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教育价值（精选12篇）
文学教育价值 篇1
文学经典具有普适性、无限可读性、内涵丰富性、开放性、原创性、跨越性等价值特征, 因此在教育中可以通过研读代表人类智慧的文化经典, 培养其健全人格, 开发其高度智力, 为受教育者的人文素质发展奠定坚实底子的一种高价值含量的教育。在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复杂、学科的发展越来越走向综合化的今天, 文学经典教育对人才培养和人文素质教育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一、文学经典教育锤炼“意志力”
意志力就是指能承受一定目的支配并能进行自我克服困难和自我控制的内在力量, 是一个人在行为上和心理上所表现出来的稳定性品格特征。良好的意志力主要包括独立性、自制性、坚韧性等。许多巨人之所以能够取得那么大的成就, 大都取决于他们有着顽强的“意志力”。文学是人学, 文学经典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作家奋斗的心路历程的精神呈现, 它反映了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奋斗史, 文学经典中蕴含着一个民族和国家, 为了生存与发展, 面对生死存亡的困境所表现出的锲而不舍、坚韧不拔的意志。也表现了作家本人在遭遇困难与挫折时, 为理想奋斗的过程中, 所表现出来的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与不达目标决不罢休的奋斗精神。文学经典教育就是要通过作品媒介把学生与作家联系起来, 让学生能够与伟人进行心灵上的交流, 感受他们的人格魅力。例如读一读辛弃疾、陆游、苏轼等的作品。这些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豪放、旷达等态度。足以感染学生, 振奋他们的精神, 沸腾他们的血液, 大大增强战斗力和意志力。
二、文学经典教育建构“中国心”
通俗的说人文教育就是为了探索“人之所以为人”的教育, 它引导大家寻找自己人生的意义。人文教育是有国界的, 因为它涉及民族性, 它首先要从本民族、本国的发展需要出发, 来培养能够为本国社会和本民族的发展服务的各种人才。此类教育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那就是要求都要有一颗强烈与赤诚的爱国心。文学经典是一个民族经过成百上千年文明发展的智慧结晶, 是一个国家生存发展的精神财富和动力之源。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文学经典完整地记录了它的奋斗历史, 反映了它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民族精神和处事方法等。所以, 我们所进行的以文学经典研文教育, 就是给我们所要培养的人才安装一颗“中国心”的教育。有了这张民族标签, 就可以激发高度的爱国情怀, 产生强烈的国家意识、民族文化认同意识和责任意识。而现今, 由于我们在人文素质教育上的疏忽, 安装‘中国心’的工作不到位, 致使我们大批量的人才在留学国外后, 就不再回归自己祖国的怀抱。这也许是我们先前弱化人文教育和民族文学经典教育所要付出的必然代价。接下来如不及时改变这一局面, 将会继续加剧我们的人才流失, 将使我国在世界激烈的人才争夺中, 处于被动地位。如果从这一视角来看, 文学经典教育不仅是一个简单的陶冶情操的问题, 它直接涉及到国家的核心竞争力。
三、文学经典教育培养“审美力”
我们培养人才, 不仅要有高深的专业知识水平, 同时也要有高雅的艺术审美能力。人的生活除了世俗的物质生活, 还有高雅的精神生活。高雅的审美能力是保持旺盛的创造力的因素, 高雅的精神生活需要审美能力的支持。审美能力直接影响到精神生活的质量。文学经典的审美价值表现在, 通过意象与情景的营造。能够发展任的感知力和想象力, 怡养性情。审美是“一种无利害的和自由的愉悦”指人与自然和社会形成一种无功利的和形象的关系状态。审美价值是文学经典的基本价值之一, 也是一部文学作品经典化的要素之一。鲁迅在20世纪之初接受西方文学观念后曾指出:‘由纯文学上言之, 则以一切美术之本质, 皆在使观听
之人, 为之兴感怡悦’英国视觉艺术评论家克莱夫·贝尔提出:‘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关乎于‘意味’我们认为文学经典的审美价值首先表现在它所表现的情意蕴藉, 意味深长, 可以引起经久的情感感动。在作品中情感如风帆一样被激动起来, 变得敏感、复杂。从而回归心灵的自由、纯净和旷达, 实现了对文学经典的审美接受。文学经典中生动的人物形象、丰富的联想、深刻的哲理, 能引起学生愉悦、轻松、超脱、悲哀等情感各种反应, 得到极大的精神满足和审美享受。文学经典教育能够培养学生较强的审美力, 引导学生由感官的快乐上升到精神的愉悦。
四、文学经典教育培养“创造力”
由于文学经典大都是原创的作品, 它本身就含有大量创新元素。是作家独自创造性思维活动与创新的产物, 是民族文化创新与发展的根基和源头。思维力是人们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良好的思维是一个人具有高智力和创造力的核心素质。文学经典教育是培养人才创造力的教育, 它对于人才的培养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文学经典作品的作家的形象思维天马行空, 在读这些文学作品的时候想象力也是天马行空。文学经典教育能促进学生的想象力, 而想象力是有助于发展学生创造性思维的。现代科学研究表明, 一般人的想象功能只动用到50%, 还有比较大的开发潜力。文学经典是想象和创造力作用的结果, 例如一些经典的古典神话和传说、《聊斋志异》、《庄子》、《孟子》、《老子》、古典诗词等文学经典作品都是一些想象力极高的作品。无论是作家的创作、读者的阅读还是文学经典的教育, 都始终离不开想象力。离开了想象, 文学经典教育、文学阅读及创作都无法进行。所以, 文学经典教育, 实质上是对人才进行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的教育。
总之, 教育的目的是培植道德、通晓人性、涵养心性、增长爱国心、表现国民性和塑造有文化教养的人, 文学经典的教育是点燃人类高贵精神的火种, 是维系人类历史文化的命脉。
参考文献
[1]赵彦敏:《浅谈文学经典阅读》, 《作家》, 2010 (8) :142。
[2]李洪义:《文学经典阅读与大学生审美教育》, 《衡水学院学报》, 2009 (2) :124。
[3]张明珠《浅谈文学经典阅读对素质教育的作用》, 《读与写》, 2009 (11) :133。
文学教育价值 篇2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305篇，笙诗六篇，有目无辞。《诗经》共分风、雅、颂三大部分。《诗经》内容丰富，反映了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方方面面，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诗经》的文学价值主要表现为它的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从思想内容上看；
首先，诗经是反映生产劳动和恋爱婚姻的诗篇。《诗经》的民歌作者是劳动人民，因此他们的作品要描写从事田猎、畜牧和农业生产的劳动情景，如《周南·芣苢》《魏风·十亩之间》《小雅·大田》。而《诗经》中的爱情诗，多方面的反映了男女恋爱生活中的场景和心理描写，也反映了围绕恋爱婚姻问题而产生的各种社会矛盾，如《周南·关雎》《邶风·静女》《郑风·溱洧》。一对热恋中的情侣，有相会时的欢乐和幸福，也有分离时的痛苦和不安，如《王风·采葛》《秦风·蒹葭》。青年男女正当的恋爱生活，在剥削阶级的社会里，常常遭到礼教的束缚和干预，如《郑风·将仲子》《鄘风·柏舟》。《诗经》民歌中还有一些弃妇诗，反映妇女被丈夫欺凌和遗弃的悲剧，写出婚姻生活的现实。如《卫风·氓》《邶风·谷风》。
其次，反映征战，徭役，社会黑暗和离乱的诗篇；如《齐风·东方未明》，《小雅·何草不黄》等，写出了战争与徭役给人民带来的痛苦，这种痛苦还表现在思妇诗中，写出了妻子对出征丈夫的思念，如《卫风·伯兮》，《王风·君子于役》。战争具有两种不同的性质，对抵御外族入侵的正义战争，人民总是全力支持的，甚至不惜做出巨大的自我牺牲，如《秦风·无衣》《鄘风·载驰》。
再次，反映阶级压迫、剥削和社会不公。如《豳风》中的《七月》、《魏风》中的《伐檀》《硕鼠》。这部分诗歌或揭露当时政治腐朽、黑暗，或讽刺统治者的丑恶行为、肮脏的灵魂，如《邶风•新台》，《齐风》中的《南山》《载驱》等。“国风”中还有一些暴露统治阶级残酷行为的诗篇，如《秦风•黄鸟》。
最后，歌颂祖先创业的史诗和古老的祭歌。《诗经》中的一组古老的史诗，它用简朴的语言记载了周人发祥和创业的历史，歌颂了周民族在黄河流域开垦土地、建立家园的光辉事迹，如《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尊天敬祖的宗教性祭歌，大都是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和祭神的乐歌，大部分保存在“三颂”中。这些颂歌，虽然表面上堂皇庄严，音调铿锵响亮，但是内容空虚肤浅，形式呆板单调。
从艺术成就上看； 首先，《诗经》表现出的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被后人概括为“风雅”精神，直接影响了后世诗人的创作。其“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创作精神，启发和推动了后世作家密切关注现实、国家命运和民生疾苦，如汉乐府诗缘事而发的特点，建安诗人的慷慨之音，都是这种精神的直接继承，后世诗人往往倡导“风雅”精神，来进行文学革新。
其次，赋、比、兴的艺术表现手法为后世文学的创作提供了成功的艺术借鉴。《诗经》所创立的比兴手法，经过后世发展，成为我国古代诗歌独有的民族文化传统。《诗经》中仅作为诗歌起头协调音韵，唤起情绪的兴，在后代诗歌中仍有表现。《诗经》中触物动情，运用形象思维的比兴，塑造鲜明的艺术形象，构成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诗经》中的形象、意境等也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最后，它开创了中国诗歌的现实主义优良传统，确立了民间文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诗经》中的诗歌绝大部分是民歌，朴素清新，生动活泼，和谐自然，给后世文人学习民间文学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从文学史发展看，一种新的文学样式，常常是先从民间孕育，然后由文人予以加工发展，历代一些有成就的作家，也多是通过向民间文学学习，丰富自己的创作。向民间文学学习，这是我国文学发展历史的优良传统。
文学教育价值 篇3
关键词： 儿童文学 小学语文教育 价值 作用
1.引言
儿童文学是专门为少年儿童创作的文学作品，要求符合儿童心理特征和审美需求，通俗易懂，生动活泼，内容简单，充满趣味和故事性。儿童文学与小学语文有着天然的联系，儿童文学的读者对象和接受小学语文教学的学生属于同一人群，儿童文学中所包含的情感態度、价值观与语文教育的目的也是一致的。儿童文学是语文教育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学生的语文素养能否得到提高，关键在于儿童文学学习效果的强弱。儿童文学与小学语文教育有一种必然的联系，应该成为小学语文教育的重要内容。
2.儿童文学在小学语文中的现状
2.1儿童文学与小学语文的关系
语文素养的形成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相当程度上来自文学的熏陶。儿童文学的语言浅近生动、主题单一明朗、富于故事性和趣味性、教育性深受儿童欢迎，小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学会了做人的道理，同时积累了词汇量，阅读理解能力得到了提高，这也是语文学习的要求：语文课程为儿童文学提供了平台，除了作为课外读物外，也变成了主修课程，学生接触文学作品的机会增多了，因此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2.2儿童文学在语文教学中的现状
虽然儿童文学在小学语文教育中具有重要地位，但是存在很多问题。从教师方面来看，一方面，成年人对儿童文学内涵的理解很深奥，另一方面，教师的资质良莠不齐，专业知识的掌握程度各不相同。一些小学语文教师对儿童文学的解读存在一定的误区，还有一些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无法很好地应用和发挥儿童文学在小学语文中的作用，不能合理地把儿童文学融入到语文教学中。从学生家长的角度来看，一些家长认为儿童文学是对语文学习有益的拓展阅读，可以丰富学生的文学积累，积极鼓励学生进行课外阅读，还有一些家长认为儿童文学会分散学生用在语文学习的时间，而且教育性不强，对学生没有多大帮助。虽然教学改革已经把儿童文学引入小学语文，但是依然沿用传统的教学方法，教师授课，学生听课，缺乏主动学习的热情，无法取得良好的学习效果。
3.儿童文学在小学语文中的作用和价值
3.1儿童文学是语文课程开展源泉
儿童文学是一门关于语言的艺术，是儿童在精神生命中最早接触的文字，有利于培养语文素养、语言感悟能力。因此，首先，要想将小学语文建设成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课程，利用儿童文学资源就显得非常重要；其次，儿童文学符合儿童的心理特点和理解能力，可以潜移默化地影响小学生的思维和想象力，是语文课程需要的教学资源；最后，儿童文学传播真、善、美，对于学生的情感态度、三观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因此，开发和利用儿童文学资源是强化语文课堂效果的重要手段。
3.2儿童文学在小学语文中的地位
儿童文学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地位表现在方方面面，儿童文学是贴近小学生思维的文字模式，教师可以通过研究儿童文学，体验儿童所处的思维环境，了解学生的想法和心理、性格、兴趣爱好等许多特质，根据这些特质制订合理的教学方案，指导学生学习，使学生在学习中体会到快乐。小学语文的教学与儿童文学相辅相成，教师研究儿童文学并把它运用到日常的教学实践中，可以获得儿童的肯定，增加对教师的喜爱，拉近彼此的关系，做到因材施教，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儿童文学对教师的影响除了教学方面外，还可以让教师保持童心，发现世界美好的一面，把自己融入到儿童中，彼此更加融洽。
儿童文学对儿童而言更有意义，儿童文学语言简洁，图画鲜明，视觉感受性强，反映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具有逻辑性、形象性，可以提高儿童对世界的认知能力、审美能力，儿童通过阅读文学作品从中可以领悟人生，了解社会，其中关于美好事物的歌颂可以促使学生向优秀的人学习，培养儿童积极、阳光、乐观的性格，净化心灵。还有很多教育功能，文字和图画的搭配帮助儿童培养发散性思维能力，在阅读中展开联想和想象。
儿童文学具有趣味性和可读性，符合小学生的心理特点和兴趣爱好，是小学语文教材的重要组成部分，教材中的很多文章都出自儿童文学。这些作品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励学生完成作业，提高学生阅读能力，使教学工作顺利进行。儿童文学在课外延伸阅读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电影、电视对儿童的影响，开阔学生视野，拓宽文化知识面。
4.结语
儿童文学作为最贴近儿童思维、想象和理解能力的文字形式，在小学语文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表现在对教师的指导作用，对教材的完善作用，对小学生的教育作用，其价值不可估量。
参考文献：
[1]朱晓利.多一份自由，多一种想象——浅析小学语文课外阅读.青年文学家，2011，24.
