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素价格改革

要素价格改革（精选6篇）

要素价格改革 篇1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要通过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和降低能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包括速度质量效益相协调、投资消费出口相协调、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相协调,保持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变化峰会的召开,使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问题变得刻不容缓。

一、要素价格改革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意义

探究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高速增长的原因,一是引入了市场机制,二是依靠对于国民经济各类廉价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这种投入在某种程度上是靠压低各种生产要素价格实现的。我国要素价格未能真实反映市场供求和稀缺程度,包括土地价格、自然资源(水、海洋、矿产资源)价格、电力、劳动力价格、资金使用成本和环境成本等,都没有真正按照市场化的方式去定价,出现“要素价格扭曲”,导致我国经济结构失衡,过分依赖物质消耗,依赖投资和出口,这种发展方式亟待转变。

(一)土地价格扭曲造成多重社会矛盾积聚

经过近些年的高速发展,人地关系紧张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瓶颈,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土地价格扭曲、征地成本过于低廉、土地资源成本严重低估的粗放式增长模式。在GDP指标的压力下,各地政府竞争性地招商引资,土地征用价格被地方政府压低,甚至打出“零地价”招牌,而土地出让价格又是以“招、拍、挂”的市场方式形成,与土地征用/出让当中巨大的价格差相比,国家给予农民的征地补偿,远不能让农民满意。加上政府征用土地后并没有对这些劳动力进行妥善安置和再就业培训,习惯了在土地上耕作的农民难以适应劳动力市场由体力型向专业型、技能型转变,导致“就业难”。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引发了“未来发展空间缩小”、“干群关系紧张”、“政府公信力下降”等多重社会矛盾,甚至发生集体非理性行为,如拒绝搬迁、围攻干部、围堵政府部门等,极端的时候还会导致流血冲突事件,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二)资源价格扭曲造成诸多经济和社会问题

1. 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环境压力增大。

由于资源税的缺失,加上行政上的物耗、排放的规则不到位,资源价格中没有包含“环境损害成本”和对负的外部性治理的费用,使得我国事实上的资源价格偏低,没有反映出资源的稀缺程度。资源价格偏低不利于企业对节能减排技术创新的需求,容易造成对资源的粗放使用和较多的污染物排放,出现以“高消耗、高能耗、高污染和低效率”为特征的粗放型增长,这种增长方式与我国人口多、资源少、环境容量小、生态脆弱的国情尖锐对立。同时,由于资源税的缺失,制约了国家财政能力的增长,从而影响了国家对于环境生态保护的投入。

2. 产业结构、投资结构畸形发展。

资源及要素价格低既使我国落后产能有生存的空间,又使产品成本计算不完全,导致我国企业和产品竞争力虚高,使企业在不进行技术升级的前提下也能盈利,滞缓了我国经济在全球竞争中比较优势的转换和竞争优势的提升,不但使得我国经济增长依赖出口和投资拉动,而且还招致国际贸易伙伴和竞争对手对我们征收惩罚性关税。

3. 不利于节约型社会建设。

资源性产品价格过低,一方面造成粗放式的生产,另一方面也带来不节约的消费。如过度消耗水资源、购买和使用大排气量的私人轿车等,既浪费了资源,又对环境生态造成了较大的压力。节约型社会建设不能仅靠呼吁道德自觉,可以通过理顺要素价格,用价格之手鼓励节约限制浪费。

4. 资源税费偏低,拉大了区域发展的差距。

资源税费偏低,意味着资源富集和原料粗加工地区受污染的群众没有得到应有的补偿,不但直接减少了部分中西部资源富集地区收入水平的增长,而且相当于受污染地区向使用这些资源及其产品的地区提供了一种隐性补贴,从而增加了后者的实际收入和福利水平,进一步拉大了东西部区域发展的差距。

5. 要素价格扭曲会导致短缺和需求拉上型通货膨胀。

价格机制不理顺,会导致短缺,进而导致需求型通货膨胀。政府越压制,这个矛盾越突出。前几年已经出现了“油荒”、“电荒”,加油的都得排队,电厂因为亏损不愿意发电。

(三)劳动力价格偏低使得国内消费乏力、经济结构失衡

劳动力价格偏低,即劳动报酬低,表现在企业利润在经营者和劳动者之间的分配不合理、不公平,劳动者的工资和福利水平偏低。这些年来我国企业劳动报酬增幅远远小于利润增幅,尤其是民营企业农民工,工资低、劳动时间长、工作条件差、社会保障缺失。从2010年两会期间的公开数据显示,1997年至2007年,我国GDP比重中,政府财政收入从10.95%升至20.57%,企业盈余从21.23%升至31.29%,而劳动者报酬却从53.4%降至39.74%。

劳动力价格偏低,一方面使得劳动者既没有足够的收入来接受培训,提升自身的人力资本,也没有足够的收入让其下一代接受更好的教育,造成下一代竞争的起点不公平和贫困的代际传递,既不利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也影响着整个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另一方面,劳动力价格偏低使得民间财富积累少,加上我国目前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制度不健全、保障水平低,制约了居民的消费能力,造成国内需求不足,导致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投资驱动、而不是消费驱动。同时,劳动力价格偏低还使我国的生产结构和贸易结构长期锁定在以低附加值产业为主的状态下,从而使中国在全球利益的分配中长期处于不利地位。

(四)资源及要素价格扭曲阻碍了新技术、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

资源、资本和劳动力价格偏低,使得企业即使采用落后的生产技术和工艺流程,也能获得足够的利润空间。这既抑制了企业对于先进技术的需求,也减弱了对于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激励,影响了新技术的供给。要素价格扭曲,不利于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目前新能源发展的瓶颈之一就是相对于传统能源而言,成本较高。通过理顺资源价格,降低传统能源的“低价优势”,无疑将推动新能源的快速发展。

上述这一系列要素价格被压低之后,国内资源所有者、资本所有者及劳动力所有者的所得偏少,实际上是通过虚高的竞争力,将一部分本来应该由国内要素所有者得到的利益,通过出口补贴给了外国消费者,影响了国内需求的扩大。我们还要承受国外的指责与反倾销制裁,这实际上是一种“赔本赚吆喝”的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在资源短缺、环境压力增大、工人生活质量的代价增大的今天已经难以持续。形势逼迫我国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价格改革成为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一个切入点和抓手。

通过调整生产要素价格,可逐步降低要素价格的扭曲程度,有利于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通过调整生产要素价格,可以促进节能减排、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通过调整生产要素价格,可以推动企业技术创新和新能源替代;通过调整生产要素价格,也可以视作实现人民币实质汇率升值的一个方法,减少贸易摩擦。通过调整生产要素价格,可以增加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扩大中等收入者群体。理顺要素价格对未来民众福利的增长,企业效率的改进,宏观经济的平稳均衡,都有长远的好处。

二、要素价格扭曲的原因

生产要素是人类社会生产中所必须的各种经济资源,是社会生产的基础和条件。从企业生产投入的角度,生产要素主要包括:土地、资本、劳动力、电、石油等各种自然资源。我国要素价格扭曲的根本原因是市场和政府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存在双重失灵现象。在自然资源配置中“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没有充分的发挥,而政府的价格改革不到位,价格形成机制不健全,“政府失灵”更加重了要素价格扭曲的程度。

