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权文化

2024-07-04

父权文化（精选9篇）

父权文化篇1

1父权社会下的女性

父权文化下的女性是受压迫和歧视的, 女性的地位很低。女人只是男人用来彰显自己财产和荣耀的附属品, 男人征服欲望的活靶。在文本中女性属于服从地位。女人的身价, 由男人谈论, 由男人定夺, 最后供男人买卖, 文本中阿库埃基的新娘身价最后被定为二十袋玛瑙。 (阿契贝, 2014:84) 由于更强调延续世系的血统和继承的规则, 导致更关注他们世系的血缘性延承, 因此更加看重妇女的生殖力。 (赵一凡等, 2006:367) 女人也就被限制在生育领域, 奥康科的妻子埃喀维菲就生过十个孩子, 生育子女被定为是一个女人最大的光荣。男权社会背景下的女性被认为天生低劣, 丈夫对家庭拥有绝对控制权, 妻子只是附属于丈夫的一项财产, 被限制为执行传宗接代和照料家庭的工具。因此男性轻视女性, 以高压政策掌管家族事务。奥康科经常对妻子斥责打骂, 以彰显男子威风。虽然有一个相貌出众、精明能干的女儿伊珍玛, 但在他看来, 无论女儿多优秀, 终回归到奥康科的独白“她要是个男孩该多好啊。”女儿终归要嫁人, 嫁人后就只是男人的财产, 对丈夫要言听计从、百依百顺, 终究也逃不出被男人掌控的地位。生物意义上的双系传承中的母系链条被斩断。男人是一家之主, 妻子们要听从他的命令, 一个孩子属于他的父亲及其家族, 而不属于他的母亲及她的家族。奥康科以严厉的手段管理家人, 尤其是他的三个妻子, 只能服从, 绝不容许反抗。在奥康科把伊克美弗纳交给他的第一个妻子时, 他命令“他是属于全氏族的, 好好看着他。”“他要住很久吗?”她问。“照我的吩咐去做, 女人。”他的妻子再也不敢多问什么。女人属于绝对的服从和被支配的地位。奥康科被他最年轻的妻子激怒过, 仅仅只是因为她到朋友家里做头发, 没及时赶回来做晚餐。他的妻子一回来, 他便狠狠地揍了她一顿。父权社会下的男人对女人犯的错误为零容忍度, 文本中奥康科的第二个妻子砍了几片芭蕉叶, 他结结实实打了她一顿。女人没有地位没有发言权, 他的妻子咕哝了一句关于奥康科从来打不中枪之类的话, 差点被这个被激怒的男人用枪打死。

2父权社会中的男性

父权文化 (或父权制) 是早期人类专有名词, 意指氏族公社时期, 人类社会由母系氏族公社转向父系氏族公社时产生的以父权为中心的氏族组织和文化结构。 (赵一凡等, 2006:367) 父权制是由父系制、父居制和父姓制为基本纽带构成。在男权社会中, 男人享有生活的起点, 也就是从父亲那里继承财产和荣耀。男人可以传承粮仓和男人的技术活, 文本描述这种继承细致到了文化节日的参与, 氏族的任何节日只有男人有权参与。当奥康科最喜欢的女儿伊金玛要去参观摔跤会之前, 要求父亲“我可以给你拿凳子去吗?”奥康科拒绝道“不, 那是男孩子干的事 (阿契贝, 2014:52) 。”奥康科的名声是自己挣来的, 他的名声就像灌木丛里的野火遇到哈麦丹风似的越来越盛。他长得魁梧结实, 两道大浓眉和宽宽的鼻梁让他显得面容严峻。他精力旺盛, 走路时脚后跟几乎不沾地, 仿佛脚底踩着弹簧。他勤劳、勇敢、不怕见血、善于战斗、摔跤等;年纪轻轻就已经在九个村子闻名遐迩, 两个粮仓装满木薯, 拥有三个妻子, 两个头衔, 是一个富裕的农民。与其性格恰恰相反的, 在奥康科看来是女人的父亲——乌诺卡, 直到去世时什么头衔也没有, 乌卡诺一辈子懒散挥霍, 鼠目寸光, 一事无成;他个子很高, 但很瘦, 背有点驼, 总是一副愁眉苦脸、憔悴不堪的样子, 平时的爱好就吹吹笛子;他实在是一个胆小鬼, 见不得流血的惨状。奥康科辛勤劳作, 但他第一批种下木薯时遇上干旱, 收成不好, 面对如葬礼般悲伤的收获季节, 他没有绝望和沉沦, 像一个刚强的武士、一只不屈的雄狮, 始终以一颗骄傲不挠的心承受所有, 用自己的勤劳和成就从极端贫困和不幸中上升为氏族首领之一。奥康科除了愤怒以外, 从不公开流露任何感情, 在他的观念里, 表现爱意是女人的标志、是软弱的标志, 只有力量才值得表现。劳动分工是人类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 也是父权社会的派生制度。在等级分明的父权社会里, 劳动的分工几乎总是伴随着一些工作比另一些工作更有价值的贵贱划分。 (赵一凡等, 2006:367) 播种季节, 奥康科每天都在他的地里干活, 从鸡鸣到小鸡回窝。他只种木薯, 付出心血, 悉心照料。因为木薯是庄稼之王, 是男子汉的庄稼。而如可可、豆子之类的是女人的庄稼。奥康科传授儿子种木薯的技术, 这门劳动技术作为男人标志延承给儿子。女人被限制在限定的范围内从事零碎的劳动。男性主宰、女性服从和男性优越、女性低劣的范式显然是一个精心制作的结果而非自然的秩序。在氏族所分的等级中, 最高级别的位置是男人;乌姆奥菲亚九个村子的居民, 分别是氏族始祖奥菲亚九个儿子的后代。凶森林所代表的村子叫乌姆埃鲁, 意思是埃鲁的孩子, 埃鲁是九个儿子中的长子。文本中无不或隐或现地具有男性支配范式的特点, 奥康科的家主地位一望便知。一片由红土墙环绕的大院子, 墙上唯一的大门后面紧贴着奥康科的正屋, 三个妻子各有自己的茅屋, 在正屋后面围成一个半月形, 明显地划分了等级。只有男人才被允许获得头衔, 继而成为氏族首领。在布置祖先的灵房时, 女人从未见过房屋的内部, 她们擦洗和绘制外墙的工作也只能在男人的监督下进行。

3极力维护父权社会

奥康科在整部文本中极力维护自己的父系权威, 保持父亲和男人的形象。每次想到父亲的软弱和失败而感到苦恼时, 他便集中精力去想自己的坚强和成就来驱散沮丧。当养了三年的伊克美弗纳喊着“爸爸, 他们杀了我!”向他跑来时, 奥康科拔出砍刀, 一下把他砍倒在地。他的目的只有一个——避免别人说他软弱。对父权社会的极力维护心理, 在奥康科发誓要为乌姆奥菲亚向白人战斗时极为强烈, 他要挺身而出, 维护氏族;他要为自己报仇, 维护自己, 并在奥康科利刃出鞘杀了白人领头差吏时达到了高潮。当然父权文化也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保证, 尤其在农耕为主的社会环境下, 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奥康科希望自己的儿子能继承好种木薯的复杂技术, 为的是他将来能有填满的粮仓, 提供丰富的物质给家人和祖先。在父权社会背景下, 其派生的文化价值系统便不能不以维护父权制为目的。其中含有明显的“厌女”成分。奥康科知道了“阿格把拉”不仅是对女人的别称, 也可以指一个没有头衔的男人。因此, 奥康科受到一种感情的支配, 他父亲乌卡诺爱好的一切, 他都通恨, 其中之一就是温和, 另一种是懒惰。在氏族中, 对于没有获得过头衔的人, 奥康科轻蔑地称之为“女人”。奥康科的“厌女”情结是暴露无遗的, 听到儿子在抱怨女人麻烦的时候, 他总是很高兴, 因为这表示他以后一定能掌控家里的女人。在氏族里, 无论男人怎样富足, 如果掌控不了自己的女人和孩子 (特别是女人) , 那他就算不上男子汉。阿契贝匠心独运, 用奥康科的内心独白将这种“厌女”情绪放大化, 也就是在他杀了伊克美弗纳后, 由于恐惧, 奥康科问自己“什么时候变成一个爱打哆嗦的老太婆了?你在战场上杀五个人, 为什么再加上一个孩子就崩溃了?奥康科, 你真变成一个娘儿们了。”当男人情绪上出现负面, 品质上出现缺点之时, 这些负面与缺点被男人下意识地嫁祸给女人。又如在奥康科的枪走火, 误杀了同族人之时, 被认为这种错误被列为犯的是女性的罪行, 因为这次犯罪是疏忽大意所致, 被男人下意识地认为只有女人才会犯。奥康科把来部落里的传教士视作女人, 在他的儿子恩沃依埃加入传教士以后, 他告诫他的孩子“如果你们之中有谁愿意做女人, 那就趁我还活着的时候走恩沃依埃的路吧, 我可以诅咒你们。如果在我死后背叛我, 那我就要来找你们, 拧断你们的脖子。”而在奥康科心中, 喜欢女儿伊珍玛, 并不是因为她本质上的女人特征, 而是因为她具有被奥康科视为男孩该有的品质。

4结语

英国传教士的进入, 使得氏族瓦解了, 奥康科为整个氏族痛心, 为一向乌姆奥菲亚勇敢善战的男人们感到沮丧, 族人莫名其妙地变得像女人一样软弱了。奥康科的死, 暗示着以奥康科为典型的乌姆奥菲亚父权社会彻底瓦解了。奥康科一生极力维护的父权社会在他上吊之后瓦解了。

摘要：《瓦解》是尼日利亚裔美国作家钦努阿?阿契贝的代表作, 尼日利亚四部曲的第一部, 其中主人公奥康科深受父权社会的影响, 一生致力于做一个男子汉, 避免成为像他的父亲那样软弱如女人的人。阿契贝以奥康科的一生为线索, 穿插白人文化入侵, 描述了非洲部落父权文化重度受创甚至瓦解的过程。

关键词：《瓦解》,父权文化,奥康科

参考文献

[1]Achebe, Chinua.Things Fall Apart[M].London:Penguin Books, 2001.

[2]Kim, Soonsik.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Discourse in the novels of Yom Sang-sop, Chinua Achebe and Salman Rushdie[M].New York:Peter Lang,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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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钦努阿·阿契贝著.高宗禹译.这个世界土崩瓦解了[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 2014 (5) .

[5]赵一凡, 张中载, 李德恩等.西方文论关键词[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6 (1) :367.

