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伦理道德

传媒伦理道德（通用9篇）

传媒伦理道德 篇1

大众传媒在西方被称为立法、司法、行政之外的“第四权力”, 新闻记者被尊为“无冕之王”, 享有很大的新闻自由和权利。在我国, 新闻媒体在建国前后以来一直作为“党的宣传员、鼓动员和组织者”, 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 记者是人民的“公仆”, 被誉为“社会的良心”, 新闻媒体享有良好的社会公信力和一系列采访报道权利。而传媒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些自由和权利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公众对传媒传播功能和社会责任的预设。在新闻学和传播学的研究中, 传播的功能和基于功能之上的社会责任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真实的呈现事实、客观平衡地报道新闻、监测环境, 做社会发展的守望者;服务公共利益、维护社会公正、实施舆论监督, 协调社会发展;传承文化、提供高品位的娱乐、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塑造良好的社会道德精神;沟通信息, 促进经济发展。

但是,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新闻事业单位的“事业化单位, 企业化经营”改制, 广大传媒走上了市场化道路, 开始在竞争激烈的传媒市场谋求市场份额和经济效益。在这一过程中, 传媒经常纠结于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冲突的两难之中, 一些媒体选择了经济效益而忽略社会效益, 由此导致了大量传媒偏离社会功能、枉顾社会责任而违背道义的乱象, 如违背真实客观原则的虚假新闻盛行、品味低下的娱乐化、低俗化新闻蔓延、忽略公共利益、追求媒体私利的新闻寻租和媒体越权泛滥等, 引发了大众的质疑和学界的批评, 大众传媒的公信力越来越低。因此, 有必要对传媒界的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的伦理反思。

一、传媒“背道”之乱象

(一) 虚假新闻层出不穷

《新闻记者》评选年度假新闻已经整整九年, 假新闻却层出不穷, 从北京电视台的“纸馅包子”到《武汉晚报》的“高速列车3秒钟可跨越长江大桥”到环球网的“郭晶晶怀上霍启刚骨肉欲离队”, 这些假新闻遍布电视、报纸和网络三大媒介, 可见假新闻的生命力之强。

虚假新闻是违背真实性原则的新闻。从新闻学的角度看, 新闻的真实性包括两个层面的要求:要素真实和全面真实。要素真实是指新闻事件的5W1H要素都必须准确可靠。前面提到的《新闻记者》评选的基本上都是属于要素不真实的虚假新闻。而全面真实是指新闻报道要透过现象看本质, 要全面、真实的反映社会的整体状况, 反映客观世界的整体趋势。现代社会人们所处的环境日益复杂, 人们日益依赖大众传媒来认知环境并做出相应的行为决策。人们期望通过新闻来正确地了解客观外界事物。现实情况却是, 传媒往往由于“刻板成见”, 或出于利益的考虑把个别、少量事实当普遍、大量事实来渲染;不报或少报普遍、大量事实, 掩盖主导倾向, 这些行为往往就会扭曲客观真实, 营造一个不同于客观环境的“拟态环境”, 会使受众在报道中看不到客观世界的真实面目。2003年我国媒体对于“非典”疫情的报道就严重违背了全面真实的原则。“非典”疫情传播之初我国传媒的表现是“集体失语”, 隐瞒灾情不报, 任由流言泛滥。后来, 随着疫情的蔓延, 国家相关部门的重视, 传媒又一窝蜂似地开始对“非典”疫情展开事无巨细的疯狂报道, 导致了另一种不真实的“恐怖”, 引发了公众的巨大恐慌。

虚假新闻不能真实地呈现社会图景, 不利于社会信息的沟通, 没有实现监测环境的功能, 违背了大众传媒“社会发展的守望者”这一职能。

(二) 娱乐化、低俗化趋势加强

尼尔·波兹曼在其专著《娱乐至死》中如此批判我们身处的这样一个媒介时代:“在这里, 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 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 毫无怨言, 甚至无声无息, 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确实, 随着媒介市场化浪潮的勃兴, 娱乐性的资讯占据了绝大部分的媒体空间, 其他有社会意义的事件得不到报道和呈现。可能有人会反驳说传媒确实具有提供娱乐的功能, 但是, 今天的问题不在于大众传媒为我们展示娱乐性的内容, 而在于几乎所有的内容都以娱乐的方式表现。此外, 在大众媒体上被日益边缘化的新闻和公益性节目即使出现也是以“一种娱乐形式, 而不是为了教育、反思或净化灵魂”[1], 因而催生了新闻娱乐化。新闻娱乐化有三个表现:一是新闻题材选择上偏向软新闻, 将名人趣事、暴力事件、灾害事件、犯罪新闻、体育新闻等软性素材作为新闻报道的重点;二是尽力使硬新闻软化, 竭力从严肃的政治、经济变动中挖掘娱乐内容及其价值;三是在新闻写作上强调故事性和情节性, 追求趣味性、煽情性和吸引力, 尽量满足读者的感官刺激。在传媒娱乐化的炒作中, 隐私不是被保护起来, 而被争先恐后地曝光, 甚至无限放大, 日益娱乐化的传媒成了满足公众窥私欲的公开舞台。尤为严重的是, 传媒过于关注大众的娱乐需求, 而对社会弱势、边缘人群缺乏关注, 漠视他们的存在, 商业的逻辑使其在对弱势群体的报道中更多的是采取一种炒作的姿态, 而不是旨在作其长时间的利益代言人, 这也变相的导致了近年来“跳楼秀”、“跳桥秀”频频出现。笔者认为, 新闻娱乐化是大众传播功能异化的表现, 是新闻价值选择单一化的体现, 是新闻传播娱乐功能理念的一大误区。

传媒娱乐化的结果是大众传播的低俗化, 放眼大众传媒我们可以发现, 电视剧里面色情镜头频繁出现, 淫秽色情网站遍地开花, 暴力信息在各种传播媒介之中也大量存在。据《中国青年报》2008年2月的一篇报道, 77%的教师和64.7%的家长认为目前我国媒介中色情、暴力、恐怖的内容较多, 85%的教师和73.4%的家长对此表示担忧, 56.8%的教师与29.2%的家长不知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传媒的娱乐化、低俗化表现不利于提高受众的修养, 不利于优良文化的传承, 因而难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社会功能和责任。

(三) 新闻寻租屡禁不止

新闻寻租是指媒体及其从业者利用新闻传播权力获得潜在不正当利益机会的非法、违规行为。媒体的新闻寻租表现为两种形式, 一种是被动寻租, 受贿受托刊登有偿新闻。有的是媒体与商家合谋以新闻的名义传播广告资讯, 广告新闻化以达到最好的宣传效果。有的是炮制新闻事件, 参与企业的不正当竞争, 最终谋求媒体的一己私利。有的是媒体从业者身兼数职, 既是记者又是媒体广告推销员甚至还是某些企业的“媒体顾问”, 不断变换角色, 谋求最大的私利。2010年3月, 针对丰田汽车“同损不同赔”的问题, 江苏省工商局召开新闻发布会, 受邀的一家当地主流媒体第二天没有报道该重大新闻, 却刊登了一整版的丰田汽车广告, 这是经济利益驱使下的“有偿不闻”。另一种是媒体主动寻租, 进行传媒敲诈。传媒敲诈是指媒体或媒体从业者掌握了某个人、某个组织或某个集团的负面信息, 而采取威胁的手段, 扬言曝光, 进行敲诈勒索, 发生负面新闻的企业不得不拿出“封口费”用于堵媒体之口。从2002年繁峙矿难案中爆出的“金元宝”事件到2008年相继发生的河北蔚县“7·14”矿难中被煤老板“红包封口的记者”和山西霍宝干河煤矿发生矿难事故后出现的“真假记者排队领红包”的怪象, 可见记者们多年以来一直孜孜不倦地主动出租新闻报道权, 在获取经济利益之后对重大事故采取“有偿不录”, 放弃了新闻报道权, 剥夺了公众的知情权, 败坏了新闻职业道德。

新闻寻租是新闻从业者职业道德败坏的表现, 致使“舆论监督”成为媒体变现经济利益的借口, 不利于维护社会公正, 有损良好社会道德精神的塑造。

(四) 媒体越权频繁发生

媒体越权有多种表现, 如媒体审判、媒体逼视、舆论绑架等。媒体审判是指传媒滥用新闻自由妨碍司法公正, 超越司法程序抢先对案件做出判断, 对涉案人员做出定性、定罪、定量刑及胜诉或败诉的结论。[2]如在蒋艳萍案件的审理过程中, 媒体塑造了蒋艳萍色、毒兼具的形象, 许多媒体为蒋艳萍的“罪行”定性、定罪, 有媒体竟然以《枪毙的还少了》为标题, 对案件盖棺定论。在报道原深圳市罗湖区女公安局局长因涉嫌职务犯罪而入狱一案时, 不少媒体大肆渲染女局长接受下级所谓“性贿赂”, 甚至讨论“性贿赂”的量刑问题。这种做法扰乱了司法工作者正常的视线, 给正常的审判工作带来了本不应该有的压力。媒体逼视是指由于新闻媒体的过度报道, 使得处于媒体创造的信息情境下的被曝光者只能接受社会舆论无形压迫式的关注和期待。2007年媒体对“杨丽娟追星事件”的连续性介入性报道就形成了对刘德华的“媒体逼视”。舆论绑架意味着通过媒体公开报道后的舆论压力, 对被点名者进行道德胁迫。2007年沈阳《华商晨报》报道一个穷人的女儿由于重病, 向六个中国的富翁写信求援, 媒体在报道的同时一一和六个富翁联络, 要求他们表态。这是一种典型的舆论绑架, 以媒体的名义逼迫富人表态捐钱是没有道理的。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不少媒体点名向公众人物募捐一事也反映了媒体社会角色的错位和对权力的滥用, 媒体公开名人姓名和收入的报道甚至侵犯了公众人物的财产自由处分权、隐私权、名誉权。

