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研究（精选12篇）
制度研究 篇1
一、引言
房地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而房地产税收既是调控房地产经济的重要手段, 又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但我国现行房地产税收制度中却存在着诸多的问题, 目前在一些城市的试点的房地产税“空转”难以变成实际运转, 这就要求我们对其进行改革。虽然一些研究机构和学者对我国的房地产税制改革提出了一些框架性的思路, 但需要进一步完善, 提高可操作性。笔者试图设计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简化的房地产税收制度方案, 为我国房地产税收制度改革提供决策参考依据, 达到调控经济、公平分配社会财富、优化土地资源利用。房地产税收是一个综合性概念, 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房地产税收是指一切与房地产经济运动过程有直接关系的税收。狭义的房地产税收是指直接以房地产为征税对象的税收。房地产税, 有的专家学者或媒体称为物业税或不动产税, 笔者以为, “房地产税”这个概念比“物业税”描述更准确, 更容易理解, 在此我们使用狭义的“房地产税”概念。
二、我国房地产税收制度现状
1. 房地产税收政策概况
目前在我国房地产业链中, 房地产税收涉及从土地使用权出让到房地产的开发、转让、保有等诸环节。在我国现行的税收制度中涉及房地产的有营业税 (销售和租赁房地产、转让土地使用权) 、个人所得税 (销售和租赁房地产) 、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城市房地产税、印花税、土地增值税、契税、耕地占用税和房地产业的企业所得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以及已停征的投资方向调节税等, 直接以房地产为征税对象的税收也有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契税等6个税种。
我国现行房地产税收制度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税种繁杂, 流转环节税负重、重复征税过多, 一些税种征税范围过窄、计税依据不合理, 税负内外有别, 税外收费多, 税收征管的配套措施不完善, 对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不够, 导致房地产市场上的不公平竞争、税收流失严重。
2. 房地产税收收入现状
随着近几年房地产经济的快速发展, 我国房地产税收收入也快速增长。与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房地产税制设计不合理, 房地产业税费负担过重, 房地产税收收入受房地产经济的波动影响很大, 各地房地产税收入占地方税收收入的比例也不均衡, 一些大中城市的比例如成都、宁波等城市接近5 0%左右。
自2005年5月国家对房地产税收实施先缴纳税款、后办理产权证书的一体化管理以来, 通过强化税收管理, 房地产税收均出现了高速增长的态势。以四川、山东、江西、江苏的情况来看, 2006年分别实现房地产税收112亿元、210.5亿元、34.2亿元和220亿元, 分别比上年增长61.5%、29%、21.5%和28.9%。房地产税收占全部地方税收收入的比重不断提高, 目前平均已达到2 0%以上, 成为地方税收收入的主要来源。
3. 关于我国房地产税收制度的研究现状
在我国关于是否开征房地产税 (或物业税) 的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和讨论, 一些专家学者和研究机构对房地产税进行了研究和探讨。2007年国家税务总局组织了以石坚为负责人的课题组对我国房地产税收问题进行研究。
三、国外房地产税收制度的经验
目前, 许多国家都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房地产税收体系, 税收制度具有“宽税基、简税费、轻税负”、“从价计税、动静结合、地方所有”的特点。“宽税基”是指除了对公共、宗教、慈善等机构的房地产实行免税外, 其余的均要征税。“简税费”是指一个国家设置的有关房地产的税收种类相对较少, 税外收费也少。“轻税负”是指国外房地产税收中税率一般都不高, 如美国征收房地产税收的5 0个州, 税率大约平均为1%~3%;在加拿大多伦多市物业税税率为1%。“从价计税”是指绝大多数发达国家是以房地产的市场价值为计税依据, 即以财产的资本价值、评估价值或租金为计税依据, 只有少数国家以土地面积和账面价值作为房地产税的计税依据。“动静结合”是指既重视对房地产保有环节的征税 (静态税) , 如加拿大的不动产税、波兰的房地产税、泰国的住房建筑税、日本的固定资产税、法国的房屋税、英国的房屋财产税、韩国的综合土地税、巴西的农村土地税;又重视对房地产权属转移环节征税 (动态财产税) ) , 如意大利不动产增值税、其它国家遗产税与继承税、赠与税、登录税、印花税和公司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但对权属转移环节实行轻税政策, 以促进房地产的开发经营, 有利于房地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如美国, 对房地产的拥有和使用者, 每年必须缴纳房地产税, 且不分对象实行统一的税率和征管办法, 对住宅实行减免和抵扣;而在开发经营环节的税负相对较轻, 仅有交易税和所得税, 并享有各种税收政策的优惠。“地方所有”是指为了激发地方政府征收房地产税的积极性, 扩大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的投资规模, 房地产税一般作为地方税, 是地方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 一些发达国家的房地产税收入占地方税收的7 0%以上。另外, 发达国家已形成了一套相对成熟的房地产税管理办法和配套制度, 如房地产产权登记制、估价制度、计算机管理制度, 并建立了相应的机构。政府特别重视房地产税种的设立和调整对经济、社会以及资源配置的效应, 把税收政策作为调控经济和调节收入的重要手段之一。
四、构建我国房地产税收制度的原则和指导思想
1. 构建原则
针对房地产税制改革一些专家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笔者以为构建我国房地产税制体系应体现公平、效率、简化、民生四大原则。
(1) 公平原则
税收公平原则就是要公平建立税制, 公平运用税收政策, 国家征税要使各个纳税人承受的负担与其经济状况相适应, 并使各个纳税人之间的负担水平保持均衡。在征税过程中, 客观上存在利益的对立和抵触。如果政府征税不公, 则征税的阻力就会很大, 加剧偷逃税收等违法行为, 甚至引起社会矛盾。我国目前的房地产税收体系有违公平原则, 房地产税制存在征收范围具有选择性、内外税收政策不统一、重复课征等问题, 妨碍税收的横向和纵向公平原则。
(2) 效率原则
税收的征收效率是指单位税收成本带来的税收收入最高, 税收成本包括税务机关在征税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即征收成本和纳税人在履行税收义务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即奉行成本。房地产税制应通过以下途径贯彻税收效率原则:一是简化税制结构, 降低税收奉行成本, 二是强化税收调控房地产经济的职能, 促进房地产也的健康发展, 三是优化税收征管, 节约征管费用, 建立符合我国国情、高效率的房地产税收征管制度。
(3) 简化原则
简化原则是指房地产税收制度必须既便于纳税人遵循, 也便于税务机关管理。简化的原则包括统一内外资企业的房地产税、减少税种、简化税率档次、减少税收优惠和简化征纳程序等内容, 这会大幅度减少税收成本和提高税收效率。
(4) 民生原则
民生原则就是指房地产税收制度要与不断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社会生产目标相适应。房地产关系到国计民生, 属于“民生”的范围, 是居民生存、生活的基本需要, 政府的房地产政策都应以民生为出发点, 使“居者有其屋”、“居者优其屋”。如今, 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拥有房地产的数量差别悬殊, 房地产税收制度应通过不同的税率设置来调节和缓解这种差距, 这也是税收“社会公平”的要求。
2. 指导思想
以“简化税制、合并税种、立租并费、税负适度、自动稳定、调控经济、便于征管”为指导思想和出发点, 设计房地产税收制度。
五、我国房地产税收制度设计思路
1. 税种的设立
笔者认为房地产流转环节的营业税及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继续按原税种开征, 保持税制的连续性;但对涉及再次转让房地产 (二手房) 和出租房地产的营业税、个人所得税税负可适当降低, 具体降低到多少, 需要在调查的基础上, 通过分析研究后确定;调整营业税中服务业、转让无形资产和销售不动产税目;取消对“三资企业”不征城建税、教育费附加、耕地占用税的税收优惠。取消除工商税务部门以外的房地产行政收费项目, 将现行房产税、土地使用税、房地产税、土地增值税、耕地占用税、印花税、契税、土地出让金等项税费合并, 设立房地产税种。
2. 房地产税税制要素设计 (1) 房地产税的课税范围
房地产税的课税对象是什么、应设置哪些税目、撤并或保留哪些税费, 一些专家有过少量不完整的阐述。笔者初步设想以拥有和转让的不动产、国有土地使用权为课征对象, 适当确定和扩大征税范围, 如将农村的经营用房、出租用房纳入房地产税的征收范围。但是考虑到农村的经济状况和长远发展, 集体土地使用权不能纳入课税范围。农村个人拥有的居住用房面积在限额范围内和城镇居民拥有的居住用房面积在限额范围内且在新税实施前购进的, 实行减免税优惠;居住用房面积限额由财政部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根据不同阶段的社会发展状况确定。设立房产交易、地产交易、房地产出租、土地征用、土地占用、房屋产权等6个税目。
(2) 房地产税的纳税人
设想以拥有和转让的不动产、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单位和个人作为房地产税纳税义务人, 内外统一, 不分居民与非居民。对容易出现税收流失的环节设立扣缴义务人, 如个人出租房地产, 以承租人为扣缴义务人。
(3) 税率
房地产税可以设立多种税率, 不同税目对应不同的税率或税率幅度范围。对于房地产转让交易和租赁环节, 中央制定统一的累进税率, 增强房地产税的调控经济的功能。税率分几个档次和具体比例的确定要考虑两点, 一是不能因税改而增加纳税人的负担, 二是加大调控经济的作用。首先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地区、分类 (城市与农村、高中低收入家庭、大中小房地产企业、不同所有制性质企事业单位) 选择企事业单位和房地产企业、居民等进行调查, 通过调查收集数据, 然后采用索洛经济增长模型等方法测算分析房地产税的效应、计算以前纳税人所承担的相关税收平均负担, 最终确定税率。
(4) 计税依据和方法
房地产税采取从价定率计税方法, 房产交易和地产交易税目以交易差价 (收益) 为计税依据, 房地产出租税目以租金收入为计税依据, 土地征用税目以成交价格为计税依据, 土地占用和房屋产权税目以评估价格为计税依据。对于评估价格确定, 由国务院制定房地产评估标准, 县级税务机关根据标准, 参照同类房地产价格, 考虑房屋面积、地段、楼层、结构、每平方米建筑占地面积等因素确定评估价格, 每3年评估一次。
(5) 其他税制要素
尽量减少税收优惠政策。对个人纳税人的第一居所可以给予低税率优惠, 对其他居所适用正常税率, 这样可以有效抑制居地产投机行为, 保证房地产流通市场的稳健发展;对征用荒山、山地、滩涂可以适当减免, 以促进这些土地的利用;对于房地产继承、直系亲属间的房地产赠与、对有赡养义务人的房地产赠与、对社会福利救济事业的房地产赠与等给予免税, 以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
纳税期限设计参照目前相关税收政策的纳税期限确定, 但是对居民个人纳税人房地产拥有环节的税收以年为纳税期限, 以方便纳税人履行纳税义务, 节省纳税成本。其他税制要素和纳税申报表等设计尽量从简。
摘要：本文在分析我国房地产税收现状的基础上, 提出了房地产税制改革的原则、指导思想, 进一步探讨我国构建一个统一的房地产税收制度的思路。
关键词：房地产,税收制度,构建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不动产税改革研究”课题组.不动产税的税种与税率设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 (http://www.drcnet.com.cn/) , 2006～09～22
[2]钱 凯:我国房地产税制改革问题研究综述.财政部网站 (http://www.mof.gov.cn/news/) , 2004～10～31
制度研究 篇2
（历史系07级历史二班
尚生平
2007071216
745000）
【内容摘要】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国家的民族政策，它是国家处理民族关系，解决民族问题的方针、办法和措施。在历史上，土司制度曾经起到过十分重要的作用。如今它已淹没在历史长河中，成为我们的记忆，继往开来的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从表面上看，它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从历史考察的角度说，中国作为多民族的国家，历代所实施的民族政策不可能截然分割，虽非一脉相承，但一定程度上是有继承性的。历代任何执掌权利的阶级、阶层或者个人，都希望有一个适应国情、适应时代的民族政策，既为我用，又为促进民族的稳定、团结和振兴服务。
【关键词】
土司制度
民族区域自治
以夷治夷
共同繁荣
（一）从两种制度的发展来看
以制度的起源作为两者比较的起点，是研究事物性质的一条重要途径，重要原理。当代著名哲学家克里普克在论述本质时指出：“一个对象的起源对这个对象来说是本质的。”我认为土司制度与民族区域自治也毫不例外。
中原政府通过土官治理少数民族的做法，最早见于儒家经典《易·观·象辞》云：“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礼记·王制》云：“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易俗，刚柔轻重，迟速异弃，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1]这是中国几千年以来一以贯之的“因俗而治”思想滥觞和理论依据。战国秦汉时期，汉武帝“以兵临滇，滇举国降，请治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2]并且还设立了特殊的道和初郡来管理少数民族。三国时期，诸葛亮“七擒猛获，”平定南中骚乱后，为继续进行“隆中策”中“防务在北”的战略，采取“怀柔之策”来笼络少数民族，以安定西南夷大后方。于是任用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和倾向蜀国的大姓当官。用“平南中功居最多”的李恢为建宁太守，用所谓“执忠绝城”的吕凯为云南郡太守。
以上由土人治土，“以夷治夷”的史事，我们从中窥探出：“封建朝廷与少数民族上层互为所用，相互勾结来统治各族人民。”
唐宋时期，羁縻政策得到全面推广。唐王朝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广设羁縻州县，据谭其骧先生统计唐王朝先后在东北、北方、西南与南方设置了885个羁縻府州。[3]羁縻州虽有较大自治权力，都督、刺史也由原部族首领担任，并且可以
世袭，但是这些都督和刺史必须由中央任命，同时还取消了少数民族上层分子“可汗”的称号，在经济方面则给予一定的优惠措施，如在羁縻州县基本不收赋税，只是象征意义上的收取一点，宋代继承唐制，继续推行羁縻制度。羁縻政策的作用和意义是重大的。它有助于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对巩固国家的统一和促使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团结壮大，增进各民族的融合和相互了解，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元代在总结历代王朝特别是总结唐宋王朝统治经验的基础上，在实施民族政策方面有了新的发展，这就是在羁縻制度的基础上，创立了“蒙夷参治”之法，官有流土之分，于是始有土司之名。盛于明代的土司制度，乃是“踵元故事，大为恢拓”的结果。[4] 元代的土司制度已基本完备。土司职官有宣慰、安抚、招讨、长司诸司，土官职官有总管、土府、土州、土县等。这些职官除“总管”仅元代设置外，其它职官名称也在后来的明清两代一直沿用。[5]元代土司制度不仅设置职名，而且围绕土司制度所采取的措施也丰富了土司制度的内容。元代在少数民族中、上级地方政权中“参用其土人为之，”大批引用土人为官，而在基层单位则实行以“土酋为官”的政策。“参用土人、以土酋为官”即是实行土司制度的核心内容，也是实行土司制度的第一个重要措施。在云南也不例外，据载元世祖忽必烈平定云南后，招降各民族地区酋长，即皆设土官管辖。[6]元代在土司的承袭、升迁、惩罚、朝贡、纳赋、军事等方面，都开始有了较为明确的规定，这表明土司作为一种制度已经逐渐完善。例如，土司的任命而言，就包括了赐予印章、虎符、金字圆符等信物，其目的在于强化其权力，更好的为中央王朝效劳，即所谓“俾符以王官旌节，统摄其部落。”
