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移民

生态移民（精选12篇）

生态移民 篇1

摘要：在叙述生态移民发展背景的基础上, 归纳出生态移民的概念, 并从文献研究中, 对生态环境的研究内容和生态移民问题进行评述, 总结并指出现有研究的不足和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关键词：生态移民,综述

1 引言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 因生态环境的变迁发生过无数次的人口迁移活动, 从某种意义上都可看成是生态移民。但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态移民, 以及生态移民这个概念的提出却是当代环境问题引起人们极大关注下应运而生的。生态移民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国科学家考尔斯提出, 他认为生态移民是出于保护环境的目的而实施的移民。任耀武是国内最早提出生态移民概念, 他认为生态移民是生态农业思想在移民中的应用, 又可称为“可持续性移民”或“可承受开发性移民”。随着我国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 尤其是2000年春天我国北方地区连续发生的强沙尘暴所造成的巨大影响, 生态移民的理念很快引起共鸣。我国比较重大的生态移民项目有三江源生态移民、三峡生态移民等。在我国生态移民刚刚兴起, 因此生态移民过程中不免出现诸多问题, 如内蒙古包头市右旗移民移出后生活窘迫。研究制定可行的生态移民政策显得尤为重要。文章总结回顾我国现有的生态移民研究成果, 同时指出了这一领域现有的研究的不足。

2 生态移民概念的界定及其分类

2.1 生态移民概念的界定

不同的学者对生态移民地界定, 其着眼点和角度有所不同。归纳起来主要有:

2.1.1 原因层面。

很多学者从移民迁移的原因层面定义生态移民。比较典型的是李宁和龚世俊的观点, 他们认为, 生态移民是指生态系统中, 由于多种原因造成了自然环境的恶劣和自然资源的枯竭, 导致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激化, 人类为了生存而主动调整其自身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 以保持生态系统内部诸要素的相对平衡所进行的人口迁移。它包括三个方面:在生态环境变迁作用挤压下的被动人口迁移;在一定区域内单纯为保护生态环境的主动人口迁移;在一定区域内为促使生态系统诸要素协调发展的主动人口迁移。

2.1.2 目的层面。

从目的层面定义的生态移民的学者很多, 如王培先、方兵、刘学敏和陈静、池永明1等。他们认为生态移民就是通过移民的方式在生态脆弱地区达到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2.1.3 综合层面。

王放和王益谦对生态移民从三个方面来界定:一是导致人口迁移的因素;二是移民的目的;三是移民的方式。李笑春等认为生态移民概念至少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致因层面与目的层面。致因层面指移民地动因是自然环境恶化, 人口数量超过生态环境的承载容量;目的层面指移民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 提高牧民整体的生产生活水平。

2.1.4 其他层面。

李玉田、俸代瑜分别比较了工程移民和生态移民的异同, 进一步明确了生态移民的本质内涵。方兵和彭志光分析了生态移民和生存移民地区别, 认为生存移民是单目标移民, 而生态移民是多目标移民;生存移民限定在扶贫概念里, 而生态移民具有可持续的视角, 是扶贫移民地继续和升华。在扶贫移民中考虑到迁出地生态环境保护和迁入地生态环境不遭破坏等生态环境保护问题的, 称为生态移民。

综上所述, 不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生态移民内涵的理解有所不同, 但其核心内涵都是一致的。对比起来, 较为准确的界定生态移民为:将生态环境脆弱区的人口迁移到生态环境承受能力高的地区, 以保护和恢复生态环境,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活动。

2.2 生态移民的分类

在科学的研究中, 分类法是认识事物和现象的共性与差异的方法。同一类型之间强调的是共性, 不同类型之间强调的是差异。对同一事物的分析角度各有不同, 关键看这个角度是否能清楚地说明研究对象的共性和差异, 使我们更深入地了解研究对象。就生态移民来说, 包智明采用以下的分类模式:一是根据是否有政府主导, 分为自发性生态移民与政府主导生态移民;二是根据移民是否对迁移有决定权, 分为自愿生态移民与非自愿生态移民;三是根据迁移的社区整体性, 分为整体迁移生态移民与部分迁移生态移民;四是根据迁移后的主导产业, 分为牧转农业型、舍饲养畜型、非农牧业型和产业无变化型等。梁福庆把生态移民分为以下八种类型: (1) 为保护大江大河源头生态敏感区和我国淡水战略储备地水资源安全的环境移民; (2) 以防沙治沙、保护草原脆弱生态为目的或荒漠化使人们无法正常生活的移民; (3) 以防洪减灾为目的的移民; (4) 因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引起的移民; (5) 因当地生态环境恶劣、不具备就地扶贫条件的扶贫移民; (6) 以保护自然保护区或风景名胜区生态系统为目的的移民; (7) 因地震、崩塌、滑坡、泥石流、长期旱灾等严重灾害造成的灾害移民; (8) 因山西、东北等地过度采煤采矿采油等形成地面塌陷、无法正常生产生活的生态移民。

3 当前我国生态移民研究的主要内容

3.1 生态移民的战略意义分析

已有的文献中对于生态移民地战略意义分析较多。葛根高娃和乌云巴图认为, 生态移民的实质是人与环境的关系调整问题, 牧区生态移民工程是改善牧民生存环境, 提高畜产品的产业化水平, 调整产业结构, 从而确保环境与畜牧业保持恰当比例, 达到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的地方战略之一。杨龙和贾春光认为, 生态移民工程对推动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有重要意义。崔献勇提出:在西部生态脆弱区实施生态移民, 应成为我国本世纪发展经济的基本国策之一。刘学敏从城镇化的角度, 李皓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脱贫的角度, 皮海峰从建设小康社会的角度, 周竞红从和谐社会的角度, 张丽超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角度分别阐述了生态移民地战略意义。

3.2 生态移民的必要性分析

已有的文献中对于生态移民的必要性, 王培先从缓解西部的生态环境压力, 实现当地人口、资源、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方面进行了论述。侯东民则提出, 在贫困山区以及过载的草原地区实行生态移民工程, 一方面无可避免, 另一方面相对于其他治理方式, 财政上最节省, 效果最佳。孟琳琳和包智明总结了学者们对于实施生态移民必要性的四点理由: (1) 西部地区土地面积大, 干旱少雨, 土壤沙漠化严重, 生态环境日益恶化; (2) 生态移民是缓解人口数量、分布与土地承载力之间矛盾的需要; (3) 生态移民是人们更新观念, 转变经营方式, 实现西部地区城镇化的需要; (4) 移民是解决生态环境保护和农牧民脱贫致富之间矛盾的需要。苏大学认为草原生态移民地必要性有: (1) 失去草地的牧民需要搬迁; (2) 不适合人类居住地区内的牧民需要搬迁; (3) 生态移民是荒漠化防治的重要措施; (4) 我国西部需建更多的生态无人区; (5) 自然保护区内的人畜需要撤离保护区。

3.3 生态移民的可行性分析

对于生态移民的可行性分析主要有: (1) 迁出地生态环境的破坏和迁入地资源的利用; (2) 人们环境意识的增强和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3) 新中国建国以来大量成功的移民经验; (4) 对于整个国家而言, 加大生态移民力度的人、财、物条件已经具备; (5) 生态环境脆弱区居民生存受到严重的威胁, 具有迁出的积极性; (6) 相关的法律政策的出台、西部大开发的推进和国家几大重点生态工程的实施为生态移民提供了法律, 经济和技术方面的支持。

4 生态移民问题

生态移民的问题, 研究者主要是通过对研究区域产生的问题而进行阐述的, , 概括起来主要有: (1) 人们对生态移民的认识不足, 生态移民的实施缺乏科学的, 系统的理论指导。总体认识仍停留在一般的异地农业安置和进程安置, 出台的一些政策和措施较短视或粗糙, 缺乏实践的检验。 (2) 国家和地方政府缺乏全面的、统筹兼顾的科学规划。生态移民的可行性研究不足, 缺乏资源、利益和统筹协调的整体规划, 搬迁安置移民的配套设施不完善, 出现重复建设, 资源浪费, 移民安置不稳等问题。 (3) 政策措施不健全, 生态移民设计许多社会和法律问题, 目前国家未有专门的生态移民法规, 使得生态移民缺乏有力的法律后盾;生态移民经济补偿政策没有统一和明确, 容易造成移民资金不足;移民生机恢复和政策考虑不够, 部分移民家庭生计恢复和发展困难。 (4) 资金投入不足, 特别表现在移民生活安置资金投入不足, 移民生活补助普遍偏低, 移民安置资金短缺, 移民生产生活必须的基础设施建设及建房投入普遍不足, 移民安置难度加大, 直接影响了移民的定居和生产生活。 (5) 移民自身的缺陷, 移民自身的社会适应能力低, 劳动就业困难, 择业改行空间小, 造成移民畏难情绪和恋乡情结严重, 使得搬迁的思想工作难度大, 移民的满意度低。 (6) 移民的后续扶持和发展的产业生产程度低, 造成移民后人们生产生活困难。 (7) 民族影响问题, 生态移民多发生在少数民族地区, 由于语言环境, 生活方式, 宗教信仰, 人际关系等发生突然变化, 使得少数民族很难适应新的生活环境, 容易造成移民回流和民族之间的矛盾问题。 (刘学敏, 孟琳琳和包智明, 杨维军, 梁福庆)

5 结论

生态移民是人们为了解决生态问题, 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的一种重要手段。2001年后, 随着我国生态移民研究的增多, 国内生态移民研究也蓬勃发展。目前学术界尚没有公认的生态移民定义, 但对现有研究的总结回顾, 我们发现生态移民是迫于对生态环境的一种保护, 使得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一种移民目的。目前生态移民的研究比较庞杂, 主要表现在对生态移民的战略分析上, 对生态移民的必要性分析上和对生态移民的可行性分析上。而对于生态移民社区和移民成员的现状, 问题重视不够, 特别是缺乏生态移民效果和影响评估系统。

实践中的生态移民问题还很多, 生态移民作为解决生态问题, 实现生态环境和人们生活的可持续发展的一种重要手段, 应该受到人们的普遍支持和政策扶持, 针对生态环境中出现的问题, 应该给予理性配合和合理的解决。研究者们不能只注重实践研究, 也要加大理论研究的力度, 用理论指导实践, 实现生态移民的科学有效进行。

生态移民 篇2

今年以来，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移民局的全力指导和支持下，吴忠市认真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决策部署及相关会议精神，把生态移民作为全市一号民生工程，以移民“六大建设任务”为核心，以推进移民工程建设为重点，认真落实规划，积极协调对接，坚持一手抓工程建设，一手抓产业开发，精心组织实施，有力地推进了全市生态移民工程建设的顺利实施。现将情况报告如下：

(一)总体情况

按照自治区“十二五”规划的统一部署， 20xx年全市开工建设移民安臵点8个，搬迁安臵移民5112户2.32万人，分别占“十二五”安臵任务的31.7%和31.6%。今年共完成投资5.6亿元。各项阶段性建设任务顺利完成，成效显著。房屋建设基本完工。移民住房完工5112套，其中青铜峡市广武安臵点、盐池县十六堡和北塘3个安臵点已具备了搬迁条件，十六堡和北塘安臵点已搬迁入住485户1575人。服务设施有序跟进。学校、村级活动场所、卫生服务站等配套基础设施正在稳步推进，已建成学校7545平方米，村级活动场所1881.7平方米，村庄道路115.2公里，植树造林1690亩，“七通八有”公共设施正在配套完善。产业规划同步建设。开发土地21534亩;建设奶牛养殖场9个，3个已奶牛入院(进1500头奶牛场1个)、3个正在做青贮、1个引进奶牛协议已签订，2个正在勘测规划，肉羊养殖暖棚854座，利通区 3.3万㎡奶牛养殖园区主体工程已完工;韭菜大拱棚1804栋，开发枣薯间作种植5500亩、5000亩葡萄种植和1550亩苗木繁育基地等，部分产业已进入生产计划。水务工程配套落实。完成水利工程泵站3个、大型蓄水池6座、砌护渠道254.5公里、铺设节灌管道182.9公里、铺设人饮供水管道215.5公里;产业技术、劳务技能培训正在对接落实。生态移民各项工程同步建设、同步完善，为第一批搬迁移民入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主要成效

一是住房建设进度加快。今年全市开工建设移民住房5112套，全部完工。青铜峡广武、盐池县十六堡、北塘三个安臵点移民住房全部完成，已具备入住条件，盐池县已举行了入住仪式，已将854套住房分配到户，正在逐步搬迁，年底前将全部入住;广武安臵区正在积极对接，制定移民搬迁安臵方案，于明年初搬迁。红寺堡鲁家窑安臵区尽管开工迟，但后期建设进度快，1460套移民住房基本完工，特别是其利用现代科学能源技术，设计建设的低碳、环保、节能移民住房，为移民住房建设树立了样板，

值得在今后的移民住房建设中推广。

二是基础设施配套完善。各县(市、区)坚持规划一次到位，建设同步推进，在建设移民住房的同时，注重完善移民安臵区的配套设施，人饮工程、庄点道路、学校、幼儿园、村级活动场所、医疗卫生服务室、农资超市、垃圾处理、绿化亮化等工程建设同步实施，着力打造城市社区化管理的基础设施平台。广武、北塘安臵区在活动广场安装了健身器材;十六堡、北塘安臵区还统一为移民打灶台、火炕，配臵部分生活设施，为移民入住创造条件。

三是土地开发基本就绪。各县(市、区)在实施移民安臵区建设的同时，把土地开发做为引导移民搬迁、促进移民发展致富的重中之重，在补偿资金不到位、权属矛盾纠纷多、水资源配臵方案不能及时审批的情况下，坚持在干的过程中解决问题，千方百计组织实施土地开发工程。目前，各移民安臵区的土地开发工程已经基本结束，共开发土地21534亩，正在抓紧实施水利工程配套，青铜峡、盐池、红寺堡设施建设基本就绪，开始谋划种养植，部分已发挥效益。

四是产业培育同步推进。各县(市、区)结合自身产业发展的实际和移民的`生产习俗，围绕种植、养殖、劳务三大主导产业，制定优惠政策，积极为移民发展生产创造条件。种植业方面，采取土地流转、公司化经营的模式，规划发展特色种植，如：利通

区的5500亩枣薯间作种植、红寺堡区1500的设施大棚、青铜峡市5000亩的酿酒葡萄、盐池县1550亩的育苗等;养殖业方面，依托养殖园区建设，采取政府贴息支持、企业托管经营、移民分红收益及移民自养等多种方式，发展奶牛、黄牛、滩羊养殖;在劳务产业方面，根据移民素质、企业用工、岗位需求、采取摸底调查用工岗位、协调对接、技能培训等多种方式，制定培训计划，积极利用冬闲在移民群众中开展各种生产、生活技能培训，促进移民务工增收。为产业良性发展与移民安心居住、快速增收致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五是社会管理积极探索。各县(市、区)按照“搬得下、稳得住、能致富”目标，本着以人为本的创新管理工作理念，在实施工程建设的同时，主动加强了迁入、迁出县之间的沟通对接，积极探索移民搬迁、社会管理的有效措施和途径，想法设法为移民群众搭桥铺路，做好服务。同心县坚持把实施“十二五”移民工程建设与完善提高“十一五”移民工程结合起来，组织开展了以清人清户、清土地为主要内容的“两清”工作，探索户籍、土地管理的有效办法。青铜峡市为即将搬迁的移民制定子女就学、社会养老保险、新型合作医疗、民政救助、帮扶机制等“七个”政策惠泽目标体系，确保移民社会保障到位。同时，青铜峡市广武、盐池县十六堡移民安臵区成立了移民村党支部，司法、计生

