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社团

民间社团（共5篇）

民间社团 篇1

一、民间体育社团的地位与作用

民间社会团体是人们为了实现一定的宗旨, 按照一定的法律法规自愿组成的非营利性的社会中介组织, 是人民群众社会生活的基本形式之一。本研究把民间体育社团界定为:社会成员为实现共同的体育目的, 参与同一体育社会活动而自愿组织起来的宽松的社会群体。作为一种非政府机构, 它承担着政府的一定的社会性、公益性、事业性的社会管理与协调功能, 成为政府与社会联系的纽带。

民间体育社团的快速发展, 引起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普遍关注。纵观当今世界体育发达国家, 尤其是那些市场经济体制比较完善的国家, 体育社团组织已经成为他们发展体育事业的主要组织形式。究其原因, 主要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国家的各种社会资源不是全部由政府垄断, 而是大部分被分解到社会的各个利益群体。要使体育运动的发展不断满足各个利益群体和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就必须有一种社会化的组织形式来适应这种需要, 而社会团体则是最佳的一种组织管理形式。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

以河南省民间体育社团为研究对象。具体以暴走团体、自行车协会、河南省长跑协会、河南省足球协会等民间体育社团为研究对象。

2.研究方法

采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比较法等收集、查阅并研究了大量的有关文献资料。

三、河南省民间体育社团存在的问题

1.整体基础薄弱

河南省民间体育社团的整体基础薄弱在客观上形成了对民间团体的社会需求不强。近年来, 河南省民间体育社团虽然有了长足的发展, 但无论在数量上, 还是在质量上;无论是在社会参与程度, 还是在开展体育活动的独立性上, 与体育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目前民间体育社团还没有形成统一规划, 缺乏引导和宏观调控, 有些社团有名无实。

2.机构不够完善, 人员配备不合理

河南省民间体育社团的组织形式主要有:挂靠行政的组织形式、社区内的组织形式、自由组合以及家庭 (邻里) 组合。上述从管理角度划分的体育社团, 在组织机构上都存在缺陷, 绝大多数尚未实现实体化。部分体育社团离不开“政府人”, 其运作中的实质性问题都过多地依赖于政府部门解决, 这样必然影响社团运作的公正性、社会性, 无形中阻碍着社会体育团体实体化的进程。此外, 体育社团内部人员的分工职责也不明确, 成员所享受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也不明确。不少体育社团的工作人员是由隶属部门的人员兼任的, 由于客观原因, 这些工作人员虽有工作热情, 但难以集中思想开展社团工作。有的社团虚设人员较多, 实际做事的和真正爱好该社团活动的人少, 造成社团组织运转不灵。有些社团则由积极分子带动活动, 往往随着这些骨干成员的变动对群众性体育社团的影响较大, 有时会使其陷入瘫痪状态。

3.基本功能不到位, 活动经费无保障, 理论研究不同步

不少河南省民间体育社团由于规模、资金、项目、人员、管理等方面的原因, 在实际运行中难以实现社团的基本功能。有些体育社团出现了部门工作与社团工作相互替代的情况, 影响了社团自身功能的发挥。有的体育社团在实际运行中, 以部分功能的发挥代替了整体功能的发挥。除少数体育社团外, 许多体育社团既无会费收入, 又无其他经费来源, 主要依靠单项活动赞助, 自立能力差, 难以组织起具有一定规模的社团活动。另外, 河南省民间体育社团理论建设、理论指导及理论研究方面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滞后与不足。

四、河南省民间体育社团的发展特征

1.独立性

由于国家在构建全民健身体系过程中, 没有借助制度手段把民间体育社团这一新型社会组织纳入其体制框架, 这就更进一步地突出了民间体育社团作为一个组织所具有的相对独立于体制之外的特性。因此, 它往往有自己的领袖, 其领袖不是任命的, 而是由个人的体育技术指导才能、健身经验、品质、威望等因素自然形成的, 在体育活动这一群体中往往有较强的实际影响力。

2.性质广泛性

河南省大量的民间体育组织自发地建立起来, 如暴走、健美操、街舞、单车联盟等。这些民间体育社会团体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 是构建全民健身体系的最基本的社会组织, 是群众体育发展的基石。

3.草根性

河南省民间体育组织所能表述的是一种非主流、非正统、非专业或曰爱好者, 甚至纯天然出自民间草泽的人所构成的社会体育群体, 他们使之区别于那种故步自封、唯我独尊的所谓正统的、主流的声音, 有其独立存在的理由和独特优势, 对社会体育的发展起着很大的作用。

4.团成员的自愿性、易变性

人们加入民间体育社团是自愿的。已经加入民间体育社团的成员若想要退出这一群体, 也是自由的。由于民间体育社团是一种松散的社会组织, 组织的聚合边界不清晰, 组织化程度较低, 变动性较大。很多成员对民间体育社团只存在意向性倾向, 并没有强烈的体育社团认同和公开的行为反应, 因此其成员的结盟基础不稳固, 即没有正式组织约束;这就使河南省民间体育社团的人员流动较大, 形成社团成员的易变性。

5.横向联系闭合性

它是指各个体育社团之间存在着级别和权力的对等性, 导致了任何的体育社团都是一块独立的领地。一级级的体育政府机构与一级级同构的体育社团组织形成了整个调控的连接, 而横向却是封闭的, 没有任何联系的。

五、建议

1.树立以人为本的体育发展理念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变幻莫测, 各种发展观也在发生相互冲击和碰撞。为了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我国政府正在坚持以人为本, 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努力构建和谐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经济全球化对我国大众体育的发展提出了市场化的要求,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以人为本”的大众体育发展理念。因此, 后奥运时期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与市场经济确立的双重背景下, 如何使全社会特别是市场主体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 是河南省民间体育社团发展中必须关注的一个问题。

2.认真做好民间体育社团的培育发展工作

民间体育社团注册登记要继续坚持从严把关的原则, 大力培育有利于促进体育发展的社团组织, 积极发展有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体育文化健康类社团组织, 努力扶持那些激励先进、帮扶弱势群体的公益性体育社团组织, 从严控制各种特定群体类社团组织, 努力使社团组织在数量、种类、布局、结构上得到优化。

3.扶持民间体育社团可持续发展

在合理有效的制度安排中, “营利”与“公益”完全可以并行不悖、共同发展。河南省民间体育社团虽具有民间性和非营利性的特点, 但政府在制定管理政策时可以也应该考虑给予其一定的赢利空间, 除了税收优惠政策以外, 还要研究民间体育社团组织的财务制度、人事交流、工资福利、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等各项制度, 在政策上给予有力的扶持, 帮助民间体育社团解决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 增强其活力。