媒体越权是大众传媒法纪意识淡薄的表现, 有损其他团体和个人的合法权利, 不利于“依法治国”, 难以发挥媒体社会协调的功能。

二、传媒“背道”的伦理反思

(一) 虚假新闻的伦理反思

虚假新闻违背了真实性原则, 传播不真实的内容, 达到了不真实的效果。从伦理学的角度看, 新闻的真实性涉及“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双重问题, 从业者必须面对事实上的“真假”冲突和价值上的“应该与否”判断。真实性原则要求记者报道时能够基于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合一的复合判断, 即不仅要充分考量新闻事件的真实性, 而且要从伦理的角度考量新闻事件的道德价值, 因为从传媒伦理的角度看, 并不是任何真实的东西都是可以传播的, 有些被证明真实的信息可能会引发一些伦理、道德上的冲突, 如可能伤害到另外一些伦理原则, 或者甚至会不利于社会和谐与发展的话, 这时, 传媒就应该对这些信息做出必要而恰当的取舍。

《南方日报》总编辑黄文俞五十多年前留下的“报训”:“可以有不说出来的真话, 但是不可以说假话”在今天依然是指导传媒的准则。传媒只有恪守“真实原则”之道, 才可能真正实现公平的态度、公开的报道、公正地呈现。如果在报道中灌输个人偏见, 报道一部分事实而隐瞒另一部分事实, 或是呈现一部分人的观点而抑制另一部分人的观点, 就会使人失去民主、自由、道德的理想, 使大众迷失在媒介建构的“拟态环境”之中。

(二) 娱乐化、低俗化的伦理反思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大众传媒是循市场逻辑而动的, 传媒的社会责任意识日渐淡漠, 经济利益成为最大的主题。市场证明娱乐信息是广大受众所喜闻乐见的, 于是, 为了占有最大多数的市场, 传媒普遍把暴力、色情等娱乐性内容作为传播的重点, 造成一股低俗之风, 污染了社会风气。在娱乐的喧嚣中, 很少有人反思健康的传媒应当倡导什么样的文化品格, 如何保证信息资源的共享、如何维护或建构主流的伦理秩序和社会规范、如何保持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平衡、如何维护社会各个群体之间的话语平等、如何建设一种公正的舆论环境等等这样一些与媒介发展方向、道路、出发点相关的重大问题都被忽略了。

传媒娱乐化发展对社会产生了日益严重的负面影响:首先是使得媒体丧失了权威性、公正性, 弱化了传媒的公信力;其次, 新闻娱乐化日益夸大新闻的娱乐功能, 使得监测社会、解释变化、传承文化等功能被边缘化, 导致了新闻功能的异化;最后, 过度的娱乐化导致了信息的低俗化, 大量满足感官刺激的信息充斥在受众面前, 导致了公众素养的日益下滑、道德意义的消解以及价值导向上的背离。传媒日益不重视人们存在的社会价值或是他们的行为与处境所引起的社会反思, 而是关注自身有什么“猛料”可以炒作, 这样必然导致对人本身价值的深层次尊重与关心的缺失。所有这些这是传媒社会责任缺失的表现, 商业压力下的传媒在经济利益的追逐中丧失了独立性, 失去自由, 在信息传播中违背了仁爱原则和正义原则。

(三) 新闻寻租的伦理反思

新闻寻租的实质是在利益诱惑下放弃媒体职能、职业道德, 凭借传媒掌握的话语权获取非法利益, 践踏了受众的“知晓权”, 阻碍了信息的自由传播, 最终摧毁了媒体的公信力。新闻寻租现象屡禁不止的原因有二:一是媒体从业者手中握有强势话语权, 且不能够被有效监控;二是在当前社会中, 传媒人为寻租行为所付出的代价极小, 寻租成本极低。

大众传媒作为立法、司法、行政之外的“第四权力机构”, 具有特殊的使命和职业特征, 同其他社会组织和公民相比拥有无可比拟的话语权优势。但是, 传媒所具有的强势话语权并非其组织或其成员自动生成的, 而是社会与民众给予的, 这中间存在着一种非正式的契约关系。对此, 霍奇斯指出:虽然这种契约没有标明具体的义务, 但其义务是隐含的, 即社会有权要求新闻工作者起到沟通信息或意见的作用。所以, 对于掌握话语权绝对优势的传媒人来说, 其首要职责是充当“守门狗”, 一旦发现什么情况就立刻报告, 真实记录社会历史事件, 而不是利用拥有的话语权作为一种社会资本来寻租。新闻寻租是单方毁约行为, 完全背离了民主社会的契约精神。

(四) 媒体越权的伦理反思

媒体越权的实质是媒体利用其对社会舆论的强大引导作用跨越自身职能, 侵入了不少政府机构的职能领域以及不少公民的个人隐私领域。有学者指出媒介的“越权”行为一方面打破了公众对于媒介的正常期待, 另一方面影响了其他社会机构组织功能的正常实现。在任何一个运转正常的社会, 社会组织都应该“自行其职”, 媒介“越权”行为除了破坏社会的合理分工及整体运行, 更为重要的是, 这种“越权”对于媒介长期发展而言也极为不利, “越权”使得媒介自身角色混乱, 媒介的社会定位及存在意义因此将受到质疑与挑战。

媒体越权的突出表现是媒体审判, 即通过新闻报道形成某种舆论压力, 迫使法院按舆论代表的所谓“民意”办案, 从而影响司法公正。虽然目前我国司法制度还有很多不完善不公正的地方, 需要舆论的监督, 但是, 不少媒体在行使对司法的监督权时往往加入了很多主观判断, 进行倾向性报道, 产生了“过犹不及”的后果, 与我国的“无罪推定”、“罪刑法定”原则相悖。因此, 从伦理学的角度反思可见媒体越权的产生是由于过度行使媒体舆论监督权, 违背了适度原则, “过犹不及”的信息传播失去了道德合理性。

三、传媒何以载“道”

为了避免信息传播时出现上述种种乱象, 传媒在审视社会, 传播信息时必须秉持一定的伦理原则, 对社会现象做出独立、及时的伦理评判。具体来说, 为了赢得广大民众的支持, 获取最大的公信力, 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传媒在开展传播活动时必须恪守下列伦理原则, 才能积极地实现传媒的社会功能, 履行其社会责任:

(一) 真实

真实性原则是大众传播所应追求的首要伦理原则, 要求大众传播者在实事求是道德动机的指导下, 传播真实的内容, 达到真实的效果。“真实”的反义词是“失实”, 即没有正确的反映事实, 传播虚假新闻, 制造与社会现实大相径庭的“拟态环境”。虚假新闻或者是不完全真实, 或者根本就是虚假的, 因而对于受众是一种欺骗和误导。

真实性原则要求传媒不仅仅是简单地报道真实的事实, 更要在全面、准确、客观、公正地再现事实的基础上揭示事件的真相;真实性原则还要求传媒在报道中能凸显新闻事件的意义, “促进公众对该事件的重要性的认识和理解、帮助公众在社会上有效行使其作为公民的社会职责, 还要求在真相的报道中能凸显其社会的、文化的及至于人类的意义。”[3]

(二) 仁爱

“仁爱”源自对他人痛苦的同情感受, 这一理念在古今中外哲学思想里面都备受推崇, 我国古代思想家孟子称之为“恻隐之心”。犹太教—基督教将人作为目的, 进一步提出“像爱自己一样爱你的邻居”[4]的思想, 这里的邻居就是社会上的弱势群体, 或者受到伤害之人。

作为“社会良心”的大众传媒应该坚持仁爱原则, 在信息传播中应该关注整个人类尤其是社会弱势群体的痛苦并予以展现和表达, 在信息内容涉及强奸案件受害者、受灾者、失业者、农民工等社会弱势群体时要本着仁爱心性, 体现仁爱原则, 只有这样才能将弱势群体的伤害降到最低, 才能在社会上弘扬友爱互助的价值观念, 塑造良好的社会精神风貌。

(三) 正义

正义是伦理学的核心概念之一, 也是伦理学家们的阐释重点。包尔生指出:“正义作为一种道德习惯, 是这样一种意志倾向性和行为方式, 它制止自己对他人的生命与利益的干扰, 而且, 只要可能也阻止他人进行这种干扰。”约翰·罗尔斯在其著作《正义论》中提出了经典的“无知之幕”理论, 认为“只有当忽视一切社会差别时, 正义才出现”。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 大众传媒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日益增加, 而民主社会的建设首推社会正义, 因此, 大众传媒还应该追求正义原则。正义原则要求大众传播行为不仅要符合大众的利益, 体现善的原则;而且要符合人类的根本利益, 体现公众的意志和民主精神。正义原则是对新闻寻租等媒体乱象的有力鞭挞和规范要求。

(四) 适度

适度、平衡等思想一直是人类的处事原则和精神。我国先哲孔子曾经提出“过犹不及”的思想, 认为一件事情一旦过度了, 就会产生不良后果。格拉哲学家亚里斯多德则认为幸福是人类最高的善, 因此在任何行为中都要运用“实践理性”, 依据“中庸”之道以创造良善的生活。

今天传媒的低俗化、娱乐化趋势无疑违背了孔子和亚里斯多德等哲人提出的“中庸”之道, 走入了极端的伦理困境, 给社会良善风气和人的精神提升带来了极坏的影响。因此, 大众传媒还应遵循适度原则, 需要注意传播内容和传播范围的适度性, 以切合传播对象的特点, 为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和谐进步贡献力量。

(五) 自由

几个世纪以来, 约翰·弥尔顿、托马斯·杰弗逊以及约翰·密尔等贤哲们不懈斗争追求的传媒自由走到今天却渐渐被大众传媒在传播实践中“异化”而失去了其传统的意义。大众传媒自由的异化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把自由绝对化, 滥用传媒自由, 侵犯人们的隐私, 传播娱乐化的低俗信息, 严重违背了理性精神与民主追求;另一方面是自由不再是“目的”, 而被异化为媒体追逐经济利益的“工具”。市场化与商业化浪潮中的媒体日益被资本所控制而失去了自由, 股东老板、广告商等资本势力的操控把传媒自由残酷地蚕食掉了。

因此, 今天的媒体必须重新审视自由原则并在传播中积极体现维护民主、追求真理等自由主义最初的思想精髓。大众传媒在传播信息时只有独立于政治上和商业上的压力, 追求自由原则, 才能真正实现大众的期望和传媒自身的价值。

综上所述, 真实、仁爱、正义、适度、自由等这些“道”应该贯穿、渗透于媒体的整个传播活动中, 成为传播者的内心信念和自律精神, 只有这样才能建构绿色健康的传播环境, 为社会的正义、和谐, 为人的全面发展添砖加瓦, 才能无愧于“社会良心”的称号。

摘要：文章审视了大众传媒违背道德规范的种种乱象:虚假新闻、低俗化、娱乐化、新闻寻租和媒体越权, 提出了传媒应当遵循之“道”:真实、仁爱、正义、适度、自由。

关键词：大众传媒,背道,伦理,反思

参考文献

[1]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M].章艳, 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115.

