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斯机制（通用7篇）
科斯机制 篇1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国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 旅游已成为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一种重要方式。自然文化遗产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人文风貌, 成为众多旅游者首选的旅游目的地。自然文化遗产是指在自然演进与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中, 历史的积淀会通过古迹、古建筑、地质地貌、生态景观等方式留存下来, 这些连接历史和当代纽带的留存便称为自然文化遗产。由于管理方式和研究体系的差异, 我国习惯于用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国家森林公园、文物等表达“遗产”概念。根据我国现有法律法规的规定, 自然文化遗产的所有权归属国家, 既全民所有。在国家所有权的前提下, 遗产开发保护由政府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进行管理。在我国进行市场经济改革以前, 遗产的经济价值并不明显, 其目的是为国家保留一批珍贵的自然文化资源, 为各种科学研究、文化活动提供场所, 同时承担少量的对外接待及旅游参观任务。在市场经济改革以后, 随着遗产经济价值的凸现, 遗产的经营开发成为能带来丰厚利润回报的旅游产业。一方面, 在“公有-公营”当然逻辑的指导下, 地方政府纷纷成立国有遗产开发公司, 与原有的政府管理机构共同负责遗产的开发经营, 遗产开发公司与管理机构“两块牌子, 一套人马”, 称为政府主导机制。另一方面, 在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 由于经济发展缓慢、遗产开发保护缺乏资金, 当地政府将遗产转让给非国有公司进行开发保护, 称为遗产开发保护的市场机制。
实践中两种机制均产生了不少问题。政府主导机制的本意是政府作为全民利益的代表, 主导遗产开发保护能够体现遗产的公益性, 避免遗产资源的过度开发与破坏。但现实中却产生了政企不分, 行政垄断严重等问题, 政府官员与国有开发公司负责人为了争取政绩, 往往将遗产开发带来的经济利益作为主要目标, 而忽视遗产的保护。市场机制的本意是将遗产转让给非国有企业, 引进外来资金以弥补遗产开发保护资金的不足, 更好地进行遗产开发保护。但现实中资本的逐利性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 遗产经营者为了使利润最大化, 过度经营与破坏性开发现象时有发生。一时间, 遗产开发保护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实际上, 两种机制争论的理论实质是经济学中对于自然文化遗产这种特殊资源的开发保护是采用明晰产权、市场化的科斯机制还是国有化、政府主导的庇古机制。本文首先分析遗产资源的经济特征, 其次研究两种机制的理论支撑———科斯理论与庇古理论, 最后提出我国自然文化遗产开发保护实效机制的选择。
二、自然文化遗产的经济特征
(一) 公共资源
自然文化遗产客观上体现为山川、河流、森林等资源, 其具有不可分割性。这也意味着个人的使用并不排除其他人的同时使用, 即对其使用具有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 因此, 遗产资源具有经济学意义上公共资源的特征, 对其开发保护不当可能导致“公地悲剧”。为了避免“公地悲剧”, 经济学理论给出的答案是对公共资源实行私有产权或国有产权的制度安排。而对于遗产资源, 一方面, 遗产资源通常都具有较大的规模, 另一方面, 作为自然与人类活动的共同结晶, 遗产资源无疑应当是全体人民的共同财富。因此, 其所有权通常都采取全民所有的形式。
(二) 外部性
作为一种公共资源, 遗产开发保护具有强烈的外部性。所谓外部性, 是指一个主体的经济活动对没有参与该活动的其他主体带来的影响。外部性强调的是该影响的发生缺乏两个主体之间事前的正式交易, 影响的接受方是被动地受到影响。外部性又可分为正外部性与负外部性。正外部性是指该主体的经济活动给另外主体带来了收益, 而自己无法得到补偿。负外部性则恰恰相反, 主体的经济活动给另外主体带来了损失, 受损失方却没有得到赔偿。遗产的开发保护具有很强的外部性。一方面, 遗产资源作为全社会的宝贵财富, 其可持续开发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 不仅对遗产当地人有益, 还对全体社会公民具有重要价值, 每一个公民都能通过参观遗产获得一种美的享受, 产生民族自豪感与集体认同感。另一方面, 遗产的不当开发则会破坏遗产资源, 带来严重的负外部性, 遗产资源的破坏不仅使当代人遭受损失, 还将损害后代人的利益。
(三) 自然垄断
遗产的形成, 是由于地球千百万年的地质运动及人类漫长历史长河中文明的积淀, 因此, 其分布具有一种天然的分散性, 带有浓郁的地域特征。如西北的大漠、江浙的水乡、西藏的雪山等。同时, 这些遗产资源作为地理标志, 具有明显的独特性, 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处遗产资源, 正是遗产资源的独特性使其对旅游者产生一种特殊的吸引力, 使他们宁愿跋涉千山万水来景区参观游览。进一步, 由于遗产资源的独特性, 使它成为一种稀缺资源, 具有经济学意义上的稀缺性。遗产资源的稀缺性、独特性、地域性共同决定了遗产经营的自然垄断性, 在一定范围内缺乏有效竞争, 可能为经营者带来超额垄断利润。
三、庇古机制与科斯机制
(一) 庇古理论
庇古是著名的福利经济学家, 在其1920年所著的《福利经济学》一书中, 提出了因外部性、公共产品与垄断导致的市场失灵应由政府解决的理论, 即“看不见的手”需要“看的见的手”扶持的理论。庇古认为外部性的产生实质是边际个人成本 (收益) 与边际社会成本 (收益) 不一致所造成的。边际个人成本大于边际社会成本会带来负的外部性, 边际个人收益小于边际社会收益则会带来正的外部性。由于外部性的存在, 产量会偏离社会最优产量, 单纯的市场机制无法纠正外部性带来的市场失灵, 此时需要政府来干涉市场机制, 通过政府税收来调节资源配置, 使边际个人成本 (收益) 与边际社会成本 (收益) 相等, 从而使资源配置达到效率标准。据此, 庇古认为政府应对市场进行干预, 对公共事业如供水、供电、铁路等实行国有化;对垄断进行政府管制, 通过政府定价限制垄断利润, 保证市场充分竞争。庇古理论为政府干涉市场经济的运行提供了理论基础, 政府为治理外部性所征税收被专称为“庇古税”。
