柏拉图、西塞罗是一致的。今天，在西方有照着马基亚维里所说的在做的，但却没有胆敢照着他那样说的。“真实”的存在，本身就是对“虚伪”的谴责。在古代，有很多为专制辩护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但今天，这样的辩护反倒看上去绝迹了。不是真的从此不再有专制，而是专制开始以“民主”的理由为它自己辩护。

就专制的存在而言，看来几千年没有什么变化，但其实还是有变化的，甚至可以说是有了实质的变化，那就是“说理”的政治。直接为专制辩护的“道理”越来越难以用来说服人了。专制者不能以“专制者”的面目来为专制辩护，而必须改换“民主爱好者”的面目，是因为“专制者”已经不再有政治信用，也不再有道德信誉，不再被人信任。像马基亚维里所建议的那样，他换上了另一副面孔，但是，那只是“看上去是那样”而已，作为专制者，他是知道如何在需要的时候反其道而行事的。中国公共话语的现状

在中国，修辞理论是功利性的，不是伦理性的，这是历史上官方语言多有欺骗性的文化根源之一。古代中国没有可以与古希腊相比的修辞学。在此有人会反驳说，我国古代有鬼谷子的“纵横术”。确实如此。但是“纵横术”跟“R hetoric（修辞）”之间的差异很大，共同点很少。

首先，我们的先哲注重实用术数，西人先哲则注重理论建树。其次，西方雄辩学的政治背景是城邦议会制，政客面对选民摇唇鼓舌，以图获得选票。我国的辩士面对的是喜怒无常、言出法随的帝王将相。韩非在《说难》篇起始就一口气讲了可能导致辩士身败名裂的“七危”。如“夫事以密成，语以泄败。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语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话语的错误不是伦理或道德的，而是功利和手段的，如说了不该说的话，言语间走漏了风声，泄露了机密等等。在中国，无论是鬼谷子的纵横术，还是韩非的说难论，都不是显学，更谈不上正统。

不久前，我看到一本在国内出版的《最实用说话技巧全集：能说会道》，是一本典型的以实用、功利，而不是伦理原则来写的“修辞”书。它的前言开宗明义：“在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不可避免地需要通过语言进行交流。因此学会说话，掌握一定的说话技巧，就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门学问，话说得好可以成全美事，说得不好就会惹出是非。同样意思的话，说的方式不同，结果很可能截然相反，使用正确的说话方法往往可以事半功倍。”

其中有一章，题为“要有点变色龙的本领”，是这么说的：“一个人要善于说话才会受欢迎，要能够根据不同的情况、不同的地点、不同的人物来和人沟通，通俗一点，就是要有变色龙的本领，要能够根据不同的情况来说不同的话„„具有变色龙的本领对于一个人的交往是多么的重要。所以，我们在生活中要注意变色，成为一个受人喜欢的人。”

那么，“变色龙”应该怎么做呢？作者有两条建议：“第一，注意观察他人：说话一定要看对象，要根据说话对象的不同情况来确定自己说话的方向。第二，注意观察周围的情况：说话还要看周边的情况，说话要能够恰当地和当时的情景融合到一起，避免说出不合时宜的话来。”结论是：“每一个人同样都有自己的爱好，自己的风格，如果我们在说话的时候能够抓住对方的喜好，说别人愿意听、喜好听的话，就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使你备受别人喜欢。”

这可以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修辞学”：它要人说话先学会察言观色、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说与大家一样的话，要“合时宜”，该说的就说，不该说的就不说。至于说话内容的真假、对听者有没有帮助，那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使你备受别人喜欢”。这恐怕正是当今中国公共话语的现状。

伦理价值观 篇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确立与我国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是分不开的，中国传统文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以及实践方法等提供了思想来源。其中，以孔孟思想为根本的儒家传统文化中的道德思想虽然着重强调人的修养与发展，但是现代国家治理与发展正是离不开个人道德修养的提升与发展。通过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来构建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使其更快、更好地获得民众在价值情感方面的理解和支持。

个体意识的觉醒奠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基础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有对道德主体的价值观念作出明确的要求，尤其是我国儒家文化伦理观强调的要通过对道德主体内在人格修养的挖掘来进一步促进其能够更好地实现对普世价值观念的价值认同，并在此过程中形成正确的价值认知和价值情感。 例如孔子《论语》中提出的“为仁由己”强调的就是必须通过内在“由己”部分的完善来达到最终的“为仁”的目的。荀子所谈到的“著乎心”也是指要从自我内在价值的完善方面来提升自己的能力。可以看到我国古代儒家伦理思想非常强调“为己之学”的价值观，认为伦理道德价值的根本在于个体自身修养的完善，也至于个体能够建立起君子人格，才能透过由内而外的价值理念的形成和发展推动自我以及社会的发展。而个体自我的完善也是推动我国传统伦理思想发展的源泉。而这种个体发展观并不是片面强调对个人私利的追逐，而是道德主体自主自觉意识的发展，即人格的完善。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积极提高道德主题的自主自觉意识是非常重要的，它是整个社会核心价值观得以内化和被接受的基础。从发展论的立场来说，推动个体自主意识的觉醒、推动个体生命的发展也正是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追求的。

道德自律的伦理方法奠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渠道基础

我国传统文化非常强调通过内省、克己等方法来加强个体修养能力的提升。孔子曾说“见贤思齐焉”。孟子说过“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理学家程颐的修养方法为“诚敬”、“致和”、“集义”。钱德洪《王文成公〈大学问〉跋》：“吾党各以己见立说，学者稍见本体，即好为径超顿悟之说，无复有省身克己之功。”词句之意为：要时时检查自身的过失，克制自己内省所产生的非分之想的念头。由此可见我国传统道德伦理规范十分强调道德修养方法的运用。我国古代也树立了不少道德模范，如“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等，通过确立道德榜样来实现对受教育者的一种道德教育的感召，使其能够学习正确的伦理价值观念。这一点与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推崇的将道德伦理内容从抽象的说教转化为具象化的形象表达有异曲同工之妙，也可以说二者是一脉相传，其目的都是让受教育者能够从中获取正确的道德认知并促进自身以及社会的发展。因此，在当代，我国也会开展各式各样的道德楷模学习榜样会，例如“全国道德模范评选”、“好人好事巡展”等。组织这些具体的道德展示活动就是为了能够透过活动所传达的积极、向上的伦理价值来引导良好的社会风气。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也是通过道德方法的运用来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奠定方法论基础。

道德伦理价值观与社会实践的结合有助于完善道德伦理价值结构体系

我国传统儒家伦理思想十分强调道德认知这一环，并将它作为德育教育开展的重要行为基础。而对道德认知的要求也要求“因地制宜”、“因材施教”，即根据道德教育场景和情况的不同而采取有差异化的道德教育方式。但是，道德认知仅仅是道德教育的第一步，还需要在此基础上来加强道德主体自身的道德情感的完善。所谓道德情感是对基本的道德伦理的认知进行更进一步的感性的情感升华。从道德认知、道德情感再进一步发展到道德志向。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最初的“修身”到最后的“治国、平天下”，这是个体道德价值观的发展。可以说，我国传统伦理思想强调知情意行的统一是非常重要的。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正是需要通过知、情、意、行这几个步骤的完美结合最终实现道德价值观。也就是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应该按照知情意行这个逻辑结果来建构完善的道德伦理价值实施体系。具体来说，应该加强道德教育与美学教育等多方面社会教育内容的结合，让道德教育能够真正融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即透过实践教育与道德伦理教育的结合来更加强化大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刻认识。而这种将道德伦理教育与现实生活结合起来的方式也是充分展现我国传统伦理观所强调的道德与实践是密不可分的关系。此外，强调道德伦理与社会实践的结合，也是为了让道德伦理思想能够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能够发挥其内化的道德伦理价值。这也是我国传统伦理思想所追求的将道德伦理价值真正作用于道德主体的发展上来。

敬业的伦理价值 篇4

一、敬业精神的本质

1、敬业是一种精神信仰

敬业精神就是在人的行为实践中要求自觉地意识到自己从事的职业对社会、对他人应履行的义务, 具有较高的责任感。中华民族历来有“敬业乐群”、“忠于职守”的传统, 敬业是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早在春秋时期, 孔子就主张人在一生中始终要勤奋、刻苦, 为事业尽心尽力。他说过“执事敬”、“事思敬”、“修己以敬”等话。宋朝朱熹说, “敬业”就是“专心致志以事其业”, 即用一种恭敬严肃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工作, 认真负责, 一心一意, 任劳任怨, 精益求精。敬业精神是个体以明确的目标选择、朴素的价值观、忘我投入的志趣、认真负责的态度, 从事自己的主导活动时表现出的个人品质。敬业精神是做好本职工作的重要前提和可靠保障。

2、敬业是自我实现的过程

敬业精神的核心是围绕着人来进行的, 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是处于这个世界最深层的、最能体现人的生存价值和意义的方面。敬业意味着一个人的人品, 意味着一个人的未来和发展, 意味着别人可以信任你。所以, 有了专业、有了基本技能, 再加上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 你很快就会成为工作中、社会生活中一个不可缺少的人, 一个可以在任何环境中实现自己理想抱负的人。

敬业精神是当前社会中容易动摇的精神之一。当人们以收入的多少来评价职业的优劣时, 敬业精神就容易被拜金主义代替。敬业并不是以职业作为谋生的手段, 而是对自己理想的追求, 是追求自我价值的体现。

二、当今中国敬业精神的内涵及社会作用

1、当今中国敬业精神的基本内涵

敬业是一种美德。敬业精神最重要的内涵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对工作职责的重视和对事业的热爱;以及由此产生的为了事业而积极奉献的精神, 对事业的责任心和进取心, 对工作的精益求精和一丝不苟, 对团体组织的尽心尽力和对自己的严格自律。

一个具有敬业精神的人, 应该有巩固的专业思想, 热爱本职工作, 忠于职守, 持之以恒;有强烈的事业心, 尽职尽责,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有勤勉的工作态度, 脚踏实地, 无怨无悔;有旺盛的进取意识, 不断创新, 精益求精;有无私的奉献精神, 公而忘私, 忘我工作。

2、敬业精神是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

敬业精神是国家竞争取胜的重要精神因素, 敬业精神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保证。敬业精神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现象, 是一定社会文化精神在社会职业道德领域里的集中反映, 是与特定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生产关系状况以及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世界各国现代化的成功经验表明, 一种符合时代需要和本国国情的敬业精神, 是促进社会进步的内在动力。

三、敬业精神的培养

1、当代中国敬业精神现状

据一项全球范围内的调查, 中国企业员工的敬业度要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全球平均水平:非常敬业14%;比较敬业62%;不够敬业24%, 中国非常敬业8%;比较敬业67%;不够敬业25%。素以勤劳著称的中国人其实在工作中常有偷懒的表现。

