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观工作幸福感

主观工作幸福感（精选12篇）

主观工作幸福感 篇1

随着当前人们生活物质水平的不断提高, 人们在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同时, 更是注重自身的主观幸福感, 因为这直接影响着患者的生活质量[1]。主观幸福感是指人们对日常总体生活事件的满足感及快乐感, 它是当前衡量个人在社会生活方面的一项不可或缺的重要指标[2]。主观幸福感既属于人们心理健康范畴, 又可归于社会功能领域, 自从生物-心理-社会整体健康医学模式的提出, 欧美学者对该方面的研究进入白热化阶段[3], 研究对象亦分布广泛, 包括教师、老年人群、农村居民、城市居民、临床患者等, 并将老年人与大学生作为重点研究对象, 内容主要涉及人格因素、应激水平、自我效能、适应能力及自我健康等因素对主管幸福感的影响[4]。而护士作为众多社会职业中扮演者不可或缺的角色, 了解其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影响因素及提出合理的干预措施, 无疑能激发其工作热情, 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儿科护士在护士群体中属于较为特殊的一类人群, 因其工作具有高风险及高压力性, 而以女性为主体的团队更亦患职业病或逐步发展为亚健康典型人群[5]。有文献指出, 护士的主观幸福感与其工作压力呈正比[6], 故持续的高强度或高压力工作会使机体长期处于紧张兴奋状态, 这不仅会导致护士精力耗尽, 同时还会使机体的自我调节压力及适应能力出现障碍, 最后出现机能平衡失调, 导致慢性病或心身疾病[7]。关注护士的职业健康目前是国内外专家学者所热衷的研究课题, 笔者设计本研究, 旨在从儿科护士的角度出发, 进一步深入剖析护士工作压力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相关性。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以广东省惠州市二级以上医院儿科为样本点, 采取整群随机抽样方法, 选取2013年8月~2014年3月的15家综合医院及2家妇幼保健院的252名儿科注册护士进行调查评估, 其中三级医院6家、二级医院11家。发放问卷252份, 回收问卷239份, 回收率为94.8%, 剔除经测谎题目筛选出的无效问卷10份, 实际有效问卷为229份, 有效率为90.9%。其中三级医院护士136名, 年龄为25~47岁, 平均 (33.1±3.8) 岁;二级医院护士116名, 年龄为22~48岁, 平均 (32.8±3.7) 岁, 均为在职注册护士。与各个医院联合通过问卷形式调查护士工作压力及心理健康状况并进行研究存档, 并定期办班进行问卷调查的岗位培训。

1.2 方法

1.2.1 中国护士工作压力量表

本量表包含5个子项目, 共35个条目, 内容包括:护理工作及专业、工作量及时间分配、工作环境及资源、患者护理、管理及人际关系。每个条目的评分方式采取1~4分法, 得分越多表明护士承受的压力越明显。该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为0.96。

1.2.2 性格行为类型评定量表

本量表包含3个子项目, 共60个条目, 内容包含:时间匆忙感、争强好胜及敌意、测谎题。其中A型性格行为类型的评分是参照时间匆忙感与争强好胜及敌意这2项得分之和而定, 若得分≥36分则为A型, 得分≤18分则为B型, 19~35分则为中间型。该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为0.78。

1.2.3 Campbell幸福感量表

该量表总共包含2个部分, 分别为生活满意度 (1个条目) 和总体情感指数量表 (8个条目) , 利用7点计分, 计分公式为:主观幸福感总分= (前8项的平均分) + (最后1项的得分) ×1.1, 该量表最低分为2.1分, 最高分为14.7分。该量表Cronbachα系数为0.78。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统计软件SPSS 15.0对实验数据进行分析, 计量资料数据以均数±标准差 (±s) 表示, 组间比较采取两独立样本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 采用χ2检验。双变量正态分布的数据采取Pearson相关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三级医院与二级医院儿科护士工作量及幸福感评分比较

三级医院儿科护士工作量少于二级医院 (P<0.05) , 幸福感评分高于二级医院 (P<0.05)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见表1。

2.2 不同性格行为类型儿科护理人员的工作压力与幸福感评分比较

A型儿科护士主观幸福感总分低于B型 (P<0.05) ;A型护士工作压力低于B型 (P<0.05)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2。

2.3 护士工作压力、A型性格行为及主观幸福感相关性分析

儿科护士主观幸福感总分与工作压力总分呈现负相关, 与时间匆忙感、争强好胜及敌意、A型行为类型总分呈正相关。见表3。

注:*P<0.05;“-”表示无数据

3 讨论

由于儿科护理工作对象的特殊性, 护士在临床工作中承受很大的精神心理压力, 影响身心健康和护理工作质量。从儿科护士工作的压力源角度进行分析, 现阶段国内儿科护理人员产生压力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8]: (1) 来自于院方及患儿家长的严格要求; (2) 来自于护理人力资源相对不足及工作繁忙; (3) 来自于工作的内外环境; (4) 来自于护士的技能不强及沟通不足等。国外有研究者认为, 导致儿科护理工作者心理健康问题的原因主要分为外部环境和个体心理特点两部分。外部环境因素包括:信息爆炸时代的大环境、激烈的竞争环境、繁重的工作环境、人际环境缺乏温情、忙碌的现代都市环境等五个方面。个体心理特点包括敏感、苛求、多虑等, 一些研究者提出其他影响因素, 外部因素如工作压力与工作量、社会支持、家庭生活和家庭情感等;内部因素如个人期望、人际关系与人际交流、应对方式等。一项国内研究表明[9]:我国某省针对147个区域的6700名护理工作者 (包括儿科与非儿科护士) 的工作压力状况进行调查, 51.6%的护理工作者认为自己的工作压力比较大, 有12.8%的个体认为自己的压力非常大, 二者合计64.4%, 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0];从心理健康的症状自评量表调查结果来看, 儿科护士与非儿科护士的量表总分无明显差异 (P>0.05) , 但躯体化和强迫两个因子的得分显著高于非儿科护士的平均分 (P<0.05或P<0.01) 。采用中国人心理健康量表对某省264名儿科护理工作者心理健康状况进行调查, 结果显示量表总分与全国儿科护士的平均分无显著差异, 但焦虑、抑郁、敌对、适应性差和情绪失调5个因子的得分高于全国非儿科护士的得分, 具有地区的显著性差异 (P<0.05) [11]。此调查研究显示, 儿科护理工作者心理健康量表总分与非儿科护理工作者无明显差异, 但在部分因子上的得分显著高于后者。这表明我国临床一线的护理工作者心理健康状况总体良好, 但在某些护理领域上仍存在着一些情绪和行为困扰, 如儿科护理工作。在开展优质护理服务的今天, 如何保护护理人员的心身健康, 提高优质护理服务工作质量及工作效率, 为解决这一问题, 本研究选取15家惠州市二级以上综合医院、妇幼保健院的252名儿科注册护士, 采用问卷调查方式来完成儿科护士工作压力与心理健康状况的调查, 拟将儿科护士的压力转化为动力, 学会自我调节来缓解来自各方面的心理压力, 以良好的心态和身体状态投身工作中, 尽快适应现代护理模式, 提高自身生命价值, 充分发挥潜能, 维护身心健康, 提高工作效率, 减少护患矛盾, 为患儿提供高质量的优质护理服务具有重大意义[12]。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 三级医院儿科护士的主观幸福感各维度得分和工作压力总分均高于二级医院, 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出现这一结果的原因, 可能在于三级医院对护士分工更加明细, 而二级医院儿科护士的工作不仅包含疾病对症护理, 同时还涉及预防保健内容, 对其专业的深度和广度要求更高, 故压力更大[13]。另外, 三级医院儿科护士的经济收入水平、地位层次及安全感等方面都要高于二级医院[14], 这可能是三级医院护士心理舒适度得以提高的重要保障, 亦能有效提升主观幸福感。

另外, 研究结果亦显示, A型儿科护士主观幸福感总分高于B型 (P<0.05) ;A型护士工作压力高于B型,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这主要跟护士自身的性格修养及气质特征密切相关, 其中A型性格常处于中度的焦虑状态中, 他们不断给自己施加时间压力, 总为自己制订最后期限。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表现为快节奏的工作模式, 并对大部分事情的进展速度感到无可忍耐, 无法有效处理休闲时间, 这些情绪及行为表现均会刺激机体长期处于高负荷状态下, 不仅无法高效完成工作任务, 更是会出现工作厌烦及抵触情绪, 导致主观幸福感明显下降[15]。而B型性格人群的性格与A型性格相反, 其情绪行为表现为从来不曾有时间上的紧迫感以及其他类似的不适感, 认为没有必要表现或讨论自己的成就和业绩, 除非环境要求如此, 充分享受娱乐和休闲时光, 而不是不惜一切代价表现自己的最佳水平, 充分放松而不感到愧疚[16]。正是由于两者之间的性格差异, 往往会导致两类人群出现不同的压力体现, B类人群的幸福指数往往更高, 且对工作压力的敏感度也较低, 更能应对压力提高自身的主观能动性[17]。将工作压力和主观幸福感经相关性分析显示, 儿科护士工作压力总分与主观幸福感总分呈现负相关, 与时间匆忙感、争强好胜及敌意、A型行为类型总分呈正相关。这在一定程度上, 表明工作压力越大, 越倾向于A型行为类型, 护士的主观幸福感程度越低。

综上所述, 儿科护士工作压力与主观幸福感呈正相关, 且A型性格特征的儿科护士更易出现负性情绪导致主观幸福感下降, 医院管理者应给予儿科护士更多的物质支持及精神鼓励。

摘要：目的 探究儿科护士工作压力与性格特征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并为医院人力资源管理的优化策略制订提供依据。方法 以广东省惠州市二级以上医院儿科为样本点, 采取整群随机抽样方法, 选取15家综合医院及2家妇幼保健院的252名儿科注册护士进行调查评估。所有护士均接受以中国护士工作压力量表、Campbell幸福感量表和A型行为类型问卷调查, 记录数据并做好分析。结果 三级医院儿科护士总主观幸福感评分为 (8.3±1.2) 分, 高于二级医院[ (7.1±1.1) 分],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三级医院工作压力总分为 (87.0±7.3) 分, 低于二级医院[ (103.2±6.7) 分],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A型儿科护士主观幸福感总分为 (7.9±1.4) 分, 低于B型[ (9.2±2.3) 分],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A型护士工作压力总分为 (109.2±9.7) 分, 高于B型[ (99.2±8.4) 分],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儿科护士工作压力总分与主观幸福感总分呈负相关 (r=-0.19, P<0.05) , 与时间匆忙感、争强好胜及敌意、A型行为类型总分呈正相关 (r=0.34、0.30、0.39, P<0.05) 。结论 三级医院儿科护士的工作压力低于二级医院, 主观幸福感高于二级医院, 而A型行为性格特征易会降低主观幸福感, 医院管理者需给予这类群体足够的关心和重视。

关键词：工作压力,性格特征,儿科护士,主观幸福感

主观工作幸福感 篇2

(一)选题的意义及国内外研究状况评述、本人是否有创新

1.选题意义

幸福是一个永恒不变的话题，自古至今人们都在追求幸福。在人们生活越来越好的情况下，为什么幸福感却越来越少?幸福本来就是主观的，影响个体主观的 因素很多，现代社会对于幸福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心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领域。 个体主观幸福对人们身心状况，生活质量都有影响，甚至对当前社会的进步与 发展也有一定影响，所以研究主观幸福感具有重要意义。

2. 国内外研究状况评述

(1)国内研究情况

国内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从90年代到本世纪初， 研究方向从老年群体扩展到向全体人群发展，在理论方面，理论综述和有关主 观幸福感结构的讨论都取得了很多不错的成果。在测评工具的建设来看，主要是引进和修订国外量表，也有较少研究者自编问卷进行测验。

(2)国外研究情况

国外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以Wilson(1967)撰写的.第一篇《自称幸福的相关 因素》为标志。Diener在其论文《主观幸福感研究新纪元》中，把西方幸福感研究划分出描述比较、理论建构、测量发展三个主要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集中在人口统计学的维度，描述与比较不同人群幸福感;第二阶段主要是将研究重点转向内部因素，建构有关的理论框架，探讨获得幸福的各种途径和跨 文化研究;第三阶段主要是将研究方法、途径和主观幸福感测量理论进行整合，形成了以自测量表为主体，并结合其他评估技术，以正面评价为主，并兼顾负面指标的新格局。

(3)本人创新

主观幸福感本身就是一个因人而异的主观感受，本人觉得应该重视对主观幸福感的全面的研究，从研究对象上，应该扩大研究人群的范围，大到，小到农民工人都应有所研究心理学专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心理学专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这样对主观幸福感的评定才会更加全面。从研究方法上，我们应当用一套适合于当前国内形式下测量人们主观幸福感的量表。应注意无论是测验量表以及测量工具，还是测验方法等都应该与时俱进，适时改观。使主观幸福感的研究更加全面化，规范化，科学化。

(二)论文主要内容及写作大纲

1.论文主要内容

本文主要介绍主观幸福感的概念以及有关的理论，重点探索属于主观范畴的人格因素，以及属于客观范畴的生活事件(社会关系、收入、健康状况等)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通过积极有效心理干预领域来促进人们的幸福生活，研究如何提高幸福感。

2.写作大纲

1.主观幸福感概述

1.1主观幸福感的概念

1.1.2国内对主观幸福感含义的界定

1.1.3国外对主观幸福感含义的界定

1.2当前人们对主观幸福感研究的现状

1.2.1国内对主观幸福感研究的状况

1.2.2国外对主观幸福感研究的状况

1.3主观幸福感的分类

1.3.1以外界标准界定的主观幸福感

1.3.2以情绪体验界定的主观幸福感。

1.3.3个体自我评价的主观幸福感。

1.4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因素

1.4.1影响主观幸福感的主观因素

1.4.2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客观因素

1.4.2.1社会关系

1.4.2.2经济状况

1.4.2.3健康状况

1.5有关主观幸福感的理论

1.5.1目标理论

1.5.2活动理论

1.5.3由下到上的理论和由上到下的理论

1.5.4判断理论

1.5.5动力平衡理论

1.6主观幸福感存在问题以及未来的研究方向

结语

(三)主要参考文献

①段建华.主观幸福感研究概述.心理学动态，(41)

②叶亦乾 《普通心理学》

③李儒林张进辅梁新刚:影响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因素理论.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④吴明霞:30年来西方关于主观幸福感的理论发展.心理学动态,

⑤ 严标宾 郑 雪 邱 林:中国大陆、香港和美国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比较[J].心理学探新, 2003

⑥何瑛.主观幸福感概论.重庆师

⑦朱琳：《论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

⑧汪向东.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3,增刊:260～263.

