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国特色康复医学

构建中国特色康复医学（精选12篇）

构建中国特色康复医学 篇1

近几年，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健康观念转变、“失健”者康复理念的转变和国家医疗政策的改变，大众运动康复事业备受关注，欧美是现代运动康复医学的发源地，欧洲运动康复医学在医疗卫生体系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在提高全民健康水平中所发挥的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大众运动康复学。

1 我国大众运动康复学主要现状

1.1 资源配置不均衡

农村基本无运动康复机构,相对于农村而言，城市的运动康复资源充足,城市设有各种类型的运动康复机构医疗机构，有公立的大型综合性医院、康复医院、民营医院、社区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等,但绝大多数非独立运营,在这些医疗机构中，公立的大型综合性医院又集中了绝大部分的城市运动康复机构资源，而社区医疗服务机构分到的蛋糕非常有限。

目前，许多媒体把运动康复包含于康复的大概念中，但我们可以从许多文献中得知运动康复的现状。如：李建军(2008)调研得出:康复资源分布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经济发达地区康复资源相对丰富。但是，即使经济发达地区，康复资源依旧不足；一般来说，省、市级医院多为三级医院，三级医院的康复治疗场地较大，设备齐全，能够开展物理治疗、作业治疗、言语治疗、心理治疗和康复工程等，主要康复人群有脑血管疾病、脑外伤、脊髓损伤患者、童脑瘫患者及骨关节功能障碍术后患者。区级及县级医院多为二级医院，二级医院设置的康复医学科仅能开展一般的物理治疗，治疗对象主要为颈、肩、腰腿痛患者；城市集中，农村缺乏,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医院，多为一级的乡、镇卫生院，主要满足常见疾病的急性期治疗。基本缺乏康复资源，特别是一些专科医院和特殊服务机构，如盲人学校、儿童康复、视力障碍康复、听力康复、智力障碍康复、精神康复以及辅助器具服务等基本缺乏。这些资源主要分布在城市。

1.2 重医疗、轻运动康复的意识

患者、医疗机构普遍有重医疗、轻运动康复的意识，在运动康复利润未达到最大化时，公办医疗机构力量和社会力量很难有资金流向运动康复项目。

根据调研可知，机构赢利、运动康复机构的断层（乡镇、农村、城市社区基本无运动康复机构）、治疗观念等原因是患者、医疗机构重医疗、轻运动康复的意识最主要起因。

1.3 我国运动康复资源归属特点

我国运动康复资源的归属较复杂，基本是挂靠其他学科,从隶属关系看，有隶属于卫生部、地方政府、残联系统、企业的，以及民办等，其服务对象也有各自特点。

2 国外运动康复发展现状

现代运动康复医学以欧洲、美国、日本等居世界领先地位，大型医疗机构都设有专门的运动康复研究所和门诊，小型医疗机构设有专门的科室，城市都非常注重社区的运动康复服务，都有着完整的运行体系。

3 中国特色的大众运动康复学发展方向

3.1 便捷

医院、康复医院、民营医院、社区医院、乡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等,要设立运动康复科,各级运动康复机构的功能定位要各司其职,各级运动康复机构的康复模式和技术要匹配,在这种模式下，以往机构内单纯的以临床医疗和运动康复为主的模式将逐步发展为由机构和自己在社区康复共同承担，而机构偏重于以治疗为主、诊断为主，最终形成机构治疗、诊断和社区康复相结合的多元化、多层次的现代医疗卫生保障体系。

3.2 节费

“失健”者可以在家庭或附近进行运动康复，借鉴国外经验和从我国实际情况考虑，要改变我国居民到大医院盲目就医、康复的局面，单靠引导可能达不到分流的效果。整个运动康复医疗服务体系的运作应该是“康复在社区、诊断进医院”的格局，这样才能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比。缘于经济问题，“失健”者在康复医疗机构里进行治疗和训练的时间是短暂的，绝大部分时间将要在家庭、社会里度过，因此，便捷的运动康复器材和运动康复咨询指导人员可使“失健”者在家庭或附近进行运动康复，可使“失健”者尽量节省医疗费。

治疗费用较低而功能改善显著的措施将是价值最高的医疗方式，运动康复医疗在这方面无疑有十分突出的优势，如；运动康复医疗的价值还体现在减少临床治疗的负荷或提高疗效。例如急性心肌梗死患者早期进行康复活动，是帮助患者7～10天出院的基本措施之一；高血压病和糖尿病患者的运动锻炼可以减少药物使用量；髋关节置换术之后合理的康复训练将是减少并发症，延长假体寿命和提高患者活动能力的必要手段。可见运动康复既增加了“失健”者的满意度，同时减少了治疗费用。

医疗价值量重要的衡量尺度是功能改善程度与医疗服务投入的比值，即所谓的性能价格比，或投入产出比。如果A疗法和B疗法功能改善的程度相同，A治疗花费了1万元钱，B治疗花费了5000元钱，我们应该选择A治疗还是B治疗?这是不言而喻的。

朱慧军（2009）为探讨教育康复联合医疗康复对脑瘫患儿预后的影响，对2组失健者给予不同的疗法，即综合康复组给予药物治疗的同时，为患儿制订教育康复和医疗康复计划进行系统的康复护理，对照组仅给予药物治疗和常规护理。分别于治疗前和治疗后6周和12周进行测评。结果发现经6周和12周治疗后，2组小儿脑瘫运动功能评分和Kenny指数评分均有一定程度的增高，综合康复组的改善幅度明显优于对照组(P<0.01)，得出结论是脑瘫患儿接受综合康复护理，能明显改善肢体运动功能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且效果较好、节费。

4 发展策略

4.1 建立独立的运动康复体系

医院、康复医院、民营医院、社区医院、乡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要设立运动康复科,各级运动康复机构的功能定位要做到既互通又各司其职。要提高城镇社区、农村运动康复平台的比例,在城镇社区、农村设置常用的运动康复器材，并用专人负责。在条件好的城镇社区、农村设立运动康复服务站，接待随访的患者，提供运动康复的技术指导、转诊、诊断机制，城镇医疗机构的运动康复科负责临床医疗和全面康复。

4.2 运动康复点布局的合理化与卫生资源配置的优化

大中型医院和康复医院要设立运动康复科，加强与其他科室的横向合作。城、镇社区运动康复点布局：依托社区，组建运动康复服务中心，设专职人员，配备相关器材。重新调整乡村卫生资源配置，依托“一乡一院、一村一室，”的发展局面，依附其设立运动康复点或科，设专职人员，配备相关器材。城、镇社区运动康复点或科、乡村卫生运动康复点或科要和大中型医院和康复医院设立的运动康复科，做到双向转诊制度（“双向转诊”制度的关键：规范化的管理，同时要做到区域卫生资源的合理规划。合理地利用资源，按照双向转诊社区人口密度，根据当地发病率，并根据当地的医疗资源条件来定，要保证社区医院有相当数量的病人转给对口医院，如，无必要就用不着重复检查，自然而然地形成有效的运转。病人结束在专科医院的治疗后，要求专科医院提供转诊期间治疗情况，并把病人转回到社区医疗站，作到双向转诊。可以通过“双向转诊”获得及时有效的保障，避免延误诊疗时机；大医院的住院病人在急性治疗稳定后，可以转诊到社区医院进行后继康复治疗，既节省了医疗费用，又为其他急需住院的疑难危重病人创造了救治机会。）

4.3 加强社区运动康复工作

接受运动康复治疗的患者中以慢性病和老年病者具多，且病程长，患者常因无力支服更多的治疗费用而不再接受正规系统的运动康复治疗，影响了其生存质量，最终出现残障或病情的延续等。社区运动康复有利于把医疗康复、职业康复、教育康复和社会康复紧密结合起来，使其形成一个有机整体。但是无论哪一个模式的社区运动康复，都应该体现出；(1)就近就地提供运动康复服务。(2)运动康复治疗简便廉价或无费，患者负担得起。(3)运动康复服务分教进行，到家到户。（4)发挥和尊重患者参与运动康复的积极性。

加强社区运动康复工程建设，政府部门要高度重视，为社区运动机构与家庭康复之间的衔接创造良好的实施条件，协调社区机构人员不足与广大患者的运动康复需求之间的矛盾，做好运动康复师和康复员的及家庭护理员的培训，为康复者提供更好的服务。

海峡都市报报道（2008）:3年前，郑依姐被诊断患有颈椎病，康复治疗费用大概要八九千元。郑依姐无法承担，因此放弃了治疗。一个月前，郑依姐听说社区医院免费康复治疗，便到社区医院试一试。康复指导医生黄锦辉询问了她的病史，为她量身订制了一套治疗计划。免费做了一次治疗后，郑依姐感觉舒服多了，便经常去理疗。郑依姐认为，去社区医院，不但走路十分钟就到，还不用排队，可见社区运动康复弥补医疗服务短板。

目前，运动康复医疗资源主要分布在三级医院康复科和康复医院等医疗机构，不仅数量有限，而且运动康复费用高覆盖面小，无法适应残疾、慢性病及老年病等患者数量多、分布广和经济条件有限的状况，成为医疗服务的“短板”。研究表明，有功能障碍的患者在病情稳定后，若在社区和家庭中能够得到及时恰当的运动康复治疗，与在康复机构相比功能恢复没有显著差异，而且花费较低，有家庭支持，易于长期坚持并且有利于言语、认知、情感和心理功能的恢复郑健说，如果加强社区运动康复医，疗服务能力，让患者及时出院回到社区和家庭，既减轻三级医院的诊疗压力，也为患者节约了医疗运动康复费用，有利于患者的心理康复，同时可解决看病难和看病贵问题。

4.4 基层培训

社区运动康复工作者是社区中一支重要的运动康复技术力量，是患者能否在社区中自始至终地得到运动康复服务的基本条件，患者在通过自身的训练或是在家属/亲友的帮助下坚持治疗的过程中，仍需要得到督促与指导。综合医院运动康复工作者可以发挥资源中心作用，从理论和实践中培训基层运动康复工作者，让他们掌握最基本的评估和治疗技术。当某一患者回到所辖的社区时，将他的所有医学资料向基层运动康复工作者做详细的介绍，结合患者的预期目标，要求基层运动康复工作者做定期的功能评估，纠正治疗中的问题，促使治疗向有效、简捷的方向顺利发展。

4.5 家属训练

针对患者在住院期间的功能障碍对其家属/亲友进行有计划、有目的的运动康复技能培训，使他们能够了解和掌握一些基本实用的运动康复手段及方法，并能在家庭中为患者进行有效的运动康复训练，从而达到治疗患者，让患者在功能方面得到进一步的改善。

4.6 加强政府经费投入

政府运动康复经费投入取向分供方投入和需方投入两个方面，政府投入取向不同，产生的效果也不相同。由于我国的卫生体制属于国有化，而且运动康复产业在我国又是一种新兴产业，其机构设施建设、运动康复设备购置、人才培养等许多方面都需要政府投入大量的资金。以便促进我国运动康复学科快速发展，弥补运动康复供给不足的局面，尽快缩小运动康复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突出矛盾，最大限度地满足“失健”者的康复需求，促进运动康复事业的发展，保证其同国民经济的其他行业同步进行。随着运动康复产业的不断发展和卫生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国家也应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重视对需方的资金投入，加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使更多的残疾人掌握购买运动康复服务的主动权，同时也有助于运动康复提供者努力改善服务质量。

4.7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社会保障制度，是指国家和社会为了维护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权利，保证和促进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对由于各种原因而失去生活保障的社会成员给予一定物质帮助的社会安全制度。它是国家关于社会保障的法律、规定及其实施办法的总称，是国家社会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内容主要包括：社会优抚、社会福利、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其中，医疗保险是运动康复社会保障的重要内容，可以说，一定条件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康复“失健”者得以全面发展的必备条件和保证。进入2l世纪，我国开始积极推进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是我国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基本组成部分，它和企业补充医疗保险及社会医疗救助等共同构成一个多层次的社会医疗保障体系。促进“失健”者运动康复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加入农村新型合作、开展特困“失健”者医疗救助将是我国进一步完善医疗保障体的重要举措。

参考文献

[1]李建军.康复医学导论[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23～89.

[2]陶小平,陈伟.康复性体能训练在我国运动训练中的研究和实证应用[J].四川体育科学,2007,12(4):69～73.

[3]金晓平,侯学华.学习先进经验,谋求科学发展——德国运动康复体系优势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9,2(2):111～114.

