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底线（共12篇）
社会保障底线 篇1
自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在国内自身建设以及国外综合影响力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进步。深究其成因, 一是由于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提供了方向;二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原理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结合, 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为中国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新时期, 面对日益复杂的国内外环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所遇到的问题也逐渐增多, 要想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稳健发展, 就必须重视底线思维方法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1 底线思维方法所蕴含的哲学原理
底线思维方法中的“底线”是一个比喻的说法, 其主要的含义是“最基本的”或者“最重要的”。因此所谓“底线思维方法”, 也就是说在事物在发展中应遵循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具体说来就是要把握一个“度”的平衡性。这种对“度”的把握, 我们可以称之为适度原则。马克思在其唯物辩证法中, 通过质变与量变之间的相互关系, 揭示了什么是适度原则。
1.1 质量互变中的适度原则是底线思维方法的具体体现
马克思唯物辩证法认为:质量互变规律揭示了事物因矛盾引起的发展过程和状态、发展变化形式上具有的特点, 从量变开始, 质变是量变的终结, 而适度原则, 则是区分质变和量变的标志。要想充分了解适度原则, 就必须对“质变”与“量变”的有关概念进行阐述。所谓“质”, 就是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规定性, “质”通过属性表现, 把握质是认识的基础、实践的起点。而“质变”事物根本性质的变化, 是渐进过程的中断;“量”是事物的规模、程度、运动速度的快慢、颜色深浅等可量化的规定性, 把握“量”是认识的深化和精确化。而“量变”则是事物数量的增减或场所的变更, 是一种渐进的、不显著的变化。质变与量变是辩证统一的, 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准备, 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由于量变只有在一定的范围和限度之内, 事物才能保持其原有的性质。所以, 当我们需要保持事物性质的稳定时, 就必须把量变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之内, 这就是适度原则。通过对适度原则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 适度原则中的质变与量变之间的辩证关系与底线思维方法中所包含的“最基本”、“最主要”的原则是相同的, 两者都重视对“度”的把握和平衡。因此我们可以说适度原则是底线思维方法的重要体现。
1.2 底线思维方法在实践中的具体体现
在社会生产中, 底线思维方法无处不在。每一个实践主体都拥有属于自己的底线思维, 这种底线思维是通过对事物“度”的把握而体现出来的。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曾在有关我国经济增长的论述中曾指出:“发展才是硬道理”, 之后, 又根据我国实际国情以及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指出:“我们要争取一个比较满意的经济发展速度”、“要早一点取得适度的发展”。邓小平关于经济发展的理论在如今看来是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的, 我们应该注意, 在实现经济增长时, 邓小平同志强调必须坚实“适度”发展的原则, 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经济的稳健发展。无独有偶, 在中国国际综合影响力逐渐加强的今天, 中国并没有选择走同美国一样的霸权主义路线, 而是主动提出和谐发展的路线。在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与复杂的国际环境下, 中国走和谐发展路线无疑是坚持“适度”原则的具体体现。坚持“适度”发展原则, 在实质上也就是坚持经济发展的底线原则, 在我国当下的国情下, 大力推动经济的发展以及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无疑是最基本的, 也是最主要的。
2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底线思维方法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总体布局是五位一体, 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重要论断,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面进步与继续发展指明了奋斗方向、明确了努力目标, 对于夺取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具有重要意义。但是, 就目前而言, 我国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体实践中, 依然存在一定的问题, 例如:社会道德缺失问题、社会安全问题以及复杂的国际环境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不同程度的影响和制约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在面对这些问题时, 只有坚持底线思维, 合理、适度的对这些问题进行处理, 才能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平稳推进。
2.1 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需要
胡锦涛同志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探讨班上的重要讲话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了进一步回答, 概括起来主要为以下三个方面:即社会主体自身的自主与和谐发展、社会各阶层不同利益群体的和谐相处及其诉求的合理实现, 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在这三个方面中, 社会主体的自主与发展、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人与自然属于三队相互矛盾的概念。社会主体的自主发展离不开社会主体之间的相互依赖, 各社会主体之间的关系又受利益、生存环境等诸多外部因素的影响。因此, 必须重视社会主体之间的各种关系, 才能实现社会主体之间的自由发展;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是保证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改革开放后, 我国实行先富带动后富的政策使得一部分地区和人民首先实现了富裕, 这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具有重大意义。但是随着社会的日益发展, 我国贫富差距逐渐有拉大的趋势, 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增加, 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因此, 我们必须重视先富与后富之间的比例关系, 在实现先富的过程中, 积极利用各种经济政策推动后富的进程, 才能够保证社会的稳定与和平发展;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与索取, 人类的生存依赖自然, 需要向自然索取, 而自然的发展也需要人的帮助与保护, 因此, 必须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索取和保护关系, 才能促进人与自然的共同发展。由以上可知, 要想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 就必须重视底线思维方法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2.2 现阶段国情现状的需要
党在十八大政治报告中对现阶段我国国情做出了重要判断, 归纳起来即: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路子没有变。牢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 就要求我们在推进社会主义理论建设和经济建设时, 依旧要牢牢把握适度原则,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方面, 既要始终不渝地坚持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 又要对我国社会发展中所遇到的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 从而找出最适合国情的发展理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方面, 既要坚定不移的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道路, 又要把握好经济发展的速度与社会发展速度的平衡关系, 不能出现一味追求经济的增长而忽视社会发展进程的盲目发展趋势。由以上可知, 在我国现阶段社会发展中, 需要把握的各种关系都是“适度性”原则的具体体现。也就是说, 现阶段我国的发展, 是需要适度原则的, 即需要底线思维方法。
2.3 国内外双重压力下, 中国自身发展建设的需要
自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后, 中国将进入关键的十年。首先, 战争威胁。十八大召开之前, 随着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实施, 日本、菲律宾等国开始频繁以领海主权的所有问题与中国制造多次摩擦。随着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上台与钓鱼岛事件的不断升级, 中国将继上世纪70年代后, 首次面临战争威胁。其次在经济方面, 党在十八大政治报告中, 首次提出了“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的目标, 这就从侧面反映出, 到2020年, 中国的经济将会赶上甚至超越美国。这就表明现阶段中国的经济发展将会遇到比以往更为严峻的考验;第三, 就中国国内而言, 社会矛盾也进入突显期。由于中国目前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将会被日益扩大, 再加上社会主义体制、法律等建设的不完善、境外不法分子或敌对势力的利用, 国内的社会矛盾将会进一步的激化, 从而严重威胁到社会的稳定与发展。面对国内外诸多严峻问题的挑战, 要想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稳健发展, 就必须在正确认识国情的前提下, 合理把握各种问题和矛盾的中心, 找出问题的关键, 坚持和谐发展的战略思想以及适度发展的策略, 并以此来应对来自国内社会和来自国际各方面的挑战。坚持和谐发展, 不盲目的依附或加入其它势力范围的战略思维, 是中国共产党根据目前国情及国际复杂形势所作出的最有利于中国现阶段发展的策略, 实质上也是一种底线思维方法的体现。
3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底线思维方法运用的思考
善用底线思维方法, 是做好稳定工作的一条重要原则。当下各种社会问题越来越多, 迫切需要加深对底线思维方法的理解, 把握底线、明确底线、守住底线。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现状来看, 运用底线思维, 就是要做好以下几点。
3.1 从坏处做准备, 努力争取最好结果