建构心智:文学教育的终极价值 篇4
“教育, 不能没有虔诚之心, 否则最多只是一种劝学的态度, 对终极价值和绝对真理的虔诚是一切教育的本质, 缺少对‘绝对’的热情, 人就不能生存, 或者人就活得不像一个人, 一切就变得没有意义。”[1]这是雅斯贝尔斯著作《什么是教育》中的名言。那么教育的终级价值是什么?雅斯贝尔斯自己说得好:“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 而非理性知识的堆积。”[2]美国当代教育家本杰明在他《教育的视界:未来学家建议些什么》一文中的“完人教育”一节中也说:“我们必须集中发展个人健康的心智、身体以及情感。”[3]教育就是“立人”, “立人要从‘心’开始。”[4]这是美籍华人柯领在《追问教育的本质》一书中的重要观点, 也是对这一问题的最好回答。那么作为语文教育中的文学教育的终极价值又是什么?从建构主义理论来看, 我们认为中学语文教学就是要建构文学教育中的心智系统, 实现培养具有审美的和谐发展而有创造能力的人。“教育的意义正是通过那些使他品尝到了智力快乐和心灵愉悦的学习, 把人引导到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心智生活之中。”[5] (周国平《教育引导人类的心智生活》) “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培养心智体格健全的人!而健全的人格离开了人文教育, 是不可设想的!”[6] (黄玉峰《教学生活得像个“人”———我的大语文教学》) 特级教师陈日亮在《我即语文》一书中也指出:“语文是重在心智体验和技能经验的学科。”[7]又说语文是一门心灵的学科, “语文应该成为学生内心体验的源泉, 课堂上要有情感生活, 有心智的活动, 语文教学如果不能让学生凭借语言的通灵、感悟、移情、益趣, 那就是失败了的教学”。[8]
文学是人学, 表现人性、人道、人权和人生, 表现人对大自然的认识和感情。文学给中学生打开了认识人生和自然的天地, 展示鉴赏真、善、美的审美领域, 创设了陶冶情操、完善人性的艺术环境。文学教育正是一种指向人心、人情、人性的特殊的渗透活动, 引导学生、调动学生的经验去对作品作个性化的解读, 去感受感悟作品, 打开认识人生、自然和社会的天地, 展示鉴赏真、善、美领域, 创设陶冶情操, 开启心智的活动, 是语文人文性所决定的。
建构心智, 这是教育的本质与教育的最高价值。《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 (实验稿) 》在“课程的基本理念”中指出:“语文课程还应通过优秀文化的熏陶感染, 促进学生和谐发展, 使他们提高道德修养和审美情趣, 逐步形成良好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9]在课程10点“总目标与内容”中的前4点明确强调人文教育的内涵:
(1) 在语文学习过程中, 培养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和健康的审美情趣, 发展个性, 培养创新精神和合作精神, 逐步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
(2) 认识中华文化的丰厚博大, 汲取民族文化智慧。关心当代文化生活, 尊重多样文化, 吸收人类优秀文化的营养, 提高文化品位。
(3) 培育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的情感, 增强学习语文的自信心, 养成良好的语文学习习惯, 初步掌握学习语文的基本方法。
(4) 在发展语言能力的同时, 发展思维能力, 学习科学的思想方法, 逐步养成实事求是、崇尚真知的科学态度。
从课程标准目标内容看, “道德”“审美”“智慧”“情感”“思维”这些教育要素也正是心智建构的需求。文学教育应该培养精神高贵的人, 应该让学生拥有正义、仁慈的精神底色, 崇尚美德, 修身养性, 有责任, 有教养, 以高贵的精神赢得社会地位。
文学教育的终极价值是培养人的心智, 中学语文教学要把人的心智的建构放到核心、灵魂与本体的地位, 它是教育的终级价值。心智是埋在地下的精神基础, 是人走向富有素养的精神土壤, 它能唤醒学生的自我意识, 为个人灌注有品味的精神生活, 能造就出富有心性和智能的充满活力的个体。
二.文学教育的内涵指向:心性、智能
心智系统的建构就是通过文学教育来完成学生的心性结构和智能结构。心性结构主要包括理性、德性和诗性, 也就是人的真、善、美。智能结构主要包括知识、思维和智慧。用公式表示如下:
心性结构=理性+德性+诗性
智能结构=知识+思维+智慧
心性结构中三个元素都是指向人的价值观的, 所以最终核心是价值观, 价值观的定型也就伴随着人的心性结构的定型。智能结构中的核心我们认为是思维方式, 知识是思维的基础, 智慧是思维的外在体现, 也可以这样说, 思维方式的定型就伴随着智能结构的定型。
文学教育不但要育心, 还要培智, 既要培养高尚的人格, 还要开启智慧。正如布鲁纳所强调的:教育不仅要培养成绩优异的学生, 而且还要在学生原有的经验基础上帮助他们获得最好的心智的发展。
理性。“千教万教教人求真, 千学万学学做真人。”作为文学教育要从求“真”开始, 帮助学生判断是非, 揭示规律, 追寻真理。对真理性知识的认识和掌握, 构成价值生命中的“真”的第一要义。真的教育教人求真, 它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求真精神即科学精神的培养, 二是求真的方法的教育, 二者是紧密相连的, 缺一就不可能求真。科学精神不仅包括对科学探索的热情和勇气, 而且包括对已有文化知识的批判和存疑的态度, 以及对真理的献身精神和捍卫真理的精神。求真的方法的教育, 是指教人掌握探索真理的方法、技能, 培养学生的创造性。作为文学教育同样如此。就是要借助文学教育培养爱思考、会思考的讲理性的人, 才能成为科学的创造者, 而不是文化知识的传声筒。
德性。教育就是要培养具有完美德性的人。“德者事业之基, 未有基不固而栋宇坚久者。心者后裔之根, 未有根不植而枝叶荣茂者。”[10] (明洪应明《菜根谭》) 如同盖房子一样, 道德修养是一个人事业的基本, 基础不牢, 房屋就不可能坚固。道德修养不够, 一个人的事业也就不可能兴旺。就像大树生长一样, 一个人的心性是其子孙继承的根本, 根本不植, 大树不会繁茂, 心性不修, 其子孙也不会繁荣。人类的善就应该是心灵合乎德行的活动, 善就是指人的行为及其结果合乎社会的正当性, 合乎社会的规范性。从广义上讲, 善的教育是一种人性的教育, 人性反映了人内心深层的灵魂。人是一个世俗的存在物, 但不能没有灵魂, 正如耶稣基督所说的, 人, 如果失去灵魂, 即使得到全世界, 又能如何呢?人文教育以道德教育为基础, 从根本上唤醒人对在世意义的反思, 唤醒人对真善美的内在追求。文学教育在新课程中具有重大的意义, 在现行的教材体系中, 有相当一部分的文学作品, 分别对学生的情感, 精神, 修养方面进行了熏陶。语文教师在教学实践活动中, 应当培养学生有美好的追求, 用最好的最优美的文字来感染教育学生。通过指导学生的道德价值选择, 培养学生的道德认识、道德情感和道德判断能力, 并具有相应的社会责任感, 这样培养的道德主体具有自律的、超越的道德人格。读有文味的书, 读能够有传承性与开创性的, 对未来能够起支撑与铺垫的书。在教学中, 我们应把宏扬正气, 倡导骨气, 培养志气的气息传递给学生, 培养学生崇高的精神, 体现新时代对青少年应有的思想道德品质方面的要求。
诗性。伟大的俄罗斯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是一个真正的教育美学大师, 是一个把美渗透进教育全过程并且结出丰硕果实的教育大师。他认为美具有“浸润心灵, 滋养心灵, 美化心灵与诗化心灵”[11]的巨大功能。他说:“美是一种心灵的体操———它使我们精神正直, 良心纯洁, 情感和信念端正。”他还说:“我一千次地确信:没有一条富有诗意的、感情和审美的清泉, 就不可能有学生全面的发展。”[12]“不仅应该成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而且应该成为发挥每个人身上具有独特的人性美的能工巧匠。”[13]重视学生的个性, 了解学生的个性并加以适当引导, 不仅是教师自身创造性劳动的有机组成部分。
文学教育中的美的教育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审美的教育, 二是立美的教育。审美就是对人类自由本质力量的欣赏, 欣赏需要一个正确的审美观和一个鉴赏能力的问题。因此, 审美的教育就是培养学生正确的审美观, 使他们具有感受美和鉴赏美的能力。审美观就产生于人的心灵对于自由的渴望, 审美观的培养和教育就是人格自由的唤醒, 唤起人对自由的追求。立美的教育, 就是创造美的教育, 就是要教养学生的创造美的能力。美的教育应该是审美教育和立美教育的统一, 但美的教育的根本还是引导学生按照美的原则去创造美。所以, 美育应该是培养学生的审美意识、引导他们感受美、发现美和创造美, 把他们培养成为热爱美、欣赏美、创造美的主体。
文学教育的真正价值和意义不在于健康的身体、而在于健全学生的心智。真善美作为人的价值生命中的三种成分, 共同构建了学生的健全心智。完美学生心智中真善美的统一, 决定了理性的教育、德性的教育和诗性的教育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融合。所以, 理想的文学教育应该是几育之间的圆融, 犹如金字塔之有三面, 而非鼎之有三足。
知识。建构知识体系是文学教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掌握知识是语文教学的工具性的要求, 更是思维的基础。知识是人类经验的符号化体系。柯领在《追问教育本质》中从功能上把人类知识划分为塑造我们灵魂的知识 (价值形态的知识, 如哲学、文学、道德等) 、放大我们手脚的知识 (工具形态有知识, 如科学、技术、工艺技能等) 、扩展我们视野的知识 (事实形态的知识, 如历史地理、风土民俗等) 。[14]人文是立人之本, 知识技能是立人之术, 二者合一, 才能造就出抱持价值观与充满创造活力的个体。中学文学教育实际上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文学发展史、文学理论、文学作品对学生进行文学发展史方面的教育, 二是文学理论方面的教学, 三是文学作品阅读与鉴赏方面的教学。其中第一、二方面的教学应属于认知教育。只有第三个方面的教学才是属于审美教育。新课程标准认为文学教育的核心是对学生进行文学鉴赏能力的培养, 然而实现这一目标, 学生有限的文学知识是难以承担这一任务的, 因而只有具备了文学发展史、文学理论方面的“放大我们手脚知识”和“扩展我们视野的知识”的基础, 才能更好地实现文学作品阅读与鉴赏的“塑造我们灵魂的知识”的教育。
思维。高中语文新课程标准明确指出:“在发展语言能力的同时, 发展思维能力, 学习科学的思想方法, 逐步养成实事求是、崇尚真知的科学态度。”[15]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 就是要培养学生一种富有个性的思维方式。思维方式是一种接受信息、组织信息与传播信息的加式方式, 是由知识与能力内化而形成的一种个性化的思维模式。文学教育的过程就是一个思维过程。中学教材中诸多经典作品, 都富有哲理思辨性, 教师要通过有效的问题设计潜移默化地将这些思维方法传授给学生, 使他们增长智慧, 丰富头脑, 逐渐形成并建立自己的辨证思维方式, 掌握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从而建立起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
智慧。加里宁说, 铸造人的心灵, 启迪人的心智, 使之高尚而富有智慧。智慧指人们解决实际问题的综合素养, 文学教育的最高境界就是培养出智慧的学生。文学教育中要着力建构智慧的课堂, 用作品中鲜活智慧事例、民族文化智慧以及教师的教学智慧, 实现开放民主、活泼灵动、扎实高效、彰显智慧的语文课堂教学, 把知识课堂变成智慧课堂, 为师生智慧的共生和发展而教学, 追求人生幸福的教学境界。
三.文学教育的行为实践:价值引领与自我建构
文学教育的过程是价值引领和自主构建相结合的过程。
(一) 自我建构。
心智的提升必须转换角度, 即从社会视角转向个体视角, 从社会外部要求转向为学生成长的内在需求。心智建构强调的是自化, 不是教化, 是心性的自觉自悟, 自爱自立, 是成为自己、表达自己, 而不是成为其它, 重在发明本心、发现良知, 让自性光明照亮自己, 如此才是启迪智慧。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站在人本主义心理学立场, 提出了自我实现是人的最高的需要。自我实现也即“完美人性的形成”、“人的潜能的充分发展”、“人的能力的全域发展”。马斯洛的“自我实现”, 就是要让人性、潜能、能力都要得到充分的释放与发挥。优秀的语文课当以语言的感悟为凭借促成学生心智的自主发展。
1. 学科知识的自主建构。
学科知识虽有教师教授, 但更多的是自主建构。中学语文学科的语言知识, 尤其是文学知识、文化知识, 比较分散零乱, 缺少系统性, 更需要学生依据一定体系进行有序的建构, 就像魏书生老师的“知识树”那样, 使其形成知识网, 不仅增强知识的储备, 也便于知识的调配使用。
2. 情感体验的自觉参与。