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体中,市场是形成价格的基础,要素价格由要素市场的供求决定,在市场形成的资源价格中应包括资源生产成本、资源补偿成本、环境治理成本等。政府担任资源管理职能,同时通过向企业收取税收和利润来体现资源所有者的权益。

在完全竞争条件下,要素市场价格机制能够灵活确定和反映生产要素的相对稀缺程度和动态变化。当要素市场处在非竞争状态,也就是扭曲状态时,要素价格结构就不能准确反映资源的相对稀缺程度企业也不能根据比较优势选择自己的产业和技术,从而导致资源配置扭曲、寻租行为泛滥,宏观经济不稳定和整个经济效率低下(林毅夫,2004),要素价格的严重扭曲还会对就业、技术创新等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要素市场扭曲通过对企业选择产生影响,进而导致资金分配和财富分配不合理,最终将导致宏观经济的动荡和失衡。(茅于轼,2008)

我国价格改革不到位,价格形成机制不健全的具体表现为:产权制度不完善,产权界定不明确,有些资源甚至存在所有者缺位或虚位的问题;资源税费制度不合理,税种不完善,税费标准低,不仅难以反映资源稀缺状况,也难以补偿资源开采对环境的破坏,不利于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绿色消费模式;我国长期处于计划经济下,各级政府对稀缺资源都有较大的控制力,一些地方政府往往根据地方政绩工程的需要,以低于市场供求的价格出让资源等等。

我国大多数自然资源的人均拥有量低于甚至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然而其价格却低于国际一般水平,远没有反映出我国自然资源的稀缺性,比如我国民用天然气价格比美国低约20%。我国矿产资源总体上人均储量低,相对贫乏,但长期以来却普遍存在矿产资源税费过低甚至被无偿开采的现象。我国土地资源尤其是耕地资源异常珍贵,但长期以来土地价格被低估、土地资源被粗放使用的情况却十分普遍。再比如,我国水资源不仅总量不足,而且时空分布相当不均衡,但长期以来由于缺乏健全的水资源管理和价格形成体制,致使水资源低价甚至零价格的现象普遍存在。

我国由于城乡二元经济分割,造成城乡劳动力价格的二元性。城乡间劳动力价格有着巨大差异,农民工工资增长缓慢,落后于城镇工人工资;农民工工资的总体水平低于城镇常住人口的工资水平;与城市工人相比,存在着同工不同酬的现象。

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价格长期呈现低廉的态势。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由于资本、技术、资源不具备优势,为使我国产品在国际、国内市场有竞争力,受产业结构影响,专注于劳动密集型产品(或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劳动密集型工序),劳动力价格常常人为地压低。

理顺要素价格是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抓手。只有理顺资源、能源的价格,才能用市场的手段降低我国单位GDP能源消耗、资源消耗,节能降耗,缓解我国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约束之间日益突出的矛盾,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式向集约式的转变。

三、如何理顺要素价格的政策建议

(一)正确处理好市场、企业和政府的主体功能作用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体是企业,而理顺要素价格则需要政府的引导。要坚持以市场为配置要素资源的主体,充分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加快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建立更有效的市场机制,竞争性的经营方式必然与完全市场价格兼容,使价格能充分通过市场博弈来决定。

政府要发挥“监管”的作用,狠抓节能减排,完善新建项目的节能环保评价制度,抑制“三高一低”的产业盲目扩张,引导企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政府要加大在公共服务、社会保障方面的投入,建立和维护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竞争环境,理顺生产要素的定价体系。打破垄断,逐步开放一些资源领域的准入许可,在严格审查资质的前提下,鼓励不同的资本所有者参与公平竞争。严格执行国家制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大力整治高污染行业和高污染企业。

(二)正确处理好价格改革和抑制通胀的关系

我国在资源及生产要素利用问题上一直表现得很矛盾,一方面能源紧缺,不断呼吁节约资源,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不断地拿出优惠政策(也是提供的资源)补贴外资,我们的能源又在被大量的消耗。从政策层面上看,政府在抑制通胀和资源价格改革之间处于两难境地,放松价格管制担心引起通胀,继续压制价格又担心牺牲了生产要素配置的效率。这种两难,反映了改革中长期和短期的问题,政策的矛盾会大大削弱政策的科学性。

正确的做法是把归于市场的还给市场,必须让价格能反映资源的真实价值和稀缺程度,不能靠价格管制来限制价格上涨的压力,不能人为扭曲价格信号。长痛不如短痛,如果要解决长期问题而进行价格改革、理顺生产要素价格,就不能担心引发通货膨胀而使价格改革半途而废。

(三)正确处理好价格改革与财税制度改革的关系

价格是市场调节手段,税收是政府调控方法,彼此配合才能实现有效管理。生产要素价格改革与财税体制改革密不可分,应综合配套进行。政府应回归其公共服务职能,进一步完善公共财政,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要素价格机制正常发挥作用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四)要抓住后国际金融危机的历史机遇,及时推进要素价格改革

我国经济刚刚走出国际金融危机阴影,资源供需矛盾比较缓和,国内CPI连续几个月低位运行,国际资源、能源价格大幅度回落,公众在媒体的引导下,对资源价格改革有了一定的心理预期,为生产要素价格改革提供了较为宽松的条件。自今年起,我国着力改善民生,通过改善收入分配增加居民财富,加大对低收入群众的帮扶救助力度,这将有助于提高公众对价格改革的承受能力。我国应该抓住这个历史机遇推进价格改革。

(五)要统筹考虑价格改革的社会影响,循序渐进推进要素价格改革

要素价格改革必然会引起较大范围内的价格变动,涉及不同企业、不同人群、不同地区的利益调整。是否保障和改善民生是要素价格改革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要让改革成本低、震动小、效果好,一方面要综合考虑宏观经济形势、市场供求情况、社会心理预期、企业及群众承受能力等因素,循序渐进地推进。另一方面,要通过各种制度设计,尽可能地避免、消化和疏导涨价带来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对低收入阶层和社会弱势群体的影响。比如,对生活与生产价格实行分步分类调整,实行梯度价格,对低收入群体给予一定补偿和救助等。要向老百姓真实透明地公开成本,明确清晰地说明涨价的理由和依据,从而让老百姓认识到涨价及幅度是应该和合理的,不是为垄断企业的高工资、高福利和高消耗埋单。只有这样,“理顺”才不会被当成涨价的托辞,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参考文献

[1]周宇,易靖.今年将提出调整收入分配对策[N].京华时报,2010-03-04

[2]林存有.自然资源价格扭曲的根源[N].开放导报,2008-08-07

价格战——企业之决胜要素 篇2

在丹麦的一个小镇上, 曾有这样一个牧师:他很想去温暖的西班牙旅游, 但苦于手头拮据, 久久不能成行。有一天, 他突然有了一个主意。在当地的小报上, 他打出了一个小小的广告:“低价去西班牙旅游, 寻找伙伴”。出乎他意料, 小小的广告竟然为他招来了两辆大巴的同行伙伴。他们自己租了两辆大巴, 自己联系了旅馆, 以比旅游公司便宜得多的花费实现了他们小小的梦想。作为这次旅游的组织者, 牧师不但没有赚到钱, 反而因为没有经验赔了本。但牧师却因为这次经历看到了一个巨大的市场:如果把一个本来是高收入“贵族”阶层才能享受的旅游平民化, 让普通老百姓也能支付得起, 这肯定是一个创建企业的突破点。