等社会管理机构已在移民村挂牌，配备了党性观念强、经验丰富的副科级干部任移民安臵区村支部书记开展工作。盐池县北塘安臵区成立了移民村合作社，对移民搬迁后产业发展方面事宜进行服务。

六是统管共治维护稳定。各县(市、区)围绕移民新村信访维稳工作需要，细化任务、制定预案。把搬迁前、搬迁中、搬迁后预料的问题做到事前考率、出台预防措施、畅通信访渠道，加强宣传教育，做好统管共治工作。同心县“十一五”建好的移民新村、青铜峡市广武安臵点同心村各项服务机构已挂牌，并设臵了治安室，法律服务中心，配备了治安、司法人员。盐池县成立移民代表群防共治工作组织，为移民群众创建参与社会管理平台，聘请了10名移民群众组成联防治安队参与移民新村治安管理，保障广大移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确保移民安臵区社会和谐稳定。

贵州生态移民实施效果调研 篇3

关键词：生态移民；成就；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F1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2-0012-03

生态移民是指把生产生活在自然条件恶劣、不具备基本生存条件地区的人口搬迁到生存环境适宜地区所实施的一项人口迁移活动，[1]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结晶，对人口、经济、生态、社会可持续发展有着重大意义。这不仅有利于改善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提高群众收入水平，而且有利于促进生态环境的恢复和改善。从目的和原因可将生态移民分为自发生态移民和政府主导生态移民。[2]政府主导的生态移民是指政府为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护和恢复生态环境而采取移民政策将自然保护区或生态恶化的人口迁移到适宜居住区的政府行为，[3]而各国所采用的生态移民方式大多都是以政府为主导的生态移民。

2012年，贵州响应国家号召，开始实施生态移民，自2012年贵州省全面实施生态移民工程以来，累计完成移民搬迁42万人，其中仅2014年，就完成移民搬迁17.2万人，投入资金达到37.11亿元。本文以贵州毕节为例，从当前贵州毕节实施生态移民效果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为更好的实施生态移民提出建议。

一、贵州毕节生态移民概况

贵州毕节地处贵州西北部，总面积26853平方公里，高原山地占93.3%，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质地貌区。由于自然环境恶劣，1986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价为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受历史、自然地理条件等因素的影响，毕节经济发展长期较为滞后，人民生活水平也极端低下。1987年全区常住人口562.75万，贫困人口就达到345万，人口自然增长率达到19.47‰，而森林覆盖率仅为14.94%，水土流失占总面积52.6%，落后的经济条件、巨大的人口压力和脆弱的生态环境严重阻碍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并形成恶性循环。为了改变这种面貌，国务院于1988年在毕节成立了“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2001年开始实施易地移民试点工作；2012年5月，毕节开始进行生态移民工作，以“搬得出、留得住、能就业、有保障”为工作目标，结合地区实际，采取“政府引导、群众自愿”模式，[4]依托小城镇建设、产业园区开发、新农村建设等形式，对居住在生态环境脆弱、生产生活条件落后、石漠化严重、交通条件差等贫困群众实施零星搬迁、集中安置，转变“山里人”小家难移、故土难离的传统思想，并计划于2012-2020年，实施生态移民搬迁32万人，包括占地区人口总数28.78%的少数民族群众9.2万人。[5]

二、毕节生态移民政策实施情况及效果

（一）毕节实施生态移民情况。

自毕节实施生态移民工程以来，共完成生态移民13077户，其中：2012年完成生态移民2707户，共1.2万余人，建设生态移民安置点19个；2013年完成生态移民4671户，共20309人；2014年完成生态移民5699户。并计划于2015年完成生态移民3000户，到2020年，累计完成生态移民32万人。

（二）效益分析。

1.生态效益。

自实施生态移民工程以来，毕节始终坚持长远目标，通过土地流转、集中安置等形式，结合城镇建设需要，科学合理选择安置建设点，将移民安置点与农业园区建设、新农村建设、旅游景区建设统筹规划，有效地促进了生态环境的改善。如黔西县驮煤河、纳雍县王家寨镇、金沙县西洛乡阳灯、织金县桂果镇猫场村、黔西县铁石乡、七星关区生机镇、百里杜鹃普底乡石牛角、威宁县草海镇银龙村这8个安置点，移民通过土地流转，流转土地697亩用于种植经果林，既改善了生态环境，又增加了经济收入。

2.经济效益。

毕节生态移民使得资源得到合理利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出现就业机会增加，收入稳步增长的趋势。如百里杜鹃管理区石牛村，通过生态移民与旅游发展相结合，在规划时优先选择高速公路出口地段作为安置点，安置在该地的陈红品夫妇，结束了长年外出打工的生涯，利用自己分得的房屋开起了农家餐馆，既改善了生活条件，又照顾了家庭，每月毛收入1.5万元，纯利润近万元。

3.社会效益。

毕节生态移民使得移民的生产生活配套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也得到了显著提高，为子女入学、就医等方面提供了便利。由于长期生活条件比较艰苦，受传统观念的影响，移民对搬迁的信念不坚定并对生态移民工作产生怀疑，通过政府的不断引导，部分搬迁群众对实施生态移民所带来的利益进行宣传，逐渐鼓舞了移民搬迁的信心，促进了生态移民工作的有序开展。移民为了更好的适应生产生活环境，积极参与各种科技培训，努力接受新鲜事物，在追求物质生活的同时，不断丰富精神生活。

三、毕节生态移民政策效果的制约因素及对策建议

（一）存在的问题。

目前毕节生态移民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由于种种原因，还存在一些不足，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生态移民工作的推进。

1.移民搬迁资金缺口大。

毕节生态移民规模大，人口数量多，在移民安置基础设施建设中，除了上级部门的资金扶持外，还需要地方匹配一定的资金才能保障建设需求，导致毕节地区在财政收入总量较小的情况下还需筹集大量资金来保障移民工作，加重了毕节地区政府的财政负担；在安置过程中还需要移民出资参与建设，在新的生存环境里还需重新购置生产生活必备品。由于实施生态移民搬迁的群众庭经济条件也极为困难，导致移民出现高利贷等民间借贷行为，造成了极大大的生活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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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搬迁人口规模大、任务重。

当前毕节政府主要采取部分搬迁与整体搬迁用的方式进行生态移民，并计划在2012—2020年的8年时间，对32万人实施生态移民，给毕节政府造成巨大的财政负担，且搬迁后需要为移民提供必要的生产生活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移民搬迁工作的难度。

3.移民思想瓶颈难以打开，阻碍生态移民搬迁进程。

在生态移民工程中，受传统观念的影响，群众普遍不认可移民搬迁这一政府行为，认为移民搬迁就是忘本、是一种背井离乡的行为，由于生态移民搬迁补偿标准低且不能及时到位，社保制度也不健全，移民对国家政策产生了怀疑，对移民搬迁后的生活来源产生畏惧，严重阻碍了生态移民工作。

4.基础配套设施建设不完善，后续保障措施不健全。

随着移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实施生态移民后移民思想意识的不断转变，移民对现有的安置设施也呈现出较高的要求，但在实施生态移民过程中，没有相应的资金切块进行跟进，基础设施后续保障资金也较为匮乏。尤其是受到移民后移民生产用地的落实及生产生活方式转变这两个因素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移民的安居乐业，在实施生态移民后，移民又对现有的生产生活条件不适应，对生产生活需求缺乏制度保障。

（二）对策建议。

1.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多渠道筹集生态移民资金。

建立稳定的资金投入机制，加大各级政府对生态移民工程的资金投入力度，将生态移民工程与美丽乡村建设、农村危房改造、一事一议等项目有机结合起来，引导和鼓励社会各界参与生态移民工程建设，通过多方筹措资金，逐步建立多元化的资金投入机制，有效缓解生态移民建设工程资金短缺问题。

2.充分发挥生态移民地区群众的主观能动性。

对毕节这样一个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的改革试验区来说，生态移民工程必须充分调动移民的积极性，让移民切身感受到生态移民工程所带来的红利，充分发挥移民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尊重移民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在生产生活上给予移民物资与精神上的支持。

3.制定和完善生态移民保障措施。

一方面，政府要建立专门的生态移民机构，继续加大简政放权力度，切实解决在生态移民过程中出现的多头管理和多审批环节，在布置生态移民工作时结合生态移民工作实际，赋予基层更大的自主权；另一方面，要完善生态移民政策措施，尤其要在移民后期扶持、教育、医疗卫生、养老保险、环境保护、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上出台相关法律法规，使移民在制度上得到保障，全身心参与到生态移民建设事业上来。

4.科学合理规划、完善基础设施。

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对移民工作进行统筹安排和全面部署，在生态移民工程的设计和建设过程中，将移民的生产生活和农业、产业、城镇规划有机结合起来，做到长远规划、合理布局，完善相关配套设施，为移民的长期发展创造条件。

创新生态移民服务体系和工作思路。

把生态移民工程作为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抓手，积极探索移民转型后的发展路子，为移民提供创业与就业条件，采取多重方式对移民实施就业、创业培训，并将移民子女进入中高职业教育作为地方政府考核目标。以理念创新、思路调整、转型升级为主生态移民工程的新常态，扎实开展生态移民工作，促进移民地区生态环境的改善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总之，生态移民工程任务艰巨，前景美好，我们要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积极适应新常态，以崭新的思维去实现生态移民地区的科学发展、后发赶超，将人与自然结合起来，牢牢守住生态与发展两条底线，科学合理部署移民安置小区建设，加快移民创新工作步伐，促进生态移民工作的有序开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参考文献：

[1]新吉乐图.生态移民：中国环境政策报告[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5.

[2]张力威、范治晖、朱东恺.南水北调工程丹江口库区生态移民战略思考[J]. 环境经济，2005（1）.

[3]孙燕一、王振洲、刘懿、崔丽、韩瑾.政府主导型生态移民的实效、问题及对策[J].西部论坛，2013（2）.

[4]刘子富.攻坚——毕节试验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纪实[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

[5]毕节市扶贫生态移民工程规划[EB/OL]，http：//www.bijie.gov.cn/bj0001/doc/2014/7/3524.shtml.2014-7-25.

作者简介：

唐小琼，（1987年——），贵州盘县人，贵州民族大学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族地区反贫困问题.

刘凡，（1987年——），湖北武汉人，贵州民族大学研究生，研究方向：生态移民权利保障.

陈锦浩，（1987年——），广东珠海人，贵州民族大学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族经济法制.

基金项目：贵州民族大学2013年科研基金资助项目“贵州生态移民实施效果调研——以毕节地区为例”。

生态移民 篇4

移民现象自古以来就与人类生存相伴相随。其中,人类的生存需求与环境的生产能力之间的深刻冲突,成为20世纪后半期全球共同关注的主题[1]。我国20 世纪90 年代的生态移民浪潮,便是这一冲突的直接反映。生态移民的概念是美国科学家考尔斯提出的,他首次将群落迁移的概念导入生态学[2]。生态移民可分为自发的生态移民和政府主导的生态移民两类。政府主导的生态移民是指出于保护生态环境目的而由政府支持并组织实施的移民活动,通过移民的政策,通过改变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来减少他们对生态环境的依赖程度,从而实现生态保护。

在学术界,“生态移民”一词最早被用于1993年讨论有关三峡大坝移民问题的文章中。作者没有给予严格的定义,但以挽救脆弱的生态环境与解决人口增长的压力而使用了“生态移民”概念。生态移民真正成为焦点,被提上日程是2000年以后的事。1999年,为了保护和恢复贺兰山生态,阿拉善盟左旗政府实施了“贺兰山退牧还林搬迁转移工程”,以及2002年为保护珍惜野生动物而把神农架自然保护区内的居民移往外部等事例被报道后,生态移民这个词语才逐渐被世人熟悉并接受[3]。这一时期正值“西部大开发”的启动时期,而改善与完备生态环境正是西部大开发的5项政策性支柱之一。

在国家层面,2002年12月14日国务院颁布的《退耕还林条例》直接提到涉及“生态移民”的有关事宜。例如第4条规定结合生态移民实施退耕还林。第54条规定国家在退耕还林的过程中,鼓励实施生态移民,对已实施生态移民的农户给予生产、生活方面的补助等。生态移民的政策体系主要涵盖对迁移区域的确定政策、迁移者的确定政策、补偿与安置政策、后期扶持政策、生态保护政策、土地政策、户籍政策等。但是,国家层面的政策体系还未建立,生态移民在制度供给上表现出政策零碎、“工程化”倾向突出、界定模糊、缺乏连贯性等。各地所遵循的政策主要是国家的工程移民、扶贫、生态建设、西部大开发中的有关条款,在实施生态移民的过程中,地方政府作为趋于制度的直接供给主题,往往结合各地的具体情况,制定了地方政策与法规。目前的生态移民一般是由政府出面组织,国家、地方和民众共同出资实施的,所以往往称作某某“工程”,建设地点也选择在便于“五通”(通路、通水、通电、通话、通广播电视) 的毗邻城镇地区,各地的称呼、实施方案和建设规模不尽相同[4]。

政府主导的生态移民是一个典型的政府的计划干预过程,相应的移民安置规划与安置模式都折射出了政府视角的发展欲望,期望社会和人民在政府的引导下可发生转变。生态移民尽管作为一种经济行为出现,但是其内涵与外延不仅局限于经济行为。生态移民的实质是人与环境的关系调整问题。而人与环境关系的重新调整,必然牵扯到民众的当前经济利益和长远的可持续发展未来[4]。生态移民问题是复杂的人口、资源、生态、环境、社会、经济复合系统问题,涉及社会公正、公平、贫困、利益冲突、少数民族权益、文化环境“破碎化”、生态环境恶化问题等一系列有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5]。

而根据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的调查研究,我国在2050年前,将有1 000万人(主要集中在西南、西北的生态环境脆弱地区) 需要通过异地搬迁的办法解决所居住地区的生态环境与农民贫困问题。今后对生态移民研究的社会需求也会随之增大。作为规范研究的基础,笔者将结合新疆塔里木河(以下简称塔河)流域轮台县的生态移民开展案例分析,进而对我国西部生态移民实施工作给出建议。

2塔河生态移民政策体系

2.1实施背景近20年来,随着人口增加,社会经济的发展,水资源的无序开发和低效利用,塔河流向干流输送的水量逐年减少,水质不断恶化,下游近400 km的河道断流,尾闾台特玛湖干涸,大片胡杨林死亡;退化沙化草场面积也由20世纪50年代初的267 km2猛增到2001年的1 067 km2;下游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库木塔格沙漠呈合拢趋势,“绿色走廊”濒于毁灭的边缘。因此,2001年中国政府投资107亿元实施了塔河流域综合治理、退耕封育异地搬迁项目,试图通过搬迁新疆巴州轮台县和尉犁县地区(总覆盖面积达102万km2)的生态移民,退还引用塔河水量1.5亿m3并输送至下游,以改善塔河生态环境,实现生态、经济、社会三大效果相统一,并不断提升区域综合实力与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2总体规划

轮台县位于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缘。轮台县草湖地区系指轮台县沿塔河北岸的一乡(草湖乡)、两场(草湖牧场和卡尔恰其牧场)。该地区位于塔河中游北岸,轮台县东南方向102 km处,南与尉犁县隔河相望,西与库车县交界,东与库尔勒市普惠乡相接,总面积达1 100 km2。根据统计,搬迁区范围内1998年末有524户、2 420人,平均每户4.62人,多为维吾尔族居民。根据规划,将草湖地区一乡二场中有本地户口的524户2 420名农牧民将搬迁至轮台县迪那河流域的拉帕地区(隶属大道南乡,位于轮台县城东南11 km处)。分批实施,全部搬迁工作结束后,草湖乡、草湖农场、卡尔恰其牧场的40多km2土地将全部退耕还林[6]。