“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 凡是从坏处做准备, 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 做到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习总书记提出的“底线思维”, 实质上是一项至关重要的改革方法论。底线思维体现出了改革的全局观, 综观当店国内外形势的发展, 既有利益和机遇, 也有挑战和危险;既要继续维持大国关系之间的平衡以及世界的和谐发展, 又要重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带来的各项安全挑战。合理运用底线思维, 着眼于全局, 在实践中不断创新、不断调整、不断总结、不断完善, 才能把握主动权。
3.2 坚定必胜信心, 大力增强忧患意识
2013年12月9日, 习总书记在广州召开经济座谈会的时候强调:“科学分析明年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外部环境, 既要正视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又要看到具备的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 既要坚定必胜信心, 又要增强忧患意识, 按照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 扎实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既要坚定必胜信心, 又要增强忧患意识, 是新时期坚实底线思维方法的又一大重点。面对当前错综复杂、快速变化的形式, 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在充分肯定目前我国时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成绩的同时, 也要看到国内外各种不利因素的长期性、复杂性和曲折性, 面对出现的问题要敢于面对, 不能掩盖问题, 也不能任问题无止境的发展。做好最全面的准备, 坚定能够解决问题的决心, 但要时时保存忧患意识, 生于忧患。
3.3 把握国际局势, 稳步推进社会建设
把握国际局势, 运用底线思维方法稳步推进社会主义社会建设, 是新时期中国发展的重要举措。当今国际形势复杂多变, 而中国各方面又正处于高速的发展阶段, 因此, 在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时必须要有大局观, 认清当前国际局势对中国发展的有利和不利因素, 充分把握有利因素, 从而实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和谐发展, 稳步推进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进程。就目前而言, 政治方面, 中国应该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和资源, 大力加强自身软实力建设;国际环境方面, 在国际上要努力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 重视中美等大国以及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在经济方面, 应该努力推进整治经济体制改革, 在适度的范围内获取参与国际事务的话语权。只有合理的把握国际局势, 针对所出现的问题对症下药, 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发展。
底线思维方法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方法之一, 合理运用底线思维方法对我国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在对底线思维方法的认识上, 还要克服一些误区。例如, 不能将底线思维简单地等同于忧患意识;也不能将底线思维仅仅局限在某一个领域之内;不能消极的看待底线思维方法, 认为其就是最后的办法等。因此, 我们要深化对底线思维方法的认识, 只有这样才能更加科学的运用底线思维方法, 才能更好的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摘要：底线思维方法是一种科学的思维方法, 有着深厚的哲学原理与明确的基本内涵。习近平同志多次在会议中强调:“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 凡事从坏处准备, 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 做到有备无患、遇事不慌, 牢牢把握主动权”。因此, 我们应该重视底线思维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底线思维方法,唯物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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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底线 篇2
2013年02月17日 02:27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12年11月初，降雪造成110国道封闭，北京延庆大榆树镇为滞留在国道上的司机送去了热乎乎的盒饭。不过，据负责送饭的工作人员说，很多司机担心上当受骗，不敢轻易打开车门。CFP供图
原标题：社会信任下降主因是人们风险意识提高
“目前，中国社会的总体信任进一步下降，已经跌破60分的信任底线。人际不信任进一步扩大，只有不到一半的调查者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可信，只有两到三成信任陌生人。”前不久，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社会心态蓝皮书《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2-2013》发布之后，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在此次调查中，社科院蓝皮书课题组对北京、上海、郑州、武汉、广州等7个城市的1900多名居民进行了详细访问。结果显示，除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下降，超过七成人不敢相信陌生人，从行业和部门来看，人们对商业、企业信任度最低。同时，不同阶层、群体间的不信任也在加深和固化，官民、警民、医患、民商等社会关系的不信任程度也在进一步加深。
尽管蓝皮书的结论只基于7个城市不到2000份样本的调查数据，是否能客观反映出中国社会的总体信任状况，还有一些质疑，而环顾我们身边的生活，这个调查结论却在很大程度上验证了很多人的切身感受。
快递来了不敢开门，查水表的不让进屋，入户人口普查不得不改成去居委会报到，买菜时习惯性地要把小贩的秤搬到眼前，买肉时总要用手按按有没有注水，去超市买牛奶面包看不清保质期绝不会轻易埋单„„不记得有多长时间没串过门儿了，上一次街里街坊一起分享美食是在什么时候，如果不是几次夜里被刺耳的脚步声吵醒，你又怎么有兴趣知道楼上住了六七年的邻居是谁？
2009年，“三鹿毒奶粉”事件已经把食品企业的诚信缺失推向极致，接下来不断曝光的染色馒头、皮革奶、地沟油等食品安全事件更是让消费者和企业之间毫无信任可言。2011年，“郭美美事件”引起轩然大波，“慈善”两个字的神圣光环也日渐消散。近年来，让公众频频质疑的还有政府或相关机构组织行为透明度不高，比如财务收支、公车数量等。
当所有的不信任集中在一起时，社会氛围就会改变，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冷漠。蓝皮书指出，“小悦悦事件”、“南京彭宇案”引发的老人跌倒要不要扶的热议，甚至刘翔奥运会摔倒后的质疑，对击毙周克华是否真实等的质疑，都成为社会信任恶化的注脚。
是什么原因导致社会总体信任降到了“不信任”水平？蓝皮书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王俊秀认为，首先是由于社会转型，改革开放以来，人们逐渐脱离原来的熟人社会形态，改变了原来的信任格局，人际信任下降是自然的结果。由于社会转型中市场经济秩序不完善，法律法规不完善或得不到很好执行，欺诈行为时有发生。在资讯发达的今天，人们获得了更多的间接上当受骗经验，这一切使得人际信任不断降低。至于民众对基层政府、政法机关的信任度不高，对广告业、房地产、食品制造、药品制造、旅游和餐饮等行业的信任度很低，很大原因是由于一些政府官员的不作为、乱作为或贪污腐败。
在王俊秀看来，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社会价值观更加多元。社会价值观多元一定意义上缘于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生活环境下人们的不同利益、不同需求、不同的知识体系、不同信息接触和周围社会环境的影响。但价值观念多元的背后也存在着另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共享价值观念的缺乏。“如果社会无法形成共享的价值观念，没有每个 社会成员都遵守的核心价值，社会的道德体系就会失守，社会就会没有底线，社会的互信无法实现，社会进步也无从谈起。”王俊秀说。
“诚信讲的是道德问题，而信任是中性的事实判断，我们不应该简单把社会信任问题归结为社会道德滑坡或民众素质低，要看到社会信任下降主要是由于人们的信任风险提高了。”王俊秀认为，必须要从制度层面来解决社会信任问题，从制度上、法律上和管理机制上降低信任风险，特别是从公权力这个社会信任的核心环节入手重建社会信任。
社会的底线为何如此之低 篇3
我对周立太名值多少不感兴趣,这只是一个噱头。然而,看到这句话后,我第一反应是:“就算鸭子抢到了天鹅的池塘,它终究还是鸭子,并且永远都是鸭子。即便天鹅离开了自己的池塘,也还依然是天鹅。”一个“抢”字,暴露了鸭子的蛮横、无理、暴力,文明与素养荡然无存。
因此,我不认为,以代理农民工维权官司出名的律师周立太,是作者比喻的“鸭子”,我从内心深处倾向于他是“天鹅”,是被成群结队、品种各异的鸭子,以种种或明或潜的规则,不停地追逐、攻击、抢池塘,再没能回到自己的池塘,也一直没能落脚于新池塘的天鹅。
这不是天鹅的悲哀,而是社会法治环境被不断破坏和重度污染的悲哀。我们常说的“环保”,是指自然环境保护。环保成为举国共识。但同时,另一种现实同样严峻,那就是社会法治环境。
法若不存,人值几何?社会、国家和民族,又值几何?文明的底线,实际上就是守法的底线。那么,当下的社会法治环境,又是一个怎样的状况?我相信,凡是读了《从底层滚出来》的人,都会在掩卷之时,发一声沉重的叹息!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无论自然环境还是法治环境,都是长期的破坏和污染造成的。
在《从底层滚出来》里,陈文定写了很多“进来惨兮兮,逃跑静悄悄”的底层农民工在官司胜诉、拿到巨额赔偿款后,马上逃之夭夭,拒付周立太诉讼费的故事,并总结说:“这些‘逃之夭夭’者并不是少数,而是占胜诉当事人的大半。难道真应了那句冷酷的俗言——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可恨到什么程度?书中写到一个重庆巴南区的农民张某委托周立太打官司,经过近三年的努力,张某胜诉,除了医疗费,被告赔偿他将近25万元。但张某拿到钱后,不但不给诉讼代理费,周立太找他要时,还往周立太身上泼尿。对这类当事人,2007年8月16日,周立太曾发表博客文章《又有一群“狗日的”跑了》,愤然骂道:“真是他妈的一帮畜生!”
底层人的底线如此之低,突破底线又如此之毫无顾忌,俨然一副泼皮无赖的嘴脸,真是当下中国社会的大悲哀。然而,这又是人性之恶难以改变的客观存在,古今中外,一以贯之。事实上,所谓“人穷志不短”,只是自励与励他时的说辞,在残酷现实的逼迫下,“人穷志短”才是事实。
更重要的是,底层人的底线,特别是今日之中国伤残农民工的底线,之所以会如此之低,将“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的良好道德传统彻底抛弃,除了他们自身的原因,如受教育程度不高、法律意识欠缺、经济压力过大等,还和整个社会环境不断降低自己的道德底线密切相关。
阅读《从底层滚出来》,可以看到很多人都在不同程度地突破、进而不断降低自己的底线,从而倒逼很多农民工跟着不断突破、降低已经低到几近于无底线的底线——
政府部门的底线。1997年周立太在深圳为800多名断腿断手的农民工打官司,2001年又为56名被非法搜身的女工提供法律帮助。在此过程中,他告倒了劳动局、仲裁委。这暴露了在劳工权益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也说明一些政府部门突破了自己的政治底线——不但没有基于公平和正义维护劳工利益,反而变本加厉地损害劳工利益。但,这就是现实。
司法机构的底线。一个匿名法官打电话给周立太,说:“你一个断手的案子就要老板赔20万,都像你这么打下去,所有的老板都得被吓跑。到时候,我们的电费谁来交?法院的收入谁来保证?”这话,让周立太凉彻肌骨。我读到这句时,也一样凉彻肌骨。某些法院与当地政府部门、企业利害相连,丧失独立判案原则,更加触目惊心。但,这也是现实。
2001年底,周立太被司法局先是直接扣留律师证,接着被清理。你能说,司法局没突破自己的底线?但,这还是现实。
企业的底线。所有企业都会追求利润最大化,这是企业的本性。周立太的律师事务所也如此,他从来都说自己不是无偿的法律服务,也不是政府的法律援助机构。不过,企业也要有道德和法律底线,那就是不能损害劳工的权益和人格尊严。然而,在这本书中呈现的企业,无一例外地突破了这条底线,不负责任地抛弃受伤劳工,成为普遍现象。这依然是现实。
