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沟通

社会沟通（共12篇）

社会沟通 篇1

科普场馆自其诞生以来, 一直担负着一定的社会教育职能, 它是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 是科普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我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基础设施[1]。科普场馆的发展离不开与社会环境的互动。随着社会的迅速发展, 特别是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 科普场馆与社会的联系越来越密切。

然而, 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 科普场馆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跟上社会的发展, 如何与社会保持良好互动, 从而使公众更加贴近科学, 提高公众理解科学技术的整体水平, 推动社会不断进步。为此, 科普场馆需要不断探索与政府、学校、社区、企业、研究机构、社团、媒体等“社会代表”的沟通方式, 提升自身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共同打造科学传播平台。

1 利用馆内资源吸引社会公众, 充分发挥科普场馆的科普教育阵地作用

1) 做好常设展览, 让公众通过展品了解科技的精髓。

现代意义上的科普场馆不仅仅是科教场所, 还是休闲娱乐场所, 目的在于让公众在轻松娱乐的状态中体会科技魅力, 这就需要科普场馆在设计常设展览时, 不仅要保证其展品的科学性、安全性等, 同时也要注意展品的趣味性。这就需要科普场馆发挥员工的创新能力, 或与高校、研究机构等进行展品创新性合作, 在提高展品的趣味性上下功夫, 拉近科学知识与公众之间的距离, 让公众在轻松的状态下学习科普知识。

2) 通过临时展览及时解读时事热点中的科学知识, 灵活弥补常设展览的不足。

从实际情况来看, 我国科普场馆在开发研制特色展品上有其薄弱性的一面, 而且展品的淘汰更新率也比较低。为了丰富展示内容, 科普场馆大多通过举办临时展览的形式, 图文并茂, 配合一些简单互动的小展品, 并结合独特的展览结构, 实现科技知识与社会热点的接轨, 向公众解答时事热点中的科学现象和原理, 例如在神九飞天后举办飞向太空相关主题的展览, 在日食发生前后举办天文方面的展览, 等等。临时展览有效弥补了科普场馆常设展览的不足, 而且紧跟社会热点, 向公众传播最新的科技讯息, 激发了公众对学习科学知识的兴趣。

3) 举办科普活动, 搭建科学家与公众的互动平台[3]。

作为科普教育宣传机构, 科普场馆都设有报告厅以及教室等, 为科学家之间以及科学家与民众之间的科技交流提供阵地, 实现科技知识和科学思想的有效传播。这样的科技交流不仅需要依靠科普场馆内高级人才定期不定期举办专题讲座, 也需要邀请社会上相关领域的专家到科普场馆开展学术交流活动, 以实现专家之间以及专家与观众之间的沟通交流, 进一步提升科普场馆的影响力。

2 积极开展科普“三进”活动, 延伸科普场馆的社会教育功能

科普场馆除了吸引公众到馆内学习科学知识外, 还应主动“走出去”, 积极开展科普进校园、科普进社区、科普进企业等活动, 以点带面, 扩大科普教育的普及面和科普场馆的社会影响力。通过开展科技下乡和科普大篷车活动, 深入街道、社区、学校等, 让更多的民众和学生参与到科普活动中, 了解科学的魅力。不少科普场馆通过持续开展科技下乡等活动拓展科普教育途径, 定期不定期走进学校、社区等表演科普剧、上科技课、表演科普秀等, 为他们带去丰富多彩的科技知识, 加强科普场馆与学校、社区之间的互动, 使公众在家门体验科技魅力。

3 充分利用媒体资源, 扩大科普场馆对公众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当今社会是资讯飞速发展的时代, 科普活动如果离开了媒体宣传的力量, 其效果将大打折扣。对于任何一个社会组织来说, 通过媒体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和知名度不失为一个最经济、效果最好的方式, 让科普场馆走进荧屏、广播, 走向报刊、网络, 通过大众传媒向社会延伸, 让科普场馆的资源为更多的人共享, 已不再是梦想。

不论是科普场馆的常设展览还是由此开发的科普活动, 如果只是闭门造车, 而不是在强化宣传意识上下功夫, 那么就无法吸引公众参与到科普场馆的科普活动中, 更无法实现提高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的使命。因此, 科普场馆应该注意加强与报刊、广播、电视和网络等媒体的合作, 构建科学传播网络平台, 借助媒体对科学思想、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动态及科普活动的跟踪报道提升科普场馆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

只要科普场馆发挥优势, 创意策划出有较高新闻价值的科普活动, 必然受到媒体的关注和报告, 科普场馆在公众中的影响力也会不断增强。许多科普场馆非常重视科普活动的创新, 亦致力于与媒体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 在举办各类科普活动时, 借助媒体加大活动的宣传, 不断扩大科普受众面。

4 加强国际交流, 拓展科普场馆的国际视野

国内科普场馆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 已经逐步走出模仿国外场馆的老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整个世界变成地球村, 各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 特别是加入WTO后, 中国融入世界的步伐进一步加快。中国的科普场馆要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 也必须加强国际交流, 不仅及时了解国外科普场馆发展的最新趋势, 同时积极宣传我国的科普事业, 不断探索科普国际化的路子, 提高国内科普场馆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力。

5 结论

科普场馆要有效实现其提高公众科学文化素质的使命, 必须与国内外各种相关社会组织密切配合, 通过各种沟通方式, 形成社会联动、协同开展的科普大局面, 搭建科普服务平台, 议在数据通信网络中已经占有主导地位。

5 结论

随着科学技术以及物理材料科学的发展, 在光纤出现并大规模应用后, 网络的传输速度增加了, 人们在享受光纤带来的改变的同时, 也开始致力于研究新的功能, 而不仅仅局限于改善原有的功能, 研究者们总是能够提出新颖的想法来是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方便和舒适, 现在人们正得益于视频会议、网络电话、视频点播等应用服务中, 相信未来还会有更多意想不到惊人的应用出现。

参考文献

[1]吴晓龙.论科普场馆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J].黑龙江对外经贸, 2008 (4) :104.

[2]周煜.国内外科普场馆建设的现状和所面临的问题.中国气象学会2005年年会论文集.气象出版社, 2005:7545-7546.

[3]袁培福, 翟树刚.试析科普场馆运行管理中公共关系理论的重要作用[J].科技信息, 2008 (18) :396.

社会沟通 篇2

说起信仰，先说一段学生（笔者）本科期间的故事，那时刚步入大学阶段，脱离高中的苦逼生活进入一个看似无拘无束、肆意妄为的年纪，宿舍6人很快便形成了内部的世界观体系，每人都有放荡不羁潇洒青春的一面，直至有一位舍友成立“鲁迅社”，开始研究周老爷子的一些文章，之后就完全脱离了宿舍所形成的世界观体系，一度被我们认为是“愤青”，每天看一些非常激进的言论，给同学们发大字报，打印“美国灭亡中国二十条”贴到宿舍门上，并让我们其他人要时刻防备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糖衣炮弹。我和那位舍友的关系其实是很不错的，我们都是从农村来的孩子，思想上有很多相似之处所以我并没有因此排斥他，只是觉得他思想走错了路，过了一个阶段应该就回来了，直到有一次和他讨论“信仰”问题的时候，他质问我“你有没有信仰？你的信仰是什么？”我当时虽然笑笑过去了，但事后确实开始惊醒，自己到底有没有信仰？

记得某言论说过，大学生是目前最好忽悠的群体没有之一，最初学生还觉得这就是一些自以为是的人在以一种酸溜溜的口吻抹黑大学生。可现在看来，学生自己都觉得自己最容易被忽悠的阶段就是在大学时期，大学作为学生从学校到社会的一个缓冲地带，也是形成世界观的重要时期，在这里学生接受着专业知识的沐浴，同时也接受着了社会科学的洗礼，可以接触社会上各种言论，但是却对很多言论并没有分辨的能力。其实社会科学的精华所在，正是没有对错是非之分，因为不同的立场针对同样的事或许得出的结论可能完全就是相反的，这种是非难分的事情让习惯了做题只认对错的学生来接受，很容易使学生跟随别人设置好的逻辑自身代入，然后没有发现悖论，最终就认可这种行为并把这种认知加入自己的世界观中。其实，这种世界观形成时期的人，大概就被网络上称为“没有信仰”。

学生以为，形成世界观时期并不能算是“没有信仰”，但是当前社会的情况是，社会信息传递的渠道非常多样且缺少管制，有些事发生的内容与传播到网上的内容信息不完全一致，共2页 第1页

加之传递信息的人目的也不同，获得信息的人群偏于年轻正处于形成世界观时期，种种这些，形成了一种从众、跟风严重的社会风气，这些现象再经过传播过程中的放大，就给人一种“大众都缺少信仰”的表象。像道德缺失的一些社会现实，老人不敢扶、碰瓷、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等等，网上已经是随处可见了，说出来大家都耳熟能详，其实真正生活中才多少？至少学生身边还没有亲眼见过，包括身边的同学、朋友都没有实际遇上的。就拿新疆切糕、青岛大虾来说，这些均属于极个别的现象，只是经过当前繁荣的媒体环境一传播，大家人人都知道好像就成了一种很普遍的事实，其实这些事情发生后，最直接的影响就是行人看见切糕绕着走，旅行者也不去青岛了，在网上则是各种地域歧视、地域攻击非常严重，网民在评论中互相谩骂诋毁。学生认为，这种现象看似是“没有信仰”，但其实是“信仰”在跟随着时代进行着变化，试想如果大家都麻木不仁了，谁还会在网上对骂，这种对骂的形式虽然非常的不文明，但是这种行为形成一种道德底线，突破了底线就会被人民所不齿。信仰不单是一种言传身教的信念，也是一种在网络环境中逐渐磨合形成的观念。