(二) 科斯理论
科斯理论的核心是科斯定理。1960年, 罗纳德·科斯发表了其著名论文《社会成本问题》。在该论文中, 科斯批判了庇古外部性理论认为施害者是天然责任承担者的思想, 认为外部性具有相互性, 即一种行为在带来成本的同时也会产生收益。因此对待外部性, 不能仅仅看到外部性所带来的社会成本, 也要考虑到它产生的收益。是否允许外部性的发生就要在比较外部性所产生的社会成本和社会收益基础上, 两害相权取其轻, 最终促使社会总效率的提高。为了说明该问题, 科斯在分析了农场主与相邻牧场主相互侵害的例子后, 认为“有必要知道损害方是否对引起的损失负责, 因为没有这种权利的初始界定, 就不存在权利转让和重新组合的市场交易。如果定价制度的运行毫无成本, 最终的结果是不受法律状况影响的。”这些内容被后人总结为科斯定理。所谓科斯定理即是指如果市场交易成本为零, 资源的配置效率与最初的权利分配无关。该定理包含以下三层涵义:第一, “有效性”, 即不管权利的初始安排如何, 如果交易成本为零, 资源配置的结果都是有效率的。第二, “无关性”, 如果交易成本为零, 资源的最终配置结果与权利不同的初始安排无关。第三, “相关性”, 如果交易成本不为零, 资源配置效率与权利的初始安排相关, 即不同的权利初始安排将带来不同的资源配置效率。
科斯定理提出后, 学者们纷纷认为对于环境污染、公共资源治理等外部性问题, 政府不应插手, 而应当明晰产权, 由市场机制来解决。在产权明晰的前提下, 产权主体会通过市场谈判分配资源, 最终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
四、我国自然文化遗产开发保护实效机制选择
科斯理论与庇古理论分别指出了自然文化遗产开发保护的市场机制与政府主导机制, 但实践中两种机制都导致了遗产过度开发、遗产破坏等现象。究其原因, 两种机制都存在一定的弊端:一方面, 庇古理论所倡导的政府主导机制认为政府应当对遗产开发保护进行国有化经营, 以避免“公地悲剧”、垄断及外部性问题, 但其假设前提是政府是公共利益的天生维护者, 而现代经济学却认为, 政府是由人组成, 政府也具有自己的目的, 如选票、政绩等。并且, 还会产生“寻租”等现象。市场中政府通过强力所造成的行政垄断往往比经济垄断带来的危害更大。另一方面, 科斯理论认为遗产开发保护应引入市场机制, 但在我国现实情况下, 其难以发挥作用。首先, 我国法律法规规定了遗产的国家所有, 不允许遗产的私人占有。其次, 遗产本身的自然垄断性可能会使市场失灵。最后, 科斯理论所强调的是一个零交易成本的假想世界, 现实社会中, 交易成本不可能为零, 有时高得无法逾越, 导致市场交易无法完成。因此, 即使明晰产权, 遗产资源也可能由于过高的交易成本而无法达到效率配置。
综上所述, 我国自然文化遗产开发保护的实效机制是科斯机制与庇古机制的融合, 即市场机制与政府规制结合产生的“混合机制”。其具体含义包括:
首先, 遗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 经营权可交易。遗产产权是一项权利束, 其包含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分权等多种权能, 各项权能既可以集中归属于一个主体, 也可以分属于多个主体。市场经济资源配置的效率标准是将资源配置给最珍视它的主体。因此, 产权的可交易性是资源效率配置的前提。虽然我国不允许遗产所有权的交易, 但可以使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 经营权可交易。这无疑将促进遗产资源的效率流转。我们认为遗产景区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经营权可交易的市场机制不仅有利于遗产资源的效率配置, 可以实现其应有的价值。而且, 还有助于打破现存遗产开发保护的行政垄断, 避免由此带来的低效率及社会福利损失。
其次, 强化政府规制。自然文化遗产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经营权可交易的市场机制并不是将遗产开发保护完全推向市场, 政府无所作为。而是在遗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基础上, 要求政府转变经营职能, 强化政府的规制职能, 即做好裁判员的工作。遗产资源作为一种稀缺资源, 其效率配置需要市场机制, 其具有的公益性、外部性与自然垄断性有可能导致“市场失灵”, 因此, 政府必须加强规制。所以, 在遗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市场机制基础上, 政府应当做好所有权代理人的角色, 改变政府直接参与遗产经营的职能, 强化政府对遗产经营者的规制与服务职能。一方面, 应完善遗产开发保护立法, 使政府规制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做到信息透明, 消除信息不对称。另一方面, 应建立独立、统一的规制机构, 对遗产经营者加强监管, 防止遗产开发中过度开发等机会主义行为。
最后, 还要建立对政府规制机构的监督机制, 防范规制机构的“寻租行为”, 造成“政府失灵”, 从而使遗产开发保护走上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摘要：我国自然文化遗产开发保护目前存在市场机制与政府主导两种机制, 其理论支撑分别为经济学中的科斯理论与庇古理论, 但两种机制下都产生了遗产过度开发、破坏开发等现象。遗产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源, 其可持续开发保护既需要科斯机制也需要庇古机制, 只有两种机制的有机结合才是我国遗产开发保护的实效机制。
关键词：庇古,科斯,自然文化遗产,开发保护,机制
参考文献
[1]、张晓.自然文化遗产管理——中外理论与实践[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2]、费方域.产权、谈判、法律和效率[J].经济评论, 2009 (3) .
[3]、科斯.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M].上海三联书店, 1994.
