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档案

民间档案（精选4篇）

民间档案 篇1

有人类存在之处就会有习惯法相伴而行, 从起源上看, 习惯法远远早于国家法而产生, 它不以国家的产生为前提条件, 从关系上看, 习惯法是法律诞生的母体, 是法律文明产生的源头。在今天大力推进法治现代化、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之下, 社会生活中存在着的大量习惯或习惯法, 对历史上存在的习惯法及对习惯法产生的社会价值的挖掘, 在现实生活中意义重大。充分利用习惯法资源, 能使其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

习惯法通过民间契约的形式大量地表现出来。契约, 也称合同, 是当事人双方或数方依法订立的有关权利义务的协议, 有买卖、委托、承揽、租赁等方面的内容, 契约对当事人具有相当大的约束力。新中国建立前, 民间的经济往来和社会事务, 一般都是以契约的形式来处理当事人之间的权益关系的。订立契约的目的是以书面形式来保证当事人之间的权益关系, 以防事后发生瓜葛, 所以双方 (或多方) 订立契约时, 需央求中人 (也称保人, 相当于现在的担保人) 担保, 并到场参与议决, 中人一般由地方上有地位、有声望、有实力的人士充任, 主要起担保、调定、中介的作用。

在各地区的档案馆, 保存了大量的契约档案。对研究诸如土地的买卖、财产的转移等, 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一些地方对这些档案也不同程度地进行了整理, 如为研究清代上海地区房地产交易的状况, 上海市档案馆特从馆藏上海地区同业公会, 同乡会馆的档案中辑出有关房地产交易的史料, 汇编成《清代上海房地契档案汇编》;2005年出版的新版《上海道契》 (全三十卷) , 收入了1844年至1911年间上海签发的万余件特殊的土地契证“道契”及一系列附件。天津社会科学院利用天津档案馆馆藏的清代民国地契, 从民间和商会两个角度收集整理了上千份契证资料, 出版了《清代以来天津土地契证选编》、《天津商民房地契与民事调判案例选编》, 所整理的地契资料内容包括传统土地交易中盛行的卖契、当契、租契、补契、退契、换契等契约形式, 还有在民国后兴起的执照、契格、具领等新的契约格式。这些契约文书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土地交易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变化, 展示了在封建经济下和城市近代化过程中, 土地从重要的生产要素到城市不动产的商品化过程, 对于历史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作为一种历史上的重要文书档案, 契约的历史和经济研究价值是不容置疑的。为了满足广大查档者的查阅需要, 同时减少因过多利用对契约造成的损坏, 天津市汉沽区档案馆对馆藏清代初期至新中国成立初期近千份契约档案进行筛选整理, 编成《契约资料汇编》画册。该画册包括四册, 分别是《滩契》、《地契》、《房契》和《杂契》。编者遵循存真求实的原则, 对契约原件进行影印复制, 并附以相关图文资料, 供读者参阅。汉沽区档案馆编辑出版《契约资料汇编》有着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一是可以更好地保护契约档案, 减少对契约原件的使用;二是主动开发档案资源, 重新唤起沉睡的历史, 通过契约承载的史料信息, 反映出汉沽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变化, 为研究地方史、编修地方史志, 提供史料素材和真实“凭证”, 同时也为契约这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得到更好的保存和流传创造了条件。

梁治平先生在《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一书中提出:习惯法主要指民间自发形成的不成文规范, 它多与乡民日常生活, 尤其是经济活动和交往有关。从法律社会学立场出发, 作者依据清代官府档案, 民间契约和民国初期的司法调查等第一手材料, 在前人已有研究的基础上, 对清代习惯法进行了迄今为止最为系统的探究, 其讨论的范围, 由清代习惯法的渊源、背景、流变, 直到习惯法的性质、形态、功用, 以及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关系和习惯法研究在社会理论上的意义。

在民国初年的实务界, 一些有识之士已认识到:世事演进, 人事日繁, 仅恃法律为范畴, 断不是尽用而通其变。故虽在法治先进各国, 仍莫不引用习惯以济其穷。在实践中, 制定法虽无明文规定, 当事人仍可依习惯法主张其权利, 寻求司法机关的保护。在查明当事人确有此习惯权利, 并且该“习惯权利”符合国家制定法的秩序要求, 当事人的权利要求就可以得到实现。

法律实施的经验也昭示, 仅靠国家成文的法典进行“一刀切”是不行的, 法律的实施必须考虑过去, 正视传统, 必须协调法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因而在法律还不健全、不完善的初级阶段, 重视一些好的习惯做法, 允许一些好的习惯做法与国家法一道并行发挥作用是很正常和应当的。