当然，目前网络环境也急需净化，因为目前有些网民的言论已经可以达到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效果了，但很多网民不用为自己的言论买单，这也造成了网络上对骂等不文明甚至违法的言论层出不穷。网络对于言论的塑造可谓是一把双刃剑，比如杨绛先生在今年上半年去世时，很多原本不认识她的人纷纷也表示敬佩和哀悼，纷纷购买她的书来学习，这种传播有利于整体提高网民对国家的认同感，是非常好的；再说说一些追星的同志们，学生认为追星本身并不为过，但是追星的方向偏了就是错了，追星应当追明星们为艺术奋斗的精神，因为能成为“明星”的人都是经历了很多的努力的，他们奋斗的过程才是人们应该追逐和传播的。

以上内容其实都是将信仰视为一种精神层面的准则或者底线，学生认为提出“社会缺少信仰”这个问题的人本身或许都没有“信仰”。学生以为，真正的“信仰”是一种精神层面的奢侈品，像爱情一样，是抛开了物质的束缚发自内心追求的才能称之为“信仰”，就目前中国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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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大都在追求物质生活的大环境下，很多人甚至连生存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更谈不上生活了，如果从这个层面来讲，大部分人民连有“信仰”的资格都没达到，包括学生本身，还在这里妄谈“信仰缺失”其实是件很可笑的事情。

如果将“信仰”等同于人们为人处事的基本原则，或者整个社会的道德底线，学生认为，当今社会环境经济上处于转型时期，贫富差距的拉开使很多问题凸显，很多人生存、生活问题没有解决才触发了他们为了生活去触碰道德底线，还有一些人则因为缺少法律约束，才会通过投机取巧来满足个人利益。所幸的是，国家层面已经开始重视类似“信仰”问题，一方面建立更完善的制度来约束，使类似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的改良，另一方面结合传统文明精神，使信息时代文明融入传统文明的精华，来形成新的社会形态下新文明风尚，逐渐使整体社会的素质及道德水平都提高。

社会沟通 篇3

一、沟通功能

沟通简单地说就是信息的交流与互相作用，是社会系统融合的一个基本的需要。民意表达就广义而言，它包括社会成员表达意愿的所有过程，大到选举、集会、游行示威，小到微博及街头巷尾的议论，当然信访、群体性事件这样的表达方式也在其中。因此民意表达在空间上无处不在，在内容上无所不包。它象社会肌体中的循环系统，以最广泛最经常的方式沟通着社会系统的所有领域。

政府与民众间的信息沟通是政治生活的前提。这种沟通显然应当是双向的，同时也应当是对称的，否则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沟通。政府通过公开告示民众自身的施政意图，民众通过表达使政府了解他们的诉求。正是在这种不间断的沟通过程中，政治获得共同的认同。因此民主政治离不开民民意表达，而且必须是畅通、有效和充分的表达。

民意表达的渠道分为制度性渠道与非制度性渠道。中国的制度性渠道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党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主、信访等正式渠道，其他的表达都属于非制度性渠道。两种渠道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两者在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一方面要加强制度性表达，同时也要加强非制度性表达渠道的疏通和引导。我们在意识到非制度性表达带来的负面影响的同时，也应当看到其积极的一面，给予一定程度的包容。广东乌坎事件就是村民在制度性表达渠道失灵的情况下，采取了比较激烈的表达方式，即更能引起社会广泛重视的群体性集会与游行示威，最终达成了村民的民意诉求。尽管乌坎村事件的消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从积极意义上看，他们的表达弥补了制度性表达渠道的缺陷，揭开了前村委会腐败的内幕，维护了村民的合法利益。

二、控制功能

任何社会离不开控制体系，尤其在转型时期，社会多元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之下。

民意表达作为一个经常性、广泛性的社会生活方式，是社会控制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是与法律控制、行政控制等并存的控制系统。古今中外，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普通百姓，无不生活在影响巨大的民意背景之下。尤其在现代传媒的支持下，民意表达实际在社会上营造着一种民意形态，影响着社会的每一个部分。

民意表达的社会控制首先表现为对政府的控制。这种控制在各種政体的社会政治生活中都是存在的，只是控制力量强弱不同。现代社会普遍认同民主的观念，以代议制的政治形式实现民意表达对政府的根本性控制。在此基础上，制度外的民意表达以更经常更广泛的方式达成对政府的控制与影响。著名的孙志刚事件，就是网络民意影响控制政府的典型事例。孙志刚被收容致死后，消息在网络上迅速传播，海量网民对收容制度提出了尖锐批评，形成规模宏大的民意表达潮流，从而直接导致了我国收容制度的终结。

乌坎事件也体现了民意表达的控制功能。一方面乌坎事件直接导致村委会的改选，另一方面也也影响了当地政府的决策，从否认乌坎村民表达的合法性转变到认同乌坎村民的合理诉求以及重新改选的结果。

民意表达的社会控制功能同样表现在对社会成员的控制上。社会个体的行为模式与规则都是后天习得的。除了法律规范之外，广泛的民意也是个体行为模式的重要的参照与约束。民意对社会个体成员的约束不是规范的、成文的，但其控制力并不亚于制度性的社会控制。

三、释放功能

社会在本质上是一个利益整合系统，利益的博弈永远无止境。中国社会的转型发展，涉及到广泛而急剧的利益重构，致使社会利益尤为纷繁复杂。各种利益诉求不会因为抑制而终止，也不会因为忽视而平息。这正是近年若干年来以信访、群体性事件为表征的民意表达潮流汹涌澎湃的根源。因此要广开利益表达的渠道，并给予及时有效的呼应，从而使民意潮流有通达释放的出口。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对民意表达的抑制无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抑制只能造成民意的潜伏与民怨的积累，形成能量不断积聚的民意应力。群体性事件通常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爆发的。乌坎事件中，村民对村委会违规卖地行为的不满由来已久，但他们的诉求长期被忽视与抑制，导致村民愤怒情绪在长期积累后最终爆发，选择了激烈的表达方式，在震惊中外的背景下追逐他们的诉求。黑格尔指出：“现代世界的原则要求每一个人所应承认的东西，对他显示为某种有权得到承认的东西。此外，每一个人还愿意参加讨论和审议。如果他尽了他的职责，就是说，发表了他的意见，他的主观性就得了满足，从而他会尽量容忍。在法国，一直显得言论自由要比默不作声危险性少得多，因为后面一种情形，怕的是人们会把对事物的反对意见扼在心头，至于论争则可使他们有一个出口，而得到一方面的满足，何况它又可使事物更容易沿着本身的道路向前推进。”1 乌坎村民的表达诉求得到了合理的回应，各方媒体都纷纷报道了乌坎村委会重新选举后的平静与祥和。这就是民意表达释放功能的生动写照。不能肯定地说乌坎村今后的发展会风平浪静，但在乌坎村长期积累的内在应力得到充分的释放，为日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民意环境。

民意表达欲求的强化，民意诉求取向的多样化，都是转型时期社会的常态。允许多样化的民意表达给予每个社会主体以意志释放的空间有利于民意不满情绪的释放，也有利于保持社会的生机。容忍与听取多样化的民意诉求，宽容对待不同的声音，是一个社会政治文明的表现。社会公开的分歧永远好过暗流涌动。

注释：

努力提升新媒体时代社会沟通能力 篇4

新媒体是数字化互动式的媒体, 相较之前, 其显著标志就是实现了“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新媒体”是对媒体进化史的当下描述, 偏重于现在时;而“媒体新”则是对媒体发展的未来期许, 偏重于将来时。不论是新媒体还是媒体新, 均见证“不便”“方便”“随便”的技术赋权, 演绎着内容传播、关系传播与场景传播的耦合演进, 形成了专业媒体、自媒体与社会性媒体的图谱变迁。

(一) 技术赋权:从不便、方便到随便

媒介即信息, 媒介即行动。在人与人、端与端、屏与屏、云与云以及人端屏云合一的新媒体时代, 人人都是麦克风、人人都是新闻发言人、人人都是新闻记者、人人都有话语权烛照现实, “有口皆言”并非空想。正如约翰·布洛克曼 (John Brockman) 所言:“因特网让个人更有机会就公共事务发言”。在报纸、广播、电视为主导的时代, 由于技术与平台限制, 普通民众言说平台有限, 话语空间狭小, 介于“不便”地位, 信息遵循教堂式差序格局, 单向传达而非双向传播、大水漫灌而非精准滴灌地流动。在传统互联网时代, 都市类媒体、商业化门户网站与有影响力的论坛、贴吧的出现, 拓宽了民众表达的渠道, 市场化的媒体更加贴近受众冷暖、商业化的网站更加凸显热点话题、而网络发帖、新闻跟帖的个体化发声, 普通民众有了更大的平台表达心声, 更多的机会锻炼自己, 介于“方便”地位, 信息遵循议会式团体格局, 双向、多元、及时流动。在移动互联网时代, 随着硬件的不断升级, 4G、5G网络的不断扩容, 开源性软件的不断迭代升级, 特别是IPAD网生代新人类的不断增多, 手机把世界装进了口袋, 成为随时、随地、随身、随意带着体温的媒体, 普通网民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闯九州, 既口能言之, 且身还能行之, 介于“随便”地位, 信息遵循市场式个体格局, 信息流动多快好省。“技术乌托邦”让民众拥有了充分表达的壮阔舞台。今天的人们不仅需要信息, 也需要表达和交换信息;不但要了解和解释这个世界, 也要参与和分享这个世界;不但要把传播作为一种自身修炼的“教科书”, 更要把传播当成一个自身融入这个世界的方式。

(二) 耦合演进:从内容、关系到场景

耦合本意为物理学上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体系或两种运动形式间通过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以至联合起来的现象。新媒体时代, 传播人际化与人际传播化并存, 传播万花筒, 意见多棱镜。内容乃传播之基。专业媒体坚持“独家”“独到”追求, 在众说纷纭的意见市场中抢占制高点, 赢得生存权。而微博式的广场化媒体、微信式的圈群化媒体与客户端式的报栏化媒体, 这些基于用户关系的内容移动化分享平台, 实现了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的多元共生。而基于云端、Google Glass、Tesla、智能穿戴设备, 无须下载, 通过图文、视频、音频、LBS、电话、3D、重力感应、商业智能数据分析识别等交互体验实现小而美的场景应用 (Live App) , 以其移动互联网的特质、以社交网络为传播路径和生动的交互形式不断渗透进用户生活的每个角落, 构建了组织与人、产品与人的极速连接, 不再需要中介机构, 不再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来跟进, 以一种新的方式连接世界并重新定义了信息传播的方式。人人定位的移动数字终端成为识别用户特征的最佳网络ID。“互联网+内容+社交+场景”, 是社会化行为的互联网化与实时化, 是一个人们对平常事物及事件的全景呈现、百样简介与万般评说的集合。