2.3塔河生态移民的特点

a. 自愿性。草湖地区自然环境恶劣,地处偏僻,无电、无自来水、未通广播电视、未通电话,与外界联系困难,教育与医疗条件落后,大部分移民具有为改善自身生产生活条件而搬迁的动力。生态移民的自愿性性质表明,只要辅以必要的优惠政策引导,移民工作就有可能顺利展开,实现生态重建设和消除贫困促进发展双赢目标[7]。但是,故土难离是中国人的传统情节,移民对于搬迁后生产生活环境的改变和未来生存条件难以预期,这使得生态移民在心理上表现出一定的疑虑。

b. 扶贫性。搬迁前的2001年,草湖地区农牧民年人均收入仅为1 600元,与全县平均水平相差400元,大大低于巴州平均水平。虽经过多年扶贫,仍然是轮台县最贫困的地区。因此,扶贫效果也是生态移民不可偏离的核心目标。

c. 发展性。一方面,移民经济基础薄弱,发展的客观条件比较差,大多数家庭半农办牧,长期处于封闭的小农经济环境中,移民的生产技术比较单一;另一方面,生态移民实现了移民系统的重建与恢复,在安置地建设过程中可以发挥后发优势。因此,搬迁给移民带来了发展经济、建设新居住地的契机,有利于安置区人口、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协调发展。

d. 返迁可能性。水库移民是由于水库工程建设引起权益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变化调整的受影响人群[8]。与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移民[9]。

b. 安置区选定。结合地区资源承载力、交通便利、发展二、三产业可行性、民族与风俗、群众意愿等,对安置区和安置方式进行了选择。首先,鉴于移民意愿倾向于集中安置,确定了外迁农牧民就近在轮台县某个安置点安置的方案。其次,对轮台县迪那河流域3个较适宜安置的地区资源承载力及其他方面进行分析比较,选定拉帕地区作为集中安置区,关于该安置区的优缺点分析见表1。农牧民对搬迁至该地区普遍能接受,积极性较高。但是,该地区土壤盐碱性较大,需要进行土壤洗盐改良,投资较大,导致了项目的概算需要多次调整与批复,直接影响了移民的农业生产。

c. 生活设施。按照2 667 m2/户的宅基地及庭院用地,政府按照户均建筑面积80 m2、砖木结构的建设标准建设移民住房。统一套型结构,内设三间卧室、一间客厅和一间厨房和洗浴室。庭院布置考虑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住房外墙与庭院围墙的间距分为5 m和10 m两种。庭院内其他设施不做统一格式,可种植蔬菜、瓜果,喂养家禽家畜,发展庭院经济。移民对分配房子只有使用权,没有出租权、转让权、出售权,并在政府的统一规划下安装各种公共设备,其子女有继承权。但是,房屋出现损坏等问题后,由于没有权属,移民也不愿意自己去修理,而往往去找政府,房屋的后期维修等问题,在移民搬迁后也已凸显,而这一问题正是政策的空白。

d. 生产安置。对移民的安置以大农业安置为主,人均分配3 333 m2生产用地(水电、防护林等配套完善),落实承包经营权30年不变,实现由半农半牧向纯农民转变。同时,稳步推进一、二、三产业相结合的开发模式。

e. 扶助措施。由于安置地距离原住地近100 km,政府组织部队帮助搬迁。搬迁第一年在经济收入、生活与生产方面都有一定的问题,政府免除农业灌溉水费,同时在农资、农业技术培训等方面提供适当补助。

f. 安置区基础设施。安置区的公共建筑均布置在安置区中部,规划设村委会、小学、卫生所、文化站、兽医站、水管站、农机站、信用社等,同时专门辟留了土地用于建筑清真寺。通往县城的公交车每10 min一趟,交通十分方便。

g. 安置区行政管理。政府对于移民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终身责任制”,移民有了问题,往往要找政府[10]。2002年,草湖乡政府随着第一批100户移民也搬迁至安置地,这不仅便于及时处理搬迁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而且有利于加快安置地的建设与发展,也有利于后期移民搬迁。

3塔河生态移民的效果

生态移民的效果是多方面的,除了在整个社会发展中的宏观效应外,在中观和微观上还促进了区域生态系统的修复和经济的发展[11]。对经济效果、社会效果和生态效果的具体分析有助于调整生态移民的政策与实施。

3.1经济效果

就宏观层面而言,生态移民的实施有利于城乡经济一体化,实现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平台。

就移民个体而言,其传统的生产方式和产业结构的双向革命提高了经济收益。表2和表3显示了塔河生态移民自2002~2008年的跟踪调查结果,与原居住地收入相比,其在安置区的收入经历了微降-持平-稳步提高3个阶段。①2002~2004年,由于水利灌溉设施的建设滞后,以及土地盐碱化严重,移民户主要种植小麦去压碱且产量很低,同时,果树苗、农药化肥等农资投入较多。这一阶段,移民户的主要收入依然来源于原居住地的棉花种植,移民戏称:到老家挣钱,到新家花钱。②2005~2007年期间,随着土地盐碱化的初步治理见效,农业种植结构也拓展到了棉花、水果等,产量也有所提高,同时,由于就业意识的转变,去县城从事非农就业的人员增多,工副业、打工收入稳步增加。③伴随着对新的社会与经济环境的完全适应、生产条件的优化、高效农业生产技术的推广,新的社会网络的构建,自2008年起,移民户的收入呈现稳步提高的趋势,移民自我逐步放弃了原居住地的土地,生产与生活的中心彻底开始向安置地转移。

从表3可看出,食物支出仍是移民最主要的生活支出,衣着消费比例下降,教育费用有了较大增长,人情礼金、娱乐消费增多,其他消费(电费、电话费等)增长迅速,消费结构的变化已经初见端倪。

3.2生态效果

生态效果明显是生态移民的一个重要特点。尽管塔河移民的数量不多,但是影响巨大。这些原本分散的居民点像一个个堡垒,控制着面积广阔的野生动植物分布区,大规模的开荒造田对野生植物的生存造成极大威胁。生态移民是塔河流域综合治理的主要的非工程措施,有力地确保了向下游生态输水等工程措施的效果。生态移民退耕封育政策的实施,使原来一年生、轮作的、低矮的农田种植作物为多年生的、高大的天然野生植被所替代,从而使植被的覆盖度产生较大程度的增加,这样将可以使其周围地区的局部气候条件产生较为有利的影响,可有效减轻土地荒漠化,有助于生物多样性的发展[12]。

通过沿塔河沿线居民的陆续迁出以及9次向塔河下游实施生态输水,断流30余年的塔河下游两岸已初步展现出一派生机。天然植被恢复,马鹿、黄羊、塔里木兔等野生动物开始出没林地间。塔河下游植物种类已由输水前的17种增加到了目前的46种,天然植被恢复面积达180 km2。塔河两岸“开荒造田”的历史自此向“弃田还林”转变。

3.3社会效果

生态移民的社会效果是多方面的,既有因移民所带来的社会环境变化对人民思想、行为的影响,也有经济的发展对人民观念上的影响;既有社区的变化所带来的新的适应的影响,又有新的生产技术、生活理念所带来的区域社会变革,以及少数民族的发展与繁荣[11]。

生态移民使封闭的自然经济社会系统逐步向开放的市场经济社会系统转化,必然带动移民的思想观念发生深刻变化。如移民的科技意识增强,对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从过去的排斥到现在的主动找政府要科技人员,同时,牧民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搬迁前,牧民很难享受到现代化的生活设施,通过生态移民定居,牧民在子女就学、求医、水电设施服务、社会治安、社会消费品、商业信息化服务等方面都更加便利了。

4西部地区生态移民的建议

贫困联盟(PA)的专家Dainan Killen和可持续发展政策研究所(SDPI)的学者Shaheen.Rafi Khan认为“当身处贫困的人们被问及什么是他们急需解决的问题时,他们很少会把环境问题或者可持续发展问题放在前头。他们主要关心住房、吃饭、穿衣、子女教育、养老问题。他们的就业方式(或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都由这些基本需求来决定,很少有长远考虑。有些经济活动的环境成本被大众承担或转移到未来,而贫困人口有时被认为是这种经济活动方式的共谋。[13]”实际上穷人无力对环境退化负责。生态移民,作为中国西部的一项环境政策,为了使其得以顺利实施,需要从移民个体,这一政策的承担者的需求角度,提出一些建议。

4.1法制建设

目前我国尚无针对生态移民的统一的专项法律法规政策,建议制定生态移民实施条例,依靠完善的生态移民法律法规政策体系,对生态移民的权益加以保证,对政府的责任加以明确,最终达到社会公正、和谐。

一方面,政府建立专门的生态移民主管机构或指定现有机构负责生态移民政策制定和管理,解决目前“多头管理,多头不管”的局面;另一方面,完善生态移民的政策体系,尤其是安置规划编制、组织机构安排、移民身份认定、安置地选择、移民的补偿与安置、安置地的补偿与安置、后期扶持、监测评估、社会整合与干预政策、环境保护、少数民族发展等。

4.2生态移民规划

生态移民涉及面广,时间、空间跨度大,必须进行全面细致的、动态的规划设计。一是要提高对生态的整体认识。从根本上讲,草原是一个自然生态系统和人文生态系统相互融合的复合系统,只有人、畜、草的比例合理才能维系北方草原的存在。从长远的角度看,超载放牧和完全禁牧都不符合生态学基本原理。所以,禁牧要有时间限定,轮牧要有数量限制[14]。可以通过土地的互相借贷关系,保留一定的牲畜数量,不搞牧业向农业转变的一刀切。二是要在规划的范围上突破,搬迁投入范围不仅是修路、盖房、通水、通电这些基础建设,还应扩展到搬迁户技能培训、观念引导、市场组织、生产信贷等方面。安置区的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商业网点、邮电通讯、公路交通等社会公益事业的建设也应在规划中充分考虑[14];三是扩大生态移民规划时间跨度。规划设计上应充分考虑到搬迁户经济适应能力差、生产方式转变后增收缓慢,规划的期间不仅包括搬迁基础设施建设期, 还应包括搬迁后多年的扶持发展期,基础设施建设期需要早于移民的搬迁期。塔河生态移民自搬迁后的5年内都忙于盐碱地的压碱,同时等待灌溉设施的进一步建设,导致其收入无法保证,移民户返迁回塔河边继续从事生产活动。同时可以借鉴水库移民的后期扶持制度,多方面给予生态移民以扶持,确保“稳得住、能致富”。四是要对安置地认真进行资源承载能力分析,还要注意安置地生态环境的保护,防止带来次生的生态恶化与“二次生态移民”现象。

4.3重视文化持续性

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与该民族的历史渊源、自然地理环境、社会经济发展条件以及不同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密切相关。搬迁不仅仅是移民生产、生活场所在空间位置上发生变化,而且也是移民生产生活方式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习俗的变化。这意味着移民将改变自己生存发展的环境,抛弃原有的生产方式而采用新的生产方式,原有的社会组织结构和社会关系将被破坏,需要建立新的社会组织机构和社会关系。当他们搬迁到一个新的环境中的时候,面临着与异文化之间的碰撞与融合,使得一些民族文化消亡,一些民族文化通过调试发生了历史变迁。因此,在生态移民和城镇化建设中,要重点考虑民族或区域传统文化的保留、继承和发扬问题。

首先,在生态移民社区管理、房屋的规划过程中,融入民族文化特色。以塔河生态移民为例,原来的两个卧室、一个客厅、一个走廊、一个厨房的设计让维吾尔族居民难以适应。维吾尔族喜欢家庭式的聚会,对客厅的面积要求很大。因此,轮台县二期移民的房屋就重新设计为3个大房间的户型。在社区管理方面,经常以村为单位组织买西来圃活动,在古尔邦节、肉孜节、摇篮礼、成人礼、婚礼等节日或礼节中采取适当的庆祝行为来提高移民在当地的生活积极性。

其次,移民安置中提倡农业安置是在总结中国工程移民,特别是水库移民经验基础上提出的一条可行性强的安置方式。但是少数民族在自己的牧业生产中有一套保护生态环境的方式,人们通常的认识是游牧是逐水草而居,甚至牧民按照季节制定的了放牧的草场,这些做法使草场得到了轮休。生态移民最根本的问题是现有的牧业超过了环境的承载量,我国目前的土地制度和土地资源状况很难为移民提供足量的土地,因此可以吸收少数民族总结出来的传统文化,对于不愿和不适合搬迁的牧民,尤其是老人,可以让其继续留在原居住地,因为人口数量的减少和限制畜牧数量本身就可以减少环境压力。否则,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的畜牧类型文化将有可能转变为农业文化或者工业类型的文化。

摘要：在分析塔里木河流域轮台县生态移民自愿性、扶贫性、发展性与返迁可能性等特点的基础上,系统地介绍了该生态移民工程的政策体系与实施工作,从社会、经济与生态3个角度对生态移民实施的效果进行了分析,并从法制建设、生态移民规划与重视文化的持续性方面对西部生态移民的实施提出建议。

热点分析：生态移民政策 篇5

一、事件背景

(1)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公室综合司司长杜平，在2010年4月21日说，目前我国已经从贫困地区迁移出的生态移民达到70万人。

杜平在于银川召开的第二届中国西部开发研究联合体年会上说，我国西部有很多偏远地区，自然环境恶劣，不具备“就地扶贫”的条件且扶贫的成本太高，只有通过移民才能解决他们的脱贫问题。

我国于2000年开始实施生态移民，计划将西部地区700万农民通过移民来促其脱贫。我国的生态移民坚持自愿的原则。在充分尊重民意、尊重民族风俗习惯基础上进行移民。此外，移民新村的建设不但生活条件要齐全，而且教育、卫生等都统筹考虑。国家还提出，一定要注意让移民有一个稳定的经济收入，要建立新的产业。各种政策要配套，比如土地的使用证、新的户口证，都让移民拿到手。真正让移民“迁得出、稳得下、富得起来”。

杜平说，目前我国政府组织的移民包括工程移民和生态移民。生态移民是为了保护一个地区特殊的生态或者让一个地区的生态得到修复而进行的移民。但生态移民目前遇到了一些困难，随着经济的发展，靠政府解决移民接受地的难度越来越大，生态移民的安置问题仍需要进一步解决。

(2)2010年7月16日，据相关消息，位于云贵高原东南边缘的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将启动大规模生态移民，以加快治理石漠化步伐，巩固提高生态环境质量。

黔东南州地处长江和珠江上游，森林覆盖率达62%，是国家28个重点林区之一，拥有自然保护区23个，是两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但同时，黔东南也面临着开发与保护的矛盾，近年来，采取将兴林与富民结合，在石漠化生态困境地区重建以森林植被为主体的国土生态安全体系的方式，建立绿色银行，让荒山重披绿装。

从黔东南州政府了解到，为了保护绿色银行不被破坏，黔东南正在争取被纳入科技部、中国科协、国务院扶贫办的国家科技扶贫示范区，希望能够安排专项资金，加大科技扶贫力度，帮助黔东南实施易地扶贫和生态移民工程，对不具备生存条件的山区贫困人口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对财政困难的地区，免除生态移民工程的地方匹配资金。

另外，黔东南正在探索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即按照森林生态保护者的投入成本、为保护森林生态功能而限制开发的机会成本，以及森林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等核定补偿标准，明确补偿主体、对象和范围，实施生态建设补偿，并争取从国家层面建立协调机制，建立跨地区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尽快启动长江和珠江流域生态补偿。