4.建立民间体育社团工作者与志愿者的培训体系

加强河南省民间体育社团工作者的培养, 是为了使他们真正了解社团工作的性质、特点、任务和方式, 使民间体育社团管理真正区别于政府部门的管理, 更好地为体育爱好者提供服务。为加强公民的社会责任感和为他人服务的人文精神, 体育部门要不断加大宣传力度, 培养民众志愿服务的观念。

5.健全民间体育社团的监督机制

对民间体育社团的监督, 国外已经有了比较完善的监督机制, 有来自管理机构的监督, 有广泛的社会监督, 如舆论监督、竞争环境的监督、捐赠者的监督以及服务对象的监督, 还有体育社团行业自律机制。而河南省民间体育社团的监督机制还很不健全。因此需要政府部门加强监管力度, 借鉴国外的完备机制, 制定相关规章制度;加大开放力度, 允许新闻媒体给予足够关注;扩大积极影响, 引起民众应有的社会关注, 已形成良好的监督环境, 促进体育社团的运作和发展。

摘要：通过揭示河南省部分民间体育社团发展的主要原因, 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在理论上为深入研究河南省民间体育社团建设提供新的理论思路;在实践上为加快河南省民间体育社团建设, 深化大众体育管理体制改革与转变政府职能, 促进多元化全民健身体系的完善提供一种新的对策。

关键词：民间体育社团,全民健身服务体系,理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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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卢元镇.论中国体育社团[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1996 (19) :1-7.

论民间社团公益精神培育理论基础 篇2

关键词：民间社团,公益精神,理论

1民间社团公益精神培育的概念诠释

1.1 民间社团

对于社会团体 (也称社团) , 我国官方在《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中定义其为:中国公民自愿组成, 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 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在国际上, 与社团组织类似的代名词有非政府组织、志愿组织、非营利组织等, 它们虽然称谓不同, 但在本质上都是指向政府组织和市场组织之外的那部分公共领域。关于“民间”一词, 在我国的文法用语中习惯将其与“官方”做明显的区别, 本文中民间社团的概念并不是独立于社团概念之外, 它与社团的概念仍然是互通的, 强调民间是考虑到我国不少社团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成立和发展起来的, 如共青团中央、妇联等组织虽具有社团的性质但由于其特殊的政治、法律地位通常被划归于人民团体而不属于民间社团的范畴。

1.2 公益精神

公益的概念从不同的学科角度解释可以得到不一样的内涵。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有广义和狭义的两种理解。考虑到本文的研究对象, 以下是从狭义的角度来使用公益这一概念, 即“公益”主要是公益主体以非政府的形式进行的、具有非营利性、非强制性、救助性和社会性的一切公益活动的总和。公益的基本特征得以显现:①非政府性, 它的行为主体不是来自于政府, 而是来自于社会公民的自发组织。②非营利性, 它是以满足社会公众需求, 推动社会发展为目的的, 而非营利。③非强制性, 即实践公益的主体是通过自愿的行为来进行参与的。④救助性, 即帮助或者扶住弱势群体是公益产生的最主要的出发点, 这些弱势群体不仅是社会公益事业服务的对象也公益事业存在和发展的社会条件。⑤社会性, 这代表着公益实践是一项社会性的活动。

公益精神中的“精神”是比较抽象的概念, 它在哲学上是指人们在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活动中产生的的观念、思想上的成果, 它不仅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而且具有对客观现实的能动作用。结合起公益的特性我们在此可以将公益精神的内容定义为:公益主体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 出于关怀意识、公共意识、利他意识, 为促进社会群体和人类共同发展, 而有所施为的一种高尚的人格品质和价值观念。

1.3 民间社团公益精神培育

公益精神属于社团的文化层面。它是在社团这个特定群体中所体现出来的, 对与公益精神的价值判断, 并由此在各项实践活动中所作出的行为选择。具体是指社团成员具备的以高度的责任感, 出于崇尚的人文关怀和利他意识, 自愿的参与促进社会公共利益和各项事业发展的精神, 公益活动是其参与表达的一种方式。而社团公益精神培育正是打造社团精神文化, 推动社团公益行动的重要桥梁。

2民间社团公益精神培育的理论基础

2.1新公共服务理论为民间社团公益精神的培育提供了内在逻辑

新公共服务理论是由美国公共管理学家登哈特夫妇提出的, 它是基于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反思和批判, 以公民社会的公民权、社会和市民社会模型、组织人本主义和组织对话理论为理论起源, 而构建的一种新的公共管理理论。与传统行政理论不同, 新公共服务理论将公民置于整个治理体系的中心, 强调政府治理角色的转变, 重视公民意识和公民权利, 强调通过政府与公民间的交流与协作, 提升公共服务的效果与价值。

新公共服务理论蕴含了进行社团公益精神培育的内在逻辑。首先, 新公共服务理论的核心价值理念在于对公共利益的追求, 认为公共利益是一种共同的事业, 源于对共同价值标准的对话协商, 理论指出“效率和生产力等价值观不应丧失, 但应当被置于民主、社区和公共利益这一更广泛的框架体系之中”。其次, 新公共服务理论并更突出公民而非政府在治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在传统行政观念中, 政府被认为是凌驾于社会各利益团体之上的、以普遍利益的形式而出现的公共权力, 即政府是超越个人和集团利益之上的, 政府提供的是公共服务, 也是公共利益的主要提供者。但新公共服务理论认为政府应该是服务于公民而不是顾客。政府不再是唯一的提供者, 它的作用应该是趋向于协助公民表达和实现并共享公共利益, 公民作为治理体系的核心必须参与进来。因此培育公民的公益精神, 强化公民对公益的理解与参与, 对于维护和促进公共利益, 如有效提升社会公益和福利事业等都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作为公民自愿组织起来的社会团体, 只有进行公益精神的培育, 才能更广泛的调动全体公民的公共意识, 当公民能够自觉为公共利益行动时, 社会才能摆脱对私利的拖累, 成为一个广泛的共同利益的集合体, 才能使公共服务成为美德最终促进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2.2需求层次理论为民间社团公益精神的培育给予了深刻启示

马斯洛在1943年的《人类动机理论》中首次提出了人类基本需要等级论, 即需求层次论。这一理论将人类纷繁复杂的基本需求划分五类。从层次上看, 五类需求是按阶梯式的逐级递增。这其中生理、安全和归属需求被归类为低层次需求, 主要是指满足个人基本物质生活的需求, 可以通过外部条件达到满足。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求主要指个体获得物质生活的充分满足后追求个人价值的体现、社会尊重、理想实现的高层次需求, 需要通过内部因素得以满足。从理论实践上看, 马斯洛与其他心理学家都认为, “一个国家多数人的需求层次结构, 是与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科技发展水平、文化和人民受教育的程度之间相关的”, 随着经济水平的提升人类需求层次也不断增长, 因此经济水平高的国家中, 有高层次需求的人所占比例也更高, 反之亦然。