由于财产私有制的产生发展, 在人们之间开始形成了买卖关系, 同时租赁、抵押、典当、赠送、赔偿、遗产继承等关系也随之产生、发展。这些财产关系就是所谓的债权或物权关系, 由于个人或社会秩序的需要, 关系双方或多方的权利与义务需要形成协议, 并且此协议要制成契据, 以为落实协议的保证, 于是就形成了为社会所承认的契约。契约大量地渗透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 特别是民间契约更是如此。

民间契约为习惯法的重要表达方式。清代习惯法由成文习惯法和不成文习惯法所构成, 从总体上看, 成文习惯法的适用范围非常有限, 而不成文习惯法却具有普遍适用的价值。清代不成文习惯法的内容已经远远超过家庭和宗族事务的范围, 而涉及民事、商事活动的各个领域, 并且有着自己独特的运作机制。在清代的民间契约中, 主要包括“业”、“卖”、“伙”、“保”等基本内容, 以及与此相关的其他权利概念。

在传统社会, 土地的买卖、租赁是很频繁的, 在民间形成了很多的习惯, 在《天津商民房地契约与调判案例》中, 就以发现许多这方面的反映, 体现了“习惯因民从便, 立法不背人情”的情形。比如关于租约的习惯, 就有这样的情况:因租房营商发达之结果及同业竞争之关系, 时有业主借故驱逐租主之争执, 而商家租房契约始演成只许租主不住, 不许房主不租之惯例。征诸法律, 契约既系双方合法成立, 自应相当约束, 且有不准转租转兑之注明, 纯系双方保障[1]134。再比如关于移转习惯, 《天津商民房地契与民事调判案例选编》就有这样的记述:“查津埠 (天津) 商务繁盛, 房价日昂, 因供需之关系不时转移, 但铺房转移时有通行习惯。新业主如系购房自用, 须收买空房, 如有租户应由旧业主合法交涉, 令租户退租, 新业主始肯买受。若不买空房, 而附带租户买受, 当然系购房取租, 认可租户继续有效, 不能勒令租户退房。缘字号地址与营业有密切关系, 不易迁移。新业主既连租户附带收买, 是新业主预先已有租户不易驱逐之认知, 而买受后竟行借词驱逐, 显系事先串通, 妨害商业, 绝非出于善意。况考之铺房买卖之习惯, 在买主须先调查房租, 以便折合房价, 是否利息合宜, 可证附带租户之承买, 实有买后续租之预知, 是以买受附带租户之铺房, 苟房价与房租折合利息太薄, 或出巨资修理, 在新业主尽有合意增租之余地, 断无驱逐租户之权利。倘铺房一经转移, 即勒令租户腾房, 非特扰乱社会状况, 妨害商业前途, 且与素来移转习惯亦多背谬, 故购买铺房附带租户, 当然不能驱逐。”[1]135

中国古代的土地、房屋等不动产买卖, 长期存在着亲邻先买权的习惯。所谓亲邻先买权, 是指出卖田产房屋须先遍问亲邻, 由亲邻承买, 如亲邻不愿承买, 方可径卖他姓和他人, 若卖业不先向亲族尽让, 径行卖与他姓, 则亲族即可出而告争。清代乾隆朝刑科档案题本记载了不少因亲邻先买不成酿成的命案, 表明清代前期, 亲邻先买权的流行。在土地买卖中, 亲房或亲族拥有第一先买权, 而在亲族内部, 又遵循先亲后疏的原则;如地已典出, 典当主一般拥有第二位优先权, 如地未典出, 则地邻一般拥有第二优先购买权, 等这些都反映了契约中的民间习惯。民间的契约文书, 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制度和文化特征, 对于探索基层社会实态具有重要价值。民间契约记载的是基层社会结构中, 人与人的土地关系, 反映了百姓生活的实际状况。

在传统社会中虽然没有成文法意义上民法, 但是民间契约现象却大量存在。契约一旦签订, 契约双方都要尊重它。契约双方间发生的纠纷, 在司法中往往就按白纸黑字的契约约定处理。目前国内越来越多的学者也开始关注民间契约现象。民事规范主要是习惯法的形态存在, 并且在大量使用的民间契约中获得表现。民间习惯法融入社会的法律体系, 从而民事习惯法成为我国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而民间契约应当成为我们深入研究的对象。特别是清朝政府对民间不动产买卖的管理, 通过征收契税的方式来进行, 虽然其出发点在于国家的税赋征收, 但也同时具有对民间的不动产交易契约进行官方确认的功能。清朝政府对契税的征收管理过程同时就是其对民间买卖不动产契约进行制约, 以期纳入其规范的过程。虽然由于清代缺乏高效的产权登记制度, 以致民间规避契税的情形十分普遍, 但将缴税和不动产产权确认联系在一起的做法对我们今天减少所得税流失、抑制房价上涨不乏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宋美云.天津商民房地契约与调判案例选编[M].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6.

