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民间资本

江苏民间资本（共5篇）

江苏民间资本 篇1

摘要：杭州、温州的民营经济和小微企业特征在浙江经济中颇具代表性, 历时二年的温州金融综合改革对民间资本的投资体制机制研究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通过研究创新民间资本投资方式, 加快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业, 拓宽民间资本投资渠道, 构建民间资本投资的相应体制机制, 更好地解决民间资本的“两多两难”问题。

关键词：民间资本,投资体制,温州金融综合改革

浙江是民营经济大省, 杭州、温州的民营经济和小微企业特征尤其具有代表性, 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民间资本的支持, 由此引发的民间资本投资问题也尤为突出。2012年3月国务院决定在温州开展金融综合改革试验, 拉开了民间资本投资体制机制改革的序幕。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至今已有二年, 如何借鉴温州金融综合改革的有益经验, 结合杭州市民间资本数据分析基础上, 探讨民间资本投资运作的基本模式, 研究其成因、特点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而形成提升和改造民间资本投资运作模式的相应体制机制, 是本文研究的基本思路和主要内容。

1 温州金融综合改革的进展与成效

自2012年3月国务院决定设立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 至2013年末, 温州全市拥有村镇银行7家, 境内外上市企业12家, 已开业民间借贷服务中心7家, 民间资本管理公司11家;小额贷款公司44家, 注册资本金108.4亿元。2013年末温州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7771.16亿元, 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3821.25亿元, 人民币贷款余额7092.32亿元, 与上年相比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 (数据来源:温州市统计局《2013年温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经历了二年的改革和探索, 温州金融综合改革的主要内容和成效可归结为如下几个方面。

1.1 民间融资的规范化、法制化趋势明显

温州民间金融的总量一直非常庞大, 2011年的规模已达1200亿元, 但民间金融因其自身的隐蔽性和有限性, 潜藏的风险也随之而来。如曾经出现的抬会事件、挤兑风波以及民营企业主“出逃”事件, 使温州成为了“冒险投机、无序扩张、实业空心化”的代名词[1], 这对正常的金融管理秩序造成了巨大冲击。随着温州金融综合改革的实施, 《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等相继出台, 温州民间融资向规范化、阳光化、法制化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极大激发了民间融资活力。根据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温州市银监分局、市金融办2014年《一季度金融形势分析报告》, 从民间借贷备案看, 自3月1日至4月8日, 全市共备案民间借贷860笔, 总金额约11.66亿元, 其中自愿备案的笔数达到722笔, 占84%, 金额为3.34亿元, 占28.6%。民间借贷的阳光化、规范化趋势明显。

1.2 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的渠道不断增多

根据国家积极鼓励民间资本发起或参与设民营银行、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金融机构的相关政策规定, 民间资本投资银行业金融机构在政策上已没有任何障碍。借助金融综合改革契机, 温州民间资本积极参与温州银行增资扩股、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股份制改造等金融机构改制, 做好全国第一批民营银行试点工作, 加快村镇银行和农村资金互助社的发展, 并积极尝试小额贷款公司改制为村镇银行。同时建立了颇具温州特色的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 为民间借贷双方提供安全、可靠的交易平台和信用查询信息系统, 每周发布民间借贷利率指数, 引导民间借贷向规范化、合法化发展, 最大限度降低民间借贷的风险。

1.3 具有地方特色的金融管理机制初具规模

以《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为基础, 结合温州实际情况出台相应的配套实施细则和金融监管政策, 初步形成比较完善的法律监管体系。设立温州市地方金融管理局, 为防范和及时解决民间金融风险, 成立金融仲裁院、金融犯罪侦查支队和金融法庭, 形成一套金融管理体系。并以民间借贷服务中心和小额贷款公司为基础平台, 与人民银行征信系统相连接, 加快征信体系平台建设, 初步形成具有温州特色的金融管理机制。

2 杭州民间资本投资的基本形势及存在的问题

杭州与温州一样, 都是浙江典型的民营经济大市。杭州的民间投资总量不断扩大, 2007年已达832.10亿元, 2009年超过1000亿元, 2011年达到了1738.18亿元, 2012年突破2000亿元。2013年, 杭州全市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首次突破4000亿元大关, 达4263.87亿元, 民间投资则达到了2275.21亿元, 民间投资总量居全省首位。2014年一季度, 杭州全市民间投资419.03亿元, 占全市固定资产投资的54.9%。

数据来源:杭州统计信息网。

从民间投资的投资主体结构看, 有限责任公司和私营企业成为杭州市民间投资的主力。据统计, 有限责任公司和私营企业占杭州市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分别为58.5%和33.6%, 合计占民间投资比重超九成。

杭州民间资本投资虽没有温州的炒房、炒煤、炒蒜那样疯狂, 但不断积累的民间资本由于没有很好的投资渠道, 存在的“两多两难”问题同样非常明显, 即民间资金多、投资难, 中小企业多、融资难。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的2014年一季度地区社会融资规模统计数据显示, 浙江省一季度地区社会融资2638亿元, 广东省为4789亿元, 山东省为4839亿元, 江苏省为5739亿元。浙江地区社会融资规模仅为江苏一半, 这也折射出了浙江民营经济特别是数量众多的小微企业融资的困境。经过调查分析, 本文将杭州民间资本投资存在的主要问题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2.1 民间资本投向不均衡

