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比较研究述评

地方政府比较研究述评（共8篇）

地方政府比较研究述评 篇1

方法论的探索与争鸣是我国比较教育学科建设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西方比较教育学科发展史的主旋律。本文以研究范式为主题来考察西方比较教育研究的演变,为我国学者对比较教育研究范式、方法论和方法的理解提供参考。

一、实证主义研究范式

进入19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为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思维典范。社会学创始人孔德、马克思等人将自然科学的实证精神和因果分析引入社会研究中,迪尔凯姆、韦伯提出了适于社会研究的各种经验研究方法,使得社会科学研究走向科学化的轨道。受其影响,“教育研究最初是以‘实验教育学’而展开的,被视为一种以实证主义为基础的学科探索”。[1]

比较教育研究在早期就具有了实证主义的精神。比较教育先驱朱利安(M.Jullien)在1817年出版的《关于比较教育的工作纲要和初步意见》一书中指出,“有必要为教育这门科学建立事实和观察的库藏,要列分析表进行排列分析,从中演绎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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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原则和明确的规则,使教育成为近乎实证性的科学”。[2]在朱利安看来,通过实证性的比较教育研究能够使教育成为科学。贝雷迪(G.Bereday)的实证主义体现在他所提出的“比较四步法”,他首次将“提出假设-验证假设”用于比较教育研究。诺亚(H.J.Noah)坚持并发展了朱利安的实证主义范式,把探究“一般的类似法则”和“跨制度的陈述”作为比较教育研究的目的。他认为,“比较教育不是要扩大和丰富各个国家名称的内涵,而是尽可能地用概念(变量)名词来代替制度(国家)名称”。[3]诺亚和埃克斯坦(M.Eckstein)还进一步提出了科学的比较教育研究的七步骤。以上学者都强调提出假设和验证假设。与他们所不同的是,在借鉴杜威的反省思维和波普尔的证伪主义的基础上,霍姆斯(B.Holmes)的“问题法”则强调假设的证伪,使比较教育研究带有了后实证主义的色彩,他还坚持“使研究结果具有可重复性,以符合科学研究的基本要求”。[4]贝雷迪、霍姆斯、诺亚和埃克斯坦等人致力于“把比较教育变为更加科学的事业”。[5]也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下,实证主义范式在20世纪50、60和70年代统领着比较教育研究领域。

尽管在“范式大战”中受到指责,实证主义范式在当今的比较教育研究领域仍然占据重要位置。一些大型的跨国研究就是基于实证主义的,例如,OECD的“国际学生评价项目”(PISA)、“教学与学习的国际调查”(TALIS)等。另外,美国的《比较教育评论》(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英国的《比较教育》(Comparative Education)和《比较》(Compare)等杂志都刊发一定比例的基于实证主义的量化研究文章。

实证主义范式的比较教育研究具有以下特征:从比较教育研究的目的来看,该范式坚持研究的目的是客观地描述和解释教育现象,说明教育“是什么”,并证实某些因果关系。在本体论上,认为主体和客体是可分离的。如朱利安指出的,“任何一门科学都是由事实和观察组成的,教育也不例外”,[6]而朱利安建议设计的分析表就是为了从中发现教育事实的明确的规则,诺亚的没有国家名称的概念或变量更是一个典型的代表。

在认识论问题上,由于承认客观事实独立于认识主体,因此提出教育现象是可以通过客观、系统、精确的科学方法来探索。这也导致在方法论上人们相信,只有科学的方法才能发现和检验真理。量化研究正是符合了这一要求,成为实证主义范式采用的典型方法。由此进一步导致研究者的价值中立,即科学研究超越个人主观价值判断,并且不受政治、文化、民族、宗教等因素的影响。

总之,实证主义范式的比较教育研究其优点在于能够获得一些关于教育现象的普适性的知识,但是它却无法回答不同教育现象背后独特的背景与原因是什么,这也是实证主义范式在后来受攻击的核心问题。

二、解释主义研究范式

事实上,在实证主义范式发展的初期,解释主义研究范式在比较教育领域也有显现,萨德勒(M.Sadler)的“社会与教育能动关系”、康德尔(Kandal)的“民族性”、“力量与因素”等便是代表。在萨德勒看来,教育现象不是独立于社会而存在的,“是根植于其制度本身的土壤中并与它们所依赖的条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他反对比较教育研究中纯粹地运用统计方法,认为要将教育现象放到与它有必然和永久关系的社会文化和其他背景中去研究”。[7]康德尔也持同样的观点,他反思了当时比较教育研究没有进步的原因是因为仅仅对教育现象进行简单的叙述,由此提出了以阐释为目的的比较教育研究方法。汉斯(N.Hans)综合了萨德勒和康德尔的思想,提出了包括自然因素、宗教因素和世俗因素在内的“因素分析法”,即历史法,而这一方法是无法单纯依赖数据统计来进行的。金(E.J.King)提出的比较教育研究必须重视“生态背景”与上述学者的思想一脉相承。20世纪50年代后期,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尤其是结构功能主义模式开始占据主导地位,萨德勒、汉斯等人的历史研究法被指责为“非科学的”。直到20世纪70年代,解释主义研究范式才得以继续发展,梅斯曼(V.L.Masemann)、维斯(L.Weis)、海曼(R.Heyman)、普福(R.Pfau)等人的研究证明,“依赖学业结果的数据不能把学校教育的结果与过程联系起来,只有通过质性研究,教育过程的性质及其结果才能为人们所理解”。[8]梅斯曼把上述研究称为“解释论研究”,强调行动者对事件的主观解释。

以社会流动研究为例,长期以来一直由实证主义范式所统领,研究者在结构功能主义的社会分层理论指导下,采用问卷调查、依据量化的数据进行分析。但是这种量化研究忽视了一个问题,即社会流动不仅是个人的事务,也是家庭的行为。[9]近年来,解释主义范式被引入社会流动研究,例如,本内(V.Benei)采用了人种志的探究策略,以“家庭生命史”(family life history)为框架研究社会流动现象。

解释主义范式的比较教育研究具有以下特征:

从比较教育研究的目的来看,解释主义研究范式强调,教育研究不仅仅是回答“是什么”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解释“为什么”的问题。在本体论问题上,该范式认为,社会世界不同于自然界,人的行为受到具体的社会制度、文化背景、生活环境和道德观念的制约。也就是说,主体与客体是不可分离的。由此导致该范式在认识论上提出,以理想类型和深描的方法说明具体社会历史现象的各种细节和具有独特性的特征。因而,在方法论上要求深入到实地或现场去解释和理解教育现象,而质性研究方法正是符合了此要求。由于受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影响,质性研究具有不同的“探究策略”,如民族志、现象学、扎根理论、人物传记法、生命史方法、历史方法、话语分析、案例研究、行动研究、临床方法、[10]常人方法学、符号互动理论等,不同的探究策略需要不同的收集数据的方法。由此,也必然出现了“弱价值介入”,正如韦伯所承认的,在社会研究的选题阶段和总结阶段,价值介入是不可避免的。

三、批判理论研究范式

20世纪中期,以德国“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主张以批判的、辩证的、历史的观点来研究现代社会。受其影响,20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教育依附理论、世界体系论、合法化理论和解放理论等,这些可以视为批判理论研究范式的体现。

比较教育中的依附理论以卡诺依(M.Carnoy)、阿诺夫(R.F.Arnove)和阿特巴赫(P.Albtach)等人为代表。与经济依附理论所不同的是,他们更关注不同国家教育制度的依附性,即社会不平等是怎样在地区和国际水平上产生,以及在一个国家内部教育制度如何以不同的方式服务于不同的社会团体。卡诺依的著作《作为文化帝国主义的教育》是依附理论的一个代表。

比较教育中的冲突论学者不仅揭示出社会不平等产生的根源,还主张社会结构的变革。鲍尔斯(S.Bowles)和金蒂斯(H.Gintis)的“对应理论”提出,生产的社会关系反映在教育的社会关系中,教育上的许多问题,如教育低质量、教育机会不平等和高文盲率等,在很大程度上是阶级国家所固有的。卡诺依认为,要变革以阶级关系再生产为特征的教育制度,必须探讨变革社会的阶级结构和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总战略。[11]与上述学者所不同的是,其他冲突论学者肯定了教育的“解放”的力量,如博克(J.C.Bock)所说,教育承担了相互矛盾的角色———教育既是压迫人的,又是解放人的。[12]卡明斯(W.Cummings)通过对日本教育制度的研究反驳了“没有社会结构的变革就不可能有社会的变革的主张”。他的研究发现,学校教育使日本社会体现了更多的平均主义。

如果说早期的批判理论范式“大多依旧停留在宏观的社会系统结构层次上,极少有人关注微观层次上教育自身所具有的独立性,带有批判结构主义的特征”,[13]而当前的批判理论研究更加关注从微观层次来改进教育实践和促进个体自我反省。例如,柴可纳(K.Zeichner)的研究[14]正是致力于如何通过行动研究来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并且改变教学知识由外部专家控制的局面,从而实现专业赋权,如何通过行动研究来推动社会正义等。

批判理论范式的比较教育研究具有以下特征:从比较教育研究的目的来看,批判的教育研究就是想从教育与社会的关系中了解教育活动背后可能存在的意识形态,然后通过教学活动来启发教育者及学习者的批判意识,进而促进教育实践来改造社会及提升自我。因此,批判理论范式的比较教育研究在本体论上承认主体和客体不可分离,认为研究应该是一个主客体共同演化成长、摆脱虚假意识、达到知识领悟的过程。在认识论问题上,它提出了“否定的辩证法”,以批判的反思来代替生命经验(可能是错误意识形态)的再生产。[15]以瓦瑞斯(F.Vavrus)等人的研究为例,[16]作者从批判理论的角度出发来分析不同利益群体在制定消除贫困政策中的作用,尤其强调谁代表了弱势群体的声音。

在方法论上,批判理论研究不排斥任何经验研究方法,以辩证法统合“解释”和“理解”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目前使用较多的是行动研究方式。相应的,批判理论范式强调“强价值介入”,主张通过社会批判,以合理的价值观取代“虚假”的意识形态。

四、后现代主义研究范式

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后期在文学、艺术、哲学、思想领域出现的社会文化思潮,后来影响到社会人文科学以及教育研究领域。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后现代主义进入了比较教育的话语领域,[17]其倡导者主要有罗斯特(V.D.Rust)、爱普斯坦(E.H.Epstein)、保尔斯顿(R.G.Paulston)和科温(R.Cowen)等。这些学者主要从后现代主义的立场出发来反思比较教育。罗斯特将法国后现代主义者德里达(Jaques Derrida)、福柯(Michael Foucault)、利奥塔(Jean Fran ois觭Lyotard)的解构主义观点引入比较教育。他认为,从后现代主义的角度来看,比较教育存在的问题之一是“元叙事的集权主义本质”,他借用吉鲁(H.Giroux)的观点提出,研究者应该反问自己,元叙事在多大程度上成为一种“理论恐怖主义”,它否定了不确定性、价值、斗争和人类动因(human agency)。罗斯特还对比较教育研究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内部帝国主义(inner imperialism)等提出质疑,他极力主张后现代主义应该成为比较教育话语的一个核心概念。[18]之后,英国学者艾舍尔(R.Usher)和爱德华兹(R.Edwards)质疑和解构了解放教育的现代性概念。布兰迪(D.Brandi)批评比较教育领域忽视多元话语,提出要挑战比较教育领域的主流控制层,使比较教育向“他者”开放,倾听反本质主义者的声音,抵制现代主义关于秩序与进步的确定性。[19]这些后现代主义学者认为,比较教育研究存在着依附性、确定性、同一性、泛国际化等问题,需要进行解构。[20]

后现代主义范式的比较教育研究具有以下特征:从比较教育研究的目的来看,后现代主义批判工具理性、科技理性和精英统治,教育研究的任务是解构科学主义、现代主义等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和话语霸权,从普通民众和非专家的视角认识和解决社会问题。在本体论问题上,它认为不存在统一的、客观的社会实体,社会是断裂、区隔化的。如保尔斯顿所说,本质主义观视现实是固定的,而反本质主义观认为现实的建构拒绝封闭性,是不断论争和斗争的过程,并承认真理的多样化和差异性。保尔斯顿称其为后现代主义本体论的转换。[21]

在认识论上,由于主张解构知识霸权,后现代主义范式认为每个人的生活环境、观察视角和社会认知都是不同的,因此在社会人文领域不存在客观的“真理”,每个人都是以自己的本土社会为中心来认识和解释世界,其中体现出相对主义和本土中心主义。[22]