公益精神的发扬正是可以满足社会成员多层次需求, 以达到社会需求发展的动态平衡的重要过程。现阶段我国虽然经济上实现了跨越性的发展, 但仍属于发展中国家, 社会成员对于基层需求仍占很大比例, 同时因为财富的增长, 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基本物质需求得到满足之后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在公益精神的传导过程中, 一方面参与主体通过表达对其他社会成员的关怀和对社会问题的关注、采取积极的作为帮助了弱势群体实现其合理的基本需求;另一方面他们通过对弱势群体的满足实现了自我价值的体现, 最终获得了高层次的需求。在这个过程中社会成员不同层次的需求得到了相应满足, 并且这些需求可以相互影响和推动, 从而形成一个动态的有机体系。

2.3社会资本理论为民间社团公益精神的培育赋予了独特的功能视角

社会资本是社会学首先兴起的概念, 起源于与上世纪80年代, 之后逐渐成为学术界的研究前沿和焦点。社会资本的概念是由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正式提出, 布迪厄认社会资本是“现实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 这些资源与由对或多或少制度化关系的认可所形成的群体网络有关, 也就是与一个群体中的成员身份有关。网络从集体拥有的角度向它的成员提供支持, 可以说, 网络为其成员提供了获得信任的凭证”。可见, 公民的社会参与网络是社会资本的重要载体, 而公民的社会参与网络又是通过公民积极地参与社团组织来实现的。因此, 从社会资本理论看来, 对社团进行公益精神的培育被赋予独特的功能视角。

我国目前随着物质文化水平的不断提升, 对各种社会服务的需求也是不断增长, 经济体制的改革各种生态环保、科教文卫等都需要社会团体的参与, 为满足这些需求, 社团以公益为目的提供的社会服务无疑将分担政府的重担, 促进社会稳定, 也为建立良好的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搭建了一个互信的平台。而普特南认为, 测量社会资本在于民主社会中人们参与社团活动的水平, 其中包括参与各类体育、文学社团的数量、跨区域组织的规模以及对政治权威的信任等。因此, 信任是社会资本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此外, 规范同样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之一, 在因改革带来的一些道德问题如贪污腐败, 诚信失守等困扰这个社会转型时, 社团正是以其所具备的公益精神和责任心为源, 对正义和公平的追求为社会带来了清新的风气, 也促进着政府官员和社会公众自觉的遵守社会规范法则, 不难看出, 社团在优化社会资本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而公益精神也正是社团得以发挥能力的基础点, 因此要提升社会资本的存量需要培育社团的公益精神。

2.4和谐社会建设理论为民间社团公益精神的培育提出了新的期待

中共中央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出发, 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 和谐社会建设理论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等多方面的内容, 它既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 也是在面对新的历史形式下满足人民根本利益的重要举措。

和谐社会建设的理论不仅在社会发展目标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对于社团公益精神培育也提出了新的期待。这是因为, 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需要有效运用社团组织。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是构建稳定社会结构的必要元素, 它们的关系是互补的, 由于我国目前处于社会的转型期, 各种利益关系变得日益多元化和复杂化, 要达到三者之间的和谐, 才能使各种资源达到最优配置, 尤其是社团作为人与人的集合体、人与社会的结点, 社团的和谐环境是组成社会和谐的重要单元。另一方面公益精神的内涵是符合和谐社会建设的本质要求的。和谐社会以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 强调发展社会事业, 从根本上改善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的社会福利事业, 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而公益精神所倡导的仁爱、利他主义、互助原则, 可以有效的抵制市场竞争中的极端利己主义和个人利益最大化对社会生活领域的渗透, 能够为社会营造诚实守信、互助互爱、平等融洽的环境, 切实维护和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和谐社会建设对社团发展和公益精神的发扬都有着高度的期待, 而将两者进行融合, 进行社团公益精神培育, 为我们社会生活领域提出了新的价值取向, 也成为最终实现和谐社会建设目标的重要内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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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社团 篇3

一、民间社团组织的内涵

民间社团组织泛指由公众自发组织而成的社会团体组织。虽然民间社团组织一词是从官方发展而来, 但是却没有对民间社团组织做出明确概念上的界定, 学术界对民间社团组织所作的定义也是不尽一致。民间社团组织、非营利组织、志愿者组织、非政府组织、第三部门等等, 这些名称都是指向政府组织和市场组织之外的那部分公共领域。虽然名称不同, 但是并没有太多实质性的争议, 只是因为文化背景、法律制度和传统观念等描述场合或侧重点不同而存在的差异。

国际上, 人们普遍称其为“非政府组织” (NGO) 。在美国, 人们使用最普遍的是“非营利性组织”, 它指的是在政府组织和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组织之外的一切志愿性社会团体和民间社团组织。对“非营利组织”这个概念, 塞拉蒙教授所领导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非营利部门比较研究项目对非营利组织限定了5个特征:正规性 (formal) 、民间性 (private) 、非营利分配 (nonprofit distributing) 、自主管理 (self-governor) 、志愿服务 (voluntary) 。

二、云南民间社团组织的发展现状

(一) 云南民间社团组织的类型

结合云南省民政局的统计资料和目前云南社团组织的实际情况来看, 云南的民间社会团组织分为五大类:

第一类是文化社团组织。这一类的社团组织主要是指在社会文化领域以会员的方式组织成立的各种学会、研究会、联合会、志愿社团等。这类社团不以赚取经济利益为主要目的, 而主要是以促进社团会员自身发展、增加自身各面能力的锻炼、实践和培训为主。

第二类是经济社团组织。这一类的社会团组织主要是指在社会经济领域以会员的方式组织而成的行业协会, 如商会、消费者协会、工商业行会等等。既然作为经济实体, 它们是建立在获取和维护经济利益的基础上, 这类组织主要由同行业的企业和团体为了维护行业的合法权益自愿组建成的, 主要是进行行业协调、自律、服务的组织。但是从组织自身性质而言, 并不是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

第三类是基金会。此类组织活动领域比较广阔, 涉及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 主要开展各种资助活动和资金运作活动。此类组织多以非会员制的形式组建。

第四类是公共服务机构。在划分上, 此类机构称之为“民办非企业单位”, 在民政部门统一登记, 由民政部统一管理。此类机构主要包括:医院、学校、养老院、图书馆、博物馆、展览馆等等。

第五类是“未登记或黑社团组织”。主要包括没有按照法定程序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和备案的组织。也包括一些非法社团组织, 如前几年取缔的“法轮大法”组织等。