(三) 图谱变迁:从传统媒体、自媒体到社会性媒体

美国学者谢尔·以色列在《微博力》一书中提出了“辫子新闻”概念:由传统媒体、自媒体新闻和社会性媒体这3条绳组成, 每条绳又包含着大量纤维。这些汇集、交织在一起的绳索正在改变人们获取消息的方式。传统媒体, 指专业机构以发布专业新闻获取广告收入的媒体。自媒体新闻, 指网民传播的新闻及传播行为。社会性媒体, 指传统新闻与自媒体新闻交叉地域, 包括手机、社交网站等平台上生产的内容。事实上, 辫子新闻已经成为一种兼具共享性和合作性的新闻采编发模式。其让“媒介守门”定律过时, 信息的解放使普通民众者变得越来越“聪明”, 原本由媒介看门的舆论阵地, 正在逐渐转向由用户 (消费者) 把门的新市场。其客观上促进了媒介的深度融合。以人民日报为例, 目前共拥有29种社属报刊、44家网站、118个微博机构账号、142个微信公众号及31个手机客户端, 覆盖总用户超过3亿人。其早已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一张纸媒, 而成媒体融合先行者。

二、主旨任务:社会沟通与沟通社会

在社会治理实践中, 沟通具有是决定性因素。70%的工作是沟通;社会管理中的问题, 70%是因沟通方面出了问题。沟通是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思想与感情的传递和反馈过程, 更是寻求共识, 消除隔阂, 谋求一致的过程。沟是手段, 通才是目的。在众声喧哗的新媒体时代, 稍有不慎, 就会放大帕金森定律:即“因为未能沟通而造成的真空, 将很快充满谣言、误解、废话与毒药。”“社会沟通”是指发生在社会关系中的、两个以上的社会实体通过常规环境 (面对面的—语言的或肢体的) 或技术环境 (电话、普通信函、电子邮件、微博、微信等) 开展的知识、思想、感情、文化等方面交流, 偏重于术。“沟通社会”是指注重沟通在社会治理中的基础性与先导性作用, 加强顶层设计, 推进体制、机制与制度建设, 实现沟通的常态化与长效化, 偏重于道。当前, 必须从认知层面的真相、情感层面的态度、意志层面的信任入手, 全力做好社会沟通与沟通社会建设。

(一) 认知:真相是啥, 啥是真相

古希腊人对事实和观点作了区分, 他们认为前者是客观不变的, 后者则因人而异。在目前的媒体文化中, 我们需要面对的是信息自由流动所产生的一种后果, 以及一个因严重分裂而导致共同准则荡然无存的受众市场。综观社会沟通, 离我们最近的是事实, 离我们最远的是真相。真相是啥, 啥是真相?成为必须解决的先决要件。新闻的速度是准确的敌人。以前, 印刷截稿、广播与电视播出的时间是固定的, 记者一天的工作都是为了赶那个时间。现在, 网络让新闻24小时发布, 没有了截稿时间, 唯一担心的是在街上采访的那个家伙会赶在你前面披露此事, 所以你必须尽快发稿。生产时间越短, 错误就越多。在一个没有编辑把关、充满倾向性报道的新闻界, 谁的嗓门大, 谁的声音甜美, 谁就可以获胜, 首先被牺牲的是真相。刻板印象对真相无端裁剪。一千个观众心目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立场决定观点, 屁股决定脑袋, 同一个事件, 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立场与定位去认知, 就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在信息超载时代, 事实成幻影, 真相变稀缺。事实的版本有本生的事实、你眼中看到的事实、上级部门调查中的事实、媒体报道中的事实、民众嘴中描述的事实。凡官员都腐败、凡富翁都发横财、凡公权都被私用、凡辟谣都欲盖弥彰。对于涉官、涉富、涉警, 网民大多搁置事实, 负面先行, 有罪推定, 无端上纲。最根本的变化在于, 辨别真假的责任更多地落到了我们每个人的肩上。现在是新闻最多的时代, 也是新闻最差的时代。我们比以往更多地获得新闻, 同时也更容易困惑;我们似乎更容易看见“真相”, 但追究真相更难。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全民新闻时代了, 人人都可以发布新闻, 但事实的真相反而难以辨别了。

(二) 情感: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在社会沟通时, 需要的是一颗同理心, 而不是一颗同情心。同理心激发连结, 同情心失去连结。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 体会他人的情绪, 理解他人的感受, 解决他人的问题, 经常给思想“换个座儿”, 这就是同理心。没有同理心, 不善于换位思考, 不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想问题, 所为之事就可能不得人心, 甚至办了还不如不办好。要善于将心比心:能够将当事人换成自己, 设身处地去感受和体谅他人, 并以此作为处理工作中人际关系、解决沟通问题的基础。善于感觉敏感:具备较高的体察自我和他人的情绪、感受的能力, 能够通过表情、语气和肢体等非言语信息, 通过信访、投诉、热线电话与网络舆情, 准确判断和体现他人的情绪与情感状态。善于同理心沟通:能接受对方的观点, 听到说者想说, 说到听者想听。善于同理心处事:先处理心情, 再处理事情, 要以对方有兴趣的方式, 做对方认为重要的事情。要善于等一下, 人跟人他不一样;要善于问一下, 事出必有因;要善于换一下, 将心比心;要善于双赢, 我要赢, 同时我也要你赢。

(三) 意志:信谁, 谁信

西方哲学家史里斯·博克说:“信任是我们必须保护的东西, 因为它就像空气和水源一样, 一旦受损, 我们所居住的社会就会土崩瓦解。”信任是沟通得以发生、持续并产生结果的前提, 是真正的交流的基础, 理解的源泉, 是创造价值的智慧资产。信谁与谁信, 共同构成了信任主题的价值之维, 其核心是重建信任。民意大于天, 要顺应而非对抗民意。成功的沟通, 常常始于对抗, 止于合作。要善于倾听、合作非对抗与关爱弱者。倾听是社会沟通中“信息交流”的重要一环, 是“意义沟通”和“价值劝说”的基础。引导是领导的升华。要善于从大局利益引导, 要把“自己人”引导至大局利益上来。要善于从公众利益引导, 突出公众的根本利益。要善于媒体报道引导与新媒体在线引导, 将舆论引导到组织与公众的共同利益上来。重建是沟通的目标。社会沟通的根本目标是于价值层面修复形象, 重建信任。包括补偿与救赎:有形补偿是指对利益相关者的生命、健康和财产损害进行物质和资金方面的赔偿或救助;无形救赎是指对利益相关者进行精神抚慰。重构话语秩序:通过媒体公关、事件公关、领导人公关和全员公关等危机公关路径获得, 达到提高美誉度、信任度、忠诚度的目的。

三、努力方向:提升能力与能力提升

美国著名未来学家奈斯比特曾指出:“未来竞争是管理的竞争, 竞争的焦点在于每个社会组织内部成员之间及其外部组织的有效沟通上。”管理与被管理者之间的有效沟通是社会治理的精髓。在新媒体时代, 随着知识水平的提高, 人们更有能力去怀疑自己所处的世界、公众行为和日常生活中的各项制度。认识水平的提高继而导致权力的更迭——颠覆或改变旧权威, 产生新权威。顺应且引领新媒体时代, 我们必须按照管得住是硬道理, 正能量是总要求的原则, 善于利用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 利用信息传播来重组和引导草根阶层释放积极力量。提升能力, 成为当务之急;能力提升, 成为立身之本。

(一) 互联网思维

互联网思维指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科技不断发展的背景下, 对市场、对用户、对产品、对价值观乃至对整个政治生态的进行重新审视的思考方式。基于消费者同时成为媒介信息和内容的生产者和传播者现实, 对于社会沟通而言, 必须提升为民服务、用户至上的思维:真正为人民服务, 真心讨好用户, 让点赞与好评变成执政的有价值的资产, 让口碑借助强大的互联网平台进行广泛而有效地传播, 同时通过用户体验将用户转化为粉丝经济, 从而达成我们的目标。要逐渐由“搞定媒体”逐渐转向“搞定群众”上来, 想尽一切办法, 利用新媒体与群众保持零距离, 精准挖掘群众的潜在需求和行为特征, 让群众参与到治理设计、模式策划与社会管理中来, 让群众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必须提升大数据驱动的智慧式思维。智慧式思维是一种直接把握复杂性的思维 (农业思维直接但把握不了复杂;工业思维复杂但不直接) , 是农业思维与工业思维两种相反属性的优点嫁接, 嫁接成功的标志就是灵活 (SMART) 应变。就是美国白宫大数据定义中说的“洞察”:依靠大数据, 穿透不确定性的迷雾, 越过经验和理性, 直达真理, 达到意义澄明的状态。

(二) 新媒体平台

在互联网时代, 信息传递更加快速, 民众获取信息的渠道更加便捷与隐蔽。我们需要利用互联网技术和工具, 搭建多元在线沟通平台, 利用正式与非正式、传统与非传统等多种方式, 尽快地将信息传递给目标人群。要通过平台规则、平台运营机制的创新, 开发和共享内容资源, 聚合双边或多边力量, 既打通单一媒体介质边界, 还要使各种介质在“打通”中实现“共融”, 构建多方共赢的沟通生态圈。要集成化打造。形成以网站为主体, 集老、中、新为一体的平台矩阵。包括传统的广播、报刊、电视、网站、手机报, 新锐的微博、微信、微视频、客户端。要全天化运营。构建7x24小时民情应对机制, 第一时间发现民众诉求, 第一时间进行适时回应, 第一时间有效处置。防止小事拖大, 大事拖炸。要全息化运营。根据沟通人群、主题与缓急程度, 确定合理有效的沟通方式。通过纵向、横向、斜向与动向式的立体沟通, 新老并举, 软硬并用, 要善于运用在线回应方式, 加大网络问政力度, 推进在线信访与回复工作。

