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绩合同（精选3篇）
业绩合同 篇1
以作业预算为基础的业绩合同是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形成一种相互制衡机制,是委托代理理论下企业董事会和经营层、企业经营层与各部门以及各员工之间的一个内部契约。业绩合同签订以后,要对业绩合同管理模式、管理工具进行分析,对业绩合同运行过程进行控制,并建立科学合理业绩考评体系;这样,企业设立的激励约束机制会得到一定的保障,业绩合同管理的有效性和操作性也会大大提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利益冲突,进而达到代理双方的利益最大化。
一、以作业预算为基础的业绩合同管理的运行模式
1、业绩合同管理的对象:作业中心
在现代企业的内部管理过程中,业绩合同管理的对象一般是企业的责任中心。传统预算责任中心是依据组织机构的职能权限、目标和任务来划分的,并据此进行责任预算、责任控制和责任考核,这种划分责任中心的方法有其局限性。在作业预算法下,作业是超越部门界限的,是过程的组成部分,以同质作业合并形成的作业中心为基础确认责任中心,因此,以作业预算为基础的业绩合同管理的对象是作业中心。这一中心是以各类资源动因与作业动因为前提,评价与考核分为两个层次:一是资源中心层次标准,以资源实际利用与需要利用的一致性为标准,其目的是尽可能减少资源浪费,提高资源的利用效果;二是在作业中心层次,侧重各项费用发生的合理性,即以是否能为最终产品增加价值为该中心业绩评价与考核的标准,其目的是尽可能降低直至消除无效作业(不增值作业)以及增值作业中的低效作业。这一中心的建立改变了传统责任中心的状况,冲破了职能部门的桎梏,可以避免因责任不清而影响预算的准确性,以便更有效地进行差异分析,为管理人员从非财务角度进行业绩考核与评价提供相应的指标。作业中心作为业绩合同管理的对象,正是通过与激励机制的紧密相联来解决企业组织各层级委托人对代理人激励与约束问题的一项有效的制度安排。
2、业绩合同管理的核心:价值链分析与作业分析
1)价值链分析
20世纪80年代初,波特提出了价值链,并主张以价值链作为分析价值创造过程和增强竞争优势的工具,将企业生产过程理解为顾客价值创造过程。在现实生产经营活动中,作业与作业之间一般都存在重叠,也就是说不可避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等待、延误等,但理想作业链不可能立即达到,需要不断地改进和分析。企业必须通过优化这些价值链的内部联系,为实现企业总体目标在各作业之间做出权衡取舍,对各价值活动进行分析和协调配合,以增强企业的竞争优势。价值链分析是业绩合同管理的基础步骤,只有将在技术上和战略上有显著差异的各种活动进行独立、拆分,才能进一步分析各种活动对企业整体价值创造的作用,以便对增值活动和非增值活动采取不同措施。
2)作业分析
由于作业预算是建立在作业层次上的一种管理过程,以达到对成本和经营业绩的持续改善,它的目标是为作业责任中心预测资源需求量,因此,在确定过程中必须使用作业分析法。作业预算在实施过程中使用了作业分析法可以优化作业流程,同时鼓励每个作业中心、每个人管理自己的作业,为企业不断降低成本、为资源的合理配置提供了有效依据。在业绩管理过程中,通过作业分析,分辨出企业的增值作业和非增值作业,进而采取措施减少非增值作业,提高增值作业的效率和质量,最终降低企业成本,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益。
3、业绩合同管理的程序:业务流程改进
企业业务流程改进,是以作业管理为基础、以顾客需要为目标、以作业流程为中心、以企业战略为导向,把原来的职能型组织改为流程型组织,实现企业内部上下左右有效沟通,便于员工参与企业管理,使企业能适应客户需求变化和经营环境的变化。作业预算作为一种以流程为导向的预算管理模式,是在确认各个部门的主要作业的基础上,进行作业分析和作业改进,从流程的角度优化整个作业组合,从而优化企业的作业链,使得预算能够在一个合理有效的基础上编制。与传统预算相比,作业预算在编制对象、编制基础、指标考核以及最后的预算表现形式上存在很大的差异,其中作业预算在生产运作管理已深入到作业和流程层面,能更好地使企业战略目标和日常经营管理相结合。业绩合同管理利用某种流程对企业原有流程进行评估或重构以保证流程的正常运行和权责分明的业绩考核,强调完成各种作业的预计成本,更合理并更具可操作性,且能对完成结果进行评价。
二、以作业预算为基础的业绩合同管理工具