⑨张钊. 个人目标、自我效能感与主观幸福感：一项纵向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 ,2007

⑩张羽. 社会支持方式与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 山东师范大学: ,2007

(四)研究方法、完成措施及写作进度计划

1.研究方法：通过搜集资料以及综合分析法和教师的指导

2.完成措施：认真分析和搜集相关资料，到图书馆查阅相关书籍，并且利用网络搜集了一些对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理论的相关资料，最后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3.写作计划：

(1)、xxxx年12月20日至xxxx年12月30日查阅文献、选题。

(2)、xxxx年1月1日至xxxx年1月11日完成开题报告，并交老师修改。

(3)、xxxx年1月12日至xxxx年1月22日修改开题报告，并完成论文初稿

(4)、xxxx年1月23日至xxxx年1月30日完成二搞，并交指导老师修改。

主观工作幸福感 篇3

关键词：主观幸福感；外部因素；内部因素；提升策略；档案工作者

中图分类号： G27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069（2016）31-67-2

0 引言

档案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的文化事业，其重要性是有目共睹的，档案工作者作为档案管理利用过程中的主体，关注他们的身心健康有利于减缓和消除职业倦怠带来的身心消极体验，提高档案管理和利用的效率，促进档案事业的良好发展。

当前国内关于档案工作者心理健康状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职业认同方面的调查分析，如张玲等从职业认知、职业技能、人际支持、价值实现、职业承诺、职业情感6个指标对对河北省某些省直单位的档案工作人员的职业认同进行了问卷调查和分析；张昱等则从性别、年龄、学历、职称、职务、工作年限等维度对南京省直企、事业单位档案工作者的职业认同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主要是通过各种变量与职业认同间差异的细化研究，揭示了档案工作者职业认同的特征和现状，以期通过建立良好的职业认同从而提升档案工作的绩效。

职业认同侧重于反映特定行业人群的心理健康状况中的工作因素，但档案工作者除了作为特定行业人群的职业认同外，还需要考虑其作为个体的心理健康的全面建设。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简称SWB）是个体依据自己设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所做的整体评价，作为衡量个人生活质量的综合性心理指标，能反应个体的社会适应状态，可以作为分析、研究和提高档案工作者全面心理健康水平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和抓手。

1 档案工作者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

主观幸福感包括生活满意度和主观体验两个基本成分，其中生活满意度是个体对总体生活质量的认知评价，而主观体验包括个体生活中的积极情感体验和消极情感体验两个部分。

纵观近年来有关档案工作者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中，有袁萍萍从工作满意度的定义、档案人员工作满意度研究的意义、相关研究理论以及研究方法做了梳理；朱伶杰等用对辽宁省档案系统内9个单位实地调查所得数据，重点进行了档案工作者工作满意度的总体分析和基于人口变量的差异分析。另有赵雪芹等对上海市各档案单位和部门的档案工作者从“身体健康”、“经济条件”、“家庭生活”、“工作现状”、“人际关系”、“人生目标的实现”等6个方面的九个维度（生活满意、正性情感、负性情感、生命活力、健康关注、利他行为、自我价值、友好关系、人格成长）和衡量整体幸福感水平的自述幸福感指标进行了问卷调查和分析。以上研究关注主观幸福感中生活满意度的一个方面（工作满意度），或者是对各类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因素进行了比较细致的划分。威廉·佩沃特对主观幸福感研究的总结表明，主观幸福感主要与个人性格因素、环境与人口统计因素和文化因素等相关。

综合分析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有关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从辩证法的角度主要可以归结为内外两个方面。外部因素包括工作、家庭、社会等客观条件，内部因素包括自我价值感、人格成长、应对方式等主观因素。其中工作现状与社会支持以及应对方式与自我价值感可以作为档案工作者相对一致的具有共性的内外影响因素。

1.1 外部影响因素

①工作现状。

档案工作相对烦冗，无论是档案的收集、整理还是档案的鉴定和利用，档案工作者每天面临数量庞大的案卷，与门类众多的案卷打交道，需要投入极大的精力。在现代化技术手段日益发达的今天，档案工作者又要适应“无纸化”办公及档案利用频繁的新形势，工作量激增，领导不够重视，工作待遇、部门升迁相对缓慢的现实状况使得档案工作者的工作认同感和归属感降低，对工作产生厌烦心理，从而产生职业倦怠，这样的认知体验大大影响了档案工作者的幸福感。

②社会支持。

档案作为历史的记录和见证，是宝贵的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利用价值。但是档案的这一价值却不是在短期内可以看到的，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对档案的价值并不了解，社会大众对档案的这一价值认可程度并不高。作为社会的个体，档案工作者的价值需要在社会中得到承认，需要群体归属感和积极的情绪体验。整个社会群体对档案价值的态度直接影响了他们对于档案工作者社会地位的认可度，档案工作者的工作无法得到更多的社会支持，从而产生偏离的价值观。在工作过程中，这样的价值观使档案工作者处于被动的工作状态，潜力和价值无法实现，对于未来的目标没有更高的追求，仅仅是满足于现在，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的链接，降低了幸福感的体验。

1.2 内部影响因素

①应对方式。

应对方式是个体对环境或内在需求及其冲击所作出的认知和行为反应。它包含解决问题、求助、退避、不良情绪发泄等维度。有研究表明应对方式与生活满意度呈显著的相关，并对主观幸福感起到重要的调节作用。采取积极应对方式的个体获得较多的积极情绪体验，幸福感较高，而采用退避或者是发泄的应对方式，负性情绪体验较多，幸福感降低。

在现代化的新形势下，档案工作者既要对旧档案进行保存和维护，实现数字化，以适应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又要适应档案利用群体提出的各种新要求，工作的方式和方法与以前相比有了显著的不同，新的环境刺激，要求档案工作者要重新调试自我的应对方式，做好衔接。面临新的工作要求，不同的档案工作者的应对方式不同，获得的内心情感体验也不一样。研究表明，主观幸福感与抑郁呈显著相关，抑郁是影响主观幸福感的重要情绪因素。而抑郁这样的负性情感正是采用消极的应对方式得到的不良情绪体验。因此档案工作者采用何种应对方式关系到主观幸福感的获得。

②自我价值感。

自我价值感是个体在对自我的价值、评价的基础上产生的态度和情感体验，反映一个人对自我的接纳程度，是一个人心理健康与否的重要指标。黄希庭等人的研究表明，自我价值感与主观幸福感呈正相关。高自我价值感的人对自我的接纳程度、自我评价及生活满意度都高，得到更多积极的情感体验，获得更多向上、奋发的内在动力，对工作及生活有更多满意的评价，社会适应性更好。低自我价值感使个体对自我的评价偏低，产生较多的负性刺激和消极情感体验。

档案管理本身的特性是一项烦琐但是并不容易在短期内看到价值的工作，该工作的价值在大多数情况下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会被发掘，而对于从事档案管理的档案工作者来说，长时间的无价值体验，削弱了个体的价值和存在感，严重影响了工作的积极性，降低了主观幸福感。

2 提升档案工作者主观幸福感的策略

2.1 从外部上提供更多的社会支持

档案意识直接关系着档案价值的实现，档案意识越高越可以促进人们对档案价值和档案工作者工作的重视，尤其是领导干部对档案工作的认同和重视更加可以促进大家档案意识的提高。领导干部要善于利用各种有利的工具，例如图书、网络、报刊等加大对档案工作的宣传，提升民众的档案意识，尤其是让大家认识到档案的潜在价值，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同时要加大对档案建设的投入，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氛围提升档案工作者的积极性，使档案工作不再是可有可无的衬托，真正改变档案工作边缘化的现状。在这一过程中领导干部的带头作用尤为重要，无论是档案意识的提升还是多档案工作的投入，领导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档案工作者来说，领导的积极关注会潜在的提升档案的价值，档案管理人员从中的得到较多的对自我价值的认可，得到更多的社会认可，从而以更积极的态度和热情开展档案工作。这样的工作氛围和环境会在很大程度上提升档案工作者的主观幸福感。

2.2 档案工作者重塑对自我价值的正确认知

在现阶段，档案工作处于尴尬的境地，档案的价值人们不能在短时间内体会到。这样的现状直接导致了档案工作者地位低下，对自我的认可度降低，觉得从事档案工作没有太大的价值和意义，有更多的负性情绪体验，直接影响了主观幸福感。从自身来说，档案工作者要树立正确的三观，要看到档案工作的价值，要勇于实现自我价值，有研究表明档案工作者对自身目标实现的满意度与主观幸福感达到了显著的相关，也就是说档案工作者对自身价值的认可程度会直接影响到主观幸福感的体验，要相信档案工作的职业前景，在新的形势下，各种新需求都给档案工作带来了新的契机，档案工作者要善于利用大环境，同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尤其是对档案未来价值的预期，并积极的促进预期的实现，从而重塑自我价值，在此过程中得到良好的价值体验，提升自我的幸福感。

2.3 档案工作者采取更加积极的应对方式

档案工作烦琐复杂，采用何种应对方式会直接影响到档案工作者的内在情绪体验和对自我的评价。根据现有的研究，应对方式通常被分为两种，积极的应对方式和消极的应对方式，具体分为问题解决、求助、合理化、自责、幻想和逃避。个体应对方式的使用一般都在一种以上，但每个人的应对行为类型仍具有一定的倾向性，这种倾向性构成了六种应对方式在个体身上的不同组合形式。这些不同形式的组合分别为：成熟型，即采用解决问题—求助；不成熟型，采用退避—自责；矛盾型，合理化与“解决问题”，“求助”等成熟应对方式和“退避”、“幻想”等不成熟应对方式的结合。

档案工作的烦琐性和重复性容易造成不良的环境刺激，在应激情境下个体应对方式的不同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的获得。采用积极应对方式的个体会得到良好的情绪和价值体验，消极的应对方式则会带给个人不良的情绪情感体验。以往的相关研究表明影响应对方式的主要因素可以分为个体资源、社会资源和物质资源等，强调个体因素和社会支持。

档案工作者在日常工作中可以采用争取广泛的社会支持，提升自我的人际交往机能，减少情境的刺激，提高情境的可控度。同时注重自我的修炼，多采用积极的认知评价，采用成熟型的应对方式，提升主观幸福感。

3 结语

档案工作者作为档案工作中的主体，幸福感的获得会直接影响档案工作的效率和档案价值的实现。主观幸福感作为个体心理产生的体验和评价，影响因素有很多，不仅仅是以上的几个方面，同时主观幸福感的提升有很多的途径和策略。本文主要从心理学的角度探讨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及提升的策略难免会有不足，以后的研究可以从实证的角度结合心理健康、职业倦怠等因素对该问题做出更深的探讨。

参 考 文 献

[1] 郑雪.幸福心理学[M].暨南大学出版社，2004.

[2] 威廉·佩沃特著，李莹译.主观幸福感研究综述[J].广西社会科学，2009（06）.

[3] 阚洁琼，鞠嘉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及幸福值提升[J].社会心理科学，2012（12）.

[4] 胡军生，杨烨，王登峰.自我价值感及其领域权变性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9（02）.

[5] 赵雪芹，胡佳茜.档案工作者主观幸福感调查研究——以上海地区为调查样本[J].档案学通讯，2013（06）.

[6] 黄宝春.档案工作者角色的自我发现和重塑[J].黑龙江史志，2008（11）.

[7] 宋佳萌，范会勇.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元分析[J].心理科学进展，2013（08）.