构建中国特色康复医学 篇2

优化政府职责体系，促使各级政府机构更为合理、高效地履行职责，一直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行动框架中的一个重要板块。历经长期的改革实践积累和理论提炼，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政府职责体系不断优化调整，迈入到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三个首次：新时代政府职责体系的新动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广受瞩目的几次重要会议及其纲领性文件，都对政府职责体系提出了一系列新要求。2013 年 11 月 12 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一次对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职责作出了明确区分，即：加强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职责和能力，加强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职责。这一划分，采取各有所强、而非简单的上下对口的方式，指明了各级政府需要“差序化”地发挥长处及作用。

2018 年 2 月 28 日，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第一次明确提出要解决“上下一般粗”的问题，即必须抓紧解决一些领域中央和地方机构职能上下一般粗、权责划分不尽合理这一问题。专门针对该问题的解决思路则包括：科学设置中央和地方事权，理顺中央和地方职责关系，更好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中央加强宏观事务管理，地方在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前提下管理好本地区事务，合理设置和配置各层级机构及其职能。这些指向明确的改革思路，在其后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政府职责体系的优化工作开始朝着更深层次推进。

2019 年 10 月 31 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将“权责清晰”作为体系建设要达到的重要标准，即构建从中央到地方权责清晰、运行顺畅、充满活力的工作体系。“权责清晰”位于第一位，它是职责和机构体系实现运行顺畅的基础，充满活力则是这一体系运转得较为成熟后才会达到的良好状态。以此为目标，该文件还更加具体地提出了“两加一减”的任务要求，即适当加强中央在知识产权保护、养老保险、跨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事权，减少并规范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权。

2020 年 10 月 29 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将建设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列于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这一任务板块中的首要位置。

近年来，政府职责体系不断建立健全，取得了可观的进展。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推进优化政府职责体系这一工作会得到接续延展，作为实现一系列重要目标的硬件保障。只有打造出一个更加精良的政府职责体系，实现中央到地方的各层级政府更加顺畅、有效地协力应对公共事务，才能够达成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这一“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以及国家行政体系更加完善、政府作用更好发挥、行政效率和公信力显著提升等一系列子目标。

构建中国特色的梯度式职责体系

根据中央政府、省政府、市政府、区县政府、乡镇政府这五层级政府的现有划分，并结合各个职责领域本身的业务特点，我们可以按照“领域—层次”的双维度统筹方法，来依次展开职责内容的配置规划，形成“梯度式职责体系”。

这里所说的“梯度式职责体系”，是在充分考虑到现实情况、稳妥解决“上下一般粗”问题的前提下，强调事权、职责和利益的合理“归位”与实际“确认”，而非线性地认为应该根据政府层级的递进关系、职责内容口径就需要由宽到窄或由窄到宽，即不会呈现出一个梯形或倒梯形这种另类化的“对口对齐”职责构建模式。具体而言，“梯度式职责体系”的设计思路包括：

一是“职责归位”，每一级政府都有一份自己的职责目录和手册。按照职责本身的业务特点、现实需求、历史沿革、条件支撑等要素，将现有的各项职责分别归类为共有职责、各有职责，即确定哪些职责是所有层级政府所共同拥有的、哪些职责是部分层级政府所共同拥有的、哪些职责是单一层级政府所独自拥有的。每一级政府作为一个梯度，职责范围就是梯度长度，具体视实际情况有短有长。各级政府的梯度范围叠加在一起，如同各种尺寸的书叠在一起，由于厚薄、大小不一，显然并不会整齐一致。这样的一个职责和机构体系，可能不符合我们对政府的传统“审美”和惯性认知，但却是对真实情况的反映。

二是“层级链接”，构建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多样化协作关系。职责的各归其类、各归其位只是一种人为的静态划分，将职责事项布置于各个政府层级。欲使其合理高效地得到履行，还需梳理好政府间的协同履责关系。全部层级政府的共有职责、单一层级政府的独有职责如何履行，已有丰富的历史经验、域外做法可供汲取。对于部分层级政府的共有职责，有时需跳出过去的连续性思维，构造“跳跃式”的层级搭配及互动链条。比如，在“中央—省—市—区县—乡镇”各层级之间，既可以存在着“中央—省—市”“省—市—区县”“市—区县”“区县—乡镇”这样的连续性三层次、两层次共有职责，也可以根据现实治理需求配置出“中央—市—区县”“省—区县”“市—乡镇”这样的跳跃式共有职责，进而形成真正“错落有致”的职责配置多维空间化形态。从上至下，既允许“一对多”、又允许“多对一”，既可以“连续对”、也可以“跨着对”。显然，要启动并推进这项工程，还需推出一整套更具改革魄力、更加新颖的体制机制安排，以及一系列新型的配套措施。

三是基于容量平衡的考虑，适度控制下级机构对于“额外”职责的承载负荷。通过明晰各个下级机构的工作属性、内容与“额外”公共事务的交叠程度，厘清紧密合作与临时协助的边界，让真正有关联、有助益的那一部分下级机构参与进来。而非一味地“求大求全”，不加区分地将任何主题的工作任务都全部分发给所有下级机构。

四是尝试设计并运用“职责协议书”这一方式，规范上下级机构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下级机构可通过与上级机关签订“职责协议书”或类似的制度化文本，提前约定履责的内容、方式、时限、成本分摊、绩效认定等关键条款，一事一议一签。通过建立起规则化的“投入—回馈”正向激励机制，能够切实限定下级机构的资源投入额度，且使得上下级机构间的权责匹配、利益分享更加“名实相符”，从而有力提升纵向间政府协作履责的精细化水准。

构建中国特色在线开放课程体系 篇3

高等教育出版社总编辑、全国高等学校教学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杨祥，先后两次参与中国信息化百人会关于在线教育研讨会。作为一直致力于研究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专家，他结合自身实践，谈了对目前我国在线教育的认识和体会。

在线开放课程成效显著

杨祥在会上指出，“互联网+”行动计划实施一年多以来，我国高校在线开放课程成效显著。目前，已经有60余所高水平大学开始在线开放大学的建设，有近200所普通高校参与了教学，课程上线数量持续上升，以985、211学校为代表的高校在线课堂课程大概已经超过了700门。

他以“国家精品开放课程共享平台”（爱课程网）为例，2011年11月19日上线，一直致力于建设在线开放慕课（即MOOC，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逐渐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在线开放课程，内容有高校在线课程中心和校园3G体系。截至2014年，爱课程网共聚集600余家高校的课程，累积浏览量达110亿次，慕课的上课人数突破1100万。

在线开放课程促进教学改革

虽然成效可喜，但仍有不足之处。杨祥认为，当前我国在线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构建中国特色在线开放课程体系，实现在线教育创新发展。对此，他谈了对于中国特色在线教育、中国特色在线开放课程体系的认识，以及对在线开放课程创新发展的思考。

首先，杨祥认为这是一场高等教育的教学改革。他引用了教育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应用与管理的意见》（简称《意见》）中的一段话，“近年来，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慕课）等新型在线开放课程和学习平台在世界范围迅速兴起，拓展了教学时空，增强了教学吸引力，激发了学习者的学习积极性和自主性，扩大了优质教育资源受益面，正在促进教学内容、方法、模式和教学管理体制机制发生变革，给高等教育教育教学改革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从这一点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模式正在发生改革。”杨祥比较了1994年与目前的高等教育教学改革，“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相比，共性是两次改革的都是课程，特性是在课程教学改革的内涵上各有制度。1994年的高等教育改革目标是面向21世纪，有两项重要成果，一是有60余本面向21世纪的课程教材，至今仍在教育教学改革中发挥重要作用，二是有近百本校本（school-based）发放；而目前，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重心在教育改革，但是成果是在线开放课程和公共服务平台。”

教学改革构建中国特色在线开放课程体系

其次，改革的核心任务和成果，是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在线开放课程体系和服务平台。《意见》里明确指出，要遵循教育教学规律，深化高等教育教学改革，依照国情建设在线开放课程和公共服务平台；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在线开放课程体系和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一大批以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为代表的优秀开放课程和大学生文化素质的教育课和公共课以及专业核心课程为重点，来建设适合网络传播和教学活动的在线课堂建设。“由此透露出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重点任务，可以清晰地看出构建中国特色的在线教学体系与我国高校在线开放课程的建设定位、建设机制。”杨祥说道。

他表示，我国的慕课、在线课堂等从定位上就与美国的不同。美国的慕课是大规模地面向社会推广学习，而中国慕课的则是由985、211等高水平大学提供给本校学生的，由本校的老师建立的全日制课程，集中了我国最优秀的高等教育资源。此外，在其他在线开放课程平台，如职业教育、基础教育等的在线课程教育，目前的建设内容和模式仍然在沿用美国慕课的模式，以短视频、微视频为主，如果在这些在线课程的基础上形成一个在线开放课程体系，并将其与我国高水平大学建设的慕课、在线课堂等平台打通，效果会更好。

通过改变在线教育内涵，形成中国特色

第三，慕课引发的高等教育教学改革，正在逐渐改变着我国在线教育的内涵，从而形成中国特色。杨祥解释说，目前我国做在线教育的平台，一般是从“互联网+教育”入手，而国内高校开展的则是“互联网+课程”，两者定位不同，从而无法快速地融合在一起。“实际上，这些模式有一个共融点，就是‘在线开放课程，如果各个模式、各个平台都能聚焦到这个共融点，开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在线开放课程，产生有中国特色的在线教育，那么所有的平台就能融会贯通。这样形成共识的大平台，将更有利于构建中国特色的在线开放课程体系。”

构建中国特色康复医学 篇4

1 历史回顾

20世纪60年代, 家庭全科医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医学学科在欧美蓬勃兴起, 至今已有30多年的历史。中国自1988年由世界全科医师学会组织 (WONCA) 引进全科医学的概念以来[1], 也已经有20多年了。开始由周东海、吴春容、顾媛等同志牵头开展工作, 很快受到卫生行政部门和医学院校的高度重视, 以及广大医务工作者的极大兴趣, 然后在北京、天津、上海、浙江、广东、安徽、黑龙江等地, 广泛开展了全科医学服务和教育、研究工作。比较典型的工作有以下一些。

1.1 编写著作和教材。

1993年7月由吴春容主编出版了《全科医学概论》。1995年8月由顾媛、吕繁主编出版了《全科医学理论与实践》。2001年9月由扬秉辉主编出版了《全科医学概论》, 属全国高等学校统编教材。2005年3月由梁万年主编出版了《全科医学导论》属全国成人高等学校“专升本”统编教材。以上的著作和教材为我国全科医学的开展, 提供了理论基础和依据, 并随着时代的发展, 又丰富和提高了理论水平, 推动了全科医学的发展。

1.2 创办全科医学院, 开设全科医学专业。

1992年9月民办黄山医科大学在钱信忠、殷大奎、陈海峰、朱潮、黄永昌等领导的直接关怀指导下, 创办了全科医学院, 开设了全科医学专业, 为城乡社区基层培养了本科和专科的全科医学人才。为了能完成基层六功能的任务, 要求培养成五结合的人才:即中西医结合、防治结合、医护结合、药物与心理治疗结合、医疗服务与卫生管理结合。大批毕业学生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和国内外的一致好评。该校一直举办到1999年9月, 全科医学专业因政策调整而停止招生。

1997年以来广州医学院成立了公共卫生与全科医学学院, 在钟南山院士的积极支持下, 开设了全科医学专业, 他们采用举办全科医学方向本科学历教育, 已有7届400余名毕业生充实到城乡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工作, 受到了欢迎和好评, 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局面。同时还有300余名在职人员, 取得了成人本科学历, 现仍有1974人在读。近期他们已经开始了研究生教育。另外他们还积极开展了全科医学培训, 含149名脱产一年的骨干培训, 500余名带教师资培训, 7千余名全科医生和4千余名全科护士培训, 都获得了“证书”。

该校在全科医学专业和本科学历教育的带动下, 有力地加快了专业教师队伍的建设。目前有专职教师5名, 兼职教师10名, 全部具有硕士以上学历, 有20余人次到国内外参加各种学术交流与培训, 4人次到英国、香港考察学习。

在实践中他们逐步开设了专业课程, 并编写教材, 如全科医学基础、人文社会医学、社区预防保健、社区卫生服务管理等。

该校还特别重视专业实习基地建设。他们选择了一批条件较好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含服务站) 作为专业实践基地。生产实习时在完成家庭全科医生的疾病防治任务外, 还应学到社区卫生诊断、公共卫生、妇幼保健、康复技术、社区护理、营养和健康教育等全部六功能的内容和技能。生产实习基地是培养家庭全科医生实际能力水平的主要场所。

该校还特别重视培养防治结合和中西医结合型的全科医学人才, 在课程安排中特别重视预防医学和中医药学课程, 并要求在实习实践中具体贯彻执行。

这所学校为我国培养中国特色的家庭全科医师, 作出了重要贡献!