周立太最值得赞誉之处,并非成功代理那么多为底层人伸张正义的法律个案,而是他不断“上书”推动制度完善的不懈努力。然而,在对有关部门“上书”这件事上,他“一无例外地踌躇满志,一无例外地热切盼望,但一无例外地石沉大海”。
在我看来,“石沉大海”也可以和“突破底线”画等号:接书人可以不接受“上书”人的观点,却应该有最起码的、程序上的“收悉”式回复,哪怕仅仅是形式上的“例行”。这一“上书”制度性的漏洞,恐怕也还需要“上书”吧!当然更该补制度漏洞的是“观点回信”,期待这一天能早日到来。
政府、政党、司法机关、立法机关、企业、律师、媒体、农民工等的底线,共同组成了整个社会的底线;反过来,整个社会的底线,又直接影响各组成部分的底线。这是一个永不休止的逻辑循环,无论是良性还是恶性,规律都一样。因此,要想提升底层人的道德底线,就必须全盘谋划,而不能就底层说底层。否则,就会陷入怪圈,并且越陷越深,以至于绝望。
令人欣慰的是,周立太不但没有绝望,而且在屡被突破底线的底层人伤害之后,依然不改初衷,表示将以自己的人格和行动,让请他打官司的打工族放心,他将继续为伤残农民工代理官司。只不过,他会一方面为农民工维权,一方面也为自己维权。他不但要继续维护“可怜之人”的合法权益,更会生命不休“上书”不止,努力推动社会发展进步。
《水浒传》中有一个英雄名叫鲁智深,绰号“花和尚”,盖因他做提辖时英雄救美,三拳打死欺男霸女的屠夫镇关西,做和尚后又不戒酒肉,上了梁山更杀人如麻。然而,也恰恰是他做到了顿悟,“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在《从底层滚出来》中,肥肥胖胖的周立太也曾在巨大压力下,有过出家的心境,并真在寺庙里住了两天,但终因扛不住一日三餐的素食,返回重庆,继续吃肉喝酒。他能否像鲁智深那样“立地成佛”,我不敢说,但我相信,他和鲁智深都是有佛缘的人,因为他们身上都有朴素的、慈悲为怀的佛性。
事实上,也正是这种佛性,使周立太艰难地从底层“滚”出来,又爽快地“滚”进底层去,救助底层人的灵与肉。这样的一个人,不正是表面上被鸭子抢走了池塘,实际上从未离开过自己的池塘的天鹅吗?所以,占有了池塘的鸭子永远是鸭子,失去了池塘的天鹅永远是天鹅。不过,我要郑重警告鸭子们:天鹅之殇,绝非鸭群之幸,而终将酿鸭群之大悲剧。
社会保障底线 篇4
一体化医疗救助的回声
苏州市沧浪区二郎巷社区, 是苏州市最大的社区, 也是一个老居民区。社区党委书记何静介绍说:“我们这个社区共有离退休人员1234人, 最小的50多岁, 最大的90多岁, 其中有不少人患慢性病, 有些人还患有大病、重病, 但没有一家因病致贫或因病返贫的, 因为人人都有基本医疗保险加医疗救助。即便有了大病、重病花上几万、十几万甚至20几万, 医疗保险补助一部分、报销一部分, 在治疗过程中医疗救助减免一部分、一年负担超过5000元的部分, 年度结束后再救助一部分。这几个一部分, 实际上是消化医疗费的几条渠道。通过这些渠道的分解消化, 95%的医疗费都被消化了, 剩下的个人负担寥寥无几, 对个人和家庭根本构不成致贫返贫的风险。”
记者的深入采访, 证实了何静的说法。沧浪区宏葑新村的病退人员邹锡娟因患尿毒症, 2008年花掉透析费19.53万元。恰在这一年, 苏州市出台了医疗保险惠民新政, 对患大病、重病导致家庭困难的所有参保人员实施集保费救助、实时救助、年度救助“三位一体”的救助政策。通过三种形式的救助, 邹锡娟个人仅承担了4万元医疗费。2009年1月21日, 当社区社保协管员将2008年的2万元年度救助金送到邹锡娟家时, 她感慨地一连说了几个没想到:“没想给了医保费补助, 还给减免挂号费、诊疗费什么的, 没想到送来这么多钱, 没想到送得这么及时。”她丈夫也说:“一年20万元的看病钱, 要是没有政府的医保, 早就把这个家压跨了。”
据了解, 苏州推出的医疗保障新政, 惠及市区115万参保的城乡职工、居民和学生。“一人患大病, 全家被拖垮”的现象已经难见了。
一体化医疗救助的内容
苏州的医疗保障能赢得老百姓的称道, 说到底还是防风险能力强, 保障水准高, 能为老百姓排忧解难。而保障能力的增强又得益于医疗救助资源的整合和体制机制的创新。“两制接力、三位一体”的医疗保障底线, 就是苏州整合资源和创新体制机制的成果。
2008年, 苏州市人民政府发出1号文件, 即《苏州市区社会医疗救助办法》。1号文件的出台, 标志着苏州医疗救助资源的整合和管理体制、救助政策和救助机制的创新迈出了实质性步伐, 并进入实施阶段。
首先, 1号文件实现了“三个明确”, 首创医疗救助一体化管理新体制。
一是明确由劳动保障部门扎口管理原由民政、卫生、总工会等部门分头管理的医疗救助。负责医疗救助的组织、参保登记和医疗救助待遇的实施。
二是明确了一体化社会医疗救助的主要对象。包括两方面人员, 一方面是低保人员、低保边缘人员、三无人员、五保人员、特困职工、重症残疾人员等6类人员, 一方面是全体参保人员中医疗费自负费用负担过重的大病、重病患者和市政府确定的其他救助对象。
三是明确了一体化医疗救助体系中其他相关部门各自的职责和协调配合内容。规定民政部门和总工会负责对低保人员、低保边缘人员、三无人员、五保人员和特困职工等救助对象的审批、发证、年审工作, 及时调整条件发生变化的救助对象, 并定期向社保部门提供新增救助对象名单及其基本情况;残联牵头负责对重症残疾的劳动能力鉴定;卫生部门负责对医疗服务行为进行监督和公惠医疗机构的认定;财政部门负责年度救助资金的预算和使用监管。
其次, 1号文件实现了医疗救助内容的“两制接力”与“三位一体”, 首创医疗救助新制度和新机制。
“两制接力”, 是指救助对象在享受基本医疗保险的基础上, 还可以享受社会医疗救助。把医疗救助的起点建在了基本医疗保险的基础之上, 形成了基本医疗保险加医疗救助的双制保障线, 抬高了医疗救助的起点, 夯实了医疗救助的基础, 增强了医疗救助的底气, 充分显示了整合后的一体化医疗救助管理体制的保障能力和强大威力。
“三位一体”, 是指保费补助、实时救助、年度救助三条路径, 贯穿于救助对象从参保缴费、就医治疗到困难救助的全过程, 即一个救助对象可以同时享受三种方式的救助, 实现了医疗救助的全程覆盖。其中, 保费救助是指6类救助对象按规定参保居民医保或学生医保时, 个人免缴医疗保险费, 其医保费由财政全额补助;实时救助是指6类救助对象在按规定享受医疗保险待遇的基础上, 还可以在定点医疗机构看病时享受多项救助, 包括免收普通门诊挂号费和诊疗费, 门诊费用自负部分在2000元之内的享受70%的救助, 住院起付线费用全额救助, 其余自负部分享受70%的医疗救助, 超出封顶线以上部分由医疗救助金补助95%;年度救助是指个人年度自负医疗费用超过一定数额、负担过重的所有参保人员, 均可在每年年初享受年度救助。
第三, 1号文件实现了医疗救助卡与医疗保险卡合二为一, 救助对象可以方便简捷地享受医疗救助待遇。
苏州专门为医疗救助对象认定选择了救助医疗机构, 也叫公惠医疗机构。参加医疗保险的救助对象在公惠医疗机构就医时, 持《社会保险卡》可直接划卡享受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两项待遇, 免除了费用报销的环节, 被服务对象称为“一卡关关通, 平蹚就医路”。
一体化医疗救助的效果
保费补助:基本实现了全额全员, 应助尽助。2008年, 苏州市财政补贴“保费补助”金达632.67万元, 为13155名特殊人员全额补缴了参加居民医保的保费。补助的主要人群为低保人员11201名、低保边缘人员1739名、特困人员167名, 占总登记人数的99.6%, 基本实现了对特殊困难人员医疗保险费的全员补助。
实时救助:受助患者个人实际负担降至8.3%。从2008年4月市政府1号文件实施到当年12月, 苏州社保为34000人次在定点医疗机构直接结付“实时救助”金586万元, 患者个人实际负担降至8.3%。
年度救助:受益人数年均增长79%, 救助金年均增长51%。目前, 苏州市区的年度救助标准分为36个档次, 年度救助金额在800元至2万元。2008年, 苏州社保为年度自负费用超过5000元的5840人兑现了年度救助, 发放年度救助金1124万多元, 其中职工3830人, 居民1700人, 学生310人, 实现了应助尽助, 一人不漏。年度救助是苏州市劳动保障部门首创, 已实行5年, 累计向19711人发放了年度救助金, 享受人数平均年增79%, 累计发放救助金3714万元, 平均年增51%。这组数据表明, 参保人员特别是特困人员的费用负担大大减轻。
保费补助、实时救助和年度救助, 已在救助对象和苏州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 对医保制度建设和事业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就连外地参保人也想方设法改换“门庭”, 梦想参加苏州医保。毫不夸张地说, 苏州医保因为有了以“两制接力、三位一体”为核心内容的医疗救助体系, 已成为和谐医保的凝聚力、事业发展的推动力、新苏州的向心力。
2009年5月至6月, 苏州市社保中心 (苏州实行五险合一经办管理) 在市区参保人员中开展了一项名为“医疗保险服务满意度问卷调查”活动。问卷随2009年度医保个人账户对账单随机发放。到6月底, 包括副市长谭颖在内的1981名参保人员返回了问卷。结果显示, 社会各界对医疗保险的关注度普遍较高, 对社保经办机构的服务满意率达到90%以上。在满意的理由中, 保障水平成为优质服务的要素之一。老百姓参保, 说到底是为了看病花钱能多报销。这一条做到了, 老百姓的愿望也就实现了, 还有什么能比实现愿望更令人满意的呢?
一体化医疗救助的来历
苏州市一体化救助体系经历了长达5年的从单兵种突进到合成军作战、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早在2004年, 苏州市社保部门以实施《苏州市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医疗救助暂行办法》为起点, 对自负费用较高的大病患者实施一年一次的“年度医疗救助”。其后的几年中, 年度医疗救助办法不断完善, 彰显出抵御疾病风险、切实保障民生的能力。一是救助范围逐年扩大, 救助对象由城镇职工一个群体逐步向少年儿童、老年居民、征地保养人员、重症残疾人员和精简退职人员等多个群体扩展延伸。二是救助门槛逐年降低, 享受条件由年自负费用须超过1万元逐年降到超过5000元, 扩大了受益面, 2008年享受年度医疗救助的人数比实施之初增加了10倍。三是救助水平逐年提高, 最高救助额度从1万元提高到2万元。四是发放程序逐年完善, 由受益人到市社保中心集中领取, 发展到以银行存单的形式, 通过救助对象社保关系所在单位发放。可以说, 苏州市劳动保障部门对医保参保人员的年度医疗救助已经形成制度化、规模化和操作的规范化, 因而产生了较强的抵御风险能力和较大的社会影响力。
几乎同时, 苏州市民政局、卫生局、总工会等部门也相继发布实施了各自的城乡社会救助办法。这就在管理体制上出现了劳动保障、卫生、民政、总工会等部门针对不同管理服务范围、不同对象而实施的多种标准、多头管理的医疗救助现象。特别是在医疗救助对象、医疗救助金的使用等方面, 不可避免地存在重复交叉问题, 难免影响救助的整体效益。
针对这种现象, 苏州市劳动保障部门积极作为, 充分发挥管理优势和对参保人员年度医疗救助中所积累的经验优势, 把整合多头管理的社会医疗救助资源提上了议事日程。苏州市政府的1号文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台的。
社会保障底线 篇5
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自我剖析材料，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自我剖析 1
党的纪律就是党的生命线。党的十九大把纪律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突出了纪律建设这一治本之策。加强纪律教育是党的纪律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础环节，也是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重要工作。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加强纪律教育，强化纪律执行，让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习惯在受监督和约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这对开展纪律教育提出了更高要求。
日前，陕西省纪委监委宣传部围绕加强纪律教育，就如何更好促使“党员干部树牢纪律意识、明确纪律要求、强化纪律约束、严守纪律规矩、养成纪律自觉”开展调研。
遵守纪律方面的主要问题
从调研情况，特别是结合近年来查处的大量违纪违法案件来看，有的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在遵守纪律方面不同程度存在一些问题。
纪律观念淡薄。有的党员领导干部对纪律教育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重经济发展、轻纪律教育，重业务培训、轻纪律培训，个别甚至存在“改革要上、纪律要让”“纪律太严、搞不活经济”等错误认识;有的以工作忙为由不组织、不参加教育活动，敷衍应付、瞒天过海，没有真正把纪律规矩挺在前面，以纪律规矩从严律己，骨子里缺乏对纪律应有的敬畏。
纪律遵守松懈。有的党组织不能把严守纪律作为一贯要求，对党员干部要求
时紧时松、时严时宽。案例显示，在党的十八大后，有的党员干部依然无视纪律的严肃性和刚性约束力，拿党的纪律规矩当儿戏，不收敛、不收手、不知止，顶风违纪、我行我素，一而再再而三地越界越线。