民间档案 篇2

一、文化遗产中的民间档案

目前, 社会上大部分人对于民间档案在文化遗产中的作用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 对档案一词的概念也是模糊不清。1985年出版的《档案著录规则》是这样介绍档案的:“档案, 国家机构、社会组织和个人从事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等社会实践活动直接形成的文字、图表、声象等形态的历史记录”。“文化遗产是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文物, 包括文化遗址、古墓葬、石窟寺、石刻、壁画、近现代史迹及代表新性建筑等不可移动的文物, 历史上各时代的重要实物、艺术品、文献、手稿、图书资料等可移动文物, ……。”因此可以说明, 民间档案在文化遗产里有着文物价值与档案价值的双重性。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古国。这五千年文明史、文化史就全部记录在档案资料之中。所以, 档案是重要的物质文化遗产。一方面, 档案具有其他文化遗产的共性, 即具有历史性、珍贵性、不可再生性。另一方面, 档案具有其他文化遗产所没有的特性。所有档案都具有原始性、凭证性, 其中很多档案具有唯一性。正因为它的这两个方面的特性, 奠定了档案本身价值, 促使着社会一些人利用它的可移动性, 不惜代价地从民间征集、收购, 以求获得高利润。这种诱惑不断吸引着投资者, 从而使得全国各地文物市场在民间档案遗物方面的收藏异常火暴。在文物市场只要细心观察, 就可发现明清时的善本、拓本、实录 (残) 、唐、宋、元石刻碑及碑文、墓志铭等富有档案性质的遗物。不少此类的历史遗物, 足以印证史料, 补充档案文献, 看到这些档案的流失、倒卖, 确实令人叹惜不已。2002年6月15日《光明日报》提到:“我国的民间文化历史久远、形态丰富, 但由于历史原因, 民间文化从未得到系统整理, 使世人只知典籍文化、士人文化, 不闻民间文化, 对民间文化的珍贵价值认识不足。……祖先留下的千姿百态民间文化和历经千万年的乡土艺术、民俗器物, 没有得到完整记录和保存, 一旦毁灭, 就无法生还。”所以, 在民间文化中, 一定要全面审视并科学论证民间档案这种特殊的文化遗产, 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和可操作的阶段性计划, 力争把民间档案保护纳入到国家经济、文化现代化发展的政策法规中去。

民间档案的价值充分表现为: (1) 历史性, 即原始性为真实、可靠的事物。 (2) 知识性广泛、浓厚, 填补档案文献不足, 佐证一些文物的价值观。重要的是它的知识性, 起到良好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作用。 (3) 保存性、参考性, 又是凭证。档案, 作为人类活动的真实记录, 凝聚了广博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 是重要的知识积累和科技储备, 是宝贵的信息资源。正是由于档案具有一般文化遗产的共性和档案本身的个性, 所以, 档案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自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公布以来, 我国有许多民间文化遗产先后被列为人类的文化遗产, 使之成为一种新的遗产类型, 以一种世界性的工程形式, 推出《世界记忆名录》形成一种新的理念, 并因此形成一个新的理论范畴和学术研究领域。我国2006年制定的第一个文化遗产日, 也是为了要提高、加强对保护文化遗产和对民间档案的认识, 以宣传为手段, 激发起社会对研讨、保护民间档案文化遗产的方法和措施, 来推动整个民间档案保护工作。

二、民间档案文化遗产在文物形态中的史料价值

民间档案在文化遗产和文物形态中, 以各种形式与类别表现在史料中。历史上各时代的重要实物、艺术品、文献、手稿、图书资料等, 均为可移动文化遗产, 它的表现形式多是以文物形式表现出来的。《词典释义》解释文物为:遗存在社会上或埋藏在地下的人类文化遗物。包括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文化遗址、墓葬、建筑和碑刻;各时代珍贵的艺术品、工艺美术品以及生活用品;重要的文献资料以及具有史料价值的手稿、古旧图书;反映各时代社会制度、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代表性实物。档案属文字记录类型史料, 是人们进行各种社会实践活动中的真实记录和凭证, 是查考研究社会历史、自然科学的可靠依据, 也是史料中最可靠、最有价值的一种。如:文献遗产, 是全人类以文献形式保存与收集的记忆, 记载了人类社会的重大变革、人类的重大发现和重要成果, 是历史赋予全世界的文化资产。1978年11月28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关于保护可移动文化遗产的建议》认为:“……文化遗产除包括不可移动的文化物体外, 还包括文献形态的可移动物品, 即做为记录和传递知识、思想的文献遗产。”所以民间档案文化遗产在文物形态上占有较大比例。民间档案在一定程度上对史学研究起着借鉴和支撑作用, 它反映一定的社会历史时期发展状况与科技水平, 并能真实再现历史的原貌, 使后人能够借鉴并继承, 来开拓新的资源。

