肠源性脓毒症

2024-06-16

肠源性脓毒症(精选4篇)

肠源性脓毒症 篇1

泌尿系统结石是一种临床常见病, 由于饮食结构、水质成分等因素影响, 该病在我国南方某些地区发病率居高不下, 成为困扰人民健康的一种顽疾[1]。自1984年我国首次开展经皮肾镜取石术, 随着微创技术发展和腔镜相关器械的应用, 经皮肾镜激光碎石及输尿管镜等经自然腔道碎石等手术得以广泛开展, 使得泌尿系统结石患者得到更为安全、舒适、人性化的医疗服务[2], 与其他手术操作一样, 微创碎石术后尿源性脓毒症这一并发症也引起医务人员的严重关注, 为探讨泌尿系结石碎石术后早期判断并治疗尿源性脓毒症的方法, 该研究选取了该院2010年1月—2012年12月16例微创碎石术后尿源性脓毒症患者的临床救治资料, 认为在早期判别脓毒症状态及有效的抗菌治疗可有效缩短此类患者的住院时间, 降低病死率, 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16例患者中, 男9例, 年龄 (61±3.51) 岁, 女7例, 年龄 (63±2.37) 岁, 其中输尿管结石7例, 肾结石9例, 此16例患者术前尿常规均无明显尿路感染征象, 尿培养结果未见细菌生长, 经皮肾镜组在术前均进行了穿刺部位皮肤定植菌培养, 此16例患者均为择期手术, 麻醉方式为静吸复合全麻, 术后复苏顺利, 无肺部感染发生。

1.2 症状与判断

16例患者在术后48 h内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发热、腹痛, 另有尿液外观改变、全身感染中毒症状等临床症状体征, 尿培养可见以大肠埃希氏菌为主的细菌生长, 见表1。

2 治疗

2.1 一般治疗

除常规换药及专科处理外, 所有确诊尿源性脓毒症患者均接受了心电监护、吸氧、维持水电解质酸碱平衡、肝肾功能保护剂营养支持治疗, 所有患者均给予小剂量肝素的抗栓治疗。

2.2 特殊治疗

16例患者中7例休克患者接受了液体复苏、血管活性药物治疗, 有2例呼吸困难, 并发ARDS患者接受了有创机械通气, 所有患者均接受了从广谱强力抗生素到目标抗生素的降阶梯治疗。

3 结果

3.1 16例患者治疗效果

16例患者经过上述综合治疗, 无一例死亡, 全部治愈出院, 出院后1周、1个月复查尿常规及血常规, 均未见明显异常。

3.2 该组患者相关辅助检查结果

该组患者发生脓毒症后生化指标异常主要集中在出现酸碱失衡、转氨酶升高及低钙血症等方面, 与脓毒症导致全身多器官系统非特异性损伤的特点一致, 特别是与泌尿系统原发病灶相比, 肝脏等远隔器官功能受累更为早期和明显, 肾功能损伤指标相对较晚。见表2。

3.3 该组患者尿培养细菌结果

该组患者尿液培养结果显示致病菌主要集中在大肠埃希氏菌、表皮葡萄球菌、粪肠球菌, 与国内外专业报道相吻合, 相比于既往认为G-杆菌占据尿路感染优势地位的观点, G+导致尿路感染, 特别是尿源性脓毒症的比例有所增加, 应引起在选择抗菌谱覆盖时的足够重视。见表3。

4 讨论

4.1 尿源性脓毒症并发症发生情况

尿源性脓毒症是经皮肾镜激光碎石术和输尿管镜碎石术的第四级并发症之一[5], 占总体发病率的0.3%, 其主要机制为:结石内部的细菌在碎石过程中及过程后, 进入因肾盂高压、集合系统损伤、尿外渗等原因导致肿胀的粘膜下层及毛细血管[6], 在术后出现与术前病情不相符的脓毒症表现, 导致患者住院时间延长、花费增加、死亡率升高。

