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互动（精选10篇）
知识互动 篇1
摘要：符号互动论既是现代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理论流派,又是知识社会学的微观取向的思想传统。它关注被实证主义社会学所忽略的情境知识,并赋予这种知识本源性的地位,将情境知识与社会互动的双向建构作为重要的研究议题。符号互动论将“意义”视为关于“自我”和客观世界的知识,这种知识产生于行动者对行动情境的反应和泛化他人的态度。情境知识作为现实知识的构成部分,具有影响行动并建构社会的功能。符号互动论的理论视角和描述性方法不仅为现代知识社会学打开了新的研究视域,而且提供了对知识进行经验研究的有效进路。
关键词：知识社会学,符号互动论,情境知识,社会互动
知识社会学以知识的社会决定为预设,探索什么知识与怎样的社会条件相关联。它发端于马克思、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韦伯(Max Weber)等古典社会学家的知识论,并于20世纪逐步形成实证、解释、批判三大知识社会学思想传统。[1,2,3,4]符号互动论是以美国社会学家为主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解释社会学流派,在现代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理论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它凭借对微观互动过程中产生的情境知识的关注、认知主体和客体的交互渗透的立场以及知识与社会关系的辩证观点,对知识社会学解释学进路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5,6]
一 经验认识论与知识社会学
对知识的反思有久远的历史,认识论问题也是西方哲学中的古老话题和争论重心。在传统哲学中,构成知识的三个条件是信念、真和证实,知识即证实了的真的信念。[7]哲学知识论围绕三类问题展开争论:知识的性质或认识论术语的意义,认识的证实或知识的标准,认识经验与认识对象之间的关系。[8]围绕第三个问题,主客二元论和唯我论各持己见:主客二元论将知识视为与客观实在相适应的经验,但无法证明这种经验是对客观实在的反映,即如何证实为真的问题;唯我论认为知识是个人感知的结果,只有自我及其意识才是唯一真实的存在,但面临相对主义/不可知论的困扰。
知识社会学在20世纪初的兴起与哲学知识论血脉相连,一开始就以“对人类理性的社会学批判”为首要任务。[9]知识社会学主张知识既不是客观世界的再现,也不是主观头脑的创造,而是集体和社会的产物;知识的有效性没有普遍的标准,知识的形式和内容也因社会背景的不同而异。知识社会学不同于哲学认识论的地方在于,它不赞成抽象思考认知者和认知对象的关系,反对将主体和客体先验地分离对立起来并在此基础上推断世界的可知性。知识社会学考察具体的经验世界中的知识,用客观的社会结构性因素解释客观的知识,认识作为客体的社会条件对认知主体的影响,并将主体作为衔接两种客体因素的中间要素。知识社会学的哲学抱负,是要通过把认识论设想成仅适用于某种既定知识形式的理论的基础性结构,来解决不同认识论之间可能的冲突。换言之,知识社会学要在对思想意识如何受社会存在影响进行经验研究的基础上,对知识与社会存在的关系及知识的有效性等认识论问题有所贡献。
早期知识社会学家特别关注意识形态、世界观、思维方式以及人文社会知识等在特定社会中具有普遍性的抽象知识形式,思考这些知识同其所赖以产生的社会条件的关系。舍勒(Max Scheler)将宗教、形而上学和科学作为知识的三种基本形式,追问什么是促进每种知识增长和发展的最佳社会环境。[10]曼海姆(Karl Mannheim)则认为,知识以两种主要形式出现:一类是数学和自然科学知识,另一类是政治知识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其中,后一类知识是意识形态知识,是“受存在制约”或由知识生产者和持有者的生存条件决定的。[11]在早期知识社会学论域中,数学和科学知识通常被认为无涉于社会过程,而日常知识和情境知识则被视为抽象人文社会知识的衍生物和具体表达。前者后来进入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视野;后者则主要由符号互动论及现象学社会学予以阐释。
早期知识社会学虽然主张知识的存在决定性,但其目标依然是通过剥离社会因素的影响发现理性的或科学的知识。舍勒试图分离社会因素对理性知识的影响,呈现理念的内涵。曼海姆试图揭示制约知识的各种关系,从而还原出最坚实的真理,克服与科学知识有关的相对主义。在其理论体系中,当剥离了社会因素,我们又回到了主客体双方的对立。[12]认识主体与客体虽相互关联但仍相互分离,虽然看到了社会客体对主体的渗入,但看不到客体中的主体的力量。所以,传统的知识社会学不能彻底解决主客的二元对立。作为符号互动论的创始人,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综合了实用主义与行为主义、进化论与过程哲学,提出了一种经验认识论。[13,14]按照这种认识论,自我返回到了主客体被给予的原初经验(社会世界)中,由先验的认识主体转化为在行动中不断被建构的对象性存在。在自我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中,自我在社会世界中形成并产生自我意识,而社会也不断因自我的活动而被重新建构,自我与社会在符号交流过程中不断得以更新。这就将认知者和认知对象纳入实践的辩证过程中,揭示了主客体之间不可分割的持续的相互关联和影响,打破了哲学认识论关于主客体之间的分离和对立。[15,16,17]
沿着米德的道路,符号互动论赋予情境知识以基础性地位,而不再仅仅关注抽象的人文社会知识;“社会”不再是超越主观的客观实在,而是主观不断参与建构的互动过程;知识和社会之间不再是单向决定关系,而是相互建构的辩证关系。此外,早期知识社会学的命题始终停留在哲学假设上,没有通过严格的经验研究加以检验。这种研究方法上的缺失,与其宏观定向的理论进路不无关系。而知识的社会决定预设导致的对“知识社会学”这种知识本身的驳斥问题,也经常受人诟病。对于这些问题,符号互动论均以其独特的理论视角和方法论作出了回应。
二 符号互动论的知识社会学思想
符号互动论反对实证主义社会学轻视行动者主观能动性的社会结构决定论,提出行动者的认识、行动和互动构成社会的理论命题。其思想奠基人米德试图探索个体思想和行动之间的关系,发展用社会行动解释个体意识的社会心理学。米德吸收了实用主义哲学关于真理的经验关联性和行为主义心理学客观的意识研究方法,提出根据个体的行动、特别是(并非只是)能被他人观察到的行动来研究个体经验的广义的行为主义方法,并将理解个体的行为与经验置于整体的社会背景之中,发展出“社会行为主义”方法。米德之后,布鲁默(Herbert Blumer)系统提出了以符号互动为基础的微观社会学理论,其核心仍然是意义、自我等情境知识与社会组织的关系问题。
(一)情境知识:意义和自我
符号互动论关注人际互动过程中的情境知识。在实证主义知识社会学中,这类知识被视为抽象知识的具体表现,根本上决定于社会结构。但依据符号互动论,这些知识依托每一个互动情境和行动主体而产生、存在、传递和再生,在行动者的主观世界和行动者之外的客观世界中往复穿行,并非完全是社会结构的产物和抽象知识的具体表现。符号互动论这一视角让我们看到了有生命力的而非静态的知识,直接与行动的人而非社会结构相连结的知识,具有突生性和创造性而非仅仅被决定的知识。
符号互动论有三个基本假设:行动者对某事物所采取的行动以对该事物赋予的意义为基础;这些意义产生于社会性互动过程中;这些意义通过自我解释过程不断修正。[18]2这一假设序列围绕“意义”展开,“意义”是符号互动论的核心概念。米德视意义产生于三重关系中:“某个有机体的姿态、以该姿态为其早期阶段的社会动作的结果以及另一个有机体对该姿态的反应,是处于姿态与第一个有机体、姿态与第二个有机体以及姿态与特定社会动作后阶段之间的三层或三重关系中的一组事项;并且这个三重关系构成了意义从中产生的发源地。”[19]60意义由反应赋予或说明,第二个有机体的动作或顺应性反应使第一个有机体的姿态具有意义。布鲁默则说,“一件事情对于个人的意义产生于其他人由于某一事物而对他发生行为的方式。他们的行动发挥作用以定义该事物对个人的意义。”[18]4可见,意义不是一种观念和意识状态,而是客观地存在于经验领域之中。当我们对发生三重关系的互动过程进行反思,获得对意义的认识时,它才具备主观形态。这种为主观所掌握的意义就成为我们通常所说的知识。
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中也有“意义”这一概念,他将意义分为“表达性意义”(expressive meaning)和“文件性意义”(documentary meaning),探究宏观和微观层面的意义之间的关系。表达性意义指文化客体的创造者试图表达的客体,而表达性意义背后有更大的社会历史背景,即为文件性意义,对两种意义的认识构成解释学循环。韦伯的解释社会学所探究的行动意义也是一种表达性意义,但对于一次互动过程而言,其表达性意义与米德所说的“意义”指向不同。韦伯的表达性意义是主观的,产生在行动之前,由文件性意义即抽象知识来说明;米德所说的意义是客观发生的,之后进入主观领域,由行动的反应来说明。不过,二者所指的内容可以关联起来。现实中可能出现这样的过程:行动者A依据某种意图(曼海姆所说的表达性意义)做出某种姿态,互动对方B对该姿态作出反应(可能如A的意图所期待的,也可能不是),A对B的反应予以识别(布鲁默所说的互动中为情境赋予意义),更进一步,对过去的互动过程进行反思,形成新的行动意图并采取新的反应行动。面对这一过程,米德强调,A的姿态的意义在于B的反应,并在A对这一过程的反思中获得;曼海姆则关注A的行动意图,并挖掘能够解释这种意图的客观意义。曼海姆所说的行动意图要想被互动对方理解并做出被期待的回应,A的姿态的意义需要被互动双方共享,即这一意义相对于互动双方具有普遍性。具有普遍性的意义是过去的互动产生的意义在行动者主观经验中的沉淀。由此,曼海姆所说的表达性意义可能来自过去的一次互动过程。
社会生活往往是多方参与的过程,或如拟剧论所隐喻和描述的,有其他“演员”和“观众”。这时,某种姿态或者说行动的意义不仅如上所述来自互动中特定个体的反应,还是来自互动过程中多个参与方的反应。参与同一过程的共同体各成员对某种刺激会产生各自的反应,行动者可以将各种态度表现组织成为整个共同体的态度,称为“泛化他人的态度”。这种态度具有综合性的意义。儿童在成长过程中经过模仿和嬉戏阶段,到游戏阶段能够发展出对泛化他人的态度的认识。“游戏规则”就是这种知识,参加游戏者知道游戏中的每个角色如何行动及其他角色如何反应。从实证主义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看,这套规则是稳定的,处于个体之外,个体习得并加以使用;但米德所关注的,是成员个体如何在互动过程中扮演他人的角色,领会自己行动和他人行动的意义,成功地参与互动。
意义知识的主体可能是行动者的姿态、语言,可能是石头野兔一样的物理对象,也可能是行动者本身。行动者对其自身的认识即为“自我”知识。合理的行动要求“个体对他自己采取客观的、非个人的态度”,“成为它自身的一个对象”[19]109。布鲁默将米德关于自我的认识进一步情境化,自我的定义依情境不断变化。“自我”是一个具有个体性和主观性的概念,实证主义知识社会学中没有这一概念。在宏观取向的社会学体系中,这个因素并不重要,但在符号互动论中是衔接各种要素的枢纽。
自我之外的认知对象可称为客观世界。米德认为,认知者和认知对象之间是主体间关系而非主客关系,我们是以社会性态度对待非人类的物理对象的,这种态度决定了物理对象的存在和性质。[19]145布鲁默将使事物成为一个客体并赋予其意义的现象称为“自我象征”,这一概念将客体的意义同自我关联起来。[18]81在这一过程中,事物的意义不是其固有的,而是认知者与物理客体的互动的产物。我们谈论共同的物理对象,并形成关于它的普遍意义,科学就是通过交流从总的事件结构中抽象出来的与科学目的有关的种种同一性。[19]63实证主义知识社会学排斥关于物理对象的知识,在他们看来,这种知识是客观而普遍的。符号互动论将物理知识与人的经验关联起来,并认为科学知识的普遍性来自交流产生的共识。
简言之,不论是关于自我的知识,还是关于客观世界的知识,在符号互动论视野中都是对这些对象的“意义”的认识。这种认识产生于互动中该对象所引起的反应,该反应或来自互动一方,或是互动多方反应的综合。互动是这些知识的来源,知识与社会互动不可分割。
(二)情境知识的社会形成机制
初创时期的知识社会学基于实在论的进路,将“社会”视为一种社会阶层结构(马克思和曼海姆)、价值次序及支持其的社会力量(舍勒和斯达克)或者社会事实(迪尔凯姆),而社会行动则由结构和制度等“社会”因素塑造而成。在符号互动论中,“社会”是由个体间的行动和反应的交互过程及社会互动组成的,“互动”就是“社会”本身,个体间的互动共同组成社会整体。在米德的思想中,“社会”是一种互动模式,“社会制度是一般社会生活有组织的表现形式”[19]204,这意味着社会制度是一系列互动的组织化。布鲁默认为,社会组织是社会行动在其中发生的框架,但不决定行动,人们针对情境而行动。社会组织介入行动之中是指它形成人们行动的情境以及为解释情境提供固定的符号,但情境和符号都处在不断变化中,所以,互动先于结构。[18]78
符号互动论的前述三条理论预设说明了“意义”知识和社会的关系,第一条指出知识的功能,第二、三条指向知识的来源。“知识的社会决定”是知识社会学的经典论题,符号互动论至少从五个方面证明了这一论题。