在方法论上,后现代主义主张采用解构主义、话语分析和叙事的方法,尤其倡导小叙事的研究方法,从元叙事或大叙事走向小叙事,是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一种方法论颠覆。[23]

在研究者的价值判断上,后现代主义的社会批判就是要使人们从各种强权和“强求一致”中解脱出来,使每个人都能发展自己的独立意识和自我认知,因此,后现代主义范式持有多元主义的价值观,认为不同的价值观是平等的、并存的。

五、混合研究范式

20世纪70和80年代,以量化研究为主的实证主义范式和以质性研究为主的解释主义范式展开了论争,就研究过程的严谨性和研究结果的效度等问题相互质疑,形成了如盖奇(N.Gage)所说的“范式大战”。在这次范式大战中,学者对范式的纯正性和融合性持有不同的看法。以史密斯(M.L.Smith)为代表的范式纯正主义者认为,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是无法相容的,其原因在于他们各自的研究范式不相容,因此一个研究只能用一种方法。[24]以豪威(K.R.Howe)为代表的范式实用主义者提出,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是相容的,研究者应该根据研究问题来利用这两种方法的优势。[25]在实践层面,越来越多的学者使用混合方法并努力使其成为一个独立的领域。这场范式大战的结果导致了混合方法的产生,被称为“第三次方法论运动”。

混合方法的范式基础是什么?对此问题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单一范式论者认为,混合方法只能有一种范式作为其哲学基础,例如实用主义范式或变革-解放范式。多元范式论者提出,由于混合方法具有不同的研究设计,因此单一范式不能成为不同研究设计的哲学基础,需要有不同的范式。例如,后实证主义范式适合作为“顺序性-解释设计”的基础,解释主义范式适合作为“顺序性-探究设计”的基础,“三角互证设计”则依赖于几种范式。[26]辩证范式论者与多元范式论者有类似的观点,认为由于社会问题是复杂而多元的,因此需要采用不同的研究视角,而不是强求惟一的最佳范式。辩证范式的关键在于要辩证地思考问题,尤其从相反的角度去反思,使用多种范式去理解现象。[27]从现实来看,更多的学者认同混合方法的范式基础是实用主义。

通过文献回顾发现,比较教育学者对方法论的探讨没有聚焦于混合方法。罗斯特等学者虽然承认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存在着一定的交叉,但是并没有专门针对混合方法进行探讨,还是在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这两大分类框架中讨论比较教育的研究策略和方法论。之后,霍金斯(J.N.Hawkins)和罗斯特在分析美国比较教育研究视角变迁中指出,方法论的多元化是比较教育研究变迁的一个重要内容,认为比较教育在方法上存在的问题是缺乏实验研究,[28]但是仍然没有谈到混合方法的运用。马克·布雷(M.Bray)在讨论比较教育的方法论中也没有关注混合方法。尼奈斯(P.Ninnes)在综述20世纪比较教育特征时,专门分析了研究方法,但只是谈到了研究方法的同一性、整体性、多样化、全纳性、异质性、非正统性和多元性等,[29]也没有提到混合方法。克里斯(S.J.Klees)也对比较教育的研究方法进行了反思,除了量化方法之外,克里斯认同质性研究的价值,把它称为“可选择性的方法”,[30]但是也没有谈到混合方法。在之后的文献中也没有发现学者专门针对混合方法在比较教育研究中的运用进行讨论。

尽管学者在讨论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时没有关注到混合方法,但是这并没有妨碍学者运用混合方法。从现有文献来看,比较教育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已经使用混合方法进行研究。统计表明,在1985年、1987年、1989年、1991年、1993年、1995年的6年中,美国的《比较教育评论》、英国的《比较教育》、英国的《教育发展国际杂志》分别刊发了20篇(4.7%)、11篇(2.6%)、15篇(3.5%)使用混合方法的文章。[31]当前在比较教育学术期刊中仍然有许多这样的文章。例如,顾青(Q.Gu)等学者运用混合方法研究国际学生的跨文化经历,[32]哈玛(J.H覿rm覿)运用混合方法探究印度的私立小学教育是否能促进全民教育。[33]这类研究的共同点在于研究设计,作者并不是简单地把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并列起来,而是根据研究问题确定量化方法和质性方法的相对地位和实施顺序。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比较教育的研究实践领域,混合方法的运用已经有一段时间的历史,而比较教育的方法论研究稍有滞后,方法论研究者需要赶上这一步伐。从整个教育研究领域来看,也存在着同样的现象。[34]

六、思辨研究范式

在教育领域,有许多研究没有采用上述所说的研究范式和相应的研究方法,而是采用思辨的方式,在比较教育领域也是如此。

心理学家认为,现代的思辨研究是以经验和资料(他人的研究为主)为基础,并运用哲学的逻辑方法搞思辨的研究,这种研究方法包括直观经验、周密的猜测和逻辑推理三个方面。[35]还有学者总结道,思辨研究的重心是概念、概念间关系的理论探讨,不大重视获得支持这些理论探讨的事实证据。[36]

在本体论上,思辨研究持有实证主义的立场,认为存在绝对的真理和客观的现实。因此在研究目的上,思辨研究是为了寻找事物中普遍存在的本质。[37]在认识论上,思辨研究认为可以通过研究者主观的感受来了解事物的本质,因此在方法论上,思辨研究主要是采用思考、推理、归纳和总结的方法。这由此导致思辨研究充满了研究者个人的价值判断和个人观点。

思辨研究范式在比较教育领域也被广泛采纳,例如在英国《比较》杂志2009年第1期中,除去编者按和书评外,刊发的7篇文章中有6篇是思辨研究,另一篇是量化研究。需要指出的是,比较教育领域的方法论学者并没有专门讨论思辨研究范式,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具有自身的意义和作用。

从以上历史回顾来看,受社会理论及其研究范式的影响,不同时代西方学者对比较教育研究范式持有不同的倾向,而发展至今,在同一时代,不同倾向的研究范式也能相互理解而共存。

本文责编:晓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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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依据社会学对研究范式的界定,从研究范式产生的背景、研究目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以及研究者价值观等方面分析比较教育研究的实证主义研究范式、解释主义研究范式、批判理论研究范式、后现代主义研究范式、混合研究范式和思辨研究范式。

关键词：比较教育研究范式,比较教育研究,比较教育学科建设

政府绩效审计发展研究述评 篇2

关键词：政府绩效审计；发展；研究述评

一、政府绩效审计发展的研究成果梳理

（一）政府绩效审计发展历程

1.政府绩效审计国内外历史变迁过程

戚振东，吴清华（2008）将国外绩效审计发展历程分为绩效审计思想的起源与发展阶段、以 “3E”为核心的绩效审计体系创立与发展（指标、审计方法）以及新公共管理运动下绩效审计继续发展三个阶段。卜美文（2010）认为我国的政府绩效审计历程分为萌芽阶段，试点探索，全面推进三个阶段。

2.政府绩效审计历史变迁原因

陈宋生，余新培（2005）认为技术水平、财政总支出、交通发达程度与政府绩效审计变迁呈正相关，但是技术水平、政府收入规模和社会人文发展指数与政府绩效审计变迁呈正相关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欧阳华生， 余宇新（2009）得出人均国民收入、教育指数和基尼系数与政府绩效审计呈正相关，而技术水平、政府收入规模和社会人文发展指数三个因素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二）我国政府绩效审计的现状

1.政府绩效审计的接受度分析

胡奕明，樊慧，罗继锋（2012）认为被审计人员对绩效审计的态度会显著影响其对绩效审计的接受度，而被审计人员所感知到的组织支持与其对绩效审计的态度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此外，被审计者所感知到的审计结果效力也显著影响其对绩效审计工作的接受度。

2.我国政府绩效审计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我国政府绩效审计的现状

石桂峰，刘晓莲，毕建荣，黄翠竹（2009）运用调查调查问卷方式，以辽宁省为例，研究了绩效审计的开展现状，发现当前公众对绩效审计需求较大，给予较多的关注，已经由资金使用是否合法合规到了资金使用效率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温美琴（2006）从深圳政府的绩效审计实践中，得出了深证政府在开展绩效审计需要具备公共服务型政府及其治理的环境基础、立法先行的环境保障、审计监督运行保障的三点经验，进而对政府绩效审计有效开展提供了三条建议：民主政治、市场经济体制以及完善审计监督制度

（2）我国政府绩效审计存在的问题

赵玉荣（2009）认为当前我国政府绩效审计存在审计监督机制不合理、制度不健全、技术落后、缺乏评价标准、责任难追究、队伍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张丽华（2001）发现我国政府绩效审计存在评价指标体系不健全、审计管理体制不顺、政府绩效审计准则缺乏以及重财务收支审计、轻绩效审计； 重公营企业审计、轻政府部门和非盈利组织机构审计的问题。齐兴利等（2006）认为我国政府绩效审计存在法律准则依据缺乏、评价标准不确定、绩效审计供需严重失衡以及理论支撑不足。陈芳（2005）认为我国政府绩效审计当前存在宏观环境不理想、审计队伍素质不高、结构不合理以及体制上障碍。张艳（2004）认为我国政府绩效审计面临着传统观念的束缚、体制影响、法律方面不健全、理论研究滞后的障碍及问题。

（三）我国政府绩效审计的未来发展的对策建议

1.借鉴国外政府绩效审计的经验提出相应的建议

张继勋（2000）提出我国开展政府绩效审计是历史的必然，以财政支出的经济效益审计、重大计划项目的可行性审计和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审计为主要内容，尤其要将宏观经济效益审计作为工作重点；审计人员结构多元化；加强绩效审计的规范建设；政府绩效审计的形式应该多样化。王会金（2010）在总结国外政府绩效审计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我国绩效审计战略举措包括提高行政管理机构的管理绩效，具体实施明确绩效审计的法律地位、确定合理的绩效审计范围、加快审计体制类型的转变、确定切实可行的评价标准、培养政府绩效审计队伍、创新绩效审计方法。

2.总结国内政府绩效审计工作的实践提出相应的建议

吴国萍（2005）提出了当前我国政府绩效审计发展，需要解决完善绩效审计规范、绩效审计目标的合理确定、绩效审计人才的培养以及绩效审计方法的合理确定这四个问题。蔡春（2011）从充实绩效审计内容、扩展绩效审计目标、构建绩效审计的特色模式、创新绩效审计的工作方法、建立并完善绩效审计职业制度，培育绩效审计人才、完善绩效审计监控体系、完善绩效审计报告制度、建立健全绩效管理制度、改善绩效审计相应制度与体制环境来推进绩效审计的发展。赵玉荣（2009）基于当期我国政府绩效审计实施中遇到的困难和存在的问题，提出开展政府绩效审计应当改革我国现行的管理体制，增强审计机关独立性；加快法制建设的步伐，制定绩效审计法规；改进审计技术；探索评价标准；加强审计队伍建设；建立经济责任追究制度。齐兴利等（2006）认为推动我国政府绩效审计进一步发展的策略，主要包括加强立法、完善审计准则、明确绩效审计的主体和权限、建立评价指标体系、探索政府绩效审计新的技术方法。许蔚君（2007）提出我国政府绩效审计未来发展方向，具体包括明确政府绩效审计的法律定位、加强政府绩效审计的信息披露、树立科学发展的观念、区分绩效审计与财务审计、提升审计人员的素质。

3.基于其他视角提出发展建议

张萍（2006）基于群体结构的视角，提出设置合理的群体结构来提升我国政府绩效审计质量；于洋（2011）从免疫系统的视角，认为通过政府绩效审计流程再造，包括事前审计流程再造、事中审计流程再造以及事后审计流程再造来使得我国政府绩效审计进一步发展。

二、政府绩效审计研究评述

政府绩效审计发展的研究成果经历了从少到多、从单一化到体系化、系统化的过程，学者们对政府绩效审计发展的历程、发展现状和未来政府绩效审计发展趋势三个方面展开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但是研究中还有以下不足：一是缺乏政府绩效审计发展历程的比较研究；二是对我们政府绩效审计发展现状存在问题的原因缺乏深入的剖析；三是对于政府绩效审计未来发展趋势缺乏系统的论述。（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参考文献：

[1]张继勋.2000.国外政府绩效审计及其启示[J].审计研究，（1）：55-61

[2]王会金.2010.国外政府绩效审计评析与我国绩效审计战略[J].会计研究，（5）：75-82

[3]叶忠明.2008.论政府绩效审计的应用模式[J].审计与经济研究，（9）：5-9

[4]李璐.2009.美国政府绩效审计方法的变迁及启示[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6）：51-59

[5]温美琴.2006.深圳政府绩效审计研究与启示[J].深圳大学学报，（9）：30-33

[6]胡奕明，樊慧，罗继锋.2012.政府绩效审计接受度实证研究[J].审计研究，（3）：8-13

[7]Jin Liu ，Bin Lin.2012. Government auditing and corruption control： Evidence from China’s provincial panel data[J].China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5）：163-186

