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社会保障

民间社会保障（共12篇）

民间社会保障 篇1

民间社会保障是一些由私人之间的相互制约来维持的互助合作规范。在相对落后的藏区, 在国家社会保障尚不完善的情况下, 民间社会保障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是国家社会保障的有力补充。本文在分析藏区民间社会保障现状的同时, 探究民间社会保障的困境, 以期使民间社会保障为藏区和谐稳定发挥更大更好的作用。

一、民间社会保障的概念界定

在传统意义上的我国农村有很完善的社会互助体制, 一家修房子, 全村人出动, 而且老人、男人女人分工明确。严格意义上的农村互助关系, 是指当事人双方没有求助和受助的身份之别, 在一个互助关系系统中处于平等地位的条件下发生的互助行为。在当前的学术界, 民间社会保障的研究仍处在起步阶段, 对民间社会保障的概念界定尚不明确。根据对桑本谦等人做的有关民间社会保障研究进行归纳, 笔者认为, 民间社会保障是在农村 (牧区) , 家族与家族之间, 家庭与家庭之间, 村子之间在长期的互动关系中逐渐形成的, “其主要内容是一些由私人之间的相互制约来维持的互助合作规范。”

二、藏区民间社会保障发展的现状

(一) 藏区民间社会保障的存在形式

1. 以寺庙为基础的宗教慈善组织

藏区是个充满神秘气息的地方, 在这个如此独特的地方发展民间社会保障也具有其特殊性, 在发展中得到政府与社会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藏区的大多数藏民都信仰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寺庙众多, 因此宗教慈善组织也很多, 宗教慈善组织在藏区起着社会保障作用, 是现有国家社会保障的有力补充。由此得知, 藏传佛教对藏民们有着重要的意义, 它不仅是一种信仰, 同时在藏区民间慈善组织中的宗教慈善组织也发挥着重大的作用, 藏传佛教的因果报应学说等都在传播人善、互助、关爱等思想, 这些思想影响了藏区居民。

2. 藏区早期民间互助组织

民间社会保障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事业, 民间慈善和互助行为的发展有利于民间社会保障的发展也可以减轻我们政府的压力。藏区人民在共同的文化、共同的信仰下逐渐形成了社会的集合体, 他们自愿、互相信任、团结互助抵御外来的威胁、自然灾害带来的伤害。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推行, 这样的社会集合体日益多样化, 主要有以下几种: (1) 村及自发互助组织, 村子里面每当有成员遇到困难或者有需要帮助的时候, 组织的成员们都会自愿去帮忙, 以稻城县桑堆村为例, 每当有婚嫁、丧事、盖房、割草等的时候, 该村子每家每户都会自愿派一个代表去帮忙, 受助者则会为助人者准备午饭和晚饭; (2) 在稻城县还有许多以血缘关系组成的互助组织, 这些互助组织表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由村子形成的互助组织里的婚嫁、丧事、盖房等还有借款、在稻城县每当过年的时候都会“炸果子” (食品) 等, 正是在这种没有被规则、体制所束缚的环境下, 却可以使他们自愿奉献。

(二) 藏区民间社会保障发展的现状

基于藏区独特的文化环境, 藏区民间社会保障相对于其他地区比较特别, 多重参与者有利于民间社会保障的发展。藏区虽然寺庙多但是在发展民间社会保障过程中只有个别喇嘛和活佛会参与而规模很小。

1. 以政府为主体民间社会保障为补充

政府在民间社会保障中是主力军, 同时也需要不断完善社会救助体系。藏区在发展中矛盾逐渐增多, 贫困人口增多、贫困覆盖率扩大, 应对种种问题, 藏区多次受到政府贫困救助, 主要有低保、五保、扶贫项目等。但是, 还是未能完全应对藏区贫困人口的增长这一问题, 同时政府公信力在部分事件中受到损伤。所以说, 单靠政府的力量是不足够的, 我们需要拓展民间社会保障空间, 政府需要不断完善社会救助体系, 扩大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率。

2. 藏传佛教慈善组织管理的无序性

宗教人士、宗教组织在发展民间社会保障具有先天的优势, 藏传佛教提倡慈悲之心, 对人友善等思想, 它可以慰藉人们的心灵, 发扬慈善精神等, 但是在藏区这种慈善组织规模相对小、起步也很晚、资金筹集也很困难, 组织与其他组织之间合作少、组织结构也不够完整、缺乏社会监督机构、相比政府服务还需提高。因此, 我们需要对慈善组织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创新, 拓展该组织的内生动力, 健全以章程为核心的法人治理结构, 规范宗教慈善组织的内部管理, 采用现代组织用现代组织策略和精细化的科层制进行规范管理, 实行阳光运作, 加强慈善工作队伍的专业能力建设和职业道德建设, 建立和完善财务管理和信息公开;创新慈善救助的内涵和形式, 开发宗教慈善组织富有特色的公益慈善项, 宗教慈善组织应结合自身的优势和特点根据社会需求进行特色公益慈善项目的统筹规划, 探索“以特色项目吸引捐助, 以社会捐助推动救助”的慈善模式。增进组织的对外交流, 推进宗教慈善组织的合作开放程度。在全球化、工业化、信息化迅猛发展的社会形势下, 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可能孤立封闭地成长。宗教慈善组织要顺应并融入时代发展的潮流, 积极开展与其他社会组织的交流和沟通;我们需要加强对慈善组织慈善精神的宣传, 逐渐扩大规模使广大宗教人士也加入我们的慈善机构;还需要广大群众对藏传佛教慈善机构的监督, 成立一定的监督机构, 提高组织的公信力;建立一个以政府的有效管理为主, 宗教组织及其他组织辅助的良好的环境, 促进民间社会保障的发展, 让慈善行为在慈善文化的熏陶下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 推进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宗教慈善组织社会公益事业的现代转型

3. 民间互助组织发展多样化

在民族地区有许多的民间互助组织, 他们自愿加入一个队伍, 去抵御外来威胁, 去帮助身边的人, 但是他们规模小。由于环境的影响, 他们封闭、孤立、单一, 这里有以血缘、亲戚组成的民间组织, 还有以村落组织的民间组织, 这些组织规模很小, 大概有5至30人以内。这些组织受到传统思想等的影响, 很封闭, 主要在劳作、婚嫁等时。如今社会在不断的发展, 民族乡村在不断地改革, 这种民间组织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速度。所以, 我们要促使多样化的民间互助组织诞生, 我们要吸取好的, 撇掉坏的, 民间互助组织是在自愿、诚信中建立的, 诚信在组织中尤为重要, 它不同于其他组织, 我们要建立完善的诚信体系, 鼓励人们组织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民间组织, 成立多样化的民间互助组织, 从而帮助身边的人, 传承民族地区的文化。

三、藏区民间社会保障发展的困境

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 我国现行社会保障体系中存在的问题更加凸显, 社会保障制度、社会需求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国内社会保障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同样也是藏区存在的问题, 甚至在有些方面表现的更为明显。首先, 养老保障方面, 事业单位与企业之间的差距较大, 藏区的事业单位收入稳定, 依靠国家扶持, 而藏区的企业单位依靠企业经济效益, 而藏区的企业竞争力相比全国非常之弱, 可想而知藏区的企事业单位在养老保险方面差距很大, 企业的养老保障无论是在保障额度还是在发展速度上都远远低于事业单位。此外, 城乡的养老保障制度残缺不全, 覆盖面较窄, 普及度较低。藏区的城镇特别是农村居民只有极少数人能够享受到养老保障待遇, 大部分个体商户及灵活就业人员没有参加养老保险。其次, 医疗保障方面, 藏区医疗卫生方面的整体发展水平较低, 虽然在农村已经广泛覆盖医疗保障体系, 但是对大多数城乡居民来说, 看病难仍然是无法解决的难题。尤其是藏族地区的偏远村庄, 依靠众多无执业医师执照的赤脚医生来看病, 藏区人民的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再次, 最低生活保障方面, 随着物价上涨、经济发展, 目前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已经远远满足不了低保户的基本生活需求, 特别是在藏区农村地区, 对这一制度的落实不到位, 很多贫困家庭根本享受不到最低生活保障, 面临着巨大的生活风险。尤其是藏区的很多少数民族居民, 户口制度都无法落实, 更不用说申请最低生活保障, 当地的社会保障制度急需完善。藏区的农村地区特殊群体的社会保障发展相对落后, 这是当地社会保障的弱点和难点, 也是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缺陷。这一缺陷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尤其是在民族团结和民族稳定方面, 只有从根本上提高藏区居民的经济收入, 为他们提供基本的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 满足其最基本的生活需求, 才能消除不安定因素, 从而维护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

四、藏区发展民间社会保障的建议

(一) 正确引导规范民间社会保障的发展

民间社会保障是为了帮助社会弱势群体中的贫困人口、贫困地区的特困人口等, 然而藏区基于特殊的环境导致藏区的贫困问题相对严重, 因此目前党在藏区发展民间社会保障是件重要的任务,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议中明确指出, 要健全“社会福利、社会保险、民间社会保障等相衔接的社会保障体系”因此把藏区的民间社会保障发展起来, 不断增强社会保障实力, 并同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等相联系、相互配合、发挥好各自的作用, 从而可以健全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 解决各种社会现实问题。

(二) 大力发展藏区, 改善民生, 缩小贫富差距

藏区是相对于东部发达地区比较落后的地区, 东西部贫富差距大, 导致社会阶级各阶层的情绪大, 然后民间社会保障是为了让相对富裕的阶级去帮助落后地区包括我们的西部少数民族地区, 慈善是均衡财富流向、弱化收入两级分化的一种公益事业, 在藏区发展好民间社会保障, 不仅可以使民族大融合、民族团结, 同时也有利于我们国家东西部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三) 民间社会保障的发展需要广泛参与

民间社会保障就是民间的社会救济, 民间社会保障不是单个政府或某个企业、个人就可以完成的, 他不仅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 还需要身边的每一个企业、每一个组织、每一个个人的参与, 这样不但可以传承我们的传统美德, 还可以营造和谐的环境, 促进藏区民间社会保障更好的发展。

摘要：民间社会保障是一些由私人之间的相互制约来维持的互助合作规范。在相对落后且国家社会保障尚不完善的藏区, 民间社会保障是国家社会保障的有力补充。本文在分析藏区民间社会保障现状的同时, 探究民间社会保障的困境, 以期使民间社会保障为藏区和谐稳定发挥更大更好的作用。

关键词：藏区,民间社会保障,现状,困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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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永久.对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思考[J].兰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3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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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毛桂芸.城市化进程中我国民族地区社会保障现状及其改善[J].社会保障研究, 2009.07.

[6]George C Homans The Human Group[M].London Routledge, 1998.

民间社会保障 篇2

2004年以来，ＡＡ县ＢＢ乡按照“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村民自治、加强管理”的原则，分别在9个村建立了“扶残济困、共谋发展互助会”。对全乡残疾人、五保户、优抚对象、特困户等农村困难群众，从资金、物资、劳务、技术、信息、项目等方面进行扶持、帮助，较好地解决了他们的生产、生活困难。这一实践和探索，找到了发挥社会救助性民间组织的作用，解决农村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的运行载体，初步建立了扶残济困、互帮互助、共谋发展的长效机制。

一、背景

随着小康建设的全面推进，国家惠农政策的落实，大多数农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有了根本改善。但农村中特困群体，特别是残疾人、特困户、五保户、优抚对象、因灾因病造成的困难户等，在小康建设进程中“反差”越来越大。这些人群中的老弱病残、鳏寡孤独不幸人群，应得到社会的关怀；因自然条件恶劣、因灾因病或其他原因造成的贫困人群，应得到社会的帮助；还有一部分由于知识技能低下、不勤劳等因素导致贫困的人群，也应得到社会的关怀和激励。ＢＢ乡2496户农户中，有残疾人230人（152人已办证）、五保户36户、优抚对象35户、绝对贫困户60户、建卡危房户86户，占农户数14.7％。由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相对滞后，势必影响农村全面小康的实现，影响社会公平和农村稳定，也将影响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民主政治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的进程和水平。当前，在农村困难群体社会保障，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农村救助乏力。一是量小，对五保户、优抚对象采取定补方式，而对特困户一般一年安排三次救济（春荒、夏荒、春节），到户资金只有二、三十元。二是面窄，由于资金少，又按季节安排，很难全部覆盖到所有的特困户。三是方式单一，以资金救济为主。四是效果差，一方面，主要用于解决生活困难，很少用于发展生产，也严重缺乏对特困户在资金使用、项目选择、科技培训以及信息、市场等方面的具体指导。加上社会歧视现象的客观存在，这就必然造成特困群体的“落伍”甚至“隔离”，形成自卑心理，自暴自弃。

——引导发展缺位。其一，资金帮助缺位。政府扶持的救济资金，主要用于解决特困群体的生活困难，信用社等金融机构首先考资金安全，特困群体很难争取到贷款扶持。其二，项目扶持缺位。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中，一般都把着力点放在大户的培植和扶持上，特困群体由于劳力、资金、技术缺乏，往往被排挤在项目之外。其三，技术指导缺位。特困群体的家庭经营量小层次底，以家庭种植、养殖为主，很难得到技术人员的具体指导。其四，先富带后富，没有有效的载体和运作机制，很难得到具体落实。由于对特困群体的发展在引导上严重缺位，形成了由其自生自灭的社会问题。他们想脱贫难脱贫，盼致富难致富。

——基层组织缺乏经常的“抓手”。实际工作中，村组集体经济量小力薄，甚至“空壳”，无力解决特困群体的生产、生活困难。“三联”制度加强了党员与特困群体的联系，但党员作为个体的能力确实有限，在资金、项目、技术、信息的帮助上，远远不能达到让他们脱贫致富的要求。只有把当地的资金、乡土人才、项目、技术、信息等要素整合起来，形成工作运行的有效机制和网络，因户制宜，方能有效实现对特困户生产、生活困难的帮助扶持。

二、做法

“扶残济困，共谋发展互助会”的建立和运行，实现了当地各项资源和要素的有效整合，实现了农村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广大村民的自治作用、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专业大户带动辐射作用、乡土人才服务示范作用的有效整合，形成了对农村困难群体有钱帮钱、有物帮物、有劳力帮劳力的物质帮助和精神抚慰，建立起体现人文特点的经常化、本土化、亲情化的农村困难群体生产生活帮扶机制和工作运行机制，实现了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的协调与统一，增强了实效。

（一）建立组织，明确职能。

切实按照“有组织、有‘章程’、有制度”的要求，由村“两委”做好政策宣传、会员登记、代表选举、“章程”和制度起草讨论修订、召开代表大会（成立大会）、组织捐赠等项工作。陆续成立的９个“互助会”，第一批接收捐款56000余元。