2、敬业精神的培养

敬业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优良品格。自古以来, 许多仁人志士敬业尽责的故事广为流传, “大禹治水, 三过家门而不入”;“王猛为相, 临终不忘国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针对现实中存在的与时代相悖的状况, 我们应注重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具有时代特色的敬业精神。培养敬业精神有时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需要反复排除外界的各种干扰, 树立坚定不移的信心, 持之以恒地为事业而奋斗。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 做人的道德规范会进一步完善, 而每个人都将为此不断努力。

总之, 敬业, 我们需要的是自信、勤俭、主动和爱。

英国19世纪下半叶伟大的道德学家塞缪尔·斯迈尔斯说:“克尽职守乃是我们民族的一种伟大精神财富, 这真是我们民族引以为骄傲的东西。只要这种精神永存, 我们这个民族就不会衰落, 我们的未来就充满着无限的希望。一旦这种精神消失了, 减弱了, 或者被贪图享受、自私自利或虚幻的荣耀之心取代了, 那么灾难就会降临到我们民族的头上, 那我们这个民族离衰败、灭亡的日子也就不远了。”[3]可见敬业是国家走向繁荣富强的强大动力。

摘要：敬业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而在经济全球化、价值多元化的今天, 我们重提敬业精神, 是非常必要的。本文试图从伦理的角度对敬业的价值进行分析, 以期说明, 一种符合时代需要和本国国情的敬业精神, 不仅是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 也是证明自己人生价值、实现自我的必然选择。在市场经济带来的冲击波影响下, 更需要具有时代特色的敬业精神。

关键词：敬业,本质,价值,培养

参考文献

[1]罗国杰:《罗国杰文集》 (上册) [C].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P218[1]罗国杰:《罗国杰文集》 (上册) [C].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P218

儒家伦理的现代价值 篇5

缺乏伦理秩序，经济现代化就缺乏精神动力的支撑和参与，就难以实现社会持久进步的现代化目标。由于中国属于儒家文化圈的主要发源地，同为受儒家文化圈影响的日本和韩国也曾经对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过重要贡献，因而关于儒家伦理与现代化建设之间关系，或者说儒家伦理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价值与意义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并成为国内外学界的研究热点。目前，学术界主要围绕儒家伦理对东亚国家经济现代化的内生价值、目标价值和动力价值等三个方面展开了研究和探讨。本文综观并述评学术界研究成果，以期为进一步阐释和挖掘儒家伦理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价值提供参考与启示。

一、关于儒家伦理对东亚国家经济现代化的内生价值

从根本上说，一个国家的经济现代化就是某种经济秩序形成的过程，这种经济秩序本质上不是基于外部压力的结果，而是内部建立起来的某种均衡。经济制度只能作为经济现代化“他律”的手段，而伦理目标和伦理形态却是经济现代化的“自律”地型塑。因此，伦理秩序对一个国家的经济现代化具有内生价值，它是国家经济现代化的价值诉求，并且规定着国家经济现代化的目标、价值与形态。

从国内外的研究成果看，学界普遍承认儒家伦理对东亚国家经济现代化具有内生价值，儒家伦理的伦理与价值主张与经济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和现实要求高度契合，使东亚诸国走上了一条与西方国家不同的经济现代化道路。概括起来其主要观点有五种：“职业精神说”、“人文精神论”、“情感价值内化论”、“价值观渗透论”、“逆向精神力量论”等。

我国学者龚群主张“职业精神说”。他从儒家伦理中的敬业精神出发，认为儒家的职业精神更注重义与利的统一，与现代社会对人们职业活动的要求能够高度契合，对东亚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更具有现代价值。与传统经商活动相比，明代商人的经商活动已经有了新的变化，这种变化首先就体现在明代商人所持有的“贾道”观上。所谓“贾道”，即商人的经商活动不仅仅是为了纯粹的经济谋利，还为了获取利益之外的精神利益。这种将追求世俗利益的动机与追求价值精神的动机相统一的“贾道”观催生了明代商人职业伦理的诞生。而商人伦理中的诚实不欺和“以义生利”的伦理观念至今仍然是东亚国家儒商们的价值理念。除了商人，教师和医生的职业伦理也影响着东亚国家相关从业人员的职业信念，“从现代职业的观点看，传统社会中的史官、教师、医生以及商人的职业伦理，更有现代意义”②。

章海山坚持“人文精神论”。他将儒家伦理的贡献从儒家文化圈国家扩大至世界诸国，认为儒家伦理中的人文精神正是现代社会急需的伦理与道德品质，对世界各国实现经济现代化具有积极的意义。经济现代化不仅仅表现为一个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方面所取得的物质文明成就，更重要的还在于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归根到底就是人们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获得的一种人文精神。据此，章海山认为儒家伦理在提高现代公民人文精神方面的价值是独一无二的，这恰恰是经济现代化所需要的伦理精神。章海山批评经济现代化过程中人的“物化”现象，赞赏儒家伦理重视“爱人”、“惠人”的思想，认为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儒家伦理的这种以人为本的精神无疑有助于唤醒那些沉溺于物欲之中的人们。此外，儒家伦理强调的整体主义有助于抑制经济现代化带来的个人主义泛滥趋势，对经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尽管它不可避免地带有不少消极因素，然而它的价值取向相对于一味讲个人自由、权利的价值取向更有利于社会生活的协调，更有利于现代经济的发展。”③

徐吉鹏主张“情感价值内化论”。他认为在日本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虽然儒家伦理逐渐失去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但是儒家伦理已经内化到日本人日常的行为规范、道德观念和民族心理之中，并且深刻地影响了日本人的经济活动、情感价值。徐吉鹏举证说，儒家伦理对日本经济生活的这种影响比比皆是，被誉为日本经营方略“三大神器”的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企业内工会就是儒家伦理对日本企业经济活动影响的重要体现，它培养了日本人对企业的忠诚、勤奋、和谐的文化观念④。

美国学者赖肖尔则坚持“价值观渗透论”。他认为东亚国家已经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社会，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也完全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公民，而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孔孟之徒”。但是，无论是中国、韩国还是日本，它们的国民身上仍然渗透着儒家伦理的价值取向和伦理观念，儒家伦理比西方任何宗教和伦理观念的影响都要强大。赖肖尔解释说，传统的日本人以异乎寻常的热情学习和接受西方现代科学和技术，包括与现代社会有关的一切法律制度、社会规范、民主思想、伦理道德的普遍原则，但是在这种对待西方科学技术和文化的狂热现象之下，日本人强烈的孔教特性却仍有其潜在的作用，他们对政府的承诺和说辞深信不疑，信奉人际关系之道，坚持忠诚、勤劳的价值理念，把教育视为经济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伴随着经济现代化的进程，儒家伦理已经植根于东亚国家的土壤中。因此，赖肖尔得出结论说，时至今日几乎没有人认为自己是“孔孟之徒”，但在某种意义上说几乎所有人都是“孔孟之徒”⑤。

然而，也有学者持有不同见解。我国学者黄秉泰坚持“逆向精神力量论”，认为从中国、日本和韩国的经济现代化的历史过程来看，上述国家在经济现代过程之初儒家伦理不仅没有起到促进的作用，反而起到了阻碍作用，这是由于儒家伦理具有一种反现代化的偏见所致。但是，黄秉泰没有因此全盘否定儒家伦理对东亚国家经济现代化的价值。他提出了一个“逆向的精神力量”的概念，认为儒家伦理属于一种逆向的精神力量，只有当经济现代化进程结束之后儒家伦理才能够发挥巩固经济现代化成果的独特作用⑥。

与上述学者不同，德国学者马克思・韦伯则持有全盘否定的观点，认为儒家伦理不仅对东亚国家经济现代化没有价值，反而会影响东亚国家经济现代化进程。在韦伯看来，经济现代化即是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据此，韦伯从中国社会结构的特性出发，认为儒家伦理在促进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方面没有价值，甚至将儒家伦理视为阻碍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因素。反之，认为新教伦理精神在促进资本主义经济方面具有独特的价值⑦。

二、关于儒家伦理对东亚国家经济现代化的`目标价值

任何国家和社会的经济发展都有特定的伦理与价值取向。在此意义上，东亚国家在经济现代化之初就蕴含了特定了的伦理与价值取向，东亚诸国普遍都将富强和文明视为经济现代化的目标价值，而我国也把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目标。关于儒家伦理对东亚国家经济现代化的目标价值，学界主要存有两种基本的观点：以陈嘉明和李伏明为代表的“伦理状态论”和以森岛通夫为代表的“伦理指向论”。

我国学者陈嘉明认为经济现代化并不单纯以经济的增长为目标指向，而是以某种伦理精神为指向。儒家伦理构成了东亚国家经济现代化的目标指向。经济增长只是经济现代化的诸多表现之一，实际上经济现代化是以形成某种现代性为目标，并且以某种现代性观念为指导。简言之，经济现代化的目瞬皇悄承┦字，而是一定的伦理状态。在经济现代化的背后是伦理观念的现代化⑧。

李伏明从儒家伦理对现代社会公共事业的影响证明儒家伦理对经济现代化的目标价值。李伏明认为，与传统社会的发展不同，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主要体现在公共事业的发展，而儒家所强调的个人服从国家、个体服从整体、私利服从公共利益的伦理主张有助于提高现代公民的公共责任意识，与经济现代化所要实现的和谐状态基本一致。因此，儒家伦理为经济现代化提供了一个伦理指向，迎合了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⑨。

日本学者森岛通夫认为儒家伦理中的一些理念和精神指向具有现代意义，是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国家能够取得经济现代化的成功的主要原因。森岛通夫认为，日本是一个以勤劳著称的现代化国家，而儒家伦理中提倡勤劳和节俭的伦理观念不仅与日本的现代化发展目标相一致，并且还构成了日本现代化的潜在因素。如果近代的日本人不崇尚勤劳和节俭，不反对好逸恶劳和铺张浪费，“那么近代资本主义也肯定不会在日本取得成功”⑩。

三、关于儒家伦理对东亚国家经济现代化的动力价值

作为一种刺激经济增长的手段，日本政府承认儒家伦理精神对日本经济现代化具有巨大的贡献。对此，日本政府曾于1884年发布的经济白皮书中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如果就经济增长激励的有效性来确定儒家伦理精神、法律规章制度和资本三者的份量，那么儒家伦理精神应占5/10，法律规章制度占4/10，而资本只占1/10。日本政府对儒家伦理精神的这一量化评价虽然不具有科学性，但却反映了儒家伦理精神在日本经济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和贡献。关于伦理秩序对东亚国家经济现代化的动力价值，国内外学界主要持有观点：“转化动力说”、“内在动力说”、“伦理动机说”、“伦理资源说”。