元代土司成为“一代之制”，对明、清土司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明太祖废除宰相，加强皇权之后，强化“以夷制夷，分而治之”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如：明朝初年，朝廷抓住麓川地区发生内乱，思氏势力削弱之时，拆散其兼并的地域，分设勐养、木邦、勐定三个府，潞江、干崖、大侯、湾甸、勐连、促瓦、散金、者乐甸八个长官司，又把南甸划出建为州，三征麓川后，就革除了麓川宣慰司，以陇把地置陇川宣抚司，在勐卯设同知、在芒市设长官司。麓
川宣慰司就这样被分解成若干个各不相属的政权机构，终于使思氏集团势力不复存在。陇川的户撒、腊撒地区只有一个宽不到两公里，长有三公里的狭长地带，明朝廷竟设置两个长官司，这是很典型的例子。明清朝代土司制度史上，把土司辖区千方百计化小的史例是数不胜数。
有学者统计，明朝，单在云南设置土司就有300余家。又有学者统计，明清两代云南土司达587家。云南土司设置星罗棋布，《明史·云南土司传》的作者认为“名目淆杂，难以缕析。”其实这与汉代“王国问题”相似，就是为了使其由大化小，由小化了；设立众多土司，从而造就各自为政、互不统属、彼此猜忌、相互对抗的政权；让各自土司之间彼此消耗各自势力，朝廷坐收渔翁之利。终明之世，改土设流是很有限的。尽管如此，明代改土设流的初步工作，仍为清代大规模改土归流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
清初，作为少数民族的满族入主中原，为了获得更多的支持，因眀制继续推行土司制。《清世祖实录》卷41载：顺治帝曾发布谕旨，“各处土司„„凡未经归顺，今来投诚者，开具原管地方部落，准予照旧袭封；有擒执叛逆来献者，任厚加升赏；已归顺土司官，曾立功绩及未经授职者,该督抚按官通察具奏，论功升授。”[7]这基本上确立了清初对土司的政策。清代对土司的各项制度，基本继承了眀制，但对土司的限制和规定比明更加严格和具体。如规定了承袭人的具体年龄“土官子弟，年至十五，方准承袭。”除此之外，还规定了承袭者的嫡庶次序。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清王朝已意识到土司制度存在的某些问题。随着全国局势稳定，大规模的改土归流从1726年开始了，土司制度已走上了穷途末路。
雍正四年，清廷委任鄂尔泰为云南、贵州、广西三省都督，全权办理改土归流事宜。鄂尔泰上疏将原属四川的东川、乌蒙、镇雄三大土府划归云南，即着手改土归流，可见改土归流重点在云南。不但云南境内所设土职最多，职官种类也最完备。而且元代所建立的土司羁縻制度是从云南实际统治中得到的经验，明代完成这一制度是把云南作为集中施行区的。因此把云南作为重点是无可非议的。
改土归流的过程经历了血与火的斗争，到雍正九年（1731年），鄂尔泰基本上完成了云南及贵州、广西三省的改土归流。所以说：“自雍正四年到九年，蛮悉改流，苗亦归化。间有叛逆，旋即平定。”[8]在云南改土归流过程中，鄂尔泰曾提出“江外宜土不宜流，江内宜流不宜土”的改流部署和策略。就是说在澜沧
江、怒江、伊洛瓦底江靠今中国内地方向以内设流官；而在这几条江靠外者，仍保留土司制度。可见鄂尔泰改土归流也照顾了特殊地区的特殊条件。经过这次改土归流，云南境内还剩有宣慰使一：车里；宣慰使五：耿马、陇川、干崖、南甸、孟连；副宣慰使二：遮放、盏达；安抚使三：潞江、芒市、勐卯；副长官司三楼纳、亏容、十二关；土知府四：蒙化、景东、孟定、永宁；土知州四：富州、湾甸、镇康、北胜，总共22家。这仅是大土司而言，小土司则保留较多。至到1956年民主改革结束，土司制度才最后消亡。
土司制度是历史上形成的，溯源于秦汉以来的羁縻之制，其发展过程反映了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体现了封建社会较先进的民族政策。它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延续了好几百年，又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消失，反映了历史发展的辩证过程。它在封建社会发展中具有伟大的意义。首先，元明清三代在实施了土司制度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像南诏、大理那样独立式的地方割据政权。封建王朝对西南地区进行了有效控制，使西南与中原地区联系紧密，巩固了国家完整与统一。其次，促进了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在土司地区开科举、设学校，使儒学在这些地区得到传播，促进了当地文教发展。最后，封建王朝对民族地区大大小小首领的任命，使他们增强了“保境安民、守土有责”的责任感，为保卫国家做出了重大贡献。总之，土司制度作为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曾在历史上发挥过重大作用。
民族区域自治的起源呢？首先是列宁在批判超地域的“民族文化自治”和“民族分离主义”时提出来的。他说：“如果很方便，如果经济流通需要，为什么不成立50万居民，甚至只有5万居民的自治州呢？”列宁认为民族区域自治是为了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要求，并通过区域自治来解决民族问题。中共的民族区域自治是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把马克思、列宁的民族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我国自古以来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多个民族结合而成的国家。汉族人口占92%，其它55个少数民族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8%。人口最多的藏、壮也不过5000万多一点人口但中国少数民族一大杂居、小聚居为主，遍布于华夏各地。分布地区占全国总面积60%左右，而且多散布于2万平方公里的国境线附近和有着丰富的资源。毛泽东曾说过：“少数民族占地大物博，汉族占人口众多。”汉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上一般领先于各个少数名族，起着引领先锋的主导作用，这就形成了我国各民族间的相互依存、优势互补关系。从而为民族区域自治的创立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当代中华民族区域自治经历了提出、形成、试点、全面推行，不断巩固和不断完善的阶段。中共在幼年时，党内有过照搬苏联模式，主张用民族自决和联邦来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意见。但是这个意见无史可鉴，苏联也处于试点阶段。经过长征和抗日战争的实践，党内逐渐由民族自决过渡到民族区域自治来解决民族问题。虽说它与土司制度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干的事，但从历史传承的角度来探析，不应当否认，土司制度对我们今天的民族仍具有借鉴意义。
中共在革命的各个发展阶段都申述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主张。土地革命时期，中华苏维埃政府通过《关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案》中指出：要建立“民族自治区域”，培养民族的工农干部担任国家管理工作。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11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全会上明确提出：“允许蒙、回、藏、苗、瑶、番各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抗日原则下，各民族有自己管理自己内部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国家。”随后在陕甘宁边区建立回族、蒙古族自治乡、自治区，这实为中共民族区域自治的最早试点。1945年4月，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求改善少数民族待遇，允许各少数民族有民族自决的权利。”[9]而在1941年《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已规定：“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古民族自治区。”1947年5月1日蒙古民族自治区政府成立，乌兰夫说：“内蒙古自治区的建成，标志着党关于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胜利的接受了实践的检验而进入成熟阶段。”[10]内蒙古自治区是我国建立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族自治区，它对我国在较大区域内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有重大的意义。
新中国成立，即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纲领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应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标志着民族区域自治在中国确立起来。此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全国广泛推广，并制定了《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正式把民族区域自治作为一项国家制度确定下来。
1955年至1965年，一批自治州县陆续成立。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左倾思想影响，民族工作一度受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面拨乱反正，党中央重新审视民族问题，制定民族政策。1985年正式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1991年8月，国务院正式发出了《关于进一步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问题通知》，提出了十一条政策和措施。2001年2月又对该法进行了一些修改，该法的修改使民族自治的权利用专门的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并使其有法可依。为了更好的贯彻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到目前为止，我国共建了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119个自治县（旗），合计154个民族自治地方。民族自治地方总面积达613.7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64%，民族自治地方总人口16407.9万人，占全国总人口45.4%，全国55个少数名族中，已有45个实行民族区域自治，除了人口很少，居住区域很分散的或很小的赫哲、乌兹别克、塔塔尔、俄罗斯、门巴、珞巴、阿昌、得昂、基诺、高山十个民族外，其它少数民族都建立了同行政的民族自治地方。[11]可以说实施范围比较广，比较深入。我国民族区域自治通过法律的形式体现出来，充分显示了它的规范化、民主化特点，而且自治法也标志着我国开始了用法律规范和调整民族关系的时代。
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处理民族关系的一项伟大创举，它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民族问题的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因此它与历史上的任何民族制度相比，更具有许多优越性，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有助于把国家的集中统一与民族的自治平等结合起来，妥善的解决了国家统一和民族自决的关系；第二；有助于把国家的政策同少数民族地区的具体特点结合起来，从而发挥了地区优势，调动了各民族的积极性；第三，有助于把国家的富强与民族的发展结合起来，正确的解决了祖国的强大同各个民族共同繁荣的关系；第四，有助于保障少数民族公民享有广泛的人权和自主权；第五，有助于把各民族人民热爱祖国与热爱自己民族的感情结合起来，对于加强边疆防务、巩固祖国统一具有重要意义。
（二）从经济文化方面来看
各民族共同繁荣是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保证。邓小平说：“发展才是硬道理。”一个民族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坚持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创新。各个少数民族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有促进本地区经济发展的义务。而且促进民族
地区经济发展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因此我认为，土司制度与民族区域自治无论是过去，还是在未来，它们是否有利于当时经济的发展，比它们在政治上更具有重大意义。
从对人民的剥削来看，实行土司制度后，人民受到双重盘剥，人民不但要上缴官租，还要负担土司的苛捐杂派和劳役。据解放初期调查统计，勐卯土司每年征收官租达10万箩以上，折合350万斤。强征的杂派达数十种，有土司子女嫁娶钱、生育钱、满月钱、满岁钱、土司家族的伙食钱、拜佛钱、出门钱、走路钱、丧葬钱、修建钱、武装钱、门户钱等等。固定的劳役有守坟、抬轿、割马草、刮马屎，吹喇叭、打扫衙门、放冲天炮和做家务事等等，名目繁多，举不胜举。这种无所不包的杂派是一个无底洞，它远远超过了正常官租的几倍、几十倍。
由上看出，土司制度导致土司变成贪得无厌的吸血鬼。少数民族本来身处边远山区，穷乡避壤，而封建王朝则不顾老百姓的死活，非但对贫穷落后的民族地区不予扶持，还要横征暴敛，征取的主要项目有：差发、朝贡、供征调、承袭纳谷以及巧立名目的额外征收。
“差发，”按年征收一定的金银。居《万历会典》等史书记载，曾向云南傣族年争取金960两，银11600两。这是一个不完全统计数字，这么多的差发银，在当时人口稀少、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条件下，把实物换成金银，价格悬殊可想而知。按期无法交纳是司空见惯的，明正统元年（1436年），麓川交不足差发银6900两，欠银2500两。
“朝贡，”是人民很重的一项经济负担，因为所贡之物都为地方名产，数量极少，价格昂贵。明书记载，麓川曾6次贡象。以向朝廷表示诚心归顺之意。各地傣族都有贡象之俗，但象是稀罕之物，得之不易，并且要从万里之遥的西南边疆运送到京城，途中所经历的困苦足以让人瞠目结舌。这样也罢了，但朝廷还有规定：凡贡象必须同时贡马。可是傣族地方产马不多，只能从外地购买。明永乐十二年（1414年），麓川一次贡马600匹。还有象牙、珍珠、玉石等，异兽珍禽也是指定的常贡品。
“供征调，”也是人民的巨大负担，包括出兵、出服役、出粮、出款，《滇志》记载：“云南从来用兵，皆土司兵。”朝廷调动土司武装极为频繁。南甸司地从明代征麓川到民国末年防堵共革盟，供征调达60多次。各种战争最终是生灵涂炭、遍野饿殍。
“承袭纳谷，”这是朝廷的明文规定。明弘治年间，土司袭职五品以上者纳谷300担；六品以上者纳谷150担。每担为10市斗，算起来，无论纳谷还是折成银两，都是人民的沉重包袱。有些土司按时搜刮不足，只能借贷完纳，实在没办法，还有出卖庄园的。如：万年历四十七年（1619年），北胜州听袭土司高世昌，由于承袭是起关键急需费用，卖掉庄园5处，得银1000两。
总之，土司制度使各族人民受到了敲骨吸髓的剥削，榨取项目之多，数额之大，连土司自己乃至账房总管也说不清楚。
至于文化方面，历来封建统治者对少数民族文化不仅鄙视，而且把从事民族文化工作看作是非法的，因其认为中华民族只有汉、蒙、满几个民族，不承认中国是多民族国家，视少数民族是劣等民族，没有什么文化而言。