同时，“章程”规定，“互助会”是在村党支部领导下，引导村民互帮互助，共谋发展的群众性自治组织。其宗旨是，“通过国家引导，村民互助，社会捐助等方式筹措扶残济困，共谋发展专项基金，开展资金、项目、科技、劳务等多种形式的扶持互助，更多更好地解决本村残疾人、五保对象、优抚对象、特困村民、因灾因病造成的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坚持扶残济困与扶志相结合，扶持帮助与教育引导相结合，帮助受助对象自食其力，自立自强。形成扶残济困、互帮互助、先富带后富的良好社会风尚，促进全村群众增收致富，加强村级组织建设，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提高村民自治水平”。

在组织体系上，互助会的理事会向会员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理事会下设管理委员会和监督委员会两个工作机构，负责管理、服务和监督工作。管委会和监委会的组成人员有会员和村民民主推荐、选举产生，管委会和监委会接受理事会的领导和管理。会员大会为最高决策机构。会员代表大会受会员大会的委托负责有关事项的决策。

管委会负责扶残济困、发展经济的规划与实施，负责互助会资金的募集、管理、审批、使用等日常工作。监委会负责监督互助会资金的收取、管理和使用，监督互助会劳务、项目、教育、科技扶持工作的落实，确保互助会工作的公开、公平、公正。

互助会下设若干个互助小组（以村民组为基础），负责所辖范围的日常工作。小组长由所在小组的会员民主推荐。会员代表由会员民主选举产生。

会员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一次，听取理事会工作报告，决定理事会、管委会、监委会的人选及调整，决定重大事项。互助会的“管理制度”、“工作制度”、“工作纪律”等规章制度，由管委会和监委会共同研究制定，会员代表大会表决通过，接受全体会员和村民的监督。

（二）健全机制，规范运行。

1、民主管理机制

互助会的“章程”分小组召开会员大会和户长会进行讨论修改，会员代表大会表决通过。会员代表、小组长、理事会、管委会、监委会成员推荐名单，互助会的“管理制度”、“工作制度”、“工作纪律”均交各会员小组讨论、修改完善后，在会员代表大会上表决通过。

资金、物资、项目、科技、教育等项扶持（特别是资金、物资扶持），严格按照“村民提出申请——管委会调查、核实——管委会提出审核意见——监委会审查——管委会和监委会集体研究审批——公示——向受助对象进行补助或提供借款”的程序办理。

“工作制度”明确了召开会议讨论资金、项目的安排，管理委员会和监督委员会全体成员参加。参会人数过半，表决赞成票超过到会人数过半，表决有效的规定。

2、分类别、分层次的扶持机制

互助会规定了扶持对象、范围、方式，在坚持“实事求是，有困必帮，不优亲厚友的原则”下，对不同类别，不同层次的受助对象落实不同的扶持措施。

一是，对残疾人、特困户、五保户、优抚对象、受灾困难户，以无偿补助方式为主，实行资金扶持或物资扶持；

二是，对特困家庭的子女入学的教育扶持，以无偿补助方式为主；

三是，对临时生产资金周转困难户，以小额短期借款形式扶持为主；

四是，对劳弱户，季节性缺劳户，以小组为单位组织劳力互助，实行劳务扶持；

五是，对产业结构调整，发展规范经营的农户，以项目、信息、科技扶持为主。帮助协调信用贷款，可以以无偿扶持或借款方式解决部分贷款利息。

3、资金筹措的良性机制

互助会的资金来源为五个方面。①、国家下拔的有关资金；②、接受本村村民的自愿捐助；③、村级集体经济安排的资金；④、向社会各界募集的资金；⑤、互助会通过生产发展，生活服务等获得的资金。

为形成资金筹措的良性机制，一是坚持制度，公开、公平、公正，取信于民；二是不断扩大扶持的覆盖面，包括项目、科技、信息、劳务扶持，引导互帮互助，先富带后富。三是办好实体，增加互助会的资金收入。

4、扶持发展的长效机制

为实现“共谋发展”目标，互助会尽力拓展扶持方式和覆盖范围。一是，在扶持方式上，除资金扶持、物资扶持外，还侧重搞好项目、科技、劳务、教育扶持；二是，互助会坚持因地制宜原则，成立如“粮食、蔬菜组”、“养殖、蚕桑组”、“茶叶、水果组”等生产帮扶组织，以互助会领导成员为主体，吸纳当地乡土人才参加，加强对受助对象的经常性的指导和服务；三是，在落实“三联”制度基础上，将帮扶组织的工作人员、党员、乡土人才、专业大户与受助对象建立“一对一”的互助责任制，明确互助扶持的项目和方式，落实经常性工作。公开接受监督，纳入评议考核；四是，互助会聘请专家、技术人员，开展技术培训，扶持项目发展。

（三）、加强监管，提高实效。

第一，严格“章程”和互助会的制度的执行，落实好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一是，坚持会员代表大会制。一年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听取工作报告，决定扶持资金、项目等重大事项。二是，健全监督机制。在资金使用上，坚持“小额、适时、公开”的原则，监督委员会对各项决策实行事前监督。将互助资金的收、管、用，以及重大事项向全体会员、村民公开。

第二，加强监管。乡上制订了“互助会工作的十项规定”，并结合干部管理、党员教育等途径增强监督管理实效。

第三，建立考核评价机制。把落实互助会工作的情况，纳入村组干部、互助会领导成员、党员、农村人才一年一度的公开评议、考核。

三、体会

（一）助会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有益补充和完善。

互助会的建立和运行，把扶残济困与共谋发展结合起来，做到标本兼治，使广大弱势困难群众通过综合救助扶持，自食其力，自立自强，走出贫困，形成一种扶残济困、共谋发展的长效机制。

（二）互助会为促进先富带后富、共同发展找到了一种有效方式。

通过互助会的实在工作和正确的舆论引导，激发先富起来的人们、社会各界人士对农村特困群体的关爱和帮助。另一方面，互助会成为群众公认的扶残、济困、安老、救孤、帮幼，促进发展的有效载体，并成为这些善举的具体组织者和社会事务的承担者。

（三）互助会是增强农村基层组织战斗力、凝聚力的基础工程。

“民得实惠、党得民心”，通过对特困群众的扶持，对困难群众多种方式的扶助，得到了村民的理解、支持，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更加充分发挥，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更加融洽。一年来，有61名党员、56名村组干部、108名农村人才参与了经常性工作。互助会为困难群众提供资金扶持255户，1065人次，资金（含小额借款）16223元；物资扶持179户，折款7644元；资助杂费2150元，帮助14名贫困学生入学；帮助８户危房户新修、维修、搬迁住房；为120多户缺劳户无偿投工100余个，开展劳务扶持；组织专家、技术人员开展各种技术培训46期（次），参加培训6200多人次。

（四）互助会激活了村民参与自治的活力，有力地加强了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白鹿原：民间社会的挽歌 篇3

也许这才是电影一再延期公映的主要原因，而不是其中的情欲戏。原著以关中平原白鹿村为背景，描写了白、鹿两大家族三代之间的恩怨争斗，时间跨度自清末至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两大家族出于同源，同祭一个祠堂。乡民日子像河水一样安宁地淌着，素有“水深土厚，民风淳朴”之称。但到了族长白嘉轩这一代，世道变了，政权的触须侵入到乡村，鹿姓的头面人物鹿子霖成了新政府委派的乡约，与白嘉轩展开明争暗斗。

接着是民团、农会、内战、抗日等一系列大事件，年青一代也各自投身不同的政治力量，有的死于内战，有的死于自己人之手。但与从前的《红旗谱》不同，作者不再是以阶级史观的立场，而是试图从传统文化视角去解读乡绅。主人公白嘉轩持家谨厚，恪守《朱氏家训》，待雇农鹿三如亲人。围绕着他，小说描写了祠堂、学堂和乡约的民风，描写了修县志、订族谱及放粮赈灾的情形，展示出一个自发的乡村社会。

这个乡村社会是由宗族关系凝结在一起的，当闹红砸祠堂的雇工黑娃最终悔悟，要求回家祭祖时，白嘉轩对儿子说：“凡是生在白鹿村炕脚地上的任何人，只要是人，迟早都要跪倒在祠堂里头的。”他的姐夫朱先生更是一位传统乡绅的道德化身，他主持《白鹿书院》，埋头重修县志，替人排忧解难，其言行像是一位先知先觉的圣人。正是由于他的提醒，白嘉轩在1949年前就卖掉田产，最终幸免被划成地主。

传统的自治社会虽然以宗族血缘为纽带，但已不同于先秦的宗法社会，或魏晋时期的士族社会，毋宁说它是士族阶层在唐末消亡后，由维系儒家思想的庶族士人对宗族社会的再造。历经宋元明清的教育普及，许多士人无论出仕与否，最后都会回到乡里，成为主持乡里事务的乡绅。如乾隆时期的上海县志记载，曹氏家族第六代曹炳会就“为族子两娶妇，毕又抚其孤。……晚年偕其兄炯会,创置义田，以赡族子。”正是由于乡绅的作用，中国民间社会才得以长期稳定地维持下去。

近年来，学者们开始关注西方civil society这一理念，这一术语在大陆译成“市民社会”，在台湾译成“民间社会”，而今天也有许多大陆学者译成“公民社会”，其所指各有不同。若就其自治的含义看，中国自宋以来就一直存在民间社会。因为在过去，国家权力的职能与能力是有限的，政权机构只设置到县一级，乡村实际上是以家族关系为纽带，组成底层民间社会，在国家权力之外实行高度的自治，治水、修路、赈灾、办学堂、调解民事纠纷等，甚至参与地方事务。

《白鹿原》小说描写的就是这样一个社会。但是，它的崩溃不仅是由于战乱和政权更迭，更重要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新文化运动提倡个性解放，将家族及其核心价值儒家思想视为束缚个人的专制桎梏，予以猛烈抨击。如“只手打孔家店”的吴虞撰有《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陈独秀《宪法与孔教》则指出，儒家维护的是家族制度，不符“个人独立之道”。小说正是描写了年青一代离开白鹿书院去城里读新学校，最终促成他们对乡村的背叛，而白灵与家庭决裂、参加革命也是出于对个人独立的追求。

然而，新思想此后却演化为用暴力将传统社会摧毁，把乡绅打倒在地，结果导致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屏障——民间社会消失，国家权力史无前例地侵入基层社会，控制个人生活，仁义道德为暴力崇拜所取代。面对传统道德在白鹿村不可避免的崩溃，白嘉轩的内心只有悲凉。而朱先生看到两派政治力量不择手段的争斗时，更是不禁慨叹：“看来都不是君子！”并预言社会从此将陷入无休无止的折腾。

民间社会保障 篇4

一、维吾尔族民间互助的内涵

互助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互助文化指个人、家庭、社会成员或社会组织之间形成的以实现利益和情感为目的所表现出的互相帮助、互相援助的社会文化。它是以自己为中心, 向外逐渐辐射的爱, 从爱父母、爱子女、爱兄弟姐妹进而扩展到爱亲戚朋友, 再扩展到爱乡邻、爱不相识之人, 甚至爱不可爱之人。[1]这种可以称之为和合的文化同样存在于维吾尔族中。笔者认为, 互助是指某一特定人群对处于困境中的一个或多个成员实施帮助而不求直接回报的行为。民间互助是民间的个人之间或个人与组织之间以及民间互助组织的成员间在物质和精神方面的互助行为, 是国家认可的一种民间的非正式制度。历史上, 各民族都有尊老爱幼、扶贫济弱的优良伦理观念, 伊斯兰教福利观是穆斯林自觉的扶贫济困行为的思想基础, 期望死后进入美好的天国是他们行善的原动力。维吾尔族民间互助的内容主要有亲戚和邻居间的互助、穆斯林群众自发的救助、人生礼仪中的互助, 宗教、生产活动中的互助;民间借贷中的互助;民间互助组织的帮助等。民间互助能提升社会成员的道德意识, 发扬和传承维吾尔族助人向善的传统美德;在提高维吾尔族群众生活质量、优化社会资源、弥补传统社会保障的不足、加强社会稳定和提高国家凝聚力等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

二、维吾尔族民间互助对社会保障不足的补充

1. 维吾尔族民间互助是对社会保险不足的补充

(1) 维吾尔族养老保险的不足与民间互助的补充

没有工作的城镇户口维吾尔族居民可以参加从2011年7月开始实行的城镇居民养老保险, 已满60周岁的可以拿到100元的基础养老金。这一政策实行以后, 没有参加任何社会保险的维吾尔族居民的养老压力将能得到缓解。但任何政策在施行过程中都会存在一定的问题, 在现行缴费率下其参保覆盖面能达到多少还未得而知, 民间互助对于没有参加养老保险的这一部分维吾尔人有很大的空间。丈夫有单位、孩子有出息的维吾尔族妇女, 养老可以依靠老公和孩子, 其实质也就是家庭养老。丈夫和自己都没有单位、有城镇户口、在家带孩子的维吾尔族妇女没有参加养老保险的, 年龄大的一般都依靠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生活, 不足部分靠亲戚、朋友和邻居在困难的时候给予帮助。

新农保的实行, 使维吾尔族农民的养老逐渐社会化。但新农保刚刚起步, 要见到明显的社会效益还有待时日。另外, 新农保的覆盖面还有待扩大, 对于是否参保, 有些人还持观望态度, 年轻的时候进行养老准备的观念在南疆农村也不是一时能够改变的。满60岁的维吾尔族农民可以不缴纳保费直接领取每月60元的养老金, 不足以维持老人的生活。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 经济的发展导致人口的流动增加。一些年轻人出外打工, 年迈的父母在家无人照顾, 特别是年老多病的维吾尔族妇女生活上无人照料, 经济上也缺衣少食。国家给的最低生活保障和新农保每月60元的基础养老金, 以及一些民政上的救济是不够的, 他们通常还依靠邻居帮忙、社会上富裕人士的救济等民间互助来维持生存。特别是像一些贫困、残疾、没有亲人的维吾尔族老人, 在国家救济不足以维持生活的情况下, 迫切地需要社会对他们伸出援手。