4.2 尿源性脓毒症的发病特征

从该组病例的发病后症状、体征来看, 尿源性脓毒症的临床表现更倾向于全身性、非特异性、远隔器官受累等特点, 比如术后发生的发热, 16例患者中有12例在手术当日即出现寒战、高热, 并有7例在高热同时出现血压下降、心率增快、组织器官灌注不足等休克表现。尿源性脓毒症的远隔器官损害主要表现为肝功损害、ARDS、凝血功能障碍等方面[7], 这种全身表现重、局部表现相对轻微的原因与脓毒症、脓毒症休克发病机制相符合。因此, 我们认为针对高危人群, 严密观察全身炎症反应综合症指标及生命体征变化, 可有效早期判别尿源性脓毒症的发生, 做到抢先治疗[8]。

4.3 尿源性脓毒症的相关独立危险因素

相关文献表明[9], 发生尿源性脓毒症的相关独立危险因素有:术前肾积水、肾盂尿培养养性、鹿角结石术中灌注液>10 L、手术时间>30 min、冲洗液流速>200 m L/min等, 而与患者年龄、性别、体重, 术前膀胱尿液培养结果等无关。正常生理情况下, 肾盂压力为0.95 Kpa, 术中高压灌注时肾盂压力可高达53 Kpa以上, 导致局部静脉逆流、肾小管淋巴逆流, 碎石过程产生的细菌及毒素吸收加速, 严重时出现脓毒症休克表现[10]。尿源性脓毒症的致病菌仍以革兰氏阴性杆菌为主, 近年来真菌致病的比例逐年增加, 与该组细菌培养结果分布相符合。

4.4 结语

针对该组病历的治疗过程, 我们认为早期足量应用碳青霉烯类等广谱强力抗生素, 辅以营养支持及内环境稳定的治疗方案, 可缩短脓毒症状态时间, 根据培养结果降阶梯抗菌治疗, 可降低细菌耐药和发生二重感染、真菌感染的几率, 对于非活动性出血或其他需要止血治疗的术后患者, 应用小剂量肝素可在预防血栓形成的基础上, 改进微循环功能, 防止组织低灌注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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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源性脓毒症 篇2

相关危险因素分析

有研究者认为尿源性脓毒血症和临床中其他的脓毒血症一样,年龄、糖尿病以及免疫功能受抑制者均被认为是本病的高危人群。通过大量的临床研究和临床经验,我们认为尿源性脓毒血症的发病具有如下特点:(1)年老体弱者以及复杂性尿路感染者,特别是伴发糖尿病多年者;(2)肾内存在慢性炎症者;(3)鹿角型肾结石通常情况下为感染石,一般手术的时间较长,并且手术过程中灌注压升高等多种因素;(4)对于结石病程比较长的患者而言,特别应该注意是否存在真菌感染(或混合菌感染);(5)对于某些功能性独肾尿结石患者而言,一旦出现功能侧输尿管远端结石,或者出现脓苔梗阻,极易出现肾功能不全,造成毒素反流。除以上诱导因素外,还可能是由于:合并肾功能不全的患者,应用抗生素后很难达到肾集合系统,继而导致控制感染的效果不佳;或结石手术过后引流不畅,例如碎石、血凝块、脓苔等造成肾造瘘管堵塞,继而引起尿路梗阻;或者由于手术操作者未严格按照无菌操作原则进行手术操作,手术器械消毒不合格等[2]。

发病机制

目前临床认为尿源性脓毒血症主要的病因机制有:(1)尿脓毒血症发病机制;(2)氧化应激和炎性反应机制;(3)炎性反应与凝血功能之间的关系;(4)免疫机制;(5)细胞冬眠机制。