首先,互动过程促成了意义知识的产生。米德主张,意义产生于社会互动,是互动过程的产物,对意义的认识通过对互动过程的反思获得。心灵具有根据不同刺激把握不同反应的可能性并指出意义的能力,“反射”是心灵在社会过程中发展的必要条件。参与某一社会过程的个体通过“反射”返回到个体经验自身,将整个社会过程引入其经验中,意识到自身的行动、自身行动与整个过程的关系及与参与过程的各个体的关系,意识到由于各个体的反应和相互作用而导致的过程变化。有机体经历这些社会过程后,经验中出现以这些意义为内容的新的对象,这些对象构成了日常生活环境。由此可见,意义认识的社会性体现在三个层次上:第一,意义作为认识对象,本身是存在于社会关系中的对姿态的反应;第二,对意义的意识受认知者感觉结构影响,具有选择性;第三,意义的机制即心灵产生于互动过程之中。心灵是从交流过程中突生的现象,虽然生理机制必不可少,但本质上是社会的产物,“它的生物学功能也首先是社会的”[19]104-105。个体把社会的有组织的反应接纳到自己本性中,形成心灵的内部结构,以后则借助符号唤起这些反应,并成为接受新知识的基础。[19]211布鲁默更为强调意义因情境而生,行动者“根据他处于其中的情境和他的行动方向来选择、检查、重组和改变意义”。解释不仅是对已经存在的意义的自动应用,也是意义的形成过程。
“自我”是一种特殊的意义。库利(C.H.Cooley)“镜中我”的思想(即一个人对自己的认识是对他人关于自己看法的反应),是自我知识产生于社会互动的生动摹写。米德吸取了这种思想,认为神经系统的发展使个人重现他人动作和有组织的社会活动,他人对“我”的行动的反应被构造出来,自我由此形成。人们通常根据我们所属的群体和社会情境对自我进行组织,从社会群体的其他成员的特定观点、从社会群体整体的一般观点来看待自我。我们同不同的人保持不同的关系,把自己分成不同的自我,不同的自我与不同的社会反应相应。采取社会过程中其他个体对自己所持的态度不足以形成最完全意义上的自我,而必须对所属群体所参加的有组织的社会活动采取该群体所持的态度,即“泛化他人的态度”,才能发展出完全的自我的品质。[19]122米德使用“角色”这一概念,指儿童在嬉戏和游戏中创造想象中的伙伴,从而扮演他人角色,想象了某一反应或一组反应而构造自我。这里的“角色”指在一次行动过程中来自其他参与者的期待,有别于后来的“角色理论”中所说的具有稳定的社会结构意涵的“角色”。
其次,基于互动和泛化他人的态度的思维是生产新知识的机制。社会对认识的塑造还通过“思维”过程实现。思维过程是一种自我互动,是对反应的发挥。[19]90米德将自我分为客我和主我:“客我”是关于自我的认识,由认识的主体“主我”来描写;主我是有机体对他人态度、情境以及因采取他人态度而出现的自我的反应,是组织各种反应倾向后采取动作的方式。自我互动是凭借主我和客我这两个可以区分的方面进行的社会过程,两方持续对话,形成推理的思维。自我互动中采取泛化他人的态度,为具有共同的即社会的意义、作为思维的必要前提的系统或论域的存在提供可能。与自己进行的对话是将在社会过程中与其他个体进行的会话内在化于经验中,根据未来的可能结果和过去的经验,有目的地对一系列环境因素和他自己的态度进行组织。理智的选择和组织对一个或若干个特定对象存在着可供选择的不同反应,解决当下行为问题。思维则将过去经验、未来预期和当下情境关联起来,在意识中加工材料和生产新知识。[19]78
第三,互动过程塑造了知识的普遍性和相对性。产生于互动的知识为互动各方所共享,就具有了普遍性。个体通过居于他人的地位而占有他人的视界,同时,他从自己的视界出发向他人表示该意义,从而使该意义出现在自己和对方两者的视界中。当互动双方对该事物持相同的反应时,这种反应就成为一个普遍的概念。米德认为,意义的普遍性使得对他人的理解成为可能,“我们在自己身上引起由我们的姿态在他人身上引起的那种反应越多,我们对他人的理解就越多。”[19]212但意义也有相对性。其一,互动过程不同,同一对象对不同互动参与者有不同意义;其二,同一互动过程中,如果多个个体对刺激作出不同的反应,该刺激对他们意味着不同的东西。在要求不同类型反应的合作过程中,一个个体的动作就要求引起其他个体不同的反应。在实证主义知识社会学中,抽象的知识是被共同体普遍使用的知识,具体情境中的知识则是从中衍生出来的。而在符号互动论中,互动过程创造了相对于情境的知识,又使该知识被情境参与者共享。
第四,既有的社会互动经验会对后来的认识产生影响。当原有经验在新情境中重现,对姿态的反应就从对该姿态的识别开始。具有普遍性的特征刺激我们的经验,我们的经验就能够辨认这一刺激物。过去的经验以变化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些变化产生于我们的经验并保存在经验中。要想理解有机体对具有历史的某情境作出反应的方式,就要考虑过去的动作对该有机体产生的影响。
第五,社会结构和文化因素通过互动过程对认识产生影响。符号互动论后来的发展,如角色理论、拟剧论、参照群体理论和预期状态理论等,更多关注了社会结构和文化因素对互动过程以及情境知识的影响。戈夫曼(Erving Goffman)认为,宏观和微观的领域存在松散的耦合,两种层次的解释相互补充。宏观现象规制着互动,但互动过程并不与结构变量一一对应。互动至多是结构安排的表达的演进,帮助互动从可资利用的指称系统中进行选择。戈夫曼的拟剧论描述了个体如何在社会的舞台上进行“表演”。前台作为制度化的社会存在,制约了演员的角色表现,但具体的表演是演员与观众的互动。演员在互动中进行印象管理,试图控制观众的反应。这一过程隐含着演员关于舞台的情境、观众的期待和自己的表演的知识,演员采取多种技巧,调节自己的表演方式,获得观众对自己的理想评价。关于理想的表现和观众的预期的知识由既定的社会规则确定,但选取哪一规则则是在认识情境的基础上作出的相应选择。所以,关于具体互动情境中的表演和观众的反应的知识产生在表演过程中,而表演中应对没有预料的情境的表现和弥补表演失败的举措则是因由互动而产生的新知识。这些拟剧论思想显示了传统知识社会学所关注的宏观因素如何在微观情境下发挥作用,这是被布鲁默忽略的部分。
(三)知识行动的社会后果
符号互动论不仅主张社会互动建构了知识,而且进一步认为,知识也同时引导行动并建构社会。托马斯(W.I. Thomas)认为,一个人对情境的主观解释或定义会直接影响他的行为,“某种情境被定义为真实的,这种情境会造成真实的影响。”这一著名的“托马斯定理”是知识对社会产生建构作用的精辟论述。在布鲁默看来,决定行动的知识不是某种社会因素如结构、价值等或心理因素如动机等,而是行动者对情境的具体解释,是关于具体情境的解释建构了社会。戈夫曼的拟剧论则阐释了社会行动者依据对情境的认识,通过表演性行为建构他所期望的社会状态。在实证主义知识社会学中,知识对社会的影响被归于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等抽象知识对原有社会结构的再生产,缺乏更新社会结构的力量。而在符号互动论中,知识则是形成行动、建构社会的依据,与行动彼此依存。
综上所述,符号互动论的知识社会学思想可以概括为:互动的社会过程提供了知识的内容,促成了知识生产的心灵机制;互动生产的知识影响其后的知识生产,这些知识的融合沉淀形成相对稳定的符号和意义。换言之,符号互动论以社会互动作为知识的根本来源,新知识产生于互动过程,而关于未来的预期、当下的情境和过去的经验的知识又是展开行动的依据,较为稳定的知识提供了可以直接运用的行动模式。知识与社会行动的交互建构,在辩证关系中存在和演变。
三 符号互动论对知识社会学的贡献
符号互动论并未为知识社会学的“社会结构决定知识”预设提供证明,而是形成了认识知识的另一个社会学视角。符号互动论在知识的范畴、知识与社会的关系(包括知识的产生机制和社会功能等)、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等方面,都对知识社会学做出了独到的贡献。
首先,符号互动论以情境知识作为研究对象,这些知识可能是经验知识的再现,可能是新情境中的突生。情境知识涉及到行动者自身即“自我”和客观世界,这些知识来自单一对象的反应或泛化他人的态度。从其产生看,这些知识在社会互动过程中,在延续互动的动力下产生。知识材料来自先前的互动,某一行动或事物的意义在于互动对方的反应,它们并不是社会意识的内化,也不完全决定于社会结构特征。从其性质看,一方面因为互动情境影响知识生产,所以知识具有内容上的相对性;另一方面对于同一或同样的情境,不同个体对刺激产生相似的反应,获得相似的认识,这种认识相对于该情境又具有普遍性。从其功能看,情境知识存在于每一具体的互动情境中,它关于未来期待、过去经验和当下情境的认知和意识决定了个体的行动。
其次,符号互动论揭示了知识生成的互动过程和“心灵”机制,以及在这一过程中知识同刺激性行动、反应性行动、客观情境、主观反思和思维等要素的关系。这种“互动情境催生新知识”的思想,不仅丰富了知识社会学的建构主义纲领,而且为知识社会学引入了微观发生学的研究进路。
第三,符号互动论指出了知识对社会的建构功能。符号互动论指出,在赋予情境意义的基础上采取的行动创造了客观世界,而这一客观行动既是对某种刺激的反应,也是下一反应的刺激,成为“社会”的组成元素。这一贡献突破了传统知识社会学的单向决定论,与批判理论所主张的观念的行动取向有异曲同工之妙。
第四,符号互动论的经验主义方法论为知识社会学开展丰富多彩的经验研究提供了可能。符号互动论反对先验的因果关系假定,认为行动的产生没有明确的原因,影响个体情境定义和行动的变量取决于行动者的选择,是运用符号的解释过程。布鲁默针对社会学和心理学中存在的依据某种程序和规则进行研究的方法,主张从经验世界本身出发,并付诸经验世界进行检验,获得理论认识。知识社会学研究不是寻找抽象的知识体系同社会结构之间的共变关系,而是研究者站在研究对象立场上,描述具体情境中互动者的认识的产生过程。符号互动论的经验研究领域涉及社会越轨、精神疾病、集体行为、儿童社会化、死亡和艺术等,以实地调查和访谈为主要研究方法。这些经验研究广泛探讨了特定的自我概念、情境认识、抽象观念等的形成如何受到互动情境和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以及这些知识会对人们的行动发挥怎样的引导作用。多数研究都表明,认识不仅受到互动情境中认知者与认知对象互动关系的影响,还受认知者的既存经验影响,而这种经验可能来自过去的社会互动,也可能来自他人主观经验或共同体的普遍知识。所有这些因素被吸纳在一个互动情境中,在这个情境中创造出新知识。通过经验方法考察情境知识,揭示知识产生过程中知识同各种相关因素之间的关系,这是传统的知识社会学所无法触及的领域。
最后,符号互动论的知识社会学有效回避了知识社会学的自反性问题。如前所述,符号互动论从一开始就反对主客二元论,而后者正是产生知识社会学自反性问题的基础。米德认为,我们对客观世界可能达到客观的认识,但这里所说的“客观”不同于实证主义对这一概念的认识。依据米德,当我们区分主观经验和反思经验时,主观经验可能不干预反思经验,从而获得客观评判的知识。换言之,我们可以一定程度上把经验同自我分离开,抑制对某种感觉或反感事物的反应,使它不再是有关个体自我的经验,从而对其进行客观的评判。[19]133-134布鲁默承认客观世界的存在,也承认同一物在不同社会中会有不同意义。但他认为,同一共同体中的研究者对同一客体应该能获得一致的认识。按照米德和布鲁默的知识客观性思想,联系其实用主义共识真理观,我们不难推断,知识社会学的论题如果被普遍认同,就是客观有效的。这样,知识社会学的自反性问题就在他们的理论中被略去了。
知识互动 篇2
1、今年是第几个安全生产月，主题是：
答：十三个强化红线意识、促进安全发展。
2、我国的安全生产管理方针：
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
3、安全管理三违是指：
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
4、什么是瓦斯：
它是一种无毒、无味、无颜色，可以燃烧的气体。
5、三不生产是指什么
不安全不生产、隐患不消除不生产、安全措施不落实不生产
6、煤矿五大灾害是那些
瓦斯、水、火、煤尘、顶板
7、爬矿车是几级三违
“二级“
8、三不伤害是指：
不伤害他人、不被他人伤害、不伤害自己。
9、特种作业人员必须取得什么证件才可以上岗作业
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证
10、煤矿安全生产“三并重”是指
管理、装备、培训
11、煤矿安全隐患分为哪三种
一般隐患、重大隐患、紧急隐患
12、《矿山安全法》制定的目的是保护谁的人身安全。
矿山职工
13、井下供电的三大保护是哪三大保护：
漏电保护、保护接地、过流保护。
14、井下安全供电应做到的三无是指
无鸡爪子、无羊尾巴、无明接头。
15、瓦斯治理十二字方针：
先抽后采，以风定产，监测监控。
16、一通三防是指：
通风、防火、防瓦斯、防煤尘
17、“一炮三检”指
装药前，爆破前和爆炮后。
18、公司规定违反“二级”三违人员对其经济处罚，还需要过（“七关“）。
29、公司规定过“七关”是指
1、本单位
2、培训中心
3、相关职能部门
4、文化办
5、人力资源部，6、（安全质检部）
7、安全副总经理
20、入井人员必须穿好胶鞋、戴好矿帽，戴上矿灯，还要（随身携带自救器）
判断题
1、劳动者到用人单位工作，用人单位吸收新员工，双方可不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要签订
2、煤矿企业必须为煤矿井下作业职工办理意外伤害保险，支付保险费。（√）
3、严重的皮肤病可以从事井下工作。（×）不可以
4、矿井供电系统必须有单回路电源。（×）双回路
5、井下电钳工处理输送机故障时，可以带电检修。（×）不可以
6、一氧化碳是无色、无味、无臭的有毒性气体。（√）
7、一氧化碳中毒的明显特点是嘴唇呈桃红色，两颊有斑点。（√）