三、民间档案在文化遗产中的表现形式

民间档案作为一种资源, 具有档案与文物的双重性质。它是人类的财富, 又是珍贵的文物, 它本身可以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科技水平。在国内外的拍卖会上, 经常可以看到一些有价值的民间档案以文化遗产的形式出现, 如:青铜器上的铭文、古善本、手札等反映档案属性的器物。在文物市场及收藏者手中, 更多地见到的是具有档案性质的文物, 如:带铭文的青铜器、竹简、西夏文佛经、元代封文、民族服饰、早期的票证等。现举例以表明民间档案的保存和表象。 (1) 江苏杨晓时先生的《精美的江淮银行有刘少奇英文签名的首发币》一文发表在《收藏界》上, 并着重注明:“在这枚币背后下部的英文, 就是当时刘少奇化名为胡服的英文签名”, 其纸币在民间收藏。 (2) 《新发现的中央苏区文物》中写到1991年秋, 江西吉安戴仁安先生在吉安农村收集到一份苏维埃时期周恩来、张爱萍共同签发的传单, “这份传单是1934年5月17日以党代表周恩来、总队长张爱萍名义印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少年先锋队中央总部《为目前形势告全体队员书》”。 (3) 江苏泰兴田德仁的《我珍藏的新四军传单》为新四军苏北政治部印发的“告江苏保安独立第六旅全体官兵书”, 是由军长陈毅签发的苏北合作、抗日宣传单, 档案价值很强。 (4) 《一张红军借谷证》为江西省临川连春先生收藏, 此证落款为:财政人民委员邓子恢, 并加盖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公章。

以上这些档案性质的民间遗物, 均带有档案的普遍性留散在民间。对于与文物相关的青铜器、竹简、西夏文佛经、元代封文、碑文、墓志铭等带有文字的民间档案, 收藏者更是如获至宝。在近二十余年在文物市场, 经常遇到不少带有文献、年款、少数民族遗物性质的物品, 其档案文献性、文化遗产性很强。2006年6月26日在西安小雁塔内, 展出的清代九道圣旨, 为西安郊区农民张振华家族所祖传, 被专业人士认定, 可视为档案馆收藏的清代档案。西安书院门的灏文堂公司, 所收藏清代同治、道光、光绪年间, 具有档案性的契约十余份, 契约中有“立约人、执约人、说合人字印, 并后附带官契纸、田民契尾”, 以示公证性。

四、民间档案的建立与保护、利用

民间档案按档案分类法可分为: (1) 按载体分:金石类 (青铜器、铁质、铜器的金属材料及摩崖石刻、石碑等石质类材料) 、竹木简类、缣帛类、甲骨类、纸张类, 以及新型材料类。 (2) 按作用分:政治类、军事类、经济类、文化类、宗教类、民俗类等。 (3) 按少数民族分类。对于经文、梵文、古乌尔都文等, 有社会历史语言的文字、宗教文化研究的建立, 都具有难以估量的价值。“……甘孜州收藏的、公元708年形成的《宇妥·元丹贡布八大密诀》, 是我国著名的藏医学家宇妥·元丹贡布的一部医学巨著, 早在1200多年前就对包括全身以及儿科、妇科、神经、伤口、中毒、衰老、阳痿早泄等八类疑难杂症的病因、病理和治疗方法等进行了系统分析和阐述;贵州‘水书’文献被誉为象形文字的‘活化石’, 记载了水族古代天文、地理、宗教、民俗、伦理、哲学、美学、法学等文化信息。”说明了档案在收集建立中分类的价值性。