从行业分布看, 杭州民间投资主要集中在房地产业和制造业, 二者合计接近民间投资总量的近九成;基础设施投资占全部民间投资的比重则不到2%, 教育设施、卫生设施以及电信和其他信息传输服务业民间投资比重则更少。2014年一季度, 杭州市民间投资总量为419.03亿元, 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248.94亿元, 占全部民间投资的59.4%, 剔除房地产开发投资, 全市民间投资仅完成170.09亿元。

2.2 民间投资拉动作用减弱

根据杭州市统计局《2013年我市固定资产投资运行情况分析》, 2013年杭州全市民间投资2275.21亿元, 增长10.5%, 增幅较上年回落7.1个百分点, 低于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速4个百分点, 民间投资对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贡献率为39.8%, 较上年下降9.8个百分点。从数据分析可以看出, 2013杭州民间资本投资较2012年增幅明显回落, 民间投资对拉动全市固定资产投资的作用有所减弱。

2.3 民间资本投资领域仍有限制

虽然国家和地方政府鼓励民间资本投资的政策近年来相继出台, 不断拓宽民间资本投资的领域, 但从杭州市近几年民间资本投资的实际情况看, 民间资本仍难以进入部分高回报率的垄断行业、社会事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领域, 政府设置的市场准入障碍依旧存在, 限制了民间资本投资的有效发展。

3 构建民间资本投资体制机制的对策建议

根据工信部发布的2013年《全国企业负担调查评估》显示, 企业总体平均利润率为5.1%, 而目前银行贷款的基础利率约为6%, 民间贷款利率约为18%~20%, 小微企业的融资难和生存状况可见一斑。尽管国家以及杭州市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民间投资发展的相关政策措施, 但杭州市民间投资发展仍存在诸多瓶颈制约。根据笔者对杭州市部分民营企业的调查, 有84.8%的民营企业认为融资难度大、资金筹措难是影响企业发展的主要困难;有83.2%的企业认为政府出台相应的投资优惠政策会对企业投资决策产生较大影响, 民营企业普遍希望政府在金融、资金、税收等方面加强对企业的扶持。一边是庞大的民间资本“投资无门”的尴尬, 一边却是众多民营企业无处融资的境地, 如何利用好民间资本, 解决好民间资本“两多两难”问题, 是规范民间资本投资的核心之处。

3.1 借鉴温州金融综合改革经验, 创新民间资本投资方式

根据国务院批准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方案的要求, “制定规范民间融资的管理办法, 建立民间融资备案管理制度, 规范发展民间融资, ”是温州金融综合改革的首要任务。已于2014年3月1日正式实施的《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首次以立法的形式明确了民间借贷、定向债券融资或者定向集合资金的三种民间融资方式, 并将合会、农村资金互助会的资金互助、企业内部集资三种行为新纳入了民间借贷范畴, 并规定了大额民间借贷强制备案制度。

借鉴温州金融综合改革在民间融资方面的成功经验, 根据杭州民间融资的实际情况, 可以通过制定《杭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及实施细则等来明确民间融资的基本形式, 创新民间资本的融资模式。除定向债券融资和定向集合资金募集两种融资方式外, 将温州民间已经发展相对成熟的“合会”制度 (民间俗称“抬会”、“呈会”、“标会”、“互助会”等) 引入民间借贷的合法范畴。通过改革创新民间资本投资方式, 有助于为民间资本和民营企业融资之间建立对接平台, 畅通社会投融资渠道, 规范民间投资行为。

3.2 加快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业, 拓宽民间资本投资渠道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决定》指出:“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 在加强监管前提下, 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也明确提出:“鼓励民间资本发起或参与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金融机构。”国务院办公厅于2013年7月提出了“尝试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的指示精神。为贯彻实施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杭州市提出了加快地方金融市场建设, 创新金融服务体制机制, 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改制转型等。

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 在法律和国家政策层面已经没有任何障碍, 中小企业也有对民间资本的迫切需求。“除了传统意义的民间借贷外, 非正规金融机构利率相对过高, 无法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只有建立真正意义的民营银行, 才能更有效地服务中小企业。”[2]作为地方政府, 需要完善的是如何细化国家政策的配套实施, 规范民营银行、村镇银行的主发起人资格审查, 建立健全银行业金融机构的风险防范机制, 形成资本所有者承担风险损失的市场约束机制。全国第一批民营银行试点工作已经于今年3月开始, 试点采取共同发起人制度, 每家试点银行至少有2个发起人。按照确定的5个民营银行试点方案, 浙江的2家民营银行分别由杭州的阿里巴巴、万向控股和温州的正泰、华峰集团联合筹建。杭州在做好民营银行试点工作的同时, 应积极引导民间资本参股证券公司、保险公司, 探索设立财务公司、租赁公司等新型机构。鼓励民间资本以村镇银行等地方小型银行为主体, 探索将金融服务贴近社区, 打造社区银行服务新体系。