1、管理工具的确定:战略导向
作业预算与企业的战略紧密相连,关注企业竞争优势的提升。以战略为导向编制作业基础预算,使得战略与作业基础预算紧密结合,为企业战略的实现提供了有力的保证。从战略管理的角度看,作业预算能够以流程分析为纽带,把企业战略目标转化为日常经营活动中的每一个作业的目标。通过战略目标细化,将战略分解到"作业"层次,可以使每一名员工都更清楚自己所面对的作业层面的战略目标。在管理过程中,业绩合同管理作为连接战略目标和日常经营活动的桥梁,它运用战略的业绩管理工具、良好的业绩管理体系,可以将战略目标具体化,并有效地引导管理者的行为。
2、管理工具:平衡计分卡
业绩管理问题自20世纪初出现以来,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出现了许多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目前企业所采用业绩管理的主要工具有功效系数法、标杆法和平衡计分卡法。对于以作业预算为基础的业绩合同管理工具的选择,我们认为应该从以下两方面来考虑:一方面,业绩合同管理的工具关注的不是短期成本效益,而是企业竞争能力的提升;另一方面,业绩合同管理所处的竞争环境日趋复杂,使得影响企业业绩的因素逐渐增多,纯粹的财务指标已经难以评价企业和员工的业绩、难以满足企业经营管理的需要,必须采用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管理方法才能得出客观的评价结论。为了使企业能够应对环境的挑战,我们认为业绩合同管理的工具应该采用平衡计分卡法来进行。
平衡计分卡是Kaplan和Norton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提出的一种全新绩效管理工具,其最大的特点在于注重对企业的内部经营管理、学习与成长等非量化因素的考虑,强调企业经营的客户导向和企业业务流程导向。平衡计分卡能有效地将战略与执行联系起来,并有助于协调企业各作业及个人之间的关系,平衡记分卡从财务、顾客、内部过程、学习与成长四个维度来设计业绩评价指标,其指标体系的设计与业绩合同管理的要求不谋而合;而且,运用平衡计分卡对业绩合同管理可以有效地实现财务与非财务的平衡、结果与动因的平衡、长期与短期的平衡、内部与外部的平衡。企业战略目标和战略具有很强的概括性,虽然以作业预算为基础的业绩合同管理是以战略为导向,但具体的管理方法的确定却不能直接以战略为依据,而平衡计分卡则是企业战略目标和战略的具体化。一方面,平衡计分卡通过将战略目标细化,将战略分解到“作业”层次,有助于企业战略的实现;另一方面,平衡计分卡对于内部流程的分析,提供了关于内部流程的指标,有助于明确各个作业的作业水平,为业绩合同的改进提供了大量相关的信息。
三、以作业预算为基础的业绩合同管理控制及考评
1、业绩合同管理控制:过程控制
委托人与代理人签订业绩合同以后,为了能有效地实施,还要对业绩合同进行控制,而预算控制是业绩合同控制的主要方式。预算控制的目的是保证预算的实际情况与预算目标尽可能一致,也是评价预算执行情况好坏的主要依据。如果不对预算进行必要的检查与过程控制,再好的预算也会失去应有的价值,但传统的预算就忽视了这一点。作业预算控制是建立在全过程和全员的一种整合性管理系统,具有全面的控制和约束力,它不仅是一种管理制度和控制方略,更是一种管理理念,它应该立足于公司治理机制。为了更好地实施业绩的控制,我们认为应采用作业预算作为控制标准。
以作业预算为基础的业绩合同管理为任务的分配者和执行者之间提供了一个定期的交流机会,使双方有机会讨论各自有何期待以及这些期待目前的实现状况。作业预算控制是作业预算的重要职能之一,也是作业预算能够有效实施的根本保证。作业预算的控制是按作业中心进行控制,控制的对象是作业而非成本。在控制过程中,严格地按作业成本预算和消耗标准,对各项作业活动及其资源的耗费进行监督审查,要求作业不断地改进,同时要对作业链进行作业分析,消除非增值作业,降低产品成本,减少产出时间,提高产品质量。也就是说,作业预算的控制侧重于事前、事中的控制,是一种过程控制,而不是唯一的事后结果控制。这种控制方式是一个动态性的长期管理过程,它不是从解决某一职能部门或个人的短期目标出发,而是从实现作业预算目标的全局出发,并强调对作业链的过程监督;通过目标分解来强化内部各预算单位的目标责任,以此为依据强化作业中心监控与考核。这样,有助于减少传统预算中责任不清的问题,使得非财务指标和财务指标的结合更加全面。
2、业绩合同管理的差异分析方法:因素分析法