[2]杨雨丹.2007年新闻伦理与职业道德研究综述[J].新闻大学, 2008 (1) :64-68.

[3]郑根成.媒介载道——传媒伦理研究[D].东南大学博士论文, 2006:73.

[4]克利福德·G·克里斯蒂安.媒体伦理学:案例与道德论据[M].蔡文美等, 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0:18-20.

传媒伦理道德 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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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题名】 Contemporary Citizens Moral Education Research in the Domain of Mass Media

【作者中文名】 周金玲;

【导师】 丁永刚;

【学位授予单位】 长安大学;

【学科专业名称】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

【学位年度】 2009

【论文级别】 硕士

【网络出版投稿人】 长安大学

【网络出版投稿时间】 2009-10-07

【关键词】 大众传媒;公民道德教育;评价机制;

【英文关键词】 Mass media;Civic and moral education;Evaluation mechanisms;

传媒伦理道德 篇3

【关键词】大众传媒 中职学生 道德

我们身处一个电视和网络等大众媒体飞速发展和扩张的时代。大众传媒和家庭、同伴一起，被人们看成影响中职学生社会化的三大要素。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无论是家长、教师，还是作为广义的教育者的所有人，都必须严肃考虑如何面对由于传媒不断发展所带来的诸多教育问题与挑战。因此，研究文化多元化背景下的大众传媒对中职学生的道德影响及对策十分必要。

一、大众传媒对中职学生的道德影响

（一）大众传媒对中职学生道德的积极影响

1. 全方位的信息强化了中职学生价值选择和认同

首先，大众传媒为中职学生提供关于现实的图景，促使其进行价值认知和选择。中职学生通过接触大众传媒不断接收到一定的规范和价值观，进行新的价值选择和强化。现代社会中，大众传媒信息的组织化促进了中职学生价值观与社会价值观产生共识意识，并有助于强化价值归属感，有利于社会价值整合。大众传媒方式的沟通与交流使处在不同的身份背景、交往背景下的不同价值观念得以整合，使人们建立起基本一致的价值观而维持社会的发展。

2. 传媒社教内容激励了中职学生自我价值的实现

大众传媒的社会教育信息是以政治、思想、伦理和科学文化知识为主要传播内容，以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主要目的的信息类型，简称社教信息。近几年，一些社教大众传媒信息备受中职学生青睐，原因是它符合了中职学生对丰富知识的渴求。这些大众传媒信息产生了强大的中职学生群体效应，必然对中职学生的个体发展产生多方面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对中职学生自我价值的实现更起到了强烈的激励作用。

3. 正面榜样报道丰富了中职学生的人生价值取向

榜样对中职学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通过树立榜样提供了中职学生效仿的示范性行为。榜样有带动群体趋向自身行为的力量，中职学生对媒介的观察学习则是一个认知榜样的过程。好的榜样会重塑灵魂，坏的榜样则会毁掉人生。榜样对少年的强化作用除了影响的深远性外，还有受众数量的广泛性。这种榜样的强化可以同时让成千上万的中职学生起到相同效应，激发起他们学习榜样的热情。

（二）大众传媒对中职学生价值观的消极影响

1. 大众传媒的暴力内容滥用淡漠了中职学生的生命价值观

近代犯罪学之父切萨雷·龙勃雷梭曾谈到传媒对犯罪的影响，他说：“报刊对犯罪的报道扩大了它们的发行量，而报刊发行量的扩大，又使更多的人进行犯罪模仿，导致更多的犯罪产生，不断地模仿最终会导致一种成熟的价值观的形成，受众不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将原本属于媒介人物的思想转化为自己的意识，自觉不自觉地用这种意识来指导自己的行为。这一解释同样适用于整个大众传媒。”

当前的大众传媒信息充塞着各种各样不同程度的暴力信息，中职学生有限的社会阅历决定了他们在虚构和真实之间分辨能力较弱，传媒通过对暴力和犯罪细节的详尽描述，再加上渲染、夸张和虚构，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职学生内心对真实世界的认知和建构。长期观赏暴力作品的中职学生会对现实生活中暴力的受害者日渐麻木，因而逐渐造成中职学生同情心和体会他人伤痛能力的丧失；网络游戏暴力也往往带给中职学生一种幻觉，使他们认为无论什么问题都可以借助暴力来解决，因而产生暴力崇拜。

2. 低俗娱乐内容降低了中职学生的审美价值观

在我们进行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中职学生接触大众传媒媒体，主要是为了娱乐，而不是为了获取知识。大众传媒信息浓郁的商业气息，可能会造成中职学生功利主义和拜金主义价值观。泛滥的娱乐信息往往以高额的奖金或奖品来招徕受众。对中职学生观众来说，这种轻而易举就唾手可得的高额奖金和奖品难免会将其自身所携带的功利的、拜金的价值观念在轻松愉悦的表象下渗透进中职学生的深层意识中，中职学生对待人生中的机遇和成功时不自觉地会产生投机思想和功利观念。

3. 商业广告渗透扭曲了中职学生的消费价值观

如今的商业广告已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它无孔不入，按照商品化逻辑操纵人的心理和行为，同时也塑造和改变着中职学生的消费价值观。虚假广告、误导广告对中职学生认知和消费行为产生不良的引导；广告对高消费和享乐至上的推崇，对中职学生产生了一种消极示范效应，导致中职学生炫耀性消费等消费价值观和行为的产生。如果忽视了广告对中职学生的负面效应，也就只能任由广告去塑造他们较低水平的审美、道德等素质和不良的消费价值观念了。

4. 不恰当的传媒舆论模糊了中职学生的道德价值观

大众传媒在日常的信息中，存在着一些不健康甚至错误的舆论导向，直接或间接忽略正确舆论导向。有些大众传媒信息鼓吹及时行乐、玩世不恭的思想道德观念，将人们引入萎靡、颓废的精神状态，宣传对私欲的渴求， 对享乐的追求，对消费至上的崇尚，对实用主义的信奉，对金钱的贪欲，对粗俗的欣赏，片面强调个人自由、个人利益，不讲对社会的奉献和责任等等会影响人们思想信念、道德情操和精神状态，特别是会模糊中职学生的道德价值观。

二、大众传媒影响下的中职学生道德教育对策

（一）运用大众传媒，改革德育内容、形式与方法

首先，充分运用大众传媒，更新、完善德育内容。德育工作者应依据现实形势的发展变化调整德育的具体内容。在建设校园文化时，要以思想、文化、娱乐、学术科技为基本内容，利用现代高科技的技术手段来提炼、丰富和完善各种文化内容和文化形式，形成良好的文化氛围。其次，运用大众传媒，实现德育形式的多样化。新的大众传媒的手段的应用无疑是对传统的教育形式的有益补充，有益于提高高校学生的道德知识水平。同时大众传媒也可以通过一些新闻类、纪实类的精品节目来拓展学生们的知识面，引导他们对历史文化和人生信仰进行深入的思考。再次，运用大众传媒，改革德育方法与手段。德育工作者要顺应时代的发展，拓展高校德育工作的载体和内涵，以增强高校德育及德育工作者自身的影响力、吸引力，提高德育工作的实效性。尤其要通过占领网络为主的大众传媒这块德育阵地，使大众传媒的各种传播手段成为弘扬主旋律、开展德育的重要手段。

（二）加强和提高德育工作者的自身素质建设

通过提高高校德育工作者的自身素质，不断加强中职院校德育队伍建设。一方面，中职德育工作者要不断地提高掌握传播理论和知识的能力，重视提高大众传媒在工作中的运用技能和掌控能力，从而实现通过大众传媒这一媒介平台达到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另一方面，中职德育工作者要不断地提高运用大众传媒的实践能力，提高其接受信息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要不断地加强德育工作队伍建设，培养出一批传统传播领域中的专家型人才。

（三）尊重学生的主体性，激发学生的主体意识

作为中职德育工作者应改变传统的思维模式，在思想交流方面，与学生处于一个平等的交换平台上，根据他们的需求和兴趣不断地调整教育方法和手段，并合理有效地借助大众传媒的互动性交流平台，使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德育工作中，使他们由原来被动的受教育者变为主动地接受教育者，由原先的灌输性教育逐步转变为自发、自觉地吸收性教育。这就要求教育工作者要摒弃居高临下的姿态，将自己看作与学生平等的一员，真诚、平等的与学生们交流互动。