(2) 维吾尔族医疗保险的不足与民间互助的补充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以及新农合的实行, 使广大城乡维吾尔族群众的医疗状况得到很大的改善。无论在新疆城镇还是农村, 除了特别困难的家庭外, 医疗保险的参保率都很高。但医疗保险在实施过程中, 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真正困难的家庭依然交不起每人每月10元的参保费, 成员身体好的家庭仍存在逆向选择现象, 不缴或不续缴保费;二是医疗服务利用率低, 一些贫困家庭无法承担自己出的那一部分医药费, 甚至有些农民到医院检查就把身上的钱用完了, 没有钱进行治疗, 结果是小病扛、大病拖, 看病难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观。很多维吾尔族农民不了解新农合的运作程序, 导致医疗服务利用率低;三是新农合药品和医疗服务价格虚高、用药目录范围窄, 影响了农民的参合积极性;[2]还有一些宗教和社会的原因, 使得维吾尔族妇女妇科病就诊率低。因此, 解决维吾尔族群众的健康问题, 仅靠医疗保险是不够的, 需要家庭、亲戚、朋友、富裕人士或宗教人员在经济、精神上的帮助和生活上的照料;另外, 清真寺对于患大病的维吾尔族妇女的人道主义救助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新疆农村大一点的清真寺一次能筹款五百元左右, 城市大一点的清真寺一次能筹款一千多元。

(3) 维吾尔族妇女生育保险的不足与民间互助的补充

在新疆, 地方城镇单位参加生育保险的很少, 农村至今没有生育保险, 新农合和民间互助实际上承载着生育保险的功能。在生育方面, 维吾尔族民间互助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传统上维吾尔族农村或城市社区大都有专门的接生婆, 即使家庭贫困不能支付报酬, 也会热心提供帮助, 家里年长的女性亲戚有时也会帮忙接生。第二, 父母对孕产妇和新生儿的照顾体现了家庭内的互助。维吾尔族至今存有这样的习俗:妇女头胎怀孕八个月左右, 娘家母亲就会把孕妇接到娘家去照顾, 产后40天婆婆和丈夫才把产妇和孩子接回婆家。生育二、三胎主要由婆家的父母照顾。第三, 为产妇和新生儿提供经济帮助。一个社区有谁生了孩子, 社区里其他的维吾尔族妇女都会带一样东西来看她和新生婴儿, 女性亲戚和朋友还会带着礼金或礼物去探望, 为产妇提供经济上的帮助和情感上的慰藉。在维吾尔族妇女生育保险缺失的情况下, 家庭内的互助和邻居、亲友的互助, 是实现维吾尔族妇女的生育权的重要补充。

2. 维吾尔族民间互助是对社会救济不足的补充

社会救济主要体现在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和医疗救助制度上。新疆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 一些真正生活有困难但没有门路的家庭往往拿不到低保。医疗救助存在申请对象、病种和报销金额的诸多限制。很多困难家庭成员患了大病很难享受医疗救助。当国家救济不能到达这些低收入家庭时, 民间互助使她们平安渡过经济和生活的困境。首先依靠家庭内的互助, 男主外、女主内, 共同生活, 相互扶持, 养育未成年子女, 子女成年后, 在经济上帮助、生活上照料父母;父母也会帮助有些成家后生活困难的子女。第二, 农村建房、婚丧嫁娶、子女交学费、生病住院等重大事宜缺钱时, 亲戚、朋友或邻居大都会解囊相助。第三, 民间互助组织也会对贫困维吾尔族群众提供帮助, 如恰依里的女人会凑份子帮助有困难的成员。第四, 通过伊玛目呼吁来清真寺做礼拜的穆斯林群众捐款给需要帮助的人, 或者直接在清真寺外乞求做完礼拜的维吾尔男人施舍。总的来说, 民间互助是社会救济不足的重要补充。

3. 维吾尔族民间互助是对社会福利不足的补充

总体上, 新疆社会福利制度发展滞后。农村社会福利设施、资金严重不足, 条件差。特别是在南疆农村, 很多敬老院房屋年久失修、成为危房的不在少数, 对年老、残疾、精神病等人群的供养严重不足。2009年全喀什市三孤人员1489人, 供养率不到8%。另外, 还有一些社会因素影响新疆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有些维吾尔族老人很讲究落叶归根, 她们希望在家里等待最后一刻的到来, 而不愿死在别的地方;有些维吾尔老人认为自己的根在家里, 家里再没吃的也不愿离开。没有进敬老院的这部分老人, 靠村委会或社区照顾以及亲戚、朋友、邻居的帮助和社会上富裕人士的救助。

4. 维吾尔族妇女民间互助是对社会优抚不足的补充

在新疆, 特别是边远的团场和农村, 社会优抚执行不到位的地方, 民间互助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特困退伍军人和伤残军人曾为保家卫国做出过特殊的贡献, 如今生活贫困, 如果国家不给予相应的补助和抚恤, 他们的生活都将难以维系。民间互助补充了社会优抚不足:首先家庭内夫妻扶持, 子女赡养, 提供经济补充和情感慰藉;其次是亲朋、邻里在困难时的帮助和照料以及提供就业信息、创业的资金和技术的帮助;第三是民间热心的有钱人和宗教界人士的经济救助;第四是通过清真寺和民间互助组织筹集资金解决重大经济困难。

三、强化维吾尔族妇女民间互助、构建新型社会保障体系

1. 加强维吾尔族妇女民间互助与传统社会保障的互动

有学者认为, 新中国建立前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以家庭内部的自助为主, 并以在亲属关系的基础上扩展推演开去的亲帮亲、邻帮邻的民间互助为辅的亲属保障制度。但单靠家庭不保险, 完全依赖国家不现实。这就是当前社会保障体系面临的困境。[3]国家把家庭成员间的互助延伸到家族、邻里与社区, 再扩展到整个社会所形成的制度固定化和规范化, 就构成了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维吾尔族民间互助包括亲友、邻居、有钱人士和宗教人员的个人间的互助, 以及清真寺、民间互助组织的救助。当今世界社会保障普遍不能满足国民的需要, 加强民间互助既能减轻国家的负担又能和谐人际关系。相对于城市, 目前农村社会保障层次低、范围窄, 因此农村的民间互助就显得更为重要。从新疆农村和城镇居民对社会提供帮助的需要和实际困难以及家庭、个人、民间互助组织在解决这些实际困难中所起的作用可以看到以民间互助为主的社会保障方法和它们所起的作用。应当强化家人、亲友、邻居等初级群体提供的民间互助, 完善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 建立起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

2. 强化维吾尔族民间互助

社会保障制度在我国仍不完善是不争的事实, 而民间互助能够很好地补充社会保障的不足。因此, 加强维吾尔妇女民间互助能改善维吾尔族妇女的民生, 提高其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 从而促进新疆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民间互助是一种慈善行为, 一个社会慈善事业的发展, 富人的捐献功不可没, 但做慈善的有钱人毕竟是少数, 真正的民间捐赠主体是普通公众, 而作为慈善中坚力量的民众却大多缺乏慈善理念。对维吾尔族妇女进行个人救助的主要是一些宗教人士和富裕阶层人士, 他们的领袖作用对引导群众热心公益和慈善有明显的效果。恰依、爱心妈妈协会等民间互助组织在新疆民间有着广泛的人脉和影响力, 对强化维吾尔族民间互助能起到积极的作用。大力培育民间互助组织, 是促进维吾尔族民间互助发展的重要途径。合法的身份和政府的政策支持对民间互助组织的发展很重要, 我国严格的审批制使民间互助组织登记注册的门槛较高, 应当借鉴发达国家采用的无门槛的普遍登记制, 鼓励并扶持自发性民间互助组织。

3. 新型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

传统上社会保障的主体是代表国家的政府, 而当今政府为国民提供适宜社会保障水平的能力普遍受到质疑。我们应当重构社会保障责任分担机制, 发挥民间互助和民间组织在社会保障中的作用。目前新疆的社会保障制度仍不健全, 特别是在新疆农村, 新农保刚刚起步、新农合与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在国家福利政策还没有完全深入到农村, 政府的福利性资助十分有限的情况下, 民间互助是一种国家福利所无法涵盖的体系。笔者认为, 应当把民间互助等民间传统社会保障方式纳入新疆新型社会保障体系之中。传统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四个部分: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社会优抚;新型社会保障体系分为五部分: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社会优抚和社会互助, 其中社会互助包括民间互助以及工会、妇联等群众性组织的互助。民间互助作为一种传统民族文化, 在新疆各少数民族中有着旺盛的生命力, 把它纳入新型社会保障体系, 能有效整合社会闲置资源, 节约政府行政成本, 减轻国家财政压力, 提升公众的道德素养、净化社会风气。国际经验表明, 互助在社会保障改革中具有独特的优势, 特别体现在保险方面。我们应加强民间互助与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互动与衔接, 以传统社会保障为经, 以民间互助为主要内容的民间社会保障为纬, 建立立体的新型社会保障体系。

参考文献

[1]邓遂.论和合文化及其现实功能[J].兰州学刊, 2008 (6) .

[2]李慧娟.新型农牧区合作医疗制度可持续发展的路径探讨[J].新疆社会科学, 2012 (3) :121.

[3]沈关宝.从民间互助到社会保障的制度改革与观念转变[J].探索与争鸣, 1993 (6) :18.

民间社会保障 篇5

——茂名市民间融资情况抽样调查分析

2005-06-08

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民间融资已成为企业、家庭筹借资金的一个重要渠道之一。同时，民间融资活动日益活跃，对经济、金融运行影响越来越大。为了了解茂名市民间融资情况，探索研究民间融资、对我市经济发展的影响，为政府和有关部门提供发展民间融资的咨询建议，较好地推动我市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最近，茂名市企业调查队与中国人民银行茂名市中心支行在全市联合开展民间融资情况抽样调查，调查分两大模块分工完成，其中：企业调查队负责“企业融资问卷调查”；人民银行调查统计科负责“家庭融资问卷调查”。本次抽选调查的样本企业是在景气样本企业中除大型企业外随机抽取25户、在经济普查个体户名录库中随机抽选各类个体户23户、在农村和城镇家庭户中抽选高中低三类家庭户样本70户等进行调查。调查采取问卷、走访和座谈方式进行。调查内容主要有民间融资的规模、参与主体、用途、利率水平、期限、交易方式、问题和建议等七大项。

一、茂名市民间融资的总体概况

茂名市属广东省的欠发达地区，金融机构较少，辖内只有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广发行和农信社等金融机构，由于金融机构的贷款门槛较高，手续也较为繁琐，无法满足民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城乡居民户日益增长的融资需求，导致民间投融资活动一直比较活跃。虽然这几年来金融机构在不断扩大信贷支持范围，并切实改善了金融服务，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民间融资的发展势头，但金融机构的资金有限，且它们的放贷要求与经济主体及家庭融资条件存在错位，导致资金供求双方仍存在一定的矛盾，中小企业融资难、家庭户，特别农户贷款难问题仍未得到有效的解决。

1、企业参与民间融资达30%以上。在调查的48户（含个体户）企业中，进行了民间融资的有15户，占31.2%。其中：工业户占33.3%，建筑、房地产业户占25%，批发零售餐饮业占27%，交通运输业占8.3%，农业企业占6.4%。平均每户融资150多万元。由于所选样本企业规模较大，户平均资产达1280多万元以上，因此企业融资额也相对较大。

2、家庭户参与民间融资达八成以上。在被调查的70户家庭中有62户家庭发生过民间借贷，占88.5%，其中借入占54.3%，借出占45.7%；农村家庭户比城镇家庭户发生民间借贷率高17个百分点。农村家庭的户均民间融资额为1800元，城市家庭户的户均民间融资额为8623元。

二、茂名市民间融资的主要特点

1、民间融资有季节性、集中性趋势。茂名市是农业大市，人们的金融意识不高，在急需用款时普遍选择向亲戚朋友借贷而不是向银行贷款。在农村，农民收入存在很大的季节性，一般在农历8月份以后，农民收入减少，而这段时间是农闲时节，雨量偏少，人们多在这段时间着手建房、办婚嫁等；在城市，第四季度至春节多盛办购房、婚嫁活动。这段时间都是家庭集中用钱最多，具季节性趋势，由于全市金融机构尤其是农村信用社的资金比较紧张，且贷款多向大户集中。在春节前后人们集中用款的时候就出现了资金困难。从第四季度开始到次年春节前后，金融机构存款会急剧减少，保支付压力加大，资金不足，难以安排资金发放贷款，这段时间便是民间借贷活动最为活跃的时期。

2、借贷规模和期限扩大。从交易额上看，民间借贷已从过去几百、几千元扩展到几万元，几十万元，样本中单笔最多的高达3000万元。在分布上，一、两千元至三、五万元之间的借贷发生最为频繁。民间借贷的期限也发生了变化，由过去的几天，两、三个月临时借用，发展到现在的1年、2年，甚至3至5年的长期借贷。

3、民间借贷利率水平高低差异较大，且有走高的趋势。经营比较稳健，风险小、时间长的民间借贷利率较低，风险大、时间短的借贷利率较高。一般亲戚朋友间的借贷不收利息，高利贷则普遍比同期银行贷款利率高出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如电白县的民间借贷利率：山区和平原地区的利率为月息10‰--20‰左右，沿海地区月利率为10‰--30‰不等；高州市的民间借贷利率为年息20—50%；茂南区的民间借贷利率是年息35—50%左右。据调查了解，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民间借贷利率呈逐步走高的趋势，且维持在一定高位，其主要原因如下：一是宏观经济调控、信贷政策因素以及信贷资金趋紧等，私营小企业主、个体工商户难得到满足的资金需求而转向民间借贷；二是利率政策影响，去年底调高了存、贷款利率0.27个百分点，同时放宽贷款利率浮动区间，银行利率上升，在乡镇一级，农村信用社资金一向偏紧，贷款利率较高，民间借贷活动明显较以前活跃，民间借贷利率水平水涨船高；三是“春节”期间，企业交易频繁，囤积存货需要大量资金周转，不惜以高于银行几倍的利息进行民间借贷，也导致民间借贷利率的攀升，据调查，在春节期间，民间借贷的月利率大都在20‰-30‰之间，高利贷则在10%-20%之间。

4、借贷范围更为广泛，借贷用途向生产投资领域集中。由于基层信贷萎缩，加之贷款利率上调，目前农村乡镇和城区普遍存在民间借贷行为，尤其在融资渠道相对狭窄的农村更为广泛。民间借贷在广大中小企业融资结构中，已经成为仅次于银行贷款的融资方式。在大量农村个体工商企业中，甚至成为主要的融资渠道。从民间借贷的用途看，以往多是解决红白喜事，购买生产生活资料、子女教育等基本生活所用的临时性资金短缺，现已转为生产经营、商品贸易、农用机具、承包土地购买房产等大宗项目需求。融资主体也逐步向私营企业、个体经济、种养专业户集中。

5、融资条件以个人信用为主。从调查中发现无论是个体工商户还是私营业主在融资时均以个人信用为基础，资金融出者首先考虑的是融资者的个人信用和人品，其次才是所要融资的项目能否获利。