(三) 流程化管理

要适应与制定互联网特征的去中心化、扁平化、自组织、自涌现、自生成等生物有机化的管理方法, 实现无组织的组织力量。要扁平化管理。从大而全、等级分明的科层化管理转向小而美的扁平化治理, 化大为小, 量化分权, 让组织更加敏捷、灵活和柔性。要一体化处置。善于打通体制内与体制外、人工与技术等手段, 敏感捕捉社会沟通中的痛点与痒点, 让信息进口众口归一。要善于甄别研判。采取条块结合、纵横交错的方式, 对问题进行核查, 就对策进行评估, 让信息加工精益求精。要善于处置回应。既要加快实体问题的处置, 又要加快媒体关注的回应。实现线下扑火, 线上火灭的目标。要参与式治理。对涉及民生的重大政策调整或涉及环境问题的重大项目上马, 一定要加强舆情风险与社会稳定风险的双评估, 把风险化解于决策之前, 上马之前, 实现政府权力、社会力量在以互联网为媒介的公共领域中的适度转换。为政府和社会彼此间的契约创造了一个新的基础结构。实现政府和社会之间在互联网上相互作用, 最终重塑政府和社会, 实现“相互改造”的双赢结局:国家得以借助网络推动型社会运动来推动政治变革, 改变现存的不合理制度和政策, 改善自己的公众形象, 提升执政能力和水平;而社会群体也从这种变化中受益, 得到了发展与进步的新机会。

社会沟通 篇5

美国著名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曾经指出,“未来竞争是管理的竞争, 竞争的焦点就在于每个社会组织内部成员之间及其与外部的有效沟通。”作为一种以契约关系为基础的动态联结体, 目前人们关注的团队互动是伴随着组织结构的扁平化而逐渐出现的, 强调一个民主气氛很浓的集体、成员之间没有限制的互相交流并且相互协调进行决策。当然, 随着一维或二维的沟通等级向以扁平化维系的群体思维模式转变, 组织结构的不断延伸、管理对象的日趋复杂以及管理手段的多样化, 其社会空间的演变过程也存在着诸多不可预测因素, 这对传统团队管理提出了新的思考。

一、团队沟通社会空间的界定

1.成员因素的智能特征, 强调团队互动的变量多样性。与以往阶层模式沟通面相对狭窄不同, 基于扁平化的团队互动将组织成员暴露于更大范围或群体之中。在强调组织成员相对独立性与平等性的同时, 也使成员之间的智能差异充分暴露。所谓智能差异体现在单个成员的“自决”能力, 可以归结为两方面的因素: 一是成员间文化背景的差异, 即价值观、个性特征、意志品质等主观方面的影响。不同人格特征的成员在团队互动中具有不同的工作风格和偏爱方式, 这些认知模式的差异赋予组织成员不同的角色与面貌并制约其对外交流的内容与方向;二是成员间客观背景的差异, 即知识、能力、行为规范等方面的因素制约成员对外信息交换的速度与效率, 其内在活力程度进一步制约其在团队互动中的地位与作用。可以说, 成员间沟通容量、类型、偏好及活跃程度等方面的偏差将影响团队信息交换的实际效果, 并且通过多边、密集联系导致成员间不断累加的关联效应。

2.平台因素的弹性特征, 强调团队互动的关联放大性。成员间的相互作用得益于组织平台的扩张性、灵活性与反应性, 传统线性的价值链、垂直的组织层

级让位于扁平化、彼此相连的关系网, 这是团队互动生成并运作的必要条件。在其环境下组织成员自身行动或状态的改变, 都可能对他人产生一定的影响。举例来说, 15 个成员的沟通网络相互联系和相互反馈形成的交错因果环, 沟通数量几何级数的增长就比5 个成员的沟通网络具有更丰富的内容和频率, 这是团队互动参数充实与扩张的必然结果。并且随着团队组成方式、团队规模以及团队历史等多样性的扩大, 导致组织协调成本与难度的增加。基于一定的组织平台, 能否培养成员间的适应能力和协调能力是约束团队有效沟通的动力学因素。

3.环境因素的社会特征, 强调团队互动的演进动态性。团队有效沟通强调一定类别的信息以不同方式在组织、群体或个体之间的转移或传播, 其目的在于通过信息的共享与整合最大限度促进团队互动成果的储存、利用与扩充,从而使整个组织获得持续的知识优势。为此, 我们需要在更广的范围内对组织复杂性的深度挖掘以提升有效沟通一致性、目的性的心智模式。与此同时, 成员间心照不宣并且交错复杂的隐性关系也是衡量团队互动的一个重要指标。可以说, 团队成员之间相互制约、不断协调进而形成所共同遵守的行为标准, 是成为主导团队互动及其资源整合的特殊力量。

二、促进团队有效沟通的相关路径

一般认为面向扁平化的团队沟通本身属于中性事物,并无好坏、优劣之分, 本身可以被建立也可以被破坏, 可能是进化也可能是退化。面对组织空间的不断延伸、管理对象的日趋宽泛以及管理手段的多样化, 实现团队互动各层次、各领域的“双赢”, 是我们深层把握团队有效沟通的目的所在。

1.团队沟通活力的深度挖掘。管理层次的减少、沟通等级的剔除使组织成员间的联系逐渐频繁, 通过成员间不断接触促进其适应所处的环境并完全互动是团队交往与协调得到维持的关键。基于扁平化的沟通平台, 组织成员之间信息交换与影响程度大为增加, 并且将具有相同目标或认知愿景的沟通群体融合于团队之中。

在其环境下每一成员只有通过不断学习并激发个人能量, 培养面向整个组织的语言表达、知识结构、问题处理等反馈能力, 最大限度缩短知识扩散的距离

并减少有效沟通的相对阻力, 才能为进一步的团队互动打下坚实的基础。在此基础上, 培养团队互动的共同语言域以加速组织集体知识的融合, 形成成员间可以相互传递、具有一定组织含义的基本数据。并且通过信息获得、创新、分享、整合、记录、存取、更新过程的强化, 修正彼此的社交关系以促进整体沟通空间的创新与拓展。当团队面临新的环境时通过团队学习克服成员间层次差异或经验水平的差异, 从而将团队沟通的相关内容反馈到个人和组织的知识系统中去。

2.团队沟通资源的积极整合。团队互动是一个动态双向的过程, 成员间联系得到了空前加强, 这意味着团队新信息和知识的不断产生。对整个组织资源的积极整合其目的在于建立良好的知识集成协作与扩散的环境, 使个体成员的知识有效融入到组织的业务流程中去最终实现团队知识的价值。

为此借助组织硬件资源和软件资源的相互支撑, 加速成员间信息、经验与观点的交换与碰撞, 并且利用相应技术提供多渠道、多方式的信息转移媒介降低知识流动的损耗。与此同时, 提供成员间良好的教育、培训以及获取资源的途径, 确保团队成员优秀特质或创造力的激发,并且通过正反馈的学习效应与协调效应实现组织沟通的不断增值以及组织智慧的良性循环。

3.团队沟通机制的多维考察。由于组织资源的开放以及管理权限的下移, 松散、高度适应性的沟通模式培养了整个组织的内在活力。沟通主体在一定授权范围内实现自我管理并以平等的身份参与团队互动, 受制于组织一定流程与规章的显性因素规定了团队互动的有效范围及其内部市场。

从工作流程的角度看, 管理者能否克服成员间因目标冲突而造成的团队紧张, 对可能引起系统向不良方向发展的趋势给予果断的遏制与纠正, 对于维持组织有效沟通的生存与健康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基于“适应、调整、变革”的原则重塑团队秩序, 形成关于团队目标、渠道以及工作模式等约束变量的组织协议, 有助于建立更具创造性和适应性的运作模式。在此基础上, 对于团队互动渠道与方式的修正积极设立韧性的沟通边界, 促进成员间的自由协作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团队整体沟通能量的释放, 为组织互动新生态位的创建提供一定可能。

4.团队沟通氛围的有效激发。组织成长存在一定的变革驱动, 这取决于组织

内部增长力量以及对于外部环境的依赖程度。整个组织的持续变化既可以看成是成员间相互耦合的成果, 也可以看成是组织互动新的起点。在这里基于相同目标或认知愿景的组织文化是团队互动的“黏合剂”, 伦理层面的相关因素同样影响团队有效沟通的全局特征及其基本走向。

就团队互动的本质而言, 只有在一个完全、充分、持续开放的系统中, 组织的交往和协调才能得到维持。随着组织规模的扩大不同地域、文化背景的成员聚集在一起, 因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差异而造成的人际冲突将成倍增加。为此需要培养成员间相对灵活、务实的工作态度, 在“共同愿景”的指引下建立一种相互信任的共同价值体系。可以说, 组织互动只有在信任对方提供的有价值的基础上, 组织成员才会动用一切必要的资源来对这些信息加以吸收和消化进而将沟通成果加以扩展。扁平化组织更是如此,沟通基数扩大的同时更要减少猜忌和提防, 从而使组织互动在开诚布公的气氛中得以进行。通过增进彼此间的团队凝聚力, 顺利将单个成员的知识和信息上升为团队的资源, 进而演变成部门乃至整个组织的整体资源以实现成员与组织的共同成长。

三、结论与展望

社会沟通 篇6

关键词：学前幼儿；社会交往；情感沟通

在这个注重人际交往的时代，社会交往能力是对当今人才的必备要求。因此，注重对幼儿的社会交往、情感沟通能力的培养是势在必行的。近些年来，很多教育专家经过一系列的研究发现，学前教育中师生的交往模式对学生的健康发展影响很大。然而，现阶段很多幼儿教师没有认识到交往教育的重要性。本文以对学前幼儿的社会交往与情感沟通能力进行培养的重要意义作为文章内容的切入点，并对有效的解决路径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一、对学前幼儿的社会交往与情感沟通能力进行培养的重要意义