差异分析是以灵敏的信息反馈为前提,以完整的统计资料为基础,通过分析,找出差异产生的原因,确定差异产生的责任归属,以此作为对执行的业绩评价及对整个企业业绩效果评价的主要依据。只有通过差异分析,进而更深入的成本动因分析,查明具体原因,揭示成本降低的潜力,为成功实施业绩合同管理提供必要的保障。业绩差异分析的基本方法有比较分析法、比率分析法、因素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和比率分析法是根据业绩和行为的结果与计划业绩进行比较分析,虽然能发现存在差异,但很难找出存在差异的深层次原因。而因素分析法在分析存在差异时,是依次确定每一因素单独变化所产生的影响,最后确定各因素对形成差异的总的影响。基于以作业预算为基础的业绩合同管理是建立在作业层次上的一种管理过程,我们认为,应该采用因素分析法作为差异分析的方法。
作业预算已经执行完成,结果已经产生,每个作业中心的实际作业成本与预算作业成本之间往往不符,这就产生了预算差异。为了消除这种偏差,要对产生的成本差异进行分析,通过分析,找出差异产生的原因,确定差异产生的责任归属,以此作为对执行的业绩评价及对整个企业业绩效果评价的主要依据。因素分析法的首要任务就是把预算差异按不同类型的成因进行分解,根据不同的作业动因以及各作业动因影响程度的大小,揭示哪些因素是可控的,哪些因素是不可控的。在分析过程中,还要充分利用作业分析来确定非增值作业影响程度以及增值作业的效率,这样可以消除资源浪费,以实现持续改进的目的;同时根据差异分析的结果,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将偏离预算目标的部分予以调整,以保证预算目标的实现。
3、以作业预算为基础的业绩合同考评
任何经济体制,在其规定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规则的同时,必然产生相应的激励制度。建立业绩考评制度,只不过是为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提供保障而已。业绩考评是业绩合同管理的一个关键环节、是控制与管理中最重要的部分、也是设计激励机制的一个基础环节,它不仅影响到激励机制的构建,而且影响到激励机制所带来的后果。作业预算的考评机制对企业内各级作业中心预算执行结果进行考核和评价,是管理者对执行者实行的一种有效的激励约束形式。作业预算执行结果的评价与考核通过将各作业中心的预算实际执行结果与预算额进行比较,这样可以把各作业中心的实际工作业绩进行对比,然后分析原因,判明责任,采取有效措施,以促使作业管理更为有效。
由于作业预算管理的引入,公司的战略目标必须先转化为作业层次的目标,然后为各项作业制定明确的可衡量的目标和相应的标准,为每一项流程或作业制定一系列的作业业绩衡量指标。这些指标可以是财务指标,也可以是非财务指标。以作业预算为基础的业绩合同考评,是通过作业预算把企业目标层层分解,以设置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作为业绩衡量的标准。特别是在不确定性和不完全监督的条件下,运用作业预算能对作业中心和员工的业绩进行合理评价,可以使激励约束机制建立在科学的业绩计量和评价基础之上,可以把代理人的努力结果与他们能获得的报酬联系起来,并大大地提高业绩合同的有效性。
四、结束语
从以上可以看出,我们对业绩合同管理的运行程序作了进一步分析。首先,业绩合同管理的对象是从原来的以部门为单位转变为以流程作业中心为单位,并落实到每一个作业活动和每一个人。其次,通过作业分析、业务流程改进、平衡计分卡等将战略目标细化,将战略分解到“作业”层次,为业绩合同的改进提供了大量相关信息。最后,运用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相结合的业绩考评指标体系对作业中心和员工的业绩进行合理考评,使激励机制建立在科学的业绩计量和评价基础之上。这样,以作业预算为基础的业绩合同管理把战略目标分解到“作业”层次,提高了作业的效率和质量,提供了关于内部过程的指标,有助于明确各个作业的作业水平,大大地提高业绩合同的操作性和有效性。
摘要：以作业预算为基础的业绩合同是建立企业内部激励约束机制的依据,并可以将代理人的报酬与其所做的努力联系起来,但业绩合同必须具有可操作性和有效性。本文从业绩合同管理模式、管理工具、过程控制和业绩考评等方面对业绩合同管理的运行进行了分析,从而有助于提高业绩合同的可操作性和有效性。