（四）各种社会角色正确定位，构建中职院校德育的理想路径

中职德育工作处在大众传媒的强势影响下，如何合理高效的运用大众传媒的德育功能，使其更好地为中职德育服务，需要从社会、媒体、从业者、学校、教育者和学生等多个方面入手，各种社会角色正确定位，各司其职、充分发挥其主体作用，为构建中职德育的理想路径而共同努力。

作为社会核心力量的代表着和社会秩序的统治者的政府部门，应加强对大众传媒的行政控制和法律约束，既要保证大众传媒的信息流通自由，也要强调其信息的真实性和可信度，更要考虑其对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的影响。作为大众传媒的实施主体，媒体应处理好经济利益与伦理道德的关系，严格审查传播信息的质量和品位，提升自身公信力以换取更高的经济回报，从而形成健康有序的良性循环。作为媒体从业者，要正确处理好自由与责任的关系，坚持高尚的职业操守，为大众传媒的良性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作为中职生，面临诸多非主导的价值观，应提升批评性反思的能力，提升自己的鉴赏水平，坚定正确的价值评判标准和行为意识准则，不被网络或媒体上错误的信息所误导，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不动摇。作为教育者，应不断提高自身的力量素养与实践应用能力，以确保能成为建设和谐校园文化的有力工具。

【参考文献】

[1]戴钢书.德育环境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2]陈万柏.思想政治教育载体论.[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

[3]刘建明.现代新闻理论.[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

[4]张隆栋.现代大众传播学.[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5]宋林飞.社会传播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6]胡钰.新闻传播导论.[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

[7]陆扬.大众文化与传媒.[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

[8]卜卫.大众文化对儿童的影响.[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9]郑兴东.受众心理与传媒引导.[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

[10]陈志.网络与当代中职学生社会化的困惑.[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1.

[11]张咏华.新闻传播网络发展趋势.[J].新闻记者，1999（4）.

[12]丁丁.试论公益广告在我国的发展. [J].宁夏社会科学，1999（2）.

[13]刘向阳.试论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及其影响.[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4）.

传媒炒作的伦理思考 篇4

关键词：传媒炒作,伦理缺失,伦理规范

通过大众传媒, 我们每天会接触到有用的或没用的、真实的或虚假的、已经发生的或正在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信息。这是一个信息泛滥的时代, 而我们的注意力成了稀缺的资源。大众传媒的市场竞争以注意力为基础, 受众的注意力是媒体争夺的对象。为了赢得市场竞争的优势, 有些媒体努力地提升媒介产品的含金量, 而有些媒体则是借助炒作来吸引眼球。当前, 传媒炒作已呈泛滥之势, 在许许多多的传媒上, 到处可见各种雷人雷语、隐私绯闻或者不雅视频等。各种各样的炒作充斥媒体, 让人应接不暇, 使得受众对媒体的信任感备受冲击。

传媒炒作现象的泛滥

大众传媒的商业性, 使其一直以来都存在炒作的动机。“狗咬人不是新闻, 人咬狗才是新闻”是许多媒体选择新闻的主要标准。新闻报道热衷于“性”“星”“腥”, 依靠揭露个人隐私、明星绯闻来吸引眼球。“狗仔队”在全球新闻界都普遍存在, 这些记者专门跟踪知名人士, 并且以爆料知名人士的隐私为生。娱乐新闻已成为众多媒体炒作的主要阵地, 最流行的炒作形式是层出不穷、不断翻新的明星绯闻。“绯闻、车祸、吵架、患病、搬家、露点、婚育……这些被视为隐私的内容, 一旦发生在艺人明星的身上, 立即就成了‘重大’新闻, 谁都唯恐别人抢在了前面。” (1) 前段时间台湾一位名不见经传的男明星范某, 在他出新唱片期间, 大爆与王心凌的早前交往经历和初夜故事及照片, 抖出了许多隐私, 被称为“初夜门”, 引起了社会公众的一片哗然。而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淡出人们视线的周慧敏, 在复出期间, 一直被认为是贤妻的她, 发生了“湿吻门”事件。这样的娱乐新闻炒作非常之多, 一方面是许多明星依靠绯闻炒作来获取大家的关注;另一方面是媒体借此来吸引眼球, 提高发行量、收视率或点击率。许多当红女星都是靠各种绯闻、丑闻而大红大紫。走红之后, 为了增加曝光率, 提升知名度, 让观众购买他或她的专辑、影视剧或者代言的产品, 明星艺人们还需要经常地制造绯闻。“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说过, 新闻炒作的第一个目的, 也就是最直观的目的就是‘引起轰动’, 而最终的目的是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 (2) 传媒热衷于这一类的新闻炒作, 是有自己的利益考虑的。

现在电视媒体的竞争十分激烈, 许多电视频道出于追求收视率的动机, 大肆进行炒作。电视娱乐节目经常对一些选手和节目参与者进行炒作, 使其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以此提升节目的市场占有率。如《超级女声》、《快乐女声》中经常出现的某个选秀歌手的负面新闻和另类形象等, 都是一种炒作。例如《快乐男声》中“伪娘”的横空出世, 《非诚勿扰》中马诺的粉墨登场, 可谓举不胜举。

新闻炒作故意强化、突出某些内容和要素, 而忽视其他一些内容和要素, 往往造成新闻报道的片面和虚假。现在传媒上虚假新闻泛滥, 新闻失真、失衡现象时有发生, 如《纸做的包子》之类的节目。并且“新闻寻租”行为很普遍, 举着新闻真实、客观的旗子, 背后却干着有偿新闻的勾当。结果, 新闻走向娱乐化, 新闻的可信度在下降。

当然, 随着网络媒体的普及, 炒作的阵地已经转移。网络成了草根群体的舞台, 也是炒作者的天堂。芙蓉姐姐、木子美、天仙妹妹……许许多多的网络红人, 前赴后继, 不断涌现出来。并且, “哥文化”盛行, 从春哥、曾哥到犀利哥、雪碧哥、深邃哥……可以说是这个时代网络空间的娱乐旋律, 体现了“乌合之众”的网民内心的空虚、无聊、低俗和迷失。网络炒作有低门槛和高效率的特点, 借助电脑和网络传播可以瞬间传遍天下, 凝聚起超高的人气。“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是网络推手的得意之作, 当然也离不开网络编辑、论坛版主有意无意地推动。

可以说网络炒作给平凡人一条一夜成名的捷径。最常用的炒作方式是另类和反常, 做些有违社会道德, 不合逻辑, 不符常理, 挑战法律尺度和社会秩序的事情。诸如脱衣服、写性爱日记、自虐、自残、稀奇古怪的征婚以及恶搞等方式都一一被用上。草根红人“凤姐”虽然不是歌星、影星, 但绝对可以称为一个“炒星”。而看似受害者的“兽兽门”女主角, 事发后出场费不降反升, 可见也是一种炒作。中国人都是喜欢看热闹的, 传媒上的口水战越激烈, 大家会觉得越过瘾。正是受众存在这样的需求, 各大媒体才争先恐后地报道转载, 连篇累牍地发布此类新闻, 传媒炒作现象也就愈演愈烈了。

传媒炒作的伦理失范

传媒炒作往往是出于提高关注度的目的, 似乎是惨烈竞争之下的无奈选择。但事实上传媒炒作并非是传媒取得竞争优势的唯一手段和必然之选。然而, 媒体为了商业利益, 已经无所顾忌了。过度的、低俗的、恶意的、手法低劣的传媒炒作会给整个社会带来许多负面影响, 导致传媒的媚俗化、煽情化、小报化。传媒炒作背叛了社会公德, 会危害社会诚信体系, 导致人民大众审美情操的异化、精神世界的混乱。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与高尚的道德情操正在被粗俗低级恶劣的传媒炒作埋没和湮灭。

拜金主义。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 人们似乎都只把注意力投注在金钱利益的获取上。各类传媒炒作事件中, 拜金主义被不断放大、不断强化。例如抛出“月薪3000元以下都是下等人”言论的雅阁女, 在树立了人民公敌的地位后就迅速成名。又如《非诚勿扰》中的马诺, 一句“我还是坐在宝马里边哭吧”, 成了拜金女的代表, 其知名度迅速飙升。传媒炒作背后的逻辑往往是:不求流芳百世, 但求遗臭万年, 只要出了名就行, 个人的道德形象是无关紧要的, 出名了就代表你离高收入不远了。

无中生有, 颠倒是非。传媒炒作为了增加自己的关注度, 往往不择手段, 不计后果, 经常无中生有、贬低他人、恶意攻击、断章取义、哗众取宠。在网上, 则通过各种所谓调查来制造虚假的“民意”, 以此裹胁大众。传媒炒作不会考虑被报道者的人格和尊严, 造成了对其道德上的伤害;也不在乎受众的价值观和情感, 故意挑起许多争端。传媒炒作实际上颠倒了是非观, 侵占了注意力资源, 遮蔽了对社会上其他更重要事情的关注。

以丑为美, 以贱为贵。传媒炒作通过大量的负面新闻或者是恶俗信息来吸引公众眼球。许多炒作是十分低俗的。在2010年初, 一个街头乞丐, 因一张“混搭风格”的照片而受到极大的推崇。另外, 一个长相丑陋的超市收银员, 通过各式各样的大话和夸张的行为, 成了热门人物。其实这些都是“审美情趣”的畸形。网络上的恶意炒作中包含了很大程度的媚俗。传媒为迎合不健康的受众心理, 不惜自降身价发表与道德准则相违背的文字。许多广告也是如此。某个楼盘在广告上打出了“如果你不能给她一个名分, 那就送她一套房子”的口号。宜春市在网络上打出了“一座叫春的城市”的广告语。传媒炒作将广大受众引向了错误的方向, 以丑为美, 以贱为贵, 破坏了健康的审美观。