科斯的愿望 篇2
我有幸受邀参加了科斯在2010年7月18日至24日举办的暑期研讨会。不过令我失望的是, 即使是参会人员, 也大都没有提供符合科斯要求的学术论文。我自己就没有提供符合科斯要求的学术论文。在这个会议期间, 我与朋友聊天, 大家一致同意, 假如没有科斯、张五常、奈特、阿尔钦, 那么经济学就完全是灰色的, 我们就不能看到世界的另一面;大家一致同意, 虽然科斯、张五常经济学是真正有意思的经济学, 但是我们还是不能选走两位老人家的路线。不因为别的, 只因为他们拿经济学是当学问在做, 而我们却是拿其当职业在做。
科斯、张五常经济学重视经济解释。为什么今天的经济学走上了只重数学化而不重思想的道路?这当然是需要解释的现象。我最初的解释, 这是大学接受政府资助的结果。逻辑是这样的:假如大学的经费来自私人资助, 那么只要资助者认为某个学院、某个人有水平就行了, 看错了血本无归的是他自己, 别人并没有意见可言。但是假如大学的经费主要来自政府, 那么就产生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官员们花的不是自己的钱, 如何达成决定经费分配的一致意见而不被人说官员和被资助者上下其手, 于是至关重要。为此不得不选择好观察、易度量的决定胜负的指标来分配经费。无疑, 思想是不好度量的;好观察、易度量的是数学化的东西。
我知道, 尽管牛津、剑桥是私立大学, 但它们接受来自政府的大量资助。然而美国的私立大学不一样, 其经费主要来自私人的捐助, 为什么也走上了重数学化而不重思想的道路?或许, 私人捐助者也要选择好观察、易度量的指标来挑选捐助的对象?毕竟, 他们并不具有对学术做出直接鉴定的能力。延伸到教师, 自然也要确立好观察、易度量的决定胜负的准则。人们拿经济学当职业做, 而不是拿其当学问做, 这或许是经济学走上了重数学化而不重思想道路的根本原因。作为职业, 当事人首先关注的是胜负结果, 而不是对于思想本身的贡献。
反思尤科斯 篇3
从一定程度上讲, 尤科斯事件反映了普京能源大政治的总体思路。俄罗斯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是俄罗斯迅速发展的一大财富, 普京政府希望避免私营公司的过分扩张。同时也希望将石油的年出口量以及石油管线的控制权掌握在国家的手中。俄罗斯政府对尤科斯石油公司采取这些措施的真正目的是先以低价在内部拍卖尤科斯的核心资产以防资产流失;再重挫尤科斯股价, 迫其市值缩水;最终以低价全盘接管尤科斯, 对其实现“逆私有化”。
对于尤科斯事件, 俄罗斯有许多需要反思的地方, 而中国作为一个同样经历经济转轨的国家在其中也有许多值得注意与警惕之处。尤科斯事件主要有两个要点, 一是国家命脉, 二是国有资产。首先尤科斯事件的起因是普京政府将能源问题从以前的一般经济产业提升到国家必须掌握的命脉问题, 控制俄罗斯能源体系是普京强权政治的重要一步。第二是国有资产问题, 叶利钦时期, 为了追求市场自由而大肆推行国有资产私有化, 在普京政府上台后, 认为其中有着重大问题, 尤科斯事件也可以看做是俄罗斯对于私有化进程中所犯过错而进行的亡羊补牢行为。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逐渐认识到了市场的重要性, 为了追求生产以及资源配置的高效, 我国也进行了一系列私有化进程。中国的私有化进程的手笔远没有俄罗斯大, 虽然中国的私有化不及俄罗斯那么野蛮, 但是私有化进程同样出现了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俄罗斯的尤科斯事件讲的是政府控制国家命脉问题, 中国在私有化进程中讲的是国有资产流失问题, 但是两者的实质都是相通的。经济转轨国家在私有化进程中有几点我们需要特别注意, 一是私有化的企业类别, 二是私有化的企业规模, 三是私有化的方式。
关于企业类别问题主要是说什么样的企业能进行私有化。尤科斯之所以成为了被“肃清”的对象, 这和尤科斯所涉足的领域有着必然的联系。一个国家当中, 有很多行业是具有特殊地位的, 他们关系着国家的民生或者命脉, 对于政府自然会特别关注。在政府高度集权的国家, 对于这些命脉行业的控制欲望是极为强烈的。如果在这些领域进行的大规模私有化必定是在满足政府的某种一时需求, 在这之后, 政府会很容易产生“反悔”情绪。
而对于企业的规模来讲, 太大的企业是不适合进行私有化的。小企业私有化面更广也更为彻底, 而大企业私有化则像是一种股权改革的行为, 但是对于这些大型企业的股权改革俄罗斯是没有一个度的, 国家不仅出让一部分股权而且低价转让了大部分甚至全部股权, 以致国家失去了控制能力。大型企业往往资产结构复杂, 进行彻底私有化改革将牵涉到众多方面问题, 不仅是资产评估难以有合理解决方案, 而且国有企业人员安置问题也很难解决。对于特大型国有企业的改革可以更多地将目光投向与大型国有企业间兼并收购, 政企彻底分离, 聘请雇佣高水平职业经理人等方式, 若进行股份改革控股权的转让需要非常慎重。
在私有化的方式上, 俄罗斯走了一条相对极端的道路, 很多都是政府向大财团、大资本家贱卖甚至无偿转让国有资产。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不符合市场逻辑的, 同样也是不公平的。这样将会拉大社会收入差距, 少数财团占有过多国家资源, 甚至严重左右政府。这些对国家长期发展不利的影响, 最终也导致了普京政府对尤科斯痛下“杀手”。在私有化的进程中我们应该做到的是尽量公平公开, 国有资产的转让在一个较为透明的环境下进行, 国有资产的转让价值也不完全由评估决定。评估价值可以作为参考, 作为基准, 但是在一般情况下最终的价格应该由市场自由竞价决定。
政府应该从尤科斯事件中吸取一些经验教训。尤科斯事件其实是一个秋后算账的政府行为, 这种行为在我国私有化进程中也是屡见不鲜。但是秋后算账是一种极为缺乏效率的行为, 不仅会耗费大量人力物力, 对企业生产经营严重影响, 更重要的是, 秋后算账是一个损害政府信誉的行为, 如果政府对自己制定的政策不能有一个长期的坚持, 市场就很难对该国未来的经济有良好的预期, 投资环境最终进入一个消极的循环。秋后算账的最初起因可能更多的也是因为国家为解决一些临时问题而推出了一些特殊政策, 这些政策看起来是能解决国家短期问题, 但实质上是有极大代价的。这种行为不是在解决问题而是在遮掩问题, 但问题总有一天还是要爆发出来, 只不过爆发的时间或者是爆发的点被转移了而已。
科斯基本理论的法律思考 篇4
1.当交易成本为零时, 法律所规定的法定权利的初始分配并不影响效率和资源的最优化, 即使存在分配不当的情况, 市场均衡也将对其进行校正。
2.当交易成本不为零时, 法定权利的初始配置不同, 资源配置的效果也不同。
3.在2的条件下, 产权制度的设置是实现最优化的基础。
对这一定理的法律分析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一、引入产权制度的原因
由于当事人双方存在着一方权利的实现将造成另一方受到损失的关系, 在此基础上, 当不存在交易成本或交易成本可以控制到很小时, 无论法院对产权的划分如何, 双方都可以通过谈判的方式实现最优化;当存在一定的交易成本时, 法院对产权的划分将直接影响双方其后的经济活动。