柔化的父权篇2

从第一个人诞生到世间以来，我们就产生了“父亲”这样一种身份，面临着“做父亲”这样一种工作。这种身份、这种工作似乎是天经地义、无需过多追问的，但是五四时代的鲁迅，却提出了一个命题，此命题，就是要革老子的命。

革命，在前现代的中国是时常发生的，中国每一次王朝的周期性震荡，都是革命。贫民揭竿、宫廷政变、臣弑君、子弑父的例子比比皆是，但发动反抗父权、进行伦理革命，只有到了五四时代才兴起。挣脱父权的枷锁、使人变成一个独立的人，这不同于那种血腥的暴力革命，而是一种“灵魂深处闹革命”，是为了获得一种真正意义上可称其为“自由”的灵魂。

《围城》中女性的父权主义思想篇3

细数围城中的女性,唐晓芙无疑是作者最钟爱的一个。有人说钱钟书因为对唐晓芙的偏爱而不愿把他嫁给虽“不讨厌,可是全无用处”的方鸿渐,这话倒有几分道理。钱钟书借着鸿渐感慨:唐小姐是摩登文明社会里那桩罕物——一个真正的女孩子。可是这真正的女孩子内心深处也自然而然地隐匿着父权主义思想。很多评论家苛责苏文纨的女人心计, 可是这唐晓芙难道就没有自己的小算盘么?在男权思想根深蒂固的社会里,唐晓芙纵然再西化也难免不受影响。这种影响是深埋于骨子里的。她享受年长她许多的方鸿渐的倾慕也乐于与其周旋。她也同样需要男人的追逐,尤其在家世才学俱佳的表姐身边,表姐不让她赴鸿渐的约而她偏偏要去就很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点。唐晓芙和苏文纨的共同的特点就是她们都需要男人的追逐,而这种需要和男人心底渴望被需要都是男权思想的一种表现。围城的女性形象中,最有才学的要数苏文纨。尽管她是留法博士,但是在苏文纨身上父权主义印记也十分明显。在油轮上尽管她最不喜欢小孩子也看不起寒酸的孙太太,可是仍然抱起小孩来体现母爱。尽管她贵为大小姐,也主动要求为方鸿渐缝补浆洗。尽管她未见得有多喜欢曹元朗也未见得觉得曹元朗有多如意,但是在赵辛楣家与赵母谈起先生仍然是一脸喜色。苏文纨并非不了解方鸿渐,并非看不透方只是个扶不起的阿斗,可是在外人面前, 苏文纨却屡屡给方鸿渐争面子,将本来有几分怯懦的鸿渐倒抬高起来,个中原因很大程度也是因为苏文纨的男尊女卑的父权思想,抬高了自己青睐的男人形象,也就等于在变相抬高自己。在苏文纨心中,即使平凡如方鸿渐,一旦成了她的丈夫,也是可以受她尊敬的。当然,也是因为同样的思维方式,使她认为女人注定是不能过于显露地去追逐男人的,只能以婉转的曲折的暗示去表露心机。纵然奔放豪迈的鲍小姐,也不愿意别人诋毁一点自己相貌丑陋的未婚夫,反而自己添墨弄彩地去自己渲染。

无论是唐晓芙还是苏文纨,抑或是后来者孙柔嘉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尽管是经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女性,却乐于在方鸿渐面前仰视后者,甚至在恰当的时刻表示一下自己的顺从和无知。如果说唐晓芙和苏文纨的低眉顺目还只是偶尔为之,那么婚前的孙柔嘉更是将这种内心深处的父权思想表露无遗。比如在孙方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也就是在方鸿渐和赵辛楣在甲板上偶遇孙柔嘉时,赵辛楣开玩笑说有一种鱼的嘴巴可以撑得下大床时,大学本科毕业,在当时算是高级知识分子的孙柔嘉表示出来的是娇嗔地向方鸿渐求证。大不了孙柔嘉几岁的方鸿渐被尊称为方叔叔,但是这一声方叔叔间又有多少意味深长呢。奔赴三闾大学这个曲折艰辛却又妙趣横生的旅途中,孙柔嘉紧随赵方二人,特别是方鸿渐。比如在李梅亭与方鸿渐的几次冲突中,孙柔嘉双方都十分顺从,很少发表个人意见。在她心里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决策权是掌握在男人手中。当然,在方与她结婚之后的情境又另当别论。就像方鸿渐订婚后感慨订婚一个月,已仿佛有了个女主人,辛楣说她厉害,果然不错。对于孙柔嘉来说, 方鸿渐可以说是她处心积虑才到手的丈夫,但这丈夫也存在懦弱性格的问题。在订婚后不久,方鸿渐就失了业以致夫妻俩要面对婚姻事业间的抉择。可是屡屡遇到此类问题,孙柔嘉都甘愿嫁夫从夫,虽然心中并非没有抱怨,但是仍然还主动利用自己姑妈的人际关系去帮助两个人间的小家庭。至此我们可以看出,婚后的女性往往安于现状,不愿改变婚姻关系。这也是孙柔嘉父权主义的一个表现。

父权社会下女性主义比较篇4

关键词：父权社会；女性主义；《觉醒》；《纯真年代》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11-0140-02

女性主义，Feminism，又可译为女权主义，既是一种盛行于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思潮，也是一种文学批判哲学和理论。20世纪60年代的女性主义依托于欧美地区第二次女权运动而存在，这次运动可以视作20世纪初西方社会第一次妇女解放运动的“升级版”。第一次世界大战颠覆了西方世界传统上根深蒂固的男权文化价值观，女性抓住了这个机会开始争取以选举权为代表的妇女权益并且在1920-1928年以妇女取得完全选举权而获胜。20世纪60年代后，藉由欧洲地区“学生造反运动”的机会，欧美国家的女性开始了一轮更加猛烈的争取自身权益的女权运动。此次运动中的女性不仅向政治、教育、文化、再就业、社会福利等更加广泛的范围提出了女性权益的要求，而且对自身的文化地位和人文本质进行了史无前例的深入探究，也因此出现了“Feminism”的文学批判哲学和理论。

一、《觉醒》和《纯真年代》的故事梗概

（一）《觉醒》

小说《觉醒》是美国女作家Kate Chopin（凯特·肖邦1851-1904）以深刻探索女性自我意识觉醒而在当时西方文学界引发轩然大波的代表作品。小说通过描写女主人公艾德娜·庞特里耶与其他3位男性和两位女性接触和交往的故事展示了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初期美国社会父权至上、女性遭受禁锢和压制的社会环境，探索了女性寻求个性解放与独立自由的爱情及生存空间的心路历程。

《觉醒》中的女主角艾德娜·庞特里耶是个已婚的美国少妇，结婚6年生育两个孩子。日复一日雷同的家庭生活和与丈夫缺乏精神交流的日子让她感到困惑，然而从小受到的传统教育又使她不得不继续忍耐这样的婚姻与家庭。直到有一次全家人到海边度假，艾德娜遇到了度假别墅主人的儿子罗伯特，两人一见钟情、坠入爱河。但受阻于当时社会环境的压力，罗伯特逃离了艾德娜，而艾德娜的丈夫则在发现艾德娜的隐情后也带着孩子暂时离开。独身一人的艾德娜并未感到不适，反而更加享受一个人的生活，其间她遇到了花花公子安罗宾，两人因为纯粹的肉欲而在一起。

不久后艾德娜接到了罗伯特的来信，以为从此以后两个人就能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的艾德娜全心憧憬着未来的生活。但当她终于发现当时社会其实根本不能理解和接纳她的时候，她毅然选择游向大海深处。

（二）《纯真年代》

《纯真年代》是美国女作家Edith Wharton（伊迪斯·沃顿1862-1937）于1920年出版的经典小说，并于次年荣获普利茨小说奖。《纯真年代》的故事背景设置在19世纪70、80年代的美国纽约，讲述了上流社会的一男二女之间的情感纠葛。男主角纽兰·阿彻与门当户对的千金小姐梅·韦兰订婚，却在结婚前遇到了梅的表姐艾伦·奥兰斯卡伯爵夫人。

艾伦在欧洲长大，深受欧洲自由思潮影响，但她的丈夫却是个将妻子视作囚犯的恶棍。艾伦因此要和丈夫离婚，却遭到包括自己整个家庭（明戈特家族）成员在内的纽约上流社会的反对和歧视。

纽兰自认识艾伦起就被她身上自由叛逆的个性深深吸引，两人很快相爱。然而，纽兰虽然同情艾伦在不幸婚姻中的遭遇并支持艾伦离婚，却因其本质上懦弱的个性而成为阻止艾伦离婚的人群中的一员。同时，就在与艾伦相恋的过程中，纽兰同样因为上流社会传统秩序的压力而选择和梅结婚。当梅发觉了纽兰和艾伦的感情时，她一方面不动声色地给艾伦安排送行的宴会将其驱逐出纽约上流社会，另一方面又向艾伦谎称自己已经怀孕而迫使艾伦放弃纽兰。

最终，迫于家族施加的生存压力（艾伦祖母老明戈特夫人以减少艾伦生活费为理由阻止艾伦离婚）和纽兰摇摇欲坠的情感（梅的谎言及与纽兰的婚姻），艾伦返回欧洲结束了自己的爱情和纽约之行。

二、《觉醒》和《纯真年代》女性主义对比

（一）相似性

1.父权社会压力相同。《觉醒》与《纯真年代》发生的年代几乎相同，都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当时虽然出现了女性争取自由解放的思想萌芽，但父权社会的传统势力依然笼罩在多数美国女性的心头。女性一旦结婚就成了丈夫的附庸，经济不独立、人格不独立，或者甘心成为传统意识中完美的“家庭天使”，放弃自我相夫教子；或者只能忍气吞声郁郁而终。女性不仅遭受着父权社会传统思想的戕害，而且一旦少数女性具有了反抗思想，其余的传统思想卫道士（无论男女）则会一拥而上对她们进行打压。这是艾德娜·庞特里耶和艾伦·奥兰斯卡都共同遭遇的经历。

2.女性主义思想萌芽状态相同。艾德娜·庞特里耶和艾伦·奥兰斯卡虽然家庭情况和生活环境有所差异，但却有着相同的女性主义思想萌芽。艾德娜天生敏感的个性与死水一般的家庭生活格格不入，虽然竭力隐忍，但终究“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当遇到另一个更加鲜活的生命和一段新鲜的爱情时，她反叛的天性因此而被激活，一发不可收拾。艾伦从小受到的欧洲自由主义思潮影响，具备了女性主义思想，尽管接受了旧传统的婚姻安排，却在发现丈夫的恶行后没有选择退缩。离婚的决定正是她意识深处女性主义意识爆发的结果。

3.女性主义的失败结局相同。作为一种哲学意识和思想潮流，西方妇女解放运动虽然使女性主义在那个年代的欧美地区呈现出一派巨浪滔天般的发展态势，然而千百年来父权意识形态的根深蒂固正如海岸边的悬崖峭壁，再大的海浪拍击过去也会被撞击得粉碎。过度悬殊的实力让女性主义萌芽在父权意识的强势面前显得不堪一击，因此女性主义在小说情节中走向失败的结局几乎是命中注定。艾德娜和艾伦，一个选择游向大海深处的不归路，一个则黯然神伤返回欧洲，没有任何一个带着真正的爱情凯旋。因此两部小说安排的结局实际上都是悲剧，是失败。