用这个简单的经验和思路, 这个牧师创办的企业后来成了丹麦最大的旅游公司之一。曾一度拥有几千辆大巴, 几十架飞机, 几万名员工, 自然他本人也在不太长的时间里从一个贫困的牧师成为亿万富翁。

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小城市里, 曾有一个生产羽绒和毛纺产品的小企业。虽然在这个传统领域里也赚到不少钱, 但始终看不到一个大发展的机会。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和分析, 他们决定完全放弃原来的传统行业, 集中力量和资源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微波炉。

这个产品当时还是个“贵族化”的产品:只有少数人认识到它的好处, 只有少数人付得起这个产品昂贵的价格或者愿意支付那么高的价格。而当时的主要生产厂家也乐于保持这样一种局面———虽然卖出去的数量有限, 但卖一台就能挣很多钱。

我们故事里的英雄则有一个相反的理念:把价格降下来, 让普通的老百姓也能用得起微波炉。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他们不惜牺牲眼前的利润, 压低自己的利润空间, 还利于消费者。用让同行目瞪口呆的“无敌价格”引发了市场上一连串的连锁反应:

低价格让媒体和消费者都不得不关注他们的产品。低价格导致销量上升, 而正是如此可以有比原来低得多的采购成本和生产成本。而成本降低又给这个厂家更大的降价空间。

诚然, 大家知道我说的是格兰仕, 它从1993年进入微波炉市场, 用我称之为“无敌价格”的战略, 三年后就成了中国微波炉的行业老大, 五年后成了世界第一。

这是两个不同行业、不同国家的例子, 但“无敌价格”战略, 却几乎可以在所有行业, 所有时空下运用。它的方法是以低价格打开或启动一个新市场, 把一个本来给为数有限的富裕阶层的产品“贫民化”。让从数量上几十倍、几百倍于“贵族”的老百姓也能享受过去只有高收入阶层才能享受的产品。

传统的思维方式通常教我们以过去的成本作为定价的基础。但从众多的例子中可以看出, 真正有效的定价方式是看目标客户愿意支付的价格, 然后再根据这个价格去降低自己的生产和流通的成本。传统的思维方式使我们像地主一样“囤积”利润, 而“无敌价格”战略的应用者则每时每刻都在想如何还利于民。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不断地降低价格是还利于民的最好方式。

2 消费者对“价格战”背后的担忧

是否降价后, 产品的质量就会失去信任?一些消费者认为, 打着打折或者促销的手段进行的产品买卖, 势必背后有其黑幕。他们认为或许是因为商品质量下降了, 商家们为了尽快销售完才会放弃自己的更大利益而追逐小利益。当然一分钱一分货, 消费者有这样的心理很正常。但是如果以价格战中有质量下降的现象出现而否定价格战, 显然有点以偏概全。因为我们看到, 在彩电、汽车、电脑、影碟机等行业, 价格在一年一年下调, 而产品质量却一年一年提高, 而且, 哪个行业价格竞争激烈, 哪个行业产品质量提升迅速。在价格战中, 无可厚非, 一些规模不大、经济不好、缺乏竞争力的企业或许会以降低质量为代价来赢取价格战的胜利, 但是大家都知道在市场竞争中, 降低质量犹如飞蛾扑火, 这样真正能够在价格战之中幸存的企业达到了他们的目的, 所以作为消费者们大可不必担心质量的问题, 放手去抢购吧。

3 价格战的真正赢家

到底谁是价格战背后的真正赢家?有人说, 是消费者。无疑, 感觉消费者有点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意思。等到商家们为了赢取价格战的胜利而相互在价格上出击, 不断降价, 然后消费者们趁机坐收渔翁之利。有人说是整个企业。“价格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推动行业自身发展, 甚至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价格战”会有利于企业效率和竞争力的提高, 促进企业发展。我国企业通过价格竞争认清自己的实力, 提高技术与服务, 实现优胜劣汰, 增强竞争力, 以促进自身的发展。所以价格战应该说是双赢的。

对于价格战, 无论是发起者还是参与者, 都应该根据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策略, 而不是盲目地降价或不降价。作为国内的企业, 要想走出“价格战”的重重困扰, 应该学会从国外企业应对价格战的实践中汲取经验, 更新市场观念, 创新企业的经营策略。要坚持不懈的提高企业产品品质, 创造优良产品, 打响名牌, 在市场上取得突破, 从根本上摆脱市场过度竞争的困扰。为企业赢得更多利益。

参考文献

[1]安同良, 杨羽云.易发生价格竞争的产业特征及企业策略[J].经济研究, 2002, (6) .

要素价格改革 篇3

从我国的实际看, 基于环境效益的经济增长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在特定的资源禀赋下, 能源消费结构的优化是个漫长的过程, 而能源领域的技术进步对进一步降低能耗强度的作用在短期内又难以显现, 因此能源效率的提高应更多地依靠能源、资本和劳动力价格杠杆的调控。本文试图从系统性的视角出发, 测量存在要素价格调节作用条件下, 三类要素价格对于我国能源效率的影响, 并通过比较差异性, 从要素视角分析我国节能减排的重点和关键。

一、要素价格对能源效率的影响机理

(一) 能源价格与能源效率

能源效率分为生产性能源效率和生活性能源效率两方面。生产性能源效率可以用能耗强度, 即单位产值的能源消费量衡量, 生活性能源效率用人均生活能源消费量度量。本文限于对前者的考察。

在实际经济运行中, 能源价格可以影响到很多变量, 这些变量会对能源效率产生反作用, 但是资本价格、劳动力价格和能源效率之间的中介变量相对较少。比如胡宗义、蔡文彬等 (2008) 提到, 提高能源价格在短期和长期均能显著降低中国的能源强度, 其原因是能源价格的提高优化了中国经济的产业结构。而研究资本价格 (利率) 和劳动力价格 (工资水平) 对产业结构作用的很少。国内学者对影响能源效率的因素也予以了广泛关注。比如张珍花、王鹏 (2008) 认为中国一次能源结构对能源效率有显著影响;张意翔、刘捷等 (2009) 则认为产业结构变化是2000年后我国能源效率下降的主要原因。魏楚、沈满洪 (2007) 研究了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政府财政支出比重、进出口所占比重、制度变量等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在诸多因素当中, 从要素价格角度研究能源效率的文献相对较少。

假定企业在完全竞争的要素市场上购买能源和资本, 在成本一定产出最大的约束下, 企业决定最优要素比例的条件是资本的边际产品比能源的边际产品等于资本的价格比能源价格, 那么若能源价格上升, 则资本价格上升或能源的边际产品增加。根据生产要素替代率递减规律, 减少能源投入量则可增加能源边际产品。因此, 在其他要素价格相对稳定的条件下, 能源价格的上升会引发能耗下降, 从而降低能源强度, 提高能源效率, 反之亦然。

(二) 资本价格、劳动力价格与能源效率

资本和劳动力价格对能源效率的作用比较复杂, 具体来说, 若资本价格上升, 其他要素价格相对稳定, 则资本的边际产品增加。资本边际产品增加有两种情形, 一是相对增加, 即当资本租用成本下降时, 资本边际产品相对增加;二是对于任意给定的资本投入, 产量水平越高则边际产量越高, 要提高产量水平, 则能耗增加, 能源效率下降。若企业在完全竞争的要素市场上购买能源和资本, 则能源效率下降。从这个角度出发, 资本和劳动力价格与能源效率呈反向关系。