我国学者夏振坤和张艳国提出了“转化动力说”，认为儒家伦理精神虽然不能构成经济现代化的目标，但却构成经济现代化的动力。传统儒家伦理的基础是封建等级制及其生产方式，它固然不能够直接为现代社会经济发展服务，但儒家伦理中的某些理性因素则是现代社会所需。从这个意义上，他们认为传统社会的儒家伦理精神通过某种方式的转化和改造可以构成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

李翔海提出了“内在动力说”，他在对比基督教伦理精神的基础上，指出儒家的伦理精神是东亚国家经济现代化的内在动力。从一个非和谐社会到和谐社会的转变是东亚国家进行现代化的共同特点。人们从封建等级制的束缚和压迫下获得解放。在改造社会的过程中，人们不自觉地追寻精神的安顿并且对现代化的未来前途充满憧憬。李翔海强调，东亚国家现代化过程中人们表现出的这种自觉与希望和基督教世界国家完全不同，前者完全是基于内在的动力，后者则是迫于外在的压力。而造成这种不同的原因在于儒家伦理精神强调终极关怀和以人为本的理念，这恰恰是东亚国家经济现代化所需。儒家伦理精神的终极关怀在现实生活中就体现在人们对和谐社会的追求，以及人们积极投身到社会建设的热情。

西方学者马克雷对儒家伦理精神大加赞赏，认为儒家伦理中的一些积极的因素对于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具有独特的价值。马克雷认为，儒家伦理中的忠诚精神是经济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是区别于西方宗教伦理精神的重要思想资源。对于西方人而言，儒家伦理所强调的那种诚挚地忠诚于国家、社会和企业的思想观念是无法效仿的，而这种忠实于集体和组织的伦理思想恰恰是东亚国家经济崛起的重要动力，它使东亚国家走出了一条与西方国家经济现代化不同的独特之路。儒家伦理“在日本这样国家里是促进增产提高效力的动力”。

亚当・斯密主张“伦理动机说”，认为正确的伦理动机将对经济现代化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任何伦理观念都是对人们思想和行为的规范，因为“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这种精神自律的普遍形式即是伦理秩序。亚当・斯密承认伦理秩序对市场秩序的作用，他将自爱、同情、追求自由的欲望、正义感、劳动习惯和以物易物的相互转让等六种伦理动机视为市场经济秩序的伦理基础。

另一些西方学者如科斯、贝克尔等人则主张“伦理资源说”。他们将伦理观念视为一种重要的经济资源，认为伦理是能产生极大外部效果的人力资本，“它帮助个人对他和其他人在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现行制度结构中的作用作出道德评判”。伦理的存在是因为世界是复杂的，而人心却是有边界的。如果世界是简单的，人类社会和历史是能够直观把握的，那么人们就不会用伦理这种形式来理解和把握周遭世界。从这个意义上，伦理是节约人们理解和把握世界的成本，提高人们交往效率的一种工具。另一方面，经济社会发展决不仅仅依赖于物质条件，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一样重要。相比其他产品而言，生产像“虔诚”这一类的精神产品尤其依赖于伦理建设和意识形态积累。在东亚国家走向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强化“对现行制度安排的合乎义理性(Legitimacy)的意识形态信念，能淡化机会主义行为”。正因如此，任何政府都通过向伦理教育投资来对个人意识形态资本积累进行补贴，伦理成为助力东亚国家经济现代化的动力源泉。

注释：

① 郑永年：《为什么一个道德国度面临道德解体危机》，《联合早报》20xx年10月4日。

② 龚群：《中国传统社会的职业及其伦理》，《孔子研究》20xx年第2期。

③ 章海山：《中国儒家伦理精神与现代化》，《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

④ 徐吉鹏：《传统伦理在日本现代化中的命运》，《道德与文明》20xx年第4期。

⑤ 埃德温・棘肖尔：《日本人》，上海译文出版1980年版，第233页。

⑥ 黄秉泰：《儒学与现代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506页。

⑦ 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xx年版。

⑧ 陈嘉明：《中国现代化视角下的儒家义务论伦理》，《中国社会科学》20xx年第9期。

⑨ 李伏明：《儒家经济伦理与现代化》，《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5期。

伦理价值观 篇6

关键词：荒野；荒野哲学；人类中心中；生态中心主义

一、荒野：从生态学到哲学

在现代环境伦理学的发展史中，“荒野”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地位。“荒野”（the Wilderness）这一概念起源于美国，它的形成是一个渐进而又变化的过程。

美国早期的拓荒者认为任荒野资源处于自然状态而不加以利用是一种浪费，荒野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有用。整个一代美国拓荒者可以说都是功利主义的信仰者，而这种哲学也加剧了人类文明对自然的破坏。

对荒野观念的转变来自于欧洲的浪漫主义哲学运动。浪漫模式（romantic model）认为荒野象征着清白和纯洁。在此模式中荒野是未开发和的未破坏区域最后的保留地。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梭罗。1845年，他在瓦尔登湖畔修建了小木屋，并在那里度过了一段浪漫的时光。在此期间梭罗意识到了荒野的价值，号召人们保护荒野。他认为“荒野是活力，灵感，力量之源。”梭罗思索着荒野与文明的关系，他认为荒野最终是为人服务的，“人类不应该征服荒野，荒野能帮助人类恢复精神。”①通过他的作品，美国人开始接受荒野，这对后世的环境伦理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生态学家利奥波德在其著作《沙郡年鉴》中，提出了“荒野的价值”观点，在生态的视角之外，赋予了“荒野”更多的内涵与意义，将自然荒野纳入了伦理的视野。利奥波德认为，荒野“是人类从中锤炼出那种被称为文明成品的原材料。”，“荒野从来不是一种具有同样来源和构造的原材料。它是极其多样的，因而，由它而产生的最后成品也是多种多样的。这些最后产品的不同被理解为文化。世界文化的丰富多样性反应出了产生它们的荒野的相应多样性。”利奥波德指出，人们往往认为“看不到的荒野对他是没有价值的；因而普遍地认为，一个未曾使用过的偏僻地区对社会是无用的”，但是实际上，并不是人类创造荒野世界，而是荒野创造了人类。所有现存的荒野地区，无论其大小，都具有其价值。荒野的价值要求我们改变统治大自然的传统观念，重建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人类不再仅仅根据自身的利益行事，也不是只注重自然界对于人的工具价值，而是要尊重自然自身的内在价值，严肃地履行维护大自然生态平衡的庄严义务。利奥波德的荒野价值理论可谓是其“土地伦理”思想的基础，更是其后荒野哲学的产生以及对环境伦理学发生重大影响的铺垫。

直至罗尔斯顿的《哲学走向荒野》问世，荒野自然价值被重现并以一种全新的生态伦理维度给予全新诠释。纵观罗尔斯顿的荒野本体思想，整体主义的逻辑思考模式是其重要核心。荒野不仅仅具有存在性，它同时具有价值，而这种价值恰恰是其客观的内在的价值。在罗尔斯顿的生态伦理思想中，最大的创新性就在于他首先是一位走向荒野的哲学家。

经过无数学者的努力追求，“荒野”从最初的生态学名词，不断赋予新的内涵与理解，最终促成了荒野哲学的产生。哲学的荒野转向，正是对长期以来传统伦理学以人为立足点，以人的需要与感受为根据的价值论框架的突破。

二、荒野保护之争：从人类中心主义到生态中心主义

最初人们总是带着攻击性的情感来对待未知的荒野。与其保护荒野，倒不如将其征服。但是当荒野不断揭开其神秘的面纱，其在人类眼中则具有了不断增加的财产属性。荒野在人类的眼中则是未开发的资源库，是可以被拥有和利用的财产。

该阶段对于荒野的保护便显著地体现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价值观。人类中心主义是从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出发，认为人是生态系统的中心。是宇宙的中心，而并不承认自然物具有内在价值。只承认自然物满足人的需求的工具价值。在这种生态哲学观念主导下，人们习惯于认为自己是自然的统治者而凌驾于自然之上，把自然万物作为人类取之不尽的资源库。最有代表性的便是平肖的保持运动。平肖用生产的商品来衡量荒野的价值，他的荒野保护政策是以抑制火灾为主，其宗旨为减少任何人类可利用的资源价值总量的损失。

笔者认为，人类中心主义的出发点在于理性。就荒野保护而言，从人类的利益出发，更能够激发保护的动力与效率。但是单纯极具动机是否意味着取得了理想的效果，笔者难以苟同。在利益基础上进行的环境保护，最终是从人的需要出发的。但是人类的欲望是无穷的，贪欲是人的本性。通过控制人欲来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平衡，是不现实的。在一切为了索取的目的面前，保护目标也是难以呈现的。

此外人类中心主义的理性的另一个依托便是科学技术的客观性。然而科技并不是绝对客观的。虚无的理性会导致科学的变质与生命的机械化。“科学技术的特点在于用机器复制并实现人类的特质和技能，以自动性复制有机性，将主动性和意向性的反应变为条件反射，直到使生命机械化。”②科学成为支配和征服的代名词，产生了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专家式的环保，治标不治本，使荒野保护无法从根源上得以解决。

不可否认，平肖的保持运动，在当时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在实践中，当时美国工业受益于荒野的资源保持而得到了大量的财富。然而事实是，荒野以可见的速度在不断减少。

一方面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价值观因其功利主义的色彩而不断受到质疑。另一方面，当生态学的荒野逐渐转向哲学时，生态中心主义的伦理价值观不断得到发展与重视，无论是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学”，还是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都逐渐得到了政府与公众的认可，乃至于影响到荒野保护的政策。

1964年，美国荒野法的颁布正映证如是。荒野法提出了永久性保护荒野的机制。之前美国对荒野的态度以平肖的“明智利用”占据主流，这是把荒野看做是一种资源，功利性进行开发。新法通过对荒野资源进行永久性的保护，认可了荒野本身具有多重价值，这无疑是一种显著的进步。美国人之前往往只关注了荒野的资源价值，荒野法在其荒野的定义中则重视了荒野的价值。

之后美国的荒野保护政策不断体现出生态中心主义的趋势。在最为显著的火灾管理上也不一味地抑制火灾。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包括黄石国家公园在内的许多公园采取了允许某些火灾自然发生的防火政策，前提是生命与财产不会受到威胁。多数设计的火灾会在烧掉一小片区域后自然熄灭，这一“受控自燃”政策被大多数观察家认为是成功的。③

生态中心主义的核心思想为把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作为最高价值，而不是把人类的利益作为最高价值。把是否有利于维持和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和谐、稳定、平衡和持续存在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根本尺度，作为评判人类生活方式、科技进步、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终极标准。

生态中心主义反对人为过渡管理荒野，认为人类有意地管理荒野自然，虽意图良好但却会打断自发进化和生态过程。因为这种有意是人为而非自然的。有意是野性的反题，文化是荒野的反题。当文化想要改善自然时，管理目的却破坏了自然野性，荒野管理在逻辑和经验上是自相矛盾的，就像野生动物园一样是一个自相矛盾术语。④

当人类重新审视荒野，而不再仅仅将其看做一个资源库时，当荒野从生态学走向哲学时，人类中心主义对荒野的价值评估已远远不足。将荒野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的视角进行切入，才能更加全面有效地保护其价值。

注解：

①唐纳德·沃斯特.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01.