而实施民族区域自治的根本目的就是——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促进和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是党和国家的工作任务和奋斗目标。经济发展是连接各民族互助关系的基本纽带，文化进步又是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标志。在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就提出：“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用各个民族的语言文字的文化教育。”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必须帮助少数民族的广大群众，包括一切联系群众的领袖人物在内，争取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发展。”解放后，中共深知少数民族势单力薄，经济文化发展比较滞后，仅仅依靠他们自身的力量，尽快的改善贫穷落后的面貌，迈入先进民族的行列是十分困难的。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又指出：“要全心全意的积极的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1963年对新疆工作六条指示特别强调：“首先，要做好经济工作，农业、畜牧业、工业要一年比一年发展，经济要一年比一年繁荣，人民生活一年比一年改善。”这些国家政策的倾向，使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得到充足的资金保障。尤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民族地区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下面以西藏为例予以说明：
通过民族区域自治，西藏经济实现了质的变化，经济总量实现了飞跃。2000年全区国内生产总值达117.46亿元，相当于旧西藏的30倍。经济结构趋于合理，第一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五十年前的99%下降至30.9%，第二、三产业比重分别上升到23.2%和45.9%。
现代工业从无到有，逐渐成为带动西藏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迄今已建立起包括能源、轻工业、纺织、机械、木材加工、采矿、建材、化工、制药、印刷、食品加工等20多个门类，富有地方特色的现代化工业体系。能源、交通等基础产业蓬勃兴起。到2000年，全区共有各类电站401座，总装机容量达35.62万千瓦，年发电量达6.61亿千瓦时，与旧西藏仅有一座125千瓦时的小电站相比，可谓天壤之别。以公路运输为主、航空、管道运输协调发展的立体交通运输网形成、现已建成15条干线，375条支线公路，总里程达2.25万公里，基本上实现了县县通公路。同时开辟了10多条国内国际航线。建成了总长度1080公里，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从格尔木到拉萨的输油管道。通信业超前发展，建成了以拉萨为中心的通信网。2000年底，西藏地区固定电话总装机容量达17.02万门，移动电话总装机容量达12.3万门，互联网站9家。第三产业产值达53.93亿元，在西藏国内生产总值中居首位。[12] 以上数据表明，在全国政策大力支持下，西藏由解放前的一穷二白的落后状态已经迈入工业体系健全，信息发达的现代社会。国家始终把民族地区的发展放在第一位。在解放初期，我国十分贫穷落后状态下，仍然从匮乏的财政资金中挤出一部分来给民族地区。帮助贫困山区农民购买农具等，改变其落后的“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帮助少数民族建立耕读学校，发展基础教育。改革开放后，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进入了突飞猛进的阶段，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并取得了辉煌的成果。
到2000年，西藏全区拥有各类学校956所，在校学生达38.11万人，适龄儿童入学率提高到85.8%，文盲率下降32.5%，大专以上人口达3.3万人，占全区人口的12.6‟，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位居前列。近年来，国家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来保护并弘扬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国家抢救、整理并出版了包括蒙古族的《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这三大英雄史诗；搜集、并整理编纂了《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中国民间器乐曲集成》、《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等包括民族文学、音乐、舞蹈诸多门类的十大文艺集成；维修了西藏拉萨的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青海的塔尔寺和新疆的千佛洞等大批重要寺庙和宗教场所，其中仅在1989至1994年，国家为维修布达拉宫就投入5300万元和1000公斤黄金。[13]
西藏自治区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西藏各族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极大改善。197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65元，而2003年增至8058元，增长14倍，平均年递增11.2%；2007年西藏农牧业进入第二十个丰收年，农牧民人均纯收入达2788元，同比增长14.5%，比全国水平高出约7个百分点，连续五年保持了两位数增长，比2002年增长了83.8%，比1992年增长了2288元，比1978年的175元增加2613元。[14]1979年，西藏全区农牧民人均消费水平为147元，城镇居民为620元，2006年这两个数字分别达1827元和7312元；2007年，西藏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112亿元，比2002年翻了一番多；“十五”期间西藏累计新增住房面积达到20.86平方米；截止2006年12月底，西藏民用汽车保有量已达14.39万辆，比上年同期增长35.2%。[15]西藏总人口由1951年的114.09万人增加到现在的280万多人，人口平均寿命从1951年35.5岁提高到了现在的67岁。[16]
通过两种制度在发展经济、文化方面的对比，我们可以窥探出：土司制度作为一种民族政策，从民族发展的角度来看，它是一种名副其实的“人吃人”制度，封建王朝利用土司来剥削劳动人民、控制人民；用搜刮民脂民膏来削弱民族地区的经济实力，又可挑拨土司与人民之间的关系，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相反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则把实现民族地区的繁荣发展当作国家的根本任务，不但在发展特别落后的地区免除税收，而且国家历年都给民族自治地方以巨额的财政补助发放各种生活补助款和救济款，设置民族地区教育补助费、医疗补助费等。坚持以人民利益为重，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我党立党之本。
（三）从基层利益与维护国家统一方面来看
白寿彝先生说：“我们要知人论世，护惜古人。”用今人的眼光来审视历史，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历史，都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史学观。过去我们用阶级分析法来研究问题，认为一切历史上的东西都是落后的、腐朽的。因此只看到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矛盾的一面，忽视了相适应的一面。尽管土司制度在总体上是阻碍历史发展的，但是它在农业基础设施方面所做的贡献是无法抹杀的。我们先从它的统治机构来说，多设立户、吏、兵、刑、工六个房，犹如一个小朝廷。各个房设有总管，在户房中设有“那管，”是专门管理各地的田地和农业生产的土目，督察田地是否丢荒，是否按季节耕种和管理、收获，是否有种子、肥料、农具、耕牛，是否有水利灌溉等等，以便进行调节。这与我们现在农村的田间管理十分相似，都是监督农业生产的。“民以食为天，国以税为本。”在重农抑商的封建时代，农业是十分重要的。如今，农业的基础地位也是无法动摇的。总之，在土司制度下对农工业的基层管理是很完善的。
关于农业的基层设施，有些土司还设有“水利谷”、“牛马坊”，用于兴修水利和耕牛调剂，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这是在解放后50年代对大新县土司地区社会历史调查中得到的资料。以上是从机构设施方面来说明的，下面我们从它的基层农业设施建设来看：
莫家仁先生曾在忻城县下才村调查明清时期遗留下来的水坝、唐坡、架设的水筒车、水澗等水利灌溉设施。村边几里远处有条河流，老人说：“土司时代，这条河流上架有十几个水筒车车水灌田；在二寨堡境内，江河交错，河上水坝、水筒车也很多。”明清时期，莫镇威等土官土县境修石拱桥、石板桥、石墩桥等百余座，修通外堡石山路3条，在思练堡利用官方设立：“劝农停车所”。在县治
[17]地方鼓励土民纺织土锦、土布等等。由此看来，土司衙门也是关心农业生产的，在历史时期也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农业的发展。
以上是从经济发展来说的，以下我们从它的政治方面分析。众所周知，在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是绵延不绝的，起义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罕见的。而与之相反的是土司统治的州、县，土官土民的起义事件少有发生，即使发生规模也不大，时间也不长。以明朝为例；当时桂西的土司统治地区，社会相对清平；而流官统治的桂东地区，如古田、大腾峡、府江、罗旁、怀远等地，大规模的人民反抗，有的长达两百余年。相比之下，土司土官对维护边疆地区的稳定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探究其因，首先，我认为以夷制夷顺应了民心；土官土民本是同根生，没有相煎何太急的理由。其次，土官土民有共同的民族信仰、共同的心理素质、共同的语言、长期共同的生活在一起。最后，他们的个人声望或家族声望具有很强的震慑作用。
我们从它的反抗外敌侵略，维护祖国领土完整来说。土司制度萌芽时的宋朝，交趾统治者经常入侵广西边疆州县、掠夺人口和财物。边疆羁縻州的土官土酋率领几万几十万的土兵痛击入侵者，收复失地，保护边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元朝左右江土官土兵在反击交趾入侵方面也起了很大作用。南丹、庆远、融州的土官
和土民，成千上万到思明、太平等地屯田戍边，减少元王朝在兵源上、财力上的巨大压力。明朝时沿边州县如 施、莫紹伦等率土兵、俍兵击退安南入侵者。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女土官瓦氏率田州、镇安、思思、南丹、东兰、那地等府州的俍兵6000余人，至浙江沿海抗击倭人入侵，在王江泾等战役中痛击倭寇入侵者，歼敌2000人，取得了自抗倭以来没有取得过的重大胜利，明廷嘉奖她，诰命为“二等夫人”。清乾隆末年，安南入侵骚扰，两广总督孙士毅率军讨伐，田州土官岑宜栋率土兵2000人随征共讨。后来清军撤退入关，岑宜栋率土兵担当封后掩护；被敌人埋伏，截断退路，岑宜栋率领土兵血染沙场，英勇牺牲。土司土官抗击入侵者给国人以深刻印记。[18]
土司制度下的少数民族在捍卫国家领土完整时做出了杰出贡献。他们用鲜血阐释了国与家唇亡齿寒的关系。封建王朝对他们有歧视，他们被蔑视为华夏之夷族。有的土司为此自欺欺人，为自己造一个汉族祖先。当然大多数融入到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庭里，用鲜血来捍卫祖国的尊严。
民族区域自治在给予基层利益方面已经从物质利益上升到政治权利。从它发展的各个阶段看：在1922年7月至1931年11月的探索阶段，中共二大通过决议：“蒙古、西藏、新疆建立联邦共和国”。它是与中国实际不相符合的基层权力表现。1931年11月至1936年10月初步提出建立少数民族自治区的主张，以1936年10月下旬建立陕甘宁豫海县自治区政府为首次尝试。1937年至1945年抗战阶段融入了“全民抗战”的内容，把民族团结与爱国救亡充分结合起来。1945年至1949年，民族区域自治的成功实践阶段，逐步建立形成了区、乡、县、省的民族政权体系。如先后在淮南、山东、晋察冀等解放区建立二龙回族自治区、鲁中回族自治区、枣庄回民自治镇等一批县级民族自治地方，贯彻落实了基层民主权利。1949年至1978年，《共同纲领》的颁布，标志着民族区域自治由民族政策到国家制度的转变。民族自治机构在全国少数民族区域陆续建立，表明了民族自治基层政治权利的全面落实。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1884年5月31日，六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标志着基层民主权利用法律形式的确认，也标志着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已经具备了较完备的形式，走向了成熟阶段。
民族区域自治下，人民生活达到温饱后向小康迈进，还能参与国家的政治生
活，除了自主安排、管理发展经济建设事业，自主发展教育、科技文化事业外，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还拥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在土司制度下，这些都是痴心妄想。
维护祖国统一方面，抗战时期具有很强的代表性。从少数民族的英雄来说，有回族英雄马本斋，他与日军苦战870余次，最后病逝疆场。从全国来看，台儿庄战役中，卢汉率领云南各族子弟组成滇军，坚守禹王山20多天，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在湘鄂西八千苗族战士开赴湘北前线，成为日军西进途中不可逾越的屏障；在云南，白、傣、黎等少数民族群众，肩挑马驮，遇山开山，遇水修桥，保证了滇缅公路的畅通，无数抗日物资正是通过这条大动脉输向了全国抗日战场。
在这两种制度下，各族人民都以不同形式、不同方式同外国侵略者展开了殊死的斗争。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他们都能抛弃民族间的前嫌，以国家利益为重。也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顾全大局与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精神。
(四）总结
铭记历史，我们才能展望未来。这两种制度虽然孕育于不同的历史环境中，成长在不同的国家体制下，看似是两种毫不相同的制度，其实蕴藏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人类自从诞生以来，就沿着前人的足迹走到了今天。人类历史上的任何发明创造，也是建立在先人失败经验基础上的。所以我认为民族区域自治是对土司制度的一种去伪存真、去粗存精的扬弃与批判。这不是危言耸听，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之间是有联系的，构成事物的各要素之间也是相互联系的，整个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
首先，它们在发挥民族头人作用，培养民族干部方面有接近之处。无论是土司制度还是民族区域自治都需要重视民族头人作用，发挥他们的作用，并且在该地区培养和使用更多的民族干部。其次，自治权在一定意义上有相似性。土司制度在土司头人统治的区域内除诚服中央政权，履行国家的义务外，还享有比较充分的自治权；民族区域自治在其自治区内，除执行一般国家地方机关的职能外，还享有相当的自治权，这种自治权在《民族区域自治法》中有详细规定:„„国家举办民族高等教育，在高等学校举办民族班、民族预科，专门或者主要招收少数民族学生，并且可以采取定向招生，定向分配的办法„„。最后，这两种制度
实施的前提都是国家统一的版图之内，并且都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少数民族聚居区采取特殊措施的情况下接受中央王朝的统治,这样既保证了国家统一,又实现了因地制宜。
总之，这两种制度都是先民们几千年治边治疆经验的结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仅继承了土司制度的精华，而且把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创造性的解决了中国的民族问题，也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民族问题的理论。
【参考文献】
住房保障制度研究 篇3
【关键词】住房保障；住有所居
一、住房保障的概念
住房保障就是解决住宅问题，保障全体社会成员的住宅权。解决住宅问题的过程，其实就是通过市场、社会、互助、家庭等各种方式不断满足人们对住房问题的需求，从而实现人们住房权利的过程。其中住房社会保障主要是针对中低收入社会成员，是住房保障中的重中之重。住房保障包括“住有所居”与“居者有其屋”，从词源上讲，“住有所居”“居者有其屋”有着基本相同的含义。但是在具体使用的过程中又存在着一定的不同之处：（1）强调的内容不同：“住有所居”强调的是居住，并不一定是所有者；“居者有其屋”强调的是居住的是自己的房屋。（2）涉及内容的范围不同：“住有所居”强调的是住宅权的问题，一般不涉及住宅财产权问题；“居者有其屋”既涉及住宅权问题又涉及财产权问题。（3）需求层次不同：“居者有其屋”较“住有所居”对住宅有更高的需求，需要更高的条件。而我国当前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解决“住有所居”的难题，这个难题破解之后才能解决“居者有其屋”的问题。