4.父权意识统治下男性的退缩相同。《觉醒》和《纯真年代》中设置的男性主角有着比较类似的性格特点，就是虽然对女主角有爱情，却在面临传统社会中父权意识巨大的压力时没有勇气进行彻底的反抗。两位男主角的选择都是退缩和逃避，让自己回归到陈腐的旧意识卫道士群体中，成为陈腐的一份子。因此，和女主角相对，男主角们都十分懦弱，缺乏女主角的反叛与斗争精神。

（二）不同性

1.抗争的彻底性和惨烈程度不同。艾伦选择的是退回到一个熟悉的、相对安全的环境中继续余下的生命，她或许还能够在欧洲再次遇到新的感情，因此艾伦的选择并不决绝，犹如暂时熄灭的火炬，一旦时机成熟时，还有再次复燃的可能。但是，和艾伦仅仅是带着一颗破碎的心回到自幼成长的欧洲不同，艾德娜的选择是死亡。可以说，艾德娜心中反叛的种子一经萌芽就再也不停止生长，游向大海深处是她到死都要反抗到底的隐喻式的表现。如果说艾伦心中的女性主义意识是火炬，那么艾德娜就是火山。她以燃烧至毁灭自己的方式向父权社会的压迫发出了最后的最强音。这样一种抗争的形式极度惨烈，但也带给人极度的震撼，是一种思想意识上的置之死地而后生。

2.斗争阵营不同。《纯真年代》中主要人物数量集中在一男二女上，因此艾伦在整个反抗过程中处于一种孤军奋战的状态，没有同伴陪伴和指引也使她最终选择了放弃。但《觉醒》中的艾德娜则不同，她除了与3个男主角产生种种感情纠葛外，还认识两个女性朋友，其中之一是阿黛尔·拉提诺夫人，一个典型的贤妻良母型的传统女性，当时社会中完美妻子和母亲的代表。阿黛尔·拉提诺夫人仿佛是艾德娜旧时生活的翻版，让艾德娜看到了其中的压抑和痛苦。但另一个瑞兹小姐则截然相反，她没有成立家庭，仅仅依靠自己教钢琴课谋生。当艾德娜备受压力之时就会到瑞兹小姐那里听钢琴乐曲。瑞兹小姐相当于艾德娜精神上的陪伴和引路人，某种程度上来说，艾德娜正是因为瑞兹小姐的榜样作用而坚定了反叛和抗争的决心。瑞兹小姐的钢琴乐曲成为了艾德娜疏解内心压力的一个渠道，也使她能够坚持得时间更长，反抗的决心更强。

3.作者创作思想的领先程度不同。《觉醒》一经付梓便在西方引发轩然大波，众多评论给出的都是负面评价，诸如“粗俗”“下流”“肮脏”等，甚至第一个给作者肖邦写传记的作家都评论小说“不健康”“目的不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应当是作者安排给女主角艾德娜的3段感情中，与花花公子安罗宾在一起纯粹是为了满足艾德娜作为成熟女性自身生理的需要，而这样的情感自然与当时仍然极度保守的传统意识形态完全不符。但是，正由于有了这样一段情感纠葛的描写，艾德娜身上女性主义反叛意识的彻底性才更加明显。她对于自我的认知更加具有超越性，更加直接、真实。从这样一段情节设置上不难发现作者较其他同时代的女作家们的意识更加超前。有评论家就认为肖邦创作《觉醒》时自身的女性意识觉醒程度就至少超前10年。或许正因如此，美国文学史家和评论家布鲁克斯对于《觉醒》的评价之一就是“完美”，认为这一部小说所具有的价值能够囊括其他多产作家所有作品的价值。

《觉醒》和《纯真年代》是美国20世纪初期两位女性作家创作的女性主义思想小说，反映的是在当时那个父权意识统治下的美国社会中两位追求个性解放和自由爱情的女性的悲剧命运。虽然两个女主角的反抗没有赢得最终胜利，然而小说中女性主义意识的闪光点已经照亮了那个时代的西方文坛，也给当代的读者们打开了一扇了解西方传统文化和妇女解放思潮的窗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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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韩化冰.女性自我意识的三部曲——解读《觉醒》的三个主要女性人物[J].科技创新导报，2010，（10）：16.

〔3〕谢荣贵.美国“金字塔”里的女性悲剧——评伊迪斯.华顿的小说《纯真年代》[J].外国语言文学，2010，（03）：206.

〔4〕曾晓覃.大海的呼唤-析觉醒中的象征[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10，（2）：6.

父权文化篇5

和马拉默德其他的小说一样, 《店员》中的“主人公大都在不约而同地忍耐着历史、宗教以及残酷的现实对于人的嘲弄, 默默地、坚忍地生活着。”《店员》中的主要人物莫里斯和弗兰克到次要的人物如卡帕等都是男性, 他们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小说的基本框架, 马拉默德正是以此为基础展开了故事情节。而女性则只是作为背景、配角, 通常是和某个男性有某种让人厌恶的关系才得以出现。显然女性处于这些男性的从属地位。

艾达是主人公莫里斯的妻子, 是典型第一代犹太移民。她没受过任何正式的犹太教育。家庭是他的全部世界, 她的一生就是操持家务, 养儿育女, 帮助丈夫打理杂货店。狭窄的视野使她对于周围的世界冷漠、自私。她无法理解丈夫赊账给贫困的顾客, 收留流浪汉, 抱怨他没有像其他那些靠投机发财的犹太老乡那样过上好日子。她希望女儿能和内特结婚, 因为他是一个学法律的大学生, 将来能出人头地, 而不是因为她有多了解内特。

“‘海伦, ’艾达对女儿说, ‘我是为你好, 别重犯我的错误。千万不能嫁给 (弗兰克) 这样的穷鬼。要不, 你就更穷了, 你的一生就毁了。他算什么呢?一个店家伙计, 我们对他一点也不了解。你要嫁, 就嫁一个能使你生活得更好的人, 嫁一个上过大学的专业人员吧, 现在别跟陌生人混在一起了。’”

从这些描写可以看出艾达的价值观念和莫里斯的理想相差甚远。莫里斯认为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彼此都肩负着责任, 是“我和你”的关系的体现, 而艾达的思想是建立在“我和他”关系上。所以她根本就无法理解莫里斯在日好常生活中对犹太精神的实践。她的主要作用是衬托莫里斯所代表的犹太精神。她在马拉默德笔下是个消极人物。

海伦和她的母亲不同, 她是犹太第二代移民。虽然在犹太家庭长大但在美国受的教育。她想通过受教育来改变生活, 而不是通过婚姻。她甚至冲破宗教的界限, 和一个非犹太人相爱, 在某种意义上她是个积极地人物, 但即便于此, 马拉默德仍然用“小小的乳房”、“罗圈腿”等词汇去刻画她。

为什么马拉默德选择男性作为主人公来体现犹太精神?而选择这样的方式去描写女性?

马拉默德曾说:“犹太的经历、历史和文化, 以及犹太民族本身是戏剧创作的丰富素材, 是意象、思想和象征的有益源泉, 通过描写犹太人, 我能够更充分甚至更容易地实现自己作为一名美国作家的创作意图。”《店员》所体现的创作思想不难发现马拉默德深受犹太传统文化尤其是宗教文化的影响。所以从犹太文化视角入手对《店员》的内涵进行解读是有意义的。

犹太民族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在流散2000年后仍保持自己鲜明特色的民族。犹太民族有着非凡的内聚力和民族认同感, 有着不同寻常的对于信仰的执着和坚定。其悲剧性的历史命运形成独特的犹太文化——“ (犹太文化) 是以宗教为核心的文化……犹太文化涵盖了犹太教, 犹太教是犹太精神和犹太文化的载体”。两千年来, 正是对犹太教的坚持, 才使犹太民族穿过层层劫难, 至今仍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犹太教可看作是犹太民族在世界上的处境和生存的文化形式。对犹太人来说, 犹太教的影响无处不在, 已经成为一种文化底蕴、一种生活方式。犹太教的精神也已积淀为犹太民族的民族精神, 成为犹太文化的高层结构和核心内容。”

犹太教相信只有一个永恒的上帝, 他创造了宇宙, 是宇宙之主, 他无处不在。在《圣经》里, 上帝就像一个国王而现实中的世界就像他的王国, 其中每一个成员都知道应该做什么和为谁去做。

传统的犹太教确立了上帝的重要地位及无可替代性。犹太民族为了表达敬畏之心, 他们把上帝当作父亲或者国王, 而不是母亲或王后, 因为几乎在所有的文明之中, 父亲或者国王都象征着最高等级的权威。犹太传统中的社会等级就是建立在应对上帝召唤的等级之上。“犹太教的神职观念促进了社会的发展, 这个社会是建立在责任而不是权利基础之上。”在犹太社会里, 男人女人、犹太人和非犹太人、自由人和奴隶等承担不同的责任义务。

显而易见, 我们可以看出《圣经》是一种现实世界的反映。在这种的世界中男性处于统治地位, 他们决定着女性的地位。所以在犹太教日常生活中, 犹太女性是没有和男人一样的平等权利, 她们被排除在精神和宗教生活之外。犹太女性被认为在身体素质、认知能力等方面都次于男性。而且还因为有月经和生孩子, 而被看成是不洁净的, 会影响和上帝的沟通。这样的文化意识的结果就是“在塔木德和托拉中女孩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女性不能成为拉比或者不能进入犹太会堂参加塔木德的朗诵。当她们在犹太会堂里时, 她们是和男性分开坐的, 她们只能不出声静静的听着。她们的活动仅限于家庭, 哪里是她们唯一能够传递犹太信仰和传统的地方”。

一些女权批评家们认为, 《圣经》内容充满了对女性的歧视。在犹太教文化中, 女性处于边缘地位, 她们被排除在与神的直接联系之外, 留给女性的空间只能是, 也只有家庭。《圣经》主要是对男性活动的描述, 只有男性被挑选出来执行上帝的旨意。

马拉默德深受犹太文化熏陶, 犹太文化的种种要素在他的作品中得以体现。本文主要探讨犹太父权思想在《店员》中的映射。小说的主题是受难——救赎, 是一部倾向道德性很强的小说。小说讲述了大萧条时期杂货店老板莫里斯和他的意大利店员弗兰克的故事。莫里斯一生勤勤恳恳、辛辛苦苦每天工作16个小时, 过着勉强糊口的日子。却接二连三的遭受灾难打击、丧子、贫穷、抢劫、嘲笑等, 然而他却始终坚守着犹太信仰, 从未改变对上帝的爱, 就像《圣经》中的约伯。即使自己生意惨淡但仍然能赊账给穷人, 收留流浪汉。在他的感召之下, 曾经抢劫过他的为一个意大利移民弗兰克最终皈依了犹太教, 成为一个真正的犹太人。简单的故事情节实则映射出意义深远的文化内涵:在犹太社会中, 男性处于主要地位, 负责传递上帝旨意, 坚守犹太精神。

