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旅游感知

居民旅游感知（精选10篇）

居民旅游感知 篇1

一、国外感知分异研究综述

(一)居民感知群体分异研究

国外对旅游地居民的分类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Davis最早采用聚类方法对旅游地居民态度进行研究,并检验了人口统计特征和社会属性与居民类型的相关关系。Evans(研究中将旅游地居民分成4种类型。Weaver and Lawtin对澳大利亚的案例分析中,将旅游地居民划分为三种类型;Eugeni等运用聚类分析将当地居民态度分为5种不同观点的群体,他们对旅游者数量的增加存在着矛盾的心理[1]。此外,Ryan、Williams等一些学者对旅游地居民的感知和态度也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能够看出居民感知群体分类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不同研究其结论存在一定差异。

(二)居民感知空间分异研究

对旅游地居民感知的空间差异总体来说研究较少,主要从时空结构演化和空间距离角度进行分析,并侧重区域尺度,如对不同旅游地的对比分析。Mosseic等在研究区域旅游地演化过程中,从旅游地、交通、旅游者行为、旅游地居民和决策者的态度等方面阐述了旅游地时空结构演化模式。Valene L.Smith(1980)在分析旅游与地区发展时提出了“核心区———直接支持区———间接支持区”模式,并指出“核心区”会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而扩展至“直接支持区”,从而使更多居民卷入旅游业[2]。Pearce(1980)发现对于潜在的旅游业发展,城镇居民比乡村居民更容易形成积极的态度。由于这一研究区域是要促进旅游业发展的商业社区,而非已经存在的旅游业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因而他推测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将出现更为消极的态度[3]。众多学者的研究表明,地理距离也是影响居民感知和态度的重要因素。

(三)感知分异影响因素研究

Allen等人研究得出,居民对旅游业的态度随经济发展程度而不同。经济水平及旅游发展程度较低的社区,居民对旅游业倾向于赞同态度;高度经济活动/低水平旅游发展,及低度经济活动/高水平旅游发展的社区,均存在较多消极的态度[4]。居民对旅游的经济依赖与其对旅游的态度相关,在旅游部门就业的居民更可能倾向于支持旅游发展;经济上处于衰退地区的居民往往高估经济收益而低估旅游发展的成本。Smith等对美国落基山脉西部4个乡村社区进行比较分析,按其对旅游依托的不同程度将其分为不同类型,其中旅游饱和型社区居民对旅游影响的负面感知比其它类型居民更为强烈;旅游意识型社区居民对旅游负面影响的感知也较为明显;旅游饥渴型社区居民对旅游正面影响的感知最为强烈。Kathleen等人(2005)通过研究得出,对旅游积极影响有广泛了解的居民认为旅游对经济发展重要,而他们对消极影响的感知与其它人没有什么不同[5]。

(四)评述

居民感知差异的研究中,从人口学特征角度着手的分析较多,对空间差异研究相对较少,且多偏重大尺度。随着研究的深入,未来旅游影响研究中,旅游地居民感知及差异的研究,将是更值得探讨的领域。此外,研究中存在许多方法和手段上的障碍和困难,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是相关研究缺少理论的支撑、社会调查中样本变量的确定、以及取样科学性、可靠性检验、有效的研究手段等方面的,致使研究缺少科学性及可比性结论,这也是未来研究中应不断加以改善的地方。

二、国内研究述评

(一)感知分异研究

旅游影响研究中不乏对居民感知差异的研究,如陈晓艳、黄震方以南京江心洲为例对乡村居民参与的旅游影响感知差异进行研究[6];戴美琪对农村居民对于农业旅游经济影响的感知差异进行研究等[7]。此外的其他相关研究多是从人口学特征出发:如宣国富在三亚和海口的实证分析中,比较了不同人口学特征及与旅游业关系密切程度不同的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和对旅游业态度的差异[8];此外卢松、黄玉理、刘喜梅等也进行了相关的研究。

多年来我国旅游影响研究中对空间差异的研究较少,但近年出现一定增加趋势。王莉、陆林通过对国外文献的分析认为,距离是影响居民感知和态度的一个重要因素,乡村居民及居住地远离旅游中心的居民对旅游者及旅游业的态度更为冷漠[5]。卢松等分别对比不同旅游景区,探讨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和态度的差异[9];李东和等分别以安徽山河镇、黄山为例,分析了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和态度的空间分异[10]。

(二)评述

综上可知,我国目前对旅游影响分异的研究多从人口学特征入手,一般运用因子分析及聚类分析等方法对居民进行群体差异分类。从不同案例分析结果中能够看出,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影响均持较乐观、友好、支持的态度,而对负面影响感知较弱,侧面也反映出经济发展相对较低阶段旅游地,居民会对旅游业呈现较好的感知与态度。空间差异的研究引起一定关注,对其研究中主要包括不同旅游地的对比分析,距离影响居民感知的探讨,但总体上研究尚不够深入。从案例区的选择来看,多年的旅游业大发展对古镇、古村落旅游地影响较大,与其他类型旅游地相比,其居民感知及变化明显,因而相应研究较多。

三、国内外对比分析与展望

旅游地居民感知与态度的研究在国外已受到较多重视,并取得多方面成果,包括整体感知状况、感知差异、感知及差异的影响因素等多方面,研究相对较为深入。我国对居民感知的研究已逐渐引起一定的重视,近些年相关研究成果陆续出现,并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势。研究中结合案例区的基本情况,借用国外相关理论与研究成果,对感知概况、差异及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但是,研究中仍存在许多欠缺,如案例研究类型不够全面(主要为古镇、古村落),研究不够深入等。此外,国内外相应研究中,研究方法和手段均需要发展与改进,同时均存在数据的科学性及衡量标准不统一的问题,使得成果缺乏信度及可比性,进而影响分析的科学性。

未来旅游业发展,将给旅游地带来更大的影响,居民对其感知也会愈加强烈,居民感知差异也会逐渐增强;同时基于人本主义影响及近年学科发展态势,未来一定时期对旅游地居民感知将会更加受到重视,研究将会逐渐增多。纵深发展将是一门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仍将是主要的研究方法,并注重对定量分析方法的深入探讨。国外对旅游地居民研究的较为深入,而我国相关研究刚刚起步,系统深入的研究尚存广阔空间。

参考文献

[1]Eugeni Aguilo'Pe'rez,Jaume Rossello'Nadal.HOSTCOMMUNITY PERCEPTIONS:A Cluster Analysis[J].Annalsof Tourism Research,2005,32(4):925-941.

[2]Valene L.Smith.Anthropology and Tourism:A Science-Industry Evaluation[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1980,(1):13-33.

[3]Bonnie Sue Martin,Dissertation for Doctor's Degree,Clemson University,The efficacy of growth machine theory inexplaining resident perceptions of community tourismdevelopment[D].1996:1-40.

[4]Allen,L.R,Hafer,H.R,Long,P.T.,and Perdue,R.R.Rural residents'attitudes toward recreation and tourismdevelopment[J].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1993,(31):27-33.

[5]王莉,陆林.国外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与态度研究综述及启示[J].旅游学刊,2005,20(3):87-93.

[6]陈晓艳,黄震方.基于乡村居民参与的旅游影响感知差异分析——以南京江心洲为例[J].江苏商论,2007,24(8):87-90.

[7]戴美琪.农村居民对农业旅游经济影响的感知差异研究[J].商场现代化,2008,37(29):255-256.

[8]宣国富,陆林,章锦河,等.海滨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海南省海口市及三亚市实证研究[J].地理科学,2002,22(6):741-746.

[9]卢松,张捷等.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和态度的比较——以西递景区与九寨沟景区为例[J].地理学报,2008,63(6):88-98.

[10]李东和,张捷等.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和态度的空间分异——以黄山风景区为例[J].地理研究,2008,27(4):241-250.

居民旅游感知 篇2

所属学院

指导教师

团队成员

摘要：青岛国际啤酒节始于1991 年，是中国最早的、以啤酒为媒介，融经贸、旅游、文化为一体的大型节庆活动，是亚洲最大的啤酒盛会。

啤酒节一直致力于走国际化路线，但现今由于其发展规模日趋成熟，影响力不断提高，造成的负面影响也日趋明显。于当地居民而言，其弊端日益呈现，要想更好的使啤酒节冲出亚洲，走向世界，我们致力于通过研究居民对啤酒节的感知来深层次的发现啤酒节存在的问题，希望我们的努力能为啤酒节的发展提供有力的借鉴。

关键词：居民感知 节庆旅游 趋利避害 改进 态度 会场

一、调查背景

近年来，经济发展日新月异，居民收入不断提高。在人民收入日益增长的前提下，人们的消费模式和消费结构产生了很大变化。一些新兴的旅游方式如会议、展览和节事旅游日益兴起，引起人们的极高兴致。更多的人想通过体验新的旅游方式来开阔眼界体验生活。因此，人们在旅游的同时，更加关注旅游的质量和旅游的层次。然而，现实状况确是这样的，当地居民对节庆旅游意见不一，出现众多分歧。有很大一部分人反对节庆旅游，觉得节庆旅游严重影响了他们的正常生活，造成交通拥堵，物价上涨，环境嘈杂，生活质量下降。种种弊端的显现引起了当地居民的极大反感。然而，还有那么一部分人对节庆旅游持肯定态度。他们认为节庆旅游的发展对于他们而言，潜藏着很大的经济利益，这将有效地改善他们的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意见分歧的存在使我们看到的问题研究的价值与可行性。我们想通过研究青岛市居民对节庆旅游的感知，来了解当地居民对节庆旅游的态度，具体包括他们对益处的肯定以及对其弊端地认可与改进，进而引导居民响应号召，趋利避害，发挥节庆旅游对青岛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促进半岛的经济发展。在经济日益发展的大背景下，人们迫切地希望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改善自己的生活品质。然而，外在因素的冲击从某种上来说严重影响了当地居民的正常生活。居民对这些客观因素的改变做出不同的反应。就节庆旅游而言，不同居民对他的反应程度不同。我们的研究旨在了解青岛居民对节庆旅游的感知，通过调查研究，了解当地居民的意见分歧，具体分析产生意见分歧的原因，给予正面的引导，使当地居民能趋利避害，正确认识节庆旅游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发挥它的积极作用，使节庆旅游的发展给当地的发展带来更多正面的影响。

二、调查目的及意义

青岛国际啤酒节不仅带动了青岛旅游行业，对青岛市酒店行业和旅行社行业，及市内交通、航空、铁路以及商业零售、餐饮业等都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啤酒节提升了青岛作为一个沿海城市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塑造了青岛作为海滨休闲度假的目的地形象，另一方面也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山东省内旅游行业的发展。在基础之上，怎样使青岛国际啤酒节发展壮大也就成为了重中之重的研究问题。在如今青岛啤酒节正面向国际化浪潮的不断冲击的关键时刻，提出建设性意见，使青岛啤酒节在将近二十年的不断发展进步之后，继续攀向国际高峰，就有了很大的经济和社会意义。一方面是啤酒节的发展问题，另一方面是当地居民对啤酒节持有意见的分歧。我们旨在通过本次调查研究为解决两方面的矛盾贡献自己的微薄力量，为啤酒节的更好发展提出建设性意见。

本次调研的优势在于:调研的对象与所学专业相吻合，对于本次调研的各个项目都有相关的学术理论支持，有利于各项安排的合理计划实施；调研小队成员之前都有过类似市场调查的经历，有着丰富的经验；调研安排在假期，有充分的时间和精力去亲临市场进行调研。

劣势在于：啤酒节持续时间较短，而且举办间隔时间很长，对于调研结果的准确性和说服力有一定影响，也不利于日后修正问题调查的持续进行。

三、调查分析

(一)调查前景分析：

1、产品形象及品牌优势

稳重有余，激情不足———使青啤在40 岁以上、稳重成功的人士中 拥有极大认知度，2004 年，青啤将自己的品牌内涵定为“自信、激情、开放、进取”。根据品牌定位，青啤又提出了“激情成就梦想”的品牌主张，使青啤焕发了活力，找回了青春。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家特大型企业，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的啤酒生产企业。其生产的“青岛啤酒”久负盛名，历经百年而不衰，是最早进入国际市场的中国产品之一。1906 年即在慕尼黑国际啤酒博览会荣获金奖;1948 年开始大批量出口至新加坡;目前仍然是美国市场上销量最大的亚洲啤酒品牌。青岛啤酒还是国际市场分布最广的中国品牌之一,现远销世界62 个国家和地区,居中国啤酒出口量首位,占中国啤酒出口量的50%以上。多年出口的历史、世界广泛的分布、优秀的品质和高端的品牌形象使青岛啤酒拥有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忠实“粉丝”。百年青啤使其不仅在当地居民心中更乃至在全世界人民心中都留下了深深地烙印。这一切都足以让相关人士对啤酒节的相关问题以及现象引起足够重视，因此很多专家学者纷纷对此进行研究已经考证，得出了很多有价值的信息，为我们本次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参考依据和理论凭证。

2、营销模式 2006 年，青啤将新推出的“三位一体”营销模式全面实施，实现了 又一次全新的飞跃。即将产品销售、品牌传播、消费者体验三种竞争手段结合运用的营销模式，三个组成部分相互支持、相互促进，不可分割。有了这套模式，青啤“激情成就梦想”的品牌主张更容易被消费者所接受，青岛啤酒也逐渐以激情活力的形象在消费者心目中定格。

从名牌企业到明星企业———2005 年以来，青啤结合自己“激情成 就梦想”的品牌主张，先后与各强档频道联手打造大型活动，使青岛啤酒不仅仅是一个名牌，更像一位明星。如2005 年，青啤做了“梦想中国”的赞助商。随后成为北京2008 年奥运会赞助商，青啤抓住了一次彰显其品牌魅力的大好机会。2006 年德国世界杯期间，青啤与央视五套合作开展了“观球论英雄”竞猜活动，与其“激情成就梦想”的品牌主张相吻合。这些活动都体现出了青啤努力加强与社会各界的联系和合作，不断提升品牌知名度。知名度的提升无疑会带来不可磨灭的经济效益，就此方面而言，这将极大地促进当地居民收入的增加，提高当地居民的幸福感具有重大作用。从而，当地很多居民对于啤酒节而言，还是持比较支持的态度。