(3)森林过度砍伐、山体千疮百孔，仅仅2平方公里的县城竟然挤下近5万居民并且还在增加„„说到底，都是一种人与人争地、人与自然争利的不和谐画面。许多看过甘肃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现场的地质专家都担心，在类似地形地貌很多的西部，下一个舟曲会在哪里到过舟曲的许多人都疑问，既然山大沟深、环境恶劣，何不将村民整体搬迁，生态移民到山清水秀、草长莺飞之地对于小部分人脱困脱贫，移民固然可以迅速起效;但笔者认为，移民只能是权宜之计，找到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相和谐的那把钥匙才是解决问题之本。

其一，往哪里移是一个大难题。西部地形复杂，本来留给我们生存的空间就不大，建设新的定居点又可能对本来就脆弱的环境造成影响。有人建议移民新疆或者其他地广人稀的地方，但生活习惯、民族传统等又会带来新问题。

其二，就像甘南州一位官员向笔者所说，舟曲当地老百姓人均年收入才1000元，吃饭取暖怎么能不砍树劈柴盖房子、修路就地开山取材也是迫于成本考虑。不解决他们的生存问题，搬到新地方还是一样要向大自然索取。

其三，很多西部山区险要之地，人类已经生活了上千年，只要尊重生态规律、与自然和谐相处，丰衣足食的日子不是没有，怎么科技和经济进步了反而不行到要移民的地步

一位舟曲村民曾说，那里泥石流历史上很多，但正是泥石流冲击扇形成的土地相对更加肥沃养活了祖祖辈辈。倒是近几年外来人口越来越多，房子越来越密，还都盖在泄洪区域，成为放大灾害的“****”，而许多外来村民恰恰是从周边环境更恶劣的地方“移民”过来的。

今年正值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十周年，近期召开的中央西部大开发工作会议提出了推进西部经济社会向“纵深发展”的战略举措，在西部建立环境生态补偿机制也成为下一个十年新的战略目标。

二、事件观点

(1)“授之鱼不如授之渔”，如果生态移民可以成为村民通向美丽新世界的一扇窗口，使人们的生产、生活水平不断发展、提高，那么生态移民将成为保护区人民自我提升与发展的好时机。因此，生态移民不能盲目移，要在行动之前做好规划，解决怎么移、怎么安置等问题，使生态移民成为群众整合优质资源的发展机遇，成为群众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自觉行为。生态移民后，相关部门应加强对珍稀濒危动植物及其栖息地的保护，加大社区共建的力度，使相互矛盾的两方面相互协调，早日走向双赢。

(2)“生态移民”或许是是从根本上，对偏远地区群众进行扶贫的可行之路“之一”，但是老师需要客观地说，只是“其中之一”，但不会是“唯一对策”。但是多年的实践来看，老师认为，我们需要解决移民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问题。首先要解决好移民的生活、生产问题，通过金融贷款支持统一考虑，能享受低保和新农保等政策的尽量纳入范围;另外，生态移民点上的基础设施配套要完善，水、电、路、村部、商店和学校等各方面建设要跟上;对生态移民要进行农业技术培训，确保一户有一位掌握农业技术的人员;积极动员社会各界、各单位进行对生态移民的对口帮扶工作，齐心协力帮助生态移民。生态移民决不能“一搬了事”。

(3)生态移民的目的是保护生态环境，所以主要的、唯一的标准就是被迁移者在原居住地是否已经造成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或者已经构成潜在的威胁。至于这些人的生活状况或者生产方式如何，不应该成为启动生态移民的主要原因。因为判断一种生产或生活方式是否合适，除了衣食住行这类客观标准外，还有这个人的主观意愿，包括民族、文化、宗教、社会、传统、心理等多方面的因素。在不违反法律，不影响他人，不破坏环境的前提下。每个人都有选择的自由，任何人无权强制。政府和其他人不能越俎代庖，强制他们接受自以为先进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4)很多时候，生态移民虽然是不得已的选择，但移民是减少人类活动对大自然破坏的最好办法。通过迁移或相对集中区域内人口，杜绝人类在生态脆弱区的开发性活动，把这些人力暂时难以恢复的区域设为“生态无人区”，依靠大自然的自我修复功能，使其先绿起来，这是从整体上保护这些地区生态环境最便捷、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可是，老师认为，移出去的人们怎么活下去，怎样才能活得更好，仍然是不可回避的问题。

民勤县生态公益型移民模式 篇6

关键词:民勤县;生态公益型人口转移;效益;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127.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9)04-0051-04

民勤县地处甘肃省河西走廊东北部,石羊河流域下游,东、北、西三面被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包围;地属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区,年降水量仅110毫米,蒸发量却高达2 646毫米,是中国北方地区沙尘暴四大策源地之一。至2007年,荒漠化面积已经占据全县土地面积的94.5%。民勤处于全国荒漠化监控和防治的前沿地带,阻隔巴丹吉林和腾格里两大沙漠合拢,是中国西北部风沙线上的一座“桥头堡”。因此,温家宝总理11次牵挂民勤治沙问题,多次说“决不能让民勤成为第二个罗布泊”。

1.民勤县生态移民路经创新的原因

1.1 人口规模与绿洲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矛盾加剧

自从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霍去病率兵西征,中原人口随之迁入河西屯垦戍边开始,民勤曾经历了三次人口迁入高峰,到清道光年间人口猛增至18.5万人。此后,由于人口和经济规模的日益扩大,民勤绿洲资源环境的承载力大大减弱,一方水土难养一方人,境内人口开始大量外迁。至同治年间,全县人口减少2万人;民国5至10年,民勤境内连遭大旱,全县人口减少6万人,到1948年降至10.4万人。新中国成立后,外迁人口陆续返乡,1956年达到24.15万人。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备受天灾与贫困煎熬的民勤人民再次举家外迁,1963年全县人口减少至17.6万人。20世纪90年代,曾被称为“柳林粮仓”的民勤湖区生态急剧恶化,人口大量外迁,约3万人沦为“生态难民”。

2007年,民勤县总人口达31.3万,而全县适合人类居住和生存的绿洲面积仅占土地总面积1.59万km²的5.5%。县内绿洲地区人口密度达358人/ km²,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57倍,是联合国同类地区人口密度临界指标的51.1倍①;即使按全县平均人口密度19.7人/ km²计算,也高出联合国的临界指标1.81倍。从水资源承载力看,全县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为520m³,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23.6%。按国际通行的标准,当人均水资源占有量达到1 700m³时,即可维持良好的生态环境,而当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低于1 000 m³时,就会引致供需失衡,造成生态环境的恶化②。民勤县目前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国际极限标准的52%,水资源实际承载人口规模较极限承载能力17.5万人高出78.86%;即使到2010年石羊河流域重点治理规划提出的水资源目标落实后,水资源极限承载力也仅为27.4万人,现有人口仍超出3.9万人。庞大的人口规模远远超过了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沉重的人口压力让脆弱的荒漠生态环境不堪重负。

1.2 传统生态移民模式面临诸多难题

一般来讲,生态移民有本地迁移和异地迁移、集中安置和分散安置、自发性移民、政府组织移民和企业参与移民搬迁等各种类型。早期,民勤主要是群众自发投亲靠友移民、教育移民等分散型移民,后来政府实施有组织的县内外整体型移民。2003年,组织湖区377户、1 037人向县外移民至新疆军户、芳草湖农场;从2004年开始,依托国家易地扶贫搬迁项目,先后在本县内的昌宁、夹河、蔡旗、大滩等乡镇建立4个移民点,整村整社推进县内移民385户、1 804人。这些传统的移民模式虽然对缓解民勤绿洲局部地区人口与资源环境矛盾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它们都面临着一系列难题,影响生态移民的实质性效果。

1.2.1 移民成本高。无论是县内移民还是县外移民,政府都要在迁入地进行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建设。就民勤县内而言,以2007年实施的西渠镇煌辉村为例,搬迁一户需在迁入地新建84m²住宅一套,造价4.2万元,发放搬迁费0.1万元,加上水、电、路、通讯等基础设施投入户均1.4万元,学校、卫生所、村委会等公共服务设施投入户均1.1万元,搬迁一户共需要投入6.8万元。由于涨价因素,2008年的户均搬迁成本达到8万元以上。甘肃省以工代赈易地扶贫搬迁项目人均补助标准为5 000元,每户平均为2～3万元,与实际搬迁投入相差4～5万元。就县外而言,以2003年新疆移民为例,除上述基本建设费用外,每户还需搬迁运输费0.4万元,再加上承包耕地费用和涨价因素,户均搬迁费则高达9万元;而规划中的移民补助标准仅为人均6 000元,每户大约2.4～3.6万元。

1. 2.2 移民选址难。

就县内而言,由于民勤绿洲整体严重缺水,因此,从长远来看,实施县内易地移民是“剜肉补疮”之举,只能解燃眉之急,无法从根本上缓解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固有矛盾。况且,目前已收回的机关农林场大部分面积狭小,布局分散,地力条件差,无法满足移民必需的基本条件;大型国营农林场移民条件相对较好,但由于管理体制的限制,市、县政府无法与之协调沟通,移民设想始终无法付诸实施。就县外而言,过去比较理想的迁入地选择为内蒙古和新疆,前者属分散移民,规模较小,近年当地政府出台了许多限制迁入政策,基本关闭了移民大门;后者经济规模大,对劳动力需求强烈,但其半军事化管理体制与民勤县农村自主经营方式差异很大,群众移民意愿不强烈,2003年组织移民最终办理户籍迁移手续的只有35户。省内适宜移民的疏勒河流域、黑河流域,目前也面临生态问题,不允许再进行移民。因此,县外移民基本失去了现实基础。

1. 2.3 收入反差大。

实施生态移民,提高群众收入是首要任务。从民勤已经实施的几次县内外生态移民情况看,迁入地的共同特点是耕地较少,地力条件较差,移民后土地开发整理的周期长、投入大,前期回报率低,影响农民的近期收入水平,从而挫伤了群众移民搬迁的积极性。2007年,民勤县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3 869元,实施生态移民后群众在迁入地达到这个收入水平十分困难。

1. 2.4 遗留问题多。

对群众而言,实施生态移民是伤筋动骨的大事。由于民勤县生态移民迁出区主要分布在湖区等沿边沿沙地区,当地群众在脱贫解困过程中形成的集体和个人历史债务都比较多。实施生态移民,必然涉及债权债务、二轮土地延包及退耕还林地处置、集体和个人财产处置、子女上学、老人养老等许多遗留问题。这些遗留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就会引发许多新矛盾,成为移民的不稳定因素,影响生态移民的成效。

2.生态公益型移民模式及其效益

2.1 实施生态公益型移民的依据

从民勤县的实际来看,其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固有矛盾不仅表现为人口总量对环境的巨大压力,更重要的是不合理的就业结构削弱了资源环境的承载力。全县93%的劳动力从事种植业,种植业消耗了全县82%的水资源,却仅创造了42%的产值,劳动和资源的产出水平都比较低。因此,民勤绿洲既要走出传统移民模式面临的困境,又要科学破解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固有矛盾,就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寻找更加符合民勤实际的移民新路径。

有鉴于民勤的县情,若通过结构调整,在减少经济活动对水资源需求量、减小对生态环境压力的同时,还能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就业岗位,那么,这样的做法既有生态效益又有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进一步而言,如果在生态移民中能将传统的“空间迁移”转变为“产业转移”,不进行人口异地搬迁,而是通过经济结构调整和相应的政策保障,使水、沙、地等生产要素实现功能转换,使劳动者实现身份置转,使沿边沿沙区各类生产要素退出生产领域,进入生态建设领域,从而大力缓解人口压力,提升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达到“生态移民”的效果。

2.2 生态公益型移民模式的实践

生态公益型移民,就是政府通过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广泛动员群众投入生态治理建设,将农民、土地、水资源从传统的农业生产中转移出来,进入生态建设事业,实现土地耕作林草化、水效利用最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化和群众收入公益化,进而促进生态环境的恢复与重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基于上述理念,民勤县于2008年在东湖镇正新村建立了生态公益型人口转移试验区,按照“政府引导、公益支持、项目依托、资源整合、市场运作、农民自建”和“分沙到户、承包治理、开发经营、收益归己”的原则,制订实施方案。一是创新户籍制度,将沿边沿沙区农户的农业户口转变为非农户口,人口仍在原地居住,耕地全部退出农业耕种,转为生态用地,按照人均2.5亩的标准核定并整体规划,全部种植紫花苜蓿、甘草等饲草作物和中药材,政府对试验区确定的生态农户每年发放一定金额的生态专项补助,以促进其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转变;二是调整产业结构,从传统的种植业转变为节水和生态效益明显的草畜业,成立专业养殖合作社,以增加群众收入;三是进行生态建设,将试验区劳动力组织起来,成立“防沙治沙协会”,组建专业防沙治沙队伍,按照试验区内确定的人口数量,在青土湖防沙治沙示范区内就近居住地每年人均划分4亩沙地,统一进行工程压沙造林,逐步实现农民向治沙工人转移,促进试验区内生态环境的恢复和改善。按照这一方案,由县扶贫办牵头,发改委、财政、等相关部门配合,东湖镇政府具体实施,全面开展试验区建设。县扶贫办和东湖镇政府与试验区66户、331人签订了事业转移合同书,并办理了享受生态专项补助手续;成立了“东湖镇正新村风沙治理协会”,以正新村至青土湖段农区沿线流沙治理为重点,组织群众在青土湖以东、正新村以北完成了长6km、宽0.2km、面积1 800亩的压沙工程,同时按照每亩83株的标准完成了梭梭栽植工程;并对退出的耕地按标准重新核定、整体规划,种植以紫花苜蓿为主的饲草515亩,以甘草为主的中药材312亩,同时以社为单位新建规模养殖小区5个,完成了试验区内5.3km农村二级公路新建工程。随着各项政策措施的逐步落实,试验区内生态公益型人口转移的成效初步显现。

2.3 生态公益型移民模式的效益

2.3.1 生态效益。一是用水量和用水定额下降。沿边沿沙区耕地总面积为12.65万亩,配套使用机井1 207眼,亩均耗水560m³,耗水总量7 082万m³。根据实验区的实施结果,生态公益型人口转移项目实施后,沿边沿沙区可压减耕地2.6万亩,保留耕地全部转为药草用地,亩均耗水下降到370 m³,耗水总量下降到3 717万m³。二是用水结构更趋优化。沿边沿沙区的种植业用水、生态用水、生活用水比例为 94∶0.7∶5.3,项目实施后种植业退出生产,生态用水、生活用水比例调整为94∶6,生态用水比例大幅提高。三是用水效益稳步提高。沿边沿沙区农民每百元收入的水资源消耗量一般为50m³,项目实施后降为22m³。四是 “虚拟水”的节水效应充分显现。2008年国家已将民勤列为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受水区,按规划每年应向民勤调水5亿m³。在绿洲西线全面实施生态公益型移民模式后,每年节约用水3 365m³;在绿洲内部按重点治理规划实现各项节水目标后,用水总量可由目前的5.8亿m³下降到3.4亿m³,又能节水2.4亿m³,两项合计可实现节水2.7亿m³,相当于以“虚拟水”方式完成西线调水任务的54%。五是植树造林力度加大。目前沿边沿沙区共完成压沙造林面积3.89万亩,项目实施后,每年可完成压沙造林面积16万亩,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绿洲西线的60万亩流沙4年内就可得到有效治理,并在沿线梯次构建起外围压沙造林、沿线退耕封育、内部种草养畜相配套的绿洲保护体系,形成功能相对完备的生态缓冲区。