索洛的新古典增长模型认为, 决定产出的主要生产要素是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 并且两种生产要素是可以替代的。在不考虑其他影响因素的条件下, 对于生产性企业而言, 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的必然使其会竭尽全力节约成本, 从而导致一种生产要素价格相对于其他要素价格的增加将导致企业以其他要素来替代这一要素。从这个角度出发, 又会产生两种结果:第一是假设劳动力价格上升, 则劳动力需求减少, 资本需求增加, 资本价格上升, 能源效率下降;其次是劳动力价格上升, 劳动力需求减少, 资本需求增加引发资本的投入增加, 资本边际产品下降, 最终使得能源效率提高。

二、实证与分析

(一) 变量的选择和预处理

本文所涉及的变量主要有要素价格、生产率、产业结构、能源效率。由于我国没有能源价格指数, 因此采用燃料、动力价格指数代替;资本价格 (即利率水平) 在我国具有很强的政策性特征, 而在宏观调控中发挥主要作用的也是政策性利率, 因此本文选择商业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作为资本价格的代理变量;劳动力价格 (即工资水平) 采用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报酬代替;能源效率通过总产出 (GDP) 与能源消费的比值计算得出。产业结构采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比值作为代理变量。

对于生产率而言, 利用索洛余值来表示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由于资本存量的估算方法有很多, 通过分析比较, 本文直接采用叶宗裕 (2010) 的测算结果, 并借助于Frontier4.1软件得出全要素生产率。

根据数据的可得性和有效性, 样本区间为1986~2008年, 三类要素价格数据均以1985年为基期, 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资讯行数据库”。相关变量的变动情况如图1所示。为便于比较, (图1) 中能源价格为原序列乘以100, 工资水平在原序列基础上除以100, 生产率和产业结构均在原序列基础上乘以10。

可以看出, 样本区间内我国能源效率、能源价格和工资水平呈持续上升趋势, 波幅很小;全要素生产率保持了稳定;实际利率水平呈不断下降的态势。从产业结构看, 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比值逐年下降, 表明第三产业在整个产业中的占比逐步提高, 产业结构不断优化。进一步关注要素价格与能源效率的变动关系, 可以发现:我国能源价格、劳动力价格与能源效率同向变动, 资本价格与能源效率呈反向变动。已有的理论分析也指出, 资本价格、劳动力价格与能源效率之间关系比较复杂, 实际经济运行中变量间所表现出的显在关系是多种效应综合作用的结果。本研究基于灰色模型的关联度计算得出的能源价格、工资水平、利率与能源效率之间的灰色关联度分别为0.5038, 0.5085和0.9032, 关联度均超过0.5, 说明三类要素价格与生产性能源效率的关系密切。

(二) 作用效力比较与分析

在对关联度进行简单分析的基础上, 利用Granger因果检验可以进一步考察要素价格与能源效率的远程关系。Granger因果检验是假定在包含了变量、过去信息的条件下, 若变量有助于解释的将来变化, 则认为其是变化的Granger原因, 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变量间统计意义上的因果关联。出于建模需要, 相关变量均取自然对数后进行单位根检验。本研究计算出的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显示, 能源价格与能源效率之间存在显著的Granger因果关系。能源价格是能源效率Granger原因的概率分别达到99.74%和95.73%, 而劳动力和资本的价格的变动对能源效率变动的解释能力不足, Granger因果关系不成立。

需要说明的是, Granger检验本身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且只能说明变量间的短期关系。此外, 实际经济运行中, 要素价格可能更多地通过影响其他变量对能源效率起调节作用。这种非直接性, 也有可能弱化其统计意义上的因果关联。

通过进一步构建综合模型 (此处略) , 可以剖析变量间更深层的关系。模型的总体结论为:

一是能源价格对能源效率有显著作用。在三类要素中, 能源价格对于能源效率的作用最为显著, 劳动力价格次之, 资本价格的作用非常弱。这表明, 实践中通过引导能源价格和工资水平的合理提高可以促进能源效率的提升, 而通过调节利率水平来引导能源效率是低效的。资本和劳动力价格对能源效率的作用是多种效应综合作用的结果, 其方向也比较复杂。

二是能源和劳动力之间具有替代性。能源效率对能源和劳动力价格弹性均为正值, 对资本价格的弹性为负, 这表明能源和劳动力之间具有一定的替代性, 且样本区间内这种替代性非常稳定, 而能源与资本之间不存在替代关系。这说明在我国的经济条件下, 若要提高能源效率, 降低能耗, 则需要减少能源投入, 减少的能源投入可以通过增加劳动力投入来替代。这意味着我国经济绝大多数仍为劳动密集型, 产业结构尚需优化。

三、结论与建议

(一) 推进我国节能工作的难度很大

能源效率的核心在于能耗, 最终可以归结到能源需求层面。根据经济学原理, 若一国产业的能源需求对于能源价格高度敏感, 则表明产业总体的节能潜力比较大;若其对能源价格不敏感, 价格弹性在“0-1”之间, 则其可以归于“必需品”之列, 则节能难度较大。从我们的研究结果看, 我国产业总体能源效率对于能源价格的敏感度均不高, 弹性在0.2左右, 能源价格变动通过影响产业结构进而影响能源效率的作用效力也在0.2左右。这从一个方面反映出, 在当前条件下若技术效率、产业结构等保持不变, 要实现保证总量增长的基础上节能具有较大难度。

(二) 亟待需要合理的能源价格体系

能源效率是否能提升, 取决于多种因素, 合理的价格体系是最有效的经济杠杆之一。在我国目前的经济条件下, 能源、劳动力、资本三类要素价格中, 能源价格对于能源效率的影响最为显著, 劳动力价格有一定的作用, 资本价格的作用微弱。也就是说, 生产性能源效率对于能源价格是富于弹性的, 因此, 通过能源价格的合理调整促进能源效率的提高是可行的。

由于能源的特殊性, 目前国家在能源价格上还存在很多垄断现象, 能源的市场价格过低, 难以引导高效利用和环境保护。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能源价格已有大幅提高, 但2000年以来的国际能源价格整体大幅提升, 又使我国能源价格明显低于国际价格水平。因此, 能源价格的市场化改革必将是以后节能减排的重要政策方向。只有对能源价格体系进行重大调整, 才能引导能源高消耗型增长方式实现转变, 在保证经济增长的同时提高环境效益。

(三) 建立相关的政策协调机制

提高能源效率的核心是减少能源消费, 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在我国以煤炭为主的特定的资源禀赋条件下, 能源消费结构的优化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提高能源效率的主要路径是减少能源消费, 即节能。实证研究结果表明, 在我国现有的条件下, 可以通过增加劳动力投入抵消由于减少能源消耗而造成的总量减少, 而资本投入难以替代能源的投入。从国外的研究来看, Bemdt与Wood (1975) 、Hudson与Jorgenson (1974) 认为能源与劳动是替代品, 而Griffin与Gregory (1976) 的结论是能源与资本是替代的;Ozatalay、Grubaugh与Long (1979) 也认为资本与能源从长期来看是很好的替代品。事实上, 产业优化和发展的趋势是产业逐步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化。我国的现实表明, 节能的主要着力点在于优化产业结构, 要使得资本与能源之间出现替代关系从而提高能源效率。Kambara (1992) 和Richard (1999) 也提到, 产业结构的变化, 尤其是工业与服务业以及工业轻重结构的变化, 是导致能耗强度变化的主要因素。从根本上讲, 这又回到了能源价格的市场化问题上。只有提高能源价格才能引导技术使用, 弱化长期以来形成的高能耗技术结构。从这个层面出发, 我们认为:从政策上讲, 节能减排不单是要探寻适合我国经济条件的能源价格改革逻辑路径和单纯的产业结构优化调整问题, 如何将两者结合起来, 实现政策层面的协调匹配才是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1]魏楚, 沈满洪.论能源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基于DEA的实证分析[J].管理世界, 2007, 8.