另一方面也应注意的是, 在权利配置中引入产权制度后, 并不意味着法律的稳定性和指导性将因此受到破坏。有害效果问题的相关判例差异巨大, 其中蕴含的经济因素及判决所造成的经济影响也难以一并衡量。法院的判决首先应与案件的实际情况相联系, 明确基本的权利义务关系, 划定产权范围, 认定侵害事实与损害结果, 保障判决的平等与公正, 同时发挥法律在经济活动中的引导功能, 避免片面地追求经济效果而忽视法律的基本价值。
二、讨论交易成本的原因
在理想状态中, 即使当事人双方的权利分配存在严重问题, 在完全的公开竞争的市场均衡之下, 由于交易成本为零, 双方也可以通过谈判而达成协议, 最大程度地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只要当事人双方能够以真实自愿地意思表示就权利分配问题进行谈判, 并且所提供的补偿金足以弥补因放弃权利行使而带来的损失, 同时又小于因对方放弃权利而增长的收益, 则法律层面的权利配置瑕疵可以完全通过经济手段予以平衡。
然而零交易成本的情况在现实中极少存在。一般而言, 在交易活动中, 法律适用和权利分配的目的应是最大程度地减少成本, 而非通过限制交易活动的发生从而消除成本。就交易成本而言, 法律并不应直接予以干涉, 而需要对自由市场的运行规律和双方的谈判意愿予以充分尊重。即使在存在交易成本的情况下, 市场的平衡作用也并未完全被产权设置所取代。法律或政府仅参与到明确产权的环节中, 从而给予市场交易更多的自主性。
三、限制政府管制的原因
科斯认为, 在通过产权配置实现最优化的过程中, 当政府管理费用低于市场交易成本时, 政府通过确定产权能够对法定权利的初始配置产生积极影响 (假设政府能够做出正确的决定) , 但同时, 政府不应也无法对于市场交易进行过多干涉。
在此之前, 对于有害效果问题, 政府倾向于向造成侵害结果的企业征税, 迫使其生产成本增加, 从而调整生产规模以降低损害。对于企业而言, 税收将使得企业生产要素的价值下降, 这将不利于防止损害。另一方面, 当损害程度降低到受害者防止损害的成本大于损害本身时, 受害者可能选择承受该损害, 而这又将使得企业造成的损害程度增加。在这一过程中, 政府的管制并不能起到消除损害的作用, 而仅能够将损害稳定在产值及利益的最大值。限制政府管制不仅是充分利用市场自由交易的前提条件, 也能够避免由此造成的资源浪费。
综合上述分析, 尽管科斯定理在其经济假设及法律推理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但其就法律的经济分析研究的理论价值和指导意义仍十分明显。法律并非要为市场交易活动设置障碍, 而是要为权利的行使划定范围, 为经济活动的开展创设相对自由的空间。在市场均衡作用下, 当事人同样可以遵循自愿真实的意思决定是否进行产权配置的谈判, 是否进行交易成本与收益的平衡, 从而满足自身的经营需要, 达到效率与资源的优化配置效果, 同时发挥法律的公平公正与经济的产值最大化效能, 实现法律在经济活动中的实践价值。
摘要：本文将从罗纳德·哈里·科斯的著作《企业、市场与法律》出发, 重点对科斯社会成本理论中蕴含的法律思想和法律适用情况加以讨论, 使其有关交易成本和产权配置的经济分析回归到法律本身, 充分发挥其在法学领域内的实践价值。
关键词：科斯定理,法律分析
参考文献
[1]罗纳德·哈里·科斯, 盛洪, 陈郁.企业、市场与法律[M].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2]理查德·波斯纳, 蒋兆康.法律的经济分析[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9.
[3]凌斌.经济运行的法律影响——论法律界权在科斯框架中的功能与成本[J].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2 (27) :88
[4]喻中.科斯的法律经济学思想述论[J].政法论坛, 2014, 32 (3) :162-171.
对科斯企业性质的再思考 篇5
1.1 科斯考察企业性质的前提条件
市场经济体制是科斯考察企业性质的前提条件。科斯认为, 在探索企业的定义时, 首先考察经济体制或许是比较合适的。我们正常的经济体制是自行运行。它的日常运行不在集中控制之下, 不需要中央的监察。就人类活动和人类需要的整个领域而言, 供给根据需求而调整, 生产根据消费而调整, 这个过程是自动的、有弹性的和反应灵敏的。
1.2 科斯从市场交易角度对企业性质的界定
古典经济理论认为生产要素的流动方向直接依赖于价格机制。然而, 阿瑟·索尔特爵士的描述却给出了一个有关经济体制的非常不完整的画面。在企业中, 这种描述根本不适用。例如, 我们发现在经济理论中生产要素在各种不同的用途之间的配置是由价格机制决定的。如果要素A的价格在X比在Y高, 则A就会从Y流向X, 直到X和Y之间的价格差消失为止, 除非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其他方面的利益补偿。然而, 在现实中, 我们发现这种说法在许多地方并不适用。如果一个工人从部门Y流向部门X, 他这样做并不是因为相对价格的变化, 而是因为他被命令这样做。在企业之外, 价格变动决定生产, 这是通过一系列市场交易来协调的。在企业之内, 市场交易被取消, 伴随着交易的复杂的市场结构被企业家所替代, 企业家指挥生产。显然, 存在着协调生产的替代方法。既然人们通常认为统筹协调能通过价格机制来实现, 那么, 为什么这样的组织是必需的呢?科斯通过分析研究发现利用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这是因为:①发现价格需要成本。②市场上发生的每一笔交易的谈判和签约需要费用。当存在企业时, 契约不会被取消, 但却大大减少了。③长期契约的不稳定性, 企业组织是保持契约稳定性的选择。因此, 科斯认为, 可以假定企业的显著特征就是作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
1.3 企业边界确定的理论
企业的引入基本上是由于市场运行成本的存在。一个与此相关的问题是——既然通过组织能消除一定的成本, 而且事实上减少了生产成本, 那么为什么市场交易仍然存在呢?为什么所在生产不由一个大企业去进行呢?首先, 科斯认为, 当企业扩大时, 对企业家的功能来说, 收益可能会减少, 也就是说, 在企业内部组织追加交易的成本可能会上升。自然, 企业的扩大必须达到这一点, 即在企业内部组织一笔额外交易的成本等于在公开市场上完成这笔交易所需的成本, 或者等于由另一个企业家来组织这笔交易的成本。其次, 当组织的交易增加时, 或许企业家不能成功地将生产要素用在它们价值最大的地方, 也就是说, 不能导致生产要素的最佳使用。最后, 从另外一个角度可以说, 交易增加必须达到这一点, 即资源浪费带来的亏损等于在公开市场上进行交易的成本, 或者等于由另一个企业家组织这笔交易的亏损。
但如果企业在低于公开市场上的交易成本这一点上或在等于在另一个企业中组织同样交易的成本这一点上停止其扩张, 在大多数情况下, 这将意味着在这两个生产者之间存在着市场交易, 其中每一方都能在低于实际市场运行成本的水平上组织生产。如何解决这个悖论呢?为了便于说明, 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假定A向B购买产品, 且A和B都能在低于其现在成本的条件下组织市场交易。我们可以假定, B不是组织生产的一个过程或阶段, 而是组织许多个。假如A由此希望避免市场交易, 那他将不得不接管所有由B控制的生产过程。除非A接管了所有生产过程, 否则市场交易将依然存在, 尽管市场上交易的是不同的产品。但我们前面已经假定, 每一个生产者的扩张会导致效率降低;组织一笔额外交易的附加成本会上升。A组织先前由B组织的交易的成本可能会大于B做这件事的成本。只有当A组织B的工作的成本不大于B的成本且数量上等于公开市场上完成同样交易的成本时, A才会由此接管B的所有组织。