根据社团组织分类的标准不同, 也有的人把社团组织氛围:学术性、行业性、专业性、联合性和基层社区五类。这样的分类的好处是把农村乡镇和城市社区组建的社团也囊括在里面, 更加细化了农村和城市社团的分类, 体现出对基层社区的重视。特别是农村专业的经济协会, 他们是以经济合作为目的, 宣传和交流农村种植和养殖的科学技术, 对农民致富、农业科学化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 云南民间社团组织的数量

随着国家的倡导和社会的需要, 民间社团组织已经成为人们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是由于历史、经济、社会和观念上的原因, 云南省民间社团组织建设和管理在发展速度和水平上还不均衡, 与省外相比, 云南省的发展还有大的差距。从全国的平均水平来看, 云南省的民间社团组织发展还是排在后位。截止2006年数据统计, 全国社团组织平均每万人2.1个, 云南省是1.8个, 差距为0.3。2007年, 我国有社团组织38.7万个, 平均每万人有社团组织2.98个;云南省有社团组织9932个, 平均每万人有2.2个。仅一年的时间, 差距就拉大至0.7。与国外相比, 发展中国家每万人拥有社团组织为10个, 美国每万人有60个, 法国有110个, 与发达国家的结社数量和结社意识的差距是比较明显的。

根据各州、市登记管理机关上报的基础数据统计, 截止2007年, 云南全省共有民间组织9932个 (社会团体7547个、基金会23个、民办非企业单位2362个, 其中教育类1741个、卫生类34个、文化类56个、科技类86个、体育类128个、劳动类122个、民政类99个、社会中介服务类5个、法律服务类2个、基金会23个、公募基金会20个、非公募基金会3个、其他89个;其中省属社会团体688个、民办非企业单位76个) 。2007年各级登记管理机关新等级的民间组织1439个 (社会团体1174个、民办非企业单位261个、基金会4个) 。2007年, 全省共注销社会团体112个、基金会1个、民办非企业单位39个;撤销社会团体2个、民办非企业单位9个, 取缔非法组织1个。

三、云南民间社团组织的特点

结合民间社团组织的定义以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非营利部门比较研究项目塞拉蒙教授所总结的五个特征:民间性、正规性、非营利性、自主管理、志愿服务。我国的民间社团组织与国外相比最大的区别在于缺乏独立性, 俞可平在分析总结我国民间社团组织的特征时指出我国的民间社团组织还不完全具有非政府性、非营利性、自主性、志愿性等普遍特征。与西方国家的社团组织相比较我们具有如下特征:首先, 我们的公民社会是建立在政府主导的模式下, 具有“官民双重性”。其次, 我国民间社团组织起步于上个世纪80年代, 从发展进程来看, 还处于过渡性阶段, 志愿性、自主管理、非政府等特征还不明显。再次, 我国民间社团组织发展不平衡, 不同的组织在经济基础、社会影响、政治地位方面存在较大差距。

云南民间社团组织的发展是建立在国内民间社团组织发展的大环境下, 除具有上述国内民间社团组织的基本特征之外, 还具有自己的特点。

第一, 根据云南民间社团组织的数据统计, 民间社团组织所占比重大, 且以教育类居多, 两者占其所在领域的76%、77%。云南民间社团组织的基本构成比较全面, 涵盖了社会组织的各个领域及类型。这说明, 云南民间社团组织的发展已经初具规模, 并且正在朝向规范化、全面化方向发展。

云南民间社团组织种类中, 教育类占据了绝大部分的比例。这证明云南民间社团组织在教育领域的活动非常活跃, 这也适应了云南多民族文化发展的需要和现实状况。云南省是一个少数民族分布广泛的省份, 以其数量众多的教育类社团组织的存在, 有利的促进了云南省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 为云南民族文化素质的培养、提高和宣传创造良好的基础和氛围。

第二, 从云南民间社团组织的地区分布来看, 各个州市都有民间社团组织的分布和发展, 但是存在发展水平和分布数量不平衡的现象。民间社团组织数量最多的临沧地区是数量最少的怒江州229倍。从地区分布来看, 越是靠近边境的地区, 民间社团组织的数量也明显减少。而与之相对应的是, 这些地区的经济普遍是相对欠发达的地区或是交通不便利的山区。由于支持其活动的资金、人员自身文化素质和思想觉悟、社会的发展程度和水平等种种因素, 还不利于民间社团组织的生存和发展。而这些地区民间社团组织的存在大都以扶贫和支援类的民间社会团组织为主, 其活动的资金多都依赖于政府和社会资助。

民间社团组织的分布是一个地方社会各方面进步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越是发展情况比较好的地区社团组织发展越是比较健全和发达。从云南省各地市的分布情况来看, 也证明了这个发展趋势。昆明是云南省的省会城市, 经济、文化、政治等活动非常活跃, 这也正是昆明社团组织数量众多的原因之一, 同时也需要涉及公共领域的民间社团组织的存在进行联系和协调。临沧地区、保山地区和红河州是云南民间社团组织发展比较突出的州市, 这也显示出这些地区近几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成果和良好势态, 也是我们国家重视边疆地区州市发展政策的体现。这对于促进云南与东南亚地区经济文化交流创造了良好的民间发展基础, 对于促进边疆地区的稳定、和谐起到了积极的融合作用。

第三, 公益类、服务类、文体类民间社团组织发展引领全局。从云南省社区社会组织类型来看, 公益类、服务类、文体类占据了云南社团组织的大部分比例。从民间社团组织的特征来看, 云南社团组织的发展特征与其相吻合, 具有服务性、公益性和非赢利性等基本特征。这说明, 云南民间社团组织经历了近20多年的发展已经具备了民间社团组织的发展基础, 正在向着类型更加全面、治理更加规范、领域更加广泛、功能更加齐全的方向发展。缩小了与沿海和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 在政策和规定的引导下, 向着有云南自身特色的民间社团组织方向发展。

民间社团 篇4

1 民间武术的社会价值

社会生活中,大众个体族际通婚使得种族意识被打破,然而,以族群进行划分的现代社会仍在一定社会中具有一定社会空间。民间武术的交流与个体习练过程中,给偏见的民族主义的消除起到助催剂的作用。纵然,通常意义上讲,民族主义是政治力量的集合性,是团结的信仰。但是,现行民族主义是政治民族主义居多,而缺少教育民族主义,使得民族主义的运用走向偏颇。民间武术文化的传承与的发展,给教育民族主义提供展演的空间。从形式上来看,政治民族主义,以国家政治防范或侵略为主体,而教育则以人类利益高于国家利益。从现代生活相互关系来看,教育民族主义是应该给予关注,使人类的利益不至于遭到恶劣的对待,民间武术的价值则有着教育民族主义的中和性转移性作用。