“契约观”是犹太教的核心思想的主要构成部分。对犹太人而言, “契约”是关乎其民族和上帝所立之约, 是区别于其他民族之所在。“契约论”是《圣经·旧约》中提出的, 是犹太人是上帝特选之民的最直接的证明。契约的标志是每个犹太男子都要行割礼。“上帝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 都要行割礼……这样, 我的约就在你们的肉体上, 作永远的约。”《店员》的结尾“四月的一天, 弗兰克去医院割了包皮”。在犹太教中只有行了割礼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犹太人。

割礼是犹太人的重要的文化符号, 它除了是犹太身份的重要标志之外, 还反映出犹太民族浓厚的男权意识。犹太人以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而引以为豪, 自己和上帝定有契约, 而这个契约标志仅体现在男子身上。割礼成为一个犹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仪式, 是犹太身份的标记, 也是犹太社会一个核心宗教仪式。它体现了犹太社会的性别分工和等级观念。男孩在出生后的第八天 (上帝用“六日”创世, 第七日为“圣日”, 第八日则是世人实践上帝旨意的开端) 。几乎是生命的开始, 就要行割礼。从这一天起, 新生婴儿就与上帝结下了契约, 之后才能被看成是犹太人的一份子。而参加割礼仪式的有新生男婴, 孩子的父亲, 行割礼人, 和社团中的所有男性, 婴孩的母亲则被排除在外。直到这时, 孩子的父亲才正式的承认这个孩子。Rashi曾说“直到那时, 他的父亲才承认他, 因为他在此之前还没离开他母亲的怀抱, 还没有进入和上帝的契约之中。从那以后, 他的父亲必须承认他。”从律法上来讲, 孩子的父亲应该给孩子行割礼, 但是实际上割礼往往是由专门行割礼的人来完成。割礼“昭示着犹太人和上帝的特殊联系, 这种联系增强了犹太民族的宗教意识, 精神结构和内在的凝聚力;割礼中实属意义的实现即对民族标志的成功传递, 对民族生命的纯净延续, 反过来也是对上帝的一种忠诚, 对上帝契约的恪守”。割礼在加强犹太民族的凝聚力的同时, 也强化了犹太的等级观念, 因为女性和没有行过割礼的人是不被允许参加割礼仪式的。

四月是春天, 一年之初, 象征着弗兰克的新生。他行了割礼意味着他把他自己当成了一个新生的犹太婴儿, 暗示着他将经历每一个犹太人要经历的事情。即便他不是莫里斯的亲生儿子, 但是他和莫里斯已经形成了精神上的父子关系, 他也将完成一个犹太父亲必尽的义务和责任, 在传递生命的同时, 也传递着种族的标记, 传承生生不息的犹太精神。

“ (因为) 犹太传统文化实际上是男性如何看待女性的记录, 它反映了男性如何看待女性的陈腐观念, 而不是拥有特权和利益的女性作为个体对自身的看法。”在犹太文学作品中女性的地位一般都是低于男性, 部分原因是由于男性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定义女性角色——易怒、懒惰、唠叨还有容易被引诱。这样的观念逐渐发展成了一种等级模式:女性成了构成人的“物质”而男性则级别较高, 成了“完整”的人。这种模式不但能够一直追溯到犹太文化的源头, 它还持续了整个中世纪, 而且在近现代仍有出现。

文学评论界认为, “马拉默德受希伯来文化中厌女情绪的影响, 在小说中极力张扬女性的丑陋和乖僻。”“马拉默德似乎都不曾在 (女性形象) 其身上倾注什么梦想, 更没有确立过什么光彩夺目的形象。”例如在《店员》整部作品里马拉默德从未正面描写过艾达, 她留给读者的印象就是狭隘、自私、冷漠、势力等, 而海伦这个相对比较积极地人物, 马拉默德也未正面描写过她的容貌, 仅以“小小的乳房”、“弓形腿”等词汇来刻画她。诸如此类的笔墨都足以体现强烈的犹太父权意识——男尊女卑, 父先母后。

犹太教而对性别的不公平态度使女性成了犹太文化中所惯有的那种类型——男性的配角。犹太男性总是被描绘成“ (毫无疑问在传统的犹太文学中) , 典型犹太精神的代表, 女性角色和价值是由男性的利益和考虑而确定, 因而受到限制”。所以从某种义上说, 除了生孩子, 犹太文化都是由男性所演绎的文化。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犹太文学都烙有深深的男权痕迹。所以在《店员》中丝毫不奇怪看到的那些不完美的女性形象, 莫里斯成为犹太精神的代表, 弗兰克皈依犹太教传递犹太精神也就顺理成章了。

毫无疑问, 对上帝的信仰支撑着犹太民族才从诸多劫难中走到今天;正是因为对犹太教的无比忠诚, 才使犹太民族成为傲然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一株奇葩。那种根深蒂固地存在每一个犹太人的脑海中的父权思想无论是在过去, 还是在现在, 乃至将来都对每个犹太人的行为思想都会起到重要的作用。《店员》所蕴含的父权思想确切的体现了作家的创作思想与犹太文化的完美契合。

摘要：本文主要论述犹太父权思想对伯纳德马拉默德《店员》创作的影响。从《圣经》中的父先母后、犹太教中的“割礼”、犹太厌女情结等方面来探讨《店员》的文化内涵。

《简爱》女主人公对父权制的反抗篇6

一、反抗父权制社会的压迫

简爱是一个敢于反抗来自父权制社会种种压迫的新女性形象。简爱对父权制的反抗的意识源于她幼年时期作为一个孤儿被寄养在舅妈家所受到的遭遇:表兄弟的欺凌与挑衅,表姐妹的傲慢无礼,舅妈的尖酸刻薄,仆人的白眼歧视。在当时那样一个等级森严,男尊女卑的父权制大背景下,简爱的舅妈家其实就是“当时英国社会的一个缩影,残暴专横的表哥约翰是父权制的代表,简爱受尽了他的虐待”。面对约翰的虐待,简爱并不是逆来顺受,而是奋力反抗,发疯了似的与她表哥对打:“我发现他真的是一个暴君,是一个杀人犯。我觉得从头上有两滴血顺着脖子淌了下来,感觉到了热辣辣的剧痛。当这一些感觉占据了上风之后,我就不再感到畏惧,而是发疯地同他打了起来。”简爱与表哥的这场争斗实质上是对来自整个父权制社会压迫的反抗。这是简爱与父权制社会压迫相抗争的第一步。

简爱对其表兄进行反抗后被送进了劳渥德慈善学校。这个学校看起来是一个慈善机构,但实际上却是另一个以校长布洛克霍斯特为代表的父权制社会的缩影。在这里简爱同样受到了来自父权制社会的压迫。这里的孩子们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受到了父权制思想的摧残。而简爱则是这些孩子们中唯一敢于大胆地反抗这种压迫的女孩。每当劳渥德慈善学校的校长布洛克霍斯特对其施加父权制的威严和教义时,简爱总是“昂着头一动不动地站在凳子上”,表现出一副不屈不挠的反抗姿态,简爱曾对好友海伦说:“如果人们对那些残忍不公的人总是宽容服从,坏人就会为所欲为了:他们就绝不会害怕,而且这样一来他们也不会改悔,而会变得越来越坏。在我们无缘无故挨打时,应该狠狠还击;我确信我们应该反击—要狠到足以教训打我们的人永远不敢再干。”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简爱的这段言语是对当时男性父权制社会的一种挑战。

二、追求两性平等

在那个“文学不能成为,也不应该成为女人的终生事业”的年代,女人只是男人的审美对象,反映着男人的审美理想。简爱,一个不符合父权制女性本质观念的家庭女教师,一个不具备“美貌”和“房中天使”般性格的妇女,一个没有财产和社会背景的孤女,却大声呼喊:“我就是我,我并不是什么天使!”这样的呐喊相当于当时女性对父权制社会男女不平等这种社会现实的公然控诉和抗议。

除了口头上的申诉,简爱还在男女恋爱平等方面做出了反抗,追求“无论男女,无高贵与卑贱之分,无主宰者和顺从者之分,一律平等”。

在简爱与罗切斯特的爱情关系中,两人之间的身份地位存在巨大的、无法逾越的鸿沟。在当时的社会,简爱作为一名家庭教师,地位是十分卑微的。而罗切斯特则是一位有身份和地位,英俊潇洒的庄园主,用当下比较流行的说法叫“高富帅”。在这场身份地位悬殊的爱情角逐中,简爱始终坚持恋人之间精神上的平等。她认为爱情应该建立在精神平等的基础上,而不应取决于社会地位、财富和外貌,只有男女双方彼此真正相爱,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因此,不顾自己家庭女教师的身份,不顾女性在选择爱人时处于被动地位的父权制女性观念,简爱一往无前地、勇敢地追求个人幸福,主动向罗切斯特表达了自己的爱意。简爱的这种做法是对当时以金钱为基础的爱情观和婚姻观的批判,也是对父权制女性行为规范的一种反抗。她的这种做法挑战了父权思想下的恋爱婚配模式:男追女等,男才女貌。

父权制的价值观往往潜伏着男女对立,男性是主动者,而女性则是被动者。在这场恋爱中,罗切斯特占主动地位,而简爱一直屈从于罗切斯特这个男权社会的代表。当罗切斯特考验简爱是否真的爱他时,简爱误以为罗切斯特要娶美貌的贵族小姐,英格拉姆。于是,她向罗切斯特大声宣言:“你以为,我贫穷、低微、相貌平平、矮小,我就没有灵魂,也就没有心吗?———你想错了!我的灵魂跟你一样,我的心也跟你的完全一样……但我们的精神是平等的,就像我们的灵魂穿过坟墓,站在上帝面前,彼此平等—本来就是如此。”简爱的这种大胆的告白宣言显示了她从男女平等的基础上追求爱情的态度。同时,这也是一幕典型的处于从属地位的以简爱为代表的女性向占领导地位以罗切斯特为代表的男权父权制社会的抗议,号召女性摆脱对男性的人身依附。

三、追求经济独立

简爱这一形象对父权制社会的反抗还体现在追求经济独立方面。在当时,英国妇女依然处于从属、依附地位,女子的生存目标就是要嫁入豪门,即便不能生在富贵人家,也要努力通过婚姻获得财富和地位,女性职业的唯一选择是当个好妻子、好母亲。而夏洛蒂认为妇女的出路在于寻求工作以维持自己的经济独立和人格独立。她在小说和书信里都一再坚持这种观念,即“有自尊心的贫穷而无姿色的妇女,应当面向劳动市场,而不应该在拥挤的婚姻市场里降低自己的人格”。