1. 民间档案的建立。

从档案文件的属性和价值看, 我国在绝大多数档案馆都收藏有一定量的重要档案, 其中有相当数量的珍贵档案文献, 它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和历史作用, 是不可再生的“集体记忆”, 留给人们以精神与物质、经济与文化的传承与影响。邵阳学院综合档案室杨立静在《如何科学对待档案文化遗产》一文中提到“……民间社会遗存量大, 给档案部门加强对文化遗产的发掘、收集工作提供了可能性, 也开辟了一条丰富历史档案馆藏、建立有地方特色档案的重要途径。档案部门应更新观念, 树立开放、创新意识, 针对不同情况, 多途径、多渠道地开展收集工作。对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文化遗产, 可依照有关档案法规的要求, 接收进馆, 对属于集体和个人所有的档案文化遗产, 一方面要积极提倡和鼓励其拥有者向档案馆捐赠或寄存, 另一方面要做好购买准备, 建立专项收集基金, 将珍贵的档案文化遗产收购和征购进馆”。杨立静主张征集民间档案, 并提到相应的征集方法, 但从民间档案文化遗产自身特点看, 时间跨度大、地域分布广阔、民族范围大、取材范围广泛, 所以建立民间档案已不单是政府档案部门的事, 而是动员全社会共同携手来完成的一项历史工程。

2. 民间档案的保护。

民间档案的形成过程, 是国家征集和收藏的过程, 有偿收藏和购买是社会捐赠的一个重要途径。档案部门及档案馆与基层隶属下的档案室 (馆) , 应对在已经形成民间档案模式与正在规范化动作进程中的民间档案, 加以完善化与科学合理化, 对新的民间遗产类型, 要结合探索性的科学, 有效地操作方法, 对其内容、范围和运行条件进行研究和论证, 以达到科学合理化的方式。充分利用国家政策、法律手段进行社会上广泛宣传, 全面加强对民间档案的文化遗产自觉保护与法律保护, 增强民间档案的法制意识观念, 鼓励社会捐赠, 广泛有偿征集购买。对档案转承和移交要进行规范性程序纳入文化遗产系列, 实施科学保管、有序管理, 合理利用。在征集形成档案的过程中, 就是抢救与保护民间档案的过程, 所以民间档案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管理十分必要和迫切。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一五’规划中.提出了当前科学研究的主要任务, 要促进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相互渗透, 加大‘我国文化遗产及价值’的研究, ……”。把我国对历史文物的保护和对民间档案文化遗产的保护以法律的形式紧密结合起来, 用法律法规的权威推行民间档案保护的有力实施, 构成建设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亮点。

3. 民间档案的开发利用。

民间档案在文化遗产中具有它的普通性、价值性与可利用性。政策鼓励建立民间档案遗产博物馆。这样有利于民间档案的集中, 加强对文化遗产的保存与保护, 维持档案原貌、保护档案文化存在于环境, 来源于实现文化形态的保护之中, 对有价值的民间档案要进行记录工作进行整理, 为民间档案遗物的立档、保存、保护等环节起到资源的开发、利用等作用。

研究民间档案使档案工作和学科研究紧密结合, 利用民间档案的普遍性, 加速了它的保护力度, 使民间档案作为重要历史载体, 成为研究和反思历史的重要凭证和参考资料。

摘要：为引发社会及同行对民间档案保护的意识及增强对民间档案的重视, 本文从实际应用出发, 从管理角度来探讨民间档案的建立、保护、利用和研究, 以形成新的民间档案文化遗产类型。

民间档案 篇3

一、区域化民间美术产生与发展

1. 区域民间美术的产生。

张道一先生1988年在“中国民艺学理论研讨会”上发表了《中国民间艺学发想》一文, 这篇对于民艺理论具有建设性的文章, 第一次较全面地提出民间美术的研究对象, 研究宗旨以及民艺的分类、成就、比较研究和研究方法等六个方面的内容, 较明确了它的学科构成。

2. 区域化民间美术的内涵。

民间美术是我们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国的传统艺术中, 民间美术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它广义上指观赏性和实用性的民间工艺美术, 狭义上仅指造型性强的民间美术。民间美术是劳动人民的艺术, 是劳动人民对美的追求和创造, 是一切其他美术如宫廷美术、文人艺术、宗教美术及各种专美术的渊源和基础。