②莫斯科维奇.对生态运动的思考[M].上海：三联书店，2005：11-12.

③贾斯汀.环境伦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73.

伦理价值观 篇7

家庭伦理类的节目可以说是最具社会导向性的真人秀节目, 每一个受众都在乎自己的家庭, 节目通过参与者各自的家庭, 演变成一个窗口, 映射出和和美美的家庭究竟是什么样。最终达到了治愈和缓解受众家庭矛盾和引导受众家庭关系改善的作用, 具有非常积极的价值观引导作用。

一、明星嘉宾参与其中

1.1浙江卫视《一路上有你》

明星夫妻间的绯闻八卦一直是热议话题, 频频发生的明星出轨, 婚外情等等, 都给社会舆论带来了不好的影响和导向。从文章出轨到陈赫张子萱恋情曝光, 网上弥漫着各种诋毁和谩骂, 为了满足受众的窥视欲, 各大媒体争相炒作曝光最新动态。这类话题的弥漫无疑会给社会风气带来很不好的影响。不同年龄阶段的受众可能会因此产生不同的负面情绪, 例如不少网友挂在嘴边的一句:“再也不相信爱情。”或者情况更甚, 有许多人会日益淡化家庭责任感, 觉得出轨、劈腿的事常有发生。这都不是正确的价值导向。从我国的传统经典学习中, 笔者总结列祖列宗所提及的夫妻关系是建立在男人顶天立地胸怀责任, 女人柔顺安静持家的基础之上, 这些古老的观念随着时代的进步已然发生变化, 但是最本质的东西不应该改变:夫妻之间应该彼此珍惜, 相互扶持。

《一路上有你》是浙江卫视的一档明星夫妻真人秀节目, 由金希澈担任固定主持人。于2015年1月10日起每周六21:10在浙江卫视播出。节目通过三对明星夫妇的真爱之旅, 传递有爱相伴, 一路有爱、节能减排, 也大力提倡了环保从我做起。

节目将拍摄地点定在韩国, 在远离明星家乡的陌生城市营造出特殊氛围, 三对夫妇白天出去各自完成任务, 接受节目组设置的环节, 晚上回到大家共同的“真爱之家”享受混居生活。

夫妻关系”与“真实”是该节目的两大核心元素, 通过不同的任务设置, 考验夫妻之间的默契和生活状态。虽然三对明星夫妻婚龄各不相同, 面对各种考验也呈现出不同结果, 但都在通过考验的过程中相互关怀和帮助。节目中, 不老男神张智霖频繁闪现呆萌范儿, 妻子袁咏仪直爽豪迈;奥运冠军田亮尽显综艺气质, 森碟妈叶一茜贤惠大方;东北汉子赫子铭细腻温柔, 开心果何洁则小鸟依人快人快语。在节目传递“爱”的主旨下, 三对夫妻通过在节目组设置的各种情境下表现出的真情打动了观众, 并在韩囧之旅中传递乐观正能量。

谈到夫妻真人秀, 大家最容易想到的就是《为她而战》、《出发吧爱情》、《鲁豫的礼物》等。和《一路上有你》不同的是, 《为她而战》是一档棚内录制的夫妻博弈挑战秀。而《鲁豫的礼物》是在旅行中, 感受到夫妻间的亲切、扶持和浪漫。最近浙江卫视播出的《出发吧爱情》则更是生猛了很多, 散发出美式“极限生存类真人秀”的综艺风格。

虽然形式多样化, 但是这些夫妻真人秀普遍都是借助明星的力量向观众传递一种夫妻之间温暖、和谐、相互扶持的相处之道。《出发吧爱情》中, 首期节目李铭顺和范文芳夫妇在3000米高空上完成了惊险刺激的跳伞任务, 在下落过程中, 范文芳不慎跌入大海中, 节目组立即出动搜救队救出范文芳, 获救的范文芳抱着丈夫失声痛哭。而这一切, 都以最真实的状态呈现给了观众。吴京说:“我觉得有了这样一个节目之后, 我第一次能够感受到, 有一段时间是真正属于我们彼此的, 我们在为彼此付出着, 我们很努力地爱对方, 而这种感受我们在生活中忽略了。”即使是近乎于竞技生存类的表现形式, 夫妻之间共患难, 肩并肩的形象也依然完美地展现出来。

1.2《带着爸妈去旅行》传递“爱”与“孝”

《带着爸妈去旅行》是一档由江西卫视打造的大型明星亲情孝道真人秀节目, 也是中国首档亲情孝道真人秀节目。节目核心元素是展现成年子女如何孝顺父母, 力求打造一套成年子女最容易忽视, 却又最应该坚持的“子女守则”。呼吁社会关注家庭, 关爱父母。

随着境外游人数持续攀升的趋势, 各大卫视陆续推出聚焦旅游主题的各档节目。东方、湖南、江苏三大卫视凭借《花样姐姐》、《花儿与少男》和《前往世界的尽头》稳稳抓住十之八九的目标观众。而《带着爸妈去旅行》是中国首档亲情孝道真人秀节目, 弥补自《爸爸去哪儿》热播之后, 各种户外真人秀节目, 如《爸爸回来了》《花儿与少年》和《花样爷爷》等节目对亲情孝道体现的缺失。节目最大的特色是其中一以贯之的晚辈对长辈深深的孝道。

《带着爸妈去旅行》用纪实的手段展现人性、人格和喜怒哀乐的节目。将明星儿女对父母的关照和体贴作为节目最重要的内容, 节目全程都以在旅途中子女如何照顾父母为主线进行录制, 不管是因住宿条件艰难试图通过与导演沟通换到更好房间的高梓淇蔡琳, 还是主动将大房间让给父母的吕丽萍之子张博宇。这一切都是他们在旅行中最真实的状态, 就连怎样选择住房都是让嘉宾自己来决定。没有比赛也没有游戏, 一切都以最真实的生活状态为基准。没有经过娱乐色彩渲染的《带着爸妈去旅行》在将明星家庭的真实状态呈献给观众的同时, 可能并没有得到那些被娱乐性极强的综艺节目洗脑的观众的认可, 但它所展现的亲子之情、儿女孝道却是其他节目所不能及的。

比如最后一期节目中, 纪录片中播放的, 欧洲之旅刚刚开启时, 张楚楚就凭借卖画意外收获1000欧元。孝顺懂事的她在旅行结束时打算用这些钱买部手机送给母亲。但没想到一部手机竟然花光了身上所有积蓄, 最后只得用找零的一块钱坐公交车返回旅社。在宴席上楚楚将手机献给妈妈, 惹得宋佳当场掩面哭泣不止, 母女俩旅行中和生活中的种种矛盾在张楚楚的不断努力下悄悄化解, 二人相拥而泣。这正是典型的中国家庭中的母女关系的真实写照, 不仅引起观众共鸣, 同时也更能够借节目来宣传一种中国传统的孝道含义和精神, 纵观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 最最强调的便是“家和万事兴”, 节目成功地传递了这一正面理念, 符合伦理道德, 给受众带来了正面的导向。

二、明星嘉宾做客庶民家庭

2.1中国爸爸

《中国爸爸》是四川卫视打造的一档平民真人秀节目, 节目于2月6日开播, 范冰冰等明星助力孩子万里寻父。这台节目弱化了明星的形象, 重点刻画了每一期选出的有代表性的平民家庭。在12期节目中, 16位6—12岁来自普通家庭的孩子, 在爸爸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由节目组带领踏上了海外寻父之旅。从安徽到委内瑞拉, 从西安到古巴, 从上海到巴西, 江苏到斐济, 16个孩子的足迹跨越了10个国家, 平均每个孩子的行程为10000公里, 为13位在海外工作的中国父亲带去惊喜。

这是一场跨越世界的亲情找寻之旅。根据中国商务部统计, 2004年至2014年十年间, 中国外派和外出务工人员达到760万余人, 排在世界第一。几乎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都可以看到中国人的身影。这些常年奋斗在国外的中国人, 他们也有自己的家庭, 有自己所牵挂的亲人, 特别是自己的孩子。《中国爸爸》把握住了社会现象和时代热点:即通过关注海外工作人员和子女, 以父子真情碰撞为载体, 从孩子的视角展现了中国爸爸的亲子之爱、敬业之爱乃至家国之爱, 以小爱突出大爱。这样的内容设计使得节目具有很强的新闻性。其次, 节目的主角都是来自普通家庭的6—12岁的孩子, 每一段故事都在讲述着一场跨越世界的亲情之旅, 每期都记录了孩子的成长, 父子情深。这些故事对于工作异地, 聚少离多的家庭特别感同身受。同时, 《中国爸爸》这一节目吸引了八位人气明星辅导员, 这些明星加盟无疑使得节目的娱乐性也得到了最大效果保证。

每个孩子的成长都离不开父亲的爱, 这些上了节目的孩子们口中说得最多的一句台词便是“想爸爸”, 节目通过这几个家庭所传递出来的父子团聚的感动, 可以使千千万万类似的家庭感同身受。在4月17日“父子团聚”的现场, “中国爸爸”的同事们也都流下感动的泪水。父亲与孩子相聚时的真情流露更是打动人心, 引起了强烈共鸣。

作为一档纪实真人秀, 《中国爸爸》首次将关注点聚焦在海外务工人员上。这些海外工作者并没有看起来那么风光, 他们身处异国他乡, 除了要克服沟通、饮食等方面的生活问题外, 还要面对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下, 一系列危险的突发状况。他们在为国家效力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 也在忍受着背井离乡, 与亲人分别的痛苦。节目在“走出去”的大背景下, 通过关注海外工作人员的家庭, 从孩子的视角展现了中国爸爸们的亲子之爱、敬业之爱, 乃至国家大爱。

2.2台湾公视《谁来晚餐》

台湾公视的老节目《谁来晚餐》是家庭伦理类节目的鼻祖代表。节目组每天拜访一个家庭, 看这一个家庭过着怎样的生活, 邀请一个他们梦幻的明星嘉宾, 来家里吃一顿晚饭。每期节目的前半段围绕主人公的生活情境和生活环境展开, 有伪纪录片的风格在其中;而后半段则是揭开悬念让明星坐在平凡家庭的餐桌上吃饭聊天。