在简爱所生活的时代,女性在经济上从属于男性。因为女人到社会上工作会惹来众人的非议和藐视,因此没有大多数女人除了为家庭忙碌外,在社会上没有事情可干,社会地位低下。大多数女性都毫无目的的活着,没有自己的事业,因为婚姻就是她们的事业,正如批评家肖沃特所说,她们“不习惯去选择一项事业,因为做女人就是她们的事业”。而简爱却有着不同于常人的价值观,她认为,女人只有在经济上完全独立了才可以彻底摆脱女性的从属地位,在与友人的通信中她反复提到:“最好所有的人,不分男女,都有为自己而工作的能力和意志。”因此,在劳渥德学校,她凭借自己的努力成为劳渥德学校的一名教师,从此在经济方面她完全可以自食其力。此后,为了经济独立,为了摆脱社会束缚,简爱没有选择嫁人通过婚姻的方式让自己寄生、依附在男人身上,而是选择做一名薪水少得可怜且毫无社会地位的家庭教师。于是,通过登广告,她在桑菲尔德庄园谋到了家庭教师的职业。后来,当罗切斯特向她求婚时,她对他说,她希望继续工作以维持自己的经济独立,“我只需要一颗坦然的心。我要继续作阿黛尔的家庭教师。我要凭这个来挣我的膳宿费,我要用那些钱来给自己添置衣服,你什么也别给我,除了你的敬重。”此外,简爱一直想自己开办学校,她认为当教师是为了培育“美德、聪明和仁慈感情的胚芽”。尽管简爱最终未办成学校,但她已在许多人(小阿戴勒和莫尔顿谷的农民女儿等)身上培育了美德的胚芽,由此可见简爱有着对崇高事业的追求。

四、结语

夏洛蒂·勃朗特笔下的简爱是一个反抗父权制社会压迫的女性代表,她敢于反抗父权制社会的压迫,追求两性平等地位和经济上的独立,不断地超越世俗,最终得到了自己的幸福。简爱这一形象的塑造充分体现了夏洛蒂对当时女性的真实处境和出路的思考,指出了妇女谋求自身幸福的道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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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西蒙·德·波伏娃.《第二性——女人》[M].湖南: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

[3]王晓霞.《从女权主义的视角解读〈简·爱〉》[J].海外英语,2010(5).

[4]梁海燕.《简爱的爱情观及其对当代女性的启示》[J].文艺评论,2009(12).

[5]钱东艳,刘晋.《在反抗父权制过程中女性的自我实现》[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3).

[6]郑青.《〈简爱〉中的性别意识——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及女性的反杭与命运》[J].黄石教育学院学报,2006(2).

[7]杜荣芳.《从〈简爱〉中的爱情与婚姻看两性关系中女性的屈从地位》[J].重庆工学院学报,2006(10).

父权文化篇7

萧红的《呼兰河传》完成于1940年12月, 这部散文化的抒情小说被茅盾评为“一篇叙事诗, 一幅多彩的风土画, 一串凄婉的

的《白朴散曲的艺术风格与历史地位》、郭旺盛的《白朴散曲析》、蒋星煜的《元代隐士及其散曲创作》等。

2.关于白朴词作的研究。白朴因其曲名太盛, 致使人们对他的词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 其词终为曲名所掩, 以致其《天籁集》在元代刊本后一度失传。明洪武甲寅春, 在姑孰 (今安徽当涂) 教书的白朴之孙白溟, 曾以《天籁集》钞本示当时在姑孰任官的孙大雅求序, 但似乎没有刊行。直到清康熙年间, 六安杨希洛得钞本于白朴的裔孙白驹处, 后由朱彝尊校定并为之作序, 这才得以刊行于世, 此后白朴的词才渐渐引起世人的注意。元王子勉在《天籁集序》中称赞他的词“词语遒严, 情寄高远, 音节协和, 轻重稳惬, 凡当歌对酒, 感事兴怀, 皆自肺腑流出”。而白朴对自己的词也是很自许的。明初国学助教孙大雅为此集作序, 认为其:“先生出处大节, 微而婉, 曲而肆, 庸人孺子不所不能识, 非志和、龟蒙、林君复往而不返之俦可同日语。”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清初戴名世赞其:“仁甫诗余之隽妙, 则当元时已有称为如鹏博九霄, 而今词家之所共宗仰者也。”清无名氏为其作序认为:“遗山之后, 憾无遗山, 以致元词工若兰谷, 亦复碑沉剑伏, 罕有觑者。”将白朴与元好问相提并论, 可见对其词作的认同。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著录, 云:“朴词清隽婉逸, 意惬词谐, 可与张炎玉田词相匹。惟以制曲掩其词名, 故沉晦者越数百年, ……盖其词彩气韵, 皆非后人之所能, ……”文人对白朴词的推崇可见一斑。但是也有不同的看法, 王国维在其《人间词话》中认为白朴“所作《天籁集》, 粗浅之甚, 不足为稼轩奴隶”。而胡厚之的《一曲心灵剖白的歌—评白朴词<天籁集>》认为:“白朴词篇篇‘皆自肺腑流出’, 率意而为, 真实自然, 可谓是‘我手写我心’, 因而同样具有独特的价值。王国维贬低白朴词作, 未免失之偏颇。”白朴的词既有文采, 又质朴自然, 歌谣”。[2]作品主要以营建氛围和叙事为主, 没有丰满的人物形象。萧红写出了两类女性的悲剧命运:一类是以小团圆媳妇婆婆为代表的父权制传统的传递者;另一类是以小团圆媳妇为代表的父权制传统铁蹄下的间接受害者。结合作品, 本文将对小说中的两类女性形象作以下分析:

一、父权制传统的传递者

小说开篇阶段人物塑造篇幅较少, 首次出现的女性形象是一位母亲, 只因孩子说猪肉是瘟猪肉, 就拾起烧火的叉子打孩子, 孩子向祖母求救, 祖母却因杨老太太看着, 也要面子地“用力地在孩子的屁股上哐哐地打起来”;有五个孩子的三十多岁女人因孩子抢大麻花, 也拿烧火的叉子向孩子奔去。在这里, 萧红没有正面描写她们的不幸, 而是用第三者的视角写出了她们对待孩子的方法, 我们没有感受到她们积极的母亲形象, 相反, 却体会到她们在父权社会下的“男性化”, 她们对孩子只会用暴力教育, 在别人面前树立自己的威严。这表明在父权制社会里, 男性意识已渗透到女性的意识深处, 使她们逐渐淡忘掉自己作为女性的特质。

作品第二章描写的跳大神这一盛举中的女大神形象引人深思, “她穿着奇怪的衣裳, 那个衣裳平常的人不穿;红的是一张裙子, 那裙子一围在她的腰上, 她的人就变样了”, [3]“那神

具有独特的风格。

二十世纪特别是八十年代以来, 白朴的词开始逐渐受到关注, 出现了一系列的研究文章。 (1) 由《天籁集》中的词序等资料对白朴的家世、生平和交游进行推考。如何砚华《<天籁集>三十四首词系年述考》等, 还出现了一系列年谱性质的文章。 (2) 探讨《天籁集》的思想主题、艺术风格。如王志华《试论白朴和他的词》, 景刚《白朴词浅论》, 原源《从<天籁集>看白朴的思想情感和处世态度》, 徐凌云《白朴<天籁集>简论》, 陈继龙《白朴词浅论》, 彭国元《白朴词艺术初探》, 胡世厚《一曲心灵剖白的歌——评白朴词<天籁集>》, 俞玄穆《白朴<天籁集>的艺术特色》, 何砚华《浅论白朴金陵怀古词的艺术风格》, 赵晶《论白朴词的思想内容》, 马琳娜《论白朴和他的<天籁集>》, (3) 探讨其文化心理。如赵维江《隐士的隐衷──论白朴词隐逸倾向的文化心理成因》, 赵维江《论白朴词的文化心理内涵》, 赵维江《白朴词与元代文人的玩世滑稽心理》等, 可以说对其词所作的文本研究已经比较细致。

近些年来, 学界又尝试着从不同的角度来解析白朴和他的作品, 有比较研究法, 如徐凌云《白朴散曲与词的比较研究》, 马琳娜《试论金元之际词曲互渗现象——白朴词与散曲的比较研究》。有从心理学角度入手的研究方法, 如赵维江的《隐士的隐衷──论白朴词隐逸倾向的文化心理成因》、《论白朴词的文化心理内涵》、《白朴词与元代文人的玩世滑稽心理》, 徐子方的《白朴心态历程剖析》, 张大新的《传统人格范式失衡境遇下的悲怨与风流——白朴的心路历程与其剧作的泛人文内涵》等。这些新的研究方法与论述角度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更多的思路, 希望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 将白朴研究推向更高更新的境界。

一下来, 可就威风不同, 好像有千军万马让她领导似的, 她全身是劲, 她站起来乱跳”[4]。在这里, 似乎只有在执行宗教仪式时, 当女性从正常的人转变成非人的“大神”, 她的地位被神化, 她才能被尊重, 确切说是她这位“神”被人尊重, 而不是她这个人, 这种精神盛举, 似乎回到了母系氏族社会, 愚昧混沌的人们对能够创造生命, 繁衍生命的女性的崇拜。在呼兰小镇上, 跳大神是为治病救人, 而女性通过这种仪式增强自主性, 从另一方面也深深道出了父权制下的女性悲哀, 她不能因是个女人而被人尊重, 父权制社会里只有男人和神。

小团圆媳妇婆婆是父权制的维护者代表, 她按“几千年传下来的习惯而思索而生活”, 只因小团圆媳妇活泼、作风大方, 周围的人便说她不像个团圆媳妇, 愚昧的婆婆就根据几千年传下来的规矩, 不分白天黑夜地打她, 把她吊在房梁下用皮鞭抽她, 用烧红的烙铁烙她, 团圆媳妇被虐待折磨生病了, 婆婆请人用愚昧残忍的方法治病, 她只想把团圆媳妇规矩成像样的媳妇以得到父权社会的认同。她的愚钝、顽固、毫不自知的虔诚足以证实她被父权侵染毒害之深已达到令人发指的程度。同样, 周三奶奶、杨老太太的热心表现了愚昧的真诚和残忍的善良是多么不和谐地流淌她们的血液里, 她们“无意识”地把不合“规矩”的女性作为牺牲品献到封建礼教的祭坛上, 把笼罩着自己、欺压着自己的父权制传统文化, 忠实地当作生活准则, 随时随地将其灌输到子女心中, 以获得父权制文化的认同, 这便是她们的最高奖赏。就如鲁迅先生所说:“做了奴隶而不自知却以奴隶为荣”。