国内举办全科医学专业的还有:如1997年徐州医学开始了全科医学方向本科学历招生。1999年山东中医药大学开设了中医学全科医学方向本科学历招生。还有类似的学校计有20余所, 目前都办得很好。

1.3 《关于发展全科医学教育的意见》发布前后的情况。

1999年下半年卫生部科教司先后发布《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大纲 (试行) 》、《全科医师岗位培训大纲 (试行) 》、《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试行办法》。2000年又发布《全科医学临床培训基地基本要求》、《全科医学社区培训基地基本要求》、《关于发展全科医学教育的意见》 (下面简称意见) 、《社区护士岗位培训大纲 (试行) 》、《卫生部全科医学培训中心管理办法》。以上八项文件可以说是对我国全科医学引进开展工作以来的十年总结。科教司确实很认真努力, 全国人民也寄以很大希望, 到现在又是十年过去了, 对以上文件贯彻的结果, 应当进行一次总结。我们知道的群众反映是大失所望, 很不满意。下面谈一些我们知道的情况。

1.3.1 对《意见》中提出:“毕业后全科医学教育是全科医学教育体系的核心”的意见, 执行十年来只能说不符合中国的国情, 基本上是不成功的。从全国看, 要五年制临床医学毕业的学生, 再用四年时间进行“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 然后达到全科医学主治医师任职资格, 再到社区基层做全科医师。实践证明行不通, 没有哪个省、市能办好。仅此一条, 耽误了我国十年全科医师的培养成长, 太可惜了。

1.3.2 科教司文件中提出全科医师岗位培训, 社区护士岗位培训, 由于各地培训中心教师, 本身大多不是全科医学专业人才, 所以各地经过培训的医师和护士, 很难达到人民群众的满意和要求。

总之, 我国20多年全科医学的引进、发展、变化和曲折, 很需要有一次按照科学发展观的总结。

2 科学总结

2.1 关于学科名称。

国际上习惯称全科医学又称家庭医学[2], 也称全科/家庭医学[3]。我们经过研究, 认为称“家庭全科医学”更为合适, 以体现中国的特色。“家庭全科医学”能清楚的说明, 这门医学学科是以家庭为对象, 研究并解决家庭中男女老幼, 生老病死的全部医学问题。这种名称会引导家庭全科医师, 主动学好有关知识和技能。家庭全科医学专业的教学培养计划, 就必须完成这些重要任务。人民群众也就会欢迎和依靠“家庭全科医师”来保护各个家庭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家庭全科医师”将成为人民群众广泛尊重、爱戴和欢迎的白衣天使。

2.2 关于学科的社会地位和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 卫生改革的结果, 是人民群众广泛反映“看病难、看病贵”。主要问题是所有病人都想找到有名的专家, 解决他们实际病痛, 所以就要到大城市, 大医院找大医生看病。最近北京市提出用预约挂号的办法, 仍然解决不了问题。如果我们培养的“家庭全科医师”能主动的到家庭来, 解决所有的医疗卫生问题, 遇到特殊的疑难危重问题, 才有医师介绍向上级对口专家转诊, 这该有多好!因此, 我们卫生界如能集中解决好, 逐步培养遍及全国城乡、各个家庭的家庭全科医生, 这将是13亿人民的最大福音。一定会得到各级党政领导的支持, 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全力支持。

2.3 关于学科的建设思路。

根据国际经验, 培养全科医师, 应该和培养专科医师一样, 必须是从本科学历教育起步, 向上还可以发展研究生教育。因此, 我国培养家庭全科医生, 广州医学院已经开闯了, 必须从本科学历教育起步, 同时还明确在职成人教育, 也必须达到本科学历教育。该校也明确开始了家庭全科医学的研究生教育。

最近我们在研究建立我国创新型卫生队伍时, 就提出要贯彻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倡导的创建中国新医药学的精神, 其内涵是:预防为主, 防治结合;中西医并重, 中西医结合。以体现我国优秀医学文化的贡献和发展。这是发展我国医学科学技术的正确道路。中国新医药学的形成, 将为全人类的健康保障, 发挥新的巨大作用。

我国家庭全科医学的建设思路, 它不是培养治疗医生, 而是能完成六功能任务的, 具有防治结合和中西医结合能力的创新型家庭全科医师。他们在基层的长期丰富实践, 正可以为创建中国特色的新医药学, 做出积极的贡献。因此, 我国今后家庭全科医师的培养和成长, 必然地肩负着, 创建中国新医药学的光荣任务。所以, 我们也可以讲, 我国应该培养具有中国新医药学类型的家庭全科医师, 这简直是为人类作重大贡献的伟大事业。

2.4 关于学科的建设途径。

根据我国建设新兴学科的成功经验, 必须解决好新学科的行政支持机构、专业设置、师资队伍、教材建设、研究机构、学术刊物和学会活动等一系列工作。其中最关键的是专业设置。例如要建设家庭全科医学学科, 首先要建立家庭全科医学专业, 明确招收本科学历的学生, 有学生要来了, 必然会建立全科医学院或全科医学系的行政机构。并带动专、兼职教师队伍的建设, 在实践中逐步形成课程和教材建设, 然后才带动实习基地、科学研究和学术刊物等活动。因此, 建立专业是关键。广州医学院的成功, 重点是建立了全科医学专业, 开始招收本科学历学生, 然后才能产生轰轰烈烈的活动和产生重大影响。民办黄山医科大学的国内外影响, 也是举办全科医学专业形成的。1999年卫生部科教司提出:全科医学是临床二级学科, 不同意办专业, 只能搞培训, 事实证明是不成功的。这种经验依据是学习外国的。实际上国外也只有30多年的经验, 而且主要是培养治疗医生, 没有我们六功能的任务, 和我们中国的情况全然不同, 才出现不好的结果。

2.5 关于基层卫生人员的转型培训问题。

这里要研究的主要问题, 是农村的乡村医生, 必须明确要逐步有计划的转型为本科学历水平的家庭全科医师。这是时代发展的需要, 这是对8亿农民健康保护的需要。在建国初期农村采用赤脚医生, 后来改成乡村医生, 都是根据当时历史条件决定的, 他们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完成了历史任务。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 经济发展了, 老年人、慢性病等都在增多, 需要有高水平的家庭全科医师来完成任务。因此, 乡村医生必须要转型, 可以由中专→大专→本科的不断培训提高的办法来解决。总之, 农村的乡村医生, 必须有计划的向家庭全科医师转移。同样的道理城市里的基层卫生人员, 也应该有计划的转型为家庭全科医师。这是重要的历史性的转变, 也是提高中国卫生事业服务质量的重要举措。

2.6 关于学科建设的支持条件。

要决心建设好中国城乡基层的家庭全科医师队伍, 还必须解决好以下的几个问题。

2.6.1 要进行卫生产权制度的改革, 今后城乡基层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服务站, 不宜再搞私有制或私人开业。要统一进行一体化管理, 形成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混合所有制。相当于建国初期的国家参与的联合诊所, 以保证城乡社区卫生机构的快速健康发展, 尽快解决好房屋、设备和人才的合理达标。

2.6.2 要提高家庭全科医生的地位和待遇。他们应当获得像专科医师同样的地位和待遇, 可以分医生、主治医生、主任医生, 也可以分学士、硕士、博士, 同样实行绩效工资, 相当于当地公务员水平。

以上就是中国特色家庭全科医学学科建设的全部科学发展内容。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卫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3 创新发展

根据这次合肥会议的创新精神, 结合家庭全科医学的发展需要, 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3.1 组建中国特色卫生事业发展规律的配套工程。

其内涵是:第一, 发扬“生命最宝贵, 健康应第一”卫生国策精神, 逐步开始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政策调整。第二, 开展全民健康保障制度的试点工作, 首先可按照不同地区逐步提高全民医保的国家、社会、公民三方投资水平和医疗门诊、住院的报销比例。第三, 启动卫生事业的现代产权制度改革。在国家三级卫生机构开展公有制和私有制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 以加快各级卫生机构, 特别是城乡社区卫生机构房屋、设备和人才的建设达标。第四, 全国推行基础卫生保健、社区卫生服务和家庭全科医学的同步协调活动。

3.2 集中力量发展家庭全科医学专业。

为了加快培养输送本科学历的家庭全科医师, 就必须发展家庭全科医学专业, 我们建议卫生部科教司应尽快调整全科医学毕业后教育政策, 改发支持举办家庭全科医学专业文件, 以便各地条件较好高等医科学校, 尽快筹办家庭全科医学专业, 开始培养人才。我们还建议应采取师范大学的办法为基层建立免费培养家庭全科医师的制度。各地还应尽早准备开展卫生在职成人家庭全科医师的专科、本科学历教育工作。

3.3 结合家庭全科医师工作, 加快创建中国新医药学。

新医药学要体现在防治结合和中西医结合的提高和发展。在这次会议上殷大奎教授深有体会的讲, 做医生必须贯彻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精神, 否则就会出现:“只治不防、越治越忙;只治不防、花钱心慌;只治不防、痛苦悲伤”的不良结果。他说明了防治结合的重要。去年8月我们在浙江湖州召开农村中医建设会议, 发现该地社区基层都在搞西医学习中医, 中医学习西医的中西医结合活动, 结果是医生提高了业务水平, 提高了服务质量, 提高了群众威信, 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情欢迎。以上的事实说明了, 家庭全科医生需要学会防治结合和中西医结合的本领, 他们将在长期丰富的实习中, 很必然的为创建中国新药学作出重要贡献。

最后, 我们预祝中国特色家庭全科医学学科必将蓬勃发展, 并能为人民卫生事业发挥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吴春容主编.全科医学概论[M].杭州, 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3.

[2]梁万年主编.全科医学导论[M].北京,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2005.

[3]顾媛, 吕繁主编.全科医学理论与实践[M].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1995.

构建中国特色康复医学 篇5

发挥传统文化优势构建中国特色企业文化 作者：黄享细 黄承章 张超坤

来源：《沿海企业与科技》2005年第06期

[摘要]21世纪的竞争，是文化的竞争，经济与文化是不可分割的。21世纪的国际竞争已体现企业文化竞争，企业发展不仅靠规模竞争，也不仅靠经营管理竞争，更重要的是企业文化的支撑。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只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才能创出世界名牌，推动企业发展。

[关键词]传统；优势；中国特色；企业文化

[中图分类号]F272．9

构建中国特色康复医学 篇6

话语权决定主动权，传播力决定影响力。曲艺在漫长的传承发展中，产生并留下了许多原始的“春典”“艺谚”“艺诀”等独特术语。在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明多样化的今天，作为现实中的曲艺，避免不了西方艺术思潮和学术话语的影响，在交流交融交锋中一旦失掉了自己特有的话语权和传播能力，将直接面临艺术传统和艺术价值的丧失。话语体系是思想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的外在表达形式，具有完整的科学的话语体系是一门艺术理论学术思想成熟的重要标志。曲艺学者曾尝试用戏剧的三大表演体系来诠释曲艺的表演特征，但终究难以自圆其说。因此，构建中国特色的曲艺理论学术话语体系是曲艺界必须直面的重大现实问题和重要研究课题。

中国特色的曲艺理论学术话语体系应该是以曲艺创作、表演、传播、审美等一整套曲艺理论学术体系为框架，批判吸收传统的“春典”“艺谚”“艺诀”合理内核、借鉴其他姊妹艺术的有益成果、符合曲艺实践需要的专业术语，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并加以科学化规范化的话语体系。从曲艺创作方面来看，历来有梁子、扣子、坨子、公案、种根、花辙、串辙、纂弄、书胆、银子儿、肉里噱、外插花、铺平垫稳等等说法和称谓，应结合曲艺创作关于结构、体裁、题材、人物、手法等方面的理论对其进行规范。从曲艺表演方面来看，业界常讲贯口、垛口、风搅雪、闪垛卸叠、迟急顿挫、抓哏现挂等等这样的行内话，应把它们融会于曲艺表演中关于特征、技巧、方式等方面的理论表述之中。从曲艺传播方面来看，艺谚艺诀常讲入乡问俗、把点开活、问道走、趟着唱、千人一面没人看、一人千面看不厌、台上演员情不真、台下观众乱纷纷等等有关感染观众、扩大影响的内容，应按照曲艺传播的特点规律以及现代传播学理论加以丰富和完善。从曲艺审美方面来看，有净口、暗臭等美与丑的评价，有火、泥、热书、冷书、恨场等演出效果的反馈，有书品、书忌等表演技法的标准，应按照中华美学精神和独特的审美风范来对其进一步梳理和提升。这只是一些构想，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概括和拓展。应当强调，构建中国特色曲艺理论学术话语体系，须坚持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原则性要求。曲艺理论学术话语体系必须充分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美学精神的内涵；必须遵循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发展规律，应对创作、表演、传播、审美等作出准确而系统的科学阐释；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通俗易懂、开放融通，群众乐于接受并易于传播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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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中国特色康复医学 篇7