8、井下爆破工作必须由专职的带班长兼任。（×）不可以兼任
9、电雷管必须由爆破工亲自运送。炸药可以由其他工作人员运送。（×）
10、不可以携带香烟、火种下井（√）
11、下井时严禁可以穿化纤衣服（×）不可以
12、煤矿井下检修、搬迁电气设备、电缆和电线时，不得带电作业（√）
13、工人上下井乘罐的说上下井乘罐时可以争抢拥挤，多挤一个算一个（×）
14、井下绞车道正要提升矿碴，安全员发现矿车没有挂保险叉，要求信号工立
即打停止铃是否正确。（√）
15、井下油料起火可以用水灭火。（×）
16、井下可以使用灯泡取暖和使用电炉取暖。（×）
17、做完事的矿工可以到挂有“禁止入内”的巷道里休息（×）
18、某区队班长在垱头进尺时说顶板好可以不要支护继续进尺。（×）
19、燃烧必须具备的三个条件是可燃物、助燃物、氧气。（×）火种
（氧气是助燃物，第三个条件应为火种）
20、电气设备发生火灾不准用水扑救。（√）
21、“三专两闭锁”中的“三专”是指专用开关，专用线路 专用变压器（√）
22、放炮四人联锁是指瓦斯员、放炮员、安全员、验收员（×）班组长。
23、人车没有来，某员工可以坐在轨道上等人车。（×）
24、垱头正在打钻突然停了水，班长说没有水可以继续打干钻。（×）
25、某区队班长没有放炮证，跟班区长说班长可以没有证放炮。（×）
26、垱头突然风机停风，员工可以要求立即停止作业。（√）
27、垱头瓦斯探头报警，跟班区长说没关系，要求员工继续作业。（×）
28、开进班会前，跟班区长发现某员工喝了酒，要求某员工不得下井。（√）
29、某员工做完事后，打开风门，坐在风门边上休息。（×）
30、某员工在绞车道行走时，突然有人提升，员工可以继续行走。（×）应该及时的躲进躲避洞内。
猜谜语：
1、更生不借外力（救护用语）──自救
2、女人加冠，男人称王（四字词汇）—安全第一
3、水火相容（一字）—淡
4、若有先主在，怎会失街亭（安全管理术语）—有备无患
5、跳伞运动员（安全术语）—高处坠落
6、陈州放粮（医疗用品）—急救仓
7、禁止喧哗（职业卫生四字用语）—噪声控制
8、保全你我他（词语）——三不伤害
9、体检（三字用语）——查隐患
10、御林军（劳动保护工作四字用语）——预防为主
11、安全月（一字）——胺
12、安全规章天天讲（安全用语）——警钟长鸣
13、居安思危，于治忧乱（四字成语）——防患末然
14、日落西山悬崖后，中秋之夜商贾忙（职业病）——矽肺
15、无限小（电气安全术语）——接零
16、家中起火（一字）——灾
17、巧妇当家，人民作主（劳动保护二字）——安全
18、和平街（矿井用语）——安全巷
19、分娩顺利（安全用语）。— 安全生产
20、塞北女人称孤道寡(词语)—安全
21、哪能什么都制造(劳动保护工作四字用语)——安全生产
22、扑克上面做记号（安全设施）——标志牌
23、服用上清丸（术语）——灭火
24、仙女下凡（二字职业卫生用语）——降尘
25、棋室开电扇（劳动保护用语）——局部通风
26、昨天的火灾与日照无关（打一字）——炸
27、想得太平（防灾用语）——防灾意识
28、烽火台上起狼烟（消防用语）——警报
29、分到新房入保险（成语）——居安思危
知识互动 篇3
关键词 电子白板；交互；数学
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1-489X（2013）13-0025-02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近年来一种结合了黑板、计算机、投影仪和网络等传统与现代多媒体技术的教学媒介走进了课堂，那就是交互式电子白板。它的到来使课堂又迸发了新的活力，让教学理念、教学方式逐步发生质的变化。近期，笔者听了两节利用电子白板进行教学的数学课，分别是“圆的认识”和“解决问题的策略——画图”，对其中一些环节的设计以及表现出的教学效果颇有感触，有一些思考。
1 增强互动交流，促进课堂生成
1.1 交互式教学方式，让学生主动参与
与传统的多媒体课件相比，电子白板最大的区别在于它的交互性。传统的多媒体课件更多的是演示功能，教师按备课时的预设一步步在课堂上呈现教学内容，因为课件的内容无法更改，所以在演示过程中学生无法很好地参与其中。而用白板软件呈现的课件，可以随着学生的学习过程不断更改、充实，为师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互动和参与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比如在“圆的认识”一课中，在初步了解了圆心、半径、直径的概念后，教师在电子白板上随意画了几条线段，让学生进行判断。当练习中发现学生对于“圆上”这个概念不是十分清楚时，教师又及时补充了对“圆上”“圆内”“圆外”概念的区分，并且让学生在白板上动手画半径、直径。对于练习中发现的错误，马上在白板上展示出来，请学生自己分析原因，并进行改正。学生在说、画、评、改的过程中，主动参与学习，深入理解知识。这与简单出示几张画好的图让学生进行判断相比，更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促进了师生特别是生生间的互动，为学生提供了更多参与协作学习的机会。
1.2 预设与生成相结合，打造灵动数学课堂
尽管教师在课前都会仔细钻研教材，结合本班学生特点进行全面的预设，但课堂上学生的反应有时仍会超出预设的范围。如果是“演示”型的多媒体课件，那新生成的东西就不能反映在课件中，如果展示在黑板上也不一定很方便，更多的时候教师就只能口头讲解反馈。但电子白板就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比如在用画图策略解决稍复杂的面积问题一课中，教师采用了在白板软件中导入PPT的课件，在上课过程中一张一张地播放事先预设好的东西。结果由于对在白板软件中操作PPT的播放不熟练，导致课件播放不顺利，很多画好的图显示不出来，只能让学生口头讲讲，完全没有体现出电子白板的优势。其实这节课的内容只需要事先在白板软件中设计好题目，对于本课的重点——画图，完全可以利用软件中的图形、笔的功能，直接让学生在白板上操作，既能体现不同画法，还可以在学生画的过程中发现问题，指导画法，同时又比在黑板上画方便很多。学生真正主动参与到学习中，不论是之前教师预设的情况，还是课堂中学生新生成的东西，都能很好地在课堂中体现出来。教学资源从预先制定转向弹性调用，灵动课堂逐步形成。
2 创设多种情境，激发学习兴趣
2.1 优化导入环节，抓住学生注意力
俗话说：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如何在一上课就牢牢抓住学生的注意力，激发他们学习的兴趣，是提高课堂效率的前提。在“圆的认识”一课中，教师一上来就使用了白板软件的聚光灯功能，整个屏幕只有一小块亮的地方，随着聚光灯的移动，出现了很多平面图形的一个角，由此让学生推断可能是什么图形。一开始长方形、正方形、平行四边形、三角形等都有学生猜错，但最后的圆形全班都猜对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圆形是曲线图形，而其他图形都是线段围成的图形。简单的一个引入，很好地抓住学生的注意力，很好地调动了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同时又让学生对圆形是曲线图形这个概念记忆深刻，真是一举两得，而这样的教学效果正是借助了白板软件独特的功能。
2.2 深化课堂训练，提升练习趣味性
课堂练习是对所学知识的及时巩固，好的练习设计应有趣味性、针对性和层次性。利用白板软件可以进行多种形式、多种情境的练习，不会让学生产生枯燥、乏味、单一的感觉。在“圆的认识”一课中，教师利用拉幕功能出示一道练习题：两个圆，一个是半径3厘米，一个是直径3厘米，哪个圆大一些？学生猜测后出示两个圆，并让判断正确的学生说说理由，然后让学生说说如何用圆规画这两个圆，并请学生直接在白板上画圆验证。这里既复习了画圆的方法，也涉及了同一个圆内半径、直径的关系，同时更加深了半径长短决定圆大小的印象。一道练习题既轻松愉快，又巩固了新知，学生跃跃欲试，抢着发言，课堂气氛活跃。
有些白板软件还配有投票器，如果进行选择题或判断题的练习时，可以让学生直接按键进行选择，屏幕上会马上反馈出统计结果，并能根据序号精确地找到选择错误的人，这使教师对学生的反馈情况能清楚掌握。而这种做练习的形式，学生都十分感兴趣，积极性大增。
3 熟练操作技术，减轻教师负担
两节同样使用白板软件的课听下来，给笔者最大的感触就是熟练、巧妙地利用电子白板，能很好地辅助教学，既减轻教师课前做课件所花的功夫，教学效果也很好，有事半功倍的效果。而仅仅借助白板软件，实质仍是去“演示”课件内容，并没有真正发挥电子白板强大的交互功能，虽然教师课前做了很多准备，但效果并不尽如人意。
就“圆的认识”一课，笔者也听过很多，经常看到的一种是教学用圆规画圆时，教师事先拍一段画圆的录像，或把画圆过程做成Flash动画，然后在课上播放。这都要求教师课前花大量的时间，并要掌握相关的计算机、课件制作的知识。而利用电子白板上课的教师，只需在课上调用工具栏中的圆规和直尺，然后按步骤在屏幕上画一个圆，学生看得明白，教师教得轻松。
另外一位教学画图策略的教师，前面也提到了，课前精心制作了PPT课件，把它導入白板软件中，结果播放时遇到问题，总需要重头放起，浪费了很多时间，效果也不好。其实她只是简单地使用了白板软件中画笔的功能，并没有利用图形功能去帮助解决重点、突破难点。这样还不如直接在PowerPoint中播放课件，至少不会出现放不出来的现象，但对于某些学生课堂中生成的问题就不能很好地体现。
另外，电子白板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只要是在白板上操作，系统会自动储存这些宝贵的资料，既能随时返回之前的页面，对教学过程进行再现，进行强化，也会生成每个教师每堂课的个性化的“课件”，成为以后教学的重要资源。
底盘知识互动问答 篇4
《汽车消费》:空气悬挂也并不是最近几年才研发的新技术, 它们的基本技术方案相似, 主要包括内部装有压缩空气的空气弹簧和阻尼可变的减震器两部分。
与传统钢制悬挂相比较, 空气悬挂具有很多优势,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弹簧的弹性系数能根据需要自动调节。例如, 高速行驶时悬挂可以变硬, 以提高车身稳定性, 长时间低速行驶时, 控制单元会认为正在经过颠簸路面, 以悬挂变软来提高减震舒适性。
另外, 车轮受到地面冲击产生的加速度也是空气弹簧自动调节时考虑的参数之一。例如高速过弯时, 外侧车轮的空气弹簧和减震器就会自动变硬, 以减小车身的侧倾, 在紧急制动时电子模块也会对前轮的弹簧和减震器硬度进行加强以减小车身的惯性前倾。因此, 装有空气弹簧的车型比其它汽车拥有更高的操控极限和舒适度。
例如装备在Maybach上的AIRMATIC.DC空气悬挂系统为例来说明弹簧软硬的变化。弹簧的弹性系数是通过橡胶皮腔中空气的流量来调节的。在短波路面或高速过弯时, 皮腔中的部分气体会被锁定, 在皮腔受压时, 空气流量减小, 令弹簧变硬, 以减小车身起伏和提高车身稳定性。在普通路面上, 所有空气都可以自由流动, 皮腔受压时, 空气流量加大, 从而提供柔软的弹簧和最大程度的行驶舒适性。Maybach的空气悬挂中的空气始终保持6～10 pa的压力。空气悬挂还将传统的底盘升降技术融入其中。高速行驶时, 车身高度自动降低, 从而提高贴地性能确保良好的高速行驶稳定性, 同时降低风阻和油耗。慢速通过颠簸路面时, 底盘自动升高, 以提高通过性能。另外, 空气悬挂系统还能自动保持车身水平高度, 无论空载满载, 车身高度都能恒定不变, 这样在任何载荷情况下, 悬挂系统的弹簧行程都保持一定, 从而使减震特性基本不会受到影响。因此即便是满载情况下, 车身也很容易控制。这的确是平台技术的一个飞跃。
2 S UV上经常说的四轮驱动指的是什么?
《汽车消费》:四轮驱动即英文4WheelDrive, 是主变速器通过一个辅助变速器将动力传送到前轮和后轮。辅助变速器通常有三挡选择:空挡, 四轮驱动高挡, 四轮驱动低挡。空挡时, 四轮驱动就变成了两轮驱动。四轮驱动高挡适合于恶劣的路面驾驶, 例如, 雨雪天和多沙石路面。四轮驱动低挡则适合高难度的越野驾驶。差速锁可以看作是具有自动锁止功能的差速器。
对于有3个差速器、形式最简单的全时驱动系统, 因为差速器的等扭矩作用, 车辆可能会因为任何一个车轮失去附着力而陷入困境, 尤其是对于那些经常通过泥泞等恶劣路况的车辆。解决的办法就是用差速锁把失去驱动力的那个轮子的半轴锁住, 使该车轮对动力分配不再发生影响。可见差速锁最大的功用在于当车轮打滑时保证其他的驱动轮仍然能够获得足够的驱动力。
主动转向系统:基于传统的齿轮齿条液压转向技术, 该系统的附加特点是在转向柱内安装了一个超越式传动机构, 通过电动马达对驾驶者预定的转向角度进行修正, 而实施控制的依据则是各个传感器的信号, 包括车轮转速、转向角度、偏转率、横向加速度。即使电动马达因发生故障而被关闭和切断, 由于方向盘和前轮始终以机械方式相互连接, 因此转向机构仍能保持全部转向功能。
常规驾驶条件下, 主动转向系统根据车速对驾驶者确定的前轮最大转向角进行修正, 同时不会使方向盘出现任何反应。在转向角度较小的情况下, 车辆会变得更加灵活、更加易于操控。尤其是在大约100 km/h以下的较低车速到中等车速范围内, 换言之, 在非常强调动态和主动的车速范围内, 主动转向系统与常规的转向系统相比具有更为直接的转向传动比, 能够显著地增强驾驶乐趣。相反, 在较高到很高的车速范围内, 主动转向系统的转向传动比将变得更加间接, 从而在不牺牲转向精确性的同时确保更好的方向稳定性。除了能够根据车速调节转向传动比, 主动转向系统还能够优化车辆对驾驶者转向指令做出的响应, 从而实现更高的转向精确性。
3 什么是ABS系统?