3. 区域化民间美术的分类。

民间美术资源丰富, 种类繁多, 由于分类方法和角度的不同, 产生了很多分类, 张道一先生从艺术的角度强调了造型艺术的特点, 采用综合分类方式, 依据作品的性质将民间美术作了如下分类: (1) 年画花纸; (2) 门神、纸马 (3) 剪纸皮影 (4) 陶瓷器皿 (5) 雕刻彩塑 (6) 印染织绣 (7) 编结扎制 (8) 儿童玩具 (9) 其他 (以上八种所不能概括而很有艺术特色者) 。而从生活的角度张道一将其分为如下几类: (一) 衣饰器用; (二) 环境特点; (三) 节令风物; (四) 人生礼仪; (五) 抒情纪念; (六) 儿童玩具; (七) 文体用品; (八) 劳动工具等。把艺术风格和民俗事像当作综合分类的依据, 着重强调民艺的人文特征, 从民间美术各门类入手, 注重民艺的理念, 艺术的样式和民俗的用途等多种成分, 使其分类更具有综合类学科的特点。以上两大分类, 可以看出张道一把民间美术分为三大属类, 第一类为欣赏装饰和点缀生活。第二类兼容了岁时节令和民间传统礼仪。第三类是以日常生活为主。可见, 对民间美术的分类, 要求实事求是地从实际出发, 必须从内容到形式, 从材料到制作, 从构想到应用, 从形态到样式, 从风格到审美, 分别归类探讨其合理的结构。

4. 区域化民间美术的特性。

美化环境、丰富民间风俗活动是民间美术的目的。民间美术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应用流行的美术。它表达了人民群众的心理、愿望、信仰和道德观念, 因为世代相沿且又不断创新发展, 故成为民族乡土特色的优美艺术形式。中国悠久的文化根源、思维方式和创造力等一整套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决定了民间美术具有以下特性: (1) 真善美的审美特性。民间美术通常把现实生活中的生活需求和生命需要作为自己的审美理想, 以自身的功利意愿和要求作为一个标准的审美判断和审美选择, 将征服客观世界、改造世界和向往美好生活的愿望和理想称之为审美形式。更为重要的是民间美术包含着精英艺术家创立的评判艺术标准的真、善、美, 且达到至高无上的统一。《国语·楚语》中石:“大美也者, 上下, 内外, 大小, 远近皆无害焉, 故曰美。”可知美即是无害, 这不仅体现了劳动人民向往美好的心愿, 也是民间美术中“美”的另一层含义。民间创作的尽美意识是非常鲜明的、强烈的。通过悠久的文化积淀和民族审美心理的调试, 真、善、美自然而然地统一于民间美术之中。民间美术对于至善的追求开始于人们对生命生存的渴求与对和谐社会的热切向往之中。民间社会所有的美好祝愿, 所有的期盼, 所有的幸福都寄托于其中。同时, “真”与“善”为民间美术的“美”提供了更为有力的保证。 (2) 清新、质朴的原发性。从现有的民间美术的艺术形态来看, 其具有与现实生活相似的性质, 张道一称其为“原发性”。民间美术的创作者大多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 他们在生活实践中对生活的态度和感受, 决定了民间美术始终保持着中华民族原始艺术的基本品质。独特的、自然的、质朴的是民间美术的一般特征, 带有较强的原发性。民间美术的原发性不仅仅在于它的生产是自发的, 更重要的是, 它显示了多数人民群众对生活的直接需要, 而不是一种纯粹的艺术的审美创造性活动。民间艺术家在创作民间美术时, 既不炫耀自己的技巧, 也不矫揉造作, 凭着自己的智慧和生产技能进行创作, 使作品带有很大成分的生活原型特色, 它远比其他艺术更贴近现实生活。 (3) 充满浓厚乡土气息的地域性。具有独特的造型语言和艺术形式的民间美术, 反映了各族人民的生活追求和情感生活追求, 蕴含着各民族的丰富内涵, 包括社会生活、风俗习惯、历史文化、宗教信仰和审美观念等方面。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都会产生其独特的艺术文化, 这种区域性的艺术文化传统在塑造着区域民族的文化性格的同时, 也影响制约着人们的生活习惯, 因此构成了民间艺术形式的丰富多彩。例如陕北剪纸, 东北皮影, 河南朱仙镇年画, 西藏唐卡等。通过不同形式的民间美术, 人们可以探究到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民族文化民俗礼仪。在内容上, 它往往更贴近于日常生产和生活, 任凭它的感情的自然流露, 用直观的艺术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感情;在形式上, 一般不会做过多的修饰, 保持其质朴清新的随意性, 具有一种超越时空的审美价值和艺术魅力。