1 养老社区开发模式现状

众所周知,2013年被称为中国养老产业的“元年”,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各路资本纷纷介入养老产业尤其是养老社区的开发中来,中国养老社区开发模式迎来了空前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状态,由于各类企业选择项目区位、客户群体、盈利模式的不同,目前市场上的项目所采取的开发模式主要有三大类。

1)嫁接型

即在原有传统成熟社区中,植入养老机构、日间照护中心等养老设施,同时通过该养老设施辐射“居家”的老人,补充原有社区老年配套及服务不足的缺憾。

2)改造型

此类项目通常选址市中心且规模较小,通过将酒店、办公楼等旧有物业进行改造,来完成养老项目的开发。

3)新建纯老型

该类项目通常吸收国外先进理念,构建完全适老型社区,提供系统的为老服务,但其最显著的特点,还是“通常只面向60岁以上的老年客户”,更有甚者,对未来入住客户年龄都进行严格限制,家庭中年轻人不得长时间居住。

在中国养老社区开发仍处于起步期的背景下,上述三种模式目前都存在一定的市场空间和受众群体,但对于希望在养老产业领域深耕细作的上海恒实投资集团来说,眼光需要放的更加长远。

在三年多的研究和探索中,我们发现,影响一个特定国家特定阶段养老模式选择的因素,是多样而复杂的。但除去个体差异,所有因素其实可以归结为三大门类:第一是文化观念,具体包含思想、价值观念、行为规范以及生活方式等;第二是财富实力,该项又可细分为社会公共保障政策的健全程度及个人财富积累;第三是服务管理,具体包括服务的全面程度、细化程度、执行程度等。而这其中,文化观念、心理需求才是起到基础性作用的决定因素,抛开文化背景以及由文化背景决定的客户需求,养老社区的开发模式只能是纸上谈兵。

2 全龄化健康活力颐养社区

什么是适合中国国情、文化和老年人需求的养老模式?中华文化的“群体化”特征,使得中国老人更加强调家庭和亲情,随着经济的发展,“三代同堂”和“合家团聚”虽有所弱化但仍是根深蒂固的思想,让老年人远离家庭、子艾单独居住,这是大多数中国老人所不能接受的,因而“纯老”社区在现阶段的中国不具有普适性意义。此外,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中也明确提出,“引导开发老年宜居住宅和代际亲情住宅,鼓励家庭成员与老年人共同生活或就近居住”,因此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居家养老”仍然是中国养老的主力模式。由此,反观前述模式中的“嫁接型”和“改造型”项目,满足了“和子女就近居住”的要求,是不是就完全理想了呢?答案是否定的,“嫁接型”和“改造型”项目,由于其所依托的原有传统社区在适老规划、设计、功能布局上的硬伤,实际使用中养老需求很难和社区其他人群需求相互融合,这就造成社区公共养老配套和“居家养老”服务间的裂痕,实际运营效果不佳,甚至有些后期植入的养老设施成了摆设。基于以上研究总结,上海恒实投资集团将自己所开发的大型养老社区定位为“配备了CCRC功能和服务的全龄化健康活力颐养社区”,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套成熟系统的开发理念。

从理论上来说,该开发模式主要有以下五大鲜明特点。

1)面向全龄化客户

该类社区所面向的客户可以涵盖老人、中青年、儿童等各年龄段,也就是说,未来社区客户保持一种正常的社会人口结构和生命状态。这就彻底改变“纯老”社区中年龄段单一、社区缺乏生气、老年人感觉与社会脱离的缺点,符合中国老年人“三代同堂、合家团聚”的家庭理念,能很好地满足老人对于亲情的渴求。

2)养老需求的满足是重中之重

与传统地产项目更多考虑中青年、儿童的需求不同,在我们的大型养老社区中,对老年人需求的满足是重中之重。这种“适老性”会贯穿于规划、功能布局、设计、运营、服务的各个环节,大到规划上老年配套功能的布点、小到硬件设计上的“适老化”、再到运营服务上的“为老化”,环环相扣一脉相承,从而让整个社区成为一个“宜老、适老、为老”的系统工程。

此外,该模式将老年人的精神需求放在首位。众所周知,在物质条件大幅改善的今天,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要求大大提高,加之多数老人处于退休状态,生活圈子变窄,“孤独”成为老人生活的头号劲敌。因此,在我们的社区中,会着重考虑通过景观设计增加交流空间、引入宗教设施、举办多彩的社区活动,增设呼叫中心提供陪聊服务、健康管理中心提供心理疏导等多种方式,来满足老年人方方面面的精神追求,营造一个“爱老、陪老,社区都是一家人”的亲切氛围。

3)各年龄段需求和软硬件的有效融合

由上述,养老需求的满足是社区开发的重中之重,但并不意味着中青年、儿童的需求被弱化和忽视,相反,满足中青年、儿童需求的设施和服务也是社区开发中考虑的主要部分。没有中青年、儿童客户的入住,就没有“全龄化”,就无法满足老年人“三代同堂”的居住理想。因此各年龄段客户的需求和软硬件需要有效融合,形成一个有机体,缺一不可(见图1)。在上海恒实投资集团的大型养老社区中,自规划伊始,“全龄化”所涵盖不同人群的需求就会经过系统的设计,例如在“两代居、三代居”的住宅设计中,考虑到入住老年人以“初老型”自理老人为主,加之年轻人对住宅空间和美观的需求,对某些程度要求较高的适老化设计,如轮椅回转、扶手等,会针对性地采取“预留空间、后期改建”的措施,这样既能保证老年人的需要通过后期加装得到满足,又能兼顾起家庭中中青年人的需求。

4)养老体系组织形式灵活多样,但居家养老是主力

在该社区中,既有传统意义上以养老公寓、护理型养老机构为主要呈现形式的机构养老,又有以日间照护中心为主要形式的社区养老,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以大量适老化住宅为主力形式的“居家养老”部分。社区内大量的老人居住在自己家庭中,和自己的子女及第三代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同时享受社区“送上门”的养老服务,真正实现养老社区化、养老家庭化。

3 全龄化社区的结构体系

综上所述,全龄化社区从中国文化背景和老年人需求出发,将养老需求的解决作为社区开发的基础,同时兼顾中青年和儿童的需求,从而达到各种需求相互融合、有机共生的状态,这更加符合中国孝文化和可持续发展要求,从而更具有普适性意义。

那么,“配备了CCRC功能和服务的全龄化健康活力颐养社区”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如何进行组织呢?依据该开发模式,我集团构建出如下产品结构体系(见图2)。

1)居住产品体系的构建

社区全面贯彻“全龄化社区”的开发理念,以CCRC(Continuing Care Retirement Community)——持续照料退休社区为蓝本,构建“全链条一站式”居住体系,老年人根据自身身体状况和居住要求,可以选择入住集中型的自理、半护、全护型养老公寓,也可以选择入住住宅中高度适老化的、相对独立的“养老组团”,更可以选择与家庭共同居住的“两代居、三代居”,实现老人“在地养老、原居安老”的理想。反过来,养老公寓的配备对于“两代居、三代居”的家庭来说,也是一种不可或缺的配套,居住体系各物业相辅相成,相互支撑。

2)配套设施体系的构建

在“全龄化”社区中,考虑到老年人的需要,针对老年人的配套如医院、老年大学、老年会所、日间照护中心等是项目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然而仅有养老配套是完全不够的,还需要以老年人配套为基础,通过对某些配套设施的功能扩展,来兼顾中青年及儿童的需求。例如在医院的设置中,社区既会考虑老年人需要设置某些特色专科、康复功能及设施,亦会考虑中青年及儿童需要设置社区综合门诊;此外在社区开发的过程中,针对儿童的教育配套如中小学、幼儿园以及各类教育培训、室内游乐设施等也是考虑的重点,同样针对中青年需求会考虑引入社区综合健身中心、大型超市菜场、品牌餐饮等综合配套。各类配套偏重不同的人群但同时能相互兼顾,共同构成“全龄化社区综合特色配套体系”。

3)适老设计体系的构建

作为全龄化健康活力综合社区,上海恒实投资集团坚持认为“适老化”不应只局限于建筑、户型设计等方面,而应该从动线设计、建筑景观设计、智能化设施等三方面来综合体现。在社区的规划布局中,我们需充分考虑老年人的活动特点和半径,模拟老年人一天的生活动线,各功能落点、动线组织应充分满足老年人的生理和心理需求,根据不同功能的使用频率设置不同的服务半径,且在路网、道路尺度上增加适老性的考虑。比如社区内设置“风雨连廊”,为老人打造完全无障碍的户外活动空间,同时为老人提供了一个半户外的交流活动场所。此外,楼型设计、室内外适老化设计应符合《《老年人建筑设计规范》的要求,并针对我国规范标准过低的情形进行适当改进。当然,在建筑的适老化设计上,根据人住人群的不同,会充分考虑家庭年轻人的需要,在“两代居、三代居”中,对某些程度要求高的适老化设计采用“预留”的措施。

4)分级服务体系的构建

在该社区中,除了硬件的打造,我们将更多的精力放置在服务分客户、分物业、分级服务体系的服务体系梳理上,而且坚持认为,只有服务的切实落地才是项目成功与否的根本。社区目前已经形成以“医疗健康管理、全面生活协助、宜人安居系统、社区成长交流”为主的“4悦”服务体系,具体服务内容可达八十多项,同时为业主提供丰富的菜单式选择,满足不同业主的个性化需要。这其中,“为老服务”是重点,但与“纯老社区”专注老年人服务不同,在“全龄化社区”中,针对家庭中青年、儿童的服务内容也非常丰富。例如社区有针对家庭的清洁、代收代缴、宠物寄养等服务,将年轻人从家庭琐事中解脱出来;同时针对儿童提供四点半接送、休闲交流活动组织等特色服务。

5)生态景观体系的构建

作为“全龄化健康活力颐养社区”,社区绿化系统应处处体现生态化、丰富化、多层次的特点,提高景观的观赏性和趣味性;除却普通社区中常见的多层次的绿化系统和节能环保设计外,该类社区会更进一步赋予绿化“功能性”。例如利用自然资源优势,打造“体育公园”,将老年人休闲、锻炼、交流及家庭休闲的不同功能融于传统景观的打造中;再比如引入社区农庄,让老年人可以在农场中参与种植,丰富老年人的日常生活,享受返璞归真的田园生活,得到生理和心理的双重满足,又能兼顾家庭亲近自然的需求。

4 结语

综上所述,“全龄化社区”的精髓在于将以老年需求的满足为重点、以“全龄化”客户的引入为依托,将养老需求的解决置于一个有着正常社会人口结构和生活状态的社区中,在规划、设计、功能配套、运营服务上实现各类需求的高度融合和共生,在恒实人看来,这不止是一种符合中国文化和老年人需求的养老模式,更是未来大型社区开发的一种新的方向和标准,这对于处于转型期的房地产业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我们希望构建一个社区,那里鸟语花香、环境怡人,在那里,父母可以安心养老,再也不用担心病了找不到好的医院,再也不用担心没人陪伴聊天,更加不用担心身体突发状况没入在身边;在那里,孩子可以在家门口享受好的教育,可以认识很多同住一个社区的小伙伴;在那里家庭的中坚力量们不用担心父母和孩子,甚至还可以通过社区服务让自己的生活更加有质量感,我们希望构建这样的社区,这个理想的实现并不难。”——这是恒实人的目标。

可以说,上海临港项目只是我们的一个开端,目前,我们对自己的开发模式信心十足,我们认为这样的模式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符合中国老年人的需求,是未来社区开发的一种新的方向。继临港之后,我们还会将该模式进行全国复制。当然,目前国内养老地产的开发模式可谓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无论如何,“把握客户需求”始终是项目致胜的法宝,找到养老社区开发模式的“中国特色”才能走得更加长远和稳妥。目前,上海恒实投资集团第一个充分体现该开发模式,完全按照该模式系统规划、设计、布局的大型社区已成功落子于上海浦东新区临港新城滴水湖畔。该项目总占地面积53万m2 (约800亩),总建筑面积67万m2,凭借其先进的开发理念、系统的规划设计和优势资源的嫁接,建成后将成为上海乃至中国大型养老社区开发的一张新名片。