纪律监督缺失。有的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缺乏斗争精神，不敢红脸出汗，不敢较真碰硬，好人思想严重，甚至对显现的违纪问题视而不见、装聋作哑，放任自流、姑息纵容，没有真正负起监管责任，导致一些干部由小错走向大错，由违纪滑向违法。
纪律执行不力。一些基层纪检监察机关执纪偏软偏轻，处理敷衍了事，或小恶不纠带来大患，或开天窗搞例外，没有体现出执纪执法“零容忍”要求，查处震慑作用发挥不够。
当前纪律教育开展不力的突出表现
实践表明，纪律教育与纪律执行互为促进、相辅相成，没有有效的纪律教育，结果只能是“惩一”而不“儆百”。之所以出现上述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正是纪律教育工作不力。
纪律教育内容泛化。与单位实际脱节，缺乏剑指问题的现实对照;与教育对象脱节，缺乏分层分类的精准施教;与党员干部群众普遍关注的焦点、疑点脱节，缺乏令人信服的深度解析;与推进整改脱节，缺乏立行立改的有效措施，浮光掠影、蜻蜓点水，针对性、操作性、实效性欠缺。
纪律教育方式僵化。有的纪律教育习惯以集体学习、讲座报告、知识竞赛等传统方式开展，拘泥于“我说你听”的填鸭式灌输、施压式沟通，热衷于宣传造势，看似形式多样、热热闹闹，实则缺乏新意，缺少说服力、公信力，实际效果不佳。
纪律教育重点淡化。领导干部不论级别高低，历来都是被“围猎”的重点，当然也是纪律教育的重点。但在实际工作中，有的领导干部剖析自身装聋作哑、避实就虚，要求下级居高临下、官气十足，“上面有病、下面吃药，领导得病、群众吃药”，教育重心下移的问题依然存在，“关键少数”带头接受教育、带头执行纪律的示范导向作用发挥不力。
纪律教育制度虚化。表面上看，一些单位纪律教育制度比较健全，但“写在纸上、贴在墙上、编在册上，就是落实不到行动上”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如，廉政风险防控体系详实具体但落实不力，纪律教育效果评价仍简单停留在工作有计划、会议有记录、活动有图片、学习有笔记等“痕迹管理”上。
纪律教育力量弱化。一些基层纪检监察机关片面认为纪律教育主要是宣传部门的事情，对外与党委组织、宣传部门和党校、媒体等协作配合不力，对内与监督检查、审查调查、巡视巡查等的贯通融合不够，导致纪律教育“一家忙”、组织实施“单打一”，缺乏整体合力。
纪律教育责任形式化。对于纪律教育的组织实施，一些党组织要么“提起来重视、工作中忽视，说起来重要、忙起来忘掉”，要么不敢管、不敢抓，对违纪问题不敢亮剑、不敢瞪眼，或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包括纪律教育责任落实不力，存在做样子、走过场、简单应付等问题，没能真正把纪律教育放在心上、抓在手上，致使纪律教育效果打折扣。
加强纪律建设努力提升纪律教育实效
纠正和克服纪律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必须高度重视并牢牢抓住加强党的纪律建设不放松，着力加强纪律教育。
要在基础上抓“教”。知纪明纪，才能遵纪守纪。我们党不搞“不教而诛”，严管之前都须先“教”。要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认真研读党的十九大报告，以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指示批示精神、权威读本、党
内法规、法律法规，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让党员干部真正意识到约束是对自己的保护，使纪律意识深植于灵魂深处，把党章党规党纪要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要在时机上抓“早”。纪律教育必须立足于抓早抓小、防微杜渐。要坚持点面结合，针对“面”上问题即存在的普遍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共性教育;针对“点”上即党员干部个人问题，要发现苗头及时提醒纠正，有的放矢加强个性教育，让游走在违纪边缘的党员干部悬崖勒马、迷途知返。
要在过程上抓“常”。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必然要求不断推进纪律教育向常态化制度化转变。要充分认识纪律教育必须警钟长鸣、久久为功，长期抓、抓长期，将纪律教育贯穿于管党治党全过程，贯穿于纪检监察各项工作全过程，体现在党员干部教育培养、选拔任用、监督管理全过程，渗透在党员干部工作、学习、生活各个方面，抓在平常，融入日常。
要在震慑上抓“警”。警示教育是审查调查的“后半篇文章”。“半篇文章”就要用足“半篇”功夫，决不能前紧后松，虎头蛇尾。要立足于查处一案、警示一片，以案说纪、以案说法、以案说德、以案说责，把警示教育做深做透，把以案促改抓细抓实，以活生生的教训警醒党员干部“见不廉而内自省”，不断提高自身免疫力，防患于未然。
要在方式上抓“新”。在理直气壮开展正面教育的基础上，要周密计划、精心谋划、善于策划，进一步创设互动学习载体，变“一人讲”为多元载体，变“一阵风”为系列活动，在思想碰撞中触动心灵;创设网络传媒载体，适应融媒体时代受众需要，营造方便快捷、生动活泼、润物无声的在线学习、在线交流教育氛围;创设现场教育载体，营造身临其境般的课堂和情景教育模式;创设廉政文化载体，推出廉政文化精品力作，实现以文化人、固根铸魂。
要在执行上抓“严”。加强纪律教育是基础，强化纪律执行是保证。没有严格执行纪律作保证，纪律教育就会软弱无力。要确立“查处就是教育，而且是更有效的教育”理念，精准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做到言出纪随、寸步不让，实现无病预防、初病早治、有病快治、重病严治，真正让有问题的快查快纠、严惩严治，没有问题的受到震慑、得到警示，让铁规发力、禁令生威，确保党的纪律始终成为带电的高压线。
要在根本上抓“行”。建立健全管用有效的制度约束机制、无处不在的监督制约机制和导向鲜明的奖惩激励机制，促使党员干部时刻绷紧纪律这根弦，言行一致、身体力行，使铁的纪律转化为其内在素养和日常习惯，实现由从严自控到清醒自律，再到遵守纪律高度自觉的不断提升。
要在落实上抓“责”。夯实各级党组织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坚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扛起政治担当，强化责任追究，通过“抓党委、党委抓，抓领导、领导抓”，促使各级领导干部既要守土担责、守土尽责，敢抓敢管、严抓严管，更要在守纪律、讲规矩上以身作则、以上率下，立起标杆、当好表率，为党员干部作出示范。
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自我剖析材料，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自我剖析
看似新鲜，其实是父母和老师从小就教过我们的最起码的做人原则，我们也在思想品德课上巩固学习过，如今，总书记再次强调就是告诉我们如何在实际工作学习生活中知信行!我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党员，在护理这个工作岗位上，如何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做好一名合格共产党员的表率，成了当下应该去思考和付诸行动的首要事情。
一是心怀敬畏、讲诚信。敬畏法律、敬畏群众、敬畏权力。古人云：“欲明人者先自明，欲正人者先正己。”在实际工作学习生活中，我也是这样做得，积
极拥护党的领导，从自身做起，自觉敬畏法律、敬畏群众、敬畏权力。始终摒弃人治思想，做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和坚定捍卫者，切实做到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敬畏权力就是认清权力是把双刃剑,使用不当则害人害己，把外在的能力化为内在的责任;敬畏群众就是把群众视为衣食父母,一切以群众满意不满意、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作为工作的标准。众所周知，中国乃礼仪之邦，中华民族更是历来都在推崇诚信，所谓“人无信而不立”、“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等等关于诚信的俗语，无不说明诚信的重要。讲诚信就是要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对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敢于承担责任，做到台上台下一种表现、圈里圈外一个样。古人云：“诚信乃为人之本”。作为共产党员更应该发挥好模范带头作用，在这方面做出表率，树立楷模。作为一名神经内科工作近20 年的老护士来说，诚信一直是我的信条，直、傻、较真成了我的标签，最大的缺点是太严肃，给大家的感觉是拒人于千里之外。不想麻烦别人，也不想被别人麻烦的想法是不可取的，当我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时，我应该尝试着微笑，我应该把面对病人时的耐心、热情，责任感同样面对我的同事。学着遇事先从大局考虑、想集体、想他人，最后想自己。要积极做诚信的拥护者和实践者，不论处在何种情况都必须坚持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办事，真正的做到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只有这样身边的朋友才会越来越多。自己的能力才能获得别人认可。
二是严守纪律。自古以来，规矩就是一种约束，一种准则，就是一种标准，一种尺度，更是一种责任，一种境界。能不能守纪律、讲规矩，是领导干部党的观念强不强的试金石。心中明明白白，牢记纪律和规矩，才不会走岔了路、走偏了向。都说学医的人，一脚在监狱外面，一脚在监狱里面，严格执行医院的规章制度，以及各项操作流程，在实际与患者的交流护理中，时刻注意患者及家属的情绪状态，急病人之所急，时刻守在病人的身边，一心一意为护理的患者服务。上班时间不聊天，不做私事，不能做到让所有人满意，但从来都问心无愧!对待自己要求严格，对待别人从不提要求。作为党员，要先学会懂规矩，做到知晓规矩、认同规矩、遵守规矩、维护规矩。将规章制度入脑入心，严格按党性原则办事，按政策法规办事，按制度程序办事，明白哪些事该做，哪些事不该做，做到不越“雷池”，不乱“章法”。扪心自问，在政治上讲忠诚、在组织上讲纪律、在行动上讲规矩，始终如一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做病人心中的守护者，做同事们工作中的老大姐。
三是存戒惧。常怀敬畏之心、戒惧之意，自觉接受纪律和法律的约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领导干部要有“戒惧之心”。“戒惧之心”，就是要有警惕畏惧之心，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条件下，各种现实诱惑增多，意志薄弱者容易滑向欲望的深渊。党员领导干部面对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要不断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性修养，牢记党的宗旨、党员职责、党纪国法，始终保持高度警觉和清醒头脑，有所戒惧，有所约束，自觉抵制各种不良倾向，树好党员领导干部形象。
四是守底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党员干部要坚守底线。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他指出：“干部廉洁自律的关键在于守住底线。只要能守住做人、做事、用权、交友的底线，就能守住党和人民交给自己的政治责任，守住自己的政治生命线，守住正确的人生价值。”作为党员领导干部，要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自觉树立民主意识，遵守党的组织纪律，对重大问题决策、重要干部任免等都坚持集体讨论决定;要坚决走群众路线，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要守好工作纪律，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勤勤恳恳;要坚守廉洁纪律，常怀律己之心，经得起各种诱惑;坚守政策底线，做到政令畅通。
通过学习“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专题纪律教育活动，不断加强自己的党性锻炼，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不忘初心，警钟长鸣，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为美好的**医院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自我剖析材料，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自我剖析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四项总要求的第三项是“找差距”。这要求党员干部对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对照党章党规，对照人民群众新期待，对照先进典型、身边榜样，认真观察和寻找自己身上的不足和欠缺。着眼于政治规矩的严格遵守和内心深处党性修养的增强，找一找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方面存在哪些差距。