3、发展战略优势 2006 年青啤提出了自己的品牌战略———从“有限品牌”到“差异品牌”的战略。“有限品牌”以青啤为主力品牌，占据高端定位；将其他知名度较高的品牌置于中间； 普通大众品牌则被作为高端利润保障的“防火墙”。采取品牌价值收割战略，在品牌所在地充分发挥原品牌作用，逐渐回收这些品牌沉淀的价值，回收来的资金又可投入到青啤品牌的建设中。“差异品牌”战略就是以“青岛啤酒”为核心，将其他三个强势品牌通过功能、体验、价值等特质进行差异化定位，而位居中心的青啤保留在中性位置，求档次而不求差异，着重在品牌影响力上下功夫，塑造全国性、领导性品牌。如此形成的青啤品牌阵线将是一个“青岛啤酒”体现核心品牌价值，其他强势品牌满足特性需求的品牌集群，最终实现品牌集群价值的最大化。此外，2006 年青啤的扩张也改变了原有模式，由外向型向内涵式转变，即“先有市场后有生产”的模式，该模式将成为中国啤酒企业扩张的新坐标，意味着中国啤酒业经济增长方式质的转变。此外，还有啤酒节自身的魅力、环境条件的优势等等，这些条件都为青岛啤酒节的成功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一个个优势表明，青岛啤酒街发展的时机和条件日趋完善并不断走向成熟，这使更多的人看到了啤酒节到来的商机以及青岛未来发展的“快速通道”。于当地居民而言，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遇，也是一个把青岛不断推向世界的契机。身为青岛人，大家的幸福感日益提升。与此同时，啤酒节每年娱乐项目的不断更新以及参展商数量的不断增加，使得当地居民有机会去体验和感受世界啤酒文化的魅力以及体验不同的娱乐项目，丰富人们的业余生活，啤酒节的举办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提供了一个更加高效和便捷的平台。(二)问卷分析：

1、文化内涵感知：75.6%的居民认为青岛啤酒节商业化日趋明显，文化内涵缺乏；15.3%的居民认为文化内涵还可以，每个酒棚在喝酒之余推出的名人字画拍卖活动具有比较高的文化价值，大家可以在喝酒之余享受名人大家的艺术创作，这也是一种不错的享受，娱乐之余也可以帮助孩子增加见闻；9.1%的居民认为文化内涵一般。

2、“本土化”感知：68%的居民认为内部的项目过于通俗、普遍，不具有本土化倾向；18.4%的居民认为本土化体现的比较浓厚，很多项目以及整个会场的格调以及一些民俗娱乐游戏，均有效地体现出了青岛“开放”的城市特点以及特有的标志物“青岛啤酒”；10.6%的居民对本土化的感知一般；除此之外，还有3%的居民不知道什么能够体现青岛的本土化。

3、“基础设施”感知：53.2%的居民认为啤酒节主会场的游乐设施陈旧，酒棚设施呆板，公共服务设施不齐全；34.6%的居民认为基础设施还可以，基本设施齐全；12.2%的居民对基础设施感知一般，尤其提出公共卫生间设计不合理。

4、“会场布局”感知：61.8%的居民认为尽管泰山赞助的扇子背面以及门口的指示牌上显示了相关的信息，但由于会场指示图不够醒目，消费者不大方便找到相应的酒棚以及指定的嘉年华地点；28.5%的居民认为会场布局的指示到位，不仅有相应的指示牌，而且还联合赞助商免费赠送扇子；9.7%的居民认为会场布局一般。

5、“氛围”感知：33.2%的居民觉得啤酒节会场内部格调单一，每个会场模式一致，而且音响的音量开得巨大；55.3%的居民觉得音乐氛围浓厚，有助于助酒兴；11.5%的居民表明对氛围不关心。

6、“消费情况”感知：45.6%的居民认为啤酒节会场的娱乐项目价格适中，啤酒、美食消费昂贵，此节庆活动影响正常生活开支；38.9%的居民认为此节庆活动内部消费水平正常，对生活开支影响不大；15.5%的居民不关注消费，来啤酒节仅仅为了消遣。

7、“宣传力度”的感知：49.5%的居民觉得啤酒节宣传到位，渠道广泛；18.9%的居民觉得此节庆活动宣传力度有待提高 ；31.6的居民认为宣传力度对此次节庆活动影响不大。

8、“交通状况”感知：84.5%的居民觉得此次节庆活动严重影响了正常出行；12.3%的居民认为 交通情况近两年有所改善；3.2%的居民表示对交通不关注。

9、“经济贡献”感知：68.3%的居民认为次节庆活动能极大地促进青岛地区的经济发展；23.4%的居民认为此节庆对经济的贡献不是很大，因为造成了很多资源的浪费，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发展；8.3%的居民对青岛经济发展不感兴趣。

10、“认可度”感知：64.3%的居民接受这个节庆，认为它有助于增加生活情趣，利于加强朋友之间的交流，还利于开阔眼界；32.6%的居民不接受这个节庆，觉得此节庆活动的存在严重影响当地居民的正常生活；3.1%的居民持无所谓态度。

四、思考与建议

纵观问卷，我们不难发现青岛啤酒节有着它不可替代的优势，其不断完善的营销模式，企业战略，产品形象和品牌优势使其无疑在青岛的经济发展格局中占据有利地位。但是，通过对当地居民对于啤酒节这一节庆活动的感知，我们也不难发现，尽管其发展日趋成熟，但仍不免有不足，需要引起我们以及相关部门的足够重视。我们的目的是从居民的感知这个小切口出发，发现啤酒节存在的某些问题，在解决问题的同时，提升当地居民对啤酒节的认可度以及良好的感知。一方面解决居民感知问题，另一方面又在深层次上发现啤酒节发展的问题，双管齐下，这样，为啤酒节更好的发展，更好的走向国际提供帮助。

（一）文化内涵的提升：青岛国际啤酒节想要走出青岛，走出中国，走向世界，更好的在国际大舞台上立足必须要提升它自身的文化内涵。要通过不懈的努力，打造属于自己的品牌文化，啤酒节期间活动的开展要融入多钟文化因素，使人们在娱乐之余，仍觉得津津乐道，文化意味浓厚。

（二）“本土化”的推进：节庆活动主题的设定与内容的规划设计是成功的最主要关键，要注重充分利用青岛本土化资源，啤酒节的很多方面都可融入本土化的成分。要加强对青岛民俗的整理与发掘，使啤酒节的开展更迎合当地居民的口味。与此同时，我们注重本土化的选择会给啤酒节镶上青岛独特的标签，成为青岛啤酒节区分于 其他啤酒节的亮点。

（三）基础设施的改善：由于青岛啤酒节最后一次在崂山会场举办，关于游乐设施陈旧的问题，在下一届啤酒节开幕的时候会得到相应的改善与提高。但是对于设施单一的问题，青岛啤酒节的主办方最好能成立专门的设施研发小组，在借鉴别的地方啤酒节设施的同时，做好能研发一套有青岛啤酒节特色的桌椅设施，这样对于良好氛围的营造以及消费者感知的提高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除此之外，还可以形成自己啤酒节会场的特色，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

（四）“会场”的改善：青岛啤酒节对于青岛而言，毕竟是个比较盛大的节庆活动，在会场的设置上，除了会场的指示信息明确醒目以外，我们可以推出别的会场。以主会场为主，其他会场为辅，营造不同氛围的会场。我们可以充分利用青岛具有优势的旅游资源，开发不同风格的会场，可以推出具有浪漫情调的海边会场，具有悠闲情调的八大关会场等等，满足不同消费群体的差异化需求，为啤酒节赢得更大的市场份额。

（五）“交通状况”的改进：啤酒节期间，我们可以开发啤酒节专线。在繁华区外设置专门停车场，开发“停车场——啤酒城”专线，把大量外来私家车控制在繁华区之外，缓解城市内部交通拥堵压力。

（六）“价格敏感”的改进：采用弹性促销的模式推广啤酒节的相关美酒、饮食以及游乐设施。在初期和中期，可以采用原价销售，在后期，可以推行适当折扣，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啤酒节的系列活动中，惠及更多的岛城人民，提升相关设施的效用。

（七）“宣传力度”的提升：要加强国内外媒体的宣传力度，开发更有吸引力的品牌节庆活动，使青岛国际啤酒节被世界人民所知，并且做到可以吸引每一个身在中国的外国友人前来参与，让他们喜爱并帮助宣传，以求真正打出“世界”和“国际”名号。

（八）作为一个走国际化路线的盛大节日，青岛啤酒节举办方务必提高啤酒节的自身素质。诸如啤酒城场面混乱、破坏环境的问题，必须采取措施予以克服，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啤酒节高起点高水平的发展。

五、结语

节庆活动主题的设定与内容的规划设计是成功的最主要关键。尤其在当前节庆活动数量众多的情况下，规划设计出具创新性与独特性的节庆活动内容，始终能与其他活动造成差异性，增加活动的吸引力与竞争力。

(2)节庆活动内容的规划设计，除了多样性外，应尽量纳入“游戏”或“表演”等体验性活动。在体验经济的时代中，如何让消费者在休闲活动中感受到美好的体验与回忆，为休闲产品成功的关键。(3)节庆活动的经营者应重视活动场地的整体质量，包含软硬件设备及服务人员的质量在内。如前所述，良好的活动质量才能让消费者有美好的活动体验与回忆，再通过“口碑营销”酶过程，扩大泰场范溪，建立活动品牌形象。

(4)节庆活动举办的场地应考虑周边区域的特性，尤其是交通运输的规划及周边观光。

居民旅游感知 篇3

【关键词】古镇旅游；旅游影响感知；社区参与

一、引言

古镇作为一种历史遗存，传载着璀璨的地域文化，具有多种价值。近年来，古镇旅游热成为国内旅游业一大亮点，实现古镇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引起人们极大关注。古镇具有社区和景区高度重叠、社区对旅游的经济依赖性较强的特点，因此，所在社区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旅游发展的态度及其参与程度，在古镇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以周村为例，从社区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角度分析居民对其旅游发展的态度和构建和谐社区的问题。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关于旅游地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1]，涉及居民对社会文化影响、经济影响及环境影响多个方面，同时还涉及对旅游的正负影响感知的研究。

Bosissevain认为，旅游业发展产生的就业机会有助于促进社区稳定[2]；Camper指出，旅游发展有可能导致目的地居民职业结构的转变[3]；Campbell指出缺乏社区参与意识以及对不断流入的外地投资者缺乏有效地规划或者干预，会使社区居民从旅游中获利的机会受到限制，降低参与积极性[4]。

国内对旅游影响的感知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这一时期，保继刚[5]等对目的地居民对旅游社会文化、经济和环境的感知作了很多研究。卢松等人指出“当人们了解到发展旅游能带来全面的收益，认识到在对自身产生影响的发展计划中他们是积极地参与者”[6]时，“将有效的推动旅游地可持续发展进程”。

三、研究区域概况及研究方法

1.周村概况

周村自古为商业重镇，春秋战国时期属齐国於陵邑，唐宋时期商业初具雏形，明末清初走向繁荣[7]。“清代中叶，已成了著名的商业中心，与佛山、景德镇、朱仙镇并称四大‘旱码头’[8]。1775年，乾隆南巡御赐周村为“天下第一村”。1904年，开放为对外开放的商埠，达到繁荣鼎盛，有“金周村”、“旱码头”、“丝绸之乡”等美誉。

周村旅游资源丰富，古商城核心区仍保留着市场主体—大街、丝市街、银子市街等古街，主要景点有千佛寺、票号展馆、大染坊、魁星阁等。周村大街历经数百年风雨仍保留完好，街区纵横，建筑风格迥异，被誉为“中国活着的古商业建筑博物馆群”[9]。

2.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共发放问卷50份，有效问卷41份，有效率82%。样本中，男性占53%，女性占47%，学历以初高中为主，居民与旅游业关系不够密切，从事与旅游相关的营利活动或家庭收入中旅游所占比例较低，此外，43.4%的被调查者是本地出生，78.3%居民在该地居住时间达10年以上。因此，样本较为全面，随机性较强，保证了研究的可靠性。

四、调查结果分析

1.社区居民感知分析

（1）社区居民旅游经济影响感知

在6项经济影响感知指标中，居民对旅游的正面影响感知较高，69.9%的居民认为周村古镇开发带来较多就业机会，62.7%的居民赞成“旅游对当地的发展起到极大地推动作用”，70%以上居民同意旅游发展“促进了当地旅游购物休闲场所的数量”、“改善了当地交通状况”等。对于旅游的负面经济影响，居民感知较弱。只有38.6%的居民认为会减少他们“利用基础设施的机会”，居民主要对自驾车来的游客存在不满情绪。

（2）社区居民旅游环境影响感知

旅游环境影响感知调查表明，居民正面感知很强。86.7%的居民认为“旅游促进了当地环境的改善”，表示旅游的发展增强了当地政府和居民的环保意识，创造了良好的旅游环境。负面影响调查中，55.4%的居民认为旅游已经影响到“当地宁静的生活氛围”，但生活垃圾的处理，只有25%的人认为“增加了生活垃圾的处理难度”。

（3）社区居民旅游社会文化影响感知

调查显示，居民对社会文化影响感知正面感非常强。92%以上居民认为旅游发展“有利于提高当地知名度”“有利于当地传统文化的挖掘”“促进了文物的保护和利用”。关于“强买强卖”现象，大多数人均不赞同。

（4）社区居民态度分析

总体来说，居民对旅游业的发展基本持肯定态度，大多数居民虽然承认旅游业的经济效益已大于它给社会文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但是对周村旅游业发展现状的满意度仍然不高仅为25.3%，周村旅游业发展仍存在诸多需改进的地方。

2.社区参与问题

对周村古镇居民旅游影响感知调查表明正面感知强于负面感知，可见人们对旅游持肯定态度，但同时也看到居民在旅游中参与力度不够。

（1）社区参与意识淡薄

Pretty认为社区参与分为象征性参与、被动式参与、咨询式参与、因物质激励而参与、功能性参与、交互式参与、自我激励式参与七个层次[10]。调查看出该地社区参与处于被动式参与和因物质激励而参与的层次，72.2%的人认为旅游发展只能使当地较少人受益，同时旅游发展产生较多负面影响，但仅有6%的居民向有关部门反映过意见，参与意识淡薄。

（2）社区居民知情权缺失

由于缺少必要的沟通，居民对旅游业发展很多事情不了解。如政府在规划古镇时，征用古大街沿街居民房屋，按比例给予金钱补偿，但当时人们却不清楚征用这些房屋的用途。

（3）社区利益分配不均

调查显示，69.9%的居民认为周村古镇开发后带来较多的就业机会，但72.2%的居民认为旅游业发展只能使当地较少人受益，而且66.3%被调查家庭收入并非来源于旅游业，究其原因，主要是当地很多就业机会都被外地居民抢走。

五、对策分析

社区居民感知态度、参与状况是古镇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因此，解决社区参与中的问题，消除潜在矛盾，提高居民的正面感知，对于构建和谐社区尤为重要。

1.提高居民文化素质和旅游服务能力

居民应加强文化修养，提高旅游服务参与能力。一方面，通过教育培训，使其对周村历史更加清楚，增强文化认同感、自豪感，激发其参与旅游服务的愿望和热情。另一方面，加强居民旅游接待能力和相关技能培训，提高社区参与旅游的能力。

2.鼓励居民参与当地旅游发展决策

居民主人翁感非常重要，如果社区居民具有主人翁感，他们就会积极地参与旅游活动[11]。在以后的规划开发和决策管理中，要确保社区居民的发言权和参与权，引导其积极主动参与旅游发展。在居民和政府之间构建平等对话的三方交流平台，倾听居民对旅游发展的看法。

3.建立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

旅游发展、规划和管理中，社区居民是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利益分配公平与否直接影响到旅游社区发展。建立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保证社区居民利益，有利于激发其参与旅游的热情。政府应加大对外地投资者干预力度，招商优先考虑当地旅游企业，同时允许社区居民销售当地特产，开展家庭接待，满足游客体验的同时增加居民收入。