6、借贷手续简捷。因借贷双方多为亲朋、熟人、乡邻，彼此相互了解与信任，借贷行为发生时，只要贷款人立据后即可取得资金，时效性强，手续简便快捷，与金融机构当前信贷管理体制下严格规范操作、手续繁琐、环节多形成鲜明对照。

三、民间融资的积极作用

1、满足了农民生产生活需要。一是解决了农民的生活之需。调查中发现，个别贫困乡村生活条件较差，经济环境欠佳，还款能力和信用观念不强，农村信用社处于风险考虑，不愿投或不敢投放到该地区，民间借贷便成了缓解其生活资金供需矛盾的独木桥。二是解决了农民的生产需要。部分农民对在金融机构贷款还比较陌生，有87.5%的农民认为：到农村信用社借款需要抵押、担保等手续比较繁琐，审批时间长，满足率不高。农民借款主要用于购置农药、化肥、农机具等，数额一般不大，而在本村镇农户之间借贷手续简便，期限灵活。

2、填补了金融支持的空白，促进了个体民营经济的发展。在国有商业银行向大城市、大企业集中的同时，农村信用社支持的重点，也由原来的重点支持乡镇企业，转向农户和种植业，使个体私营企业成为金融支持的真空。在私营企业扩大再生产其流动资金偏紧时，他们依靠自己的经济实力和诚信作保障，通过各种民间借贷渠道筹措资金，实现了规模的扩张和效益的进一步提高。

3、弥补了农村资金供求的缺口，降低了新的金融信贷风险产生，同时增强了企业在资金使用上的自我约束力。在现实情况下，如果农村信用社不顾风险地足额满足农户和私营企业的资金缺口，虽然农户和私营企业满意，但同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新的信贷风险。使用民间借贷资金，一方面是借款主体经营状况好、效益高，才敢使用。另一方面，民间借贷利率高，使其还贷压力增大，在资金使用上的自我约束力自然加大。

4、对金融机构业务发展带来一定冲击的同时，也促进其金融服务水平的提高。由于民间借贷服务对象主要是家庭和个体私营企业，其活跃和蔓延不可避免地侵蚀了中小金融机构的部分信贷市场，瓜分其盈利，特别是使农村信用社经营压力加大。但民间借贷的存在无疑会成为中小金融机构尤其是农村信用社业务的发展带来冲击，促进其改善服务，并加大信贷营销力度，提高自身竞争力，推进农村经济发展。

四、民间融资中存在的问题

1、民间借贷没有正式的法律手续，当债务人还不起贷款时债权人的利益常常得不到法律的保障，极易引起纠纷。我国《民法通则》关于债权的规定，由借贷而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是受法律保护的几个前提条件认知不足，把握不当。当前，民间借贷大多处于无序的地下经营状态，大多不能满足法律保护条件，出现借款纠纷。如有的当事人忽视建立借贷关系的形式要件和程序，如无书面借贷协议，口头借贷又无他人证明，一旦一方当事人否认有借贷关系，就会引起争议；有的债务人因生活困难或生产经营亏损，无法按期偿还债务，还有的债务人规避法律，抽逃资金，不偿还债务。有些民间借贷合同的内容有失公平，在借贷活动中一方当事人有欺诈、强迫行为或该项行为违反法律、政策规定，导致合同无效，这些情况都极易引发纠纷，做出过激的行为，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之一。

2、个别民间借贷利率太高，导致企业或个人资金使用恶性循环。企业或个人通过民间借贷高息负债后，财务支出进一步增大，使本来效益不好的企业或生产经营困难的个人雪上加霜。虽然一时解了燃眉之急，但受所吸收高息负债带来的有限效益制约，往往得不偿失。借贷资金在退出生产经营过程后，增值有限，企业或个人难以支付到期债务，不得不通过吸收新的高息本金来偿还到期的高息负债，拆东墙补西墙，形成恶性循环，严重影响企业或个人今后的生产生活健康发展。不少人在以前民间借贷利率月息20‰以上时进行了民间借贷，后因经营失败现在已变得债台高筑。据调查了解，在民间借贷比较盛行的化州江湖镇连介圩、同庆镇、长岐镇等地，因借民间借贷无力偿还而外出躲债的较多。

3、民间借贷自发和随意的特性，削弱了国家宏观调控效果。民间融资未纳入国家统计范畴，包括央行在内的经济综合和宏观调控部门不能及时准确掌握其具体动态，造成信贷资金长期在银行“体外循环”，逃避监管，影响国家对宏观经济和区域经济金融运行状态的准确判断，容易造成决策的偏差。更重要的是，在不登记、不纳税、不公证的状态下，民间借贷资金如果投放到国家宏观调控重点限制的“重复建设”、“泡沫产业”和高耗能污染项目，如小钢铁、小水泥、电解铝等项目，不仅扰乱正常的金融市场秩序，更会抵消来之不易的宏观调控成果。

4、民间借贷不规范的特性，干扰了正常的金融秩序。国家实施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以来，各金融机构限制了对不符合产业政策及效益不好企业的信贷支持。这些企业在得不到银行信贷支持后，利用支付高额利息直接从社会上融资，诱导民间闲散资金投入，使社会资金从非正常渠道流入到本应该淘汰的企业中进行无效流动。一方面使社会资金失去控制，不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健康有序发展；另一方面干扰了金融机构正确执行国家的利率政策、信贷政策等，一定程度上扰乱了金融秩序。

五、规范和发展民间融资建议

1、加强对民间借贷的监测与研究。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加强对金融活跃地区的监测，尽快建立行之有效的监测系统，定期采集有关数据，尤其是要准确监测民间资金市场利率，全面掌握民间金融的运行情况，并据此制定适应其发展的政策法规。同时，应加强对民间借贷情况的调查研究，了解民间借贷资金的来源、区域分布、流动性状况、信用程度，研究民间借贷对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影响，客观真实地反映民间借贷资金供求状况，并提出政策性建议。

2、制定民间借贷的法律法规。鉴于目前民间借贷普遍存在且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国家或相关部门要针对民间借贷的特征，按照《合同法》的有关要求，尽快制订适应其规范发展的《民间借贷管理办法》等管理法规和办法，准确界定民间借贷合法与非法的界线，明确民间借贷最高限额、利率，并要求当事人按规定登记、纳税、公证，由指定机构对其进行管理、监督，用法律手段治理、保护和规范民间借贷市场，推动民间借贷的正规化运作。同时，对一些乘人之危而攫取高额暴利的高利贷者，一定要依法制裁，并坚决予以打击、取缔，以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的稳定。

3、加强诚信教育建设。企业、家庭融资要坚持诚信为根本。坚持守信、守法、守德的行为规范。诚实守信是我国基本的社会道德准则，也是市场经济的道德要求，更是做人的起码道德规范。借贷不诚信，不仅会身败名裂，还会受到法律的追究和经济的处罚，构成犯罪的，还要承担法律责任。

4、积极化解民间融资纠纷。一要充分发挥村民委员会自治的调解优势，依照法律法规和政策进行调解，切实解决借贷纠纷问题；二是发挥执法部门的作用，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便民执法。立法、审判公正，积极化解借贷纠纷，追收逾期借款，把因借贷纠纷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为社会营造和谐的法治环境。

民间法与社会自治的关系研究 篇6

关键词：民间法；国家法；社会自治

一、民间法释义

（一）民间法概念

与国家法对应，民间法在中国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但是将其称为一个法律名词，是我国法学界学者在研究外国法学概念时中国化的产物。苏力先生认为“民间法是在社会中衍生的、为社会所接受的规则”。[1]梁治平先生主张“民间法主要指这样一种知识传统，它生于民间，出于习惯乃由乡民长期生活、劳作、交往和利益冲突中显现，因而具有自发性和丰富的地方色彩”。

（二）民间法的特征

第一，地域性。民间法在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形式。

民族性。因各民族所具有的风俗习惯的不同，不同地区的民间法也各具差异。

自发性。在各地区各民族治理自己地方事务的过程中，为维护本地区的繁荣稳定，各地自发形成一系列的民间法。

二、民间法的作用

我国是成文法国家，在社会生活中各个方面都逐渐实现法治的过程中，民间法仍发挥着其规范与规制作用。具体表现在：

（一）弥补法律漏洞

法律的规定具有滞后性，不可能关注到社会的方方面买呢，这时就需要民间法来弥补法律的漏洞。

（二）辅助法律的实施

在民间自发形成民间法的过程中，人们自然形成了对法律的信仰，成文法在无法得到广泛自觉遵守时，民间法就成为了辅助法律实施的重要力量。因其在长期潜移默化实行过程中，已经被民众所接受，使得民众更加能够接受法律的推行实施。

（三）维护社会基层的稳定

作为社会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民间法有着调节社会机制的作用。特别是在一些偏远的，较为落后的，法治健全还不完善的山区，民间法弥补了法律在当地不能够彻底推行的历史因素，不仅保证当地的传统习惯得以保留，也起到了规制当地生活的作用。

三、社会自治的释义

（一）社会自治的概念

社会自治单独作为一种自治类型，是一种权利而非权力，是社会中的某部分人在将必要的权力交给国家后，单独对某一部分社会生活进行管理的，由自己保留的权利。具体的，理解社会自治可以从两个角度去剖析：一是个人意义上的自治；二是社群意义上的自治。在实体法方面，个人意义的自治是指法律赋予公民的，由公民个人享受的权利与自由。社群意义上的自治是指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由全体公民所享有的自治权利。社群意义上的自治权与国家公权力的关系更为紧密。社群意义的自治主要为了防止国家公权力的过度膨胀，防止权力滥用，为了更好地监督管理国家权力的实施。

（二）社会自治的分类

社会自治主要可以分为居民自治、村民自治、社区自治、行业自治、社团自治等等。实现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变，逐渐走向“善治”就是社会自治发展的目标。俞可平认为，“‘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3]在管理社会公共事务中，不仅只是国家的一元的、自上而下的治理，而是充分发挥社会自治的功能，发展社会各种自治组织，实现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实现政府和公民的有效合作。

四、民间法与社会自治的关系

（一）民间法与社会自治区别

（1）形成时间不同。民间法形成的时间早于社会自治。早在国家形成之前，在社会群体间就形成了规则，道德观念。社会自治权是在国家形成之后，人民人将必要的权利交给国家后，由自己行使的权利。

（2）范围不同。民间法在国家社会生活中存在不同的形式，尤其是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更是多种多样。而社会自治的范围相对来说就更加广泛了。

（3）法律意义不同。民间法由风俗习惯长期演变而来，适应各个地区各个民族的生活传统与习惯，但它并非正式的国家法，并非国家正式授权而来。而社會自治具有国家的授权性，存在于法律授权的范围之内。

（二）民间法与社会自治的联系

1.维护社会稳定

民间法和社会自治都是自我管理，用组织内部规则来约束成员，这就减少了国家法的干涉，减少诉讼的成本。与此同时，民间法与社会自治也维护了基层社会的稳定性，更有利于维护我国的和谐社会的构想。

2.民间法与基层自治

基层自治作为社会自治的一种形式，其包括农村村民自治和城市的街道办事处。乡村与社区作为构成社会生活的最基本的单元，数量多，分布广，因此，自建国以来，国家大力推进法治建设，设立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但是，国家法律深入基层的过程，不可能一帆风顺，必定会产生一定的摩擦。农村基层的民间法是人们主动遵循的传统规矩，对于争端的解决，多用调解的方式，人们不愿意进行诉讼，主要原因是农村生活是熟人社会。这种时候，调解的优势就自然得以显现，调解能使争议双反得到互为满意的结果。相比于国家法有时显得僵硬的法律条文更具人性化，后续的执行也比较利于进行。在这个方面民间法与基层自治存在着先天的优势。

五、结语

通过对民间法和社会自治关系的研究，发现民间法与社会自治既有区别又相互联系，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不能单纯的认为民间法只是传统的、边缘地带的、乡村社会的，地方性的。因而民间法都是消极的，与国家法冲突的，是法治的异己力量。其实，一部分民间法随着时代的变迁已经消失，成为历史的一部分。现代社会的民间法和社会自治关系越来越紧密，所以，我们应该更加重视现代人的实践，注重中国民间社会在当下时空条件中，解决当代现实问题而创造的鲜活的“本土资源”。

参考文献：

[1]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2]梁治平.清代习惯法：国家与社会.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3]俞可平；《治理与善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作者简介：

幼儿民间游戏的社会性教育作用 篇7

关键词：幼儿,民间游戏,社会性教育

所谓幼儿的社会性教育, 是指在幼儿的日常生活中通过各种有意识的活动, 发展其社会认知、社会情感及社会行为技能。玩是幼儿的天性, 因此, 如何以游戏为契机, 向幼儿进行社会化教育, 意义深远。较之现代的一些高档玩具、新潮游戏, 民间游戏中所蕴含的行为准则及道德规范等社会性教育价值显得更为丰富。

一民间游戏有助于增强幼儿的自信心, 培养幼儿的社会性心理品质

自信心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性心理品质,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 (试行) 》 (以下简称《纲要》) 在关于发展幼儿社会性的阐述就将发展幼儿的自信心放在了首位, 明确强调要幼儿“能主动地参与各项活动, 有自信心”。一些传统的民间游戏本身就带着很强的竞争性, 当幼儿顺利完成游戏活动或在游戏中学会某一动作时, 往往能获得强烈的成功体验, 从而有效地增强其自信心并使其获得成就感。以“斗鸡”为例, 在游戏中获胜的幼儿, 往往能强烈地体会到胜利的喜悦和满足, 增强自信心, 而失败的幼儿也在重复的游戏中慢慢综合分析出自身的不足及弱点, 再接再厉。以上两种情感都是积极上进的, 对培养幼儿良好的社会性心理品质具有积极影响。当然, 实践中不乏个别胆怯的孩子不敢参与游戏, 对此教师可通过鼓励的措施激发幼儿的参与意识, 并对幼儿的进步及时进行表扬, 激发其自信心, 努力克服困难。

二民间游戏有助于增强幼儿的规则意识, 促进幼儿个性与社会性的共同发展

规则意识是一种自觉地以遵守各种规则为行动准绳的意识, 《纲要》明确指出:要教育幼儿“理解并遵守日常生活中基本的社会行为规则”, 因此, 从小培养幼儿的规则意识是幼儿社会性教育的重头戏之一。很多民间游戏中蕴藏着丰富而广泛的社会规则, 幼儿在重复性的游玩过程中, 会自觉地将这些社会规则“印”入脑中且不断巩固强化, 有利于促进其个性与社会性的共同发展。以“丢手绢”为例, 其规则是所有小朋友不能提醒被丢到手帕的幼儿, 若该幼儿没能及时发现身后的手绢而被丢手绢的小朋友抓住, 就要当场表演节目。一开始, 幼儿对规则的遵守往往含有一定的自我强迫性, 随着时间及对游戏的适应, 这种规则的遵守就会变成一种主动意识, 幼儿会逐渐了解并遵守规则, 并且除了自身严格遵守, 还会督促其他小伙伴也遵守规则。