苏格拉底说, 教育者的这种地位犹如产婆。产婆也者, 再辛苦, 也只是助产, 而不是自己生产。心智语文强调人的心理结构更多的是自己对作品的习得感悟, 在自己的潜移默化中产生。正如郭思乐教授所说, 作为语文学习, “每个学生在书中相关的那一节都是主角。那里, 有他们自己的肖像, 有他们的活动和感悟, 有他们展现思想的窗口。而当他们自己去发现的时候, 知识变得有‘个人意义’了”。[16]他的知识拥有了个性, 拥有了他自己所赋予的生命。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说, 这样的知识是“心血浸养”的和“联系着神经和血脉”的。这样通过自己的感悟, 他们的潜能奔涌而来, 他们的心智得以提升, 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加强了。学生是欣赏文学作品的主体, 让学生在阅读欣赏文学作品时产生情感体验是教学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北大文艺理论学者钱理群对文学的育人价值有过亲切的体验与深刻的阐释:“我认为文学教育的基本任务就是唤起人对未知世界的一种向往。这是一种本能。我们的文学教育就应该唤起人的这样的一种想像力, 一种探索的热情, 或者说是一种浪漫主义精神。应该说, 我们很多人都有这个体验。我回想起来, 在我的青少年时代, 对我影响最大的, 至今还成为我做人的基本信念的是一篇童话, 就是安徒生的《海的女儿》。这篇童话所表现的对人的信念, 对美好东西的信念, 还有为了这个信念不惜献出一切的精神, 都深深在影响了我, 直到今天还在影响我, 这其中就包含着一种浪漫主义精神。我觉得这种影响对一个人非常重要, 也是一个人的精神的底子。”[17]
3. 对话交流的心里交融。
高中语文新课程标准指出:“阅读教学是学生、教师、教科书编者、文本之间的多重对话, 是思想碰撞和心灵交流的动态过程。阅读中的对话与交流, 应指向每一个学生的个体阅读。”[18]文学教育中真正的“对话与交流”体现的是对话主体间的视界的融合、精神的相遇、理性的碰撞和情感的交流, 是对话主体各自向对方的“精神敞开”和“彼此接纳”, 是唤起学生来自生活的感受和体验。文本是作者生命运动的结果, 是作者价值观、生命观、审美观的体现, 生命的价值是多方面的, 它综合地包含在文本中。真正的阅读是与文本作者进行精神的对话与心灵的交流。如学习泰戈尔小说《素芭》的结尾, 好多学生读后都认为素芭从此过上了幸福生活。但一旦与作者的经历相结合, 不难明白, 泰戈尔是要通过人们的冷漠来使悲剧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泰戈尔越是把素芭刻画得至美至善, 但这样一个如清水般明净的女孩子却不能摆脱被抛弃的悲剧命运, 悲剧色彩越是浓重。学生由此认识到, “这次”是又一次, 含蓄地写她的丈夫抛弃了她, 另娶新娘, 写得轻松却沉重无比。因此, 文学作品的阅读教学, 学生要学会作者对话, 学生如果能平静地倾听文字的叙述, 倾听作者的叙述, 那么认识和感悟就自然地在心里滋长。
(二) 价值引领。“教师的智慧不应当用于压制, 而应当用于引路和照路。”[19]价值引领主要表现
在自然价值、社会价值和生命价值的引领上。引领学生感受自然, 亲近自然, 领略大自然的多姿多彩;引领学生关注社会, 融入社会, 丰富社会生活的经验;引领学生感悟生命, 体会价值, 理解人生的意义。
1. 挖掘人文教育的因素, 开启学生的心智。
在文学阅读课中优选经典作品给学生, 就是走近先哲时贤, 用作品中健康高尚的心灵世界去影响和优化学生的心智结构。经典作品于教学过程而言, 体现为具有审美鉴赏价值的经典篇章的积累过程, 即文学文化素质的积淀, 审美能力、表达能力的提升。那些历经时间磨洗而流传下来的文学文化典籍, 其篇章内涵的解读、涵泳和背诵, 是语文的重头戏。语文教学的落脚处, 正在于储存这些文质兼美的篇章, 同时在于完成涵泳揣摩这个以言显意的过程, 提升文学审美鉴赏能力, 提高以言达意的水平。语文阅读如果不顾心智开发, 特别是思维训练、文化教养和精神世界的培育, 孤立地传授书本知识, 那就失去文学教育的终极价值。
2. 找准课本语言的“据点”, 点染学生的心智。
“童话让小孩子心中充满光明, 明辨善恶, 懂得真诚是好的, 同情是好的, 助人是好的———多少使人能够在生活中成为一个心智健康的人吧。”[20]文学教育应该帮助学生实现内在的“心”的成长。苏霍姆林斯基说:“其实在每一个孩子心灵最隐蔽处的一角, 都有一根独特的琴弦。拨动它就会发出特有的音响, 要想使孩子的心同我讲的话发生共鸣, 那么我必须同孩子的心弦对准音调。”[21]浙江张悦老师在执教《长亭送别》时, 就抓住了[端正好][朝天子][耍孩儿][四煞]这四支曲子, 以“泪”这一语言意象为据点, 与学生一起齐读、领读、演读、唱读, 亲近文本, 涵泳作品深处传送出来的复杂丰富的情感, 使课堂始终洋溢着人文意蕴, 让学生浸润到其中的情感世界, 从而获得真切的人文教育和心智的启迪。[22]
3. 设置有负荷的思维活动, 激发学生的心智。
教学过程就是一个思维过程, 在文学教育活动中, 教师要善于设计有一定思考质量的问题, 或者让学生自己生成出一些问题, 用以引领学生走进文本、走近作者、走近编者, 品读玩味, 探究出作品的深刻而丰富的意蕴。如学习杨绛的《老王》就抓住文中“那是一个幸运者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这句话作为主问题来引导学生结合文本、结合作者进行思考。就“愧怍”一词, 学生就能结合文本内容和作者处境, 反复加以研读, 挖掘出作者“愧怍”是因为太看重金钱、关心老王不够、欠平等之心、报恩情已晚的多种内涵。这一问题的提出不但大大地激发学生参与意识和思维力度, 也拓宽了作品内涵的宽度和厚度。
4. 提高教师的文学素养, 濡染学生的心智。
雅思贝尔斯说:“真正的教育是用一棵树来摇动另一棵树, 用一朵云去推动另一朵云, 用一个灵魂去唤醒另一个灵魂。”[23]作为一个语文教师应该尽可能地在你的课堂教学中有那么一种人文关怀, 尽可能地让学生觉得坐在课堂上也有心灵的启迪, 也有思维的伸张, 也有智慧的飞扬, 能使他们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心智的发展。教师应当提高自身的阅读素养, 拓宽阅读视野, 以带动学生的阅读积极性。任何一种教育活动都要有教师来实行, 教师的素质决定教育的质量。教师对文本的解读不到位, 是中学语文文学教育的致命伤。要使文学教育真正回归文本, 教师首先要吃透文本, 做文本的知音。这就需要教师提高自身的文学作品的阅读素质。比如《雷雨》教学, 很多教师往往从剧情、矛盾冲突、人物性格、潜台词等通常的途径入手, 但有教师从洋火、衬衣、照片、钱等道具入手进行解读, 也有的教师抓住“我们”“他们”“我”“你”等称代的变化进行解读, 更有的教师抓住鲁侍萍对周朴园称呼的变化进行解读, 途径各不相同, 但都获得了理想的效果。可见, 教师要提高自身的文学积淀与素养, 应当大量阅读文学作品, 通过阅读, 充盈自己的思想, 以自身的博学多识、人格魅力去启迪学生的心智。
5. 遵循课标评价标准, 拓宽学生的心智。
对文学教育的多样性的评价也可以使学生充满阅读热情, 激发学生积极参与。语文课程标准提倡个性化阅读, 倡导多元解读。《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 (实验稿) 》指出“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 不应以教师的分析来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要珍惜学生独特的感受、体验和理解。”[24]《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 (实验稿) 》也指出:“阅读中的对话和交流, 应指向每一个学生的个体阅读”, “充分关注阅读态度的主动性、阅读需求的多样性、阅读心理的独特性, 尊重学生个人的见解”, “注意作品内涵的多义性和模糊性, 鼓励学生积极地、富有创意地建构文本意义”。[25]
文学教育的终极极价值就是把真、善、美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 通过语言的感悟和浸润逐渐内化为学生稳固的心智, 使学生成为一个人格健全和智能完备的现代人。正如王尚文在《佩上你的“通‘人’宝玉”———谈文学教育》中所说:“我们倡导文学教育!让人和文学的关系在教育的状态中发挥引导、点拨作用, 让人在文学中成为‘人’。”[26]
摘要：当下文学教育出现了功利化倾向, 被“窄化”的语文教学无法体现语文的“人文性”。文章从中外一些教育家的先进理论和新课程标准的具体要求中, 提出了建构心智是文学教育的终极价值的理念, 中学语文教学要把人的心智的建构放到核心、灵魂与本体的地位。文学教育中的心智建构, 主要是通过文学教育来完成学生的心性结构和智能结构。文学教育当在教师的价值引领下以语言的感悟为凭借促成学生心智的自主发展。
文学的价值和功能 篇5
这部分可能是教科书上或其它地方都不便谈的，但却是我们在创作中常常遇到或受到影响的，所以我觉得还是有探讨一下的必要。
按顺序这部分应该是放在前边谈的，算是个补充吧。
纯属个人浅见，算是抛砖引玉，提出来与大家交流和商榷。
大家知道，因为特殊的历史原因，我们的文学包括小说曾承载了或正在承载着许多它不该承载的功能，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我们许多作者作家的创作，包括创作的理念和实践。
当然影视作品也不例外。
至今我们还能常常从影视、文学书刊和我们杂志的来稿中看到这种影响的存在和延续。
简单来说，从电视上你会感到港台拍的电视剧和我们内地拍的电视剧有明显的不同，比如有些电视剧你看到里边有许多甚至全部的演员都是港台的，但你一眼就能看出这个剧本是内地人写的;而有的电视剧虽然看上去港台演员不多甚至没有，但我们一眼就能看出那编剧肯定是港台的或是由港台编剧动了大手术的。
为什么?因为不仅是风格，更有艺术理念上的明显不同，直接影响到了这部电视剧的艺术效果和我们的感受。
文学教育价值 篇6
关键词：《中国姑娘》 创作背景 体育报告文学 价值
鲁光于1981年中国女排首次夺冠之前，发表了体育报告文学《中国姑娘》，激荡着全国人民的热情，极富生活气息和感染力。作者跟随女排训练，详实记录了女排运动员与教练员平时训练的艰辛与不易，真实表现了女排姑娘夺冠后的激动与欣喜，以及她们为了祖国荣誉、人民期盼而坚持奋斗的执着运动精神，以平实无华的文笔记录了她们的日常训练、比赛过程、国际交往、老运动员的爱情生活以及理想和情操。
一、《中国姑娘》创作背景
在改革开放春寒料峭之时，女排获胜让国人压抑已久的激情在一夜怒放，“女排精神”“五连冠”激荡了整整一代人的心灵。接下来是1982年9月女排再夺世界女子排球锦标赛冠军；1984年8月，女排获得洛杉矶奥运会女子排球冠军；女排三连冠时，邓颖超发表《给中国女排的一封信》：“中国女排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们要向中国女排学习，为我们四化建设，努力作出自己的贡献。”接下来，1985年女排蝉联女排世界杯冠军；1986年再夺世锦赛冠军。中国女排获得了“五连冠”的骄人战绩。而“女排精神”就像是熊熊燃烧的火炬，照亮了80年代。
“女排精神”的第一个提出者，应该是中国体育报记者、报告文学作家鲁光。那时候中国女排还没有获得三连冠，但鲁光和女排在郴州集训了二十多天，感受到了女排的一股不服输的力量，感觉到这支球队在未来的希望，于是写了报告文学《中国姑娘》，获得第二届报告文学奖，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书名改成《红色魔妇》。在这部报告文学的最后，鲁光用那个时代特有的语气总结道：“中国女排创建近30年了，她的成员更迭了不知多少，但有一种崇高的精神，却在每一代运动员中闪闪发光。究竟是一咱什么精神呢？啊，那是一种伟大的爱，对我们祖国和人民的深沉的爱。正是这种深沉伟大的爱，使中国女排新老运动员们为此忘我，如此痴情！”更多的中国人则通过《中国女排》认识和体会到了女排精神，真实地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自豪感。
二、《中国姑娘》在体育报告文学上的地位和价值
鲁光的《中国姑娘》在中国体育报告文学史上是一座里程碑，选材真实，记录详实，生动鲜明了展现了女排姑娘的训练、成长历程及夺冠的艰辛，为读者呈现了一个个生动且个性鲜明女排姑娘的群雕，成为1981——1982年度全国优秀报告文学评奖中的“首奖”之作。这一时期的体育文学，被称为“冠军文学”。
1.刻画人物注重个性化的语言及鲜明的人物思想特征，努力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注意细节的描写和环境的描写。《中国姑娘》所描写的女排姑娘及教练等主要人物有十多个，虽然来自全国各地，而且性格迥异，生活经历各不相同，“献身祖国的体育事业，为祖国的荣誉奋斗终身”的共同理想。例如对女排队长曹慧英的描写“外表看，她恬静、文雅，瓜子形的脸上，总露着几分淡淡的笑意。”而在赛场上对她的描述则是“一个险球从曹慧英身边平飘而去。她飞身扑上去。球救起来了，而她倒在地板上，左腿肌肉拉伤，像撕裂似的疼痛。”，展现了她“铁姑娘”的一面。而当面对裁判的不公平待遇时又“气不打一处出，蓦地站了起来，瞪圆了双眼，忍着钻心的疼痛，继续投入比赛”，生动、个性地展现了曹慧英顾大局、坚强、直率的性格特点。作者能够注意运用生动的艺术细节刻画人物。细节是叙事作品艺术生命的寄托，可以这样说，没有细节的措写，就没有真正的报告文学。还给每位女排姑娘都起了个性鲜明的绰号，如“铁姑娘”曹慧英，在日本，出现了一股“杨希热”，崇拜她的观众都喊她“唷要——希！”。