《汽车消费》:ABS即防抱死制动系统, Anti-lock-Braking System的缩写。
司机们在驾车时都有体会, 在湿滑路面、沙石路面或者高速过弯时, 刹车绝对不能一脚踩死, 而应分步刹车, 一踩一松, 否则, 车轮容易发生抱死不转动的情况, 前轮抱死会引起汽车失去转弯能力, 后轮抱死容易发生甩尾事故等等。安装ABS就是为解决刹车时车轮抱死这个问题, 其工作原理也像上面所说的一踩一松, 不过, ABS的工作频率要比人的操控快得多。装有ABS的汽车, 能有效控制车轮保持在转动状态而不会抱死不转, 从而大大提高了刹车时汽车的稳定性及较差路面条件下的汽车制动性能。ABS是通过安装在各车轮或传动轴上的转速传感器等不断检测各车轮的转速, 由计算机计算出当时的车轮滑移率 (由滑移率来了解汽车车轮是否已抱死) , 并与理想的滑移率相比较, 做出增大或减小制动器制动压力的决定, 命令执行机构及时调整制动压力, 以保持车轮处于理想的制动状态。因此, ABS装置能够使车轮始终维持在有微弱滑移的滚动状态下制动, 而不会抱死, 达到提高制动效能的目的。
知识互动 篇5
一导言
创新作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这一点已为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的实践所证明。在当前激烈的市场竞争、国际竞争中创新已成为企业生存与发展、国家综合国力提高的关键因素。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把技术创新看作是繁荣经济的动力，发展中国家则把促进技术创新看作是振兴经济的关键所在。都从不同角度采取了强化创新的政策措施。由于技术创新过程是一个涉及多个主体、多个要素，同时又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复杂过程，政府如何实现技术创新过程的政策目标，以及从哪些方面促进技术创新已成为政策实践所面对的一个国际性课题。
在创新的相关研究中，国家创新系统理论已被广泛接受，并用于解释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国家创新系统(NIS)的存在极大地促进了技术创新活动。与创新活动紧密联系的还有相关创新政策的研究，而基于国家创新系统理论的政策研究又是当前各国政府及公共组织研究的热点。国家创新系统为政策制定提供了一个制度框架，而创新政策体系的存在又是国家创新系统发展的必要条件，因而两者存在密切的互动关系。本文拟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国家创新系统与创新政策体系理论特征，力求寻找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的机理，了解如何从国家创新系统理论到创新政策的制定，以及创新政策如何影响国家创新系统。通过探索两者的互动机理，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一个操作性较强的、政策分析的理论依据。
二国家创新政策体系的提出
国家创新系统是一系列对新技术开发和扩散有益的制度，在此制度框架内政府通过制订和实施政策来影响创新过程。国家创新系统的实质是以劳动分工和特别信息为基础的制度，将一国内的企业、大学和其它教育机构、公立研究单位、社会团体和产业研究部门联结在一起，使其相互补充。在国家创新系统的主体结构中，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其生产知识、吸收知识、应用知识的能力。将直接决定国家创新系统绩效的高低。政府在创新中的主要作用是与市场形成互补：凡是市场机制能够发挥作用的领域和方面，就由市场充分起作门，在市场失效的方面则通过政府干预加以补充。大学通过技术转移向企业及整个系统渗透本身的知识，可以增加该产业与其他产业间的关联度，加速区域产业群的演进。促进国家创新系统的升级。科技中介机构则为企业提供实现技术创新和应用的各种技术服务，使得各种研究成果可以迅速的推向企业，从而提高国家的创新优势。
可见，国家创新系统由构成系统的要素及各要素间的相互关系所组成，企业、研究机构和政府都具有良好的运行机制，才能保证国家创新系统整体效率的提高(Cees van Beers，2008)。各种机制的良好运行使得产学研创新组织方式呈现出多样化，加快了知识流动，有利于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开发创新有机连接，提高国家创新系统整体绩效。
诸多国家政府和国际组织(如美国，OECD等)对创新系统问题的研究与学术界的研究相联系并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与学术界的探讨不同的是，这些政府与国际组织的研究有明确的政策目的。Ergas(1987)认为政府介入科技发展的理由主要有两点：其一，在所有工业化国家中，科技与创新的发展乃是国家主权与国际竞争力的重要考察尺度，其二，市场的不完整性。总结以往的文献研究，我们可以归纳出创新政策作用的两个方面刚好符合Ergas的观点：创新政策的第一个作用是促进企业的创新能力，提高市场竞争力，第二个作用是规范市场，防止“市场失灵”，市场失灵的时候就需要运用政策工具来加以调控和解决，并引导企业进行产业更新和标准化的实施。此外政府需要为创新营造一个良好的创新环境，Thurow(1992)指出现在知识经济环境下，政府脚步应更积极。
“创新政策”是上个世纪80年代在西欧兴起的。创新是巳越来越成为企业、区域和国家获得竞争优势的基础。正是由于创新和学习的重要作用，创新政策也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政策领域。对于创新政策的内涵，Rothwell和zegveld(1981)认为包含产业政策与科技政策两部分。法国学者Gaudin(1985)认为，创新政策是一种社会的、经济和文化的政策，应包括支持创新者、技术文化和减少创新障碍这三个框架；OECD(1990)组织的科技委员会指出创新政策的目的是“把科技政策与政府其它政策，特别是经济、社会和产业政策，包括能源、教育和人力资源形成一个整体。”Charles Edquist(1999)认为创新政策是影响技术创新和其他类型创新的政府行为，它包括研发政策、技术政策、基础设施政策、区域政策(regional policy)和教育政策；中国科学技术委员会指出创新政策是一国政府为促进技术创新活动的产生和发展，规范创新主题行为而制定并运用的各种直接或间接的政策和措施的总和；连燕华(1999)认为：“技术创新政策是一个政策体系，是一个国家为促进技术创新活动、规范技术创新行为而采取的各种直接和间接的政策与措施的总和。”柳卸林(2000)认为：“技术创新政策是一个整合的概念。技术创新政策的出现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逐步从隐含在科技政策、经济政策中到形成有特定目标、一定针对性的综合政策体系。
虽然目前学者们对创新政策无统一定义，但都认为创新政策是一个政策体系，所谓政策体系，是针对广泛意义上的体系的具体化，是指政府组织方面制定的一系列政策的有机构成部分系统的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总体。我们认为创新政策体系(IPS)是指政府出台的包括财政、金融、科技、教育、产业、环境、人才、知识产权等直接和间接作用于技术创新活动的政策和措施的总和，是一个综合网络式的政策体系。
三国家创新系统与创新政策体系的关系
创新系统的概念主要是应创新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的需要而产生的。正如Lundvall(2002)等人所说：“创新系统这一概念之所以如此流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当前对政策机构和政策分析者过度专门化的划分已经成为了一个很大的现实问题。因而有助于分析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概念受到欢迎，尤其是那些用于分析创新和科学政策的概念。”目前，对国家创新系统的研究成果已经成为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研究课题和制订政策的基础(Lundvall，2003)。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创新系统项目。其研究成果《创新网络：国家创新系统中的合作》、《创新簇群：国家创新系统的驱动器》和《创新的人：国家创新系统中技能人员的流动性》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其政策目的。该组织力图寻求对国家创新系统中某些最为重要方面的深入研究，也试图为如何在政策上落实国家创新系统提供一个更加精确的理解，还试图为在创新驱动的经济环境中的政策制定过程提炼出更广泛的经验。而OECD(2002年)发布的国家创新系统项目总报告《推进国家创新系统》整合了国家创新系统项目的成果，形成了贯彻国家创
新系统框架的具体创新政策建议。
OECD国家创新系统项目试图从国家创新系统理论分析出发，重新审查传统的相关政策的适当性。OECD国家创新系统项目带有明确政策目的的工作，是以1980年代后期，特别是1990年代之后学术界关于国家创新系统的研究为基础的，但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作为发展初期的创新系统分析法并不能直接地引申出恰当而具体的政策结论。因此，关于国家创新系统项目的政策研究，内在地要求与其政策目标更密切结合的理论和经验研究。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理解国家创新系统有助于确定加强创新活动、提高整体竞争力的关键点，并有助于识别系统内部(机构之间以及与政府政策)阻碍技术开发与创新的不协调之处。
有关国家创新系统的研究表明，一个优良的创新系统是促进创新的必要条件。其中Jan Fagerberg(2008)对115个国家的1992年到2004年间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了影响国家经济发展的四种因素：国家创新系统的发展，政府管制的质量、政治体系的特征和经济的开放程度，其中国家创新系统的发展和政府管制对于国家经济的发展尤为重要，运作良好的国家创新系统是经济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历史经验和很多定性研究表明，迅速发展的国家都非常注重国家创新系统的建设。Jan Fagerberg(2008)同时指出，虽然运行良好的创新系统是经济发展的首要必备条件，但并不是充分条件，良好的政府管制对于预期经济目标的实现也很关键。根据国家创新系统理论，国家创新系统包含政府、企业、大学、科研机构以及支撑机构等实体，其中政府是创新系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创新成员，政府政策是起引导作用的，对整个创新系统的建设和运作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政府政策支撑创新系统。一国政府政策对创新活动、竞争力会造成巨大影响。决策者注意到国家创新系统可能的系统失灵，这种系统失灵会与一般被人们更多认识到的市场失灵相伴而生。系统中活动者之间缺乏相互作用，公共部门的基础研究与工业界的应用研究之间配置不当，技术转移机构的失效以及产业部门信息获取与吸收能力的不足，都会限制创新和知识的扩散。寻求改进这些相互作用，政府政策能够为系统中各要素之间有效的合作提供幕础。
综上所述，国家创新系统与创新政策体系之间的关系可表述为：国家创新系统是现代创新政策建立的基础，它为创新政策的建立提供了一种分析框架；而创新政策体系又反过来影响着国家创新系统，它通过具体的政策工具或手段，影响国家创新系统内各个创新主体运作以及主体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从而影响整个国家创新系统的绩效。见图1。
四国家创新系统与创新政策体系互动关系分析
创新政策对国家创新系统的绩效有着极大的影响。创新政策的完善与否直接决定国家创新系统功能的发挥。那么创新政策是如何在促进国家创新系统发展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呢?既然国家创新系统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那么，沟通二者互动关系的机理或平台是怎样的呢?
(一)知识经济背景下的国家创新系统
在知识经济的背景下，创新被越来越多的理解为新知识的创造、应用和扩散。国家创新体系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促进各个创新主体之间的联系与互动，实现要素的重新组合，获得最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这种互动促进了新知识的产生、传播和利用，表现为不同主体之间的相互合作与交流，是不同创新主体协调发展的重要前提。把创新系统的分析与关于知识经济的分析结合起来；这种结合使人们更清晰地认识到：知识的创造、扩散和利用已经成为经济增长和变化中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创新驱动的经济正是建立在知识创造、扩散和利用的过程之上。承认知识分配与知识生产之间的互补，反对技术发明和技术扩散之间的两分法。知识经济的特征之一就是承认知识的扩散与知识的生产同样重要。
在不同学者对国家创新系统的不同定义中，Freeman(1987)强调了日本企业内部与企业网络之间的知识流动，Nelson(1993)则强调了美国国家创新系统中企业、大学与非营利机构之间的知识流动。所以美国的创新系统更有利于企业间的知识流动，日本的国家创新系统更有利于企业内部的知识流动。Patel和Pavitt(1994)在研究国家创新系统时，提出了创新型企业分类方法，即：①科学基础型，②规模扩张型，③供应商主导型，④专业化供应商。每一种类型的企业，其知识流动有其自身特征。可见，Patel和Pavitt(1994)主要从企业的角度考察了知识流动，随着产业的不同而表现出的一些不同特征，这实际上与知识自身特性是相联系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认为：“国家创新系统可以定义为公共和私人部门中的组织结构网络，这些部门的活动和相互作用决定着一个国家扩散知识和技术的能力，并影响着国家的创新绩效。”这表明对国家创新系统的研究开始强调知识流动的重要性，并建设了以知识流动为核心的国家创新系统概念框架。见图2。
由图2可见，在知识经济的背景下，知识流动是国家创新系统内各要素的活动中心，企业、公共研究机构、教育培训机构、政府部门和中介机构等的复杂活动均以促进创新系统内部知识流动为目的。
(二)国家创新系统中的知识流动
国家创新系统中，知识循环流动是通过系统各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实现的。通过对知识在国家创新系统的流动过程中各个实体的投入产出分析、相互行为以及整个系统的整合作用的研究可以来分析国家创新系统的运行机制。有效的知识管理可以影响国家创新系统中创新资源的配置及利用效率，提高行为主体的能力，完善关系网络和运行机制。知识联盟的建立有利于知识在联盟组织之间的流动，尤其是促进了潜藏性知识的流动，促进了要素之间的知识流动，有利于构建高效的国家创新系统。跨国公司网络组织的知识流动与共享是跨国公司技术创新优势形成的直接原因。
既然知识流动效率决定国家创新系统的运行绩效，因此识别创新系统中知识的类型、知识流动路径、剖析知识流动机理，以及对知识流动的测度，就成为提高国家创新系统效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方面。国家创新系统中知识流动研究也就成为分析国家创新系统效率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手段。知识分为四种类型：事实知识、原理和规律知识、技能知识和知道产生的源头的知识。并将以上的前两类知识归结为“编码”知识即显性知识；将后两类知识归结为“意会”知识即隐性知识。1996年，OECD发表了《国家创新系统)研究报告，报告将国家创新系统中的知识流动分为四种类型(方式)：企业间的知识流动、公共和私营部门间的知识流动、技术扩散和人员流动。