制作组在参与家庭的选择上别有用心, 由第一季的部分家庭可以看出。有来自各国国家的跨国家庭:居住台湾的罗马尼亚, 阿尔巴尼亚夫妇;来自日本的女婿;缅甸移居台湾的家庭……颇有国际化的视野, 带给节目更为丰富的国际文化元素。这些都是可以提升收视率的亮点。

同时, 《谁来晚餐》里的参与嘉宾, 不乏特殊家庭。单亲家庭、组合家庭, 甚至还有生活境况十分艰苦的家庭, 例如来自缅甸的黄双芝女士, 丈夫卢先生变成植物人, 自己挑起家庭重担抚养一儿一女。也有明星家庭, 例如已故歌手张雨生的父母亲得到了儿子的晚辈张惠妹的拜访, 这样的安排可以算是季度中的特别节目。

在餐桌上, 明星都放下了架子, 也像回到家中一样和友人聊着天, 普通百姓与明星之间的互动, 社会知名人士参与到平凡百姓的日常生活中, 促进了彼此生活哲学的相互理解。

三、结语

无论是什么形式的真人秀节目, 无论明星是如何参与到节目当中, 家庭伦理类节目所传递的主题便是“家”, 怎样经营一个家, 怎样使一个家庭幸福, 迷茫的人看到节目中有限时间所变现出来的无限意义, 品尝到人间百态。节目所传递的积极正面的价值导向才是这类节目真正的意义。受众在观看的过程中不仅不断地学习, 心理上的创伤也多多少少得到了治愈。真正好的节目, 就应该带领受众一起积极阳光起来。

摘要：自2014年火起来的《爸爸去哪儿》真人秀节目之后, 2015年各大电视台推出各自的家庭伦理类真人秀节目, 它具有稳定的受众, 也符合不同年龄层受众的口味。该文章将重点分析国内的三个节目和台湾公视的老节目《谁来晚餐》, 分析其传递的不同的价值导向, 和治愈受众心理的精华内容。

关键词：真人秀,家庭伦理,传统文化,明星效应

参考文献

[1]潘晓军.从“真人秀”透析美国价值观及其对中国年轻一代价值观的影响[M].中国青年研究.2010-11.

[2]刘烈.从传播学的角度分析真人秀节目《爸爸去哪儿》的文化影响力[M].新闻传播.2014-10.

[3]王芳、刘力、许燕、蒋奖、孙晓敏.聚焦重大社会现实问题的社会心理学研究[J].中国科学院院刊.2012

[4]叶浩生.有关社会心理学几个基本问题的理论思考.[J].2011

[5]赵丽.电视社教节目对家庭伦理道德教育的影响研究——以山东电视台《天下父母》栏目为例.2011.

伦理视阈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篇8

一、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义

(一) 历史意义。

新中国成立以后,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在社会主义政治, 经济、文化制度等各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和认识。 但是对于价值观尤其是社会主义价值观的研究是相对滞后的, 也并不是当前学者研究的主流。 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取得了一些经验, 但也有许多教训, 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建设, 寻找民族的灵魂之所在, 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内核与实质, 也是凝心聚力的根本之所在。

(二) 实践意义。

社会主义价值观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灵魂和思想动力, 对促进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各项事业的发展和繁荣具有重要意义。 一方面, 社会发展的主体和力量的源泉是人民, 人民力量的凝聚需要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坚定的信念, 而深入研究经过实践检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有助于深化和凝聚社会成员对社会主义事业的认同。 另一方面, “软实力”是当前衡量一个国家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标准。 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取决于其文化的魅力、国内政治和社会价值观的吸引力, 树立社会主义价值观, 有助于应对全球化背景下, 价值观的多元化思潮威胁, 解决国内发展所面临的问题, 抵制外来不良价值观尤其是西方“普世价值”的冲击, 坚定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

二、塑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几点看法

(一) 塑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继承传统文化精髓。

就国家层面而言,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目标;就社会层面而言,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是对美好社会的生动表述;就个人层面而言,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是公民的基本道德规范。 该表述站在专家和学者的角度,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剖析得非常全面, 但却忽视了普通百姓的认知能力, 普及面并不广, 如果想要达到更好的效果, 还需继续凝练, 才能深入人心, 并且在真正意义上指导广大人民的生活与实践。

每个民族都有其固有的传统价值观。 民族的历史传统和特定标记包含了稳定的道德思想、行为规范和思想信仰, 是当前社会核心价值建设的文化基础, 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建设重要的软性资源。 我们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方面, 应充分考虑本国、本民族的文化传统, 高度重视对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利用。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旧文化发展而来, 因此, 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 决不能割断历史。 但是这种尊重, 是给历史一定的科学的地位, 是尊重历史的辩证的发展。 ”因此, 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绝不能隔离本土的优秀传统文化精髓。 同时, 还应借鉴西方先进的价值文化理念。 一些西方国家在构建符合本民族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形成了较稳固的思想基础, 其中, 有许多先进文化理念和适应社会主义发展的价值观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在中西方价值融合的过程中, 公平、正义、自由等价值观成为被世界各国所追求和认可的普世价值。

(二) 以家庭为细胞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是以家庭为本位的, 以人伦责任为核心的家族主义的价值观。 这主要体现在孔子“仁”的学说体系中。 “仁”是指人的道德品性及践行这一道德品性的责任和行为规范, 其本质是对他人的爱。 一个人只有拥有了一颗爱人之心, 才能真正践行他对家庭、社会、国家的责任。 首先, 强调家庭亲情之爱和责任的基础和根本地位。 理想的关系是“父慈子孝, 兄友弟恭”。其次, 由家庭亲情之爱推及到君臣、朋友之间, 以及个人对职业、国家的爱和责任, 即“忠、信”。最后, 对所有人一视同仁的大爱。如果一个人做到“孝悌忠信”, 在此基础上, 由己推人, “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做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就可以实现天下为公的大爱。这是仁爱的更高层次。在这个层面上推己及彼, 有了“小家”的和谐, 才能有“大家”的和谐。 重视家庭的“仁爱”教育, 可以增强我们每个社会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是为整个社会、国家的建设奠定基础, 无形中也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向了实用主义。

2015年春节团拜会上, 国家主席习近平说,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 我们要重视家庭建设, 基于此,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中, 也应以家庭为主线, 将这个“细胞”的作用进一步发挥出来, 由家庭的凝聚力上升到整个社会乃至国家的凝聚力;或者将家庭建设的层面加入其中, 即在整个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完善成为: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家庭层面、个人层面。

(三) 赋予个人层面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新的要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丰富的含义, 但我们今天只谈“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这四个关键词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个人层面的基本规范和要求。 既然是从个人层面来谈, 必然应该是以人为本, 从人的主体性角度出发。我认为将“友善”放在第一的位置会更妥当。“善”首先是个体最重要的道德修养。 孔子说:“见善如不及, 见不善如探汤。 ”孔子在后世被称为“大成至圣先师”, 对整个东方文化都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今天我们如果以国际的视野来看, 儒家之于中国, 孔子则为圣贤。 他的各种品质的塑造, 与其自身对于“善”的培养分不开。 正是在“善”的基础上, 促进了他自我人格的其他方面得以不断完善。 我认为,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 将“友善”置于最后, 是因为它是一切价值观的出发点和基础。 在实际践行过程中, 则应该反过来看, 即从友善出发, 进而为诚信, 以此为基本原则, 本分行事, 即为“敬业”。 做到敬业, 其实就是在为国家作贡献, 即是爱国。 这四点, 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个人层面的基本规范和要求。 每一个个体做好了这几点, 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也就很容易达到“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目标, 那么国家层面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就实现了。

(四)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与道德体系的建设紧密相连。

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 以集体主义为原则, 坚持注重效率与维护公平相协调, 坚持先进性与广泛性相统一, 社会主义道德体系要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 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 积极吸收人类的优秀道德文化成果。 与此相映成趣的是,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也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 有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奋斗理想, 同样都讲究爱国, 并在改革浪潮中不断增强社会主义的核心凝聚力。 还提出了社会主义荣辱观, 覆盖了各个利益群体, 涵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 它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传统美德相承接, 鲜明地指出了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丑恶, 为人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判断行为得失、 作出道德选择、确定价值取向, 提供了基本规范。

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在其道德层次的划分上, 把无私为己, 一心为公,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放在了首位, 核心价值体系同样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 如此看来, 无论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塑, 还是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重构, 需要把他们紧密联系, 相辅相成, 相互支撑, 为和谐社会的建设共同起作用。

(五)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需突出人的主体作用。

社会主义价值体系重构的一个重要使命是培育公民良好的品德。 社会价值观是靠人们的道德实践来体现的, 从公民的实际道德水平出发, 针对不同层次的人群提出不同的要求。 近年来, 每年都会评选一些道德模范出来, 为整个社会提供了榜样, 同时也彰显了正能量。 发挥榜样的力量, 在全社会范围内, 不是以简单的说教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而是以行动的力量彰显正义、维护公平、促进和谐、重塑人们长久以来形成的固有思维模式。

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 只有用最先进的知识武装人的头脑, 不断提高劳动者的素质, 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立足于社会主义新人的培养, 大力发展教育, 实行科教兴国和人才战略,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不断调动人民的积极性。 从另一个方面看, 不断加强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教育, 才能坚持新时期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 以共产主义为最高目标, 以人民利益为根本出发点, 形成全面的社会主义价值认同。

总的来说, 坚持以人为本, 追求公平与正义的价值理念, 主张政治文明, 发展和谐文化, 继续发展、创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重视人及人本身的价值, 在核心价值观的教育问题上将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相互融合, 这对塑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其广泛意义, 具有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教材编写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M].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

[2]罗国杰.建设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几个问题[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10, 06.