二、解决住房问题的启示
（1）建立完善的住房保障制度。第一，提高认识。住宅问题并不仅仅是表面的居住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人权问题、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所以一定要提高认识，一定要政府作为构建住房保障体系的主体，尽快解决老百姓的住房问题，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的最低居住需求。第二，建立专门的房管机构。我国虽然在建设部门设置了住宅保障专门机构，但是这种设置远远不能适应我国住宅保障管理工作的需要。应该在中央一级设立国家住宅委员会，负责制定发展城乡居民住宅的目标、方针、政策，协调解决工作实施中的重大问题。同时在基层中也分设住宅委员会，负责制定执行国家制定的发展城乡居民住宅的目标、方针、政策，协调解决工作实施中的重大问题。第三，完善住宅法规建设。从国外的先进经验来看，无论是德国还是日本都有完善的住宅法规做后盾，法规的保障既是前提又是必须，以现在中国的国情也必须有健全法律的保障才能执行好。（2）研究具体可行的住房保障方式。第一，住房保障模式的选择。从住房补贴数量和保障范围来看，目前世界上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福利性保障模式。其保障面宽，补贴金额多，如瑞典、丹麦。二是选择性住房保障模式。其保障面窄，补贴金额少，如巴西。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政府财政还比较困难，更为重要的是“福利性保障”很可能会对正待完善的住房市场机制造成严重冲击，影响住房市场化进程，所以，我们应以选择性住房保障模式作为近期住房保障的目标模式。第二，加大廉租住宅建设。以目前中国的实际国情来看，还有很大一部分人需要租赁房屋来达到“住有所居”尤其是大城市中的流动人口，急需政府出面保障能够租得起房屋，这就要求在廉租房的建设中政府应该起到应有的主导作用。第三，扩大经济适用房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住房供给结构应为：为改善居住环境而需要购买的高档商品房总量不应该超过20%；另一部分是90平米以下的小户型普通商品房和“经济适用共有产权房”，这应成为中国商品房市场供给体系的主体，要占到房地产市场总量的75%；廉租房占住房建设总量的5%左右，以满足收入最低的困难户的需求。所以经济适用房的大量建设也是非常必要的。第四，房租管制。借鉴德国的成功经验，无论是廉租房还是普通出租房屋，应建立房租透明制度，由专门的住房管理机构进行价格限定，防止房租飞价上涨，防止出现买不起房子也租不起房子的问题出现。（3）充分利用媒体舆论监督。21世纪是信息时代，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媒体舆论以及各种方法进行监督。运用媒体监督是一个很好的监督方法，一经发现立即曝光，法律也将对其严惩不贷。
除了上述保障方式还应加强各种配套手段的综合运用，如进一步完善金融政策，扩大融资渠道，为多元开发住房建设给予金融支持；经济适用房价格偏高的地区可向职工发放住房补贴；发挥地方群众团体的作用，吸收社会资金发展住宅建设等。总之，一切可以帮助解决我们的“住有所居”问题的方法都可以考虑为我们所用。只有这样才能尽早的解决这个难题，让中低收入群体有家可归，有房可住，也只有这样才能稳定社会的秩序，更好的进行经济建设，使我们的国家更加富强、繁荣昌盛。
参考文献
[1]周珂．住宅立法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8）
[2]周林洁．德国住房保障制度值得借鉴[J]．城市开发．2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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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方．我国住房保障制度的建设与发展[J]．企业导报．2010（5）
[5]刘维新．中国住房制度的历史演变及住房保障体系的构建[J]．学习与实践．2010（9）
制度研究 篇4
政府与市场,公平与效率,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体。财政制度是政府行为的代表,也是政府主观意愿的表达,又是政府职能的表现形式,是实现公平的主要途径之一。而金融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愈来愈明显,由金融业内部个别子系统危机扩散到金融整个系统,进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蔓延至金融系统之外的实体经济,最终引起更大范围经济危机的现实提醒着人类,金融经济化、金融全球化势不可挡。“无效或者低效的经济就是无效或低效的金融资源配置的结果,不合理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实际是不合理的金融资源配置的结果。”①金融要素渐渐成为经济效率的提供者和裁判员。资源型经济的转型,不仅需要财政制度提供公平环境,更需要金融资源提供效率因素。
二、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协调的理论与实践
本部分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
传统意义上的财政金融协调,是集中于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的研究,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两大政策工具,二者具有不同的调控手段和效应,在现实操作中也很难明确区分开来。货币政策是由中央银行指定并且施行的,针对货币运动本身,以货币供应量、通货膨胀等作为政策目标, 进而对整个社会经济的运行产生作用。而财政政策是由政府决策,是政府意志的直接体现,其调控的对象是国民收入的再分配过程,以改变国民收入再分配的数量和结构,财政政策的实施是从政府收支两个方向来实现的,税收、基金、转移支付和补贴政策是财政政策的主要手段,进而对社会财富进行调节和配置的活动。
从凯恩斯主义的新古典经济学伊始,对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相对有效性进行了长期的讨论。 长期的实践证明,财政政策在抑制有效需求不足、 经济增长乏力方面比货币政策更能为有效;而对于抑制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货币政策便显现出更大的效果。就像货币主义代表弗里德曼所说:“货币政策是一根绳索,你可以拉它中止通货膨胀,却不能推它以防止衰退。”
从中国的实践来看,计划经济时期,财政一支独大,货币政策只是作为财政的一种信贷安排, 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很差,金融制度建设也极其落后,但是不得不说,就算是在这样的经济体制下, 信贷政策依然是金融发挥效力的重要手段。改革开放至今,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以及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作为独立法人资格的金融机构的成立,金融市场规则、法律法规逐渐完善,中央银行制度的建立,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越来越强。然而, 财政虽然逐渐从经济的参与者变成了经济规则的制定者,但是,财政政策的重要性在特定时期仍然是有效的。比如,1997年有效需求不足诱发的经济增长缓慢与失业严重问题,从最初发现货币政策调节的局限性,到及时启动财政政策作为拉动经济的主力,是协调运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实践证明。
(二)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的协调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运用,是西方经济学政府干预行为的理论支撑,也是近年来世界各国宏观调控的基本依据。正如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斯所说,“技术革新固然为经济增长注入了活力。但人们如果没有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的冲动,并通过一系列制度(包括产权制度、法律制度等)构建把技术创新的成果巩固下来,那么人类社会长期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是不可设想的。”作为更为宽泛概念的金融制度资源,是金融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之间的协调性,是相对节约交易费用,决定制度效能的关键要素。
财政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是以税收制度、转移支付制度和财政补贴相联系的制度总和。财政制度的功能,是以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为主,无论是税收制度调节收入分配,还是转移支付制度调节中央与地方、区域之间平衡发展,以及专项基金、 财政补贴等,都是用某一种特定手段对现有国民收入的再分配过程,是为缩小区域之间、社会民众之间的贫富差距而服务的,财政制度本身并不会直接增加国民收入的总量,也不参与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财政直接投资于关系国计民生和基础建设的项目,会创造国民收入,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政府投资作为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从长远来看,政府逐渐退出市场领域, 运用间接手段调节经济,是政府职能转变的方向。 可见,财政制度的设立,是为社会提供公平环境的, 在效率领域,财政的力量就微乎其微了。
金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效率因素,已经是被大量理论和实践证明了的客观规律。随着金融发展理论的不断完善,以及以其为指导下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印证了金融已然成为经济发展内在动力的事实。根据金融资源理论的界定, 金融资源从层次上划分为货币资源、资本资源、 制度资源和金融商品资源。金融机构、金融政策、 金融法律法规、金融市场和金融文化等,都是金融的制度性资源,也称为功能性金融资源。金融制度资源的开发和配置,是为整个金融体系的效率服务的制度设计。但是,无论是金融机构的建立和重新配置、金融政策法规的制定,或者是金融市场的完善、金融文化的形成等,都是为保障整个金融系统乃至经济系统正常运行提供动力要素的保障。掌握了金融制度资源的配置权,就掌握了整个社会经济增长的引擎,能够获得特殊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也因此,金融制度资源的开发与配置权始终掌握在金融当局或者立法当局的手中。 金融制度的建立,在提高经济效率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是对保证社会公平却无能为力。
人类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不仅需要公平机制,也需要效率因素。公平机制为社会稳定服务, 效率因素加速经济增长,二者缺一不可。单条腿走路,或者跛行,都会影响社会经济的正常高效运行。而且,金融制度要实现效率,需要财政制度提供社会公平的环境;财政制度要更好地践行公平,亦需要金融保证经济运行的效率。
三、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协调的效应功能区
任何资源都有相对独立的效应功能区,“作为金融资源系统的动态控制来讲,具有一定的宏观效应,所以它的出台过程或出台后的实施均会对我们的控制对象产生特定的效应,这种政策效应的辐射功能必然将其作用对象以及与该作用对象附有相关性的相关事物,聚于自身功能的作用范围。” ②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的协调,也有其独立的效应功能区。
(一)金融与财政协调效应功能区的要素
“效应功能区是指具有社会功能的各种社会资源开发、配置过程和开发、配置结果的效应功能动力学区间。是具有资源属性的社会要素在特定的初始条件下,其动态作用在实现预设目标的过程中表现出的正负效应功能区间。这种动态作用的时间和空间系列组成的多维空间就是社会资源的效应功能区。”②效应功能区的划分,由初始条件、 宏观调控目标、过程控制和选择对策等组成。
1. 初始条件
自然资源的开发配置状态,是资源型经济转型的关键要素,也是财政金融协调初始条件的基础要素。而经济系统初始的开发配置状态,是财政金融协调的原始动力,社会系统中政治、文化、 科学、技术等的客观配置状态,会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产生重要的影响,也是金融与财政协调配置的重要初始要件。
2. 目标设定
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的协调配置,首先是制度变迁的客观要求,也是制度本身效率提升的内生动力。无论是财政或是金融,都是经济系统的子系统,因此,无论是子系统自身效率的提升,或是二者协调配置的目标,都不仅仅是为实现自身的微观效率,更为关键的是提升整个经济系统的效率。 人类社会活动的最终目的,是通过一切社会系统要素的合理配置最终体现为人类生存质量和福利水平的整体提高,经济活动的最终目标也在于此。 因此,金融与财政的协调配置,不仅是自身系统效率的要求,更应将社会经济发展作为最终目标。
3. 过程控制
从初始条件,到既定目标的实现,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为此,金融与财政制度的协调配置同样需要三个层面的过程控制。首先,是金融制度要素与财政制度要素间的协调控制过程,包括金融制度、财政制度与货币资源、资本资源等之间的协调控制,还包括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本身的协调控制;其次,是二者与经济系统的协调控制过程,其中,一是目标的控制,二是过程的控制; 最后,金融与财政制度的协调配置与社会系统资源的开发配置协调控制过程。但是,“依赖于特定初始条件确立的发展目标有时候可能出现‘虚化’ 现象,真正能够保证实现目标的实在性,在于执行过程的保证程度与保护措施。”②
4. 对策选择
对策的优化选择,是实现既定目标的保证。 对策的选择依据,依然是客观的社会经济条件: 历史的沉淀、横向要素功能传导与逆转等。其中, 对策选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复杂的初始条件和目标的动态性的认识和把握。突发性的混沌因素, 相比人类可预知与可控制的要素,更可能决定和改变社会经济活动的方向和变化。因此,对策选择的动态性,是保证目标实现的关键,也是本文动态性原则的具体体现。金融与财政协调的最终效果, 也取决于对制度变迁与动态性策略的把握程度。
总之,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的协调,是在给定的初始条件,即当前的自然资源、经济资源、社会资源等现有开发配置与相互作用的动态关联状态下,通过设定具体的社会、经济目标以及自组织系统目标,对制度实施的过程进行严格控制与保护下政策的安排与配置过程。
(二)金融与财政协调效应功能区的传导机制
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协调的效应功能区,是以系统科学基本理论、混沌理论为基础,以过程控制为核心,研究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协调性与社会经济目标之间的动态关联性,这种作用力,表现为横向和纵向的动力学状态。
1. 纵向动力学状态
金融与财政制度对直接过程和目标的效应功能传导与逆转的动力学系统,称为线性效应功能区。在此功能区内,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的效应功能,首先表现为一个与金融制度、财政制度的既定状态以及增量状态的过程,其次表现为二者直接目标的实现。
2. 横向动力学状态