教学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使得我们对幼儿的身心发展规律有了更为客观、正确的认知。相关研究表明，幼儿教师只有按照幼儿的身心发展规律来开展教学工作，教学效率才能事半功倍，才能为幼儿的健康成长夯实牢固的基础。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幼儿和教师之间的交流，还是幼儿之间的交往，都贯穿于学前教育教学的全过程。因此，我们说学前教育的整个教学过程就是对幼儿交往能力进行培养的过程，这也为幼儿形成正确交往方式的黄金时期。师生之间的交流占据交往教育的主要地位，这主要是由于良好的师生交流是让幼儿对教师产生认同感、信赖感的有效途径，也是教师开展后期教学工作的基石，更为重要的是它还能实现幼儿良好个人品质的培养目标，激发幼儿的积极性。学前教育中师生的交往模式更注重的是幼儿发挥其自主性，帮助幼儿形成自己的个性。教师应通过良好环境的构建，帮助幼儿来获得愉快的社会交往体验。

二、培养学前幼儿的社会交往与情感沟通能力的有效路径

作为学前教学中一种比较具体的教学模式，交往教学的顺利实施离不开师生的良性互动以及良好教学环境的建立。对学前幼儿的社会交往与情感沟通能力的培养，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种路径：采用多元化教学模式、家长应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发展幼儿的亲社会行为，具体内容如下：

（一）采用多元化教学模式

教师应创新教学模式，通过多元化的教学方法来强化幼儿的社会交往能力以及情感沟通能力。具体措施为：（1）教师应树立以幼儿为本的原则，将幼儿的主体地位凸显出来，培养他们学习的主人翁意识，提高他们学习的自主性。同时，教师应充分了解幼儿的心理，满足他们的心理和情感需要，让幼儿体会到教师对他们的关心和爱护，从而达到信任、依赖教师的目的，这是教师顺利实施教学目标的重要前提。（2）教师应积极帮助幼儿构建具有研究性质的学习空间，通过对研究课题的明确，提高课题的可行性，提高幼儿的参与兴趣，培养他们良好的思考习惯和方式。教师应积极为幼儿创造良好的交流环境，增加幼儿交往的频率，为幼儿的交往提供一个良好的平台。（3）教师应营造一个良好的情感氛围，让幼儿能够轻松自在地交流和沟通，激发他们的主观能动性。

（二）家长应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

父母作为孩子的第一任教师，他们的教育方法和观念对幼儿所产生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因此，家长在开展家庭教育的时候，应为幼儿营造出和谐快乐的生活氛围，让幼儿能够更有安全感，提高他们的自信心，这是帮助幼儿养成良好个性品质、提高他们社会交往能力的重要手段。但是，由于家长的学历和经历有所不同，他们的教育能力也参差不齐，教师应经常和家长交流一些教育方法，使幼儿教育延伸到家庭的教育中去，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实现幼儿交往能力的提升。

（三）发展幼儿的亲社会行为

无论是教师还是家长都应注重发展幼儿的亲社会行为，这离不开家长的正确引导，父母应积极鼓励幼儿和其他伙伴处理好关系，给予他们充足的个人空间，比如，家长可以让幼儿经常到同伴的家里做客，并鼓励幼儿邀请同伴到自己家里做客，长此以往，幼儿的交往能力一定会得到良好的训练和提升，还能够帮助幼儿养成正确的交往习惯。比如，当幼儿因为玩玩具而发生争执时，经过家长的引导让幼儿明白分享的重要性。

总而言之，通过培养学前幼儿社会交往与情感沟通能力来为幼儿的日后发展提供助力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虽然，现阶段在开展相关工作的过程中还存在一定的不足，但是，教师要积极探索新的教学模式，转变教学理念，树立以幼儿为本的原则，通过良好氛围的营造，来给幼儿提供一个良好的交流氛围，从而为幼儿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实现幼儿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吴育红.国学前儿童交往的现状与对策[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2（14）：85-86.

社会沟通 篇7

关键词：学前幼儿,社会交往,情感沟通

在这个注重人际交往的时代,社会交往能力是对当今人才的必备要求。因此,注重对幼儿的社会交往、情感沟通能力的培养是势在必行的。近些年来,很多教育专家经过一系列的研究发现,学前教育中师生的交往模式对学生的健康发展影响很大。然而,现阶段很多幼儿教师没有认识到交往教育的重要性。本文以对学前幼儿的社会交往与情感沟通能力进行培养的重要意义作为文章内容的切入点,并对有效的解决路径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一、对学前幼儿的社会交往与情感沟通能力进行培养的重要意义

教学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使得我们对幼儿的身心发展规律有了更为客观、正确的认知。相关研究表明,幼儿教师只有按照幼儿的身心发展规律来开展教学工作,教学效率才能事半功倍,才能为幼儿的健康成长夯实牢固的基础。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幼儿和教师之间的交流,还是幼儿之间的交往,都贯穿于学前教育教学的全过程。因此,我们说学前教育的整个教学过程就是对幼儿交往能力进行培养的过程,这也为幼儿形成正确交往方式的黄金时期。师生之间的交流占据交往教育的主要地位,这主要是由于良好的师生交流是让幼儿对教师产生认同感、信赖感的有效途径,也是教师开展后期教学工作的基石,更为重要的是它还能实现幼儿良好个人品质的培养目标,激发幼儿的积极性。学前教育中师生的交往模式更注重的是幼儿发挥其自主性,帮助幼儿形成自己的个性。教师应通过良好环境的构建,帮助幼儿来获得愉快的社会交往体验。

二、培养学前幼儿的社会交往与情感沟通能力的有效路径

作为学前教学中一种比较具体的教学模式,交往教学的顺利实施离不开师生的良性互动以及良好教学环境的建立。对学前幼儿的社会交往与情感沟通能力的培养,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种路径:采用多元化教学模式、家长应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发展幼儿的亲社会行为,具体内容如下:

(一)采用多元化教学模式

教师应创新教学模式,通过多元化的教学方法来强化幼儿的社会交往能力以及情感沟通能力。具体措施为:(1)教师应树立以幼儿为本的原则,将幼儿的主体地位凸显出来,培养他们学习的主人翁意识,提高他们学习的自主性。同时,教师应充分了解幼儿的心理,满足他们的心理和情感需要,让幼儿体会到教师对他们的关心和爱护,从而达到信任、依赖教师的目的,这是教师顺利实施教学目标的重要前提。(2)教师应积极帮助幼儿构建具有研究性质的学习空间,通过对研究课题的明确,提高课题的可行性,提高幼儿的参与兴趣,培养他们良好的思考习惯和方式。教师应积极为幼儿创造良好的交流环境,增加幼儿交往的频率,为幼儿的交往提供一个良好的平台。(3)教师应营造一个良好的情感氛围,让幼儿能够轻松自在地交流和沟通,激发他们的主观能动性。

(二)家长应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

父母作为孩子的第一任教师,他们的教育方法和观念对幼儿所产生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因此,家长在开展家庭教育的时候,应为幼儿营造出和谐快乐的生活氛围,让幼儿能够更有安全感,提高他们的自信心,这是帮助幼儿养成良好个性品质、提高他们社会交往能力的重要手段。但是,由于家长的学历和经历有所不同,他们的教育能力也参差不齐,教师应经常和家长交流一些教育方法,使幼儿教育延伸到家庭的教育中去,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实现幼儿交往能力的提升。

(三)发展幼儿的亲社会行为

无论是教师还是家长都应注重发展幼儿的亲社会行为,这离不开家长的正确引导,父母应积极鼓励幼儿和其他伙伴处理好关系,给予他们充足的个人空间,比如,家长可以让幼儿经常到同伴的家里做客,并鼓励幼儿邀请同伴到自己家里做客,长此以往,幼儿的交往能力一定会得到良好的训练和提升,还能够帮助幼儿养成正确的交往习惯。比如,当幼儿因为玩玩具而发生争执时,经过家长的引导让幼儿明白分享的重要性。

总而言之,通过培养学前幼儿社会交往与情感沟通能力来为幼儿的日后发展提供助力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虽然,现阶段在开展相关工作的过程中还存在一定的不足,但是,教师要积极探索新的教学模式,转变教学理念,树立以幼儿为本的原则,通过良好氛围的营造,来给幼儿提供一个良好的交流氛围,从而为幼儿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实现幼儿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社会沟通 篇8

一、以活动为载体, 奠定桥梁基础

努力转变领导和教师的观念, 积极开展各项活动。九月底开展了学生经典诵读比赛、元旦红歌比赛、“六一”大型文艺演出等, 活动开展前让学生回去告诉父母, 家长愿意来观看的, 学校非常欢迎, 特别是“六一儿童节”, 家长从四面八方赶来, 像参加庙会一样, 络绎不绝, 热闹非凡, 学生生机盎然、滑稽幽默的表演, 无不牵动家长的心, 赢得家长经久不息的掌声和会心的微笑。我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 在台上向家长汇报了学校工作, 让家长充分了解学校办学宗旨、想法, 以及学校的难处。有很多家长主动找到我, 表示对学校开展此类活动的充分肯定, 对学校培养孩子成为全面人才的支持, 并对学校难处表示了理解。

二、以学生变化为目标, 夯实桥梁根基

初见硕果, 无比欣慰, 学校立即推行了文明礼仪评比制度, 规范了学生行为习惯, 改变了学校脏乱差的现象, 这让家长感觉到孩子突然间仿佛长大了, 懂礼貌了, 肯做家务劳动了, 懂得体贴父母了, 巨大的变化被反馈到学校, 我感到万分激动, 于是加快了脚步。教学开放周, 邀请家长与学生一起听课、学习, 让他们初步了解学校、教师、学生教学相长, 共同努力进步, 热烈讨论交流教学的新模式、多媒体教学的新手段等。