2.以生动的艺术形象作基础，巧妙地安排文章结构，善于将生活中真实可靠的一刹那进行相对的集中，必要的调动，精彩而形象的议论，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写到激动人心的高潮时，常常因作者的感情难以抑制，情不自禁地站出来议论；而读者读到这里，也会感情激动，看到作者的议论会拍案叫绝，觉得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中国女排》作品中通过女排姑娘的一言一行、一动一静、一颦一笑，生动描绘了每个人训练的辛苦，金牌背后的汗水与努力。例如在女排与前三名失之交臂的时候，作者的评论让读者身临其境，深有同感“中国姑娘们从刚才来路上欢乐的峰顶一下子跌落下来。如果地板有缝，她们真恨不得马上钻进去。轻柔如云的一方方黄手绢啊，竟重得把姑娘们的手臂都压得抬不起来了。胸前运动衣上的”‘中国’两个大字和闪闪发光的国徽，变成了两团火，烧得她们浑身发烧，脸发烫。”再如在描写中国女排再次击败日本女排时，作者直呼“过瘾啊，看得实在过瘾！犹如乘一叶扁舟，在江河里穿风越浪，虽然担惊受怕，却能饱尝那种惊心动魄的情景。”
3.在艺术形式上，都以情节编织为结构特色，求取情节的相对完整，都以具象的（心理、场景、行动）再现性描述为其基本方法。描绘我国女排运动员和教练员在一个又一个国际大赛中争金夺银的激烈场面和艰苦的日常训练场景，主题多涉及两项突出的主题：一是歌颂英雄，二是爱国主义，有着统一的概念化的脸谱特征：姿态正派，始终洋溢着为国争光、奋勇拼搏的爱国热情和昂扬斗志。此时的作家们都怀有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豪情壮志，几乎这一时期所有的体育文学作品都直接或间接地关注民族国家的历史命运和体育发展的光明前景。善于运用对比的写作手法，写女排姑娘外表柔弱，内心坚韧，训练上刻苦，写教练在训练场上要求严格，近乎“冷酷无情”，“几乎所有的队员都朝袁伟民瞪眼，虽然谁也没有骂出口，但心里一定都在骂他，恨他。”走出训练场他就变了一个人，关心运动员，平易近人，“有一位姑娘，眼泪还挂在脸颊上，嘴噘得老高。显然，她还在生他的气。袁伟民笑嘻嘻地打趣道：噘得太高了，都可以挂两个油瓶了……姑娘先是把脸往旁边一扭，不理睬他，接着就猛冲过去，使劲捶他的背，然后是破涕为笑，骂他：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讨厌呢！”，为了训练时常“舍小家，为大家”。
4.善于引用。鲁光的《中国姑娘》中，开篇就引用友人的诗歌“忠诚，就忠诚自己的土壤；追求，就追求自己的理想”，起到了开头就点题，彰显了女排为国家争光，为理想奋斗的伟大理想。还有一段写袁伟民训练女排姑娘时近乎残酷无情的内容，小标题为《道是无情却有情》，就是活用唐代诗人刘禹锡的诗句。作品在最后还大量引用了观众的来信，接力赞扬女排姑娘的精神，“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由于你们的胜利，为国家民族争得了荣誉，唤起了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也唤起了我对国家前途的信心，使我心灵深处的一潭死水重新荡漾起希望之波。”这些被引用的一封封来信，突出的不是女排姑娘的排球技术多么精湛，而是训练、比赛过程中彰显的“国魂”、“民族希望”。
参考文献：
[1]鲁光.中国姑娘. 北京：中国作家出版社，1999.
佛教价值与中国文学比照 篇7
关键词：佛教,性灵说,许地山,《命命鸟》
信仰是人类精神生活的灵魂。它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起到了巨大的不可磨灭的作用。而作为其中之一的宗教信仰更是在人类数千年的社会历史变迁中发挥了一种不可替代的, 让后人褒贬不一的作用。可以说, 在一定程度上, 宗教让人类社会的发展更具有人文色彩。纵观人类历史, 宗教一直是人类文化知识活动领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和科学及其他社会意识形态如哲学、文学、艺术、道德等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原始社会的人类对自然界和社会的认识大多表现为巫术、神话或者宗教观念的形式, 表现于文学艺术方面的则有赞歌、娱神的音乐舞蹈以及表现宗教的绘画或雕刻等。
宗教与文学, 这两个概念在历史的进程中总是相互交织而共同发展。正像基督教对于西方文学的发展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一样, 中国文学的充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佛教广泛传播的结果。“人的最高境界为真善美, 其中哲学是真, 宗教是善, 艺术是美。”[1]宗教作为一种内在力量在中国文学的文明进程中发挥的作用愈加明显。
学者周群教授在《宗教与文学》这本书中也论述了宗教与文学之间的复杂关系。“在这本书中提出了宗教与文学的三大共同点:首先, 都是人本精神的体现, 都是为了营造人类精神憩息的家园;其次, 都以想象为重要特征;第三, 都具有潜移情志、感动心灵的功能”。[2]文学更多地关注人类自身的生存境遇, 注重人的精神扩张, 在创作的目的、思想、价值取向以及境界追求上都与宗教有着很大的不同, 为了文学意味的渲染以及内在张力的扩张, 文学有时候会适当地“牺牲”宗教那种虔诚的信仰与执着, 而是在真善美的铺陈中寻找最为人性的契合点。而佛教, 作为宗教的一种, 源远流长, 其教理是改善自己和帮助其他生灵共同进展, 相互成就。佛教鼓励人们积极承担对自身面对的问题并用智慧的方法解决, 导归劝善, 让人的心灵达到物我皆忘的境界。
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 对中国古典文学以及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
一、佛教之于中国古典文学
佛教在两汉之际就传入了中国, 但是在东晋之后才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中国佛教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产生在南朝。产生于印度的佛教, 经过传播来到中国, 逐渐带入了中国化的特点。“佛教的‘中国化’和‘化中国’都深刻影响到南朝的社会文化、士人心态和文学艺术”[3]。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新变的过程, 与中国文学的发展相得益彰。“在佛教传入中土以前, 中国传统的文学思想, 是受儒学影响而形成的功利性的文学思想, 重伦理, 重政治。具体表现是儒家的‘兴、观、情、怨’。这种观点并没有涉及文学的真实问题, 更没有觉察到文学的审美特质。佛教传入后, 中国古代文论重新定义文学的真实性, 产生了新的文学观念和理论。”[4]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无论是文体的开创、技巧的表现、文藻语法的讲究、境界的创新、内容的蕴涵、价值观的突显等, 对人们思维领域的扩大, 产生既深且广的影响。中国自汉魏以来, 散文和韵文日渐骈丽, 相对的, 佛经却以朴实平易的白话文体出现于世, 经典或以长行、重颂、譬喻宣扬佛法, 或纯以讽诵传播教义, 这种新文体深深地影响了以后的文学发展。
同时, 佛教对于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也是无与伦比, 特别是般若空和禅宗的思想, 丰富了诗歌的内容以及意境。南北朝时期文人学士多与高僧交往, 因而一些诗人的作品中就融入一切皆空的思想, 佛学思想的广泛应用, 也使中国诗歌史产生新的局面。晋代被称为“山水诗鼻祖”的谢灵运, 就对佛学有着深刻的研究, 将山水与佛教义理相结合, 师法自然, 一切皆空, 其诗歌所表达的独特韵味亦使人心驰神往。到了唐代, 诗歌与禅宗的联系就更加的紧密了。“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土以来, 经魏晋南北朝的发展演变, 到了唐代已经成了中国人寄托彼岸情怀的理想净土”[5]。唐代著名诗人如白居易、王维、杜甫等, 常与禅师往来, 谈禅论道, 受禅师们的潜移默化, 以诗表达禅理、禅趣, 为唐代诗歌创作开了一条路。以禅入诗, 是唐诗的特色。如王维的名作《鹿柴》:“空山不见人, 但闻人语响, 返景入深林, 复照青苔上。”表现无常寂灭的心境。而孟浩然、柳宗元等, 其诗歌也与佛理相融和, 达到以文学弘扬佛法之功。
值得一提的是, 中国文学思想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审美范畴“性灵说”也是吸入了佛教思想的精髓。“就‘性灵说’而言, 其纵向渊源或与先秦本土以来的‘神灵论’、孟子的‘心性论’有关;其横向渊源, 则与南北朝时期的社会风貌、宗教信仰、哲学流派、文学思想、审美观念、诗文创作等密切相关”[6]。性灵说的完善是由明、清的“公安三袁”和袁枚完成, 其探源空间也是十分广阔的。著名的士大夫范泰、谢灵运、颜延之、何尚之都使用了“性灵”一说, 加之他们都是虔诚的佛教信仰者, 所以“性灵说”中融入了大量的佛教情怀。“从范泰、谢灵运使用‘性灵’一词的语境来看, 他们的‘性灵’显然是与佛教密切联系的。‘性灵’的‘性’, 就其思想来源, 很有可能是‘佛性论’”[7]。可见, 佛教教义在当时社会的广泛传播与发展对当时文人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作用, 佛教经籍繁多, 其实不超出“四谛”, 即“苦、集、灭、道”, 只有通过修行, 才能脱离苦海, 达到不生不灭, 永恒寂静的境界。不论是田园诗人还是性灵学说都自然而然地吸取了佛教的精髓, 将普度众生的佛教精神渗入到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之中。
二、佛教之于中国现当代文学
自从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以来, 就与中国文学结下了密不可分的关系。佛教教义借助文学的形式得到广泛传播, 在中国不只扎了根, 而且发扬光大, 结了不少原产地所没有的果实, 中国文学也受其影响。这种影响是多方面的、复杂的, 其中包括作家思想和创作。自魏晋以后的中国封建社会文学, 无论是诗歌、散文, 还是后来的小说、戏曲, 都可见出佛教理论和经典文体的渗透与影响。回顾中国现当代文学及其研究历程, 依然可以看到佛学与文学的关联。鲁迅、周作人、苏曼殊、许地山、老舍、丰子恺、沈从文、宗白华、汪曾祺、贾平凹、史铁生等人的作品均透着他们对佛学思想的深切领悟和体验。
在社会动乱、民生疾苦的时代, 佛教无疑是人们超越苦难的最理想精神寄托方式。这是佛教能在中国推行开来的原因。鲁迅对佛教的偏爱, 许地山对佛教的依恋就是当时政治动乱, 生命无依无托的一种深层心理的需要, 苦难大都是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亲身体验。原始佛教在肯定人生是苦的同时, 也提出了解脱之法, 即皈依佛法僧三宝, 四大皆空, 劝戒世人修持得福。看破红尘, 出家修道, 是修持;不出家, 能够敬三宝, 持斋茹素, 也是修持;再其次, 只是乐善好施, 克己利人, 也是修持。出家是看破红尘, 涅槃是最终的解脱。鲁迅在自己的小说中多次流露出了对佛教的执着, 人生是苦, 万法皆空, 他关注苦难, 关注中国人的国民性, 并从中体会到了生存的艰辛与严酷, 他笔下的祥林嫂即是最典型的代表, 她一生都在悲剧中跌跌撞撞, 最后到死只祈求死去不受惩罚, 来生能有好命。这显然有着封建思想的残余, 但是鲁迅长吁了一口气, 将这种轮回的理念交给了更为广阔的佛教空间, 这是鲁迅的精神放达, 也是佛教与中国文学交织的结果。
若说佛教思想对现当代作家影响较深的是许地山, 他的作品中宗教意识浓厚, 字里行间也常常感染着宗教的情绪。“许地山的母亲是虔诚的信教徒, 父亲许南英自号留法头陀和毗舍邪客, 还有一位信禅宗的舅舅, 很早就教导他读过不少佛经, 这对他以后的创作影响是极其深远的”[8]。可见, 许地山的家庭环境对于他内心向佛也提供了无限的可能.许地山对佛教的依恋就是当时政治动乱, 生命无依无托的一种深层心理的需要, 苦难大都是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亲身体验。正如许地山所言:“所以我看见底处处都是悲剧;我所感底事事都是痛苦。可是我不呻吟, 因为这是必然的现象。”
《命命鸟》正是许地山最具有宗教意味的一部作品, 主人公敏明和加陵是一所法轮学校的学生, 因纯真的爱情遭到双方家长的反对, 在体味到人生苦之后, 他们走入水中, 得到了永恒的解脱。许地山将故事发生地选在了缅甸也是颇具意味的。“加陵对于敏明而言, 已经不是生死爱恋的爱人, 而成了在生死海中痛苦流转的众生之一。而正因为如此, 这篇小说已经不是单纯的描写敏明和加陵的爱情故事了, 已经升华到宗教的高度, 众生男女都是‘那世界的命命鸟’。对于敏明而言, 世俗世界‘仰光’也成了彼岸世界, 而佛国净土则成了此岸世界”[9]。佛教认为, 通过修持, 完善自我, 宁静心灵, 就能达到涅槃之境。在有中国佛教之称的禅宗那里, 心性是惟一的解脱之路。禅宗认为世间万事万物以及成佛得道都在人的自心即真如本性之中。许地山在内心秉持宗教的信念, 如果按照他对于佛教的融入, 那么《命命鸟》中的敏明和加陵就不是走向死亡, 不是悲剧, 而是拜托了人生的痛苦, 升入了西方极乐世界。这是对死的尊重, 也是对佛教所传达的精神的尊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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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陈东海.中国佛学思想对许地山文学创作的影响.商业文化, 2011, 12:355.
