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

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精选12篇）

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 篇1

民族艺术不仅代表了国家在漫长发展历程中所形成的文化特点, 同时对于艺术教育水平的提高也带来了一定的促进作用。纵观我国高校当前的音乐教学现状来看, 很多高校都存在着重视西洋唱法而忽视民族唱法的现象存在, 十分不利于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为此, 高校的声乐课程应当将最贴近原生态的民族音乐元素融入到教学内容中, 通过各类新型的教育理念与教育方法来加快对民族音乐文化的融合速度。

一、在高校声乐教学中融入民族音乐文化的重要性

(一) 满足高校音乐教育的发展需求

事实上, 我国高校的音乐教育课程中并不缺少教学资源, 而是缺少应有的创新意识与发现新问题的精神。在很多时候, 一些教育人员并不能够对民族音乐文化的精髓进行深入的了解, 从而也就很难找到更加恰当有效的教学方法, 让高校声乐的教学水平难以出现快速的提升。基于此, 民族音乐文化的融入一方面可以帮助高校学生了解自己的根基所在, 另一方面还可以让他们更加重视由传统音乐所带来的一些新的灵感和想法, 从多个角度着手来突出声乐课程的独特性与有效性。

(二) 满足我国民族文化的发展需求

在最近几年来,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速度的不断加快, 在国内也先后出现了很多西方国家的文化信息, 尤其是对于喜爱新鲜事物的大学生群体来说, 在长时间接受西方文化渗透的过程中, 让他们的思想观念与文化内涵均出现了不同程度上的变化。再从高校的声乐课程角度来分析, 很多教育者也存在着过分依赖和喜爱西方文化的情况[1]。为了能够创作出更多符合民族特色与彰显中国风格的声乐作品, 通过在高校声乐教学课程中融入民族音乐文化, 就可以为当前的高校声乐课堂注入新的血液, 让我国的传统民族文化可以在当代大学生手中得以更好的传承与发扬。

(三) 满足新型音乐人才的培养需求

为了能够更好的满足于新时期中社会对于音乐人才的需求标准, 就必须要提前做好促进音乐发展的基础工作, 通过创新音乐教育模式的方式来将东西方国家文化中的精髓之处都合理化的融入到高校音乐课堂中, 并非只是局限于单一化的西方教学或古典教学。 通过这种新型教学理念不仅可以让学生的视野变得更加的开阔, 同时还能够充分锻炼到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2]。

二、高校声乐教学中融入民族音乐文化的方法

(一) 优化高校声乐教学的师资团队

高校声乐课程的改革与创新需要得到高素质水平教师团队的支持。首先, 高校的声乐教育者要具备高水平的专业教学技术与丰富的文化知识内涵, 同时还要在以往的教学经验中总结出一套更加适合学生特点的民族音乐演唱技巧;其次, 声乐教育者还要刻苦钻研我国各个民族的音乐传统文化, 并且要找到传统文化与现代音乐教学之间的共通点, 根据学生的学习需求与兴趣爱好来制定出一套可行性较高的教学方案;最后, 高校教育者还要善于应用多媒体教学手段来为音乐课堂注入新的活力, 争取在较短的时间内将自己锻炼成为一名德才兼备的优秀声乐教师。

(二) 组织学生参加民族采风活动, 构建特色化课程体系

声乐本身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艺术类课程, 各个高校中的声乐教育者可以结合当前的教学现状来经常性的组织一些民族采风活动, 让大学生在释放学习压力的同时切身去体会各个地方中的民族文化与风土人情, 为自己以后的作品创作与歌唱事业发展积累更多的经验。除此之外, 教育者还要充分发挥出高校声乐教材的应用价值, 构建出符合校园特色与民族艺术风格的声乐课程体系[3]。我国各个地方中的高校要结合本地区中或邻近地区中的少数民族特点, 在保障高校大学生基本乐理知识教授的前提下, 尽可能的凸显出本校的教学特色与人才培养优势, 为当代大学生的未来发展提供更大的动力支持。

(三) 利用现代化技术手段来融入民族音乐文化

在今后的高校声乐教学课堂中, 教育者要充分利用现代化技术手段来辅助教学, 并且为每篇声乐课程都配备相应的原唱资料, 让学生在仔细聆听的过程中体味其中所蕴藏的民族文化气息。例如在播放《山路十八弯》这首歌曲时, 教育者就可以在课程开始之前制作一个简短的微课程视频, 蜿蜒陡峭的山路配上大气磅礴的音乐旋律, 让学生的视觉与听觉受到双重刺激的情况下, 更加直观的体会到来自于民族的美和来自于平凡中的美, 从根本上认识到艺术来源于生活的真正含义。此外, 教育者还要借此机会来向学生介绍, 无论是西方美声唱法还是民族传统唱法, 最为重要的就是蕴藏在其中的真情实感。引导学生去认真揣摩和分析民间艺术家所流传下来的优秀作品, 让他们在其中融入自己的想法来大胆的进行二次创作。

参考文献

[1]王红丽.关于中国民族声乐教学中教材建设问题的思考[J].天津音乐学院学报, 2013, 02.

[2]郑奇峰.探索声乐教育中的民间传统文化资源[J].音乐, 2012, 12.

[3]徐睿.对学校专业音乐教育中民间音乐传承的思考——以扬州民间音乐为例[J].新课程 (教研) , 2013, 04.

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 篇2

信息来源：桓仁满族自治县政府网发布时间：2012年09月16日近年来，桓仁满族自治县依托丰富的满族文化资源，不断加大经济与文化互动，加快文化与旅游融合，将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产业优势。桓仁满族自治县有满、汉、朝、蒙、回等14个民族，少数民族占全县总人口的59%，其中满族人口占54.7%，满族文化底蕴深厚，满族文化影响深远。多年来，桓仁满族自治县依托丰富的满族文化资源，在挖掘、保护和传承满族文化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先后编撰出版了《清王朝肇兴之地》、《建州女真志》两部文史书籍，并积极邀请国家清史专家来桓考察，得出“大清源自建州，建州兴于桓仁”的结论。桓仁满族自治县还先后整理了萨满舞、太平鼓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资料，萨满舞被列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桓仁满族自治县以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为契机，使70多处满族历史文化遗迹得到有效保护。桓仁满族自治县还组织中小学教师参加满语培训，在乡镇中小学开展满语课程试点，确保满族文化薪火相传、源远流长。

桓仁满族自治县在加强满族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同时，大力发展满族文化产业，带动旅游产业发展，为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活力。今年，桓仁满族自治县计划以建州女真村落遗址为基础，建设建州女真遗址公园，全方位展示满族先人李满住部族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帮助人们了解满族历史文化。同时，桓仁满族自治县还积极谋划建设集文物收藏、文化推广、历史研究、学习交流等功能于一体的满族民俗博物馆，使其成为人们了解满族历史文化的窗口。为丰富旅游业文化内涵，桓仁满族自治县还编排了一系列体现满族文化特色的大型民族歌舞节目，在五女山文化广场和县民族广场开展以“五女山下篝火红”为主题的广场演出活动。新颖的演出形式和浓郁的民族风情受到广大游客一致好评。

满汉民族文化融合与社会和谐进步 篇3

关键词：满汉；融合；中华文化；和谐；发展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无论政权如何更迭，都以统一全国为mam目标和前提。在中国历史的风云变幻中，多种多样的民族和文化不断冲突和融合，并最终演变成了建立在中华民族博大深远、和而不同的独特文化上的统一和谐社会。满清民族文化源于宋朝、在清朝入关统一中国后发展极速发展，最终共同成为了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满汉民族文化的融合早已从脱离了清朝怀柔政策和新中国优厚民族政策的影响，逐渐成为一种民间的、自发的、大范围的民族融合运动。在中国东北及北京周边地区，满汉民族语文化的融合早已达到了不分彼此的程度。曾经独属满清皇族的行宫——避暑山庄早已没有满汉之分，成为吸引无数国人休闲度假的历史文化胜地；汉语和普通话已成为各族人民沟通交流的最主要工具；穿着旗袍、坎肩早已不再是区分民族的主要依据；猪肉炖粉条、 豆包、酸菜等曾经的满族食品也早已成为汉族人日常饮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一、满汉民族文化融合的过程

满族先人的历史可以追随到遥远的宋朝。那时，“半游牧”的满族先人女真族就与中原地区的“农耕民族”的汉族开始了争夺土地、人口与财富的冲突和斗争，有仇恨也有和睦，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也不断冲击交锋，满汉两族就这样此消彼长地进步发展着。

1599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命两位大学士参照蒙古文字母拼创满文，俗称老满文。老满文在清朝初年一直在八旗和汉人中强制使用，直到清末民国时期逐渐消亡。

1635年，清太宗皇太极将居住在中国东北的女真各部统一起来，废除“女真”的族号，改称“满洲”，满族自此形成。

1644年，以满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政权清朝在明朝将领吴三桂的带领下进入山海关，攻占京师，清王朝开始了其在全国范围内的统治。

清王朝成立后，各民族间的交往融合、尤其是满汉融合空前活跃，超越了历史上各朝各代。在中国北方，以满族、汉族和蒙古族的民族文化融合为核心，各个少数民族进行着大规模的别开生面的民族文化交流，尤其是作为统治者的满族与作为中华民族主体的汉族之间的满汉民族文化冲突与融合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满人从最初的剃发易服到后来的着汉装、说汉话；从最初的信奉萨满教、抵制汉族文化到后来的推崇孔子和儒家文化，满族在不断的融合中开始向更先进的汉族文化靠拢。而汉族人，从最初的“宁断头、不剃头”到“穿坎肩着旗袍、放弃裹脚”，从最初的满口之乎者也到后来偶尔的说说“埋汰”、“急眼”“斜乎”和“稀罕”。满汉民族的不断融合以汉文化主导地位的确立和满汉人民的和谐相处而完美收宫。明末清初时，满族以军队和智慧征服了汉族，而清朝建立后，汉族则以其悠久先进的文化征服了这个马上民族。其实，满汉民族文化的征服和融合过程，没有所谓的胜利与失败，因为两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两种文化也都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二、满汉民族文化融合的表现

（一）满汉人口不断流动形成的大分散、小聚集的居住特点促进了满汉民俗和生活方式的相互融合。

明末清初，滿汉之间的不断冲突和战争造成了两族人口的不断流动与迁移。满族是一个人口只有二百万，兵力只有十几万的少数民族政权。胜利入关后，八旗军分兵把守辽阔的中国疆土，满族人也逐渐开始与汉族人共同居住、生活，形成大分散、小聚集的局面。满人在与汉人杂居中逐渐吸收和顺应了汉民族的文化习俗，汉族也同样受到满族的影响：满族人开始喜欢上了汉族的门神，汉人中也开始喜欢上了满人的满洲窗；满族妇女不裹脚，皇太极曾明令禁止裹足，于是，汉族也取消了裹脚的传统陋习；满人受益于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汉人也从满人那里学会了外科接骨术；满族旗袍因能显示妇女的曼妙身材而被汉族接受，它现已成为中华民族女性服装代表而被世界所接受。满汉杂居影响和改变了满汉风俗习惯，满汉民族之间的相互影响已经基本不分你我。

（二）语言和文字的融合促进了满汉之间更深层次的思想文化和意识领域的相互融合。

满汉之间的民族融合一部分是统治者强制性的，如满清政府成立之初，要求剃发易服，但更多的则是自然自发的，比如语言。满人在建立之初有自己独特的民族语言、文字与文化，并曾经为维持其特有文化而进行过不懈努力。清朝曾经强调汉人必须使用满语，八旗操练必须使用满语。但事与愿违，满人自己的文化、语言和宗教在征服和统治汉人后竟自己逐渐消失。在长达200多年中的统治中，清朝统治者主动汉化，八旗子弟开始接受汉文化教育，官方文件用满汉双语发布。到清朝后期，汉语已成为主要通用语言，满人也已经很少使用满语。民国建立后几乎所有的满族人都放弃了满语而使用汉语。