除了对金融领域的投资, 民间资本投资需不断加强转型和创新, 从而拓宽民间资本投资渠道。鼓励民间资本以BT (建设—移交) 、BOT (建设—经营—移交) 、TOT (转让—经营—移交) 等多种投融资模式参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如浙大网新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庆春路过江隧道BOT项目的投资主体, 负责完成整个隧道的投融资、建设、运营和移交。加快垄断性行业单位改革, 降低民间投资市场准入门槛, 允许民间资本通过联合、联营、集资、入股等多种方式进入, 实现民间投资形式多样化。

3.3 推进民间资本投资的配套制度建设, 加强体制机制保障

一是规范民间资本投资的风险防范机制。虽然国家鼓励民间资本投资设立村镇银行、民营银行等金融机构, 但由于民间资本自身具有的逐利性和盲目性, 如果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与监管, 将会引发诸多的金融风险。“在制度建设滞后的背景下, 大幅度降低准入条件、大量增加民间资本控制的商业银行, 将会带来巨大的道德风险和系统性金融风险。”[3]急需加强风险自担机制、存款保险制度、民营银行发起人资格审查制度等风险防范机制建设, 保护存款人的合法利益, 提高公众对民营银行的信心, 从制度设计和监管源头上规避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风险。

二是探索形成利率市场化的运行机制。民营银行因在信用规模和资金来源方面, 无法与国有银行进行公平竞争, 推进利率市场化有利于民营银行对利率进行灵活定价, 发挥民营银行的经营优势。“民间金融在面向地方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时, 由于中小企业缺少抵押物, 民间金融一般会基于风险因素而要求较高的利率。”[4]在利率市场化条件下, 风险与收益相匹配, 既符合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 也有利于民营银行的可持续发展。

三是完善中小企业信用信息的评估体系。中小企业是民间资本投资的主要对象, 但“现有的征信方式效率低下, 亟需建立一个多部门信息采集和资源共享的中小企业信用信息数据库。”[5]建立适合中小企业特点的信用体系、担保体系等一系列配套工程, 有利于形成民间资本投资与中小企业融资之间信息对称、资源共享, 减少民间资本投资的信用风险, 并进而推动民间信用体系建立。

四是健全民间资本投资的法律保障体系。我国目前并没有专门的民间投融资法, 主要以民间借贷、合同行为等形式规定于《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法律中。通过制定当地的民间融资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等地方性规定, 再配合国家层面的法律法规, 以系统性的法律保障制度, 有效遏制民间资本投资的盲目性和隐蔽性风险, 更好地引导民间资本投资趋向合法化、规范化。

参考文献

[1]顾标, 王修芸.“民企—民资双困境”的破解之道[J].浙江社会科学, 2011 (12) .

[2]张雪春, 徐忠, 秦朵.民间借贷利率与民间资本的出路:温州案例[J].金融研究, 2013 (03) .

[3]周学东.民间资本发起设立民营银行的思考[J].中国金融, 2013 (19) .

[4]李玉, 王吉恒, 孙飞霞.民间金融的规范发展:兼论温州金融改革[J].商业研究, 2013 (02) .

[5]叶天华, 郭舒萍.温州金改背景下的民间资本与中小企业融资——基于征信视角的研究[J].浙江金融, 2013 (08) .

江苏民间资本 篇2

文化部7月9日发布《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文化领域的实施意见》，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投资文化产业发展，为其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意见称，鼓励民间资本投资文化产业发展。民间资本投资符合国家重点扶持方向的文化行业门类和领域，可通过项目补助、贷款贴息、保费补贴、绩效奖励等方式给予资金扶持。意见指出，鼓励和支持民间资本以投资、控股、参股、并购、重组、项目合作等多种方式，积极参与国有文艺院团转企改制。鼓励艺术名家和其他演职人员以个人持股的方式参与转制院团的股份制改造。

民间资本参与国有文艺院团转企改制，可享受国有文艺院团转企改制和国家扶持文化企业发展的相关优惠政策。

意见指出，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投资演艺、娱乐、动漫、游戏、文化旅游、艺术品、工艺美术、文化会展、创意设计、网络文化、数字文化服务等行业和领域。支持民间资本参与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实施，鼓励民营文化企业跨区域、跨行业兼并重组。

鼓励和支持民营文化企业借助资本市场做大做强。支持民营文化企业通过信贷、信托、基金、债券等金融工具融资，支持民营文化企业通过并购重组、上市等方式融资。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参与的金融机构、中介组织、各类投资基金进入文化产业领域。

此外，文化部还鼓励民间资本通过招投标等方式，参与基础文化设施建设、公共文化产品创作生产、公益性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重大文化惠民工程、重大公益性文化活动和其他公共文化服务。