三、以家长会为平台, 架起家校沟通的桥梁

1. 成立家长委员会。

每班推荐2~3名家长代表, 定期召开会议, 研讨教育共性问题、孩子需求问题, 负责宣传解释学校各项工作, 反馈家长的意见和建议。学校及时掌控动态, 及时处理, 协调好了各项工作, 减轻了教师的工作压力。

2. 每期精心召开好家长会。

首先将家长全部集合到学校大操场, 学生发言, 家长代表讲话。校长讲明家长会的目的, 让其了解学校工作、教师状态、学生情况、教育形势的方针政策等。从班级管理到学生学习, 从整体到个性发展, 打开了家长的心结, 使他们明白了孩子的需求, 寻找到配合学校搞教育的方法。

社会沟通 篇9

技术转移在学术界基本上涉及专利、许可和创建基于研究成果和发明的分拆公司。以这种方式研究成果可能能够超越大学的禁闭和经常高度狭窄的科学环境的典型阶段。为了实现在科学、技术和创新上的竞争优势, 国家依赖于基于知识经济, 在过去的50年的政治焦点一直是在技术转让规则的加强, 这直接导致了被称作大学技术转移办公 (TTO) 室的出现。

技术转让活动涉及从业务的角度分析研究成果的社会实际需求。在这个过程中, 取得专利的过程是技术转让“必做”的。然而, 研究人员很少在专利、市场分析、业务发展等方面受到培训, 因为这不是他们的工作。这指出了TTO单位的重要角色, 致力于促进和管理对社会有直接影响的学术研究的过程。

2. SDU模型的出现:以科学为基础的沟通

技术转移的过程中, 一个关键环节是TTO活动是透明的, 这种情况下, 认知不足将成为技术转让的障碍。

2.1 频繁的信息会议——确保透明度和修改看法

我们提倡理解科学和商业原则, 这需要给市场带来创新。这是一个误解了理想主义的例证和感知实际上负面干扰原本高尚的意图。出版物可能让研究人员引用——添加对他/她的课程, 也许下一个允许——但是没有专利, 患者不太可能从这项研究中获益。这是由于认知不足, 受缺乏适当的知识而误解了理想主义的。事实上它是TTO工作论共同的本质接近于不朽的神话在学术界“研究与专利”。

研究人员应该参与技术转让, 这是驱动TTO单位和技术转让的动力。因此频繁的会议, 参与研讨会和面对面交流在科学的环境是很重要的。在这种背景下真实的例子是非常有用的说明, 产品是如何被带到市场成功地向病人提供价值。

2.2 企业搜索——结合科学和商业的语言

我们大学发现, 应该满足研究人员在“自然环境”讲科学的语言促进基于对话的背景下研究的相互了解是很关键的。实施这一策略的代表在我们称之为“商业侦察官” (BSO) , 在我们的示例中有一个自然科学博士学位, 曾参与大量的并行和商业/创新课程的科学教育和并行就读MBA教育。本质上, 我们的目标是像一个业务发展集团在生物/制药公司操作上的一样。科学背景与业务/中的洞察力结合相互理解的科学主题, 促进一个有干劲的平等对话, 他或她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框架。根据组织的设计, BSO是TTO员工的一部分, 直接提及的负责人参加。

这种渐进的策略的巨大受益于是TTO将不再需要等待研究人员来TTO, 因为TTO实际上是来看研究人员是否有发明, 他们研究人员并不认为是自己发明的。因此, 以这种方式的发明往往是早期技术量身定做更合理计划, 即可以制作进一步研究和未来TTO活动的交联, 可以大幅减少如之前的专利出版的风险的科学成果商业化妥协。参加研究人员同样可以受益于有审查他们的研究从业务的角度来看他们不认为自己的想法的观点。

2.3 学术能力绘图

在我们的TTO模块中, 我们决定实现一个渐进策略, 不仅意味着在不成熟的或成熟的阶段我们需要实时了解可能的业务案例, 我们还决定做一个详细的目录/数据库的科学能力提供于不同的学院。因此, BSO应该并行业务球探执行每一项调查的科学能力研究员, 在我们的案例中170名研究人员。调查包括阅读从2005-2012年出版物上的摘要, 选择出版物阅读, 从Pub Med收集数据, 网络知识, USPTO (美国专利和商标办公室) 、EPO (欧洲专利局) 和生物医学专家数据库以及使用Google搜索引擎检索否则“隐藏”研究者感兴趣的数据 (从报纸等) 。从这些来源的信息相结合, 三个主要的部分分信息写入日记到CRM系统:1) 能力, 2) 特殊的仪器和3) 潜在的应用。

2.4 转化联盟

技术转让是一个过程, 涉及不仅研究人员还重要的是政治决策者的紧密的联盟, 没有他们的支持TTO活动严重破坏。基本上三个政治“单位”应平衡和一致:、校长、教师和、研究院的院长。这三个政治单位是三个不同的成分都可能议程和需要一致, 每个单元施加自己的TTO活动委托权力。校长对整个TTO策略非常重要, 决定TTO工作的强度, 在一定程度上通过经济和政治的影响。院长有巨大的影响对经济的影响以及确定研究所负责人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关注参加活动。此外学院领导可以直接接触到学术人员, 促进转化研究活动通过与研究人员和个人会谈会晤。所有三个政治成分是高度重要的保持一致, 由于政治角色的多样性直接影响TTO框架, 和他们都是同样重要的是对直接参加个人支持活动。联盟方式是通过频繁的信息, 确保更新和后续会议TTO的负责人和关键决策者之间的量化以及及时各方的关键性能指标。没有政治支持和相互对齐双边预期, TTO活动很可能会失败。

结论

我们完全意识到:对于复杂的技术转移规则, SDU模型并不能给出所有未知问题的解, 但是我们坚信这个模型可以为学术研究到社会行为转化提供一种强有力的、有效的、统一的、具有自组织能力的框架, 使得使用该模型的人们可以更好的从学术研究中受益。

参考文献

[1]Festel, G., Detzel, C.and Maas, R.Industrial biotechnology–Markets and industry structure[J], Journal of Commercial Biotechnology, 2011, 18 (1) :10-20.

社会沟通 篇10

目前, 中国正处于重要的社会转型期, 在现代化变迁与体制制度变革这一进程中不可避免地暴露出诸多社会矛盾与风险危机。我们生活在自然与社会环境中, 时常受到疾病和死亡的威胁, 有患必有医, 医患关系由此产生并因其特殊性决定了在社会关系中的重要位置。[2]然而, 由于医疗市场化改革和医院经营体制变革等多方面的转变, 近几年的医患关系并没有在和谐的氛围中得到更好的发展, 医生与患者之间长期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逐步垮塌, 医患矛盾日益突出, 医闹纠纷事件此起彼伏, 并且每年都在呈上升之势。更应值得我们去关注的是, 面对存在的问题, 双方并没有积极主动地去思考该如何化解, 相反的恶性袭医等暴力冲突事件频频被爆出, 患者家属的暴力行为使得医生惶惶度日, 进一步加剧了医患矛盾。在很多情况下, 医生与患者之间无法进行正常的沟通和交流, 彼此正在日益失去信任。

电视剧作为大众休闲娱乐的一种传播媒介, 剧情内容大多来源于生活, 在丰富人们精神世界的同时也反映出社会现实。新闻报道中多次出现的病患袭医事件用惨痛的方式让医患矛盾摆在了社会问题的突出位置, 医疗剧就以剧情演绎的方式对此类问题进行了揭示与解读。国内像《心术》《青年医生》等医疗剧的播出客观真实地呈现了我国医患关系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引起社会对医患关系的重新认识与思考。作为特殊的行业剧, 医疗剧应承担起相应的媒体责任, 即反映社会现实和缓解医患矛盾等。优秀的医疗剧能反映出医疗行业的现状, 使观众对医院生活有所了解并在观看剧情的同时掌握一定的医学知识, 更好地利用这种艺术的方式架起了医院和社会沟通的桥梁。本文就从医疗剧的角度来看其对风险社会中医患危机的沟通意义。

一、医患关系危机的呈现与医患信任缺失心理

(一) 医患关系进入“死胡同”

生存的本能决定了医患关系发生的必然性, 从当年深圳“八毛门”到“哈医大杀医”等事件的发生, 紧张的情绪充斥在医生与患者之间。医院在百姓心中是救死扶伤的地方, 在病人眼中医生就是诊疗疾病时的救命稻草。过去, 患者对医生是绝对信任, 如今却是条件反射的习惯性质疑。过去, 医生会尽全力医治患者, 即便只有一丝希望。而如今, 医生只会谨慎地对患者给予救助, 甚至在医院会配备头盔、钢叉来防备病患及其家属。在这样的防范心理下, 医患的信任关系在种种负面的互动中逐渐恶化。[3]

糟糕的医患关系情境下, 医生这个行业开始让人望而止步。近几年的报道显示, 国内各类医科院校的报考人数呈大幅度下滑趋势, 除了学制长、分数高等原因外, 近年来频频发生的“医闹风波”、“医患矛盾”导致的恶性事件更令医生这个职业不再令人向往。

当今社会, 由于地缘政治、经济、文化方面造成的鸿沟、隔膜、摩擦比比皆是, 瞬息万变。医生与患者之间的紧张关系也正是知识、技术、职业价值和秩序隔膜所致的世俗冲突。医患双方在知识与信息的占有上不对称, 在权力制衡与决策主导性上具有双重性, 加上价值观念的差异, 使医患之间成为“道德异乡人”, [2]很多情况下无法正常的沟通与交流, 彼此之间的关系慢慢走进一条“死胡同”。

(二) 医患危机中的心理情绪

医患信任缺失心理是群体之间社会性情绪的一种反映, 医患之间的信任缺失是由多种心理因素构成或导致的[2]:有患者渴望得到更多安全感而存在的敏感心理, 又有转型期风险社会所带来的挑战促使政府层面做出的调整改革还未达到预期效果的不理解心理, 同时作为另一方的医疗群体也存在着对患者的偏颇心理等都加速了医患之间关系的断裂。医患之间的这种信任危机形成的不健康、不和谐的社会风气已经冲击了社会道德的基础, 无形之中进一步加大了社会风险, 同时还诱发了其他社会风险的产生, 这将不利于我们构建温馨和谐、有人情味的社会。