三民间游戏有助于增强幼儿的交往能力, 提高幼儿的社会适应能力

培养良好的交往能力是实现个体社会化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日常中许多家长常常抱怨自己的孩子不合群、不爱说话、与人交往困难等, 而民间游戏往往由小组结伴合作进行, 包含着很强的社会交往成分。幼儿在游戏中先是通过与同班幼儿交往, 发展到与同龄幼儿交往, 再延伸至异龄幼儿的交往, 大大地拓宽了交往空间, 既学会了如何交往又形成一定的交往技能, 提高了幼儿的社会适应能力, 为幼儿的社会性发展提供强大助力。以语言游戏“堆馒头”为例, 幼儿边念童谣边依次伸出右手大拇指, 待儿歌念完谁的拇指在最高处即获胜, 幼儿通过在游戏中相互协调合作, 不但促进了其语言表达能力, 更增强了其社会交往能力。

四民间游戏有助于培养幼儿的良好品德, 促进幼儿良好社会行为的形成

幼儿的道德启蒙教育是社会性教育的又一重要课题, 《纲要》强调, 要让幼儿“乐意与人交往, 学习互助、合作和分享, 有同情心”, “爱父母长辈、老师和同伴, 爱集体、爱家乡、爱祖国”, 以上种种, 都是良好品德的具体体现, 幼儿在民间游戏中常需进行角色扮演, 角色中的情感、思想、行为以及态度等都会对其思想及行为习惯造成一定影响, 使幼儿在无形中获取一些良好品质。如“抬轿子”游戏, 是两名幼儿手搭手做成轿子状, 然后将另一人抬至终点, 孩子们知道, 要想在游戏中胜出, 就必须与同伴互相合作与帮助, 共同克服困难, 如此, 该游戏不但促进了幼儿合作意识的养成, 也促进了幼儿合作能力的提高, 让幼儿体验到了合作的重要及快乐, 并培养其良好的心理品质。又如, 通过“包粽子”游戏, 可以让幼儿了解到端午节这一传统节日, 了解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 从而培养幼儿热爱祖国的情感。此外, 教师还可在“摇啊摇”等游戏中, 鼓励幼儿回家后和家人共同游戏, 并为父母捶背, 进而促使幼儿的道德意识转变为道德行为。

总之, 民间游戏作为我国珍贵的文化遗产, 是不可多得的社会性教育资源, 我们应积极地挖掘幼儿民间游戏中的社会性价值, 让民间游戏这朵奇葩在幼儿社会性教育中大放异彩。

参考文献

论维吾尔族民间互助的社会资本 篇8

维吾尔族皈依伊斯兰教以来, 伊斯兰教对穆斯林的宗教和世俗生活进行了全方位的规范, 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无不打上伊斯兰教的烙印。张志鹏认为, 为了获得精神和物质上的持续收益, 个体从宗教和其它信仰中接受的有关人生意义、目的、使命和价值观的认知。[1]伊斯兰教倡导善行和互助, 《古兰经》说:“当孝敬父母, 当优待亲戚, 当怜恤孤儿, 当救济贫民, 当亲爱近邻、远邻和伴侣, 当款待旅客; (4:36) 如果你们行善, 善归你们自己, 如果你们作恶, 恶归你们自己。[2] (17:7) ”据说, 穆斯林的左右两个肩膀各站有一个天使, 分别记录此人的善行和恶行, 在末日审判日进行清算, 善行多就能上天堂, 恶行多就会下地狱。伊斯兰教教义是穆斯林自觉扶贫济困行为的思想基础, 期望死后进入美好的天堂是他们行善的原动力。

布迪厄认为社会资本是人们通过动员来实现其目的的社会网络, 普特南将这些网络看作平等个体间创建的信任群体, 并提出通过宗教建立自己的社团生活可能产生过多的“内聚性资本”, 难以产生足够的与外界交流的“外联性资本”。[1]作为宗教团体的清真寺是维吾尔族民间互助的重要的媒介和平台, 有困难可以到清真寺去找伊玛目, 伊玛目在讲经时告知大家谁有困难, 做完礼拜出清真寺时, 愿意捐款的捐款, 不管是谁从哪里来的求助者一般都会给予帮助。因为穆斯林群众认为捐款给贫困的人是得到真主恩惠的机会, 每个穆斯林都不会让这么好的机会溜过去。做礼拜的人帮不了的, 有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出具的证明的, 伊玛目会呼吁百万富翁来帮忙。有些男孩长大了没有钱结不了婚;有些女孩考上大学, 通知书接到了, 没有钱去读, 百万富翁四、五年学费一次性交上的, 这样的例子很多。如果有病没钱治疗, 伊玛目会带头捐款给她, 没人照顾的, 做礼拜时大家商量, 派自己的儿子或女儿去照顾病人, 做到社区每天派一个人去照顾她。清真寺本身也会带头帮助有困难的人, 如喀什市英吉沙县城关乡五村主麻清真寺, 一年里穆斯林捐羊皮和捐款收入共6000元, 由于做礼拜前需要大净, 清真寺所有的洗澡堂对外承包一年租金4500元, 这些钱一部分维持清真寺的运作, 剩下的就帮助贫困户, 缺钱的给钱, 冬天送给他们煤、面粉和清油。维吾尔族的人们帮助他人, 以期在自己需要帮助时获得帮助, 在形成互助社会网络的同时, 民间互助强化了维吾尔族人们之间的信任, 增强了民族的内聚性社会资本。

二、维吾尔族民间互助的人情社会资本

人情作为一种社会资源是民间互助的核心理念, 个人拥有的财富和社会地位是人情的基础, 社会资源是个人通过人情的互动所获取的资源。

1. 维吾尔族民间互助的人情社会资本的互惠过程

送礼和随礼是维吾尔族举行人生礼仪仪式时重要的互助方式, 送礼和随礼讲究对等性, 维吾尔族主妇必须牢记亲朋邻里送了什么礼, 以便自己在回礼时送上相应的礼品或现金;当然也要记住自己送出的礼品, 以免自己在自家有事收礼的时候吃亏。如果违背了这一潜规则, 将会导致亲朋邻里之间产生矛盾和隔阂。如一位新郎的妈妈在儿子举行婚礼时不满地说, Axim结婚时我给她送了2米毛料布和20元钱, 她妈竟然在我儿子的婚礼上, 只送来1米半的毛料布, 真是的[3]人类文明中礼物交换是最早的互惠形式, 对礼物交换的研究逐渐形成了互惠理论。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首先用互惠原则来解释礼物交换:一个人给予是因为他期待报偿, 而一个人回报是由于避免其伙伴可能中止给予的危险。匈牙利经济人类学家波朗尼强调互惠性并不是等价性, 亲属和朋友之间互相义务性的赠与并不限于物质与服务, 而是一种广义的互助互利关系。互惠的动机不是个人私利, 而是害怕在社会上受到轻视、排斥或降低声誉与丧失身份。[4]每月几次的送礼和随礼要花费大量的时间、金钱和精力, 这对农村以及城市工薪阶层的维吾尔妇女来说真是疲于应付, 但若别人家有事你不去, 你家有事时别人也不会来, 害怕自己受到亲朋邻里疏远和被责备脱离自己民族文化习俗的舆论, 是维吾尔族礼物、礼金交换的真实动机。

互惠并不限于礼物交换, 美国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提出三种互惠类型:概化互惠、均衡互惠和负化互惠。概化互惠是指不计算价值、不明确报偿时间的交换, 家庭内父母抚育子女、家族内近亲或关系密切的人之间不要求或不立即要求回报的互惠即为概化互惠;均衡互惠要求价值相当, 报偿时间明确的交换, 发生在较少紧密联系的人群中, 如与远亲和非本地部落的成员间的交换;负化互惠是为了获利而行使的交换, 发生在社会距离更大的人之间, 如与陌生人、敌人、竞争者之间的交换。[5]维吾尔族家庭、家族内互助属于概化互惠;朋友、同事、同学、邻居之间的互助以及民间互助组织成员之间的互助属于有明显回报期望的均衡互惠;维吾尔族宗教人士、富裕人士或普通群众对处于困境中甚至是素未谋面的维吾尔族的帮助不期望对方的回报, 也不属于均衡互惠, 更不属于希望获利的负化互惠。詹姆斯·C·斯科特认为人际交往中, 互惠是核心的道德准则。一旦农民依赖亲友或保护人而不是靠自己的力量, 他就让渡了对方对于自己劳动和资源的索要权, 当助其解困的亲友遇到麻烦而他有可能帮助时, 亲友们可以指望得到同样的帮助。事实上, 亲友们帮助他, 正是因为有个心照不宣的关于互惠的共识, 他们的帮助就像在银行的存款一样, 以便有朝一日需要帮助时能够得到兑现。[6]维吾尔族春种秋收中的换工、建房中的劳务互助、生老病死等人生礼仪中人力物力的互助, 提供帮助的家庭都明白日后可能得到类似的报偿。

2. 维吾尔族民间互助的人情社会资本的交换过程

马塞尔·莫斯提出“礼物之灵”理论:毛利人认为礼物具有一种精神———豪, 礼物中“豪”的存在和保留“豪”的危险性, 以及由此产生的压力使得回礼成为一种义务。[7]莫斯“礼物之灵”说的挑战首先来自于马林诺夫斯基的互惠原则:一个人给予是因为他期待回报, 一个人回报是担心对方终止给予。我国人类学家阎云翔认为, 由于中国社会中独特的“人情伦理”的存在, 礼物的流动并不总是遵循互惠原则。人们所交换的礼物也不含有诸如毛利人的“豪”一类的超自然的性质, 我们很难用单一的礼物精神或是单一的互惠模式来解释中国人礼物交换的复杂性。[5]

现代社会交换理论主要有美国社会学家G·C·霍曼斯的行为主义交换论和彼得·M.布劳的结构交换论。霍曼斯认为社会交换遵循“公平分配”原则, 人们在社会交换中, 都希望得到的报酬或利润与付出的成本或投资成正比, 谁也不会自愿地、长久地进行“赔本”交换。布劳认为, 社会交换是人类行为的一部分, 是一种以期待回报和换取回报为目的的行为, 当别人作出报答性反应就发生、当别人不再作出报答性反应就停止的一种自愿性行为, 人们之间之所以相互交往, 是因为他们通过交往得到了某些东西。布劳是根据社会交换得到的社会报酬来划分社会交换形式, 社会报酬有两类:一是内在性报酬, 即从社会交换活动本身取得的报酬, 比如乐趣、爱、感激和社会赞赏等;二是外在性报酬, 即在社会交换关系以外所取得的报酬, 比如金钱、商品、劝告、邀请、帮助和服从等。社会交换的过程始于社会吸引, 一个人期望与别人的交往会带来报酬, 不论这些报酬是内在性的还是外在性的, 他会受到能提供报酬的人的吸引。[8]维吾尔族民间互助的过程也是一种社会交换, 即使是施恩不图报:帮助其他困难维吾尔族不求对方的直接回报, 也是因为确信宗教上的善有善报, 求得宗教上的报偿。维吾尔族在生产、生活、人生礼仪等活动中物质和精神上的互助与施舍、慈善不同, 还是希望他日能得到对方对等的回报, 如果长期得不到受助对象的报答, 这种帮助将会停止。

3. 维吾尔族民间互助社会资本的流通过程

维吾尔族民间互助社会资本不仅仅是一个互惠和交换过程, 而且是一个社会资本的流通过程。布厄迪指出社会资本是一种为社会网络的成员所拥有的资本形式, 通过成员间的联系与互动, 社会资本可以作为信贷被使用, 并且当成员在关系中继续投资时社会资本的功能将维持并强化。人们通过互动获得互助资源的基础是作为社会资本的人情, 送人情者在社会关系中进行投资, 期望自己遇到困难时能得到相应的报偿;欠人情者在一个较短或较长的时期内以相同或等值的资源回报送人情者。[9]维吾尔族民间互助是人们通过交往礼俗投资的产物, 社会资源付出和回报的流动形成了社会资本的流通。某人在急需时向亲朋、邻居借钱借物, 人们帮助他是基于人情, 他也会在适当的时候偿还这个人情;举行人生礼仪仪式时的送礼与随礼以及换工和建房时的劳务互助, 都不外乎面子与人情。维吾尔族民间互助是社会资本流动的过程, 通过民间互助, 社区资源得到整合和有效利用, 社区内成员通过对互助资源的提供和获取, 加强社区内成员的信任, 促进成员间关系的稳固和社区的稳定与发展。

三、维吾尔族民间互助社会资本的有效利用

1. 弥补社会保障的不足

当今, 政府为国民提供适宜社会保障水平的能力还不够强大, 我们应当重构社会保障责任分担机制, 强化个人的养老、医疗风险防范意识, 发挥民间互助在社会保障中的作用。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健全, 特别是在新疆农村, 新农保刚刚起步、新农合与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仍存在诸多问题。传统的维吾尔族家庭和中国其他民族传统家庭一样, 虽然经历了西方文明的冲击, 依然维持着家庭保障的功能, 使得家庭内和家族间对维吾尔族的帮助成为维吾尔族民间互助的重要内容。另外, 有钱人的布施、清真寺在对维吾尔族的扶贫济困方面也起到一定的作用。维吾尔族民间互助经济成本较低而社会收益较高, 是农村和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补充。因此, 我们应当充分利用维吾尔族民间互助社会资本的代偿功能弥补国家正式福利体系的不足。

2. 促进经济的发展

亲朋邻里民间无利息借款为发展生产提供资金, 同时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产业优化。如疏附县托克扎克镇阿亚格曼干村52岁的贝利克孜大妈一家在巴扎上卖羊腿羊排, 进货钱不够, 借了老公的朋友1 500元买羊腿羊排, 一星期后还了, 及时解决了流动资金周转的困难。生产活动中的互助也能促进经济的发展:有拖拉机的免费帮助家里没有劳动力的维吾尔族邻居翻地;农忙割小麦时, 邻居、亲戚朋友互相帮工, 这时吃饭的人多, 做饭的人少, 一些维吾尔族妇女互相帮忙打馕、做饭, 使农民的生产活动得以顺利进行。另外, 家庭对失业的维吾尔族提供精神慰藉和经济支持, 使劳动力流动渠道通畅, 有利于调节和实现维吾尔族人力资源的高效配置。我们应当很好地利用维吾尔族民间互助社会资本, 以促进新疆经济的发展。

3. 有利于社会稳定

王铭铭教授认为乡村互助依赖于特定的地方传统, 与民间社会密不可分, 是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是以人情观念为规范, 造成个人 (家户) 间互动和互惠, 是人们在一定的社会空间范围内展开具有伦理性和社会交换性的互助。[10]维吾尔族传统文化中互助传统的延续和适应性展示了民间互助的社会资本。维吾尔族基本上全民信仰伊斯兰教, 特别是文化素质较低的农村维吾尔族妇女更是虔诚的信徒。伊斯兰教五功中的天课要求每个信徒必须每年把自己收入的一部分拿出来帮助有困难的人。巴楚县毛拉乡一位阿訇介绍说, 40只羊分一只, 10个麻袋分1袋子出来是最标准的。维吾尔族具有助人向善的传统, 并作为一种民族习惯传承下来。在英吉沙县现在还有些人家把水缸放在房子外面, 方便口渴的路人喝水。互帮互助的生活方式会使个人产生对群体的认同感, 积极的互动关系又会使群体产生相互依存感, 故而维吾尔族民间互助能增强内聚性社会资本。亲朋、邻里之间的互助, 富裕人士、民间互助组织的救助, 有利于提升维吾尔族群众的生活质量, 使维吾尔族人们之间的人际关系得以改善。因此我们要有效地利用维吾尔族民间互助社会资本, 以促进新疆的社会稳定与和谐社会建设。

摘要：维吾尔族民间互助是人们通过投资来实现其目的的社会网络, 基于伊斯兰教义形成了独特的宗教社会资本。在维吾尔族的世俗生活中, 人情是民间互助的核心, 维吾尔族民间互助不仅仅是一个互惠和交换过程, 而且是一个社会资本的流通过程。维吾尔族民间互助补充了社会保障的不足、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我们应当对其社会资本有效地加以利用。

关键词：维吾尔族,民间互助,社会资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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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詹姆斯·C·斯科特著.程立显, 刘建, 等, 译.农民的道义经济学.译林出版社, 2001.35

[7]马赛尔·莫斯.论馈赠:传统社会的交换形式及其功能[M].卢汇, 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2.