诊断研究进展

临床认为由尿路感染导致的感染性休克,患者的血中的内毒素较正常人高,通常情况下可高达78.3%,也有研究者认为内毒素阳性预测值为48%,其阳性预测值高达99%。若内毒素检查结果为阳性,则结石手术后一般不会出现由革兰阴性杆菌导致的脓毒血症。因此,于手术前后检查血浆内毒素水平能够提高医生的警惕性,这对早期诊断脓毒血症具有一定的价值,并且还能为早期治疗提供可靠依据,需要注意的是球菌和真菌并不会引起血中内毒素水平的升高[3]。

治疗研究进展

结石梗阻导致的尿源性脓毒血症临床可采用输尿管镜逆行置入双“J”管引流以及经皮肾穿刺造瘘术实施治疗。但对于肾盂或者急性嵌顿输尿管较大的患者,并且肾内无积水,脓液黏稠者,采用这种方法往往不可行,主要是由于前端太软,加之结石和黏膜之间的间隙过窄,继而导致治疗失败,若选择输尿管镜下置入斑马导丝,同时按照方向沿斑马导丝放入F6或F7输尿管支架,可能由于力量不够导致失败,然而,采用膀胱镜下直接逆行放入F6或F7输尿管导管,则可任意调整方向,并且力量也足够大,其成功率比较高[4]。

尿路感染已经得到泌尿外科医生的高度重视,通常情况下,虽然术前予以患者抗感染药物治疗,但在手术的过程中以及手术结束后,仍然可能发生尿源性脓毒血症,所以,要求临床医生能够早期诊断,并予以有效的处理,是促进患者康复的重要环节。随着我国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如今本病的治愈率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提高,临床中常见的方法如广谱抗生素、液体复苏、机械通气、强化胰岛素治疗、糖皮质激素治疗、重组人类活化蛋白C、血浆以及输血等。但对于病情比较严重的患者而言,死亡率仍然很高,这证明目前临床治疗本病的方法还存在不足之处。

活化蛋白C:人类重组活化蛋白C能够水解凝血因子Ⅷa和Ⅴa,同时还是负反馈调节凝血瀑布反应的一部分,能够阻断凝血酶的产生,继而阻止血小板活化,同时还能阻止炎症反应因子的激活,继而防止炎性反应的进一步发生。虽然人类重组活化蛋白C对于较为严重的脓毒血症患者的存活率具有一定的改善作用,但其死亡率还是很高。人类重组活化蛋白C也存在一定的不良反应,如在阻断炎性反应的同时增加了内出血的概率,这一点对于临床应用也至关重要,临床中大多数脓毒血症的患者本身就有凝血功能障碍以及内出血的风险,因此应用还需谨慎。

糖皮质激素:糖皮质激素是临床最早用于治疗脓毒血症的药物,但有部分患者应用糖皮质激素是可能导致二重感染的。近期有研究表示,糖皮质激素对于糖皮质激素反应功能较弱以及肾上腺功能较弱的患者而言,是比较有利的。对于病情严重的患者可予以氢化可的松治疗,能够提高患者存活率。与传统的大剂量的激素药物治疗相比,持续性生理剂量的糖皮质激素对某些肾上腺功能低下的患者而言更加有益。但长期应用糖皮质激素可能会出现免疫抑制的发生,这与药物的剂量和时间有一定的关系[5]。

复苏:大量的临床研究总结发现,液体复苏初始目标CVP应≥8 cm H2O,应早期调整严重患者的心脏前后负荷。针对血氧浓度较低,并且肺已经出现严重损伤的患者,临床上不建议脱机,应持续使用呼吸机,避免肺渗出。

抗生素:早期应用抗生素是治疗尿源性脓毒血症的关键,通常情况下在1 h内应用应用碳青霉烯类抗生素治疗,并在不同时间采集血液标本和尿液标本,进行细菌培养和药敏试验,找出致病菌。有研究者表示,应用抗生素的时间每延误1 h,患者的存活率将降低8%[6]。