意见强调，对民营文化企业在立项审批、投资核准、项目招投标、政府采购、评比表彰、申请专项资金、享受税收优惠、申报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和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等方面，要与国有文化企业一视同仁，不得对民营文化企业设置任何附加条件、标准和程序。意见指出，逐项落实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文化领域的各项政策措施，针对不同领域，研究制定具体扶持办法，加大财政、税收、金融、用地等方面的扶持力度，完善民间资本进入文化领域的政策保障机制，切实保护民间资本的合法权益。

不断提高政府公共服务水平，加强“文化产业投融资公共服务平台”等投资信息平台建设，及时发布国家政策、发展规划、准入标准、行业动态、项目招标、产品和服务采购等信息。充分发挥驻外使领馆文化处(组)、海外中国文化中心等的作用，协助民营文化企业了解和分析海外文化市场动态，拓展海外营销网络和渠道。

各级文化行政部门要积极组织宣传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民间资本健康发展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客观、公正评价民间资本在促进文化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营造有利于民间资本进入文化领域的舆论氛围。支持民营文化企业、民办机构及民间文化团体人才队伍建设，在评定职称、参与培训、申报项目、表彰奖励等方面与国有文化单位同等对待，带动民间文化人才参与文化建设的积极性。

创意文化产业园：小微企业在这里筑梦成长

创意文化产业园这座民营产业园的开创者是张学智。张学智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主攻油画创作。大学毕业后，张学智下海做起了房地产生意。经商10年，张学智仍然难舍自己的艺术情结。他觉得甘肃历史底蕴深厚，文化资源丰富，但文化产业发展还滞后于其他省份，于是他萌生了在兰州建立创意文化产业园区的念头，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甘肃省本地艺术家以及有艺术追求的年轻人提供一个自由发展平台。

2009年7月18日，占地40余亩的旧厂房在一番精心的打理后焕然一新，一个充满活力的园区展现在人们面前。张学智告诉记者，如果按照经营房地产生意的模式，在这块地上盖商品房出售能赚不少钱，可是他不愿意这样做。对工业厂房进行翻修改造后，张学智借鉴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文化产业园区的成功运营发展模式，开始招商引资。

张学智说，最初，他和自己的创业团队并不清楚创意文化产业园应该建成什么样子，只是根据脑海中一个模糊的概念摸着石头过河。“一个抽象的符号变为一个实打实的产业园区，我们在一天天学习中总结经验、分析市场，就像看着孩子慢慢长大一样。”张学智回忆园区初创时说道。兰州创意文化产业园挂牌以来，一手抓硬件建设，一手抓招商。时至今日，兰州创意文化产业园发展已进入第五个年头，基础设施改造和园区招商取得了阶段性进展，园区步入了发展快车道。

据了解，兰州创意文化产业园有着严格的准入制度，只有真正有实力、有想法的文化创意人才以及成长性好的文化企业才有机会入驻产业园。有的印刷企业希望入驻园区，被张学智婉拒。一些不符合环保要求的企业同样被拒之门外，张学智认为，文化产业园区发展过程中，维护健康的环境和良好的创业氛围至关重要。

2012年，兰州创意文化产业园企业产值超过3亿元，汇聚各类小微企业70余家，还有30余家企业准备入驻，园区已成为兰州文化产业发展的亮点。此外，园区还经常承办各种类型的文化活动，在实现创收的同时大大丰富了园区文化工作者的精神文化生活。如今，兰州创意文化产业园成了创意文化人才交流、大学生和归国留学生创业就业、文化体制改革中转型发展企业的重要聚集地。2010年，兰州创意文化产业园被授予“甘肃省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和“2010年兰州经济推动力十大企业”称号。同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支持甘肃省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其中就包括支持兰州创意文化产业园发展的内容，大大增强了园区进一步发展的信心。

由于兰州创意文化产业园地处交通不算便利的地区，园区租金方面又没有享受太多优惠，发展还面临许多困难。对园区内小微企业的扶持工作，一直由张学智来抓，他说自己在经营园区的同时，也当着“天使投资人”，对在文化创意方面有想法、执行力强的团队给予

江苏民间资本 篇3

【关键词】 法律完善;借贷风险;法律责任

中图分类号: K825.19

民间资本是中国特有的概念,目前还没有统一的定义。具体而言,民间资本就是民营企业的流动资产和家庭的金融资产即所谓民间资本就是掌握在民营企业以及股份制企业中属于私人股份和其他形式的所有私人资本的统称,就叫做民间资本即民间资金。我国民间资本十分丰富。截至2008年底,我国城乡居民储蓄余额已突破21万亿元。这说明,利用民间资本,可以大大加快建设步伐。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将逐步形成国内企业与外资企业的平等竞争地位,这为民营企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机遇。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体制性障碍仍然不少。一些人特别是部分管理部门和管理者,在这个问题上思想还不够解放。要充分发挥民间资本的作用,就一定要提高思想认识,正确看待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和作用,逐步放宽市场准入,改革行政审批制度,为多种所有制经济创造公平、平等的市场环境,在法律层面上规范和引导对民间资本的发展和民间借贷的法律制度完善是很重要的。