2 理论界对科斯企业性质的质疑综述
第一, 按科斯的逻辑, 仅从相对成本差异的角度界定企业的性质, 存在片面性。如果说新古典的厂商理论只关注生产费用而忽视交易费用具有理论片面性的话, 那么, 科斯只强调交易费用 (包括管理费用) 而忽视生产费用, 也没有避免理论片面性。按照科斯的说法, 如果企业家确信通过市场的价格机制购买生产要素比自己生产更为便宜时, 就会走向市场, 通过市场交易获得该种要素而不是通过自己生产。即使存在这种选择性替代关系, 该企业家对于相对成本的比较也不仅仅限于“交易成本”与“组织成本”的相对差异上, 他一定会将生产成本包括运输成本等系列成本因素考虑在内, 在做抉择时如果仅仅考虑成本的差异, 一定是以预期的市场交易所得商品包含的总成本 (或单位成本) 与预期自己生产的产品所费的总成本 (或单位成本) 为权衡对象, 而不仅仅局限在“市场交易成本”与“企业组织成本”之间进行权衡。因为经验性的常识使他深深懂得, 别人生产的产品与自己生产的同类产品仅在单位“生产成本”与“组织成本”的相对差异而抉择, 实属非理性的选择。如果将货币币值变化、汇率的变化等更多的变量考虑进去, 是否运用市场机制获取产品的抉择就更为复杂。正是如此, “企业在自己生产产品更便宜时就自己生产”与“当交易成本低于组织成本时, 企业就会向别人购买产品”这两种说法之间并不是等价的。
第二, 科斯模型导出的关于市场与企业相互替代的那个边际均衡点属于一种比较静态的均衡点, 没有解释意义。因为这一均衡点的确定是严格建立在完全的自给自足方式与有市场交易的合作性企业组织的生产方式之间不存在差异的基础上的。然而, 如果考虑到生产成本的变化及其由生产成本、技术进步、分工协作效应等因素所决定的规模效应的变化等系列变量 (例如, 单位交易成本变动与单位生产成本的变动由于变动方向或者变动速率的不同, 单位总成本的变化并不一定与单位交易成本的变化相一致) , 这一决定边际替代的均衡点是不存在的, 即使存在这样的均衡点, 那也是非连续的, 非稳定的。如果这一边际替代的均衡点缺乏相对稳定性, 那么, 严格意义的市场与企业间的边际替代机制就很难实现, 因为经济学的基本常识告诉我们, 企业的规模扩张或收缩、选择自给自足还是借助于市场交易满足自己的需求, 并不具有完全自由的抉择条件, 它要受到固定资本的特性所决定的成本的沉没性 (沉没成本) 的约束, 资产的专用性越强, “套牢”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 如果这一均衡点处于瞬时波动状态, 而企业在做关于自产与交易的抉择、扩大企业规模还是缩减企业规模的抉择时, 由于沉没成本的存在并不一定能进行相应的规模边界调整, 那么, 科斯的关于企业与市场的那个边际替代均衡点就没有解释意义。
第三, 按照科斯的交易成本假说, 可以很容易地得到两个合乎科斯理论逻辑但背离现实的推论:①如果说企业作为市场的替代物是因为企业具有节约交易费用的性质的话, 那么, 我们就有理由顺着这一逻辑导出这样一个推论:凡是能够降低市场交易费用的工具及其相关制度安排, 都可以作为价格机制的替代品与市场存在替代关系, 而企业不仅仅属于市场唯一的替代物。例如, 统一的度量衡制度的演进、货币制度的发展、产品质量标准制度的实施、各种自律性行业组织的产生、现代电子技术在交易中的应用等制度安排的产生及其演进, 大大地降低了市场交易费用, 在科斯的逻辑层面上进行推论, 这些节约市场交易费用制度安排所产生的直接效应本该是使市场的范围不断萎缩, 价格机制的功能不断退化, 然而, 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这些系列制度安排的产生及其演进并不是作为市场的对立物、市场机制的替代者存在的, 而是作为市场机制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不断地推进市场范围的扩展。道格拉斯·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分析框架恰恰证明, 有利于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结构的演进, 是拓展市场范围, 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②如果假定市场价格机制协调与企业的内部协调之间存在替代效应的话, 那么, 另一个合乎科斯替代逻辑的推论就是, 随着价格机制及其市场范围的扩展, 替代效应必将导致企业规模的萎缩和企业数目的减少, 因为市场价格机制调节范围的扩张替代了企业内部的科层结构协调。然而, 这一合乎科斯替代逻辑的推论与市场经济演进的现实逻辑则完全相悖。仅从企业规模扩展看, 一个显见的事实是, 企业规模的扩展与市场范围的拓展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 并不是相互替代的。从微观层面的考察不难发现, 每一企业规模的扩张都是与它作为要素的购买者所依存的要素市场的扩展和作为产品或服务的供给者所依存的产品市场的扩展直接正相关。正是在这一意义上, 企业的市场开拓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的规模扩张能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跨国公司的快速发展及其规模的急剧膨胀, 哪一个不是依仗它的市场开拓能力实现它的跨国扩张目的的?宏观层面的情况更是如此, 20世纪80年代以来, 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强化, 说明全球市场一体化的进程在加速, 市场展现出的“跨国并购”和所谓的“强强联合”特征, 反映出在全球市场一体化进程中企业在规模上要求越来越高, 从而催生出越来越多的巨型企业。因此, 市场的扩展与企业规模的扩张是互补的正相关关系, 而不是科斯的替代关系。
第四, 若将企业的性质仅仅简单地概括成一种节约成本的科层结构, 并且只是属于节约某种成本的科层结构, 那么, 与其说是相对于新古典厂商理论的一种理论进步, 还不如说是某种退步。新古典的厂商理论尽管不是属于完全意义上的企业理论, 但它将企业看做一个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主体, 为此, 在它的厂商理论框架中, 企业作为一个“经济人”在成本—收益问题上比较, 至少反映出经济活动主体组成企业从事经济活动的基本动机和根本出发点——追求净收益和经济效率。成本的节约只有在与收益相对并能体现出效率高低时才有意义, 正是因为如此, 德姆塞茨指出, 避免交易成本过高固然是企业利益动机的一部分原因, 但过分关注这一点, 却使我们忽视了那些也许是更重要的、决定人们长期合作的原因。在我们看来, 不管从什么角度提炼企业的本质, 但至少要反映出它作为一种制度结构的基本出发点, 并且反映出这种制度结构的基本特点。