除以上治疗外,还可采用输入血制品、连续性血液净化以及营养支持等方法。总之尿源性脓毒血症已经受到人们的关注,一旦出现脓毒血症,需积极、早期予以有效干预措施,抢救生命。

摘要:目的:本文通过对结石相关性尿源性脓毒症统计分析,掌握导致其发生的诱导因素,进一步为尿源性脓毒血症的早期诊断以及治疗提供可靠的参考依据。研究发现导致结石相关性尿源性脓毒血症发生的诱导因素有很多,所以要求对存在的危险因素进行预防,避免术后尿源性脓毒血症的发生,继而提高结石患者的临床预后效果。

关键词:上尿路结石,尿路感染,尿源性脓毒血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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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源性脓毒症 篇3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07-2013年笔者所在医院接受诊治的70例尿路结石腔内手术后并发尿源性脓毒血症患者的临床资料, 根据患者不同防治方法将其分为两组。试验组35例中男22例, 女13例, 年龄为21~70岁, 平均年龄 (46.5±0.8) 岁。对照组35例中男24例, 女11例, 患者年龄为20~70岁, 平均年龄为 (46.7±0.8) 岁。两组患者对其治疗方案、护理方法等完全知情, 患者年龄、病程等一般资料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方法防治, 具体如下:患者手术前后进行常规护理, 告知患者手术的目的、意义等, 并告知患者手术后可能出现的并发症及其相应的预防措施[3]。 (1) 术前:患者手术前要对脓毒血症发生的预测因素, 如患者状态、有无泌尿系统感染以及结石的性质等进行评估, 综合考虑到患者病史等, 并加强患者尿液化验等:加强患者结石菌培养、中段尿细菌培养等。 (2) 术中:医师手术过程中严格遵循无菌操作, 控制灌注压力、控制手术时间。 (3) 术后:要加强患者生命征等动态监测, 先用常规预防方法, 对出现异常者要立即采取积极有效的方法进行诊断、治疗, 根据培养结果进行相应的治疗。试验组在此基础上采用: (1) 迁入重症监护室、积极复苏、支持治疗。 (2) 早期、足量应用亚胺培南西司他丁药物治疗, 亚胺培南西司他丁 (深圳市海滨制药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 20059133) , 静脉滴注250 mg每6~8小时1次, 根据患者情况适当的增减药物剂量[4]。 (3) 注意引流通畅如双J管位置是否到位、是否碎石屑阻塞等, 必要时微创方法解除梗阻。注意胸腔、肺部及腹部情况并采取相应的措施。

1.3 统计学方法

该研究数据采用SPSS 16.0软件进行分析, 计量资料采用±s表示, 行t检验, 计数资料采用率 (%) 表示, 行χ2检验, 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由上表可知, 该研究中94.3%患者对防治效果给予肯定评价, 高于对照组 (82.9%) (P<0.05) ;试验组94.3%对防治方法满意, 高于对照组 (P<0.05) 。对照组中6例发展为感染性休克、其中2例合并DIC, 经解除梗阻、应用亚胺培南西司他丁、纠正DIC、清除病灶等相应治疗措施治愈。试验组中2例外院转入患者经上述治疗无好转, CT证实肾周脓肿严重、经患肾切除、脓肿清除后治愈。

3 讨论

近年来, 尿路结石腔内手术在临床上使用较多, 并取得理想效果, 这种手术已经逐渐取代了传统的开放手术, 并且多数患者更加容易接受[5]。但是, 患者手术后尿源性脓毒血症发生率较高, 且后果比较严重, 是该手术最严重的并发症。因此, 临床上采取积极有效的防治方法显得至关重要。