1 民间借贷事物存在的必要性

事物的存在必有其存在理由,事物的发展和消失则决定于事物是否为社会发展所需要。民间资本和民间借贷的存在是否是社会发展的必要。2008年11月,温州市工商联专题开展了温州民营企业资金需求情况调查,结果显示,304家企业资金需求总额高达71亿元,平均每家需求额为2336万元。304家民企可提供的抵押物价值约为53.7亿元,仅为资金需求的75.6%。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在浙江都比较突出。据浙江省中小企业局的调查,81%的中小企业出现流动资金不足状况。从一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现今的国家金融体系已经无法满足中小企业的发展需求,国家金融体系对贷款要求大部分采用抵押担保的方式,而抵押担保的方式只能满足中小企业75.6%的资金需求,尚有24.4%的资金缺口无法弥补。在回顾另一组数据,中国民间资本的资金实力,截至2008年底,我国城乡居民储蓄余额已突破21.78万亿元。雄厚的民间资本和企业无法从金融机构获取充足的资本支持形成鲜明对比。而民间资本的发展所带来的民间借贷业务是基于人与人的信任所产生的借贷关系,依靠着人脉而生存,交易成本低、交易便利,手续简便,民间借贷效率高,符合个人和企业资金周转的特点,一笔业务的完成往往只在几小时就落实资金,极大方便了企业资金需要。

毋庸质疑,民间借贷的法律制度完善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是有益的。

2 法律完善

国家金融体系的完善对民间资本的发展是有很大借鉴作用的。银行的操作模式的繁琐不适合民间借贷的模式,但完善的法律制度的支持是民间资本健康发展的保障。

现有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定是满足不了社会需要和无法满足民间资本发展需要的。现有民间借贷法律规定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二章借款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公民和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以上法律和司法解释、批复肯定了民间借贷的效力,但尚不足以规范民间借贷行为,不足以很好的引导民间借贷的健康发展。理由只一点:民间借贷不规范会影响到城镇居民的生活,民间借贷恶化了则会影响当地社会稳定。

完善民间借贷法律制度,还应从以下几点列入立法规定:

2.1 完善借贷关系人的信息有条件的通畅

信息不畅是很多民间借贷案件发生最终无法执行的原因。虽然政府规定某些私人信息是属于公民隐私应加以保护。但对公民自身要求查询的关于自己的信息政府和司法部门应予以提供。如果从立法角度对此予以完善,对保障民间借贷资金安全有很大作用。

2.2 严厉打击不法的借贷资金来源

用于借贷的资金来源大体可以分为(1)自有储蓄。放贷人从事经营或工作所得的合法私人财产。这一类资金来源是合法的,放贷人有权力选择是储蓄于银行收取存款利息或者借给他人收取不超过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的利息。(2)非法向不特定的多数人吸收资金,并许诺支付一定利息,把吸收的资金作为借贷资金借于他人。这种资金来源是非法的,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條涉嫌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罪。个人和企业基于借贷利息差异向不特定多数人吸收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会影响国家对金融活动的监管,严重破坏金融秩序,对这种行为是必须严厉打击的。(3)贷款资金用于借贷赚取利差的行为。这种借贷资金来源也是非法的。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涉嫌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高利转贷罪。1996年6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贷款通则》规定,借款人申请贷款,应当具备产品有市场、生产经营有效益、不挤占挪用信贷资金、恪守信用等基本条件并应符合其他一些条件。从该规定可以看出向银行贷款的用途用于生产和经营并不得挪于他用。《贷款通则》第71条明确规定对套取贷款转贷牟利的行为予以禁止。套取贷款转贷牟利的行为构成对信贷资金总量控制以及信贷资金安全的妨害和威胁,所以刑法对此予以调整。当然这作为借贷资金的来源也是要禁止的。

2.3 在债权法中对民间借贷制度形成完善立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对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及相关权利义务进行了相应的规范,仅有自然人间的借款合同生效时间和关于利息支付及借款利率的规定。与之相对应的刑事法律规定对现实之中涉及多人民间借贷和数额超过20万人民币有可能会涉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而导致刑事责任的追究。往往发生刑事控告的原因在于借款人无法按期履行还本付息的义务,债权人追讨无果或者找不到借款人情形下试图通过刑事挽回经济损失的常用方法。

在经济运行中,一方面是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资金需求。一方面是正常贷款的收缩或供应不足。导致了民间资本的供需两旺,然没有制度的规范必然会导致民间资本运行的混乱,进而导致矛盾的突出,影响社会的稳定。在债权法中对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规范形成完善的立法显的十分重要,有利于规范和引导民间资本的正常有序发展,为国民经济建设的发展做有益补充,有效弥补金融资本对中小企业资金供应不足的状态。

民间资本的春天疑惑 篇4

五月，银监会出台了《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实施意见》。

《实施意见》明确，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与其他资本遵守同等条件，支持符合银行业行政许可规章相关规定，公司治理结构完善，社会声誉、诚信记录和纳税记录良好，经营管理能力和资金实力较强，财务状况、资产状况良好，入股资金来源真实合法的民营企业投资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民间资本参与村镇银行发起设立或增资扩股，并将村镇银行主发起行的最低持股比例由20%降低到15%。