不仅语言文化上满族人在不断汉化，文化上满族人也越来越推崇汉族文化。满人和汉人一样开始推崇孔子，科举考试中也逐渐使用汉语作为考试用语。汉人的汉体诗和填词成为了满族文人的一大爱好，女真族元好问就是汉体诗写作的名家，乾隆皇帝更是写诗高手，仅汉文诗就写了五万余首，而满人中能够填词的人也数不胜数，最著名当属满洲正黄旗的纳兰性德。汉族悠久的文明、深厚的文化内涵一直吸引满洲人以及其先人，汉文化也因更多满人的加入而流光溢彩。

（三）统治者自上而下的政治革新将满汉民族文化融合推向高潮。

在国家统一的前提下，清政府对满汉文化采用自上而下逐步推行的方式，以最有利于国家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治理模式和思想文化来管理国家。顺治、康熙、乾隆都非常推崇汉文化，读汉书、写汉字、重用汉臣。康熙大力推行以儒学为代表的汉族文化，将汉语的传统经典作为包括皇帝在内的满人的必修课。为休闲娱乐，乾隆在宫中常穿汉服，并爱好汉族民间的皮黄演唱艺术，曾通令徽班进京祝寿，由此形成了中国的国粹---京剧。

在清朝统治时期，政治上，清朝积极仿效汉族的官员任用和科举制度；经济上，积极推进满汉居民大杂居，发展朝贡与马市加强商贸往来，加快满族由游牧民族向农业民族的转变，促进满汉的真正融合；文化上，清代中华民族文化鼎盛发展，清朝满族皇帝和贵族好学汉文化，清代学者竞相追随，用情于书的风气并推动整个中华学习文化、崇尚学问的风气，《古今图书集成》与《四库全书》分别在雍正、乾隆年间推出。

三、满汉民族文化融合的重要意义

满汉民族文化融合的重要意义不止在于其推进了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创新和发展，更对中华各民族的和谐相处与社会进步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

作为中国历史上统一中国的两个少数民族政权之一，元朝只统治了中国七十几年，而满清由于主动学习接受更先进的汉文化，得到了汉朝文人百姓的支持，清朝才得以统治中国长达200多年之久。在政治稳定的基础上，清朝经济迅速发展。清政府奖励垦荒、兴修水利，农业、手工业迅速发展，人民安居乐业，人口不断激增。在国内安定统一的基础上，清政府不断开疆拓土，为形成和巩固中国的地域和文化版图积极贡献力量，宛然成为了一个拥有一千三百余万方公里的庞大的超级强国。

满汉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是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的冲撞与融合，其融合和共同发展充分说明了说明中华民族文化是多民族文化的集大成者，中国史是多民族共同融合发展的进步史。满人曾向汉人开放权力，并在文化上融入汉族的传统，满就是汉，汉就是满。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各民族的大融合和共同发展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国共产党创立和发展了新时期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政策，中华大地上一个空前的、各民族平等、团结的社会主义民族大家庭正在日益显示出其繁荣发展的不竭动力。

【参考文献】

[1] 满汉文化融合中的传播与交流 华淑蕊 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8年4月.

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 篇4

新中国六十年,既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史,也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历史。在社会实践中,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和民族品质之间还存在诸多方面的错位和矛盾,这使得这段寻求现代转型和民族复兴平衡点的历史实践交织着曲折和飞跃、迷茫和信心、教训与成就的复杂图景。新中国美术就是背负着这样的历史职责展开的,这使得新中国美术已超出了美术本身,而鲜明地体现着这段历史探索。今天,我们处在民族复兴之路的新起点上,同样要面对诸多错综复杂的问题。回溯新中国美术六十年历程的目的,一方面为了明确民族复兴是这段历史所内含的总体目标,另一方面以此为基准对六十年美术的历史成就与误区、经验和教训进行揭示和判断,为今天的美术提供启示、经验和鉴戒。

[批评]

本期的一篇文章对“第六届深圳国际水墨双年展”的某些环节发表了看法,坦言它们“不当”。当然、未必所有的读者都赞同这一观点,但我们认为,只要以建设的心态发出质疑且有理有据,批评就有存在的理由。

[前沿报道]

范仲淹戍边与民族融合 篇5

吴锋锋

（庆城博物馆 庆城 745100）

【摘要】范仲淹曾在北宋庆历年间担任庆州知州,主持西北军务。此地民族众多、民族关系复杂,能否正确处理各民族关系成为关乎宋夏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他对待诸羌恩威并施、安抚笼络,并对其中的熟户、生户,分而治之以争取民心。这些举措取得了显著成效,不仅巩固了西北边防，促进了边地开发，而且促进了各民族的交往和团结，加速了民族融合趋势的发展。【关键词】范仲淹；民族融合

庆阳自古就为兵家必争之地，此地民族众多，民族关系复杂，同时又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分界线，成为各方势力角逐的场所。北宋建立后，此地便成为边防重镇，成为拱卫关中的前哨。庆历元年（1041年），范仲淹迁知庆州。他安抚诸羌，调整民族关系；兴利除弊，整肃军队；增修城堡，巩固边防；实行军屯，发展生产；施行仁政，惠及于民；填词写诗，以壮边声。他竭尽全力，上为朝廷尽忠，下为黎民免灾，用自己的具体行动实践了“先忧后乐”的誓言，以自己的杰出政治军事才华，为其不平凡的一生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一、元昊称帝与宋夏战争

党项族是羌族的一支，在唐末和五代时期逐渐强大起来，党项族李继迁联合契丹抗宋，取得了陕西北部，并向庆州，环州，延州扩展。北宋仁宗景祐五年（1038年），宋朝的藩属党项政权首领李元昊脱宋自立，自称皇帝，去宋封号，改元“天授礼法延祚”，建国号“大夏”，历史上称为西夏。元昊称帝后，向宋仁宗提出“许以西郊之地，册为南面之君”[1]的要求，被北宋当局拒绝，随后关闭榷场，禁止互市，双方矛盾激化，宋夏关系破裂。

自己的要求遭到拒绝后，李元昊恼羞成怒，为了报复北宋，元昊举全国之力向宋王朝发动了战争。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七月，夏军十万围困延州，边境告急，宋朝大将刘平、石元孙奉命增援。当他们到了三川口（今陕西延安西北）时，遭到西夏军队偷袭，损失惨重。康定二年（1041年）二月，西夏景宗元昊再次率领十万大军大举南下攻宋，大败宋军于好水川。此战宋师“将校士卒死者万三百，关右震动，仁宗为之旰食”[2] 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元昊又大败宋军于定川寨。经过这三次大规模战役，宋朝西北边防空虚，城寨边堡失修废坏，致使“贼大掠至潘原，关中震恐，民多窜山谷间”[3]。在这种情况下，范仲淹临危受命，奔赴西北边疆。康定元年（1040年）5月，任陕西都转运使，7月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兼知延州。庆历元年（1041年）5月迁知庆州（甘肃庆阳），迁左司郎中，为环庆路经略安抚、缘边招讨使。庆历四年（1044年），宋夏议和，范仲淹召拜枢密副使。至此，范仲淹知庆州共4年。

二、范仲淹的民族政策

有宋一代，宋王朝与西夏交界之地，即今宁夏中南部、甘肃南部以及陕西北部一带，居住着众多的少数民族，时称“蕃人”、“戎人”、“戎夷”、“羌人”、“羌夷”等等。这些蕃人，盖因其发展有先进后进之别，故有“生户”、“熟户”之称。当时羌人不仅集中居住在西夏国内，也散住于宋王朝西部边境内，即今延安的北部，庆阳、固原地区的周围。为了区分，将居住于宋王朝边境内的羌人称之为属羌。属羌，又称为熟户、熟羌。当时，由于生熟户对于宋夏双方来说，均具有相当的重要性(详后)，所以，战事一起，双方都大力招诱。宋方不断招纳生户为熟户，西夏则“胁从山中熟户”。一旦战火平息，双方修好，则相约不得招诱和胁从。正是由于生熟户的分布广泛及对北宋国防的重要性，所以范仲淹知庆州期间，把主要的精力都用在处理民族关系上来，在巩固宋朝边防的同时，也促进了该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各民族的融合进步。

（一）恩威并施。范仲淹到庆州后立即检阅属羌的人马，调查了解他们的虚实，并以朝廷的名义，进行犒赏，争取他们转变立场，为宋朝所用。《名臣传》云：“公出巡边，至环州，点检环州管界熟户，蕃官共一千七十二人，与酒食管设，作圣恩等第支与彩绢、角茶、银碗、紫绫襖、黄花襖、银腰带、银裹头杖、帽子、旗枪、银交椅、红缨紫绫袋、全锦襖子等物，重立约束四件，对众告谕。寻令蕃部望阙谢恩，率皆喜躍。”在积极拉拢的同时，还对其进行教化和威慑。针对羌人偏居一偶，孤陋寡闻，范仲淹于战马倥偬之间，在庆州之北城门上修建镇朔楼一座。楼为七楹，高五十尺，深四十尺。高大雄伟，层檐翚飞，极具观瞻。威严壮丽的镇朔楼给人一种凛凛不可侵犯的感觉，意在昭示世人这块土地是大宋国土。

（二）重用边将。范仲淹在任环庆路经略安抚使期间，非常重视将才的选拔和培养，他认为，“备戎狄者，在乎育将才，实边郡，使夷不乱华也”[4]。行伍出身的狄青作战十分勇敢，临阵之时时常披头散发，头戴铜面具，在敌军中冲锋陷阵，所向披靡。范仲淹对狄青非常赏识，不仅给予优厚的待遇，得知狄青出身兵士，识字不多，于是赠予他《左氏春秋》，勉励他认真读书。在范仲淹的教导之下，狄青在战斗余暇便刻苦研读史书和兵书，自身修养不断得以提高，成为一名既能冲锋陷阵，又精通指挥艺术的智勇双全的将领，为大宋王朝立下赫赫战功，后来官至掌握全国军事的最高长官——枢密使。在重文轻武的宋代，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就这样，在范仲淹的率领下，西北军中涌现出许多像狄青、种世衡那样有勇有谋的将领，又训练出一批强悍敢战、能攻能守的士兵。直到北宋末年，这支军队仍是宋朝的一支劲旅。此后，西夏不敢轻易来犯。

（三）发展生产，造福一方。范仲俺风尘仆仆来到处境险恶的边陲时，呈现在眼前的是战争给宋朝和边民带来的沉重灾难，到处是断壁残垣，茅庐草舍被焚烧成了废墟，百姓死的死，逃的逃，少数留下的也是无衣无食，无家可归，有家难回，范仲俺的心情十分沉重，当即写下一首《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他发誓要像当年东汉的窦宪击破匈奴登燕然山勒石纪功而还那样，保卫边疆，让百姓安居乐业。在其知庆州之际，先后向朝廷上《攻守议》《再议攻守》。针对当时“科率百端，民力大困，州县督责，不能存济”的情况，范仲淹决定改革旧制，以纾民力。他借鉴汉赵充国、三国曹魏，以及唐朝天宝八载屯田之策，决定“欲以本处渐兴田利”，“据亩定课，兵获余羡，人乐其勤，公收其利，则转输之患，久而自息矣。”范仲淹的建议被朝廷采纳。从此，宋夏边界上的军屯发展起来了。屯田养兵，且耕且战，闲时务农，战时出征，真正达到了防边省费和百姓安居乐业的效果。

庆阳乃周祖发源之地，农耕文化发达。相传周先祖不曾率族人“奔戎狄（今庆阳）之间”，与其子鞠陶、孙公刘等“教民稼穑”，“务耕种，行地宜”，开启了先周农耕文化之先河。范仲淹在《十事疏》中说“圣人之德，惟在善政。善政之要，惟在养民；养民之政，必先务农。”他来庆州之后，在戎马倥偬之际，仍不忘发展当地农耕生产。著名的《劝农诗》，就是范仲淹知庆州时的杰作。诗云：“烹葵剥枣古年丰，莫管时殊俗自同；太守劝农农勉听，从今再愿调豳风。”诗中豳地乃是庆阳旧称。经过范仲淹的积极引导和勉励，庆阳地区残破的农业得到恢复，该地区又重新兴盛起来，成为粮草丰茂、兵强马壮的边防重镇。