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研究述评 篇3

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RCA: 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下同) 为测量一国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提供了一个较可靠的技术手段。自该指数被提出至今,经反复地修正和发展,由表示单一的显示性出口比较优势( RCA) 的指数衍变为包括显示性进口比较劣势( RCDA,Revealed Comparative Disadvantage,下同) 指数在内的综合性的显示性贸易综合比较优势( RTA: Relative Revealed Comparative Trade Advantage,下同) 指数。RCA指数以及RTA指数的发展和完善,有效地提高了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的精确性,同时,为测量贸易双方之间的贸易互补性( TC: Trade Complementary,下同) 提供了有效的技术条件。

本文在介绍和分析莱斯纳RCA等显示性比较优势( 或竞争力优势) 指数的提出背景、特征及其局限性的基础上,着重介绍和分析对巴拉萨RCA指数的代表性修正研究,并通过比较分析明确各修正指数的性能特征。这对正确地运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正确地测量各国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以及贸易互补性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的提出

亚当·斯密( Adam Smith,1776) 、大卫·李嘉图( Ricardo,1817) 的古典比较优势理论、赫克歇尔- 俄林( Heckscher & Ohlin) 的要素禀赋理论( H - O定理) 等新古典比较优势理论以及赤松要( Akamatsu Kaname,1935; 1937 & Kozima,1960;2003) 、筱原三代平( 1955 ) 、 巴拉萨( Balassa,1965) 、雷蒙德 · 维农( Raymond Vernon,1966 ) 、迈克尔·波特( Michael E. Porter,1990) 等关于产业发展的动态比较优势理论认为,一国的比较优势由 “自然禀赋优势( Natural Endowment Advantage) ” 和包括 “干中学( Learning By Doing ) 、出口中学( Learning By Exporting) ”在内的 “后天学习取得的优势( Acquired Advantage) ”构成; 其比较优势或劣势是可以变化的,经济的发展不仅取决于资源的丰裕程度,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政府的支持。这些理论简明地揭示了一国的比较优势主要由要素资源禀赋、技术发展水平和消费需求结构等因素决定。

一国的比较优势应该根据该国参与贸易前的“相对要素价格”进行计测,但是,该 “相对要素价格”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对其进行调查统计也需要庞大的费用和时间。因此,一国的比较优势只能根据该国参与交易后的贸易数据进行测算,间接地推测贸易参与国的产品或产业的比较优势或劣势。

战后,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贸易自由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浪潮①中,莱斯纳( Liesner) 、麦凯利( Michael Michaely) 、巴拉萨( Bela Balassa) 、拉菲( Lafay) 等学者先后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利用贸易数据计测某产品( 产业或国家) 的比较优势的方法。

1. 莱斯纳指数( LRCA ) 。 莱斯纳( Liesner,1958) 在关于英国与欧共体国家贸易关系的研究中,用 “交易后” 的相对出口绩效( REP: Relative Export Performance) 指数来代替比较优势的方式,首次提出了比较优势的量化指标,即显示性比较优势( RCA: 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本文称LRCA,下同) 指数。由于该指数是交易后的数据所体现的,故称为 “显示性”或 “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其公式如下:

式中,LRCAij,REPij表示j国i产品的显示性比较优势即出口绩效,Xij表示j国i产品的出口值,Xj表示j国的总出口值。从该式中可知,该指数只考虑了一国产品的出口状况,所以无法反映该国的出口产品与其他国家或世界同类产品的出口比较,与大卫·李嘉图关于比较优势的定义之间也存在很大的差别②。

2. 麦凯利指数( MI ) 。 麦凯利( Michaely,1962) 提出了用某产品的出口和进口值在总出口值和总进口值中所占的比例之差( 即净出口比重)来表示一国的比较优势或国际竞争力的指标,即Michaely指数( 亦称 “MI指数” 或 “Michaely波动指数”) 。该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式中,MIij表示j国i产品的比较优势,Xij和Mij分别表示j国i产品的出口值和进口值,ΣXj和 ΣMj分别表示j国的出口总值和进口总值。MIij的取值范围为[- 1,1],若MIij> 0、且越大,表示具有比较优势、且越强; 若MIij< 0、且越小,表示处于比较劣势、且越强; 若MIij= 0,则表示自我平衡。

麦凯利指数为测量一国的净出口优势以及贸易经济的稳定程度等方面提供了基础技术依据③。但是,该指数没有将一国某产品比较优势的测量与世界该产品的平均进出口水平的计算联系起来,所以,即便是测量了一国某产品的比较优势,也很难揭示其与世界同类产品贸易现状之间的关系。

3. 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BRCA ) 。巴拉萨( Balassa,1965) 以运用和改进莱斯纳指数( LRCA) 计算方法的方式,提出了巴拉萨RCA指数,即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亦称相对出口优势指数,RXA: Relative Export Advantage,本文称BRCA指数,下同) 。该指数是指一国某产品的出口值占该国总出口值的比重与世界该类产品的出口值占世界总出口值的比重之比,该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式中,RCAij表示j国i产品的显示性比较优势,Xij表示j国i产品的出口总值,Xj表示j国的出口总值,Xiw表示世界i产品的出口总值,Xw表示世界总出口值。BRCAij的取值范围为[0, + ∞ ],BRCAij> 1,表明j国在i类产品出口上具有显示性比较优势; 0 < BRCAij< 1,表明j国在i类产品上不具有显示性比较优势,若BRCAij= 0,则表示自我平衡。

BRCA指数摆脱了各种理论假设的制约,剔除了一国和世界出口总量的波动对计算结果的影响,可以较好地反映一国某产业的出口与世界平均出口水平比较来看的相对优势。因此,该指数自被提出至今,成为测量一国比较优势及其排序最广泛运用的指数之一。但是,由于该指数只选用了出口数据,且取值不对称,所以该指数在其测算方法及其结果上存在片面性、取值大小的不确定性等局限性④。

巴拉萨之所以在其RCA指数中选用了出口数据而忽视了进口数据,是因为考虑到了当时各国的进口额中所包含的关税等贸易保护措施可能给该指数带来的不利影响。BRCA指数所具有的局限性及其原因,为其之后不断的修正和完善提供了“前提条件”。

4. 拉菲指数( LI ) 。 拉菲( Lafay,1987 &1992) 提出了根据某国某产品的进出口数据来测算该国该产业的专业化情况或比较优势的拉菲指数( LI: Lafay Index,下同) 。其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拉菲指数LIij表示j国i产品的比较优势,Xij和Mij分别表示j国i产品的出口值和进口值,Xj和Mj分别表示j国的总出口值和总进口值。括号内的第一项 表示j国i产品的贸易竞争力指数、第二项 表示j国所有产品的总贸易竞争力指数,该两项之差表示j国i产品的贸易竞争力指数与j国总贸易竞争力指数的偏差值;括号外的 表示i产品的总进出口值在j国总进出口值中所占的比重。当LIij> 0、且越大时,认为j国在i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且越强; 若LIij< 0,表明j国的i产品更依赖于进口,认为j国在i产品上不具有比较优势。

与巴拉萨指数( Balassa,1965) 不同,拉菲同时采用了出口和进口指标,其原因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其一,在GATT - WTO多边贸易谈判机制下,在进口方面,关税及非关税壁垒大大降低,而在出口方面,很多国家已实施了出口补贴、出口自主调整( VER: Voluntary Export Restriction) 等可能歪曲本国出口结构的政策。这些措施及其变化使比较优势的测量方法更趋于全面和综合; 其二,随着以产品进口比例的扩大为主要特征的贸易结构的变化,将进口要因分析纳入到贸易结构分析的必要性日益增加; 其三,随着全球产业内贸易的日益扩大,从净出口( Net Export) 概念的角度分析比较优势的倾向日益增强。

从LI指数计算公式的构造中可以看出,LI指数是将某产品或产业在某国整体贸易中的综合权重,即相对竞争力指数( 专业化程度) 或对贸易平衡的贡献度视作比较优势指数的指标,因此,该指数尤其适合产业内贸易的比较优势测算。

三、对BRCA指数的修正和发展

特别是20 世纪80 年代以来,随着世界对外直接投资( FDI) 和产业内贸易的扩大以及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展,BRCA指数在测量一国比较优势中所体现出来的片面性等局限性日益突出。为了更全面、客观地测量各贸易国的比较优势,包括巴拉萨本人在内的诸多学者对BRCA指数进行了修正和扩展。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有:

1. 净出口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BNXRCA) 。为了反映进口对比较优势的影响,巴拉萨( Balassa,1989) 又提出了一个改进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净出口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NXRCA: Net Export 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dex,本文称BNXRCA,下同) 。该指数以一国某一产品出口值占该国总出口值的比例与该产品进口值占该国总进口值的比例之差来表示该产业的比较优势。计算公式为:

式中,BNXRCAij表示j国i产品的净出口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Xij和Mij分别表示j国i产品的出口值和进口值,Xj和Mj分别表示j国的总出口值和总进口值。该指数的取值范围为[- 100,100]⑤,若BNXRCAij> 0,表示j国的i产品具有比较优势,反之,表示不具有比较优势; BNXRCAij= 0,表示自我平衡。

BNXRCA指数剔除了产业内贸易或分工的影响,以综合考虑出口和进口的影响因素的方法反映了一国某产业的贸易竞争优势,因此该指数被认为更真实地反映产业的比较优势。但是,与BRCA指数相比,该指数未与所测算产业的世界贸易指标联系起来,所以在测算方法及其结果上亦存在局限性。

2. 显示性相对比较优势指数( VRCA,EIRCA) 。沃尔拉斯( Vollrath & Vo,1988; Vollrath,1991) 从不同的角度对BRCA指数进行了修正和扩展,提出了兼顾供应和需求、可选择或替代的显示性竞争力指数( RC: Revealed Competitiveness)即相对贸易优势指数( RTA: Relative Trade Advantage,本文称VRCA) 。该指数由表示某国某产业的显示性出口比较优势指数( BRCA) 即相对出口优势指数( RXA: Relative Export Advantage) 和表示该产业的显示性进口比较优势指数( 计算方法同于BRCA指数) 即相对进口优势指数( RMA: Relative Import Advantage) 构成,将该两个指数之差称为相对贸易优势指数,来表示该国该产业的贸易比较优势。由于VRCA指数同时考虑了出口和进口RCA,所以亦被称为显示性进出口比较优势( EIRCA: Export - Import RCA) 指数。其计算公式为:

式中,VRCAij表示j国i产品的显示性相对比较优势,Xij和Mij分别表示j国i产品的出口总值和进口总值,Xj和Mj分别表示j国的出口总值和进口总值,Xiw和Miw分别表示世界i产品的出口总值和进口总值,Xw和Mw分别表示世界总出口值和总进口值。若VRCAij> 0,表明j国在i类产品出口上具有比较优势; 若VRCAij< 0,表明不具有比较优势;VRCAij= 0,则表明自我平衡。

由于VRCA ( EIRCA) 指数同时考虑了某产业的出口和进口对该产业比较优势的影响以及与该产业世界贸易动态之间的联系,弥补了BRCA指数的缺陷,因此被认为更能如实地反映某国某产业真正的比较优势。

3. 显示性贸易综合比较优势指数( RTA ) 。Rooyen et al. ( 1999 & 2000) 以运用和扩展BRCA指数 “原始公式”的方式提出了由显示性出口竞争力(RXA: Revealed Export Advantage) 指数和显示性进口渗透(RMP: Revealed Import Penetration) 指数构成的相对显示性贸易比较优势( RTA: Relative Revealed Comparative Trade Advantage) 指数。该RTA指数的计算方法和实质等同于沃尔拉斯的VRCA ( EIRCA) 指数。Isogai et al.( 2002) 根据BRCA指数的计算方法命名提出显示性比较劣势指数( RCDA: Revealed Comparative Disadvantage) 的同时,根据Rooyen et al. ( 2000)的方法,将BRCA指数与RCDA指数之差称为显示性贸易综合比较优势指数( RTA: Relative Re-vealed Comparative Trade Advantage) 。该指数的计算公式及相关指数的关系图解如下:

式中,BRCAij和RCDAij分别表示j国i产品的显示性比较优势和显示性比较劣势指数,该两个指数之差RTAij表示j国i产品的显示性贸易综合比较优势指数; Xij和Mij分别表示j国i产品的出口总值和进口总值,Xj和Mj分别表示j国的出口总值和进口总值,Xiw和Miw分别表示世界i产品的出口总值和进口总值,Xw和Mw分别表示世界总出口值和总进口值。若RTAij> 0,表明j国在i类产品出口上具有比较优势; 若RTAij< 0,表明不具有比较优势; 若RTAij= 0,则表明自我平衡( 见图1) 。