[8]彼得·M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M].李国武,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8.

民间社会保障 篇9

关键词：社会民间组织,地位作用,问题及原因,思考与建议

社会民间组织包括各种非政府和非企业的各种行业协会、民间的公益组织、社区组织、利益团体、同仁团体、互助组织和公民自发自愿的其他组织。当前社会民间组织实际的地位和作用，与人们的预期不相适应，还游离在政治经济的主流社会之外。据相关数据披露我国社会民间组织约有30%处于维持状态，30%名不副实，20%名存实亡，只有20%左右的能够正常发挥作用，出现了“业内看得很重、业外看得很轻，民间看得很重,政府看得很轻”的巨大反差。

一、当前影响我国民间组织定位和地位的主要问题及原因

总体而言，社会民间组织发展速度和成长规模前所未有，社会民间组织地位作用日益为人们所认识，已经成为各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是社会民间组织尚未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在真正意义上还没登上中国经济发展、民主建设的历史舞台。从影响社会民间组织地位作用的客观原因分析，主要有：

1. 思想认识偏差

总体上看，对民间组织的整体认识不断深化，发展向度偏差不大。但事实上，在现实生活和内心世界中还存在两种思想误区：一是民间组织作用不大、可有可无。特别是当今我国仍处于全能管理的强势政府体制下，感到民间组织无所作为，难有大的作为，不需要积极作为;二是排斥防范、过于敏感。传统意识形态和简单思维逻辑认为民间组织是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就等于无政府组织甚至是反政府组织。每当遇到社会矛盾、突发事件后，认识摇摆不定。

2. 制度设计滞后

在与政府关系上没有正确把握，合作互动，亲疏无序，关系失当。原有政府直接组织建办的协会商会等组织与政府关系过密，变成了“二政府”，群众称“戴着市场的帽子、挥着政府的鞭子、坐着行业的轿子、拿着企业的票子、供着官员兼职的位子”;一些自发举办的纯民间组织与政府关系过疏，自成体系、游离过渡，处于一种自生自灭状态。在政府管理上没有科学定位，规范设计，仍实行“双重管理”制度，实际上是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在对社会团体集中强制管理的一种制度安排，本质上将民间组织和政府置于对立的关系上，主要目的是限制其发展并规避可能存在的政治风险。

3. 发展空间狭隘

民间组织发展空间取决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维度和公共权力转移的力度。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向虽然已经明确由全能政府向“小政府、大社会”的管理转变，加快政府职能转移已成为共识，但是由于政府职能调整是一个利益关系和权力结构调整过程，职能转移还处在艰难博弈和艰难推进之中，缺乏强有力的政策措施和明确的路径选择。没有相应的公共权力资源，社会民间组织就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4. 相关法律缺失

我国至今没有一个系统、严谨的《社会民间组织法》，使得民间组织的设立、性质、地位、作用及职能等没有规范科学的界定，对其生存发展环境缺少严密的体质设计，也没有相对统一、系统配套的政策规章。目前有国务院颁发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和民政部与其他部门联合下发的政策规章。由于是政策规章，相关部门就会做出不尽相同的解释和执行要求。既使社会民间组织发展的法律环境时宽时严，也使多数民间组织处于自生自灭、无序发展的状态。

二、提升社会民间组织地位的相关思考和建议

提升社会民间组织地位作用是一个长期和复杂的工程。既是一种政治经济利益博弈的过程，也是一个政治社会认知环境不断改变的过程。既需要明确民间组织权力和义务法律地位，又需要社会民间组织增强自律、自主、自立发展功能。有必要在一些重点问题上有所突破。

1. 深化思想认识，强化社会民间组织的发展思想动力

对社会民间组织的认识问题，是推动社会民间组织发展的前提。认识问题复杂多变，但是有必要解决三个基本认识问题：一是“非黑即白”两分法的认识，确立三分法的基本认识。两分法认识就是把除了政府以外的组织系统都作为是国家管制的对立物。二是“派生组织”依附性认识。这种依附性认识来源于和现实基础。就现实来说，可以作为过渡性存在，但不能作为终极目标追求。三是解决民间组织“是社会公益组织”的狭隘认识。民间组织的功能不仅在于提供社会公益服务，而且还在于提供一些企业需要、政府无法提供的服务，还要提供一些代行政府提供的准公共产品。认识问题不解决，就不可能随社会民间组织发展形成合理科学的定位。

2. 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扩大社会民间组织发展应有空间

政府职能转变是社会民间组织发展的基本前提。有些人认为现阶段民间组织的作用不大，问题就在于民间组织的功能作用被强势的政府功能所掩盖，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全能政府，对社会民间组织发展具有很强的挤出效应。首先要加大政府职能转变的改革力度，将更多的公共事务交给社会组织承担。其次要确定转移的职能范围。如在行业管理领域，应该将标准制定、行业统计与管理、资质资格的考核、反倾销中的应诉和调查等职能移交给行业协会、商会;再者要培育社会自治能力，凡是不需要有威权政府去实施的公共事务，比如慈善事业、信息沟通、社区服务、学术研究、政府监督、文化发展等，政府通过向社会购买服务来实现公共责任和义务。

3. 加快立法保护，确立社会民间组织的法定地位

现在，我国民间组织发展状况彼消此长、环境条件是紧时松，实际上是处于一种人质格局，而不是制度管理。迫切地需要一套完善的法律体系，将各种类型的民间组织在总体上置于一个同意的、基本的法律框架内。从立法的一般要求讲，重点要解决社会民间组织在市场经济体制和民主政治建设中的基本地位问题，对民间组织的发展从总体上做出规范和协调，明确国家宪法主张和政治取向，表明政府对待民间组织的基本方针、政策，并使之具体化;深化对民间组织的分类、登记监管、行政指导、社会监督、税收减免等各个方面做出原则性的法律规定;进一步明确社会民间组织的权利和义务，对其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明确指出哪些行为是被禁止的，哪些行为需要接受何种法律限制，哪些行为是法律所倡导的，以及不同违法行为所承受的不同惩罚等具体要求;除此之外，法律体系还必须平衡“管理”与“维权”两种价值取向。

4. 改革管理体制，加强对社会民间组织监督管理

邓小平说过“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所谓制度，关键在于监管体系和制衡机制。现有区域地方各自为政的民间组织管理状态，有悖于社会民间组织发展的内在要求，放大了民间组织的地域封闭、行业封闭的弊端。有必要按照民间组织发展特点和要求，对现有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和完善。一是改革登记管理办法。将现行的“双重管理体制”转变为“准一元管理体制”，降低准入标准，简化登记程序，实行民间组织登记管理部门登记和备案“双轨制”。二是打破实地管理的体制，实行跨区域的发展。三是加强民间组织的管理监督。应根据民间组织的活动领域及其功能作用，将其划分为不同的类别，制定不同的法规和相应的制度框架，并采取不同的监管政策。继续打击、限制和取缔那些具有反人民、反社会、反国家等反动政治倾向的民间组织。

5. 完善治理结构，增强民间组织的内部发展活力

自律自控机制是社会民间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基本前提。从民间的实践效果看，凡是活动正常，社会效益明显，在当地某一领域举足轻重的民间组织，都是内部制度较为完善的组织。自律机制重点在于完善内部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和完善自己的一整套制度体恤，形成权力制约权力的制度架构。关键要形成以法人代表为核心的精英治理集团。法人治理关键是法人代表治理。实践表明，凡是良性运作的民间组织，法人代表具有更高的素质要求，既要讲奉献，又要会协调;既要懂政治，又要懂管理，是一个具有人格力量和威权治理的社团管理精英。重点要推进内部治理的制度建设和程序建设，用严格、规范的制度保证各项工作的健康运行。以法律为依据，以民主为基础，完善组织章程，健全组织机构，健全运作机制。

参考文献

[1]于家琦.社区民间组织的现状分析与发展建议[J].理论界^,2011(1)

[2]杨梨.不同发展路径民间组织与政府的关系探析[J].社会工作(学术版),2011(3)

冲突与和谐:乡土社会中的民间法 篇10

一、秩序维持:乡土社会中的民间法

乡土社会这一概念最早出自费孝通先生之口。费先生认为, 中国的基层社会是乡土性的。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 是“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1] , 乡民之间经常通过串门、闲聊互通有无, 由于生于斯、长于斯, 彼此之间甚为熟悉。在这样一个变动甚小而周围又充斥着熟人的社会里, 法律的作用毕竟是受限的, 社会秩序主要靠老人的权威、教化以及乡民对于社区中规矩的熟悉和他们服膺于传统的习惯来保证。这样就不可避免的在国家正式制度之外, 存在着一种规范乡土社会秩序的非正式规则。为了区别于国家法, 国内有关学者[2] 将这种“非正式规则”称为民间法。所谓民间法, 借用梁治平先生的观点加以阐释, “它主要是指这样一套地方性规范, 它是在乡民长期的生活与劳作过程中逐渐形成;它被用来分配乡民之间的权利、义务, 调整和解决了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 并且主要在一套关系网络中别予以实施。”[3] 梁治平先生还认为, 在任何社会中, 国家法都不是惟一的和全部的法律, 无论其所发挥的作用有多么重要, 它也只能是整个法律秩序中的一个部分。在国家法之外、之下, 还存在着各种各样其他类型的法律, 它们不但填补了国家法遗留下的空隙, 有的甚至构成国家法的基础。[3] 所以, 民间法的存在是必然的, 不管国家法承认与否, 它都以一定方式存在着。

民间法作为一种生于民间, 出于习惯而形成的行为规范, 它具有自发性和强烈的地方性色彩。它是不同于国家法的另一种知识传统, 也是现实生活中“法律多元”的另一种存在样态。民间法内化于人们的意识之中, 人们在自觉不自觉之中都能感受到它的存在。以至于乡民们在对待和处理公共生活中的冲突和纠纷时, 往往借助于区域内人情和礼俗, 而不愿直接求助于国家法。

二、秩序冲突:乡土社会中的国家法和民间法

乡土社会是一种异于商业社会的存在形态。乡民之间彼此熟悉, 也彼此信任, 以至于“在乡土社会法律是无从发生的”[1] 。费孝通先生曾言:“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1] 也就是说, 在传统的中国乡土社会里, 国家法不是实施社会控制和规范乡土社会秩序的唯一途径, 甚至不是最经常、最重要的途径, 而蕴涵在乡土社会中为乡民们所熟悉的民间法则成为主要的社会调控手段。正如苏力先生所言:“由于种种因素, 中国农村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在一定地域内是超越正式法律控制的, 因为政府还不能提供足够的或对路的‘法律’服务来保持这些社区的秩序”[4] 。

法律作为社会调控的有效手段, 只有满足社会的需要, 才能起到规范社会秩序的作用。然而国家制定法移植属性, 致使西化的制度和本土的问题, 引起水土不服。更何况中国严重的城乡二元结构, 兼顾城市与乡村的法律更是少而又少。国家法与乡土社会的“不适”。这样说或许有些偏激, 但事实不容否认。乡土社会中乡民关系的维持主要靠道德、风俗、习惯等民间法维持着, 而非国家法, 排除那些人命关天的大事以及与陌生人之间发生的冲突和纠纷。

中国的政府推进型法治改革, 不可避免的要把乡土社会纳入其范围之内。然而这种强制也许有些适得其反。可是乡民们在用民间法无法解决日益复杂的关系时, 就会不自觉的想到国家法。但是由于国家法的“不适性”, 决定了乡土社会中的国家法已不再是原来的国家法, 它在下乡的过程中终究难免被乡土社会习俗上的知识传统“重新解读”, 并在被解读的过程中不得不去回应后者而使其本身逐渐向乡村的社会记忆同质化, 这一过程我们称其为“国家法的民间化”。虽然这不能单纯的称为是国家法的适用, 但这也是国家法进入乡土社会的一种途径。

先辈的经验告诉我们, 乡土社会土生土长着一种秩序, 并靠一系列民间法维系着。在前现代社会, 国家法遥不可及, 与乡民们朝夕相伴的就只有那些他们从先辈那里知悉和自己生活中熟悉的民间法了。几千年传统的法律文化积淀在乡土社会中孕育了乡民的集体记忆:国家法对他们来说, 始终是遥远和陌生的。以至于乡民们对国家法的排斥与生俱来, 而对民间法却始终是亲爱有加。