英美文学的教学价值解读 篇8
1. 完整的英美文学篇章阅读, 构建起英语学习统一脉络
英语教学追求学生英语表达能力与英语思维能力的双向提升, 而表达与思维能力提升需要借助统一的文章阅读脉络引导才得以实现。我国英语教学受教学时间与内容安排的客观限制, 文章选取以片断为主, 学生在英语学习过程中只能构建外文篇章的零碎记忆, 对文学整体解读不足。开展英美文学教学, 呈现在学生面前的是完整的课文内容, 学生在提升阅读量的同时对课文形成完整印象, 形成连贯的阅读思路。例如, 学习马克·吐温的《汤姆·索亚历险记》时, 可以通过汤姆·索亚的经历了解当时的美国社会现实, 在文学阅读过程中感受小人物身上体现出的英勇智慧与人性光辉。
2. 打破中文阅读的思维定势, 把握好英语语法规则
语言背后具有自身独特的思维表达形式与规则, 由此构成有序的词汇搭配与语法排列。教师依据英美文学的既定思维特点, 将英语思维的中西差异与学生词汇语法的学习进行融会, 学生阅读的同时记忆词汇, 揣摩语法习惯, 而语法与词汇的练习对英美文学阅读起反向促进作用。英语语系中衔接词运用较少, 与中国的语法习惯存在明显差异, 因此在语句构成时往往结果在前、原因说明在后, 而中文表达则习惯原因在前结果在后。通过英美文学学习打破学生既定思维, 从英语语系语法构成与表达的角度做好词汇的搭配与衔接。学生在长期的阅读与思考训练中, 通过对语法规则的体会揣摩、词汇搭配运用练习, 可增强语感并提升阅读审美水平。
3. 英美文学人文色彩的解读, 奠定英语学习的审美基础
英美文学自身的文学色彩决定了审美层面的教学价值。文学作品作为历史民族文化的折射与反映, 带有历史民族文化的深深烙印, 而这种民族文化、社会文化的体现对学生审美价值的培养具有重要意义。在开展英美文学教学的过程中, 学生感受不同作品中蕴含的独特的文化内涵与思想情感, 自觉地与中国文化进行差异对比, 可促进其对情感审美的把握。比如学习《简·爱》时, 学生通过将女主角简的形象与中国同时期悲剧女性的形象进行对比分析, 了解黑暗社会现实下女性正确的情感与人生抉择, 树立对文学女性的解读理念, 对后期英语学习起到有效指导。
4. 掌握文学阅读的技巧策略, 明确英语语言学习突破口
英语学习讲究技巧是基于英语语系的构成特点而言。而英美文学则是学生英语学习技巧培养的有效途径之一。在英美文学教学的过程中, 学生对英美文学的发展脉络有着整体的认识与理解, 能够对不同时期的英美文学加以正确区分。在日常英语学习中基于不同时期英美文学的既定特点进行阅读写作训练, 对英美文学表达思路的认识更加清晰, 对文章观点的思考更加深刻。学生能自觉把握文体分析、人物分析、文本略读、文本精品等语言学习方法, 掌握英语学习的基本技巧, 促进英语学习。
5. 阅读不同时期的文学作品, 积淀英语文学素养
人文素养培养周期长, 见效慢, 是英语教学中的核心、关键环节。现有教学研究发现, 英美文学教学在学生人文素养培养方面具有显著功效。英美文学教学空间自由、灵活, 不受其他条件限制。学习《莎翁戏剧经典》, 增强人文关注与关怀意识。学习笛福小说, 感受到资产阶级文明的启迪。接触学习英美文学, 学生对人类命运及战争历史的解读更客观理性。学生在正确的人文素养指导下, 可提高自我道德修养水平和心理素质, 提升文化鉴赏能力。
本文通过对英美文学教学价值的分析与解读, 进一步明确了英美文学对丰富阅读视野、拓展阅读空间、提升审美价值及人文素养、培养英语学习技巧方面有着促进作用。
摘要：素质教育的深入开展, 新课程改革力度的不断加大, 这些都为英美文学的教学增加了机会。本文主要针对英美文学的教学价值进行解读, 分析其对当前英语教学的引导、促进作用, 以期为当前英美文学的教学实施与推广起到一定的指导与参考作用。
关键词：英美文学,教学价值,研究分析
参考文献
[1]贾旭东.英美文学的价值以及对我国高校教学的影响[J].当代教研论丛, 2014, (3) :140-141.
文学教育价值 篇9
经典具有超越时空的永恒性。关于经典,有很多种诠释。例如:经典是一定的时代、一定的阶级认为最重要的、有指导作用的著作;经典常常蕴藏有气势磅礴的感人力量;经典往往向人们揭示出一些社会人生的博大精深的看法等。从潘裕民《唐宋文学六十家》一书中,我们看到了文学经典的独特魅力与多重价值。
一、经典的价值在于“重读”
经典的价值不是封闭的终结存在,也不是某些人一劳永逸的诠释,而是一个开放的系统。经典的意蕴在人们的“重读”中生成着,把人们引向历史限定之处的无限可能。正如《红楼梦》中贾宝玉终生伴侣的选择避开健康大度的薛宝钗而指向了多病狭隘的林黛玉一样,不合常人之情,却展示了一种引人深思的终生伴侣选择的可能性。“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人们在经典的“无限可能”中经由每一次“重读”,每一次都“发现”着。
意大利著名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说:“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每次读都像你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即使我们初读也像是在重温的书。”在“重读”中生成,在生成中“重读”,循环往复,一代接一代,构成了人类经典独特的意义“发现”史。
《唐宋文学六十家》一书就是作者潘裕民“重读”唐宋文学经典“发现”的历史。例如潘裕民在读孟浩然诗《过故人庄》时写道:“作者从日常生活中提炼出浓郁的诗意,不仅描绘出农村的风光,也表现了与田家朋友的友谊。全诗语言清新淡雅,朴素自然,几乎‘淡到看不见诗’。”潘裕民在“重读”中,不仅体会到常人所言孟诗一般的“韵致飘逸、风格恬淡”特点,还不断捕捉和不断发现孟诗的“淡到看不见”这一难以言说只能在“重读”中体会的独特诗味。这是一种怎样的诗味?由于它无法言说,所以也只有“重读”才能慢慢品味。经典就是这样“每次读都像你初读那样带来发现”。这正是经典“重读”的价值所在。
二、经典的价值在于不断启迪
经典是经过历史长河反复检验而传承下来的珍品,潘裕民《唐宋文学六十家》一书中所记录的唐宋文学六十家都是唐宋文学的经典。西方哲学家施莱格尔说:“一部古典作品必定永远不能被完全理解,但是受其熏陶并正在教导它们的人必定总想从它们中学会更多的东西。”
唐代是这样一个道不尽说不完的盛世:多年开拓,国力强盛,经济繁荣,思想兼容,文化融合,士人进取,气度恢弘。唐代也是这样的乱世:战祸空前,杀戮破坏,颠沛流离,灾难深重。唐代社会生活本身就为文学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题材和广阔的视野。面对这样时代,文学家们会有何等的激情和怎样的歌吟!