二、父权制铁蹄下的间接受害者

作品中描写卖豆芽的王寡妇因丧子而发疯, 萧红没有大肆渲染, 只是轻描淡写, 以平静的叙述口吻冷静的反复的陈述着王寡妇发疯、狂哭后的平静, “一年一年的卖着豆芽菜, 平静无事, 过着安详的日子”, 此种叙述, 使人体会到一种人性的冷漠, 生命被搁浅、被漠视的悲哀, 可以假设王寡妇丧子后时而清醒, 时而发疯, 她在大街或庙台上的狂哭, 除了丧子之痛外还有对父权制下人们的冷漠及不近人情的另类控诉。人们却把她视为疯子、傻子, 与不幸者为伍, 作为一名不幸者, 特别是女性, 活着似乎比讨饭人都一钱不值, 萧红深邃的目光直触国民的灵魂, 麻木、残酷、冷漠, 反照出人性的苍凉, 更反映出女性生命在男权社会中被视为空气的悲哀。

小团圆媳妇是作品中最令人扼腕痛惜的人物。她始终处于一种“受虐”状态, 年仅十二岁就无奈早早嫁到老胡家, 自从过门就被四邻街坊公论为“太大方了, 不像个团圆媳妇”, 只因“见人一点也不知道羞”, “头一天来到婆家, 吃饭就吃三碗”, 就因街坊的公论, 婆婆就开始严加管教, 从开始的“只想给她一个下马威”到因不服管教, 狠狠打了一个月, 院子里的天天哭声变成了夜夜跳起的大神, “鼓声连天地响”, 终于, 小团圆媳妇被跳出了毛病, 婆婆大把大把的花钱治病, 用开水给烫了三次, 终于把“又高又结实, 黑忽忽的, 笑呵呵”的小团圆媳妇活生生“送回老家去”, 小团圆媳妇的反抗被满脑父权意识的大人们给规矩了, 无辜的孩子成了封建伦理秩序的牺牲品, 她的受难与惨死, 来自她的婆婆以及周围有过同样悲剧的年长女性, 她们把痛苦体验施加到没有人生经验的少女身上, 这无疑是女性社会群体的最大悲哀。

同小团圆媳妇一样, 王大姑娘也死在周围人的冷漠眼光中, 原本人见人爱, 却因私下嫁给地位卑微的冯歪嘴子, 在零下七八度的磨坊里生下孩子就被人无情的奚落。从人人都说她的好处:“这姑娘将来是个兴家立业的手”“大个子, 大眼睛, 长得怪好的”, 到无情冷漠的嘲弄:“说话声音那么大, 一定不是好东西”“没见过一个姑娘长得和抗头个的扛工似的”, 最终, 王大姐在冷清的秋夜难产而死, 人们用舌头和白眼将这个女性吞噬了, 也是父权制传统的传递者屠戮了这位年轻的女性。她们对王大姑娘结婚前后鲜明的反差评价让我们深刻体会到社会的歧视、侮辱和迫害, 父权社会里“吃人”的网吞噬了王寡妇、小团圆媳妇和王大姑娘以及许多想掌握自己命运的女人, 她们悲惨生活的每一处细节都透漏着人类的愚昧, 萧红毫无保留的批判根深蒂固的父权制对女性的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束缚和戕害。

通过分析这两类女性形象, 可以看到女性悲剧的制造者还是女性。男权社会对于女性的摧残和迫害, 无需男人们自己来实施, 作为同性的父权制传统的传递者根据传统意识和习惯, 以冠冕堂皇的理由, 在光天化日之下, 虐杀无辜的女性, 这是多么颤栗的悲剧!她们不仅在精神上成为父权制的奴隶, 而且异化成剿杀同类的“敌人”, 充当父权社会的工具, 来维护男权统治, 压迫自己的同性”, 这是女性的可悲可叹之处。作品中的两类女性悲剧形象是相互交织、相辅相成的, 以小团圆媳妇为代表的女性悲剧命运起源于以小团圆媳妇婆婆为代表的女性的迫害, 而以婆婆为代表的女性悲剧来源于父权制将她们异化成剿杀同类的“敌人”。我们可以假设如果小团圆媳妇不死, 并子孙满堂, 她会不会走她婆婆的老路, 来虐待比她更弱小的儿媳妇呢?父权制下女性的命运不在自己手中, 而在忠实地听从父权制安排的长辈女性手中, 因此, 她们一代代地沦落到万劫不复得宿命中。萧红对这两类女性几乎没有具体的语言和心理描写, 只是在众人的反应中间接地交代了她们与周围环境强烈的冲突。作者平静叙说着她们愚昧、艰苦的生活, “力透纸背”地揭露着父权制社对人的天性的扼杀, 特别是对作为弱势群体的女性的身体和心理的戕害。从而使我们体会到女性生命在父权制枷锁下的沉寂、卑琐以及她们情感价值的荒凉。也看到了萧红对父权制文化所体现的价值观念的怀疑乃至嘲讽与批判。

萧红在短暂的一生中饱尝了父权制的迫害, 从因升学到因左翼思想与父亲发生冲突斗争而离家出走;从在旅馆被未婚夫抛弃到在武汉凄惨生活的重演, 她轮回般的陷落在父权制的魔爪下。即使她后来幸运地受到“五四”文化运动的洗礼, 接受思想解放, 但却始终没有走出父权社会男性中心的阴影, 她用带有忧郁色彩的历史的女性眼光, 去审视和表达自我对苦难的深层认识及对人生价值的深切关怀, 她展示了女性悲剧并揭示悲剧的根源—父权制。萧红临死前说:“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 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5]这表现出对女性巨大苦难的同病相怜。

《呼兰河传》中的女性悲剧是父权制社会扼杀人性、摧残生命的结果, 是生命尊严, 女性价值被践踏的血泪悲歌。我们可以看到女性作为敏感脆弱的生灵, 在人生道路上承担了太多的痛苦, 所以萧红哀叹“女性的天空是低的, 羽翼是稀薄的, 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而且多么讨厌啊, 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 这不是勇敢, 倒是懦弱, 是在长期的无助的牺牲状态中养成的自甘牺牲的惰性”。[6]因此, 我们可以深刻体会到父权制下的女性悲剧命运是多么的深远!

参考文献

[1]路遥《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实质》[M]<晋阳学刊>>2002年第05期

[2]萧红《呼兰河传》[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1第12页

[3][4]萧红.《呼兰河传.小城三月》[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9第31、32页

[5]周保福.《论<呼兰河传>的悲剧魅力》[M], 广西:广西师院学报, 1996.3

父权文化篇8

一、寡母:父权的维护者

在明清小说中,寡母无疑是引人注目的一类女性。除了“抚孤”这一职责外,小说中的寡母亦代替其亡夫成为封建家长权威的代表。从《孔雀东南飞》中的焦母,到《西厢记》里的崔老夫人,再到《红楼梦》的贾母,在叙事文学中,寡母经常以封建家长权威的面目出现。而这与我们通常认为的女子的“三从”——未嫁从父、既嫁从夫、父死从子——是相违背的。在“男尊女卑”、儒家伦理要求女性“三从四德”的古代中国,为什么是寡母继承了亡夫的权力,而不是其儿子呢?这与儒家强调“孝”与“长幼有序”是密切相关的。在“家国一体”的古代中国,家庭里子女对父母长辈的“孝”与朝廷中臣子对君主的“忠”是相对应的。强调“孝”无疑有助于巩固“忠”,因此无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日常生活,对母亲的“孝”的都超越了对女性“夫死从子”的要求。

因此,在丈夫死后,寡母作为家中的长辈,便继承了其夫在家庭中的权力。在《西厢记》中,丈夫已故的崔夫人是家中的权威,贾母亦以“老祖宗”的形象出现在《红楼梦》中。寡母的形象并不总是威严的、顽固的,在一些小说中寡母对其子女是十分溺爱的(如《绿野仙踪》中温如玉的母亲黎氏),但是一旦其子女行为触及封建礼教或儒家伦理秩序的底线,寡母便可以行使其权力,承担起维护父权制的责任。在《红楼梦》中,贾母无疑是疼爱宝玉、黛玉的,但是面对黛玉、宝钗两位孙媳人选,贾母却置宝、黛之间的爱情不顾,选择支持符合封建大家庭需要的宝钗。另一部清代小说《歧路灯》则反映了寡母放弃承担这种责任的危害:在丈夫谭孝移去世之后,王氏溺爱其子邵闻,疏于管教,使邵闻逐渐堕落败家。

依托“长幼有序”的家庭伦理与子女的“孝”,寡母获得了家庭中的权威,但此种权力与其说赋予了寡母本身,不如说来自于寡母在家庭秩序中所处的位置。儒家重视“名位”,强调“名不正则言不顺”。“名位”一方面规定了不同身份所处的位置,另一方面也确定了不同身份在这一序列中应当遵循的规则。因此,寡母不仅继承了亡夫的权力,更继承了亡夫的身份,成了封建父权制的维护者与代言人。这样,也就不难解释为何崔夫人与贾母之类的寡母为何身为女人,却没能从女性的角度出发去考虑子女的婚姻问题——她们的社会身份已不再是“女性”,而成了其所处的体制的维护者。

二、正妻:贤妻与悍妇分化的背后

在明清小说中,正妻的形象出现了明显的两极分化,一类是被封建父权制驯化的所谓“贤妻”,一类是敢于反抗封建父权的“悍妇”。“贤妻”在许多明清小说中的形象往往不甚鲜明,甚至有一种脸谱化的倾向,尤其在诸多涉及到一夫一妻多妾家庭的小说中,作者更倾向于多着笔墨与地位更低的妾,而非正妻。如《金瓶梅》以西门庆的妾潘金莲与李瓶儿以及通房丫头春梅之名命名,而对正妻吴月娘则用笔较少,甚至其形象还不如宋慧莲、王六儿等人物鲜明。在《野叟曝言》中,夏静渠着意塑造了分别擅长诗、医、兵、算的四位主人公的姬妾,却对其正妻田氏较少着笔。这一现象背后有着复杂的原因,一方面,古代婚姻讲究门当户对,家世往往是择妻的首要标准,而非感情,这就使得许多男子对其妻子并不中意,因而此种夫妻之间也就缺少可供进行文学书写的素材。另一方面,儒家对于作为“五伦”之一的“夫妻”有着较为明确的规定。“虽然传统伦理并不否认夫妻之情的重要性,但反对溺情,坚持以义理制情,把义理放在首位,夫妻双方都应使自己的行为符合义理。”此种要求将出格的两性行为排除在了夫妻关系之外,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在艳情小说中难觅正妻的踪影。

相比之下,悍妇的形象在明清小说中则是十分突出的。《醒世姻缘传》中的薛素姐稍有不满便对其丈夫狄希陈大打出手,不仅公婆怕她,甚至其父亲薛教授亦对其无能为力。《醋葫芦》中的都氏不仅一发脾气就把其丈夫成圭打得鼻青脸肿,甚至要求其每次外出都不能超过点完一支蜡烛的时间。此种悍妇的行为无疑是妇女对封建父权制的反抗,传统伦理中的两性关系在这样的家庭里似乎颠倒过来了:女性成为了家中的主宰,并控制着丈夫的行动。这种错位让我们忍不住思考:在男性主导的有着明显性别等级差异的社会,女性何以获得这种力量?