主观工作幸福感 篇4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2013年5月选取北京市某三甲医院进行正式调查。调查对象包括患者120名(其中有效问卷为117份)和临床医务人员50名(其中有效问卷为48份), 取样方法均为随机抽样。

1.2方法调查问卷分为患者问卷与医务人员问卷, 包括测量患者对于医疗服务感受评价的30个条目,采用7级评分法。通过信度分析可知该部分问卷的克朗巴赫系数为0.968,内部一致性较好。医务人员调查问卷包括测量个体的SWB和工作满意度的45个条目, 采用7级评分法。通过信度分析可知SWB问卷的克朗巴赫系数为0.914,工作满意度的克朗巴赫系数为0.920,两者内部一致性均较好。

1.3统计学分析对于问卷调查所收集的定量资料采用Epi Data 3.2进行数据的录入,并用SPSS 16.0进行数据处理分析。

2结果

2.1患者对于医疗服务期待与实际感受的差异分析对于患者在就医过程中所期待的和实际感受的服务质量进行t检验,结果显示,在患者对于医疗服务质量的评价各维度中均具有显著性差异,即患者在接受医疗服务的过程中,他们的实际感受低于他们的期待值。 见表1。分析结果显示,患者对于医疗服务的较高预期也许是形成两者差距的一个原因,而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因素,是医务人员在服务过程中的态度与行为对于患者的印象形成所产生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对于医务人员在职业环境中的情绪感受加以分析,从中了解医务人员工作情绪下的医疗服务行为,在行医过程中对于患者需求的满足程度所产生的影响。

2.2个体SWB的各构成要素分析研究者指出,医疗从业者的主观幸福感与心理压力呈负相关,SWB越高, 压力越小,反之亦然[2]。可见,医务人员的SWB的提高对于他们处于职业环境下的压力感知有着重要影响。 然而,在对于医务人员的SWB进行干预之前,首先需要了解医务人员SWB的构成要素,才能够明确干预行为实施中的侧重点。因此,采用主成分分析法针对SWB的26个条目的得分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获得了特征根大于1的8个公共因子,分别命名为环境掌控、社会适应、自我接纳、人生目标、社会接纳、社会实现、自主性、人际交往。各因子统计量见表2。

研究者通常认为SWB由生活满足和情感体验构成,情感体验具体为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的平衡和博弈[3]。因此,对于个体的幸福感程度可以从情绪层面和认知层面进行评估,如个体会将对于自身社会地位、教育程度等内容的生活满意状态作为外在评判标准,也可以将个体在一定期间内情绪状态的变化作为评判标准。而从SWB的各个因子构成可见,在SWB的情感因素中反映了在与周围社会生活环境的互动所产生的诸如喜悦、满意和其他积极情绪,同时其认知因素还反映了人们对生活各个领域的满意程度的认知评价,此外, 其社会整合方面还反映了个体自主接触社会环境、社会成长以及与他人相互接纳的过程。有研究显示,社会支持可以通过提高个体的自尊水平、增强自我控制和减轻抑郁进而影响幸福感[4]。而通过结果也可以看出在医务人员建立对于目前的生活和工作状态的幸福感受的过程中,有自我、家庭、社交、亲密他人、生理状态、工作和知识吸纳等多方面的因素产生着影响。

2.3个体工作满意度的各构成要素分析工作满意度体现了个体对于工作内容、工作回报、工作环境等要素进行综合评价后所产生的情绪体验,毋庸置疑,积极的工作情绪体验与积极的职业行为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于医务人员的工作满意度,采用主成分分析法针对工作满意度的19个条目的得分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获得了特征根大于1的5个公共因子,分别命名为工作本身满意度、工作环境满意度、职业生涯满意度、自我实现满意度、工作成就满意度。各因子统计量见表3。

工作本身的满意度既包括因工作所带来的自尊满足以及职业安全感的满意程度,也包括对于工作与个体能力的匹配程度的评价。而工作环境满意度则不仅仅关注通过工作获得的物质报酬,也关注个体对于工作负荷的心理承受程度,因此这里的工作环境既包括物理环境也包括社会环境。此外,工作成就满意度聚焦于个体因工作所产生的服务他人的行为体现,是对于这些方面满意程度的综合评估。

2.4个体SWB与工作满意度的相互作用为使个体对于生活的整体性评估与其对于工作角色、工作环境、 工作内容等方面的良性心理感受之间的关系更为明晰,在对SWB与工作满意度进行了因子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典型相关分析对于SWB与工作满意度的两组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了探索。典型相关分析 (canonical correlation)是研究两组变量之间相关关系的一种多元统计方法,它能够揭示出两组变量之间的内在联系。

根据分析结果可以看出,SWB与工作满意度之间存在相关性,典型相关系数达到0.721,并且只有第1对典型变量相关显著。其中,来自SWB的第1典型变量X1为:

X1 =-0.487V1 -0.445V2 +0.039V3 +0.028V4 0.198V5-0.155V6+0.093V7-0.105V8

由于V1(环境掌控)的典型变量相关系数 -0.487的绝对值最大,从中可以反映出SWB变量主要由环境掌控程度决定。

而来自工作满意度的第一典型变量U1为:

U1 =-0.564Y1+0.140Y2-0.491Y3-0.247Y4-0.050Y5

由于Y1(工作本身满意度)的典型变量相关系数 -0.564的绝对值最大,从中亦可以反映出工作满意度变量主要由工作本身所带来的成就感和安全感所决定。

同时,根据2个典型变量中环境掌控能力和工作本身满意度的系数均同为负号,可以看出,环境掌控能力和工作本身满意度呈现正相关,也即个体对于工作生活环境的自我效能感越高,则对于工作的满意程度也越高。

3讨论

基于前述数据分析结果,以下将分别从3个侧面阐述医务人员的SWB、工作满意度评价以及与医疗服务质量之间的相互关系。

首先,根据研究结果,患者在就医过程中对于医疗服务质量的实际感受低于他们的原有期待。从人口统计数据发现,患者的年龄和年均就医次数对于其对医院服务质量满意度的高低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5]。与此同时也发现,患者在医疗机构中形成的情绪情感、认知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行为,同医疗服务环节中的如医疗技术等技术性因素和医务人员的服务态度等功能性因素都有着很高的相关性,而这些因素也是实现医患之间沟通顺畅的关键。沟通是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信息与情感的传递和反馈的过程。有研究显示,医师表示在与0~20岁年龄段的患者交流时会出现沟通问题的比例大约占67%,其中内科医师还指出当患者缺乏信任感或没有参与治疗的意愿时在沟通上会有更多的困难[6]。可见,就医过程中医患之间对于言语或非言语等沟通相关因素的处理,是影响患者对医疗服务质量进行评价的重要环节,而从患者对医疗服务质量各要素的认知程度上,同样可以看出患者在就医时需要技术上和心理上的双重安全感。

其次,医务人员SWB的高低对于其服务质量会产生一定影响。根据数据分析可以看出,医务人员的生活环境和职场环境中的各个侧面,都对其建立工作中的积极情绪起着重要作用,如个体不同的人格特质与幸福感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联系,具有性格优势的人对引起积极情绪的刺激模式敏感,从而表现出更多的幸福反应,性格优势同时也会有助于营造和谐人际关系从而影响幸福感[7]。在本研究中也发现,医生对患者的精神鼓励、医生对病情的解释说明对患者的良性服务体验的影响都很显著,而决定医务人员在职场中的积极工作行为的则是其在工作中的积极情绪。

再其次,医务人员工作满意度的高低对其服务质量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同时与SWB也有着密切的联系。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出,SWB的典型变量主要由环境掌控程度决定,环境掌控程度包括个体对周围环境的可控性的信心,通常也称之为自我效能感。自我效能感是指人们对自身能否利用所拥有的技能去完成某项工作行为的自信程度。也就是说,医务人员在工作中的幸福体验一部分来源于他们在工作环境中的自主性,如对于工作量大小的话语权,对于工作环境的选择权,对于工作内容积极应对的自信心等。只有感知到自己可以决定工作环境中的相关要素,个体才能够产生积极的工作情绪。

而工作满意度则主要由工作本身所带来的成就感和安全感所决定。与此同时,根据环境掌控能力与工作本身满意度的正相关关系,反映出个体在工作生活环境中的自我效能感越高,则对于工作的满意程度也越大。根据Michalos在1985提出的多重差异理论(multiple discrepancy theory),他认为个体对于生活的满意程度取决于将自己当前的境况与多重标准做比较的结果,而这些标准既包括与自身的纵向比较,也包括与他人的横向比较等内容[8]。也即,医务人员对于目前所承担的工作能否产生满意的体验,其评价标准既来自他们的生活环境,如家庭成员的情感支持、家庭生活的安定性、对身体健康的可控性等,也来自他们的工作环境,如在工作中获得的成就感、职业给予的生活和工作保障的安全感、在工作中得到的认同感、对于今后职业生涯发展的积极展望、对于工作环境的舒适感受、 对于工作负荷的评价等。而在本研究中发现,医务人员对于工作的满意体验,主要受个体对工作生活环境的可控性影响。

患者对医疗服务的感受与医务人员的技术性和功能性服务质量密切相关,其中医务人员的积极工作情绪则是关键要素,而在医疗服务空间中,医务人员的SWB和工作满意度交互作用,相辅相成,共同影响着医务人员的工作态度和工作行为。积极心理学中幸福感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在于帮助人们有效整合自身及外部的资源,协调自身与外部环境的关系,以实现幸福[9]。因此, 从改善医疗服务主体的情绪体验着眼,将不失为提高医疗服务质量的有效途径。

作者声明本文无实际或潜在的利益冲突

摘要：目的 了解医务人员的主观幸福感与工作满意度评价之间的相互影响。方法 2013年5月在北京市某三甲医院以117名患者及48名医务人员为对象实施问卷调查。结果 通过t检验发现患者对于医疗服务质量评价各维度期待与实际感受得分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1);而在对于医务人员的主观幸福感以及工作满意度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时分别析出8个及5个因子,同时,对主观幸福感和工作满意度进行典型相关分析后发现,主观幸福感中的“环境掌控”因子与工作满意度呈正相关。结论 医务人员积极的工作情绪来自满意的工作体验,而对于工作满意度的评价则与他们在生活及工作环境中所感受的幸福感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一研究结果也为管理者从心理视角实现更优质的医疗服务提供了新的思路。

主观工作幸福感 篇5

摘要：

文章介绍了主观幸福感评估手段的发展状况，着重分析了基于生活质量和情感体验的主观幸福感评估的手段，并讨论了以后的发展方向和新的研究展望，旨在为主观幸福感的客观全面有效的评估提供参考。

关键词：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消极情感

随着心理学的不断发展，学者们逐渐意识到如何使人们感到幸福和快乐并不等同于对消极情绪和心理状态的研究，因此有关积极心理，如乐观、快乐、满足、幸福等心理的研究日益增多，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SWB）作为积极心理学研究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受到格外的关注。主观幸福感是专指评价者根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估，它是衡量个人生活质量的重要综合性心理指标[1]。考察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研究不难发现，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与主观幸福感的评估是始终相伴随的。本文介绍了主观幸福感的评估手段在国内外的研究进展及其展望，拟希望对国内主观幸福感研究、尤其是主观幸福感的评估研究提供参考。

一、概述。

回顾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在古代，东西方的许多智人和学者就从哲学、伦理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诸多方面开始了对主观幸福感的探讨。这一过程一直延续到今天。而主观幸福感的评估手段的发展也同样表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不仅已经从单一的情感维度发展到加入认知维度的整体评价，同时也勾勒出主观幸福感这一概念的演化过程及其本质。有学者粗略地把1967年Wanner Wilson《自称幸福的相关因素》一文作为幸福感研究的分水岭。80年代中期以后主观幸福感开始进入我国研究者的视野[2] [3]。

主观幸福感评估研究曾经有过一种重要假定：一个幸福的人首先在于其拥有心理上的健康[4]。于是形成了一种基于心理健康意义上的主观幸福感评估的倾向。一些精神疾病诊断量表被广泛运用于主观幸福感的测量，其中比较常用的有70年代Derogatis等人编订的症状自评量表―90（SCL―90）。心理健康意义上的主观幸福感测量，往往针对的是个些特殊群体，因而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另一种取向则是生活质量及情感体验意义上的主观幸福感评估。本世纪60年代，Bradburn提出了一个重要发现，他认为，正性情感与负性情感是两个彼此独立的维度，他假设主观幸福感就是由这两个成分组成[5]。Diener （1985）等人提出，衡量情感应从两方面人手：情感类型的频率和强度，并发现二者之间有明显的相关。此后，Andrews和Withey（1976）又提出了主观幸福感的第三个维度：认知维度。这个维度指个体构建出一个适合于自己的标准，并将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工作、婚姻、健康等）作为一个整体来评定自己的满意感程度。依据这些维度和特点，基于各自的出发点和研究目的，许多研究人员采用了不同的方法来对主观幸福感进行评估。

二、基于生活质量和情感情体验的主观幸福感评估的手段。

由于受主观性这一特点的制约，目前主观幸福感的评定应用最多的是自我报告的测评方法。许多研究者根据各自的研究对象和目的，编制出了不少测量主观幸福感的自陈量表，其中很多量表已经被广泛接受，并在跨文化的研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一）有关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的评估。

一些研究者还认为人们的幸福感状况取决于一定时期内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的权衡[5]。如果人们较多体验到愉快的情感、而较少体验不愉快的情感，便可推定他们是幸福的。从这一假定出发，研究者们编制出大量的情感测查量表。其中主要有：Bradburn编制的情感量表（Affect scales：positive affect，negative affect，affect banlance）；Waston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发展了简式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量表（PANAS）；流调用抑郁评定量表（CES―D）；纽芬兰纪念大学幸福感量表（MUNSH）；但也有研究者对短期情感反应能否用来说明一个人整体的幸福感状况表示怀疑。针对这一缺陷，将主观幸福感各维度全面考虑，得出一些评估手段。

（二）有关生活满意度的评估。

生活质量上的主观幸福感测量研究，一般将主观幸福感界定为人们对自身生活满意程度的认知评价。研究者们选取的主观幸福感维度主要包括总体生活满意感和具体领域满意感。

在对生活质量进行整体评估时，有些研究仅用一个问题，即“总的来讲，您对生活的满意感如何？”，有时附加一个评估过去生活的问题，“回顾过去，我感到满意”，为此，分别评分。在对生活满意度进行评估时，使用最多的是相对标准化的评定量表。较为常用的有：生活满意感评定量表（LSR）；自我标定量表（SAS）；总体生活满意度量表（SWLS）；学生生活满意度量表（SLSS） ；多维度学生生活满意度量（MSLSS）；感知生活满意度量表（PLSS）等。

（三）有关总体幸福感的评估。

虽然某些因素对大多数人来说是决定整体满意感判断的重要因素，但是，个体对每个领域所赋予的权重并不相同。因此，Diener等人提出不能仅仅依赖实验者所设定的一系列领域里的满意感的堆积，而是需要整体的评价[7]。