人性异化。自爆隐私、一脱成名、一语成名, 成了许多人的选择。炒作的窍门是充分利用人们的窥私欲, 故意引发大家的争议。例如, 闫凤娇通过制造“厕所门”, 借助于《非诚勿扰》的收视率, 以及传媒的跟风报道而走红。就像吸食鸦片一样, 这种炒作需要不断加大剂量, 才会有持续的效果。而传媒很乐意迎合受众的低级趣味, 并有意加以诱导。传媒炒作的种种现象体现出来的是人性的异化和社会道德的滑坡。

物化。我们的社会节奏太快, 人心太浮躁, 人人都想一夜暴富、一夜成名, 而不愿意踏踏实实地工作和奋斗。利用受众的猎奇心理, 不惜抖搂不雅照、性爱视频获取人气。大肆炒作一些人的隐私, 成了传媒营利的工具。利益的驱动, 使得传媒炒作而导致的侵权行为不断地出现。对于“脱星”以肉换名做法的接纳和默认, 甚至加以鼓吹, 这是传媒道德准绳错位的体现。炒作至上, 于是尊严、隐私、无耻和谎言等, 一切都成了商品, 可以在媒体上贩卖。

传媒炒作的伦理规范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 注意力成了稀缺资源。炒作并非全无益处, 在某种意义上有其存在的价值, 如提醒公众对某个重要事件的关注、增强传媒的亲和力、获得正当的商业利益等。不过炒作也许能吸引一时的眼球, 但却很难获得公众持续的关注和喜欢。并且, 传媒炒作的伦理缺失问题日益严重, 是必须引起警惕的。当然, 该谴责和反思的又何止是炒作者和传媒, 更应是整个浮躁、轻信、缺少理性的社会。那么, 如何遏制呢?

首先, 媒体应严格遵守职业道德规范。网络时代, 许多人不知廉耻地做些非常之举, 而网络推手在背后策划运作, 但传媒的报道和跟风炒作是他们取得成功的关键。有些时候, 传媒在无意中成了帮凶和共谋, 而更多的时候, 则是明知故犯, 为了获得市场和商业利益, 媒体常常把社会责任抛诸脑后, 一味地迎合大众、取悦大众, 采用各种煽情手法处理新闻, 甚至捏造事实制造虚假新闻。对这种哗众取宠的新闻炒作, 显而易见是媒体道德的丧失。

经济利益不应该成为传媒的唯一目标, 什么该报道什么不该报道, 即使没有明文规定, 也要有一个起码的道德准则。“通过制度的建设促成媒介自律制度的强化与专业主义理念的内化, 则是媒介解决新闻伦理问题的理想化途径。” (3) 因此, 媒体需要构建完善的、行之有效的道德制约体系, 坚持清醒自律的姿态, 在众声喧哗中激浊扬清, 而不是随波逐流。媒体工作者需要加强职业道德修养, 应该始终遵循职业道德规范, 将高尚的道德情操内化为职业精神。

其次, 提升公民的道德素养。公民应该具有正确的价值观, 既不要成为炒作者, 也不要成为助推者。在互联网上, 由于环境的特殊性导致人们的主观价值标准模糊和自主意识降低, 自律意识弱化。从受众自身角度来看, 其文化辨别力有待提高, 应自觉抵制各种恶意炒作。媒体受众对各类炒作事件的关注往往使炒作无限放大, 每个“看热闹”的网友, 都在助长这些现象, 使其愈演愈烈。虽然关注不一定表示赞同, 可能是批评和叫骂, 不过这恰恰中了炒作者的圈套———因为他们怕的, 不是你的批评, 而是你的漠视;他们要的, 不是美誉度, 而是曝光率, 以及由此带来的利益。因此, 社会公众需要提高自己的审美水平, 多多关注有意义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新闻, 拒绝为不良的传媒炒作提供生长的土壤, 尽可能去忽视它, 使它尽早消失。同时, 也希望那些自曝其短为媒体提供素材的艺人自尊自爱, 不要去有意制造八卦新闻。

最后, 加强社会舆论监督, 并加以政策和法规的引导。传媒一味地“娱众”, 只能起到“愚众”的效果。传媒炒作搅乱了新闻界应有的秩序, 污染了文化环境。社会舆论监督, 是人民群众通过某些社会组织和社会团体, 各类舆论平台, 或者公民自行对传媒活动各个方面进行的监督, 是社会伦理道德对传媒伦理道德的有力约束。广大受众通过各种渠道, 对传媒炒作的不良行为进行批评和谴责, 可以有效遏制炒作的蔓延。这种群众自发的监督体制更加广泛, 对传媒炒作行为中的伦理道德问题可以更加深刻和到位地予以发掘。

此外, 提高政府对于虚假的、低俗的新闻报道和网络信息的技术制约与实质监控。政府应该明确新闻报道“把关人”的角色定位, 在政策上做积极的引导, 有必要完善相关法规, 对那些恶劣的传媒炒作行为作出相应的惩罚。

结语

传媒炒作的负面后果是有目共睹的, 也是非常严重的。过多过滥的传媒炒作必然会导致受众对传媒的不信任感, 最终引发整个社会的信任危机。并且, 传媒炒作加速了社会道德的下滑, 使得低俗之风盛行。为此, 我们需要达成共识, 杜绝一切挑战道德底线的炒作现象发生。

总之, 传媒是社会的公器, 不应忽略它的社会职责。即使是出于战术的需要, 传媒炒作也必须遵循基本的伦理原则, 如诚实守信的原则、利于社会的原则、合理适度的原则等, 这样, 才有可能构建一个健康的传媒环境。

参考文献

[1]苏葵:《从传媒炒作看道德悖论》, 《青年记者》, 2005 (8) 。

[2]曾革楠:《用沉默抵制低俗炒作媒体不做网络推手应声虫》, 《中国新闻出版报》, 2010年6月11日。

对大众传媒道德审判的反思 篇5

关键词：大众传媒,道德审判,伦理反思

近年来, 我国一些地方媒体和娱乐媒体, 社会形象呈现出负面的形态, 偏离社会价值导向、个人隐私空间肆意被侵犯、把经济效益和娱乐放在了突出地位, 对大众传媒的一场道德审判运动由此展开。可以肯定, 这虽然是合理的道德期望, 而面对目前媒体的道德局面, 我们必须深刻反思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当前媒体的道德现。

1 对大众传媒的道德期望

大众对传媒作为一种社会舆论监督和公众舆论手段, 理应成为社会与公众的耳目喉舌, 自觉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作为一个对社会及人们生活有着越来越大影响的教育工具, 担负起公共文化的使命是人们对大众传媒的期望, 积极、健康、有益的公共文化内容应当是传媒所遵循的, 消极、不健康和有害的文化垃圾是传媒必须自觉抵制的。

1) 只对事件的现象报道是当前的许多媒体做的更多地的事情, 新闻事件加入了过多的娱乐内容, 深度报道却鲜有报道, 这种情况使新闻报道在“新闻主义”或“煽情主义”之间很难做出抉择, 这两种形式不是大众对媒体的道德期望, 而应当报道事实真相, 对公众的知情权和表达权的要依法维护, 建立一个交流和批评的平台, 这才是人们对媒体的道德期望。

2) 大众传媒应该成为塑造、引导主流价值的传播者。1972年, 美国大众传媒总裁赫尔在谈论娱乐节目对大众的重要性时说过:“丰富的精神工具和时代进步思想的传播是电视传媒的责任”[1]。

3) 大众传媒具有预警和监督功能, 监测、预警、调适和护卫是大众传媒对社会应该起到的一种作用。一些人认为必须监督大众传媒的一些行为, 因为大众既可以通过传媒了解社会, 也可以了解公众对传媒满足不了社会需求的程度。

2 传媒伦理研究中, 错误的道德中心主义倾向

一般认为, 道德失范现象是当前的大众传媒普遍存在的问题, 过分强调经济利益, 忽视社会效益, 文化趋向庸俗化、琐屑化, 严重侵犯个人隐私的情况时有发生, 没有正确的价值导向, 过分受资本的控制等。因此, 一场声势浩大的针对大众传媒的道德审判运动在伦理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层面上展开。

道德中心主义倾向在伦理研究中很是盛行, 该观点认为当前大众传媒所面临的主要或最基本问题是道德问题, 解决了道德问题, 大众传媒的其他就很容易解决。从伦理的角度考虑, 传达信息依然是媒体的责任和基本标准。而道德考察不是媒体所思考的最主要内容。探讨传媒伦理应该清醒的认识到告知和监督是其最基本功能, 但这不能否认伦理研究的重要性, 而主要是为了避免道德中心主义倾向在传媒伦理研究中的倾向。

大多数人认为, 健康向上的舆论风气是大众传媒理应提倡的, 现实结果表明:相当程度上是有悖于社会健康发展的是部分媒体所主导的舆论和价值导向。因此, 被动迎合受众的庸俗需求是人们评判大众传媒的原因, 而没能引导社会风气、激活高雅时尚[2]。但是, 多数人人在质疑的同时, 却忽略了另一个问题, 舆论引导固然是大众传媒责任, 但其中还存在着一种互动关系, 即1) 正如我们所了解的, 一种舆论引导、道德教化等社会精英的角色是大众传媒承担着;2) 持何种立场又与社会意识形态和公众趣味有关联。因此, 由受众来决定传媒的格调是不现实的, 而不断世俗化大众, 也影响了传媒的传播内容。

在价值观问题的导向上, 值得反思的地方很多:一是, 社会责任对大众传媒的影响, 这主要表现在贡献应有的力量是我国当前的社会道德重建的要求, 这是其社会地位及其影响对大众传媒寄予厚望的原因所在。二是, 社会道德重建工程需要传媒价值导向是正确的和符合时代潮流的, 传媒不能真正解决所有问题, 体现在单方面地强调提升大众传媒的品位与格调是不现实的, 解决问题的根本是及时、高效地建设社会道德和公众文化品味。