党员干部在知敬畏上找差距，首先应该“反观自照”对人民、对组织、对法纪有没有敬畏之心。极少数领导干部不自觉地把群众当作乌合之众，把组织和法纪视作可有可无、可轻可重，这意味着已经到了不知敬畏的地步，到了必须“棒喝”的时刻了。其次，即使对人民、对组织、对法纪存在敬畏之心，还要评估一下这种敬畏是否深厚绵长。如果自我感觉浅薄寡淡，或时断时续，这就意味着与一个合格党员的标准存在差距。此时必须深深反思自己对人民、对组织、对法纪的认识是否正确，是否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相符合。对于党员干部来说，如果能够自觉地在知敬畏上找差距，说明其党性修养还是存在的。反之，如果连敬畏之心都没有了，则意味着其政治生命面临着相当大的危险。
戒惧指的是警戒恐惧，其对象往往是规矩和原则。“存戒惧”着重强调对党的纪律的严格遵守，强调外在的准则应该内化于党员的内心之中。党员干部在“存戒惧”上找差距，首先要测试自己对于党的纪律的了解程度，看一下是否全面、准确和深刻;其次是观察自己对于纪律“惧”的程度，也就是对于纪律尊重和谨慎的程度。通过这两个方面，党员干部可以看到自己与中央要求、与党章党规的差距。
底线指的是人们能够接受、容忍的最后边界，这往往关联着组织和社会个体的根本原则。底线思维成为共产党人的重要思维方式之一，干部廉洁自律的关键在于守住底线。只要能守住做人、处事、用权、交友的底线，就能守住党和人民交给自己的政治责任，守住自己的政治生命线，守住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党员干部在守底线上找差距，就是看一看在这四个方面有否违背基本规范的地方：一是看一下自己的内心是否存在突破四种底线的思想，在四种底线面前是否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警觉;二是看一下自己的行为是否存在突破四种底线的做法，如果真有突破，要评估一下“走了多远”“可否回头”。
从思想本质上说，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解决的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是通过“知”“存”“守”的功夫把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内化于心的问题。从主要内容上来说，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解决的是法律、道德和党纪这些规范内化于心的问题。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上找差距要解决的实际是“三观”上的差距，即作为一名党员干部应该把自己的思想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标，看一看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上是否存在不足的地方;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上找差距要解决的实际上是对社会规范的违背问题，即作为一名党员干部在思想上和行动上是否有过违纪违法或背德的问题。此处的关键是党员干部对于共产党人的“心学”这门必修课修得如何的问题，即党性教育和党性修养在自己身上达到什么程度、有效还是失效的问题。
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上找差距主要是党员干部个人针对自身情况自觉进行的一种反思和“诊断”，也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重要环节和必要内容。除了极少数违纪违法涉及组织处理司法处理外，绝大部分党员
合作的底线与底线的合作 篇6
最近，有一位朋友告诉我：“商场中历来不缺少高位出局的职业经理人，有的事业顶峰突然被架空，如创维恩怨中的陆华强；有的春风得意之时却被董事会罢免，如新浪最初的王志东；有的声势冲天却旋即深陷囹圄，如联想柳传志时代的孙宏斌。他们对企业都称得上功勋卓著，但却高位出局，原因何在？”而他的基本结论是：“触犯了老板的底线。”这倒是与我近一年来的思考接上了火，看来有话可说。
北京大学的周其仁教授，在一次讲课时说到：当你对复杂世界某种现象一时无法做出解释的时候，你不妨退回到一个基本的理论范式，然后再往外推，这时候你就可以避免犯一些常识性错误，比较容易找到问题的答案，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虽然不是原话，但大意应该是这样的）。所以，关于老板底线的问题，看似复杂，其实只要我们把问题退到人与人的合作来讨论，我们就能比较容易地摆脱个案的困扰，从更深的层面向受众提供一些具有一般性意义的知识，而不仅仅是对一些个案特殊性的认识。
幸福的合作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合作各有各的不幸。非要把合作破裂的原因完全归于被权力者触犯了权力者的底线，而权力者永远都是正确的，并且还片面地要求大家来理解权力者，显然是有失公允的。
在市场条件下，职业经理人（尤其是高级职业经理人）与老板之间的关系，本质上说是平等的双向选择的关系。谁是真正的弱者？谁来理解弱者？谁更值得同情？这些问题都很值得研究，也值得好好谈一谈。
合作是怎么形成的？
经济学假设人是自利的。自利的人之所以不得不社会化地生活在一起，是因为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人们充分认识到了合作可以为个体的利益最大化提供可能。这里所谓的“可能”是指：并不是所有的合作都能给每个个体带来最大化利益。不成功的合作，甚至可能给某些（甚至所有）个体带来程度不同的伤害。但是，尽管合作有风险，但因为合作的利大于弊，人类还是选择了合作，选择了群居。因此，经济学的研究进一步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人类的一切合作都是为了得到好处。这个结论或许可以被定义为所有合作者参与合作的底线，也就是说，没有好处，人们是不会选择合作的。
在现实生活和工作中，当个体意识到某一项合作可以给自己带来好处之后，接下来的思维路径自然会进入下一个问题：如果好处实现了，我们将如何分配好处？如果不能实现，每个个体应当承担什么样的风险？当所有的合作者都提出这个问题之后，为了避免“打死狗了再论价钱”的尴尬，合作就进入到一个新的程序，也就是建立合作制度的程序。
关于合作的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界定：①关于各方在合作中承担不同的责任的规则；②在合作中因分工不同而生成的可以干什么和不可以干什么的规则；③关于违反了共同的约定的惩罚规则；④关于利益（风险）和惩罚的度量衡的规则。理论上说，制度就是人类在合作过程中规定的底线，或者说，契约就是契约各方约定的彼此的底线。所谓“修订契约”，就是修订底线。
在有效率的合作中，各方的底线不仅是明确的，而且清晰的，尽管合作的前景总是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但好的制度安排，往往体现在能够保证合作各方的权利与义务是建立在平等和公平基础上的，由此，各方都能够形成稳定的预期，从而在正常情况下，各方的利益都能得到既定的可靠保证，即使出现意外，也能够在既定程序中划定相应的责任，以及按约定承担各自的风险。
在有效率的合作中，论及底线问题，往往不是看对方，而是看自己，因为，底线问题已经不是一个内部问题，而是转化为了外部问题。也就是说，一个人在合作中遵守契约的意义，不在于猜测别人的底线，以及决定是否要突破别人的底线，而是变为需要认真掂量自己是否愿意放弃承诺，突破自己在一定的社会圈子里的做人原则和底线，因为合作制度的真正意义在于：让合作各方承担起法律和社会责任以及个人声誉。在这个问题上，许多企业家已经把它通俗地表述为：“做事先做人”。当然，多数情况下，他们是用这句话来标榜自己：“我做人向来是有原则、有底线的。”不排除在有的时候，他们也用这句话来批评和规劝别人。
在哈耶克看来，人类合作的可扩展秩序是在自发的博弈中开始逐渐形成的，这些秩序由于给无数的合作者带来了稳定的可观收益，于是代表这个秩序本质的制度，就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持续地传播开来，人类的合作也因此而变得更有效率。当然，这些事也不过是地球上近三百多年来才发生的。
合作的基础：一组契约
如何保证合作能够给合作共同体带来好处，并且在带来好处之后，能够按既定的分配规则对合作者实现分配呢？这是任何一个合作者都不得不关心的问题。也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合作的过程从本质上说，是关于利益的一组契约的执行过程。
在建立契约、维护契约和执行契约的整个合作过程中，由于外部的不确定性，合作的各方都希望实现双赢，并极力避免鱼死网破。然而，在现实的生活和工作中，两败俱伤的合作却时有发生，而且合作的对象总是在时间的推进中不断变换，合作的延续问题，是一个困扰着每一个合作者的问题。
合作不能延续的原因大致有这样一些原因：①契约在制定的过程中有失公平。例如，强权政治，行政垄断，霸王条款等；②制定契约时确定利益分配的标准难以达成一致，例如，是以资本为主，还是以贡献为主，是以资源为主，还是以劳动为主，是以时间为主，还是以效率为主，以及这些因素在分配中的权重，等等；③在制定契约时，没有对物质利益之外的精神的诉求给予约定（这是文化的范畴），以至造成合作中严重的文化冲突，例如，对人的尊重关爱等；④随着合作所带来物质利益的增加，从而使合作的各方都具备了分手的物质条件，价值观的差异，导致了合作的解体；⑤在合作中，由于资源的相对价格的变化，引发合作各方形成新的效率预期，导致合作不能延续；⑥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当事人对风险的评估不同，过度防范所造成的恐惧，也可以导致合作各方做出错误选择。
当然，旧的合作解体了，往往意味着新合作的开始。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两件事是不容易逃脱的：一个寻求合作，二是接受分工。
如果无法选择不合作（比如说面对国家和家庭），也就是不能用脚投票时，那么，合作就凸显出博弈的特点，对契约的修订就成为合作的重要内容。契约的修订过程，在经济学家的学术讨论时，被描述为“制度的演进过程”，这个过程可以使制度避免僵化，而更具有弹性，不同的利益各方在这个演进的过程中，不断表达并实现自己的主张和利益诉求，从而推进合作的发展。
由于契约的漏洞以及对契约的不同理解，是合作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合作者之间的关于制度的共识，就显得尤为重要，或者说有着共同的制度知识的人在一起合作会更容易一些，因为，对制度有着共同知识的人，可以形成合作的默契。
合作的结构与预期
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此话说了两千多年了，每每品味起来，余音绕梁，不绝于耳。合作的结构是保证合作的重要前提，不同的结构产生不同的承載力。大智者在一起共事，是一种互补关系，也是一种依存关系。因此他们常常能够实现求大同，存小异。因为彼此都知道各自有不同的诉求，且又深知相互依存的重要，所以在原则性的问题上一旦产生矛盾，大家能够各自摆明自己的观点，经过讨论或争论之后，最终都能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达成一致。彼此取长补短的结果，是合作体能够不断进步与发展。
相反，一帮小人聚合在一起，尽管在感情和义气上会很快的溶和，以求得大家和和气气，热热闹闹。但在这样的群体中，制度与原则是做样子的，而伤和气则成为一种大忌，结果在合作不久，就出现了离心离德，加上彼此之间没有行为的底线，较量中不是采取沟通的方式，而是比谁更狠，看谁更坏，这样的合作总是难逃因小事闯大祸的结局，所以也是短命的。
“君子和而不同”，还可以理解为：君子善于将不同的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形成一种更有效率的结构。正如在麻将牌里有一手得分很高的牌形，叫做“七星十三烂”，不同的花色，不相关联的牌，却能够整合出一手大牌，这是高手所为。
合作的结构问题，深入地说，其实是一个“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问题。不同的文化观念往往带来合作中的冲突与矛盾。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企业文化是形成企业合作自恰结构的重要因素。而企业文化就其本质而言，是企业的所有成员对他人的预期，以及以这种预期为前提的行为选择。每个人在自己预期中采取不同策略的总和，就是我们常说的企业文化氛围。而基于企业文化基础之上的制度，其意义就在于约束人们在不确定的市场条件下的行为，并使这种行为对于他人来说是可预期的，也就是说，制度安排使每一个合作者的行为变得可以预期，而在他人行为可预期的情况下进行合作，才是人们希望看到的合作，也是让人放心的合作。
关于预期在合作中的重要性，我们还可以从反而进行强调：当一个人产生了不好的预期的时候，就有了违反制度的动机，不稳定的预期，必然造成不可捉摸的行为。
合作是关于定价的博弈