2.3.2 经济效益。生态公益型人口转移项目实施后,沿边沿沙区投入下降,土地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水平提高,农民收入增长点转移,结构更趋优化,农业作为弱势产业必然承受的自然和市场双重风险降低,比较效益提高。一是收入稳定增加、保障程度提高。2008年,试验区内群众的人均收入将从2007年的3 800元达到4 500元,其中,生态专项补助2 200元,低保180元,压沙造林补助1 600元,种草养畜等收入520元。可见,农民收入的主体部分为政策性收入,只要专项补助增长机制得到落实,转移区群众收入可与全县农民平均收入水平保持同步增长。二是农民收入差距缩小。根据调查,沿边沿沙区低收入和高收入家庭人均收入相差达2 375元,而项目实施后,农民收入来源趋于一致,政策保障更趋公平和均衡,贫富差距不断缩小,和谐因素不断增加。三是收入空间拓展。目前沿边沿沙区共有劳动力1.67万人,其中97.3%从事第一产业。项目实施后,压沙造林和草畜产业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不超过1万人,其余劳动力可全部转移从事第二、三产业,从而为转移区增加转移性收入。

2.3.3 社会效益。生态公益型人口转移试验区的建设,首先是一种发展观念的转变,是经营主体、生产方式和农民身份的转变。通过这种转变,使群众在治理生态的同时节约了资源(尤其是水资源),抑制了对自然生态的破坏,减轻了产业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压力,同时通过治理沙漠增加了收入。其次,通过治沙与经济开发相结合的路子,不仅能拓展增收渠道,而且能够实现农民向治沙工人的职业转换,实现大地增绿、产业增效、经济增速与农民增收的共赢,形成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产业结构和发展方式。第三,生态公益型人口转移试验区建成后,政府将继续加大基础设施和公益设施的建设投资力度,可以逐步实现沿边沿沙区基础条件的明显改善,社会事业得到更快发展,群众社会保障能力将明显增强。

2.3.4 生态公益型人口转移与搬迁移民的成本、收益比较

从安置成本来看,若生态公益型人口转移项目5年内实现将全县风沙西线

40 157人纳入生态公益型人口转移计划,政府为转移区群众人均年补助生态专项2 400元,5年共计1.2万元,每户按4口人计算,户均4.8万元;如果将40 157人5年内全部移民搬迁到县外,户均需搬迁费用达9万元以上。由此可见,实施生态公益型人口转移较向县外移民的安置成本户均低4.2万元。从生产总成本来看,生态公益性事业转移项目人均投入为2万元,其中:年补助生态专项2 400元,5年共计1.2万元,基础设施和暖棚建设一次性投入0.8万元(在项目成本核算中,未计入政府投入的压沙造林补助1 000元/亩,因为,即使不实施该项目,政府也要每年拿出一定的资金进行生态治理)。从收益来看,生态公益型人口转移项目实施后的经济效益为人均2.608万元,主要源于:①草畜产业发展增加纯收入4 500元/人以上,5年共计2.25万元/人;②项目区年节约水资源3 365万m³(相当于民调输水的斗口水量),按民调水价0.21元/m³计,每年可节省水费706.6万元,5年人均节省水费0.088万元;③节省的水量全部用于绿洲内部发展高效农业,可灌面积达6万亩,按净产值600元/亩计,产值为3 600万元,水效益按60%分滩,节水效益达2 160万元,5年人均节水效益达0.27万元。综合以上的成本和收益分析,项目实施中政府投入资金2万元/人,项目实施后的经济效益为2.608万元/人,项目益本比为1.304,项目可行。

3.推广生态公益型移民模式的政策建议

民勤县绿洲外围沿边沿沙区风沙线长达408km,其中西线达274km,亟待治理流沙面积60万亩,沿线有薛百、大坝、三雷、苏武、大滩、泉山、红沙梁、西渠、东湖等9个乡(镇),涉及沿沙村55个、沿沙社254个,总户数9 689户、40 157人。根据东湖镇正新村生态公益型人口转移试验区取得的经验和得到的启示,结合《石羊河流域重点治理规划》的落实,民勤县政府计划从2009年起到2013年,用5年左右的时间,在总结、完善、提升现行治理措施的基础上,在上述区域内全面推行生态公益型人口转移的新模式,将风沙西线的人口全部纳入生态公益型人口转移范围,通过人口和经济活动的转移,逐步减轻对生态环境的压力,提升绿洲资源环境的承载力。为此,我们提出以下两条政策建议。

3.1 将民勤沿边沿沙生态公益型人口转移试验区申报为国家级项目试验区

项目试验区每年为转移群众按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的一定比例落实生态专项补助,由国家和地方财政分级负担,并随着民勤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的逐年提高,进行动态调整,逐步提高补助标准,形成转移区群众收入稳步增长机制,确保群众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2008年,东湖镇正新村生态公益型人口转移试验区为群众落实政策性补助2 380元,相当于试验区200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62%。以此推算,参照正新试点的标准,将风沙西线的40 157人全部纳入生态公益型人口转移范围后,以2007年民勤县农民人均纯收入3 869元为基数,人均每年落实生态专项补助2 400元,每年共需补助9 638万元;按国家补贴80%、地方配套20%的分级负担比例,每年国家需补贴7 710万元,并按民勤县农民人均纯收入多年的平均增幅8%相应增加。

3.2 将民勤县沿边沿沙生态公益型人口转移区群众全部转为城镇户籍并纳入城市低保范围

针对民勤生态治理的特殊性,直接将民勤县沿边沿沙生态公益型人口转移区群众全部转为城镇户籍并纳入城市低保范围,政府统一安排剩余劳动力到城镇集中定居,并提供必要的创业优惠政策和创业平台,促进受益区群众向城镇聚集,向二、三产业转移,以此加快民勤县城镇化步伐。参照目前民勤县实际执行的平均每人212元/月(低保152元、物价补贴60元)的城市低保标准,将生态公益型人口转移区群众全部转为城镇户籍并纳入城市低保范围后,每年共需落实低保金1.02亿元;按中央负担80%、地方配套20%的分级负担比例,每年需中央补贴8 160万元,并按国家有关政策逐年调高补助标准。

注 释:

① 联合国1977年在内罗毕召开的沙漠化会议上制定的干旱地区土地对人口的承载极限是7人/km²。

② 钱正英,张光斗.中国可持续发展水资源战略研究综合报告及各专题报告[M].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1.

参考文献:

[1]包锐等.民勤的“绿色之战”[J].中国经济周刊,2007,(14).

[2]李并成.人口因素在沙漠化历史过程中作用的考察——以甘肃省民勤县为例[J].人文地理,2005,(5).

[3]民勤县志编纂委员会.民勤县志[M].兰州大学出版社,1994.

[4]刘小强,王立群.国内生态移民研究文献评述[J].生态经济(学术版), 2008,(1).

[作者简介]王成勇(1969—),男,中共甘肃省委党校副教授、经济学博士。

卢小亨(1972—),男,民勤县人民政府县长。

[收稿日期]2009-06-21

生态移民法制问题探究 篇7

生态移民的定义一直是学者们争执不休的问题。要追究其原因, 则要从产生移民的动因进行分析。移民的产生有多种动因, 但归纳起来主要有自然灾害、战争、政治宗教、经济 (包括扶贫) 、生态、环境、工程建设因素等七种。从动因上来说, 生态移民似乎是由生态动因导致的, 但是生态移民除了包含生态动因之外, 也许并不能排除它会蕴含着其他几种随机混合的动因 (多数是扶贫动因) 。可以说, 生态移民是一种混合型移民。要给生态移民下一个定义, 看似一件简单的事情, 由于其动因随机混合的复杂性导致生态移民定义的复杂性。因此, 要对生态移民下定义, 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为此, 目前学者们对其还没有形成统一的通说。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对生态移民进行研究, 他们都从不同的学科、不同的角度并结合其研究的成果给生态移民下了定义, 但这些定义都带有各自学科领域和研究领域的色彩, 因此, 目前都没有形成一个具有普遍说服力的定义。

事物的定义, 顾名思义就是对事物的本质特征或者事物的内涵和延伸做出的确切表述。因此, 根据生态移民的动因及其延伸的其他特征可以得出生态移民的定义是:既为了保护或修复迁出区的生态环境, 又辅之以脱贫、避灾或避战等原因的人口迁移活动。

二、制定生态移民法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探析了生态移民的定义, 我们可以知道我国现阶段的生态移民是一种混合型的移民, 就我国目前生态移民的主要目的来说, 大多数都是为了保护生态环境, 帮助人民脱离贫困并过上小康生活。但是在移民的过程中, 学者们关心的因素很多, 可往往没有及时重视法律的保障功能和指引功能, 人民最为担心的莫过于移民后的生活是否比移民前过得更好, 权益是否能更好地得到保障。法律作为保障权益最有力的手段, 对移民的这些种种诉求, 必然会责无旁贷。

诚然, 生态移民的过程看似是一个以政府为主导的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和帮扶贫困人民脱贫致富的过程, 实则它是人民与政府或国家之间的一种博弈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人民与国家是一种不对等的关系, 人民往往处于弱势, 因此需要制定一部保障移民权益的法律, 而这部法律就相当于人民与政府或国家之间的签订的一种协议。充当移民与国家协议的这部法律, 理应明确地指引和保障生态移民持续地进行, 以及能够处理移民过程中和后续发展中因政府行政行为的违约而出现的一系列后果。面对我国目前生态移民的实际情况, 制定生态移民法主要体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 制定生态移民法的必要性

第一, 生态移民由来已久, 以后也会陆续地出现与持续地进行, 可一直没有一部全国性的法律对其进行全面的规范和指导。因此, 加强对生态移民的立法工作, 是促进生态移民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这部生态移民法作为地方性法律法规的上位法, 在没有与宪法相抵触的前提下应对移民的权益进行全面的保障。其实法律本来就应该是人民与政府之间协商的, 政府为人民谋福利的一种协议。这些法律除了为人民谋福利这一最终目的之外, 不应再有其他目的。我国正在不断健全和完善法制建设, 就应该结合现有的实际国情, 对移民这种特殊群体制定特殊的法律保障体系, 保证移民的各项权益得到法律应有的保障。

第二, 制定生态移民法, 不仅是满足社会对法制的需求, 而且也是满足国家法律体系的需求。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 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保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加强重点领域立法, 拓展人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国家和社会对法律的需求, 归根到底就是人的需求。追求幸福的生活和权益保障, 不仅是普通民众的强烈愿望, 更是移民的最强呼声。国家理应回应人民的呼唤, 健全国家的法律体系, 及时制定生态移民法, 满足移民的心愿与社会的需求。

(二) 制定生态移民法的紧迫性

生态移民的规模与范围不断扩大, 待保护的移民权益范围也日益增大, 主要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权益等。目前, 生态移民虽然有法可依, 但基本都是各级相关政府先后出台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和地方性法律法规, 这些政策与法规还未能对移民权益进行足够的保障。随着生态移民的多元发展, 甚至有些法律法规已经不能适应生态移民中新出现的客观情况, 也解决不了新的问题。生态移民出现的矛盾开始逐步尖锐化。要成为一个健全的法治国家, 立法机关本应该要未雨绸缪, 而现在的法律却远滞后于生态移民的实践。因此, 加强和完善生态移民的法制建设, 是生态移民要完成的迫切而重大的任务。要把生态移民的各种权益纳入到生态移民的立法范畴已经刻不容缓。制定一部具有统领性的生态移民法, 并完善相关的地方性法律规范, 妥善解决生态移民出现的矛盾 (如:生态补偿、移民安置与就业等) , 并对移民过程中一些违法违纪甚至犯罪行为进行依法惩处, 以促进生态移民的顺利进行。

参考文献

[1]施国庆.移民权益保障与政府责任[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9.

[2]李培林, 王晓毅.生态移民与发展转型——以宁夏移民与扶贫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生态移民 篇8

1 调查区基本概况

汉中市位于陕西省西南部, 地处秦巴腹地, 下辖1区10县159个镇, 人口380万。除汉台区外, 汉中10县全部被确定为陕西省国家级集中连片特困县及扶贫开发重点县, 贫困村1188个, 贫困人口53.8万人, 占全市总人口的14.2%。绝大多数贫困人口散居在偏远深山, 由于地质条件差, 生态环境脆弱, 自然灾害频繁, 因灾致贫、因灾返贫现象十分突出。2011年实施移民搬迁政策以来, 汉中市各县区人社局、劳服局联合移民办共培训移民搬迁劳动力4386名, 实现搬迁移民劳动力转移就业6945人, 其中就地就近转移人数2858人, 创经济收入11689万元。然而依然存在搬迁移民综合素质偏低、知识和技能缺乏, 搬迁后生计来源和生计能力受到制约等问题。在全面脱贫、精准扶贫背景下如何通过提高人力资源质量, 服务区域经济发展方式转型, 使搬迁移民在“搬得出”的基础上, “稳得住、发展好、能致富”, 成为摆在各级职能部门面前的难题。因此, 理清生态移民教育需求现状, 探索生态移民教育供需问题产生的障碍性因素, 尽快进行相关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显得尤为迫切。

2 汉中生态移民教育现状调查分析

为了进一步调查和了解汉中生态移民教育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课题组于2015年4月~10月、2016年1月对汉台区河东店镇、勉县武侯镇武侯村、西乡县杨河镇高土坝村、略阳县徐家坪镇、宁强县汉源镇二道河、留坝县留侯镇6个县6个移民搬迁集中安置点进行随机抽样调查和访谈。调查主要利用周末、节假日及笔者到各县 (镇、村) 开展扶贫就业培训的机会多次进行。共计发放问卷360份, 回收347份, 其中有效问卷321份, 问卷回收率为96.3%, 有效率为89.1%。问卷就被调查者的个体特征 (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现主要从事工作) 、家庭特征 (家庭人口数、家庭年收入、主要收入来源) 、培训认知 (培训次数、培训内容、培训方式、培训费用、培训地点、培训原因、培训效果) 3个方面的问题进行设计。在问卷调查基础上, 获得了较为丰富的定性和定量分析资料。

2.1 被调查者的个体特征

总体调查样本数据显示:①女性被调查者居多, 占样本总数的60.44%。②从年龄结构看, 18~60岁劳动力人数为274人, 占调查人数的83.8%, 其中18~40岁103人, 占调查人数的32.1%, 41~60岁的171人, 占调查人数的53.3%。总体来看, 劳动力占比较大, 其中中老年劳动者比例过半。一方面能够看出劳动力老龄化趋势逐步严峻, 符合我国基本国情;另一方面通过调查得知, 近70%的青壮年劳动力选择了外出务工, 接受调查者以中老年移民为主。③受教育程度方面, 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180人, 占比56.07%, 初中文化程度64人, 占调查样本的20%, 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77人, 占比24%。劳动力文化素质整体偏低。④主要从事工作方面, 从事农业种养业的移民占调查样本数量的49.22%, 服务相关行业占样本数量的19.94%, 从事建筑运输等行业的占调查样本总量的30.84%。可见被调查移民所从事工作仍以农业产业为主, 对第一产业依赖较大。

2.2 被调查者的家庭特征

2.2.1 家庭人口规模。

17.45%的家庭人口数为3人及以下。4~5人的家庭规模数占调查样本的59.81%, 有22.74%的被调查者生活在三代同堂的6人及以上家庭里。从样本分析不难看出, “4~5人”的家庭结构多为祖孙三代及未成年的孩子, 祖辈年龄不大有一定劳动能力, 而孙辈未成年, 生存压力并不大, 有充足的时间和愿望参与培训, 提升自己的人力资本。