3 大众传媒失范的道德与缺失或薄弱的基础理论密切相关

我国研究传媒伦理还处于教训经验的总结时期, 理论很不成熟, 以至于许多道德伦理的理论问题争论不断。

1) 事实上, 在操作实际中, 伦理相关原则、道德规范的方法与执行机构、原则违反和具体的规范制裁方法等方面的制度漏洞很多, 要求各大媒体自由地遵守道德规范与伦理原则。1986年, 在日本职业新闻工作者协会的会议中又一次次出现了这样的争执, 结果最后表明, 新闻学会投票决定把惩罚条例与规章制度分别对待[3]。

2) 在传媒系统中, 直接指向社会责任问题, 表现在对伦理道德的高度关注。一是, 社会责任理论滥觞于新闻自由, 滥用本身是传媒社会责任理论合法性值得商榷的问题, 在今天, 自由主义修正理论是对传媒社会责任理论的一种体现, 这一点充分说明了创立社会理论责任及其发展过程的重要意义。二是, 认同标准对社会责任本身还没有一致的看法。在受众与大众传播媒体之间、伦理学与新闻传播学之间还有传播主体的不同与大众对责任的看法见解不同, 其市场效应及媒介资本的增值效应是大众传媒首先关注的。而强势之下的大众, 离传媒越来越近, 可是又从心里讨厌大众传媒的霸权话语。大众传媒在其原始资本积累时期更多地是审视伦理道德方面的责任在其职业范围中比重, 而一种普适的社会责任则更倾向于伦理学。

总之, 虽然传播大众媒介有其内在的价值尺度和道德性, 而且在社会结构中, 特别是社会重建与道德重建中是基于当前我国社会转型时代背景下的要求, 道德责任更多的是传媒应当承担的, 但一个复杂的综合工程是媒体本身的道德建设所不能回避的, 把大众传播媒介自身的努力排除在外是不可取, 支持它的还需要来自社会的声音, 整个社会都参与其中是必要的, 这样取得实质性的成果才有可能。因此, 我们应开放的、持理性的态度来考察大众传媒出现的道德伦理问题, 换言之, 大众传播媒介不可能承担所有的社会责任。

参考文献

[1]郑根成.媒体道德辩护——兼论传播伦理建设[J].新闻爱好者, 2007 (7) :20-21.

[2][美]梅尔文·德弗勒, 埃弗里特·丹尼斯.大众传播通论[M].颜建军, 王怡红, 张跃宏, 等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4.

新闻传媒道德原则及构建路径 篇6

(一) 真实客观。

确保新闻传播过程中新闻信息的客观性和真实性是对新闻媒体从业者提出的基本要求, 同时也是民主制度对新闻媒体提出的内在要求。在民主制度背景下, 社会公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性需求逐渐膨胀, 同时对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的了解需求也逐渐强烈, 所以能够让公众了解到事实的真相是新闻媒体及其工作者需要遵循的基本伦理原则, 所以作为舆论监督以及舆论引导工具的新闻媒体需要满足与尊重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另外, 真实客观的道德原则也是信息时代发展对新闻媒体提出的根本要求。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 社会公众可以通过多元化的新闻传播媒介了解到更多的新闻信息, 所以新闻媒体只有在对事实作出客观、真实报道的基础上, 才能够确保各个新闻媒介中新闻信息的一致性, 如果某一个新闻媒介中的新闻内容与其他媒介中存在差异, 那么新闻信息的真实性将会受到民众质疑, 同时新闻媒介的公信力以及权威性也将遭遇危机。为了确保新闻报道的客观性与真实性, 作为新闻媒体从业者, 绝对不能让自我掩盖理智与良心, 而应当拨开偏见对现实做出理智的描述与揭露。

(二) 公平正义。

新闻传媒道德原则中的公平正义应当建立在客观真实的基础之上, 这是推动新闻传媒取得更好发展的基本道德品质之一。坚持公平正义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道德, 新闻媒体被当作社会风气与社会道德的指向标, 为了维护新闻媒体形象, 新闻媒体工作者应当持有强烈的责任心与正义感, 将追求公平与正义当作自身的义务与职责, 所以新闻媒体工作者应当扮演社会公平正义的守护者, 对于社会中如欺凌弱小、行业垄断、以权谋私等不公正现象, 新闻媒体工作者应当勇敢地对这些现象进行曝光与揭露, 并引导公众舆论的形成, 从而在对相关组织结构与部门施加舆论压力的基础上减小存在于社会中的不公正。另外, 新闻媒体具有鲜明的公益性特点, 所以新闻媒体应对社会民众进行平等对待, 使社会民众对新闻信息资源具有同等的享有权利。同时, 新闻媒体应当对弱势群体的新闻信息需求做出特别关注, 不仅不能因为社会阶层、文化素质的不同而对社会民众进行区别对待, 而且要凭借努力来尽可能地消除这种不公平、不合理因素。

(三) 人道主义。

作为一种伦理原则与道德规范, 人道主义主要体现为一种人生态度与价值取向。人道主义要求新闻媒体能够以人为本, 尊重与重视社会公众所具有的权利与价值。这要求新闻媒体不能因为重视对社会民众眼球的抓取而对社会大众承受的痛苦与灾难无动于衷。2004年9月6日, 某新闻媒体在对俄罗斯别斯兰市人质绑架事件进行报道的过程中, 电视屏幕下方竟然滚动出这样的精彩信息:通过给出四个选项让观众选择以猜测人质的丧生人数。而事实上, 俄罗斯民众的焦虑、悲恸笼罩着整个城市甚至整个国家, 这种欠缺人道主义精神的精彩已经击穿了新闻传媒应当具有的道德底线。而这种播报方式虽然吸引了公众的注意, 但是同时也引起了公众的愤慨。“恻隐之心, 人皆有之”, 况且新闻媒体工作者作为具有较好职业修养与文化修养的群体, 应当具备高尚的人格与普遍的同情心, 在新闻信息采集以及播报过程中, 应当将生命的地位放在新闻报道之前, 这对于推动社会的和谐发展而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新闻传媒道德构建路径

(一) 强化新闻媒体自律。

新闻媒体职业道德出现滑坡在当前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所以强化新闻媒体职业道德建设十分紧迫。在新闻媒体自律方面, 主要的实现途径包括自律组织、行业规约以及媒体自我评价三种。自律组织包括传媒伦理评议会、中国报协、中国记协等;行业规约主要是对新闻媒体从业者行为以及思想进行规范的文件;新闻媒体的自我评价主要是新闻媒体通过对自我开展检查与监督, 并根据发现的问题开展有针对性的改进与修正。新闻媒体从业者必须将对公平正义的维护与追求当作自身的工作职责与专业意识, 并在此基础上重视自身义务的履行。另外, 新闻媒体从业者作为社会中的特殊群体, 他们对自身义务的履行情况对自身职业形象产生着直接影响, 同时也对新闻媒体的公信力、权威性产生着影响, 所以新闻从业者有必要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对自身行为进行约束, 并重视对自身义务的履行。新闻从业者的义务包括社会义务与职业义务两大类。从社会义务来看, 新闻媒体从业者要对社会发展发挥推动作用。新闻媒体在传播新闻信息的过程中发挥着引导民众的作用, 所以新闻媒体从业者要提高自身对正面新闻的敏感度, 通过挖掘与报道正面新闻事实来对社会风气进行净化。另外, 新闻媒体从业者要具备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在爱岗敬业的基础上要对负面新闻进行揭露与抨击, 从而实现对社会舆论以及社会文化建设的正面引导;从职业义务来看, 新闻媒体从业者首先要履行守法义务。当前新闻信息传播过程中出现的侵权案件如对名誉权、隐私权的侵犯等时有发生, 所以新闻媒体从业者在遵守基本法律的基础上还要遵守与新闻诉讼以及新闻纠纷相关的《新闻侵权法》以及《民法通则》等, 从而在做好一个守法公民的基础上成为合法合格的新闻人。另外, 新闻媒体从业者与新闻平台具有互相依赖的关系, 作为新闻媒体管理者, 应当以新闻平台特点以及要求为依据来对新闻从业者对新闻平台的义务作出规定, 这种对新闻媒体从业者提出的要求是以推动新闻媒体发展为目的的。

(二) 强化外部监督。

当前我国受众对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十分有限, 这种情况的存在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社会民众对新闻媒体的运作机制欠缺了解。当前我国的大部分电视与电台都具有官办色彩, 民众并没有进入参观的权限, 所以对于民众而言, 新闻媒体一直具有神秘的面纱;二是民众所接受的新闻媒体教育较少, 这种情况让民众难以敏锐的发现新闻媒体违背道德伦理的行为, 而对这些行为进行思考与反思也更加无从谈起。并且即便是民众意识到新闻媒体违背了道德伦理, 也没有有效的渠道将监督权利转化为实际行动。针对这些原因, 有必要构建受众与新闻媒体之间的沟通渠道, 从而让民众能够真正的参与到新闻媒体监督中来, 并对民众的监督行为进行引导。在此过程中, 提高民众对新闻媒体进行监督的能力十分重要, 另外有必要推动民众监督形式的多元化, 如投诉、举报、热线电话、观众读者来信等都可以作为民众对新闻媒体进行监督的形式。

(三) 构建与完善新闻传媒伦理学科。

对于新闻传媒道德构建而言, 新闻行业本身的自律以及以社会公众参与为主要途径的他律发挥着重要作用, 但是这两种途径却是机械的、外在的方法。并且新闻传媒行业以及从业者的自律应当建立在对职业道德规范进行自觉遵守的基础之上, 而要实现这一点, 需要通过新闻教育的开展来从道德源头上避免新闻传媒失范现象的发生。在一些情况下, 新闻媒体工作者报道不实或者层次较浅并不是出于工作者的本身意愿, 而是受到了综合能力的制约, 这里说的综合能力并非专业能力, 而是广泛的整体能力, 针对这一现象, 有必要强化新闻传媒工作者的通识教育与通才教育, 在此过程中, 开展跨学科交流, 使新闻媒体道德建设获得其他学科理论的支撑是十分必要的。另外, 在专业教育方面, 教育内容应当包括以下几点:追求职业道德理想并激发道德热情、坚守职业道德原则并锻炼职业道德意志、强调职业道德实践并规范职业道德行为。对于专业能力与道德修养的关系, 荀子的“学莫便乎近其人”代表了我国传统文化的观点, 即接近一位贤士是学习知识、提高能力的便捷途径, 这与做人第一、学问第二的含义是相近的, 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新闻传媒伦理学科进行构建与完善的必要性。

摘要：新闻传媒发挥着报道社会事实以及引导社会舆论的功能, 作为重要的社会系统之一, 通过传播真实信息以推动社会公正并满足公众精神生活需求是新闻传媒需要具有的基本道德理念。本文在对新闻传媒道德原则做出分析的基础上, 对新闻传媒道德构建路径进行分析与探讨。

关键词：新闻传媒,道德原则,构建路径

参考文献

[1]李蓓.行业失范时有发生背景下的传媒伦理研究[J].传媒观察, 2011.2.