其实,无论是夺取了丈夫权威的悍妇,还是艳情描写所不及的贤妻,其存在都建立在一个基础之上——社会性别系统与宗法制和等级制相互交织,共同构建着整个社会的性别等级。也就是说,决定男女之间关系的,并非仅仅是“男尊女卑”的性别等级,其他因素的存在使女性获得了反抗父权制的空间。一方面,虽然儒家强调“夫为妻纲”,但是正妻在家庭中的地位亦通过礼法与法律得到了保障。如男子虽然可以纳妾,但只能有一个正妻;“七出”赋予了男性休妻的权力,同时却使女性避免了被随意抛弃的命运。另一方面,女性在其他方面的优势使女性具有了反叛“夫纲”的力量。如《醒世姻缘传》中的薛素姐泼辣凶悍,不仅欺侮丈夫,对公婆亦甚无理,但狄希陈因为素姐的美貌却舍不得休妻;《醋葫芦》中的悍妇都氏用尽各种方法防止丈夫与其他女人发生关系,而她所倚仗的则是其娘家的财富与社会地位。不难看出,尽管夫妻之间存在着性别等级的差异,但此种差异并不足以消除其他因素对二者关系的影响。建构社会性别系统的诸多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不仅保证了正妻在家庭中地位,而且一旦当某种因素的影响超越了性别等级,女性便获得了反抗父权制的力量。

三、妾:父权与生存空间

相较于正妻,妾在家庭中的地位无疑更加低下。与夫妻关系不同,夫与妾的关系在本质上是一种主奴关系。妻与妾之间的地位亦十分悬殊:“妾之事女君与妇之事舅姑”。这种地位使妾基本失去了反抗丈夫权威的可能,也正因为此,妾成为了除了妓女之外的另一艳情小说中男性出格性行为的承受者。如《金瓶梅》第二十七回《李瓶儿私语翡翠轩潘金莲醉闹葡萄架》中西门庆与潘金莲之间淫亵已极的性行为以及七十二回潘金莲替西门庆“品萧”并要西门庆溺尿与自己口中等。正如《金瓶梅》七十二回所云:“大抵妾妇之道,鼓惑其夫,无所不至,虽屈身忍辱,殆不为耻。若夫正室之妻,光明正大,岂肯为也!”。而诸如此类的描写,是很难见与丈夫与正妻之间的。而且,如果没有丈夫的宠爱,妾的这种卑贱地位往往是很难改变的,并且会影响到其子女在家庭中的地位。《红楼梦》中宝玉和贾环同为贾政之子,但因一为嫡出,一为庶出,所以在贾府中的地位自然是天壤之别。而且即使育有子女,妾的地位也未必会有很大改善。如赵姨娘虽诞下贾环,但其在贾府的待遇却并没有明显改变,甚至连教育儿子的资格都没有。第二十回中,赵姨娘正在数落贾环,不料被路过的凤姐听到,凤姐当即训斥道:“他现是主子,不好,横竖有教导他的人,与你什么相干?”赵姨娘不仅被按辈分当算其侄媳妇的凤姐训斥,而且在凤姐严重,她连教训自己儿子的资格都没有。

囿于此种卑微的身份,妾只能通过依靠丈夫为自己谋求利益。《金瓶梅》中的妾们争风吃醋,无不是为了巩固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潘金莲尤其如此,她发明了许多淫具,与西门庆不拘场合地欢好,不仅为了满足自己的淫欲,更为了借西门庆的宠爱保住自己的地位。因此,潘金莲对西门庆的偷情行为总是感觉敏锐,并且反应异常激烈,因为西门庆偷情的对象很可能日后成为她的敌人,危及她的地位。相较而言,吴月娘在书中的形象则要贤淑得多,除与人物性格有关外,这与她的正妻身份不无关系——作为正妻,她的地位是超然于诸妾之上的。相较于潘金莲处心积虑要害李瓶儿之子,吴月娘甚至对自己的流产也不甚介意,因为无论哪个妾生了儿子,她都是嫡母。即便在尊卑颠倒的《醒世姻缘传》中,作为妾的珍哥与童寄姐之所能够凌驾于正妻之上,凭借的也是丈夫对她们的宠爱。另一方面,妾的家庭出身往往是十分低微的,这意味着她们很难从丈夫之外的其他地方获得支持。因此,妾几乎没有可能像部分小说中的正妻一样去反抗父权制。在缺乏各种社会资源的情况下,她们只能顺从父权制,并竭力依附并利用这一体制内的权威为自己谋得生存空间。

结语

虽然整体来看中国古代社会是“男尊女卑”的,但是家庭内部不同身份的女性地位与境遇又有着明显的差异。通过对明清小说中寡母、正妻与妾的分析,我们会发现,“中国父权制在着重‘孝悌’与‘名位’的特殊文化下,产生了一些女性在孝道伦理下之翻转的机会;同时亦在名与实中间,提供了一些可能的空隙。”这种“空隙”的存在使得部分女性超越“男尊女卑”的社会性别等级规定成为了可能,尽管获得了封建父权权威的女性反过来又成了父权制的维护者。同时,我们也应当注意到,影响女性地位的因素是复杂多样的,并非仅由其性别规定。因此,任何将中国古代女性所受到的压迫仅仅归因于性别的看法,无疑都是不全面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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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性别视阈下的“父权制”批判篇9

关键词：父权制；社会性别；等级制

中图分类号：C913.14；C913.68

文献标识码：A

一、父权制的理论内涵

在西方学术话语中“父权制”被称为patriarchy，从词根上讲来源于patriarch，意指家长、族长、主教、科学、宗教的鼻祖及创始人。相对于patriarch的是matriarch，意指女性家长、族长的妻子。从语言上可看出，“父权制”是一个把男性置于统治地位，女性被置于从属地位的两性不平等的制度或体系，从小到家庭、族群的私人领域，大到宗教、科学、社会等公共领域，男性均居于主导地位。

学术界关于父权制的定义虽然有不同的表述方法，但有一点可以达成共识——那就是紧紧围绕着男性中心、性别压迫、等级而展开的。根据简·品彻和伊美达·维勒汉在《社会性别研究的五十个关键词》的定义，“父权制、家长制”（Patriarchy）的本意为一个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部落等）由男性首领所统治。家长通常是社会中的长者，拥有对社会其他成员（包括年轻男人、所有的妇女和儿童）的合法权力[1]。从此定义可以看出，男尊女卑、上尊下卑的父权政治在人类社会已经成为一个根深蒂固的既定事实。

在《性别与环境》中，苏珊·海蒂菲尔德阐述道：“这是一个系统的、结构化的、不公正的男性统治女性的制度。父权制包括这样一些制度（如政策、实践、地位、机构、角色和期望）和行为，它们为男性授予特权（较高的身份、价值和特权）。这些制度和行为构成了性别主义的概念框架，后者反过来维护前者，将前者合理化。父权制的核心是对男性特权和权力的维护及将其合理化”[2]。可见男性对女性的统治是一个体系化、制度化、组织严密的过程和结果，各组成部分之间彼此支持、密切合作、形成一个同质的社会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男性中心主义（Androcentrism）赋予男性的理论和实践以绝对的权威和价值，成为不容忽视的准则。

就具体内容而言，父权制包括以下特征：

第一，男性统治。在一个社会中，男性通常控制着私人和公共领域，无论在家庭、部落等微观领域还是在政治、经济、宗教、军事等宏观领域，男性几乎占据了所有的统治、权威位置。男性的价值、伦理标准以貌似公允、理性、客观的形式评价、引导、控制着女性。父权制强调男性统治的自然属性，认为男性的生理条件导致男性强壮、伟岸、有领导才能，因此男性对女性的主宰也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父权制由此成为一个控制女性的性别结构，男性对各种社会资源的控制限制了女性的生存空间。

第二，男性认同。父权制通过家庭、教会和学术等制度化机构来传授、灌输男性的核心价值观，而家庭中的家长、宗教里的上帝、学术界的权威通常以男性形象出现，这无疑合理地强化了男性对女性的统治，男性是主体、中心，女性是客体、附属的这种概念使女性从孩提时就在内心接受了自己比男性低下的“事实”。“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盛行，既使在鼓吹男女平等的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也是婚后妻随夫姓，生育后多当起家庭主妇，女性变为公共领域之外的闲人和隐者。

第三，将女性客体化。史迪威·杰克逊在《女性主义与性》（Feminism and Sexuality）一书中谈到，在男性事务和交易中将女性用做客体，限制和阻碍女性的创造力；不让女性接触社会知识和文化成就的很多领域[3]。这说明在生产形态下，女性的自由自主行动的潜力受到了压制，社会结构安排从最高权力机制上排斥女性。在生活图景的社会化过程中，女性作为主体的实践活动受到打压，只能以客体、他者、非中心的形式存在，进而堵死女性进入主流社会的途径，达到巩固父权统治及男性中心主义的目的。

第四，男权制的思维模式。主要表现在二元对立的逻辑思维，即非此即彼的思考方式，将所有的事物分为黑白两极，而忽略中间状态，如主体/客体、自我/他者、理性/感性、同一性/异质性；思维方式为线性，体现在男性单一的极强的目的性、崇尚科学的工具理性；语言方面是限定性的逻辑结构。与此同时，他们却无视女性的流动性、发散性、多元性、零散性的语言特点及派生出的“圆形写作”。等级思维则置权力于等级结构体系中，把两性之间的生理差异转化为社会性别差异、把原本无等级的人与事物人为地加以划分优/劣、尊贵/卑贱、主动/被动、积极/消极。

二、父权制的哲学渊源

父权制的产生及发展有悠久的宗教、哲学渊源，反应在性别歧视深植于男性中心的文化环境之中，而这一文化传统已有数千年的历史。早在《圣经·创世纪》中就这样描绘人类：女人是上帝从男人身上取出的肋骨创造的。女人是男人身体的一部分，女人的身体自然要受到男人的制约与驯服。让主人“管辖”仆人是经过上帝首肯的，其权威性毋容置疑，无须人世间的事实依据。奥古斯丁说：“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事物比女人的拥抱和肉体的结合更能使男人的心堕落”[4]。如果把托马斯？阿奎那与奥古斯丁的思想作一比较，则会发现男尊女卑的观念在前者的头脑中更为严重。阿奎那说：“根据亚里斯多德，主人和奴隶的美德是不同的，正如男人和女人的美德不同。因此由于受到祝福所获得的美德和由那些在旅途中所拥有的美德将大不相同”[5]。基督教在男女关系问题上充满矛盾，一方面，它视人类的母亲夏娃为诱使亚当堕落的祸水，却视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为圣母；另一方面，它宣称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却又认为妇女比男人低一等。可见，基督教像其他产生于阶级社会的宗教一样，无不反映了父权社会对女性的矛盾态度，而宗教的发展与壮大又强化了父权对妇女的统治。