二、医疗剧对于医患危机的沟通作用

(一) 医疗剧概念及现状

国内医疗剧以医院这一场所为叙事创作背景, 突出展现医生的日常工作与生活, 并在情节上穿插与患者之间的沟通交流, 由一个个现实生动的小故事来传递剧情所要表达的情感。国外医疗剧在内容展现上深刻犀利, 在我国由于受到现存医疗环境的影响, 创作者觉得医疗这个话题比较敏感, 因此在内容的展开范围上相对比较狭窄。

创作者在积极维护医务工作者形象并努力打造观众心目中对医生角色理想定位的同时, 也对当前国内医患关系中真实存在的、具有代表性的突出矛盾与问题进行深入挖掘与表现。[4]

(二) 医疗剧对医患沟通的现实意义

医疗剧通过客观真实地呈现当前的医患关系现状, 在医生与患者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 促进彼此之间的理解。

1. 真实情景再现促进患者对医学的了解。医疗剧通过真实地展现专业医疗知识、医护人员紧张的工作情景, 让观众对医院、医生、病房和手术台少了以往的陌生感、神秘感甚至恐惧感。[4]医疗剧的专业化特点不仅向观众传递着健康的信息内容, 也展现了医学的无力回天, 在潜移默化中使观众了解了医学的有限性。通常, 患者对医生和医疗技术抱有很深的希望, 希望来到医院就能药到病除, 但是, 人类生老病死的自然生理过程是不可逆转的, 医学现如今能够达到的救治程度决定了只有少数疾病可以治愈, 因此人们应该有一种正确的生命观和医疗观。另外, 在电视剧《心术》的开篇所述患者陈平的案例就展示了医疗风险的不可避免性及现阶段社会各方对医疗风险的不当处置, 因此医疗剧在展示医疗风险的同时引发了社会对体制改革应对医疗风险的反思。[4]

2. 真诚展现, 促进医患之间的相互理解。医疗剧让观众暂时抛开医患双方的身份, 从第三方的角度重新审视二者关系并做换位思考。

医生对患者的理解。患者在遭受疾病时把希望寄托在可值得信任的医生身上, 此时医生就应设身处地去体谅患者的恐惧和痛苦, 给予其更多的理解和尊重。在电视剧《心术》中刘晨曦医生的女儿患有尿毒症, 医生和患者家属的双重身份就使他十分理解患者及家属对疾病的束手无措。[4]

患者对医生的理解。医疗剧真实地展现了医生这个职业平时紧张、忙碌的工作状态。医疗救助的有限性使得医生在救助病人时或多或少地存在着风险, 很多时候医生要进行高强度的长时间工作, 疲惫感在所难免, 尽全力救助是每个医生的本职信仰, 患者应该体谅地进行换位思考。电视剧《医者仁心》播出后, 一位正与医院产生纠纷的患者家属对拍摄地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务处的负责人说:“本来我不甘心, 还要同你们纠缠下去的, 但看了电视剧, 觉得你们也很难, 我站在你们的角度就能理解了, 我就签字了吧。”[4]

三、进一步增强医疗剧的媒体责任

(一) 树立正确创作观, 增强责任意识

医疗剧有“电视剧皇冠上的明珠”之美誉, 当前我国的医患关系比较紧张, 创作者需要站在医患双方的角度进行思考, 弘扬一种积极向上的价值观, 尽量淡化危机的恐慌感。医疗剧的特殊性在于其需要比较正确的专业知识作基础, 本着对观众负责的态度在剧情的编制与剪辑上要客观真实。让观众对医院生活的人生百态通过电视剧有所了解, 使医护人员和患者双方学会互相尊重和理解, 避免电视剧向医生或患者某一方“一边倒”的现象。[5]

(二) 加强对专业素质的培养

作为对社会现实危机问题的展现, 编剧的创作、演员的表演都要体现出专业性, 为此医疗剧的编剧跟演员应该主动去医院等地方进行实地的体验和感受。

(三) 传播健康信息展现人文关怀

医疗剧在剧情演绎过程中也传递了很多健康信息知识, 受众在看剧过程中会不自觉地就了解很多医学常识。另外, 医疗剧在向观众传播医疗知识和健康理念的同时, 更重要的是能够传播正确的价值观和沟通理念。[5]医患之间的紧张关系需要二者之间相互体谅与理解, 怎么样去缓和值得我们进行深入思考。

好的医疗剧体现了浓浓的人情味道, 还原医生与患者本来的真实面目, 给予彼此一个反思的交流平台, 观众在看剧之后也会以一种理性的态度来分析看待真实存在于生活中的医患矛盾与冲突。医疗剧在此过程中营造的人文关怀氛围增进了医患双方的互信和理解, 有助于促进社会和谐。

目前, 我国正处于重要的社会转型期, 医患关系危机在当今风险社会中的体现需要我们社会各方共同去缓解, 医疗剧作为媒体一方只是一个方面的展现。作为医疗剧创作者应该认清形势, 站在更多的立场, 往更深的角度去挖掘创作, 承担起一份媒体责任, 为化解医患沟通危机进献自己的力量。

摘要：现如今我们正处于贝克所言的“风险社会”中, 转型期的中国也在发展与改革过程中暴露出一系列的矛盾与人为风险危机。由于医疗市场化改革和医院经营体制变革等多方面的转变, 近几年的医患关系并没有在和谐的氛围中得到更好的发展, 医生与患者之间长期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逐步垮塌, 医患关系呈现出恶性发展趋势。医疗剧作为特殊的行业剧客观、真实地再现了当前我国医患关系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很好地利用这种艺术的方式架起了医院和社会沟通的桥梁。

关键词：风险社会,医患危机,医疗剧

参考文献

[1]郭小平.风险社会的媒体传播研究:社会建构论的视角[M].学习出版社, 2013:25.

[2]徐萍, 王云岭, 曹永福.中国当代医患关系研究[M].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6:1-2.

[3]刘颖洁.断裂与弥合:风险社会视阈下传媒对医患信任缺失心理的疏导研究[D].江西师范大学, 2013:13-15.

[4]燕娟, 王洪奇, 连婕, 陈晓阳.医疗剧之于医患沟通[J].医学与哲学, 总第492期, 2014, 35 (1A) :63-64.

社会沟通 篇11

一、突发事件内涵及特点

所谓突发事件,是指一定组织主体所面临的,事先难以准确预测预报,突然来临而形势紧迫,给组织造成或可能造成重大损害后果的突然事件。从内涵上看,突发事件包括紧急事件、危机事件、灾害事件(包括自然灾害与人为灾难两类事件)。突发事件可能以紧急事件、危机事件和灾害事件三种不同形态出现,也可能以三种形态逐步升级的形态过程出现。突发性事件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突发性。突发性是突发事件的第一要素,因为当突发事件还未形成,整个事件处于量变的阶段中,还不为人们所了解,包括事件发生的事件、地点、影响程度都是在人们意料之外的,而当危机发生,原有正常格局被打破,使人感到很突然。

二是难以预料性。突发事件的发生是由于系统的稳定性和可控性遭到破坏,系统出现异常情况而发生的无秩序的意外情况。因此,人们很难根据以往经验做出准确的推测与判断。

三是后果严重。无论什么性质和规模的突发事件,都必然不同程度地给国家和社会造成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损失和破坏,会给社会带来生命、财产或精神上的巨大损失和损害。

四是需要紧急处理。突发事件所反映的问题极端重要,关系社会、组织或个人的安危,必须马上处理,而且要很好地处理。所以,对于突发事件的反应越快,反应决策越精确,突发事件所造成的损失就会越小。

二、突发事件处理中政府与社会沟通的必要性

(一)政府与社会的沟通是保障公民知情权的内在要求

在突发事件处理过程中,政府要保护公民的知情权,要及时将事件的起因、造成的后果等情况告知公民,就像阿尔蒙德描述的那样:民主政体里的公民是用“要求”的口吻来说话的,而政府官员必须回应公民的要求。

(二)政府与社会的沟通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共安全

突发事件发生后,政府要通过一定的渠道,向社会公布突发事件的情况,并告知政府已经在积极的处理应对中,以及公民应对的策略,消除社会恐慌,这样才能维护社会公共安全。

(三) 政府与社会的沟通有利于塑造政府良好形象

政府能否取信于民,需要有公开的承诺和实现承诺的行为。政府信用是社会信用体系的核心,也是获得民心、取得公众信任的前提。在突发事件面前,政府敢于公开突发事件的信息,主动借助社会,及时、真实地公开事实,让社会在传播事实的基础上进行正确的舆论引导,不仅有利于突发事件的解决,更有利于维护良好的政府形象,有利于提升政府的公信力。

三、我国地方政府与社会沟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 部分地方政府观念转变滞后

部分地方政府,具体表现在一些地方政府官员,由于受到传统思想束缚或者害怕承担责任,丢了乌纱帽,认为突发事件属于“机密”信息,不能向外透露,否则会引起社会骚乱,破坏社会秩序。实则不然,现代社会是信息社会,信息技术,互联网技术已经得到普及,加上传统的媒介作用,任何信息都不可能是停滞的,相反,政府越是想封堵信息传播,信息越是会以超出人们想象的速度飞快传播,最后的结果是小道消息,谣言四起,人们处在手足无措的恐慌状态下,社会安定秩序被极大破坏。

(二)相关制度不健全

涉及突发事件中政府与社会沟通的相关法律法规,我们只能发现相关的条款,却没有发现一套有关突发事件中政府与社会沟通的法律法规体系。而在仅有的相关条款中,我们也发现,条款的内容太过于笼统化,原则化,一定程度上讲根本没有实际的操作可行性,自然对于地方政府就没有任何约束力,社会公众和相关司法机关就没有相关依据监督、调查事件本身。