传媒伦理道德 篇7

转型中的俄罗斯所采取的一切发展策略无不体“强国”、“富民”、“团结”、“爱国”, 国家的安全时刻放在首位。俄罗斯是个多民族, 多信仰的国家, 由于历史原因, 冲突在所难免, 但是国家安全, 人民安全才是国家长久发展之计。近些年来俄罗斯出现了一些破坏团结, 伤害人民感情, 损害国家安全利益的事件, 所以时刻不得不考虑国家的安全。报刊业作为国家社会发展的一片镜子, 以其客观、民主、自由的言论监督着国家, 社会, 和民众, 是社会健康发展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普京上台, 用很大力度来构建国家的安全, 当然也包括信息安全。面对恐怖分子, 舆论工具应该发挥其应有的功能, 及时、客观、真实地传达政府思想、政策、措施, 为国家安全着想。

信息科技时代的到来, 新闻媒体的竞争手段也表现出了科技性、时效性、时尚性。市场化下的俄罗斯大众传媒也获得了主体的自由、言论的自由, 正因为此才有如此的繁荣。竞争中难免出现不正当的竞争手段, 国家的法律、法令这些硬性的规定显然还是不够的。健康、时尚、文明、现代化的俄罗斯大众新闻媒体的发展需要国家法律, 也更需要媒体本身的职业道德。道德的约束力是最根本的, 也是健康发展的内在主要动力。俄罗斯大众传媒业虽然积淀了不少的经验, 也吸取了不少的教训, 但自身的职业道德建设显得尤为重要, 普京的讲话也表意在此。

责任重于泰山, 有了责任才知道该去做什么, 该怎样去做。新闻媒体事业是一个国家健康发展必不可少的产业, 对国家利益、人民利益息息相关。自由的俄罗斯大众新闻传媒业要时刻保持经济上的独立, 资产的独立。俄罗斯大众新闻媒体业也曾经受到那些不正当资产的渗透, 以致媒体的健康发展受阻, 以致成为谋私利的舆论工具, 大众传媒业的寡头势力就是很好的证明。普京上台对寡头势力进行了沉重的打击, 也取得长足的效果, 但是和寡头势力的较量不是一蹴而就的, 具有长期性。这次报业大会普京的讲话提醒着新闻媒体要时刻谨记自己的社会责任, 对国家、对人民、对社会的责任。

新世纪俄罗斯大众传媒业在世界人面前展示了强劲的发展动力, 年投资份额不断增加, 同时也丰富了民众的生活。转型中的俄罗斯新闻媒体业在新世纪, 新理念的倡导下无不时刻体现着爱国、强国、团结, 为转型中的俄罗斯精神文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摘要：新闻报刊业不仅是一个产业, 与国家、民众、社会有密切关系。59届世界报刊业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 影响深远。普京发表讲话意义深刻, 对报刊业的健康发展提出新的要求。安全、道德、责任便是新世纪俄罗斯大众传媒理念的核心。

关键词：安全,道德,责任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翻译.普京文集 (2002-2008)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2]吴克礼.当代俄罗斯社会与文化[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

[3]郭亚夫, 殷俊.外国新闻传播史纲[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4.

从灾难报道看传媒的伦理观与自律 篇8

关键词：自律,伦理观,抗衡,新闻价值,人文关怀

今年是“5·12汶川大地震”的五周年祭, 时间转瞬即逝, 但伤痛并没有从伤者的心中褪去, 同样没有消散的还有不时爆出的有关地震的后续报道。回首几年来的灾难报道, 媒体频受嘉奖, 也饱受争议, 总结过往成败, 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一名优秀的记者, 不仅要有理性、有知识, 更要有良知, 在大灾难面前, 把握传播伦理尺度, 做到自律是至关重要的。

在现代传媒社会, 新闻报道日渐完善, 对于绝大多数传媒人来说, 新闻业务已不再成为难题, 相反, 随着媒体日益商业化、娱乐化, 如何把握传播伦理倒成了最让传媒人头疼的问题。传播伦理包括两方面:一是传媒要求自己“应当如何”的自律规范, 二是社会公众认定传媒“应当如何”的舆论约束。传媒作为社会公器, 必须体现真实、客观、全面、公正、不歧视, 保护个人隐私等伦理原则。

以汶川大地震报道为例, 面对突发的灾难性报道, 任何一个媒体、一名记者想必都会冲在前面, 先进的技术、过硬的专业水平、前后方的沟通、整合, 这都是平时所练就, 并且较容易把握和提升的。而对于在第一现场工作的记者, 最难把握的无疑就是面对生离死别的场面如何选择报道内容、角度以及如何把它们公诸于众。而在灾难性报道中, 恰恰有许多新闻人没有把握住传播伦理的原则, 没有做到自律, 出现了很多为大众所诟病的问题, 值得我们思考和警醒。

一、生命比新闻更重要

在大地震发生后, 许多记者不顾生命危险和交通条件困难第一时间赶往现场, 发回最及时的报道, 信息快、采写详尽、画面丰富, 让全国的观众为之动容。但是, 也有很多记者在现场采访时, 对正被营救出来的受伤群众进行无所顾忌的采访, 在救灾最紧急的时候, 对抢险人员“穷追猛打”。这其中有关遇难者陈坚的报道, 让凤凰卫视和央视的一些记者饱受诟病, 甚至有人说陈坚就是被记者累死的。

在地震周年的时候, 笔者与凤凰知名主播陈晓楠就此事进行了交流, 陈晓楠表示虽然当时在现场采访的记者并不是她, 但是, 采访中她确实也遇到了诸如此类的问题, 也犯过错误。在从未经历过这样突发的灾难报道的情况下, 新闻记者第一时间面对新闻时非常兴奋, 在选择报道还是施救的问题上, 有出现偏差的可能。

遵循职业伦理客观报道原则, 记者应是所报道事件中的中立观察者, 而不是积极的参与者;记者应当忠实地履行向公众传播新闻的职责, 而不应当轻易成为新闻事件中的一分子。而在媒体竞争日趋白热化的今天, 对自身利益的考虑等原因也促使一些记者做出残酷的抉择。美国新闻摄影师协会前任会长威廉·桑得斯提醒道:“你首先是人类的一分子而其次才是新闻记者”。

很多时候, 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 及时准确地报道新闻, 比亲自救人更有价值。但是, 当灾难现场只有一个人的情况下, 记者必须放下手中的话筒, 首先还原“人类一分子的身份”。除此之外, 在不影响救援、不打扰伤者的情况下, 记者可以以采访者的身份进行正常报道。尊重被访者的生命比采写报道更加重要。

同时, 记者的生命也应被给予同样的尊重。在5·12大地震的报道中, 央视某记者因提前撤离现场被网友大骂为逃兵、懦夫。其实, 面对危险环境, 记者有权选择是否投入“战斗”。拒绝并不表示没有敬业精神, 每个人都有他的权衡判断, 记者有权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家庭情况、心理承受力来选择是否在第一现场记录新闻, 记者不是军人、医护人员、不直接承担救助老百姓的义务, “没有什么报道值得拿命去换”, 这是《南方周末》记者赵凌的职业感言, 也是大众应该接受的评判记者职业精神的一条守则。

二、职责与情感的抗衡

地震周年祭之时, 笔者来到四川采访重建中的灾区, 当面对正在恢复伤痛的灾民时, 采访还是不采访, 成为了记者最纠结的一件事。特别是在北川中学的门口, 有同行告诉笔者, 在这里卖旅游纪念品的商贩大多是北川中学遇难学生的家长, 他们选择离学校这么近做生意, 就是想能够守望遇难的孩子。当得到这个信息后, 笔者出于对新闻价值的敏感, 兴奋不已, 但是走到商品一条街时, 却望而却步。如何寻找这些家长, 如何向他们提问, 让记者很为难, 难道上前去问:“你们家有孩子在学校遇难吗?”这个问题实在是太残忍了。但是如果不去采访, 却又难以完成报道任务, 在职责与情感之前, 笔者徘徊了。

在灾区采访, 何时提问?怎么提问?许多新闻人在经历了大地震报道后开始反思、总结。采访的方式和方法在特殊的采访环境下是至关重要的。面对受难者, 记者不应俯视, 首先应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去体会受访者的感受, 但同时又不能把自己的感受强加于人。有些记者急功近利, 为了快速完成任务, 直接上前露骨地询问, 为了寻求爆炸性的效果, 大肆渲染悲情, 滥用媒体权:在废墟里坚强乐观的小孩, 在病床上却会因为不断地接受采访而嚎啕大哭。当抢险队员为了保护刚从废墟黑暗角落里救出孩子的眼睛给他罩上衣服的时候, 为了获得独家照片, 记者却在不停地使用闪光灯。这些都是媒体在新闻报道缺乏自律的表现。