近年来, 患者手术后进行针对性的预防并采用亚胺培南西司他丁药物防治效果理想, 这种防治模式和其他防治模式相比优势较多, 它能够让患者在手术前后加强对尿源性脓毒血症认识提高, 并根据患者情况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6]。这种防治方法能够在患者手术前采取积极有效的方法进行感染预防, 而在手术过程中降低灌注压, 保持回流的通畅, 尽可能缩短患者手术时间, 从而能够有效地降低脓毒血症发生率。此外, 由于脓毒血症早期症状并不明显, 患者手术后应该加强生命征检测和生化指标检查, 如血常规、血生化, 对于脉搏速度加快、低体温或心率增快等患者应更多考虑为尿毒血症[7]。对于确诊的尿毒血症患者应该立即静脉滴注亚胺培南西司他丁药物进行治疗。对合并梗阻患者因及时解除梗阻, 脓肾、肾周脓肿严重者必要时肾切除去除病灶。手术尽量微创、缩短手术时间。还需根据患者临床症状等使用血管活性药物, 如:多巴胺等, 保证患者重要器官灌注。对于病情严重患者则尽早转重症医学科进行治疗。

综上所述, 尿路结石腔内手术后尿源性脓毒血症发生率较高, 临床上手术后对患者进行针对性的预防并采用早期、足量应用亚胺培南西司他丁药物治疗、解除合并因素等治疗效果理想, 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摘要:目的 探讨尿路结石腔内手术后尿源性脓毒血症的临床防治方法及其防治效果。方法 对在笔者所在医院接受诊治的70例尿路结石腔内手术后并发尿源性脓毒血症患者相关资料进行分析, 根据患者不同防治方法将其分为两组, 对照组采用常规方法防治, 试验组采用亚胺培南西司他丁药物治疗并进行针对性预防, 比较两组防治效果。结果 试验组94.3%患者对防治效果给予肯定评价, 高于对照组的82.9% (P<0.05) ;试验组94.3%对防治方法满意, 高于对照组 (P<0.05) 。结论尿路结石腔内手术后尿源性脓毒血症发生率较高, 手术后进行针对性的预防并早期、足量应用亚胺培南西司他丁、及时解除合并因素等治疗效果理想, 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尿路结石腔内手术,尿源性脓毒血症,防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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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源性脓毒症 篇4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取2008年1月-2015年12月于本科收治的74例泌尿外科腔镜手术后尿源性脓毒血症患者(观察组)的临床资料为回顾性分析的研究对象。其中,男性41例,女性33例,平均年龄(57.3±6.5)岁。原发疾病史:经皮肾镜碎石取石术17例,输尿管镜碎石取石术6例,输尿管镜手术9例,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25例,经尿道膀胱肿瘤电切术6例,其他11例。所有患者符合《严重脓毒症和脓毒症休克管理指南》2012版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systemic inflammatory response syndrome,SIRS)诊断标准[5]中的至少2项指标。SIRS诊断标准:①体温>38℃或<36℃;②心率>90次/min;③呼吸频率>20次/min或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32 mm Hg或机械通气;④白细胞计数>12×109/L或<4×109/L,或幼稚细胞比例>10%。74例尿源性脓毒血症患者中段尿细菌培养:细菌培养阴性7例,大肠埃希菌26例,粪球菌5例,白色念珠菌感染,7例,肺炎克雷伯菌7例,其他细菌10例,2种或2种以上细菌12例。随机选取同时期本科行腔镜手术、但未发生尿源性脓毒血症的74例患者作为对照组。

1.2 方法

回顾性分析两组患者的血清s TREM-1、CRP、PCT和尿液s TREM-1的浓度变化,其中血清、尿液s TREM-1的浓度检测采用双抗体夹心酶联免疫吸附法;血清CRP、PCT的浓度检测分别采用Beckman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血清和尿液采样时间:入院24 h内、术后1 h、1 d、3 d和7 d。根据患者术前的健康情况,计算患者入院24 h内的急性生理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acute physiology and chronic health evaluation,APACHE II)。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6.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s)表示,用t检验;采用重复测量数据方差分析比较两组患者血清s TREM-1、CRP、PCT和尿液s TREM-1浓度的总体差异;计数资料用率或%表示,用χ2检验;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分析患者血清、尿液s TREM-1浓度、血清CRP浓度、血清PCT浓度对尿源性脓毒血症的诊断价值;采用Person法分析分析s TREM-1与尿源性脓毒血症死亡患者生存时间的相关性;应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与尿源性脓毒血症患者死亡相关的危险因素。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的一般情况比较