企业生态伦理的价值审视 篇9

关键词：企业,生态伦理,价值,分析

企业生态伦理是关于企业与生态关系的道德研究。企业生态伦理又称为企业环境伦理, 是处理企业与生态关系的伦理原则、道德规范和道德实践的总和。企业生态伦理拓宽了以往只侧重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注重企业的社会道德和企业的人际道德的企业伦理, 把对道德的关注延伸至人与自然之间, 即从企业社会伦理和人际伦理扩展到企业生态伦理, 把利益平等原则从人和社会扩展到生命和自然界整个生态系统。分析企业生态伦理价值蕴含是确保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树立人与自然相和谐的生态文明观需要认真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企业生态伦理的主要特征和基本要求

企业生态伦理的基本要求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加强企业生态文化建设。人类自然生态活动中一切涉及伦理性的方面构成了生态伦理的现实内容, 包括合理指导自然生态活动、保护生态平衡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合理使用自然资源、对影响自然生态与生态平衡的重大活动进行科学决策以及人们保护自然生态与物种多样性的道德品质与道德责任等。企业在进行与自然生态相关的活动中要突出为了人类的发展与进步保护自然资源, 实现生态平衡。要摒弃忽视自然生态的“人类中心主义”, 构建起以“生命中心伦理”和“生态中心伦理”为主旨、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生态伦理框架。因此要大力加强企业生态文化建设, 让生态文化在企业扎根。企业生态伦理把企业伦理道德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从人与人之间扩展到人与自然之间, 即从企业社会伦理和人际伦理扩展到企业生态伦理, 认为评价企业生产经营行为是否合乎伦理道德, 主要看在发展中是否做到维持生态平衡, 实现与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一致, 实现企业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二是要强化企业生态管理, 大力培植绿色生产绿色营销文化。在环保生产和绿色消费成为主轴的今天, 消费的核心特征——绿色, 决定了生产产品的绿色特质和环保特性。任何违背消费绿色主轴的生产行为, 最终都要受到惩罚, 给企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企业在生产过程中, 要注重绿色环保概念的自我实现, 生产过程的绿色监控应该成为企业的自觉行为, 做好如何实现绿色生产, 如何在实现绿色生产过程中将成本控制到最低的课题。企业在营销中要做到绿色营销, 企业要以环境保护观念作为其经营哲学思想, 以绿色文化为其价值观念, 以消费者的绿色消费为中心和出发点, 力求满足消费者绿色消费需求。因为绿色营销的主体归根到底是企业, 绿色营销是企业的营销活动, 绿色营销的策略主要是企业的一系列营销策略和方法构成的。通过绿色营销活动, 协调了企业利益保护环境社会发展的关系, 使经济的发展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求, 又不至于对后代生存和发展构成危害和威胁, 即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企业要正确处理企业与环境的关系, 对企业的环保行为加以道德约束, 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三要强化企业社会生态责任观, 正确处理与生态关系方面的各种利益关系, 决不能以损害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为代价去实现企业的最大利益。作为一种处理企业与环境关系的伦理规范, 企业生态伦理的实质在于通过企业对生态平衡的关心, 对大自然的保护, 来反映企业对自身及其子孙后代切身利益的责任心与义务感, 最终的目的仍是为了实现人类更健康和安全地生存与发展。它要求企业在承担起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 承担起保护自然环境、促进社会整体进步的责任, 实现社会和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企业生态伦理要求企业为实现企业的持续发展, 促使企业经营朝着符合生态保护的方向发展, 在进行决策时要用社会观点、长远观点和生态观点, 来考虑如何促进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 以更好地协调企业、社会、后代和自然界的利益。在企业投入、产出的各个环节, 从原材料购买、产品开发生产到产品销售的各个方面, 都必须考虑到有利于保护环境, 把环境安全作为企业生产和产品开发战略的重要方面。要把采用生态技术和清洁工艺, 进行绿色生产, 生产绿色产品等企业生产行为, 提到道德规范的高度, 作为对企业的一种道德要求。

企业生态伦理与传统企业伦理道德相比具有以下特点:一是社会价值优先于企业价值。为了使生态得到真正可靠的保护, 在处理企业与社会、个体与整体的关系上, 企业生态伦理把社会利益、整体利益看得更为重要。企业在制定生态政策的过程中, 必须处理好个人偏好价值、市场价格价值、个人善价值、社会偏好价值、社会善价值、有机体价值、生态系统价值等价值关系。社会善价值, 就是有助于社会正常运行的价值;个人善价值代表的则是个人的利益。生态保护政策不仅触及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问题, 而且主张社会价值优先于个人价值。二是生态责任与经济责任并重。从本质上来看,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对企业经济行为的道德约束, 既反映企业的宗旨和经营理念, 又是用来约束企业内部包括供应商在内的生产经营行为的一套管理和评估体系。企业社会责任超越了过去企业只对股东利益负责的范畴, 强调对包括股东、员工、消费者、客户、社区、公众、政府等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不仅对企业和职工承担责任, 而且要承担社会使命、生态使命, 对社会、对后代、对生命和自然界承担责任。企业要将承担社会责任作为愿景提出, 并融入企业的经营理念中, 将诚信经营、节约能源、爱护环境、善待员工、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等贯穿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各个环节, 更加有效地整合社会资源, 创造有利于企业经营和发展的内外部环境, 打造企业的社会责任竞争力, 从而获取竞争优势, 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三是企业生态伦理融入企业管理之中。企业生态道德作为企业文化的重要方面, 把环境意识和环境保护的要求纳入企业经营管理之中, 这是企业管理进入绿色管理的重要标志。企业管理不仅要从人出发, 进行尊重人的企业管理;而且要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出发, 进行尊重生命和自然界的企业管理。把企业生态伦理融入企业管理之中, 道德思考成为管理决策制定中的一个重要标准。把企业生态伦理引入经营管理确实可以大大丰富和深化管理理论与实践, 有利于企业的健康发展。四是企业生态伦理具有更强的他律性和自律性。企业生态伦理无论在内涵方面还是在外延方面, 都不同于传统企业伦理。传统意义上的企业伦理虽然也主张他律, 但核心是自觉和自省, 不是强制性的。由于生态保护问题的复杂性和紧迫性, 企业生态伦理不仅要得到鼓励, 而且要得到强制执行。

二、企业生态伦理的价值分析

1. 从社会价值看, 倡导企业生态伦理有利于建设社会生态文明, 努力建设人与自然相和谐的新型关系。

生态伦理说到底仍然是人的活动的合理性问题, 这种合理性所指涉的主要是主客体间的价值关系。这种价值关系依然是由人的行为造成的。因此企业生态伦理依然是一个社会现象或人文现象。人改造自然以获取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活动表面看来是指向自然的, 然而其结果却是双重的, 一是实质上的人对物的影响, 一是形式上的人对人的影响。其中后者便是伦理生态问题, 它通过人的观念和行为影响了他人和社会, 为他人提供了一定的观念模式和行为模式, 因而也是社会环境的一部分。人与自然是共存、共生、共荣的关系。企业对待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 不仅要看到自然界有满足人类需要的外在“工具性价值”, 而且有满足人类需要的内在“生态价值”。因此, 善待、保护自然就是关爱、保护人类自己, 建设自然就是造福人类;伤害自然必定伤害人类, 破坏自然就是毁灭人类自己。生态文明的本质特征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明形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既是生态文明的核心价值理念和根本目标, 也是建设生态文明的评价标准。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企业必须高度重视生态文明, 努力建设人与自然相和谐的新型关系, 树立人与自然相和谐的生态文明观。

2. 从企业价值看, 倡导企业生态伦理有利于企业树立绿色生产绿色营销的良好社会形象, 有利于企业可持续发展。

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是企业生态伦理的必然要求。企业生产必须把“持续发展”作为总体目标, 充分考虑到环境卫生及环境生态的维持, 努力改善企业环保与发展的冲突关系, 提高企业的环保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倡导生态伦理, 意味着企业树起了一面环保旗帜, 它一方面引导企业去保护环境, 减少污染, 实现自身的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又向社会表明企业对待环境的态度, 从而制造舆论声势, 扩大企业及产品的社会影响力。企业形象是企业在社会上得以立足的重要因素。企业要采取系列适当的步骤, 进行自我革新, 创建新型的绿色企业系统, 积极适应新的“绿色环境”, 从“绿色”着眼谋生存、求发展, 从而创造一个健康型、环保型的“绿色形象”。好的企业形象会帮助企业赢得顾客和市场, 并为企业各方面的运作打开方便之门, 它是企业的一项无形资产, 是企业长远发展的有力保障。企业如果注重环保, 实施ISO14000标准并通过认证, 就等于向公众宣布该企业是“对环境负责的企业”, 是“善待环境的企业”, 从而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提高企业知名度。树立绿色企业形象的企业会在市场上、在公众心目中赢得独特的优势, 包括公司声誉的提升, 销量和市场份额的增加, 员工士气的提高和生产率的改进, 获得更优秀的人才, 以及使员工有更大自己选择将来的自由, 等等。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发展, 但不能以牺牲环境和个体发展为代价。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现实途径就是着力以存量资本带动增量资本, 从而促进经济、生态和社会的协调发展。企业生态伦理化管理是实现人与自然、社会之间的功利的、伦理的关系的统一, 是精神关系和物质关系的统一, 是一个以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为核心的、融合人类多元价值的完整的深层次的价值体系。它不仅贯彻了人本生态的基本理念和精神, 更是对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的全面关注和协调。

3. 从理论价值层面看, 倡导企业生态伦理能够提升企业生态

文明责任意识, 实行生态化生产方式, 有利于企业伦理建设和法制建设。倡导企业生态伦理意味着企业必须提升生态文明意识, 实行生态化的生产方式。传统的生产方式对能源和材料的利用是粗放式的, 是资源—产品—废物—排放单向度的线性发展模式, 通过把资源变成废物来实现经济的增长。这是一种“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的生产方式。因此, 生产方式必须向“原料和能源低投入、产品高产出、环境低污染”转变, 发展循环经济, 也即使原材料在生产链条中多次、反复、循环利用, 形成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循环流动, 力争做到废物最小化、资源无害化, 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对资源的消耗和对环境的污染。倡导企业生态伦理能够促进建立健全企业生态法制体系。用刚性的制度约束企业的不文明行为, 惩罚破坏文明的行为, 以制度规范企业经营性行为。企业要积极以尊重和维护生态环境价值和秩序为主旨、重视资源和生态环境支撑能力的有限性, 实现可持续能力不断增强,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充分依靠科技手段, 发展循环经济, 走生态文明发展之路。

4. 从实践价值层面看, 倡导企业生态伦理有利于提高企业竞争力, 有利于实现企业更大更长远的利益。

倡导生态伦理是一种双赢的明智之举。因为从长远来看, 企业主动关注环境、倡导环保行为, 有利于企业抓住机遇, 以一种新的先导的姿态应付对手的竞争, 抢占竞争的制高点, 以新取胜, 最终能够获得相应的丰厚的利润回报;企业的清洁生产、绿色产品因有更高的质量或更好的功能, 能更好地满足顾客环保需求, 也就更能吸引顾客, 有利于扩大企业市场份额;拥有强烈环保意识的消费者也愿意为绿色产品付出更高的价格。因此绿色产品的制造者和营销者具有长远的经济效益前景。但从局部和短期来看, 企业的经济利益与生态效益往往是有矛盾的, 企业在短期经济利益的诱惑下, 很难自觉地实现生态效益。市场机制下经济利益是企业的第一驱动力, 外部不经济性的诱惑使企业有无视环境谋求私利的动机。这就要求政府和社会通过法制建设、经济手段和社会监督, 使企业获得政府和各种社会组织的支持, 推进企业生态伦理建设, 增强企业持续的获利能力.