在笔者生活过的农村, 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家老两口, 膝下三儿。大儿、二儿都已成家立业, 独担一方。而惟独老三整日游手好闲, 不务正业, 为害乡里, 引起了乡民的极大愤怒。老两口也是有怒不敢发, 因为往往是管教不成, 自己反而招来儿子的一阵毒打。为此, 老三多次被送进派出所, 可往往因为是小事, 关不了几天就又被放出来了。而他也屡教不改, 继续作恶。老父无奈, 在一夜伙同自己的两个儿子把他杀死了。虽然笔者没有亲眼目睹, 但并不降低这件事情的真实度。在我们看来, 老父这是在犯罪, 而且是故意杀人, 是明显触犯现行法律的。但是乡民不这样认为:儿子是自己养大的, 他不干好事, 六亲不认, 连畜生还不如, 与其这样养着让大家跟着遭罪, 还不如让他死了。乡民们甚至认为, 他虽然是杀人, 杀了自己的儿子, 可是他也在为民除害, 是大义灭亲。乡民们知道杀人是要判刑的, 可是他们却认为杀的又不是别人, 而是自己的儿子, 况且又是在为民除害, 所以法律是不会和他过不去的。就这样, 一个活生生的人凭空的在村里消失了, 没有人调查, 更没有人举报。类似中国传统文化孔子[5] 说的“父子相隐”。

这就是乡民们对国家法的理解, 也同时是“国家法民间化”的过程。乡民们以其“先见”来对国家法加以理解, 使国家法以一种独特的形式在乡土社会发挥着作用。国家法民间化的过程, 阻隔了国家法以其本来面目向乡土社会的“侵入”, 以至于其被乡民们重新阐释以后, 才能获得某种存在的正当性。这样的国家法已失去了它原有的意义:被国家和政府用来改造被认为是落后的乡土社会, 并进而完成法治的现代化进程。这也是“精英文化”所始料不及的。

三、秩序和谐:乡土社会中的国家法

在乡土社会中, 国家法与民间法之间存在着一种相当复杂的关系。在政府推进型的法治模式影响下, 国家法已“侵入”乡土社会, 并以其独特的方式在影响和改变着乡土社会。由于民间法绝不是铁板一块, 它也有自身的缺陷和不足, 这就为国家法的进入留下了空间。然而乡土社会的传统法律文化历史悠久, 仅凭法治的一时之功, 很难打破传统的这层坚硬的外壳, 所以国家法融入乡土社会将是一个拒绝——转化——接受的过程, 期望它一下子成为乡土社会秩序控制的主要手段似乎不太可能。当下, 随着法治进程的逐步推进, 乡土社会对国家法已不再是绝对排斥, 而是处于一个从拒绝到接受的转型期。然而, 这个转型期也恰好是一个磨合期, 是一个国家法和民间法激烈冲突和对抗的时期, 这样如何避免两者之间彼此的伤害, 获取更大的利益, 实现乡土社会秩序的和谐就成为当前我们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中国乡土社会经过长时间的发育, 已经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规则体系”, 尽管从今天中国社会的变迁来看, 它曾经遭受过如此彻底的破坏, 甚或完整的民间法也早已不存, 有的只是长期被宣布为非法并且受到压抑的一套残破的规范性知识。然而, 正是因为存在着这样一套知识, 一种不尽同于国家法所构想的所谓的民间秩序才有可能。它就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 保证着人们确立和实现预期, 是生活获得意义。这是不可能仅仅以一套书本上的、外来的理念化的法条所能替代的。除非有一种适合现代乡土社会的“替代品”, 否则这些传统的“规则体系”是不会被人们所抛弃的。然而国家法所代表的是一套农民所不熟悉的知识和规则, 在很多情况下, 它们与乡土社会的生活逻辑并不一致, 因此也很难满足当事人的要求。以至于在乡土社会一方, 农民们往往规避法律或者干脆按照习俗行事, 而不管是否合法;在国家的一方, 在力图贯彻其政策和法律的同时, 退让妥协之事也往往有之。

通过对当前国家法在乡土社会的实施状况看, 我们不得不承认, 正式的国家法并不因为它们通常被认为是进步的就必然的合理, 反过来, 农民所拥有的规范性知识即民间法, 也并不因为它们是传统的就一定是落后的和不合理的。当今中国乡土社会的法律问题, 是由一系列复杂的历史和社会原因造成的, 要解决这些问题, 单靠在乡土社会中普及法律知识和加强基层司法力量是无法做到的。重要的是去了解农民的生活世界, 努力理解和尊重他们的自主选择。或许, 我们不难发现, 农民们有很强的实用理性, 他们善于灵活的运用各种可以利用的资源去追求自己的目标。正是因为这一点, 农民们更愿意运用乡土社会中的民间法以及风俗习惯来解决问题, 因为它们为社区成员所带来的好处更多过它们的害处。

所以, 要实现国家法在乡土社会的“良治”, 必须在国家与乡土社会的互动中找到当代法治的契合点;要实现国家法与乡土社会的良性互动, 必须要制定符合乡土社会实际的法律。因此, 在制定法律时, 要尊重已有的、长期发生作用的习惯、礼俗和控制手段, 借助这些传统的“积极”影响来逐渐形成发展一些适合中国乡土社会的法律制度。借鉴和移植是必要的, 但绝对不能忽视“本土资源”。要重视在乡土社会中发生作用的习惯, 赋予法官更多的裁量性适用习惯的权力。这不仅仅是因为成文法无法囊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更多的是因为, 无论你承认与否, 习惯都将存在, 都在对法律发生着某种影响。此外, 制定法律还必须考虑到乡土社会的特性, 注重“地方性知识”。既然已有的成文法不易为乡土社会所接受, 而建立法治国家又不能绕开乡土社会这一“特区”, 那么就应该对传统的本土文化予以现代的诠释, 吸收其精华, 构筑适合乡土社会的法律体系。

再好的法律, 如果制定出来不实施也是没有用的。法律的适用要适合乡土社会的特性, 注重“因地制宜”, 努力克服司法腐败, 在法律上还农民以真正的权利, 使农民信仰和认同法律。“法律被信仰, 我们就不必担心法律得不到普遍的服从和贯彻实施, 也无须考虑公民的正当权益得不到保障, 更无须怀疑任何人、团体甚或国家政府的违法行为得不到纠正和惩罚。”[6]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 1985:5;5;50.

[2]张晓萍.法治视域下的民间法研究——第六届全国“民间法·民族习惯法”学术研讨会暨广西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2010年年会综述[J].民间法, 2011-09-30.

[3]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6:1;35.

[4]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6:31.

[5][春秋]孔子, 等.论语·子路[M].前551-前479.

浅论民间文学对社会生活的影响 篇11

关键词：民间文学;关系;影响

中图分类号：I0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4）10-0004-02

民间文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期，翻看历史，我们可以将民间文学追溯到上古时期。

一、民间文学

民间文学作为一个学术名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才出现和流行的，它指的是：广大劳动人民的语言艺术──人民的口头创作的。这种文学包括散文的神话、民间传说、民间故事、韵文的歌谣、长篇叙事诗以及小戏、说唱文学、谚语、谜语等体裁的民间作品。现在在民间文学界和广大群众中具有广泛的影响的刑物有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主办的《民间文学》书刊。

（一）民间文学是社会劳动生活的反映。

在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的农耕时期，广大民众没有过多的娱乐活动，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从事生产劳动。在劳动的同时，为了缓解机械劳动的单调，劳动人民就会不约而同的吹起了各种劳动号子，来鼓励劳动生产的积极性。为了使劳动者在工作时候更加轻松，它有着放松心情，舒缓疲劳，带动劳动人民劳动积极性的作用，人们的劳动情绪高，自然而然很好的提高劳动生产的效率。民间文学的存在与发展，对于我们考究历史发展过程，有着重要的作用。在改革开放前的一段时间里，农村的生活方式是大集体。大家都是集体下田劳作，在劳作之时，各种农具都会发出声音，他们也会用他们自己特有的调子来与之附和。普列汉诺夫说过，在原始社会里，“每种劳动都有自己的歌谣，歌谣的拍子总是十分精确地适应于这种劳动所特有的生产动作的节奏”。这正是民间歌谣对劳动者起到的促进作用，同时，它也是对当时社会劳动生活的一种很好的反映，即广大群众在集体的辛勤劳动，也是对当时民众智慧的独特反应。

除了劳动歌谣以外，劳动人民还乐钟与用一些民间自创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内心的想法和情感。还有小孩子玩耍时唱的童谣谣、讲的故事;以及人们在休息是拿来娱乐的，笑话、歇后语等，这些都是民众们，不自觉进行的文学创作。

（二）民间文学的特点。

集体性：专业作家的书面创作，大都是个人的产物，而民间文学作，大体上可说是群众集体创作的。所谓集体的创作，在作品内容的思想、感情和想象、形式和艺术表现以及作品的所有权等方面，比起专业作家的作品来，都存在着特有的集体性问题。但这种集体性的重要表现，更在于创作和流传的过程中。有些作品，一开始就是集体参与的，在不断的传唱或讲述的过程中，受到无数的唱述者的加工、琢磨。在这种加工﹑琢磨中，不但渗入那些唱述者的思想、感情、想象和艺术才能，也包括那些听众所反应的意见和情趣在内。在这一点上是和专业作家作品的传承不同的，所以民间文学作品一般是无法署名的。民间文学作品，有一部分作品（可能还是相当优秀的作品）是群众中具有特殊优秀才能和丰富经验的歌唱者﹑说故事者的创作和加工的结果，它具有一定的个性。但是，由于生活经历和文艺教养等大体相同或相近的关系，其个性是能够与广大群众口头创作的集体性融和在一起的。

传承性：广大民众生活在高度集权的社会时，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限制。不能使用文字工具去记录、保存他们所获得的知识、经验和所创造的各种文化，一般都靠行动、语言传播和继承。这种群众集体所传承的文化，也许没有文献或古物那样能够经久保存，但是，它的生命力也是不可低估的。我们现在有些故事或谚语。虽然，这种靠口头世代传承下来的故事或歌谣，在形态上或内容上或多或少会发生变化。但它总是还会在我们社会的某个角落，成为我们现代日常生活，精神文化的一部分。

由于时代和社会的重大变化，在历史上曾经作为广大劳动人民唯一的文学形式的口头传承文学，它的某些体裁可能会逐渐消失，某些体裁的内容和形式也有了一定的变化，也还会有我们所不熟悉的新的体裁的出现。民间文学之所以不会消失，是因为它的表现媒介是应用最普通和最生动并富于活力的口头语言。只要有语言的存在，它就一定存在。用语言做媒介去表现人们的思想感情以及经验，人们所熟悉的、方便的表达形式，就会继续产生、存在和传承下去。

二、民间文学与人民日常生活的关系

民间文学与人民日常生活有极大的关系，民间文学中的故事、谚语、谜语、歌谣等，都产生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娱乐性活动，是民众极具创造性的表现。在他们的劳动过程中，突发奇想，一下灵感顿现，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民间文学样式。

（一）民间文学与娱乐活动。

正月十五元宵节人们除了赏花灯，还会有猜谜的活动，其实在开始没有这个节日，在这种文化传统的影响下，后来约定俗成就变成了节日。在人们日常的娱乐活动中，还有许多的民间文学样式，如：五字句、七字句、山歌、小调，都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虽说现在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但是民间文学依然有它存在的价值。

（二）民间文学与社会礼俗。

礼俗，指礼仪习俗，即婚丧、祭祀、交往等各种场合的礼节。它是在民众日常生活、交往中约定俗成的。主要表现在人生过程中必须具备的礼仪，及各种人际交往活动中的礼俗仪式上。如丧葬礼时的哀歌也属于一种独特民间文学样式，只会在特定的场合才会出现。像这一类的文学样式，也是在一代又一代人的传承下，发展着，也会有相应的继承人。

（三）民间文学与教育教化。

民间文学是人们集体创作的产物，许多文学样式在民间广为流传，除了生活中的娱乐，还有更为深层次的意义。在孩童们传唱的个歌谣中往往会出现各种伟人的身影，知识用了人民更容易接受的形式在民间流传。在许多英雄故事中，也存在传说，不是真的历史的反映，但它并不影响，凡是对人们的思想有正确导向作用的，都应该加以利用，各种故事的存在，也才算得上是真实可信的生活。歌颂英雄人物，激励自己的成长，虽说民间文学不想主流文学对人的教育作用那么直接，但是他在流传过程会或多或少的给人民的思想带来影响。谚语是一种形式简短、含义完整的“传世常言”，也是一种具有认识、教育、审美作用的民间传言。谚语的创作流传与本地社会经济、历史和文化有着密切关系，反映最为透彻和警切，由此也带来浓郁的地方色彩。如“也”字谜，上一弯下一弯，子路不识问颜渊，颜渊曰：“是也。”子路曰：“非也。”两人不识问孔子，孔子曰：“直在里是也，直不在里非也。”内涵丰，哲理强，既能晓之以理，又能动人以情，以其精练、通俗、生动且具情趣的语言、浓厚鲜明的地方特色而为人们所珍爱。

三、民间文学对社会生活的影响

（一）民间文学浓烈的人民气息。

民间文学来源于生活，是人们对社会的反映，有时往往会比主流文学更能够反映人们的真实生活以及社会历史，它没有文学创作所需的那么多条条框框，它的出现形式会比较自由，题材也会不会那么固定。较之于文学民间文学表现出的人民气息更为突出。在阶级社会，民间文学是受到压迫的劳动者进行思想斗争的武器。他们自发的在一起创作，把他们对压迫阶级的厌恶，用歌谣、故事等形式表现出来。民间文学的语言形式也是多种多样，很具地方特色，对于研究语言学来说也是很好的素材。在民间文学的创作中也有很多积极向上，充满快乐情感的作品。如：丰收是的歌唱、儿童玩耍时的童谣、为人民英雄编述英雄故事。许多民间文学样式一直贯穿于人们的日常生话中，可以说是最接地气的文学形式。

（二）民间文学对人民群众思想的教化。

民间文学的传承形式决定了它强大影响力，因其集体性的特征，在人民群众中的传播速度也是相当快的。一种流行的思想的号召往往会带动一大批人的跟随，它的存在有利于提升广大民众之间的集聚力。但是这种凝聚力带来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凡是事物都有其两面性，它能对社会的发展起推动作用，但是它的负面作用往往会更加让人不知所措。民间文学这种文学样式是最贴近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的，所以说，民间文学对人民群众的教化作用是不可小觑的。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结语：民间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样式，它不同于文学作品，但是它为我们文学创作提供的大量的原始素材，它种类繁多，形式多样，表现手法也是各具特色，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对我们的日常生活也有很大的影响。所以说在民间文学的传承和保护方面，我们还需加大力度，要保护好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文化瑰宝。

参考文献：

[1]钟敬文.民间文学概论【M】.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7.