关键词：作业预算,业绩合同,平衡计分卡,业绩考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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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合同 篇2
考核方（甲方）：*市供电公司
责任方（乙方）：*
为大力推进“两个转变”，落实省市公司业绩责任目标和要求，不断完善监督约束、激励导向机制建设，进一步强化风险责任意识，全面完成与集团公司签订的《业绩考核责任书》，实现公司全年的目标任务，特签订本责任书。
一、合同期限：2012年1月1日至2012年12 月31日
二、业绩责任目标
（一）关键业绩指标
1、高低压综合线损率≤4.7%，月度线损率不出现负值。
2、线损率月度波动不超出集团公司规定的线损波动范围。
3、中低压线损率降低值完成年度指标任务。
4、创一流同业对标争创标杆。
5、完成创一流同业对标年度目标任务。
（二）一般业绩指标
1、杜绝无效合同，合同审查备案率100％。
2、年降损节电措施计划完成率100%。
3、业绩责任制考核到位率100%。
4、法律纠纷案件处置率100%。
5、创一流同业对标指标上报及时率100%，差错率为0。
6、不发生违反国家财经法规和公司制度的重大问题以及重大内外部监督检查事件。
7、综合统计报表准确率、及时率100%。
8、综合计划编制下达及时率100%。
（三）基础指标
1、党风廉政建设
全面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加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各项工作；认真落实好《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实施细则》，确保实现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各项目标。
不发生瞒案不报、压案不查和责任追究不到位的问题。
严格执行《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制度》，重大事项及时报告。
不发生违反“三重一大”决策程序、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的问题。
2、精神文明建设及队伍稳定
不发生违法犯罪和严重违纪事件。
不发生奢侈浪费、作风败坏等违反社会公德、影响和损害公司形象的问题。
不发生影响和损害公司形象的重大事件。
不发生黄、赌、毒案件。
不发生职工越级上访、集体上访及其它影响企业稳定的事件。
不出现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事件。
不发生职工非正常死亡。
积极实施“彩虹工程”优质服务常态运行，切实兑现服务承
诺，不发生违反行业作风规定的事件。
3、安全生产指标
不发生本单位有责任的重大及以上交通事故、火灾及治安案件；
不发生六级及以上信息系统事件；
不发生对集团公司造成较大影响的安全事件；
不发生环境污染事故和违反环境保护法律、法规造成的污染事件；
不发生环境污染事故和违反环境保护法律、法规造成的污染事件。
（四）重点工作
1、重新创建国网一流企业，结合ERP和标准化建设，努力实现专业管理标准化，加大标准执行的检查考核力度，实现“制度管人、流程管事、标准衡量”的科学管理格局；充分利用管理创新竞赛、最佳实践学习应用等活动，打造公司管理亮点；加强同业指标分析，针对对标指标存在的问题和差距，寻找薄弱环节，制定整改措施并持续整改。
2、配合集团公司标准发布实施，重点做好标准的执行落地工作，确保标准执行走在全省前列，同步完善相应的制度管理体系。
3、通过内部研究和外出对标学习，做到每项工作计划的执行有监督，结果有考核；对于投资计划，要控制好每项计划的实际发生资金额度，发生时间，剩余资金等。总体目标是实现计划的全过程管控。
（五）挑战型工作
全面推进公司QC小组活动管理，力争1项QC成果获得国优。
三、费用定额
1、电话费：20002、交通费：363003、承担的成本三费指标不超定额。
四、考核管理及奖惩
1、乙方按照甲方的工作要求和所签订业绩责任目标，全面加强指标管理，努力完成各项考核目标。
2、甲方按照*市供电公司《业绩责任制考核办法》和《2012年度业绩指标考核细则》的规定，对乙方在责任期内上述指标的执行情况进行考核兑现。
五、附则
1、因不可抗力因素影响考核指标完成的，乙方应及时向甲方上报有关情况、所采取的措施及调整申请等材料，经经理办公会研究通过后，在考核兑现时给予适当考虑。