构建中国特色康复医学 篇8

一、国际经济法概论

国际经济法指国际经济关系中各种法律法规, 也就是制约和调和国际关系法律的一种总称。从狭义上讲, 国际经济法是国际新公文中的一个分支。国际经济法既没有国际公法的知名度, 也没有国际私法学的突出。从广义上讲, 国际经济法是国内法的边缘, 国际经济法起着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作用[1]。国际经济法不仅限于国际组织之间、国家政府之间、国家政府与国际组织之间, 还存在于不同国家的个人之间, 具有一国经济的特殊性。

二、“中国特色”国际经济法的构建过程

中国国际经济法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1984年我国第一部经济概论性著作《国际经济法》出版, 1987年我国关于国际经济法的书籍逐渐出版,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国际货币金融法》、《国际税法》、《国际海事法》《国际贸易法》。2002年北京出版《国际经济法学系列专著》。2007年刘大洪主编的《经济法学》出版。2012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经济法学》 (第二版) [2]。通过以上我国有关国际经济法书籍的出版历程不难看出我国国际经济法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

三、“中国特色”国际经济法发展中的问题及改善方法

(一) “中国特色”国际经济法发展遇到的问题

随着时代发展我国国际经济法在发展中逐渐迷失了自我, 由于传统的“输入型”模式不适合当代经济发展, 中国必须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经济法学。在这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第一, 我国现在国际经济法学没有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 还是以引进国外为主[3]。第二, 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迅速性, 我国研究者在研究我国国际经济法学的过程中抛弃了历史经验, 一味以创新为主。第三, 要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经济法学不仅要突出“中国特色”, 更应该与国际接轨, 适应国际经济发展。

(二) 发展“中国特色”国际经济法的方法

1. 从实际出发

中国国际经济法是在改革开放之时应运而生的, 从各国观察, 不难发现中外研究者在对本国国际经济法进行研究时都已本国经济体制和本国国情为基础。我国的国际经济法研究发展也应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的经济体制自从加入WTO后也发生了改变。由于经济与世界接轨, 我国必须依据本国国情, 从实际出发, 研究出符合国际经济条约, 中国涉外经济立法的中国特色国际经济法学[4]。以维护国家利益和中外人合法利益权利为目标, 从而促进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

2. 总结历史, 结合现实

国际经济法的出现是国家经济历史发展的产物。中国具有5000年历史文化, 中国的经济发展历史可以追溯到唐汉时代。因此, 我国国际经济法学的研究者应该结合我国历史发展, 通过对历史案例进行分析, 结合当下潮流准确地把握我国经济发展方向, 从而为国家在国际经济交流中争取利益最大化。

3. 将经济发展与法律的健全相结合

国际经济法学顾名思义其中关键在于“经济”与“法”。我国在进行国际经济法学研究和发展时要结合国家经济发展现状和未来发展方向。要掌握“法”的力度, 不能过于片面以法论法, 失去国际经济法学拥有的价值[5]。只有将“经济”与“法”完美结合才能发展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经济法学理论。

四、结论

经济的发展和法制的健全是标志国家发展水平的关键。在国家发展的浪潮下, 我国更应该重视国际经济法学的发展。国际经济法学的健全发展能够促进国家经济发展, 是国家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的关键, 可以维护国家与世界的共同利益, 为世界性国际经济法学的发展做出有力的贡献。

参考文献

[1]武斐婕.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国际经济学体系的思考[J].高等财经教育研究, 2015, 02 (01) :22-26.

[2]张继恒.经济法的部门法理学建构[J].现代法学, 2014, 01 (02) :80

[3]张春.建构中国特色的国际道德价值观体系[J].社会科学, 2014, 02 (09) :11-21.

[4]李昌庚.中国经济法学的困境与出路——兼对社会法等部门法划分的反思[J].北方法学, 2014, 09 (05) :81-89.

试论构建中国特色的政府采购制度 篇9

关键词：政府采购制度,问题,意义,趋势,构建

政府采购, 也称公共采购, 是指各级政府为了开展日常政务活动或为公众提供公共服务的需要, 在财政的监督下, 以法定的方式、方法和程序, 从市场上为政府部门或所属公共部门购买商品和服务的行为。政府采购制度是指包括政府采购政策、采购方式及采购管理在内的政府采购行为规范的总称。作为份额最大、最主要的买方市场, 政府采购对保护各国国内企业、促进国民经济发展起很大作用。例如美国, 联邦政府每年安排2000多亿美元财政预算用于政府采购;欧盟各国每年的政府采购金额约占其国内生产总值15%。我国从1980年开始试点推行政府采购制度, 据财政部统计资料显示, 2000年我国政府采购规模为27.9亿元, 仅占当年GDP的4‰和全国财政支出总额的2%左右。与国际上的政府采购规模占GDP比重10%～15%、占财政总支出的1/3相比, 我国上升的空间很大。实施政府采购对提高我国财政支出效益、节约财政资金, 缓解当前收支矛盾、实现政府目标最优化, 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尤其是在全球化背景下, 中国政府应该根据WTO《政府采购协议》的原则和要求, 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政府采购制度, 以规范中国庞大的政府采购市场。

一、我国政府采购的现状

尽管至今我国的政府采购制度已经实施20多年了, 但由于受封建传统思想、官本位思想以及封建历史文化的影响, 在政府采购的实践中仍存在着一些问题。

1. 认识上存在偏差。

政府采购制度在我国没有现存经验, 又不能完全照抄国外模式, 各地政府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一些地方政府推行政府采购制度过程中存在着认识上的偏差:一是对实施政府采购目标理解上的片面性。认为实施政府采购的唯一目标是节约财政资金, 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而对于其他的目标, 如促进政府采购中的廉洁和公众的信心及对政府的支持和拥护等, 则视而不见。二是对采购制度的系统性认识不够。政府采购是一项系统工程, 需要方方面面配套改革措施的支持才能奏效。而有些地方政府认为出台了采购法规或规章就万事大吉了, 而对于其他配套性制度措施的颁布和出台, 如采购预算管理、财务支付及招标管理等, 则重视不够, 从而导致了一些问题。

2. 采购方式不够科学。

政府采购方式是多种多样的, 如按招标范围可分为竞争性招标采购、选择性招标采购和限制性招标采购;按采购规模可分为小额采购方式、小批量采购方式和大额采购方式;按招标阶段可分为单阶段招标采购和两阶段招标采购。但一些地方政府在采购方式上还存在着两个问题:一是过分强调招标采购的公开化程度, 采购竞价无限化。无可否认, 公开招标采购方式是规范化政府采购的主要运作方式, 但我国由于历史传统和经验等原因, 目前尚不具备全面公开招标的条件, 而且公开招标采购周期长、程序复杂, 效率较低, 采购成本也比较大。有限的政府采购公开化程度有利于政府的统一协调。二是采购方式随意化, 采购行为缺乏规范化和公平性。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之下, 政府采购中掺杂着行政意志, 使得有些地方搞行业垄断和地方保护主义。

3. 政府采购法制化建设滞后。

西方政府采购行为比较规范的国家, 一般都有比较完整科学有效的政府采购法规体系。与西方国家相比而言, 我国在政府采购法规建设中还存在着以下一些问题:一是不统一。由于各个地方的条件和情况不同, 加上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 就使得政府采购实施的范围、内容和方法存在较大的差异, 各地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 不符合中国加入WTO后中国市场必须统一的原则, 也不符合政府采购所应遵循的“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二是不配套。尽管有些政府的主管部门陆续颁布了具体的采购办法、措施和规定, 但缺乏系统性、不配套, 很多应该颁布和出台的措施没有出台, 如供应商的市场准入、采购人员从业资格的规定、采购货款的支付、采购预算的单列和编报等。

4. 预算管理和会计核算不完全适应需求。

这主要表现在:财政支出预算编制不科学, 预算编制时间过短;国家的一切预算收支, 一律凭借各级财政机关的拨款凭证;在会计核算方面, 每年预算一经批准, 财政部门即根据预算指标和各单位用款进度, 按照主管会计单位、二级会计单位、基层会计单位层层下拨经费, 年终又层层上报经费使用情况, 汇编决算。这种情况也不适合政府的统一采购。新的预算会计制度中, 政府采购如何列报支出, 是否应在行政事业财务制度中增设有关政府采购内容, 都值得我们研究。

5. 政府采购人员素质急待提高。

政府采购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 需要采购人员掌握预算、招投标、商业谈判、经济法及计算机网络等多方面的知识。例如, 美国目前就拥有一支由30000名采购专家和1500名采购官员组成的庞大的采购队伍。而我国现行从事政府采购的管理人员, 大都是从财政、财务部门转调过来的, 他们对现代政府采购业务和技巧不熟悉, 对市场厂商的信誉和商品质量把握不准, 不善于收集、分析和运用市场信息。采购人才匮乏及采购队伍素质不高是我国实施全面政府采购制度的一大障碍。

二、我国政府采购的意义和发展趋势

对于有限的政府财力而言, 实施政府采购对提高我国财政支出效益和节约财政资金等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实施政府采购制度有利于保护国内产业, 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

世界通行的保护国内产业的手段分为关税贸易壁垒和非关税贸易壁垒, 这两种手段通常是同时发挥作用, 后者常常作为前者的一种补充手段。随着世界贸易投资自由化、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推进, 关税贸易壁垒逐步消除, 利用关税手段保护国内企业的手段已行不通, 与此同时, 非贸易关税壁垒的作用却不断强化。政府采购制度就是一种非关税贸易壁垒, 一直是各国保护本国产业的有效手段。关贸协定形成时, 各国刻意把政府排除在投资自由领域之外, 目的就是为了不违背各国利用政府采购保护国内企业这一既成事实, 据报道, 美国国会2009年2月13日通过7870亿美元的振兴经济方案中, 包含有“买美国货”条款, 众议院在经济振兴方案中添加条款, 要求获得振兴款的公共工程, 只能使用美国制造的钢铁, 尽管最终版振兴方案在该条款里加入了“本条款落实法律时, 必须符合美国在国际协议下所负义务”, 但反对人士仍担心此举甚至可能引发全球贸易大战。与美国没有互惠采购或贸易协议的伙伴如“金砖四国”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等国, 会受到很大影响。目前, 我国绝大部分行业竞争力还很弱, 比如汽车、金融等产业部门, 在与国外企业竞争时不占有优势, 政府必须进行适当的保护, 政府采购是一种有效的手段, 可以利用。政府作为国内市场上最大的消费者, 增加购买某种产品往往会导致该类产品生产规模的扩大, 从而导致社会产业结构的变动。这种采购支出的结构效应体现一定时期政府的政策倾向, 即对某些重点行业的发展进行直接支持和刺激, 如一些新兴产业或技术产业等。

2. 实施政府采购制度有利于稳定物价, 可以促进经济持续发展。

政府采购具有数额大、成规模的特点, 对市场价格水平和走向可起到一定影响。政府在统一采购中以招标方式压低供给价格的行为和效应, 一般体现为对同类商品价格乃至价格总水平的平抑和稳定。政府可有意利用这种调节能力, 在某些商品的购买时机、购买数量等方面做出选择, 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形成积极的价格调控。当经济运行过热时, 可以适当压缩和推迟政府采购, 减少总需求;反之, 可适时增加政府采购, 刺激总需求的增长, 如在世界金融危机日趋严峻的背景下, 中国政府为抵御国际经济环境的不利影响, 近日出台了约4万亿元人民币的经济刺激方案。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2008年的国民生产总值约为24.5万亿元;全年的税收收入近5万亿元;全年的公共财政支出约为4.9万亿。为了救市, 此次提出的四万亿元的计划, 相当于其国民生产总值的16%;财政收入的80%。这样, 通过政府采购的手段, 便调控了社会的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关系, 促进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3. 实施政府采购制度有利于节约财政资金, 实现政府目标最优化。

政府采购制度由于省钱、反腐, 调节经济的功能, 而被称为阳光下的采购, 政府不仅仅可以在统一采购中以招标方式压低供给价格, 平抑和稳定同类商品价格总水平, 节约政府财政资金, 而且还可以利用这种调节能力, 用最少的钱做尽可能多的事情, 优先考虑惠及民生的重大工程、重大项目、重大计划, 实现政府目标的最优化。例如, 2008年4月22日, 中国财政部、监察部、审计署、国家预防腐败局联合召开电视电话会议, 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在会上介绍说, 《政府采购法》实施五年来, 政府采购规模不断扩大, 由2002年的1009.6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4000亿元左右, 五年累计节约财政资金1800多亿元。政府采购的范围深入拓展, 由单纯的货物采购扩大到工程及服务领域。事实上, 世界各国普遍实施政府采购制度,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通过此举为政府节约财政资金, 节省并保护纳税人的钱, 为构建一个廉洁、透明、公正、文明的现代政府创造良好的环境。