4.建立完善的旅游影响监控系统

随着旅游业的不断发展，其对周村古镇的影响也越来越深入，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政府应对其进行监控，定期评估旅游带来的正负面影响，尤其是对当地居民的影响，增强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正面感知，避免居民与游客之间发生矛盾和冲突，使诸多问题防患于未然。

六、结语

苏州旺山旅游影响的居民感知初探 篇4

旅游地开发建设和游客的进入通常会给旅游目的地带来积极或消极的影响, 居民作为旅游目的地的主人, 他们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将直接影响他们对到访游客的态度、对旅游开发行为的态度, 进而影响到社区或景区的开发和建设, 因而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和态度研究是旅游影响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

伴随着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 以及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 以回归乡野自然为主题的乡村旅游得以迅速发展, 城市郊区各种农家乐形式更是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 吸引了大量城市短途自驾游客前往休闲放松。然而, 游客的涌入、旅游业的发展悄然改变了这些乡村目的地的面貌, 在推动乡村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和环境建设的同时, 也带来了诸如环境破坏、原生态乡野氛围丢失等消极影响, 当地居民便是这些影响的最直接感受者。本文试图通过对苏州旺山这一典型乡村旅游目的地居民的旅游影响感知和态度的调查研究, 帮助当地政府了解旅游社会文化影响, 减少旅游者与居民间的冲突, 并对目的地进行合理规划与开发, 以获得居民对旅游业的支持。

二、调查区域背景和研究方法

1. 区域背景。

旺山景区位于苏州城西南8公里的尧峰山脚下, 交通便捷, 环城高速公路和市区公交车均可直达。景区总面积6.1平方公里, 拥有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悠久的历史人文景观, 是一处山林植被、农业生态、田园村落、历史古迹保存良好的乡村旅游地。2005年旺山村生态化建设的改造正式启动, 建设资金由苏州市吴中开发区财政承担, 包括区域内拆迁、道路建设等各项基础设施的建设, 现已形成八大景点, 2010年被评为国家4A级景区。2008年旺山景区共接待游客50万人次, 总收入1.5亿元。2009年接待游客80万人次, 总收入2.2亿元。2010年接待游客120万人次, 总收入3.4亿元。周末两日平均可接待3000名游客。

旺山景区拥有8个自然村落, 居民540户, 2265人。其中30户住在核心景区钱家坞内, 主要经营农家乐, 其他村民主要从事蔬菜种植 (一部分供给当地农家乐) 、经营休闲活动, 或在景区内就业, 如种植茶叶、水果, 也有部分居民外出打工等。40至45岁以上的居民基本上都在当地就业。自旺山旅游开发之后, 旺山村的外来人口越来越多, 在当地常住人口中占有较大比例。旺山现有农家乐饭店约50多家, 每年能给出租房屋的当地居民带来3至5万元的租金收入, 并为当地700余名村民提供了就业岗位。

2. 调查方法。

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旅游系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团队于2011年10月至2012年5月在旺山村采取街道拦截和入户 (居民家中与景区店铺) 调查访谈相结合的方式, 由于日间居民大多在从事经营活动、田间劳作或外出打工, 给问卷发放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实际发放110份问卷, 基本上在调查人员的解释、指导下完成问卷填写, 同时进行访谈, 以弥补样本数量的不足, 回收有效问卷100份, 有效率达90.9%。

问卷调查内容包括居民的人口统计基本信息、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对发展旅游的态度等内容。旅游影响一级指标为经济影响、社会文化影响、环境影响三项。其中, 经济影响分为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增加个人收入、吸引更多的人到本地工作等二级指标;环境影响分为加快城郊建设、改善了交通环卫等基础设施、增强了政府和居民的环保意识、加快环境建设提高对外形象、破坏宁静的生活氛围等二级指标;社会文化影响分为普通话得到推广方言使用人数减少、居民的思想观念更加开放和增加了当地人的自豪感等二级指标。本次测定居民感知态度的调查问卷采取了5分赋值法, 即5=非常赞同, 4=比较赞同, 3=中立, 2=比较反对, 1=非常反对。

三、调查结果分析

1. 样本人口统计学特征。

被调查居民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学历、家庭人均月收入、出生地、居住时间等, 详见表1。本次调查样本中男性多于女性;年龄主要集中在25~40岁, 占总数的46.0%, 60岁以上所占比例不高, 仅占6.0%;在受教育程度方面, 被调查的居民文化水平普遍偏低, 初中及以下水平占样本总数的近一半, 为48.0%;在职业方面, 从事与当地旅游发展相关行业的人数占53.0%, 其中15.0%的居民在农家乐打工, 各有10.0%的居民自己经营农家乐或出租房屋, 9.0%的居民种植蔬果供给当地农家乐, 仅有6.0%的人参与当地休闲项目的投资, 3%的居民经营客栈, 还有47.0%的居民未从事与当地旅游业有关的行业;从收入结构看, 被调查者的家庭月收入适中, 主要集中在月收入1001~4000元, 占总数的67.0%, 月收入在4000元以上的仅占11.0%, 说明当地高收入家庭相对较少。59%的被调查者是当地居民, 41%来自外地;从居住年限来看, 42%的被调查者在旺山居住不满10年, 占样本比重最大, 从旺山旅游开发的时间来看, 这部分居民应该是在当地旅游业有了初步开发之后移居到旺山的外来户。

2. 旺山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调查分析。

表2表明, 苏州旺山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均值均大于3, 说明居民对旅游的正面影响感知大于负面影响感知。70.0%以上的居民同意旺山旅游“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居民生活水平, 增加个人收入”、“吸引更多的人到本地工作”, 感知均值大于4。60.0%以上的居民赞同旅游发展“加快城郊建设”、“改善了交通环卫等基础设施”、“增强了政府和居民的环保意识”、“加快环境建设, 提高对外形象”、“增加当地人的自豪感”, 其感知均值均达到3.8以上。而旺山当地居民对于旅游负面影响的感知均值也在3以上, 28.0%的调查者不赞同旺山的发展“破坏了宁静的生活氛围”, 29.0%的居民反对“普通话得到推广, 方言使用人数减少”这一影响。

由问卷调查结果分析可知, 还有部分居民对旺山旅游的影响感知持有中立态度, 如15.0%的居民对“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增加就业机会”持有中立态度;20.0%的居民对“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增加个人收入”的感知不太强烈;27.0%的居民对“改善了交通环卫等基础设施”和“普通话得到推广方言使用人数减少”持中立态度;24.0%和26.0%的居民对“增加了政府和居民的环保意识”和“破坏了宁静的生活氛围”持有中立态度。

3. 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下的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和态度分析

(1) 不同性别对旅游影响感知和态度的相关分析。由表3分析可得, 男性居民对于旺山的正面影响感知明显强于女性居民, 男性居民对于旺山的发展持有更加乐观的态度。37.0%的男性居民赞成发展旺山乡村旅游, 女性居民的赞成率只有24.0%;40.0%的男性居民对旺山旅游业的发展前景持有赞同态度, 而女性只有23.0%, 而且女性的反对率为8.0%, 明显高于男性1.0%的反对率。还有部分居民对于旺山近年和未来的发展态度不很明确, 33.0%的男性居民和24.0%的女性持有中立态度。

表4显示了不同性别居民对于旺山乡村旅游发展所产生的各种影响的感知和态度。男性居民对旅游正面影响的感知皆大于女性居民的旅游正面影响感知。

首先, 在经济影响方面, 男性居民对旺山旅游产生的积极经济影响非常赞同的比例在20.0%以上, 而女性居民非常赞同的比例在10.0%左右;持有比较赞同态度的男女居民所占比例都在20.0%以上;仅有2.0%的男性居民与1.0%的女性居民反对旺山旅游“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增加个人收入”, 各有1.0%的男性和女性不赞同“吸引更多的人到本地工作”这一经济影响。综上所述, 旺山当地居民对于旺山旅游发展的经济影响正面感知强烈, 中立态度较明显, 负面影响感知不强, 因而持有反对态度的居民较少。

其次, 在环境影响方面, 20.0%以上的男性居民都非常赞同旺山乡村旅游带来各种积极的环境影响, 而女性居民对正面环境影响的非常赞同率则皆小于10.0%。其中, 在“加快城郊建设”影响方面, 比较赞成的男女居民均占20.0%以上, 比较反对和非常反对者比例也接近。在“改善了交通环卫等基础设施”一项, 21%的女性居民与17%的男性居民比较赞同旺山乡村旅游, 反对率接近。在“增强了政府和居民的环保意识”上, 19.0%的男性居民非常赞同, 而女性居民非常赞成者仅占4.0%, 持有其他态度的比例接近。对于发展旺山旅游“破坏宁静的生活氛围”, 男女的赞同率相同, 但反对率有所差异, 有17.0%的男性居民反对这一说法, 而反对的女性则占11.0%。还有部分居民对于旺山旅游发展的影响感知态度还不够明确, 10.0%至20%的居民对于旺山发展产生的环境影响持有中立态度, 男性和女性所占比重接近。

再次, 在社会文化影响方面, 20.0%的男性居民非常赞同旺山旅游发展造成“普通话得到推广方言使用人数减少”, 女性居民非常赞同者只有2.0%;22.0%的男性居民非常赞同发展旺山“增加了当地人的自豪感”, 而女性则是9.0%。并且女性居民对旺山文化影响的负面影响感知比男性居民的感知态度略为强烈。在“普通话得到推广方言使用人数减少”这一影响, 5.0%的女性居民非常反对, 男性居民反对者仅有1.0%;14.0%的女性居民比较反对, 9.0%的男性居民比较反对;在“增强了政府和居民的环保意识”方面, 有2.0%的女性非常反对, 而没有男性持有反对意见。当然, 仍有多数居民对于旺山发展的社会文化影响感知是持有中立态度。相对来说, 女性持中立态度的比例略高于男性。

表3和表4数据说明, 尽管总体上旺山居民对旅游发展带来的经济、环境、社会文化影响以正面感知居多, 但不同性别居民的影响感知与态度不完全一样, 特别是男性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正面感知较女性居民的正面影响感知为多, 因而支持态度更为鲜明和强烈, 而女性居民相对来说对旅游发展的观点更为保守。

(2) 居住年限对旅游影响感知和态度的相关分析。由表5可知, 82.0%的居民赞成发展旺山旅游, 15%的居民持中立态度, 只有3%的居民反对发展旅游。其中, 居住时间在10年之内的居民赞成发展旺山旅游所占的比例最高, 为35.0%, 如前分析, 这部分居民应该是在旺山旅游发展之后移居至此地参与旅游相关行业的经营者或从业人员。其次是居住时间在11~35年之间的居民, 赞成率为30%, 而居住时间在35年以上的居民赞成率较低, 不同居住年限、持有反对和中立态度的居民比例接近。认为“旺山旅游发展总体较好”的感知方面, 有61%的居民赞成, 11%的居民反对, 28%的居民中立。其中, 居住时间在10年之内的居民中有28.0%的人认为旺山旅游业发展总体较好, 居住时间在11~35年之间的居民, 赞成这一观点的人占21%, 而居住时间在35年以上的居民赞成这一观点的人只有12%。认为旺山旅游发展前景较好这一观点上, 居住时间在10年以上而居住时间在35年以内的居民对旺山旅游发展的总体评价及态度赞成率分别为49%和50%, 居住时间在10年及以下的居民和11~35年的居民赞成此观点的人数比例相同, 均为25%, 居住时间在35年以上的居民有13%的人赞成, 反对旺山旅游发展前景较好的人中, 居住时间在10年之内的居民所占比重最多, 为15.0%。

总体上看, 居民对旺山旅游发展持支持态度, 并看好旺山旅游发展现状和未来前景。而在旺山的居住时间越长, 对发展旅游的支持度越低, 明显表现在居住时间超过35年的老人, 对旺山怀有乡土情结, 都不愿离开家园, 不愿意或难以改变传统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 对旅游业的参与度较低。

四、结论

根据本次调查结果分析可知, 对于苏州旺山旅游发展所产生的经济影响、环境影响和社会文化影响, 当地居民的正面影响感知强于负面影响感知, 部分居民对于旺山发展影响感知态度不明确。从性别角度看, 男性居民对于旺山旅游发展的正面影响感知明显强于女性居民, 男性居民对于旺山的发展持有更加乐观的态度, 这与男性和女性对旅游业参与度的不同有关。从居住时间来看, 不同居住年限的居民对旺山旅游发展影响感知和赞成率不同, 居住时间短的居民对旺山旅游发展较为赞成, 评价较高, 对未来前景较为看好, 而居住年限长的年长者则不太愿意改变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 对旅游发展的支持率较低。

(本课题是2011年江苏省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项目“苏州城郊‘农家乐’发展实证研究”成果之一。)

摘要：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与态度是旅游影响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文章采用现场访谈和问卷调查的方法了解苏州市旺山村居民对旅游业发展给当地社会文化、经济、环境带来的影响感知与态度, 并从不同性别和居住年限角度分析了不同群体的旺山村居民对旅游影响的不同感知和态度。

关键词：苏州旺山,旅游影响,居民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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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旅游感知 篇5

摘要近年来，旅游扶贫效应研究呈现出从区域经济效应为主向区域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效应并重发展的态势，研究视角也开始从贫困地区向贫困人口转换。本文在分析以藏族为主体的典型民族贫困地区——青海省三江源地区贫困与旅游发展现状的基础上，运用问卷调查和数理统计方法，探析了当地居民对旅游扶贫效应的感知和参与行为。研究表明，当地居民对旅游扶贫的正面效应感知明显而负面效应不敏感，对发展旅游总体上持支持态度，具有较高参与热情：不同人口特征的居民参与机会和能力在旅游扶贫效应感知、态度和参与意向上有显著差异；当地居民对旅游扶贫正效应的感知对其态度和参与意向均有显著正向影响。

关键词感知；参与行为；效应；旅游扶贫；三江源地区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9)08—0071—06

1引言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地区大多处于区位偏远的生态脆弱区，资金、技术、人才等现代生产要素缺乏，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加上多年来不合理的开发利用，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矛盾突出。“八七”期间，全国348个少数民族地区县和非民族地区少数民族自治县中的257个被列为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在这些地区发展旅游，对于促进区域经济社会生态协调发展，加强民族团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旅游扶贫效应问题备受专家学者关注，并呈现出从区域宏观经济效应为主向区域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效应并重发展的态势，研究视角也开始从贫困地区向贫困人口转换。

在经济效应方面，大多数学者通过案例研究，认识到发展旅游业能促进贫困地区国民生产总值、财政税收增加，贫困人口收入、就业机会增长和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具有消除贫困的潜力。但也有学者认为，旅游业的波动、贫困人口参与旅游开发的机会成本及其经济影响，威胁着贫困地区旅游的发展，使贫困人口自我发展受限，难以得到旅游开发的利益，影响到旅游扶贫效果；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整体水平比较低，经济漏损比较严重，影响旅游乘数效应的发挥。旅游扶贫的社会文化效应主要体现在贫困型旅游地社会文化环境在旅游活动介入后会得到整体优化。但旅游扶贫可能产生社会文化风险，如地方民俗文化面临变质(商品化)和消失(同化)、社会文化冲突加剧、犯罪率上升、贫富差距拉大等。旅游扶贫的生态效应主要表现在：可以减轻为缓解贫困而进行的经济发展对自然环境的压力，有效克服区域性生态脆弱劣势而导致的贫困问题；但同时也可能造成自然资源耗损、环境退化和环境污染问题。