（四）善待各民族，实行民族平等的政策。范仲淹不仅对汉民关怀备至，对羌民亦复如此。他的亲民、惠民的思想，不分民族，不分国界。他在《答赵元昊书》中说：“朝廷以王者无外，有生之民，皆为赤子，何蕃汉之限哉？何胜负之言哉？”范仲淹修筑的城寨除作为屯兵防守的功能之外，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安置因战乱而流离失所的属羌和愿意归附的降羌。据《庆阳县志》载，范仲淹令官军在庆州之北七十里处、桥川与柔远川交汇之地，筑城一座，收纳内附的羌人，使其安居乐业，故名城曰“业乐”，后传讹音成为“悦楼”、“悦乐”，即今甘肃省华池县悦乐镇。这些措施的实施，取得了积极的效果，范仲淹由此赢得了羌人的爱戴。他们呼范仲淹为“龙图老子”，“皆画像立生祠事之”。當范仲淹去逝后，消息传到环庆，“羌酋数百人哭之如父，斋三日而去。”[5]

三、宋夏议和与民族融合的发展

经过范仲淹的苦心经营，环庆路的防御力量得到大大加强。在此后的战争中，西夏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宋朝的损失却大大减小。随着战争的进行，西夏国困民怨。“元昊虽数胜，但财力不给，国中为‘十不如’之谣以怨之。”[6]由于战争损耗及宋夏间榷场贸易停止，经济受损，民怨四起。经过反复的苦战李元昊一无所获，遂寻求与宋议和。北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宋夏双方达成和议。

宋夏和议后，宋夏重新恢复了和平。两国重开沿边榷场贸易，恢复民间商贩往来。宋西北局势得以转危为安。夏得以休养生息，经济文化得到快速发展，如西夏本来没有瓷器，瓷器靠掠夺宋人来获得。宋夏庆历和议以后，西夏与汉族人民交往的同时学会了制瓷技术。西夏毅宗时期，西夏开始兴建瓷窑,开始生产自己的瓷器，发展制瓷业。双方维持有二十余年的和平相处。以后双方曾有过几次战争与和议，但和平时期超过对抗时期。夏宋双方的议和，不仅促进了边疆地区的开发，造福一方百姓，而且促进了西夏的封建化进程，促进了民族之间交融和发展，为元朝实现中华大一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2][6]宋史 夏国传[Z].[3][5]宋史 范仲淹列传[Z].[4]范文正公集 上执政书[Z].作者简介：吴锋锋（1984-），男，甘肃庆阳市，庆城博物馆 联系方式：地址，庆城博物馆；邮编，745100；电话，***

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 篇6

关键词：民族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策略

民族文化是各民族生存繁衍和国家繁荣发展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生命源泉，既是各民族长期生产生活实践创造出来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又是推动各民族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势资源，通民族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把民族文化优势资源转化为旅游发展优势资源，既可以推动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又能促进民族文化得到传承弘扬。

一、云南民族文化的禀赋特性

云南有25个世居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33.37%，是我国少数民族种类最多、特有民族最多、跨境民族最多、民族自治地方最多的边疆省份，民族文化具备优异的禀赋特性：一是多样性。云南有25个少数民族，呈大杂居、小聚居分布，各民族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民居建筑、服装服饰、饮食医药、音乐舞蹈、工艺美术、节日庆典等民族文化，构成彩云之南特有的魅力。二是稀缺性。云南有15个特有民族，聚居村镇的文化、历史、景观和风貌等成为国内独有的稀缺资源。三是独特性。云南少数民族聚居村镇形成于不同历史时期，民居风格和建筑艺术具有很强的独特性，同一民族不同地域也有较大差异。四是不可再生性。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民族文化融合的进程将会提速，各民族丰富的物质文化遗产和活态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旦遭到外来文化破坏，原生文化将失不复得。

依托云南民族文化的优异禀赋特性，发挥民族地区村镇自然风光优美、建筑风格独特、人文景观丰富多彩的优势，把民族文化与旅游产业有机结合，是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效途径。

二、云南民族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政策实践

2013年，云南省人民政府出台《关于加快推进民族特色旅游村寨建设工作的意见》，按照“公路沿线，城镇周边，景区周围，好中选好，优中选优，做好示范”的选点原则，按照每村150万元的补助标准（云南省民族宗教委补助100万元，云南省旅发展委补助50万元），2013—2015年共安排2.25亿元，整合资金超过15亿元，实施了150个民族特色旅游村寨建设，为云南乡村旅游产业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取得的成效：一是推进了乡村基础设施建设。通过集中绿化、美化、亮化村内街道，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根治脏乱差，村容村貌明显改善，提升了农村人居环境。二是促进了农村产业结构调整。通过民族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为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的有机结合提供了途径。推动了农业从生产传统产品向名优新特产品转变，提高了农副产品的附加值，促进了全州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三是增加了农村居民收入。通过发展民族特色旅游，就地消化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消化农产品，增加了农民收入，农民尝到了甜头、得到了实惠、增强了致富意识。旅游业逐步成为农村一、二产业外新的经济增长点。四是提高了农民素质和乡村文明水平。民族文化旅游业的发展，带来了大量的人流、物流、信息流，使广大农民开拓了眼界，激发了学文化、学科学、学技术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增进了城乡居民之间的沟通与了解，缩小了城乡差别，促进了城乡协调发展。

三、存在的困难

一是村镇建设规划水平低。村镇建设规划主要由乡级负责编制，由于乡镇规划人才匮乏，规划经费缺少，导致规划水平较低，民居（或民宿）特色不够，满足不了乡村旅游的发展。如文山州丘北县仙人洞彝族村，地处普者黑核心景区，山清水秀，乡村旅游条件极佳，县乡两级专门成立了民居办，设计了10套彝族风格的民居改造图，但在实践中，彝族群众一套都没有采用，而是自己钻研改建了一批游客喜欢的特色民居。二是建设资金严重不足。云南省民族文化和乡村旅游资源富集，但景区道路等级低、旅游基础设施滞后、接待服务能力弱，导致建设资金需要量较大，仅靠政府投入项目资金无法满足乡村旅游的发展需求。三是民族文化与乡村旅游产品开发不够。云南乡村旅游产品普遍缺乏文化内涵，产品项目的设计和开发缺乏文化品位，乡村旅游与文化产品开发脱节，民族特色文化表现不足，乡村旅游仅停留在初级层次的农家体验上，缺乏创新和深度，在挖掘民俗风情、提高活动的娱乐性和游客的参与性等深层次开发方面还做得不够。四是缺乏乡村旅游人才。乡村旅游服务涉及吃、住、行、游、购、娱等多方面，旅游需求千差万别，服务人员缺乏专业技术和经营管理理念，培养乡村旅游人才尚需时日。五是管理难度较大。云南省乡村旅游还处在起步阶段，尽管属于旅游管理范畴，但还没有明确具体的权限责任，加上乡村旅游是活态管理，涉及村内或景区内群众，政府行政执法难度大，企业经营管理困难多。六是市场营销力度不够。地方政府对乡村旅游的宣传促销投入较少，没有形成长效全方位的宣传机制和横向纵向的网络体系，云南乡村旅游知名度和影响力不足。

四、民族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是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路网、航空网、能源保障网、水网和互联网等基础设施网建设，提高旅游通达能力和保障能力。二是实现多规合一。以民族文化为核心、乡村旅游为平台、民族特色旅游村镇建设为抓手，整合民宗、财政、住建、文化、旅游等部门项目资金，统一规划、统一实施，共同打造一批民族文化浓郁的高品质特色旅游村镇。三是创新发展机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制定完善的投融资政策，降低准入门槛，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PPP”模式，以特许经营的方式，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和民族特色旅游开发，培育市场主体活力和竞争力，形成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共同受益的良性发展机制。四是小而精。民族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乡村旅游，不宜求大求全，只宜小而精，由小见大，由小见美，由小见奇，充分融入民族文化，把村镇、民居、美食做到极致，是云南乡村旅游发展成功之道。

【参考文献】

[1]中共云南省委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建设旅游强省的意见，云发2013﹝14号﹞.

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 篇7

一、从起源与发展来看民族声乐与美声音乐的差异

民族声乐的发展是建立在我国的民族文化传统之上的, 随着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的不断变化, 民族声乐艺术在汲取其他艺术文化形式的基础上不断地发展和变化, 我国民族声乐艺术的唱腔是建立在三十年代末的秧歌剧的基础之上的, 但是与此同时, 我国的民族声乐又不同于民歌与戏曲说唱, 在继承与发扬了传统音乐的精华基础上, 其有借鉴吸收了西方优秀的唱腔和科学唱法, 形成了具有科学性、民族性和时代特征的民族声乐形式。

美声艺术的发展则是建立在西方古典音乐的基础之上, 在文艺复兴的洗礼下不断地成熟并发展, 从美声艺术的根源来看, 当时的音乐文化是在多声部教堂音乐以及复调音乐的基础上, 在演唱方式上受宗教音乐的影响, 后来随着歌剧艺术的壮大和发展, 美声艺术得到了良好的展示舞台。随着歌剧剧情的发展, 一些情感激烈的戏剧性唱段, 阉人的唱歌满足不了表达剧情激烈发展的需要, 于是歌唱家们努力探索、钻研、改进自己的唱法, 以适应剧情的需要, 这样就产生了今天表现力丰富多彩的美声唱法。[2]

二、民族声乐与美声艺术的文化定位

黑格尔在《美学》一书中提到:“各门艺术都或多或少是民族性的, 它们与某一民族的天然的资禀密切相关。”从中可以看出艺术的发展离不开民族文化, 同时在长期的积累下形成了其特定的民族气韵。各个民族多样的思想文化内涵已经在时间的流逝下, 在各自熟悉的文化氛围中深深地植入到的音乐的精髓中去, 从文化的角度上来看中西声乐艺术的差异可以为我们更好地吸收外来音乐品种提供基本的方向性, 另一方面也为我们形成具有我国文化特点的美声艺术找到新的接入点。民族声乐艺术背后几千年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民族情感、民族语言、民族的审美等等都是其风格形成的重要因素, 它以汉语言作为基础, 以民族文化背景为前提, 以民族审美情趣为依据, 以民族的情感为主, 以情带声, 声情并茂, 以字行腔, 字正腔圆, 韵味浓郁, 唱演均重, 神情兼备, 真切动人。[3]与此同时我国的民族声乐形式是以单线条的轨迹进行发展, 在肌理结构方面更加的纯美和具有意境感, 在进行声乐的演唱时更多地需要演唱者对作品的软性文化进行发掘。美声艺术则是建立在西方的传统文明之上, 与我国的民族音乐完全不同, 美声音乐背后的宗教文化始终对其产生了较长时间的统治, 宗教文化的统治最终的结果便是使人们形成了节制和容忍的民族性格, 因此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得到发展的美声音乐形成了在表达真实情感世界时的既真实又节制的特点。同样地在音乐创作的时候, 西方音乐注重音乐的立体性发展, 其交织的织体结构以及多样的和声旋律形成了其准确的音乐结构, 因此在美声唱法的表演过程中, 演唱者同时也要注意声音表现的准确性。

三、中西声乐艺术的碰撞

美声唱法是四十年代是随着留洋归国的学生而逐渐传入到我国境内, 最初以周小燕、黄友葵、喻宜萱、朗毓秀等为代表。美声唱法的传入为我国当时的民族声乐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美声艺术的科学唱法使得学生们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便得到了宽厚的歌唱技巧, 并为我国的声音艺术带来了科学的演唱方法。美声唱法其中蕴含的科学的训练方法、能够带给人们的强烈的具有震撼力的宏大音量以及圆润的细腻的音色, 为我国的民族声乐发展拓宽了思路, 同时美声艺术表现出作品戏剧性的特点也为我国的民族声乐发展带来了新鲜的血液, 随着时代的发展, 多元文化的融合是声乐艺术发展的路线方向, 但在多元文化的融合之下应立足于本民族的音乐文化基点进行扩展, 在保持民族声乐演唱艺术原滋原味的风格同时, 结合先进的演唱技巧, 才能够使声乐作品保持真正鲜明的时代气息和民族韵味。

参考文献

[1]赵梅伯.歌唱的艺术[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 2001.