[2]张珍花, 王鹏.中国一次能源结构对能源效率的影响[J].统计与决策, 2008, 22.

[3]张意翔, 刘捷.我国能源效率变化趋势及调整政策[J].管理学报, 2009, 6.

[4]孔婷, 孙林岩.能源价格对制造业能源强度调节效应的实证研究[J].管理科学, 2008, 3.

[5]王军, 仲伟周.中国地区能源强度差异性研究[J].产业经济研究, 2009, 6.

[6]Jan Comillie, Samuel Fankhauser.The Ener-gy Intensity of Transition Countries.Energy Eco-nomics, 2006, 26.

[7]Birol F., Keppler J.H.Prices, technologyDevelopment and the Rebound Effect.Energy Policy, 2000, 28.

要素价格改革 篇4

在学术界, 研究服务业和工业要素价格扭曲的成果相对较少。而研究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性和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的文献却比较多。程大中 (2003) 研究了服务业的增长动力, 用资本-产出比这一指标来衡量工业化进程中资本深化的程度, 文章指出, 中国的服务业仍然处于资本积累和深化的过程, 资本替代劳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就业。徐长生、刘望辉 (2008) 指出, 正向扭曲和负向扭曲同时存在于劳动力市场上。要想改变这个现象就需要解决“强势资本, 弱势劳工”的问题, 保护处于弱势地位劳动者的权益, 使得经济发展和劳动力工资增长同步。总而言之, 给服务业创造和工业同等宽松的发展空间, 研究相应政策, 就显得尤为重要。

2 中国服务业发展现状

与世界上发达国家相比, 中国服务业发展落后很多。据世界银行统计, 近年来,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例在世界上高收入国家一般超过70%;中等收入国家的比例约60%;低收入国家通常约为45%。在同一时期我国的比例还不到45%。在中国服务行业从业人员占全社会工作者的比例, 2012年只有36.1%, 远低于发达国家的60%~75%, 甚至达不到发展中国家30%~45%的平均水平。我国第三产业发展滞后, 由此造成了第三产业吸纳就业容量大的优势得不到发挥。

国内外现状表明, 一个地区的服务业增幅与GDP的比例, 通常与服务业就业人数与全部就业人数的比例相等, 比如在发达国家和发展程度比较高的城市中, 两者的比例几乎趋于一致, 或者会出现服务业增幅比重略小于就业比重的情况, 这个时候就说明服务业充分实现了就业。然而, 近些年数据表明, 在我国两者的比例存在明显差异, 我国的服务业增幅的比例均大于服务业就业的占比。以2012年为例, 我国的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为45.6%, 但服务业就业占总就业人数的36.1%, 二者相差9.5%, 接近10%, 说明我国的服务业还有进一步吸纳就业的空间。

3 要素价格扭曲测度

3.1 测度方法及数据

本文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方法测量要素价格扭曲。具体方法是, 求出生产函数中要素的边际产出, 即要素应得报酬;然后比上要素实际报酬, 如果比值小于1, 说明要素应得小于要素实际所得, 要素价格被正向扭曲, 反之要素价格被负向扭曲。假设生产函数为如下形式:

(1) 总产出 (Y) 。本文产出水平的指标为产业增加值, 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3》。

(2) 对于物质资本存量K的估计, 本文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 它的基本公式为:

(3) 资本价格的估算。本文近似地按照一年期贷款平均利率 (%) 进行换算, 这借鉴了Hsieh和Klenow (2009) 的做法。

(4) 劳动力投入量 (L) 。

(5) 劳动力价格的估算。劳动力价格为应付工资总额除以全部职工人数。

3.2 测算结果

从表1可以看出, 总体上, 劳动力、资本存量以及总体扭曲程度均有增加;劳动的边际产出增长速度超过了工资增长速度, 因此劳动价格负向扭曲程度增加;资本的边际产出整体上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所以资本负向扭曲程度增加。我国服务业企业的要素边际产出高于要素价格, 都没有达到资源最优配置的条件。然而, 一个十分明显的特征就是劳动力边际产出与其价格的偏离程度要比资本边际产出与资本价格的偏离程度高得多。

劳动力的边际产出远远高于劳动力的价格这一事实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在未来的时间里, 服务业将成为吸收劳动力就业的主要渠道。因为按照要素报酬递减规律, 当要素的边际价格高于要素价格时, 企业就可以更多地使用该要素, 直到要素价格等于其边际产出为止。

从表2可以看出, 劳动力、资本和总体扭曲程度都明显增加;资本的边际产出逐渐增加, 但利率是稳定的, 所以资本负向价格扭曲程度增加, 劳动的边际产出增长速度快于工资, 所以劳动力负向扭曲程度增加。

资本价格扭曲大于劳动力价格扭曲, 因为相对于劳动力市场, 资本市场的市场化改革较为滞后。这表明劳动力市场经历了市场化改革以后, 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已经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在经济学中, 市场通常被看作是具有完美信号作用的理想模型, 它的供求机制和价格决定机制被认为是完善的。然而在经济运行过程中, 市场会出现一些阻碍信息和其他信号传导的因素, 使现实和理想模型之间产生一定的偏差, 我们称之为扭曲。扭曲的来源是多方面的, 可能是政策、制度, 也可能是行业壁垒等因素。在研究中, 通常假设劳动力之间摩擦为0, 即劳动力可以在不同的生产部门间自由流动。但是实际上, 由于制度因素和历史遗留问题等因素, 形成了行业壁垒、行业垄断, 由此导致了我国要素市场一体化不完全。因此, 我们可以通过要素市场上不同部门要素价格扭曲差异来衡量要素市场的扭曲程度。

当时说明制造业部门要素价格扭曲程度高于服务业部门, 制造业部门存在要素价格扭曲;当=1时, 说明两部门间不存在摩擦和扭曲, 劳动力可以在两部门间自由转移;当>1时, 说明服务业部门的要素价格扭曲程度高于制造业部门, 服务业部门存在要素价格扭曲。

4 结论及成因分析

服务部门和制造部门要素之间确实存在市场价格扭曲。根据模型和分析结果, 如表3所示, 我们可以看到, 在服务业和制造业要素之间的市场价格存在相对明显的扭曲, 2006年后要素价格市场存在倾向服务业部门的扭曲, 2007年扭曲程度为1.1169。数据表明工业部门更偏好投入物质, 而不是投入技术, 这样造成了企业低附加值、高能耗的粗放经营模式, 导致产业结构低级化。