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的协调,对其他金融系统要素、财政系统要素的影响,以及对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的运动过程和目标的效应功能传导与逆转的动力学系统,称为发散性效应功能区。任何制度的开发,都会对其他与之相关的要素甚至其他系统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如对金融系统内部其他要素的配置、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其他要素的开发与配置等。而这种作用,对线性效应的两种情况产生类似的效果。共同组成了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效应功能的发散性区间。
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的效应功能区,是以二者的线性功能区为主,发散性功能区为辅,以二者的协调配合为手段,以推动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为目标的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效用功能的动态区间。
值得强调的是,制度资源的开发与配置同样具有互补或者互斥的状态,即有正效应与负效应之分。正效应的体现,是在既提高自身效用功能的同时,又提升其他相关要素的效用功能,进而最终推动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整体效用功能,达到制度开发与配置的终极目标。负的效用功能则会产生相反的效果。本文的研究,则只针对正的效用功能。
四、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协调的着力点:商业金融
本部分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金融资源的层次
商业金融是与市场经济密切结合的金融系统内在要素,是资金活动的主要媒介与场所,也是直接参与市场经济竞争规则的微观主体。按照金融资源理论的划分,金融资源从纵向上分为货币资源、 资本资源、制度资源和金融商品(工具)资源。货币资源是贮存于经济生活和再生产过程的货币总量,是货币化的社会资本,也是最基础的金融资源。 “由于以实体的社会财富为基础的货币资源具有量的累积或功能累积的特殊性,所以它对所有层次的金融资源起着基础性、决定性的作用,其他金融资源的开发与配置,都必须建立在货币资源量的累积和功能累积的基础之上。”②货币资源形成后, 一部分在当期执行着交换媒介的基本职能,作为一般的金融工具被“消费”掉,退出了流通领域。 而另外一部分货币资源虽然以货币形态存在,但是却始终以量的积累形式贮存,变成后期开发的基础性金融资源。最后一部分则通过其他方式转化为资本资源。资本资源是以价值形态存在的货币资源,是为满足生产和流通而存在的再生性金融资源,通过与劳动力和劳动资源等的结合,投资于社会经济的某个领域,发挥了创造新价值的功能,这也是资本增值性的本质要求。
金融制度资源也被称为金融功能性资源,是包括金融机构、金融政策、金融法律法规、金融市场和金融文化在内的制度性要素。其中,金融机构、 金融市场等是承载金融货币资源和资本资源的主要载体。金融制度资源的开发与配置,决定着金融资源整体的效率,金融制度资源的稀缺性,是制度供给本身相关约束条件的结果,如制度决策者的能力、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对科技的驾驭能力、 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能,都是金融制度资源开发的约束条件。金融商品(工具)资源,是金融资源开发的“产品”,有传统金融商品与金融衍生品两大类。前者主要包括金融市场交易中体现双方债权债务关系的各种有价证券,如股票、债券等。 后者则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创新的核心, 也是推动全球金融体系变化,对国际金融活动与金融市场产生重大影响的发明创造。需要指出的是, 金融衍生产品的出现与不断发展,客观上加速了资金的运行速度,但是其虚拟性却也为金融领域带来了不可估量的风险,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便是极好的佐证。金融商品(工具)资源具有双重属性,“当它们的存在是发挥社会财富的开发、配置功能的时候,是金融资源;当它们的存在只是金融市场的交易对象的时候,只能是一般的金融商品,已经失去了他们原有的资源属性——此时它和一般的消费品没有两样。”②
货币资源是金融资源的基础领域,资本资源是金融资源的延伸领域,金融商品(工具)资源是金融资源的派生领域,而金融制度资源是金融资源的特殊领域。
(二)商业金融的功能定位
本文所讲的商业金融,是以货币资源和资本资源为媒介,以商业金融机构为载体的金融资源的开发与配置。资本资源的开发主体之一便是商业银行,而资本资源开发过度也大多是商业银行派生存款创造功能过度使用的结果。与中央银行货币供应量的确定一样,商业银行的派生存款功能也一定有某种客观规则,即由特定时期社会经济条件的客观需求所决定。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很难明确区分货币资源与资本资源的界限,二者的特定情况下会相互影响与相互转化,也都与商业银行行为有着密切的联系。资源型经济的转型,货币资源和资本资源的合理开发配置是必要的手段,而这两者最终都要通过商业金融对经济系统产生作用。资本的效率, 体现了企业的效率,也体现了经济的效率。商业金融对货币资源与资本资源的合理运用,最终会体现为经济系统的效率要素。无论是利率政策、信贷政策,还是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法规,最终必须通过商业金融才能传导于实体经济,提升经济效率。而财政制度与金融制度的协调,必须要有统一的着力点,才能最终使各自作用力形成合力, 实现最大的功效,商业金融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财政制度和金融制度的建立都有各自的行为边界,财政通过对商业金融提供奖惩和鼓励机制, 利用商业金融内在逐利的本质属性,实现财政对公平机制的需求。金融资源是可以通过自身资源的配置进而配置其他一切资源的特殊资源,通过金融制度资源的开发与配置,利用商业金融的特殊属性来配置其他如人力、信息、科技等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使得各种资源流向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有利于经济良性发展的轨道上来, 最终实现资源型经济的成功转型。
五、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协调的目标: 可持续发展
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的协调,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资源型经济转型的路径。资源型经济转型的目的,是通过重新构建租金分配体系,最终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与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协调目标不谋而合。
对世界主要国家发展模式的讨论可见,人为再造经济发展模式(以日本与东南亚国家为例) 相比自然演进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例)用了更短的时间实现经济的飞速增长,这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便是政府的干预。 金融发展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是政府干预的理论支撑。然而,日本与东南亚国家发展后期经济危机的频发,归根结底,是社会资源配置不协调所导致的经济发展畸形的后果。
金融资源理论主张政府的适度干预,他认为, 政府的适度干预,可以矫正或控制社会资源配置中的效应功能逆转问题,进而实现社会资源效应功能的相互提升。政府干预的方式,有直接的行政指令, 也可以利用政策引导方式将政策传导于实体经济, 实现既定的政策目标,在这当中,离不开财政制度, 更离不开金融制度。一个国家经济社会的正常运行,需要各经济要素的协调配合,而运行的效率, 取决于各要素配合的协调程度。这里所说的经济要素包括:劳动力(人力资源)、劳动对象(自然资源与社会资源)、劳动手段(技术资源)和将三者联系起来的各种制度资源。利用财政制度与金融制度各自的功能优势,实现功能的强化与互补, 弱化效用功能的逆转。对财富存量与增量的调节, 是财政制度与金融制度的本质属性,而由此形成的租金分配体系,通过对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 不仅能够降低由产业结构的固化堆积最终演化为经济危机的风险概率,而且可以阻止资源型经济恶化走入“资源诅咒”陷阱的发生,更为重要的是对社会资源的重新配置能够提高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速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课题研究制度 篇5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颁布的《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以下简称《指南》），开展好《指南》实验课题研究工作，全面提高学前教育保教质量。特制定课题研究制度,具体要求如下：
一、总体要求
在课题研究工作中，我们必须把立足点放在幼儿园管理与教育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上；把着眼点放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上；把切入点放在教师教学方式和幼儿学习方式的转变上；把生长点放在促进幼儿发展和教师自我提升上。幼儿园领导要积极成为实验的参与者、组织者、服务者，成为教学研究的帮助者、实践者，建立全员参与的课题研究管理与活动机制，确保课题研究工作落到实处。
二、具体制度
1、幼儿园园长积极参与制度。园长要主持或参与课题研究工作，定期参加课题组活动，及时了解实验教师在课题研究过程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引导并督促课题组开展课题研究工作，掌握和积累第一手资料。
2、课题实验专题研讨制度。课题小组安排专门的时间（每周至少组织一次），围绕课题开展以“总结、交流、反思研究情况，组织本园课题研究小组成员进行案例评析，思考、研讨下次研究内容”为重点的研讨活动。一个月至少一次邀请县级专家或者本教研片的研究
小组成员针对实验中遇到的难点、疑点、突破点进行研讨，发挥集体智慧，提高课题实验的实施水平。
3、实施课题研究学期、阶段小结制度。各课题实验组成员要坚持写教育叙事。要将课题研究中遇到的疑难问题、成功做法和体会、学习《指南》体会、课题研究成果等情况以照片、图片、书面材料等形式，供集体研究、交流和存档，每学期就课题研究情况进行总结，为下阶段实验作准备。
4、课题研究组教师示范、交流制度。严格按照市、县贯彻《指南》实施方案要求，课题组成员通过定期开放活动、示范课、优秀教育叙事展示等方式带动课题研究的深入。
5、家园共育制度。为了使课题研究中的先进理念、科学育儿知识让每一个家长都知晓，进而引导家长支持和参与，使幼儿园教育和家庭教育形成合力。幼儿园每学期开展至少一次家园互动活动，对家长进行《指南》培训，利用家长的覆盖面宽的优势，为课题实验研究提供条件和帮助。
6、课题实验奖励制度。对参加课题实验表现突出的教师，根据幼儿园的考核制度，视情况予以奖励。
国际板块制度研究 篇6
一、当前我国A股市场开设“国际板”面临的一些难题
上海建立国际金融中心，需要扩大本地证券交易所的影响力，而吸引海外企业上市，被认为是一条重要途径。我国A股市场推出“国际板”，即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来的。特别是2009年8月以来，关于启动“国际板”的问题更是成为讨论的热点。然而，我国当前推出“国际板”还面临许多障碍，需要谨慎对待。
（一）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国际板”开设等于在资本项目下开了个大口子，人民币将大量流出
1996年，我国实现了经常项目下的人民币可兑换。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虽然资本项目的逐步开放在进行试点探索，然而，时至今日，从总体上来说，我国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仍不能完全自由兑换，对于资本项目及人民币汇率实行严格的管制。而开设“国际板”等于在资本项目下开辟了一个大口子，给人民币自由流动和外国热钱进入开了一个新渠道，可能会加速人民币的自由兑换。这将对我国经济造成严重不利影响。
一些市值庞大的国外大公司如果在“国际板”上市，将募集几百亿甚至上千亿人民币的资金（表1）。由于这些公司募集到的资金规模巨大，而我国又无法限制这些资金自由流动，事实上将造成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由于近几年人民币依然面临严峻的升值压力，这个口子一旦放开，也必将会造成人民币迅速升值。
（二）中國A 股市场市盈率、市净率总体为世界最高，如设立“国际板”将会让外资以较高的发行价圈走更多资金放眼全球股市，中国股市的市盈率、市净率无论在牛市、熊市中都是世界各股市中最高的
这种情况下，如果允许外资股来A股上市，则会让外国独资企业从中国募走远多于国外股市的资金，从而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数据来源：Thomson Reuters
由于深圳中小板市盈率、市净率比上海股价高得多，则与美、欧、日相比市盈率更高。我国A股股票市盈率及市净率水平较高即意味着股价较高，发达国家的公司企业自然会更愿意到股价较高的中国证券市场来上市。
(三)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对国际板还未能做到全面覆盖，作为资本市场一项全新的探索，从规范和约束的角度而言，现实的法律法规还远不能完全匹配国际板
其一，关于发行主体的法律问题；其二，关于投资者保护的法律问题；其三，关于会计和审计的法律问题；其四，关于税收的法律问题。
二、国际板制度设计的思考
目前正是推出国际板的有利时机，国际金融危机后，外国市场融资能力降低,处于收缩状态，这是中国市场培育和发挥国际影响力的重大机会，机不可失。
（一）国际板上市公司的选择
中国证券市场要想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优质证券市场，必须有大量优质的上市公司特别是跨国公司。纽约证券交易所、伦敦证券交易所的外国上市公司数量一般占总数的30%～40%左右，国际板上市公司以国际知名的跨国公司为主是毋庸质疑的。但在外汇资本项目实行严格管制的情况下，跨国公司将从国际板募集的资金汇到国外使用将受到严格限制甚至是禁止。关于壳公司。我国大型国企海外上市时，受制于上市地法律限制，曾采取了在上市地设壳公司，并将主营业务注入的方式。出于谨慎性原则的考虑。国内国际板不能接受壳公司上市申请。因此，在现行制度下较为合适的选择是在内地拥有大量业务,将中国境内作为其最大的一个生产基地甚至以中国为主要市场,且对人民币有很大需求的跨国公司。
（二）投资者身份的选择
国际板投资者身份的较为明确，应当同A股市场相同，以国内投资者为主，不仅是机构投资者,证券公司、基金、保险公司、社保、养老基金等，还有中国特色的广大个人投资者，国外投资者通过QFII 方式间接参与。第一，允许境外公司境内上市，可以使中国投资者持有境外公司尤其是欧美公司的股票，分享世界其他经济体增长的收益。第二，在境内上市，可以加深民众对这些公司及其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了解，有较强的品牌效应，有助于拓展市场。第三，A股市场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投资产品尤其是优质上市公司供给不足。增加有效的市场供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市场风险。
（三）交易币种的选择
业界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应当用人民币进行交易和结算。另一种观点认为应当用外币（美元）进行交易和结算。原因是上市公司主要是跨国公司，有外汇需求；国内实行的外汇额度和售汇制度使得国内公司和个人有足够的外汇资金进行交易。应当使用人民币，理由是因其属于A股市场的组成部分，又主要由国内投资者进行交易，在外汇管制下应当而且只能使用本国货币进行交易和结算。
（四）关于适用的法律
为了实现市场的稳定和对风险的控制，还必须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中设置一定的政策体系和机制。厘定好发行次序，把握好上市节奏，控制好发行价格，实现好跨境监管。
参考文献：
[1]王辰意.“开通国际板”的问题与建议[J].商场现代化,2010,(623).
[2]谢百三,刘美欧.谨慎看待我国A股市场开设“国际板”问题——当前我国A股市场开设“国际板”面临的一些问题[J].投资与证券,2010,(6).
[3]刘学华.国际板制度设计的研究[J].特区经济,2010.
[4]中信证券策略组.建设国际板 为金融安全增加一道“安全门”[J].证券时报,2010.