RTA指数是Vollrath、Rooyen以及Isogai等学者对巴拉萨BRCA指数的应用、发展和 “精致化”的结果。与VRCA指数一样,该指数以同时考虑出口和进口对产品( 产业) 的比较优势的影响以及与该产品( 产业) 国际贸易动态之间的联系的方法,弥补了BRCA指数内在的片面性以及不对称性等缺陷。显示性比较劣势( RCDA) 指数的提出,明确了其与比较优势之间的区别和内在联系,为更客观、综合、准确地测量经济全球化以及加工贸易、产业内贸易不断扩大的条件下各参与国的产业比较优势提供了有效的技术手段。同时,RTA指数为更直观地测量贸易双方的贸易互补性( TC)提供了技术性前提条件⑥。

4. 显示对称性比较优势指数( RSCA) 。为了解决BRCA指数所具有的非对称性( 即指标分布的偏斜性) 及其对统计分析直观判断的影响等问题,Keld Laursen ( 1998) 以改进BRCA指数的方式将其转换为显示对称性比较优势指数( RSCA:Revealed Symmetric Comparative Advantage ) 。 该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式中,RSCAij表示j国i产品的显示对称性比较优势指数,RCAij表示j国i产品的显示性比较优势,RSCAij指数的取值范围为[ - 1,1 ]。 若0< RSCAij< 1,表示i产品具有比较优势; 若- 1< RSCAij< 0,则表示i产品不具有比较优势; 若RSCAij= 0,则说明该国在i产品出口上的相对地位等同于世界的平均水平。

从该指数的计算方法中不难看出,该指数只解决了BRCA指数的取值不对称性问题⑦。

5. 附加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ARCA) 。Hoen& Oosterhaen ( 2006) 提出了附加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ARCA: Additive 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该指数以某国某产业出口值占总出口值的比例与世界该产业出口值占世界总出口值的比例之差来表示该国该产业的贸易竞争优势。其计算公式为:

式中,ARCAij表示j国i产品的附加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Xij和Xi分别表示j国i产品的出口值和j国的总出口值,Xiw和Xw分别表示世界i产品的总出口值和世界总出口值。如果ARCAij= 0,表明j国i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与世界i产品的平均出口竞争力相同,不具有优势或劣势; ARCAij> 0,表明j国i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反之,不具有比较优势。

从该指数的计算方式可知,该指数用 “差”的表达式替代了BRCA指数的 “商” 的表达式,使该指数值均服从零均值分布,有效地克服了BRCA指数值域的不对称问题,较直观地表示了计算显示性比较优势的方法和含义。但是,与BRCA指数一样,由于该指数只选用了出口数据,所以未能克服BRCA指数的片面性缺陷。

6. 标准化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NRCA) 。Yu et al. ( 2009) 提出了用一国某产品的实际出口与该国该产品的比较优势的 “中性点” ( Comparative Advantage Neutral Point) 的偏离程度来表示该产品的比较优势的标准化的显示性比较优势( NRCA: Normalized 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指数。其公式如下:

式中,Eji表示i国j商品在出口市场上的出口值,Ei表示i国在出口市场上所有商品的出口值,Ej表示所有国家对该出口市场的j商品出口总值,E表示所有国家所有商品的出口总值。该NRCA指数的中性点为0,若NRCAji> 0 或NRCAji< 0 ,表明i国j产品的具有比较优势( 或不具有比较优势) 。式中的第一项表示i国j商品的出口在各国所有商品出口中的比重即实际概率,第二项衡量的是在比较优势中性水平下i国出口j商品的期望概率。因此,NRCA指数估计的是一国某商品出口实际概率与期望概率间差额的偏差程度。

NRCA指数的推导方法类似于Kunimoto( 1977) 等提出的方法。该指数克服了传统指数的不对称问题,通过 “标准化”提高了该指数的精确度,较好地体现了比较优势概念中的 “相对性”。但是,由于该指数只利用出口数据进行比较优势的测度,因此与BRCA、RSCA、ARCA等指数一样,其方法和结果同样存在 “片面性”。

四、RCA指数研究的意义与展望

本文在介绍和分析莱斯纳、麦凯利、巴拉萨以及拉菲等的RCA指数的意义及其局限性等问题的基础上,针对经典巴拉萨指数( BRCA) 的修正和发展,选出6 个具有代表意义的相关指数进行了比较分析。这些相关指数的参数及性能比较如表1 所示。

通过各指数的性能比较可知,除VRCA和RTA指数外,其他指数均在其性能方面存在不同的缺陷。其主要原因可归纳为如下两点:

其一,各学者修正BRCA指数的角度不同。多数学者所针对的是BRCA指数的非对称性,而未重视其片面性而采取措施。结果,调整指数值域的中性点使其具有对称性成了修正的主要目的( 如RSCA指数等) ,而其片面性未得到重视和修正。但是,在提高指数值的精确性或直观性方面,各学者所采用的方法、措施及其结果是正确的。特别是像NRCA指数,在确定指数值域的中性点的基础上求RCA值的方法,其计算结果的精确度和直观性可能优于其他指数。该指数的推导方法与拉菲指数( LI) 的推导方法相同。

其二,低估或疏忽了国际贸易环境的变化对RCA指数的影响。莱斯纳以及巴拉萨之所以只利用了出口数据是可能是由于当时各国的出口中很少包含出口补助等可能影响RCA指数值的因素,而在进口方面,虽然在贸易自由化浪潮下已在局部地区形成了共同市场( 自由贸易区) 、大大降低了关税,但仍存在关税以及限制进口的措施。但是,特别是20 世纪70 年代开始,在出口贸易方面也出现了出口补贴、出口自主调整等影响RCA指数的诸多因素。在这样的情况下,只利用出口数据来衡量某国某产业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显然不合乎实际。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化,新贸易保护主义更趋多样化,通过限制进口扩大出口的倾向及其相关措施也更趋明显。在出口和进口领域均存在鼓励性和保护性措施的状态下,确定纯贸易指标和计测显示性比较优势,需要全面、综合性的计算措施。而从这种客观现实的角度上看,VRCA以及RTA指数是适合计测目前显示性比较优势的重要的手段。

国外政府绩效审计研究述评 篇4

1. 政府绩效审计的概念。

政府绩效审计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名称，在英国称为货币价值审计，在加拿大称为综合审计。1986年，国际最高审计机构组织选择以“绩效审计”作为统一术语，并将其定义为“对一个组织利用资源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的审计”。绩效审计的提出打破了传统财务审计的框架，丰富了政府审计的内容。之后，西方学者纷纷从不同角度对绩效审计作进一步的界定。

(1) 20世纪80年代的主要观点。Ronald (1986)认为绩效审计是一种以评价管理绩效为核心的审计活动，它并不一定以货币单位进行计量。Guthrie (1989)运用Stewart (1984)关于受托责任的阶梯理论，将绩效审计发展为受托责任的五个层次以评价管理绩效。这五个层次的内容是诚实性和合法性责任、程序责任、绩效责任、方案责任、政策责任。

(2) 20世纪90年代的主要观点。Barzelay (1997)利用Lakoff (1987)关于概念和分类的理论，指出绩效审计、传统审计和项目评估的概念是通过认知模型来界定的。

Chelimsky和Shadish (1997)则认为绩效审计与评估存在差异，绩效审计履行监管和控制职责，监督公共团体的会计工作。绩效审计不同于监督和普通的业绩测试，因为后者是管理活动的一部分，而绩效审计是独立于管理活动的工作。此外，公共部门的绩效审计也不同于公司的绩效审计，因为后者属于公司的内部控制，而前者属于对公共部门的外部治理，不仅代表政府管理者的利益，而且代表公众的利益。Pollitt等(1999)发现审计职业界一致认为绩效审计作为审计的一种类型，应集公共活动的效率性、效果性和货币价值于一身。绩效审计不同于财务审计，财务审计是常规性和更为标准化的年度审计，对有关信息进行核实;而绩效审计则不易被标准化，通常因项目的不同而有所差异，绩效审计人员不仅有会计人员，还包括医师、工程师和经济学家等专业人士。

2. 政府绩效审计的作用。

Cawley (1993)对美国亚利桑那州劳改部门的审计报告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绩效审计已经成为亚利桑那州立法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机制，是立法部门评价和控制政府机构活动的一个重要工具。Johnsen等(2001)认为绩效审计长期以来都是公共管理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以芬兰和挪威两个国家为研究对象，通过比较研究证明了绩效审计在地方政府管理活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Morin (2001)认为随着货币价值审计的出现，审计师从未像现在这样广泛参与公共管理活动。审计师的作用体现在通过提高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来帮助和支持公共管理活动并增加其价值。他指出审计师通常将其审计建议是否被接受作为衡量货币价值审计是否成功的标准。Pollitt等(1999)的研究发现，在货币价值审计报告中，审计建议被政府采纳的比重是评价英国国家审计署、瑞典国家审计署、荷兰审计院等审计机构影响力的最常用指标。Kreklow (2007)认为绩效审计可以向管理人员和政策制定者提供有用的信息以改善项目的效果，或向其他被认为更可能成功的项目分配资源。其研究结果表明，定期对项目进行绩效评价，不仅有助于改善政府部门对公众服务的效果，而且有助于推动以绩效为中心的组织文化。Linda (2007)对澳大利亚公私合营项目的绩效审计进行了研究。他采用Pollitt等(1999)绩效审计的分类方法，将绩效审计分为制度基础审计和实质审计，制度基础审计主要检查被审计对象是否遵循有关程序或由审计长制定的最优实践框架;而实质审计则调查与核心活动和使用者所体验的服务质量相关的政策的实施效果。研究表明，公私合营项目的绩效审计更多地体现为制度基础审计，因而它的作用更倾向于使政府的政策合法化而非进行独立监督。绩效审计不具有独立监督作用将会使公私合营项目的预期风险转移，使其他项目的目标是否实现无法得到判断。

3. 政府绩效审计的评价指标。

Bowerman (1995)认为，目前人们对绩效在多大程度上能被测量以及是否能根据绩效测量的结果改善经营状况和明确相关责任等问题还未达成共识。公共部门绩效评价指标的运用和发展受一些因素的制约。Meekings (1995)认为，绩效评价指标在组织中的运用程序及方式、在运用过程中职员的期望等均影响其被接受的程度。Morin (2001)以加拿大审计师实施的货币价值审计为研究对象，从三方面探讨了货币价值审计评价指标的效果，研究结果表明：作为公共管理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货币价值审计在实践中可能是无效的，审计长必须认识到重复以往的审计建议对被审计单位的管理意义不大。与Morin (2001)的研究结果相反，Andy (2002)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八十名政府官员进行了问卷调查，以期了解他们对绩效评价指标的看法，得到其中65%的官员的反馈。调查结果表明，在有关绩效评价指标的发展和运用中，官员更看重效率和效果这两个指标，较少看重工作量和职员比率这两个指标。从总体上看，政府官员认为绩效审计提供了有用的信息，同时他们也认识到绩效评价指标存在着难以运用的问题。Pollitt (2003)对英国、法国等五国的最高审计机构绩效审计的开展情况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虽然大多数国家的最高审计机构都宣布将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作为绩效评价指标，但实际上效果性审计非常少见。在实践中，得到普遍应用的指标并不是“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而是“优良管理实践”或“优良行政管理”等类似的指标。这类评价指标在国际最高审计机构组织制定的准则中作为“经济性”条款的内容被提及。然而，这类评价指标比较模糊。有时审计人员按照“优良管理”原则来实施审计，但在很多情况下，被审计单位并未提供具有操作性的评价指标，此时审计人员必须以自身对“优良管理”的认识为依据来确定评价指标。

二、研究方法

1. 比较研究法。

Barzelay (1997)运用战略管理理论对澳大利亚、加拿大、芬兰、法国等13个国家的绩效审计体制和实践进行了比较研究，主要分析它们在绩效审计上是否具有共性，从而使其审计类型相同。研究结果表明，对于效率性审计、项目效果审计、经营管理能力审计和经营信息审计四类绩效审计，澳大利亚、德国、荷兰、瑞典和美国均实施了前三类。但从这五个国家的绩效审计体制来看，瑞典的中央审计机构属于中央政府组织机构，美国国家审计总署属于立法机构的分支，澳大利亚、德国、荷兰的审计机构或审计法院则具有较高的地位。由此认为，即使中央审计机构在地位上的差异会对审计类型产生一定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也并非是简单和直接的。