民间社会保障 篇12

一、浙东农村民间文化的基本特征

集体性:集体性是民间文化的基本特征, 是这个地域劳动人民集体创作、集体流传、集体修改、集体欣赏、集体享有。反映了一个地区群众集体生活、斗争、情感、理想, 集中了集体的认识和智慧。集体创作一般有以下几种形式: (1) 在劳动过程中, 口头即兴, 编凑而成。如劳动号子歌, 在劳动过程中, 你一问我一应, 形成节奏性较强, 有乐感的, 大家所欢迎的劳动号子歌。 (2) 集体认可的民俗, 如中秋节是八月十五, 而浙东地区家家户户八月十六过中秋。 (3) 个人与集体结合进行创作, 即某人作原始的创作, 大家在流传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加入了自创作的成份。 (4) 继承前人的集体创作, 进行再创作。如民间曲艺“宁波走书”, 起源于清代光绪年间农夫田头劳动时, 你唱一句, 我和一句的山歌小调, 后经过几代人的探索、改革、新创, 逐步发展为深受群众欢迎浙江省最有影响力的地方曲种之一。

口头性:民间文化流传中“口头性”占了较大的比重。民间文学、民间艺术、民俗民风等都是口头创作、口头流传、口头保存、口头传播, 速度快, 来无踪去无影。但“口头性”并不是孤立的, 而是与其它形式相结合, 以综合形态存在。如闻名全国象山民间工艺--剪纸, 其创作过程中口头性和实践性相互结合。又如载歌载舞的民间舞蹈“马灯舞”, 说唱带表演的民间小调“杨柳青”等。只有通过对环境、习俗、仪式, 观众的情绪、心理反映, 表演者的表演风格、经验、艺术观的总体理解, 才能把握“口头性”这一基本本质。但“口头性”并不排斥书面性, 有些民间文学、民间艺术等即有口头形式, 但也有书面形式。如被列入宁波市特色文化之乡的鄞州区集仕港镇的民间舞蹈“大头和尚”, 在元代、明代都有书面记载;浙江省民间艺术之乡东钱湖的“龙舟”, 明、清时已有文字记载。“口头性”为文人记录以书面形式提供了“蓝本”, 同时书面形式又反过来影响口头流传。

地域性:民间文化具有强力的地域性特征, 由于自然环境、地理位置、经济条件、文化素质、宗族观念等多种因素, 浙东农村的民间文化相对比较保守, 安于现状。尽管在外来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冲击下, 在形式上有所更新, 但内容总是沿着自已的根脉向前延伸, 形成“十里不同风, 百里不同俗”的特征。如民间舞蹈“马灯舞”“龙舞”在浙东农村流传较普遍, 但平原地区和山区, 富裕地区和贫困地区的“马灯舞”“龙舞”在表演内容和表演形式上都着保持各自的个性特色。

传承性:民间文化受思维规律、欣赏习惯、传统观念等因素的影响, 具有很强的传承性。通过世相袭、代相传, 宗教、家庭相结合的承传, 艺人师徒传, 流传到至今。它即带有浓厚的传承性, 却又是现实生活中最基层、最本原的群众文化。它的基本因子从远古传下来, 一直延升到现实生活中, 被现代人所接受, 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民间文化即有传统的继承, 也有创新的继承。如鄞州区大岙村舞龙已有上百年的历史, 传到今天已有“大岙龙”演变成“东海金龙”“东海银龙”二条布龙, 其外貌和表演技巧及数量上和原来的“大岙龙”大相径庭, 但在人们意识中仍然是大岙龙。所以说民间文化其思想内容、其人物的形象、艺术表演形随着历史的发展, 带有各个时代的烙印, 发挥着不同的社会效益, 积淀成一种很深厚的文化层。影响着社会群体信仰、思维方式、心理习惯、欣赏爱好。

变异性:民间文化在传承的过程中, 由于时代的变迁、宗教的影响、地域的原因、民族的差异, 承承传者主观原因、心理结构变化、情绪变化、记忆保存等等, 承传者改变作品某些内容和形式, 甚至包括主题都会发生变化, 往往会产生同一母题的“异文”。如流传于浙东民间有1600多年历史的鄞州区高桥镇的“梁祝故事”中传到相邻的上虞地区后, “梁祝故事”的情节发生了变异。“梁祝故事”传到少数民族白族地区后, 内容和形式上发自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在白族的“梁祝故事”中, 双双在芭蕉树下谈情说爱, 而且还有了孩子。民间文化正是由于有了变异, 才有长久不衰的生命力, 发展为不同地域、不同民族, 同一“母体”的不同“异文”, 丰富了农村群众的文化生活。

二、民间文化在浙东新农村建设中的功能与作用

传统民间文化活动对构建农村和谐社会具有支撑力作用。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在沿海发达地区农村, 农村社会二级分化这种现象十分严重。在农村社会中贫富不均等矛盾突出的情况下, 浙东民间文化所特有的沟壑、融合、激励的积极作用, 对构建农村和谐社会具有支撑力的作用。建设农村和谐社会首先要增强农村社会群体之间相互沟通, 浙东民间文化活动为农村社会群体提供参与和交流的平台, 通过互相交流, 形成认同感和亲情感, 创造农村社会安定有序、体现公平正义的良好环境, 协调农村社会运行系统效率与公平、公正。农村社会中的不同社会群体通过传统民间文化活动互相对话、互相沟通、互相理解、互相信任, 各自利益和所需通过正当的途径得到满足。从而缓解了农村社会二级分化后, 部分农村社会群体产生相对剥夺感和社会边缘心理, 缓和农村社会心理危机, 保证农村社会安定团结。

农村和谐社会是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 而和谐的前提是人与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融合, 只有通过多样性的互相融合才能形成农村社会和谐环境。而浙东民间文化活动是人的多样性融合的重要载体和运行体系, 通过民间文化活动, 使农村社会中不同社会群体正确认识自已的社会角色意识, 个人利益与集体、社会利益相结合, 自我价值的实现与集体、社会利益的发展相协调。营造融洽和睦、团结互助的人际关系, 形成自觉遵守农村社会秩序的舆论氛围, 创建民主、平等、法制、科学、诚心的农村社会环境。

“优秀民间文化活动提升浙东农村社会的凝聚力。民间文化活动是农村中最基层、最普及、最活跃的群众文化活动。民间文化活动反映了一个地区群众情感、认识、和价值观念, 凝聚了不同年龄层次、职业异同、贫富悬殊、政治思想、信仰差异的社会群体, 聚合社会群体的心理, 显示了民族精神和团结力量。如被浙江省文化厅任命为“龙舟之乡”东钱湖镇在“五一”“国庆”等重大节日和“端午”“中秋”民俗风情节日期间, 东钱湖四周的村落都自发地组织龙舟赛, 湖面上锣鼓喧天, 彩旗飘扬, 龙舟飞驰。湖岸上人山人海, 齐声呐喊助威, 水上岸上连成一片热闹非凡, 显示了民族团结奋进向上的精神。正如东钱湖镇文化站长所说“龙舟赛不仅仅是单纯的娱乐活动, 它是本地域民众向心力和凝聚力的体显, 是一种民族精神”。如何将在民间文化活动中显示出来的民众凝聚力升华到民族凝聚力, 需要我们群众文化工作者在开展民间文化活动的同时, 加以引导和启发, 将这种凝聚力升华到对本民族的凝聚, 对国家的凝聚, 升华到各民族大团结。只有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 才能使国家富强昌盛, 使优秀民间文化在古老文明的浙东大地上辉煌灿烂、展露新姿。

优秀民间文化对提升地区社会公德具有积极作用。独特的地理环境、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 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构成浙东农村民间文化。经过历史的长河积淀起来的浙东民间文化是一部极其丰富的传统美德教材, 以歌颂、赞美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 批

试论现代刻字艺术创作的四段法

刘东霞 (河北省文化艺术中心河北石家庄050000)

我国传统刻字艺术已有几千年的历史, 从仰韶文化的刻符到殷商甲骨文的锲刻, 历朝历代的碑版摩崖、刻帖以及楹联牌匾, 可谓洋洋大观。但长期以来, 我国的艺术创作只注重纸墨平面, 轻视立体透视, 刻字艺术一直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和艺术升华。现代刻字艺术发育于上世纪60年代的日本, 当时一些日本篆刻家在继承中国传统刻字和篆刻艺术的基础上, 探索出了一种现代书法艺术表现形式, 并于80年代初两度到我国展出, 引起了我国书法艺术界和社会的关注。1991年, 中国书法家协会正式成立了刻字研究会, 我国的刻字艺术从此步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 刻字艺术发展的迅猛之势为世人刮目, 目前, 已成为世界刻字艺术的主流, 在书画艺术领域占有了重要地位。

现代刻字是集书法、雕刻、绘画、建筑和构成学于一体的复合艺术形式, 它是以书法为载体, 既体现了书法笔意、笔力之美, 又通过镌刻、色彩等体现作品的意境之美。从创作过程可分为四个阶段, 即:构思、书写、镌刻、着色。因此, 一件好的刻字作品需是巧妙的创意、精湛的书法, 熟练的刀法, 和谐的色彩四者有机统一, 是出于书法而高于书法的艺术形式。我们把刻字创作的四个阶段称为刻字四段法, 下面进行详细阐述:

一、构思

刻字艺术的构思作为刻字艺术家创作过程中的艺术思维活动, 其主要内容包括:主题内容、字体书写、书艺形式、刻艺形式、色彩运用等。现代刻字艺术构思无论是从创意还是形式的选择上, 都呈现多元化趋势, 已由传统的平面阴阳刻转向立体的交叉刻, 特别是叠字叠笔画的处理, 字与字偏旁的借用, 打破了传统刻字的旧模式。现代刻字艺术构思更多以自身个性化语言来反映理想、愿望、情操, 并通过艺术作品让人们感知和接受, 通过艺术家巧妙的构思彰显刻字的精境界, 也是艺术家精神情感的表现。可以说精美的构思是刻字作品成功的前提和基础。

二、书写

现代刻字艺术的第一审美要素在于书法之美, 现代刻字艺术家首先应该是一个书法家。所以, 一件刻字作品的书法水平显得尤为重要。在书写方面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字法的规范与准确;二是各种书体的和谐统一;三是章法布局及疏密变化;四是点线面合理搭配。从目前各类现代刻字展的获奖作品来看, 对书法本体的重视确实成为评委们的共识, 只有坚守书法之美, 现

判社会上丑恶现象, 劝戒不良习惯, 介绍知识经验为主导, 形成本地域的民风、民俗。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人们的信仰, 影响人们的思维, 制约人们的行为方式, 形成一个地区的行为、道德标准。如被誉为“中国梁祝文化之乡”的鄞州区高桥镇是流传千年“梁祝传说”的发源地, 历代流传着青年男女举行婚礼前先要到梁山伯庙拜祭, “若要夫妻同到老, 梁山伯庙到一到”已成为高桥地区婚姻道德必修课, 一代一代流传到今天。毗邻地区和宁波地区的青年也效妨高桥青年习俗, 结婚前去梁山伯庙拜祭, 许愿自已的婚姻美满、白头到老。高桥地区经济比较发达, 但高桥地区的社会、家庭、婚姻结构相对比较稳定, 传统民间文化形成的民俗、民风具有一种无言的规范性, 制约、规范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宁波市和鄞州区曾多次在高桥镇举行“文明家庭”“五好家庭”试点工作、召开市、区级“文明家庭”“五好家庭”表彰大会。光耀千古的优秀民间文化被赋于时代精神后, 对提升社会公德, 提高公民整体素质发挥重要作用。

浙东农村民间文化的开发和利用推动了地区经济的腾飞。浙东农村民间文化灿烂辉煌、蔚成大观, 七千年的历史长河留下代刻字才不至于陷入工艺化与装饰化的泥潭, 永远保持着深厚而独特的文化底蕴。

三、镌刻

镌刻是艺术家用工具将书法在不同的材料上立体表现出来。刻字材料一般选用较易镌刻的木、竹, 也有陶、砖等;工具一般为圆、角、平、尖四种刻刀, 刀法有冲刀、凿刀、切刀, 刻法分阴、

阳、浮刻等。刻字者首先要善书, 善从笔意中得刀意, 用刀如用笔, 有起收停顿之法, 有阴阳向背之分, 方刀凝重沉着, 圆刀灵动超逸, 通过镌刻将平面的书法墨迹塑造成立体的书法点画形象。用刀的技巧必须经过长期的艰苦训练, 刀法技巧不是简单的机械运动, 它是艺术的精神创造活动, 物化于外的艺术表现, 用刀的奥妙, 在于艺术审美意识指导下的书与刻结合的艺术创造。

四、着色

色彩是现代刻字艺术的重要内容和艺术表现要素。刻字作品的着色要体现刻字的主题精神。在技法上, 现代刻字已不同于以往非黑即白、非黄即蓝的施彩方式, 而是采用了调色、喷洒、滚染、皴擦、做旧、熏烤等上色制作手段, 使作品颜色更加丰富和自然, 还有了明度和纯度的对比。另外借用木材本身的颜色和纹理, 利用刀法深浅角度的变化, 在自然光的折射下而呈现出的色泽的变化更是任何色彩所无法取代的。总之, 作品所表现的意境、思想主题、视觉空间等, 在很大程度上都要通过色彩这一形式来进一步强化, 从而达到形式和内容的统一, 这也是现代刻字区别于传统刻字的重要体现。

刻字艺术作为从传统书法中升华的现代艺术, 有着极强的生命力和创新力, 从第十届全国书法篆刻展中可以看到, 刻字作品已经不再拘泥于笔墨镌刻, 呈现出了多样形式。可以相信, 刻字这枝艺术奇葩, 将会在未来的艺术领域中大放异彩, 占有重要的艺术地位。

了丰硕的文化遗产。开发、利用传统民间文化, 将潜在的民间文化资源转化为旅游资源优势, 已成为拉动浙东地区经济高速发展的引擎。东钱湖“石雕文化、龙舟文化”、鄞州“梁祝文化”、古刹天童、阿育王“宗教文化”、余姚的“河姆渡文化”等古文化遗迹拉动了浙东地区旅游业的高速发展。如被评为中国十大民俗类节庆活动的浙东“中国梁祝爱情节”。省内外旅游业都将“中国梁祝爱情节”系列活动作为浙东旅游热点。“中国梁祝爱情节”激活了旅游、餐饮、运输等行业的, 繁荣了地区的贸易交流, 拉动了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国梁祝爱情节”投入资金得到高效益的回报。宁波“中国梁祝爱情节”蜚声全国, 引起国内各大新闻媒体的瞩目, 中央、省、市电视台都进行了专题报导, 宣传宁波的经济、文化发展, 提高了宁波的知名度, 从而带来滚雪球般的经济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