二、我国区域化民间美术的研究现状

自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经济、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 人们的思想在经济和生产的不断冲击下, 不断地开放, 传统民间美术赖以生存的小农经济迅速被瓦解, 人们的生活方式、审美价值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许多民间艺术品被认为是过时的东西而被很多人摒弃了。一些民间艺人也由于受到商品化经济的浪潮的冲击被迫改变自己的创作作品的原汁原味的特色。在商品经济和旅游业的刺激下, 人们逐渐增强了商品意识, 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 从事民间美术艺术品生产的民间艺人和经营的商人只会考虑如何提高生产效率和增加经济效益, 并不会考虑这些文化遗产保护的问题。由此可见, 民间美术的发展现状呈现出如下三个特点:第一, 民间美术在时代发展的冲击下, 实用性减少, 观赏性提高, 作品批量生产, 工业化现象严重, 使其失去了其最根本的性质。第二, 地区特色不鲜明, 差异减少, 互相借鉴, 风格趋同。第三, 对区域民间美术需要有保护继承和发扬, 创造新的民间美术。

三、区域化民间美术保护的意义

近年来, 社会各界对民间美术保护表现出了相当的热情, 越来越多的民间文化珍品被收进博物馆, 但与此同时, 另一个问题接踵而来:凝聚着中华民族聪明才智的民间美术珍品, 其实并没有在博物馆找到它们真正的归宿———一些被收进博物馆的民间美术藏品, 却在这个最应该保护它们的地方, 仍面临着继续“消失”的危险。那些被送进博物馆的民间美术品在大博物馆里得不到与高价文物同等的待遇, 根本没有展出机会。而更让人忧虑的是, 目前一些地方对民间文化的保护尚停留在只“抢”不“救”的初级层面。认为把这些遗产“抢”进博物馆便万事大吉。许多民间美术藏品被堆放在没有恒温、恒湿条件的房子里, 任凭纸张在霉变、银饰在变黑、木器在生虫腐朽。要想使其在人的生活中继续保持生命活力并且传承下去, 上述保护方式显然是不够的。

四、区域化民间美术资源收集及保护措施

浩如烟海的民间美术, 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 却有消失的趋势。今后如何抢救保护和继承发展, 那将是全民族的任务。对于我国区域民间美术资源收集及保护, 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收集和保护: (1) 通过相关的法律法规手段, 将“区域化民间美术”纳入到专利法、商标法等法律法规的范围中, 加强对“民间艺术”的保护力度。 (2) 建立“区域化民间美术”作品申报登记制度, 建立全国性的“区域化民间美术”数据库。也就是说利用现代的表现手段, 通过语言、文字描述、录音、录像、样本、模型以及它们的结合等方式将各种民间文学作品确定下来, 建立相关的档案和文献记录。 (3) 各区域政府要把“区域化民间美术”的保护工作纳入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城乡建设规划, 实施保护专项资金, 并致力于建立“区域化民间美术”的保护的工作领导小组及委员会, 制订相应的工作方案和“区域化民间美术”的保护规划, 建立以政府为主体、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区域化民间美术”保护机制。 (4) 广泛开展宣传。利用报纸、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和大型海报等多种形式, 宣传对“区域化民间美术”保护的重要意义、艰巨任务和作用, 通过举办“区域化民间美术”展览等方式, 鼓励社会各界踊跃参与“民间艺术”保护工作, 营造良好的“民间艺术”保护氛围。

参考文献

[1]张道一.张道一文集[M].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9.

[2]崔锦, 王鹤.民间艺术[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8.

[3]代江涛.从青岛民间剪纸艺术看民间剪纸艺术的传承和保护研究[D].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8 (4) .

[4]钟福民, 张艳.论民闻美术研究[J].青海民族大学学报, 2010 (6) .

[5]白亮.民间美术的传承及发展[D], 武汉理工大学硕士学位文, 2003 (5) .

[6]董春雷.民间美术与学校教育[J], 文艺研究.2005 (5) .

[7]钟福民.论民间美术研究范式的当代转向[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 2011 (3) .

[8]王毅.中国民间艺术论[M].山西: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0.

民间档案 篇4

何谓商业账簿?据1936年出版由舒新城等主编的《辞海》载, 乃“商人备置之账簿, 所以记载日常交易及关于财产出入之各种事项者也。商业账簿为商业上之主要凭证, 在法律上自账簿终结之日起, 应留存十年。”[2]602这是20世纪30年代关于商业账簿较为全面的概括, 表明商铺账簿对某个商铺的正常经营至关重要。民国时期就曾有学者指出, “北京有不少的老铺店虽然经理更换多次, 仍然保存已往的老账, 不把它们当废纸出售”。由于“许多铺店看借用账目是一件无礼的要求, 就连东家要看账目也必须先得经理的许可”[2]2, 所以一般店内人员更不易看到, 这就使账簿带有某种神秘性。账簿的这种重要性与神秘性主要源于其对商铺管理及商铺本身发展所起的作用, 这种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五方面[3]:其一, 通过各类账簿的设置与记录, 对商铺合理地使用资金、指导与改善商铺经营管理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其二, 账簿制度利于保守商铺商业秘密, 加强店员的岗位责任感, 培养店员对商铺的忠诚度。其三, 有些账簿对店内全体人员具有某种约束与激励作用。其四, 账簿有时成为维护股东合法权益的主要依据, 具有保护私有产权的作用。其五, 账簿作为商铺正当经营的证据, 还具有保护商铺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的作用。