诚然,武学不应该以排除痛苦和磨难为目标,武学也不能包治百病,要慎审学习与社会性传承。犯罪学提示社会环境对其影响更加显著,民间武术学习与传承要考虑到武术道德的规范。整个社会的自发反应的一致性是巩固文化稳定性的最强有力的势力,武术技术、道德则对个人品性的影响,决定于民间武术的影响力,还决定着社会对它的接受程度。通常情况下,武术行为比思想更加稳固,习俗被视为自发的,是经过长期不断的习惯行为确立起来。当他们上升到意识层面,我们的理性化冲动则要求一种合理的解释。紧跟着而来的则是一种思想模式的流行。民间武术行为对个体思想的影响则体现在个体身体的发展上。

同时,文化的稳定性和行为本能的习惯性,给教育提示要想对抗自由的行为,则必要进行一场深刻的斗争。“从过去寻找正确的经验,不至于在现代生活中犯错。”“某时期的社会状态取决于传统行为压力下的个体相互作用”。现代人的生活也未能摆脱,甚至加剧。而武学的传承则应对“哪些应该发挥, 哪些应该注意规避。”

2 培养优良的武术社团管理团队

2 . 1武术团队机构的简约精干化

在民间武术的发展过程中,武术社团是现代民间武术体系构建的核心,是实现武术社会化管理的关键环节。因此,武术社团管理团队的培养则成为提升武术社团管理能力和优化武术社团管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管理学的角度上来看,对团队培养需要体制上的进行优化与精神层面进行提升。

毋庸置疑,武术人力资源的配置是提升武术社团管理团队能力的第一要素。从现行各类武术管理发展来讲,民间武术协会人事机构臃肿,组织效率低下体现较为明显。民间武术社团管理虽然与部分其他项目的民间管理相对比,整体上表现相对合理化。但是,其人浮于事的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因此,武术人力资源的调整与优化则成为培养与提升武术管理能力的重要举措。以“信贤用能”的管理思维进行武术管理人力资源的管理与调整,“能者进、弱者让”使武术社团管理能力突出的人才有充分的发挥平台,有充分的发展空间进行个体能力的提升。同时,进行基层武术社团管理人才的选拔,以业务能力好结合综合素质高为评价标准,进行武术社团管理团队人才优化。

同时,从精神层面与思想政治方面进行入手,对武术社团管理团队进行“事必俱细,服务优先”的理念培养,要求团队与个体执行力的提升,强化服务优先意识,在武术社团管理的过程中,关注武术组织与指导等服务性产品的质量,对于大众所需求的武术活动的规范与需求,武术社团管理后续的跟进过程,使跟踪与督办成为武术社团管理人员必备的个体素质与团队的整体理念。并且,强化武术管理人员服务制度的调整与团队武术社团管理能力的探讨与思考,淘汰不合现状的规章制度,给予个体与团队科学化、合理化、制度化人事考评体系,从而培养武术社团管理团队与个体的武术社团管理驱动力。

2 . 2民间武术管理团队职能改善

适度转变武术社团管理管理手段与职能,武术管理决策层应从主导到促进,对武术社团管理个体的业绩、生活、个人能力提升等各个方面给予一定程度上的关注,促进武术管理和谐氛围的提升,增强武术社团管理团体的凝聚力,并且,确定武术管理各类管理体系中的角色定位,团体个体责权、主体与范围,促进武术社团管理团队能力的培养与提升。

加强教育培训,密切联系武术习练群众,加强工作作风建设。培养懂管理,善经营的“复合型”武术活动管理性队伍,努力提升团队与个人的业务能力和身心的素质。坚持关心习练者、爱护习练者和培养习练者的原则,培养和教育武术习练者善于在逆境中奋起,勇于在困难中坚持,在实际工作中不断磨练、完善自己。充分发挥武术社团领导班子集体智慧和能力,调动各方积极性,充分发挥出武术管理和草根组织的社会性、群众性的优势,进一步取得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和武术主管部门的支持和理解,迅速扩充武术人力资源与社会资源。

在武术社会管理和经营的过程中,通常会采用两种激励的方式,一种是过程激励,这种激励在通常用在武术管理与服务的过程中,随着大众对武术消费市场的变化与个体需求方式的调整,武术社团的操作和指导也应进行相应调整。另一种激励的重要方式是结果激励,在武术服务群体稳定的前提下,对武术个体的业绩上升的一种的刺激性方案。在组织与服务参与的过程中,以年终、季度性奖励进行定期的激励。从现实的发展上来看,社团由一个新兴的社会性组织与习武爱好者、专业武术人员所构成,创办前期处于协调转为现在沟通为主的中介性状态。从现行发展上来看,武术社团在民间武术管理的过程中,其业绩有着诸多多高,在服务理念与角色的适应方面也有所较大的提升,然而,武术社会的组织与经营管理理念还需要有着较大空间的调整,需要较多的现代化管理方式可以进行应用。但相对当前的现和武术团体管理的具体情形,其半传统式的经营理念严重的影响着民间武术的顺利发展。尤其个别武术管理者以“老大”的社会角色出现以原有取得成绩自居的现象,对武术社会管理的现代化改革中的制度置之不理,影响着武术管理制度的落实。

现代网络媒介化时代,部分网络化知识相对欠缺的武术社团管理人员对这种网络化与媒介化宣传的结合显得相对难于适应,对各类网络应用相关的业务有所恐惧,甚至有抵触情绪。同时,随着大众武术消费市场需求的不断调整,民间武术管理与服务策略应相应变化,其服务相关手段与流程需进行不断的变更,也使得部分安求现状的武术管理人员,难以短时期内接受,从而影响武术社团管理人员和团队整体聚合力的形成。在部分相关的层面上,甚至存在整个民间武术社会秩序的对运行模式。

3 结语

民间武术传承的过程中,要考虑到民间武术文化优秀成果的落实于大众健身,如何转移与践行武学的社会道德与规范。同时,在武术社团管理过程中,应有针对性地围绕民间武术实践与工作实际进行相应的调整,完善骨干武术社团的管理人员的选拔任用,并且要对民间武术社会进行管理监督机制,完善分配机制,完善实践工作中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从机制创新上促进个体民间武术习练者的素质的提升,促进武术管理工作的开展。诚然,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进行民间武术社团结构调整与重建过程中,要提高社会武术主管部门对民间武术社团管理层的认知,得到官方武术管理者的支持和拥护,才得获得最大化的推行,否则,再好的设计,也难以得到推行。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民间武术的文化、武术社会管理的行为理念、行为方式、结构框架,都会因为官方的管理阶层的思维对其产生直接的影响。

摘要：民间武术在现代生活中,作为人们践行的话题,尤其是对于武术爱好者来说,是不是或缺的注脚。在习练过程中,对民间武术的现代价值应有所认知,才能获得身心双向的提升。通过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进行民间武术现代语境下价值的探析,并对现代武术社团的管理作以研究。