如果说，人们是为了好处才参与合作，那么，如何分配未来的好处，对于合作者来说就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在合作中的一切矛盾和冲突往往都是由于分配上出了问题而引发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把合作的本质问题理解为合作者之间关于定价的博弈，是有道理的。恰当地给自己和他人定价，这是合作博弈的必修课。在合作中给自己定一个可以持续拥有的价格，既是一个表达自我预期的过程，也是自我预期修正的过程。
在研究了制度对于合作的意义之后，我们会发现道格拉斯·诺斯在他的制度经济学中所揭示的那个原理是何等的精准和美妙：“相对价格的变化是制度变迁的诱因。”而当一个无效率的制度让合作各方的预期价格都被扭曲之后，合作或者继续停滞在无效率状态，或者合作将开始走向解体，合作各方开始寻求新的合作均衡。
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高层裂变也好，集体跳槽也好，兄弟分家也好，盖因合作者之间的定价出了问题，原有的价格体系，由于没有与时俱进，结果造成了分配上的不合理，当这种不合理达到某一个阈值（也就是人们说的底线）时，合作开始面临制度的变迁或不得不使合作解体。
底线，也就是商人说的底价。要不要抛出底价？什么时候抛出底价？这往往被当作商业机密。“当你知道别人的选择之后，你就能做出对你有利的选择，”这是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纳什说的。这句话的潜台词是：对你有利的选择并不一定对别人有利，所以别人并不会轻易抛出自己的底价，因此，这个底价常常是看不见的，需要去猜的。
男人与男人的合作永远都是实力的合作。“店大欺客”与 “客大欺店”说的是实力强的就敢抛出一个让人不得不接受的底价。这就是所谓“不同重量级的人，底线也是不同的”，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输得起和赔得起。所以底线的不同，实际上是重量级的不同。对于轻量级（定价相对低的）一方来说，只有积聚力量，并等待对手实力的衰弱，才有可能在同一水平上进行新的合作。
需要特别提请注意的是：由于恐惧对人的行为的影响往往会超出人们的想象。所以从某种角度说，恐惧就是合作双方的底线。在合作中对弱者的过分轻视，后果是严重的。以弱胜强，往往是因为弱者因巨大的恐惧压力，而把自己的底线调到了“不活了！”于是，无所畏惧者，就无往不胜。合作是不能把对手逼到绝境的，一旦突破了对手求生的底线，博弈的结果就会发生逆转。
如果说底线的变化，是因为相对价格的变化，那么在价格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底线也是可以进行调整的，因为利弊的权衡不是静止的，而是动态的。底线的调整往往取决于信息的对称，而信息对称的途径就是沟通。
合作均衡与智慧
尽管合作博弈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但合作在一定的时间内还是相对稳定的，这种稳定用经济学的术语说，叫做均衡。什么是合作的均衡呢？合作的均衡就是每一个个体如果改变当前的合作制度安排，都不能因此得到额外的好处。这是理论上的描述。在实际生活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对于改变现状的后果，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准确地把握。由于每个个体对合作的利益（风险）和合作结果的评估不同，大家都有可能做出错误的选择，从而打破合作均衡，走向对大家都不利的结局，这就是为什么理性人常常会成为“理性的傻子”的原因。
企业中发生的分分合合，以及跳槽与跳槽后又回归的等等现象，告诉人们：由于市场的不确定性以及信息的不完备，任何决策都不可能完全满足决策者的意愿，甚至还可能事与愿违。当然，在多人合作的博弈中，任何策略都是有利有弊的，没有万全之策，只有权宜之策，得失是相互依存的，得中有失，失中有得。所以，每个参与合作的人只能是在“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中选择。而现实生活中的“相权”往往需要的是智慧，而不是聪明，因为“聪明反被聪明误”。
好的合作，总是依赖于当事人的智慧。但有的时候“智者千虑，亦有一失”，某些偶然因素也可能导致事态朝着不利于合作各方利益的方向发展。因此，“细节决定成败”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细节中表达的信息往往预示着合作的发展方向。
成功的合作者总是比较注重细节，但又不拘泥于细节。其中的奥秘在于，他们找到了帮助自己打理细节的人，而不是让自己放弃大开大阖的气度，只会沉湎于梢枝末节。做大事总是要有大气魄。斤斤计较，婆婆妈妈，是组织不了大合作的。
人既是智慧的动物，也是有情感的动物。在合作中，制度代表理性，理性固然是重要的，但在情感面前，制度常常会显得比较软弱。所谓“理性永远是情感的奴婢”，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尤其是与中国人合作，是守着“情、理、法”，还是坚持“法、理、情”，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中国人特别爱讲面子，这成了基本国情。因此，在很多情况下，所谓的底線，也会因为感情因素的比重而变化，因为面子后面是他人对自己的定价，也包含了未来的预期收益。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一个合作体内，那些太不给人面子的人，往往会使合作体不融洽，从而间接地影响组织的效率。也就是说，在与中国人合作的过程中，不能忘记：感情只有建立在商业理性之上，才不至于使自己失落；理性只有在顾及人的感情之后，才不至于使自己孤独。两者之间的拿捏，是可以把合作者分出层次的。
合作中的权力与权利之争
“权力”是能够对他人产生影响的力量，“权利”是不被他人影响的权益。企业中的不同层面的合作的绝大多数矛盾，大致都是在这两个层面展开的。
当我们观察一个企业的老板与高管之间的矛盾时，通常可以从这样几个角度入手：是权力冲突，还是权益冲突？是关于眼前的权利冲突，还是关于未来的权利冲突？是关于经营权问题的冲突，还是关于所有权问题的冲突？而要对这些问题做出准确的判断，往往不是局外人一眼能看明白的。
高管要想有尊严地处理好与老板的关系，应明白以下四个道理。
承认一个人的历史贡献，并不意味着相信他还能给合作体继续带来好处。因此，在做错了事之后，千万不要在老板面前说：“我曾经为党国立过战功！”这一类的话，你必须回答：“为什么一个团守不住一个车站！”否则，“崩”了你不算冤枉。
当你的权力还没有达到“舍我其谁”的时候，你的老板关注的是你在利益上是否过于计较；而当你的权力已经达到“舍我其谁”“尾大不掉”的时候，老板会更愿意用利益来换取你手中的权力。那些在事业已经达到巅峰的经理人，一夜之间被高价炒掉的故事背后，往往隐含了老板对权力丧失的恐惧。当你让别人产生恐惧感的时候，你的真正恐惧就来了。
自尊与自信，是老板的底线，也是企业的无形资产。因此，在不伤及老板的自尊与自信的前提下，权力可以争，利益也可以争。把人当人的时候，人家也把你当人。万万不可以“忠言逆耳”来为自己的鲁莽作辩护。应牢记古人的话：“未信而谏，则以为谤己；信而不谏，则谓之尸禄。”这句话其实应该反过来说：尽管在得到信任的情况下，有话不说是失职，但在没有取得信任（或已经失去信任）的情况下，谏言是没有好效果的，甚至是会产生坏效果的（如彭大将军是也）。千万不要抱怨老板的度量不大，谁让你跟度量不大的人合作呢？
自然的底线与民众的底线 篇7
自然是有底线的, 人们对自然应该是崇敬且爱戴的。在远古时代, 祖先们用龙飞凤舞的图腾与狂放的歌舞, 将这种敬畏糅合在那些未开化的巫术礼仪活动之中, 成为混沌原始崇拜的一部分。在诗经的时代, 讲天人感应、观物取象、托物寓景。自然, 是古人精神的一部分, 它赋予了古人淡远和谐的情性, 是其最深处的信仰。但之后, 人们忘本、忘恩更忘根, 对自然除了索取, 还是索取, 忘却了自然的底线。
我国的生态环境本来就脆弱, 迅猛发展的经济, 显然没有给自然环境足够的喘息与休养。中国的经济在从计划到市场的过程中, 有的人既溶入了逐利的野蛮冲动, 也放弃了对环境的怜悯与后代的责任。在整体上我国的生态系统呈现出由结构性破坏向功能性紊乱演变的发展态势, 局部地区生态退化的现象有所缓和, 但生态退化的实质没有改变, 趋势还在加剧, 生态灾害仍在加重。当生态环境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时, 才看到“增长的极限”, 这已经晚了。晚了不可怕, 可怕的是无动于衷, 冷漠地看着自然环境的衰败。
黄浦江的污染事件本身是一个环境问题, 它只是中国粗放型市场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恶化的一个表现。但在这个事件中, 一些专家“泳池苍蝇”的论断与某些部门“水质并未超标”的发言无疑使这个环境问题很快发酵为经济问题、社会问题, 乃至政治问题。于是, 在阴霾、禽流感等负面背景下, 政府有关部门在环境治理问题上的软弱, 企业、农户对生态保护的漠视形成了一种可怕的循环关系, 对于民众而言, 这显然是一种危险且恶意的挑衅与刺激。这, 正在逼近民众的底线。
民众是有底线的, 政府对民众应该是敬畏与爱护的。中国政府历来有传承中华文明的毅力和决心, 并在发展中不断张扬这种宏伟的理想: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中国的梦想, 这个梦想的前提是对民众要有礼、有信, 更要有情。在此次事件中, 有关部门显然是不了解这些的, 在信息的公开上, 他们采用了一种对事实掩饰性的陈述与巧妙地遗漏来误导媒体与舆论, 这种类似行骗的途经带来的后果将是毁灭性的。
民众的希望就是当下民众的底线。民众希望有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 希望有一个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 希望自己的后代子孙能够在先辈们创造的美好环境中延绵下去。任何破坏这个希望的行为与企图都是在挑战民众的底线。黄浦江的死猪、毒奶粉、毒大米、阴霾的天气、污染的地下水、垮塌的工程、官僚的腐败、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城市建设、来回折腾不已的政策, 民众的底线已经承重过载了。
守住底线 篇8
此次事件的主角叫严艳红, 是浙江温岭市蓝天幼儿园的一名教师, 未取得教师资格证。就是她, 在工作期间严重地虐待儿童, 并拍了700多张照片传到网上。这些照片自去年10月24日被曝光以来, 迅速被多家网站和各大媒体转载, 引起了轩然大波。最终, 当地公安机关以寻衅滋事罪将她拘押。当记者问及她为什么虐待儿童还要拍下照片发于网上时, 她的回答更是让每个人瞠目结舌:“觉得好玩。”记者对部分受虐儿童调查后发现, 他们遭到老师虐待的原因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甚至都不能算作原因。如, 那位被扔进垃圾桶的小男孩是中午洗澡排队时排在最后, 并大喊大叫之故;那位被封嘴一天的儿童则是因为他与别的小朋友“打架”……事件曝光后, 已经引起了温岭市教育局的高度重视, 就该事件作出了相关处理。
类似的虐童现象绝非仅此一例。据央视新闻频道《共同关注》报道:课堂上, 一名小女孩因离开座位去取回被别人拿走的橡皮而惹怒了老师, 被罚让每位小朋友打10拳。那节课, 她被打了几百拳, 皮肉发紫, 伤痕累累, 惨不忍睹。山东东营的一位幼儿教师针扎多名“犯错误”的孩子。某教师提着“不听话”孩子的双脚将其翻身时不慎将头部撞击到了地面, 导致颅内出血, 昏迷不醒。某幼儿教师因学生不会算算术, 在2分钟内打了其10多个耳光。如此等等, 不忍枚举。
为什么虐童和体罚学生的现象不能从根本上得以消除呢?原因或许是多方面的, 但有一条却是不容否认的, 就是当事教师已经丧失了起码的职业道德。部分教师在自己的职业角色中, 为了形形色色的功利目的, 完全置学生的权利于不顾, 忘了教师的从业准则, 突破了师德的底线。他们将学生视作想怎么捏就怎么捏的橡皮泥, 任意侮辱学生的人格, 践踏学生的自尊, 残害学生的躯体。如此的老师, 已然成了“魔鬼”的替身, 恐怖至极, 跟教书育人的崇高形象大相径庭。
在人们的心中, 教师职业从古至今都是高尚的, 其高尚之处集中地凸显在教师崇高的师德上。当家长把一个个孩子送到学校, 交到老师手上时, 他们内心相信孩子可以跟着老师学会很多知识, 可以受到老师高尚师德的熏陶, 可以让孩子感知真善美, 理解尊孝廉, 学习法权责等, 并希望教师在潜移默化中让品德、规则等正向种子在学生心中萌生和成长, 使他们逐渐地“懂事”起来, 逐渐地成长起来。然而, 如果老师人格残缺, 道德丧失, 无博爱仁慈之心, 稍不如意就对学生大发雷霆, 痛下毒手的话, 会对学生造成怎样的伤害呢?会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中种下怎样的种子呢?真不知受过这种“教育”的孩子长大后会如何面对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 又将在社会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守住底线 篇9
十万年前的那次小行星撞击地球, 一定越过了很多物种生存的底线, 其后果是大量生物的灭绝。
稍多一点的二氧化碳气体能够比较好的保护大气层, 可是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就会产生温室效应。
人的心中也有无形的底线, 时时制约着人们的行为, 底线是做人的基石, 是处事最起码的准则, 也是人们安身立命、维护自尊的法宝。
朝国君, 他忠心耿耿;面对天下百姓, 他以身作则;面对功名利禄, 他毫不在乎。好一个功在朝廷, 原不分先主后主;名誉天下, 何须辨襄阳洛阳的诸葛孔明!