（四）言语评定量表。

有关总体幸福感的早期测评工具比较的.简单，一般只有一个项目，要求被试者从总体上对自己的幸福（或快乐）感受进行判断，然后进行等级选择。单项目的幸福感评定虽然十分简捷，但是由于它易受个体测评时心境的影响，稳定性不足，因此更多的研究者倾向于使用多项目的主观幸福感评定量表，以保证测量结果更具稳定性和有效性。这些量表主要有：幸福感指数量表（Index of well－being） ；总体幸福感量表（PGWB）；牛津主观幸福感问卷（OHI）；纽芬兰纪念大学幸福度量表（MUNSH）；夏普量表（SHARP；《国际大学调查》（ICS）问卷（分A卷和B卷）；中国人幸福感量表（CHI）；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SWBSCC）；儿童主观生活质量问卷。

自陈量表测验具有较好的测量特性。量表得分与日常心境报告、私下报告、配偶报告呈中等相关。但是也有一些研究表明，主观幸福感的得分会随所使用量表、项目顺序、时间坐标、当时心境以及其它一些情景因素的变化而变化。而且，主观幸福感的自陈量表测量，似乎也更多地受到被测者反应倾向的影响。

（五）非言语评定量表。

除了文字性的评定项目之外，为了避免教育及文字的影响作用，研究者还开发了一些非言语性评定量表，如 Andrews 的人面量表；Cantril的阶梯量表；Cantril 的山高量表等。

需要注意的是有学者指出，在测量主观幸福感时，“量表”一词有两种不同的用途。一种情况和常规的心理测验相同，量表是用来获取信息的一个或多个问题，根据所获取的信息评定主观幸福感。另一种情况下，它是一系列不同回答的集合。通常可用其中的一种记录人们对主观幸福感的许多不同项目的回答。这些项目既可组合成单一的量表测量总体的主观幸福感，也可彼此分开测量主观幸福感的不同方面。

三、主观幸福感评估的发展趋势。

（一）主观幸福感评估指标趋于整合。

有一项研究从几种常用的主观幸福感自陈量表，在我国城市居民中进行试用，这几种量表尽管存在诸多缺憾，但还是具有相当的稳定性的，特别表现在内在一致性信度和构想效度方面。这表明作为一种积极的情感体验，人类的主观幸福感可能也存在着诸多相似之处[8]。值得一提的是，这几种量表往往只是从认知、或情感等孤立的角度出发对主观幸福感加以测量，很难揭示出主观幸福感的全貌。因而这种评估手段，可以从一定程度衡量社会发展水平，但对个体诊断则需要参照多种评估指标。有的研究者指出，主观幸福感的测量应当包括力量感、自主意识、愉悦感、自信心等指标日[2]。这些说法正反映了主观幸福感测量中的一个现实问题，即主观幸福感的指标整合问题。

（二）主观幸福感评估方法走向多样。

自50年代以来，对主观幸福感的测量主要采用的是自陈量表法。用自评量表测量主观幸福感时，其得分会随所使用量表、项目顺序、时间坐标、当时心境、被试反应倾向以及其他一些情景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多种测量方法的运用是未来主观幸福感测量的一种趋势。近年来，较为引人注目的经验样本测量方法通过搜集被试在日常生活中随机出现的心境、情感以及其它感受的样本，来评价被测者的主观幸福感状况。由于这种方法可以减少记忆偏差对经验报告的影响，因而被认为可以提供比自陈量表更为精确的测量结果。另外，对生活状况的定性描述打分、模糊情感刺激反应测量、微笑率测量、对生活事件回忆的记录等方法，以及一些生理反应测量方法（如唾液中的皮质醇水平测试），也被用于对主观幸福感状况的评定。

参考文献：

[1]段建华．主观幸福感概述[J]．心理学动态，1996，（4）．

[2]吴明霞．30年来西方关于主观幸福感的理论发展[J]．心理学动态，2000，（4）．

[3]吉楠，李幼穗．大学生主观幸福感量表的编制[J]．心理与行为研究，2006，（4）．

[4]刑占军。 主观幸福感测量研究综述[J]。 心理科学，2002，25（3）。

员工主观幸福感研究综述 篇6

关键词：主观幸福感SWB企业员工幸福指数

引言

所谓幸福，从古代快乐论代表伊壁鸿鲁到主张幸福论的亚里士多德，再到后来边沁主义的功利主义幸福说，统观所作定义，莫衷一是。幸福作为一种个体感受，在个体的生活，学习以及工作等等方方面面都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经济高效发展的现代社会，企业在衡量组织效益的同时也将目光从只注重投资效益进而生产效率等“硬数据”转向评估员工幸福感等的“软数据”。美國通用电器的“无边界”组织、摩托罗拉的“肯定个人尊严”的理念，丰田公司“提案制度”以及风魔全球的EAP（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等都是以提升员工幸福感为核心的“幸福”管理模式。我司作为顶梁国企，为了打造幸福企业，“身体力行”地提升员工幸福感。本文拟以中国移动某公司为研究基础，采用整体随机分层抽样的方法对公司的员工进行主观幸福感的电子问卷调查，意在通过分析员工幸福指数的和谐指标及其相关数据，更为全面地了解员工的心理需求和精神状态，有效地营造和谐的氛围，提高员工满意度，让员工保持快乐，提升员工的工作绩效和忠诚度，从而找到一条激励人才的新途径。

一、员工主观幸福感的概念与测量

员工幸福感是员工在工作场域中的积极心理状态，反映了个体在工作中的生理唤醒状态和心理满意水平，是衡量组织员工心理健康的指标。[1]当今学界将幸福感研究分为主观幸福感（Subject well-being， SWB）和心理幸福感两大取向。而对幸福感研究颇深的泰斗人物Diener在其《主观幸福感研究的30年进展》中对主观幸福感的概念模型进行了总结，他认为：“所谓的主观幸福感是个体依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的评价。它包括生活满意度和情绪体验两个基本成分，前者是个体对生活总体质量的认知评价， 即在总体上对个人生活做出满意判断的程度； 后者是指个体生活中的情绪体验， 包括积极情绪（愉快、轻松等） 和消极情绪（抑郁、焦虑、紧张等） 两方面。”

员工的幸福指数是通过关键和谐指标（KHI）测评出来。关键和谐指标（KHI）测评管理办法是以“动和管理”理论为指导提出的一种现代管理方法，其借鉴了“KPI”的做法，以调动各级管理者“和谐凝聚动力，动力营造和谐”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精神，形成一套量化测评的指标体系和管理办法，并以此为导向，持续改善公司人文环境，提升员工满意度，增强企业凝聚力。“重导向”和“可测评”是KHI测评管理办法的设计原则，该办法以“公司导向”为关键点，从“员工幸福感”、“员工敬业度”、“企业社会责任心”三个维度进行设计， 重点关注“人本氛围”、“团队建设”、“成长环境”和“社会责任”四个视点。

本研究基于KHI模型，采用整体随机分层抽样的方法对中国移动某公司的员工进行主观幸福感的电子问卷调查，有效被试728人，其中男性348人（47.80%），女性380（52.20%）人。本次调查共发放728份问卷，对全部问卷质量进行审核的基础上剔除无效问卷，共回收有效问卷723份，有效回收率99.31%。

二、影响因素分析

员工的主观幸福感是员工个体在工作中感觉及体验，其影响因素既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因素。

影响员工主观幸福感的客观因素有个人收入，家庭环境，文化背景，组织及工作关系等。本次调查市公司各部门、分公司得分率呈现明确的差异，从被调查的员工在幸福指数量表的得分情况显示，市公司幸福指数总体得分77.724 分，各分公司幸福指数总体得分77.601 分，市公司比分公司高0.123分，而本次调查共涉及13个部门、分公司，得分率最高的是人力资源部82.60分，得分最低的是A分公司 75.92 分，相差7.49分。这说明不同类别、不同单位的幸福指数水平存在明显的不平衡状况，因此，个体所在组织及工作单位对员工幸福感有相当的影响，员工的幸福感与公司或者部门的生产率，收益率及工作稳定性呈正相关。

而影响员工主观幸福感的主观因素则主要体现在个体的人格特质层面。研究发现员工的整体人格特征与具体人格特征都会影响员工的主观幸福感，不同的人格特质对员工主观幸福观的影响机制和影响效度也不尽相同。踊跃于履行公司绿色环保责任、参与公益活动、协作工作的员工，人格中越带有正性因素，同时其对团队活动满意和社会贡献的认可会越高，其主观幸福感也会越强。

员工的工作特征影响员工个体的经济收入，身心健康等，同时也是影响员工幸福感的一大重要因素。员工的工作要求、工作需求所产生的压力、工作复杂性、晋升机会等都会牵扯到员工主观幸福感的高低。本次调查工作压力关注度得为70.47分，超时工作关注度得分73.49分，晋升机会公平度得分为74.19分，工作认可度得分为74.4分，以及个人成长关注度得分为74.41分，以上数据表明员工的主观幸福感对员工的工作性质有羡慕的正向关系。管理者必须认真关注和细致处理好员工的工作特殊性及其所产生的林林总总的问题，才能有效地提升员工的主观幸福感，留住并且开发人才，为企业带来更好更快更强的效益，构建幸福企业。

三、提升员工幸福感的策略及展望

每一个个体的终极目标，都是毫无例外地追求着幸福。而一份能给个体带来幸福感的工作是多元综合的最大化。一个优秀的企业，在其发展的道路上获取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应当兼顾员工的幸福，应当最大程度地使最大多数的员工获得最大限度的幸福。

第一，幸福管理，建立包括员工幸福指数指标在内的幸福管理体系。员工幸福指数和企业财务报表一样，都是企业运行状态的“体温计”。幸福管理不是员工援助计划，而是管理理念的转换。幸福管理是比薪酬更有效的管理途径。通过员工幸福指数体系的实施，可以更为全面细致地了解员工的心理需求和精神状态，提高员工满意度，提升员工的工作绩效和忠诚度。传统的管理手段过多强调通过工资、福利等方式来满足员工的需要，而较入关注员工较深层次的心理需求，建立在此假设基础上的管理方法并不能最大程度地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员工幸福指数的管理理念有助于改变企业与员工间的“父子关系”价值导向，引导企业通过关注员工的积极方面，充分发挥人的优势，这也是留住优秀人才的一个有效途径。

第二，设计工作，灵活转变，尽力满足员工的需要。当一个人能以内在价值和自主选择的方式追求目标并达到可行程度时，幸福感才会增加，即目标必须与人的内在动机或需要相适宜，才能提高幸福感。人具有某些意识或未被意识到的动机或需要，满足这些需要幸福感水平升高，与个人需要不一致的目标，即使达成也不能增加幸福感。设计工作的背景是假设不同类型的员工有不同的需要。管理者可以使用弹性工作制、轮岗制、工作外包等多种方法，根据员工个体需要使企业目标和员工目标保持一致，通过外包把工作中比较乏味的环节放到合作企业（如客服、夜班），根据员工需求和兴趣双向选择岗位。这样员工对目标也会有比较高的承诺，充分发挥才能。

第三，幸福复原力，关怀员工的内心。主观幸福感和人格之间存在较稳定的关系。培养员工幸福复原力可以帮助员工较好的面对挫折。职场上难免遭遇失败，就像失恋一样，这是人生中最常见的创伤。有人会在失败后一蹶不振，而有人却会在失败后再攀高峰。心理学家发现一个普遍现象，狗等动物一旦经历过它们自己无法控制的打击，最终都会接受这种打击，而不再试图逃避。这就是所谓“习得性无助”。他们发现，人类也是如此。但奇怪的是，在经历过无法逃避的打击后，约有三分之一的人永远都不会陷入无助的境况，其原因便是乐观主义。Luthans认为职业韧性是一种可开发的能力，它能使人从逆境、冲突和失败中，甚至是从积极事件中进步以及从与日俱增的责任中快速回弹或恢复过来。

第四，培养员工的组织支持感。这对员工的积极工作态度具有正向影响。当员工对组织方面的支持产生积极的认知体验时，他们对组织本身也会产生比较正向的看法和信念。这种正向的信念会使员工在自己的贡献与组织的支持之间比较容易找到平衡点，进而提高对组织的各种制度和政策的满意程度。并且作为对组织的回报，员工也会提升自己对组织的承诺和忠诚度，并且会提高自己工作的努力程度。相反，如果员工感到组织轻视自己的贡献和福利，员工对组织责任的认

知会相应减少。例如：GM 和Ford公司则发现，企业在组织支持策略上每花费1美元就可以得到9 美元的效益回收。因此，员工会减少对组织的情感性承诺和降低工作表现，甚至產生离职的意愿和行为。

第五，尽量让员工体验成功。根据自我效能理论，成功的体验会使人们更加相信自己的能力，建立起强大的自我 效能，从而提高幸福感。企业应针给员工提供相关职业培训计划和导师指导，建立工作技能和知识分享体系。企业应运用组织内外的资源尽可能地帮助员工完成目标，使员工有更多的机会体验到成功，以提高其工作成就感。

工作对于个体而言不仅仅只是谋取经济收入的方式，更是为了体现自我价值和展现自我能力的途径，塑造幸福员工需要公司和组织付出努力，打造幸福企业也需要公司与员工的共同配合。在如今我国涉及民生、就业以及劳动关系等社会难题日渐突出的背景下，提升员工幸福感以打造幸福企业、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希望本调查研究及本文能为这一重大课题略尽绵薄之力。

参考文献：

[1]Kathryn M.Page&Dianne A.Vella- Broadrick： The “What”， “Why”and “How”of Employee Well-being： A New Model[J].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09，90（3）：441-458.