基于此，本文以青海省三江源地区实地调研的数据为基础，通过深入分析当地居民对旅游扶贫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效应的感知，探求影响旅游扶贫效应感知的因素及居民对旅游扶贫效应的感知与其态度和参与行为之间的关系，并明确三江源地区旅游扶贫存在的问题，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以期实现旅游发展和贫困减缓的“双赢”。

2三江源地区贫困与旅游发展现状

2．1贫困现状

三江源地区位于我国青海省南部、青藏高原腹地，辖16县1镇，总面积36.3万km2，约占青海省总面积的50.4％。16个县中的14个是由国家和青海省认定的贫困县(图1)。贫困县数占全省贫困县总数的56％；贫困户数4.9万户，贫困人口25.4万，分别占三江源地区农牧民总户数和贫困人口总数的31.88％和45.44％。

2．2旅游发展现状

三江源地区是长江、黄河、澜沧江三条世界级河流的源头，该地区拥有3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处国际重要湿地，1处国家地质公园，1处国家森林公园。这里还是原生态藏文化的保留地，是唐蕃古道的途经地和藏汉文化联结的重要走廊之一。

近年来，三江源地区旅游业快速发展，旅游接待人数和旅游收入不断增加，年均增长率分别高达37.6％和30％，发展势头良好(图2)。但总体上，该地区旅游业还处于起步阶段，发展水平还较低。如2007年玉树州旅游总收入仅相当于当年GDP的1.74％，果洛州相当于0.42％，远落后于全国同期4.42％的平均水平。

3研究方法

3．1研究假设

有关居民旅游感知影响因素的研究表明，旅游目的地居民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职业、是否受雇于旅游业、对旅游是否了解、与旅游吸引物的距离等是影响居民旅游感知的主要因素。此外，有学者研究了居民的旅游影响感知与其旅游发展态度和行为之间的关系。参考上述研究结果，结合影响贫困的制约因素，笔者将可能会影响居民对旅游扶贫效应感知、态度和参与行为的因素归纳为居民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参与旅游的机会和参与旅游的能力3个方面，并认为居民对旅游扶贫效应的感知与其态度和参与行为之间存在一定关系。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4组假设：

H1：人口特征不同的居民在旅游扶贫效应感知、态度与参与意向上有显著差异。

H2：居民参与旅游的机会对其旅游扶贫效应感知、态度和参与意向有显著差异。

H3：居民参与旅游的能力对其旅游扶贫效应感知、态度和参与意向有显著差异。

H4：居民对旅游扶贫正效应的感知对其态度和参与意向有显著正向影响。

3．2问卷设计与调查

本研究问卷内容包含三部分：第一部分为居民对旅游扶贫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正负效应的感知和态度；第二部分为居民参与意向与能力；第三部分为居民人口特征。2008年3月至6月，在三江源地区入户发放问卷1000份，经筛选获得有效问卷803份，有效率达80.3％。

3．3数据处理与分析方法

本研究使用SPSS11.5软件为资料分析工具，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descriptive analysis)、信度分析(reliabilityaysis)、因子分析(factoralysi)、T检验(T-test)、方差分析(one-way ANOVA)和相关性分析(correlate analysis)。

4结果与分析

4．1被调查者的人口特征分析

从表1可知，调查对象性别以男性为主，民族以藏族为主，年龄以25—44岁为主，初中及以下受教育程度者所占样本比例较大，职业多为农牧民，大多数家庭人均年收入在3000元以下。

4．2量表分析

4．2．1信度分析

采用Cmnbach's a来检测问卷量表内部的一致性和稳定性。a值大于0.7表示信度高，a值小于0.35表示信度低而不予采用，介于0.35和0.7之间表示信度可以接受。本量表所有选项的a值为0.9148，其中，居民对旅游扶贫效应的感知(26项)的a值为0.8941，居民参与旅游的行为意向(8项)的a值为0.881，选项之间具有一致性，适合进行因素分析。

4．2．2因素分析

为了更好地了解居民属性、参与机会和能力与

其旅游扶贫效应感知、态度和参与意向之间的关系，本研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eomponentanalysis)来提取因素，并利用最大变异法(varirnaxmtation)进行因素旋转，总共萃取了5个因素，其累积解释量为64.828％，将这5个因素分别命名为：①对旅游扶贫经济和社会文化正效应的感知(X)，项目包括“旅游促进了本地经济的发展”、“旅游带动了本地相关产业的发展”、“旅游增加了本地居民就业机会”、“旅游增加了本地女性居民就业机会”、“旅游增加了本地居民的收入”、“旅游促进了本地文化遗产的保护”、“旅游促进了本地文化活动的多样性”、“旅游提高了本地的知名度”、“旅游促进了本地与外界的交流”、“旅游促进了民族团结”、“旅游增加了社区凝聚力”11项，信度较高，达0.9414，平均值较高，达4.07，表明居民对经济、社会文化正效应的认同度比较高；②参与意向(X)，项目包括“我愿意为了旅游发展保护自然资源和环境”、“我愿意参与旅游政策制定和决策过程”、“我愿意参与旅游开发与规划”、“我愿意参与环境保护和资源管理”、“我愿意自主经营一些旅游接待项目”、“我愿意接受景区或旅游企业聘用成为其工作人员”、“我愿意参与旅游教育和培训”7项，信度较高，为0.907，均值较高，达3.89，表明居民参与意向较强；③对旅游扶贫负效应的感知(X)，项目包括“旅游提高了物价和生活成本”、“旅游加剧了本地居民贫富分化”、“旅游干扰了居民日常生活”、“旅游导致了本地的交通拥挤”、“旅游导致了本地户外娱乐设施拥挤”、“旅游破坏了本地风俗文化”、“旅游破坏了本地的生态环境”7项，信度较高，为0.9112，均值较低，为3.22，表明居民对旅游扶贫负效应尚不敏感，其中，仅“旅游破坏了本地风俗文化”一项赞成率较高(均值3.52)；④对旅游扶贫环境和人口素质正效应的感知(孔)，项目包括“旅游改善了本地基础设施”、“旅游提高了本地的生活质量”、“旅游改善了本地的自然环境”、“旅游提高了本地居民的能力与素质”、“旅游提高了本地居民的环保意识”5项，信度较高，为0.8612，均值较高，达3.87，表明居民对旅游扶贫环境和人口素质正效应赞同度较高；⑤对发展旅游业的总体态度(X)，其中的项目包括“我认为本地区发展旅游业总体利大于弊”、“我对本地旅游的发展现状感到满意”、“我支持旅游在本地发展”3项，信度可接受，为0.4579，平均值较高，达3.75，表明居民对旅游业总体持欢迎态度，但对旅游发展现状还不太满意(均值3.33)，不少人认为本地旅游业尚处起步阶段，旅游者太少，他们并没有得到期望的利益。

4．3居民对旅游扶贫效应的感知、态度和参与意向分析

H1：不同人口特征的居民在旅游扶贫效应感知、态度和参与意向上有显著差异

本假设以居民人口特征变项与旅游扶贫效应感知、态度和参与意向进行独立T检验和方差分析(One-Way ANOVA)，并以Scheffe法进行事后比较。结果发现，居民人口特征对其感知、态度和参与意向有显著差异：

(1)性别。在“参与意向”和“环境和人口素质正效应感知”上达到显著差异，且男性在这两类的平均值皆高于女性。(2)民族。在“经济、社会文化正效应感知”、“参与意向”、“负效应感知”、“环境和人口素质正效应感知”上有显著差异。汉族在“经济、社会文化正效应感知”上比藏族强烈，藏族在“负效应感知”上比汉族和回族强烈。(3)年龄。在“经济、社会文化正效应感知”、“参与意向”、“负效应感知”、“态度”上有显著差异。15—24岁的在“经济、社会文化正效应感知”和“参与意向”上较25—44岁、45—64岁和65岁以上的强烈。(4)受教育程度。在感知、态度和参与意向所有方面均有显著差异。小学、初中、高中或中专、大专及以上的在“经济、社会文化正效应感知”、“参与意向”和“环境和人口素质正效应感知”上都比未上学的强烈，而大专及以上的比其他的都强烈。未上学的在“负效应感知”上比高中或中专的强烈。大专及以上的在“态度”上比未上学的强烈。(5)职业。在感知、态度和参与意向所有方面均有显著差异。学生和公务员在“参与意向”上比农牧民强烈。(6)家庭人均年收入。在感知、态度和参与意向所有方面均有显著差异。6000元以上的在“经济、社会文化正效应感知”和“负效应感知”上比500元以下和5001—6000元的强烈。6000元以上和501—1000元的在“参与意向”上比5001—6000元的强烈。

H2：居民参与旅游的机会对其旅游扶贫效应感知、态度和参与意向有显著差异

(1)是否从事与旅游相关的工作。在“家中是否有人从事与旅游相关工作”的问卷分析中发现，回答“是”的有105人，占被调查者总数的13.08％，说明仅有少量参与。经分析发现，是否从事与旅游相关工作对其感知、态度和参与意向尚无显著差异。这可能与当地处于旅游发展初期，居民参与旅游的程度低，获益不高有关。(2)居住地与景区的距离。居住地与景区距离的远近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居民的参与机会。经分析，距离远近在感知、态度和参与意向所有方面均有显著差异。小于2千米的在“经济、社会文化正效应感知”、“参与意向”和“态度”上比2—5千米、5—10千米和10千米以上的强烈。小于2千米、5—10千米和10千米以上在“负效应感知”上比2—5千米的强烈。(3)是否有充裕的时间从事与旅游相关工作。是否有充裕时间从事与旅游相关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居民的参与机会。分析表明，时间充裕与否在感知、态度和参与意向所有方面均有显著差异。在“经济、社会文化正效应感知”和“负效应感知”上很充裕的比其他的都强烈。很充裕和很不充裕的在“参与意向”、“环境和人口素质正效应感知”和“态度”上比充裕、不确定和不充裕的强烈。(4)政府是否帮助居民参与旅游。由于当地居民的民主意识、资金、知识、能力不足，需要政府引导与扶持其参与旅游。实地调研发现，目前当地政府尚未制定有利于当地居民就业与小企业发展的有关政策和专项的居民参与旅游培训措施，也未建立旅游扶贫基金或帮助居民向金融机构联系贷款以经营旅游业，对居民参与的引导不足。调查结果表明，帮助与否在感知、态度和参与意向所有方面均有显著差异。在“经济、社会文化正效应感知”、“参与意向”、“环境和人口素质正效应感知”和“态度”上完全未帮助的比有所帮助、不清楚和没怎么帮助的强烈。完全未帮助和没怎么帮助的在“负效应感知”上比不清楚的强烈。

H3：居民参与旅游的能力对其旅游扶贫效应感知、态度和参与意向有显著差异

当地居民普遍认为在旅游发展中自己的参与性不足，虽然他们具有参与旅游的强烈愿望，但绝大多数的居民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参与进来，其中，缺乏资

金、知识和对旅游不够了解是限制居民参与旅游的最主要因素(表2)。

资料来源：根据问卷调查结果整理。

(1)是否了解旅游。在感知、态度和参与意向所有方面均有显著差异。在“经济、社会文化正效应感知”、“参与意向”和“环境和人口素质正效应感知”上完全不了解的比其他的都强烈。在“负效应感知”上很了解的比其他的都强烈。(2)是否有足够资金参与旅游。在感知、态度和参与意向所有方面均有显著差异。在“经济、社会文化正效应感知”、“参与意向”和“环境和人口素质正效应感知”上极缺资金的比其他的都强烈。在“负效应感知”上很充足的比其他的都强烈。在“态度”上很充足的和极缺的比其他的强烈。(3)是否有足够知识和技术参与旅游。在感知、态度和参与意向所有方面均有显著差异。在“经济、社会文化正效应感知”、“参与意向”和“环境和人口素质正效应感知”上极缺的比其他的都强烈。在“负效应感知”上很足够的比其他的都强烈。在“态度”上很足够和极缺的比其他都强烈。

H4：居民对旅游扶贫效应的感知对其态度和参与意向有显著正向影响

从理论上讲，居民对旅游扶贫效应的感知决定其对旅游发展的态度和参与意向。从表3可以看出，这一理论在三江源地区得到了验证：居民对旅游扶贫正效应的感知对其态度和参与意向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经济和社会文化正效应感知对态度和参与意向的影响最大，环境和人口素质正效应感知的影响次之。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态度与参与意向亦有显著正向影响。负效应的感知对其态度和参与意向的影响较小。

5主要结论与建议

5．1主要结论

(1)三江源地区旅游发展处于初级阶段，为当地居民提供了一定发展机会。但仅有少数的居民自发地参与，且获益较少；居民对旅游扶贫的正面效应感知明显，负面效应尚不敏感，仅“旅游破坏了本地风俗文化”一项赞成率较高；对旅游扶贫抱有极大的期望，总体上持支持的态度，但对旅游发展的现状并不满意；居民对参与旅游有极大热情，但受缺乏资金、知识和对旅游不太了解等方面的限制较大。

(2)不同人口特征的居民在旅游扶贫效应感知、态度和参与意向上有显著差异。男性在“参与意向”和“环境和人口素质正效应感知”这两类的平均值皆高于女性；汉族在“经济、社会文化正效应感知”上比藏族强烈，藏族在“负效应感知”上比汉族和回族强烈；年轻人对经济、社会文化正效应的感知和参与意向更强烈；受教育程度越高正效应的感知、态度和参与意向越强；学生和公务员在“参与意向”上比农牧民强烈；收入越高，正效应感知越强，收入越低，负效应感知越强，在参与意向上，则呈现两极化的态势。

(3)居民参与旅游的机会对其旅游扶贫效应感知、态度和参与意向有显著差异。在居民是否从事与旅游相关的工作方面，其感知、态度和参与意向尚无显著差异；居住地与景区距离的远近在感知、态度和参与意向所有方面均有显著差异，距离越近，感知、态度和参与意向越强烈；时间充裕与否，在感知、态度和参与意向所有方面均有显著差异，时间越充裕，对经济、社会文化正效应和负效应的感知越强烈；而在环境和人口素质正效应、态度和参与意向上呈两极化发展态势，很充裕和很不充裕的比充裕、不确定和不充裕的强烈；政府是否帮助在感知、态度和参与意向所有方面均有显著差异，越是未受到政府帮助的感知、态度和参与意向越强烈。

(4)居民参与旅游的能力对其旅游扶贫效应感知、态度和参与意向有显著差异。是否了解旅游、有足够资金和知识在感知、态度和参与意向所有方面均有显著差异。总体上，居民越是不了解旅游、缺乏资金和知识贫乏对正效应的感知和参与意向越强烈。而在负效应的感知上则正好相反，越是了解旅游、资金和知识越充足的感知越强烈。在态度上，则呈两极化趋势。

(5)居民对旅游扶贫正效应的感知对其态度和参与意向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经济和社会文化正效应感知对态度和参与意向的影响最大，环境和人口素质正效应感知的影响次之。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态度与参与意向亦有显著正向影响。负效应的感知对其态度和参与意向的影响较小。

5．2主要建议

首先，在制订旅游发展战略和旅游发展规划时，必须明确消除贫困的目标；结合实地情况，构建科学合理的旅游扶贫机制；实行政府主导，以弥补社会力量的不足。如提供教育培训，实行有利于居民就业的支持政策，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等。

其次，应结合不同人口特征居民参与旅游的机会和能力，进行有针对性的扶持和引导。如对于距离景区较远的居民，可以建设嘛呢石、藏族服饰、唐卡、藏毯等旅游商品加工厂房；对于能歌善舞的年轻人可以组建民族文化歌舞队。

再次，在开发旅游过程中注意民族文化的挖掘、传承与保护，让当地居民亲自展示本民族文化，使他们从中获益，树立他们的民族自豪感、文化认同感。注意保持文化的原真性，避免过度商业化。

最后，今后可从时空方面进行更深入的比较研究，如结合三江源地区的旅游发展对其进行后续跟踪研究，可探索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EM)来定量分析居民对旅游扶贫效应的感知、态度和参与意向三者之间的关系。

致谢：感谢青海省旅游局和三江源地区各县旅游局为问卷调查提供的帮助!