民间社团 篇5

一、外国对民间环保社团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认定

1. 美国

美国的环境公益诉讼被称为环境公民诉讼。美国作为典型的判例法国家, 民间环保社团在环境公民诉讼中的地位可以通过判例清晰地显现出来。美国民间环保社团参与环境公民诉讼的历程并不是一帆风顺, 这可以通过三个著名的判例予以说明。第一个判例是发生在1972年的“西埃拉俱乐部诉莫顿”案, 原告民间环保社团西埃拉俱乐部以内华达山脉自然环境保护者名义, 对联邦内政部长莫顿提起诉讼, 要求法院禁止内政部国家森林署批准在内华达山脉修建一座大型滑雪场的计划, 因为滑雪场的修建会侵害其会员观赏风景的权利。虽然美国的公民诉讼条款规定“任何人”都可以提起诉讼, 但按照美国宪法的要求, 原告必须说明其受到了“实际损害”才可以取得原告资格。最高法院认为俱乐部的会员利益受到损害, 俱乐部就受到了实际损害, 因此有权提起诉讼, 因而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该案中, 西埃拉俱乐部并不是权益直接遭受侵害的主体, 但法院允许其提起诉讼, 民间环保社团的原告地位获得了承认。但20年后, 发生在1992年的“鲁坚案”却改变了这一切。该案中内政部部长鲁坚颁布了一个对《濒危物种法》的新解释, 仅要求联邦机构就发生在美国和公海上的联邦行动履行咨询义务, 而原来的范围还包括发生在外国国家的联邦行动。民间环保社团“野生动物保护者”会同其他野生动物保护组织, 请求法院恢复以前的解释, 理由是新解释将会加快濒危物种的灭绝速度, 不利于原告观察物种。案件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 法院在判决中认定《濒危物种法》中的公民诉讼条款是违宪的, 原告没有起诉资格。法官认为, 宪法中的“实际损害”应当是直接损害, 而该社团并不能代替社团成员成为直接遭受损害的主体。法院的这一判决严格了原告的起诉资格, 排除了没有受到直接损害的民间环保社团进行起诉。而到了2000年, 联邦最高法院又通过“地球之友诉雷德劳环境服务公司案”重新放宽了对原告起诉资格的要求。该案中地球之友等三个民间环保社团起诉危险废物处理者雷德劳环境服务公司向河流排放废水。被告抗辩原告缺乏实际损害, 因而不具有宪法要求的起诉资格。但法院的判决重新赋予了没有遭受直接损害的民间环保社团以起诉资格, “表明了近十年来, 私人实施联邦环境法律趋于消逝的一种转变”。

美国虽然对原告资格没有过多要求, 但对提起环境公民诉讼的程序还是有所限制的, 这就是通知和行政程序前置。一般说来, 民间环保社团应在起诉前履行通知义务, 提前60天通知违法者和相关行政管理机关, 给予对方纠正的机会和时间。如60日后没有环境违法行为没有得到纠正, 民间环保社团即可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行政程序前置是指如果政府已经起诉或正在“勤勉地”处理某一环境事件, 则民间环保社团不能对这一环保事件提起诉讼。

2. 德国

德国原本恪守传统的当事人理论, 将原告严格限定在直接利害关系人的范畴。但随着环境保护重要性和迫切性的日益增长, 德国国内经过激烈论战, 最终突破传统当事人理论, 接纳了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并允许民间环保社团提起诉讼, 但施加了诸多限制。首先是对民间环保社团本身的限制。民间环保社团必须具有诉讼权利能力和诉讼资金保障, 并能代表一定范围内的普遍观念, 提起诉讼的原因必须是被诉事项违反了该社团成立的目的。其次, 具备条件的民间环保社团还要得到国家认可, 否则没有起诉资格。

在具备法定条件和获得国家认可后, 民间环保社团在一般情况下仍不能直接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它们必须参与诉讼前的行政程序, 如不参与, 则丧失其后可能的诉讼机会。在参与过程中, 民间环保社团如果反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 应当提出异议和理由, 否则不能提起诉讼, 起诉的理由仅限于在行政程序中提出的理由。但即使参与了行政程序并提出了异议和理由, 民间环保社团也不一定能起诉, 因为在多数情况下, 法律只赋予了民间环保社团以参与权而没有合法诉讼的权利, 民间环保社团能够提起诉讼的事项仅限于法律规定的情形。但如果行政机关违反法律规定没有邀请民间环保社团参与行政程序, 民间环保社团则可以直接起诉, 这是对行政程序参与权的保障和救济。

3. 意大利

意大利第一部规定环境诉讼主体资格的法律是1986年7月8日第349号法律, 依照这部法律民间环保社团享有三项权利:举报权、行政诉讼权和介入法庭权 (对国家和地方机关提起的环境损害赔偿诉讼, 民间环保社团有资格介入法庭) 。民间环保社团可以提起行政诉讼而不能提起环境损害赔偿的民事诉讼, 而且其享有的举报权仅仅是形式上的, 因为国家和地方机关对民间环保社团的举报没有提起环境赔偿诉讼的强制义务。出于对“普遍利益”保护的需要, 1999年8月3日第265号法律对1986年的法律进行了修改, 第一次赋予了民间环保社团提起民事诉讼的原告资格。该法第4条第3款规定了民间环保社团对于环境的损害有权利向普通法官提起本应当由市或者省政府提起的损害赔偿诉讼, 损害赔偿所得归属被代替的机关 (市政府或省政府) 。意大利在保护环境利益这一普遍利益的原告资格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民间环保社团的原告资格从行政诉讼扩展到了民事诉讼, 表明意大利逐步放宽了对诉讼资格的限制。

但是, 并不是所有的民间环保社团都具有诉讼资格。只有那些在意大利环境部获得注册的全国性的民间环保社团或者至少代表五个大区的民间环保社团才能够提起这个诉讼。环境部也可以通过发布命令的形式将其他的民间环保社团加入到能够提起赔偿诉讼资格的名单中来。

综观以上各国规定, 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都突破了传统的当事人理论, 允许民间环保社团以非直接利害关系人身份参与环境公益诉讼。环境公益诉讼的目的是维护环境公益, 原告的资格自然不应限于与案件的直接利害关系者, 各国环境公益诉讼的实践, 都反映出为了纠正公共性不当行为采取的管理不再是过度强调当事人适格理论, 因此, 原告资格范围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 只是这种趋势的形成经历了反复和曲折, 即使在环境公益诉讼的发源地美国也经历了一番波折。各国的主要差异已不在于是否给予民间环保社团原告资格, 而在于对这种资格的限制有宽严之分。美国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最为宽松, 民间环保社团只要能够证明宪法要求的原告资格并遵守程序要求即可提起诉讼。意大利则主要从影响范围和国家认可两方面衡量是否授予民间环保社团诉讼资格。德国作为大陆法系的代表则延续了它严谨的思想, 对民间环保社团施加了较多约束, 不仅要求民间环保社团自身满足一定条件并获得国家认可, 还对提起诉讼的前置程序和可诉案件范围作了细致的安排, 这就使得民间环保社团的诉讼范围大大缩小了。