他用诚心敲响了历史的钟鼓, 用忠心奏出了动听的曲目, 用心灵回答了自己, 道出了自己清心寡欲, 淡泊名利的人格底线。
面对朔风凛冽, 他与冷目作伴;面对荣华富贵, 他用行动做出承诺;面对威胁劝降, 他用心灵做出答复。
在生存与死亡之间, 他选择后者;在屈服与坚守之间, 他同样选择了后者!也正因如此, 他才能名垂青史。
历史也不会忘记, 北海的苏武, 那个流放于荒山野原的铁血男儿, 用不屈和铮铮铁骨做出了最完美的诠释;用坚守与执着, 挥洒了一曲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用至诚和忠心, 描绘了一幅名传千古的不朽画卷。苏武用心灵做出了回答: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用心灵道出了不屈于恶势力、敢于斗争、忠心耿耿的人格底线。
回首历史, 朝国君, 苏武道出的不贪富贵, 不向恶势力低头的品质向我们完美地诠释了做人的底线, 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展望现代, 是不是也有一样值得我们坚守的人格底线呢?
在商人看来, 他们的底线是“诚信”。可近几年发生的“染色馒头、毒豆芽、三聚氰胺奶粉”事件, 商家有没有遵守商业道德上那“诚信”的底线呢?
在金钱利益的驱使下, 他们弃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于不顾, 不惜一切代价赚取黑心的钱财。这种丧失道德的、拿人民群众健康开玩笑的和不守诚信的不法商贩, 是会被人们唾弃以至深恶痛绝的, 是应当遭受社会的批判的。试想, 如果那些商贩本着以“诚信”的态度经营, 以人民群众的健康为出发点去经营, 他们的行为会遭到人民的谴责吗?显然不会。人民反而会给他们较高的评价和赞赏。
同样, 作为平凡人的我们, 很难让自己一辈子清心寡欲, 不产生一丝邪念。然而, 人的高贵就在于坚守自己的底线。
因此, 不论是做人, 还是做事, 都应该守住自己应该守住的底线, 如此我们赢得的将是:为人得到尊重, 处世也得到赞赏。
“炒作经济”应有底线 篇10
我们不妨再翻翻郭美美的旧账。因为炫富, 郭美美一夜成名, 而中国红十字会很难抹去“尘埃”。炫富风波后, 原想郭美美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 同时在家长的严格管教下, 应闭门思过, 但没有想到的是, 一天, 笔者竟然在宁夏台的一档财经节目里看到了郭美美, 更让笔者没想到的是, 郭美美的妈妈也优雅地坐在了台上, 更让笔者大跌眼镜的是, 节目中采访郭美美的主持人竟然是一位国内外知名的经济学家。虽然主持人的风格特别, 但第一感觉就是采访的味道有点不对。节目播出后, 凤凰卫视著名记者、主持人闾丘露薇在微博中这样评价访谈:“新闻系同学们, 作为一个案例来看, 这个采访很失败。其一只让对方想说自己要说的话。其二引导痕迹太重。其三没有追问, 总是迫不及待地打断对方。不过终于看明白了, 为何要做这个节目, 就是要引导郭美美澄清, 王军与红十字会的经济关系, 那是王军自己的钱。郭美美的生活和他们无关, 大家关注的是红十字会。”
因被高端人士采访, 郭美美再次被媒体热炒。也许这位学者也没想到, 因与郭美美联系在一起而遭质疑声一片。笔者以为, 这位教授因治学而有建树, 但这次却因为采访郭美美引来热议, 原本是两个平行轨道的人却意外交集了。采访中, 郭美美表示自己要进军演艺圈。原曾想, 炫富风波是小姑娘年少懵懂付出的代价, 却未想到这个小妮子竟暗藏如此的理想抱负!
突然想到网络红人“芙蓉姐姐”, 曾看过“芙蓉姐姐”在国外的一次商演视频:在一群笑的东倒西歪的男人面前, “芙蓉姐姐”依旧是自信的“S”形表演。后来, “芙蓉姐姐”走进了北大学堂, 给北大学子演讲, 台上主持人在调侃, “芙蓉姐姐”依旧自信百般, 而台下是阵阵哄笑声, 原来北大的礼堂也可以这般热闹。“芙蓉姐姐”在大众的质疑声中成长, 因为敢于炒作, 时下被称作“励志女神”, 芙蓉姐姐火了, 有了经济人, 再不是以前的“草根”。
如果说前者通过“自身的努力”被曝光炒作而走红, 虽偏离中国传统道德标准, 但却没有侵害到大众最朴素的情感, 但郭美美的炒作却是相当的晦暗, “红十字”因她第一次遭到了中国民众的质疑, 全国“红十字”捐款一度遇冷。
老板的利益底线 篇11
现在,我已给资本家当了五年职员,负责监督干部,处理员工。我这个名曰:“行政监督”的职务很像一位中间人,一头看老板,一头看雇员,因此,自认可以讲一点劳资之间的公道话。
我们公司叫海棠食品有限公司,独资,老板是台湾人,姓林。记得我来应聘时,说过“外企”这样的话,林老板正色道:台湾不是外国,不要叫外企。(他叫台湾为台湾,大陆为国内)。我对此很有好感,这成为乐于为他效劳的前提。
林老板决定来重庆投资,基于四点:一、重庆人口多,且属密集型,食品市场尚有空间;二、投资就是赌博,但食品工业前期投资较小,风险并不太大;三、台湾的烘焙技术在这里有较强的优势;四、廉价劳动力。(林老板给我说过,如果请一个台湾技师来此,那么他的工资加离家补贴之类,每月得两万多元人民币。)
我只谈第四点,因为这是劳资关系的焦点。
首先,有没有“剥削”?当然有。没“剥削”哪来利润?没利润投什么资?开工厂要“剥削”,跟菜贩子赚批发与零售之间的差价是一个道理——你能去质问“凭什么你五角买来八角卖出”吗?
其次,关键在于“剥削”的程度。“剥削”到什么程度才合理——员工满意,老板又有赚头?真正的难点就在这里。
海棠公司的工资相当低。这是出于“低得起”与“高不起”。
先讲“低得起”,由于劳动力过剩,所以低工资也能聘到人。农村人大量进城,城里人大批下岗,一切可想而知。低薪能聘到却故意给高薪,是违反“资本的本能”的。
月薪:一般杂工400元,技术工人500元,司机高一点,600元。吃住自理,加班无补贴,也没有国企的冷饮费、烤火费什么的。这点收入,养活自己都勉强,更别说养家了。想着都心酸。但是,再低一点都有人来,因此“低得起”。
“低得起”在员工身上引起了许多复杂的反应。一方面,他走投无路,只有俯就。另一方面,他内心强烈不满。公正地说,他们付出的劳动和收入之间有很大的差距。不得不来又强烈不满,使工人经常发生对公司不利的行为,主要有三类:破坏、怠工和罢工。
破坏的情形最为复杂,而且基本上防不胜防,要想禁绝科直是天方夜谭。随便举几例。
有一天,已是午夜,我躲在车间外的汽车后面窥视车间情况。(我常以突袭的方式检查。)我看见一个农村妇女挑一担桔柑进了车间。初初我以为是进的货,一想不对呀,公司从不半夜进货,而且收货的库管员也没上班。但我按兵不动。过了一会儿,农妇又将桔柑挑了出来,看去似乎少了一点。那么是工人买了桔柑吃?我走出来,对农妇说了声“你好”。那农妇立刻很惊慌的样子。我叫她将担子放下,一翻,里面有一大塑料袋猪油。
原来是:工人用厂里的猪油换桔柑吃。称一称猪油,5个多,看看案板上的桔柑,也只有几斤——基本上是一斤猪油换一个桔柑,慷慨至此。工人就是这样“吃”资本家的。
又如打鸡蛋。打到臭鸡蛋应扔掉,但有人就是故意要弄到好鸡蛋里。严重时得将整桶鸡蛋倒掉——在这方面林老板特别严格。但他也只能告诫“下次仔细点啦,发现臭鸡蛋要快扔掉”。他根本不敢说是故意的。老板也有受窝囊气的时候。
收款员的卷款潜逃,是所有公司的“例行功课”。我们公司没有哪一年没有这等事,最典型的一次是1997年的袁××卷款。
我公司有十几处销售点,分别由五个人收款,这是为了让每个收款员(收款是兼职)每天手里的现金都不太多,以免见财起意。收款员必须每天回公司交款。
袁××没回公司交款那天,正趁我出差,他利用这个情况,打个电话给出纳,说姨妈中暑心脏病发作,要送医院,暂不回公司,明天一起交帐,云云。出纳是个小姑娘,被他蒙住了(可能也不好强令他回来),只好答应。如果我在,我会立即打电话给他负责收款的那三个点:没我的指示营业款不忙交给袁××。
结果第二天,两天的营业款共一万八千多元就让袁××卷跑了。后来我们历经艰辛,将他抓获,交给了派出所。派出所“能做的都做了”,也没能让他将钱吐出来。他在派出所抵抗压力的死硬让我心惊,对马克思所说的原始积累也有了深一层的体会。
又如司机。有顺口溜说“十个司机九个坏,还有一个偷油卖”,这么说太绝对,但对司机的管理非常困难,却是事实。有记者采访外资在渝现状这个专题,问林老板最担心的是什么,林老板立刻回答,第一,食物中毒(有的员工为了泄愤故意投毒);第二,出车祸,尤其是伤了人的车祸。招聘司机时,同其签合同,说撞伤了人由司机负责,试图起到时时警戒的作用;但我心里明白,真出了事,负责的还是法人代表。
在中国,司机仿佛是一个特殊的阶层,天生有一种优越感,要与众不同似的。这既有国营大锅饭的认识上的惯性,又同中国人的德性有关——只要你手上有点权,人们就用乞求的口吻同你说话。
其实司机也过剩,所以想来的时候也是点头哈腰的。但一旦汽车交给了他,最多老实三天,然后就开始利用这交通工具另外生钱。
那方法就多啦:偷油卖给私车主是家常便饭;放空时挣点运输费小菜一碟,修车时多开发票(司机一般都同修车点有勾结)……只要不过份,我也只有睁一眼闭一眼,但遇到有的情况,就不得不坚决斗争。例如,车管所规定车辆必须按期保养,保养的厂家是有规定的,我给司机也交代得很清楚,但司机经常借故不去规定的厂家,而去他相熟的,耗去相当规模的保养费,车管所都不予承认,照常扣车。结果交了罚款领回车,还得重新去保养。
又如罢工。这也是让所有老板头疼的事。罢工都是有商量的,专选最要害的时候。例如我们公司有四辆运送鲜点的车,那天早上,全部装车之后,司机来同我讲条件:天太热,每人每天发两瓶矿泉水,按理说,这要求并不高,但答应不得。第一,劳资签有合同;第二,一旦答应,就会像决堤一样引起连琐反应;第三、不能让员工养成以罢工相要挟的习惯……鲜点不能久搁,各销售点等着上柜,且装车紧密,天热容易变质。我将四个司机请进会客室坐着,说我同老板商量一下。然后我派干部火速上街聘钟点司机,同时打电话给派出所,让派一个警员来。
在警员面前,我们的四个司机乖乖将车钥匙和所有证件交出来,我让钟点司机去送了货。雇钟点司机的钱,发一个月矿泉水有余了,但也只能这样做。
对这四个司机,我分头做了工作。有两名原写检讨书,我留下了;另外两名态度强硬的,被我解聘了。这两人凶得很,跳着脚骂我,还威胁我说张敏寻,你等着,我们在公安局有朋友!我冷冷地说:“你们在公安局有朋友,不错;我在公安局也有朋友,告诉你们!”我将桌子一拍,“老子的朋友,很可能刚好管着你们的朋友!”两人才灰溜溜地走了。
又如打电话。员工们有点私事,打打市话是被允许的,但打长途不行。有一个月,电话费突然比往常多出两千多元,让我吃惊。这肯定有人偷打了长途。长途的开关是锁上的,只有林老板和我可以打开。怎么回事呢?