通过借鉴国外政府采购制度的有益做法, 结合我国政府采购的现状, 可以发现在今后一段时间我国的政府采购将呈现以下几种发展趋势: (1) 法制化。加强法规制度建设, 建立廉洁透明机制, 特别是采用公开招标方式, 可以依托于法制而明显地提高政府采购过程的透明度和严密性, 减少产生“权钱交易”等腐败行为的土壤。1998年, 我国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将制定《政府采购法》列入议事日程, 这将加快我国政府采购工作制度化、法律化的进程。要使政府采购走上规范化发展的道路, 一是要加快立法的步伐, 从而保证政府采购工作能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推广并走上规范化、法制化的道路。二是要进一步完善法规和部门规章。三是政府采购立法必须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相适应, 体现和反映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 建立规范的招标机制和严格的监督管理机制。四是要在立足我国实际的基础上, 积极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 注意与国际规范接轨。 (2) 电子化。国际互联网的迅猛发展, 电子商务的广泛应用, 也深深影响着政府采购。基于电子贸易系统 (电子商务) 平台实现政府采购管理, 是国际上比较流行的利用计算机网络、发布政府采购信息并进行网上交易的一种现代化的采购方式, 两者相互促进、紧密联系。政府部门可以通过网络直接将招标文件发布在网上, 进行国际性招标;供应商的招标文件通过网络直接送达, 投标结果在网上予以公布, 打破了空间限制, 节省了各种费用;同时, 还可以实现无纸化办公, 节省了大量的费用, 符合政府采购“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 也符合政府采购成本节约的要求。目前, 我国的政府采购电子化道路还任重道远。 (3) 规模化。随着政府采购制度的深入发展, 政府采购所涉及到的货物、工程和服务三大类中的项目不断发展, 采购货物的价值高低不等, 采购品种由货物采购向服务采购扩展, 采购主体的范围也进一步扩大;集中采购可以降低采购价格, 减少采购成本, 实现采购的经济性和有效性目标;同时,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 国家实力的增强, 政府提供的公共支出如服务和福利也在增加, 政府采购的范围相应扩大。 (4) 效益化。作为财政支出管理改革和建立公共财政体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政府采购必然要以提高公共财政支出效益为己任, 改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状况。从国际的政府采购实践来看, 政府采购在提高政府办事效率、节约政府财政资金等方面都有巨大的作用;而且, 由于政府采购的资金越来越大, 政府采购所节约的资金数目就尤为可观。 (5) 国际化。世界组织的基本原则和宗旨是通过市场开放、非歧视和公开贸易原则, 来达到推动实现世界贸易自由化的目标。中国加入WTO并签署《政府采购协议》后, 政府采购事业将面临国际化挑战, 国民经济将受到极大影响。国内政府采购供应商将面临国外的巨大挑战, 这就要求国内供应商要想占有优势地位, 就必须在产品创新、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上狠下功夫;而且, 国际化对管理机关制定政府采购政策和采购机关的业务能力也提出了高要求。

三、构建中国特色的政府采购制度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 “要健全政府职责体系, 完善公共服务体系, 推行电子政务, 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 规范行政行为, 加强行政执法部门建设, 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 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的干预。规范垂直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加大机构整合力度, 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 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推行电子政务、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等都为构建中国特色的政府采购制度提供了政策上的指导和依据。根据我国现行政府采购制度的现状, 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有效做法, 我国政府采购制度改革的基本目标就是: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公共财政基本框架的客观要求, 完善政府采购的法律体系, 依法管理和监督政府采购行为, 强化政府采购制度的目标和功能, 逐步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的、与国际法相衔接的、科学规范的政府采购制度。在基本目标的指导之下, 规范我国政府采购制度的现实选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建立健全法律体系。尽管已经实施《政府采购法》已有几年的历史, 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 还有待于继续完善, 以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尤其是要制定明确的政府采购申诉规定, 并建立政府补偿机制和供应商赔偿制度。政府采购的争端既涉及合同执行中出现问题, 也有非合同执行方面的问题。因此, 要有一个清晰的申诉程序、申诉受理主体等方面的规定。目前解决有关合同执行方面争议的有《仲裁法》等法律、行政执行方面的争议一般有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程序方面的规定。在政府采购产生纠纷时, 首先由财政部门协调使用者与供应者的纠纷, 协调解决或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仍然无法解决的, 可以通过法律途径。外国政府采购实践经验表明, 建立政府补偿机制是解决申诉争端的基础, 建立供应上赔偿制度则是保证公共产品质量、强化对供应商约束的迫切需要。解决申诉问题的补偿机制有:道歉、重新审查采购决定、取消采购决定、终止合同、重新招标、补偿损失、修正有关的采购计划或程序、暂停采购活动等。

第二, 组建有效的管理机构。在建立管理机构的时候, 必须明确政府采购的管理机构应当设在财政部门, 因为采购的主要目的就是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并用这个手段实现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 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而且, 政府采购原则上属于本级行为, 即各级政府负责本级政府采购, 其机构设置必须满足综合管理和操作执行的具体要求。此外, 还必须建立健全政府采购的政策制定和管理机构、政策执行机构和诉讼仲裁机构。政府采购管理机构组建的是否合理、科学、有效是政府采购能否顺利实施的关键所在。

第三, 建立健全监督机制。主要包括内部监督机制、法律监督机制、社会监督机制三个方面。内部监督机制, 即通过一系列的内部制约和监督来规范政府采购各方面的行为;法律监督机制, 即通过建立一整套完善的政府采购法律体系从外部加以监督, 以达到法制化管理的目标;社会监督机制, 即通过宣传提高公众参与意识, 接受广泛的社会舆论监督, 以保证其透明度和公正性。这样, 才能保证在采购过程的各个环节不会出现腐败现象, 达到规范政府采购行为的目的。规范的政府采购程序主要包括以下几个主要环节:制定较为详细的政府采购目录、编制全面的政府采购预算、选择合适的采购方式、审查供应商资格、执行采购方式、签订采购合同、履行采购合同、验收商品、结算货款等。最后达到招投标的公开性、竞标的程序性、科学性的目的。我国目前特别要做的工作主要是:采购机构应按照采购金额的大小选择采购方式;规范采购机构内部工作程序;制订详细的政府采购合同管理规则;建立政府采购的定期报告、检查评估制度。

第四, 构筑统一的采购信息网络管理系统。以电子计算机为中心, 建立具有现代信信息技术和手段的政府采购信息网络管理系统, 便于各级政府、各种采购管理机构、投标者、科研等部门查询、研究、决策及其运用。该系统可分为法律制度系统、数据管理系统、采购实体系统、供应上谕承包系统、评价与定价系统、采购项目中标系统和采购项目评估系统等。这些系统可逐项、逐级建立, 先进行区域联网, 待条件成熟再实现全国乃至国际联网。

第五, 加强政府采购队伍建设。一是要转变旧观念、旧习惯和旧思维, 树立竞争意识, 增强为纳税人服务的思想;二是要增加政府采购人员。可以通过公开招考的方式, 选拔一批政治思想好、专业技术能力高的人员充实到政府采购队中;三是提高现有人员的素质。可以通过中短期培训与岗位练兵相结合的方式, 使他们不仅熟悉政府采购的各项法规、制度和政策, 同时, 掌握招标投标、预算管理、会计核算、商品学、商务谈判、电子商务、国际贸易、国际商法、国际投资和公共关系多方面的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四是科学管理采购人员。建立政府采购人员激励约束机制, 以调动其积极性, 规范其行为, 避免采购人员, 损害政府利益, 待条件成熟时, 可实行注册采购师制度。

第六, 推进相关的配套改革。实行政府采购制度, 必须对现行的预算管理、国库管理和预算会计管理制度进行改革。其措施主要有:一是改革预算管理制度。首先要延长预算编制时间, 规范预算编制方法;其次要改按部门、单位和经费性质编制财政支出为按部门编制支出;再次是要加强预算管理, 硬化预算约束;最后要改革现行的财政专项预算资金的拨付管理制度。二是要完善现行国家国库制度。实行政府采购制度, 就是要允许财政部门按批准的预算和采购合同的履约情况直接拨款给供货单位。国家金库管理制度的有关办法中应明确规定并尽快出台, 允许财政办理直接拨款的方式和相应的操作办法。三是要改革会计制度。实行政府采购制度后, 财政部门不再简单地按预算下拨单位经费, 而按批准的政府采购预算和采购合同的履行情况, 直接向供应商支付采购资金, 相关支出的决算也不再采取层层上报的方式进行汇总, 财政总预算会计可根据采购合同及资金的支付直接办理决算。具体的如何改革会计制度, 如何在政府采购的实践过程中对资金进行具体的操作等有关的问题有待于学者和政府有关部门尽快研究, 并出台与此有关的规定措施, 以适应形势的发展要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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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范帅邦.“中国四万亿救市计划与美国七千亿救市计划的比较”.中外企业家, 2008

构建中国特色外国文学史的新范式 篇10

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外国文学史的新范式,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 就成为人们多方面深切关注的文学审美教育重任的一个热点;尤其是众多在坚持文化操守原则下, 锐意求新的外国文学工作者, 把它当作创立中国的“外国文学学”的一个学术前沿课题来考究。1999年10月, 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在上海召开第六届年会, 以“回顾中国外国文学工作五十年和交流外国文学现状”为主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前所长吴元迈研究员在报告“新中国外国文学研究50年”中明确指出, “中国外国文学学即外国文学研究的研究” (当然包括外国文学史研究) , 必须大力展开, “它对吸取百年以来的外国文学研究进程中的经验与教训, 对外国文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在大会主题发言“关于中国人编写外国文学史的几点思考”中, 我曾强调:从回顾与展望两方面研讨具有中国特色的外国文学史编写问题, 可称作“当务之急”。如此倡议有其深厚的基础, 即建国后50年国内的外国文学探讨与研究, 其中包括高校的外国文学或外国文学史的教学和教材建设。不仅如此, 进入新世纪以来, 在国内编写出版的外国文学史以及关于这方面的论著, 对这一倡议均有不同形式的积极响应。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第七届年会 (2002) 以“20世纪外国文学反思”为主题, 第八届年会 (2004) 以“外国文学现状与趋势”为主题, 第九届年会 (2007) 以“走近经典”为主题, 都凸显了外国文学研究“与时俱进”的务实求新精神, 强调了外国文学史重构、名作家重评、名著重读的重大意义和必要性。由此观之, 建国后近60年国内出版的外国文学史 (综合性、地区性、国别性) , 尤其是冯至、季羡林、叶水夫、杨周翰、王佐良等著名学者所编撰的各类文学史著作, 以及有关这方面的译作 (引进国外的各类文学史著作) 均可作为构建中国特色外国文学史新范式的“参照系”;不过, 在“中国特色”上创新是“重中之重”, 切实掌握“承传———超越———创新”的规律很重要。事实上, 过去出版的各类外国文学史著作有其宝贵的经验, 也有严重的缺憾 (同水平的重复、生搬硬套西方理论、言说方式欧化“失语”、匮乏中国特色和体系等) 。为此, 我们必须“有的放矢”, 无论吸取过去的经验或教训, 贵在“推陈出新”。

为了进一步理解过去建构中国特色外国文学史的新范式既有催生中国“外国文学学”的功力, 又有促进真正的“世界文学”早日出现的战略意义, 也为了理清如何构建“新范式”的思路, 这里先简说何谓“世界文学”以及与此相关的几个基础问题, 很有必要。简说之目的明确, 期望凭此顺利进行有序高效的实践。

提起“世界文学”的名称, 人们自然会联想其历史缘由。早在1827年, 德国诗人、剧作家歌德就始创了这一概念。他认为“一种普通的世界文学正在形成” (《评<塔索>法文改写本》) , 随后他又对艾克尔曼讲及“世界文学的时代”即将来临, 并期待人人出力使它“早日来临” (《歌德谈话录》) 。1848年,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也曾指出, 许多民族和地方的文学可能形成一种“世界的文学”。歌德所宣传的“世界文学的时代”, 马克思、恩格斯所强调的“世界的文学”, 不仅表现了科学发展观超越时空的透视力量, 而且充满了统一的辩证精神。在这方面, 前者和后者都是把人类社会、天地万物当作统一的“整体”来看待。从各色各样的民族文学走向五彩缤纷的“世界的文学”, 宏观的综合与微观的研究交织扩展起来, “世界观念”逐渐萌发而形成。歌德的预测性的发现也好, 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论断也好, 他们并没有把“世界观念”和“民族意识”置于绝然对立的情势之中, 因为两者在彼此撞击的同时, 又常常相互渗透促进。