此举在坊间被迅速发酵。

关于民间资本的政策解痼期待值，向来都是中国社会经济中高企的热门话题。但此番政策动向是否能够满足市场的期待，还有待观察。

春天来临？

2010年5月，“新36条”正式出台，明确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明确禁止准入的行业和领域。然而，“新36条”的落实情况不尽如人意，民间资本投资时仍遭遇“玻璃门”和“弹簧门”。为此，国务院明确了今年上半年制定出台民间投资实施细则的时限要求，近段时间以来，交通部、铁道部、证监会、国资委等部门陆续出台了鼓励民间投资的实施细则，分析人士指出，随着各项政策落到实处，民间资本的春天正在到来。

近期，铁道部 、银监会 、交通部 、卫生部 、国资委 、证监会六部陆续发文，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垄断行业。这也算是对2010年颁布的“新非公经济36条”的落实和回应。据悉，其他相关部门也在制定民间资本准入实施细则。像银监会最近就放宽了一系列民间资本入股银行业的股权比例限制：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商业银行增资扩股，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城市商业银行重组，民营企业参与城市商业银行风险处置的，持股比例可以适当放宽至20%以上；支持民营企业，特别是符合条件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涉农企业参与农村信用社股份制改革或参与农村商业银行增资扩股；进一步加大引导和扶持力度，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农村金融机构重组改造，通过并购重组方式参与农村信用社和农村商业银行风险处置的，允许单个企业及其关联方阶段性持股比例超过20%。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民间资本进入垄断经营领域的春天到来了呢？

从国家推动民间资本进入垄断行业的时机和背景看，一方面，当前内外需疲软，经济增速持续放缓，政府有必要加大投资等方面的政策刺激力度。比如铁路、交通等领域，尚未消化4万亿经济刺激政策时期大跃进所产生的资金压力，那么现阶段就有必要加快引导民营资本进入实体经济，利用充裕的民间资本推动基础设施、交通等领域的建设，拉动内需，稳定经济增长。

另一方面，从长期看，我国经济经过多年的高速发展，结构矛盾越来越突出，城乡发展不均衡、产业发展不均衡、区域发展不均衡等都需要通过改革的方式来加以解决。民间资本具有高效的特点，通过改革的方式引入，有助于打破银行、电信、交通等行业的垄断局面，提高竞争力度，提高服务质量和创新水平，优化市场资源配置，这将进一步释放我国经济增长的潜力。

但是就目前我国的现实来看，民间资本进入垄断行业的春年还没有到来。首先，各部委公布的民营企业准入实施细则，较之前确实有所改进，诸如铁道部明确铁路线路建设、铁路工程设计等领域全面向民间资本开放。但整体看，现在公布的实施细则还是粗线条的，很多问题还没有明确，很多操作层面的细节还有待进一步解决。

其次，打破垄断必然引起既有利益集团的排斥。长期以来，铁路、能源、电信、金融等都被国企垄断，这些国企由此获得了垄断利润。打破现有垄断行业格局，必然引起既得利益集团的抵触，它们有可能通过其他途径和方式阻碍民营企业的进入或者经营。这就需要政策层面对民间资本予以更强有力的支持。

香港经济学者宋敏称，准入可能只是开始，获得公平待遇和竞争环境才是根本。国企以国家支持为依托，在订单获取、融资便利性、市场控制能力等方面都为民营企业所不及，而这些又都关系着民营企业进入垄断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显然，现有的实施细则对此依然无能为力，如何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仍是亟待破解的关键性问题。

然而，社科院学者王国刚认为，在没有看到明确的利益吸引以及关键领域的改革成效前，民营企业进入意愿可能不强。在经历了多次垄断行业改革后，民营企业已不会再被口号式的召唤所打动，民营资本高效运营的特性决定其对于具体收益水平、发展的可持续性高度关注。这就需要国家在关键领域推进更有诚意、更富成效的变革。

一厢情愿之举

政府部门的上述举动是否就能解决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问题？

银监会相关部门负责人曾经对记者称：对民间资本投资银行业的范围、对象，没有限制。

而最高兴的莫过于那些想进入银行业的民间资本，这个消息太振奋人心，在相当多的业内人士看来，此举意味着长期以来当局坚持的金融管制终于放松，国务院支持想办银行的机构、公司、地方政府、集体组织甚至自然人，至少准入门槛被大大降低。

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因内部整顿和改制的需要，开始从中西部地区县域城乡大规模地撤退，从而导致了县域城乡金融体系的严重萎缩。1987年，根据广东、四川等地创造的经验，国家允许民间资本创建“农村合作基金会”组织。

不过农村合作基金会最终以悲剧收场。由于绝大多数基金会没有真正的会员和股东，非法集资、高息揽储等行为畅通无阻，产权不清晰、管理不善、监管乏力等因素重叠，最终酿成巨额呆帐死帐、出现大面积的兑付风险等问题，1999年1月，全国2.1万个乡级和2.4万个村级农村合作基金会，全部被取缔，结束了农村合作基金会在中国10年的存在历史。