[2]李晋玮, 李晋瑗.沈湘声乐教学艺术[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 1998.

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 篇8

旅游产业是资源消耗低、带动系数大、就业机会多、综合效益好的战略性产业。渝东南地区是重庆市少数民族相对集中的地方, 地貌多样, 自然风光绮丽, 民族文化丰富。抓住国家建设武陵山连片扶贫开发区机遇, 通过整体规划、区域合作、政策扶持等措施, 繁荣民族文化, 唤醒沉睡的旅游资源, 形成大旅游、大配套、大线路、大产业的旅游发展格局, 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对推动产业发展生态化, 生态经济产业化, 促进武陵山民族地区连片扶贫开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重庆市渝东南民族地区文化及旅游发展的基本情况

渝东南秀山、酉阳、彭水、石柱自治县及黔江区为重庆少数民族聚居区, 幅员面积1.69万平方公里, 占全市总面积的20.6%, 少数民族人口183万人, 占该地区人口的59%, 全市少数民族人口的92.7%。

渝东南少数民族地区旅游资源丰富。自然景观鳞次栉比。原生态的青山绿水孕育了风景如画的乌江画廊、桃花源, 有保存完好的世界地震遗址黔江小南海、幽深逶迤的阿蓬江、阿依河, 举目苍翠, 步步成景。历史文化积淀厚重。拥有众多的名胜古迹、历史文物、宗教圣地, 如黔江的山阳岭恐龙化石遗址、红土湾旧石器时代遗址、仰头山佛教道教文化遗址、石钟山天然巨佛等;石柱的三教寺、秦良玉陵园、西沱云梯街、龙河崖棺、太白岩碑刻、沿溪明朝摩崖造像等;彭水的郁山开元寺、蚩尤庙遗址、张飞岍古石刻、乱石坝苗族传统民居群等;酉阳的大车湾墓碑石刻、摆手堂等;秀山的扁口洞新石器时代遗址、石堤古城、打妖洞故城遗址、清溪古地道、宋龙土王庙等, 文化源远流长, 极具开发价值。民族风情绚丽多彩。有丰富多彩的民族礼仪、民间工艺、民俗民居、民族歌舞、民族服饰和说唱等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罗尔调、南溪号子、秀山花灯、土家摆手舞等11个项目被国家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红色旅游资源众多。渝东南民族地区均为革命老区, 有黔江区黎水、水市、濯水、冯家、马喇等十余处重点革命遗址;武隆的坨田红军战斗遗址和苏维埃政府遗址;酉阳的龙潭古镇赵世炎烈士故居、南腰界红三军旧址、红二军和六军团会师纪念亭;秀山县城南郊红军二野司令部旧址和刘邓大军入川洪茶渡口旧址;彭水红三军司令部汉葭镇旧址、南渡沱红军渡口旧址等红色旅游资源。

1.1 渝东南地区民族文化发展的基本情况

渝东南地区民族文化种类多, 数量大。文化遗产方面, 有1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6处第一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229处区县 (自治县) 级文物保护单位;石柱西沱、酉阳龙潭2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 有口头传说、节日文化、表演艺术、饮食文化、古建筑技术和民族手工艺等。保护少数民族特色村寨达69个, 黔江板夹溪十三寨、石柱冷水—黄水民族文化旅游带、酉阳河湾山寨、彭水鞍子苗寨等一批发展旅游产业的特色村寨初步形成了以“村”带“游”、以“游”促“村”的格局。

一是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发展成果丰硕。有序推进重庆民族歌舞团、民族博物馆、石柱民族文化演艺中心、秀山花灯博物馆、酉阳摆手舞博物馆、彭水民族传统体育训练中心等文化设施建设改造, 编辑出版了一批重庆少数民族文化丛书, 支持《大美桃源》《娇阿依》《天上黄水》等少数民族题材文艺作品的策划和制作。协调中央民族歌舞团“中华民族一家亲”下基层活动走进彭水、酉阳。组织民族地区五区县在美国洛杉机成功举办了“中国·重庆少数民族文化风情展”等。

二是建立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2005年启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以来, 组织有关专家收集整理民族文化精品, 实景、实地、原生态地拍摄了少数民族歌曲、舞蹈、器乐、建筑、民俗等五大类122个传统民俗文化项目, 印制了民族文化典藏画册, 开通了民族文化网站。渝东南民族地区有11个项目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6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有58个项目上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33名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包括口头传说、节日文化、表演艺术、饮食文化及土家吊脚楼、土家族西南卡普、苗族蜡染手工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 口头传说包括土家族、苗族的神话传说、历史传说、人物传说、民间劳动歌、仪式歌、情歌、生活歌、儿歌、民间故事等;节日文化有土家族的“舍巴日”“族年”“赶年”;苗族的“过苗年”“七月七”“羊马节”等;表演艺术主要有花灯戏、摆手舞、土戏、傩戏、薅草锣鼓、三棒鼓、竹琴 (酉阳) 、苗族芦笙舞及木叶吹奏艺术等;饮食文化主要有土家族糯米粑、养面羹、火炕腊肉、菜豆腐、酿豆腐、血豆腐、豆腐鱼、咂酒、灌灌茶等, 苗族的油茶汤、酸鱼、酸肉、酸汤、辣椒骨等;另外还有土家吊脚楼、土家族西南卡普和苗族蜡染手工艺等。

三是精心打造渝东南地区民族文化品牌。挖掘和开发了一批极具民族特色、浓郁表现少数民族地区风情的文化产品。如酉阳的土家摆手舞、秀山花灯、彭水《娇阿依》等民族歌舞多次进入重庆主城演出, 并代表重庆市参加国际、国内的展演、比赛, 获得国际国内多项大奖, 《合川钓鱼城》参加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获金奖, 黔江区少数民族作家何炬学撰写的中篇小说《摩围寨》获全国少数民族骏马奖。彭水自治县文化宫原生态表演唱《诸佛盘歌》在第六届中国西部民歌比赛中获金奖。同时, 重庆民族歌舞团打造的“云上太阳”在巴西巡演倍受观众欢迎。渝东南民族地区还举办了一些独具特色的民族节会活动, 如黔江区的中国武陵山民族文化节、中国酉阳土家摆手节、石柱土家民俗文化节等。

1.2 渝东南民族地区旅游产业发展的基本情况

重庆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渝东南民族地区旅游产业发展, 把渝东南民族地区发展定位为“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 把旅游作为民族地区扶贫开发的重要产业。“十二五”期间大力实施“大项目、大投入、大营销”三大战略, 在渝怀 (沪) 铁路、渝湘 (沪) 高速路、黔江舟白机场的带动下, 渝东南民族地区旅游产业快速发展, 成为重庆旅游产业发展的后起之秀。

一是旅游项目有序推进。市政府组织编制了《渝东南地区旅游产业发展规划》, 拟将渝东南民族地区建成国内民俗生态旅游目的地。加快推进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生态旅游示范区、旅游扶贫试验区建设, 截至2014年, 区域内仙女山、桃花源、乌江三峡、小南海、濯水古镇、龚滩古镇、西沱古镇、黄水名镇、太阳湖等大项目已完成投资达100亿元。

二是旅游接待能力逐年提高。随着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完善, 渝东南民族地区旅游接待能力和服务水平不断提高, 初步形成以“食、住、行、游、购、乐”等要素为主体, 关联产业为支撑的旅游产业发展格局。截至2014年底, 渝东南民族地区拥有旅行社近30家, 星级宾馆饭店40余家, 分别占全市的6%和13%左右。

三是旅游产业发展成效显著。随着武隆的芙蓉洞、仙女山, 黔江的小南海、濯水古镇、阿蓬江, 酉阳的桃花源、龚滩古镇、龙坛古镇, 彭水的阿依河, 石柱的黄水、西沱古镇, 秀山的石堤古镇开发, 一批初具规模, 展示乌江画廊、武陵风光、民族风情的景区已成为中外旅客游览的重点项目。

2 渝东南民族地区文化及旅游产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重庆市委四届三次全委会通过“五大功能区发展规划”以前, 受保守落后思想影响, 对保护和发展民族文化认识不足, 把繁荣发展民族文化作为软指标, 导致民族地区文化建设欠帐多, 对旅游产业带动小。

2.1 缺乏财政投入长效机制

渝东南民族地区财政实力薄弱, 投入文化建设的经费较少;市级财政未设立民族文化发展专项资金, 按规定需要配套的项目资金也很难到位;缺乏项目资金整合机制, 有限资金使用效果不佳, 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滞后, 运转十分困难;旅游交通条件差, 断头路多;旅游配套设施建设滞后, 接待能力弱。

2.2 缺乏大的总体规划和政策支撑

一是缺乏跨区域总体发展规划。重庆市渝东南少数民族地区属武陵山地区, 区内旅游资源丰富, 但分散于不同的行政单元内。由于行政区划的分割, 缺乏牵头部门, 没有总体的中长期发展规划, 难以形成整体优势。二是缺乏系统的政策支撑。由于行政区划的分割, 又缺乏高层指导, 虽然各地出台了一些优惠政策, 但由于口径不一, 强度各异, 有的甚至相互抵触, 难以形成合力共同推动武陵山地区旅游产业发展。

2.3 民族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缓慢

民族文化人才匮乏, 乡镇综合文化站等编制人员、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没有真正落到实处。旅游产业发展缺乏高层次规划人才、管理人才、营销人才、导游人才。虽然举办了一些独具地方特色的节庆活动, 如黔江区的中国武陵山民族文化节、中国酉阳土家摆手节、石柱森林文化节等, 但缺乏民族文化与旅游产业发展有机结合、深度融合, 未能形成协调推进格局, 特色、亮点和品牌不多, 对旅游产业带动不大。

2.4 对民族文化和旅游资源保护不够, 开发不力

渝怀铁路、“渝张常长”铁路、渝湘高速公路建设开挖和弃土对乌江画廊造成严重影响;对体现重庆民族特征的南溪号子、傩戏、罗尔调、土家摆手舞、秀山花灯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保护和利用不够;对土家族传统手工织锦——西兰卡普、藤编、油纸伞、竹编、挑花、刺绣、花烛、傩戏面具、民族服饰及民族特色饮食等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产品开发不够。

3 繁荣民族文化、促进旅游产业发展的建议

3.1 加强扶贫攻坚顶层政策设计, 促进生态环境改善

一是加大扶贫攻坚力度, 改善自然生态环境。渝鄂湘黔政府联合争取国家设立和增加武陵山区产业发展基金、生态补偿基金、少数民族发展基金及扩大信贷规模等扶持, 重点支持武陵山区生态农业、特色优势产业加工、民俗生态旅游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争取国家加大生态补偿力度, 争取中央财政对生态保护发展区、长防林、天然林、石漠化治理区抚育等生态保护区域的生态补偿力度, 逐步提高补偿额度;争取设立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专项, 在武陵山连片扶贫开发区开展与生态效益挂钩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试点。二是加大财税政策扶持, 提高招商引资竞争力。对武陵山贫困地区生态旅游产业产生的税收全部留存地方使用, 逐步取消专项资金项目地方配套要求。争取国家支持在武陵山片区各区县 (自治县) 生态旅游产业实现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一定年限全免政策, 在国家政策没有下达之前, 可先由市级财政进行补贴, 在武陵山片区形成招商引资洼地, 提高生态旅游产业招商引资的市场竞争力, 促进产业发展, 提高地区经济发展造血功能效果。三是整合扶贫项目资源, 突破产业发展瓶颈。将财政、发改、交通、水利、扶贫、国土、电力、农业、林业、畜牧、教育、卫生、民族等部门资金集中设立“渝东南产业发展基金”, 充分发挥扶贫资金“粘合计”和杠杆作用, 专门用于该区域生态旅游产业发展奖励、企业银行贷款贴息, 撬动社会资金的投资, 促进旅游、种植、养殖、加工四大特色产业的协调发展。