居民旅游感知 篇6

随着我国城镇化建设目标的进一步推进, 人们生活节奏不断加快, 工作压力不断加大, 城市居民远离喧闹、回归自然、缓解压力的需要日益迫切。因此, 近年来苏州以走进乡村、近亲自然、体验野趣、追求生态为特征的乡村旅游迅猛发展。目前, 苏州市共有乡村旅游点300多家、星级农家乐124家。2010年以来, 苏州市乡村旅游共计接待5200万人次, 年均增长18%, 实现旅游收入150亿元, 带动相关产业实现收入600亿元, 共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6万余人, 间接就业13万人。乡村旅游发展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乡村旅游者群体, 也吸引了越来越多开发者的目光和研究者的关注。笔者发现, 目前尽管乡村旅游呈现出蓬勃发展态势, 但无论是乡村旅游的产品层次、服务质量, 还是人们对乡村旅游发展的认知以及乡村旅游的发展模式方面, 尚存在不足。

本文以苏州居民为例, 通过调查分析苏州居民的乡村旅游行为特征, 探寻城市居民乡村旅游消费规律, 以便更好地指导乡村旅游实践, 提高乡村旅游的发展水平, 促进乡村旅游健康、持续发展。

2 研究方法

本文研究依据旅游者行为和感知理论, 以苏州市居民为主体进行问卷调查。主要采用问卷法和文献法展开研究:①问卷法。设计问卷包括旅游者的背景资料和在苏州周边乡村旅游景点的游览行为, 以2012年“十一黄金周”期间乡村旅游景点城市旅游者和居民社区为调查对象。调查发放问卷1000份, 回收960份, 其中有效问卷845份, 有效率为88%。②文献法。收集乡村旅游及旅游者行为和感知的各类相关文献资料, 主要来源于实践前期准备过程中的资料收集与整理, 包括期刊网刊登的相关文章和各类媒体的报道、评论, 以及关于乡村旅游新闻中的信息, 以期了解现有研究成果, 使本次调研在前人的基础上更具针对性。

3 苏州市居民乡村旅游人口统计学特征

针对苏州市民和城市旅游者进行问卷调查, 调查数据显示, 苏州乡村旅游中男性旅游者占被调查者的40.8%, 女性占59.2%, 人数基本相当, 女性略占优势, 这可能是在社区调查时在家的女性较多的原因。而2005年中国城镇居民旅游者中男性占52.1%, 女性占47.9%。这表明与一般旅游相比, 选择乡村旅游的旅游者在性别上无显著差异。被调查者中18—24岁年龄段的青年旅游者人数最多 (52.1%) , 其次为25—44 岁和小于18岁的旅游者, 老年旅游者所占比例小。这与调查时的“十一黄金周”有关, 出游的多为平时工作较忙的青年人。调查中乡村旅游者学历较高, 大专及本科占53.8%, 高中或中专占34.9%, 24岁以下的比例大。从职业上来看, 被调查者中学生占大多数 (56.8%) , 说明学生对乡村旅游较青睐;其他职业者分布较平均, 一般为公务员和企事业管理人员。被访者的月收入在2499元以下的旅游者占调研总数的71.6%, 印证了乡村旅游“平民化”的特点 (表1) 。

4 苏州市居民乡村旅游行为与感知

4.1 出游前的行为分析

乡村旅游信息渠道分析 (表2) :信息来源显示, 居民的乡村旅游信息来源于“网络媒体”的占35.4, 亲友推荐的占23%, 户外广告、旅行社推荐的所占比重小分别占 2.7%、5.3%, 报刊杂志和电视媒体对乡村旅游信息的传播也有一定作用。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普及和运用, 人们获取有用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 包括传统的信息传播、现代信息传播的互联网。但基于中国社会特点和信任度方面的原因, 口口相传的信息传播方式仍然有较大空间。

乡村旅游动机分析 (图1) :对苏州居民的乡村旅游动机调查显示, 大部分居民是为了娱乐消遣、放松和休闲, 其他目的的比重较小。乡村旅游是一种休闲、回归的旅游方式, 它需要有轻松、惬意的环境, 能令城市中的人放松紧张的心情。旅游者对乡村旅游独具青睐是由于长时间处于“钢筋铁骨”的城市中, 承受过大的生活压力和过快的生活节奏, 使他们变得紧张, 心情抑郁而需要放松。

乡村旅游决策和目的地选择:①苏州居民旅游目的地偏好情况见图2。对旅游类型的偏好调查表明, 苏州居民喜欢海滨型旅游占38.7%, 购物型旅游占24.8%, 乡村和园林旅游分别占21.9%和11.7%, 宗教型旅游的仅占2.9%。说明在苏州居民中, 乡村旅游目的地对居民有一定吸引力, 但与其他项目相比不占绝对优势。②对目的地选择的影响因素情况详见表3。对影响乡村旅游发展因素的调查中, 认为游览内容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占30.4%, 其次分别有23.5%和20.9%的居民认为价格和交通的便利程度是影响乡村旅游的因素。相对来说, 认为食宿条件游对苏州乡村旅游是重要的影响因素较少。③乡村旅游时间选择分析情况详见图3。苏州居民对乡村旅游时间的选择多数不确定, 有31.8%的居民选择在寒暑假或带薪假出游, 18.5%和9.9%的选择在双休日和黄金周出游。在此次调查中, 苏州居民对进行乡村旅游的季节选择除冬季外, 其他几个季节较多, 最多的是夏季, 还有一部分对季节选择具有不确定性 (图4) 。

乡村旅游旅游方式:苏州居民在出游方式选择上, 24岁以下居民的选择与同学和朋友一起出游或个人自助游居多, 其他种类的出游方式也有涉及;25—44岁的居民选择单位组织或参加旅行团的人数较多, 他们有工作和家庭等压力, 一般选择全包型旅游方式;45—60岁的居民出游方式多样, 但自助游所占的比重较大。

4.2 出游中行为分析交通工具的选择

在交通方式方面, 苏州市居民对各种交通工具都有所选择, 选择长途汽车的比重大。对交通方式与收入水平进行分析, 收入对交通方式的选择差异明显, 低收入人群选择长途汽车最多;2500—3499元的游客对各种交通工具的选择较平均, 3500—5000元的游客对“自驾车”有明显偏好, 5000以上的游客选择飞机居多 (表4) 。

出游次数:对乡村旅游的调查显示, 苏州居民大部分一年出游1—2次, 占被调查者的60.1%, 出游3—4次的占29.2%, 说明乡村旅游在苏州市居民中已形成一种较固定的旅游行为, 但频率不高 (图5) 。同时, 苏州市居民出游次数和受教育程度呈现正相关 (表5) , 学历越高则出游次数较多。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居民往往具备较强的旅游意识, 参与乡村旅游的较多。

注:**在.01 水平 (双侧) 上显著相关。

4.3 旅游后的行为分析

出游花费分析 (图6) :对苏州居民乡村旅游花费的调查表明, 1000—3000元的比例最大 (34.5%) ;其次是500—1000元和3000—6000元, 分别为26.2%和16.1%。居民的乡村旅游花费呈现出正态分布状态, 大部分居民的花费集中在1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 其花费与收入水平呈正相关 (表6) , 收入越高, 花费越大。对苏州市乡村旅游居民花费行为进一步分析表明, 在各项目上的花费水平较平均, 较多的是餐饮 (25.3%) 和住宿 (16.3%) , 购物和门票各占16.1%、娱乐占17.2% (图7) 。

注:**在.01 水平 (双侧) 上呈显著相关。

乡村旅游体验:通过旅游六要素及相关因素的细分进行调查, 在调查问卷设计中采用李克特量表法, 以“很好” (5分) 、“好” (4分) 、“一般” (3分) 、“不好” (2分) 、“很不好” (1分) 5个等级来评价, 得出每个因素总体的评价分数 (表7) 。可以看出, 苏州居民对乡村旅游的感知都处于一般满意到满意这一水平上, 且对各个因素的感知不存在较大差异。

在将总体评价分值与对苏州各个行政区域的相应因素进行对比分析时发现, 吴江地区大部分项目都高于苏州总体评分, 张家港地区除居民态度外, 其他项目分值都高于总体。张家港餐饮评分为4.03, 达到旅游者认为满意的水平;而昆山地区除游览景点外, 其他各个因素的分值都低于总体感知水平。昆山拥有周庄、阳澄湖等著名景点, 居民较青睐, 但其设施、环境等却不令人满意。

5 结论和建议

5.1 结论

本实证研究结果表明, 苏州旅游者的性别差异不显著;年龄分布呈现青年人和中年人居多的现象, 且偏向教育程度较高的旅游者;职业以学生居多;此外管理者和专业文体/科教人员也较多, 旅游者收入以低收入群体为主, 具有平民化旅游的典型特征。

旅游者出游前对乡村旅游目的地的感知资讯来源以互联网居多, 与苏州乡村旅游者呈年轻化趋势相呼应, 同时口碑效应影响明显。旅游动机是为了娱乐消遣, 放松休闲, 印证乡村旅游产生和迅速发展的原因以及其自身特点。苏州市居民对乡村旅游有一定的偏好, 但与其他旅游相比, 乡村旅游不具有绝对优势。在对乡村旅游影响因素上, 苏州市居民重视旅游活动内容、价格和交通便利程度。在时间选择上, 苏州市居民多数对时间和季节没有明显偏好倾向, 说明乡村旅游行为较随意。在出游方式上, 乡村旅游行为涉及多种方式, 但在各年龄层上有一定差异。乡村旅游交通方式选择的收入分异明显, 低收入人群大多选择长途汽车, 收入较高的选择自驾车和飞机的较多, 出游次数与受教育程度呈正相关。居民在乡村旅游中的花费呈正态分布状态, 大部分居民的花费在1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苏州市居民对苏州乡村旅游的感知处在一般到满意这一区间, 满意度不高。

5.2 乡村旅游的发展建议

为了更好更快地实现“三区三城”战略目标, 推进苏州旅游城乡一体化发展, 根据调查研究和实证分析, 对苏州市乡村旅游的未来发展, 提出以下建议:①完善乡村旅游产品体系, 满足城市居民对乡村旅游的需求。调查显示, 苏州市居民对乡村旅游有一定的偏好, 但苏州市乡村旅游发展与其他旅游类型发展相比并不具有绝对优势。一是因为苏州市作为传统旅游城市, 园林旅游、都市旅游等已深入人心, 产品丰富、设施完善。二是乡村旅游产品单一、设施简陋、服务质量差, 无法满足城市居民的需求, 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乡村旅游的发展。因此, 开发具有苏州地方特色的乡村旅游产品, 完善乡村旅游产品体系, 满足不同层次的需求, 才能推动苏州城乡旅游一体化发展。②加快乡村旅游市场培育, 推动城乡旅游互动发展。地域分异规律决定了旅游者的空间移动, 旅游活动的本质属性决定了旅游者的异地求新、求、奇、求异, 因此城乡旅游发展模式应是一种良性的互动模式。调查表明, 苏州居民对乡村旅游的满意度不高, 说明其乡村旅游服务存在某些不规范, 乡村旅游经营者急功近利, 环境、卫生条件等无法满足都市居民的旅游需求。但深层次的原因体现在苏州市乡村旅游市场不健全, 既未细分市场, 也无规范的市场运行机制, 导致苏州市居民在乡村旅游时间选择、产品选择上较随意。因此, 加快苏州市乡村旅游市场培育, 通过市场调研, 合理细分市场, 确定明确的目标市场, 开发符合目标市场需求特点的乡村旅游产品。同时, 健全乡村旅游市场运行机制, 规范乡村旅游景点、餐馆等定价行为, 吸引更多的城市居民参与到乡村旅游中去, 推动城乡旅游互动发展。③规划乡村旅游产业布局, 实现城乡旅游一体化发展。乡村旅游的发展符合我国提出的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 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战略思想, 也是实现苏州“三区三城”发展目标的主要抓手。从调查结论分析来看, 苏州居民的乡村旅游花费呈现正态分布, 大部分居民的花费集中在1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 说明随着苏州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苏州居民乡村旅游的经济承受能力已不再是约束苏州乡村旅游业发展的瓶颈。因此, 苏州乡村旅游的发展方向应是:合理规划苏州乡村旅游产业布局, 科学谋划乡村旅游发展目标, 形成都市旅游与乡村旅游协

调发展、观光旅游与休闲旅游齐头并进, 实现城乡旅游一体化发展。

摘要：苏州市居民乡村旅游出游前对乡村旅游目的地感知信息来源以互联网居多, 口碑效应影响明显;旅游动机以娱乐消遣, 放松休闲居多。苏州居民对苏州乡村旅游的感知处在一般到满意这一区间, 满意度不高。因此, 完善乡村旅游产品体系, 以满足城市居民乡村旅游需求;加快乡村旅游市场培育, 推动城乡旅游互动发展;合理规划乡村旅游产业布局, 提高居民乡村旅游满意度, 是实现城乡旅游一体化发展的重要举措。

居民旅游感知 篇7

关键词：旅游目的地,老年人,感知,桂林

据有关报道, 桂林全市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为79.5万, 占总人口数的15.54%。到2015年, 全市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超过100万, 占全市总人口的比例将超过18%。按照国际标准, 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 就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按此标准桂林已进入老龄化社会。桂林是世界性旅游目的地, 政府决策很多都围绕着旅游业发展而制定。本文通过对桂林老年居民旅游发展感知探讨, 认为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将这一群体纳入考虑范围是非常必要的。