有人认为，有一些领域并不适合民间资本进入。缘于中国民间资本的特点是小额分散化，因此不适合进入铁路交通这些大型项目，而国有资本更集中，依靠的是公共效率，他们来做更好一些。

经济评论家鲁政委认为：即使从国家安全的角度考虑，否定民间资本也是有失公允的。行政审批程序，其实不需要判断民间资本不适合进入哪些领域。

而中国的民营企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不少民间资本、民营企业已经具备了足够的能力，坊间不乏这样的声音：只要有政府的引导，他们自己就可以去灵活投资。况且，有一些领域民间资本实力太薄弱，抗风险能力弱，但十个人，二十个人的力量集合起来，不就可以承受了吗？现在民间投资基本无门，要解决的是投资渠道的问题，而不是担心哪些领域不适合民间资本进入。

2010年5月，《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新36条”）印发实施。2012年5月22日，国家发改委有关方面负责人透露，继铁道部、卫生部之后，“新36条”的实施细则将密集出台。

民间资本走上前台

鲁政委认为，最近几年关于民间投资政策，说得很多，但真正落到实处的不是很多。我们甚至看到，无论是哪个部门出台的意见都缺乏新意。实际上，民间资本不关心“怎么说”，更关心“怎么做”。

他进一步认为，政策制定应该从细小方面入手，实施意见过于宽泛就缺乏可操作性。而目前摆在民间资本面前的是一堵看不见的 “玻璃门”。在他的观察中，现在很多民间资本想要进入金融领域，却找不到监管方，即使找到监管方也找不到可操作的方案。

缘于监管方的过度谨慎，“新36条”颁布已经有两年多，到现在才陆续出台细则，细则出台得太慢了。如今民间资本多，投资难，而中小企业多，融资难，这“两多两难”要解决，需要有更多的投资渠道，引导民间资本到实体经济中去。

社科院金融所学者王国刚称，最好的调控就是按经济规律办事，让民间资本充分市场化。而没有找到解决民间资本问题更为合适的“药方”时，最迫切要做到的是减少行政审批。易宪容更认为，法律已经规定了哪些行为是违法的，只要不违背现有法律就不需要过多监管。

其实，站在更宏观的角度看，垄断领域对民资的开放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

香港经济观察家李锯威认为，当年金融危机爆发时，政府出台4万亿刺激计划，令经济在半年内实现“V”形反转。但是，政府主导的投资计划“刚不可久”，民资接棒顺理成章。一个简单的例子是，由于高铁的跨越式发展，铁道部背上了2.4万亿债务，如果不引入增量改革，存量改革就无从谈起，巨额债务的化解亦是空中楼阁。

站在更宏观的角度看，垄断领域对民资的开放亦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正在面临从“世界工厂”向“服务大国”的转型，医疗、教育、社会保障、金融、旅游休闲等服务行业将会随着人口老龄化而加速发展。由是观之，医改、教改、金改等使命关乎未来国运。

加之近年来国企利润逐步下滑，随着全国社保基金特别是养老金缺口在未来的逐步加大，国企股份转让摊薄、民企接棒运作已是难以阻挡的历史潮流。

民间投资的试错能力和灵活性其实远远超过了官方的想象程度，毫不夸张地说，民间资本的生存土壤是极其肥沃的。

民间资本的养老困局 篇5

曹明是长沙一家养老院的创始人，早年靠做贸易起家，也开过小餐馆。5年前，因看好中国养老产业的前景，便雄心勃勃地在长沙开办了一家养老院。但他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中国老年人这么多，养老需求这么大，而现在能提供的养老床位这么少，但经营养老院却这么难赚？钱”。

在公办养老机构远远不能满足养老需求的背景下，民营资本进入养老产业一直被看好，但许多投资人和曹明一样，带着梦想进入，却在亏损边缘挣扎。

民营养老院举步维艰

曹明创办养老院是经过了深入思考的，“因为中国的养老产业有很大发展前景和市场空间”。

养老产业的市场到底有多大？中国老龄研究中心主任党俊武提到了两个数字，第一个是老龄委此前公布的未来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到2053年是4.87亿，近5亿的数量；第二个数字是失能老年人以及半失能老年人，目前这一数字有3300万。

世联地产战略顾问事业部副总经理杨文斌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预计2025？2040年，我国约有5000万老年人需要通过专门的养老机构来养老。按照目前每人每年5万元的养老费用计算，整个市场产值有2万多亿元。

北京太阳城集团董事局主席朱凤泊认为，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实施计划生育，形成了一批“421”家庭，上面有四个老人，中间一代两个人，下面一个孩子。朱凤泊认为，“421”家庭出现以后，对家庭养老形成冲击，也就为未来机构养老带来了市场空间。

目前，我国机构养老和社区养老模式存在不少弊端。一方面，数量极其有限的养老机构很难满足日益庞大的老年人群体；另一方面，养老院等福利性质的养老机构普遍面临床位紧缺、人手不足，而以行政区划分的社区养老，又往往缺乏专门为老人服务的资？源。