Johnsen等(2001)对芬兰和挪威两个国家的政府绩效审计体制和实践进行了比较研究，探讨绩效审计的作用。对芬兰和挪威的研究结果均表明，尽管在审计报告的质量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但受访者仍然认为绩效审计是一种有用的公共管理工具，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 案例研究法。

Hatherly和Parker (1988)对澳大利亚联邦审计署等所使用的绩效审计的概念、审计报告的内容和格式、被审计对象的反应三个变量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审计方式的确会对审计结果产生影响，但并非研究中的所有变量都会受到影响(如“被审计对象的反应”没有受到影响)。由于澳大利亚绩效审计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不同审计机构的审计报告的发布时间不尽相同，案例研究法本身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该研究方法的运用范围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限制。由于审计报告与审计主题相关，因此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各审计委员会提出的审计主题的影响，并且还要考虑到澳大利亚绩效审计的动态发展。笔者认为，目前对绩效审计实施及其结果的研究亟待加强，该研究只是探索性的，需要进行类似的国际研究，以发现上述研究结论是否在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家也成立。审计结果可以通过调查、面询以及观察被审计对象的行动来得出，这样不仅可以清楚地了解绩效审计的形式和目标，而且可以了解绩效审计实施的基本特征以及对被审计对象行为的影响。

Morin (2001)对1995年和1996年加拿大的年度审计报告进行了多重案例研究，通过面询和文献分析的方式来收集证据，以研究审计师与被审计对象之间的相互影响。Cawley (1993)也以亚利桑那州的劳改部门的六个审计项目(设备和建筑活动、安全问题、设备维护、职员问题、行政工作、合同管理)为研究对象，运用案例研究法对绩效审计的有用性进行了深入分析。

3. 回归分析法。

Funkhouser (2000)运用回归分析法对美国城市的绩效审计的开展情况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绩效审计的实施与S型分布的经典变革模型一致;绩效审计的实施与审计师的创新特征(例如审计师获得硕士学位、审计师是职业组织的成员、每年参加专业会议的次数、具有审计职业界的朋友等)正相关;绩效审计的实施与城市的大小、其他实施绩效审计城市的临近程度等正相关，绩效审计的实施与议会治理环境(例如小型议会组织、对议会成员普选的严格限制、由议会的主管来任命其他成员等)负相关。基于上述研究结果，笔者指出审计师应该认识到政治、冲突与绩效审计之间的联系，并将“公正”看做是绩效审计的内在价值;公共管理者应该认识到绩效审计对于政策制定及克服公共权力滥用所具有的意义。

三、相关启示

第一，国外研究未对绩效审计的概念达成一致。大多数学者在区分绩效审计、财务审计、项目评估时指出，绩效审计介于财务审计与项目评估之间，但没有对绩效审计的本质进行清晰界定。这可能与各国政府绩效审计方式的多样性和非标准化有关。绩效审计概念的不确定性会影响政府绩效审计的其他方面，从而影响政府绩效审计研究的深入。Johnsen等(2001)在研究中也指出，可能由于对绩效审计界定的不准确而导致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尽管如此，国外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政府绩效审计是评价政府受托责任的重要机制，是立法监督的重要形式，在公共管理活动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还应注意到政治体制的差异并不一定会导致各国政府绩效审计的完全不同。Barzelay (1997)的研究表明，瑞典、美国、澳大利亚、德国、荷兰这五个审计体制不同的国家却实施了相同类型的绩效审计。因此，我国的政治体制虽然与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我国也可以借鉴西方国家政府绩效审计的经验，提高政府绩效审计的独立性，使其由行政型向立法型转变，以便在评价和监督政府活动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第二，国外研究未对绩效评价指标达成一致。这可能是因为学者们在研究时是依据各国情况选取绩效评价指标。许多学者在研究中指出，尽管目前政府绩效审计得到了发展，但还没有一套标准足以覆盖绩效审计的所有方面，需要在评价效率性和效果性的指标上作进一步的研究。随着我国政府绩效审计的逐步开展，我们需要在借鉴国外政府绩效评价指标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来建立我国的政府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第三，国外研究广泛采用了比较研究法和案例研究法，而且很多研究都将比较研究法和案例研究法相结合，对回归分析法的使用则相对较少。这可能与数据收集存在着一定的困难有关，从而阻碍了回归分析法的运用。我国主要运用规范研究法来探讨绩效审计的目标、程度、意义等，较少使用案例分析法、回归分析法等经验研究方法。因此，当前迫切需要结合我国政府绩效审计存在的问题，借鉴国外比较成熟的研究方法，推动这一领域的理论研究发展。

摘要：本文主要从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两方面着手对国外政府绩效审计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和评价, 并指出了我国政府绩效审计研究中应当注意的问题。

关键词：政府绩效审计,案例研究法,回归分析法

参考文献

[1].Age Johnsen, Pentti Meklin, Lasse Oulasvirta, Jarmo Vakkuri.Performance Auditing in Local Government:An Exp-loratory Study of Perceived Efficiency of Municipal Value forMoney Auditing in Finland and Norway.The European Accounting Review, 2001;10

[2].Andy Y.Ng.Public Accountability and Performance Auditing in Government.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uditing, 2002;6

[3].Alan Meekings.Unlocking the Potential of Performance Measurement:A Practical Implementation Guide.Public Money&Management, 1995;4

[4].Danielle Morin.Influence of Value for Money Audit on Public Administrations:Looking beyond Appearances.Financial Accountability&Management, 2001;2

[5].David Hatherly, Lee D.Parker.Performance Auditing Outcomes:A Comparative Study.Financial Accountability&Management, 1988;4

国外政府会计改革动因研究述评 篇5

一、普通法系国家的政府会计改革动因研究

Zimmerman (1977) 最早从产权角度解释了政府不愿进行会计改革的原因:由于改革带来的收益不足以弥补个人的成本, 选举人和政治家不会自愿改革政府会计。因此他建议通过立法来推动政府会计改革。20世纪80年代, 在美国州和地方官员的统一组织——市政财务官协会 (GFOA) 推动下, 许多州和地方政府在财务报告上遵循了《政府会计、审计和财务报告》 (GAAFR) 中的一般公认会计原则 (GAAP) , 以获得GFOA颁布的统一方案认定证书 (CCP) , 从而掀起了地方政府会计改革的浪潮。许多学者对改革的动因进行了实证研究。Evans (1983) 认为是经济上的动机导致了各自治市自愿加入CCP的资格认定。他通过研究发现, 负债较多的城市、以往加入过CCP的城市、市政官员富有进取心的城市、政府治理结构中实行议会经理制的城市更可能参与CCP的资格认定。Ingram (1984) 认为不同州遵循GAAP的程度不同, 因为不同的因素会改变政治家和选民提供和使用会计信息的动机。这些因素有:选民联盟可能导致监督和信息需求的增加、政治任命权可能导致对政府官员的监督和信息需求的增加、媒体的力量会迫使政府增加披露信息、市场将遵循GAAP作为提高管理质量的信号, 从而对利率产生影响并有利于政治家。他通过实证研究发现, 州政府更广泛的信息披露、更多地遵循GAAP与州的选民联盟和行政监督有关。

目前, 英国大部分的公共部门实行了基于GAAP的权责发生制会计。地方政府会计对权责发生制会计的引进较早, 省、市 (县) 、乡三级政府部门和提供教育、卫生、社保等公共服务单位都采用了权责发生制进行会计核算、编制财务报告, 并实现了会计报表合并。中央政府也基本实行了权责发生制会计, 并将要发展一套“政府整体报表” (WGA) 。Hepworth (2001) 认为, 英国政府会计改革的主要动力来自经济方面。由于公共部门服务与投资的需求越来越难以满足, 要求降税的政治压力也增加了政府的财政压力, 迫使政府当局进行政府会计改革, 以提高公共部门的效率。

二、大陆法系国家的政府会计改革动因研究

德国的Luder教授 (1992) 利用权变理论开创性地提出了政府会计改革的权变模型, 并于1993年运用权变模型对德国政府会计改革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 认为德国的社会环境不利于有信息含量的政府会计体系的建立, 原因有: (1) 德国缺乏激励因素, 没有政府外部的准则制定主体, 甚至没有向政府提供咨询的主体。联邦政府几乎只从国内资本市场借款, 没有因资本市场而改革的动机。 (2) 没有会计专业人员及其组织对公共部门会计产生影响, 也不存在财务问题。 (3) 德国的社会结构因素对政府会计改革的影响非常小, 一般对政治家和管理者的改革行为没什么影响。政治文化倾向于保守, 多数政治家认为信息是私人权利。在社会经济地位上, 没有迹象表明纳税人施加的政治压力会影响征税人的政治权力。 (4) 上下议院之间的竞争程度及立法和行政机构之间的竞争程度相当低, 公民不能直接参与政治决策。此外, 在政府会计人员的招募和培训中没有增加改革的理念。 (5) 存在许多实施障碍, 如没有全面的政府会计内部协调法规、政府会计人员缺乏企业会计知识等。

Luder (1994) 随后运用权变模型对日本政府会计改革进行了研究。他认为日本缺乏政府会计改革的大部分环境因素, 如缺乏激励因素、政治决策过程的透明度不高;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之间、上下议院之间的竞争很少;大部分高级政府会计人员几乎没有企业会计知识;在改革中存在着相当大的实施障碍, 如公共财政和会计法规条文化、缺乏专门负责政府会计的首席财务官等。随着20世纪90年代财政压力的增加, 日本政府机构的落后管理越来越不合时宜, 因此开始实施新公共管理。Yamamoto (1999) 认为地方政府先于中央政府进行会计改革的外在压力包括:地方财政的压力、受托责任的压力、来自私人部门竞争的市场压力。内在压力包括:地方自治法案的修订使每个辖区自1998年起都要求法定外部审计、资本市场自由化浪潮使地方政府在发行债券时被要求与私人部门同等披露财务状况。作者将政府会计分为财务会计、管理会计和审计三个子系统, 分析了内外部压力和三个子系统之间的关系, 并运用案例研究法分析改革最为激进的三重县的做法。三重县于1998年引进了权责发生制会计, 其改革的外因是财政丑闻的爆发、地方政府的债务逐年增加超出了其承受能力。而改革的内因则在于管理体制改革政策的出台和地方分权促进法案的制定。

三、转型经济国家的政府会计改革动因研究

1991年, 前苏联解体后, 俄罗斯致力于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和市场经济的民主社会, 相继采取了经济分权、减少对国有经济的干预、实行价格自由化和国有制私有化等措施。Bourmistrov (1999) 探讨了俄罗斯改革进程对地方政府会计改革的影响。他分析了俄罗斯改革中的公开化、民主化对中央和地方政府关系的影响, 认为中央政治观念的转变对地方政府会计规范产生影响, 并以列宁格勒县为对象开展案例研究。研究表明, 政治改革影响了政府会计, 特别是政府会计法规。但他认为会计改革应该是渐进而非激进的。

Khumawala (1997) 认为三类因素影响了印度的发展, 即贫穷、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和黑色经济。他根据Luder的权变模型中的四个模块分析了印度政府会计改革的动因, 认为政府会计改革的动力包括:印度政府1989~1990年间存在着财政压力, 因此需要提供准确的财务信息给外国政府、世界银行和联合国以顺利借款或吸引直接投资;需要准确的财务信息使得公共部门向私人部门过渡;财务丑闻的公开化、腐败和官僚控制、国家领导人发展经济的决心等。影响政府会计改革的社会结构变量和政治管理系统的结构变量分别为:大部分人口的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公共企业缺乏对中央政府的受托责任、关键性产业大部分归政府所有;缺乏竞争性、高级政府官员非选举产生、根植于任命体制中的任人唯亲和相互利用、缺乏会计职业化和对公共部门会计人员的职业培训、封闭的组织文化、政治开放度低、公民很少参与政府决策等。政府会计改革的实施障碍包括:普遍存在的腐败、繁琐的官僚手续、国家的严格管制、州政府漫不经心的态度、独立会计准则的制定和执行主体缺乏。

四、结论和启示

1. 政府会计改革动因研究的理论背景。

在已有的研究中, 众多学者运用不同的理论来研究政府会计改革的动因。其中, 委托代理理论和权变理论运用得最为广泛。委托代理理论主要被用于分析政治家的信号动机和公众的监督动机对政府会计改革的影响。由于美国是联邦制国家, 州和自治市等地方政府的官员由选民选举产生, 政府会计信息可以降低选民和官员之间的代理成本, 且各个州和地方政府之间的会计实践存在很大的差异, 这为政府会计改革的实证研究提供了机遇。因此, 美国政府会计改革研究主要从经济人假设出发, 运用委托代理理论对地方政府会计的改革动因进行实证研究。但委托代理理论只能解决经济动机对政府会计改革的影响。而权变理论能够全面分析经济、政治、文化、法律等各个环境因素对政府会计改革的影响。权变理论的核心是通过组织的各子系统内部和各子系统之间的相互联系, 以及组织与其所处环境之间的联系, 来确定各种变数的关系类型和结构类型。Luder教授提出的权变模型被各国学者广泛引用并不断对其进行修正和改进, 成为目前政府会计改革的范式。但今后还应进一步拓展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 借助其他学科的前沿理论研究政府会计改革的动因。