[2]娄伶俐.主观幸福感的经济学理论与实证研究[J].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

[3]王燕，李悦，金一波.幸福感研究综述[J].心理研究，2010.

[4]马丁·塞利格曼.如何培育复原力[J].哈佛《商业评论》，2010.

主观幸福感研究综述 篇7

20世纪中期兴起的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主要从人自身对幸福水平的评价出发, 研究人们自身对于自己生活状态的的态度, 包括对生活满意度、正面情绪评价、负面情绪的评价等三个方面。目前对于主观幸福感的定义很多, 综合各方意见。笔者认为主观幸福感就是主体对自己生活现状满意度以及正面、负面情绪的感受。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1.国外研究现状

研究者认同Diener提出的主观幸福感的概念:主观幸福感是个体依据自定标准对其整体生活质量做出综合判断。对主观幸福感进行研究开始于上世纪50年代, 其研究背景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二战后美国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二是积极心理学的崛起。从此之后, 人们对主观幸福感的重要性了解的越来越深, 相关研究越来越多。

对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研究, 这个阶段主要是简单描述与主观幸福感相关的一些变量。第二个阶段主要是建构有关的理论框架, 探讨获得幸福的各种途径和跨文化研究, 这一阶段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第三阶段为主观幸福感的测量、评估, 在这一阶段, 研究者们开始运用主观幸福感的测量理论来整合各种方法, 主要有纽芬兰纪念大学量表、生活满意度量表、总体幸福感量表和牛津幸福感问卷等著名量表。

2.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学术界开始主观幸福感的研究比较晚, 最初的研究来自于心理学界对城市居民生活质量调查和分析。而国外通用的一些主观幸福感调查量表, 如纽芬兰纪念大学幸福度量表也被引入国内的研究之中。2011年广州市总工会发布的《广州市农民工幸福感调研报告》显示农民工幸福感显著低于本地居民, 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略低于传统农民工。

对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 已经普及到各个群体。在总结国外主观幸福感的内涵和测量方式的基础上, 开发了一套比较适合中国城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测量量表。李志强调查发现, 成都地区青年农民工认为身体健康、事业成功和家庭幸福最重要, 能正视金钱对幸福的作用, 肯定劳动对幸福的价值, 重视个人幸福而忽视集体幸福。王焕举得出青年农民工感到最幸福的因素排前五位的依次是身体健康、事业成功、有一个温暖的家、自由自在、受到理解和尊重。

目前国内外关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都取得了可观的成果, 但以新生代农民工为对象的研究却非常少。本研究以新生代农民工为研究对象, 将有利于丰富主观幸福感实证性研究的内容, 促进两种理论的本土化。同时本研究将社会资本的理论引入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中, 为主观幸福感的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心理健康、社会资本、正面负面情绪等方面是现在研究的热门, 而主观幸福感的理论研究的比例已经慢慢下降, 针对不同群体的实证研究已经是现在的主流。

三、主观幸福感主要测量量表

目前对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 主要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 分别从生活满意度、正性情绪体验、负性情绪体验三个维度来了解主观幸福感现状, 并通过计算分别得出其主观幸福感指数。并通过深入访谈的方式, 对个案进行研究, 得出结论。

1.测量方法

自陈量表法:即直接询问人们的幸福水平。其实, 这种方法主要是通过直接提问主观幸福感的状况, 来判断个体主观幸福感的高低。通常会问“你幸福吗?”直接根据回答者的答案, 分成1～7个等级, 1代表非常不满意, 7代表非常满意, 测量群体的主观幸福感数据。这种方法Veroff, Atkinson和Feld (1960) 、Sandvik et al. (1993) 等采用过, 这些方法表现出了较为令人满意的心理测量学属性。

2.测量量表

目前对于主观幸福感的权威测量, 主要有:

(1) 纽芬兰纪念大学量表 (MUNSH)

Kozma 和Stones 编制纽芬兰纪念大学量表, 试图从两个方面全面的把握被测的主观幸福感状况, 具有较高的效度信度, 主要考虑老年人短期情感反应和长期情感体验, 依据自定标准对其整体生活质量做出的综合判断。用六个因子进行评价:对生活的满足和兴趣、精力、对健康的担心、忧郁或愉快的心境、对情感和行为的控制, 以及松弛与焦虑。但是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到底是同一维度的两极还是两个相互独立的维度一直有争论。

(2) 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测量量表

结合国内外对于主观幸福感的权威测量, 制作针对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的测量问卷。该量表包括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总体而言, 您对目前的生活状况的满意度;第二部分, 人们对于家庭经济状况、家庭关系、人际关系、个人健康状况、住房状况、所居住的社区、工作的满意度;第三部分, 如果把您现在城市的生活和原来在农村的生活相比较, 满意度的变化:适用于普遍的主观幸福感的研究。

参考文献

[1]吴明霞.30年来西方关于主观幸福感的理论发展[J].心理学动态, 2000, (4) .

[2]邢占军.西方哲学史上的两种主要幸福观与当代主观幸福感研究[J].理论探讨, 2004, (1) .

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 篇8

关键词：主观幸福感,积极情感,消极情感

主观幸福感 (Subject Well-being, SWB) 是指评价者根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估, 是衡量个体生活质量的重要综合性心理指标[1]。已有研究证明, 主观幸福感包含了三个独立维度: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2]。其中, 积极情感与消极情感是指伴随着生活事件与评价而出现的个人的情感体验, 这些感情体验组成了对SWB评价的基础。一般生活满意度是SWB的认知成分, 是指个体对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分析, 权衡其重要性后, 在“不满意—满意”维度上对其生活进行整体评价的认知判断过程。它独立于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 是衡量SWB更有效的指标。但是, 现在学者趋向于认为SWB是由两个部分构成:生活满意度和情感平衡。其中, 情感平衡是指与不愉快的情感体验相比较, 占相对优势的愉快体验, 是个体对生活的一个总体、概括评价。影响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包括了人口统计变量、遗传、人格、文化等。

一、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

(一) 人口统计变量

人口统计变量包括年龄、性别、种族、教育程度、收入等。但是研究结果表明, 这些变量与SWB之间的相关很低, 即使把这些因素全部考虑在一起, 对SWB的解释率也不到20%。

在性别方面, 总体上男女差异不显著[3]。但在SWB的不同维度上, 两性的差异还是存在的。Fujita等认为, 如果女性在遇到不好或难以控制的事件时, 可能导致她们难以抵制消极影响;如果她们生活美好, 则她们比男性更能感到强烈的幸福。所以女性在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的体验上都较男性强烈, 但在总体的SWB水平上又与男性相当[4]。近来, 随着社会的变革, 女性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分工都有了一些变化。当女性面临着和男性同样的竞争环境, 承担着一样的工作时, 两性在情绪表达上的差别变得模糊不清。这也可能导致男女在情绪体验上逐渐趋向一致[5]。

在年龄方面, 早期的主观幸福感研究者曾经假定, 年龄可以作为预测幸福的一种重要指标。但是, Blanchflowe和Oswald (2000) 对40个国家的6万名成年被试者的研究表明, 在构成主观幸福感的三个成分中, 只有正向情感有随着年龄增长而略微下降的趋势。从20岁到80岁, 生活满意度呈微弱的上升趋势, 而负向情感在各个年龄组之间没有明显的变化。也有一些研究表明, 年龄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并非如此平稳。这些研究者认为年龄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着U型关系, U型的最低点在40岁左右[6]。

在婚姻方面, 以前的研究倾向于认为结婚的人要比没结婚的个体报告更高的SWB, 但这一结果既可能是由于结婚造成的, 又可能是因为快乐的人更可能选择结婚。近年来, 已婚者比未婚者拥有更高SWB的观点更是受到了质疑, 幸福体验与婚姻状况之间的相关系数在逐渐下降。这可能是由于现代婚姻的不稳定性造成的[7]。

(二) 遗传因素

已有研究证明, 遗传因素与SWB具有相关性。在收养和双生子的研究中发现, 1岁左右婴儿积极情感具有遗传特性。明尼苏达大学Tellegen等[8]著名的双生子研究发现:在不同家庭环境中抚养长大的同卵双生子, 其SWB水平的接近程度, 比在同一个家庭中抚养长大的异卵双生子要高得多。他们还发现, 40%积极情感的变化、55%消极情感的变化和48%生活满意度的变化是由基因引起的, 而共同的家庭生活环境只能解释22%积极情感变化、2%消极情感变化及13%生活满意度的变化。有学者认为, 人具有快乐或不快乐的基因素质, 气质的差异引起个人体验SWB的水平不同。

(三) 人格因素

Costa在他的研究中全面解释了人格五因素 (开放、尽责、和谐、神经质和外向) 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外向和神经质对主观幸福感起着气质性作用, 即它们分别对正性情感和负性情感有较高的内在敏感性;开放性虽然并不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 但却增加了对两种情感的体验, 它起着经验性的作用;和谐性和尽责性则对主观幸福感起着工具性的作用, 它们通过创造使人们快乐的环境及生活事件而提高主观幸福感[9]。也有研究者以大学生为样本, 发现在大五人格中, 外向性人格维度与幸福感、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与消极情感有显著负相关。神经质与幸福感、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感存在显著的负相关, 与消极情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稳定外向型人格的主观幸福感水平最高, 其次是稳定内向型和不稳定外向型人格, 幸福感水平最低的是不稳定内向型人格。总的来说, 外向性与神经质等人格特征是影响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10]。

而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 人格特质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中, 情绪调节起着中介作用。

以重新评价策略为例, 神经质对重新评价策略的使用有显著的负性影响, 并通过重新评价策略的使用来间接影响正性情感和负性情感。外倾性对重新评价策略的使用有显著性的正性影响, 对表达抑制策略的使用有显著的负性影响, 但只通过重新评价策略来间接影响正性和负性情感。神经质、外倾性和重新评价可以有效预测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变异[11]。

(四) 归因倾向

归因是指根据行为和事件的结果, 通过感知、思维、推理等内部加工过程而确定造成该结果的原因的认知活动。归因倾向分为内部控制和外部控制, 内控者倾向于把行为后果看作是由行为本身决定的, 而外控者则认为是由行为以外的因素决定。已有研究表明, 个体不同的归因倾向对其主观幸福感有一定影响。内控者、介于内外控两者之间者幸福感指数均较高, 且无显著差异;外控者幸福感较低, 与内控者、介于内外控两者之间者差异达到显著性水平[12]。也有研究表明[13], 在成功的情境下, 能力与主观幸福感呈正相关;在失败的情境下, 能力与主观幸福感呈非常显著的负相关。也就是说, 如果把失败的结果归因于自己的能力, 认为是因为自己的能力差而导致失败, 则会使个体否定自我, 产生羞愧、灰心, 甚至绝望的感觉, 严重影响其幸福感体验。

(五) 文化因素

主观幸福感存在文化差异。Diener的实证研究和跨文化综述表明[14], 国家财富和主观幸福感的文化差异有0.6—0.7的高相关, 富裕的国家比贫困的国家有更高水平的主观幸福感, 而在贫困的国家, 个人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相关更强。但是这一效应在当一个国家的人均年收入达到或超过1万美元时就变得很小了。在收入上有突然增加的人们, SWB明显得到了提升。这些结果都说明了收入对SWB的影响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只有当基本的生理需要的满足是生活的主要目标时, 收入才会影响人们的满意度, 随着基本生理需要的满足, 收入的增加对SWB的影响变小。

Arrindell和Hatzichristou[15]等人的研究较为全面地覆盖了文化的四个维度 (个体主义—集体主义IDV、权力距离PDI、男性气质—女性气质MAS、不确定性规避UAI) 及其它文化维度对SWB的效应:当研究者不考虑一国的富裕程度和人权状况时, IDV和PDI有极高的相关, IDV和UAI能最理想地预测文化间水平的SWB, 且IDV比UAI对SWB的贡献大;但是, 当一国的富裕程度和人权状况进入回归方程并控制了其它文化维度后, IDV和PDI的零阶相关, 以及IDV和SWB的相关都降至不显著水平, 这说明IDV和一国的富裕程度有显著的相关。若控制IDV和PD在内的其它文化维度, 仅UAI和一国的富裕程度就可成功预测SWB的36%—54%的变异。MAS不能单独预测SWB, MAS必须与一国的富裕程度产生交互作用才会影响SWB, 且这个交互作用不受UAI的影响。

二、未来研究展望

在以后的研究中, 我国学者应该注意以下问题:首先, 需要进一步研究因果关系。上文所提及的影响因素和主观幸福感基本上是一种相关关系。在很多时候, 既可以讲这些因素影响着主观幸福感, 又可以讲主观幸福感影响了这些因素。而且, 即便是这种相关关系往往还受到其他一些因素所产生的交互作用的影响。因此, 应该进一步研究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值得注意的是, 随着结构方程建模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SME) 方法日趋成熟并被大量运用, 这一方法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方面的研究进程[6]。

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概述 篇9

随着老龄化步伐的加快, 中国因人口老龄化造成的一系列问题愈发凸显。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 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3.26%, 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8.87%, 而联合国的传统标准是一个地区60岁以上老人达到总人口的10%, 65岁老人占总人口的7%, 即该地区视为进入老龄化社会。2015年中国总人口数量超13.6亿, 而其中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占2.1亿相当于总人口的15.4%, 由此可见中国关注老年人健康, 帮助老年人更好地适应年龄问题带来的困扰已经成为当今社会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

二、主观幸福感的概念

心理学的幸福感研究主要存在三种研究思路, 除主流主观幸福感外还有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 主观幸福感主要是指人们对其生活质量所做的情感性和认知性的整体评价。在这种意义上, 决定人们是否幸福的并不是实际发生了什么, 关键是人们对所发生的事情在情绪上作出何种解释, 在认知上进行怎样的加工。它是评估相当长一段时期的情感反应和生活满意度的指标。包括生活满意程度、积极情绪体验和消极情绪体验三部分。