2、本业绩责任书经双方代表人签字（盖章）后生效，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3、本责任书中与公司制定的有关规定相类同的条款，实行双重并罚。
4、本责任书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
甲方：*市供电公司乙方：*
公司经理：
单位负责人：
党委书记：
业绩合同 篇3
关于高管薪酬问题的实证研究是近年来国内学术界的一个研究热点。魏刚 (2000) 、李增泉 (2000) 分别采用1998年的中国股票市场的数据, 对高管薪酬与公司经营业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之后的研究者虽然在具体的模型设定和估计方法上存在一定的差异, 但是实证检验在本质上仍然是围绕这一主题进行的。与国内研究者多采用会计业绩指标不同, 国外的研究者更多地是将高管薪酬对股票市场回报率进行回归。从股东角度来看, 一个有效的管理契约更应当是激励管理人员最大化企业的价值。因此, 能够把高管薪酬与企业的价值创造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报酬计划, 可能要比建立在会计盈利基础上的报酬更为有效。目前具有股权性质的高管薪酬被日益广泛地使用。而这又成为支持这种观点的现实佐证。代理理论为进行相关分析提供了一个十分有用的理论框架, 但是, 该理论并没有明确高管薪酬合同中业绩指标应该如何选择 (Lambert和Larcker, 1987) 。而且Smith和Watts (1982) 、Dechow和Sloan (1991) 、Kaplan和Atkinson (1998) 指出:基于会计收益的业绩评价一直受到“为了获得短期利益而鼓励牺牲长远利益”的批评, 然而, 从实践的角度来看, 基于会计盈利的业绩指标一直在实践中广泛使用。例如20世纪初, 以盈利为基础的管理奖励报酬在欧洲已成为一种惯例 (陶西格和巴克, 1925) 。那么基于会计盈利所制订的报酬计划是否是一种有效的契约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进行会计业绩指标的价值相关性的检验。本文基于会计文献中关于收益与股票回报之间关系的规范性分析构建了相应的计量模型, 并通过对中国沪深股市1997年至2007年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
二、研究设计
(一) 模型设定
为了解决高管薪酬实证研究中业绩指标的选择问题, 需要对会计业绩指标与市场回报指标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会计收益与股票价格之间关系在会计文献中得到了特别的关注。这类研究的一个基本思想是:所有者的权益账面价值和股票市场价值都是反映所有者财富的存量变量。而相关的流量变量 (对股利进行了调整后) 收益除以期初的价格以及市场回报。由于存在这种关系, 因此会做出收益除以期初价格应该与股票回报相联系的判断 (Easton和Harris, 1991) 。由于股票价格和权益的账面价值都可以被认为是股东财富的存量, 它们之间的关系一般通过下面的式子进行表示:Pjt=Bjt+μjt。其中, Pji是企业j在时期t的每股股票价格。Bjt是企业j在时期t的每股权益的账面价值。μjt是两者之间的差异。另外, 会计收益和股票市场回报则被认为是具有流量性质的变量。而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对上式求一阶差分获得。即△Pjt=△Bjt+μjt。一般而言, 权益账面价值又可以表示为△Bjt=Xjt-djt。其中:Xjt是企业j在时期t的每股会计收益, djt则是该企业的每股股利。代入上式, 并且两边同时除以期初股票价格Pjt-1, 就得到: (△Pjt+djt) /△Pjt-1=Xjt/Pjt-1+μjt。式中:左边的项是考虑到了股利因素后的股票回报率, 等式右边的第一项是每股会计收益除以期初股票价格。这个等式表明了股票回报率和收益水平变量之间存在相关性。为了实证检验这种相关性是否存在建立了下面的计量模型:
模型1:Rjt=α0t+α1t[Xjt/Pjt-1]+ε1jt