如此多的作用决定了商铺账簿作为百姓日常工作生活所实际使用而无意中存留下来的重要史料的真实性, 同时也为我们保留了当时民间商业活动中更为全面、系统的经济信息[4]。现存于北京档案馆的北京五金商铺的账本即体现了这种信息优势, 主要有万和成、万庆成、万庆和、万庆泰、万丰泰、三益泰、万丰顺、万丰德、万丰永、天津益和公司、益泰号、广聚兴、协升号、福和恒馨记等, 约1480多册, 成账时间大致是1859—1956年。不过, 对此等商业账簿的真实性也有某些质疑之声。那么这些账簿是否真实可靠呢?笔者认为北京档案馆现存的这些商铺账簿的可信度是比较高的, 理由如下:

首先, 店内万金账等账簿内容与股东私人所藏用于备查的账簿之内容和数据基本相同。例如万和成《万年聚金账》主要记载自民国三年正月初九至1950年正月万和成的存货、分红、本号及各分号存货分红情况, 而万和成股东金氏之《金宅底账》[5]主要记载自光绪二十八年正月至1950年正月万和成的存货、分红、本号及各分号存货分红情况。经笔者核对, 两个账本时间段重叠的部分即民国三年至1950年的内容与数据是相同的。由于金氏股东私人所藏账本主要是供自己存底并于平时查看所用, 是历年账期分红的记录, 也是能否分红和是否有权利参与分红的书面证据, 所以无须做假, 也不能造假, 其与万和成《万年聚金账》的内容相符, 这恰证明《万年聚金账》的内容也应该是真实的。

其次, 尽管有的书上讲, 过去商铺有两三套账本, 纯为应付政府税收查账所用, 但这并不能说明现在北京档案馆所藏近代商铺的账本内容是不真实的。相反, 由于建国后的“三反”、“五反”运动, 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鞭策, 资本家所上交的账本应该是真实的。如果这些商铺有假账的话, 也不可能交给人民政府, 他们应该早就销毁了, 因为他们深知共产党是不易被骗的。而且, 如果商铺造假账的话, 为了不让政府的查账人员查出漏洞, 那么, 这个商铺所做的假账也应该是各个账本之间有一定的必然联系, 起码各类数据增减的比例应该是同步、同比例的。所以, 退一步讲, 即使我们今天拿到的账本是假账, 其中的内容也应该能反映当时商铺发展的基本走势。

最后, 民国及建国初的一些专家学者特别看重商铺账本对研究近代经济史的巨大作用[6]。如1958年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资本主义经济改造研究室的专家、学者们在研究瑞蚨祥时, 就特别提到“瑞蚨祥解放前的情况, 因为企业的文卷和账册大都丢失, 基本上是根据老年职工和资方人员的记忆和口述记录的。有许多问题, 还无法去核证。解放后的材料虽然不少, 但十分零星, 许多重要问题, 也多半是根据有关方面口述记录的。在记录之中, 也不免有失实之处。”[7]序言这表明, 当时的专家们十分看中账本的历史价值, 如果有账本的话, 他们不会去用口述史料。当然这些学者并不是要否认口述史料的价值, 而是说账簿史料比口述史料更有价值, 更能说明问题。

总之, 档案属一次文献, 具有内容原始、真实等特性, 因此它在史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日益受到重视。笔者认为, 北京档案馆现存的这些商铺账本的内容应该是真实的, 其在史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亦应受到重视, 对研究经济史、商业史的人员来说尤其如此。

参考文献

[1]侯欣一.关于中国近现代法律史史料使用中的几点体会[J].环球法律评论, 2005 (2) .

[2]舒新城.辞海[M].北京:中华书局, 1981.

[3]卢忠民.民国北京五金商铺账簿研究.未刊稿.

[4]袁为鹏.商业账簿与经济史研究 (1798—1850) [J].中国经济史研究, 2010 (2) .

[5]北京市档案馆.万和成五金行.档号J86-1-6.万年聚金账.中华民国三年.

[6]孟天培.二十五年来北京之物价工资及生活程度[M].北京:国立北京大学出版部, 19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