在当今文化全球化与本土化“二元并存”、“双向交流”、“多元混合”的背景下, 在坚持本土文化身份和宏扬民族文学优良传统的基础上, 强调外国文学的阅读与欣赏, 鼓励外国文学史的研讨与重构, 大有裨益。从严格意义上讲, 包括我国古今中外文学在内的世界文学史上的优秀作家作品, 都是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国际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21世纪, 在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 人们在积极学习与研究本国文学的同时, 俞来愈强烈地要求学习与研究外国文学, 尤其是那些颇富双向文学交流含量的作家作品, 在广大读者和学者心目中显得愈来愈重要了。

我国学界关于“世界文学”界定, 似有双重指向, 习惯指称外国文学, 但在理论上探讨时也要包括中国文学。高校中文系开设的世界文学课实际上是本国文学之外的各国文学, 或称“外国文学”、“外国文学史”。在较长的一段时间, 把世界文学称为外国文学, 把世界文学史称为外国文学史, 似已约定俗成。1997年始建而正处于发展中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 也应有如此涵义。但无论如何, 即使就严格的外国文学而言, 必须与中国文学或中国文学史彼此照应, 共同为人类奏鸣真正的世界文学交响乐, 多姿态多方面地反映人类社会嬗变的过程和人类审美思维发展的轨迹。

我们今日重构外国文学史, 可以这么说, 为明日撰写真正的世界文学史打下基础。然则, 构建中国化的外国文学史, 如何突出中国特色而且模式创新显然是重大的关键。依我之见, 从策划到编撰的全过程始终贯彻“四性结合”, 即世界性、本土性、比较性、当代性融通聚会。何谓世界性, 先从其形式特征说起。作为全球各民族文学总汇的世界文学的显要特征就在于此, 即高度而广博的综合性和包容性。透视其综合性和包容性的内层, 不难觉察西方和东方的各民族文学在各呈异彩的同时, 又不乏彼此交融的亲和力, 人们可以从这里领悟和欣赏“同质异趣”与“异质同律”。确实如此, 世界文学有其比较性, 比较文学有其世界性, 两者是融合贯通的。可以认同一种观感, 即一部世界文学史就是一部比较文学史, 出现世界文学之日, 便是比较文学诞生之时。其实, 早有人翔实论证了“外国文学就是比较文学” (这里的“外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同义) , 据此而论, 一部外国文学史也可以说就是一部比较文学史了。因此, 关于世界文学及其发展史的编写, 不可忽视比较文学学理和方法。当前, 中国人编写外国文学史, 不必系统编进中国文学, 但可以而且必须在有关部分进行中外文学的比较性的观照。外国文学史的编写, 不可避免地要关注时代的需求, 努力表现当代精神。克罗齐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有化合历史的时代精神与现实的时代精神的涵义。不断创造而弘扬新的历史趋向是其终极目标。由此生发起来, 似可推论下去, 包括外国文学史在内的一切文学史都是当代文学史, 不过这里强调的是任何当代编著出版的文学史, 都在其讲述中渗透着当代意识, 而且应当如此。与时俱进的当代性很重要, 可以结合比较性与本土性使外国文学史的世界性更加彰显, 中外文学 (文化) 交流的史迹更加清晰。

说到这里, 连续上文话题再掘进一层思考。透过综合性与包容性的形式层面, 还可深究外国文学史“世界性”的精髓与灵魂, 亦即“文学即人学”。全球各民族、各国文学的共同秉性即世界性, 最根本的内在要素不在语言方面, 应是大写之“人”, 对人性的悟解、演绎、幻化和提升:关注人类的命运, 人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的生存状态、心灵变异与情感发展。一部外国文学史或世界文学史, 也就是一部“人学史” (人性的形象发展史) 。其文学教育任务重大而艰难:导引人们走向马克思所提出的“总体的人”、“全面的人”。无论外国文学史世界性的形式特征, 或者内在的特质, 如我们所知, 都不能缺少中国文学史比照, 没有中国文学作“参照系”而又缺少中华民族当代文化意识的外国文学史, 就不会形成中国特色。

构建中国特色外国文学史的新范式, 连同各类文学通史、断代文学史、地区文学史以及国别文学史, 无可争议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大家应有共识:坚决贯彻和凸显党的十七大精神和“主题”, 努力并善于运用科学发展观, 把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论 (关于世界文化与文学的理论) 中国化的成果当作重要的组成部分, 积极引导广大读者切实理解当代中国化的“外国文学学”应有的科学内涵与本质。编写中国化的外国文学史, 务必关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 把引导、学习、分析、借鉴外国文学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 深切理解并恪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提倡的“历史的与审美的”原则和方法。中国化外国文学史, 连同中国特色国别文学史, 应让广大读者明确:引进域外文学需要在民族化的“磁化”改造中去粗取精, 交融创新。比较而言, 综合型的外国文学史所担负文学批评任务更广泛、更沉重, 这里包括正确引导人们进行多方面的审美鉴赏和人文素质教育 (健全人格的培养) 。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 中国外国文学学会, 以及全国高校外国文学教学研究会 (现改名“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外国文学专业委员会”) , 都很重视21世纪的外国文学研究和外国文学史的编写。《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研究》、《外国文学》等期刊, 曾多次以专栏或散篇形式讨论外国文学研究的深化、外国文学评论的强化、外国文学史重构等重大问题。关于外国文学史方面的讨论重要的可以归纳为三点:1、中国的外国文学史的独创性和开放性, 这里的“开放性”包括向中国文化和文学开放;2、正确处理史与论、文与史、系统性与当代性的互动关系, 必须从史学理论的高度和文学史论的深度来辨识、评析东西各民族文学现象;3、纠正外国文学研究、外国文学史著述中机械搬用西方文论、方法和术语的偏向 (西化汉语或“洋泾滨”文体) , 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而颇富时代精神的“话语体系”和言说方式。这三方面的问题, 上文已分别简释, 这里不予复议。当下是一个交叉学科的时代, 文学批评方法正在发生革命性变化, 自然科学方法、横断科学方法在文学批评方法中日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方面的例证极多, 不胜枚举。各种方法互异, 互补, 融会。外国文学史紧密地联系着世界文化史, 文学与文化的各个部门是沟通的。如我们非常关注而一再强调的那样:外国文学研究工作者, 连同外国文学史的编写人, 有一项特殊的任务, 这就是竭尽全力促使真正的“世界文学”早日到来, 光照全球。

就建国后近60年外国文学史 (或称为外国文学、世界文学) 的教学以及教材的编写出版而论, 大体上有四类主要的模式。1、三大块并列型, 包括欧美 (西方) 文学、俄苏 (连同东欧) 文学和亚非 (东方) 文学。所谓“并列”是指书面上的形式, 大多数高校讲授外国文学史仍然以欧美文学为主。2、东西文学合一型, 分为古代文学、中古文学、近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各个部分, 每一部分均有东西方主要国家的文学。所谓“合一”系指各个部分的“概述”, “概述”之后的各国文学基本上各自独立。3、建立在“文化圈理论”基础上的“纵横坐标”型, 纵坐标指统一的时间顺序, 横坐标出现在文化圈内的主要国家、民族, 目的在于使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世界文学史的发展一体化。关于这一模式, 一般命名为“世界文学史”, 在庞大的框架中突出重点和明晰的史的脉络, 难度极大, 难免“名不副实”之嫌, 而且不适应当前的教学体系。4、“两条线”、“两结合”型, 一部外国文学史由欧美 (西方) 文学与亚非 (东方) 文学两大部分组成, 既保持东西方文学史的线索, 便利探索东西方文学平行与交流发展的规律, 又能突出东西各国文学中的重点作家作品, 彰显其不朽的艺术魅力, 从比较的角度审视, 这一模式采用者较多, 发挥作用的时间较长久。上世纪80年代中期, 王忠祥等主编的《外国文学教程》 (上中下) (依据教育部颁发的“外国文学教学大纲”编写) 就是此类型的代表作之一, 曾获季羡林先生的赞赏。不过, 从教学实践来看, 大都先讲欧美文学, 后讲亚非文学, 而且两者联系很不自然, 确有“顾此失彼”之弊。实事求是地说, 四类主要模式都存在可取之处, 又各有各的局限。撰写一部充满真正世界文学“未来色”的完美的外国文学史, 确实需要较长时间的反复实践, 不过采取逐步改善的步骤, 从多方面构建外国文学史新体系还是可行而必要的。只要我们深切理解并紧紧把握住东方文学和西方文学在世界文学总格局中不可偏废的重要地位, 就不会偏离正确的方向。即使以欧美文学为经线主体, 以亚非文学为纬线参照系, 进行经纬交织、历史共时结合式的东西方文学的呼应与比较, 也不会陷入“欧洲中心论”的泥潭;抑或以亚非文学为经线主体, 以欧美文学为纬线参照系, 进行经纬交织、历史共识结合式的呼应与比较, 同样不会陷入狭小的“地区主义”的小圈子。

改革开放30年来, 已出版的综合性外国文学呈现百花齐放态势。吴元迈在其“报告”中认为进入改革开放这一阶段的综合性外国文学史有“长足进展”, 特别提名的有“朱维之等主编的《外国文学史简编》、24所院校编的《外国文学史》、杨周翰等主编的《欧洲文学史》 (修订本) 、郑克鲁主编的《外国文学史》、王忠祥和珍钊主编的4卷本《外国文学史》、吴元迈主编的10卷本《20世纪外国国别文学史丛书》等。这些综合性的外国文学史, 其中包括地区文学史和断代文学史, 通过不同的视角和形式均显示了“改革开放”意识。这里以王忠祥和聂珍钊主编的《外国文学史》 (1∽4卷, 两个世纪之交编写出版, 2004年修订再版) 为实例, 对其“改革开放”意识和不足予以评说。此书的“改革开放”意识主要表现在凸显“中国特色”和构建“新范式”方面, 同时也多少体现出我们议过的基本原则和方法的观照。在“绪论”和“结束语”中, 我们曾反复强调 (如上文所提及的) 选择这样“经纬交织”、“历时共时结合”的多元比较的模式, 是为了适应当前外国文学教学与研究形势的发展, 其更远大的目标, 显然在于为建设真正的世界文学“加油”。我们创建如此外国文学的体系, 当然与西方文学的发展大体上具有一脉相承, 以及文艺思潮更迭嬗变脉络清晰 (与东方文学比较而言) 等特征有密切关系。关于4卷本《外国文学史》的性质和特色, 我们可以凭“一厢情愿”的感悟概述一番。这部外国文学史在内容上引进新材料、新思想、新理论;在形式上采用新的构架格局和多样化的评析方法, 深入辨识西方文学与东方文学共性 (人学) 中各自的特质, 认真总结包括东方文学在内的外国文学发展的历史经验。各章均有世界文学发展相应阶段的“背景”, 在“背景”中西方文学和东方文学并列而又分别讲述, 在东方文学讲述中适当凸显作为“参照系”的中国文学概况。各章第一节“概述”运用比较文学理论进行东西中外文学比较, 如“古代希腊、罗马时期的世界文学”, “文艺复兴时代的世界文学”, “19世纪世界文学”以及“20世纪的世界文学”等。各章设置专节的作家, 尽可能论述他们在中国的影响及其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没有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作平行或影响的比较, 就会失去极为重要的一部分中国特色。本书在重点评介经典作家作品的同时, 也关注非经典作家作品, 但坚决弃绝“去中心思潮” (decentralization) 和“去莎士比亚” (de-shakespeare) 理论。此外, 在史学理论、文学史论的指引下, 讲述文学创作发展事迹、文学思潮嬗变过程、文艺批评理论衍化更新, 线索清晰、思路明敞。关于三者各自发展中的继承革新关系, 以及三者之间影响与接受关系的阐释, 辩证而翔实。外国文学的整体性、综合性、理论性、宏观概括性与微观审美性, 多方面协调融会。总之, 从形式到内容, 求新建立在务实的基础上, 突出“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的精神, 坚持科学性、系统性、实用性、可读性原则。