在职责与情感面前, 记者要权衡两者, 通过采访技巧达到双赢, 在必要时, 应放弃职责, 维护当事人的情感。

三、新闻价值与人文关怀的较量

一般情况下, 一篇好的新闻报道必须抓住新闻的重点:最为吸引人眼球的信息, 最能打动读者的煽情点, 但是面对巨大的灾难, 这种以新闻价值作为衡量标准的职业规范显然并不适用。

在CCTV大地震的赈灾晚会上, 主持人白岩松采访抗震英雄蒋敏, 白岩松的开场白就是, “地震的头一天是母亲节, 但是对蒋敏来说却可能是生命中最后一个快乐的母亲节。”然后紧接着又询问神奇有点恍惚的蒋敏, 最后一次给女儿打电话是什么时候, 都说了什么?”这段节目播出后, 引起广大网民的强烈不满, 被认为是只求新闻价值, 把采访的亮点建立在对蒋敏的人性摧残上。

在地震周年祭的时候, 媒体反复采访遇难者家属, 地震名人, 让灾区的老百姓不堪其扰, 让很多人特别是孩子一次次揭开伤疤, 甚至开始畏惧媒体。此外, 为了能够引起轰动效应, 有关“背妻男其实是个负心汉”, “小英雄林浩是假的”类似的报道纷纷登上各大媒体。把本来只是普通人的, 同样也是背负伤痛的灾民吴加芳和林浩的生活完全改变, 毫不顾忌他们的隐私, 甚至为了吸引阅读率, 反复炒作, 黑白颠倒, 缺乏人文关怀, 完全失去了媒体的公信力。

在新近发生的“新疆7.5事件”报道中, 前线记者拍摄了大量的惨绝人寰的现场照片, 但是多数媒体最终并没有将这些血腥的场面登上媒体。但是个别地方媒体为了追求新闻性, 将遇难者的照片刊发在醒目位置, 造成强烈的感观刺激, 忽视了遇难者家属的感受和读者的感受, 只求新闻价值, 忽视了人文关怀。

传媒伦理道德 篇9

一、大众传媒之青少年道德观的生成背景

所谓大众传媒主要是指面向大众传播信息符号的物质实体, 包括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电影、书籍、网络等。[2]由于大众传媒传播快速、形式灵活、覆盖面广、受众宽泛, 而且轻松、丰富、多彩, 没有强制性和束缚感, 因此在青少年中的感召力、影响力、渗透力十分强大。据有关部门对中学生观看电视的现状调查显示:有一半的学生每天都会收看电视, 超过1小时者高达57.8%, 上网者比例高达76%。[3]对于现代青少年来说, 离开了网络、电视等传播媒介, 他们瞬间就会感觉到束手无措, 陷入强烈的孤立感和无望感之中, 甚至会影响到正常的生活和学习。由此可见现代大众传媒已经渗透到青少年生活中的各个角落, 时时刻刻裹挟着铺天盖地的各类信息迎面扑来, 成为青少年道德观不可避免的生成背景。如果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指引, 势必会成为青少年正确道德观形成和发展的“拦路虎”。

二、大众传媒视阈下青少年道德观的特点

在大众传媒影响下, 传播媒介即构成青少年现实生活的重要组成内容, 也成为他们解读生活意义和彰显自我价值的新的强有力工具, 这使其道德观呈现不同于以往的新特点。

(一) 道德标准显现多元化和冲突性

大众传媒为青少年营造了一个相对自由、开放的环境, 通过接触各种类型的传播媒介并接收它所承载的信息, 变单一道德标准为多元自主选择。在主动的探索、寻找新的视觉内容的过程中, 潜移默化地受到道德观教育和启迪, 但在嘈杂多变的媒介风暴中, 异质信息也会趁机作乱, 潜移默化中弱化社会主导的道德价值观, 加剧道德理想与道德现实之间的矛盾冲突。这种冲突在信息密集传播甚至泛滥的情况下, 容易导致当代青少年出现道德价值观的迷惘, 在批判各种社会现象是否具有道德价值时偏离正确的内在道德准则。媒介信息的多元化在给予当代青少年更多选择自主性的同时, 也带来这种选择的冲突性或盲目性, 使青少年道德观的教育陷入新的困境。

(二) 道德生活中归属感和疏离感交互并存

对于当代青少年来说, 通过大众传媒, 特别是网络, 他们可自由地获得感兴趣的各类信息, 随时随地抒发自己的情怀和表达自己的理解和看法, 轻松自在地参与熟悉或者陌生群体的交流, 使他们融入集体找到归属感。但有些青少年通过看电视或电影消遣时间, 使得间接交往形式进行社会性学习的时间激增, 而削弱了形成健全人格所必需的亲子联系、同伴联系等人际交往活动, 长此以往, 可能造成青少年对集体意识或者全局观念淡薄。[4]另外有些青少年在交往中极力凸显自己的个性, 追求标新立异、与众不同, 无形中互相疏离。这都意味着当下青少年在道德生活中归属感和疏离感交互并存。

(三) 道德认知趋于丰富性和意向化

大众传媒所带来的瞬息万变的信息克服了学校德育传统教学的单一模式, 弥补了传统文字或口头说教的局限性, 通过声音、图像、影集适时快速传递新鲜的时事热点, 给大家分享最新、最快的新闻资讯。丰富、直观的外部刺激, 既向青少年传递了更可靠的社会主流道德观, 又抨击了社会中的背离道德的不良行为, 通过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方式为青少年树立了良好的道德标杆, 对他们的思想及行为都有着深刻的引导作用。但同时也得意识到, 大众传媒涌流的是大量单向传输信息, 无形中会造成青少年社会化过程中, 多方面的立体需求趋于感官化, 而且透过荧屏, 只是通过声音、动画等形式提供了一种遥远缥缈的非直感化的现实, 可能使人们生活方式出现意象化倾向[5], 形成错误的认知, 严重侵蚀学校和家庭道德教育的应有效果。

三、大众传媒对青少年道德观的消极影响

(一) 大众传媒的商业性消弭青少年的道德观

有些媒体一味追求高收视率或为获取高额经济利益, 狂热挖掘各种奇异新闻、无限夸大社会黑暗面, 推行消费主义, “造星”一味追求“卖点”, 很容易造成青少年对现实社会认知的扭曲, 对他们的三观产生严重的负面效应。如曝光度极高的明星, 本应以身作则为广大青少年道德践行树立良好的榜样, 但有些明星说话处事极为不礼貌, 为提高知名度, 不惜洋相百出、哗众取宠, 这些肤浅的表现只能给人带来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说辞, 而失去了必要的理性思考, 背离了社会宣扬的主流道德观念。大多数青少年特别容易受到不良信息的干扰, 滋生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腐朽思想, 这与我国宣扬的社会主义核心道德教育思想南辕北辙。

(二) 媒介信息的多元异质性阻碍青少年形成道德共识

在当前, 大众传媒凭借一种见缝插针式的姿态广泛而深刻地影响大众生活的方方面面, 还有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各种信息相互的传播和分享, 其中就包括不可避免地产生大众传媒信息多元化和异质化所带来的道德观念的矛盾冲突。在瞬息万变的媒介环境中, 异质信息的频繁出现并不断得到强化, 势必会弱化社会主流道德观。这种媒介信息的多元异质性在给予当代青少年更多自主选择权的同时, 也使得处于成长中的青少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道德选择复杂情境, 多元性和异质性的道德观念并存导致青少年产生公共道德认同困难, 使青少年道德观陷入无所适从的窘境。

四、大众传媒视阈下德育的发展路向

积极构建“四位一体”的德育模式, 核心就是要充分发掘学校、社会、家庭和大众传媒的合作潜力。任何一方出现问题都会诱发青少年道德观出现“木桶效应”。因此, 只有四方合力, 才能引导教育的正确发展方向。在学校方面, 需要改进德育教学方法, 如果讲师还是沿袭“讲台—粉笔—课本”三点式的古板教学模式, 那德育效果仍会原地踏步甚至出现倒退。教师应实施“关怀教育”, 主动敞开心扉做学生的朋友, 善于发现问题并及时沟通交流, 并实行学科教学的德育渗透, 致力于实现人性化课堂教学。在家庭方面, 家长不要只关注孩子的学习成绩, 不要总是问孩子“今天作业多不多”“考了多少分”等硬性问题, 最好经常性地对孩子进行心灵沟通, 切记用强制手段限制孩子的自主选择。青少年心理正是逆反期, 要引导和感化, 增强孩子的道德认识, 使情感教育收到好的效果。学校也可以定期组织召开家长会, 适时反馈孩子在校表现, 或对家长进行德育方法培训, 实现家校互动。在社会方面, 要充分发挥社区等基层组织的宣扬社会主流道德观的作用, 表彰道德模范、鼓励公民争做模范表率。大众传媒方面重在“把关人”的管控, 能够尽量将全面、客观、正面的信息传递给青少年, “四位一体”为青少年树立正确道德观而保驾护航。

摘要：科技突飞猛进的发展, 大众传媒已经毫无疑问地“介入”并成为影响青少年道德观形成的重要因素。如今, 大众传媒有意无意地给予青少年道德观方面的消极影响, 这必须引起重视, 针对这个问题, 要构建学校、社会、家庭和大众传媒“四位一体”的德育模式, 为引导青少年道德观走上主流轨道保驾护航。

关键词：大众传媒,青少年,道德观

参考文献

[1][美]多萝西·罗吉斯.当代青年心理学[M].张进辅, 张庆林, 等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8.

[2]胡正荣, 段鹏, 张磊.传播学总论[M].2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8.

[3]董小苹.上海青少年文化选择的现状及对策[J].探索与争鸣, 2001 (11) .

[4]陈桂生.教育原理[M].3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