三、研究内容进展

主观幸福感研究的兴起背景自18世纪60年代工业革命以来, 人类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伟大成就, 经济迅猛发展。2004年全球GDP总量将近56万亿美元, 相当于1820年的66倍, 仅2000年的全球新增产值就相当于1900年全球经济总量的2倍。经济的发展引发了人们对自身情感的重视, 尤其是老龄化加重的现代社会, 老年人的情感体验更是一个研究的热门话题, 对于老年人的社会性及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主要包括内容的介绍、工具的编制、现状和影响因素分析以及应对策略等几个方面。由于国外在20世纪50年代左右就进行了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如布莱德博、威尔逊、坎贝尔等人的研究证明财富、人格、婚姻等因素都对主观幸福感有一定的影响 (邢占军) 。尤其是婚姻这一因素在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上的影响有极其明显的统计学意义, 现在的研究中多有证实, 配偶健在的老年人比离异和配偶亡失的老年人有更高的主观幸福感。所以在研究内容的比例方面, 国内外在影响因素上的研究比较充分, 在应对策略方面的研究相对缺乏。

四、主观幸福感的测量

测量工具中使用频率比较高的是纽芬兰大学幸福度测量表、费城老年中心信心量表、生活满意度量表、总体幸福感量表等。

(一) 纽芬兰纪念大学幸福度测量表。纽芬兰大学纪念幸福度测量表由24个条目组成, 包含两个维度即正性因子和负性因子, 其中5个项目反映的是正性情感 (PA) , 5个条目反应负性情感 (NA) ;7个条目反应一般正性体验 (PE) , 7个条目反应一般负性体验 (NE) 。幸福度=正性因子-负性因子=PA+PE-NA-NE。此量表采用三级计分制, 得分越高幸福度越高, 最高不超过48分。研究中PA、NA、PE、NE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2、0.62、0.58、0.61。

(二) 费城老年中心 (PGC) 信心量表。它有23项同意一不同意式条目, 主观幸福感是一个多维的概念, 它至少包含了三种因子:不满足一孤独、激越以及对自己年龄的态度。此量表得分从。 (缺乏信心) 至23 (充满信心) 。据姚春生 (1995) 等人的资料, 本量表的重测信度为0.804 (P (0.001) 。曹心美在赣州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研究中对量表的各个维度得分进行了计算:因子一为5.65022.2500, 因子二为3.60602.0807, 因子三为5.48612.1819。量表的分半信度为0.882, 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89。

(三) 生活满意度量表。生活满意度量表由三个独立的分量表组成, 其中有两个自评量表 (生活满意度指数A、B) 和一个他评量表 (生活满意度评定量表) 组成, 自评量表简称LSIA和LSIB, 其中生活满意度指数A由与生活满意度评定量表相关程度最高的20项条目组成。生活满意度指数B则由12项条目组成。生活满意度评定量表 (LSR) 包含五个维度即热情与冷漠、决心与刚毅、一致性——生活目标的成就程度和自我概念和心境基调。

(四) 总体幸福感量表 (GWB) 。GWB是美国国立卫生统计中心制定的量表, 1996年国内段建华对量表作出修订后全量表包括33题, 前18题包含健康 (对健康的担心) 、精力、满足 (对生活的满足和兴趣) 、心境 (忧郁或愉快) 、控制 (情感或行为) 、焦虑 (紧张与松弛) 6个因子, 因子分越高, 总体幸福感越强烈。

除以上问卷外, 国内专家为了研究的本土化, 自行编制了很多信度高、效果好的问卷如邢占军在《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在老年群体中的应用》一文采用的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 (6级计分制) 、总体生活满意感量表 (7级计分制) 、单项目自陈主观幸福感量表 (6级计分制) 等。

五、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 国内的相关研究。

1.研究趋势。近年来, 关于老年人的研究日益成为研究的热点, 回顾中国近十几年发表的关于老年人的论文期刊不难发现, 1998年一年发表的老年人的相关文献一篇, 以后逐年上升, 至2007年已增至18篇。2010年至2014年期间关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话题因为中央电视台的社会调查被炒得如火如荼, 这带动了相关研究的产量。短短5年时间, 仅发表的期刊就达到224篇, 2014年一年的论文或期刊就比1998年至2007年期间所有的发表总量还要多, 但2015年的发表数量与前几年比有下降的趋势, 初步预测为老年人相关的研究方向大多都已涉猎, 发表文章的难度加大, 除此特点之外期刊等成果大多发布在老年学杂志上。其他刊物的发表数量基本维持在一年一篇的状态下。

2.影响因素。影响因素方面, 中国多数学者如冯雅楠指出养老院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高于其他居住地的老年人、郑宏志等人指出配偶健在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高于其他情况的老年人, 还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再次婚配的老年人幸福感高出其他所有婚姻情况的老年人。邬俊福指出亲子支持度高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高。孙梦霞等人指出正确的死亡观、健康的身体状况对于提升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有很大的帮助。

3.不足与展望。中国现阶段对老年人的相关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 原因主要体现在:第一, 国内研究地区分布差异大, 东部地区由于汇聚了很多国内外专家, 研究水平西部地区要高, 对于东部地区老年人的研究成果相对西部来说要多。这是由于中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均匀, 交通不便等因素造成的, 但对于研究的丰富, 如果能把南北、东西对比纳入以后的研究中, 无疑能大大丰富研究成果。第二, 中国现阶段的研究采用的问卷大多是外国学者编制的常模, 而且大都以问卷的形式做调查, 或者是整合的问卷的形式, 面对中西方的差异, 是否问卷能很好地适应中国的国情还有待进一步证实。第三, 在国际上已经证实P值得大小受相关研究样本数量的限制, 有些研究过分看重最后的P值。对于研究样本不够重视。另外很多研究就地取样, 跨地区研究的数据资料相对较少, 这是需要我国学者进一步改进的地方。第四, 要指出的是很多研究因素的文献中, 只是用数据证实生理、社会性和心理等因素的所占比重, 但归根到底没有说明主要受什么因素的制约, 有学者指出心理因素可能是制约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关键因素, 但并未有数据证明, 这方面的研究也需要我国学者的继续努力。

(二) 国外的研究现状。

1.历史发展概况。20世纪50年代马斯洛与罗杰斯等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的研究使主观幸福感的研究逐渐被重视。1967年威尔逊文章的发表标志着西方研究的兴起。之后迪纳与维特斯对主观幸福感的界定使研究逐步兴盛。钮加藤、坎特利尔布拉德等人深入研究, 开始编制相关问卷, 并建立相应常模。他们编制的问卷如卡兹莫的纽芬兰纪念大学幸福度量表、劳顿等人编制的费城老年医学中心积极情感与消极情感量表、布拉德的情感平衡量表、德罗格蒂斯等人编制的症状自评量表等。

2.影响因素进展。近年来国外的研究在影响因素方面有了很大的变动, 由刚开始的遗传因素、统计学变量的影响逐渐过渡至社会因素的影响再至人格自尊等主观因素的影响, 其研究不断发展深入。在卡兹莫的研究中证实自尊感对主观幸福感有很强的相关性, 而人格作为先天特质会通过影响遗传与经济状况而影响主观幸福感。布莱德博的研究表明外倾性与正向情感有很大程度的相关, 也有学者认为这种相关只是因为外倾性与神经质的人对此种情感具有遗传学上的敏感。

六、结语

相关文章对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多有涉及, 其中包括生理因素 (年龄、性别、身体健康) 、社会因素 (亲自支持、婚姻状况、经济收入、职业等) 和心理因素 (自我效能感水平、生命意义感、死亡态度等) 三部分。以苏州科技学院的鲍谧清与阮海莹的研究为例。其证明社会支持、婚姻状况、经济条件与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相关, 也就是说有更多亲友关怀、配偶健在、有退休金及低保的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高于那些社会支持少、离婚或配偶死亡、无经济来源的老年人。在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的王福兴等的研究中证明年龄、受教育程度、养老方式等因素也会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有影响, 即男性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高于女性, 受教育程度高的老年人比文化层次低的老年人更幸福, 孤独感更少。即生理因素与社会因素都影响着老年人的社会性及主观幸福感。孙梦霞等在养老院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的路径分析中发现, 自觉生命有意义的老年人, 拥有较佳的生命质量, 在苦难环境下也能自我肯定, 以积极的态度面度死亡。2014年, 方必基、龚茜等人在一般自我效能感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中指出老年人总体拥有较高水平的自我效能感, 且自我效能感高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较高。即心理因素也是影响老年人社会性的关键变量。

摘要：本文探究当下老龄化状态下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研究, 从定义、研究内容进展、测量方法和国内外研究现状为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作出分析说明, 并为相关研究的开展提供相关参考, 期望为完善老年人服务提供借鉴

关键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生活质量

参考文献

[1]邢占军.城乡居民主观生活质量比较研究初探[J].社会, 2006, 1:130~141

[2]章燕敏.国内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研究综述[J].大众科技, 2011, 3:132~147

[3]焦娜娜, 张静平, 谢丽琴, 等.农村空巢老人主观幸福感及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老年学杂志, 2010, 30 (1) :86

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的研究 篇10

留守儿童指的是父母双方或一方在外面打工而被留在家乡, 由祖辈、亲戚、老师或朋友等其他监护人养育的儿童。由于正常家庭教育的缺失, 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在行为观念、人格塑造等方面存在一些偏差, 因此这个群体便显现出很多问题。关于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况的研究已有不少, 黄艳苹和李玲的研究表明留守儿童总的心理健康状况比非留守儿童的差, 主要表现在学习焦虑、对人焦虑、过敏倾向、身体症状、恐怖倾向和冲动倾向方面;卢利亚指出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很高, 具有轻度及其以上心理问题的有31%, 他们的SCL-90的得分率显著高于全国常模, 表现突出的是躯体化、抑郁、焦虑、敌对和恐惧。这些研究都是从消极心理学的视角去探讨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况, 但事实上心理学不仅应该注重不良心理状况的矫正, 而且也应该关注和培养积极健康的心理品质。20世纪末积极心理学 (Positive Psychology) 的诞生扭转了传统心理学过于关注人类的心理问题和精神疾病等负性心理的局面, 主张心理学应研究人的积极品质, 以促进正常人获得幸福为目的,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Diener所引导的主观幸福感研究。对于主观幸福感的定义, 现在学术界普遍认同的是:评价者根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估, 它是衡量个人生活质量的重要综合性心理指标。目前,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将主观幸福感作为心理健康的重要指标, 赵淑嫒 (2006) 对七所高中943名学生进行的问卷调查发现, 高中生的主观幸福感与心理健康存在中等程度的相关, 并对心理健康有一定的预测作用;王巍、石国兴 (2005) 对456名中学生进行的测查表明, 心理健康、积极情感、被他人容纳、人际和焦虑对主观幸福感有一定的预测作用, 其中心理健康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程度最高。目前关于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不多, 本研究旨在通过调查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的现状, 从而获取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相关信息;同时, 丰富主观幸福感的研究, 为促进留守儿童身心健康发展, 预测和控制留守儿童心理和行为提供依据。

二、研究方法

(一)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从武汉市新洲区小学和初中选取留守儿童共150名。发放150份问卷, 有效回收率达87%。其中, 男生63人, 女生58人。小学五年级有26人, 六年级25人, 初一24人, 初二19人, 初三27人, 总计121人。采用团体施测, 以班级为单位, 对新洲区的小学五六年级的留守儿童和初中的留守儿童发放问卷。所有问卷当场完成并收回。采用Excel录入数据, 然后用SPSS11.0进行数据处理。

(二) 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何彩萍 (2006) 的寄养儿童幸福感研究中的儿童幸福感问卷进行测试, 该问卷的信度系数基本达到要求, α为0.83, 分半系数为0.82。通过探索性因素分析, 问卷分为六个因子:家庭满意度, 环境满意度, 学校满意度, 整体满意度, 正向情感, 负向情感。总体解释变异率为63.70%。该问卷采用5级计分。1-5分别代表很不满意到非常满意。得分越高表示主观幸福感越强。

三、结果分析

(一) 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的总体情况

数据显示, 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得分情况为M=2.94, SD=052, 他们在主观幸福感的六个因子上的得分高到底排序为:学校满意度 (M=3.40, SD=0.90) 、环境满意 (M=3.26, SD=0.88) 、整体满意 (M=3.23, SD=0.76) 、正向情感 (M=2.71, SD=0.73) 、家庭满意 (M=2.20, SD=0.68) 、负向情感 (M=2.13, SD=0.73) 。

(二) 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性别差异分析

对该区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的性别差异进行T检验后发现, 男女学生在主观幸福感量表总分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T=126, P=0.211) 。

(注:M为平均分, SD为标准差, ***表示p<0.001, **表示p<0.01, *表示p<0.05。以下类同。)

根据表3-1显示, 留守儿童在“正向情感”和“家庭满意”这两个因子上有非常显著的性别差异, P都小于0.01。其中男生的正向情感和家庭满意得分显著高于女生。

同时, 本研究还分别对各个年级的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进行了性别差异检验, 结果显示, 只有小学五年级和小学六年级的儿童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T1=2.045, P1=0.05;T2=2.66, P2=0.021) , 并且男生的主观幸福感得分显著高于女生。这一结果与前人有关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张丽芳等人的研究显示留守男孩的主观幸福感得分显著高于留守女孩的得分[7]。初中三个年级的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性别差异不显著。