一、相关研究概述

(一) 相关研究综述

国外关于旅游目的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 使用定性与定量分析方法, 从旅游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影响感知等多角度考察。国内对老年人旅游研究主要是在老龄化趋势下, 通过对老年旅游者求乐、健康、弥补遗憾、回归、注重实际、需陪伴、忠诚度等心理研究, 探讨其旅游动机, 得出要大力开发自然风光游、瞻仰回顾游、探亲访友游、文化品味游、养生保健游等老年旅游市场, 很少将老年群体作为目的地居民进行单独研究。唐雪琼、杨殷迪《旅游发展对摩梭老年人休闲活动的影响——以泸沽湖地区落水村和开基村为例》通过对泸沽湖地区发展旅游多年的落水村和未发展旅游的开基村对比分析, 认为旅游发展使目的地老年人由被动休闲向积极参与转变, 休闲的空间和时间得到了丰富和延伸, 休闲消费明显增多。

(二) 研究方法

此次调查对象为进入桂林各景点、区的周边老年居民, 而老年人以能够免费进入景点、区的年龄——60岁为准。本次调查通过100份问卷调查和访谈法相结合, 通过将老年人问题的回答和所含感情程度相结合, 对李克特量表式答案做出选择。

二、桂林老年人对旅游发展感知分析

问卷中旅游影响项包括老年人对经济、社会文化感知和环境感知3大类共13项。通过李克特量表得出以下的结果 (表1) 。

(一) 经济感知

旅游业发展给当地居民带来的最直观利益便是收入增加。但是从上表看, 老年居民并未感到旅游业发展使收入明显增加, 被调查对象平均感知职位3.08, 基本接近3的一般值。访谈发现, 老年人退休工资并不高, 加之上了年纪, 很少在景点、区周边经营买卖, 是导致这一感知不明显的主要原因。2011年一季度桂林市CPI比上年同期上涨6.8%, 高于全国1.8个百分点, 高于全区0.6个百分点, 在全区14个地级市中排名第三。调查显示, 老年人对旅游发展导致物价上涨感知最为强烈, 高达4.36。其中CPI高位运行“三驾马车”之一的食品老年人接触最多, 他们不仅是购买蔬菜、水果、粮食等主力, 而且大部分还要为子孙购买零食。而作为景点、区周边居民一般要承受高出正常的市场20%~30%价格。

(二) 社会文化感知

本文通过7个问题, 来探析旅游发展对老年居民社会文化感知影响。老年居民对基础设施更加完善最为明显 (表1) , 达到88%, 休闲时间增加、安全问题和犯罪率上升、自身价值体现这三种感知次之, 更易接受新鲜事物和抢占生活空间没有很大正、负向的感情变化, 但人际更加和谐及本地文化弱化感知功能更加偏向于不同意。

为方便自助游客, 桂林完善了城市公交系统、增加了免费公厕和休息椅等, 都让老年人在桂林生活更方便了;因经历了年轻时代的安定, 老年人对旅游业发展形成的人多而杂造成犯罪率上升和安全问题加重感知比较强烈;看到旅游发展带来的可喜成绩, 很多老年群体都觉得自己的价值得到了社会认可, 其最好的表现为稳定的退休工资;稳定的退休工资, 加上不断完善的医保和养老制度使绝大部分老人无需出门赚钱, 休闲时间自然增加;与年轻人不同, 老年人对生活空间和环境破坏感知是比较宽松, 他们认为旅游者来桂林只是短期的, 不会在此长期居住, 同时老年人在景区、点及社区内的活动刚好与旅游者的参观时间错开, 所以空间被抢占感知较弱;虽然旅游者会带来许多新鲜事物, 但是因体力和脑力跟不上, 所以老年群体对此只是有所耳闻, 并不会亲自学习和使用;城市邻里之间关系较淡薄, 这对在此居住的老年人来说也不例外。虽然旅游业发展使得交流增加, 但主要仍局限于工作, 对缩小人与人之间距离作用不大;而文化方面, 老年群体认为桂林本地文化不但没有弱化, 随着旅游业发展, 反而将漓江、印象刘三姐带到全世界。

(三) 环境感知

虽然市政在不断完善旅游交通, 但作为世界性旅游目的地, 自驾车游和市内私家车不断增加, 老年人感到交通阻塞已成为影响出行的原因之一;伴随旅游业的发展, 桂林城市化不断加速, 旅游景点改造, 老年居民已经能接受自然山水和水泥相结合的市容、市貌;中国传统本就爱热闹, 所以将近83%的老年人不同意旅游业发展破坏了桂林宁静氛围, 相反认为桂林必须热闹才能促进旅游业发展。

三、提升对策探讨

(一) 加强基础建设, 改善交通

完善的基础建设不仅是桂林旅游业发展提出来的要求, 同时也是城市老年群体所迫切需要的。社会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 如提供免费小型急救用品、设立专门老年洗手间以及通道等既能保护老年居民, 又能为桂林旅游业分散人流。而交通改善则能提高老年人出门安全系数及促使游客出行更方便。

(二) 稳定物价

对景点、区周边商、贩加以管制, 应当抓好明码标价、完善价格投诉平台、规范旅游价格行为, 有利于市容市貌建设, 稳定周边物价, 降低老年人的生活成本, 塑造诚信旅游目的地形象。

(三) 确保社会安定

马斯洛需求理论认为安全需要是情感和归宿、自我实现需要的前提。旅游在当今社会仍属于后者高级需要, 如果安全问题都不能保证, 一个地方的旅游业也不可能出现良性发展。安定的社会环境才能保障老年人最基本的生活环境。

(四) 加强思想道德教育, 转变观念

现在对老年人错误的认识和偏见, 主要体现在自己觉得“老了, 不中用了”和社会认为“老年人是包袱”。桂林现在的老年人占到15.54%, 加之老年群体较年轻人更有耐心, 让老年人参与旅游宣传、咨询服务, 结合地方原有特色在景点、区内进行介绍, 让桂林本地文化和旅游资源紧密结合, 得到更加真实再现, 将很大程度地促进桂林旅游的发展。

四、结语

桂林现在旅游业的发展是建立在老一辈成绩上的, 而现在旅游政策在制定、实施过程却将这一群体边缘化。只有全面了解了这一群体的真实感受, 兼顾各方利益, 才能制定出真正可行的政策。让老年人参与旅游业, 既可以减轻老年人的孤独感, 增加他们的社会认同感, 也可以增加老年人的收入。

参考文献

[1]邱浩.2015年桂林市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超100万[N].桂林晚报, 2011-06-04.

[2]百度百科[EB/01].http://baike.baidu.com/view/109749.htm.

[3]龙芬芳.开发中国老年人旅游市场的初步研究[J].经济生活.当代经济, 2010 (6) .

[4]唐雪琼, 杨殷迪.旅游发展对摩梭老年人休闲活动的影响——以泸沽湖地区落水村和开基村为例[J].云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9 (4) .

居民旅游感知 篇8

目的地居民对旅游业的支持和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旅游业的不断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理论提出, 国外上世纪70年代出现了关于旅游地居民态度和感知的研究, 主要内容包括:居民对旅游发展带来的影响的感知、居民态度和感知的影响因素、居民感知和态度的相关解释理论, 以及以居民感知和态度的差异来将居民分类等方面。我国的旅游地居民感知和态度的研究则开始于上世纪90年代, 研究的内容方法都逐渐增多。

2. 国内外关于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的研究

2.1 国外研究进展

国外学者对居民感知和态度研究始于上世纪70年代, 很多研究涉及居民对旅游经济影响的感知, 经济利益是最明显和重要的方面, 存在积极和消极的影响。在居民对旅游文化和社会影响感知方面, Bwsculides研究发现大多数居民认为旅游提供了多样的社会和文化利益, Brunt提出了旅游业发展带来的负面问题。居民对旅游发展带来的社会和文化影响感知在不同的社区是不一样的, Liu研究旅游发展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也带来了环境的消极影响。之后, 对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的类型划分更为细致, Gursoy从成本和利益两个角度研究居民感知的新理论模型, 将影响感知划分为经济、社会利益、社会成本、文化利益和文化成本五方面, 这五方面的影响因素存在相互联系和制约。

2.2 国内研究进展

国内学者对旅游影响的研究:刘振礼对野三坡的研究发现, 旅游发展对当地社区和居民的经济状况、经济意识和文化观念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王宪礼研究了长白山生物圈保护区旅游的社会影响。陆林、宣国富、章锦河、谌永生均从旅游发展对当地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影响方面居民的感知和态度方面进行了研究。黄洁研究发现, 旅游发展初期的居民总体对旅游发展以及旅游所带来的经济、文化影响持较为肯定态度, 绝大多数居民目前没有认识和感知到旅游所带来的消极影响。郭伟的研究发现, 乌镇居民对旅游经济影响的正面感知强过负面感知。我国对旅游影响感知研究起步比较晚, 但是对国外相关的研究介绍性和翻译性的论著比较丰富, 研究呈多元化趋势, 实证研究成果逐渐增多。

3. 居民旅游感知影响因素分析

3.1 国外的研究

国外学者的研究发现, 旅游感知影响因素有:旅游中心至家庭远近、居民社会人口统计学特征、社区归属感或居住时间、社区经济和个人经济的旅游依赖度以及旅游地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等。Belisle研究发现:居住地越邻近旅游区, 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态度越消极。Haralambopoulos研究个人经济对旅游的依赖度时发现, 在旅游部门就业的居民更支持旅游的发展, 居民对旅游业支持态度与其经济对旅游业的依赖度呈正相关。在旅游目的地生命周期阶段方面的研究, Akis的研究发现:塞浦路斯处于初始发展时期的旅游地的居民比处于旅游成熟时期的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态度更为积极。Hernandez认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上的旅游目的地居民对旅游业的认识存在差异, 因而影响到他们对旅游发展的态度。人口统计学特征方面:Teye研究表明, 教育程度越高的居民越倾向于同外来旅游者交流。Kim于2005年研究了韩国首尔居民对2002年韩日世界杯的影响感知差异, 分别从年龄、性别以及职业的社会人口统计特征进行分析, 得出结论:年轻人更多地感知到了消极的影响, 女性比男性对影响的感知更为敏感。社区归属感对旅游影响感知的影响研究, Lankford研究认为居住时间越长的居民, 社区归属感越强, 对旅游发展持更为消极的态度。Milman发现:东道社区居民认为旅游发展可以促进当地文化的发展和增强其文化自豪感, 所以对旅游发展持积极的态度。

3.2 国内的研究

国内学者一般关注的是社会人口统计特征对居民旅游感知的影响。苏勤的研究考虑到了一些外部的因素, 如:旅游知识的了解程度、出生地、住房距中心旅游地的远近、居住年限、旅游经历等。研究得出对旅游知识的了解有助于居民对旅游发展全面公正的认识和评价, 也有助于居民在理解的基础上行使理性的行为, 居住时间较长的人群对所居住的社区有更为强烈的归属感。

4. 基于居民旅游感知差异的居民聚类分析

4.1 国外的研究

4.2 国内的研究

5. 国内外研究的启示

可以看出, 由于国外对旅游影响和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及态度的研究起步较早, 而且国外学者对此研究领域也十分重视, 所以在深度、广度上都比我国更加先进。国外的研究对我国未来关于这一课题的研究趋势有很大的启示作用。开展旅游地对当地社区旅游影响和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及态度的研究是实现旅游业发展的前提。研究中, 有以下需要加深和改进:

1) 实证研究时应注意区别各个旅游地不同的生命周期的旅游影响和居民感知, 开展旅游地的纵横对比研究。

2) 对于特殊旅游活动, 应给予较多的关注, 如节事旅游、体育旅游、会展旅游等新兴旅游项目。

3) 对旅游影响因素的研究应进一步强化。这方面的系统研究对引导居民的旅游影响感知和态度, 提高当地居民对旅游发展的积极态度有重大的意义。

4) 目前的研究方法多涉及人类学、地理学及管理学等。今后在研究中除了继续应用更广泛的多学科知识外, 还应用不同的视角, 不同层次开展这些跨学科的研究。数学模型方法具有较强的适用性, 应更为强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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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宣国富, 章锦河, 陆林, 杨效忠.海滨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海南省海口市及三亚市实证研究[J].地理科学, 2002,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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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Hernandez S A, J Cohen, H L Garcia.Residents’Attitudes Towards An Instant Resort Enclave.[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96, 23:755-779.

居民旅游感知 篇9

张家界市位于湖南省西北部, 为地级市, 辖永定、武陵源两区和慈利、桑植两县, 总面积9600平方公里。张家界市以其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闻名于世, 全市有自然景观300多处, 其核心景区武陵源总面积达264平方公里, 以世界罕见的石英砂岩、峰林、峡谷地貌为主体, 境内怪峰林立、溶洞群布、古木参天、珍禽竟翅、山泉潺潺、云雾缭绕, 被誉为“大自然的迷宫”和“扩大的盆景, 缩小的仙境”。

经过三十年的发展, 张家界旅游经济效益连年大幅递增。从旅游的主要指标来看, 游客人数、旅游总收入从1989年的56.49万人次、2491万元增加到2009年的1928.42万人次、100.2亿元, 分别增长34.14倍、402.25倍。在旅游业的强势带动下, 商业、餐饮、住宿等第三产业得到快速发展, 有力地壮大了地方经济实力。旅游业的发展在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带来各种社会文化的碰撞和交流。旅游对张家界的影响是巨大的, 这种影响既有直接的, 也有潜移默化的;既有正面的, 也有负面的。当前大多数学者对于张家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了经济和市场的发展上, 而在旅游发展对社会文化影响方面的研究不多。因此本文侧重考察旅游对张家界社会文化的影响:旅游活动对张家界社会的价值观和意义体系 (如语言、服饰、民间艺术、宗教等) 以及社会生活质量 (家庭结构、性别角色、社会结构等) 所产生的影响。

2 研究方法

本文研究方法主要是实地调查法。结合张家界的情况, 选择居民的感知为分析指标来设计问卷。指标内容为三个部分的内容: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然后进行实地问卷调查, 问卷调查过程中, 还将随机抽取调查者进行访谈, 探究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态度和张家界在旅游开发以来所发生的变化。根据问卷所得数据, 运用数学方法进行统计分析得出结论。文中还将采用时空对比法, 通过对张家界旅游开发前后的变化, 发掘其变量因素。

3 居民感知视角下旅游对张家界社会文化影响的调查及分析

3.1 问卷实施及调查对象

作者于 2011 年 2月 26号和2011年4月30日两次组织进行问卷调查工作, 当时正值春节的小旺季后和五一小长假, 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比较强烈, 选择那个时候进行社会文化影响的调查有利于信息的真实性。地点是张家界市的大庸桥公园和紫舞公园, 调查中笔者还对部分居民进行了访谈, 以期能补充完善问卷调查的分析结论。问卷采取的是当场回收式, 问卷回收为194份, 其中有效问卷为184份, 对问卷的分析采取了excel的数据处理器。其中问卷采用Likert量表法, 分为非常赞同到非常反对5个量度, 分值相对应为非常赞同5分, 赞同4分, 不赞同也不反对3分, 反对2分, 非常反对1分。