2. 政府会计改革动因的研究方法。

国外政府会计改革动因研究的方法既有规范研究, 也有实证研究。而在实证研究中, 案例研究占据主导地位。Carpenter (1990) 认为对政府会计信息披露进行案例研究是政府会计研究发展成熟的重要前提。在案例研究中, 文献法、档案记录法、访谈法和观察法等多种数据收集方法均得到广泛运用。与此相比, 多元回归等其他实证研究方法还有待完善。已有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于不同政府机构改革的横截面研究, 或者设计问卷进行一些探索性研究, 缺乏时间序列研究和面板数据研究。这可能与政府会计改革开展时间不长、时间序列数据难以取得有关。在规范研究中, 以国别研究和国际比较研究为主。但很多国别研究和国际比较研究仅仅停留在宏观层次上。宏观层次的政府会计比较可以解释国家之间的差异, 但不能解释差异存在的原因, 其原因可能存在于国家以下的层次中, 因此要求我们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去探索宏观水平差异下的微观基础。目前, 我国政府会计改革动因研究以规范研究为主, 基本上没有实证研究, 与国外的政府会计改革研究还存在较大差距, 需要在实证研究方面予以加强。

3. 政府会计改革的影响因素。

目前, 已有的实证研究对影响政府会计改革的经济动机进行了检验, 但主要集中于政治竞争、资本市场等因素与改革的相关性上, 研究并不全面。Luder虽然系统地研究并提出了影响政府会计改革的11个环境因素, 但大部分未得到实证检验。因此, 在政府会计改革的影响因素中, 哪个因素对政府会计改革的影响最为显著、不同类型国家是否存在着显著差异均未得到检验。例如, 东欧经济转轨国家是否受分权的政治体制改革和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影响更为深远, 西方发达国家是否受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影响更大, 接受国外援助是否是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及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政府会计改革的重要因素等, 这些均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加以实证检验。

参考文献

[1].Yew Ming Chia, Hian Chye Koh.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adoption of the management accounting practices in the public sector:a singapore study.Financial Accountability&Management, 2007;2

地方政府比较研究述评 篇6

一、十年来我国大学教师发展比较研究的基本情况

在“中国知网”(CNKI)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以“大学教师发展”为“主题”,时间限定为“2003-2013 年”,作模糊匹配,共检索到文献149 篇,接着进一步剔除只作理论描述等不涉及比较研究的文献,从中筛选出49 篇大学教师发展比较研究的文献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

十年来相关论文篇数总体上呈现递增态势,2003 年0 篇,2013 年9 篇,总量增长幅度达100%。2011 年相关论文最多,达11 篇。虽在某些年份论文篇数出现微弱波动,如2009 年论文篇数只有1 篇,但这不影响整体发展趋势。

(一)国别和地区分布

从收集的论文来看,十年来我国学者对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大学教师发展进行了比较研究,涉及的主要国家和地区分布如表1-1 所示。这些研究论文中涉及国家或地区比较的论文共49 篇,覆盖国别和地区达9 个。从表1-1 中可以发现,十年来研究最为集中的国家是美国,关于美国的论文共有23 篇,占总数的46.94%。涉及到芬兰、荷兰、波兰等国家和台湾地区的相关论文都仅为1 篇。

(二)研究视角和对象

将大学教师发展比较研究的研究视角划分为从宏观视角出发的研究以及基于个案的研究。在宏观视角的研究中,可进一步细化为理论应用、政策分析、概念辨析、历史梳理四类。在基于个案的研究中,其研究对象可再细分为三类:研究型大学、理工型大学、教学型大学。据此对49 篇论文进行整理,统计结果见表1-2。

可以看到,近十年来大学教师发展比较研究从宏观视角出发的论文占55.1%,个案研究的论文占44.9%,两者相差的百分比为10.2%,从这两个角度出发的论文数量相差不大,几乎各占一半。在宏观视角研究中,历史梳理方面的论文所占比例最大,占该类论文总数的44.44%;在个案研究中,对研究型大学的研究占该类论文总数的86.36%。

(三)研究群体

大学教师发展自20 世纪90 年代在我国开始受到学界和学者的关注后,众多研究单位都对其展开研究。笔者对49 篇论文的研究单位分布进行统计,其中,有两个及两个以上研究单位的论文只以第一作者的单位进行统计。

结果显示,有26 个研究单位发表了相关的期刊论文。研究成果数量排在前两位的研究单位分别为:厦门大学、北京师范大学。2003 年至2013 年,两个单位关于大学教师发展比较研究的论文篇数分别为10 篇和7 篇,占到总量的34.69%。其他研究单位如北京大学、高等教育出版社等都只有1 篇。

其中,研究所涉及的最为集中的关于美国大学教师发展比较研究的研究成果,有7 篇出自北京师范大学,另外厦门大学、河南大学各有3 篇。北京师范大学十年来关于大学教师发展比较研究的7 篇论文集中在对美国的研究。相对来说,厦门大学的相关研究所涉及的国别和地区范围较广,如对波兰、芬兰、荷兰等国家的研究。

二、十年来大学教师发展比较研究的主要特点与原因分析

通过对2003-2013 年的相关论文从时间、国别和地区分布、研究视角和对象、研究群体的统计分析,笔者发现十年来我国大学教师发展比较研究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一)论文数量呈曲线递增,但仍较少

2003 年到2005 年,关于大学教师发展比较研究的论文数量均为0 篇,2006 年论文数量为3 篇,此后论文数量呈曲线递增态势。但总体而言,关于大学教师发展比较研究的论文数量仍较少,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

第一,20 世纪90 年代末的高校扩招引起高校人数激增,导致高等教育质量开始出现危机,为确保高等教育质量,高校师资队伍建设被提上议程,大学教师发展问题引起关注。[2]

第二,大学教师是大学的核心要素,大学教师的发展水平决定了大学的教育质量乃至整个高等教育的质量,为了顺应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教师发展问题逐渐成为世界范围教育改革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研究成果逐年增加。[3]

第三,大学教师发展这一研究领域从20 世纪90 年代以来才逐渐受到学者和学界的关注,至今只有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尽管大学教师发展自被关注起就激发了许多学者对其进行探究,但丰富的研究成果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因此研究成果较少。

(二)关注的国别和地区较少

2003-2013 年期刊中关于大学教师发展比较研究论文涉及的国家和地区只有9 个,大部分研究主要集中在美国,论文数量占到总量的46.94%,而对于像波兰、荷兰等国家的研究论文数都仅为1 篇。可见,目前对于大学教师发展的研究多集中在美国,且涉及的国家和地区范围较小。总体上看,中国学者对除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与地区大学教师发展的关注依然较少,可能主要有以下原因。

首先,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人们普遍存在西方中心主义的意识倾向,认为西方的模式和做法具有先进性。美国这一发达国家在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中处于主导地位,中国国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认为其模式具有“普世性”价值,希望通过学习与借鉴其经验教训促进我国大学教师的发展。[4]

其次,由于大学教师发展的研究成果并没有像其他历经长时间积累的研究领域的成果那么多,因此研究资料较不充分,详实资料的获得较为困难,研究难度较大。因此,多数学者不会轻易尝试对一个没有多少研究资料的国家或地区的大学教师发展进行深入的研究。[5]

最后,大学教师发展这一概念最早起源于美国,1961 年美国的密执安和密执安州立大学成立的教师与教学发展中心是最早成立的发展中心之一,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如今美国已形成较为成熟的大学教师发展模式和策略,可供借鉴之处很多,故而受到国内研究者的关注。[6]

(三)宏观视角以历史梳理为主

2003 年到2013 年,从宏观视角出发的论文数量为27 篇,其中关于历史梳理的论文占44.44%。对于大学教师发展这一领域的关注始于20 世纪60 年代,整个发展历程只有短短的四五十年的时间,通过历史梳理,分析大学教师发展的发展历程和发展趋势,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获得经验和启示,为该领域的进一步发展提供良好的借鉴,促进大学教师发展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四)研究型大学成个案研究的绝对主角

2003 年到2013 年,从个案研究角度出发的论文数量共有22 篇,其中对研究型大学的研究占到86.36%,研究型大学成为个案研究的绝对主角。在世界大学排行榜中位列靠前的大学大部分为研究型大学,这些大学在世界范围内知名度高、关注度大,世界影响力非一般大学可比拟,对其教师发展的研究容易引起关注,并且有很高的研究价值,从中可以获得高价值的借鉴和启示。此外,关于研究型大学的研究资料较为丰富,资料获取较为容易,研究难度较小。

(五)研究力量多元,但成果主要来自重点大学

近十年来,不同的研究机构和单位都对大学教师发展研究有所关注,26 个研究单位发表了相关的研究成果。但研究成果的分布从数量上来看,相对集中在厦门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两个单位,可能的原因如下。

第一,厦门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均为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为国家“211工程”和“985工程”重点建设的高水平大学。作为国家重点大学,两所高校对于研究热点必定及时地跟进以保持自己的先进性和学术研究的前沿性。大学教师发展于20 世纪90 年代开始受到中国学者和学界的关注,成为一个研究热点,这两所高校及时地跟进大学教师发展的研究,力争走在前列。

第二,厦门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都拥有一支强劲的比较教育研究队伍,层次较高、研究实力较强、拥有较为雄厚的研究基础。基于以上比较教育研究的优势,两所大学在大学教师发展比较研究方面的成果和贡献极为突出。

三、我国大学教师发展研究的未来展望

通过对2003-2013 年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与大学教师发展比较研究相关论文的研究,本文就中国大学教师发展比较研究的未来发展提出几点建议。

(一)加大大学教师发展比较研究的力度

从以上统计及分析可知,大学教师发展问题已经逐渐进入高等教育研究者的研究视野,将仍然是高等教育研究的热点。[7]知识经济时代,社会的发展取决于高等教育所培养人才的数量与质量,而高等教育的质量主要取决于大学教师的素质,从而也就对大学教师发展提出了要求。[8]基于大学教师发展对高等教育质量、人才培养、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我们应加大对大学教师发展比较研究的力度,对大学教师发展进行更加广泛和更加深入的比较研究,在此基础上为我国大学教师发展提供良好的借鉴和深刻的启示,促进我国大学教师发展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二)拓展大学教师发展研究的国别和地区

根据如上所示的统计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对于大学教师发展的研究涉及的国家和地区仅为9 个,并且主要集中在美国和英国这两个发达国家,涉及的其他国家,如芬兰、荷兰、新加坡也均属发达国家行列。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大学教师发展由于国情和发展历史的不同,有其特定的发展特征,都有其值得借鉴之处,通过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研究和分析,比较分析出适合中国大学教师发展的特点。考察发达国家的教育,固然可以得到学习某些先进东西的好处,而考察发展中国家的教育,了解它们在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以及当前的情况与问题,也同样有可借鉴之处,在某些方面尤能发人深省。[9]中国尚为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经验及启示固然有其优势,但大环境的差距也会对大学教师发展道路和形式的选择产生影响,故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尤为宝贵,对发展中国家大学教师发展的研究是促进中国大学教师发展必不可少的环节。

(三)整合研究视角

十年来,我国学者在宏观视角上对大学教师发展比较研究主要侧重于历史梳理,而理论应用、政策分析、概念辨析等视角的研究相对较少。大学教师发展应综合历史与当代视角,从多个维度进行审视。大学教师发展有赖于多个视角的不断深入研究,为其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方向指导。理论应用方面的研究对大学教师发展可以起到很大的指引作用,为其发展提供正确的发展道路和方向。通过分析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甚至是不同大学的大学教师发展政策,可以为中国大学教师发展的政策制定提供良好的借鉴和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制定最适合中国国情以及各地区各学校情况的良好政策。而概念的辨析对于任何一个领域的研究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一个部分,只有对该领域所涉及的概念有一个较为清晰的理解,在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时才不至于陷入概念的混乱和错误理解中,概念的辨析是研究的基础。