二、我国民间环保社团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认定的现状

1. 民间环保社团作为环境公益诉讼原告主体的优势

虽然我国目前对民间环保社团能否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仍有争论, 但民间环保社团参与环境公益诉讼对环境保护的积极意义已经为国外司法实践所证明, 这实际上是民间环保社团所具备的天然优势在环境公益诉讼中的具体体现。信息方面, 民间环保社团生长于社会基层, 贴近社会生活, 因此更容易获取和发现环境污染破坏信息, 从而做出迅速反应;费用方面, 民间环保社团资金来源多样, 渠道丰富, 可申请基金、接受捐赠、收取会费、自行创收等, 不完全甚至完全不依靠国家支持, 不会增加纳税人负担;人才方面, 民间环保社团不但人力充沛, 而且人才丰富, 其成员包含环境、法律等多种专业人才, 能够有力地支持取证、开庭等诉讼活动;独立性方面, 民间环保社团独立于政府和企业之外, 不受地方利益和企业利益左右, 能够以环境利益为准绳做出独立价值判断, 维护法律正义;动力方面, 民间环保社团以保护环境为己任, 具有极高的环保热情和责任心, 维护环境公益的动力源自内心而非行政司法职责或外部监督, 具有以法律捍卫环境利益的坚定决心和不竭动力;民众支持方面, 民间环保社团为公共利益保护环境, 服务于人民大众, 更容易取得民众的关注和支持;社会影响力方面, 民间环保社团的影响范围更广, 相比于个人的干预, 其效果会积极得多;人员编制方面, 民间环保社团成员不列入国家行政编制, 不会引起行政机构膨胀, 符合“大社会, 小政府”的行政机构改革目标。

2. 认定我国民间环保社团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所面临的困境

(1) 我国民间环保社团自身发展尚不完善

民间环保社团要在环境公益诉讼中发挥其天然优势, 必须首先以自身实力为基础。从1978年我国第一家民间环保社团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成立至今, 我国民间环保社团经历了30年的发展历程。中华环保联合会先后于2005年和2008年两次进行民间环保社团发展状况调查, 结果显示我国民间环保社团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民间环保社团数量增长很快, 截至2008年10月, 全国 (港澳台地区除外) 共有民间环保社团3539家, 其中由政府发起成立的民间环保社团1309家, 由民间自发成立的环保社团508家, 学生环保社团1382家, 国际环保组织驻中国机构90家, 总数比2005年增加了771家;人员知识层次提高很快, 2008年民间环保社团拥有研究生及研究生以上学历的平均数为6.9人, 与2005年相比增加了3.4人;办公场所和条件得到改善, 2005年只有40%的民间环保社团拥有自己的办公室, 而2008年这一比例上升到了55.2%, 同时办公电脑的拥有率也达到了49.7%;经费方面, 目前有近26%的民间环保社团有固定资金来源, 比2005年提高了2.1%;民间环保社团更加注重组织机构建设, 其中70.2%设有理事会, 组织管理更加规范;组织制度建设也得到了重视, 社团章程更为普及, 70.7%的民间环保社团有年度报告, 对项目开展过绩效评估的民间环保社团也达到了70.4%;服务对象多元, 包括政府、企业、特定区域居民、会员、公众等, 有73.7%的民间环保社团对公众提供服务, 群众基础很广。另外, 我国民间环保社团出现了专业化发展的新趋势, 关注的对象和领域更加具体, 一批具有较高专业化水平的民间环保社团脱颖而出。

在看到我国民间环保社团发展成就的同时, 我们也要正视其不足。由于法律规定、政策措施、公民意识等多方面的制约, 我国民间环保社团的成长遇到了一些阻力, 尚存在不完善之处。首先, 政府主导性强, 民间自发力量弱。近37%的民间环保社团由政府发起成立, 强大的政府主导性对民间环保社团的独立性产生了不利影响, 政府作为“父母”行为如有不当, 作为“子女”的民间环保社团很难独立地表达意见。其次, 登记不规范, 管理难度大。据中华环保联合会统计, 由于《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要求的登记条件过高, 我国民间环保社团在民政部门登记的只有38.9%, 另有4.4%的民间环保社团选择工商登记, 挂靠在机关或事业单位的占3.9%, 未注册的还有7.2%, 其余的采取二级社团等其他方式存在。注册登记的混乱不仅制约了民间环保社团自身的发展, 还给国家管理带来了困难。第三, 筹资门路窄, 社会捐助少。《2008年中国环境蓝皮书》调查数据显示, 58%的民间环保社团认为资金不足是现阶段发展中最大的障碍。资金短缺的原因有以下三个:一是资金来源狭窄, 主要集中在政府资助、会费、慈善捐款。二是身份受限, 筹款难度大。选择工商登记或不登记的民间环保社团依法不能向社会筹款。三是社会公益捐助意识低, 法律激励措施力度不够。我国公益捐款人均不足1元, 而美国为460美元;美国的个人捐款占GDP的2.1%, 而我国只占0.01%。美国对向社会捐款数额超过应缴税额10%的企业减免10%的税款, 而我国仅规定为3%。社会捐助意识的淡薄使得民间环保社团从企业和个人筹集资金还基本停留在利用人脉资源筹集资金的方式上, 直接造成了我国民间环保社团容易受制于出资机构的尴尬局面。除此之外, 我国民间环保社团在人才吸引、组织能力建设、国际交流合作能力等方面还需进一步提升, 政府对民间环保社团的引导尚需加强。进行环境公益诉讼, 不仅要求诉讼主体具备独立的法律人格, 诉讼过程中更是需要相当强的专业能力与财力的保障, 而对于自身发展尚不完善的民间环保社团来说, 它在环境公益诉讼中所具有的天然优势的发挥无疑是要受到极大影响的。