参考文献

[1]王琪:企业生态伦理的时代价值[J]理论学刊.2001 (4)

墨子的伦理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篇10

一、墨子的核心道德观:“兼相爱、交相利”

“兼相爱, 交相利”是墨子用以处理社会人际关系的基本道德原则, 是墨子伦理思想体系的核心。墨子认为:“凡天下祸篡怨恨, 其所以生者, 以不相爱生也。” (《墨子·兼爱中》) 就是说, 人们之间的相互争斗、相互怨恨, 都是由于不相爱造成的。于是他提出用“兼相爱, 交相利”的方法来改变这种状况, “兼”就是相互、彼此的意思, 与“别”相对。“兼爱”就是人与人之间, 不分亲疏贵贱, 无差等地互相爱, 视人若己。即“视人之国, 若视其国, 视人之家, 若视其家, 视人之身, 若视其身。” (《墨子·兼爱中》) 提倡“有力者疾以助人, 有财者勉以分人, 有道者劝以教人。” (《墨子·尚贤下》) 对朋友要做到“饥则食之, 寒则衣之, 疾病侍养之, 死丧葬埋之。” (《墨子·兼爱下》)

墨子讲“爱”, 常常与“利”联系在一起, 认为“爱利不相为内外” (《墨子·经说下》) , 在他看来, “兼爱”之所以正确可行, 正因为“兼爱”能兴天下之利, “姑尝本原若众利之所自生, 此胡自生?此自恶人、贼人生与?即必曰:‘非然也。’必曰:‘从爱人、利人生。’分名乎天下, 爱人而利人者, 别与?兼与?即必曰:‘兼也。’然即之交兼者, 果生天下之大利者与?是故子墨子曰:‘兼是也。’” (《墨子·兼爱下》) 像爱自己一样去爱别人, 天下人就会互相爱, 彼此的利益就会合而为一, 天下人的利益就会合而为一, 那么家庭和睦, 国家安定, 天下大治就是很自然的。这样, 墨子就把“兼爱”的道德理想落实到了现实功利的基础之上, 以是否合于“国家百姓人民之利”作为判断一切思想行动是否正确的标准, 进而提出了功利主义的义利观。需要强调的是, 墨子所说的“利”不是个人私利, 而是公利, 是“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天下之利”、“万民之大利”。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出发, 墨子崇尚功用, 注重实效。他说:“仁人之事者, 必务求兴天下之利, 除天下之害。” (《墨子·兼爱下》) “古之知者之为天下度也, 必顺虑其义而后为之……利人多, 功故又大。” (《墨子·非攻下》) 仁人智者的行为必然会表现为现实的利益和实际的功用。

墨子兼相爱、交相利的道德观不仅对我们今天处理人际关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而且对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有重要启示。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早已成为世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平共处, 作为国际关系准则, 它要求国与国之间, 不分大小, 不论强弱, 都应视彼此为国际社会中平等的一员。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今天, 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仍是世界和平最大的威胁, 力主“和平共处”, 仍具有时代意义和现实价值。“和平共处”的思想, 是老一辈政治家们聪明才智的结晶, 更是受到了墨子“兼相爱, 交相利”思想的启迪。

二、墨子的政治伦理思想:“尚同, 尚贤”

“尚同”是墨子政治伦理思想的重要内涵。所谓“尚同”, 简单地说就是国家的各级官员自上而下要在思想上保持一致, 下级要严格服从上级, “上之所是, 必亦是之;以之所非, 必亦非之”。 (《墨子·尚同中》) 这种集权专制的主张从表面上看来似乎与墨子一贯强调的百姓人民之利格格不入, 也是墨子学说中引起非议最多的地方。事实上, 在墨子看来, “尚同”与“百姓人民之利”不但没有矛盾, 相反, 它正是“兴天下之大利, 除天下之大弊”, 治世之乱的根本方法和必要手段。墨子认为, 天下之所以大乱, 是因为人们思想价值观念的不统一“一人有一人之义, 人人各是其义而非人之义” (《墨子·尚同中》) , 人与人之间互相指责、非难, 结果导致天下大乱, 人们无法安民乐业。而思想上的不统一可以用政治上的“尚同”解决, 由“政长”“一同天下之义” (《墨子·尚同中》) , 人们的思想行为逐层尚同, 和上级保持一致, 问题自然就迎刃而解了, 天下就会大治。这里有一个问题:天子及各级行政官员的“义”的标准就一定是正确的吗?这在墨子那里, 这根本不是问题, 因为上自天子, 下至乡里之长, 都是“贤良圣知辩慧之人” (《墨子·尚同中》) , 他们自然会以为天下兴利除害为己任, 有能力避免天下之乱。墨子是一个现实主义者, 他提出的所有主张都是针砭时弊的。他说:“国家昏乱, 语之尚贤尚同。” (《墨子·鲁问》) 正是因为墨子看到当时诸侯割据, 战乱频繁, 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 才提出了“尚同”的主张, 墨子要求君主集权、国家统一的主张在当时是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趋势的。

“尚贤”是墨子政治伦理思想的集中体现, 是为政之本。“夫尚贤者, 政之本也” (《墨子·尚贤上》) , 即使是“农与工肆之人”, 只要是那些“厚乎德行, 辩乎言谈, 博乎道术” (《墨子·尚贤上》) 的贤能之人, 就可“举而上之, 富而贵之, 以为官长” (《墨子·尚贤中》) , 对于那些“不肖者, 抑而废之, 贫而贱之, 以为徒役” (《墨子·尚贤中》) 。墨子还对人才的标准作了进一步探讨, 他说:“为贤之道将奈何?曰:有力者疾以助人, 有财者勉以分人, 有道者劝以教人。若此则饥者得食, 寒者得衣, 乱者得治。若饥则得食, 寒则得衣, 乱则得治, 此安生生。” (《墨子·尚贤下》) 可见能否安世济民是墨子衡量贤者的重要标准。在人才的选拔上, 墨子注重的是“德”, 用“列德而尚贤”、“以德就列”的方法举贤, 认为“古者圣王之为政, 列德而尚贤, 虽在农与工肆之人, 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 重予之禄, 任之以事, 断予之令”, “以德就列, 以官服事, 以劳殿赏, 量功而分禄。故官无常贵, 民无终贱, 有能则举之, 无能则下之。举公义, 辟私怨, 此若言之谓也” (《墨子·尚贤上》) , 视德义来纳贤。

墨子的“尚贤”思想对我们今天选拔任用干部仍然具有重要启示, 墨子提出:“古者圣王之为政, 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 有能则举之……以德就列, 以官服事, 以劳殿赏, 量功而分禄。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 有能则举之, 无能则下之。” (《墨子·尚贤上》) 就是说应根据个人德行安排官职, 根据官职确定应该做的事情, 根据业绩进行赏赐, 根据功劳确定俸禄。他认为应废除行政官职的世袭制与终身制。缺乏行政管理才能的人就应当从行政职位上退下来, 让有才能的人充实领导岗位, 行使领导职权, 治理国家, 这与我们今天德才兼备的干部选拔任用准则有不谋而合之处。

三、墨子的道德实践精神:“赴火蹈刀, 死不旋踵”

在先秦诸子中, 墨子的道德实践精神是独具特色的, 他不主张通过“坐忘”、“内省”等道德反思方式提升自身的道德修养, 而十分重视实践在个人品德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墨子说:“士虽有学, 而行为本矣。” (《墨子·修身》) 即主张身体力行。墨子认为“言”与“行”相比, “行”更重要, 并认为作为一个主政者尤其要重视“行”。他说:“政者口言之, 身必行之。” (《墨子·修身》) 如果光说不做, 言行不一, 则即使口头上讲得再动听, 也只是空谈。他说:“言足以复行者常 (尚) 之, 是荡口也。” (《墨子·耕柱》) 在道德实践上, 墨家成为一大典范, 为中华民族树立了一座丰碑, 为历代所敬仰、推崇。庄子说:“墨子真天下之好也, 将求人不得也, 虽枯槁不舍也, 才士也夫。” (《庄子·天下》) 孟子评价道:“摩顶放踵, 利天下, 为之。” (《孟子·尽心》) “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 皆可使赴火蹈刀, 死不旋踵, 化之所致也。” (《淮南子·泰族训》)

伦理道德规范只有最终体现于实际行动之中, 才能表现出利他、利社会的道德行为, 从而产生社会效应。否则, 任何伦理信条、道德规范必然是空洞的, 毫无价值可言。墨子的道德实践精神正是强调实践的重要性, 这对于今天提高广大社会成员的道德修养, 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四、墨子的节俭思想:“节用, 节葬”

“节用, 节葬”的节俭思想, 是墨子伦理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墨子一生节俭, 坚决反对铺张浪费。在《墨子》一书中, 墨子多次强调这样一个衡量衣食住行是否恰当的标准:“凡足以奉给民用, 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 圣王弗为。”大意是说:天下百工只要足以供给民用, 就可以了, 对于那些只增加费用, 却不能增加百姓人民利益的事情, 圣王是不会去做的。进而提出了衣、食、住、行、葬等一系列消费原则, 如穿衣就是要“冬以圉 (御) 寒, 夏以圉 (御) 暑”。 (《墨子·节用上》) 不应有超过这些标准的衣服。饮食就应该“不极五味之调、芬香之和, 不致远国珍怪异物”。 (《墨子·节用中》) 建造房屋, 是“便于生, 不以为观乐也” (《墨子·辞过》) 即为了满足生存需要, 不是为了观赏和享乐。在丧葬方面, 墨子反对厚葬久丧, 认为“财已成者, 挟而埋之, 后得生者, 而久禁之。以此求富, 此譬犹禁而求获也, 以此求众, 譬犹使人负剑而求其寿也……今唯无以厚葬之丧者为政, 国家必贫, 人民必寡, 刑政必乱。” (《墨子·节葬下》) 厚葬久丧, 必会使政事荒废, 国家贫穷, 人口减少, 社会动乱。由此可见, 墨子所坚持的节俭的原则, 就是利民, 即有利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伦理价值观 篇11

关键词：传统文化；五伦关系；“孝悌”思想；和谐家庭

一、传统伦理的主要内容

中国古代儒家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称为“人伦”，把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种关系称为“五伦”。在谈到“五伦”之间的关系时，儒家经典《大学》中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在儒家看来，修身为修炼个人的品德、情操，是第一位的。修身之后便能和睦家庭关系，家齐，然后才能治理国家，平定天下。他们认为“修身”、“齐家”居人伦之首，是形成全部社会关系和秩序的基础和起点。

以孟子“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的五伦为标志，形成了一个“以人为本”的伦理道德观。这五伦关系是任何一个社会、国家、民族、时代的人都必须面对的最基本的伦理关系。因此中国古人说，“人无伦外之人”，即不存在生活在伦理关系以外的人。除此之外，传统文化中的“孝悌”思想也是传统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人格的形成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和谐家庭的内涵