(三)相关权力机关缺位

在突发事件处理过程中,需要各相关机关积极履行职责,在法律法规授权的情况下积极采取措施,积极与社会公众沟通,有效解决突发事件所涉及的各方面的问题。而我国地方政府在应对突发事件过程中,通常情况下只有政府的相关部门出面,而与人民群众有密切联系,同时在法律法规上又有明确权限的人大却一直没有作为,这样人民群众的意见表达,就相对比较困难甚至被个别地方政府部门控制。

四、完善我国地方政府与社会沟通机制的建议

(一)完善相关法律建设

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相关的法律,并建立统一协调的信息公开法律体系是当前的大势所趋。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地方政府在于社会进行沟通方面有法可依,也才能保障突发事件的妥善处理。

(二)建立健全大众传媒介入沟通过程的良性机制

在突发事件中,媒体是把双刃剑。它既能充当“灭火器”,也可能是“助燃剂”,所以我们务必要建立良好的媒体介入沟通过程的良性机制,发挥媒体的积极作用,在地方政府与社会之间架起架起沟通桥梁。首先,要保护媒体在突发事件中的报道权利。一味的封锁消息,禁止媒体报道的做法已经被实践检验是失败的,这样的结果只会让谣言四起,小道消息四处传播,反而让谣言混淆视听,制造社会的恐惧感。采取合适的事件实情发布形式,让人民群众采取正确的心态和应对措施面对突发事件,才是应然之道。其次,合理引导媒体。地方政府需要充分重视媒体的负面效应,要做好牵引牵制,应对媒体的先天“劣根性”。加强对媒体行为的合法监管,引导媒体的行动,规范媒体活动的行为准则,对那些违反规则的媒体和新闻从业人员要运用法律手段进行制裁。

(三)相关职能部门要积极履行职责

突发事件发生时,需要地方政府与社会进行良好的沟通,而沟通的主体与形式不是一成不变的,要根据实际情况而灵活改变。不同的部门出面,会有不同的沟通的效果,以往的突发事件发生后,必须有更高级别的政府出面说明情况、组织调查才能得到人民群众信服。而代表人民利益,由人民亲自选举出,且拥有法律赋予权力的人大却一直处于缺位状态,这就导致人民群众在需要保护自身利益时候,没有代表民意的部门为其“挺身而出”。所以,人大等相关部门必须积极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责,在突发事件发生时、需要与人民群众进行沟通时积极作为,这样既保护了人民群众基本利益,又有利于突发事件的处理。

社会沟通 篇12

关键词：人际沟通,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稳定

人际沟通是组织行为学领域的一个重要概念。在人际沟通理论的视阈中, 思想政治教育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一种沟通行为。而在思想政治教育视阈下, 人际沟通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以语言符号为媒介所进行的思想信息和情感的双向交流与互动”。 (1) 强调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人际沟通, 就是强调思想政治教育要关注教育对象的真实性, 关注教育对象的现实生活, 大处着眼, 小处着手, 把思想政治工作做细做扎实。

人际沟通不仅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前提和有效途径, 而且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就是一个沟通过程。遗憾的是, 以往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忽视甚至抛弃了与教育对象之间的这种沟通, 使思想政治教育变成了文件、精神、指示的单向传达, 高高在上, 不关注教育对象现实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自然不会得到人民群众的接纳, 造成了基层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功能的虚位或缺位。中共中央在《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 要“发挥思想政治工作优势, 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 维护群众利益和社会稳定”。因此, 思想政治教育应充分挖掘人际沟通中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 扎实地做好基层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在维护社会稳定上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

1 思想政治教育充分利用人际沟通发挥社会稳定作用应坚持的原则

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 思想政治工作者应当树立一种沟通意识。思想政治教育充分利用人际沟通发挥社会稳定作用应坚持的原则, 同时也是对思想政治工作者提出的要求。无论是平等尊重、倾听理解, 还是立足于群众切身的利益需求, 其最本质的精神就是要坚持群众路线。

1.1 平等尊重原则

在人际沟通理论中, 沟通双方是主体间的关系, 是“我”和“你”的关系, 真正的沟通是以人格平等、互相尊重为基础的主体间的作用过程。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 教育者的引导作用不容怀疑。但是思想政治工作者应当充分尊重人民群众在沟通过程中的主体地位, 相信群众, 真诚地接近他们, 任何轻视教育对象的想法都是极其错误的。居高临下地理解自己的教育对象, 只会使思想政治工作者失去群众对自己的信任。因此, 平等是进行人际沟通的前提, 人际沟通视域下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在平等的基础上共同交流与探讨。思想政治工作者只有尊重群众, 带着对人民群众的真实情感工作, 才能消除对方的逆反心理和提防心态, 从而使进一步的实现思想上的相互信任和感情上的相互理解成为可能。

1.2 立足群众切身的利益需求

任何影响社会稳定的危机事件的背后, 利益诉求是最本质的动因。当前群众对自己的工作环境、生活待遇、民主权利等切身利益十分关心, 许多思想问题往往是由于这些实际问题得不到切实解决而衍生出来的。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人际沟通, 就是要求思想政治工作者在开展工作时, 要针对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及时进行思想引导和行为规范。关注群众的利益需求是思想政治教育人际沟通的着眼处和着力点, 只有立足于群众的切身利益需求, 思想政治工作者才会真正实现与群众现实生活的交融, 这种对话过程才是真实有效的, 此时的思想政治教育才是生动的、有生命力的。也只有立足于群众关心的现实问题,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才能针对人民群众在思想上的矛盾和情绪上的不满做好引导和协调, 解决思想问题, 及时化解矛盾和纠纷。

1.3 倾听理解原则

思想政治工作者在与人民群众进行沟通时, 必须确立倾听意识。倾听不仅仅是听, 同时包含着尊重、理解与思考, 是用心地“听”、用脑地“听”。在思想政治教育的人际沟通过程中, 不要回避群众的埋怨, 在一定意义上讲, 群众的满腹牢骚比心平气和更有利于思想政治工作者把握问题的症结, 也就是在这种时候, 能够很好地发现对方的真实想法。因为在情绪激动的时候, 人们往往会忘记掩饰自己, 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同时在抱怨和不满中往往有很多合理化的建议和宝贵的意见, 而这些都是在风平浪静的时候对方所不愿意表达出来的。所以故意回避矛盾, 害怕群众发牢骚的态度是不可取的。倾听是发现问题的途径, 思想政治工作者只有俯下身去接触群众, 与群众沟通, 才能掌握第一手的教育资料。要给群众一个表达的机会, 在倾听群众对特定问题的看法的过程中, 注意抓住细节, 找准矛盾, 把握教育对象的思想动态, 及时发现问题并加以引导。

2 思想政治教育充分利用人际沟通发挥社会稳定功能的作用方式

思想政治工作者可以充分利用人际沟通实现对群众的心理调适、情绪调控以及人际关系协调, 营造积极向上的社会氛围与和谐的生活环境, 从而直接或间接作用于社会稳定。

2.1 心理调适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通过人际沟通消除部分社会成员的心理障碍, 塑造人民群众健康的社会政治心理, 对于最大限度地增进团结、减少矛盾和冲突具有重大的意义。

首先, 思想政治工作者可以充分利用人际沟通引导群众调整心态, 提高对环境的适应能力。目前我国的改革进一步深化, 由于社会转型导致一部分社会成员产生各种困惑、迷惘、不安等心理状态。这就要求思想政治工作者把工作做在平时, 通过经常性地与群众沟通, 引导群众正确地看待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 帮助人民群众平和心态, 理智地看待社会变化并积极地适应这种变化, 提高社会适应能力。

其次, 思想政治工作者可以充分利用人际沟通帮助群众辩证地看待社会问题, 纠正认知偏差。在社会转型期必然会出现各种社会问题, 尤其是那些与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 如果群众不能正确地加以认识, 极易产生认知偏差和行为偏向。思想政治工作者可以通过人际沟通, 耐心细致地向群众讲解相关政策, 引导群众科学地分析各种社会问题, 克服个体的认识和行为偏差, 使群众增强对现有政策、规章、制度的认同, 从而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确保社会的稳定。

2.2 情绪调控

发挥人际沟通的情绪调控功能, 就是要给群众一个表达的机会, 为群众提供一个合理合法的宣泄情绪的通道, 使人们能够诉说并释放不满, 排解情绪, 从而缓冲思想和情绪压力, 减轻因不满情绪而引发的社会震动。在改革过程中, 一部分群体由于在经济、政治、权力资源占有上处于弱势而逐渐被边缘化, 由此产生的被剥夺感和挫败感极易引起其对社会的不满, 使之迁怒于改革。如果这种情绪蔓延, 极易激化矛盾, 导致群体性事件, 破坏社会的稳定。因此, 思想政治工作者应通过与群众面对面的沟通, 倾听群众内心的压力, 使其在倾诉的过程中宣泄感情, 释放能量, 减轻情绪上的跳跃。此外, 还应进行相应的心理安慰和心理开导, 真诚地理解群众, 使其获得心灵上的慰藉, 找到归属感。这种使群众发泄情绪并进而帮助群众稳定情绪的努力, 对于社会结构的稳定是十分有利的。

2.3 人际关系协调

人际沟通的过程不仅仅是思想信息的交流, 同时还有情感的互动, 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情感的升华正是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实效的保证。人际沟通使思想政治工作者和群众通过交往建立起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的情感基础, 通过谈心对话, 借助于民主的、说服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 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更贴近群众, 更能使群众信服, 增进思想政治工作者与群众之间关系的协调。除此之外, 思想政治工作者还可以充分利用人际沟通, 增进不同利益群体间的相互了解, 协调利益关系, 缩短彼此间的心理距离, 化解隔阂, 消解不同利益群体间的相互排斥和戒备心理, 避免因利益矛盾而产生的社会对立, 从而促进社会的和谐与政治的稳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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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娟, 涂爱荣.思想政治教育沟通理念的时代凸显[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2008 (2) .

[3]武雪婷.群体事件折射转型期社会情绪[J].人大复印资料, 2009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