其中, Rjt表示企业j在时期t的股票市场回报率。本文中所采用的股票市场回报是对股票分割和股利的影响进行调整后的市场回报率。年度市场回报率是通过将月度市场回报率按照复合公式计算求得的。在此类研究的文献中, 一般都考虑了公布会计收益对市场价格的影响, 因此, 股票市场的年回报与日历年份不完全一致。一般采用了会计年度末前9个与之后的3个月, 即当年的4月份至次年的3月份。本文遵循了这种计算方法。同时也计算了与日历年度一致的年度股票市场回报率的情况, 结果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Xjt/Pjt-1表示当期的会计收益的水平量除以期初股票价格。会计收益是对股票分割和股利的影响进行调整后的每股收益。期初股票价格为考虑了对股票分割和股利的影响进行调整后的可比价格。如果会计收益的水平变量对股票价格能够产生影响, 则可以预期该模型中的参数α1t应该显著不等于0。当再考虑以收益为基础的价值模型的时候, 又可以得出会计收益的变化量与股票价格之间的关系。以收益为基础的价值模型是通过将股票价格表示为会计收益的一个乘数来反映两者之间关系的, 即Pjt=ρXjt+vjt。以Miller和Modigliani (1961) 的股利无关理论为依据, Ohlson (1989a) 指出, 如果该企业发生了股利支付则上式应写成:Pjt+djt=ρXjt+vjt。求一阶差分可以得到: (△Pjt+djt) /Pjt-1=ρ[△Xjt/Pjt-1]+vjt''。同样可以看出, 上式左边的项是考虑到了股利因素后的股票回报率, 等式右边的第一项是每股会计收益的变化量除以期初股票价格。这个等式表明了股票回报率和收益变化量之间存在相关性。同样, 为了实证检验这种相关性是否存在建立了下面的计量模型:
模型2:Rjt=β0t+β1t+[△Xjt/Pjt-1]+ε2jt
其中, Rjt的含义与模型1相同。△Xjt/Pjt-1表示当期的会计收益的变化量除以期初股票价格。△Xjt是模型1中Xjt的一阶差分。同样, 预期该模型中的参数β1t显著不等于0。另外, Ohlson (1989a) 通过将上面的账面价值模型和收益价值模型结合在一起, 提出了另外一种价值关系, 即:股票的回报率是账面价值和收益的一个加权函数。可得到下面的等式: (△Pjt+djt) /Pjt-1=kρ[△Xjt/Pjt-1]+ (1-k) [△Xjt/Pjt-1]+ω''jt。基于这种关系, 又可以建立起本文中的第3个计量模型:
模型3:Rjt=γ0t+γ1t[△Xjt/Pjt-1]+γ2t[△Xjt/Pjt-1]+ε3jtγ
该模型中的变量与模型1和模型2中的含义相同。预期该模型中的参数γ1t和γ2t同样是在统计意义上显著不同于0。对于上述三个模型, 遵循此类文献的一般做法, 即进行了包括各年数据的混合数据回归, 同时也进行了关于各年的横截数据的回归。回归采用OLS方法。
(二)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了沪深两市A股股票1997-2007年间的数据, 并对于观测样本按照下面的过程进行选择:剔除标识有ST、SST、S*ST和*ST、的股票;剔除退市、被终止上市、暂停上市和遭停牌公司的股票;剔除对股票分割和股利的影响进行调整后的年度每股收益、对股票分割和股利的影响进行调整后的股票日可比价格等数据不全的股票。最后, 共获得8073个观测样本。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 (表1) 。可以发现:Rjt的均值为0.26, 中位数为0.02;Xjt的均值为0.19, 中位数为0.17;△Xjt的均值为0;Xjt/Pjt-1的均值为0.01, 中位数为0.01;△Xjt/Pjt-1的均值为0.001, 中位数为0。
(二) 显著性和相关性分析
本文对多元回归的残差的统计特性进行了检验。首先关于残差的正态性的Jarqu-Bera检验, 对整体和各年度都在0.01的水平上显著。因此拒绝其服从正态分布的原假设。在异方差检验中分析有些年份及混合样本存在异方差性。异方差的存在不影响参数估计的一致性, 但可能会对估计的有效性产生影响。将所报告的结果与修正异方差性之后的结果进行比较, 发现所报告的结果的有效性 (或t值) 没有受到异方差性的显著影响。另外, 还采用了与单变量回归中类似的做法检验了横截回归误差项之间存在的潜在的相关性对参数推断的影响。各年的γit和γ2t参数估计值的均值及t检验在 (表2) 和 (表3) 的最后一行。可以看出横截数据之间的相关性不会对各变量参数的统计显著性产生偏误。
(三) 模型1和模型2的回归分析