74例对照组患者中男性38例,女性36例,平均年龄(54.6±5.8)岁,经皮肾镜碎石取石术21例,输尿管镜碎石取石术5例,输尿管镜手术6例,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27例,经尿道膀胱肿瘤电切术5例,其他10例,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手术史的构成比无明显差异。观察组术前WBC、APACHEⅡ评分高于对照组;观察组术后细菌血培养阳性例数(67例)要高于对照组(18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8.77,P=0.000),观察组在术后30 d内有22例死亡,病死率29.7%,明显高于对照组2.7%(2/7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4.54,P=0.000)。见表1。

2.2 两组患者血清CRP、PCT、s TREM-1和尿液s TREM-1浓度变化

两组血清CRP浓度在均在术后1 h开始增高,术后3 d达到峰值,随后逐渐降低,术后7 d仍高于正常水平,观察组血清CRP浓度在术后1 d、3 d和7 d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血清PCT浓度在术后1 d到达峰值,随后逐渐回落,但术后3 d和7 d仍然高于术前水平;对照组血清PCT浓度在术后1 h达到峰值,术后7 d已低于术前水平,观察组血清PCT浓度在术后1 d、3 d和7 d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血清s TREM-1浓度在5个采样点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血清s TREM-1浓度在术后7 d内均处于较高浓度水平,对照组在术后3 d基本恢复至正常水平。两组患者尿液中s TREM-1浓度的变化趋势基本与血清s TREM-1浓度的变化相似。见表2。

2.3 血清CRP、PCT、s TREM-1和尿s TREM-1浓度对泌尿外科腔镜手术后尿源性脓毒血症的诊断价值分析

采用ROC曲线分析血清CRP、PCT、s TREM-1和尿液s TREM-1浓度对尿源性脓毒血症患者严重程度的诊断有效性,血清CRP的ROC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AUC)为0.753,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0.797和0.784,最佳阈值浓度为64.8 mg/L;血清PCT的AUC为0.813,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0.825和0.726,最佳阈值浓度为3.41μg/L;血s TREM-1的AUC为0.882,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0.864和0.875,最佳阈值浓度为2.76μg/L;尿s TREM-1的AUC为0.727,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0.761和0.824,最佳阈值浓度为1.24μg/L。见图1。

2.4 泌尿外科腔镜手术后尿源性脓毒血症患者死亡危险因素评估

74例泌尿外科腔镜手术后尿源性脓毒血症患者术后30 d内死亡22例,病死率29.7%,平均存活时间为11.6 d,22例死亡患者血清CRP、PCT、s TREM-1和尿液s TREM-1的峰值浓度分别为(155.6±11.7)mg/L、(6.28±0.86)μg/L、(4.64±0.61)μg/L、(1.57±0.38)μg/L,明显高于未死亡患者血清CRP(124.6±8.65)、PCT(3.77±0.52)、s TREM-1(2.19±0.32)和尿液s TREM-1(0.56±0.13)的峰值浓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通过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与尿源性脓毒血症患者死亡相关的危险因素,血s TREM-1和尿s TREM-1浓度为独立危险因素。患者血清、尿液s TREM-1浓度与尿源性脓毒血症死亡患者生存时间的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患者血清s TREM-1峰值浓度(r=-0.651,P<0.01)、尿液s TREM-1峰值浓度(r=-0.568,P<0.01)与预后均呈负相关。见图2和表3。