(三)国家创新系统与创新政策体系的互动机理
基于创新系统的政策分析强调，创新涉及的各主体(企业、大学与研究机构、政府、中介组织等)之间的知识流动是促进创新发生和扩散的关键。OECD(1996年)倡导成员国
的决策者要从知识的分配方面对自己国家以及其他国家的绩效进行更深入的了解，同时提出了“知识分配力”这样一个使新的理论思想与政策观念结合的理论视角。科学研究人员和研究机构在网络内和网络间转移知识的能力表现出不同等级的‘分配力，这就构成了不同经济的特征。在知识经济中，知识的扩散和知识的生产同样重要。“知识分配力”指的是：“确保创新者及时获得相关知识的能力”或“通过增进对现有知识的转移、转化和获取，从而支持提高扩散及使用知识的过程的运行效率的系统能力。”一个有效的知识分配系统将会增加知识的价值，以及增强系统获得和吸收外部知识的能力。这种影响不仅仅局限于现有知识在传统商品生产的应用中，它也延伸到利用信息产生更多信息的过程中。广泛的分配知识和及时容易的获得新知识能够减少的重复研究，另外，让更多不同的研究者获得新知识可以增加从新颖的未能预期的联合中产生有用的新产品和流程。然而有效分配和利用的情形并不会在市场机制的运行下自动产生。不同的激励构造和社会组织以及不同的学习活动都将影响到这种分配机制的形成。尤其是当知识在不同机构和组织间分配时，将更加需要非市场力量的介入。很长一段时间内，科技政策都是强调鼓励新知识的产生，而不注重知识的分配以及通过获得现有知识存量来提高系统绩效。换句话说，不仅仅需要增加研发费用的边际社会回报率，还需要增加从这种投入中所获得知识的商业开发。
从知识分配力这个视角能够对许多政策问题重新予以审查。首先，可以从更系统、以更大力度充分开发可获得的知识基础的角度，从知识生产和利用相互整合的战略出发，来调整国内政策的目标和手段。此外，也可以由此视角发现和识别许多有助于加强各个国家创新绩效的潜在的国际经济合作机会。相应地，也要认识到由于这种知识分配和知识积累能力的局限而导致的创新潜力的丧失。据此，可构建出国家创新系统与创新政策体系之间的互动机理模型，如图3所示。其基本思想是：以国家创新系统为框架而建立的创新政策体系，引入“知识分配力”的概念作为创新政策的作用支点，通过引导不同类型的知识流动，进而影响国家创新系统的运作绩效，国家创新系统的不断变化又影响着创新政策体系的建设。
五结论
国家创新系统与创新政策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互动关系，这种关系的政策效应对于我国国家创新系统的建设以及创新政策的运用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可以表述为，国家创新系统是创新政策体系建立的基础，它为创新系统的建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制度框架；创新政策体系是促进国家创新系统内部知识流动的向导和外部拉力，从而提高国家创新系统的运行绩效，促进国家创新系统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国家创新系统反过来又影响创新政策的演变，这种理论与政策互动关系的研究应该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知识互动 篇6
我们认为,首先要提高面向信息化的教师专业知能,这是教育技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信息技术进入课堂后,教师作为课堂教学的实践者,教师知能的结构发生变化,形成面向信息化的教师知能形态TPCK (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and Content Knowledge,简称TPCK,即技术-教学法-内容知识)。
其次,将教师TPCK转化为教育教学所需的资源。我们构建了区域的网络教学资源系统,并逐渐使它成为区域教学的教育支撑系统。在教育和技术双向的融合中,教师可以运用信息技术进行信息化教学设计,开展互动教学,制作教学资源,并在教学过程中应用和生成新的教学资源。让教育资源呈现教师个人、学科教学、群组研修不同的结构形式,符合教师教育教学的应用,也便于教师参与协同共建。
再次,在学习终端进入课堂后,学生学习的参与性提高,个性化学习需求增强,学科学习状态与生活更为贴近。教育要为每个学生提供更多的按需的学习机会。教学资源不再只是满足对“教”的支持,更要利用信息技术支持“学”。我们要建构信息化课程,提供个性化学习的导学;构建区域知识管理系统,使其成为区域教育教学的核心价值所在。
教师在实践中不断与教育现实环境和教育对象互动。我们将教师的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用各种不同的信息技术手段进行记录、存储和共享,建构具有区域特色的知识管理系统,而且区域教师专业知能的特色成为了我区一项重要标志。
一、面向信息化的教师知能可持续发展模式
20世纪80年代中期,舒尔曼提出了PCK(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的概念,即“学科教学法知识”,它将学科知识与一般教学法知识结合起来。舒尔曼认为PCK是学科教师专业知识中最核心、最重要的知识,对有效教学具有支配作用。
PCK的核心是把学科知识转化为容易被学生理解和接受的教学内容,它是学科教师区别于学科专家和一般教育学(或教学论)者而特有的知识类型。目前,我们在讨论教师应该如何学习新技术的问题上所面临的情形与舒尔曼当时的情形颇为相似。在舒尔曼提出的PCK概念中没有明确涉及技术,但这并不表示那个时代的教师就不需要掌握技术,而是因为当时教育技术远不像今天这么活跃,并以低水平技术(传统技术)为主,这些技术已经融入教学环境的“背景”之中了。现代技术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更新交替快,一种新技术引入教育领域还来不及与教育真正契合就被另一种新技术取代,或者其自身发生了重要演变,因此,技术已成为现代教育环境中的一个十分显著而活跃的要素。借鉴舒尔曼提出PCK概念的思路,国外出现了一种将技术整合到教师专业知识结构中的新框架——TPCK,我们称之为“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法知识”(详细见下图)。TPCK是由技术与学科知识、教学法知识相互作用综合而成的,对学科教师利用技术有效教学具有核心的支配作用。教师需要知道在具体情境中如何有效利用技术进行教学,这是一种高度综合的复杂知识,教师只有在实践中才能获得TPCK。
有效的教学并不是孤立地把技术应用到原有的教学内容或教学方法之中,而是技术与内容、方法三者之间相互协调的结果。TPCK为教师提供对具体教学情境中技术与内容、方法之间动态关系的理解。为了让这个框架不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而变成有用的研究工具,Cox使用概念分析法对这个框架进行了细化。他认为,TPCK是在具体学科内容的教学策略以及具体主题之表征的情境脉络中,将技术、教学法、学科内容三者之间交互的知识。它需要教师知道如何使用新兴技术,将特定学科的活动或者特定主题的活动,与特定主题的表征协调起来以促进学生的学习。
Niess等人针对教师在数学教与学中整合某种特定技术的过程,提出了TPCK发展的五个层次:①认知(知识),教师能够使用技术,并认识到可以将技术和数学内容相结合,但还不能在数学教学中整合技术;②接受(劝说),教师赞成或者不赞成在教与学中使用适当的技术;③适应(决策),教师参与一些活动,由此开始选择或者拒绝在教与学中使用适当的技术;④探索(执行),教师积极地在数学的教与学中整合适当的技术;⑤提升(证实),教师评价在教与学中整合适当技术的效果。
现有的教育技术培训多是针对公共信息环境展开,而教师则更多的是为了通过考试,获得结业学分,这也使得教师所学内容不能在真实的教学中使用。而我们则是从学校既有的特定的课堂信息环境的技术提供针对性培训。为了克服对教师TPCK发展过程的认识不清,常伴有急于求成的现象,我们坚持落地式培训,蹲点学校,关注教师培训、课堂教学实施、技术应用,直至教师TPCK能够解决教学问题。例如,在学校匹配技术设备后,我们在各校分别进行了互动电子白板培训、几何画板培训、互动反馈系统培训等。
二、源于实践适应应用的教学资源集散模式
在以多媒体技术为主要特征的课堂教学中,以支持“教”为主导的技术格局难以打破。课堂“教”的功能不断被加强,教师在实践中积累了大量数字化的教学设计、素材、课件、试卷等内容。在具有互动性的电子白板、互动反馈教学技术出现后,更多的学生参与到了教学信息加工和教学反馈过程中,学生参与性提高了。但由于学校之间的技术选型不同容易出现技术屏障,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教师原有资源如何转换?互动资源如何设计?
经过五年的研究,Angeli和Valanides开发出了ICT-TPCK的方法论,即以技术为中介的情境化教学设计模型。在利用技术映射进行教学设计时,教师首先会考虑特定的内容,对于每个主题,将相关的内容与试探性的目标结合起来;然后开始进入决策过程,以确定如何将相关内容转化成可以教授给学生的内容。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教师要确定如何利用技术功效将内容转化为有效的表征形式,要根据学生特定的需要来修正表征形式,然后在课上采用各种不同的教学策略。其中,将技术功效映射到内容和教学法,即建立技术功效、内容和教学法之间的联系,是技术映射的核心部分。
同样,我们在提供落地式培训的过程中,帮助教师完成教学内容技术映射,完成教学内容各项技术的映射过程。我们创建区域的教学资源系统,逐步将教师在个体实践中获得的TPCK及信息化的教学资源汇聚到区域的教学资源系统中,让整个区域的教师实名登录,共享这些教学资源,并运用信息技术记录、存储、分类运用这些资源的教学过程和教学反思。
在资源系统中,我们注重教师教学业务流程。将我院教研工作业务和教师教学进行功能整合,在真实的教学活动中完成教学资源的汇集和分享过程,并将业务过程的推送和反馈资料存储在资源系统中。资源系统提供教师个人管理界面和个人资源界面,帮助教师建构自身的教学资源支持,使教学资源与自己的教学特色和学生情况相适应。资源系统还可汇聚每位教师提供的各类教学资源,展示教师TPCK发展情况,体现教师对区域教学资源的贡献。这也是运用网络技术真实记录教师建构教学资源的经历,能帮助教师用实践案例开展区域教育技术行动研究,促进我区教师TPCK提升。
我们通过对不同学科教师资源的汇聚形成不同年级、不同章节的各个教学课时的教学资源,并指导教师运用好市级教学资源、区级教学资源、校级教学资源,完成学科知识的教学化、资源化、本课化、结构化。为促进教师TPCK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建立了教师专业能力评估机制,运用业务流程中的评估数据,形成教师专业发展电子档案,实现教师专业可持续发展决策支持;建立教师专业能力评估系统,根据教师学习资源中的数据、教师终身电子学档的数据为评估教师成长提供数据支撑,为教师专业能力的学习规划与资源推荐等提供依据;教师个人可根据教师终身电子学档的数据对个人进行自我评估和自我发展定位。
三、支持学习的“数字导学”知识管理模式
学生在社会生活中对数字技术的依赖会转移到学习方式上来。现在的学生不满足于现有的“教”的模式,会寻求自主个性的张扬,寻求高效学习,要求体验不同的学习经历。目前,网络技术高度发达,以超文本为基础的网络链接和学习的共同特征就是“导航”。构建学习“导航”,能为学生提供学习引导,提供学习路线,提供认知线路图和及时反馈,实现对互动学习的管理。教学要提供网络课程,支持每个学生的学习,真正实现“以学定教”的个性化学习,促进学生学习变革以应对信息时代知识社会发展的需求。现在,同样的命题也摆在教师面前。
教师要提升自身的TPCK就要学会对学习进行管理,对知识进行管理。教师TPCK的演绎,不仅要构成教学资源,更要进一步构建网络课程系统和互动学习管理,形成基于“数字导学”的网络课程互动学习模式。
如果把教学作为我们的核心业务,把学生作为教师的服务对象,那么运用信息技术提供更好学习体验的知识就成为了教师TPCK应有之义。那么,在区域内提供教学知识管理系统也是必然的选项。教学及课程的知识管理是对教学及课程的知识、教学及课程的知识创造过程和教学及课程的知识的应用进行规划和管理的活动。教学及课程的知识管理应把教学及课程的知识作为区域教育的战略资源,作为一种管理思想和方案体系,以人为中心,以数据、信息为基础,以知识的创造、积累、共享及应用为目标。通过知识管理可以实现区域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将组织中的各项知识作为核心资产进行管理、开发和保护。通过区域教育文化、知识库、信息通信技术等形式固化到教育系统中去,有助于实现区域教育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区域教学和课程知识的共享,可以提高教师的知识水平和创新能力,提高教师工作效率、研发水平、操作技能及服务能力。通过建立保障机制知识共享、创新的制度与措施,能实现教师之间知识交流与共享,可以促进教师的个人发展,还有利于提高教师的创新积极性。通过为学生提供更优质的教学及课程,可以提高社会公众对教育满意程度。区域层面的知识管理应根据组织的核心业务,开展管理活动,如鉴别知识、创造知识、获取知识、存储知识、共享知识和使用知识。
如何建构区域面向师生的学习知识库,提供适合学生学习的优质网络课程,促进教师的专业化发展?如何将适合学生学习的教学资源重新加工成为网络课程体系,用于课堂内外的教学和学习?我们的回答是知识管理,它能更全面地反映区域的教师TPCK发展。我们建立了区域教育知识库和知识地图,建立知识库的目的是把对教学有用的各种知识收集起来,并进行分类、加工、提炼、汇总、储存,形成区域系统的、不断发展的知识库,并提供检索手段,供教师进行各种类型的学习,提高他们的学习效率。知识库主要用来储存知识,而知识地图则主要是用来寻找知识。两者相互配合使得教师对区域教学知识的查找与使用变得快速、方便。知识地图可以看做“一种由经验、价值、情境化信息、专家见解等构成的流动的混合物,它们可以为评价并整合新经验、新信息提供一个框架”。我们在信息系统中提供了区域的知识地图,便于教师按照教学的进度进行查找。知识管理中的网络课程具有互动性,主要体现在知识结构交互性、学习过程互动性和学习评价互动性上。
现在,在技术聚集的课堂,教学和学习和谐共存。学生可以选择性学习,进行基于“数字导学”的自主学习,按照自己的学情调整学习过程。教师可以利用互动教学平台观察学生学习情况,了解学生进度,提供适当的学习帮助。学习管理会记录每个学生的学习过程,教师根据数据分析和观察记录展开集体教学,拓展课程的内容。
面对复杂的知识,学生需要学习解决方案。在云技术进入教育领域后,虚拟课堂成为可能,学生可以选择更适合的学伴,更合适的学程,进行随时、随地、随需的学习。教师的功能也逐渐变为学习支持,促进学生的知识生成,帮助学生构建知识系统等。
知识互动 篇7
关键词：知识网络组织,系统结构,互动关系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和全球竞争的加剧, 企业组织很难依靠自身力量来满足消费者和应对竞争对手, 合作知识创新就成为其重要的战略选择之一。基于对弥补知识缺口的需求以及构建组织知识优势的需要, 企业需要与外界组织建立广泛的知识合作关系, 实现知识在不同组织间的交换与共享, 从而构成集知识共享、知识整合和知识创新等功能的网络结构体系, 即知识网络组织 (knowledge networking organization, KNO) 。本文研究这种由独立组织构成的, 以知识共享与创新知识为运作目标的具体网络组织——知识网络组织, 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1 知识网络组织的概念及内涵
知识网络组织一种主要由企业、科研机构、高校、知识中介机构等独立自主而又相互关联的组织为结点, 以知识链的重新构筑为运作基础, 具有长期性、动态性的组织联合体, 其目的是通过结点组织相互之间的知识交流、传递和转移, 实现知识的共享和创新, 满足组织发展过程中对知识的需求。知识网络组织概念的提出, 深刻地揭示了网络组织发展的一种新趋势, 它特别强调组织的知识资源在运作过程中所体现的重要作用, 突出组织在寻求自身发展, 加快并逐步完善组织知识管理运作的同时, 积极加强组织外部的知识合作, 倡导知识的相互交流与沟通, 以一种“知识网”的形式来实现知识在整个运作领域的再分配和再利用, 加快知识创新与发展的速度, 从而促进每个成员组织和各个领域的发展, 真正体现知识带给每个组织、以至整个产业领域、社会的价值。