宋代沿袭唐代,社会生活也多有起伏,文学与唐代相比风格有所改变,但也是流派纷呈,风格各异。就词而言,柳永、苏轼、秦观、周邦彦、李清照、辛弃疾、姜夔、吴文英等诸多大词人的出现,足以把宋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推上与唐诗媲美的高度。唐宋文学经典不论是从文学本身还是从文学所折射的社会生活都带给我们以源源不竭的启迪。
潘裕民《唐宋文学六十家》一书采取点面结合的方式,选取唐宋文学六十家经典作品为点,结合全唐全宋的社会生活和文学风貌为面,把唐宋文学经典连成一体。这部作品不仅仅是一部作家传记,更是在介绍作家生平与创作的同时,尽可能地顾及他们风格的转变以及在当时和对后世的影响,给人以完整的、‘史’的印象。在这部“史”里我们可以看到,不论是平民还是达官贵人,不论是仕途通达还是失意的官吏,不论是“苦吟”诗人还是“诗豪”,不论是现实主义者还是浪漫主义者,不论是至情至性的情性中人还是“诗佛”等的经典作品。《唐宋文学六十家》打开了一个广阔的经典世界,也打开了一个让人可以获取极为丰富启迪的广阔视野。
例如,书中论及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一诗最为人所传诵,不仅很好地体现了白居易有关内容与形式关系的诗歌理论:“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其中“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联歌颂的是野草的顽强生命力,同时又折射出天地间生命生生不息的普遍规律,充满哲理,历来被人传颂,给不同时代不同的人以不尽的启迪。不论你来自何方,不论你处于何时,经典都能给你带来丰富启迪,这正是经典的价值所在。
三、经典的价值在于促人提高
经典的价值绝不是使你旁观,而是促使你参与,最终促使你提高。经典都是人的主体性在某一特定时期特定场合以某种特定方式的大展示,经典蕴涵了人类的丰厚的精神财富。如果能够沉下心来阅读经典,它必将带你身临其境,让你体验并提升主体意识。
苏霍姆林斯基在《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一书中说过:“一个真正的人应当在灵魂深处有一份精神宝藏,这就是他通宵达旦地读过一两百本书。”经典是这样的一份精神宝藏,你读它就带你走进它的世界,丰富你的精神生活,提高你的精神境界,使你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经典的作用常常是潜在的,但是蕴涵着深层次的巨大的能量。
潘裕民写作《唐宋文学六十家》的目的可以说不只是为了写一部唐宋文学的浓缩史,而是把它作为一个唐宋文学经典的展示窗口,让人们参与到读经典的行列中,“涵泳古代的人文智慧”,提高“文学鉴赏力”,精神日渐丰富,有所“成长”。例如,该书展现唐宋八大家经典散文的博大醇美和无限情趣,从不同角度介绍唐宋八大家的生平事迹、人生价值取向、写作风格和写作手法,让你能够从中了解古代散文丰富的文学内涵、哲理内涵和文化内涵,培养鉴赏古代散文的能力,为进一步了解中华文化、提升人生境界打下坚实基础,又可以受到优秀文化的熏陶,形成健康美好的情感和积极高尚的人格。
该书还结合唐宋八大家的经典作品引导读者深入佳境,品味经典的魅力。例如,该书对苏轼《前赤壁赋》开头的一段赏析:“读了这一段优美动人的文字,我们仿佛和作者一起坐在苇叶一样的小船上,有着‘遗世’‘羽化’的感受。这里,充满了诗情画意的境界——清风明月,白露茫茫,主客秋夜荡舟,酌酒诵诗,情驰以骋。全篇写景、抒情、议理熔为一炉、浑然一体,真可谓字字如画,句句似诗。”
《唐宋文学六十家》重提经典对提高人的精神境界的作用,在当今社会,特别是对提高教师人文素养有一定的意义。现在是消费时代,文学成为消费品,娱乐化倾向明显,呈现出迎合大众趣味的趋势。娱乐化大众文学、网络文学、影视文学等粗制滥造的作品泛滥,使得很多人丧失了审美判断力,阅读选择有些盲目。特别是对未成熟、辨别力差、可塑性强的学生而言,他们面对大量的粗制滥造作品,很容易成为它们的俘虏。
另一方面,新的课改精神更加重视培养学生的主体意识,更加重视对学生的人文关怀、情感感染、文化熏陶,更加重视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使人的思想更加健康,品质更加高尚,个性更加张扬”。在这样的背景中,重提读经典很有必要。教师要能成为学生很好的阅读引路人,自己首先就要不断地读经典,不断地提高审美鉴别力,不断地提高人文素养。一个教师人文素养的高低很大程度取决于阅读习惯的有无、阅读内容的精博和阅读积淀的厚薄。一个教师只有置身于阅读的“大水源”,在广博的基础上突出读经典的地位,不断充实自己,提升自己,才能夯实人文底蕴,提高思想境界与文化品位,促进专业成长。
论杨绛“喜剧双璧”的文学价值 篇10
杨绛并不是一位丰产的剧作家, 她的主要作品和成就集中在外国文学研究和翻译、散文及小说中。从1933年的处女作散文《收脚印》到2003年出版的《我们仨》, 在她横亘70年的创作生涯中, 只有四个年头创作了四部剧作:1942年至1946年在“孤岛”上海发表并上演的三部喜剧《称心如意》《弄真成假》和《游戏人间》, 以及四幕悲剧《风絮》。其中《游戏人间》剧本演出后没有保留, 今天已无法看到。《风絮》由上海出版公司于1947年出版后, 也没有再版。如今她的剧作流传最广的是被柯灵誉为“喜剧的双璧”、“中国话剧库中有数的好作品”[1]的《称心如意》和《弄真成假》。
杨绛将自己的剧作称为一个“学徒”的“认真的习作”戏称是为糊口而作, 似乎属于学者型作家的玩票。这些作品曾在当时引起很大震动, 在沦陷区的上海产生过极大的影响, 她的剧本的深湛的文学修养与独特风格非常突出, 因此, 杨绛的剧作受到研究者的瞩目。杨绛戏剧创作的类型胡星亮教授把它与丁西林、徐訏、李健吾一起归于中国现代喜剧中受英法风俗喜剧影响的一路[2], 是完全正确的。对杨绛剧作的分析和评价, 1989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戏剧史稿的论述具有代表性。书中较具体地分析了《称心如意》和《弄真成假》两剧, 指出了杨绛在题材上“以描写都市见长”, 内容上“重在揭示西风东渐带来的现代文明与封建礼教的碰撞对温情脉脉的封建伦理道德掩饰下那赤裸裸的金钱关系进行暴露”。具体到两个戏的内涵, 《称心如意》是“轻松幽默地揭示世态炎凉, 嘲笑小市民的自私、虚伪和浅薄”。《弄真成假》是“表现小市民借口恋爱而为金钱奔波, 借口婚姻而为金钱智斗的卑微庸俗”。艺术水准方面, 该书的论述给予杨绛充分的肯定与赞赏:人物“一个个栩栩如生”, 喜剧语言“涉笔成趣, 炼话迭出, 摇曳多姿, 其俏皮、机智的功夫在许多喜剧作家之上”, 总体上“形成了其别具一格的自然、清新、优雅的戏剧美学风格”。
上述对杨绛剧作的论说, 大体是符合实际的。然而, 如果说杨绛剧作已经得到的认真评价已经完善的话, 则有两个问题使人困惑。第一, 但凡读过杨绛剧作, 就会觉得其思想内涵和美学意味还没有说透, 还有些内容没有认识清楚第二, 柯灵、李健吾都曾给杨绛剧作极高的评价, 他们都是严肃的有素养的评论家。李健吾不仅激赏杨绛的喜剧, 而且对60年中没有再版的悲剧《风絮》赞赏有加:“她第一次尝试悲剧方面尝试, 犹如她在喜剧方面的超特成就, 显示她深湛而有修养的灵魂。”[3]夏衍曾指出:“谈当代剧作家而不提杨绛, 是不公道的。”[4]实际上是对杨绛剧作所得的评价和重视不足表示不满, 我们该怎样理解这种评价上的差距呢?
问题根本出在评论的预设视野上。长期以来, 我们的评论视野是以政治、革命为归依的, 长期以来中国现代喜剧中讽刺戏剧更受重视, 幽默戏剧则相对处于边缘地位。幽默喜剧家们使用的主要戏剧类型风俗喜剧, 描写世情, 探讨人性, 在英法和欧洲本是主流的喜剧形态, 但在中国现代戏剧研究中却处于不被高看的边缘地位。正因为如此, 幽默喜剧家中, 除了丁西林外, 不论是晦涩的徐訏、复杂的李健吾, 还是清新优雅的杨绛, 都存在不够被重视的情况。我们认为杨绛的独特之处, 在于她拥有中国现代作家无人能比的文化优势, 因而能够真正超脱地观察世情, 真正俯视人生, 用俏皮而悲悯的心态描绘人情、探讨人性。因此, 对杨绛剧作进行再评价是极必要的。笔者将对杨绛的两个喜剧进行重新分析, 并给出评价。
二
世态喜剧的渊源可以追溯至古希腊时代, 是近几百年欧洲最通用的喜剧形式。它的主要特征是站在上层社会的角度嘲弄落后的社会风尚、陋习和传统习惯, 但态度大多温和, 机智幽默多于讽刺。自莫里哀开始, 世态喜剧有了新的发展, 讽刺的矛头对准上流社会, 讽刺的力量增强。但他的作品一般还是通过暴露个人品格的愚行攻击等级制度, 表现世俗风情。随着历史时代的变迁, 世态喜剧在十九世纪俄国被赋予现实主义战斗精神, 代表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果戈理和契科夫不再一般地描绘人物的可笑行为和性格缺陷, 而是自觉地从经济关系甚至社会政治角度揭示人际关系的种种可笑现象, 突破传统世态喜剧单纯表现性格缺陷的局限。
四十年代初, 上海、延安、重庆都形成了剧运高潮。由于“孤岛”沦陷的残酷环境和职业演出的需要, 喜剧的演出占了主导地位, 出现了十几位优秀的喜剧家, 也造就了黄佐临、朱端钧、吴仞之等著名喜剧导演。这类作品在艺术上主要表现为个人主义、唯美主义、趣味性、富于诗意与哲理, 面对现实但却避开敏感的政治问题, 多写爱情、婚姻、家庭, 主要在人情、人性、人的心理等方面进行深层的挖掘与表现。正如同时期的女作家苏青所说:“我对于一个女作家写的什么‘男女平等呀, 一齐上疆场呀’就没有好感, 要是她们肯老实谈谈月经期内行军的苦处, 听来倒是入情入理的。”[5]沦陷区文学的这种特点, 既是作家在艺术上的自由的选择, 又是作家们在现实政治环境的重压下的不得已的一种自我保护之计。杨绛创作这两部喜剧, 正是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
在西方喜剧史上, 优秀的世态喜剧总是将社会风尚习俗的描写和人物性格的刻画紧密结合。这在李健吾的喜剧中一再得到证实。毫无疑问, 曾经求学海外, 并且大量阅读西欧流浪体小说和戏剧的杨绛, 在自己的创作中自觉地学习借鉴西方世态喜剧。她要求的不仅是对话的机智俏皮, 幽默风趣, 也不仅有热烈的场面, 更注重题材内容和思想观点。《称心如意》和《弄真成假》被称为中国世态喜剧的“双璧”, 因为这是她从现代中国生活中提炼出来的具备真正风格的道地喜剧, 是按照西方世态喜剧的写法对中国人性的深入探讨。她摒弃西方风俗喜剧的长篇台词、矫情议论, 从日常生活中提炼出质朴简洁的文字, 传神地描摹性格, 毕肖地状写习俗。她把婚姻伦理和经济结构两种人类社会的基本关系作为主线, 把四十年代的上海作为背景, 解析的是中国人在封建社会到资本社会转型期的敏感点, 触及大背景中人性的变化, 揭示了民族性格中的某一弱点。
首先为她赢得巨大声誉的是四幕喜剧《称心如意》 (1944年列入孔另境主编的“剧本丛刊”第一集, 由世界书局出版) 。剧本创作于1942年底, 由著名导演黄佐临导演, 该剧在上海金都大剧院演出多场, 获得极大好评, 并迅速传到济南、厦门等地。《称心如意》的主人公李君玉因为父母双亡不得不到上海来投奔阔气的舅舅们。当年因为母亲追求婚姻自由与穷画家私奔, 遭到家庭的反对, 尤其是顽固守旧的老舅公徐朗斋。如今这些舅舅们找各种理由把她从这家推到那家, 最后让她到舅公家碰钉子。谁知君玉与舅老爷相处甚欢, 引来舅妈们的嫉妒, 本想用君玉和穷学生恋爱的事激怒老舅公, 却弄巧成拙, 最后老舅公不但成就了两人的婚事, 还将舅妈们一直虎视眈眈的财产留给了他们。李君玉在逆境中最终“称心如意”了。
庄浩然在《论杨绛喜剧的外来影响和民族风格》一文中指出, 《称心如意》的成功在于借鉴了西欧流浪汉小说“用一个主角来贯穿”的结构方式, 通过李君玉被拒绝和被接受的过程将都市上层社会生活的剪影巧妙地串成一个和谐的艺术整体。在“平凡”和“琐碎”的日常生活描写中, 保持了难能可贵的深度。张静河在对杨绛和李健吾的喜剧对比分析后认为, 杨绛的艺术特点在于以含泪的微笑, 深厚的同情, 善于用简洁晓畅但又机智俏皮的生活化语言, 描写旧中国都市的生活方式和世态人情, 徐徐展现出君玉舅舅、舅妈们复杂的虚荣心和性格缺陷, 用操劳半世却一无所获的可笑结局对他们进行善意的揶揄[6]。总之, 李君玉作为主角, 主要起贯穿作用, 全剧主要内涵在于通过她辗转各家揭示出一家家的小市民丑态, 这就是以往评论的主要看法。然而, 对《称心如意》的认识还大有深入的余地。
第一, 李君玉本人承载的含义有待挖掘。过去有一个重要的事实没有被充分意识到, 这就是杨绛给李君玉设计的出身———五四青年的女儿。君玉母亲无疑是一个典型的追求个性解放、婚姻自主和艺术至上理想的五四青年。夫妻双亡, 意味着他们和社会不能融和, 生活是失败的。现在她的女儿为生计所迫投奔亲戚, 回到了她母亲出走之前的世界已经没有了反叛姿态, 这似乎说明了她母亲的彻底失败。但是作为生活理想追求者的母亲和艺术家父亲教育出来的却是一个天真率直、没有机心的姑娘, 她像是一朵自然生长无污染的花朵, 在和现实的碰撞中展现的是纯粹天然的美好人性。她不会见风使舵, 不因为人在屋檐下就丧失自尊在对待异性追求时完全根据自身感情的发展判断, 对待舅妈们表里不一的行为, 能直言不讳表达自己的意见。李君玉就是五四青年奋斗的文化成果, 活生生地摆到了观众眼前。
第二, 需要深入认识舅舅、舅妈们的含义。首先, 他们的庸俗极为小市民, 但他们的社会阶层绝不是小市民。大舅是银行经理, 二舅曾经做过外交官, 四舅管理着一家工厂。每个人都过着优裕的物质生活。如果放在如今的上海, 他们就属于精英阶层、成功人士。其次, 从历史发展看, 这些人个个是紧跟时代的新派人物, 满嘴新词汇, 一套洋做法, 是时代的宠儿。然而, 尽管历史的步伐从五四向前跨越了二十年故事的背景来到四十年代最开放的大都市上海, 这些人似乎从来受到“五四”人文理想的感召。这些人代表着迈进资本主义阶段的中国上流社会, 他们精于利用现代社会的机会, 习惯享受现代物质文明, 思想却仍然顽固地停留在“五四”精神发扬之前封建传统社会中。这就使作品的含义远远不是揭露小市民的庸俗而已, 杨绛写出了五四以来新旧时代交替的变迁史。
第三, 需要深刻理解老舅公徐朗斋和李君玉的和谐关系。作为顽固势力的代表, 徐朗斋一直生活在完全传统的封建思想中, 君玉母亲的私奔行为是对他传统观念的巨大冲击。他是君玉母亲最大的反对力量, 他还固执、吝啬, 是君玉那些舅舅、舅妈们都不能接受的古怪老人。然而, 同样孤单的一老一少却相处甚欢, 原因在于这个寂寞的老人其实怀有柔软的内心, 在古怪、固执的表象之后, 拥有天真未泯、真诚面对世界的理想。写君玉和老舅公的和谐相处, 表现出杨绛是超脱新旧道德观念鸿沟, 以普遍人性的描写探讨为目标的。正如当年君玉母亲一心投奔新生活, 朗斋老人则一心相信旧道德。他们是各自理念的真诚维护者, 但都有真纯的人性。最后老人完全赞同君玉的婚姻, 深层的原因在于人性的沟通:由于对人的根本性质、品格的认可, 老人才会将自己的大量财产留给这年轻的一对。