第五, 科斯的分析在某种意义上乃是一种赘述, 利用市场的相对成本导出企业的存在必然是一个空洞的思想;将这一观点颠倒过来, 即因为管理的相对成本而导致市场存在, 同样能成立。
3 科斯企业性质的论述对我们的启示
科斯先生的《企业的性质》发表后, 虽经过三四十年的沉默, 但终于为整个经济学界所认识, 从而引发了对企业性质的探索热潮。它的作者享受到了足够的名声。科斯显耀的名声获得与其说是来自赞同不如说是来自批评。我们翻阅一下关于对科斯企业性质评书的文章, 会发现大多如上所述的批评, 归纳起来无非是说其存在逻辑矛盾、定义存在片面性和有特例不相符等。其实大多数批评是毫无意义的。因为科斯先生分析企业性质时, 是以他所假定的市场机制为前提的, 其需求、供给、生产都是市场所调整的, 过程是自动的、有弹性的和反应灵敏的。这是分析任何问题所采用的方法, 是无可非议的。我们所应关注的是他研究问题的新方法、新支点、新视角。这才是他的贡献所在。众所周知, 新古典经济学在传统的经济分析框架中忽视了交易费用存在的客观事实, 把市场交易的世界理解为一种“无摩擦”的理想世界, 从而未能有效地给出企业的确切边界, 也不能充分解释企业产生的原因和存在的理由。比较而言, 科斯的企业交易费用理论却弥补了经济利润观点过于笼统的缺陷, 把企业问题的讨论引向深入。其中最为重要的贡献是科斯提出了行政机制和市场机制是两种可以互相替代的协调生产的手段。所以, 企业的成立与否在于它究竟能在何种程度上替代价格机制, 替代的边界取决于交易费用的节约, 即行政机制和市场机制哪一个交易费用最小。科斯关于企业性质的论述可以说是整个企业理论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由此引起了人们对企业性质问题的关注和问题探索的进一步深入。沿着交易费用这一分析思路, 威廉姆森又从有限理性、机会主义、未来不确定性等方面进一步深化了交易费用理论的讨论, 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企业能够节省交易费用的原因, 即企业产生和存在的更为深层的原因。我们应该做的是——要么像威廉姆森那样深化科斯的理论, 要么沿着科斯对企业解剖的思路, 推导目前企业所具有功能的内部深层原因, 从新的视角探索企业的性质。目前企业的功能包括两个方面——企业利润的最大化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人力资本的最大化。利润最大化包括近期的利润最大化和远期的利润最大化。同样, 人力资本最大化包括近期人力资本最大化和远期人力资本最大化。就企业利润最大化来说它涉及企业的销售额和企业成本, 就企业成本而言, 包括生产成本、组织成本、交易成本。因为市场具有相对稳定性, 因此市场交易成本是相对不变的, 企业能控制的成本有生产成本和组织成本。科斯先生从组织成本和交易成本关系方面研究了企业的性质。我们所应该研究的是生产成本、组织成本、交易成本的深层内涵, 同时应研究生产成本与组织成本的关系、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的关系以及人力资本追求最大化对三种成本关系的影响;而不是对其前提条件等方面喋喋不休。这才是我们探讨科斯企业性质的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1]迈克尔.迪屈奇.交易成本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0.
[2]奥利弗.E.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2.
纪念科斯:有一条路通往思想市场 篇6
科斯接下来指出:“如今的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 即缺乏思想市场, 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他强调, 开放、自由的思想市场, 或许并不能阻止错误思想或邪恶观念的产生, 但历史已经一再证明, 压抑思想市场只会导致更坏的结果。这正是对偏见和自负的解毒剂。中国现在需要一个自由的思想市场, 它能够培育宽容开放的社会, 是一副有效的对褊狭和自负的解毒剂。
将思想与市场这两个词连接起来, 是科斯在著名的产权理论之外的又一项思想创新。思想也可以成为市场, 思想的生产者可以在这个市场上自由地兜售自己的思想产品, 平等竞争;消费者则可以像选择普通商品一样自由选择, 决定是否购买。思想市场首先是个市场, 不能搞独家垄断, 不能用权力消灭其他思想产品。在科斯看来, 让每个人自己去判断思想产品的优劣, 才能真正激发起人们的原创欲望和潜力。
在一个社会中, 各种价值观、文化、社会习俗等, 都是通过资源的交换和自发的写作成长起来的, 各种学术研究、制度及技术创新、写作及宗教信仰活动等, 都是经由自愿交换和自发的写作而产生的, 没有哪位君主有能力就此类交换行为做出事先的计划和发布命令, 即使有这样的计划或命令也是低效的和短命的。正如科斯所说的, “在一个开放的社会, 错误的思想很少能侵蚀社会的根基, 威胁社会稳定。”
在学术上, 科斯是把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 (First Amendment) 所涵盖的演说、写作及宗教信仰活动称为“思想市场”的, 同时指出, 这个概念并不见得很准确地描述出第一修正案适用领域的边界, 不过这并不妨碍人们对思想市场问题的研究, 因为这样一个边界“的确未曾被清晰地描绘过”。
另一位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也曾讨论过相关问题。他说, 学科的成长与经济过程中的市场的成长相类似, 学者们之所以选择相互交流、合作, 是因为他们发现这样做对双方的发展各有好处。学者们一旦发现其他人的研究成果对自己有实用价值, 就会选择接受, 他们通过学术研讨会交流自己的学术收获, 或通过学术著述与他人分享自己的新发现。他们希望获得同行和社会的广泛认可和尊敬, 就像市场上的消费者期望得到金钱报酬一样, 更因为借鉴他人的成果而获得了所从事研究的更高效率。正如汽车是商品市场的产物一样, 现代物理学就是思想市场的产物。
中国现在只有一个商品市场, 没有一个与其相匹配的思想市场, 在市场的标新立异方面一直乏善可陈, 所以是一个有缺陷的体制。科斯先于中国人指出了症结所在———它将使中国创新力匮乏, 人才的多样性和有效使用被人为阻滞, 大学不能承担起文明创造源的使命, 整个体制缺少一种道德的和知识的基础, 最终将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而难以成为真正的世界大国。
其实思想市场只是当代中国人才感陌生, 两千五百年前春秋时期的诸侯王们求贤若渴, 就曾开设过“思想市场”, 他们广泛招徕知识分子精英, 并不拒绝“草根”的加入, 谁的“玩意儿”好, 就重用谁, 很少用思想和体制的框框加以限制, 这才形成了千古闻名的“百家争鸣”局面。在这方面, 现代国人的见识未必赶得上古人。
中国要转型成功, 必须允许一个思想市场的存在并下力量把它缔造出来。也许正如科斯所期待的那样, 中国早晚会建立起自己的思想市场, 改革发展将会受益于思想讨论和思想市场的成熟。
“Thestruggleforchinaisthestrugglefortheword.!”