(四)丰富研究对象

上述所示的统计结果及分析表明,目前对于大学教师发展的研究几乎全部集中在研究型大学。研究型大学虽然是中国最高层次人才培养和最新前沿科研中心,但毕竟占中国高校的比例并不大,有很大一部分的高校并非研究型大学。研究型大学的教师发展固然有其借鉴意义,但对于非研究型大学来说,学校类型以及发展状况与其类似的大学教师发展的经验显得更加宝贵也更有可借鉴性。因此,今后的大学教师发展研究在学校类型的选择上除了继续研究研究型大学外,还应当更加重视研究其他类型的大学,这样大学教师发展研究将更具完整性,同时,也可为其他类型的大学的教师发展提供更好的更合适的借鉴意义。

不同类型的高校教师发展研究,应重视研究维度的选择,开展向上向下的拓展研究。首先,各类型高校应了解并熟悉研究对象所处的国家环境,关注其政策保障、财政支持等对大学教师发展影响重大的因素。其次,随着大学教师发展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今后应更加关注教学、教师专业发展等微观层面的比较研究,从而为高校教师发展提供更细致、更直观的借鉴意义。

(五)加强合作交流,跟进研究动态

随着越来越多高校教师发展中心的建立以及大学教师发展研究的不断深入,对比较视野下的大学教师发展的关注将越来越多。各研究群体、研究队伍应加强沟通联系,积极交流经验和成果,互相学习和借鉴。此外,还应积极参加相关的国际国内会议,跟进大学教师发展的最新动态和研究成果。各研究机构应加强合作,整合研究力量,实现优劣互补,促进大学教师发展比较研究的完整性和全面性。

郭沫若与惠特曼诗歌比较研究述评 篇7

一、郭沫若与惠特曼诗歌比价研究现状

郭沫若与外国文学相互影响渊源,历史久远和内容丰富,20世纪70年代末出现郭沫若与外国文学的比较研究现象和成果。据不完全统计,郭沫若与国外文学比较研究200多篇论文和1部专著。其中涉及国家有德国、美国、英国、奥地利、法国、挪威、前苏联、印度和日本等。有学者从不同视角对郭沫若与外国文学作比较的学术成果不少,这成为如今对其深入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和成果以资参考和借鉴。根据目前所搜集的成果看,郭沫若与外国文学比较研究,主要是与泰戈尔、惠特曼和歌德等诗歌进行比较研究。以下对郭沫若与惠特曼比较研究现状进行简要综述及述评。

(一)审美意象比较

杨毓敏在《惠特曼与郭沫若诗歌审美意象相似探微》一文中把郭沫若代表作《女神》与惠特曼的《草叶》审美意象比较。他提出两部诗集的审美意象命名“草叶”、“女神”具有相同的内涵,都象征着伟大的人民和人民的力量。同时作者认为两位诗人的诗歌意象具有同样的审美理想和情趣,论述了两部诗歌具有相似的心理意象——“女人”和“女郎”,相似的视觉意象——“我”与“天狗”以及相似的联想意象“城池”与“光海”。最后该文分析了两位诗人审美意象相似的原因,包括诗歌产生时间处于新旧交替时代,郭沫若本人受惠特曼的影响,以及两位诗人对于美有着共同的追求,说明郭沫若与惠特曼诗歌意象具有很强的相似契机。廖彬《惠特曼和郭沫若的诗歌意象伦》中对“意象”一词概念及其内涵出发,认为郭沫若和惠特曼的诗歌意象是属于目录式意象。他提出郭沫若与惠特曼各自都有偏爱的意象和意象群。该文深入论述了两位佳作中“海”的意象,论证海意象产生缘由及其互相影响的可能,最后提出郭沫若是中国第一个注入海的精神及其表达海的审美特征诗人。

(二)诗歌特征比较

王士跃在《惠特曼和郭沫若自由体诗歌创作浅析》中写道惠特曼与郭沫若都是自由诗体著称于诗歌世界,惠特曼诗歌创作思想对郭沫若具有深刻的影响。该文提出他俩诗歌创作技巧有些区别,认为这不仅与历史和政治的因素相关,而且与民族文学的传统因素具有一定的关联。赵明的《惠特曼与郭沫若诗歌公共性比较》中以郭沫若与惠特曼诗歌为文本内容研究对象,论述了他们诗歌中表现的个人性和公共性诗歌渊源,认为他们诗歌中都有强烈的民主思想。他们诗歌个人性与公共性的差异,认为惠特曼诗歌的民主表现摆脱欧洲封建主义和实现美国人民平等愿景。齐揆一、高静芳在《论惠特曼对郭沫若诗歌创作的影响》中分析惠特曼与郭沫若的创作时代社会背景及其诗歌风格比较。作者认为惠特曼的诗歌充满了对新时代和新事物的乐观憧憬,具有口语和散文诗的形式和风格。郭沫若受其影响,大胆用口语白话形式创作诗歌,成为当时最优秀的革命浪漫主义诗作。文章最后得出惠特曼和郭沫若即使时空远隔,但他们诗歌有许多相似之结论。孙蓉在《郭沫若与徐志摩诗歌浪漫气质的比较》中从郭沫若与徐志摩诗歌情感与想象,诗歌主观性写法与诗歌形式意境作深入探讨,认为郭沫若和徐志摩的创作风格是一种浪漫的情感姿态和浪漫主义气质。

(三)诗歌创作异同

许文在《试析惠特曼与郭沫若之诗歌创作异同》一文中深刻论述了郭沫若与惠特曼的诗歌相似情况,包括诗歌创作的时代背景相似、诗歌的主题思想相似、诗歌风格和形式相似和诗歌创作的意象与内容相似。作者认为郭沫若深受惠特曼诗人的诗歌创作影响,不仅接受了西方民族主义思想和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精髓,而且有自己的创作风格和创作艺术特征,成为在中国诗歌史上具有代表性的诗人,形成中西文化融合和诗歌互文的时代象征符号。

基于以上关于郭沫若与惠特曼诗歌比较的综述,大多数成果从个案研究出发,缺乏全面对两位诗人综合比较研究,因此以比较诗学为视角,以系统化、全面化和整体性地研究方法,对郭沫若与惠特曼诗歌的诗学形态特征、哲学思想、文化意蕴及人类情怀与民族精神综合比较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二、郭沫若与惠特曼诗歌比较研究范式

坚持独立思考的学术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充分借鉴西方诗学理论和比价文学相关理论,全面对郭沫若与惠特曼诗歌形态特征、哲学思想、文化内涵和国家情结及精神文明比较研究,是中西方诗歌研究方法与理论的接轨与对话,对郭沫若与惠特曼诗歌综合研究之学术创新之举。

(一)多维度的研究视角

以推进郭沫若诗歌与外国文学比较研究的学术发展为宗旨,推动郭沫若与惠特曼的诗歌研究为主要目的,全面对郭沫若与惠特曼诗歌比较研究。郭沫若与惠特曼诗歌比较研究,需要以比较文学和文献学等为学科研究视角,以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与理论、中西诗学相关理论等为理论研究视角,全面研究郭沫若与惠特曼的诗歌形态特征、哲学思想、文化内涵及国家情感和文明精神比较研究。将郭沫若与惠特曼两位文化巨人的关系引向更新的研究视野,也就是说将其置于全球化、网络化、现代化及多元化的语境下,重新审视郭沫若与惠特曼的比较研究俨然是一个崭新的课题。

对郭沫若与惠特曼诗歌比较研究视角是多维的,可以从不同的研究视角探索他们诗歌的异同。如从版本学视角对两位大家的诗歌进行比较研究,搜集不同时期的诗歌版本或同一时期的不同诗歌版本,分析其在不同的历史社会语境中传播与影响。对他们的诗歌的版本类型全面概述,在此基础上,进而可以阐释郭沫若与惠特曼诗歌在各自国家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若从比较文学的视角研究他们的诗歌比较,首先全面关照郭沫若与惠特曼诗歌研究现状进行述评,充分运用平行研究和影响研究方法,对他们诗歌的内容结构和诗体特征作深入比较,揭示不同语境下创作的诗歌具有相同的意境和不同的含义。若从民间文学中的主题类型视角对他们的诗歌比较研究,可以全面对郭沫若与惠特曼诗歌的主题思想和叙事风格进行深入比较研究。总结他们诗歌内容主题思想的异同及其原因。若从学科视角对他们诗歌比较研究,如哲学视角对其比较研究,可以深入全面研究他们的诗歌哲学思想异同及其原因。从文化视角出发,对郭沫若与惠特曼的诗歌文化内涵进行深入比较研究,探讨其文化类型的异同及其原因,揭示其诗歌所蕴含的文化精神和人文情怀。总之,可以从不同视角对他们诗歌比较研究,支持多维视角研究方法,以便更好的阐释和研究他们诗歌形态特征、不同意境内涵、哲学思想、文化内涵及国家情结和世界人类关怀等的比较研究基础上,总结概括他们诗歌的当下价值和作用。

(二)交叉性的研究方法

郭沫若与惠特曼诗歌比较研究,应结合多种研究方法,深入研究其诗歌存在的形态特征、哲学思想、文化内涵、民族精神与情感意象等。综合交叉研究方法包括文献分析法、个案研究法、归纳对比法及比较研究法等。具体的研究视角需要具体的研究方法,如文献分析法主要运用于搜集郭沫若与惠特曼诗歌研究相关文献和研究成果,同时搜集有关诗学等相关理论,为课题研究提供充分的资料依据和丰富的理论滋养。个案研究法,在对郭沫若与惠特曼诗歌个案比较研究时,采取个案研究法,分析他们诗歌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并阐释他们诗歌异同产生缘由。归纳对比法,在对郭沫若与惠特曼诗歌个案比较研究基础上,归类其诗歌形态特征类型及他们诗歌异同及其原因归纳分析。交叉研究法运用中西方诗歌研究方法与理论交叉结合,并借鉴文艺学、比较文学及诗学等学科研究方法和理论,全面综合研究郭沫若与惠特曼的诗歌形态特征、哲学思想、文化内涵及国家情怀等内容。

三、郭沫若与惠特曼诗歌比较研究范畴

首先是郭沫若与惠特曼诗歌比较研究的意义范畴:1.郭沫若与惠特曼诗歌形态特征丰富和独特,具有个性化的诗歌韵律和自由化的诗歌散文体。这跟他们诗歌创作风格具有一定的渊源关系。2.郭沫若与惠特曼诗歌主题思想丰富,构成中西方具有代表性的诗歌思想主题体系。3.郭沫若与惠特曼诗歌是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哲学思想,是对世界万物的哲学认识和理解,具有较高哲学思想内涵修养。4.郭沫若与惠特曼诗歌的文化内涵是多元的,以全球化的视角分析其诗歌富含文化渊源。文化多元性具体表现在中西方各自传统文化渊源、地域文化、生态文化、民族文化及人类生存语境民俗文化等,对中西方文化交融和沟通具有重要的作用。5.郭沫若与惠特曼诗歌中具有较强的国家情感和世间人类情怀,这对培养后代人类子孙爱国之情和关爱世界万物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其次是郭沫若与惠特曼诗歌比较研究的学术创新范畴:1.郭沫若与惠特曼诗歌形态特征具有极其相似,其诗歌特征具有客观性、时代性和历史性等,与诗人生活语境和时代历史事件及其个体创作思想风格紧密关系。2.郭沫若与惠特曼诗歌内容展示当时美国和中国的生活风貌,反映出当时人类对世界万物的哲学思考,具有一定的哲学思想理念。3.郭沫若与惠特曼诗歌不仅具有类似的文化现象和澎湃的国家情感流露,具有深厚的国家文化底蕴和时代精神内核。

再次是对郭沫若与惠特曼诗歌比较研究的理论范畴:1.对郭沫若与惠特曼诗歌比较研究,可以推动比较诗学的学科理论发展,促进中西方诗歌研究理论体系建构。2.对郭沫若与外国文学研究领域提供可靠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实践指导作用。3.促进郭沫若文学研究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和郭沫若学术研究学科建设创新发展。4.建构郭沫若文学学术研究当下价值和意义。

最后是郭沫若与惠特曼诗歌比较研究的应用价值范畴:1.郭沫若诗歌研究提供一定的学术参考价值;2.对弘扬中西方优秀文化的传播和使用价值;3.对世界文化多元化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媒介和桥梁;4.对中西方文明社区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5.对世界人类精神文明的建设和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作用。

四、郭沫若与惠特曼诗歌比较研究价值

郭沫若与惠特曼诗歌比较研究,可以从比较诗学视角对其诗歌现存形态和文本形式整体研究,即综合研究其诗歌形态特征、哲学思想、文化内涵及人类情怀和国家情结等。他们的诗歌是世界重要的文学精髓和思想智慧,反映中国和美国的丰富人文传统文化和人类精神文明。郭沫若与惠特曼诗歌比较方面的成果不多,对其诗歌形态特征和文化内涵等比较具有学术价值和理论借鉴意义。本文在前人对郭沫若与惠特曼诗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认为以西方比较诗学视角,全面整体研究郭沫若与惠特曼诗歌具有重要的国际诗歌研究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