古希腊最为著名的两个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评价女性时也明显带有偏见的色彩。柏拉图把女人比作胆小鬼，认为以某种方式把男人变成女人，就是对那些扔掉武器的胆小鬼最恰当的惩罚。“来到这个世上的男人如果是懦夫，或者过着一种不正义的生活，那么可以合理地认为他在下一次出生时就会变成女人。”[6]此类表述不一而足。亚里士多德则从生物学角度，对两性差异进行“权威”论证，并得出结论：两性差异是自然界的必然现象，雌性是被动者，“作为运动本原的雄性比作为质料的雌性更为优越，更加神圣”[7]。基于这种生物学观点，亚里士多德认为，妇女在家庭、社会中处于从属、他者地位是天经地义的，由此从源头束缚了女性，并在其《政治学》中从政治学说、伦理道德角度巩固这一思想，成为西方社会歧视妇女的传统思想的始作俑者。

康德强调理性和客观性，其理性理论、道德理论及其追求平等、自由的核心主题使人们误以为他是一位现代女性主义的先驱，其实不然。康德有关女性的著作及表述自相矛盾。一方面，他将自身所处的18世纪德国社会的道德和法律标准标举为普遍真理，而漠视其地域性和暂时性，殊不知，当人人自由、平等、自主的理想状态遭遇现实时必然会被大大折扣。另一方面，康德采用双重标准，将“人”仅仅等同于男性模式，女性则在与男性的关系中定义。他认为和谐的婚姻是妻子对丈夫的服从，以协同的方式使女性成为男性的从属、背景以及更为被动的公民，女性应当将她的丈夫视为主人，而“在家庭中，男性有权利发出命令是因为他有保护他的家庭抵御敌人的义务”[8]。康德认为“丈夫有作为妻子主人的权利”，这一点“不能被认为是与夫妻间生而平等相冲突的”，婚姻由此颇有契约的味道——公平、合理、各取所需。在他看来，这些都是自然设计的结果，为自然的法则所指引，是本质、永恒、人类的启蒙理性、普适性和道德共识在两性关系的完美体现。这无疑为现代女权主义者所诟病。

黑格尔秉持着“存在即合理”的原则，这在《法哲学原理》和《小逻辑》中都有所体现。虽然他否定社会契约论，但本质上认为男人自我意识既是对自由的公民平等者（社会契约）的意识，也是对男性主人（性契约）的意识，男女两性关系像主奴关系，婚姻仍为一种有关性使用的契约，而这一切皆因“存在即合理”。黑格尔认为：“如果妇女领导政府，国家将陷于危殆，因为她们不是按普通物的要求而是按偶然的偏好和意见行事的。妇女——不知怎么回事——仿佛是通过表象的气氛而受到教育，她们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实际生活而不是通过获得知识而受到教育的。至于男子则唯有通过思想上的成就和很多技术上的努力，才能达到他的地位”[9]。可见，在黑格尔眼里，女性是感性的、易冲动的动物，不适合参与公共领域的活动；女性应限制在家庭/私人领域，将家庭领域的活动和道德等同于女性的活动和道德，而“男主外女主内”的契约模式对于正常社会运转再适合不过。女人由此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力。家庭（私人）与公民社会/国家（公共）是既可分又不可分的；公民社会归根结底还是一种男权制度。这一切无非是父权制下的男性中心主义在发挥作用。

女性主义认为，即使号召无产者团结起来的经典马克思主义也未能逃脱“父权制”的窠臼。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9世纪工人运动这个社会背景，也为指导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提供了有利的理论支持，为此一些学者坚持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分析社会运动。然而现代女性运动已经是一种新社会运动，女性主义者指出，即使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没有为劳动的性别分工提供令人满意的历史解释”[10]。在父权制的资本主义社会，无论从女性的经济地位还是政治地位，无论是家务劳动的零报酬，还是女性被排斥在生产领域之外，无不表明她们连工人阶级都算不上，被认为是不事生产的完全依赖男性的收入过活的“寄生虫”。马克思主义有关女性理论的缺乏，进一步强化了前资本主义社会就已经存在的男性统治女性的父权制。

综上所述，自古以来，“父权制”在男性思想家、哲学家、神学家的理论维护下，堂而皇之地为男性统治女性的历史、现实、制度和思想辩护，使女性在上帝或是自然的名义下甘愿服从于男性。哲人们赋予男性以主体、理性、逻辑、智力等特质，却置女性于对立、消极的他者境地，即客体、非理性、思维混乱、呆板等特质，使女性边缘化更加合理化、合法化。简言之，在父权制社会中，男女相异，男尊女卑。

三、父权制与社会性别研究

社会性别（Gender）或译“性属”，区别于生理学层面的自然性别（sex），旨在对社会赋予的人类性别特征从社会文化层面考察和清理。它兴起于20世纪后期，随着社会性别意识，尤其是女性意识的逐步提高，存在于文化生活中的以男性为中心的普遍性和同一性观念及预设的理论遭到重新审视、质疑。父权制自然成为社会性别研究的焦点，引发了一系列旨在探讨女性从属男性之基础的西方主流思想。在一定意义上，社会性别概念是对父权制下两性关系的总结和深化，使女性主义拥有了新的视角和批评观。

在女性主义者看来，父权制概念是一个工具，能够帮助人们理解社会现实。他们把女性依附于男性看作是社会文化系统的结果，而不是生理决定论。父权制是一个社会体系，与这一体系相关的意识形态是男性优于女性。以“父权制”为中心概念的三个重要理论分别为激进女性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

激进女性主义是基于对父权制的全方位批判得以建立的，于20世纪60年代末出现。该理论认为男权制是妇女受压迫的唯一根源，只有消灭男权制才能达到女性运动的目标。在激进女性主义者当中，美国女学者盖尔·卢宾借鉴了马克思主义、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人类学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第一次明确提出性/社会性别制度（the sex-gender system）的概念。卢宾在《女人交易——性的“政治经济学”初探》中写到：“性/社会性别制度是该社会将生物的性转化为人类活动的产品的一整套组织安排，这些转变的性需求在这套组织安排中得到满足”[11]24。她认为这套安排是通过社会机器（social apparatus）系统性地把生物学意义上的性转变为人类活动的产物。她又提到列维-斯特劳斯所持的观点，认为亲属系统的本质就是男人之间交换女人——“邪恶而又珍贵的货物”[11]34，婚姻是一种最基本的礼物交换形式，女人受压迫的原因从交换女人开始追根溯源，最终父权制社会才是其深层原因。

激进女性主义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凯特·米利特在《性政治》中首先引入了父权制（男权制）这一概念。它包含双重含义：第一，它指男性统治女性；第二，它指男性长辈统治晚辈。这与中国的权力结构体系的“父权制”概念刚好契合。在中国，父权制的基本特征就是等级制。在父权制下，在同一社会等级中，男性地位比女性高，男尊女卑，性别不平等非常明显；在不同等级中，上尊下卑，等级高的女性地位比等级低的男性高。

激进女性主义谴责父权体系大部分利用司法系统将暴力制度化，认为暴力是男性专利，父权暴力依赖实践途径，即婚姻、性暴力、剥夺女性生育权力，实行对女性的身体统治。米利特这样写到：“男权制根深蒂固，是一个社会常数，普遍存在于其他各种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中”[12]。因此，只有通过消灭男性中心主义思想和机制（主要是家庭），代之以赋权机制（system of empowerment）才能实现女性的解放。简言之，要实现女性解放，必须向父权制宣战，甚至达到女尊男卑。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是女性主义批评的一个重要流派，兴起于20世纪60—70年代，主要致力于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与观点去思考、解决女性主义问题。正如英国女性主义学者朱丽叶·米切尔的简洁定义——“提出女性主义的问题，给予马克思主义的回答”[13]。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既有吸收，又有质疑及批判。其妇女理论主要从历史唯物的角度挖掘妇女受压迫和剥削的根源，充分利用了传统马克思主义作为旨在消除阶级剥削压迫和不平等现象与制度的理论，使后者成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最重要的思想武器之一，尤其是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对妇女受压迫根源的论述为女性主义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恩格斯指出：“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同时发生的”[14]。这有助于女性主义揭露种种统治阶级的压迫实质，为女性解放寻求革命性的批判力量。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妇女和儿童被迫加入公共劳动大军，以获得家庭开支所需的足够工资，但是他们的工资设定远远低于男性工资，同时通过限制妇女尤其是怀孕妇女的工作时间，实现父权制意识在经济领域对女性劳动力的公开的极度剥削。女性主义据此把性别压迫和阶级压迫联系起来，把性属政治转化为寻求差异政治。

后期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借助现代的心理学、人类学、文化学、语言学等成果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恩格斯理论提出质疑、批评、补充、修正和重新阐释，努力构建符合后现代语境的女性主义理论。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过分关注妇女问题中的经济因素，将女性生理因素与其受压迫的现实联系得过于简单化，忽视了女性本身具有的差异性、他异性、异质性，希望顾及到具体差异的分析，而不要采取不加区分的一勺烩的“普遍主义”策略。为此，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引入社会性别理论，用以对马克思主义的补正，把分析范畴细化到不同阶级、种族下的性别歧视，最主要代表之一为斯皮瓦克，他们为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作出了贡献。

与此同时，活跃着另一支女性主义流派——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某种程度是在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进行批评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有相似之处。它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性别盲点和早期激进女性主义的阶级盲点”[15]，将二者结合起来，所以也可称为双重理论。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从根本上反对强调性别差异，主张抹平男女阶级的界限，取消女性主义政治。

朱丽叶·米切尔是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在《妇女：最漫长的革命》一文中指出妇女的受压迫机制是由女人在生产、生育、性和儿童的社会化关系四个环节共同决定的，只有改变这一整体结构，女性才能摆脱压迫，获得真正解放。改变的途径则是“对各种结构的不平衡发展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开展革命运动，攻击这种结合中最薄弱的环节”[16]。今天，科学技术的进步造成对劳动力需求的减少，女性在生产中的实际作用极可能减小（在许多地方已成现实），这无疑导致了女性回归家庭，过着相夫教子、从事家务劳动的主妇生活，无形中加重对男性的精神依赖和经济依赖。所以，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解构的父权制关注在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精神领域和作为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物质领域。

四、结语

在21世纪复杂、高度分化的政治环境中，各种新社会运动陆续登上后现代舞台。关于男尊女卑的性别秩序是自然形成的，关于有某种族、阶级生而低下的话语在新世纪的话语中失去了合法性。父权制思想更多以隐蔽的方式存在着，但并未退出公共话语的舞台。性别歧视的话语和观念在社会生活中仍随处可见，更多地体现在心理、实践而非言语中。所以，反抗妇女（“第二性”）的意识形态革命是个宏大的历史任务，男女平等的事业仍将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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