知识网络组织的内涵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理解: (1) 知识网络组织是由一定数量的、能相互提供互补性知识资源的组织构成; (2) 知识网络组织的成员组织是基于自身知识管理活动的开展来参与网络组织运作, 其运作过程体现为知识链的重新构建; (3) 建立知识网络组织的根本目的是通过成员组织之间相互学习与合作, 实现知识的共享与创新, 从而满足组织发展过程中对知识的需求, 以此获得未来收益; (4) 作为一种具体的组织运作模式, 知识网络组织的运作强调通过知识的共享与创新来体现其合作宗旨, 从而获取并提高组织的竞争优势, 而非在缺乏实际沟通与知识交流的情况下, 仅仅利用不同运作领域组织间的分工合作, 获取暂时的最大收益的情况。
2 知识网络组织的系统结构
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方式, 被称为系统的结构。用于描述结构的重要概念是层次和子系统。知识网络组织的系统结构是指知识网络组织系统诸要素在该系统内的秩序, 它包括知识网络组织系统子系统以及各子系统之间相互制约关系等。知识网络组织系统是在社会、经济、科技、文化、法律等环境影响下, 以知识共享与创新为运作目标, 各成员组织的资源 (尤其是知识资源) 在系统内传递和转化、相互耦合的开放式系统, 它由许多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要素、子系统所组成, 具有一定的边界和特定功能。知识网络组织系统包括知识创新子系统、信息沟通子系统、协调控制子系统三个主要功能子系统。
2.1 知识创新子系统
知识网络组织是一种以共享和创新知识为运作目标的具体网络组织, 知识共享和创新是知识网络组织组建与存在的主要目的。知识创新子系统是知识网络组织中知识共享和创新的主要执行功能系统。在网络运作中, 各个成员组织均需要基于自身知识链中某一知识管理活动或环节与其他合作伙伴建立合作关系, 实现知识的共享与创新。因此知识网络组织创新子系统的结构模式, 应基于彼此运作的知识链, 连结有关知识管理环节, 根据成员组织知识缺口的情况以及相应提供知识的能力, 建立合作网络组织的具体实施团队, 最终实现知识合作目标。因此, 网络的管理层首先根据既定的知识合作目标 (总项目) , 将网络组织总项目分解为若干子目标 (子项目) , 所有成员组织根据合作目标签定主合同, 再由此制订子合同, 建立各个具体任务执行单元——知识创新团队, 从而形成具有层次结构的知识创新子系统。
2.2 信息沟通子系统
知识网络组织的信息沟通子系统是网络组织内进行信息交流与沟通, 开展知识共享与创新活动, 以及对整个网络组织进行协调与控制的基础保证。只有在知识信息分享达到十分完善的水平时, 知识网络组织工作人员之间才容易形成一种协调一致的合作关系和气氛, 才能保证网络组织内知识交流与共享, 以及知识创新的正常进行。沟通网络是指信息交流的结构形式, 是信息流动的通道。在知识创新团队中, 要保证发送者和接收者对信息的共同理解, 其前提条件是确保信息双方有获得信息的可能性, 也就是选择和构建适宜的信息沟通网络, 确保团队中具有发送和接收信息的路径。这是衡量团队沟通网络有效性的标准。由此, 知识创新团队沟通网络选择和构建的标准可以从可能的沟通渠道的数量、信息垄断的难易程度、团队成员信息获取的满意感、团队成员的心理满足感、对不同信息的适应性等方面衡量。信息沟通子系统的网络构建主要是为知识网络组织的具体任务执行单位, 即知识创新团队, 选择和构建信息沟通网络等内容。
2.3 协调控制子系统
知识网络组织具有鲜明的多利益主体的特性, 再加上成员组织之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 容易出现各种矛盾和冲突, 阻碍知识网络组织正常运作, 因此, 即使合作伙伴之间具有良好的信任基础, 同样也需要在实际活动中加以协调和控制, 以确保知识网络组织整体目标的顺利实现。在知识网络组织运行过程中, 协调控制的主要目标一是协调并配合知识共享与创新系统的有效运行, 二是通过激励机制、共享文化培养等方式协调处理各成员组织之间合作关系, 支持知识共享与创新活动的开展, 促使各个成员组织采用最有效的方式, 与其它成员组织一起为达成知识网络组织的合作目标而努力。知识网络组织运行过程中, 发起组织与合作伙伴根据网络运行需要, 可以委派人员组成协调委员会, 依据契约协议, 对知识网络组织的整体运行过程实施调控。按照所承担的任务和执行的职能不同, 可以把知识网络组织协调控制子系统划分为功能不同的两个分系统:一是外部整体网络控制分系统, 二是内部冲突协调分系统。在外部网络协调控制上, 把知识网络组织看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 探讨知识网络组织的有效控制问题, 设计有效的控制模式以此达到知识网络组织高效运作和整体绩效最大化的目标。在内部冲突协调问题上, 则主要表现为网络内部成员之间的冲突协调处理。
3 知识网络组织各子系统的互动关系
3.1 信息沟通与知识创新的相互影响
知识交流与沟通是知识产生的重要途径, 因此, 要提高组织知识创新的效率和效果, 组织员工之间应该加强相互间的知识交流, 尤其是隐性知识的生产和转移更是如此。隐性知识是组织保持持续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 而隐性知识是与个人的观念、洞察力和经验联系在一起的, 无法直接通过语言、文字等形式明示。因此, 人们只能通过紧密合作才能得以观察和体会, 通过实践和直接交流才能获得隐性知识。有效信息沟通是知识网络组织成功进行合作知识创新的前提条件, 对于合作各方来说, 彼此都是抱着美好的愿望来进行合作的, 但是如果合作各方不进行沟通, 或者沟通效果不理想, 就很容易使彼此产生误解, 造成合作伙伴之间产生有形或无形的障碍, 影响知识共享与创新的效果, 有时甚至导致合作关系的破裂。
3.2 协调控制与知识创新的相互影响
知识网络组织每个成员组织参与知识网络组织开展知识共享与创新活动, 都有各自的活动目标, 这些目标相互影响, 相互制约, 甚至是相互矛盾的, 如何调和不相融的子目标, 确保网络组织整体知识共享与创新目标的实现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基于知识共享与创新的知识网络组织协调控制活动的开展, 贯穿知识网络组织的整个作阶段:在知识网络组织构建及运行初期, 在明确运行总目标的基础上, 确定各成员组织在网络运行中所担当的网络角色, 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构建和谐稳定的合作关系, 在不侵犯知识产权、保护各组织利益的基础上开展一系列协调活动, 处理可能会出现的合作冲突。在明确运行总目标, 确定组织结构与合作关系之后, 各个成员组织需要据此进行目标分解, 设计更详细更具体的子合同, 分配合作任务, 这需要合作伙伴之间的有效沟通、协调与控制。在明确网络目标基础之后, 还需进一步协调各成员组织实际开展知识共享与创新的活动中, 处理各种可能的冲突, 确保各子合同之间协同运作, 以实现知识网络组织的总体目标。
3.3 信息沟通与协调控制的相互影响
在知识网络组织中, 信息沟通是指为了发挥各成员组织功能的组合作用实现最终目标而进行的彼此之间的信息交换过程。尽管从总体上看, 整个知识网络组织仍然由契约协调机制来明确, 但是对于彼此之间的如何进行信息交流、何时进行交流、交流到什么程度, 这些方面契约协调机制是无法详细规定的, 只能由一些具体的组织过程加以协调。实际发生的协调不可能通过契约机制获得, 只能通过知识员工之间的日常信息交流实现。信息沟通与协调控制的核心都是这种每天的相互作用与相互影响。正是凭借信息的交流, 知识员工才知道如何协调行为, 彼此之间要学会不断调整行为与活动去实现总体目标。所以, 信息沟通与协调控制两者是互为补充的。
3.4 三大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
首先, 各个子系统相辅相成, 协调一致。三个子系统相辅相成, 共同保证知识网络组织系统的有效运行和任务目标的达成。知识创新子系统是知识网络组织中知识共享和创新的主要功能执行子系统;信息沟通和协调控制子系统是知识创新的保证和支持系统;协调控制也是建立在信息沟通与交换基础之上的;需要强调的是三个子系统之间的和谐是一种目标一致的协调, 即三个子系统必须围绕共同的目标主题才能保证知识网络组织系统整体目标的实现。
其次, 各个子系统有机结合, 缺一不可。知识创新、信息沟通和协调控制这三个子系统都是有机结合, 缺一不可的, 对其中任何一个子系统的过分强调都是无意义的, 三个子系统各自承担起不同的作用和功能, 单独依靠任何一个子系统都不能实现知识网络组织系统的整体目标。
最后, 各个子系统涵盖了知识网络组织涉及的所有要素。知识网络组织系统的要素包括目标要素、人员要素、资源要素、文化要素等, 这些基本要素同时也是每一个子系统的构成要素, 它们在子系统层次上共同作用, 涌现出各子系统的特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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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互动 篇8
知识,尤其是国际知识是跨国公司开拓国际市场、打造持续竞 争优势的 最重要的 战略资源 之一[1]。回任人员是指结束外派任务后返回母公司的员工或管理者,是国际知识的重要载体。在外派期间,回任人员学习并积累了与派驻国相关的各种技术知识、管理知识和市场知识。这些知识具有价值大、不易复制和不易替代等特性[2,3],能够填补和更新母公司现有知识库。回任人员知识成功转移是跨国公司获取国际知识、提升国际竞争能力的重要来源。然而,研究表明,很多外派人员回任后因得不到母公司重用而导致其知识和经验被闲置和浪费, 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回任人员离职后就职于竞争对手,导致国际知识大量流失,给母公司带来难以估量的战略损失[4]。因此,为了减少知识流失和充分利用回任人员的国际知识,有必要对回任人员在母公司内部的知识转移进行研究。
目前,以组织行为和人力资源管理理论为基础, 大量研究探讨了回任人员的回任意愿、归国安置、环境适应和工作满意度等问题,然而,对回任人员在母公司内部的知识转移活动研究较少。例如,姜秀珍等对中国跨国公司外派人员回任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指出外派任务类型、组织规模及文化对外派人员回任意愿存在正向影响[4]。Bossard对回任人员进行半结构化访谈,对回任人员在外派期间所学的内容进行分类,评价了跨国公司的回任政策和实践[5]。此外,Black指出回任人员归国适应不同于国内搬迁适应和外派适应,提出了回任人员回任适应的影响因素模型[6]。Eugenia分析了回任人员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并研究了这些影响因素与离职倾向之间的关系[7]。与此类似,Lazarova研究发现,组织辅助支持对降低回任人员离职倾向具有重要作用[8]。上述研究着眼于如何留住回任人员,以减少知识流失给母公司带来的战略损失,但未进一步探讨留住回任人员的根本目的,即如何实现回任人员的知识在母公司内部充分转移和应用,从而提高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
事实上,回任人员的知识转移面临着诸多困难。 首先,回任人员的国际知识以派驻国文化、生活习惯、工作方式和市场环境为嵌入载体,难以脱离这些载体而孤立地转移[9]。此外,参与知识转移的双方都经历了较大的变化。在外派期间,回任人员得到了成长和发展,其看问题的视角、思维方式、处理事务的能力发生了变化[3]; 母公司经历了日新月异的变革和发展。双方的这种变化给回任人员在母公司内部的环境适应和关系重构带来了诸多问题,是回任人员知识转移的巨大障碍。基于此,本文以促进回任人员知识转移为目标,研究知识成功转移的影响因素。在阐述回任人员国际知识的定义和特点的基础上,从社会互动的角度提出跨国公司回任人员国际知识转移的互动模型,分析模型中的四个要素的特性,包括回任人员特性、母公司特性、国际知识特性和转移机会,探讨这些特性的影响因素对国际知识转移的影响。
1 国际知识的定义及特性
关于国际知识的定义,Subramaniam等认为,国际知识是指员工在外派期间获得的关于国际文化、 市场、产品、顾客的信息以及难以编码或转移的其他信息[10]。Oddou认为国际知识包括认知、关系、态度和行为[3]。Antal将回任人员从国外子公司获取的知识归为表述性知识、程序性知识、条件性知识、 公理性知识和关系性知识等五类[11]。综合上述观点,本文认为国际知识是指跨国公司回任人员在外派期间获取的关于文化、市场、技能、关系和认知等方面的知识。
从国际知识的定义可以看出,国际知识具有两个特性,即隐含性和特定性。知识的隐含性反映了回任人员的知识具有高度个性化的特征,难以编码或存储。隐含性知识不易被竞争对手窃取和模仿, 其转移和开发的成功是跨国公司创造核心竞争优势的关键[10]。对于跨国公司来说,知识转移的核心在于挖掘员工头脑中的隐含性知识。知识的特定性反映了回任人员的知识依托于特定的情境和实践活动,一旦情境发生变化,其作用价值很难发挥。特定性知识是回任人员在海外派遣期间积累的专业技术知识和解决特定领域的复杂问题的经验,在公司的内部价值很高,主要应用于公司的专业领域,应用范围较窄,传播成本高,是跨国公司打造全球竞争优势的独特资源。
2 互动模型的构建
社会互动是指在特定情境下,个体之间、群体之间以及个体与群体之间相互沟通的过程[12]。社会互动包括: 信息源、接受者、信息和渠道等4个要素。 社会实践证明,社会互动有助于双方加深了解、交流思想、消除意见分歧和改善关系。
隐含性和特定性决定了国际知识的成功转移依赖于回任人员与母公司内部成员之间高效的社会互动。因此,根据互动理论,结合国际知识特性和对多个跨国公司的回任人员和高层管理者的调研访谈结果,本研究认为跨国公司回任人员知识转移是指回任人员的国际知识在特定情境下通过合适的知识转移渠道传递给母公司内部成员的过程。该过程由回任人员、母公司内部成员、国际知识和转移机会等4个基本要素组成。每个基本要素都有自身的特性: 回任人员的特性是知识发送能力和知识发送动机,母公司内部成员的特性是知识接受能力和知识接受动机, 转移机会的特性是知识转移情境和转移渠道,国际知识的特性是隐含性和特定性。本研究构建的回任人员国际知识转移的互动模型见图1。
2. 1 回任人员的特性
2. 1. 1 回任人员知识发送能力
回任人员是国际知识的拥有者,知识发送能力影响回任人员发送国际知识的数量和质量。回任人员知识发送能力受到职权、职责、专家权和社会网络等因素的影响。
职权。职权指管理职位固有的发布命令和希望命令得到执行的一种权力。职权具有影响和支配他人行为的作用。在母公司内部,拥有中高层管理职权的回任人员,不仅能向下属传播国际知识和经验, 还能激发下属获取和接受知识的行为。职权具有带动和辐射作用。拥有中高层管理职权的回任人员, 在母公司内部的个人影响力大,这种影响力能拓宽知识在母公司内部的接受范围[12]。相反,若回任人员职权越小,则知识被接受的范围也越小。Antal认为回任人员职权对知识转移有显著地正面影响[11]。 因此,回任人员在母公司内部的职权越大,转移知识的可能性越大。
职责。职责是指回任人员在其管理职位上应尽的义务和担负的责任。母公司注重人岗匹配能让回任人员充分施展国际知识和经验。Antal的研究发现,当母公司提供的岗位职责与回任人员的外派任务密切相关时,回任人员从外派任务中积累的知识将会得到转移和利用。反之,其知识和经验很可能被闲置和浪费,知识转移的可能性很小[11]。因此, 回任人员职责与外派任务的相似性越大,知识转移的可能性越大。
专家权。专家权是指个体因具备某一领域的专业知识、技能或经验,从而具有该领域的话语权。这种话语权能通过说服、咨询和赢得统一等方式影响组织成员获取知识的可能性。回任人员的专家权建立在外派期间积累和掌握的国际知识的基础上。若回任人员国际经验丰富,熟悉和掌握了许多与派驻国相关的国际知识,母公司内部成员将视其为专家, 相信和服从他,并主动真诚地讨教、吸纳其知识,回任人员的知识更容易被转移和接受。因此,在一定领域拥有专家权的回任人员在母公司内部转移知识可能性越大。
社会网络。社会网络指回任人员与母公司内部成员在互动过程中形成的稳定的人际关系网络。回任人员社会网络规模越大,就能积累越多的诸如社会支持等方面的社会资源,以促进知识跨部门或跨组织流动。回任人员与社会网络内的成员频繁联系或接触,能促进知识的充分吸收,可以加快知识的转移速度。因此,回任人员建设社会网络的能力越强, 转移知识的可能性越大。