3.2 加强政策引导, 促进民族文化与旅游产业协调发展

一是建立武陵山区文化、旅游产业持续发展长效机制。建立和完善武陵山区区域合作政策法规机制, 打破行政区划, 整合力量, 从更大的空间谋划文化和旅游产业协调发展。抓住国家对武陵山连片扶贫开发机遇, 突破武陵山地区行政区划分割障碍, 加快推进国家对武陵山区文化、旅游协作立法工作。二是加强渝鄂湘黔四省市区域规划合作, 促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通过国家民委牵头, 统一协调武陵山区各地文化开发和旅游产业发展规划, 提升民族文化内涵, 规范旅游市场, 共同打造武陵山旅游品牌, 促进武陵山民族地区经济持续、快速和健康发展。三是渝鄂湘黔四省市共同推进国家出台武陵山地区旅游产业发展优惠政策。四省 (市) 边区地方政府分别争取当地省 (市) 级政府的支持, 联合向国务院及有关部门报告, 争取把促进武陵山地区民族文化开发、旅游产业发展纳入国家“十三五”发展规划, 出台有利于促进武陵山地区民族文化发掘、旅游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如《武陵山地区土家族文化保护与开发意见》《武陵山经济协作区交通发展意见》《武陵山经济协作区区域旅游发展意见》等。

3.3 发掘文化内涵, 科学编制民族文化开发和旅游产业发展规划

一是打破区域界线, 推进武陵山旅游整体规划建设。避免单纯的景观规划, 把秀丽的自然风景与优美的历史文化结合起来, 丰富旅游资源, 提高文化内涵。由武陵山少数民族区连片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牵头, 编制武陵山地区文化开发和旅游产业发展规划。通过规划打破武陵山民族地区行政区划界线, 强化大整合、大合作、大市场意识, 统筹开发、合理布局旅游资源, 实现武陵山旅游产业整体推进。二是优化资源布局, 推进渝东南民族文化与旅游规划融合。开展全市文化旅游资源普查, 将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纳入重庆市“十三五”发展规划, 实现文化和旅游资源按地域相近、文脉相承、内涵相关、业态互补、特色各异的原则规划布局。做好文化旅游发展用地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乡规划等相衔接, 依法保障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用地需求。将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纳入强区强县、强乡名镇、美丽乡村、民族村寨保护建设统筹规划。三是按照武陵山区域总体规划, 完善渝东南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紧密结合重庆实际, 确立以民族文化为主线, 特色自然景观为支撑的旅游业发展指导方针, 突出重点, 加快芙蓉洞、仙女山、天生三桥、乌江画廊、桃花源、黄水森林公园、小南海等著名景区, 西沱、濯水、黄水、龙潭、龚滩古镇建设, 完善旅游基础设施, 推进重庆市渝东南民族地区旅游产业发展。加强民族文化产品及其艺人的认证工作, 对通过认证的民族文化产品, 发放专用商标, 保护知识产权;对通过认证的民间艺人, 授予称号, 颁发证书, 鼓励其领衔创办民族文化企业。

3.4 创新营销模式、优化合作机制, 推进旅游精品线路建设

一是利用现代信息网络平台手段, 推进“智慧旅游”工程建设。建立区域旅游信息库和旅游电子商务平台, 构建区域旅游营销网络, 联合发布信息, 统筹旅游宣传促销, 促进文化、旅游产业信息化、现代化。运用互联网思维创新文化旅游商业模式, 深入实施“智慧旅游”工程, 重视科技创新对文化旅游消费内容的启发效应和消费方式的创新带动, 支持企业将高科技手段融入主题乐园、情景体验、动漫游戏、创意设计、影视再现、建筑景观及特色演艺中, 增强文化旅游产品的表现力和吸引力。二是建立营销合作机制, 争取宣传最佳效果。市内宣传媒体、文化部门、旅游部门为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做好宣传造势、产品和项目展示、纳入国内外旅游项目推广计划。广泛运用新兴媒体、大数据和创意策划创新宣传营销方式, 根据不同客源地、年龄段、收入群体的游客偏好, 精准投放广告信息, 精细开发和培育市场。引导民族文化旅游企业围绕旅游景区、度假区、旅游目的地创作影视、动漫、图书、演出等文艺作品, 实现文化与旅游相得益彰。三是做强旅游产业基础, 培育壮大旅游精品线路。发挥重庆主城、张家界、三峡、乌江画廊、芙蓉洞、仙女山、桃花源等知名品牌的作用, 以旖旎的自然风光为载体, 以丰富的民族文化为主线, 科学构建旅游精品线。以重庆和张家界为基地, 形成张家界—恩施—黔江—彭水—武隆—重庆, 张家界—怀化—吉首—铜仁—酉阳—黔江—重庆旅游线;以石柱旅游为中介, 形成三峡—张家界、三峡—梵净山等旅游热线, 重庆—万盛—南川—武隆—彭水—黔江—酉阳—秀山旅游线。

3.5 民族文化与旅游开发紧密结合, 助推旅游产业提档升级

一是加强旅游产品创新。自觉将旅游建设根植于民族文化土壤中, 把抽象的土家、苗家文化品牌商品化, 创造出具有市场吸引力和感召力的旅游产品, 满足旅游者求新、求知、求乐、求异的文化和精神需求。二是推进民族文化生态旅游村建设。依托鲜明的民族文化和良好的生态环境, 以国家民委组织的民族文化、民族团结、生态旅游特色村寨建设为突破口, 开发集自然风光、民俗活动、民族饮食、民族风情等为一体的民族文化旅游, 促进民族文化与旅游产业的融合。三是开发民族特色餐饮文化。依托武陵山区绿色食品资源优势, 结合独特的土家、苗家饮食文化, 开发地方名特食品、风味小吃等, 通过定期组织民族地区名特美食展、烹饪技艺表演活动, 建立民族餐饮开发基地, 优化民族餐饮结构, 打造民族餐饮品牌, 发挥特色饮食对游客的吸引力, 促进旅游产业发展。

3.6 创新融资服务, 突破旅游相关产业资金瓶颈

一是拓展旅游企业融资渠道。建立文化旅游融合发展重点项目库, 促成文化旅游企业与金融机构对接。通过产业引导股权投资基金撬动社会资本投资文化旅游产业。设立政策性开发银行, 推行小额贷款, 提高生态旅游、农村特色产业贷款贴息标准, 延长贷款时限等;实行差异化金融政策, 扩大对区域银行的业务授权范围和额度, 放宽区域内中小金融机构准入门槛, 允许多样化资金进入县域金融体系, 解决武陵山片区旅游相关产业发展投融资需求, 破解旅游相关产业快速发展过程融资难问题;旅游企业贷款在确认第一还款来源不足时, 可采取差额部分由公司担保、仓储、应收账款、采矿权、商标权、股权、农村承包土地及森林经营权等多种担保方式和有效手段作为第二还款来源进行补充, 扩大有效担保范围。同时, 还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担保公司及行业协会, 形成相互联保的信用共同体, 最大限度地提高旅游企业融资能力。二是推进旅游企业诚信建设。结合大多数生态旅游企业“短、频、小”的贷款需求, 创新服务手段, 开辟“绿色通道”, 提高服务效率, 向企业做好标准化服务流程及优惠政策宣传, 银行信贷人员深入企业宣传信贷产品、信贷流程、办贷条件、结算程序、利率定价及服务承诺, 帮助企业掌握金融业务知识, 为银企构建合作平台。帮助企业健全财务制度, 降低经营成本, 提高信誉度和市场竞争力。指导企业提高信用意识、管理意识、创新意识, 使企业树立起守信用、重管理的模式, 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三是完善旅游企业利率定价机制。根据区域企业特点和差异, 制定符合企业特点的信用等级评级制度, 对企业的纳税情况、销售收入、经营管理及法人道德等情况评定信用等级及信誉度。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市场潜力、守信程度等建立企业贷款审批“绿色通道”, 在授信范围内允许循环使用、减少审批环节、缩短审批时间。充分利用国家利率杠杆作用, 促进生态旅游企业稳步发展。根据国家利率政策、企业风险程度、信用等级、市场利率水平、贷款效益目标及信用合作等因素确定和调节贷款利率水平, 对优质客户在覆盖风险的情况下实行利率优惠。

摘要：笔者按照中央对重庆市发展的“314”总体部署, 根据“科学发展、富民兴渝”及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建设要求, 针对渝东南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滞后、交通大变革、产业大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等实际, 开展大量的调查研究, 分析武陵山区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现状、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 就如何充分发挥民族文化优势, 促进民族文化与旅游产业的深度融合发展, 充分发挥民族文化在旅游产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突破旅游产业发展瓶颈, 促进城乡统筹及连片扶贫开发, 提出加快推进渝东南民族地区民族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对策及思考。

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 篇9

在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落之前,蒙古族各部落还没有使用文字,只是靠结草刻木记事。然而在不到70年之后的公元1272年,元朝即“尊汉法”并融合其传统制度从而完成了官厅财计组织体系的设置及革新:由户部掌管国家财计,并将汉人官职中的分部主事演变为分科主事(郭道扬,1998)。这不但开创出新的财计组织形式,并为明清后世所沿袭,令人不得不赞叹蒙古国政务管理和制度文明的巨大变迁。一方面,这进一步印证了中国古代官厅会计的经济集权和分科制衡的科学发展规律,另一方面,巨大的历史跨越背后更体现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在战争和社会变迁中融合互动对会计思想和会计文化的巨大决定作用。

对13世纪元朝会计思想及财计组织方面的研究,已有的文献主要集中在著名会计史学家郭道扬教授的著作《中国会计史稿》(上册1982、下册1988)和《会计史研究》(第一卷)当中。郭道扬教授在这两部著作中对元朝财计组织的设置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开创性研究,但因其研究体系和思路是以中国朝代的更迭为主线展开的,故而并未对建立元朝前的蒙古帝国的会计相关问题做深入探讨。因此,目前对蒙古国这一段辉煌的会计演进历史的完整研究还处于空白状态。笔者立足于不同民族和文化互动融合的视角,通过系统分析和解读蒙古帝国的建立至元朝前期这一特殊而辉煌历史时期中会计思想及财计组织演进的相关问题,对这一研究空白进行初步探索。

二、 从蒙古帝国统一到元朝建立会计环境的重大变迁对会计思想的影响

(一)私有制的形成与战争财政对会计界定和维护产权的职能需求分析蒙古的私有制是在原各蒙古部落的原始公有制中衍生出现的,因此,明确私有财产和公有财产的产权边界便成为蒙古族迈向文明时代首先要解决好的一个关键性问题。而这个关键性问题的解决,便使得会计的计量、记录行为不仅变得必要,而且必须符合一定的规则、规范,以确保口径和方法上的一致性。更进一步,为获得财产相关者对记录结果的一致认同,会计的计量、记录工作往往需要专职,为各部落权力机构所指定、认可,并接受部落成员的监督。这变化与其他民族经历类似的历史阶段时具有惊人的相似性。而战争财计的重要和任务繁重是推动会计需求和发展的另一根本原因。《成吉思汗法典》第30条法规揭示了当时战争财计的基本原则和要求:交战时,专心作战,禁止掳取财物;破敌后,见弃物不能取,待战争结束后统一分配。这意味着,当时的会计不仅要解决好战争获取的包括兵器、马匹、粮食、金银等各种财物的记录、入库等计量记录工作,还要完成对将来战事的预算和已毕战争的成本核算工作,从而在财物的留存、使用以及奖罚分配上给出可行和适当的建议。并且随着财计工作的复杂化和会计工作的重要化,稽核工作也开始变得重要并且成为独立的专职工作。战争财计对蒙古国的深远影响还体现在元朝统一中国以后,兵部、刑部、工部等仍然在户部管辖之外设置有独立的财计组织(郭道扬,1998),这与由于对外战争的需要战争财计最早被重视和应用有着根本的联系。

(二)文字的出现与应用对会计方法发展的影响1204年,乃蛮的掌印官塔塔统作为降将借用畏兀儿文(回鹘文)的字母为成吉思汗创造出蒙古文字(范文澜、蔡美彪,1978),从而结束了蒙古族只能通过结草刻木记事的历史。成吉思汗1206年在《成吉思汗法典》第五条中提出:大蒙古国儿童必须学习畏兀儿蒙古文字。结草刻木记事在计量记录数量较少、种类较为单一的阶段尚且可行,然而随着蒙古族畜牧经济的发展、战争财计逐步庞大而繁杂,这种方式显然已经不足以应付了。文字的发明和法典的推行,为会计记录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符号基础。文字提供了计量记录的核心符号———数码和计量单位,而这是会计方法得以系统、连续应用、记录最重要的基础之一,也是使得会计方法与结草刻木记事产生巨大区别的关键因素之一。