因此，曹明坚定地认为，创办一家养老院并提供尽可能好的养老服务，一定是个有着美好前景的生意，但事与愿违。

租房费用是经营养老院的主要成本。据曹明介绍，在养老院运营过程中，主要成本是租房费和员工成本费，大约要占一半以上。目前，曹明养老院约有100个床位，收费一般在1000？1500元/月，该院每年花在租房方面的钱就有60万元，这60万摊在每一张床位上，就是每张床每年6000元的租房成本。按月折算，每张床的成本就达500多元。

在养老院的收费名目里边，几乎都有“床位费”这一项收费，“床位费”往往占据着收费的大头。而对公办养老院来说，“床位费”这一项收费几乎是净赚的，因为公办养老院拿到了免费的资源。

养老院入住率不高也是盈利难的重要原因。据曹明介绍，养老院开办前两年，入住率不到六成，最近3年虽然有所好转，但也很少能住满。

入住率低与养老院的知名度不高和价格偏高有关。“民办养老院要么靠租房，要么就是以市场价格拿地，在房租这几年大涨和拿地成本畸高的形势下，经营成本自然要高，所以民办养老院收费要比公办的养老院高。”曹明说。

为了知名度，一些民办养老机构还要不断投入一些广告费用。因此，在养老院的运营成本高和入住率低的双重压力下，曹明的养老院一直负债经营，尽管其间也有过盈利的时候，但总体来说，目前一直没有真正盈？利。

据了解，目前北京等大城市的民营养老院大部分都需要租房，这个比例约占90%，要是买地建养老院，显然就更难挣回成本。

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阎青春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公开指出：“政府建养老院，又盖房子、又搭屋，又添设备、又雇人，甚至提供运行经费。而民办一切都要靠自己，他怎么能竞争得过你呢？你是零成本，挣一分钱都是挣；他挣10块钱都不够补偿的。长此以往，民办养老机构必然举步维艰。”

扶持政策很难享受

表面上看，民间资本进入养老产业有着政策的大力支持，但事实上很难享受到。

国务院2011年就印发了《中国老龄实业发展“十一五”规划》，其中明确提出要鼓励社会资本投入老龄产业。今年年中，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各级政府积极探索，以购买服务等方式促进养老服务业发展，财政性资金重点要向农村养老服务倾斜，并发挥好对社会资金的引导作用。会议进一步指出，要在政府“保基本、兜底线”的基础上，锐意改革创新，发挥市场活力，推动社会力量成为发展养老服务业的“主角”。

在万博资讯产业研究院、资本研究小组分析师朱翔看来，由于政府医疗养老的压力，基础服务设施很不健全，所以在立法上给予了很大的倾斜。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养老产业，意味着商机和市场发展空间。

近年来，尽管扶持政策不断出台，但为什么民营养老机构却总是发展不起来呢？

多名业内人士对记者表示，首先，一个重要原因是民办养老机构的发展政策难以落实。根据国家有关政策，民办养老机构在经办工程中可以享受土地、税收、用水、用电等一系列优惠扶持政策，但调查数据显示，政策不落实是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

其次是部分民办养老机构为了维持运营，以降低质量来挤压成本，某些介入的资金来得快，也去得快，服务质量很差，民办养老机构即使具备成熟的运营经验，也多因资金不足、硬件落后等惨遭淘汰。

另外，公共养老服务机构存在两极现象，一方面是床位不够、规模小、设备相对落后，不能满足广大群众的需求；另一方面，一些地方政府新建养老机构开始出现“高档化”趋势。由于可以不计土地、建设成本甚至零成本运营，导致出现高档次、偏低价位出售的现象。这不仅扭曲了养老机构的价格体系，还造成养老市场不公平竞争，挤压了民办养老机构。

北京的一些民办养老机构也很难享受到资金扶持政策。事实上，早在2005年，北京市民政局制定的《北京市民政局资助社会力量兴办社会福利机构实施细则（试行）》就明确规定，凡属资助范围内、符合资助条件的，由法人（非政府机构）、自然人及其他组织举办的，自收自支、自负盈亏经营的养老服务机构，按入住满一个月的托养人员实际占用床位数，每月每张床位补助100元。4年之后，北京市民政局与财政局又联合出台了《关于社会力量兴办社会福利机构运营资助办法》，将原社会办养老机构的运营补贴标准从50？100元提高至100？200元。

上述《办法》还提到，要享受以上政策，申请人要具备这样的资格条件：经市或区（县）民政部门批准设置的，由法人（非政府机构）、自然人及其他组织采用自有土地或房屋、土地使用权人和投资人合作建设、租用现有设施等方式新建、改建、扩建或装修改造的非营利性养老服务机构项目。

据北京一位民办养老机构负责人表示，照这样的条件，北京市没有几个民办养老院能够享受到这个政策，因为有个门槛摆在他们面前：“土地必须自有”。而除了几个地产公司办的养老院能够满足“土地自有”的条件之外，其他民办养老院基本上都不满足这一条件，因为大多数土地都是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