A:CRP,AUC=0.753;B:PCT,AUC=0.813;C:血s TREM-1和尿液s TREM-1,AUC分别为0.882和0.727

A:血、尿s TREM-1浓度的高低与患者生存期的关系;B:22例尿源性脓毒血症死亡患者的生存期分析

3 讨论

泌尿系统结石、肿瘤是泌尿系统常见的疾病,由于腔镜手术具有创伤小、患者恢复快等优点,被广泛应用于泌尿外科手术[6]。多数泌尿系结石常为感染性结石,有研究发现,不同成分的结石均含有大量的细菌内毒素,其中鸟粪石,碳酸磷灰石含量最多[7],结石导致泌尿系统梗阻、尿液潴留,为泌尿道中细菌逆行入血创造有利条件[8],从而引起尿源性脓毒血症。文献报道,尿源性脓毒血症的发生与手术方式、手术通道、结石类型、术前合并症、术中灌注压及灌注液量等有关[9]。尿源性脓毒血症的病死率波动为20%~40%,本研究中74例尿源性脓毒血症患者术后30 d内死亡22例,病死率29.7%,死亡原因多为SIRS引起的多器官功能衰竭。

尿源性脓毒血症是已经存在潜在感染下进行手术引发的一种特殊脓毒血症,发病隐匿、发展迅速,导致脓毒症休克、死亡,早期进行有效的诊治是降低其病死率的关键[10]。临床工作中常用的脓毒血症检测指标主要有CRP、PCT、血细菌培养等。血细菌培养是诊断脓毒血症的重要指标,本研究中术后细菌血培养阳性率高达90.5%(67/74),但仍有7例患者血培养细菌阴性,加之血培养操作复杂、耗时久,对脓毒血症的早期诊断价值有限。PCT是一种由116氨基酸形成的多肽,MULLER等[11]研究发现,脓毒血症时,体内神经内分泌细胞参与PCT的合成、分泌,血清PCT的浓度可反应病情严重程度及评估预后。当机体受到感染、外伤等刺激后,血清CRP水平异常升高,临床常将CRP作为炎症标志物。然而,有学者[12]发现,CRP、PCT的诊断敏感性、特异性较低,本研究中发现观察组患者血清CRP、PCT在术后1 d以后才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且CRP的诊断敏感性、特异性分别仅为0.797、0.784,PCT的诊断敏感性、特异性分别为0.825、0.726,CRP、PCT的最佳阈值浓度分别为64.8 mg/L、3.41μg/L。而观察组患者血清s TREM-1浓度在术前、术后1 h已经高于正常水平,血s TREM-1的诊断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0.864、0.875。虽然尿s TREM-1的诊断敏感性、特异性分别仅为0.761、0.824,但尿液采集相对于抽血检测,具有易操作、依从性好等优势,加之能区分尿源性与非尿源性脓毒血症。因此,血、尿s TREM-1的浓度检测均有助于尿源性脓毒血症的早期诊断。Cox比例风险模型结果也显示CRP、PCT不是影响尿源性脓毒血症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因此,血清CRP、PCT水平对尿源性脓毒血症的早期诊断以及评估患者预后的临床价值有一定的局限性。

TREM-1是免疫球蛋白超家族中的一员,通过表达于成熟单核-巨噬细胞、中性粒细胞等细胞表面,具有促进炎症发生的作用[13]。s TREM-1是TREM-1的可溶性形式,在机体感染过程中释放于体液,对诊断脓毒血症有一定的临床价值。GIBOT等[14]研究发现,s TREM-1的对脓毒血症的诊断价值高于CRP和PCT,笔者的结果也与此相似,观察组与对照组的血、尿s TREM-1浓度在5个采样点均存在差异,提示早期连续监测泌尿外科腔镜手术患者体液中的s TREM-1浓度可能有助于早期发现尿源性脓毒血症。同时,本研究也发现血、尿s TREM-1是影响尿源性脓毒血症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因此,监测血、尿s TREM-1浓度变化可能有助于早期诊断尿源性脓毒血症以及评估患者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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