被调查居民中, 男性比重要高于女性。年龄以中青年为主, 主要集中在 30-39 岁、40-49 岁这三个年龄段内 (58.7%) , 这主要是考虑到他们在当地居住时间比较长, 时间跨度比较大, 能够较明显地感觉到旅游所带来的社会文化影响。居民学历水平普遍不高, 以初中为最多 (54.3%) , 小学以下学历的居民仅占被调查人数的 4.3%。职业分布仅有37%的被调查居民有家人或亲戚在从事着旅游工作, 据访谈的结果来看, 被调查居民家人从事旅游工作的只占少数, 旅游收入占家庭收入的主要收入的仅15.2%。居民在本地出生的占了78.3%, 居民的消费趋向主要集中在子女教育、扩大生产、银行存款上面, 占到了62.8%。

3.2 调查结果分析

(1) 文化指标的分析。

将居民对各个旅游社会文化影响指标的均值与标准差列了出来 (表1) , 并按均值的降序加以排列, 这样可以更加明了地看出当地居民对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的感知与态度。均值表示当地居民对各个社会文化影响指标的平均感知与对社会文化影响总的态度, 标准差表示当地居民对旅游社会文化影响指标感知的差异程度。根据Likert量表1-5等级评分值测量数据, 平均值在1-2.4之间表示反对, 2.5-3.4 之间表示中立, 3.5-5 之间表示同意。

生活环境, 作为张家界居民文化的组成部分, 处在张家界居民文化系统的外层, 受外界影响的几率和程度最大, 是文化结构中最活跃的因素。在文化发展、变迁和交流的过程中, 生活环境的变化是最容易和最直接的。根据表1, 居民持同意态度的选项有:城市建设和交通设施 (4.41) 、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 (4.17) 、珍惜和保护生活环境 (3.70) , 贫富差距 (3.61) 。前面两项的标准差比较小, 说明居民对此观点比较集中, 而后面两项的标准差基本上在1.0附近, 说明居民对这些观点有分歧。在旅游所带来的生活不便之处, 居民的态度则持中立的态度, 其分数皆在3.5分以下, 交通拥挤 (3.30) 、破坏宁静生活和原有氛围 (3.13) 、健康状况的均值 (3.00) 。且标准差都大于1.0, 分别达到了1.165、1.231、1.092、1.214。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 总体上居民对于旅游带来的经济方面和环境方面的积极影响感知较深, 也比较认同, 说明旅游开发确实从整体上促进了张家界的城市建设和发展, 大大的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 对于旅游所引起的经济和环境的负面影响, 居民认知就出现了分歧, 说明在目前张家界的旅游发展中, 这些问题并不突出, 还在可承受的范围内。

旅游对张家界的物质文化层的影响原因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经济方面和环境方面积极的影响。跟刚开发时相比, 现在的张家界各方面已相对成熟。出入交通的便利, 方便游客进入的同时, 也对居民的外出提供了极大地方便, 加强了居民与外界的联系;城市基本设施的建设, 休闲场所、娱乐设施的增多、娱乐种类的丰富, 这些让居民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 改善了生活质量, 而且这些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 故对此有深刻的认识。第二, 由于产业的多元化, 促进了居民的就业, 许多居民从传统的农耕转向经商或开办农家乐。居民收入开始出现差距。其中被调查者中58.1%认同贫富差距拉大这一观点, 他们认为旅游并没有使所有居民受益, 只是让部分居民从中获益, 尤其是接近景区附近的居民, 25.6%在调查者选择了保持中立, 剩下的16.3%的居民则反对这一观点, 他们认为旅游带动了张家界的经济发展, 使得整个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比如对老年人的特殊照顾政策, 就充分体现出旅游对整个张家界的作用。第三, 旅游开发, 增加了新疾病的传入机会, 而交通的拥挤、施工的噪音则破坏了原本宁静的生活。对于这部分居民分歧较大, 说明居民感受不一, 这主要与居民所从事的职业有关。对于从事与旅游有关的居民则对此持支持态度, 但与旅游不相关的居民则持中立或者反对态度, 主要是由于他们与游客接触较少。第四, 对于犯罪是否增加这一现象。50%的居民持反对意见, 采访中发现一部分居民认为犯罪现象没有增多, 对犯罪现象的打击更严厉, 还有一部分则认为犯罪现象的增多与旅游没有关系。而29.5%的居民则同意此观点, 他们指出通往火车站的公交车上扒窃现象比较严重, 就是因为小偷针对游客的停留时间短这一特点, 还有20.5%的居民对此持中立态度, 他们对此感觉不强烈。这些都表明目前张家界的旅游发展中, 其对生活环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并不突出。

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和社会交往的增加, 人们从服饰到语言, 从居住方式到饮食习惯都会逐渐在一个群内形成一定的模式, 它们构成居民的制度文化。从表2可以看出, 旅游对张家界居民的制度文化影响中属于同意范围的有:外来文化和语言 (4.15) 、传统手工艺的保护和利用 (4.09) 。其余指标都属于中立状态。妇女就业 (3.48) , 建筑 (3.15) 、服饰 (3.02) 、迎合游客 (2.91) 、饮食习惯 (2.76) 。其中, 对于饮食习惯的得分已接近反对的范围, 说明居民对此态度倾向于反对, 且有较大的分歧。这表明张家界目前的饮食还是保留了自己的特色。

旅游对张家界制度文化的影响, 其原因和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旅游对文化交流和学习外语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旅游使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外来的游客尤其是国际游客与当地居民交流时必然会引起文化的碰撞和语言的逐渐改观。采访中, 笔者发现跟刚开发时相比, 现在的普通话已经十分普遍, 还包括新兴词汇的增加。除了一些年纪较大的老人外, 基本上张家界居民都可以用普通话与游客交流, 甚至在景区, 那些从事与旅游有关的居民还学会了韩语, 能与韩国游客进行基本的买卖交流。这说明居民懂得如何从旅游中获益。当然, 这些无疑会使土家族等民族的语言更衰弱, 如现在的年轻人对于古老的土家话没几个会说, 甚至都听不懂, 但是居民目前对此还缺乏认识。第二, 旅游的开发, 游客对于富有土家风韵的手工艺品的喜爱促使居民不断的进行手工艺品的加工和制造, 比如张家界的土家织锦、西兰卡普, 砂岩粘贴画等。第三, 旅游业的发展, 改变了张家界传统的以农业为主的生活方式, 旅游业带动了张家界的商业经营、手工加工和第三产业, 这些都给妇女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使妇女的社会地位得到了一定的提高。第四, 采访中笔者发现, 现在居民在建房时, 对于建筑材料的选取、室内装饰风格都很现代, 与30年前有很大的变化。居民认为建房是大事, 不能落伍, 故内部装修越来越现代化, 新式地板、吊顶和现代化家用电器随处可见。对于土家服饰, 现在张家界已很少见了。人们穿着都很时尚, 即使是偏僻的山村也少有人再着本民族服装。原因有:外地人口的涌入、游客的增多, 都给居民起到了“示范效应”, 人们开始改变其原有的穿着。但是居民却认为这些变化是经济发展所带来, 并不是旅游所带来, 所以导致这两项的得分偏低。第五, 旅游对张家界饮食的影响较小, 其口味还是好辣喜酸, 如街上随处可见卖酸萝卜的。居民现在还喜欢熏制腊味, 如腊肉、腊豆腐等。在平常的饮食中, 土家火锅、和渣仍然很常见。但是, 由于韩国游客的增加, 许多当地人也兴办了针对韩国饮食的饭店、餐馆。这对于张家界饮食还是有些影响。

精神文化层是文化的内核, 是经过长期积淀培育形成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因素, 它最具有稳定性, 但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调查活动表明, 旅游张家界精神文化的影响存在不同程度的改变。由表3可知, 旅游的主要积极影响表现在:提高知名度 (4.72) 、传统民俗风情发掘 (4.43) 、本地文化了解和自豪方面 (4.20) 、观念更新 (3.96) 、文明礼貌和好客 (3.74) 。而对于信任度 (2.85) 和道德标准 (2.57) , 则保持中立态度, 说明居民对此感知还不明显, 反映出张家界目前精神文化所受负面影响还不突出。

旅游对精神文化的影响, 主要表现为以下过程和原因:第一, 由于境内土家族接触中原文化较早, 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 重文轻商思想很深。当地人性格豪爽好客, 十分重视信誉。以前邻里关系十分融洽, 瓜果不问主人可自取。77.3 %居民认为旅游使居民的商品意识增强, 故景区附近出现了很多农家乐, 居民很愿意将剩余资金投入再生产, 还有居民认为旅游使信誉观发生了变化, 如有些商家为了获取利润而抬高价格, 15.9 %居民则对此保持中立, 只有6.8%的居民认为旅游并没有使商品意识增强。第二, 旅游开发前, 在张家界的同宗同姓的人聚居成一村一寨, 按姓氏做寨名。其房屋以吊脚楼为主, 一般不允许外姓人进入。随着旅游开发的深入后, 大量居民搬迁, 外地人涌入, 这种传统的居住格局被打破。传统的大家庭分解为一个个核心家庭。虽然家庭结构变小, 但是家人、亲戚之间的往来没有减少, 这也是信任度降低这一问题得分偏低的原因。第三, 旅游对于传统民俗风情有一定的影响。旅游使居民认识到传统民俗风情的经济价值。开发了一系列文化产品:魅力湘西、梯玛神歌等。表演传统的风俗, 虽说是为了给游客看, 其动机是为了获取经济利润, 但是,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使传统民俗风情得到了传承。比如农历六月六晒龙袍, 居民的平常生活中几乎已经不再过这个节庆, 但是在土家风情园里面每年举行。第四, 对于道德标准这个问题, 旅游使经济发达后, 也使居民有了时间和金钱享受, 于是赌博等活动有所增多。居民对此分歧很大, 有些居民认为道德没有下降反而上升了。比如:现在公交车上, 对于老弱病残孕让座的现象比较普遍, 如果是以前基本不会有, 从这个角度来看, 旅游带来了文明的风尚, 居民的文化素养也在提升。

(2) 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态度分析。

根据表4显示, 对于张家界的旅游发展, 不同年龄阶段的居民对此的态度有很大的差异。从总体上看, 对张家界旅游的发展利大于弊这一观点, 绝大多数人都同意, 占了93.5%。对于旅游发展经济作用大于对社会文化的负面影响这一观点, 多数人是同意, 占了80.4%, 但还是有部分居民感受到了旅游对社会文化的负面影响, 但只占了19.6%, 且多数是从事相关研究的高校的老师, 文化水平比较高。对于张家界目前旅游发展现状, 满意的占58.7%, 且这个与年龄呈很大的负相关关系, 年纪越大满意度越高, 年纪越轻则相反。对于旅游的经济效益比环境保护更重要这一观点, 78.2%的居民否定了这一观点, 这说明居民现在普遍还是在观点具有了环保意识, 只有21.8%的居民才认为经济效益更重要。最后, 对于政府作为主导, 应当更关心生态这一观点, 只有21.7%持否定态度, 78.2的居民认为政府应当注重经济的发展。这表明居民希望政府能加大旅游的开发, 更进一步推动经济的发展。

从表4还可以发现, 对于前面两点和最后一点, 居民的分歧不大。分歧最大的就是对旅游的发展现状的满意, 不同的年龄段对此持有的态度就不一样。其中年龄在29岁以上的居民基本上都对张家界的旅游发展表示满意, 而28岁以下的年轻人则多数对此表示不满意。另外一个争议较大的是旅游的经济效益比环境保护更重要这一观点, 出现了分歧。28岁以下的年轻人认为, 环境保护更重要, 28～49岁的中年人则分成了两派, 一半觉得环境保护重要, 一半认为经济效益更重要。50岁以上的老人, 2/3以上的老人认为环境保护比经济效益更重要。

29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对张家界的旅游发展是比较满意的, 尤其是老年人对此观点基本都是同意。这可能由于这个年龄段的居民经历了张家界旅游开发之前的生活, 对以前贫穷落后的生活有深刻的印象。因此, 对于由旅游业发展推动经济进步, 居民的生活水平得到很大的提高和改善。而且对于老年人来说, 经济的发展, 使得其受到的关注增多。张家界政府给老年人发放老年证, 在各个方面给予其特殊照顾。这些都让居民觉得很满意。同时, 老年人的心态多比较平和、易满足, 没有那么多的要求, 这些都导致了他的满意度比较高。而对于28岁以下的年轻人来说, 他们没有经历开发前的落后, 他们多数对张家界的旅游发展状况表示不满。在他们看来, 旅游使得当地的环境遭到破坏, 宁静的生活被打破, 交通变得拥挤, 当地的传统文化比如哭嫁等习俗变得商品化和庸俗化。并且他们认为, 旅游没有让他们从中受益, 反而由于流动人口增多了, 增加了其就业压力。

根据上述数据, 张家界旅游景区在生命周期上正处于稳固阶段。在这一阶段, 旅游地游客人数增长缓慢, 游客增长率增长幅度不明显, 但游客总量将继续增加并超过常住居民数量, 旅游收入继续增长, 但增长幅度开始下降。从上述表4可见, 居民普遍认为旅游发展利大于弊, 且认为张家界的旅游可以发展更换, 由此可以看出, 张家界居民对于旅游发展普遍持支持态度。

4 讨论与建议

现阶段旅游对张家界社会文化影响以正面的积极影响居多, 负面影响不论是对生活环境, 还是对文化方面, 都还不是很明显。但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 居民、企业、政府之间的矛盾将日益凸显, 居民将日益感到从旅游中获得收益的愿望越来越难实现, 届时旅游发展的成本将越来越高。因为旅游作为张家界的支柱产业, 其大部分的经济活动与旅游业紧密联系在一起, 对于常住居民, 特别是那些没有参与旅游业的常住居民, 对大量游客的到来和为游客服务而修建的设施会产生反感和不满意, 因为这一切会限制他们的正常生活和社会活动。即便是刚开始对游客持积极欢迎态度的居民, 随着游客数目的增多, 他们的态度也会转为保守。这有可能是因为他们原本期望的旅游获益无法实现, 也有可能是他们认为真正获益的仅为当地少数人群。其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与居民日常生活相关的公共设施。游客的增多, 使得本地居民的生活空间压缩, 挤占居民日常生活对公共设施的使用。第二、冲淡本民族语言的使用。旅游引进外来语言, 使得本民族语言衰弱, 从而也将导致本地稳固的社会模式和文化特征进一步动摇。第三、传统习俗和手工艺品被商业化, 丧失其原有的意义。那些传统的节目以及风俗习惯经过预先安排以娱乐的形式被介绍给旅游者, 对于年轻人来说, 没有参加过原汁原味的风俗, 在他们的认知里, 对传统风俗的认知就来源其表演, 这对于年轻人队本民族的了解也将产生误导。第四, 旅游者的示范效应。由于旅游者在旅游地的失真高消费, 将给居民错误的认识从而追加较高的生活质量, 可能会对当地的社会、经济以及家庭结构带来许多的不良影响。

总的来说, 张家界作为一个旅游城市, 没有工业支撑, 地方经济对旅游发展依赖性很大, 而居民作为旅游目的地的主要组成部分, 其对旅游业的发展态度十分重要。针对这个现象, 应当采取积极措施, 防止居民从现在的积极的支持者转变为旅游发展的对立者。建议主要有以下几点:

(1) 为了更好的保护张家界的本地传统文化, 可以在进行旅游规划时, 将居民的基本生活区和旅游综合服务功能区相分离, 二者之关系类似于后台与前台的关系。后者是以前者为原型的新建功能区, 建筑风格与前者基本保持一致, 并可在其中设置多种旅游项目, 开展旅游活动。同时, 还要将本地的民俗活动与商业演出相分离, 防止其失去独特性而变得商业化和庸俗化。

(2) 重视文化内涵的挖掘, 加大对居民民俗的宣传。挖掘文化内涵, 就要避免将其商业化和庸俗化, 不能为了迎合游客的口味, 一味的改变本民族的传统习俗。同时, 还要注重对居民进行宣传教育, 使其认识到本民族传统的重要意义, 从而积极地支持文化内涵的挖掘。

(3) 建立基层社区参与制度。政府作为旅游业发展的主导者, 应当建立一个三方平等交流平台, 让政府、企业、居民都能参与到旅游发展的决策中来。居民是整个旅游目的地的主要组成部分, 他们对旅游的态度, 会对旅游业的发展起到重大作用。为了加强居民对旅游业发展的支持, 可以将其与旅游业紧密联系起来, 可以对居民进行相关方面的技能培训, 让他参与到旅游业中, 让其最大限度的从旅游中获益。其次, 政府可以对居民进行宣传和教育, 让其明白旅游对张家界发展的重要性。最后, 对于与居民密切相关的决策, 邀请居民参与决策。

摘要：旅游业作为支柱产业, 其影响范围十分广泛, 涉及到经济、环境以及对社会文化等方面。在我国由于现代旅游活动起步较晚, 对于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的研究更加滞后。随着旅游业在我国的蓬勃发展, 旅游对于目的地社会文化方面的影响将变得更加复杂、多元, 此方面的研究将会越来越得到政府和学术界的重视。在对张家界进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 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 分析了旅游对当地居民所造成的社会文化影响、居民对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的感知及态度, 并提出了相应的措施。

关键词：旅游,社会文化影响,张家界

参考文献

[1]2010年张家界市统计年鉴[M].张家界:张家界市统计局, 2010.