纵览郭沫若与惠特曼诗歌内容,不难发现诗歌具有豪放、雄浑的诗风融合印记。郭沫若的诗歌具有东西方浪漫主义诗歌的双重特征,是中西方文学相互影响后的结晶。他们诗歌的综合比较研究,为中西方诗学理论话语体系的建构提供标本性证据,进而推动诗歌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发展。以比较诗学为视角全面和整体审视郭沫若与惠特曼诗歌内容,意图揭示他们诗歌的现存诗学形态特征、哲学思想、文化内涵和国家情感等内容,对挖掘中西方诗歌深层次的历史文化渊源和建构民族精神文明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

目前郭沫若与惠特曼诗歌比较研究都是研究其中的某个内容,是以个案为研究对象,缺乏全面观照郭沫若与惠特曼诗歌的深层次的源流关系。以跨国家、跨语言、跨文化和跨学科为研究视角,置郭沫若与惠特曼于时空概念理念中,对其诗歌纵横交叉比较探索其诗歌形态特征、哲学思想、诗歌主题类型、文化内涵和时代精神等,具有深远的意义和价值。通过研究他们诗歌的诗学形态特征、哲学思想、文化内涵和人类情怀等,可以为他们诗歌研究理论建构和学术研究线索梳理提供充分的根源性依据,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

地方政府比较研究述评 篇8

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革命加速了信息的全球化进程,信息化成为推进国家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助推器。政府作为各种信息的“中流节点”,其信息化是整个社会信息化进程中的关键。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0年对62个国家所进行的调查,89%的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着手推动政府信息化的发展,并将其列为国家级重要事项。作为国民经济主要支柱产业之一,建筑业信息化已是时代的必然要求,2003年住房与城乡建设部发布了《2003—2008年全国建筑业信息化发展纲要》,建筑业信息化步入政府规划与全面实施阶段。我国1984年实施建设工程质量政府监督制度,对于保证国家与公众建设工程质量利益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建筑业信息化的推进,提高建设工程质量政府监管有效性与监管效率,必须改善建设工程质量政府监管手段——实施建设工程质量政府监管信息化。即结合我国政府质量监管特点,将信息技术手段应用到建设工程质量政府监管中,以实现建设工程施工监管的网络化、动态化、实时化,使建设工程质量政府监管向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高效化发展。建设工程质量政府监管信息化作为政府信息化的一个主要分支,既有其内在特殊性,又有政府职能信息化之共性。本文从总结梳理国内外政府信息化建设实践特征分析与理论研究成果评述着手,基于建设工程质量政府监管信息化的内在特征,探索开展建设工程质量政府监管信息化实践与理论研究的轨迹,以促进其健康发展。

2 政府信息化

2.1 国外政府信息化实践特征与理论研究动态

2.1.1 国外政府信息化实践特征

国外发达国家政府信息化建设事业取得了较为成功的实践经验,形成了以人为本、完善法律、完备设施、政府门户、安全保障、人才培养等六个特征。一是“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信息化建设遵循以“技术为中心”向“以人为本”服务理念进行转变。二是完整健全的法规体系,重视依靠法律及标准规范指导和保障政府信息化建设的有效性。三是完备良好的网络基础设施,其完备度决定政府信息化建设程度。四是系统互动的政府门户网站建设,为政府与公众进行沟通提供公共服务主要渠道。五是成熟有效的安全保障体系,为整备信息系统安全和保护私人信息走向法制化保驾护航。六是科学合理的人才培养机制,为政府信息化建设推行培养后备力量。

2.1.2 国外政府信息化理论研究动态

国外政府信息化理论研究动态主要集中在信息资源共享、信息系统绩效评价、网站运行评估等三方面。首先,信息资源共享研究主要集中在共享动力、共享体制、实现技术、资源管理等方面。如欧洲最大的应用科学研究机构Fraunhofer-Gesellschaft负责人针对德国信息资源共享准备工作不充分所带来的问题,提出四个“如果”理论;Soumitra Sharama(2007)认为共享体制涉及公司合作问题,指出公司合作有利于解决资金和技术短缺,共同承担风险和回报;John Seely Brown、Paul Duguid(2002)从技术角度进行分析,提出健全信息社会服务机制防止陷入“信息神话”困境;William Durell(1985)的数据管理(DA)理论认为没有卓有成效的数据管理,就没有成功高效的数据处理。其次,政府系统绩效评价是指针对一个电子政府系统是否高效稳健运行、是否实现预期建设目标进行客观公正考核,进而找出存在问题和解决途径。如美国在2002年建立以“发掘信息资产重用价值、促进IT投资有效性”为核心的联邦实体架构(FEA)模型,为美国电子政府绩效考评指标进行明确指导;印度政府将其开发的“电子政府评估框架(EAF)”应用在电子政府系统绩效评价中,并在指标体系基础上给出评价算法,使其在指标打分基础上计算出项目的综合得分。再次,政府网站评估对象是政府网站,研究关键在于选择合理的评价方法,构建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1]。在评价方法上,Schriver和Sweeney(1993)对用户评价法和专家评分法进行了区分;Kantner和Rosenbaum (1997)给出这两种方法的使用顺序;Jaeger(2006)在综合评价法中用政策分析、专家测评、用户测评、自动测评和Web站点管理员问卷调查法对政府网站做了不同角度和互为补充的评价。在评价指标体系上,学术界评价指标体系有Kristin(1997)的联邦政府网站评价指标体系;政府部门评价指标体系有美国电子立法信息委员会在2005年提出的包含29项指标的评价指标体系。

2.2 国内政府信息化研究特点与理论概述

2.2.1 国内政府信息化研究特点

顺应世界范围的政府办公网络化和电子化大趋势,我国学术界和实践应用者积极开展政府信息化相关研究,在借鉴国外政府信息化理论,反映政府信息化发展普遍规律的同时,结合我国政府信息化自身特点进行针对性研究,其研究特点主要表现在背景特殊性、客体交叉性、主体多元性、与实践同步性、对象广泛性等五个方面。一是研究背景特殊性。内部整体环境上,我国政府信息化发展环境具有“半农业、半工业、半信息化”的复杂特点[2];软环境方面,政府信息化建设法规制度不完善,管理体制不健全;硬环境方面,我国政府内部信息化基础条件差,“数字鸿沟”和“信息孤岛”现象明显。二是研究客体交叉性。张言(2007)指出我国电子政务所涉及的具体学科有社会经济、信息技术、管理、行政等,其下的子客体有政府职能定位、电子政务运作方式、发展模式等。三是研究主体多元性。汤志伟(2006)概括了现阶段我国政府信息化研究的五支队伍。四是研究与实践同步性。汤志伟(2006)提出我国政府信息化研究基本上是沿着“边实践边研究”路线进行。五是研究对象广泛性。政府信息化在整个社会信息化中占据核心地位,其研究对象具有很大的广泛性,在“狭义政府”之外的广大领域已形成了诸多子学科,代表性的有中国共产党各级机关推行的“电子党务”,军队管理部门的“电子军务”,税务机关的“电子税务”,银行系统的“电子行务”,国土资源部的“金土工程”等。

2.2.2 国内政府信息化理论概述

国内政府信息化理论研究主要有多视角政府信息化内涵研究、行政管理变革下的政府信息化研究、信息资源管理与共享理论研究、系统理论构建研究、网站运行效果评价研究、安全保障技术与措施等六个方面。第一,基于多重视角的政府信息化内涵研究。邵琳琳(2004)从政府职能转变角度概括了现阶段政府信息化的本质;张磊(2007)从管理和服务集成角度提出了政府信息化的内涵;陈拥军(2005)从技术、政府管理和服务三者整合角度阐述了对传统政府管理和公共服务进行改造。第二,基于行政管理变革的政府信息化研究。王浣尘(2003)认为我国行政组织结构应由递阶式管理的金字塔型结构向扁平化方向发展,行政组织由设计理念“重分工”向“重整合”转变;姜晓萍(2006)指出政府流程再造为提升政府绩效提供必要路径依赖和对策建议;赵国俊(2003)研究了适应现阶段我国电子政务特点的信息公开机制。第三,政府信息资源管理与共享理论研究。李绪蓉(2006)指出政府信息资源管理(GIRM)是信息资源管理的子集,是与政府信息资源开发和利用有关的决策、计划、预算、组织、指导、培训和控制活动;郑海芬(2009)指出资金、数据库、信息技术、人力资源和共享理念是政府信息资源共享模式构建的五个基本要素;何振(2007)从分析网络环境下政府信息资源共享机制的基本问题入手,探讨了网络环境下政府信息资源共享的运行机制与保障机制。第四,政府信息系统构建理论研究。李晓翔、谢阳群(2007)在研究当前政府信息系统所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借鉴W.H.Inmon所提出的系统建设逻辑,探讨了关于构建政府信息工厂的若干构想;林海敏(2002)对政府信息系统内容进行扩充,指出政府信息系统设计不仅包括网络应用平台系统、网络安全管理系统,还应特别突出数据信息处理过程系统和利用信息做的决策系统等。第五,政府网站运行效果评价研究。刘兴宇(2004)用层次分析法对我国政府网站进行综合测评;沙勇忠(2004)运用链接分析法和网络影响因子测度法,对我国12个省级政府网站影响力进行评价,并将两种方法测评结果与水平测度结果进行比较;陈拥军,李左声(2005)提出了基于BSC方法的政府信息化评价体系。第六,安全保障技术与措施研究。赵国俊(2003)认为政府信息化安全核心技术有数据加密技术、信息隐藏技术、安全认证技术,安全防范技术主要有反病毒系统、防火墙系统、虚拟专网、入侵检测系统、物理隔离系统等;刘芳(2008)指出安全风险评价能够清楚信息系统的安全需求,了解信息系统脆弱性,为降低信息系统安全风险提供必要依据。

3 建设工程质量政府监管信息化特征分析

建设工程质量全过程、全方位的监管体系决定了其信息化建设具有平台开放性、系统集成性、技术完备性、功能有效性等内在特征要求。首先,建设工程质量政府监管信息化需要开放共享的技术平台。建设工程质量监管机构依据国家、省、市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技术标准建立基于全监督机构的业务和办公计算机管理系统与网站,通过监管总站把监管市场信息统管起来,使分散的各监管信息系统或责任主体在不同授权下进入系统平台进行通信和数据交换,实现监管信息基础数据管理和数据共享。其次,建设工程质量政府监管信息系统必须实现宏观与微观两个层次的系统集成。宏观上,建设工程质量政府监管信息化涉及层面众多,包括建设工程质量政府监管机构信息化、勘察、设计、施工、建设、监理单位监管信息化等,监管信息化建设不仅要实现各监管单位内信息平台的搭建,还要实现各监管单位间信息平台的有效集成;微观上,各监管单位监管工作的实质共同点均以现场监管结果为基础,各监管单位现场监管数字化系统的集成整合实现了内部办公管理与监督工作业务管理的无缝连接。再次,建设工程质量的重要性与监管决策的科学性需要建设工程质量政府监管信息化具有完备可靠的技术支撑。建设工程质量政府监管信息化的成功实施应充分考虑各种信息技术和软、硬件条件,利用网络、指纹认证识别、地理信息系统、数字视频监控等高新技术开发建设工程质量监管系统,对施工企业、监理企业、项目工程信息实行统一数据库管理,实现对关键岗位人员的客观公正考核与评价;利用建设主体在建设工程质量影响因素与结果的定性与定量数据,通过系统信息判断、纠偏校正、二次评价,实现建设工程质量的有效控制与科学决策。最后,基于提高建设工程质量政府监管有效性与科学性为目的的建设工程质量监管信息化建设,必须满足监管运行过程的功能有效性。信息化是对建设工程质量监管实施公开、公平、公正执法监管的重要手段和媒介,监管信息化手段应将建设工程质量形成中建设主体的质量行为和活动过程记载备案,推动建设工程质量终身负责制的有效实施;监管信息系统应实现监管过程中信息资源的动态、在线管理,为监管工作提供实时支持和引导,提高监管效率;监管信息系统中的智能决策支持系统应能为监管业务工作与决策提供信息共享平台和科学管理依据,提高监管科学性和透明度。综上所述,建设工程质量政府监管信息化应开展符合工程质量形成过程真实记载、监管过程有效便捷的信息平台搭建、信息系统集成、数据仓库和数据挖掘技术、系统安全保障技术等方面的研究与实践探索,以促进建设工程质量政府监管信息化进程。

4 综合述评及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