(2) 我国现行诉讼法相关立法的缺失

我国民间环保社团现阶段总体发展虽有不足, 但它们中的一些佼佼者已经开始利用自身优势积极参与环境案件,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和中华环保联合会环境法律服务中心共拥有百名以上志愿环境维权律师, 三年来得到它们环境维权援助的人员达几百万。2005年, 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支持“福建省屏南县1721位农民诉福建省 (屏南) 榕屏化工有限公司环境污染侵权案”胜诉, 为当地农民挽回经济损失68万余元, 此案被评为2005年中国十大影响性诉讼之一。中华环保联合会环境法律服务中心自2005年成立后仅一年中, 介入公众污染受害案件23起, 涉及群众3084人。但出于滥诉风险的考虑, 我国现行诉讼制度仍将原告限于直接利害关系人和行政相对人, 民间环保社团面对现实常常感到无奈。2006年, 中华环保联合会环境法律服务中心支持“铁山小区居民对山东淄博铁鹰钢铁有限公司环境污染提起民事诉讼”一案, 当地法院以种种理由不予立案, 中华环保联合会因为不是该案当事人而不能直接采取进一步行动进行环境维权。很多环境破坏污染事件经民间环保社团发现后举报, 由于没有被及时制止而造成严重后果。事实证明, 赋予具备诉讼能力的民间环保社团以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在我国当前严峻的环境保护形势下极为必要, 因为这一方面可以让民间环保社团的天然优势通过更多渠道在更大范围内得以发挥, 有效帮助受害者, 监督政府和污染者;另一方面, 也可以帮助政府更好地履行环境保护职责, 减轻政府的行政负担。可喜的是, 在司法领域, 这方面的探索已经先于立法而展开。受太湖蓝藻事件催生,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8年5月6日正式设立环保审判庭, 并允许民间环保社团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被专家认为将是“最有影响的一步”。

三、我国民间环保社团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确立及滥诉防范

国际环保立法趋势、当前环保严峻情势和我国社团发展成就, 决定了我国民间环保社团参与环境公益诉讼的必然性、必要性和可行性。但民间环保社团参与诉讼可能引发滥诉的风险往往是立法者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实际上, 即使是在民间环保社团众多的美国, 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也并未带来滥诉之害, 其他国家也未出现滥诉现象, 究其原因, 是法律制度设计排除了滥诉风险, 从而防止了民间环保社团滥用环境权利加重司法负担。任何权利的行使都有界限, 没有约束的权利是不存在的。前述各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均体现了各国对民间环保社团诉讼权或宽松或严格的约束, 这些有益制度可以结合我国现实加以借鉴。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创新既要顺应国际环境保护的新趋势, 有利于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及建设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 又要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国情。具体而言, 我国应从主体资格、案件范围和起诉程序三方面借鉴外国经验, 预防滥诉风险:

1. 诉讼主体资格

美国公民诉讼条款规定“任何人”均可对环境破坏行为提起诉讼, 法律对能够起诉的民间环保社团的条件没有限制。但法律的宽松并没有引起滥诉发生, 因为法律实际上是将这种限制隐性化了。众所周知, 环境公益诉讼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并且需要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支撑, 不具备这些条件的民间环保社团自然不会贸然起诉, 因为它们承担不起如此高昂的诉讼成本以及由此带来的沉重负担——享有权利是一回事, 但行使权利又是另一回事。法律看似没有限制, 但通过当事人的选择, 预防滥诉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法律实际上是利用了人趋利避害的本性。这种“赋权于民, 由民自选”的立法思想与英美法系开放的法律传统密切相关, 而生存于严谨的大陆法系传统下的德国和意大利则沿袭了法律明文规定的方式, 对民间环保社团的诉讼主体资格加以限制。它们均要求民间环保社团履行国家认可程序。获得国家认可的条件方面两国有所区别, 意大利只要求民间环保社团应具有一定影响力, 德国则从权利能力、诉讼目的、经济能力、成员数量、代表观念的普遍性等方面做了更多要求。

毋庸置疑, 我国也需要对民间环保社团的诉讼主体资格加以规范。立法方式上, 我国还是采取德国及意大利明文立法的方式更为适宜。这一方面考虑到我国作为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传统;另一方面也是对民间环保社团的保护, 因为国内民间环保社团对环境公益诉讼难度认识还不够充分, 如不明文规定, 环保社团可能忽视自身力量盲目起诉, 结果背上沉重的诉讼包袱。在国家认可方面, 我国民间环保社团发展良莠不齐, 因此有必要对起诉资格实行国家认可。在认可条件方面, 民间环保社团应具有一定规模和必要的经济能力, 并在全国或较大地区具有影响力, 以保障诉讼所需并达到环境公益诉讼应有的社会效应。

2. 可诉案件范围

德国立法采用列举式限定民间环保社团的可诉案件范围, 只允许民间环保社团对法律允许的事项提起诉讼。对这一做法我国应否借鉴值得分析。限制民间环保社团的起诉范围固然可以防止滥诉, 但也存在弊端:首先, 新型环境事件层出不穷, 限定式立法难以及时对社会生活的新变化做出灵活反应, 制约民间环保社团发挥作用。其次, 我国环保形势比德国严峻, 本来就存在监督不全面、监管不到位的状况, 如再对民间环保社团的起诉范围加以限制, 缩小了监督范围, 对本已脆弱的生态环境毫无裨益。所以, 对民间环保社团的可诉范围, 应当遵循“法不禁止即许可”的原则, 除现行法律明确禁止起诉的事项 (如抽象行政行为) 外, 其他环境事件均可起诉。

3. 诉讼前置程序

(1) 通知。美国的通知程序一方面警告不法行为者停止侵害, 另一方面向行政机关提供信息并督促其积极履行职责。如果不法行为者及时停止侵害并消除后果, 则达到了与起诉相同的环境保护效果, 民间环保社团即无必要起诉;如果行政机关及时采取措施予以制止或起诉, 民间环保社团也无必要起诉。

(2) 行政程序前置。政府应当在环境保护方面发挥其应有功能, 法律应允许政府首先为环境事件负责, 这也是防止滥诉的有效手段, 所以美国和德国都规定了行政程序前置。其中, 德国要求政府必须邀请民间环保社团参与行政程序非常值得借鉴。这样不但增加了行政透明度, 而且减少了民间环保社团与政府的矛盾, 有利于达成统一意见。当然, 如果对行政措施不满, 法律仍允许民间环保社团求助于司法, 这也是对行政行为的有效监督。至于起诉理由只限于提出的异议, 则不必做这样僵硬的规定, 因为出于监督的目的, 事后发现而当时未及提出的异议也应当成为起诉的理由。

摘要：民间环保社团能否成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是我国理论界讨论的一个重点问题。本文通过介绍美国、德国、意大利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分析我国民间环保社团发展状况, 得出应当赋予我国民间环保社团原告资格的结论, 并提出从主体资格、案件范围和起诉程序三方面借鉴外国经验, 预防滥诉风险。

关键词：民间环保社团,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预防滥诉

参考文献

[1]常英, 王云红.民事公诉制度研究[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2002 (8)

[2]李艳芳, 李斌.论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与创新[J].法学家, 2006 (5)

[3]中华环保联合会[R].2005年中国环保民间组织调查报告

[4]中华环保联合会[R].2008中国环境蓝皮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