西周档案管理制度之副本制度研究 篇7
关键词：副本制度,档案管理,西周
中国古代档案制度中的副本制度创立于西周时期。《周礼》记载:“凡邦之大盟约, 莅起盟书, 而登之于天府。太史、内史、司会及六官, 皆受其贰而藏之。”《周礼》乃是西周时期周公旦所著, 由此可见, 我们说档案管理制度中的副本制度是西周至少是周公旦生活以前时期创立的, 是有史料证据的。所谓副本, 是同一个档案或是文件的抄本或是复制本, 它是基于正本的基础上来定义的。其存在的必要性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方便档案使用者的利用;二是利于古代图书管理员对珍贵图书档案的管理。前者着重强调其外延出去的社会功能, 后者则主要从图书档案风险管理的视角考量。西周统治者能够在珍贵档案已有正本之后推行副本甚至特殊文书档案颁行多个复本, 这充分体现了其对知识文化的重视程度, 同时也表明他们是完全认可副本制度是能够对稀缺知识的保护起到重要作用的。
一、西周档案的副本制度
史载西周时期, 中央和地方政府各职能部门产生的文书案牍, 必须“呈缴档案”正本到当时专门保存此类文献资料的“天府”, 而副本则由相应职司部门予以保存。《周礼·秋官·司民》:“民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献其数于王, 王拜受之, 登于天府。内史、司会、冢宰贰之以赞王治。”所谓“登于天府”, 即是说把国家各职能部门在处理政务之时产生的各种公文放在当时专门设置来管理这些资料的天府之中;而“贰”的意思就是复本了, 即笔者在本文中要论述的副本。
1. 起源于西周的原因。
(1) 西周地域辽阔, 经常性政务文案必须复制分发地方各职能那个部门, 遵照执行。众所周知, 在古代, 信息闭塞和信息传递速度的极端低下是国家公共事务管理的一大短板, 这一点尤其是当国家地域变得阔达之后就日益明显。打开中国历代疆域图,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 得益于分封制的推动, 西周王朝的疆域比商代大为扩大, 向北至今天北京, 南到湖南, 东至大海, 西到陕西。史载周武王灭商之后, 回师镐京, 感镐京与新征服地区相距太远。便准备在夏人活动中心的伊洛河地区建立新的都邑。但想法尚未实现, 就溘然病逝。而成王即位后, 继承了其父遗志, 决定在洛阳附近建一新邑, “宅兹中国”, 从而大大缩短京畿与新征服地区距离。可见当时庞大的国家疆域已经成为周朝统治者管理国家事务的重大挑战。倘若边境发生战乱, 一封加急军事文书从当地快驿到国军手里, 至少也得十天时间, 这势必大大地延误战机。而灾害、民乱等经常性事件的发生, 也可能会由于情报的迟滞而拖延了救援的事件, 导致超过灾难本身甚至几倍以上的损失。因此, 管理国家的重要的经常性的政务文书除了正本保存于天府这一中央级别的机构之外, 各地方职能部门还必须得抄录副本, “以备查考”。实际上是方便西周统治者对于国家管理和臣民的治理。 (2) 防止公务人员腐败。这得从两个角度来进行论述, 一是政务类官吏, 重在查勘和盘诘。随着国家疆域的增大, 经济的恢复和进一步发展, 西周国家行政系统内所需工作人员越来越多, 权力也慢慢地增大, 对于官员的监督和查勘也就变得日渐重要。中国古代对于官员腐败行为的控制向来重在防而轻于治。对同样一份文件进行复制, 分别存于不同的机构当中, 一方面便于对办事官员起到威慑作用, 同时也有利于当出事之时“查无实据”。另外一个是专门针对掌管文献资料的书吏, 目的主要是管制这些人利用文书档案中的信息咨询进行损公肥私和要挟他人的活动。 (3) 基于图书档案风险管理的考虑。当时国家的文书档案资料的书写和记录材料主要还是简牍等物。容易遭受蠹虫、风湿等自然力量的破坏;同时火灾、战争、管理失当等人为原因同样会给大量孤本资料带来近乎毁灭性的打击;另一个, 竹简等物有自己的寿命, 即便放在一个地方不移不动, 其生命周期迟早也会走向终结。因此, 为了避免自然、人为等原因造成的重要资料的散佚, 周人在图书档案管理的过程中, 不断总结经验教训, 终于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副本制度。
2. 西周时期档案副本形成的主要方式。
在大致了解档案管理制度中的副本制度何以源起西周之后, 我们接下来要讨论其形成的方式。鉴于篇幅, 笔者不可能在此作细化的阐释, 而只作粗略简短的论述。 (1) 与正本同时产生。打个比方, 这种副本的产生方式类似于我们前些年流行的复写纸, 即是文件初始作者或出具者在制作文书正本之时, 同时制作它的副本。史书记载, 西周时期, 地方职能部门在制作上行文书的时候, 一般同时要抄录或是誊写所呈题本四份, 分别报送政务司、部院、科及起居注。这便是后世所称的“揭帖”。西周时, 正本与副本形式和存放方式略有不同。前者扉页标注题本, 由国君朱笔批红, 藏于内阁, 原样抄送后各部发布践行;副本则标明“揭帖”, 是直接进行收录而无须君主批示的。 (2) 相关职能部门抄录, 以备查勘。这一般是针对重要文献的。比如邦国加盟、边鄙兵乱、自然霍乱以及与之相关的呈报文书, 相关职能部门都会遵照国家规定和工作习惯, 抄录副本的, 这也是副本形成的组成部分之一。 (3) 在处理的过程中形成。地方呈报文书, 国君限于精力只能批示一份。批示之后文案下发到中央一级的职司部门, 然后由相应秘书人员原样抄录, 形成下行文书, 下发之地方部门切实实施。这是一;另外, 古代文书管理人员为了便于各级政府机构查勘, 职权范围内, 也可能会抄录一些副本给地方机构。 (4) 档案补遗或是毁损修复。这是从档案管理的视角来说的。这个原动力大致有三。首先是统治者或是其仆从人员在对社会相关领域进行“施政情况考量”之时, 发现与之对应的文书信息资料欠缺或是不够齐备甚至毁损, 因此要求文案资料管理人员设法补遗或是增加;另外一个, 当时图书情报人员自觉基于自身工作的自觉性而主动补录;另一个, 是来源于当时民间贤士的建议和意见。中国“居士文化”形成较早, 且很有信仰市场, 统治者非常重视他们的言行举止。因此, 如果由这类人物进行谏言, 也可能会导致副本的出现。再一个, 正如前文所言, 古代战事频繁, 自然灾害严重, 书写材质落后且人们管理图书的技术低下, 故而副本也大有存在的必要。
二、形成于西周时期的档案副本制度的历史作用
站在后人视角, 并结合领域内权威人士的研究, 我们总结出产生于西周时期的中国古代档案管理中副本制度对历史尤其是中国档案管理所起之作用不外以下三点。
1. 方便编撰国家历史。
“凡建业者无不重其史。”总结历史, 笔者认为, 失败者要么来不及书写自己的历史, 要么便是对书写自身历史不够重视。大凡建制周全而国祚久远颇有建树的王朝, 其统治者无不重视前朝和自身历史的书写, 西周统治者当然也不例外。而后人在评价历代王朝甚而是个别君主的历史功绩时, “修史”成就也是作为一个重要的权数加以考量的。而史书的生命力在于真实和“有据可考”。如何做到“有据可考”, 西周统治者当然明白, 必须要让自己在处理国家政务尤其是有大功绩的政务上“有据可查”。由于西周是《周礼》成书的朝代, 因此我们可以推知, 当时礼仪等还并未完全做到教化万民, 故而历史的编撰在一定程度上应该较为接近真实。因为无论任何时代, 礼仪都是有闲阶级的事情, 刚刚从粗暴、狂野的战争中解脱出来的平民大都不大懂礼, 故而史书反而不敢“胡诌”。所以真实性和可信度较高。把修史作为国家战略, 这会促使很大一部分社会资源向这个领域聚集, 包括人们对于副本制度的创立、推行和深层次研究。
2. 互相印证, 避免伪造、篡改。
即是说副本存在, 可以帮助防止甚至是杜绝官吏腐败。西周时期, 君主规定, “凡文案必登于天府, 贰于太史、司会冢宰贰之以赞王治”。这重要的原因之一, 显然是周天子担忧国家幅员辽阔, 对行政体系内各个层级的管理控制效果不够理想, 故而想通过控制文书上下行路和文书的内容、形式及副本制度进而更好地管控官员。俗话说“正本清源”, 由于正本和副本共同存在, 伪造和篡改的难度和成本大大提升, 从而对官员行为具有极大威慑作用, 增强了国君对于各级官员任免、监督和查勘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3. 补遗修复, 便利保存。
正如上文所言, 这一是源于统治需要, 文书管理工作人员必须遵照统治者的要求设法补遗或是增加相应领域的文书副本, 以备下次查勘;第二则是满足社会需求, 要求文案资料管理人员设法补遗或是增加, 古代战事频繁, 自然灾害严重, 书写材质差, 且人们管理图书的技术低下, 故而副本也大有存在的必要。当时国家的文书档案资料的书写和记录材料主要还是简牍等物。容易遭受蠹虫、风湿等自然力量的破坏;同时火灾、战争、管理失当等人为原因同样会给大量孤本资料带来近乎毁灭性的打击;另一个, 竹简等物有自己的寿命, 即便放在一个地方不移不动, 其生命周期迟早也会走向终结。因此, 副本制度为避免自然、人为等原因造成的重要资料的散佚上作了巨大贡献。
形成于西周时期的图书档案管理的副本制度, 建构起了古代图书档案管理副本制度雏形, 积累相应的图书档案管理经验, 为副本制度在之后的朝代尤其是明清两朝的重大发展奠定基础。洪武十七年:“章奏有正有副, 正本御览, 副本启东宫者实封同进。”嘉靖三十六年 (1557) 皇帝令“府内管监、司礼监、钦天监、御用监、工部、吏部、刑部、锦衣卫、都察院协同共作, 录嘉靖副本”。黄才庚而认为, “清代非常重视档案文书副本共作, 为我们留下宝贵的文化遗产”。
参考文献
[1]赵彦昌.中国古代档案管理制度研究[M].人民出版社, 2011.
[2]黄才庚.清朝重视文书档案的副本[J].浙江档案, 1990 (7) .
制度研究 篇8
关于制度的起源和本质许多学者都探究、讨论过。基于不同的视角,各个学者给出的制度的解释也不尽相同。凡勃伦认为,制度实质就是人对社会关系和生活环境的一种本能的思维或心理反应。诺斯则从人自利性的角度分析,认为制度是人为了防止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而缔结的契约。无论从什么角度来分析制度这一概念,其实我们都可以说制度揭示的是一种社会关系,是人们进行社会实践的产物。所以马克思认为,制度源于人生产活动中结成的生产关系,不同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了制度的不同。制度的产生和发展都是客观的,随着历史车轮的向前推进新制度必然取代旧制度。
但任何制度都不可能永远处于最优状态。随着时间、空间的转变,制度也必然的发生变化。在制度变迁过程中,主体是影响制度变化的重要因素,其决定着新制度的性质。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主体是推动社会历史进步以及新制度产生的力量。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产生的矛盾推动了制度的变迁。当然,制度在受内因推动向前进步时,也必然受到其所处的外部环境的制约。所以,制度的变迁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制度变迁的方式也是多样的,有时呈现出逐渐推进的渐进式变化,也有时表现为突发的激进型改变。但无论哪种形式都是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二、集体林权法律制度的变迁
我国集体林权制度的改革大致经历了五个时期,在制度变迁的每个时期相应的集体林权法律制度也会随之变化。在1949—1952年的土地改革时期,国家逐渐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为农民土地所有制。为了与当时的土地政策相适应,我国于1950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农民按照法律规定分得了林地,并形成了“四权”统一的林地个人所有制。
从1953年开始中央倡导发展农业合作社并通过了《关于发展农业合作社的决议》,所以当时从事林业生产的农民一般以户为单位,自愿组合成林业生产互助组。但山林所有权基本稳定不变,直至1956年《高级农业合作社示范章程》的颁布。其中明确规定,入社的农民必须把私有的土地转为合作社集体所有,农民土地的处分权基本被剥夺。人民公社拥有了林地的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山林由个人所有过渡到集体所有。
虽说1961年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确定林权、保护山林和发展林业的若干政策规定(试行草案)》,并且国务院在1963年发布了《森林保护条例》,196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强山林保护管理、制止破坏山林树木的通知》,但面对这种所有制度转变,相关配套的法律并没有起到保护森林的作用,以致随后林业发展建设受到重创。林权无法受到法律的保护导致各地哄抢山林,随意砍伐林木的现象层出不穷,使我国林业资源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为了改变林业发展面临的困境,1981—1991年的10年间我国开始逐渐将原本属于集体所有的林权制度转为集体、个人混合所有,并于1981年颁布了《关于保护森林发展林业若干问题的决定》。在这个决定中确定了林业“三定”政策,农民对部分林地拥有了经营权。但得到林地经营权的农民并未对政策建立起足够的信心,急于将分到手的林地变为私有,于是对林地上的林木进行了大规模的砍伐。为了遏制这种现象,中央出台了“森林采伐限额制度”。
党的十四大召开后,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为林权的市场化运行提供了政策保障。为顺应这个趋势1998年我国对森林法进行了修正,修正后的森林法为深化林权改革,建立林权林地流转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据。目前全国各地从事林业生产的农民通过“确权到户”获得了属于自身的林权,这进一步促进了集体林权自由转让。
通常制度的变迁模式有两种分别是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通常是由政府引入实施的自上而下的变化。而诱致性则是一个人或一群人自发的从下而上的变化。从我国集体林权法律制度的变迁历程中可以看出,每一阶段的变化均是以政府为主的强制性变迁。改革的整体脉络就是以政府为主导,农民为主体参加到改革过程中。而且在每次林权的变化过程中农民都是由政府主导,其行为只能受制于政府的导向。
稳定的林权制度能够为从事林业生产的农民提供一个稳定的收益预期,从而对其产生激励机制。而回顾我国的林权改革过程林权的所有者处于一种反复的、变化的状态。从农民所有到集体所有然后又回到农民所有。制度的频繁变化使得原本就不够清晰的林权变得更加模糊。农民的林权总是处于变化的过程中,缺少稳定性导致其缺乏从事林业生产的积极性。农民不愿意也不敢冒险将精力和资金投入到长期的林业生产中,于是只能谋取短期的既得利益。而短期的经营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会破坏森林资源,不利于森林整体功能的实现。
但在林权改革的整体进程中,林业三定政策还是为现在进行的林权改革搭建了基础框架。在自留山的经营中,保持林权性质不变的前提下,林木归个人所有。此时,林农就对林木享有了占有、使用、收益及处分的权利。而股份制合作经营则为林业生产带来了大量的资金、技术方面的投入。农户以及其他经营主体可以凭借自身拥有的资源按份入股,并且按股分红。这为拥有林地却无法经营的农民提供了一条便捷的道路。林权的交易流转也充分盘活了林业经营。在林地所有权不变的情况下,林地的承包权、经营权、收益权分离,分属于不同的主体。通过这些权利的快速流转,可以盘活林业资源、扩大林业生产规模、增加农民收入,最终使林业得到长足的发展。
三、目前集体林权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策略
制度若要达到最优的状态就必须要考虑制度间的依存性。既要考虑单一制度中不同功能的相互依存性,也要注意整体制度结构中不同制度间的相互依存性。有效的制度变迁一定是所有的因素和制度全部合理的归于一个框架内,且充分考虑了配套制度与主要制度的功能协调和逻辑统一,以发挥整体的最优功能。基于此理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也是一个整体改革,若要达到目标也需要内部各个因素的协调统一。但目前我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中仍存在很多没有相应法律依据的环节,需要通过健全法律制度来配合整体的改革。
首先林权主体在确权后仍不明确。农民通过确权这一过程获得了抽象化的林权,但同时却对拥有的资产无法进行经营和保护,由此也不会关心林地的生产和发展。在现行的法律制度下,个人和集体拥有的都是部分的林权,这就导致林权的流转存在难度。流转过程涉及到的程序和主体过多,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使流转主体丧失信心。从而使新的林业生产主体无法进入林业生产活动中,造成资金、技术、人员等生产要素的缺失。现有税收法律制度规定的税费过重,也是降低农民受益和从事林业生产积极性的主要因素。由于林业产品收益率低,投资者就不愿意将资金投入生产周期长且风险较大的林业,长此以往势必会阻碍林权的流转。
完善森林采伐限额管理制度对拉动林业生产积极性有着重要的影响。森林具有生态、经济和社会等多种效益。这些效益决定着林业经营具有利他性和外部性。也就是说,林业主体拥有的各种权利在行使时会受到社会因素的约束和国家的干预,经营主体不可能依据自己的意愿实现利益最大化。其中林木的采伐限额管理就是一个最为典型的例子。这一制度的产生有其合理、必然的原因,但事实证明其已经不适应现有的林业生产。现阶段,林农收入的多元化结构决定了其不再只依靠砍伐林木获得经济收入。而且林农也清楚林木只有在最佳采伐期时进行采伐,才能实现经济收益的最大化。所以放宽对林木采伐的限制,完善森林采伐限额管理制度就迫在眉切。
应该根据不同的区域,不同的种类来分别进行管理。对于商品林地采伐就可以根据农民的意愿随申随批。对已经成熟或过熟的人工用材林可以优先采伐。根据市场的变化来随时调整年度采伐量。对商品林放松采伐管控的同时却要加强生态公益林的采伐管理。特别对生态极为脆弱的地区要实行禁伐。但对林地环境较好的公益林可以准许有计划的采伐,但要以促进森林生态功能和自我补偿能力为目的。
另一需要关注并完善的法律制度就是林业税费制度。由于诸多方面的原因,使从事林业生产的农民背负了过重的税费负担。除正常的税费负担之外,一些巧立名目的费用也被强加在了林农身上。林业税费有其合理的存在原因。因森林具有的外部性特点,国家才对林木的采伐实施采伐管理制度。而林业税费也正是对因采伐而丧失的森林外部性的补偿。于是林业税费制度和采伐管理制度形成了互补。但林权改革最终的目的就是使农民的收入能够提高,所以必须将不合理的税费去除。
所以,要规范整理林业税目,取消对林农不合理的税费。除国家规定的涉林税费之外,各地自行设立的一律取消,继续稳步推进对林业税收的减免政策的实施。对现有的林业机构进行改革和调整,以降低林业的运行成本,提高效率,提高林业单位为林业生产经营提供服务的能力和效率。
人是推进改革的主要力量,所以,最后还应从人员入手,提高林地管理者的法制意识和对林业法律法规认知程度,减少地方政府对林地管控的行政干预,避免为了地方引进招商项目而对林地的破坏。健全征占用林地管理制度,建立林地征用预审制度,使林业部门参与到工程建设用林地计划的编制和审批活动中。在立法和执法上不断完善林地的保护与管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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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贾治邦.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给我们的几点启示[J].林业经济,2006,(6).