家庭是一个人成长成熟的摇篮，是成就事业的基石，是生活力量的源泉和理想的归宿。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只有家庭和谐，整个社会才会和谐。从这个意义上说，和谐社会需要和谐家庭。和谐家庭就是全家人在人生智慧导航中，通过学习化生存方式，成长为与大自然和谐，与人类社会和谐，与人的心灵和谐的环境氛围。

与大自然和谐体现在有一个生态和谐的家庭生活方式。人类已经明白，与大自然和谐共处是人类生存之根本。然而今天，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环境正在大幅度改变，已超出我们的预料。人口膨胀、资源匮乏、生态失衡、环境污染，地球上出现的温室效应、气候异常、海水酸化以及水资源日益匮乏等问题。因此，我们的家庭和谐首先体现在对大自然的热爱，对生命的珍惜，要爱护动植物，有环保意识，节约水资源等，要崇尚科学，让我们的后代也生活在一个生态和谐的环境之中，并做好为之服务的准备。

与人类社会和谐体现在有一个相处和谐的家庭内部互动关系，包括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等等，和互动关系在家庭之外，包括邻居之间的关系，同学，同事，朋友的市场经济关系等。和家人互动是实现家庭和谐的主要内容。如何形成以夫妻和谐为中心，尊老爱幼为伦理，平等沟通为心灵智慧，融入时代环境为方向的家庭关系是构建和谐家庭的核心内容。俗话说，“家和万事兴”。只要家庭和谐幸福，人生就有了归宿，不论做什么工作都会感到精力充沛。要想奏出和谐的家庭乐章，除了需要一个健康的社会环境，丰裕的经济和其他外部条件外，更要靠家庭成员长期共同生活所形成的理解与默契、信任与体谅、习惯与适应、责任与义务。一个家庭，需要所有的家庭成员互相帮助，同舟共济，共同进步，共创和谐。

三、传统伦理对构建和谐家庭的现代价值

第一，传统伦理的现代价值。伦常大道第一伦就是父子有亲。父子关系不是某一个人规定的，它是天然的秩序。目前，家庭代际关系在我国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自从8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家庭向小型化、核心化趋势转变，独生子女越来越多。随着我国家庭的这些变化，建构新型家庭代际伦理有了现实的可能性。联系传统的伦理与我国的实际国情，我们提倡父慈子孝。传统父子之道可以为家庭稳定和睦提供道义支持；可以激励人们重视道德修养，发挥其社会潜移默化的积极作用，从孝敬父母到关爱他人，从和睦家庭到和谐社会，传统的父子伦理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可以起到促进国家治理的作用，强调要想国治、天下平，前提必须是家齐，而若想家齐，则必须遵循家庭伦理，只有家齐，整个国家才能强盛不衰。

第二，夫妻关系和谐是家庭和谐的核心。众所周知，婚姻关系在家庭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家庭和谐必须以夫妻和睦来巩固，因此夫妻关系是一个家庭的核心。儒家伦理思想中的五伦思想之一是“夫妇有别”，即夫妇各有其责，各行其义的意思，也就是为人夫、为人妇应该分别具有的道德要求。我们现代社会应以此为原则来理顺夫妻关系，使夫妻和睦，家庭和谐，乃至社会的和谐。夫妻双方应以德而婚姻，夫要有道义、情义和恩义，妻要相夫教子；夫妻双方要保持互敬互爱，反对喜新厌旧，见异思迁。“恒”为夫妇之道；“久”为夫妇之义；“去老为乱，纳少为淫，见色忘义，处富贵而失伦谓之逆道”。 夫妇有别，男刚女柔男女各有其职分；夫义妇顺，彼此如朋友，患难与共。夫不应凌抑妻子，妻不应背叛丈夫。今天我们构建和谐家庭，重心学习儒家传统的夫妇伦理，还可以得到很多启示。现代学者蔡元培先生说：“夫妻，这不是骨肉之亲，而生活在一起后，快乐与共，苦共同担，终生不得分离，因此幸福的生活，就是夫妻之间友好相处，夫妻之间相互谦让爱护，否则夫妻之间相处就会很困难，进而家事国事友情都处理不好，这也是一个国家的道德颓废的开始。”

从古至今，中国人一直重视夫妇伦理，从不懈怠。当今国际交往日益密切，国人更应自觉抵制西方腐朽思想的侵蚀，秉承儒家传统伦理思想的精华，促进夫妻和睦相处，只有夫妻关系和谐了才会使家庭关系稳定，离婚现象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率就会降低，整个社会就会和谐稳定。

第三，长幼关系和谐是家庭和谐的升华。兄友弟恭，长幼有序是中国传统长幼伦理的基本要求。“友”，是对于兄长方面的伦理要求，分而言之就是对于弟小要关心爱护他，要细心教导他，要体贴照顾他，要宽容礼让他，要为他做好模范表率。“悌”，是对于弟幼方面的伦理要求，分而言之就是对于兄长要尊敬顺从。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正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父母对子女总是无私地奉献，而我们现在孝顺父母则是爱的责任；将来我们也会成为父母，同样会希望我们的子孙对我们孝敬、恭敬，理解我们，懂得爱的奉献和责任，传承和延续爱的品德。

结语：社会上的关系无非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要想形成礼敬、尊重的良好关系，就要从家庭道德教育“兄友弟恭”开始培养，就要从兄弟姐妹之间的友爱做起，要做到“兄友弟恭”，兄姐就要发扬风格，主动谦让；弟妹也要顾全大局，尊重兄姐，如果在自己家庭中都做不到不能“兄友弟恭，长幼有序”，在社会上又怎么会敦亲睦邻，为人友善呢？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家庭的今天，发扬中华民族尊长爱幼这一优良传统，对和谐家庭的构建具有积极的正面意义。（作者单位：沈阳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1] 管晓静.当今家庭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 2005（8）.

[2] 闫晓梅.和谐家庭建设与新家庭价值理念的构建[J].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 2007（06） .

家庭伦理剧火爆背后的价值困境 篇12

家庭伦理剧是以社会道德为题材, 以人伦情感为主线, 以家庭成员的情感纠葛、百姓的日常生活矛盾为内容, 表现一定的价值取向和文化内涵的主题类型电视剧。

家庭伦理剧为何在沉寂多年后再度掀起高潮?这是因为, 在物质化越来越严重的今天, 人情、人性、精神追求等层面的东西很容易被忽略, 家庭伦理剧紧扣这些主题, 满足了大众的心理期待。比如《错爱》、《爱了散了》等电视剧, 讲述主人公在诱惑下的精神扭曲, 沉重而令人深思。另一方面, 家庭伦理剧中大量出现“小人物”, 在“新写实主义”的旗号下, 引导观众的视线进一步下移, 关注普通大众的生存困境和人生悲欢, 与民生视角相呼应。如《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爸妈不容易》、《大姐》等, 与普通人进行心灵对话, 拓展了电视剧这一大众文化的发展前景。

但伴随着家庭伦理剧的火爆, 其与生俱来的审美困境也引起了人们的反思。

首先是媚俗化倾向。一些电视剧在走向市场、贴近大众的同时, 简单迎合, 忘却了精神的追求。很多观众反映, 看了不少家庭伦理剧, 却很难得到精神境界的提升。一些电视剧中的亲情或者爱情, 往往流于浅薄或滥情, 甚至可以说, 一些情感境界与现代精神格格不入。如《金婚》力图说明婚姻没有捷径, 只能由两个人慢慢地走, 苦要吃, 架要吵, 婚难离, 情难断。贯穿全剧的主要线索是无休无止的争吵, 虽有生活的真实, 但缺乏文化审视的高度。再如, 《新结婚时代》, 本想直面当代婚姻中的城乡冲突、代际冲突, 剧中揭示的社会现实、家庭琐屑和情感冲突却肤浅而表象, 流于片面的说教与拼接, 缺乏对生活的提升, 现代张力不够。

很多家庭伦理剧缺乏直面现实的勇气, 回避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真实的冲突和矛盾, 回避现实, 缺乏必要的深度挖掘, 这即使在比较优秀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也有所体现。与火热的生活或者复杂尖锐的社会现实相比, 家庭伦理剧提供的是一种虚幻、粉饰的生活图景。一些家庭伦理剧的文化表述还常常处在一种矛盾和牵强的状态中, 爱情、亲情、乡情、友情等情感的纠葛, 常常处在错乱状态, 缺乏理性评判精神, 使观众陷于茫然。

其次, 剧情雷同, 缺乏想象力和文化张力, 观众在一种似是而非的氛围中, 对生活只能是一种隔靴搔痒式的体验。在电视剧日益发展的今天, 模式化弊端日益显现, 如“苦情剧模式”、“婚外恋模式”等等。这些剧集回避崇高与敬畏, 缺乏深层次思考, 缺乏文化上的审视和重建理想。一拥而上的家庭伦理剧情节往往大同小异, 矛盾处理和价值判断也大致雷同, 表演也出现了模式化倾向, 与快速变化的社会现实不符。

再次, 内容缺乏必要的审视或批判。如《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 小人物的生存困境, 并没有在小人物的生存哲学中找到最充分的解决途径, 这不能不说是该剧的缺陷。对表现普通人世界的现实题材电视剧来说, 生动的细节固然必不可少, 但将生活艺术理解为再现琐碎而缺乏理性文化建构, 就只能带来艺术价值的失落。导演杨亚洲说, 《空镜子》热播时, 他一直觉得只有中年人才爱看, 但一个十几岁的小男孩竟对他说看过两遍了还是很爱看, 因为觉得剧中女主人公的各种行为就跟妈妈一样。这一方面说明了家庭伦理剧与生活的零距离, 但另一方面, 艺术毕竟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东西, 完全等同于生活, 很容易走进审美的困境之中。家庭伦理剧不仅要有善于发现普通人冷暖的眼睛, 还需要创作者不断地理解生活, 在一个高的文化视野下看待社会现实。

电视剧是大众文化, 在某些家庭伦理剧中, 缺乏必要的反思空间。如《戈壁母亲》, 塑造了一个任劳任怨、逆来顺受的母亲形象, 文化视野狭窄, 观众的文化高度不但没有得到提升, 反而被压抑了, 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往往是破坏性的, 缺乏这个时代必要的文化架构。

家庭伦理剧的火爆, 一方面表明现代人对婚姻家庭温馨感的归依, 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普遍性的价值困境。这是两种相反的力量, 助推了家庭伦理剧的繁荣, 也在一定程度上埋下了隐患:如果家庭伦理剧不能够在满足大众心理诉求上取得成果, 总有一天会走入死胡同。当务之急是, 透过家庭琐屑, 进行全方位的文化审视, 重建价值诉求, 为观众提供一种精神上的观照, 才有望在一个广阔的文化空间中获得新的生命力。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