2.2.2 家庭人均收入。

25.23%的家庭人均年收入在3000以下, 5000以上的人均收入水平占调查样本的33.02%, 41.74%的被调查者家庭人均收入在3000~5000之间。按照陕西省2014年执行的2950元贫困标准, 有近25.23%家庭还未脱贫。

2.2.3 主要收入来源。

其中收入主要来源于外出务工的占68.68%, 外出务工人员中主要从事建筑运输业的占43.05%;主要收入来源于种植养殖业的比例为8.27%, 从事生产加工业的占4.31%;还有18.74%的被调查者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于个体经营。可见目前移民家庭主要收入还是以外出务工为主。

2.3 被调查者的培训认知

2.3.1 年接受培训次数。

有65.42%的被调查者接受过1~3次的相关培训;接受过4~5次培训的人数仅占被调查对象的1.56%;其余33.02%的被调查者未接受过任何培训。通过对其培训意愿的调查, 相对于已经参加过4~5次培训的, 没有参加过任何培训者和参加过1~3次培训者更愿意参加培训, 且没有参加过培训者的意愿更强烈。其中的原因可能在于:对于刚刚搬迁至新环境中的移民, 大多还是对培训报以很高的期望, 迫切希望通过提高职业技能获取工作机会, 很快融入新环境。而随着培训次数的增多, 移民出现倦怠情绪, 这与笔者在访谈中发现的“硬性安排培训”、“培训内容不具有针对性”等现象有一定关系。因此, 日后应在技能培训市场供给方面进行优化调整。

2.3.2 接受培训的内容。

49.22%的被调查者接受与农业种养殖有关的培训;30.84%的被调查者接受过与服务业相关的培训;19.94%的人接受过其他方面的培训。

2.3.3 培训方式。

6.23%的被调查者选择了“自学”;29.91%的调查对象通过师傅传授获取技能;也有42.06%接受过政府的培训。可见, 政府培训仍然为目前生态移民接受培训的主要方式。

2.3.4 培训费用。

移民对培训费用比较敏感, 64.80%的人愿意接受免费培训;18.38%的被调查者愿意花费200元以下接受培训;其余的被调查者愿意花“200~500元”接受培训。通过上述数据可以看出, 移民对于提高自身技能积极性并不高, 基本属于消极接受, 需要政府的大力宣传和推广。从调查中得知, 目前移民接受的培训多为政府组织的免费培训, 甚至有部分培训采取“参加培训给予现金补偿和奖励”的方式, 相对于培训内容和培训方式, 移民们更在乎培训一次带来的现金奖励。

2.3.5 培训地点的选择。

45.79%的被调查者认为培训地点位于5km以内可以接受;有38.01%的被调查者接受5~10km范围内的培训地点;还有16.20%的被调查者选择了“10km以上”可以接受。被调查的移民安置点多位于近城、近镇、近园区, 随着道路交通不断完善, 交通工具越来越便捷, 培训地点对移民已不构成影响培训参与度的障碍性因素。

2.3.6 培训原因的选择。

15.89%的被调查者是“兴趣所在”;27.10%的被调查者是“工作和报酬需要”;而57.01%的被调查者选择了“统一安排”。可以看出, 超出半数的被调查者是出于被迫参与培训的, 培训的积极性不高;

2.3.7 已有培训效果的评价。

14.33%的人认为效果较差, 56.70%的人认为效果一般;认为培训效果较好的占28.97%。而对认为培训效果“较差”的移民进一步访问中发现, 主要问题在于“培训内容实用性、针对性不强”、“培训方式比较单一”。但当问及“期待什么样的培训内容和方式”时, 被调查者却又显得盲从, 培训目标并不明确, 对培训报以期望, 又存在感知培训效果“一般”甚至“较差”的情况。总体来讲, 移民对培训效果的满意度不高。

3 汉中生态移民教育对策建议

3.1 重视移民教育, 提高移民后续发展潜力

随着移民搬迁后续问题的凸显, 生态移民面临生存模式转换却又缺乏必要生存技能、后续发展盲目的严峻问题, 实施生态移民可持续发展成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急需解决的问题。①思想上重视。汉中实施移民搬迁工作近6年来, 相关部门更多地关注移民的搬迁安置, 更多寄希望于移民的后续资金项目扶持, 对移民教育培训这一解决移民深层次、可持续性生计问题的认识明显关注不够, 对提高移民整体素质重视不足, 对移民技能培训工作支持力度不大。尽管2011年以来, 汉中市加大搬迁移民技能培训力度, 尽力做到技能培训“六个全覆盖”, 然而截止2016年1月相对于12.23万户40.8万的安置人口, 累计培训人数 (9.8万人次) 不足24%。移民培训力度还需加大。②财政上支持。在新农村建设和全面脱贫背景下, 要将移民培训工作作为一项长期性、建设性工作来抓。争取国家、省级资金支持的同时, 加大市县培训资金投入比例, 保证资金专款专用。③政府部门应尽快编制移民培训规划, 进行移民培训供需摸底, 做好顶层设计, 使各项工作实施有章可循。

3.2 加大宣传力度, 使移民认识到教育培训的重要性

在调查访谈中发现, 移民参训积极性不高有主客观方面的原因。①客观方面在于相关部门重视程度不够, 宣传力度不足。以汉中对搬迁移民的教育培训为例, 目前政策宣传主要依靠汉中职业技术学院每年印发的招生简章进行宣传, 教育主管部门、学校、镇村党政组织主动宣传较少, 多数搬迁群众对移民教育政策不了解。各县区教育、移民、扶贫部门及镇村组织要加大对移民集中安置点和学校的宣传力度, 提高其对移民政策的了解。同时通过网络、电视、广播、板报等方式宣传移民培训、创业就业的意义, 提高移民参与培训的积极性;②主观方面, 一是移民的培训目标不明确, 缺乏个人规划。移民搬迁意味着传统农民向城市 (镇) 新移民转变, 必然存在“生存模式断裂”现象, 因此必须使他们意识到生产生活方式转型的必然性和长期性, 重新对个人职业及家庭未来发展做好规划。二是移民整体文化素质不高, 缺乏求知欲望, 存在“小富即安”思想, 部分移民眼光短浅, 认为培训耽误时间, 影响其临时性收入。更有部分移民仍然存在“等、靠、要”惰性心态, 对培训内容并不感兴趣, 对来参加培训发放的少量补贴更感兴趣, 因此培训效果并不好。

3.3 加强组织监管, 合理配置教育培训资源

从汉中生态移民技能教育培训供给现状来看, 政府是培训工作的组织者和监管者, 培训资金主要来源于人社局、劳服局和扶贫办, 培训任务的承担者多为具有一定办学和培训资质的教育机构。但目前存在的问题是:①培训主体的选择具有随机性, 培训主体与政府的合作缺乏长期性与稳定性;②政府对培训机构监管不力, 管理制度缺乏, 管理过程松散, 流于形式, 培训过程无监测、培训效果无评估;③培训宣传力度不够, 移民培训目的不明确, 培训内容不精选。因此, 各级政府部门首先应把移民稳定脱贫和移民人力资源能力的培训和提升放在更为突出的位置, 积极纳入地区人力资源整体规划中。加强与企业、科研院所、专业协会、办学机构的联系, 整合教育培训资源, 规范职业培训流程, 制定人力资源培训供给方入选标准, 遴选出具有一定资质和实力的培训机构, 通过教育主管部门的审批和挂牌开展长期稳定合作。

3.4 开展需求调查, 实施有针对性的教育培训

教育市场是由供需双方组成。目前生态移民教育收益偏低的主要原因是教育市场供需矛盾突出, 而造成这一矛盾的根本原因是教育产品的供给方对需求不了解, 因此①对移民的就业技能培训需求进行摸底, 了解其需求意愿, 并根据移民所需就业的工种、所需技术等进行登记, 开展分级、分类指导, 并建立培训生源档案, 以解决移民培训满意度不高、培训内容无的放矢等问题;②全面了解教育产品供给方现状与培训优势, 筛选出具有资质和实力, 并具有一定优势的机构进入, 实施以实用技术为主的教育供给内容改革, 突出职业教育市场化。

3.5 引入企业培训, 开展政企培训机构联合

在调查中发现, 汉中移民对培训效果报以了很大期望, 但培训效果见效慢、收益低成为他们接受再培训最大的顾虑。通过引入企业培训, 多管齐下, 提高培训的效率。①企业培训具有传授技能见效快、针对性强的特点。政府部门通过优惠政策、培训补偿等措施鼓励本地企业, 特别是龙头企业参与移民培训工作, 吸纳其为企业劳动力, 从而解决农民就地就业和移民家庭后顾之忧, 同时可以提高企业用工积极性和用工队伍的稳定性。②引导移民“培训+创业+就业”, 要求培训机构利用当地资源优势, 开设短、平、快, 实用性强的创业项目培训内容, 提高移民创业就业能力。例如, 汉台区政府组织在河东店镇、汉王镇移民搬迁集中安置点开设“中式面点”等培训课程, 累计培训搬迁移民1010人, 实现移民劳动力就地转移2858人, 创经济收入11689万元。③加强企业与培训机构的联合, 采取“订单式”培养模式。培训机构根据企业发展需要, 分门别类进行订单培养, 优秀培训学员优先推荐至企业就业。西乡县杨河镇依托园区建设, 充分利用当地茶资源, 培训机构开展有机茶叶种植规范技能培训、茶叶深加工技术培训和生态观光茶园旅游服务技能培训等, 引导700多名移民就近务工, 实现企业和移民发展双赢。

3.6 改变培训方式, 调动参与培训积极性

目前汉中生态移民职业技能培训方式以短期培训、课堂讲授为主。培训方式单一、培训效果差强人意。因此, 在培训方式上应灵活多样, 按照“不求全面, 但求有用”的原则, 根据移民现有职业、兴趣爱好、安置区资源特点和发展优势等开展实地演示、实践指导、一对一交流、点对点沟通等方式, 提高培训服务的针对性。尝试建立转移农民技能培训示范基地和网络教育等培训形式, 提高培训效率。在资金充足的条件下, 将受移民欢迎的实用性技术和知识、规范的操作流程编订成册, 免费发放给移民, 全方位调动移民参与培训的积极性。

摘要：生态移民教育问题是影响到移民后续生计发展的重大问题。以汉中市生态移民为调查对象, 选择6个移民集中安置点进行实地问卷调研和访谈, 初步了解汉中生态移民教育培训现状, 提出后续汉中生态移民教育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以期为相关部门提供指导和借鉴。

关键词：教育培训,生态移民,对策,汉中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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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移民 篇9

1 生态移民迁出区生态环境状况

彭阳县总土地面积为2 528.65 km2, 其中耕地面积6.69万hm2。户籍总人口25.63万人, 其中农业人口20.52万人, 占80.1%;回族8.05万人, 占30.2%, 人口密度105.4人/km2;常住人口21.46万人。地处东经106°32′~106°58′, 北纬35°41′~36°17′, 境内地貌属黄土丘陵沟壑区, 山大沟深, 沟壑纵横, 海拔1 286~2 416 m。属典型的温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 年平均降水量350.0~550.0 mm, 年最大蒸发量1 398.1 mm, 年平均气温7.2℃, 年平均风速2.7 m/s, 土壤为黑垆土。

截至目前, 全县共投入资金2 011万元, 建成白阳镇姬山、小岔乡卷槽、冯庄乡茨湾、孟塬乡高岔、冯庄乡雅石沟、交岔乡大坪、王洼镇尚台等生态修复示范区, 完成围栏封育3 533.33 hm2, 造林整地工程8 153.33 hm2, 栽植针叶树和绿化大苗15万株, 山桃、山杏等苗木逾1 400万株;发展优质经果林366.67 hm2, 种草1 800 hm2。

2 生态修复存在的问题

改善和恢复生态环境是生态移民的主要目的之一, 把迁出区的修复纳入林业工作之中, 结合林业重点工程进行了修复, 但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迁出区主要集中在山区, 生态修复面积大、任务重、难度大。二是迁出区封育后, 地面杂草等易燃物增多, 林地草原火灾隐患增加, 兔鼠危害严重, 影响林地管理。三是地方财力有限, 对迁出区“四旁”树木配套补偿资金不足。四是安置区用地随机性大, 影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五是安置区用地采取迁入、迁出拆除置换的办法, 但周期较长, 影响当年建设用地指标。

3 移民迁出区生态修复对策

3.1 因势利导, 综合治理

根据《宁夏“十二五”中南部地区生态移民规划》, 彭阳县共搬迁安置县外生态移民22 800人, 移民迁出区将有4.476万hm2土地用于生态修复与建设。对移民迁出区零星树木加强保护, 严禁砍伐和移栽。对移民迁出区分年度进行造林绿化, 实行山、水、田、林、路、草综合治理, 宜草则草, 宜林则林。对北部乡镇生态脆弱区域的耕地, 主要采取林草间作、种草为主的模式进行治理;红、茹河和安家川流域的川台地用于林木育苗, 山坡地因地制宜;保留移民迁出区原有的学校房屋及配套的供电线路、水井、水窖等基础设施, 为后续林业建设提供保障。

3.2 加强领导, 科学规划

县委、政府高度重视移民迁出区生态恢复, 组织专家反复调研论证, 编制完成了《彭阳县生态移民迁出区生态修复年度实施方案》和《宁夏彭阳县生态移民迁出区生态修复工程规划》, 对辖区退耕地、耕地、荒山、荒沟、废弃宅院、河道、村部等闲置资源统一规划, 统筹安排, 集中整治, 全面恢复。

3.3 强化管护, 巩固成果

必须加强抚育管理, 按照技术规程要求对发生病虫害的林分开展卫生伐, 对幼龄林实施松土除草, 对部分林分进行修剪[2]。通过成立国有林场、新建护林点和组建护林巡查队等措施, 全面落实禁牧封育、巡查管护责任。对已经治理的区域, 由附近的分场承担管理职责, 对移民整体迁出区实行永久性禁牧封育, 落实有人管、有人常管、有人严管的责任和机制, 加大巡查力度, “依法行政, 依法治权”, 使迁出区的生态恢复得到有效保障[3,4,5,6], 做到治理一片, 见效一片, 建设一片, 保护一片。

3.4 创新机制, 加快发展

把移民迁出区就近纳入国有林场管理, 使迁出区的退耕农户继续享受退耕还林草优惠政策。结合全县移民迁出区分布状况, 将彭阳县王洼林场场址迁建至草庙乡并更名为彭阳县草庙林场。通过积极申报争取, 新成立彭阳县小园子林场和彭阳县茹河林场2个国有林场。通过成立国有林场, 将全县12个乡镇移民迁出区划归3个国有林场统一管理经营, 力争利用3~5年时间, 使迁出区森林覆盖率达到40%以上, 植被覆盖度达到85%以上[7]。在林业部门统一管理下, 大力发展生态旅游、林下经济、种苗培育等产业。

3.5 加大力度, 强化复垦

2012年8月开始, 在古城、王洼、新集、孟塬、草庙、冯庄、小岔、罗洼和交岔9个乡镇18个行政村投资327.77万元, 实施2011年县外生态移民迁出区土地复垦项目, 项目区内需要拆迁的涉及彭阳县9个乡镇18个行政村1 645户6 920人, 迁出区城镇村及工矿用地面积206.8 hm2。对迁出区农民宅基地进行土地复垦和生态恢复, 拆除外运建筑垃圾12.4万m3, 平整并深翻土地206.8 hm2, 恢复耕地150 hm2, 机械化种植以柠条为主的灌木林54.42 hm2, 种植紫花苜蓿2.38 hm2。2012年县外生态移民迁出区土地复垦项目, 项目区内需要拆迁的庄点涉及彭阳县12个乡镇37个行政村1 298户5 398人, 迁出区城镇村及工矿用地面积120.24 hm2。