(三) 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的年级差异分析

为考察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的年级特点, 以年级为自变量, 以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各因子得分与总均值分别为因变量做单因素方差分析, 结果表明:表明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的年级差异显著。进一步进行多重比较显示初三年级的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得分显著低于其他四个年级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得分。其他四个年级之间的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得分无显著差异。在正向情感、负向情感、家庭满意、学校满意以及整体满意这五个因子上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 具体见表3-2。

(注:1为小学五年级, 2为小学六年级, 3为初一年级, 4为初二年级, 5为初三年级)

四、讨论

(一) 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偏低, 其中家庭满意因子得分较低

本研究调查得到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平均分为2.94, 低于何彩萍研究中非留守儿童的主观幸福感 (均分为3.72) , 其中, 留守儿童的家庭满意因子得分较低。发展心理学研究表明, 17岁以前的儿童期是一个人生理和心理生转变和逐渐走向成熟的时期, 也是一个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逐渐确立的时期, 此时经历“父母缺位”造成的“父母关爱的缺失”所带来的心理成长困惑已经极大的影响了他们对生活的满意度, 也让他们较多地体验到抑郁、焦虑、悲观等消极情绪。留守儿童长期与父母分离, 缺少正常的亲情关爱以及家庭互动, 内心难免会产生自卑, 孤独等消极情感, 正是这些因素造成了他们对家庭的满意度比较低, 以及主观幸福感比非留守儿童的低。此外, 郭金山的研究发现, 缺乏支持、关系疏远的家庭环境可能使学生形成混乱的同一性状态。家庭关系和亲子关系在儿童最初性格形成和身心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良好的家庭互动有利于儿童感情和爱的培养。由此可见, 良好的家庭环境以及亲子关系对儿童尤其是对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非常重要。

另外, 研究还发现, 留守儿童的学校满意因子在六个因子中得分最高。究其原因, 可能是近年来由于留守儿童日益成为一个令社会关注的弱势群体, 已经引起了一些教育部门和学校的重视, 也正是有了学校老师的帮助以及同学的关心, 留守儿童在学校体验到了积极的互动, 内心的孤独和无助感也得到相对程度的缓解, 建议学校教育要与家庭教育相互配合, 帮助儿童尤其是留守儿童家庭建立和谐的亲子关系, 提升幸福感。

(二) 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总体性别差异不显著

研究数据显示, 留守儿童的主观幸福感总分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这与张丽芳等人的研究有出入。张丽芳等人研究认为, 留守女孩主观幸福感显著低于留守男孩。除了研究工具不同之外, 导致结果不同的具体原因还有待进一步探求。另外, 研究结果表明, 男生在“正向情感”和“家庭满意”因子上的得分显著高于女生。由于男女人格特质差异的影响, 女孩比男孩心思细腻, 比较敏感, 因此对于父母与自己长期分离的孤独感体验更深, 由此导致女孩正向情感体验低于男孩;女孩更希望有个完整温暖的家庭, 她们比男孩更依赖人, 对家庭的适应性差, 因此对于与父母长期分离的这种家庭生活满意度比男孩低。此外, 发展心理学研究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 儿童的抽象思维能力逐渐增强, 所学课程中侧重抽象思维的课程逐渐增多, 而男生普遍比女生更擅长抽象逻辑思维, 因此, 男生在以抽象思维为主的课程上 (例如数学、科学等课程) 的成绩较好, 而女生学习那些课程不如男生轻松, 这也可能导致男女生对生活满意度的体验不同。

(三) 初中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较低, 初三年级更甚

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总均值的比较显示, 与小学留守儿童相比, 初中生留守儿童得分较低, 其中, 初三年级的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不仅在总分上显著低于其它四个年级留守儿童, 而且在学校满意和整体满意这两个因子上也显著低于其他年级。初中学生一般在十二、十三岁到十五、十六岁左右, 这个年龄的学生处于青春期, 这一时期无论是在生理方面还是心理方面都是由不成熟开始走向成熟、由无序开始有序、由不稳定向稳定的过渡阶段[12], 生理上的成熟使他们有了成人感, 他们希望能有成人的某些权力以更换社会角色, 但由于此时他们的心理素质和能力还没有达到成人水平并且其认知水平以及思维方式等也没有达到一定水平;思维虽然是以抽象逻辑思维为主, 但是水平比较低, 这个时期他们的思维在从经验型到理论型的过度, 辩证思维没有发展成熟, 他们的思想带有很大的片面性以及表面性;他们在人格特点上还缺乏深刻稳定的情绪体验, 他们的承受压力以及克服困难的意志力还没有达到成人水平;此时他们的社会经验也十分欠缺, 因此, 这个时候的学生心理上存在各种心理冲突和矛盾, 明显的不平衡。他们的自我同一性存在某种程度的混乱, 自我评价不稳定;再加上初三学生还面临着一个特殊的生活事件——中考, 而王极盛和丁新华有关研究结果表明, 初中生的主观幸福感与其生活事件存在较为密切的关系, 即个体体验到的负性生活事件愈多, 则愈感到不幸福。初三学生在学业压力下, 他们感受到的不仅是身体的疲劳, 更多的是心理上的焦虑。以上这些因素使初三学生在生活、学习中, 对很多问题感到困惑、迷茫, 产生不同程度的心理冲突, 再加上留守儿童因为父母不在身边支持与指导自己, 所以初中留守儿童, 尤其是初三留守儿童对幸福感的体验很低, 建议外出打工的父母多跟自己的孩子沟通, 定期探家或者在孩子初三时多花时间陪孩子而不是在外奔波不知不觉中就忽视了孩子的心理问题。要使留守儿童身心各方面发展好, 家长还需要对他们投入更多的精力。

五、结论

(一) 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偏低, 并且留守儿童男女学生在主观幸福感量表总分上不存在显著的差异, 但在“正向情感”和“家庭满意”这两个因子上有非常显著的性别差异。

(二) 初中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较低, 且初三年级的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得分显著低于其他四个年级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得分。

摘要：该研究旨在调查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情况, 希望能给有关部门提供参考。方法:采用儿童幸福感问卷对选取的留守儿童的主观幸福感状况进行调查。结果: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在统计学上总体性别差异不显著, 但是小学五六年级的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性别差异显著, 初中三个年级的留守儿童性别差异不显著。初三年级的留守儿童的主观幸福感得分显著低于另外四个年级得分。此外, 在“正向情感”, “学校满意”因子上存在非常显著的年级差异。

身体锻炼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篇11

[关键词]身体锻炼 主观幸福感 影响

人的所有问题，归根溯源，都是为了追求人的幸福。但对何谓“幸福”，如何获得“幸福”即人的幸福观问题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中外历史上的哲人、思想家们对此问题有过诸多探讨与思考。哲学家休谟说过：“一切人类努力的伟大目标在于获得幸福”，伊壁鸠鲁认为：“快乐是生活的开始和目的。幸福是我们天生的善，我们的一切取舍都从快乐出发，我们的终极目的仍是得到快乐。”

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是当代幸福研究的一个主要方面，是人们根据自定的标准对自身在一段时间内的情感反应的评估和生活满意感的认知评价后而产生的一种积极心理体验。它是衡量个体生活质量的重要的综合性心理指标。它由情感成份和认知成份组成，情感成份包括正性情感（如快乐、振奋、欢喜等）和负性情感（如焦虑、抑郁、气愤等），认知成份包括整体生活满意感和特殊生活满意感。

身体锻炼（Physical exercise）是以发展身体、增进健康、增强体质、调节精神和丰富文化生活为目的的身体活动，是人类的一种积极活动，由此所产生的身体健康和运动快乐都是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内容。在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中剖析身体锻炼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将会进一步加深人们对身体锻炼益处的认识，更好地推动体育活动的开展。

一、身体锻炼对主观幸福感情感成分的影响

研究认为人们的主观幸福感取决于一定时期内积极情感（正性情感）和消极情感（负性情感）的平衡，如果人们较多地体验到愉快的情感而较少地体验到不愉快的情感，就可推定他们是幸福的，否则就不幸福。

1.身体锻炼对正性情感的影响。有报告称在身体锻炼过程中可以出现流畅状态（flow）、跑步者高潮（the runner’s high）、运动愉快感等积极情感，在一项对123名大学生进行的调查研究中，列举了体育运动、学习工作、人际交往、宗教等活动，询问被测试者以往在何种情况下感受到流畅体验，结果发现身体锻炼是流畅体验的主要来源。

2.关于运动愉快感，许多学者对该问题曾进行过研究。Scanlan和Simons把运动愉快感定义为对运动体验的一种积极的心境状态。如高兴、喜欢、痴迷，是对导致满足、喜爱、快乐的感觉或知觉的运动经历的积极情感反应。Wankel认为运动愉快感是一种积极的情绪和情绪状态，其在自然状态下可能是稳定的，来源于生物需要的满足或生长的本能。Kimecik等人基于演绎推断的方法，对运动愉快感的定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们回顾了运动愉快感的定义、测量的历史，并把运动愉快感与情绪（emotion）、情感（affect）、态度（attitude）、高兴（pleasure）、内部动机（intrinsic motivation）等概念进行了广泛的比较，认为运动愉快感是导致个体参与运动并与积极的感觉有联系的最优化的心理状态（即“流畅”）。他们从四个方面进一步解释运动愉快感：

1.运动愉快感不仅是积极的情感，而且是最优化的心理状态。

2.运动愉快感不是锻炼的情绪结果，而是锻炼的心理过程。

3.运动愉快感作为最优化的状态或流畅成为排它性的结构，而不是包含性的结构，也就是说，参与身体锻炼所产生的运动愉快感只是由运动本身所引起，而不是由其它条件引起。

4.内部动机和运动愉快感有区别，但仍然有相似之处。Jackson等人认为流畅作为一个概念，浓缩了锻炼参与者最优化的心理状态，流畅状态是一种积极的情绪体验状态。

Kimecik等人的研究得出结论：从本质上说，运动愉快感是一种心理的流畅状态，从某种程度上说，运动愉快感与流畅是两个可以相互替代的概念。

综上所述，运动愉快感就其本身来说是锻炼的心理过程，是一种锻炼最优化的心理状态。锻炼产生的运动愉快感对个体的情绪和情感影响很大，表现为满足、愉悦、舒畅、能力感增强和积极参与活动等。身体锻炼对参加者的心理效益也可以从学者任未多的研究成果中表现出来，如表1所示。

二、身体锻炼对负性情感的影响

负性情感是指个体以自定的标准面对各种环境时感受到焦虑、不安、忧郁、紧张、烦恼、沉闷、厌烦等消极情绪的心理体验。身体锻炼对负性情感的影响可以从两方面来论述：一是身体锻炼对心理患者不良情绪的影响，二是身体锻炼对健康人不良情绪的影响。

在身体锻炼对心理患者的不良情绪效应方面，Greist第一个用实验性运动疗法治疗临床抑郁症患者，他研究了28例门诊病人，随机分跑步组(每周3次，每次1小时)和心理治疗组(1~2种心理疗法，每周一次)，经过12周的治疗和随后9个月的复查，结果发现，运动的降抑郁作用与有时限的心理治疗作用相同，并优于非时限的心理治疗。有许多研究都表明，身体锻炼可以缓解心理疾病患者的不良情绪。

在身体锻炼与健康人的不良情绪效应方面，有研究表明，一次身体锻炼便可使紧张、困惑、疲劳、焦虑、抑郁和愤怒等不良情绪状态显著改善以及精力感和愉快程度显著提高。仅一次功率自行车练习就使健康和亚健康的大学生焦虑程度下降，5分钟的步行也有助于提高心境状态。长期性的身体锻炼可以使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状态显著改善。

Petruzzello等人对1960~1989年间进行的104项有关身体锻炼对焦虑的控制作用的研究进行了元分析，结果表明：长期的和一次性的有氧练习均可有效地降低状态焦虑，而且身体锻炼比渐进性放松练习能更有效地降低特质焦虑；North等人对1969~1989年间进行的80项有关身体锻炼对抑郁的控制作用的研究进行了元分析，结果表明：一次性身体活动或长期的身体锻炼、有氧练习或无氧练习均能有效地降低抑郁；身体锻炼既可降低正常人的抑郁，也可降低精神病患者的抑郁；身体锻炼对负性情感的多方面影响如表1所示。

三、身体锻炼对主观幸福感认知成分的影响

生活满意感是指个体以自定的标准对自身的生活质量进行整体认知评价后产生的体验。关于身体锻炼对主观幸福感认知成分的影响，能够从许多关于主观幸福感的问卷调查评价结果中充分反映出来。

1.健康在主观幸福感认知评价中的地位。身体锻炼是获得健康的最佳手段，而健康是影响整体幸福感的一个重要因素，其中，自我评价的健康比客观的健康状况更重要。在老年人生活状况诸因素中，健康状况与生活满意度最为密切。很多研究均证实了身体健康状况对老年人的幸福感有显著影响，而且随着年龄的进一步增大，健康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在英美的一些研究中，甚至将健康看做是除婚姻之外的第二大影响因素。1999年，盖洛普公司进行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民意调查，60个国家的5．7万名成人参加。调查的题目是：生活中最重要的是什么？结果世界各地的人民都认为，身体健康和家庭幸福比其他任何东西更为宝贵。

2.身体锻炼不同程度对主观幸福感认知成分的影响。Carter对有规律地参与身体锻炼的人是否比不参加锻炼的人更加幸福的问题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身体锻炼与幸福感之间存在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27。Hayes&Ross在调查身体锻炼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中，发现主观幸福感受运动的影响，尤其在中、低收入的家庭更为明显。甚至有调查结果似乎支持身体锻炼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一种因果关系。