(三)货币与计量标准的变化对会计计量发展的影响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落之前,漠北游牧民族之间主要是利用羊在交换中充当一般等价物的角色。但不到60年之后,于忽必烈中统元年(1260年)始造元朝纸币交钞:以丝为本位,以银两为单位,每银50两,易丝钞1000两,诸物价值,均以丝、银为准(朱伯康、施正康,2005)。1264年,忽必烈进一步颁布了以纸币计算主要商品价值的法令。1282年颁行的《整治钞法》对钞库“三日清、满月结”、“金银与钞互为表里”的制度要求更是直接促进了钞库财计组织的内控牵制和核算方法的进步。无疑,交钞的印制和计量使用主要受到了宋朝纸钞使用的启发。另一方面,这也是元朝时期商业贸易远远发达于蒙古部落时期所引致的频繁交互需要使然。重要的是,这不但使得财物的计量标准更为明确、精细,更使得不同财物间的换算、计量变得可行、简便和可靠,这就在文字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会计方法的应用空间和应用方式,提高了会计计量记录结果的相关性、可比性和应用价值,进一步体现出会计服务经济的社会功能。

(四)国家法制统一与革新对会计思想发展的影响1206年《成吉思汗法典》是世界上第一套成文法典和最早的宪法性文件,用畏兀儿文字写在卷帙上,其颁布标志着蒙古民族自此进入了世界法制民族的行列。《成吉思汗法典》中除前述第三十条“战利品需要在战争后统一分配”的要求以外,其行为法分则第四十五条还规定,以信托资金经商累计三次亏本的,处死刑。第三十条对官厅财计思想产生了积极推动和规范作用,第四十五条则在商业贸易繁荣的元朝促使会计理财思想得到积极的应用和发展。元代孔齐在《至正直记》中提出了私家理财活动须遵循的会计原则“谨出纳、严益藏”:无论数目大小,都应日清月结,做到账实相符并定期盘点,避免账因人亡的现象(郭道扬,1999)。无疑,经商信托资金的法定责任催生了对会计核算和会计理财思想的迫切要求,而这样的法律责任融合高度繁荣商业经济的背景,成为了民间会计发展的沃土,从而使得元代的民间会计理财思想超过宋末的发展。

三、民族与文化融合对官厅财计组织的发展及演进影响

(一)蒙古统一至建元中统之前的官厅财计组织的初步建立在军事征服之后,最重要的就是通过经济集权和管制稳定社会生产,而不同民族、不同生产方式、不同文明程度等因素对蒙古国落后的游牧农奴制社会管理制度提出了巨大的挑战,这使得蒙古统治者不得不开始探索通过民族和文化的借鉴、融合来实现社会稳定和国家治理。

(1)1206-1227年成吉思汗时期:官厅财计工作尚未独立。这一时期,对内沿用蒙古部落制度时期以农奴制为基础的“差役”和贡奉制度,对武力占领地区则实行抢掠、封赏政策(杨建新,1998)。这样既无法形成国家层面的财计观念,也不利于国家财政税赋制度的发展。再加上军政合一及较为原始的军事民主管理模式,整个政务体系表现为军事化和职能单一化,因此财计工作在这一阶段由主要负责户籍和判决的札鲁忽赤(“断事官”)兼任。而札鲁忽赤这样握有重权的官职一般都只委任于蒙古贵族,这就从制度上限制了民族和文化融合的官方通道。成吉思汗坚守蒙古旧制的理念使得这一时期蒙古国与其他民族和文化的融合进展缓慢。

(2)1229-1241年窝阔台时期:税赋制度及相关财计组织初步建立。这一时期,随着金朝的灭亡,蒙古帝国开始入主中原。蒙古落后的社会管理制度和文化无法适应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方式及依附于此的大量女真、契丹族与汉人原固有的文化理念。因此,这一时期蒙古统治阶层开始摸索借鉴先进文化并初步尝试建立更为科学合理的政务及财税制度,而财计相关职位也开始独立出来,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民族和文化融合的杰出代表当属契丹人耶律楚材,他当时负责财政工作中书令开启了窝阔台时期财政与税赋的制度建设。1230年耶律楚材提出第一个改革方案“便宜一十八事”,首先提出了税赋须由中央集权管理的基本原则。最初独立出来的是给国家带来直接经济补给的税收制度及税务官职,即1230年耶律楚材反对“驱耕为牧”时所提出并为窝阔台采纳的“十路课税所”的设置。这是蒙古国财政税赋制度化建设的开启。1234年灭金之后,耶律楚材提出了有利于中央集权的“五户丝制度”,并建议各州县官吏应由朝廷任命以征收规定常赋,所封诸王不得擅自征敛(范文澜、蔡美彪,1978)。为把新统治区由军事占领纳入正规的行政统治,耶律楚材主张将军事、行政、课税三项分而治之:“凡州郡宜令长吏专理民事,万户总军政,凡所掌课税,权贵不得侵之。”(陈瑞台,1982) 这一系列税赋征管制度的细化和完善不但减轻了基础劳动者的税负,加强了中央经济集权,也使得税赋征管的官职体系开始走向独立化和系统化。

税赋制度的初步建立以及分权牵制的财计内控思想为后来忽必烈时期财计组织的发展和创新奠定了良好的组织和思想基础。窝阔台时期税赋制度和体系的建设过程体现了民族和文化融合对国家及财计制度建设演进的重要性。尽管这一阶段财计组织在税赋管理方面有了一定进展,但关于赋税征收、官职授予等职责在中央层面只是笼统的归于左右丞相下属的文书官“必阇赤”统一管理(这一时期的中书省主要是一个掌管文书与赋税的机关而非宰相管制),尚未形成科学严密的财计分工官制。②而窝阔台汗在1239年将中原税收交给回鹘商人奥都剌合蛮承包而放弃了原有的税赋制度,充分体现出其借鉴汉制的功利主义目的与短视,这也决定了这一时期财计组织的发展止步于税赋制度的初步建设。

(3)1251-1259年蒙哥汗时期:农业相关财计组织初步建立和规范。由于在社会治理和财政方面面临着紧迫的中原地区“三农”管理问题,这一时期也因此成为蒙古国由游牧农奴经济向封建农耕经济转型的重要时期(申友良、张敏娴,2009)。因此,这一时期为数不多的财计方面的进步也与“三农”问题有关。1251年,为稳定和发展由于战争带来的农耕经济大倒退和为进攻南宋筹备军需,蒙哥汗在唐、邓等地实行屯田制,并专门设置河南屯田经略司等官职,这推动了农业财计工作的发展。1257年,设立常平仓制度,一方面稳定了粮食的生产和农业发展,同时也推动了仓管财计职位的设置和管理。这为后期忽必烈时期分科主事及重视专库的设置与管理(如元朝的京都四大专库)提供了思想基础。这一时期蒙哥汗在制度创新方面的思想主要源自其深受汉文化影响的弟弟忽必烈。正是忽必烈“以汉法治汉地”的主导思想推进了蒙古国向封建农耕制度的发展,并为其在位时期的全面传承和创新汉族旧制做好了准备。

(二)建元中统至元朝建立后财计组织的发展与完善自1260年中统元年之后,面临来自更加庞大的军需支出、日益庞杂的政务以及不断膨胀并迫切需要规范和细化的中央财政预算三方面的压力,窝阔台和蒙哥执政时期初步建立的财计体系已难以应对。忽必烈通过广为启用各民族人才、大量参考中原封建王朝旧制的方式加快了元朝的基本政治制度、财政制度的发展和规范。

元朝制度是较为典型的落后文化对先进文明制度“兼收并蓄”:主体上沿袭金朝、宋朝的主要旧制,但同时也保留了其原有的一些特点和思想,从而融合而成一套既有蒙古民族特点又代表了当时先进制度的政务体系。在财计组织设置方面,主要“尊用汉法”,先是在中统元年设左右部负责国家财计,独立于中书省之外,其后二部改为“治国用司”,复又改称为尚书省,最后于1272年(元八年)并入中书省之下的户部,始由户部管理国家财计,方才基本确定国家财计构架。看其具体架构,户部尚书以下为侍郎和令史两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元朝以令史分掌金科、仓科、内度科、外度科、粮料科和财计勾稽部门的组织设计创新(郭道扬,1998)。这样,现金业务、一般货物仓库管理业务、会计记账业务、户籍记录业务、军用粮草的仓管业务以及内部审计业务就按课制实现分管,从而达到互相牵制、互相监督、业务间勾稽一致的财计内部控制目的。这是在沿袭汉人管制基础上结合其民族特点实现的财计组织创新,并为后世沿用。另一个非常鲜明的例子是,在成吉思汗时期曾一度兼管多项政务的札鲁忽赤(“断事官”)在元朝正式建立忽必烈时期转变为只负责司法职责的官职。

从财计组织制度演进过程来看,元朝结合自身军事、政务的固有特点,主要参考汉人管制的基本设计原理和原则,在不断调试中完成制度的完善和演进。这也集中体现出多民族、多文化融合对制度演进的基本方式和积极影响。

四、蒙古帝国至元朝前期会计思想及财计组织演进规律

(一)会计思想与财计组织对先进文化的融合和传承可能带来历史跨越性的发展蒙古帝国通过武力成为了更先进文明地区的统治者,然而在统治和治理的过程中,尽管相对于金朝和南宋的旧制相比有所创新,但其文化和制度实质上是在不断传承更先进文化的过程中实现演进的。类似地,女真族建立的清朝虽然也通过战争接管了明朝的疆土和政权,但其对国家的治理同样地主要是通过传承明朝汉人旧制而实现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尽管政权总有从文明先进的民族转移到文明落后但武力较强民族的可能,但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方式总是决定了中国历史上民族和文化的融合方向和思想。正如马克思所说:“野蛮的统治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③这同样充分体现在蒙古国会计思想和财计组织的演进上。从蒙古统一前的结草刻木记事至元朝至元八年中书省下辖户部分科主事财计的科学组织形式,在不到80年的时间里通过文明融合完成了对历经1000多年才形成的汉制财计组织的传承与创新。

(二)会计思想与财计组织通过民族融合实现对先进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相比成吉思汗和蒙哥时期,窝阔台和忽必烈时期的民族与文化融合带来的制度变化较为显著,而这与这两位蒙古帝王比较重视其他民族的大臣有很大的关系。契丹人耶律楚材、回回人阿合马等其他民族大臣在蒙古国建立和完善财政与税赋制度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深受汉文化影响的元世祖忽必烈重用汉臣则是元朝初期对封建文明良好传承的直接原因所在。正是这些有经国之材的其他民族大臣将先进文化和先进制度的精髓及思想巧妙地与蒙古国的实际相结合,才实现了包括会计思想和财计组织在内的各种文化和制度的传承与创新。这些大臣的身份及其对蒙古国演进的贡献正是不同民族实现融合和共同进步在国家管理层面的实现方式。类似地,元代民间理财活动在会计思想方面超出宋末的进步与不同民族间繁荣、频繁的商业贸易和金融活动有着直接的关系,其中尤以回回商人带来的民族融合影响为首。

(三)财计组织的发展与演进在中央实现经济集权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窝阔台时期对赋税制度的采用和推行,为中央集权和军事扩张提供了稳定而大量的财政来源,对于蒙古国调动和管理国家有序运行及后期全国统一的实现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础。到了商业、经济鼎盛发展的忽必烈时期,元朝已建立起与此相对应的高度经济集权中央管理体制,而支撑这一体制良好运行的正是前所未有的集科学性和先进性于一体的官厅财计组织。正是在先进和良好的财计组织的运行和管理下,元朝中央通过实现经济集权而达到稳固其政治及军事集权的最终目的。在这两个重用代表先进文化的外族大臣时期,财计组织设置也日趋合理和科学化,并且在国家财税机制运行、中央经济集权管理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基础作用。