传统的工业化战略布局导致的“工业偏向”也是造成要素价格扭曲差异的因素。早先研究经济增长的学者认为, 经济增长取决于投资, 并且早先的研究人员又把工业化定义为“资本化”, 即“在一定的生产过程中扩大资本并提高资本的利用率”。尤其是“欠发达地区的初始阶段, 经济发展的要点是必须考虑要素的投入特别是资本的积累来实现, 欠发达地区赶超发达区域的关键是要看其有没有足够的资本投入和资本积累, 以及由此引起的人力资本积累和科技进步”。在这些理论的影响下, 产业政策更倾向于工业发展, 服务产业的发展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被重视, 服务业发展缺乏相应的政策优惠, 由此加剧的重视工业而轻视商业的现象更加严重。

如果要素不能完全进入市场, 各级地方政府和各行政部门仍然掌管生产要素, 那么企业面临的市场必然是不完整的。工业企业可以获得很好的生产条件, 享有更多的优惠政策, 面临的成本压力也比服务业企业小。只有生产要素完全进入市场, 市场机制才能充分发挥作用, 才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生产要素价格的扭曲从倾向于工业部门到倾向于服务业部门说明了消除价格差异对于服务业有一定的困难, 除了内部制度的原因, 生产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不完全也是实现这种转向的助力器。

5 政策建议

扶持服务业发展, 积极推动统一劳动力市场建设。对于服务业和制造业劳动力市场中存在的要素价格扭曲, 政府应推动劳动力市场一体化, 消除阻碍劳动力跨部门流动的制度障碍, 实现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因为当前的工业项目的乘数效应和经济增长规模效应显著, 近年来, 全国各地重工业建设项目的投资热情非常高, 相对较少关注服务项目。制造业在制度上也更受到国家的关注和支持, 投资和建设制造业项目的力度也更大。统一劳动力市场建设将有效地促进服务业更好更快地发展, 以实现劳动力、商品、服务和资本的自由流动, 并为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造积极条件。

打破垄断, 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保证改革规范有序进行。服务业中部分部门基本属于计划经济的模式, 具有行业垄断的特点, 不仅排斥、阻碍外部民间资本的进入, 也不利于积极创造就业机会, 同时也加重了政府的负担, 这些行业是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 不打破这种垄断地位, 服务贸易的蓬勃发展和公平竞争将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也创造不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加快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是解决服务业和工业发展中存在要素价格扭曲差异问题的根本方法。三十几年的改革开放, 我们的市场结构还存在一些不平衡:商品市场相对发达, 但市场管制仍然严重。个人的资源产品价格没有放开, 主要是市场规则在发挥作用;另外, 包括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信息市场远未实现自由流动, 并非平等交换、公平竞争。这既是非效率的, 也是不公平的。因此, 推动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就显得尤为重要。

摘要：中国的服务行业已经进入了迅速发展时期, 产业比重不断提高,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提升。服务业成为社会重要的稳定器和吸纳最多就业人口的容器。然而, 在服务业的发展过程中, 和工业相比, 两者存在明显的生产要素价格差异, 这成为限制服务行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从要素价格扭曲在服务行业和工业之间的差异这一视角入手, 分析差异产生的原因, 提出推动中国服务业发展,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要素价格扭曲,服务业,差异

参考文献

[1]张军, 章元.对中国资本存量K的再估计[J].经济研究, 2003 (7) .

[2]盛仕斌, 徐海.要素价格扭曲的就业效应研究[J].经济研究, 1999 (5) .

[3]Hsieh, C.T., and P., Klenow.Misallocation and Manufacturing TFP in China and India[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9, 124 (4) .

[4]史晋川, 赵子芳.所有制约束与要素价格扭曲——基于中国工业行业数据的实证分析[J].统计研究, 2007 (6) .

[5]何德旭, 等.中国服务业就业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财贸经济, 2009 (8) .

[6]程大中.中国服务业的增长与技术进步[J].世界经济, 2003 (7) .

要素价格改革 篇5

对大宗商品定价机理、定价模型的探索是大宗商品相关研究、应用的基础与核心。

一方面，众多研究结果显示我国的金属、农产品期货价格明显受制于国际期货市场，国际期货市场对国内期货市场有显著的溢出效应，其信息传递会在第二日到达国内市场[1]。并且，国际期货价格对国内期货价格的引导作用更强、影响更大[2,3]。张燕和童行伟[2]的研究表明，郑州白糖期货价格受到纽约白糖期货的影响作用；戴毓等[3]研究发现：国际燃料油期货市场的价格变动对国内燃料油期货价格变动具有单向的滞后引导作用。

另一方面，相关研究表明[1]：国内外多种商品期货市场均存在明显的跳跃特征（铜、铝、大豆、豆粕、小麦），但国内讨论跳跃特征下期货定价的研究较少，分析国际期货市场价格对国内价格影响的定价模型更为罕见。危慧惠等运用随机贴现因子建立了不完全市场下现货价格具有跳跃特征的期货定价模型[4]。姚慧和范龙振[5]将跳跃现象引入均值反转模型和几何布朗运动模型，推导出了单因素的跳跃扩散模型。闫伟等[6]建立了考虑汇率波动的具有跳跃特征的三因素（现货价格、便利收益、随机汇率）商品期货定价模型。

现有研究充分表明我国的商品期货价格变化受到国际商品期货市场的影响，且存在明显的跳跃特征[1,4,5]。因此，本文要研究的问题是：在国际商品期货价格影响下，存在跳跃特征的国内商品期货的定价方法。

商品期货定价的经典方法，一种是Brennan和Schwartz[7]创立的现货价格与期货价格动态对冲的无套利定价方法。另一种是Schwartz和Smith[8]的风险中性定价方法，将现货价格的波动分解为两个不可观测因素：长期均衡价格与对长期均衡价格的短期偏离，假定它们分别服从几何布朗运动和均值为零的均值回复过程，推导出期货价格的解析解。特别地，Lucia和Schwartz[9]通过引入预期因素把双因素模型[7]与电力期货价格的季节性变化特征结合起来，为本研究提供了启示。

至于跳跃特征下的定价，Duffie和Kan[10]在研究利率定价时提出了带有跳跃的仿射期限结构模型，Duffie等[11]推导出有跳跃的仿射期限结构模型下计算衍生品价格的通用转换公式。Villaplana[12]运用Duffie等的转换公式，将Schwartz与Smith[8]、Lucia和Schwartz[9]的双因素模型扩展到有跳跃的情形。

前述模型都是针对单一商品建立定价模型。为了揭示多个商品间由于共同影响因素的存在而导致的相关，Cortazar等[13]建立了同时为多商品定价的模型，并成功应用于高相关性的多种商品（WTI原油和Brent原油）。Cortazar和Eterovic[14]修正了Cortazar等[13]的定价模型，为低相关商品（铜与银期货）建立了多商品定价模型。

既往相关商品期货定价模型的不足在于：未能体现我国商品期货市场作为新兴市场的本质特征：定价受到国际商品期货市场的影响。本文的主要特色是借鉴Lucia和Schwartz[9]的思想引入预期因素，借鉴Duffie[11]等的转换公式和Villaplana模型[12]，把国际商品期货价格引入风险中性定价模型，建立了国际期货价格影响下我国商品期货的定价模型，并进行实证分析。作者尚未发现国内外有类似研究成果。

2 国内商品期货的典型特征与动态建模

图1为我国与LME铜期货价格指数（分别表示为SHFECU,LMECU）在相对坐标系下的价格走势图(1)，纵坐标为日期（2010年1月4日至2013年1月18日）。从长期来看，国内外铜期货价格具有紧密的联系、大致相同的走势。