从制度分析视角谈研究生收费制度 篇9
一、制度分析的理论框架
制度分析在当代社会科学领域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分析工具。那么什么是制度分析呢?我国有学者指出所谓制度分析的内核主要是“从一个整体的、相互联系的、辩证发展的及历史的视角研究经济制度的变迁及其与社会、政治、历史、文化等因素的互动作用。制度分析不是将经济制度及其运行作为一个孤立、抽象和现代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创造和设计的经济机制,而是将其视为经长期历史演化而形成的一种社会文化的存在,是经济、社会、文化乃至天、地、人系统的一个有机链条”[1]。制度分析的逻辑起点是制度,制度分析的分析对象是制度,舒尔茨对“制度”的定义是一种行为规则,这些规则涉及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2]。这一定义被许多研究制度的学者所接受。本文也将引用舒尔茨的定义,作为对制度的一种认识。
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提出了一个制度变迁理论,即认为制度虽然在形成的一段时间内是稳定的,但是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制度总是会相应地做出自己的改变。影响制度变迁的因素是广泛和复杂的,但是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很好的框架起点,那就是历史研究。用发展的及历史的视角研究经济制度变迁,那么对制度的历史研究,则构成了制度分析框架的起点。
从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行为假设来看,“经济人”假设和“有限理性假设”是我们在进行制度分析时所不能忽视的问题。所谓“经济人”假设是指人的利己性,指个体会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为追求目标,总是以能为自己带来最大收益为导向。而“有限理性”假设则认为人类自身的理性是有限的,掌握的知识量、认知理解能力都是有限的。而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的产生是因为人类理性有限,而又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所以通过建立制度的方式来寻求最优化的组织活动。因此进行制度分析的时候,我们需要关注对制度人的分析,即分析制度下的个体行为及利益的分配与博弈。
制度分析相比传统方法而言,具有“非纯粹经济分析”的特征[3]。新制度经济学始终相信社会经济是一个大系统,系统内部各部分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它们之间可能互为因果。因此在进行制度分析的时候,我们不可能脱离社会、政治、文化等因素,来单纯研究经济制度,制度分析需要的是整体上的多因素分析。这在制度分析的途径上叫嵌入式制度分析[4]。
本文所要研究的是教育制度,不能简单地套用经济学里面的制度分析框架,需要在制度分析框架下找到适合教育制度的分析范式。笔者以为,在制度分析框架下,可以从下面四个方面分析教育制度。
第一,分析教育制度的演变过程及制定背景。
第二,分析教育制度对制度利益相关者的影响。
第三,分析教育制度的制定对整个社会的影响。
第四,教育制度自身的缺陷及完善路径分析。
二、对研究生收费制度的分析
从教育经济学的视角出发,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高等教育越发产业化,教育服务可以看成是一种产品。相比较于义务教育的公共性而言,高等教育更像是私人产品或者准公共产品。从教育成本分担理论来看,由于高等教育的非公共性或者说准公共性以及受国家公共财政资源的限制,不可能由国家承担所有的教育成本,而高等教育能够给个体带来巨大的个人收益,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由个体承担一部分高等教育成本是一种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也就是说研究生收费制度的改革是一种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从国际的情况来看,美国目前的研究生收费制度采取的是政府、个人、企业、社会团体共同分担的成本分担模式,这一模式相对来说更加契合成本分担理论。而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美国高等教育发展体系比较健全,或许这种共同分担的模式是一种国际化的趋势。
我国的研究生收费制度的变革与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虽然从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就开始了研究生的招生,但是那时候发展水平低,又受政治运动影响,研究生教育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我们研究生教育真正开始起步发展是在恢复高考之后。那时候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以及社会对人才的迫切渴望,研究生教育采取的是完全由国家承担的单一成本模式,这一政策一直持续到1985年。1985年,《高等学校招收委托培养研究生的暂行规定》的颁布,标志着我国研究生收费政策的一大变革,由单一由国家完全承担转为免费与收费相结合的双轨模式,向定向、委培、自筹经费的研究生收取一定的费用。但是随着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双轨模式的收费制度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教育资金短缺、教育失衡等。因此研究生教育全面收费制度成为一种必然。早在1998年国家就开始论证全面收费制度,由于种种原因,直到2005年才开始有9所学校试行研究生收费政策,经过试点与论证,最终才于2014年秋季开始了我国研究生教育全面收费制度。
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来看政府、学校、学生及家长是研究生收费政策的主要利益相关者。笔者将从这几个利益相关者的角度对研究生制度进行分析。
对于政府来讲,实行研究生收费政策一方面节省了教育经费,很大一部分经费由学生个人承担,缓解了公共财政的压力。另一方面通过设立奖学金制度,把竞争机制引入研究生教育,在激励研究生学术创新方面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某种程度上来说可能能够提高研究生教育的质量,培养创新人才。但是政府也需要注意的问题是研究生收费标准的确立是关键,如果收费标准过高会把一部分寒门子弟挡在研究生教育的大门之外,这在某种程度上不利于教育公平。同时要建立配套的奖助学金制度和国家贷款制度,并保证这些制度的完善与实施,如果配套制度不完善,不仅不能够达到预期的目的,而且可能会产生反向激励的恶果。
从学生及家长的角度来看,首先我们知道研究生收费制度规定每年硕士收费不超过八千,博士不超过一万。相比于本科教育的收费标准,差不多翻了一倍。在“经济人”的假设下,面对这样较高的教育成本,学生及家长在报考的时候会更加理性,以寻求投资收益的最大化。理性报考不是意味着报考人数会大幅度下降,从统计数据来看,2014年全国研究生报考人数为172万人,2015年为164.9万人,2016年为177万人,可见经过2015年的小幅度下降后,2016年报考研究生人数又开始反弹,因此虽然开始全面收费,但是并没有降低研究生的报考热情。而理性报考更多地体现在报考的地区和专业的选择上。从研究生学习来说,虽然收取学费,但是也建立了相应的奖学金制度,而像高校设立的特等、一等奖学金的额度往往是超过所交费用的,奖学金制度的设立能够一定程度激励学生更加努力地学习。但是保证奖学金评定制度的透明公正是需要我们重视的一个问题。虽然有奖学金制度,但是仍旧还有一部分学生拿不到奖学金,学费的经济负担会促使研究生校外兼职情况加重,就笔者所观察的现象来看,很多学生从一年级开始就以兼职、实习为主业,有时候甚至课不上跑去兼职、实习,这也是收费制度下应该引起重视的问题。
从学校的角度来看,研究生收费制度,一方面扩大了学校的经费来源通道,能够给学校提供更多的教育经费。但是如上文分析的那样,在收费制度下学生和家长对于报考更加理性,那么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院校的生源则会受到影响,一些学校会面临研究生招不满的情况。另一方面从专业方面来说,学生和家长会考虑到投资的收益,一些冷门的、就业前景不好的、收入较差的专业可能面临着招生困难的问题,从长远来讲会引起人才结构的行业性失衡和地域性失衡,不利于社会的发展和高等教育的发展。同时研究生收费制度也能促使高校努力提高自身的研究生教育水平,在这种竞争机制下,落后的、水平低的研究生教育将会面临被淘汰的危险,而高水平的,具有特殊研究生教育的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
从嵌入式制度分析的角度来看,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研究生收费制度在我国的实行需要考虑到我国经济发展的地域不平衡和城乡二元结构,城乡、地域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依旧很大。那么研究生收费政策的收费标准如何确立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教育所要努力促成的事情是实现社会公平,而不应该是复制社会阶层,加剧社会的不公平。对于东部发达地区、城市的孩子而言,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的孩子更需要通过接受教育来实现向上流动。因此研究生的收费标准,应该在普通家庭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还应该具有一定的弹性。从上文分析来看,研究生收费制度引入竞争机制,会造成中西部高校生源危机和部分冷门专业的生源危机,那么可以把收费标准作为一个调控的杠杆,比如中西部高校的收费标准低于东部发达地区高校,冷门专业的收费标准低于热门专业,这样一方面实现生源、专业的合理配置,另一方面能给家庭经济条件不好的学生提供更多的机会。
与收费制度相配套的奖助学金制度以及助学贷款制度也是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如上文分析的那样,没有一个健全的奖助学金制度做支撑,对于研究生收费制度所有美好的愿景都会化为泡影。确立合理的奖助学金制度,保证助学贷款渠道的通畅,保证奖助学金评定的公开、公正、透明化与程序化是实施好研究生收费制度,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的重要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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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制度研究 篇10
关键词：债权,物权,法经济学,相对合理主义
1 问题的提出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法制建设获得长足发展, 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现代法律体系框架基本建立。在民商法领域, 自确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 以物权法和债权法为核心的财产法制度在确立、巩固和完善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地位上, 发挥了重要作用, 促进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快速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 物权制度的发展完善对债权制度的发展完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私有财产与公有财产一体保护确立后, 将极大地促进资源的流转, 而如何在资源流转中加强对资源的保护, 提高资源流转的效率, 债权制度将发挥重要作用。那债权将在市场配置资源中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国现行的债权制度在促进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中还存在什么问题等, 都需要进一步理清, 使债权制度能够发挥更大的效用。这是本文研究的目的之所在。
2 债权制度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债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法律的规定, 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享有权利的是债权人, 负有义务的人是债务人。债权作为一种法律关系, 包括主体、客体和内容三要素。民法上的债, 源自罗马法。《法学总论》中解释, “债是法律关系, 基于这种关系, 我们受到约束而必须依照我们国家的法律给付某物的义务。”大陆法国家沿用了罗马法这一概念。对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债的概念。②债的法律特征。③债的要素。④债的发生原因。⑤债的种类。笔者通过查阅知网中文全文数据库, 从初步统计的结果发现, 对债权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 一是对物权与债权的划分合理性进行争鸣, 二是研究债权物权化和物权债权化。下面, 笔者主要从这两个方面进行文献综述。
2.1 关于物权与债权的划分问题
物权与债权的划分问题, 有肯定说和否定说的区分。肯定说的学者从债权物权区分的构成要素入手, 认为债权物权区分说是指将债权物权相区分, 并将之作为权利的主要分类的理论, 这一区分理论是德国民法体系的最主要特征之一, 是受康德学说的影响。康德在《法的形而上学导论》一书中, 受卢梭的“人民公意”学说的影响, 将效力的绝对性与相对性因素引入到对物权和对人权的区分之中, 奠定了物权债权区分说的基本理论形态。后来, 在萨维尼、邓恩伯格、贝克尔、温德夏特、鲁道夫·索姆的努力下, 使债权与物权的划分在学理上得以成立, 并最终被德国的民法典所吸收, 使这一理论最终形成。金可可在另一篇文章中专门介绍了萨维尼对物权债权区分说的理论贡献, 萨维尼基于对私法体系的重新认识, 直接将债权与物权进行对比研究, 指出债权与物权在客体和相对人这两个方面的区别, 并以物权行为作为从债权向物权转化的桥梁, 将物权行为作为彻底区分债权与物权的内在支撑, 使债权物权区分说自始即与物权行为理论紧密结合, 其学说对潘德克吞法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2.2 关于物权债权化问题和债权物权化问题
物权债权化和债权物权化是针对债权、物权二元划分不周延问题提出的解决办法。债权物权化理论认为,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 债权不仅可以作为商品交换的手段而存在, 其本身也可以成为商品交换的对象, 在特定情况下, 债权可以被赋予物权的效力。在债权物权化中, 债权证券化也是一个发展方向。债权证券化是为了确保债权易于流通而将债权做成证券, 使得证券比一般的动产更具有流通性。有学者认为, 债权物权化, 将一种请求权变成一种支配权, 省去了权利转让中的交易成本, 实现了权利的自由转让, 即债权较之物权更有利于财产转让, 而财产转让的成功率与效率成正比。债权的物权化使债权人相对人的特定性导入了具有对世的绝对性因素, 一种有利于物权转让的有效率的物权制度创新。债权物权化与物权债权化的趋势, 是物权与债权融合的表现, 也是对绝对的物权债权区分说的一种超越。笔者认为, 在目前的现实条件下, 区分物权和债权二元划分法仍是主流, 大陆法系其他国家的立法证明了这一点。但必须认识到, 物权和债权的划分不是绝对的, 不能绝对地夸大两者的区别, 物权和债权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 同时, 也不能夸大两者的联系, 甚至认为两者已经融为一体。