(四)落后文明统治下会计思想与财计组织的历史演进存在不彻底性元朝行省制下设省级财计组织以及从中央财计起自上而下的分科主事制度是对汉制传承并实现了制度创新的方面,但这并不能掩盖元代会计思想和财计组织中由于蒙古民族固有特点和文化带来的一些缺陷,或者说演进的不彻底性。由于蒙古国始终军政二元合一不分,财政制度在服从战争的需要和服务于国家的管理之间定位模糊,兵部、刑部等有独立的财计设置且不受中央财政管辖,同时又由于长期分封制的存在影响了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的统一管理和调度,再加上皇室财计的混乱,元代财计组织在实现对宋末传承与创新的同时又存在着诸多财计设置错误、机构重叠的严重缺陷。这些缺陷为元代中后期的严重贪污腐败现象提供了大量的寻租空间。这些不足是不同文化、不同文明阶段的民族间在融合过程中所必然存在的客观现象,中华文明一直就是在各民族的曲折融合中不断前进的。

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 篇10

就目前来说, 基于数字技术的开放性、交互性和多媒体性等特征, 媒介融合的发展前景广阔。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活动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在媒介融合的时代背景下, 加强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探索及研究, 必将为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和传播提供积极价值。

一、贵州:文化千岛中的少数民族文化熠熠生辉

(一) 贵州民族文化资源形式多样, 类型丰富

对于贵州来说, “在17个世居的少数民族中, 9个少数民族人口超过10万, 少数民族人口在全省总人口中占比近40%, 留下数量丰富、形态多样的民族文化遗产”[1]。丰富多样的民族民间文化, 尤其是在歌舞、节日、建筑、工艺、宗教等方面凸显出多姿多彩、类型丰富的特点, 成为媒介融合背景下贵州文化产品开发的内容素材和创意元素。

(二) 民族文化的原生态特性

贵州独特的山地地貌, 保持了各民族的相对封闭性, 使各少数民族虽历经成百上千年的洗礼, 仍在相当程度上保留了文化的原生性。这些原生态文化为我们提供了丰富多彩、风格迥异、独具魅力的文化形式, 它们都是当今社会少有的文化宝藏。

(三) 民族文化资源独特稀有

贵州的许多民族文化资源都是独树一帜、不可替代的。如布依族的“八音坐唱”、侗族的“大歌”等贵州独有的人文景观, 侗族的“鼓楼节”“萨玛节”, 苗族的“苗年”“鼓藏节”“姊妹节”等高品位的民族民间节日的文化资源, 都属于独特稀有的文化, 具有较强的传播吸引力。

(四) 民族文化群众基础的广泛性

各民族自身的文化在广大少数民族熟悉、喜爱的过程中得以保留和传承。如黔东南最具特色的苗族酸汤鱼、烧鱼, 侗族的腌鱼、腌肉、牛羊瘪等民族饮食文化, 深受本地苗族、侗族同胞及外来同胞的喜爱, 使这些古老的民族饮食文化传承至今。又如黔西南的布依“八音坐唱”、安顺地戏、黔北及黔南花灯、六盘水彝族火把节等都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深厚的民族韵味。

二、媒介融合对贵州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意义

(一) 媒介融合提升了贵州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空间

诞生于第四个媒介技术阶段的媒介融合, “以数字化为基础的媒介融合扩展的内容传输的渠道, 使媒介的内容传输能力空前膨胀, 因而对内容的海量需求成为新媒介时代的重要特征之一”[2]。媒介的融合为受众提供了更为丰富的信息通道, 开创了新的文化传播环境。

(二) 媒介融合有助于改变贵州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传统理念

“政府传播行为在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导向作用, 我国实际上已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的文化传播体系。”[3]由于文化的传播风格日趋自由化和现代化、传播的路线逐渐向大众化和小众化兼顾的转变, 迫使文化传播只能走大众化路线, 而“融合媒介既能保证大众用户的需求, 也有足够的信息空间满足其他个性化受众的需要”[4]。

(三) 媒介融合赋予少数民族文化丰富的传播手段

传统的传播只能采用由点到面的单向和被动的传播方式, 受众在传统媒体面前基本丧失主动性和选择性, 至多也只能通过电话、信件等体现微弱的双向互动性来体现微弱的主动性。融媒时代, 融合媒体也改变了传统媒体的单向传播局限, 使传统媒体也能达到点到点的双向交互式的传播阶段, 充分体现出人的主动性和传播的双向互动性。今天, 少数民族文化有着多样化传播的载体, 微博、微信、手机报、手机电视、网络电话等新型媒体都已成为传播少数民族文化的常见形式。

(四) 媒介融合丰富了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内容

媒体融合使生活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众, 通过自己的相机、手机、摄像机等影音设备, 将本地区发生的民族文化活动或事件直接向媒体传输, 多视角和多形态的少数民族文化产品充实并丰富了民族文化传播的内容。

三、媒介融合时代背景下贵州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战略路径

(一) 树立新的传播理念, 形成理念的融合

就媒介融合来说, 理念是先导, 树立新的传播理念、实现理念的融合是实现媒体融合发展的必然要求。要做到理念的融合, 首先要树立互联网思维。喻国明指出:“媒体融合转型最重要的是要应用互联网思维。”[5]要做到理念的融合, 就要重视受众在信息传受中的主体能动性。此外, 还要“充分重视和发挥受众在传播过程中的主体性, 谋求传授之间的和谐共振”[6]。

(二) 重整内容, 搭建具有通用性的内容生产平台

内容重整, 就是不再将报纸、广播、电视、网站、手机等每个终端视为各自独立的媒体, 单纯为它们进行内容设计和生产, 而是将它们视为一体化的“组合信息终端”, 统一进行内容设计和生产。“对于传媒而言, 基于不同终端载体的介质和特点, 进行一体化的内容框架设计, 并且使其相互之间建立联系, 可以有效地架构产品链, 形成‘长尾’效应。”[7]就媒介融合下贵州少数民族文化传播来说, 内容重整就要求在更为强大、有效的内容生产平台上来完成民族文化信息采集的“融合”。

(三) 技术融合, 打造民族文化传播终端和平台

纵观传媒发展史, 实际上就是一部技术发展史。“打破旧产业结构重建新产业模式, 以民营科技企业为融合动力源, 通过互联网技术实现科技与文化的互融, 实现对用户需求和信息产业需求的跨界转型融合。”[8]立足本民族地区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 贵州地区传媒企业与科技创新企业联合, 用先进技术来引领和带动业务发展, 生产出质量更优, 符合当代受众多元化、差异性需求的文化产品和服务, 并通过与互联网公司、电信运营商、终端制造运营商、信息高科技企业等合作, 依托其技术优势, 打造新的民族文化传播终端和平台, 生成更高的效率和效益, 形成本地媒体强大而持久的竞争力和生命力, 唯有这样才能在与外来媒介的竞争中占领一席之地。

(四) 重组资源, 不断开发满足用户需求的新产品

“媒体融合发展的关键是要创新业态, 创新产品, 以产品为轴心, 重组资源。”“媒介融合时代的产品变革:在集中化市场中推进个性化满足。”[9]首先, 利用数字化技术, 灵活组建产品组合。各个媒体可根据现实需要, 将内容在同类产品、不同类产品之间相互嵌入, 甚至嵌入不同地域的产品组合中。其次, 整合业务形态, 形成汇合各类媒体内容产品的大市场。适应媒介分众化趋势发展, 打破原有媒体市场的界限, 媒介融合使形成丰富多元、个性化的媒介内容产品成为可能。最后, 不断拓展媒介产品传播渠道。

(五) 建设业务水平高、反应速度快的新闻队伍

媒体的竞争, 归根结底都是人才的竞争。只有人才, 方可以源源不断地生产出优质的内容, 搭建起强大的网络, 打造出强势的终端, 研发出先进的技术, 聚集起用户受众和开展好资本运作, 进而提升媒体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媒介融合趋势的发展, 需要大量的跨媒体、全能型人才, 这就必须建设一支业务水平高、反应速度快的新闻队伍。

(六) 完善政策措施, 营造行业良好运行环境

在媒介融合的环境方面, 我国尚存在一些问题。首先, “条块分割”导致的产业壁垒, 多头多部门管理等体制的严重束缚, 致使管理效率低下、责任不明确等问题突出, 严重制约着媒介融合发展。其次, 由现行的媒介管理法律法规缺陷导致的系统管理缺位, 引发诸多问题。如新媒体基本法理环境不健全, 导致责任界定混乱、管理缺位等。媒介机构应按媒介融合发展规律构建一流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 从微观层面的运营来推动, 加强自身业务流程的再造。

四、结语

贵州少数民族文化资源极为丰富, 绚烂多姿的民族文化使贵州获得“文化千岛”的美誉。然而, 由于外来文化的不断冲击, 加之贵州的文化传播力相对偏弱, 贵州文化的传播与发展受到巨大局限。融合是媒体发展的主题, 其在增强大众传播媒介的传播力、推动文化的传播上具有重大的意义。贵州要乘势而上, 全力以赴做好媒介融合, 不断提升贵州民族文化传播的力量, 由此推动贵州文化不断发展壮大。

参考文献

[1]贵州省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贵州省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研究[M].贵阳:贵州大学出版社, 2010.

[2]刘婧一.应对媒介融合——新环境下的电视节目营销[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8:153-154.

[3]张伟云.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传播特性分析——以贵州省黔东南自治州为例[J].贵州社会科学, 2005 (5) :45-47.

[4]梁晓敏.探析媒介融合对文化传播的影响[J].青年记者, 2009 (8) :49-50.

[5]喻国明.媒体融合重在应用“互联网思维”[EB/OL].http://media.people.com.cn/n/2014/0820/c14677-25500435.html, 2014-08-20.

[6]贾士秋.媒介融合下的传播理念与体系再造[J].西部广播电视, 2014 (19) :4.

[7]蔡雯.媒介融合趋势下如何实现内容重整与报道创新——再论“融合新闻”及其实施策略如何从全媒体化走向媒介融合[J].新闻战线, 2007 (8) :42-45.

[8]袁媛, 藤依舒.媒介技术创新引领媒介融合未来——2013首届媒介融合与创新论坛会议综述[J].现代传播, 2014 (1) :142-144.

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 篇11

关键词：游牧文化；冲突；融合；拓跋鲜卑；推动作用

如果要说有一种民族文化，曾经蛰伏在汉文化之上，并且以其默默流转之势影响了千年的中华文明，那么有一个民族就不得不提，鲜卑。公元45年，雁门关的阵阵黄沙吹开了东汉的门户，鲜卑的弯刀和弓箭伴随着匈奴的马蹄冲进了中原大地，随之而来的游牧文化让当时的统治阶级和士大夫阶级看到了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生产方式、社会关系和民族文化。自东汉始，及至两宋，鲜卑文化跟汉文化，经历过冲突，对立，融合，直到最后朔归同源，在这个纷繁复杂的过程当中，尤其以南北朝时期，拓跋鲜卑的改革最为紧要，也可以说是这个时期的民族融合真正打通鲜卑文化和汉文化的桥梁。

一、鲜卑文化的崛起

1、鲜卑文化诞生

。“鲜卑族是我国北方阿尔泰语系游牧民族，其族源属东胡部落，兴起于大兴安岭山脉。鲜卑民族历史跨度之长，可以上溯到西汉武帝年间，它在历史舞台的活跃囊括三国后期至隋朝建立这一段历史时期。”①鲜卑一脉，后来分为六支，其中拓跋鲜卑，慕容鲜卑，宇文鲜卑对整个历史进程以及汉文化的影响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2、鲜卑文化与匈奴文化的联系

。如果要追溯鲜卑文化的起源，那么跟匈奴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鲜卑最早隶属于匈奴，而后匈奴在对西汉作战失败，麾下各族纷纷开始自立，鲜卑由此崛起。并且，在鲜卑六族中宇文鲜卑一脉，正是匈奴西迁时留下并入鲜卑。早期的鲜卑文化和匈奴文化如出一辙，除了语言体系殊异之外，在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信仰，服饰，饮食等皆非常接近，是典型的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外延。