国内商品期货的典型特征：一方面，从长期来看，国际商品期货价格对我国商品期货价格有显著的影响；我国的商品期货价格并不是完全跟随国际期货的价格变化，它受国内供需基本面、国家政策调控及突发事件等的影响，与国际期货价格的变动可能有短期偏离（见图1）；另一方面，我国商品市场还可能具有跳跃特征，是引起短期价格波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它纳入价格的短期偏离部分。

综合上述分析，本文的核心研究假设是：影响我国商品价格波动的因素分为两大类：可观测因素与不可观测因素，可观测因素是国际商品期货价格（记为yt），不可观测因素为短期偏离（记为χt），跳跃特征包含在短期偏离中。

记St为t时刻国内商品的现货价格，假定它分解为两个部分：国际商品期货价格影响ωyt与短期偏离χt，即

假定短期偏离价格χt遵循带跳跃的均值回复过程，国际商品期货价格yt遵循算术布朗运动，在风险中性条件下，建立国内商品现货价格的二因素动态模型（1):

其中，ω是度量国际商品期货价格影响大小的系数，λ表示跳跃强度，J表示跳跃幅度，J～N（μJ，σJ2），κ为均值回复系数，σχ、σy分别是χt、yt的扩散系数，φχ、φy分别是与χt、yt相关的风险的市场价格。

模型（1）的经济含义是：国内商品现货价格波动的根源是国际商品期货价格（yt）与短期偏离（χt），并且，国际商品期货价格（yt）呈具有线性趋势的随机波动（算术布朗运动），国内商品的现货价格围绕国际商品期货价格呈具有均值反转、跳跃特征的随机波动。

模型（1）是反映上述核心研究假设（特定预期）的二因素动态模型。为了与前人研究比较，一般地，还可以建立包容上述核心研究假设的关于国内商品现货价格的广义模型：三因素动态模型（2）。

模型（2）的经济含义是：由三个因素决定国内商品价格的波动：国际商品期货价格的影响、不可观测的长期因素的影响（ξt）与短期偏离（χt）；并且，国际商品期货价格与不可观测的长期因素均呈具有线性趋势的随机波动，国内商品的现货价格围绕国际商品期货价格与不可观测的长期因素呈具有均值反转、跳跃特征的随机波动。

与模型（1）相比，模型（2）的弊端在于引入不可观测的长期因素，不仅需要估计更多的参数，更需对国际商品期货价格与不可观测长期因素的相互关系作出合理说明和假定（需要对不可观测长期因素的本质进行经济分析）。故本文仅对模型（1）展开定价与实证分析，对模型（2）的定价与实证分析将在后续研究中进行。

3 国内商品期货的典型特征与期货定价方法

假定模型（1）对应的预期是理性的，假定上述预期是完全信息（市场上所有的参与者都知道），在风险中性条件下，期货价格是未来现货价格的无偏估计：

因此，到期日为T的期货合约在t时刻的价格是：

假定利率为已知常数（不考虑利率变化的影响），利率以r表示，则

借鉴Villaplana[12]的方法，推导出国际期货价格影响下国内商品期货风险中性定价公式（6）。

式（6）揭示出国内期货的理论价格（F(t,T,St））与国际期货价格（yt）具有线性关系，这一结果源于核心假定（参见式（1）及其相关说明）。显然，式（1）仅仅考虑了国际期货价格对国内价格的即期的、线性的影响。

类似地，改变式（1）中的现货价格分解，可以相应推导国内期货的理论价格，实证分析国际期货价格对国内价格滞后K期的、非线性的影响。

从风险防范的角度出发，在本文的实证分析中，假定国内商品的现货价格受上期国际商品期货价格的影响，即St=ωyt-1+χt，式（6）有相应改变。

显然，尽管国际商品期货价格对我国商品价格有显著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的量化关系是时变的、具有不确定性。不同的投资者对此可能有不同的预期，因而建立不同的定价模型。

由于上述影响关系的不确定性、由于不完全信息的存在，异质性预期在所难免。一般地，对于这种不完全市场（例如模型（2）），上述基于特定预期的风险中性定价公式可能不是未来现货价格的无偏估计[4]，建议采用风险补偿定价方法，见式（7），其中，P(t,T）表示风险补偿。

4 对风险中性期货定价模型的实证分析

实证分析选取三个有代表性的品种：上海期货交易所铜期货（Cu）、郑州商品交易所棉花期货（CF）和大连商品交易所豆粕期货（m）。我国棉花期货的发展非常迅速，品种活跃度非常高，上榜美国期货业协会统计的全球最受欢迎农产品期货之一，大连商品交易所的豆粕期货交易量位居2012年商品期货交易量首位，上海铜期货在全球金属期货交易量中排名第三(1)。每个品种分别选取3个合约，各合约在时间上具有连续性（2010年1月至2013年1月）。铜期货合约选取Cu1101、Cu1201、Cu1301，豆粕期货合约选取m1101、m1201、m1301，棉花期货合约选取CF1101、CF1201、CF1301。选取交易日收盘价，国内数据来源为各交易所网站，国外期货数据取自文华财经交易软件。

根据广义Ito公式，得到期货定价公式的动态模型如下：

由于采用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假定每天发生跳跃的次数至多为1，则期货定价公式离散化的最终形式如下：

参数估计选用WinBUGS软件和R软件编程实现。估计时，各参数的先验分布参考国内外相关文献中的设定方法[5,12]，使用一条链运行15000次后，所有的参数都是收敛的。截掉前面的10000个随机样本，使用后面5000个随机抽取的样本。

模型（1）对铜期货各合约的参数估计结果见表1，表2是运用Villaplana[12]模型进行参数估计的结果。其中，λ表示跳跃强度；μJ表示跳跃幅度的均值，即向上跳跃的幅度（为正值）和向下跳跃幅度（为负值）的平均值；σJ的大小体现跳跃幅度的波动范围。

两个定价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既有相同之处，又有本质区别。

相同之处在于用两种模型估计出的与跳跃特征相关的参数λ、μJ、σJ的结果都很显著，充分说明我国铜期货价格有明显的跳跃现象。另外，相关系数ρ的估计结果均接近于零，是作者有意选择正交的偏离因子所致。κ的值都非常小，因为使用的是日数据，故均值回复的特征难以体现。

两个模型本质区别是本模型中有国际期货价格的影响，其影响系数ω的估计值非常显著。由σy和ω的估计值可知LME铜价对于我国期铜价格变化的影响非常显著。以Cu101合约为例，LME铜价影响系数ω的值为1.7088，表示LME铜价每上涨1美元/吨，隔天我国铜期货价格会上涨1.7088元/吨。另外，LME铜价的扩散系数σy与Villaplana模型中长期均衡价格的扩散系数σξ相比有较大差异。σξ的估计值比较小，且三个合约之间无显著差异。

按照Villaplana[12]模型，我国铜期货价格波动的根源是不可观测因子造成的（长期均衡价格及其偏离），依据本模型，我国铜期货价格的波动、跳跃的一个重要根源是LME铜价（滞后1期），LME铜价是可观测的，本模型及其实证结果有利于铜相关企业的风险防范和对冲。

依据模型的期货价格变化公式（9）并结合参数估计结果，LME铜价和跳跃特征同时影响我国铜期货价格的变化。对于Villaplana模型，跳跃成分、长期均衡价格、短期偏离影响我国铜期货的价格变化（对豆粕期货、棉花期货的实证结果与上述结论基本一致，篇幅所限，从略）。