3.6 严格权属处置, 缓解用地紧张

2011年彭阳县县外生态移民迁出区恢复农用地面积206.8 hm2, 已通过自治区国土资源厅验收, 根据宁政发[2011]58号文件《宁夏回族自治区生态移民土地权属处置实施办法》精神, 除分给银川市安置区安置用地和70%节余用地指标后, 批复彭阳县剩余生态移民土地权属处置建设用地指标56.99 hm2, 可以有效缓解彭阳县建设用地指标紧张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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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移民 篇10

有针对性的职业培训在生态移民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扮演了一个较为重要的角色, 一方面通过培训和教育, 移民群众可以在新的生活环境中获得谋生手段, 顺利实现转产或创业, 增加物质积累, 尽快地改善自身的经济生活状况;另一方面, 培训和教育工作能缩短移民群众心理、文化、生活方式等方面的磨合周期, 最大限度地降低文化震荡给牧区移民带来的影响。因此, 文化和职业培训工作对改善牧区移民的社会适应能力具有切实的意义。然而, 生态移民地区的条件差异大, 培训经费有限, 加之诸多社会条件的限制, 这一工作在实践中还存在着较多自身难以克服的矛盾。网络技术、多媒体技术、信息技术、现代远程教育是目前现代教育技术中最活跃的领域, 其灵活性、个性化、自主化的教学方式能有效地解决地域限制, 实现优势教学的共享, 是提升移民地区职业培训水平的有效途径。有鉴于此, 本文以一个长江上游生态移民村落为样本, 在实证的基础上, 探究远程教育与生态移民职业培训之间的互动机制, 以期得出对未来实践具有指导意义的结论。

二、生态移民地区职业教育培训的现状分析

本研究选取了位于格尔木市郊10公里处的曲麻莱昆仑民族文化村作为研究样本, 笔者2011年8月前往曲麻莱昆仑民族文化村开展调查走访工作, 发放调查问卷40份, 回收有效问卷31份, 有效问卷率达77.5%, 通过深入访谈, 对移民群众接受职业培训的状况及其对职业培训的认识和态度进行了解, 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经过不断地合理借鉴和总结, 2006以来曲麻莱移民村的职业培训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实质性的发展, 但受训移民动机的复杂性, 参与培训各方目的的多重性等诸多客观因素的限制, 培训工作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未能解决, 具体表现在:

(一) 移民培训项目缺乏前瞻性, 转产就业效果不够理想

调研发现, 曲麻莱民族文化村部分培训项目在内容选择上缺乏前瞻性, 没能够抓住人地之间的矛盾和产业基础薄弱的实际而开展, 过多侧重于低层次技术技能的培训和移民政策法规的灌输;没有立足长远发展, 结合新环境下的社会需求, 选择创新含量高和具有较大发展空间的培训项目;管委会缺乏足够的安置渠道, 移民转移就业较为艰难, 接受完培训的移民, 很长时间不能获得实践机会, 所学技能无法提高;一些决策和职能部门把工作重心放在就业指标上, 缺乏对培训对象必要的筛选和认真鉴别, 导致培训对象错位。

(二) 培训过程的安排不够合理, 缺乏持续性的追踪机制

调查中, 笔者发现由于大多数培训方并未按照移民群众的实际接受能力来定制有针对性的培训方案, 培训效果低于预期设想。另外, 移民培训的时间安排较为集中, 实践指导难以落实:一方面, 集中的培训让很多移民无法同时兼顾日常的工作和生活, 他们最终只能选择放弃其中的一些培训项目, 难以全面掌握培训技能;另一方面, 介于各种条件的限制, 现有的培训项目大多都是蜻蜓点水、流于形式, 很难产生较好的效果, 移民群众通过短期培训获得的技能水平难以满足竞争激烈的职场需要。

(三) 移民群众的文化基础较差, 培训参与不积极, 培训难度较大

调查结果显示, 大多数牧民信息闭塞, 不会汉语, 缺乏和迁入地居民交流和沟通的意识和技能, 这些因素都限制了职业技能培训的效果。在培训过程中, 参与培训的移民群众很多都表现出消极情绪, 究其原因, 主要是因为:一方面, 受传统文化的影响, 移民往往排斥服务类的行业, 不愿意从事和接受与之相关的培训;另一方面, 部分移民群众并没有以一个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职业培训, 思想包袱过重, 没有把培训和未来的生计、事业发展联系起来。

(四) 培训资源整合不力, 就业合力机制不够健全

文化和职业培训非市场渠道和参与者的单一是影响移民培训工作效果的重要因素。目前组织和参与移民培训的主体机构通常是由国内外非政府组织或是民间自发的志愿者组成。在培训项目开始之前, 虽然培训主办方也会就培训意向和培训内容与移民群众或是基层管理机构进行沟通和协商, 但碍于组织工作的专业性, 培训效果往往差强人意。另一方面, 生态补偿机制的缺失和资源整合的不力使得移民培训保障机制无从建立, 培训经费无从获得, 从而也就无法通过市场渠道选择和定制适合牧民特点的培训项目。

三、现代远程教育参与生态移民职业培训的必要性

现代远程教育通过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把优质的职业教育资源送到移民村, 让移民人口也平等地享用优质的教育资源, 达到提高自身科学技术能力和人文社科素养, 他的发展给生态移民地区的职业培训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同时也增强了移民群众生计转型和社会适应的能力。

(一) 远程教育多样而灵活的授课方式能使培训课程更具针对性, 满足移民群众职业培训的特殊要求

受牧区教育条件的限制, 大部分牧区移民的文化教育程度较低, 文盲、半文盲占的比例较高, 而传统培训模式对受训者的文化素质又存在着一个基本的准入要求, 因此传统职业培训的功效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培训效果较差。现代远程教育可以充分发挥教学资源灵活多变的优势, 照顾到不同层次、不同行业、不同岗位学习者的学习需要, 更好地解决教育的供需矛盾。移民群众接受培训也不会受到名额、资历的限制, 培训机会大大增多。受训者还可以根据个人兴趣需求和自身的特点, 有针对性地选择培训课程。远程培训系统允许受训者自由调整学习节奏, 安排学习实践, 掌控学习进度。学习者可以通过网络学习随时随地紧跟知识更新的速度, 从而达成可持续发展的终身教育目标。

(二) 现代远程教育新颖而多样化的教学手段能够激发受训者的兴趣, 减少来自移民自身的心理障碍

面对新的环境, 新的文化空间, 生态移民能否调试与改变原有思想观念影响着他们的生计转型。移民村作为城市中的一个文化飞地, 较为封闭和独立, 生活在其中的移民群众从行动逻辑到价值选择中都缺少城市行动的逻辑和价值观念。从调查结果来看, 受语言和学习能力的限制, 移民群众在观念上对职业培训存在着排斥心理, 对教科书式的职业培训方式有着本能的抵制, 但大部分年轻受访者表示, 他们很愿意从网上了解外界和学习知识。现代远程教育借助双向交互电子信息通讯技术, 通过形式多样的音频、视频 (直播或录像) 以及包括实时和非实时在内的计算机技术把课程传送给学习者, 减少了移民接受培训的心理障碍, 调动和激发了受训者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三) 现代远程教育的资源共享性将拉近牧区移民与城镇居民职业培训的差距, 实现职业培训的跨越式发展

传统培训方式由于其依托空间的分散性和受地域分布的限制, 很难实现全面、均匀、充分地发展。现代远程教育打破了资源的地域和属性特征, 充分利用了优秀的师资和教学资源, 实现了教育资源的共享和优化。现代远程教育通过信息技术实现人机和人际的相互交流和交互作用, 具有便捷、快速、覆盖面大、不受时间、空间和地域限制等特点, 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分布于各地生态移民的职业培训的需求。现代远程教育中, 共享教育资源既可以节约国家对移民地区职业培训的投入, 又可以促进不同地区职业培训经验的交流, 缩小不同地区的教育质量、教育水平的差距, 实现生态移民职业培训工作的跨越式发展。

(四) 持续性的现代远程教育有利于第二、三代移民树立正确人生观和择业观, 影响着移民职业培训工作未来的走向

现代远程教育多元和丰富的内容为接受培训的移民群众打开了认识世界的一扇窗户。调查发现, 大部分移民群众都能认识到受教育程度与职业培训效果之间存在的正相关关系, 即受教育程度越高, 职业培训的效果就越好, 越有机会选择到更好的职业。第一代移民的这种认识势必会影响他们对自己下一代接受常规教育的态度, 同时也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第二、三代移民日趋形成的世界观和择业观。移民工程周期较长, 涉及到搬迁牧民几代人的生存与发展。现存的搬迁牧民所面临的就业困难、身份认同、文化震荡、边际人格等问题是否真的只是一种变革期的阵痛, 而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继续蔓延或是越演越烈, 是关系到移民工程能否真正成功的关键, 而移民子女的教育在这其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因此, 现代远程教育对新一代移民常规教育的正向影响将关系到未来移民职业培训工作的走向。

四、远程教育与职业培训的互动机制构建

远程教育组织灵活, 形式多样, 能有效地解决生态移民地区职业培训的供需矛盾, 提高有限的教育资源的利用率。将远程教育运用于生态移民地区的职业培训是后工业化时代的一种新型的教育组织形式, 是该类地区未来职业培训发展的新趋势。同时, 职业培训面向着一个广大的群体, 培训项目的内容多维且丰富, 这也为远程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空间。生态移民地区的远程职业培训教育需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 优化各种资源配置, 构建一种远程教育与职业培训的良性互动机制, 全面提升生态移民地区职业培训层次。具体而言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

(一) 在发展路径方面, 合理选择远程职业培训的发展模式, 充分考虑移民地区的特殊情况

国家推行农村远程教育的工作开始于2003年, 目前从广义的农村远程教育工作来看, 开展模式主要有三种形式:干部远程教育培训模式、试点示范项目带动模式, 以及“一村一名大学生”模式。职业培训是一种比较独立的教育类型, 在构建职业培训与远程教育互动机制的过程中, 发展模式的选择尤为重要, 应考虑到生态移民地区经济条件、教育观念、受训者接受能力, 以及教育资源等多方面的因素 (见图1) 。

在职业培训过程中, 对有一定文化基础, 接受过高中以上正规学校教育的移民, 可以由政府出资推荐进广播电视大学或其它农业院校深造, 接受专业技能培训, 将他们培养为“留得住、用得上”的技术实用人才, 在移民地区推广技术技能;对有一定物质基础积累, 有意愿转产创业的移民, 可以开展创业远程教育培训, 充分激励其创业潜能, 结合其自身优势, 发展养殖、手工、餐饮、销售、服装制作, 以及修理服务等专项培训, 为移民地区二、三产业的发展和产业环境的优化提供人力资本, 奠定物质基础。作为第三种模式——“一村一名大学生”的升级转型, 移民村应该继续推行以政府组织, 企业赞助, 非政府机构参与的职业培训形式作为远程教育的有益补充。职业培训对技能掌握和动手能力要求较高, 来自发达地区的志愿者参与远程职业培训有助于受训者实时跟进职场发展的趋势, 从而更有利于他们在未来的竞争中占据优势。

(二) 在统筹规划方面, 做到“软硬兼施”, 建设同步

生态移民地多为民族地区, 多处经济落后区域, 与远程教育推广的其它地区存在着明显的地域、文化、教育水平差异, 结合民族地区地域特征, 统筹规划关涉到未来职业培训项目的可操作性。远程教育从规划到实施, 从搭建网络平台到课程设置都需要实施者对实施地进行实地考察及统筹规划, 注意资源分配的统筹安排, 以达到高效的资源利用率。在硬件建设和软件建设方面, 应该两手同抓, 不能重硬件轻软件。相关管理部门应该积极的予以引导, 邀请各方面的专家按照“看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标准参与课程的设置和课件的制作, 结合社会发展和职场发展的要求, 实现软硬建设同步, 有针对性地构建移民地区职业培训环境。

(三) 在培训方式方面, 要因地制宜, 因材施教, 增强培训工作的时效性

生态移民迁出地大多地处文化教育水平最落后地区, 成人文盲率较高, 受客观条件的限制, 大部分移民不会汉语、不识汉字, 信息闭塞, 加之经济条件落后, 职业培训工作开展的难度较大, 效果不佳。现代远程教育在参与职业培训的过程中, 要充分发挥其实用性和专业性的特点, 在课程设置上, 内容要围绕不同的培训需求制定, 以提高受训者的职业技能和文化素质为重点, 同时还需要培训者结合移民群众的不同基础、不同学习方式、不同年龄、不同学习目标, 从社会实际需求出发以模块化形式组织教材, 灵活地按受训者的特点组织培训。

(四) 在保障措施方面, 要建立一套政策支持、经费配套、资源共享的良性机制, 促进远程职业培训的可持续发展

移民迁入地政府应该在制度上制定相应的规范、办法, 对移民群众的远程职业教育培训工作程序进行规范, 引入工学结合、校企结合、本地和异地培训结合、集中和分散培训结合、订单式培养等多种培训模式, 全面提升远程职业教育培训层次, 逐步构建“政府统筹、教育部门主管、社会参与、部门配合、培训机构自主办学”的移民职业培训新格局 (见图2) 。

政府要转变对移民地区建设扶持的思路, 加大对移民群众远程职业培训政策和资金扶持力度, 逐步增加职业培训专项投入, 实现扶持方式由“授之以鱼”向“授之以渔”过渡, 要利用远程教育的特点, 充分实现教育资源的共享, 进行各类横向和纵向的交流与合作, 既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各类培训资源的价值, 又不断完善了培训课程本身, 拓展了培训项目的覆盖面, 实现了远程教育与职业培训的良性互动。

五、结语

以提高移民综合素质和劳动技能为目的的文化和职业技能培训在解决搬迁牧民因思想保守、观念落后、缺乏就业能力而无法适应迁入地社会的问题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但由于各种条件的制约, 目前大部分生态移民迁入地的职业培训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远程教育不受时空条件的限制, 组织形式灵活, 可以很好地提高有限的教育资源的利用率、解决移民地区职业培训的供需矛盾。将远程教育运用于职业培训是后工业化时代的一种新型的教育组织形式, 二者的结合与互动能够加强远程教育为移民地社会服务的功能, 充分发挥远程教育的优势, 降低生态移民地区职业培训成本, 提高职业培训的质量, 从而帮助搬迁牧民真正实现由“移民”到“居民”的身份过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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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移民 篇11

一、引言

宁夏作为全国的贫困省区之一，特别是占据宁夏半壁国土的中南部地区一直很贫困，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山区最穷的地方炕上没有席，铺的是过去那种牛皮纸做的水泥袋子；没有路，走出来满脚满腿都是尘土，只有一孔破窑，前面是土炕，中间是锅台，旁边就拴着牲口，这样的家庭在山区不是一家两家，而是很多很多。

水，送不到这里的干山枯岭，即便是耗费巨大投资送上去，也仅仅起到“满足基本存活条件”的作用。天，不是十年九旱，而是十年十旱。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宁夏南部山区1991、1994、1995、1997、1998年相继发生春夏连旱或春夏秋冬四季连旱。到了1999年9月，更大的干旱祸胎再度孕育，到2000年5月底，中部干旱带连续260多天无有效降水，严酷的秋冬春连旱又一次吞噬中部干旱带奄奄一息的残体。2001年干旱自春延续至夏。2003年9月至2006年4月，中部干旱带连续两年半无有效降水，肆虐了近3年的干旱，持续时间之长，造成的灾害范围之广，灾情之严重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罕见。仅2005年，干旱带10到15厘米土壤含水量多在3%到5%，南部山区25条主要河流有18条出现断流，21万只羊因缺水缺饲草被淘汰。真是“赤地千里、萧瑟荒芜”。旷日持久的大旱，警醒人们对中部干旱带的自然规律必须有一个更加科学的认识。