杨绛对新旧道德能够沟通和对李君玉生活结局的描写, 是有自己的生活和思考的背景的。在她订婚前后, 曾在给钱钟书信中表示只有两个人的快乐是无用的, 得到双方家长的认可才是未来幸福的长久之计。这封信被钱钟书的父亲擅自拆看, 不禁大为赞赏, 还直接写了一封信给杨绛将钱钟书郑重托付给她[7]。杨绛在这里表现出现代剧作家中少有的对旧道德的理解, 因此才能达到对超越道德立场的人性的深刻理解, 才能将《称心如意》中世态人情的描写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由此可见, 《称心如意》不是一幅单纯的社会风俗画, 不是只反映了金钱魔力和人性冲突的世态人情, 更不是对几个庸人自扰的市侩生活的嘲笑。在杨绛给日常琐碎生活以生动描写的背后, 其实投射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新旧势力交汇的特异景象, 是这个时代的缩影。在君玉与老舅公生活观念的对立和人性的真诚互见上, 体现了她对伦理关系的通达了解, 对人性的自然的深刻体会。时至今日, 这个新旧交替的时代还远远没有结束, 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仍然是当今社会的主题, 因此, 这出喜剧如果在今天上演, 那么仍旧会魅力十足。
1944年初, 杨绛又写了另一部五幕喜剧《弄真成假》《弄真成假》的主人公是出身于城市贫民的小职员周大璋他为了向上流社会钻营, 冒充富家子弟, 吹嘘夸大自己, 对地产商的女儿张婉如展开爱情攻势, 企图把婚姻当做登天梯, 穷女张燕华寄住在张家, 寄望于找个金龟婿一劳永逸抛开忠厚但贫寒的追求者, 不择手段从堂妹张婉如手里夺走情人。一个以为有家业, 一个以为有嫁妆。谁知费尽心机到头来“弄真成假”, 不得已两手空空结合在一起。
《弄真成假》, 是在《称心如意》基础上的完善和发展, 与《称心如意》共同构成一个有机整体。杨绛用正反两面相互映照的手法, 写出在金钱主宰一切的社会中, 人性的扭曲和压抑。她的确应用了西方世态戏剧中最道地的创作手段, 仔细地描写人类社会生活中最基本的婚姻和最美好的爱情在金钱的魔力下的变异, 淋漓尽致地展现出金钱社会对人性的扭曲。在人物的设置和情节的开展上, 《弄真成假》都有所延伸。与《称心如意》相比, 《弄真成假》的主要角色所代表的含义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不再是纯情天真的少女, 而是机心重重的青年。从自然状态下的美丽人性转为在丑恶现实扭曲下的可笑丑角。戏剧的结构从反复式的串合, 变成真假、贫富相互映照的虚实对比。《弄真成假》的成功在于所涉及的社会现实更丰富。摆脱了李君玉“娜拉”女儿的社会形象, 离开了“五四”残留的追求个性解放的主题, 完全融入了土生土长的上海市井小民的生活中, 使我们不但观察到掌握经济命脉的上流社会中, 铜臭对他们思想的渗透, 还体会到来自社会底层人们, 在金钱关系笼罩下人性的可悲变异从整体上勾画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下城市生活的影像。在《弄真成假》中, 杨绛的特色在于她用精湛活泼的语言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周家生动地描摹出来。语汇的开阔灵活和生活气息的洋溢, 比《称心如意》大大进步。生活化的台词扎根于性格和世态的深处, 使人叹服杨绛对生活细致入微的体察和对语言强大的掌控能力。
两部作品还有很多有趣的对应:尽管周大璋白忙一场最后以失败告终, 但他以自己迫切改变命运的行动主动推动了情节的发展, 这与《称心如意》中处处被舅妈们摆布、被动地辗转“流浪”的李君玉相对照;《弄真成假》剧中想要积极进入上流社会的小人物周大璋的失败, 正和《称心如意》剧中的不得已的外来者李君玉的胜利相对照;周大璋和张燕华在金钱幌子下的虚情假意, 和李君玉、陈彬如天然纯真的感情相对照;最后的结局两对欢喜冤家都成为眷属, 但是一对费尽心机, 两手空空, 没有得到想要的, 一对顺其自然却得到大笔财富, 得到没有想要的。因此, 《弄真成假》不仅是在《称心如意》基础上的发展, 更是从正反两面映照出社会风俗, 丰满人性特点, 不愧被誉为“喜剧双璧”。
摘要：杨绛的戏剧创作在文化上融汇东西, 以世态喜剧为桥梁, 准确地把握社会历史的文化脉搏。杨绛剧作具有高度的人文精神, 但理论界并未给予应有的评价。她剧作的独特风格, 特别是对于世态的关照和人性的深度探讨, 都是中国戏剧史的重大收获。着重探讨人性的剧作家杨绛, 应当从戏剧史的边缘地位来到中心位置。
关键词：杨绛剧作,人性,文学价值
参考文献
[1]柯灵.上海沦陷期间戏剧文学管窥.上海师院学报, 1982 (2) .
[2]胡星亮.英法风俗喜剧在中国.中国话剧研究 (第三辑)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1.
[3]李健吾.写在《编余》里.文艺复兴, 月刊1卷3期.
[4]夏衍.李健吾文集, 戏剧卷, 代序.华夏出版社, 2000.
[5]苏青.浣锦集后记·浣锦集.四海出版社, 1944.
[6]张静河.并峙于黑暗王国中的喜剧双峰.戏剧, 1988年秋季号, 总第49期.
报告文学，价值几何？ 篇11
从记录社会、展示社会、砥砺社会的角度讲，报告文学最重要的价值和作用体现在对于现实的真实把握，也就是非虚构精神的强化与践行，对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进程的反思与批判，对人本身及人与生态关系的关怀等方面，诸多作家的主体意识以及他们的文本可说明这一点。报告文学具有强烈现实关怀文体的本质，从改革开放之初就已经十分显明。譬如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它发表于《人民文学》1978年第1期，是与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一道最早成为新时期文学中对“文革”进行反思作品。而且，《哥德巴赫猜想》发表之后随即被《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中央级报纸用头版头条方式同时转载，“《人民日报》用三大版的篇幅转载一篇文学作品，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所未有的。”（陈磊：《30年前，全国科学大会的前前后后》，《新华文摘》2008年第10期。）这当然就成为了当代文学的空前奇观。以至于后来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每一个进程中，报告文学都成为了“急先锋”。特别是声势浩大的1987至1988年“中国潮”全国报告文学征文活动，全国一百多家主要文学刊物齐齐参与，发表了大量的报告文学作品，极大地推动了报告文学对于中国改革现实的深度关注，获得良好效果。新世纪以来，鲁迅文学奖对优秀报告文学的奖励，也使我们看到报告文学现实关怀力量的强大。可以说，作为一种知识分子的表达方式，报告文学是当之无愧的。张光年先生早在1983年就说过：“由于我国报告文学作家的共同努力，近几年来，报告文学这一生动活泼的文学品种，已经由附庸蔚为大国。”（《社会主义文学的新进展——在全国四项文学评奖授奖大会上的讲话》）所以，与其他文体相比，报告文学对于现实的依存度、切近度和反应度，无疑是最高的。“时代文体”正是对报告文学与现实关系的形象概括。
近十余年来，中国以加入世贸组织为契机、迅速融入国际经济的高速发展举世瞩目。中国的报告文学作家亲身参与并亲手描绘了中华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经济转型、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的伟大变革时代。当下报告文学对现实的关注可以用“主旋律”和“多声部”来概括。“主旋律”主要指的是报告文学对于近十余年来具有全国性影响或意义的事件与人物的再现、对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典型的表现；而“多声部”则表示报告文学对于当下现实生活各个领域所做的及时的艺术传达。前者譬如对于抗击“非典”、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会和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纪念等。李鸣生的《震中在人心》和朱玉的《天堂上的云朵》，在我看来是大地震灾难写作中的突出之作。前者着力描述于大地震对于人心的震撼与重创，讲诉大难当前时人性、人情、人生的善与爱，恶与丑，具有别具一格的深度。后者视角并未着眼于汶川地震的全景纪实，而是对震中北川的灾难直击和救援书写，真挚的情感和流畅的表达使这篇作品感人至深。何建明的《英雄北川》、张胜友的《北川重生》、赵瑜等的《晋人援蜀记》、李春雷的《夜宿棚花村》和刘堂江等的《热血师魂》等作品，也从不同视角传达了作家们对于大地震惨状、救灾、重建等过程的亲历与感受。何建明的《北京保卫战》、杨黎光的《瘟疫，人类的影子》和徐刚的《国难》则力图表现全国上下众志成城抗击“非典”的斗争。这些作品都从不同角度为报告文学的灾难写作做出了可贵的探索。李春雷的《木棉花开》，何建明的《台州农民革命风暴》《破天荒》和《我的天堂》，张胜友的《珠江，东方的觉醒》，吕雷和赵洪的《国运》等，则是报告文学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优秀之作。着力于人的道德、理想、信念、操守建设，是构建人的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十余年间，报告文学对于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先进典型的书写，在很大程度上显示出文学的“正能量”和社会的“正能量”。譬如何建明的《根本利益》和《为了弱者的尊严》中的梁雨润，李春雷《幸福是什么》中的郭明义等。
在充分肯定我们社会的正面力量的同时，报告文学并没有遗忘对于社会中还存在的“负能量”——即假丑恶现象的揭露与抨击。梁鸿的《中国在梁庄》、陈桂棣等的《中国农民调查》、魏荣汉等的《昂贵的选票》对于“三农”问题的关注，朱晓军的《天使在作战》对于医疗卫生界某些严重问题的揭露，一合的《红与黑》、杨黎光的《惊天铁案》、邢军纪的《第一种危险》对于官员腐败和“人性腐败”的书写，赵瑜等的《王家岭的诉说》、长江的《矿难如麻》对矿难事件的调查等，都诠释着当代中国社会的另一些侧面，体现出报告文学对于社会历史与现实的真实而刚性的介入，以及作家的主体批判精神。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报告文学以自己的实绩超越了新闻体式，而趋向于思想性文体和主体性文体。这种趋向其实是在适应读者对于报告文学“文体期待”的位移，即他们并不指望报告文学给出多少“新闻面”，而是期待“新闻面”里面的东西，期待作家对于重大新闻事件具有深度和广度的认知和思考。
正像中国的经济和文化越来越变得更加多元化一样，报告文学也在形成一个“多声部”的格局。这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日常生活开始进入作家的描述视野，在抵达表现的深度的同时，尽可能地拓展其表现的宽度。譬如黄传会的《天下婚姻》书写共和国三部婚姻法的制定和修改历程，由“婚姻”而论“天下”；周勍以《民以何食为天》为题关注当下的国人食品卫生安全；郝敬堂等的《厕所革命》直言厕所改革；徐江善的《中国，车祸之痛》思考交通安全问题；林因等的《太阳灼伤的土地》直击海外中国劳工的生活；刘茵的《砸车奇遇》描述邻里好人；陈歆耕的《猫鼠博弈》聚焦反扒“神警”与小偷；李迪的《丹东看守所的故事》描述特殊环境下的温暖和温情。另外，还有许多作品立足于对于历史的个性化深度解读或重新阐释：比如王树增的《长征》《解放战争》和《1911》、张庆洲的《唐山警示录》、黄传会的《潜航》、陈秉安的《大逃港》、刘国强的《日本遗孤》等。
当下报告文学对于转型时期中国的艺术记录，或许将成为当代人甚至后代人了解这段中国现代史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以艺术的方式记录现实、再现时代，是报告文学与生俱来的文体内质。今天的报告，就是明天的历史。这正是报告文学的文献性之所在。在我看来，是否具有文献性，是衡量一部或一篇报告文学能否成为优秀之作，甚至成为经典的必备条件。百年中国报告文学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对民族国家处于重大转折或激变时期的描绘与再现，成就了这一文体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附庸到独立的辉煌。这十余年报告文学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它大写了这一个大时代。当然，与过去相比，作家“大写”时代的方式正在发生改变，即由过去单一的公共话语走向公共话语与个人话语的结合，甚至完全就是个人话语的书写方式，譬如，近几年来风行的“非虚构”写作。这个意义非常大，它使报告文学的新闻特性逐渐走向隐性的同时，放大了这一文体以个性化为特质的文学性表达。作为非虚构文体，报告文学切近现实、连通现实、再现现实，既是凸显它的文学价值，也是防止文学游离社会、自说自话、甚至最终被边缘化的一个好途径。
报告文学在当下的价值和作用还表现在其文体的自觉。从百年中国报告文学的成长史中我们不难看出，时代文化语境的价值并不是绝对的，它只是扮演着一双推动文体前行的手，而不能替代文体内在运作的本身。如果说，非虚构精神的强化与践行成为当下报告文学的一个强音，那么，报告文学在艺术表现上的跨越，也是不容忽视的主旋律之一。譬如叙述模式的“一体到多元”的流变态势，这其中又包含许多内容，诸如体裁和语言体式、叙述视角、叙述结构、叙述人称、非叙事性话语等文体内在建构的日趋成熟与丰富。上世纪80年代，报告文学的这种跨越就已经基本实现，譬如叙述结构中的全景式和集合式，它们似乎已经成为了当代中国报告文学的经典结构模式，当我们说到“全景式报告文学”或“集合式报告文学”的时候，我们完全可以联想到当代文学中所创设的“朦胧诗”“文化散文”“新写实小说”等极具个性化的文体符号。因此，我们可以说，作为“时代文体”的报告文学正在进入“文体时代”。