关于模型1和模型2的回归结果见 (表2) 。分别对混合数据以及各年的横截数据进行了回归。在使用混合数据的回归中, 参数α1t和β1t都在0.01的显著水平上不等于0。在水平变量的回归中, R2为0.019, 小于改变量回归中的0.025。而在对每一年的数据进行的回归中, 对于水平变量而言, 11年中有8年的α1t在0.01的水平上显著不等于0;有1年的α1t在0.5的显著水平上不等于0;有两年的α1t不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对于改变量而言, 10年中有7年的β1t在0.01的水平上显著不等于0;有3年的不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比较两个模型的R2可以看出, 水平变量模型中有4年的R2要高于变量模型的R2两倍以上。而只有2年是改变量模型的R2高于水平量模型的R2两倍以上。将这一结果与Easton和Harris (1991) 的结果进行比较可以看出, 两者之间十分相似。但是, 他们关于α1t的回归结果在0.55-2.52之间, 关于β1t的回归结果在0.3-1.66之间。本文所估计的参数明显高于他们的结果。其原因可能在于中国股票市场的市盈率较高, 从而使得Xjt/Pjt-1和△Xjt/Pjt-1偏低。另外, 在分年度的回归中, 2006年的参数估计是一个明显的例外。该年度的α1t值为负, 但在统计意义上不显著, 而且R2为0。这一年中国股市的市值大幅度上升。到了2007年, 虽然α1t的值显著为正, 但估计值确高达7.65。Bernard (1987) 表明, 在基于各年度的横截数据回归中, 如果假设每一个年度回归是独立的, 那么从年度回归中所得到的参数的均值和标准误可以被用来检验是否这个均值在统计意义上显著不同于0。如果是, 那么从任何横截关系中产生的偏误将不能充分否定变量的统计关系。在表中的最后一行报告了该计算结果。α1t和β1t的估计参数都在0.01的显著水平上不等于0。这意味着收益参数的显著性不可能是横截数据之间的相关性而产生的。另外, 根据账面价值估价模型, 参数α1t不应该显著偏离1。但是, 本文的回归结果没有支持这一点。其原因仍可以归结为中国股票市场中过高的市盈率。从模型1和模型2的回归结果中可以断定当期收益的水平变量与改变量是与股票市场回报相关的。接下来将进行关于模型3的回归, 从而将有助于进一步发现表示会计收益的这两个变量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
(四) 模型3的回归分析
模型3的回归结果见 (表3) 。对于混合数据的估计中, γ1t的估计值为2.79, 且在0.01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γ2t的估计值为3.4, 同样在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而在对各年的横截数据进行回归的结果中, γ1t的估计参数在10年中有9年至少在0.1的水平上显著;而γ2t的估计参数在10年中有8年是至少在0.1的水平上显著。比较两表的R2可以发现, 相对应水平变量回归, 加入改变量后, R2没有显著改善。而相对于改变量回归, 加入水平变量后, R2有所改善。这种变化在2000年、2003年、2005年表现得特别显著。总之, 不论是水平变量还是改变量都与股票市场回报存在相关性, 而且两个变量之间不仅仅是替代关系, 而是在更大程度上表现为互补关系。因为多变量模型的解释力要强于单变量模型。在这一点上本文的结果与Easton和Harris (1991) 的结果相一致。
四、结论
本文的结果表明了股票回报率与会计盈余的水平变量和改变量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从这一点上来看, 本文的结果支持了有关的价值模型, 并且与同类型的实证研究结果一致。但是, 本文所估计的参数值却明显过大。这一点却不支持相关理论。本文将此归因于中国股市的市盈率过大。由于股票回报率与会计盈余之间存在正的相关性。因此, 当高管薪酬与会计业绩变量之间存在正的相关性的时候, 可以预期将高管薪酬基于会计业绩变量的时候, 管理者与股东的代理问题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总之, 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基于会计盈利所制订的报酬计划是一种有效的契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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