2007年11月30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第103次政府常务会议，对备受自治区党委、政府十分关注的宁夏中部干旱带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会上研究讨论了自治区发改委编制的《宁夏中部干旱带发展规划纲要》和《宁夏中部干旱带县内生态移民规划》。

《宁夏中部干旱带发展规划纲要》主要从民生、农业和生态等方面，明确了该地区发展的指导思想、目标和任务。《宁夏中部干旱带县内生态移民规划》将利用5年时间，把不具备生存条件的中部干旱带6县（区）520个自然村20多万群众安置在本县42个移民区。

会议要求围绕水源，解决生存问题；围绕特色，解决生产问题；围绕变绿，解决生态问题；围绕转移，解决生计问题；围绕少生快富，解决生育问题；围绕职工教育，解决智力扶贫问题。

此次生态移民的最大难点主要是安置土地调整难度大，政策涉及面广，协调任务重，生态移民投资大等问题。会议决定：

一要围绕“水源、生态、开发、特色、转移”五个重点，优先将居住在偏远分散、生态失衡、干旱缺水地区的贫困人口搬迁到现有扬黄工程沿线，公路沿线和城郊区域安置，积极发展优势特色农业、设施农业和旱作节水高效农业，实现“山内的问题山外解决，山上的问题山下解决，面上的问题点上解决”，从根本上解决中部干旱带贫困问题。

二要坚持以县内移民为主，整（乡）搬迁，集中安置，属地管理，拒绝移民“两头有家、两头都不管”的问题，退出的土地实行生态恢复，实现脱贫致富与生态建设一举两得。

三要整合现有人畜饮水、设施农业、乡村道路、危房危窑改造、农村供电、社会事业、生态建设等各类支农资金，统筹使用，用于移民安置区建设。

四要把移民新村建设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相结合，高起点规划，建设公益性基础设施配套完善的村庄。

经过5年的实施，已累计将10.2万人搬迁到通水、沿路、靠城的地区。通过移民集中安置，优化配置公共资源，集中建设基础设施，使移民群众的生活质量明显提高，为脱贫致富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也大幅拓宽了移民致富空间。

虽然生态移民工程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是宁夏中南部地区的发展还存一些突出困难和问题。涉及土地、户籍、社保、计划生育等好多方面的政策措施。本文旨在对宁夏海原县生态移民迁出区土地管理方式与经营模式进行探索与思索。

二、海原县生态移民迁出区土地利用现状

海原县地处黄土高原西北部，属黄河中游黄土丘陵沟壑区，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南部六盘山余脉（南华山、月亮山等）以北，地处宁夏中部干旱带，隶属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地理坐标界于东经105°11′44″～106°28′22″和北纬36°07′26″～36°55′48″之间，其南北长90.40公里，东西宽113.59公里，全县土地总面积4，989.55平方公里。总土地面积中，黄土丘陵区占66%，土石山区占1.6%，塬地占4.4%，河谷川地占20.9%，山地占7.1%。全县“十一五”和“十二五”生态移民迁出区包括海城镇等20个（乡镇、管委会）78个行政村195个自然村15，292户68，180人。

迁出区多位于重点生态脆弱区、生态核心区、地质灾害区、地震断裂带和偏远山区，进出道路不畅通，且干旱缺水，居住分散，生产、生活条件十分恶劣。

迁出区涉及土地总面积85，088公顷，其中耕地23，545公顷，人均拥有土地面积18.72亩，人均拥有耕地面积5.18亩。

在土地利用方面，采取的措施是广种薄收，“靠天吃饭的雨养农业”和“二牛”抬犁的粗放耕种方式，是一种掠夺式的生产。由于这种不科学的传统经营理念，生产力水平总体较低，自我发展的基础条件非常差。往往是“种一斗收一升”，土地的产值有时候是负值。为了生存，造成该区域无规划无节制的大面积开荒造地，破坏了稀有的生态资源，特别是对有限植被的破坏，导致该区域遇到暴雨，山洪无天然保护屏障，极易引发泥石流，造成水土流失严重，生态严重失衡。再加上该区域严重干旱缺水，老百姓已无法生存，大面积的耕地因干旱荒芜，村庄因无资金整修，凌乱坍塌，严重制约着这一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三、生态移民迁出区土地利用规划

为保证生态移民迁出区土地有效利用，在编制《海原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时对迁出区范围内的土地按照“宜林则林、宜牧则牧”的原则，科学规划，并采取工程措施如拆除旧庄院、封路和生物措施如种植紫花苜蓿等多年生饲草以及自然撂荒等方式，恢复生态环境，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为达到此目的，海原县迁出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布局必须建立在对区域有关生态和经济方面诸多因素进行综合生态经济评价的基础上。在具体工作中，首先要依据区域的实际情况，确定建设的总规模，具体类型和空间布局；其次，掌握区域内的条件，因地制宜的规划布局，从而形成区域最佳用地结构布局。依据海原县各迁出区土地利用现状和自然条件，结合实际和建设内容，将海原县规划分为三个区。

中北部干旱丘陵区：包括西安镇大部分，海城镇大部分，史店乡大部分，贾塘、甘城、关桥等6个乡镇，年降雨量在300mm左右，土地总面积2，314平方公里。这一区域以山间盆、塘、川地形为主，地形较复杂，土地利用率一般，是生态移民迁出区的主要区域。这一区域规划并实施以封山育草，恢复植被及治理水土流失为主。其中退耕还林1，000公顷，荒山荒地造林6，000公顷，草地围栏及5，000公顷，水流域治理254.15平方公里。

南部半干旱丘陵区：包括树台乡大部分，关庄乡、红羊乡中部和东部、曹洼乡大部分，李俊乡大部分、九彩乡等6个乡镇，年降雨量400mm左右，土地总面积1，158.20平方公里。这一区域内以黄土丘陵和山地为主，属“1920年海原环球大地震带”，造成地质结构严重破坏，地质灾害频发，土地利用率不高，个别地质灾害严重区是生态移民迁出去之一。这一区域规划以封山育林为主，结合水流域治理工程，防止水土流失。

大六盘生态区：包括西华山（树台乡北部、西安镇南部、甘盐池东南部），南华山（西安镇东南部、海城镇西南部、史店乡西南部、曹洼乡西部和红羊乡北部），月亮山（红羊乡西部和南部、李俊乡南部），年降雨量在300mm～600mm，土地总面积589.00平方公里。这一区域内以实施封山育林，人工造林和天然林保护措施为主，规划对周边生态移民，退耕还林还草，加强水源涵养林建设，发展生态旅游业。

四、生态移民迁出区土地管理方式与经营模式探索

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中部干旱带县内生态移民涉及土地有关问题的决定》（第四十九号公告）、《自治区县城之间生态移民涉及土地有关问题的决定》（第二百零二号公告）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生态移民土地权属处置实施办法》（宁政发[2011]58号）规定要求，结合海原县实际，就海原县生态移民迁出区土地管理方式和经营模式提出如下建议，以供探讨。

（一）管理方式

无论是整行政村搬迁还是个别自然村搬迁，在管理方式上，均实行乡（镇）级管理（即乡（镇）人民政府）。乡（镇）人民政府在终止迁出区农民个人承包耕地合同，承包草原合同、承包林地合同以及注销宅基地使用权证的同时，将生态移民迁出区范围内的土地，全部调整转为国有土地后，可根据职能将管理权划归到乡（镇）草原站或林业站管理，并完善一整套的各种手续。

（二）经营模式

在海原县经营可以按以下几种模式经营。

乡（镇）管村用模式：对于不是整行政村搬迁但属于整自然村搬迁的，经乡（镇）人民政府同意，通过办理一定手续后，可以将迁出区土地承包给本行政村或本行政村内的成员，按规划用途使用。期限根据管理和投资情况确定。

租赁模式：对于整行政村搬迁范围内的土地，由乡（镇）人民政府通过租赁的方式，可以租赁给各企业或任何个人。租赁期限可根据企业或个人投资情况确定，对于宜林区内的土地，可以将栽植的林木产权确定给投资者，期限不得少于50年。草原租赁可以根据情况确定年限，但不得少于1年，严禁在生态移民迁出区开荒种地，破坏生态。

自用模式：主要是对整行政村搬迁后范围内的土地，通过乡（镇）人民政府自办企业使用。主要是指乡（镇）办的养殖业和饲草加工企业。

[1]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中部干旱带县内生态移民涉及土地有关问题的决定(第49号公告、2008年5月30日).

[2]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委员会第102号(2012年6月20日).

[3]宁夏回族自治区生态移民土地权属处置实施办法(宁政发[2011]58号2011年4月6日).

[4]宁夏"十一五"中南部地区生态移民规划.

[5]宁夏"十二五"中南部地区生态移民规划.

[6]海原县"十一五"规划期间县内生态移民土地权属处置方案.

[7]海原县(2011年)规划期间县内生态移民土地权属处置方案.

[8]民生见证(一个民族地区的民生报告)......(黄河出版传媒集团阳光出版社2011年2月).

[9]宁夏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①宁夏生态移民环境开发与可持续发展,余今晓.②宁夏生态移民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李禄胜.③宁夏自然资源及其可持续利用,周持先.④树立生态移民经济观点,促进宁南山区农业可持续发展,赵全仁、殷建宝.

生态移民 篇12

1 原州区“十二五”期间生态移民任务

根据《宁夏“十二五”生态移民搬迁规划》, “十二五”期间, 原州区共计划实施生态移民15 204户61 948人。其中, 县内搬迁移民5 983户24 377人, 占移民总户数的39.4%;县外搬迁移民9 221户37 571人, 占移民总户数的60.6%。移民涉及11个乡镇109个行政村412个自然村。

2 移民迁出区生态环境现状

原州区移民迁出区均处于道路不畅、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的偏远山区, 区内植被稀少, 林草资源匮乏, 干旱、冰雹、沙尘暴等自然灾害严重, 生态环境恶劣, 水土流失严重、沟壑纵横, 土地肥力大幅下降, 粮食产量低而不稳, 农业生态平衡失调, 群众生活长期贫困。当地农民为了生存, 出现了靠山吃山的情况, 违背自然规律, 对自然资源进行掠夺式经营, 对林草植被滥垦、滥牧, 破坏了赖以生产、生活的资源, 陷入了“越垦越穷、越穷越垦”的恶性循环。由于过度开荒、过度放牧, 生态环境承载负荷日益加重, 昔日林草茂密的大山日渐呈现出不堪重负的“病态”。要改变这一现状, 最有效的措施就是进行生态移民, 杜绝人类在这些地区的开发性活动, 把这些区域强行保护起来, 由里而外, 大规模地进行保护和恢复生态。这是一种适应客观规律的主动策略, 是深入贯彻落实第2轮西部大开发“更加注重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 着力建设美好家园和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战略的重要举措, 是促进固原市原州区生态良性循环的战略选择。

3 移民迁出区生态植被恢复治理措施

林业生态建设是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基础和保证。原州区移民迁出区生态脆弱、环境恶劣, 而要走出这一困境, 最有效的措施是遵循自然规律, 加大林业生态建设力度, 坚持宜造则造、宜封则封、宜乔则乔、宜灌则灌、宜草则草的原则, 对移民迁出区全面实施植树造林和封禁保护, 最终实现人退林进、恢复生态、造福子孙的目标。移民迁出区立地条件差, 地形复杂多样, 因此要坚持因地制宜、分区分类、突出重点、分步实施的原则, 进行规模化综合治理, 达到移出一片、治理一片、见效一片的目的。一是对迁出区所有耕地要实施退耕还林。二是对宜林荒山、荒地、荒沟、荒滩要进行人工造林。三是对立地条件过差、难以造林的地块要进行封山育林, 让其自然修复。四是要将巩固成果与新建工程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 对原有造林地进行补植补造, 做到应补尽补, 不留死角[2]。

3.1 退耕还林

由于部分移民群众广种薄收的思想还未根本改变, 虽然搬迁了, 但依然放不下种植多年的耕地, 随时会回来耕种。因此, 在迁出区, 除留1~2间较好的房屋做护林点以外, 对其余住宅区要全部拆除平整, 拆除电力线路, 对所有耕地进行退耕还林。退耕还林要坚持因地制宜、适地适树的原则, 选用云杉、油松、落叶松、杜梨子、山桃、山杏、结杏、早酥梨、刺槐、沙棘、杞柳、柠条等乡土树种, 采用鱼鳞坑、反坡带子田、水平沟、集水坑等集流整地方式, 进行乔灌草合理搭配[3,4]。在六盘山外缘区的黄铎堡、彭堡2个镇部分区域及张易、开城、中河3个乡镇营造以落叶松、云杉、油松、山桃、山杏、刺槐、沙棘等乡土树种为主的水源涵养林, 其主要树种配置模式为:在>25°的坡耕地采用鱼鳞坑整地方式, 配置沙棘、山桃等灌木树种;在15~25°坡耕地采用鱼鳞坑、集水坑整地方式, 进行针阔混交、乔灌搭配, 配置落叶松、云杉、油松、山桃、山杏、沙棘、刺槐等树种;在<15°的坡耕地采用集水坑整地方式, 配置落叶松、云杉、山杏、刺槐等乔木树种。

在东北部黄土丘陵沟壑区的三营、头营、彭堡、黄铎堡4个乡镇的部分区域及官厅、河川、寨科、炭山4个乡镇营造以杜梨子、山桃、山杏、结杏、早酥梨、刺槐、杞柳、沙棘、柳树、榆树、新疆杨、柠条等乡土树种为主的水土保持林, 其主要树种配置模式为:在>25°的坡耕地采用鱼鳞坑整地方式, 配置沙棘、山桃、柠条等灌木树种;在15~25°采用反坡带子田、鱼鳞坑整地方式, 进行乔灌搭配, 配置山桃、山杏、沙棘、刺槐、杜梨子、杞柳等树种;在<15°的坡耕地采用集水坑、水平沟、带子田整地方式, 配置刺槐、杞柳、榆树、柳树、新疆杨等树种;在地势平坦、土壤肥沃的沟道及台塬地, 配置早酥梨、结杏等经果林树种。

3.2 荒山造林

对移民迁出区的宜林荒山、荒沟、荒滩进行人工造林, 要坚持因地制宜、适地适树的原则, 选用油松、落叶松、杜梨子、山桃、山杏、刺槐、沙棘、柠条等乡土树种, 采用鱼鳞坑、反坡带子田、水平沟等集流整地方式, 进行乔灌草合理搭配。其树种配置模式与退耕还林相同。

3.3 封山育林

对移民迁出区立地条件差, 难以造林的地块实施封山育林。封育采取机械围栏与生物措施相结合的办法, 在封育区进行机械围栏、设立固定标志牌、标准样地, 并设置专职护林员, 加强巡护, 提高封育成效。

参考文献

[1]於方, 周昊, 许申来.生态恢复的环境效应评价研究进展[J].生态环境学报, 2009 (1) :382-387.

[2]李贵祥, 方向京, 邵金平, 等.昆阳磷矿山损毁林地生态植被恢复技术研究[J].林业实用技术, 2012 (3) :49-52.

[3]陈兴祥.景洪市沧江新区生态植被恢复中的树种选择与配置[J].林业调查规划, 2009 (3) :139-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