我调来电话单子,仔细研究,终于认定是公司重要业务干部潘××在夜间值班时打的。
我们同他谈话。还好,他没过多狡辩,承认了,原来他发现了开关位置,又有技术,能够接通,便常常打电话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地找工作。这真是“将就你的骨头熬你的油”。让他赔,他说拿不出,只好没收了他那300元保证金,解聘了事。
“低得起”使劳动力廉价,但雇员的破坏性行为,又大都出于对低待遇的不满,那么,何不索性提高待遇,获取员工心理平衡,产生对公司的向心力,同心同德,消除破坏呢?
不行,办不到。这就前面所说第二条:高不起。
“高不起”的原因,大致可分两类:一类叫经济类,一类可叫人事类。
先说经济类。说穿了,公司赢利相当微薄,拿不出更多的钱来提高员工待遇。
赢利总是与成本相关联的。赢利微薄,说明成本过高。成本有生产性成本与非生产性成。我这里只说非生产性成本。
员工的破坏性行为,当然会提高非生产性成本,比如袁××卷去的一万八千多元不但没有收回,为抓他反耗去三千多元。
对有关部门的打点,也要不可小觑的耗资。比如我们公司租用某局房产,为了诸事(包括水、电、气不被人为断供)顺利,相关领导每人给报一部电话安装费,过年过节还要表示表示。
再举个很小的例子。有个工人严重违反厂规,得解聘;他也同意走人,但要索回进厂时交的300元保证金。根据合同,他无权索回。但他霸蛮,叫来几个哥们儿在办公室大闹。我只好叫来两个警员。警员将他们驱赶了,但我们给了警员每人200元津贴。为了300元我们付了400元。但如果不这样下次有什么事就很难保证让人家及时赶到。但这也比成立自己的保安队伍划算。
又如我们的销售点,有一半是租赁大商场的食品柜台。那么柜台服务员就可以根据她的心情摆不同公司的产品,你若不给点好处,她完全可以给你放在看都看不到的地方。鲜点的保鲜期很短,一连两三天不能售出,就只有报废。(因此这里也附带产生了一个工人实际劳动效率问题:工人只强调自己干了多少活儿,但他造出的产品实际上没有多少利润,所以怎么可能得到理想的报酬?)
……几乎每一个程序都必须付出“法定”之外的代价,成本怎能不高?
所谓人事类原因则相对单纯,主要是多数员工都是一种过客心态;找不到工作就来到这里,以救燃眉之急,一边工作一边八方联系,有更好的去处,不管公司当时多么需要人手,也毫不留情地扬长而去。这番人情叫老板如何为你多给待遇?
更有甚者,来这里就为学习烘熔技术。一俟技术成熟就走了,自己办个手工小作坊,低成本生产廉价食品,生意比我们还好些。为防止这种情况,我们在合同上增加条款。但是——按林老板的说法——“国内的人不怕合同”。
如果仅是经济类原因,或许有望促使老板加大先期投入,启动良性循环(高待遇→守纪敬业→高利润→高待遇),但加上人事类原因,老板的决心就难下了,致使一切在低档次上挣扎。
不过坚持到后来,情况还是渐渐有所改善。除了各种关系的逐步理顺,在干部中实行了税后分红的报酬方式也有重大作用:所有的管理干部都占有一点“干股”(不交股金),月基本工资虽然不高(如我只有785元),只要赢利(这个前提太重要了),年终的分红还是可观的(如1999年我分得红利6000多元,今年因饮料线已投产,情况应当有较大改善)。总之干部同老板绑在了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最后我谈两点体会,不知是否偏激。
一是观念诉。“资本家狠心剥削”的传统教育还在起作用,使不少员工先入为主总将自己当成受害者。又想到公司来,来了情绪又是对立着的。这种心态对公司的生存相当不利。
二是民性的。我们的民众有两个缺点:自私与短视,这使共同的事业心很难形成,容易离心离德,自打算盘;要期望大家暂不计较共渡难关,很难很难。
总之劳资双方真诚团结,利益分配合理而又互相体谅,是一种很高的境界。
食品,安全底线岂可挑战? 篇12
【事件回放】
2010年8月23日, 《扬子晚报》首次曝出南京多人因食用小龙虾导致肌红蛋白超标引发了“横纹肌溶解”, 症状表现为全身肌肉酸痛, 并伴有肌酸激酶、肌红蛋白明显增高, 一时引起人们的恐慌。
9月12日, 据央视《每周质量报告》报道, 专家认为, 这次南京出现的因食用小龙虾导致的横纹肌溶解综合症是一种名为“哈夫病”的疾病, 同时指出, 南京消费者患哈夫病呈现的高散发特征可能还与中国人的体质有关。但引发“哈夫病”的病因最终不明。
【各方声音】
小龙虾出事后, 8月25日, 江苏省水产质量检测中心、农业部南京水产品质量检测中心在全省进行突击抽样检测, 对江苏省5个主产区的10个小龙虾产地上使用的3种饲料产品、13种存塘产品及南京惠民桥水产批发市场等9个市场上的22种销售产品, 一共35个小龙虾样品、3种饲料样品进行了专项抽检, 抽检合格率均为100%。《扬子晚报》
在南京市几个社区菜市场, 记者没有看到小龙虾的“身影”, 消费者已经用“减少消费”对小龙虾投票。面对市场的寒冬, 小龙虾不得不提前一个月大撤退, 对于明年春天小龙虾消费能否卷土重来, 只能等到明年揭晓谜底。《中国青年报》
小龙虾致病疑云飘荡了一个多月。现在, 我们知道他们患的也是哈夫病, 其毒素迄今也没有鉴定出来, 这就给人一种不确定感。不过我们也不用过分悲观和恐慌, 毕竟这个概率很小, 而且康复情况也很乐观。《华西都市报》
回想小龙虾产业快速形成的过程, 不难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当某种新的食品种类大规模走向餐桌的时候, 相关的科学研究、卫生预防和标准制定没有跟上。《北京青年报》
【我说两句】
小龙虾也出问题了。这对北方内陆城市的我们影响不是很大, 但对哈夫病因的分析而带出的一系列问题, 实则不能让人安心。
洗虾粉就是让人怀疑的首要对象。据了解, 用洗虾粉洗虾已是业内的潜规则, 用其洗过的虾颜色光鲜, 十分吸引消费者的眼球, 但洗虾粉在多地禁止用于浸泡小龙虾等食物。央视《每周质量报告》称, 洗虾粉主要是草酸, 草酸是有机酸中的强酸, 酸性是醋酸的1万倍, 人体摄入过量, 会严重影响健康。尽管最后证明这次的哈夫病与洗虾粉并无关联, 洗虾粉得以“昭雪”, 但洗虾粉的安全性仍然是个问题。
还有就是源头监管与流通跟踪的缺失。小龙虾致病的消息被发布后, 才有了一系列监测方案, 如一经卫生部批准, 就可以在食用小龙虾地区开展主动监测, 那么这样的主动监测为何之前在生产、流通环节难以实现?为什么只有消费者的生命健康遭到侵害, 才会出台原本就该有的预防与监管体系?
一直以来, 频发的食品安全事件严重影响着我国消费者的信心, 他们对食品的要求也由环保绿色、色香俱佳降低为安全性, 即首选的保证———你可以不好看或是味道欠佳, 但绝对要安全。
然而, 就是这条最后的底线也时常受到挑战。为了在竞争中制胜, 受利益驱动, 很多商家本末倒置, 把更多的眼光和技术盯在了好吃好看上, 先吸引你的眼球, 再征服你的味觉。然而, 过犹不及, 过分的鲜艳或是超常的美味往往是更多地添加了元素得来的, 如超标添加, 令不行禁不止的偷偷掺和。侥幸的话, 打个擦边球而勉强过关, 但一旦被发现或是造成食品安全事件, 那么受害的不仅是消费者, 也会对整个产业造成致命打击。
那么,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首先, 在生产、流通环节中, 工商、卫生、质监、环保、药监等多部门分段执法, 交叉、重叠监管, 容易造成监管漏洞, 给不法分子钻了空子。其次, 市场上的不合格食品奉行“潜规则”, 在市场上大行其道, 是否与狭隘的地方保护主义有一定的关系?再者, 我们重在计划性的监督, 而忽视了预防这一环节, 因此检测往往滞后于食品安全现状的需要, 造成“头疼医头, 脚痛医脚”慢半拍的监管局面。而由于预防体制的欠缺, 苏丹红、三聚氰胺……同类食品安全事件“前仆后继”, 考验着消费者的最终忍耐力。
对此, 很多人把原因怪到了标准上, 这次“龙虾案”也不例外。在小龙虾作为一种产业大规模地发展时, 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规范, 这给监管带来不可操作性, 给消费市场带来了安全隐患。抱怨之后, 很多人也许从中可以看到希望, 认为这是小龙虾产业提升的契机, 并开始着手小龙虾养殖的国家级标准的制定。
但前景未必乐观。小龙虾的生产分散, 流通环节庞杂, 监管起来很困难。标准的制定有一定的约束作用, 但预防体制的缺乏将是整个行业致命的问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风险性预警体系, 提高预防能力和检测能力, 不仅是小龙虾市场的需要, 也是整个食品安全行业的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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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哈夫病?
哈夫病是指食用水产品后在24小时之内出现的原因不明的横纹肌溶解症状, 临床表现为肌肉酸痛, 并伴血清肌酸磷酸激酶和肌红蛋白升高, 部分患者出现酱油色尿, 个别严重者会出现急性肾衰竭。
哈夫病最早在波罗的海的哈夫港发生, 后来在地中海地区、美国、巴西出现, 中国北京在2000年也曾有过相关报道。
全世界哈夫病只有1 000多例, 这还是80多年来叠加起来的病例。这次中国南京的23名患者很分散, 发生在8个家庭和4家餐馆。
哪些食品可能导致哈夫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