3、鲜卑文化与东汉文化的联系

。“公元49年，鲜卑首领偏何归附东汉。54年，鲜卑首领满头、於仇贲率部到洛阳朝贺，被东汉封为王侯，管辖鲜卑、乌桓各部。随着匈奴分裂，鲜卑逐渐摆脱匈奴的控制。”从此，鲜卑文化开始跟东汉文化有了第一次亲密接触。随着边境互市，朝贡，通婚，以及不时的骚乱和弹压，在战和交替的过程中，鲜卑文化渐渐认识到汉文化的博大精深，一些具有远见的统治阶级，开始着眼于通过学习汉文化的精髓，来巩固和壮大自己的力量。

二、南北朝时期拓跋鲜卑的改革

1、鲜卑对北方的统一

。公元从337年到420年，随着两晋交替，东晋逐步失去了对整个北方的控制，鲜卑各部开始纷纷建国。一代传奇前秦帝王苻坚，统一北方各部，挥师南下，欲一举踏平江南，与东晋对持于淝水。后终因轻敌，导致大败，北方再度进入分裂局面，至此拓跋鲜卑一脉开始鹊起。在南北朝时期，由鲜卑一脉的北周皇帝拓跋宏，再度完成了对北方的统一。

2、引入政府管理机制

。“鲜卑文化一直以来都是处于一种闭锁的状态，这也是游牧民族文化特点的局限性所在。拓跋鲜卑针对这种不利于维护统治和管理的情况，积极引入汉文化中的政府管理机制，包括俸禄制，分级制，郡县制，统一货币和文字，逐步形成了具有规范化和多元化的鲜卑文化特征。”②拓跋鲜卑的改革，也使得大量汉文化传入游牧民族，从服饰到器具，从语言到书籍，包括民间的自主贸易，婚姻和协作。有接近半数的鲜卑人，已经能够熟练的运用汉族语言，民族大融合的程度盛况空前。

3、游牧向农耕的转型

。华北平原一带，有着天然的粮食产地和先进的农耕生产经验。在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以后，极大的缓解了放牧和狩猎所带来的作物和经济问题。为了便于管理和进一步满足粮食供给，以维持稳定的经济和政治的环境，南北朝时期的鲜卑贵族阶级，开始鼓励农耕，并推行汉族自秦商鞅改革之后采取的均田制。由此，鲜卑文化从早期的游牧文明逐步过渡到后期的农耕文明，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交融也得到了巨大的提升。

三、对民族大融合的推动作用

1、加速了民族间的文化交流

。在南北朝时期，由拓跋鲜卑所推動的民族大融合，是历史上至关重要的一次民族交融，是游牧和农耕一次力与美的结合，是一次自上而下的生产方式的改革，也帮助鲜卑文化走进了以土地为代表的封建文明时期，完成了从奴隶制到封建制的转变。这种转变在整个民族融合的规模和程度上，都是非常罕见和彻底的。鲜卑文化和汉文化几乎是以急流的方式进行交融，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融合，加速了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为鲜卑文化向汉文化的演进，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贡献。

2、学习汉文化中的儒家经典

。鲜卑部族当中的贵族阶级，越发的认知到了土地的重要性。而维系土地的稳定的，则是封建统治思想，这也是鲜卑文化从汉文化中继承到的最有特点也决定了他之后完全融于汉文化的根源所在——对儒家文化的推崇和儒家经典的学习。儒家经典强调“忠义礼智信”延续着千年的传统，士大夫阶级愿意参与到政治生活当中，以平天下为终极奋斗目标，士子情结空情高涨，各种奏折议论上达天听。这次改革的结果最终走向成功，也推进整个北方游牧民族的文明进程。很多少数民族文化固步自封或徒学表面，就像穿新衣的皇帝不肯承认自己裸体一样，执政者也不会承认自己走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并且执迷不悟，越走越深。历朝历代很多一把手都想模仿李世民，广开言路，虚怀纳谏，大胆改革。可是，东施效颦的结果是自己根本没有那个智慧跟胸襟。贞观之治犹如童话一般，在这个古老国家的历史上昙花一现，继往开来的，是风闻奏事，文字狱，八股文。而鲜卑文化的先行者们，与这些穿着新衣的皇帝们，对鲜卑文化乃至民族文化的传承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3、从北人南徙到杂居共处

。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融合除了在生产关系，民族文化，教育体系，行政制度方面的融合以外，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北人南徙。“北方游牧民族向南方迁徙从汉朝开始，就有不同程度的过渡，直到南北朝时期，在燕赵韩魏等地区已经出现了大面积多民族的杂居共处。生活方式的趋同，更加便捷了鲜卑文化和汉文化的深度交流，并随着时间的递增，融合和同化的速度也随之加强，鲜卑文化也逐步成为了汉文化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③

小结

在千百年民族交融史，就是一部不同民族文化向汉文化学习的交流史。鲜卑文化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谦卑而诚恳的方式，走进了汉文化博大的胸怀。鲜卑文化学习了汉文化的先进生产方式，生产经验，文化体系和行政系统，汉文化接触了游牧民族的生活习俗，生态特点，民族特性，兼容并包，兼收并蓄，鲜卑正是在这样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形成了自己一套具有民族特点又具有汉化特性的鲜卑文化。本文从大文化观和大历史观的角度剖析了鲜卑文化在南北朝时期对民族大融合的推动作用，论证了鲜卑文化对整个历史时期众多民族文化融合的过程当中所代表的积极意义和对后世民族文化交融源远流长的巨大影响。（作者单位：鄂伦春博物馆）

参考文献：

[1] 孙危，《鲜卑考古学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12-3

[2] 吕一飞，《北朝鲜卑文化之历史作用》， 黄山书社，1992-4

[3] 杨军、吕净植，《鲜卑帝国传奇》，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8-1

注解：

① 孙危，《鲜卑考古学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12-3

② 吕一飞，《北朝鲜卑文化之历史作用》， 黄山书社，1992-4

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 篇12

语文教学要以民族文化精神为动力, 以文化素养的提升为基础,教师要结合社会生活,拓展教学资源,联系教材实际,创设具有民族文化精神的教学情境,焕发学生的精神动力。语文是最能调动学生情感因素的课程,在课文中寻找民族精神的闪光点,挖掘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精华内容,营造和谐的文化氛围和良好的学习环境,培养学生奋发进取的精神,培养学生自主学习、探索新知识的积极性。教材中所选的优秀作品,其创作过程无不是在民族精神的支撑与触动下完成的,一个冷漠的人,掌握的语言技巧再高,也无法引发创作灵感,一个气魄狭隘低微的作家,只能搞一些无病呻吟、风花雪月般的无聊文字游戏,很难创作出具有震撼人心力量的优秀作品。恰恰是这样的作品才有可能抒写民族文化之灵魂,才有可能凝结强大的民族精神力量于丰富的情感之中,融合于形象鲜明、感人至深的人物形象或抒情意向与情境之中。这样的作品是成功的,在中学语文教材中俯拾皆是,教师应该把握契机,以高度责任感和民族文化情结,将语文基础知识的传授巧妙地融合于教学过程中,挖掘课文中蕴藏的文化精粹,结合当前社会现实,为学生营造独特的文化氛围,让学生始终处于和谐愉快的环境中,有利于促进学生文化素养的形成。把语文教材中能够提高学生素养的一切文化精神内涵挖掘出来,贯穿于基础知识教学的全过程;并且把民族文化精神与提高学生创造性运用语言的能力结合起来,营造语言教学新环境,创造新动力。教学实践中,把知识的传授与传播优秀的民族文化精神相结合, 提高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促进语言学习与创造性运用的发展与探索,夯实语言文化基础,有利于其他各科的学习,促进学生文化素养的形成。

二、渗透文化意识,营造良好氛围

中学生不同于小学生, 他们的学习兴趣主要来源于对知识的渴求,更多来源于发自内心的自觉的精神动力,所以文字再优美,如果脱离了文化意识的支撑,语文教学就和其他自然学科一样,没有情感的牵动。有了文化意识的支撑,就能够正确处理语文教学改革与素质教育的关系, 就有利于学生发现和感受社会发展过程中一切正能量的价值, 能够有效增强学生自主学习语言运用语言的动力,激发学生的想象力。语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渗透文化意识,首先要结合课文内容,引导学生融入特定的教学氛围, 充分调动学生的情感因素和自主学习意愿,在实施良好的情感教育的基础上,不要让学生带着情绪上课, 更不要让学生硬着头皮静静地坐着听老师滔滔不绝地讲课,这样才能收到更好的教学效果。在语文课堂上,针对中学生的心理特点,为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兴趣,利用现代多媒体技术,为学生创设与课文内容相关的特定教学情境。每一种教学方式的成功和有效实施都需要文化意识的支撑, 才能从根本上增强学生自主探索的信心和动力, 有了文化意识做后盾,围绕课文中的相关内容进行教学拓展,以此提高学生的语言实践能力。语文教学中,教师要使教学实践与文化意识结合,形成先进文化意识支持下的良好教学环境, 逐步使语文教学有文化品位,使语文课堂越来越有生气。中学阶段是提高学生语言运用能力,传授丰富语言文化知识的重要时期,更是强化培养学生先进文化意识的关键时期,尤其是在教育界内外强烈呼唤实施素质教育的今天,语文教师的责任重大,必须以良好师德和辛勤园丁的奉献精神,为学生营造学习语文知识的乐园,夯实有利于提升学生语言实践能力的基础。

三、创设文化理念支持的教学情境

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可利用文化理念的支持,让语文课堂更加精彩,进一步激发学习语言的兴趣,实现以素质教育为核心的语文教学改革。为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教师可利用电教媒体对重点内容进行形象化讲解, 强化学生的理解记忆效果, 使语文教学拓宽语言艺术的审美层面, 进一步向思想境界、文化意识的高度迈进,有效强化语文教学效果。通过教学情境的创设,有利于学生对课文创作背景的了解,更好地理解作品内涵。如果没有对当时的民族文化背景知识的基本了解,则难以激发灵魂深处的爱与恨, 是不会产生强烈的心灵震撼的,这样的结果对语文知识的学习只能停在文字游戏表层,对提高学生运用语言的能力是不会起到多大作用的,更难以提高学生的精神文化素养。从语文教材所选的诸多作品看,课文中蕴含的思想价值和语言艺术魅力是同步存在的,学生喜欢语言文字的魅力与文章的思想价值有密切关系,是综合在一起的文化理念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讲,语文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并非称谓和颂歌,而强调的是一种重大责任,由此可以看出,在语文教学过程中, 最有利于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方面的教育,情感因素是文化理念形成的强大动力,语文教学有利于学生文化修养的形成和发展。因为在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的言行、素质与课文的思想内容形成一种最直接的文化情境,将客观地影响学生的心理状态,教师要很好把握这种契机,以帮助学生减轻压力,有效激发学习兴趣,提高课堂教学效率。这有利于促进文化意识的形成,能够改变传统意义上受应试教育影响的苦学现状, 语文教师更要鼓励学生在课堂上发挥主体作用,在教师的启发引导下,在文化理念的支持下,使语文课堂教学妙趣横生,让学生在愉快的教学氛围中体验到成功的喜悦。

四、结语

在中学语文教学过程中强化素质教育, 首先要构建以民族文化精神为强大动力的精神文化乐园,这是无形的,是存在于课堂内外的看不见的意识,是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驱动力,是把知识变成力量的最好实践。教学中,把语文教学与文化意识的培养结合起来,以教材为中心,充分挖掘具有民族文化魅力的语言基础知识,结合广阔的社会生活实践,进一步拓宽语文教学资源,让学生自觉吸收民族文化语言中的精华,养成良好阅读习惯,提高运用语言的能力,有利于促进全体学生共同进步,促进素质教育发展。

摘要：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应创设具有民族文化精神的教学情境,激活学生以探索精神学习语文知识的强烈意识,以良好的学习氛围促进学生共同进步,提高运用语言的实践能力,有效实施素质教育。文化意识是语文教学发展过程中能够有效激发学生学习热情的关键因素,语文教师要利用一切课堂内外机会鼓励学生,共同营造具有民族奋斗精神和自强不息的良好学习环境,全体师生共同面对各种教学难题,这也是实施素质教育和教育教学改革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