科斯机制 篇7
交易成本是科斯定理的核心概念, 新制度经济学家将交易成本的高低视为衡量经济效率的标准。[1]但由于欠缺统一的认识, 不同学者往往在不同的内外延、情景设定下混淆地使用交易成本的概念, 这种混乱使得科斯定理难以被理解, 也使得新制度经济学学说难以被把握。
二、传统交易成本概念与机会交易成本概念的比较
按目前学者普遍接受的分类法, 交易成本一般被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交易成本一般是指在市场机制下, 交易双方用于寻找交易对象、签约及履约等方面, 包括金钱、时间和精力的所有支出。广义的交易成本包括经济活动中的所有成本, 不仅指签约和谈判成本, 也包括度量和界定产权、用契约约束权力斗争、监督绩效和进行组织活动的成本。它包括人类一切经济交往活动的费用, 如自愿合作、通过命令进行管理等活动所付出的时间、精力和资源等, 以订约形式进行的交易只是经济活动的一部分。
这种传统的对交易成本的定义, 都只能解释影响经济效率低下的可观察部分的原因, 即事实存在的交易中的制度摩擦及人际隔阂造成的经济效率低下, 却没有考虑潜在的可交易行为缺失乃至非交易因素造成的经济效率不足。
我们认为, 为了更合理地对经济效率作出比较, 潜在的可交易行为损耗, 即现有技术条件下由于人为等非技术因素造成的本应发生而未发生的可交易行为的缺失造成的效益损耗, 也应并入交易成本的范畴。因此, 本文提出机会交易成本的概念, 并借此把交易成本分成事实交易成本与机会交易成本两种。所谓机会交易成本, 不仅包括目前可观察、可理解的经济活动中的所有成本, 还包括应发生而未发生的不可观察的潜在交易的效益净损耗。根据这个概念, 机会交易成本=事实交易成本+隐性交益损耗。张五常也曾作出一个类似定义, 他认为交易成本可以视为在经济活动中不可能存在的各种各样的成本。它不仅包括交易时发生的成本, 也包括不交易时人与人之间的纯粹损耗。其中, “不交易时人与人之间的纯粹损耗”就比较接近隐性交易损耗的含义。张五常指出, “文革”时的背红宝书、串联行为即属于“不交易时的人与人之间的纯粹损耗”。[2]
按该定义, 机会交易成本是比狭义与广义交易成本更广的概念, 虽然可以近似地把广义交易成本从数量上 (而非性质上) 等同于事实交易成本 (机会交易成本的一部分) 。
三、机会交易成本概念的突出作用
我们认为, 衡量经济效率的工具中, 机会交易成本比事实交易成本更具有解释性。张五常曾认为, “一个社会的富裕与贫穷的关键, 是交易成本在国民收入中的百分比。这百分比减低少许, 就大富;增加少许, 就大贫”。我们认为这种认识存在较严重的问题, 即抛开初始设定谈交易成本, 无论是绝对值还是与GDP的相对值作为衡量效率的标准, 都是不科学的。因为帕累托状态是可能性技术条件下可达到的最优配置资源状态, 是出于制度比较需要设定的, 作为比较的基始点, 在想象中它先于未来存在, 而在现实中它却是未来情况的一种, 所以机会交易成本只能作为理想的分析制度效率的工具, 而不能作为现实的工具。在具体操作它会遇到不可逾越的障碍, 因为现实世界所能达到的帕累托状态, 都是超出理性认识的、不可预期的、无法确定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无法被有限知识、信息的分析者捕捉, 因而也无法按精确的概率分布确定下来, 形成现实世界的参照系, 也就无法利用这个“无法确定的”参照系来与现实世界或 (现实世界的) 可行性世界进行比较。因此它只有在分析者对所有产权安排的未来结果具有完全信息时 (如科斯的案例) , 才能被准确衡量, 这在时间因素没有被抽去的现实世界是做不到的。简单地说, 如果人类清楚的未来结果只取决于自己的行为, 我们就能在把未来发生的事提到现在进行比较;如果我们不能完全清楚未来都会发生什么, 我们就不能将那个最好的未来结果作为现在一切行动方案的参照。完全信息下的假想世界可以思想工具进行比较, 而不完全信息下的现实世界这种思想工具就会失去效力。在现实中不看条件地泛泛而谈机会交易成本, 就使得分析缺少起码的参照系, 也就不知所云, 没有意义。因此, 必须在具体有什么样的环境, 具体有什么人, 具体要做什么事, 具体有什么方法, 具体要达到什么目的等因素都确定下来后, 才谈得上机会交易成本的比较和计算, 这里强调“具体”也就是强调信息在空间上的完全性和信息在时间上的可逆性, 而这样的条件在现实中基本不具备。
另外, 以绝对的交易成本为零的世界作为分析的基点是不必要的, 也是不可理解的, 因为交易成本是一个比较值, 没有必要一定要考虑它的基点是什么, 好比没有必要一定要知道势能的零点在哪里, 甚至我们随便定一个零点就行了。在交易成本的零点确定上, 我们只要把理论上能够达到最优效率的那种制度安排的交易成本假定为零, 其他制度的效率与其进行比较, 就可以确定交易成本的具体数值了。因此交易成本的数值就只有比较的意义, 必须比较才能得到数值, 单个的零交易成本的数值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因此, 如果不采用机会交易成本, 而按照事实交易成本来进行制度比较, 就需要有统一的参照体系, 新制度经济学家却往往忽视参照体系的构建而直接进行交易成本比较, 这样不仅存在不同参照系的系统间偏差 (不同生产、知识、文化、政治等的社会技术所能到达的帕累托状态是不同的) , 还包括同一参照系的系统内偏差, 固其结论也不具备参考意义。而如果采用机会交易成本, 如诺斯式的将同一国家进行不同时点上的事实交易成本对比, [3]以及张五常式的将不同国家进行同一时点上的事实交易成本对比, 其得出的产权与经济效率关系的结论是比较可靠的。
四、机会交易概念的瑕疵