2. 1. 2 回任人员知识发送动机
知识发送动机能够激发回任人员最大限度地发送知识[2]。知识发送动机因素有职业考虑和组织承诺。
职业考虑。职业考虑反映了回任人员对母公司提供的薪酬、晋升通道和培训机会等职业发展机会的关注。职业发展机会是回任人员转移知识的内在动机。姜秀珍等指出组织若想驱动回任人员转移知识,就必须提供与其职业生涯需求相关的职业发展机会[4]。Lazarova和Tarique认为,当企业所提供的职业发展机会与回任人员的职业目标匹配时,回任人员转移知识的动机更强[2]。因此,组织提供的职业发展机会与回任人员职业考虑密切匹配时,回任人员转移知识的可能性越大。
组织承诺。组织承诺是指回任人员对母公司的情感依附,以及对母公司的信仰、价值观和目标的认同。组织承诺来源于母公司对回任人员在薪酬福利、价值观和职业发展等方面的支持和关心,根据互惠原则,回任人员会对母公司有强烈的归属感和责任感,并愿意在母公司内部分享知识。回任人员的组织承诺越高,意味着对母公司的信仰、价值观和目标有较高的认同,对母公司内部成员信任度较高,知识转移的可能性越大。因此,回任人员的组织承诺越强烈,知识转移的可能性越大。
2. 2 母公司的特性
2. 2. 1 母公司知识接受能力
知识转移的成功除了受到回任人员特性的影响外,还受到母公司内部成员的知识接受能力和知识接受动机的影响。知识学习倾向和吸收能力是影响母公司内部成员知识接受能力的两个因素。
学习倾向。学习倾向反映了母公司内部成员学习国际知识的态度和意向。学习倾向能影响母公司内部成员学习和吸收回任人员国际知识的能力,进而影响知识转移的可能性。母公司内部成员的学习倾向较高,有利于创新型组织学习氛围的形成,为回任人员国际知识的转移提供了良机。另外,具有较高学习倾向的母公司内部成员,其知识更新、接受新想法的自主性比较强烈,能通过与回任人员沟通和交流来学习和吸收国际知识。因此,母公司内部成员的学习倾向越高,回任人员知识转移的可能性越大。
吸收能力。吸收能力是指母公司内部成员对回任人员的国际知识进行识别、评估、消化并最终应用于实践的能力。母公司内部成员知识吸收能力越强, 越有能力辨别和消化回任人员有价值的知识,知识转移的可能性越大。吸收能力由母公司内部成员的先验知识和努力强度决定。母公司内部成员的先验知识丰富,且获取回任人员知识的努力程度越高,知识转移将会变得越容易。因此,母公司内部成员知识吸收能力越强,回任人员知识转移的可能性越大。
2. 2. 2 母公司知识接受动机
与回任人员一样,知识接受动机能提高母公司内部成员接受回任人员国际知识的热情。知识价值、全球思维和协同管理方式是激发母公司内部成员的知识接受动机的重要因素。
知识价值。知识价值指回任人员提供的知识与母公司内部成员需求的知识之间的相关性程度。知识提供者的知识对接受方的价值越大,知识接收方接受该知识的动机越强[1]。回任人员发送的知识与母公司内部成员实现目标时所依赖的知识越相关,母公司内部成员获取和接受知识的动机越强。 因此,当母公司内部成员感知回任人员的知识价值越大时,回任人员知识转移的可能性越大。
全球思维。全球思维反映了母公司内部成员对差异性文化、生活习惯等的认可和接纳。具有全球思维的母公司内部成员,能认可和接纳与其在文化、生活习惯、工作方式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的回任人员,通过沟通交流来学习和接受回任人员发送的知识,并自发地将这些知识与其社会网络中的成员共享。因此,母公司内部成员的全球思维水平越高,回任人员知识转移的可能性越大。
协同管理方式。协同管理就是将母公司的目标、技术和资源高度统一、协调运作,为回任人员的知识提供交流和共享的平台,扫除知识转移过程中的壁垒和障碍[13]。Oddou认为公司领导者的管理方式能影响回任人员的知识转移[3]。母公司管理者的协同管理方式能促进个体层面和组织层面的知识转移[14]。Oddou认为那些重视回任人员的国际知识,并注重与其他部门协同合作的管理者能为回任人员的知识转移提供良好的环境[3]。因此,领导者协同管理方式的程度越高,回任人员知识转移的可能性越大。
2. 3 国际知识的特性
国际知识具有隐含性和特定性两个特性。隐含性是指知识的可表述性和可编码性。由于回任人员知识的情境依赖性较高,嵌入派驻国的语言、文化、 产业政策、消费者特性和企业网络等情境中,难以表述和编码,减缓知识转移的速度。特定性是指知识的专业性程度。由于母公司不同部门所运用的专业知识不一样,回任人员的知识特定性越高,知识在母公司内部跨部门流动和转移难度越大。因此,知识的隐含性和特定性越高,回任人员知识转移的难度越大。
2. 4 转移机会的特性
2. 4. 1 转移情境
转移情境对知识转移有调节作用。转移情境可以由回任人员与母公司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质量、 文化差异和知识距离来体现。
关系质量。关系质量是指回任人员与母公司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密切程度。关系疏远,转移双方的接触和交流少,知识转移困难; 关系密切,转移双方接触和交流的次数频繁,知识转移容易[15]。关系密切建立在双方处事风格、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等情境相似的基础上[16]。当回任人员与母公司内部成员情境相似时,双方关系密切。密切的关系使双方在互动中消除顾虑,从而使国际知识得以顺利转移。因此,回任人员与母公司内部成员的关系质量越好,知识转移的可能性越大。
文化差异。文化差异是指回任人员与母公司内部成员因不同的文化背景而出现的价值取向、行为模式、工作态度、责任体现和沟通方式的差异。文化差异影响回任人员对母公司工作环境的适应性,进而影响知识转移的成功。知识转移双方的思维方式、价值观等的不同,常常引发冲突和误解,使知识在母公司内部流动不畅和学习效率下降。因此,回任人员与母公司内部成员的文化差异越大,知识转移越困难。
知识距离。知识距离指回任人员与母公司成员在知识水平和结构方面存在的差距[17]。一方面,知识水平差距大,双方在知识基础或先验知识方面差异悬殊,使得回任人员所提供的知识难以被母公司内部成员理解和接受,知识转移困难。另一方面,知识结构差距大,双方知识可供交换或互补的内容较多,母公司内部成员接受对方知识的动机很强。因此,知识距离不应太小或太大,知识水平差距太大, 会导致双方知识学习过程较长,知识转移的难度加大; 知识结构差距太小会导致双方可供交换的知识太少,知识转移动机小。
2. 4. 2 转移渠道
知识转移渠道的选择与国际知识特性密切相关。例如,高度隐含性知识嵌入在回任人员头脑中, 只能通过双方的沟通来实现转移。转移渠道由人际渠道和技术渠道组成。
人际渠道。人际渠道是指人与人之间的正式和非正式沟通和互动方式,包括培训、会议、师徒制、 AB角制等。高度隐含性知识的有效转移需要通过对话和在职培训等方式才能实现; 高度特定性知识的有效转移需要通过跨部门的沟通和协调来实现[18]。当国际知识的隐含性和特定性较高时,人际交流、会议研讨、双方面对面对谈、在职培训、师徒制等是这些知识转移的有效方式。因此,人际渠道对高度隐含性和特定性的国际知识转移的作用更加明显。
技术渠道。技术渠道是指信息技术、网络、纸质介质或一些辅助性工具,如信息系统、电子知识库、 技术手册、出版物、微博等。低度隐含性知识易表述和编码,低度特定性知识的专业性弱,通用性强,这些知识一般以文件数据、科学公式、标准化程序等形式体现,母公司内部成员可以通过自主学习来领会这些知识[19]。因此,技术渠道对低度隐含性或特定性的国际知识转移的作用更加明显。
3 结 论
回任人员知识转移是跨国公司塑造核心竞争力的关键之一。为了促进回任人员的国际知识在跨国公司内部成功转移,跨国公司必须明确回任人员知识转移的主要影响因素以及这些影响因素的促进或阻碍作用,之后制定措施来加强那些促进知识转移的因素,削弱那些阻碍知识转移的因素。本文从社会互动的角度探讨了跨国公司回任人员知识转移的互动模型,指出并分析了回任人员特性、母公司特性、国际知识特性和转移机会等的影响因素与回任人员知识转移的关系。本研究为后续的实证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摘要：回任人员国际知识转移是跨国公司打造全球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在分析国际知识定义及其特征的基础上,基于社会互动的角度提出了跨国公司回任人员国际知识转移的互动模型,分析了模型中的4个基本要素的特性,包括回任人员特性、母公司特性、国际知识特性和转移机会,探讨了这些特性的影响因素与回任人员知识转移之间的关系。
知识互动 篇9
(一) 知识管理。
作为现代信息技术发展的创新管理意识, 知识管理是以知识为核心, 在相关人员、信息资源、支持技术、组织结构等知识链各组成部分中发生的管理活动, 也是一种帮助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实现动态信息管理, 发现潜在知识信息, 并通过科学合理的技术手段与群组协作高效获取、组织、利用以及传播知识的管理技术。在知识信息的搜集、识别和加工过程中, 知识管理关注成员个体能力的开发和组织集体创造力的培养, 强调知识的共享和增值。目前, 知识管理正对社会各领域、各行业、各部门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知识信息开始享有与资本、原材料等资源要素同等重要的战略地位, 知识经济的时代已经到来。
(二) 档案管理。
档案是人类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具有保藏、鉴识等作用的编码化信息符号, 作为一种储存与传播信息的重要形式, 档案具有系统性、原始性、继承性、完整性及权威性等特点。而作为信息管理的一部分, 档案管理工作主要是针对各种文献信息和影像资料等进行收集、储存和加工, 使之最终成为具有一定社会价值的信息资源并加以利用。随着现代知识管理的发展与办公自动化的普及, 档案管理在其工作要求、模式、内容等方面均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二、知识管理与档案管理的互动效应分析
(一) 知识管理与档案管理的关系。
由于同属信息管理的范畴, 知识管理与档案管理在管理对象、管理目标、管理过程中具有很多共同点:1.管理对象。知识管理的对象可分为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两大类。其中显性知识来源于组织在自身各项职能活动中直接形成的文件、档案或通过收集、购买、交换等方式从外部获取的图书、期刊、报纸、数据库等。因此文件、档案的管理对象也是知识管理的一部分。2.管理目标。知识管理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知识的价值、提升社会和相关组织的核心竞争力, 为此知识管理中必须实现将最恰当的知识在最恰当的时间传递给最恰当的人, 以便使他们能够做出最好的决策。而档案管理的目标则是通过服务工作提供档案以便于社会各方面的利用, 从而满足用户的档案需求, 可见, 知识管理与档案管理具有较类似的管理目标。3.管理过程。知识管理流程从知识的产生开始, 包括知识的收集、储存、整理、加工、传递和评价等几个环节, 而档案管理工作是从档案的征集和接收开始, 包括鉴定、保管、整理、统计和利用等内容, 因此两者的管理过程也较为相近。
然而, 知识管理与档案管理也存在着差异, 主要表现在: (1) 内容和范围方面。知识管理的内容除档案等显性知识外, 还包括技术经验等脑力方面的隐性知识, 其管理范围明显比档案管理广泛。 (2) 法规和机制方面。作为一种新兴的管理理念, 知识管理涉及的内容范围广、组织机构多, 需要不同部门的协作努力与长期的经验积累, 因此目前还未形成较为系统的机制;而档案管理经过长期的发展, 已经得到广大科研、管理人员的认可, 并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法规、制度体系, 为加强档案的收集和整理, 有效地保护、开发利用档案信息资源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3) 作用和限制方面。与直接体现组织竞争优势的档案管理不同, 知识管理目前仍只能体现组织所具有的潜在竞争优势, 需要充分的验证, 才能把知识转化为档案形式以实现其竞争优势。而档案则由于其管理的特殊性在一些开发上的具体环节上受到了限制, 客观上制约了档案信息资源深层次的开发与利用。
(二) 知识管理与档案管理的互动效应。
知识管理的发展对档案管理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在长期的发展中产出并收集了大量的档案信息, 这些信息是几代人工作、研究的成果, 也是组织中的重要知识积累。因此必须做好这些档案的保存、整理、加工及利用等工作, 通过档案资源的开发, 发挥组织的资源优势, 这与知识管理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一方面, 随着办公自动化技术、信息共享技术等广泛应用于知识管理, 档案管理在其管理模式、业务流程等方面均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档案管理已经从过去注重档案实体, 转向注重档案知识内容的管理, 从注重档案的鉴证作用到注重档案资源的二次开发, 从结果文档归档管理到过程的主动参与, 从档案控制管理到档案知识的提供、利用和智能化服务。在业务流程方面, 电子与网络档案管理使其实现了文件形成、流转、归档的电子化和连续化, 既加强了文件控制的可靠性, 又提高了工作效率。知识管理技术的发展还为特色档案资源的建立提供了基础, 通过对档案资源的再次加工, 形成多种二次资源, 不仅使原有的档案资源得到简化, 还实现了档案资源多样化和档案知识的智能化服务。此外, 通过办公自动化联网等手段, 知识管理也能有效促进管理人员的自我充电, 提升档案管理者的整体素质。另一方面, 档案管理的深层次开发为知识管理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与借鉴, 并能对知识管理中形成的组织潜在竞争优势进行直接验证, 使知识管理的职能最终体现出来。由于档案管理人员在知识管理中也常处在服务的核心地位, 其业务水平与职业素质的提高使知识信息开发、利用、传播的循环更趋于良性, 知识产出的数量与质量都得到了显著提高。
三、实现知识管理与档案管理良性互动的策略
要实现知识管理与档案管理的良性互动, 应做到: (一) 为保证知识管理能够满足人们对知识的利用、共享的需求, 必须运用知识管理理论对现代档案管理工作进行指导, 开展创造性的档案知识管理工作。 (二) 随着对物质需要的基本满足, 知识消费和文化消费成为新的消费热点, 成为明显带有文化和教育含量的档案信息。因此, 必须应用知识管理理论, 促进档案信息的社会化。 (三) 档案管理人员应尽快更新老化的知识结构, 掌握现代信息处理技术, 在全面了解用户需求的基础上, 使科研管理成果及时转化并得到应用, 推动知识管理的发展。 (四) 在当前的信息网络环境中, 积极实现由静态的保管信息状态到形成动态知识元的过渡, 建立面向客户的基于网络的数字化资源体系, 是知识经济对档案管理服务提出的新要求, 应借助信息网络技术环境, 打造显性知识管理的平台, 以实现知识创造、知识扩散和知识增值的过程。
摘要：知识管理是一种能够帮助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实现动态信息管理, 发现潜在知识信息, 并通过科学合理的技术手段与群组协作高效获取、组织、利用以及传播知识的管理技术。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 知识管理已经开始对社会各领域、各行业、各部门产生深远的影响, 与此同时, 与知识管理同属信息管理范畴的档案管理也在工作要求、模式、内容等方面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本文从知识管理与档案管理的关系出发, 对信息时代背景下知识管理与档案管理的互动效应进行了分析, 并提出了实现知识管理与档案管理良性互动的具体策略。
关键词：档案管理,知识管理,互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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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胡小琳.档案管理工作的跨越式发展——从档案实体管理向知识管理的演变[J].档案与建设, 2003, (08) .