Pepper以男性退休人员为对象的研究表明，经常参加身体锻炼的人比不锻炼的人有着更高的生活满意感，尤其是那些退休后增加了身体活动量的个体的生活满意感要显著高于退休后维持或降低身体活动量的个体。一项对老年妇女的研究表明，闲暇时间的体育活动是促成生活满足的最有利因素。Morgan等以65岁以上的老年人为对象，研究了习惯性的身体锻炼对心理和情绪健康的作用，结果表明，身体活动参与率高者，有较高的生活满意感。Yilmaz和Akandere将30名成人女性分成锻炼实验组和不锻炼控制组，锻炼组采用每周3次，每次90min的有氧体操练习方案，经过3个月的实验，结果表明，锻炼组的生活满意感明显优于控制组。

我国学者以体育舞蹈、太极拳和门球作为刺激变量，对183名老年人进行17周的实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参与体育活动与不参加体育活动的老年人的幸福感有显著的差异，参加体育活动的老年人的幸福感明显高于不参加体育活动的老年人。有学者也进行了身体锻炼对青少年主观幸福感影响的研究，研究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中不难看出经常锻炼组比锻炼不足组在正性情感上得到了增强，减少了负性情感，在生活满意感、学习满意感和身体满意感都得到了提高。从一项针对大学生课外活动与主观幸福感得分比较中（表3），更可以明显看出对主观幸福感的显著变化。

四、身体锻炼对主观幸福感影响机制的诠释

早期针对身体锻炼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论述更多的是推测，有研究推断身体锻炼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呈现的正相关，可能是体育运动具有一种本质性的欢乐所致，也有研究者认为可能是由于锻炼引起神经系统的变化、自我效能感的提高、社会支持的改善以及体育活动强化了能力感和价值感，从而促使主观幸福感的提高。

近年来，有学者对身体锻炼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实证探索。日本学者安永明智等人考察了身体锻炼习惯与老年人的日常生活能力、自我健康感、社会支持及主观幸福感等变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身体锻炼与主观幸福感存在低度相关，相关系数为0.23。身体锻炼是通过提高了社会支持、增加了社会活动，改善了健康状态的自我良好评价，从而提高了主观幸福感。

这一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身体锻炼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社会支持不仅可以增加正性情感，从而提高主观幸福感，也可以抑制负性情感的出现，从而维持主观幸福感。随后也有一些研究表明：社会支持有利于身心健康，可提高主观幸福感。

“人类中每个成员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以韵律、节奏和运动为表征的生存性力量和创造性力量，这就是本能的缪斯。”这种本能的缪斯的充分展现可使人产生巨大的身心愉悦和满足，体育运动正有此功效。体育运动直接作用于人的生理结构及其机能，使人身体各部分都能得到和谐发展，从而使人体健康快乐。但体育运动的意义并不局限于此，它坚持的是身心统一和谐发展观。

日本爱知教育大学社会学家影山健生先生提出的身心统一的体育运动特征包括：①体育竞争是合作的竞争，竞争中没有失败者，大家通过协同性活动，为对方创造更多的机会，使大家都从中获得快乐；②共同创造，运动允许人的多种感官和心理参与，为大家提供亲近的机会，通过人际交往再现人的生命；③把人看做自然的一部分，强调运动过程中人与自然环境的一体化，走进自然，陶冶情操，享受大自然的快乐。这实际上是通过运动过程中人的身心统一，人际协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使运动者从中享受幸福。这时候的幸福已不是单纯意义上的生理快感了，而是包含有心理上的满足以及伦理意义上的自我实现。身心和谐统一的体育在此过程中将纯粹的生理幸福提升到更高层次的心理幸福、伦理幸福境界。同样，音乐教育、美术教育都有此功效，它们的异曲同工之妙在于：在激活潜在的本能的缪斯的同时使个体提升自己的幸福层次，达到不同层次幸福的和谐统一。

参考文献：

[1]丁园园.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研究[D].安徽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5：2.

[2]陈作松,季浏.身体锻炼对高中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其心理机制的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4.

[3]张力为，任未多.体育运动心理学研究进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4]邓文才.不同运动项目和强度对大学生体育态度及体育锻炼愉快感的影响[D].苏州大学硕士论文，2002.

[5]陈作松.身体锻炼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综述[J].体育科学，2005，25，（5）：65-68.

[6]苗元江，余嘉元.幸福感：生活质量研究的新视角[J].新视野，2003，（4）：50.

[7]何瑛.主观幸福感概论[J].重庆师院学报（哲社版），1999，（4）.

[8]陈统奎.从GDP到GNH：中国经济增长，但是人民并不幸福[J].新民周刊，2005，（10）.

[9]徐昌豹，赵淑英.体育活动对老年情绪与幸福感影响的研究[A].第六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论文摘要汇编（一）[C].武汉，2000，（12）：262-263.

[10]陈作松，季浏等.身体锻炼对高中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其心理机制[J].心理学报，2006，（4）：562-575.

[11]庞文，韩阳.大学生主观幸福感调查研究.[J].青年探索，2006，（3）：40-43.

[12]布约克沃尔德.本能的缪斯[M].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民办高校学生主观幸福感研究 篇12

一、研究过程

1. 研究对象

选取信阳师范学院华锐学院在校生,发放问卷200份,收回有效问卷178份,回收率89%,男生23人(12.92%),女生155人(87.08%)。

2. 研究工具

(1)自编基本情况表,内容包括被试基本信息如姓名、性别、年级、生源等相关因素。

(2)段建华修订的《总体幸福感量表》,在信效度上均达到心理测量的要求,主要用于评价被测试者对幸福的主观感受和体验。本量表共33题,本次调查采用前18题施测,共有六个维度,维度1是对生活的满足和兴趣,包含第6题;维度2是对健康的担心,包含第10、第15题;维度3是精力,包含第9、第11、第14、第17题;维度4是忧郁或愉快的心境,包含第1、第4、第12、第18题;维度5是对情感和行为的控制,包含第3、第7、第13题;维度6是松弛与焦虑,包含第2、第5、第8、第16题。在所有题目中必须采用反向计分方法的题目是第1、第3、第6、第7、第9、第11、第13、第15、第16题。

3. 研究方法

随机抽样法选取被试,统一的指导语,测试时间在10~15分钟内,当场回收。

4. 数据处理

SPSS17.0数据分析,分析数据时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描述性统计、独立样本T检验等方法。

二、研究结果

1. 民办高校学生主观幸福感总体状况

被试的总体主观幸福感M=78.56,SD=8.84,基本呈正态分布,可看出民办高校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处于中等略高的水平。

2. 不同性别被试主观幸福感的比较

数据显示,性别维度上,总分和各因子上均无显著差异,精力因子上,女生(M=6.88)高于男生(M=6.83),差异不显著(p=0.949>0.05);松弛与紧张因子上,女生(M=17.65)高于男生(M=17.09),差异不显著(p=0.544>0.05);对健康的担心、满足和兴趣、心境、情绪行为控制四个因子上,均是男生(M=3.61、18.22、21.35、12.30)高于女生(M=3.37、17.99、20.48、12.08),但差异不显著(p=0.247、0.263、0.264、0.584>0.05)。

3. 不同生源地被试主观幸福感比较

数据显示,幸福感总分上,城镇籍学生(M=78.64)高于农村籍学生(M=78.53),差异不显著(p=0.336>0.05);在精力、心境两个因子上城镇籍学生(M=6.53、20.54)低于农村籍学生(M=7.02、20.60),差异不显著(p=0.436、0.385>0.05);在对健康的担心、满足和兴趣、情绪行为控制、松弛与紧张这四个因子上,城镇学生(M=3.47、18.20、12.24、17.65)高于农村学生(M=3.36、17.93、12.05、17.54),在松弛与紧张因子上差异显著(p=0.031<0.05),其他因子上也有差异,但未达到显著水平。

4. 不同专业被试主观幸福感比较

数据显示,幸福感总分上,理科生(M=79.59)高于文科生(M=78.02),差异不显著(p=0.072>0.05);在对健康的担心、精力因子上文科生(M=3.42、7.00)平均得分高于理科生(M=3.36、6.62),差异不显著(p=0.061、0.656>0.05);在满足和兴趣、心境、情绪行为控制、松弛与紧张这四个因子上,文科生(M=17.81、20.37、12.06、17.37)低于理科生(M=18.41、21.02、12.20、17.98),在满足和兴趣这个因子上差异显著(p=0.015<0.05),其他因子上也有差异,但未达到显著水平。

5. 不同年级被试主观幸福感比较

数据显示,总体幸福感得分上,大一(M=81.22)>大三(M=78.64)>大四(M=78.57)>大二年级(M=75.75),且差异非常显著(p=0.007<0.01);在对健康的担心因子上,大三(M=3.64)>大四(M=3.59)>大一(M=3.53)>大二(M=3.08),且差异非常显著(p=0.006<0.01)。精力因子上,大一(M=7.44)>大二(M=6.82)>大三(M=6.64)>大四(M=6.14),且差异显著(p=0.01);满足和兴趣因子上,大一(M=18.70)>大三(M=18.64)>大四(M=18.21)>大二(M=17.05),且差异显著(p=0.05);心境因子上,大四(M=21.12)>大一(M=20.94)>大三(M=20.45)>大二(M=19.88),差异不显著(p=0.16>0.05)。情绪行为控制上,大一(M=12.81)>大三(M=12.45)>大四(M=11.83)>大二(M=11.49),存在显著差异(p=0.00<0.01);松弛与紧张因子上,大一(M=17.80)>大四(M=17.67)>大二(M=17.43)>大三(M=16.82),存在差异但不显著(p=0.52>0.05)。总之,心境、松弛与紧张因子在不同年级维度上差异不显著,其余四个因子上差异均达到极其显著的水平。

6. 不同睡眠质量的被试主观幸福感比较

数据显示,在总体幸福感上,睡眠很好(M=82.75)>睡眠好(M=77.78)>睡眠不好(M=73.00)>睡眠一般(M=66.67),且差异显著(p=0.00<0.01),表现为睡眠质量很好和较好的被试总体幸福感得分高于睡眠质量一般和较差的。总之,在对健康的担心、满足与兴趣、心境、情绪行为控制、松弛与紧张因子在睡眠质量上的差异均达到显著水平(p=0.00、0.00、0.00、0.01、0.03),精力这个因子在睡眠质量维度上也有差异,但未达到显著水平(p=0.48>0.05)。

三、分析与讨论

1. 民办高校学生主观幸福感处于中等略高的水平

民办高校学生总体幸福感平均分为78.56分,相关研究可得出这一数值在已调查的大学生群体中处于中等略高的位置,这可能是由于本研究在经济发展不太发达的中原地区,生活压力小,节奏相对慢,社会性焦虑也相对少一些。

2. 不同性别的民办高校学生主观幸福感差异不显著

研究表明,总体幸福感平均分上,男79.39分>女78.44分,p>0.05,差异不显著。关于此问题,相关研究得出的结果有所不同,仍需进一步验证,造成不同结果可能有调查对象取样和采用调查工具多方面的因素。本调查结果可以看出,民办高校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性别差异不显著,具体表现为男生高于女生。原因分析:一是样本中男女人数不均衡;二是就业前景上,社会性别歧视依然存在,男生也会优于女生;三是民办学校学费较高,经济压力相对较大,女生对经济方面敏感性较强,降低了其对积极情绪的体验。而性别差异未达到显著水平的原因可能是:随着社会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女性独立的形象已深入人心,社会对女性的偏见日益减少,幸福感水平有了较大提高。

3. 不同生源民办高校学生主观幸福感差异显著

研究表明,城镇学生幸福感平均分显著高于农村学生;在精力和心境因子上农村学生主观幸福感得分高于城镇学生;其他因子上均是城镇学生高于农村学生,松弛与紧张因子上差异显著。原因可能是:来自城镇的学生与农村学生现在处于同一个大学的生活环境,在面对外界刺激时,城镇学生的接受能力和待人接物等方面的能力一般要高于农村学生,且在消费水平、生活品质等生活的其他方面相互对比的过程中,更增加了前者的优越感。

4. 不同专业民办高校学生主观幸福感差异不显著

理科生的总体幸福感均分略高于文科生,但差异不显著,对健康的担心、精力因子上文科生平均得分高于理科生,差异不显著,其他因子上均是文科生低于理科生。原因可能是:(1)本研究是在经济发展不太发达的中原地区开展,文科生较感性,理科生偏理性,遇事可通过理性思考处理问题,更容易体验幸福感。(2)就业前景上,理科专业技术性较强,在就业形势严峻的中原地区,理科生相比文科生更好就业;鉴于又属民办高校,应聘时会遇到用人单位的偏见,易出现焦虑自卑的消极情绪,所以不同专业的差异不显著。

5. 不同年级民办高校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差异显著

研究显示,总体幸福感平均得分上,大一>大三>大四>大二,且差异显著,心境、松弛与紧张因子在年级上差异不明显,其他因子在年级间差异均达到显著水平;在对健康的担心上,大三、大四高于大一、大二;在精力因子上,大一、大二高于大三、大四。原因可能是:大一学生刚进入大学,精力旺盛,好奇心强,积极情绪体验较多,久了会由于生活上不适应出现各种问题,大二会处于过渡期,加上大三、大四要面临升学、就业等压力,幸福感就会降低。

6. 不同睡眠质量的民办高校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差异显著

研究发现,在幸福感平均得分上,表现为睡眠质量很好和较好的被试总体幸福感得分高于睡眠质量一般和较差的被试,差异显著。睡眠质量越好,精神面貌就会越好,就会体验更多的积极情绪和幸福感。

参考文献

[1]杨中芳.性格与社会心理测量总览(上)[M].台北:远流出版社,1997.

[2]郑莉君,韩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J].中国组织工程研究与临床康复,2007,11(39).

[3]梁长岁,包乌云.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及其三个相关因素的调查与分析[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

[4]马希武.藏族大学生情绪智力、自我效能感、主观幸福感研究[D].西安:西北大学,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