应用范围上, 全局性或一般均衡意义上的事实交易成本不仅无法度量, 而且在动态研究时还会遇到诸如参照系如何转换等难题;机会交易成本作为衡量资源配置效率的标准也只能在严格限定于某些条件下才可以应用, 且大多用于局部的、完全信息下的比较。两者都是绝对意义上的概念, 比较适合于静态情况下的应用, 动态时, 将机会交易成本与生产力全部 (可持续发展的) 潜能的比值 (相对意义) 作为衡量经济效率的指标似乎更合理, 也更便于应用动态最优化工具进行分析。交易成本概念本身也有致命的缺陷, 其中交易成本与生产成本的不可分离性是一个难以克服的问题, 生产函数是由知识、技术、资本和劳动力等因素构成的。而其中知识也包括劳动者对制度的知识, 也就是说, 交易成本取决于生产成本的同时生产成本也取决于交易成本, 两者之间是一个动态的互动发展过程, 关系极其复杂。就这一点汪丁丁曾指出, “如果当事人想要改变交易成本, 他往往同时会改变投入品所有者之间在生产过程中的关系, 也因此而改变了生产技术本身”[4]。所以在固定绩效 (尤其是单一的生产成本目标) 下求最小化交易成本的努力, 大多数情况下是无法实现的, 那些单纯从交易成本 (无论什么定义) 的绝对值来考察制度效率的方法是有缺陷的, 制度绩效的评估应该建立在多元化的目标而不是单一的目标之上。此外交易成本是内生于市场经济的, 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展, 分工和专业化的深入, 交易次数的增多, 交易成本在总量上不是减少, 而是增多, 可能出现一个经济体越发达, 其交易成本越多的现象。
五、基于机会交易成本概念对科斯定理的再思考
机会交易成本概念除了更为有效地作为衡量经济效率的标准外, 也对科斯定理做出了更为合理的修正, 新制度经济学家们将其认可的科斯第一定理建立在交易成本论修正后的基础上。在具体修正过程中, 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做法。
一种做法声称科斯定理仍然正确, 只不过除了交易成本为零外还要增加一些隐含的假设, 包括:1、自愿交易的互惠性 (不存在破坏潜能) ;2、完全的信息 (包括生产函数和效用函数等方面) ;3、不存在小数目问题等等, 至少12个假设条件。科斯定理只有符合苛刻的条件才能成立, 也就是说, 只有在排除阻碍科斯定理推论成立的的条件下, 科斯定理才能够成立, 然而以这种方式证明出来的“科斯定理”已经失去了逻辑意义。
另一种做法是根据交易不能实现的原因来不断修正交易成本的概念, 扩大交易成本的外延, 而本文认为现有的交易成本外延仍不够大, 只有把事实交易成本概念扩大为机会交易成本概念, 科斯定理才能更为圆洽。据此做法, 当发现信息不完全阻碍了通向帕累托状态的交易的达成, 就不局限于事实性的定义, 而将信息费用纳入为交易成本的一种;当发现搭便车行为阻碍了互利交易的实现, 就将机会主义成本归结为交易成本的一种。然而我们发现, 当把越来越多导致交易不能达成的因素归结于交易成本时, 科斯定理也就又犯了为实现结论而设定条件的错误。因为它意味着把那些阻碍实现帕累托效率的因素统统归于交易成本, 这样, “科斯定理在形式上还是成立的, 但却成为一个没有实际内容的东西”。[5]因此, 在将交易成本含义从事实性转变为机会性的同时 (可能是无意识的结果) , 经济学家们实际上已经 (同样未必能意识到) 按照帕累托状态做为衡量交易成本大小的参照系而重新定义了交易成本, 也就是说, 现有状态与帕累托状态的比较决定了交易成本的大小。
因此, 综合全文可以推论, 大多数经济学家采用的事实交易成本概念, 仅仅是对于经济运行的事后观察结果, 只能作为对历史的“事后合理化”描述, 而不能进行效率比较或进行经济增长的解释;而部分新制度经济学家采用的机会交易成本概念, 虽然具有经济效率的比较或解释能力, 却使得经济经济分析难以进行, 经济发展无法预测。交易成本概念本身存在根本性的缺陷, 它只能作为经济发展的观察结果, 而不能作为经济发展的先导原因。
摘要：本文首先指出传统交易成本概念在科斯定理应用上的缺陷, 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种新的交易成本定义——机会交易成本, 并将交易成本区分为事实交易成本与机会交易成本两种, 旨在证明新的交易成本概念是衡量产权安排优劣性的更可靠标准。
关键词：科斯定理,逻辑性,考证
参考文献
[1]R.H.Coase.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J].Journal of Law andEconomics, 1960 (3) .[1]R.H.Coase.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J].Journal of Law andEconomics, 1960 (3) .
[2]张五常.经济解释[M].易宪容, 张卫东译.商务印书馆, 2000.[2]张五常.经济解释[M].易宪容, 张卫东译.商务印书馆, 2000.
[3]Douglass C.North.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M].W.W.Norton and Company, New York, 1981.[3]Douglass C.North.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M].W.W.Norton and Company, New York, 1981.
[4][英]约翰.伊特韦尔等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M].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2.[4][英]约翰.伊特韦尔等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M].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