5 结语

国内期货市场定价受制于国际期货市场价格的影响是新兴市场有别于国际商品期货市场的突出特征，本文为我国商品期货定价研究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本文借鉴Lucia和Schwartz[9]的思想和Villaplana模型[12]，建立了国际期货价格影响下国内商品期货定价的一个模型。

该模型的主要特点：一是能够反映国际商品期货价格对我国商品期货定价的影响；二是能反映我国商品期货市场的跳跃特征。

相较于Villaplana模型[12]，本模型的主要优势是：(1)国际商品期货价格的引入符合我国商品期货市场价格变化的特点。(2)实证结果表明，LME期货价格的影响系数ω和扩散系数σy的估计结果非常显著。

要素价格改革 篇6

近年来,我国消费率偏持续下降的事实已经成为阻碍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成为国内外众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导致我国消费率下降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在收入分配影响消费率的观点中,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被认为是导致我国消费率下降的主要因素(Kuijs和Louis,2005;Aziz和Gui,2007;宋国青,2009;方福前,2011;李文溥和李静,2012;汪伟、郭新强和艾春荣,2013;王宋涛,2014),此类观点基于绝对收入假说、新古典增长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通过构建不同的宏观消费函数,并运用多种计量方法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最终消费率与劳动收入份额确实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是导致我国内需不足的主要原因。丁建勋(2015)提出,要素价格扭曲是消费率下降的深层次原因,但并未给出明确的实证分析。本文试图弥补之前文献的不足之处,提出资本--劳动要素价格扭曲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进而导致消费率下降的观点。

二、理论模型

1、关于消费率与劳动份额关系的公式推导

假设生产函数为CD生产函数,并满足规模报酬不变的性质:

其中,Y、K和L分别是产出、资本和劳动;A>0是效率参数;0<α<1是资本产出弹性,0<β<1是劳动产出弹性。假设社会总消费C取决于总收入Y,Y包括劳动收入w L和资本收入r K,且假设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不同,分别为βL和βK。一般设定为0<βK<βL<1,根据欧拉定理Y=w L+r K,故社会总消费函数为:

将(2)式两边同时除以Y,整理得:

由(3)式我们可以知道,消费率c与劳动份额是正相关关系。

2、关于消费率与要素价格扭曲度关系的公式推导

根据估计出的要素弹性生产函数,可以得到α和β的估计值,进一步可以计算出每种要素的边际产出。

假设劳动和资本实际价格分别为w和r,要素的实际价格与其边际产出之间的比值为要素的绝对扭曲程度。Dis K和Dis L是度量劳动和资本两种生产要素绝对扭曲程度的指标,资本-劳动相对扭曲度为Dis KL,则有:

如果Dis KL的值为1,则说明不同要素的相对价格是合理的,否则说明其相对价格是扭曲的。

联立(4)(5)(6),整理得:

根据CD函数,我们可以得到关于劳动份额的关系式:

假设市场处于完全竞争状态,那么,要素的边际产出即为其价格,根据以上可得:

将(9)带入(3),整理可得:

由此,我们得到了消费率与要素相对扭曲度之间的关系,具体分析我们安排在下一部分进行阐述。

三、实证分析

1、关于资本—劳动价格相对扭曲度的测算

本文选定资本的实际价格是以每年度6个月到1年期企业贷款基准利率的平均值作为衡量标准,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图1是根据以上测算结果绘制的趋势图,可以看到:1978—2014年期间,资本—劳动要素的价格一直存在相对负向扭曲,但总体扭曲程度是呈现下降趋势。

2、消费率与劳动份额关系的实证分析

运用1978-201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来检验消费率与劳动份额的关系。为了增加模型的准确性,我们还加入了一些其他影响消费率的因素,建立如下计量模型:

其中,ct为第t年的消费率,是第t年的劳动份额,εt是随机误差项,Xt是一组其他影响变量,包括:St是第t年社会总抚养比;dt是第t年农村居民纯收入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值,用来衡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gt表示第t年政府民生性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民生性财政支出口径参见陈思霞和卢盛峰(2014),包括教育、医疗卫生、科技等。实证研究中所有数据来源于《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和《中国统计年鉴》,得到OLS回归结果如表2。

从表2可以看到,劳动收入份额、社会总抚养比、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以及民生性财政支出比重对消费率的影响十分明显。首先,劳动份额的系数为正,并且在1%的显著水平上显著。也就是说,消费率与劳动份额是正相关的。对中国经济的近期实证研究(李稻葵等,2009;罗长远等,2009)显示:经济发展水平与劳动收人份额呈现“U型关系”,且中国目前还处于下行的区间上。另外,偏向资本密集型重工业化的经济结构,意味着总体的技术进步是偏向资本的,因此劳动报酬比重也会更低。

其次,社会总抚养比的系数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社会总抚养比与消费率是正相关的,提高社会总抚养比可能会提升消费率。居民城乡收入差距的系数为负,也在1%的显著水平上显著,说明城乡收入差距对消费率的影响是负向的,收入差距越大,消费率越低。

最后,民生性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的系数为正,且在1%的显著水平上显著,说明政府的相关财政支出能够有效的提高消费率。

3、要素价格扭曲度与消费率的实证分析

我们利用上文测算出的1978—2014年我国的要素价格扭曲度作为对资本-劳动价格的相对扭曲(即)的测度,来检验要素价格扭曲与消费率之间的关系。同样,为了增加模型的准确性,我们也加入一些其他影响消费率的因素,建立如下计量模型:

其中变量所包含内容同样与2中一致,实证中所有数据同样来源于《新中国统计资料60年汇编》和《中国统计年鉴》,且为了估计结果便于观察,我们将社会总抚养比这个变量先去掉后重新进行估计,结果如表3。

从表3我们可以看出,要素扭曲度与城乡收入差距、民生性财政支出占GDP比重对消费率的影响都十分明显。其中,主要变量—资本-劳动价格相对扭曲度与消费率是正相关关系,且在1%的显著水平上显著。即我们用来测度扭曲程度的下降,意味着r是下降的(假定w不变),而劳动份额是下降的,c也是下降的,也就是说,消费率与劳动份额、资本价格有关。过度压低资本价格,导致劳动份额下降、消费率下降,其传导机制为:要素价格扭曲→资本深化→劳动份额下降→消费率下降。

四、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针对以上的分析论证,本文将提出以下建议来改善劳动收入份额,从而提高消费率。

深化市场化改革,纠正要素价格扭曲。由于我国的特殊经济体制和经济状况,政府干预市场的现象较为严重,因而造成了市场竞争有效性不足,进而产生了要素价格扭曲的现象。近年来,随着改革的深入,市场化进程加快,要素市场有望排除市场外干扰,依靠“无形的手”来调节市场供需,纠正要素市场价格扭曲。但就前文实证结果来看,市场化改革的道路依然漫长。

在资本方面,政府应该加快金融改革,改变金融部门尤其是银行业等融资机构对所有制经济的歧视,避免因所有制形式等非合理因素所造成的信贷约束,均衡金融资源配置,实施同样有利于其他非国有制经济体优惠政策等;在劳动力方面,加强国有制经济的转型,打破“铁饭碗”的工作制度,提高国有制经济的科学管理,避免因所有制形式等非合理因素所带来的劳动力价格偏离市场竞争价格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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