3 对债权制度变迁的法经济学解释
从现有文献看, 债权制度变迁中出现的重要问题有两个, 一是与物权制度的关系问题, 二是债权物权化问题。经过分析, 可以发现, 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本文运用法经济学的分析方法, 进一步探讨债权与物权的关系问题。物权分动产和不动产, 其设定方式为法定方式, 这起着宣示的作用, 这一制度可以从静态上保护财产权。财产静态安全是动态安全的前提和基础。而在社会对物有很强依赖性的今天, 首先需要从法律上设定物权, 确定物的归属。也只有设定了物的归属, 交易才能继续进行。因此, 笔者认为, 从法经济学的角度分析, 区分物权和债权, 是符合经济学“成本—收益”分析范式的。
根据同样的分析范式, 可以对物权债权化和债权物权化的程度和范围进行分析。在物权保护的收益小于债权保护的收益, 且物权保护的成本大于债权保护的成本时, 根据制度演进规律, 此时, 物权有债权化的趋势。在债权保护的收益小于物权保护的收益, 且债权保护的成本大于物权保护的成本时, 会出现债权物权化的态势。侵害债权理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性等物权化, 即可证明。
根据法经济学分析范式 (法经济学分析范式实际上就是经济学分析范式) , 笔者提出债权与物权划分相对合理主义, 即债权与物权的划分不是绝对的, 是相对的, 并且, 其划分在一定的历史时期, 一定的历史阶段是相对合理的。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和历史时期, 如果没有出现重大的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经济现象, 也就不会出现大的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 物权和债权会保持相对稳定, 适当划分物权和债权, 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 促进资源优化配置。但当出现重大的经济社会现象, 或者出现重大技术创新时, 应及时对物权和债权调整的对象进行调整, 使物权和债权更好的保护交易安全, 更好地促进物的流转。
在物权和债权划分相对合理主义原则下, 物权与债权调整的方法不变, 但调整范围随着社会经济现象的变化而适当变化。调整的边界是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这是笔者对债权制度变迁的基本认识, 也是本文的基本结论。
4 结论
从笔者的分析看, 本文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债权制度的变迁是经济理性的结果, 物权与债权二元权利体系划分仅是形式上的表现。二是债权与物权的调整边界取决于交易成本。三是物权与债权的划分是相对合理的, 但不是绝对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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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防预算制度研究 篇11
国防预算制度是对国防财政资源进行分配和管理的规则和组织结构，是保障国防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实现国家安全战略目标的制度体系。
一、国防预算制度的内涵
国防预算是经国家法定机关批准的用于国防的经费开支计划，它是国家预算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是保障武装力量活动、武器装备研制、生产和采购、国防基本建设等各方面的经费需要。国防预算是国防费的综合分配计划，它制约和决定着国防建设发展的方向、规模以及内部分配的比例关系，是国防系统全部财务活动的基本依据。国防预算包括的内容很多，各国国防预算的项目设置及其分类方法也不尽一致，如我国包括军费、国防科研费、国防基本建设费、后备力量建设费等主要类别，而每个类别又分为若干项目。但是在具体项目设置上，各个国家又有所差别，例如美国把核武器研制费用列入能源发展费，前苏联把国防基本建设费列入国家基本建设投资。
二、国防预算主体
国防预算主体是由多个行为预算主体所构成的复杂体系，这些行为主体通过不同的等级程序而连接在一起。从纵向来看，国防预算的主体包括社会公众、立法机构、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军方最高层以及若干层级的军队预算主体，其中社会公众、立法机构、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军方最高层构成了国防预算在国家层面的基本主体，社会公众、立法机构、中央政府有关部门代表了国防资源配置的供给方，军方最高层则代表了国家层面国防资源的需求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一层次的预算主体决定了国防资源的配置问题或者说是国防预算的规模问题；而各个层级的军队预算主体构成了国防资源在军队内部分配的主体，一级预算单位拥有本级的预算决策权，也拥有本级经费的支配权和下一级的经费支配权。
国防预算体现为公民、政府、军队就国防经费投入和流向所形成的一种委托代理关系。这种委托—代理关系具有公共财政中委托—代理关系的一般特征：
一方面，国防预算所体现出来的是一种多层次的委托—代理关系。作为初始委托人的公众通过国家立法机构将国家安全事务委托给政府来代理，政府又将国家安全事务委托给军队以及各级机构来执行。这样，就通过国防预算的组织体系形成了社会公众对立法机构、立法机构对政府、政府对军队多级委托—代理关系。根据委托代理理论,由于代理人和委托人的目标函数并不总是一致，并且由于存在着信息不对称、权力和责任不相匹配的问题,所以委托代理链条越长,代理的层次越多,代理人就有越可能出现滥用职权、以权谋私的行为,初始委托人最终的实现目标与理想目标的偏差就会越大,在国防预算资金的管理和使用过程中就越容易产生代理人问题。
另一方面，国防预算的委托—代理关系中存在着“所有者缺位或虚位”以及“激励不足”问题。在国防预算委托—代理关系中，作为最终委托人的社会公众只是一个抽象的存在，因此就存在着“所有者缺位或虚位”的现象，这在很大程度上不能实现“所有者”对国防预算活动的有效监督，使得委托代理关系中内在的激励和约束动力不足，从而极易诱发代理人的工作惰性或腐败行为；同时，由于国家安全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对于其价值无法进行定量核算，因此也就无法根据其价值对代理者进行准确而有效的激励，这样，国防预算的代理者对于激励的敏感性就存在不足的现象。
三、国防预算效率
一般而言，提供公共产品的效率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资源的配置效率，二是制度的运行效率。国防预算制度的资源配置效率是指如何在民用领域与国防领域之间合理分配有限的经济资源,从而通过对国防预算资源投入的合理配置，实现既定投入组合的产出最大化。国防预算制度运行效率主要是指在国防预算执行过程中应该体现经济效率原则，尽量减少行政人员对资源的占用和浪费，提高行政效率，并在国防预算执行的过程中，对不同国防支出计划以及具体的资金使用方式、方法进行合理选择，保证在财政供给资金既定的情况下，少投入、多产出，或者少花钱、多办事。这取决于国防管理人员及机构的努力程度和工作能力，是组织内部的行为效率，其运行好坏也直接影响到国防预算制度的效率。
国防预算资源的配置效率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一是国防预算规模效率，即财政要为履行各项国防职能提供足够、合理的资金支持。国防资源配置规模既要满足国家安全战略目标的要求，又要充分考虑到国家经济的实际状况，不能因为国防支出的不合理扩张而对经济产生超额负担。当资源投入到国防领域所生产出来的国防安全产品给人们带来的边际效用,等于投入到民用领域产生的一般性商品和服务带给人们的边际效用时，即在两者边际效用水平相等时，也就实现了最佳的国防费规模。评价国防预算规模配置效率可以采用两大类指标：一种是国防费的相对规模，即国防费占GDP、GNP或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另一种是国防费的收入弹性或边际国防费支出倾向，这两个指标反映的是国防财政资源投入增加额占财政支出增加额的比例。二是国防预算的结构效率，即在国防预算支出中由各军兵种分配比例和项目分配结构所决定的效率。国防预算支出结构必须保证合理确定资金在各军种和事业单位的分配比例，有效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当国防费在各军事领域内产生的边际战斗力收益相等时，就可以认为国防费达到了最优的结构配置。衡量国防预算的结构效率可以采用两种指标，一种是军兵种投入比例，即各军兵种的军费分配额占国防投入额的比重，另一种是项目支出结构，即人员费、维持费、装备采办费、研发费用占国防投入的比例。
[1]姜鲁鸣，王文华著.国防费经济学[M].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07.
制度研究 篇12
关键词：教研组,同伴指导,教师合作
1 两种制度的比较研究
1.1 形成与含义
1957年, 我国教育部为加强学校教学工作, 仿前苏联教育体制颁布了《关于中学教学研究组工作条例 (草案) 》, 要求各地试行。《条例》提出, 统一学科或相似学科的教师组成各个教研组;教研组是教学研究组织, 不是行政组织的一级, 其任务是组织教师进行教学研究工作, 总结交流教学经验, 提高教师思想、业务水平, 以提高教育质量, 而不是处理行政事务等等。随着小学规模的扩大, 教研组也开始在小学出现。自那时起, 我国中小学逐渐建立了统一的学科教研组织系统。目前, 教研组活动早已在我国中小学里制度化了。每个学科都有各自的教研组队伍。它的形成旨在抓好教师工作的各个环节, 将工作细致化, 对学科教师进行规范化管理, 并在此基础上, 对教师的工作表现、教学质量等进行考核及价值评定。
20世纪70年代以来, 教师专业化与“教师即研究者”的呼声日益增高, 其核心理念就是要建立教师之间的合作与伙伴关系, 由教师本人来研究和解决自己教学生活中出现的问题;同一时期, 美国从事教师培训的研究者们发现, “理论呈现-展示-实践-反馈”这一传统的教师培训模式十分低效, 为提高教师培训效果, 研究人员尝试让教师同伴群体之间互相听课、评课, 结合成互助小组, 互相提供教学反馈、意见和建议, 结果发现, 这种教师培训模式的效果极佳。这些促成了教师同伴指导的出现。它是一个以促进教师专业发展为价值导向的活动形式, 为解决教学中的实际问题提供一个相互学习和交流的机会。它鼓励教师之间以合作的方式互助互学, 并为彼此提供持续的技术性的支持, 包括反馈意见, 分享专业技能、知识和实践智慧, 合作研究等。
1.2 合作的组成及其参与主体之间的关系
1.2.1 合作的参与主体及合作方式
教师同伴指导强调教师参与的自愿性原则。教师可以自由的选择搭档伙伴, 可以是本学科的其他教师, 也可以是其他学科的教师, 甚至是外校、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等, 组合的行为方式灵活, 把合作的主动权下放给教师个体, 突显了教师在合作中的主体性地位。这样首先有利于培养教师寻求自我发展的自觉意识, 从而提高合作的有效性;其次合作的动力来自于教师本身, 并且建立在相互支持和信任的基础上, 使得合作行为易于维持;最后它对教师选择合作对象的范围无严格限制, 教师可以根据自我发展的需要任意选择, 灵活性很大, 这有利于教师打破学科界线, 开阔专业视野。
1.2.2 合作中教师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教师同伴指导中, 合作的双方是平等的, 不存在等级上的差别和主次之分。参与各方排除了年龄、教龄、教学经历、经验以及身份、职务等的差别。在开展活动时各方是互助、友好的伙伴关系。因此, 教师在合作过程中, 注重的是彼此之间地位上的平等, 对话上的民主、交流上的开放。为保证教师能抱着一种开放的心态平等地与他人交流, “学校行政组织不可利用任何同伴指导过程中的资料来作为对教师进行评价或奖惩的依据”。活动不涉及对教师的价值判断, 注意营造无威胁的、合作的教师专业发展氛围。
1.3 合作的内容与实施方式
1.3.1 合作的内容及确定方式
在教师同伴指导活动中, 合作内容以教师需求为基本出发点, 自上而下, 关注教师教学实践情境中的真实性问题, 这是维系集体合作的重要影响因素。合作目标是教师自行进行判断和确定的, 通常是经集体的商讨后来共同确定合作小组所要完成的任务, 达成合作的愿望。并制定相应的行动计划, 从而实施他们认为有价值的改进。这实现了教师真正参与到一项学习现象的理解和意义建构, 从而使合作变得极有价值。充分体现了教师行使专业自主权的独立行为, 凭借自己的专业自信和审慎判断对外界作出反应。教师同伴合作的关注点及确定方式有利于调动教师合作的积极性和参与度, 学校仅给予协调, 彰显了教师在专业发展上的自主性意识。但这种合作方式可能会带来合作行为的盲目性, 受限于教师的有限水平, 故学校需学校的适度引导和调控。
1.3.2 合作的实施方式及其过程
教师同伴指导是一种以问题为先导的自觉行动研究, 强调问题的真实性和情景性, 并注重教师的专业问题意识。合作活动强调教师集体智慧的共享。活动中, 明确教师任务、责任和角色担当, 凸显教师的参与性和合作目标的实践操作性。强调合作活动的连续性和跟踪性, 为教师提供持续的支持。同时重视活动的后续工作, 重视培养教师的反思意识。
2 反思与启示
教师同伴指导制度和教研组制度都是教师专业发展的有效途径和策略, 但在教师合作的参与程度及效果上, 教师同伴指导明显要好于教研组活动。因此, 我们要利用教师同伴指导制度的元素来完善教研组制度建设, 提高教师合作的有效性, 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加强教研组制度建设:
首先, 必须淡化教研组的行政职能。教研组长尽量少担任行政职务, 注意发挥教学突出者的“带教”或“指导”作用, 避免或少用旨在评优、提级和晋升的教师评价方式, 增加指向专业发展的教师自评和同伴评议等方式, 促进教师群体间的互相支持、协助及专业共享行为, 还教研组教学研究组织的原貌。
其次, 应打破教研组的学科界限。不同学科间的教育原理和教学法也是相通的。新课改强调综合性、整体性的课程建设, 强调课程融合, 打破传统的学科界限来开展教研组活动不仅有利于纠正传统分科课程中存在的弊端, 更有利于教师开展教学研究活动。教师突破学科界限进行教研, 可以跨学科地选择教师作为自己的伙伴, 互相听课、评课和交流, 有利于开阔教师专业视野。
最后, 分散教研组的集体性活动。教师们不要完全倚赖集体的、统一的教研组活动, 有些教学问题是教师通过个人努力或个别交流所能够解决的, 如果仍旧通过集体性活动 (如集体备课) 来解决的话, 会造成活动的低效。所以应该打破常规, 根据教师个体专业发展的需要需求来灵活机动地开展教研活动, 增加和提高活动的弹性和灵活度。希望我国的教研组制度能够吸取同伴指导制度的优点, 不断地完善自己, 成为一种人性化的融教学、研究、进修于一体的组织形式, 更有利于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
参考文献
[1]丁钢.同侪互助:教学创新的内在动力[J].课程与教学, 2003.
[2]姜兴明.中小学教研组现状分析与对策[J].教学与管理,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