知识互动 篇10
段瑞春(2005)认为,知识产权作为政策工具,它是关于创新成果和知识财富归谁所有、如何使用和转让,以及由此产生的利益怎样分享的制度安排。它反映现代社会财富和资产构成,是保障创新成果及其知识要素参与分配的实现形式。品牌是多种、多项知识产权的集成,品牌提供给社会和用户的不仅是物质的,而且是精神的,不仅是技术的,还包括艺术的;不仅是传统文化的,而且有现代时尚的价值和享受。一个优良的品牌,是经过企业诚信经营换来的,是大家放心买的产品。用户获得这个产品是一种享受,一种向往,一种价值认同,品牌可以影响财富的分配。Mika Gabrielsson(2005)通过对芬兰30多家快速国际化的中小企业的实证研究,总结出包括基于知识产权战略的企业品牌建设若干方法和策略。魏纪林(2006)认为,研究企业知识产权战略既要注意“源头”又要注意“源尾”,这个“源头”和“源尾”就是品牌。郭占恒(2006)则以详实的数据,通过对浙江企业品牌工作的调查研究,提出以自主创新和自主品牌的互动来提升浙江自主品牌竞争力的若干对策和建议。Singfat Chu·Hean Tat Keh(2006)使用联立方程模型,以Interbrand-Business Week品牌价值排行企业为研究对象,研究了企业的广告、促销和R&D费用对品牌价值形成的贡献。唐珺(2007)认为,品牌是一项巨大的无形资产,它的本质是属于知识产权。拥有创新能力和知识产权才能成功地向自主品牌迈进。李明星(2008)认为,品牌是多项知识产权的集成;品牌是知识产权的最终成果;品牌的本质是知识产权;品牌的背后是知识产权;品牌的灵魂是知识产权,而自主知识产权的名牌产品是品牌与知识产权战略的逻辑接点。
2 品牌及品牌创新
有关品牌的价值及形成、作用、品牌竞争力提升和品牌创新等理论研究方面,国内外有许多观点。周华(2005)主要从加强品牌产品质量的提升、强化品牌经营管理的执行和加强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等3个方面,提出其品牌创新策略。王盛(2006)从对品牌核心竞争力的管理、注重品牌推广、创新和人才竞争,以及加强品牌共享几个方面提出提升品牌竞争力的对策建议。李长江、汪艳霞(2006)从品牌生态理论角度提出以品牌进化提升品牌的创新力,并以上述手段的组合使用来提升品牌的整体竞争力。黎敏(2006)从加强开发实现产品不断创新、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打造、建立诚信的企业形象、企业文化建设、经营业务专业化和个性化、加强品牌管理和塑造国际化品牌等诸多方面,提出其对品牌创新的主张。牛文革、李蔚(2007)主要根据Jones(1992),Aaker (1996),Zenor (1998)和Riezehos等人(2004)理论研究成果,提出以创建共同愿景、实现不断超越、建立品牌识别、实行产品推动型品牌开发和进行品牌转型为手段的弱势品牌由弱变强的创新成长路径。刘迎秋、赵少钦和刘艳红(2007)通过对中国民营企业品牌竞争力50强和品牌竞争潜力100强的实证研究,从加强自主创新、重视自主品牌出口、保持企业技术上的领先优势和政府的若干宏观经济政策等4个方面给出提升民营企业品牌竞争力的创新对策建议。潘晶(2007)着重从浙江块状经济发达这一区域经济特点,提出浙江民企要有效地利用这一优势,科学地进行品牌规划,实施多层次品牌战略,努力形成品牌核心竞争资源。
3 企业知识产权战略
冯晓青(2000)认为,企业知识产权战略是企业为获取与保持市场竞争优势,运用知识产权保护手段谋取最佳经济效益的策略与手段。吴汉东(2008)认为,企业知识产权战略是企业运用知识产权及其制度的特点去寻求市场竞争有利地位的战略。Arahi.H (2000)在研究了日本获专利最多的前10家跨国企业后,提出知识产权战略体系是融合技术战略、信息战略、组织战略、知识资产经营战略、国际化发展战略、诉讼和风险管理战略为一体的综合动态的体系,为跨国企业建立知识产权战略体系提供了理论参考。韩国被认为是从模仿步入创新的典型国家,Lee (2000)研究发现,在技术模仿阶段,韩国政府为帮助本土企业利用国外知识产权,力图降低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使得相关法律的制定仅为满足国际的最低标准,其执法力度也不得力。在这种弱保护政策指引下,Kim (1999)认为,韩国许多企业通过模仿和“逆向工程”成功地提高了技术能力,并逐渐成长为技术领先企业。Acemoglu (2002)主张,在技术进步初期,一国得益于鼓励技术模仿和引进的政策,而当一国技术接近国际前沿技术时,应当鼓励自主创新。Samson (2005)认为,一想到知识产权,人们就会想到知识产权通过专利、商标和版权进行法律保护。然而,知识产权的真正价值是企业利用它作为企业战略——资产增值、研究开发和企业发展整体营销战略的一部分。魏纪林等(2005)认为,企业专利战略的实质是企业进行经营管理活动时,运用专利的法律独占性和技术垄断性,对有关专利技术的获得、保护、使用和管理等作出的总体安排和统一谋划,从而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总体部署和根本对策。操龙灿等(2005)认为,企业知识产权战略是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基础和主要组成部分。并从加强企业知识产权意识和管理,建立知识产权激励机制等微观层面,以及优化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切实有效地维护市场秩序,将知识产权保护纳入社会诚信体系建设,严格整治和规范市场秩序等宏观层面较为原则性地提出一些对策和建议。甘志霞等(2008)认为,企业无论创新能力强或弱,都要注意运用知识产权战略推动自主创新,而且要根据创新能力的强弱,选择适当的知识产权战略。他们在构建企业知识产权战略和创新能力的动态匹配矩阵,并归纳企业实施的知识产权战略模式及适用条件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企业现阶段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的具体建议。孙玉红(2008)认为,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以企业为创新主体的产学研合作及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是企业实现技术创新目标的关键和保障,并从微观层面详细论述企业的专利战略、商标战略、商业秘密战略、知识产权管理战略,以及知识产权流失预防与控制战略。宋亚非(2008)认为,跨国企业大多处于企业竞争力强、拥有专利价值高的区域,跨国企业多采用以专利网策略和主动提起专利诉讼策略为核心的进攻型专利战略,其知识产权管理战略的优势地位建立在强大的企业竞争力和领先技术上。要提高我国企业知识产权管理战略水平,首先是要加强和完善知识产权管理战略的相关制度,形成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行为变迁;其次是加大知识产权管理战略的知识供给力度。同时,企业自身也要采取相应的对策和行动。
4 产业转型升级
源于经济结构演变的历史分析提出的产业结构升级有多种含义,其典型的有两种:一是根据统计分析结果,各国家或区域在发展过程中各个产业部门如:一、二产业之间所体现的相似的变动趋势;二是发生在工业内部的产业由低级向高级、由低劳动生产率向高劳动生产率,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由低附加值转向高附加值,由高能耗、高污染转向低能耗、低污染升级,从粗放型转向集约型的发展变化过程等。西蒙·库兹涅茨指出,经济增长必然带来经济结构的转变,经济结构升级也将促进经济增长,两者互为因果,形成链式反应。这种反应能恰到好处地优化产业内企业间的组织模式,塑造出大中小企业互动的新型竞合生态。以供应链为单位,上下游企业利用彼此的核心竞争力形成稳固的联盟关系。Gereffi (2001)在总结东亚服装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生产模式的基础上,指出了从委托组装和委托加工到自主设计和加工到自主品牌生产到链条转换的升级过程。张辉(2006)进一步补充,应该根据全球价值链条驱动形式、链条治理模式、地方产业集群特点,以及企业发展阶段灵活选择不同的升级方式。杨春生(2007)针对广东省加工贸易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分析了加工贸易产业转型升级的内外部环境,提出构建广东省加工贸易产业转型升级的管理服务化、支持性政策、生产性服务链的支持服务体系,指出广东省加工贸易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方向和行业选择。史嵘(2008)基于国际软件外包业务向中国转移的趋势,提出以发展嵌入式软件开发,创新外包发展模式,培育和吸引国际型软件外包人才等手段来加强苏南地区发展软件外包业务,并以此来推进苏南地区高新技术产业的转型升级的对策和建议。
5 企业品牌创新与知识产权战略互动案例研究
浙江正泰集团是一家以专业电器制造为主的民营股份制企业。历经26年的艰苦创业和卓越创新,正泰的规模已由当初的家庭作坊式小厂跃居为中国低压电器行业产销量最大的企业,综合实力连续10年名列全国民营企业500强前茅。正泰集团下属8大专业公司,包括: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正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正泰仪器仪表有限责任公司、浙江正泰建筑电器有限公司、浙大中自集成控制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正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浙江正泰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等。产品覆盖高低压电器、输配电设备、仪器仪表、工业自动化、建筑电器、光伏电池及组件系统和汽车电器等产业。在新的经济形势下,正泰集团实施“国际化、科技化、产业化”战略,完成了由低压向高压,由元器件向成套,由传统工业电器制造向自动化、新能源领域,由电气制造业向系统集成方向发展的历史性突破。
正泰集团坚持把“争创世界名牌,实现产业报国”的崇高理念作为全体正泰人共同奋斗的使命,作为企业的灵魂,形成了企业独具特色的知识产权文化。企业创建20多年来,他们坚持自主创新,坚守自主品牌,使企业赢得了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2002年,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在与一家跨国公司谈判时,对方提出愿以正泰总资产5～10倍的价钱收购正泰。当时正泰总资产为20多亿元人民币,如果卖掉,一下子可以拿到上百亿元的资金,这个价钱的确是非常诱人的。但正泰的使命是“争创世界名牌,实现产业报国”,如果连企业都卖掉了,还有什么“世界名牌”、“产业报国”可言?南存辉谢绝了对方的要求。正泰集团与美国通用公司的合作,前后历时近三年才谈妥,主要原因就是正泰集团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品牌。最后对方作了让步,与正泰集团成立“通用正泰(温州)电器有限公司”。
打造企业品牌是事关全局的系统工程。正泰从战略高度上认识到树立品牌就是企业“形象大使”,就是产品含金量的观念,并把打造知识品牌作为长期的任务持之以恒来抓。多年来,正泰从品牌建设的系统性出发,建立了齐抓共管、全员参与的“科技创牌、质量立牌、诚信兴牌、制度保牌、文化升牌、依法护牌”的运作机制。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也是创造品牌的原动力。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说:“作为制造业要打造自己的品牌,就必须拥有独立知识产权的技术专利。没有自己的专利技术,就不可能有自己的主打产品,更谈不上自己的品牌。”打造知名品牌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要根据市场需求不断推出新产品,不断提高产品的质量和科技含量。在科技创牌这方面,正泰始终坚持自主与开放相结合,引进与创新相结合,通过自主创新、借脑开发、购买专利、技术孵化等方式,通过建立《正泰科技十六条》的有效机制和加大关键技术的引进力度,加大与“凯玛”等国际大公司的合作力度,引进国内外优秀技术人才,改造和提升了传统产业,着力培育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正泰每年投入销售额的5%作为科研、技改和技术开发经费,加快了科技与经济的结合,加快了技术创新步伐。现在,正泰产品基本实现了由机械化向智能化、模拟化、电子化、小型化的转变,生产实现了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的转变,产品研发基本形成了生产一代、储备一代、预研一代的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