[2]刘赵平.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研究结构框架[J].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1999, 10 (1) .

居民旅游感知 篇10

目的地居民对旅游业发展带来的损益度感知影响着他们对旅游业发展的支持度,而旅游效应研究不仅可以给规划者提供一些参考,使其做出有效的旅游策划案,还能增强公共参与意识[2,3]。然而,旅游目的地居民的感知属于异常复杂的心理感受,甘南州又是少数民族聚集地,民族文化差异使当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更为特殊,这就需要借助多种研究工具和方法对其进行探讨。本文在使用传统问卷调查法的基础上,为了克服传统方法的主观性和模糊性问题,运用模糊集Rough的统计方法,通过系统分析,以期获得甘南州居民对旅游业发展的最真实感知。

1 Rough集分析模型

1. 1 Rough原理模型[4,5,6]

20 世纪80 年代初波兰科学家Zdzislaw Pawlak提出了粗糙集,这是一种用来处理不精确、含糊性的新型数学工具。粗糙集不但能有效地分析不精确、不完整、不一致等各种不完备的信息,而且能对数据进行深层次的分析与推理,从中揭露隐含的相关知识,发现潜在的规律。其核心内容为: 基于目前给定问题的知识,对问题的论域进行有效划分,在不影响分类能力的前提下,通过对知识进行约简,得出相应概念的分类规则。在实际生活的应用中,一张二维的信息表格往往代表着一个知识表达系统,该表中的列代表属性,行代表所讨论的个体,每一行标志相应个体所具有的属性值。

1. 2 居民对旅游目的地评价的知识表达

当地居民对旅游目的地的评价知识表达系统为S = < U,A,V,f > ; 旅游目的地的集合U = { 1,2,3,4,5,6,7,8. . . n} 为论域;C = { K,S,T,W} 为条件属性; D = { z} 为决策属性( 评价) 的集合; A = C∪D为属性的集合; Vi为属性i∈A的值域; f: U × A→Vi为一单映射[7]。众多学者对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研究主要集中在目的地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的内容与维度[8,9]、居民感知与态度差异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模式[10,11,12],部分学者还从时空角度分析了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和态度的分异特征[13,14],更多的学者是从经济、环境、社会文化等方面研究旅游目的地居民感知[15,16,17]。当地居民对旅游目的地的评价不仅仅只受到旅游目的地资源的影响,还受到区域经济条件、社会条件、文化条件和生态环境的影响。

本文的问卷设计将甘南藏族自治州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性与AP、Crompton提出的评价指标相结合[18],整理为包括27 个旅游影响感知题项的指标,并将这27 个指标分为四大类,再对这些指标进行分析处理,引入以下记号: k表示区域经济条件,其中k1代表收入差距、k2代表物价水平、k3代表土地房屋价格、k4代表投资融资、k5代表交通状况、k6代表消费方式; S表示区域社会条件,其中S1代表娱乐活动、S2代表基础设施、S3代表公共设施、S4代表文明程度、S5代表女性地位、S6代表犯罪现象、S7代表人际关系; T表示区域文化条件,其中T1代表宗教信仰、T2代表价值观、T3代表饮食文化、T4代表服饰文化、T5代表语言文字、T6代表民族文化建筑; W表示区域环境条件,其中W1代表社区卫生、W2代表社区绿化、W3代表生活垃圾、W4代表大气质量、W5代表水源质量、W6代表土壤质量、W7代表噪音污染、W8代表动植物数量。

我们将条件属性的每个指标主要分为5 个等级1减弱、2极大减弱、3无变化、4增强、5极大增强,它们之间的关系是递增的。相应地,将决策属性的指标分为5 个等级,1大力支持、2支持、3不关心、4反对、5极力反对。

2015 年8 月13 日—21 日我们在甘南州多地进行了抽样调查,范围主要包括甘南州全区,共发放500 份调查问卷,回收444份有效问卷,有效率为88. 8% 。对444 份有效问卷进行了数据统计处理,得出的具体信息决策见表1。

2 Rough集分析应用

2. 1 Rough集适用于分析居民的旅游感知

Miehael J Keane认为,西北民族地区旅游产业要保持它的特色,社区居民的参与显得异常重要。这是因为: 首先,本地居民的广泛参与有利于避免当地特色旅游资源枯竭现象的产生;其次,本地居民能正确地理解区域文化和资源特色主要依赖于他们对当地文化怀有的自信心、自豪感; 第三,只有社区居民的广泛积极参与,才能保证本地区的生活系统有足够的活力来抵抗外部因素造成的一些影响[9]。当地居民的感知对旅游业的发展尤其重要,而甘南藏族自治州境内分布着藏族、蒙、回、土等24 个少数民族,各个民族的文化底蕴、民俗风情、生活习俗等都不相同,各种差异使当地居民的感知存在着复杂性、多元性、不确定性,而Rough集能高效地分析不精确、不一致、不完整等各种不完备的信息,进一步地对数据进行分析与处理,发现其中隐含的相关知识,揭示其中潜在的规律。基于甘南藏族自治州的特殊性,Rough集完全适用于分析当地居民的旅游感知。

2. 2 Rough集属性约简和属性值约简

属性约简: 为了从大量的已知数据中有效剔除不具有影响力的条件属性,本文采用条件属性约简算法和条件属性值约简,采取逐条决策规则分析,并在此基础上选取决定性的属性值,去除冗杂的属性值,发现决策( 评价) 规则。定义1———设R是一个等价关系族,r∈R,如果IND( R) = IND( R - r) ,则称r在R中是被可约的知识; 如果P = R - { r} 是独立的,则P是R中的一个约简。定义2———如果任一r∈R是R中不可约去的,则等价关系族R是独立的; 否则R是相关的。定义3———R中所有不可约去的关系称为核,由它所构成的合称为R的核集,记成CORE( R) 。经计算得出条件属性约简表( 表2) ,得出核集CORE( A)= { k3,S2,S6,W8} ,即当地居民最关心的是旅游业的发展能否影响到土地和房屋价格、基础设施条件、犯罪现象、动植物的数量。

属性值约简: 对属性约简表采取逐条决策规则进行分析,选用起决定性作用的属性值,去除冗余的属性值。分析决策规则2 得出规则K34W82→D2; 分析决策规则18 得出规则S63W81 →D1; 分析决策规则29 得出规则S25 →D1; 分析决策规则42 得出规则S62W81→D1; 分析决策规则59 得出规则K33S64W83 →D1;分析决策规则68 得出规则S25S62 →D1; 分析决策规则74 得出规则W82→D1; 分析决策规则82 得出规则K33S23→D1; 分析决策规则101 得出规则W84 → D1; 分析决策规则102 得出规则S25S63→D1; 分析决策规则115 得出规则115 的W83 →D1; 分析决策规则133 得出规则S64 → D1; 分析决策规则164 得出规则S25S64W85→D1; 分析决策规则168 得出规则S24S62W84 → D1;分析决策规则180 得出规则S25S64 → D1; 分析决策规则183 得出规则W82→D1; 分析决策规则187 得出规则K34W84 →D1; 分析决策规则235 得出规则S25W81→D1; 分析决策规则266 得出规则K35S63W83→D1; 分析决策规则406 得出规则W81→D1; 分析决策规则409 得出规则S61→D1; 分析决策规则414 得出规则K35→D1; 分析决策规则66 得出规则S61→D2; 分析决策规则98得出规则K34S63 → D2; 分析决策规则103 得出规则S25W85 →D2; 分析决策规则104 得出规则S23S64 →D2; 分析决策规则107得出规则W82→D2; 分析决策规则111 得出规则K32→D2; 分析决策规则121 得出规则K34 → D2; 分析决策规则122 得出规则S24W82→D2; 分析决策规则135 得出规则S24→D2; 分析决策规则155 得出规则S23S63→ D2; 分析决策规则211 得出规则W85→D2; 分析决策规则212 得出规则W84 →D2; 分析决策规则220得出规则S65→D2; 分析决策规则221 得出规则K34S24S64W81→D2; 分析决策规则259 得出规则S24 →D2; 分析决策规则285得出规则K34W83 → D2分析决策规则304 得出规则S23S64 →D2; 分析决策规则315 得出规则S64W84→D1; 分析决策规则319得出规则W83→D2; 分析决策规则340 得出规则S64W81 → D2分析决策规则342 得出规则342 的约简为W81 → D2; 分析决策规则386 得出规则386 的约简为S24→D2; 分析决策规则420 得出规则420 的约简为W82→D2,综合起来为:

K34W82∨S63W81 ∨ S25 ∨ S62W81 ∨ K33S64W83 ∨ S25S62 ∨W82 ∨ K33S23 ∨ W84 ∨ S25S63 ∨ W83 ∨ S64 ∨ S25S64W85 ∨S24S62W84∨ S25S64 ∨ W82 ∨ K34W84 ∨ S25W81 ∨ K35S63W83 ∨W81∨S61∨K35→D1

S61 ∨ K34S63 ∨ S25W85 ∨ S23S64 ∨ W82 ∨ K32 ∨ K34 ∨S24W82∨S24∨S23S63∨W85 ∨W84 ∨S65 ∨K34S24S64W81 ∨S24∨K34W83∨S64W84∨W83∨S64W81∨W81∨S24∨W82→D2

由上述四条复合决策规则组成的算法所包含的信息为: ①对D = ( 1 大力支持) 或D = ( 2 支持) ,所包含的信息为旅游目的地的土地和房屋价格极大提高、基础设施极大增加、犯罪现象减少,当地居民会支持当地旅游业的发展,而动植物的数量增加对当地居民的影响不大。综上分析可知,在旅游影响感知方面,当地居民真正关心的是发展旅游业是否能提升当地的土地和房屋价格,增加基础设施建设,减少犯罪现象的发生,这也将成为今后甘南州旅游业与当地居民利益协调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②粗糙集Rough的分析结果显示,甘南州的当地居民对发展旅游业的态度是积极的,且当地居民最关注的是旅游业的发展能否为他们带来经济收益。甘南州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属于经济欠发达的贫困地区,社会发育程度相对较低,人类的经济活动和外来文化对甘南州的自然景观与人文习俗造成的干扰和影响相对较小,因此当地居民很好地保存了当地的自然生态与人文习俗,构成了发展旅游业的潜在基础。截至2014 年年底,甘南州旅游接待人数和旅游综合收入已连续五年保持两位数增长。虽然甘南州旅游业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势,但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并没有显著提高,主要收入仍然是以农牧业为主,增收的空间十分狭窄,因此当地居民希望通过支持旅游业的发展,拓宽自己的就业渠道,改变生产生活结构,提高生活水平。

3 甘南州旅游业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甘南州是以藏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聚集地,他们特有的生产生活方式、社会结构、神秘古朴的藏族文化、独特的民俗风情、深厚的历史文化遗产,构成了甘南州独特的民族旅游资源。目前,甘南州主要自然景观达60 处、人文旅游景观达90 余处。其中,国家A级旅游景区18 个、4A级旅游景区6 个、3A级旅游景区4个、2A级旅游景区8 个,甘南州具备发展旅游业的基础和优势。但现实情况是,甘南州无论在经济区位、地理区位、交通区位,还是社会发展、文化教育、思想观念等都相对封闭或滞后,造成了贫困面广、贫困量大,而且贫困的程度较深,社会民族矛盾较为突出,总体发展较为迟缓。

通过粗糙集rough的分析结果可知,甘南州的当地居民对发展旅游业的态度是积极的。甘南州虽然旅游资源相对丰富,但经济相对贫困,属于欠发达地区,因此必须大力实施旅游扶贫工程,对贫困地区的旅游资源实施保护性开发,大力发展旅游产业,依靠旅游业的发展带动和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促进自我发展,进而实现脱贫致富[19]。

如今,旅游扶贫已经成为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促进地区经济、社会与环境和谐的有效途径之一[20]。因此,对甘南州实施旅游扶贫,必须在大力发展旅游业的同时把当地居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因为旅游扶贫会给贫困地区带来各方面的效应,最主要体现在旅游业的发展对贫困地区的经济和非经济方面产生影响和作用的效应是非常显著的,其综合效应为旅游业的发展给当地带来的经济、社会文化及生态环境方面产生的影响也是非常显著的,特别是对于贫困人口来说,经济影响是最重要的,同时也是他们最期盼的[21]。

对甘南州进行旅游开发,将当地居民的发展贯彻在旅游扶贫发展的全过程,通过组织当地居民参与旅游业的开发,加大当地居民服务旅游的比重,鼓励当地居民参与旅游业发展,并制定适合当地居民加入旅游业的优惠政策,转变居民的生活结构,最终才能实现旅游扶贫与人的发展高度关联。旅游扶贫的同时也为当地居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一旦当地居民在销售旅游产品时获得了经济上的收益,生活条件得到改善,势必会点燃当地居民开发旅游产品的激情并进一步在经济上获得更大的收益。旅游扶贫“渗透作用”的获利间接地会提高旅游业的服务质量,加快当地居民摆脱贫困的节奏,相应地旅游业也得到快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