报告文学的价值显现还与其传播方式的变化相关联。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报告文学突破纸质媒介单一传播的局限，通过电影电视和网络广泛传播。杨黎光的长篇报告文学《没有家园的灵魂》曾连载于《深圳特区报》《羊城晚报》，继而又由出版社出版发行，后来又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他的报告文学《生死一线》被改编变成电影《五颗子弹》。王宏甲长篇报告文学《中国新教育风暴》由中央电视台拍摄成30集大型电视报告文学片《新教育风暴》。一合的《黑脸》传播更显广泛，《北京文学》（2001年第1期）曾言：“两年前，一合40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黑脸》获得全国首届鲁迅文学奖之后，被改编为12集同名电视连续剧在中央电视台一套节目黄金时间播出，引起强烈反响，观众达11亿人次，为1998年之最，并获得了‘飞天奖’、‘金鹰奖’和中央纪委颁发的‘卫士奖’。一时间，主人公姜瑞峰名声大震，成为新闻人物，屡上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和新闻调查，并使播他的这些节目成为‘名节目’，同电视剧《黑脸》一样被广泛传颂。”何建明的《落泪是金》成为多媒体联手运作引起轰动的文本，《羊城晚报新闻周刊》（1999年6月第129期）曾经报道说：“近百家报刊、广播电台、电视节目纷纷转载和连播该作品，据不完全统计，《落泪是金》的直接读者超过2000万人次，通过广播电台连播节目收听的人更是不计其数。”他的报告文学《国家行动》和《部长与国家》分别被改编成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热播电视剧《国家行动》和《奠基者》，后者更是成为近十余年来央视开年大戏中唯一一部根据报告文学作品改编的电视连续剧。这些名声远播的作品创造了当下报告文学可观的“收视率”和“票房”，使这一传统文体获得了新质和新生。
作为非虚构文学的主力文体，报告文学正在渡过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低谷期，走向裂变与复兴的新时期。但我们还应该清醒地看到，在报告文学领域，对现实的反思与对现实的逃离、对非虚构性的坚守与失守、对艺术表现的精准与粗鄙、作家队伍的质数提升等令人纠结的诸多问题并未完全解决。因此，我们由衷地希望报告文学作家在当下社会转型时期，努力做到不为资本写作、不为权贵写作、不为获奖写作，而要为良知写作、为正义写作、为人类写作。真正以博大胸襟和人类关怀的眼光，站在人的角度写人，使作品具有超越感和人学本质。还要站在中国人的角度写中国人，使作品具有民族气派和本土特色。最终使报告文学成为当代社会不可或缺的真正“顶天立地”的文体。
浅析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价值 篇12
一.当代中国生态文学产生的原因及界定
任何一种文学形式的产生都有其特定根源所在, 生态文学的产生亦是如此, 是工业文明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生态恶化, 而这一最大根源就是人类自身。进入20世纪以来, 生态危机严重影响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而文学自古以来就担当着拯救济世的功用, 是人类社会寻求精神寄托和情感表达的重要形式, 它与自然及社会有着更深刻、更广泛、 更多样的关联和互动。面对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双重危机, 在“生态危机”这样时代大背景下, 中国的生态文学也应运而生, 是一种迟到的生存醒悟, 是在追求一种更加友好的生存方式。
所谓生态文学, 目前并没有统一的概念规定, 众说纷纭, 但是更多的人认为, 只要是这些作品可以敏感的揭示出当今社会的生态危机, 对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加以批判, 对导致现代危机的生态文明加以反省的作品, 都是生态文学的显现, 反映了人类从对自然的压迫、对大自然的反抗和征服, 以及自然对人类的报复的恶性循环中, 彻底突围出来, 重新审视人与自然关系的诉求在文学中的表达。同是, 也是精神生态危机的表达。
但是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发展并没有形成一种潮流或者流派, 顶多算是具有生态意识的作家们的尽力之作, 从而对生态文学价值的研究更需尽心尽力。
二.价值的形成及内在构成
20世纪以来, 价值问题的研究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源于人类更渴求自身价值的实现与行为方式的满足, 也已经成为现代哲学研究的中心问题之一, 在中国, 关于价值问题也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各理论界和学术界争先研究, 并且日益进入哲学讨论的领域和文学的运用范畴中来。
(一) 关于“价值”的论述
“价值”本身就是属于一种关系范畴,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讲, 是指主体与客体的关系, 即指客体能否满足主体需要的某种效益关系, 也就是说客体的某种属性与功能与主体需要间的一种关系。而价值作为哲学范畴, 必然具有普遍的客观基础和表现形式, 即主客体的关系。正如“感觉为物而同物发生关系, 但物本身却是对自然和对人的一种对象性的、 人的关系;反过来也是这样的。”[1]
一直以来人们似乎都认为, 价值论的研究是一种深不可测、难能触碰的哲学, 价值问题似乎也只有那些理论家和做学术的人, 才去探索和思考的问题。其实, 价值与人类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人们的一切行为方式、思想追求、情感表达和意志坚守, 在一定程度上是以利益或者价值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 而价值思维和价值取向的不同, 都将对人的思想和行为产生重大的影响。在人们的实际生活中, 价值随时随地都会存在其中, 人们的一切行为都需要考虑其实际意义与效用。在进行每一项工作时, 前提总是在不断的权衡利弊, 这说明价值是一个与人们的实际生活联系非常紧切的词语。 而文学价值主要体现在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文学作品里的必要的思想和精神价值, 主要是由文学作品的质量决定的, 包含着思想、审美、核心价值理念等, 其最为重要的是文学作品的内在艺术价值。即对人们有积极意义的价值。另一方面指向文学作品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文学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实用功利的层面, 抑或者说物质价值方面, 更多的是一种精神性追求。
三.当代生态文学价值的表现形式
目前, 关于“生态文学”的价值论述, 学术界大概有两种不同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 生态文学主要是借助文学这种表达方式来描述存在的生态现象, 启发生态意识, 重点是“生态”这个目的, 而非“文学”这个借助手段。除此之外, 与人类的其它文学并无殊异, 不可成为一种独立的话语体系。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 不能单纯地把生态文学理解为只是借助文学这种表达方式表达生态意识的文学, 应该从整体意义上来看待, 把生态文学视为一个有特定内涵和自我生命特征的亚系统来理解, 不仅体现在生态意识, 还包括人文精神、文化意识和审美意识。
我认为生态文学的价值理论设置过于完美, 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引导现实, 却不可以代替现实社会的情况, 生态文学的价值之维由浅层的反对人类中心向更深层的生态审美哲学转变, 生态文学的价值观念也由一维的尊崇自然向多样的文化哲学思考转变。生态文学的诸多转变为价值系统的重建提供了新的精神、 思想资源。生态文学真正的价值维度应表现为它独特的生态审美精神。因此从三个生态价值、精神价值及现实关怀三个角度去分析生态文学的价值。
(一) 认识价值
价值表现为人类主动地选择, 而不同的人生观会有不同的价值选择, 对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不同认识, 从而对自然环境会有不同的选择。如姜戎, 在内蒙古额仑草原插队十几年, 打过狼群, 掏过狼窝, 养过狼崽, 以《狼图腾》一书, 轰动一时, 本书主要论述了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 一位知青在内蒙古大草原插队的时候, 与狼和游牧民族相依相存的故事。狼在这个民族, 是人们敬畏的敌人, 也是他们生生世世的朋友。但是, 农耕文明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政策对草原生态文明的破坏, 用武器杀害狼群, 大面积开垦草原, 致使几年后, 草原荒漠化, 鼠害横行。书中末尾, 蒙古高原的沙尘天气影响了北京, 浮尘漂洋过海, 在日本和韩国的上空游荡。人类不仅失去了狼和草原, 最主要的是失去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观。这是《狼图腾》这部小说折射出的主题和作家深切呼唤。由此可见, 生态系统的整体性被破坏, 进而影响了整个生态文明的发展, 没有了所谓的可持续性, 没有了所谓的和谐共处, 大自然无法造福人类, 从而深刻地认识到生态环境的重要性, 人类才有可能在大自然的背景下求得生存。
(二) 精神价值
生态文学倡导从地球生态系统中理解和构建人类精神, 所描述和理解的精神是人类的新精神, 这种精神不仅仅是理性的诉求, 也不仅仅是人的意识, 它更是宇宙间一种形而上的真实存在, 是自然的生命法则及意向, 是人性中一向追求真善美的情感与希冀。因此, 这样的精神书写绝不是狭窄的内心独语, 或者本能欲望的表现, 而是传达人类共生的生命诉求, 表现宇宙整体生命律动的诗性世界。如杨志军的《藏獒》这部小说, 那里的藏獒比人类更懂得珍惜情感, 尊严与耻辱, 忠诚与责任, 凝聚着西北草原情怀、藏传佛教的神秘、 人道作家的悲悯情怀。作家用人性化的笔触来描写“獒性”, 其实也是用“獒性”呼唤人性意识。作者用藏獒启蒙人性, 藏獒是一种高素质的灵魂所在, 在其身上, 集中体现了草原上的生灵们应该具备孤傲、勇武和忠诚、献身以及敢于忍受一切苦难的最高品质。
生态文学的精神价值, 不是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 去束缚人类的行为和思想, 反而它更是一种鼓励, 启示我们该用怎样的心态和气度活在这个有点鱼龙混杂的世界。
(三) 审美价值
这是一个纵欲狂欢的社会, 灵魂堕落, 物欲膨胀, 物质和精力过剩, 鳞次栉比的楼群, 熙攘纷扰的市井, 波涛汹涌的噪音, 同样也深知, 这是一个速记速忘的时代, 有多少东西来不及拥有, 就已经被遗忘, 这是物质富有的象征, 还是精神贫乏的标志?那么生态文学的出现, 是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 呼唤生命意识。
而生态整体主义是个总体原则, 人类社会发生大面积的生态灾难是工业化和现代科技的伴随物, 现代生态问题往往是一国有难多国受灾, 影响全球生态环境。因此人类更多的意识到生态文学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拯救人类的生存灵魂, 生活习惯及行为方式。不把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中心, 不把人类的利益作为价值判断的终极尺度, 并不意味着生态文学藐视人类或者反人类, 而是生态文学家意识到, 生态恶化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只有以生态整体观作为研究中心, 才能从根本上提高人类的生态保护意识, 从而实现人类的现世利益和长远利益。
四.当代生态文学价值的有限性
很长时间以来, 诸多的人把生态文学的价值无限扩展, 认为生态文学应该重铸生态人文精神, 应该重构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关系, 应该改善人性与提升人的灵魂弧度, 甚至应该挽救整个人类社会, 使其不遭受自然地报应, 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生态文学成了几乎成了一把尚方宝剑, 认为只要从生态价值出发, 人类很多的问题都能迅速的得到解决方法, 然而生态文学的价值并不是万能的, 可以适用一切的, 它具有天然的有限性。好的生态文学作品可以传达出出丰富的生态思想和生态价值, 但是不能夸大和太过于乐观。各种新媒体的传播方式和手段, 多样化、迅速化, 一定程度上比纸介传媒要有利的多, 中国民众, 了解生态文学, 理解生态价值, 更多的是从电视、网络上得知, 很少去读生态文学作品。所以仅仅从生态小说传播的角度来看, 生态文学的价值是有限的。再者来说, 生态文学的趣味性远不及其它种类的小说, 人类虽然意识到生态环境的恶化会有诸多问题, 但是其长远意识与长远目光并没有如此深刻, 故其生态文学的价值也不可发挥到淋漓尽致。而有些作品纵使考虑到了“生态” 问题, 但其思考也和现代生态意识没有有效地联系起来, 如李杭育的《最后一个渔佬儿》, 在但是更多地被当作了一部反映时代变革的小说, 而与如今谈到的生态文学价值无太大关联。
结语:
生态文学的出现, 它不是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的哗众取宠, 也不是在大千世界中自娱自乐、“心闲弄笔”的笑料。 我更愿意把它当做一种阳春白雪的文学想象, 它有旷世济国之功用, 生态文学的作家具有悲天悯人的情怀, 是在长期的文化探索中逐步形成的, 其数量和质量都有迅速的发展, 也是人类确实感受到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确实有待进一步提高, 而生态文学的价值, 是一种家园意识, 是对人类社会生存的最后一节警钟, 在帮助人们解决物质危机和精神危机方面有积极作用, 改变着人类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 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参考文献
[1]《价值论》李德顺著[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现代中国文学思潮新论》李运抟著[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3]朱光潜:《我们对于一颗古松的三种态度》[J].《语文新圃》2003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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