王忠祥教授在家中书柜前

王忠祥教授在青岛大学

诞生在两个世纪之交的4卷《外国文学史》经过不同形式的教学与研究的实践, 在体现中国特色和构建新模式方面确实有其良好的功效。从严要求, 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重新审读这部著作, 其不足之处也是很明显的, 不容忽视。此书中, 与其“世界性” (包容性和综合性) 比较起来, 各章“概述”之后关于各国作家作品双向交流的评析, 以及平行比较研究均较薄弱。比如, 法国作家伏尔泰从马若瑟译出的中国元杂剧《赵氏孤儿》 (纪君祥) 中受到启示, 改编为五幕剧《中国孤儿》, 改动相当大, 借鉴之处也不少, 郭沫若读过易卜生的《玩偶之家》等剧, 从娜拉追求女性人格与自由的“叛逆精神”中获得启示, 在1923年写作的《卓文君》、《王昭君》等剧中留下了娜拉的“身影”, 再现了即将出走的娜拉的那种“雄辩”的风格 (为女性人格作辩护) 。庞德的诗歌创作曾受益于中国的唐诗和孔孟哲学, 而极富东方现代象征色彩的朦胧诗借鉴了英美意象派的诗艺, 其中显然包括庞德的诗歌影响。这一类中外古今文学之关系比较实例, 在4卷本《外国文学史》的相应部分均未受到应有的关注或深究。为了与时俱进, 此书还要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原则指导下, 进一步引进西方新生的文评理论和方法。比如, 西方后现代大潮趋向衰落时, 生态批评 (Ecocriticism) 作为一种新的文学批评理论潮流崛起, 从北美流向欧洲, 从西方流向东方, 迅速扩展, 到20世纪90年代已成为文学研究中的“显学”, 两个世纪之交以来, 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领域运用生态批评读解经典作家作品或文学史现象的论著并不少见。编写中国的外国文学史应该向大有作为的生态批评“开放”, 甚至充分发挥其比照、审视、补充和校正其它文学批评理论之不足的功能。这里也要郑重提示, 关于生态批评不宜孤独地搬用西方理论和术语, 务必结合有关文评理论予以综合运用, 不可忘却两个“要点”:一是切合“对象”的实际, 二是作出中国的“阐释”。关于西方的生态批评家的偏激言论不可机械引用, 更不能断章取义;既不经辨析地批判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 (审美观) , 又不认真解说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 (审美观) 和当今的“以人为本” (审美观) 的差异, 这是不可取的。

话说到此, 是应为4卷本《外国文学史》辩解几句。这部著作总的说来颇受欢迎, 已被部分高校作为教材采用。以上所述不足之处, 乃是构建中国特色外国文学史进程中难以避免的缺憾。我们相信, 此书经过再次修订, 一定会弥补那些缺憾。我们期待, 此后出现更多更完善的不同形式的中国特色外国文学史, 同时伴生的还可能出现建国60年来中国化的外国文学史的“编纂史”。

构建中国特色康复医学 篇11

摘要：十八大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与全面深化改革紧密相连，清晰的勾画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宏伟蓝图。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是重要的社会条件和思想基础。因此，培植同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相适应的法治文化，成为当前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法治中国

中图分类号：D9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9-0101-02

习近平指出，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件大事能不能办好，最关键的是方向是不是正确、政治保证是不是坚强有力，具体讲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不仅是实行法治的文化土壤和社会基础，而且是社会成员对法治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作用及相关问题的价值评价。如果不构建相应的法治文化，人们无法形成对法律价值的认同和共识。那么，导致法律实施的基础薄弱，法律就会成为无足轻重的东西，建设法治国家也就根本无从谈起。

一、为法治文化的发展提供经济、政治和社会条件

中国法治文化的培植应当观念先行、优先培育精神意识。不但要在全社会树立起自由、平等、人权与民主精神相结合的法治价值信仰；而且要确立良法之治、法律至上、司法独立等法律理念；增强公民的守法意识。只有法律规范价值内化为全社会共同的自觉行为准则，法治秩序建立起来，法治秩序才能获得长久的稳定性。中国已步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轨道，但目前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地方保护主义、政府的行政干预和经济执法违法等现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须完善。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治和法律文化都属于上层建筑中的范畴，但是由于政治在上层建筑范畴中处于主干地位，对法律文化具有很强的影响力。专制政治绝对不能允许法治和法治文化的产生和存在。法治文化是民主政治长期实践得出的产物。除非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这样才能形成法律至上、保障人权、监督制约公权力、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的法治文化。

二、加强法律制度体系建设，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文化现代化进程

加强法律制度体系建设，是巩固优秀法律文化成果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一个重要方面。法律制度的步完善也将体现出我国对传统法律文化的改造和对现代法治文化的吸收和利用程度。“人们在为法治理想奋斗的同时又总是不能充分实现这一理想”[2]。从目前我国法制建设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出台了大量的法律法规，虽然法律体系日臻完善，但是还有不完善的地方。

首先，健全法律体系，加强立法和执法制度建设，要改革立法程序，不但要实现立法民主化，扩大公民的参与度，而且要提高法律的民意和社会含量；改革立法机构，增强立法的能力；积极转变立法观念，给立法注入现代化的法治精神。立法程序的改革目的是要使公民能够广泛参与，使法律在制定过程中都有各种不同意见、不同利益的碰撞，体现各种利益的磨合、妥协和交汇。只有这样形成的法律产品，才会成为货真价实的民意产品。公众参与立法最重要的一条途径是立法听证制度。听证制度的核心是能给公众提供直接参与立法的平台，尤其是能给利害关系人陈述意见和抗辩的机会。听证制度有利于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不仅能向公众宣传法案，而且能把人民的意愿告知立法者，有利于扩大公众参与。只有通过公众的参与，才能够有效地控制法案起草者的肆意妄为，能够制定出符合民意的良法。

其次，健全和完善司法独立制度，维护司法公正法治的实践状态在主要体现在司法上。因为司法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最有力的保障手段，所以公正的司法判决会使公众崇尚法律。实现司法公正，不仅要加强对如何完善体制的研究，建立一整套完备和完善的司法制度，而且要实现司法独立，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权公平公正的适用，树立起法律的权威。首先，深化司法改革，实现司法独立。我国的法治建设进程中，“司法独立问题是最为敏感和棘手的问题之一”。司法独立包括以下涵义：其一，体制独立。司法机关必须要于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独立，上下级法院之间也要相互独立。其二，财政独立。司法机关的经费由人民代表大会统一拨付，不再完全受制于所在地行政机关。真正独立的司法制度是构建现代法治社会的基本条件。当前的司法腐败产生的很大程度上的原因是由于制度上司法不能独立。

改革审判制度。目的在于降低诉讼成本，提高审判效率，确保法官的中立性，减少腐败的机会。将公开审判落实，一旦是依法应当公开审判的案件，一律应当实行公开审判，并扩大群众旁听的范围。只有通过公开审判，在法庭上依法进行法庭调查、法庭辩论，有理有据的对案件做出判决，才能保障裁判的公正性，对群众起到教育作用。改革和完善司法工作人员的考核制度，加强司法队伍建设，提高司法人员的素质和业务水平。要建立独立、公正、廉洁的司法离不开一个高素质、有权威的司法队伍。所以要加大对法官的考核力度，不仅要注重其业务素质，而且更要考核其政治素质和道德素质。对于贪赃枉法、玩忽职守者必须严惩不贷，对于不合格者必须坚决清退。总之，建立一支高素质的司法队伍是实现司法公正的不容忽视的要素。

为保证公正司法，为此必须要强化监督机制。一方面要加强人大的监督，另一方面，也要加强新闻舆论的监督。各级人大应当对司法审判工作加强监督。人大的监督很大程度上应该是事后的、一般的监督，不能是对个案的直接监督，更不应当对某个具体案件提出处理意见，并要求法院照办，妨害法院的独立审判。新闻界应当被允许披露、报导有关的案件，就案件发表相关评论，并且展开讨论。当然，这样法院并不是要被新闻舆论支配，被舆论导向牵着鼻子走。而是在提倡新闻舆论监督的同时，应避免出现舆论判案的现象发生。

再次，建立有效的监督制度体系，尤其是要大力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与公众民主权利关系最为紧密的机构是行政机关，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影响最大。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是树立法律权威的一个关键因素。依法行政要求行政机关必须严格依照法定的权限来从事行政行为，严禁超越法律而行使职权；行政机关在行使法定职权，必须要严格依法办事。依法行政，不但包括依实体法，而且包括依程序法；如果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就应当承担与其相应的行政责任。要实现依法行政，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必须树立严格执法、守法的观念，加强对行政权力的控制力度。

三、培养公民的法律意识，为法治国家建设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树立法律权威的内在支撑是公民的现代法律意识。真正的法律权威只能来自于公众自觉的认同和崇尚。党的十七大报告要求，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法治精神，形成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3]。一旦公众具有良好的法律权威观念就会孕育出积极的权利意识，而促进公民自主意识的觉醒，以强烈的主人翁意识参与到法治事业中，主动去监督执法与司法行为。

塑造公民的现代法律观念对实现法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法律教育对于全体公民法律意识的塑造和法律意识的提高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和现实意义。从实际情况看，我国普法教育形式大多为守法教育，这虽然可以树立法律权威，使公众畏惧法律而守法，但是它却极大的忽视了公众的主体性的地位。导致从而削弱了法律的权威，使得一些社会成员把法看成是国家强加于自己的限制和束缚自己的工具。普法教育应以提高公民法律素质、培养公民现代法律意识为目标，调整教育的内容和方法。在教育内容方面，由原来的具体法律规范和条文为主变成以现代法律意识的教育为主，要灌输给公民现代法的基本观念和主要内容。在教育方法上，转变方式，把从要你学转变到你要学。习近平指出：“只有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重点，尽快把我们各级干部、各方面管理者的思想政治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工作本领都提高起来，尽快把党和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社会组织等的工作能力都提高起来，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更加有效运转”[4]。领导干部要加强对法律和法学知识的学习，以自身的实际行动带动广大干部和群众，形成学法用法的良好社会风气，为法治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

由于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阶段，我国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利益多元化，社会阶层多样化，各种矛盾也不断凸现出来。在此，更要注重法律的调节作用，维护法律的权威性。所以必须培养公民的法律意识，尤其是遵守法律，依法办事的意识。强调公民的守法意识，一定要克服观念中的人治意识和特权思想。强调公民的守法意识，也不能忽略公民的运用法律的意识。法律是一种行为规范，是一种标准。只有把法律运用到实际生活中来，与老百姓的生活紧密联系起来，使法成为保护公民权利最有效的方式，法律才能成为活法。

四、结论

建设法治国家要走“本土化”与“法律移植”相结合的道路。不但要继承悠久历史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而且要吸收西方的法治文化模式。发展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要借鉴与吸收优秀成果，并将其转化为适应中国国情的法律文化，推动中国的法治文化建设，来完善中国的法律制度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要以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为终极追求。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我们必须永不停止地学习、探究、实践，创新，矢志不移地追求，才可能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也必将在深化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而推进依法治国若}几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人民日报》2014年10月29日。

[2][美]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M].吴玉章，周汉华，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01：64～65.

[3]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G]//本书编辑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28，30.

[4]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而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2014年2月17日）。

作者简介：吕承（1990-），男，汉族，甘肃金塔人，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

构建中国特色康复医学 篇12

一、我国会计准则在建设过程中应关注的问题

在我国会计准则的建设过程中,美国会计准则和国际会计准则体系是重要的参考。在借鉴这些国际准则的过程中,我们在会计准则的话语权和制定程序上应彰显大国形象。

(一)话语权问题

由于国际会计准则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所具有的权威性,使得参与全球化进程的国家都不能绕开它的影响。然而,会计准则作为全球化重要的商业语言,它的话语权一直是以西方国家为中心。少数西方国家将把持制定会计准则的话语权作为实现其国家利益的重要途径,使发展中国家处于服从和受制状态。

从国际会计准体系的形成过程来看,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了该体系的诞生和发展。目前的国际会计准则体系中的一部分准则是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发布的国际会计准则,另一部分是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I-ASC于2001年改组后成立IASB)发布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其中,美国从IASC设立到改组,以及在目前的IASB中都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

从话语权和经济实力的关系来看,我国应当在国际会计准则的制定中取得与大国相称的话语权。近年来,我国对一带一路的提出、亚投行的设立、人民币加入SDR等,无不彰显着大国形象。根据《经济学人》杂志2015年的GDP排名,我国目前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的经济深刻地影响着世界经济,我国的会计准则也应对国际会计准则产生重要的影响。

(二)制定程序问题

一个国家会计准则话语权的强弱,不仅与其经济实力有关,而且与其对国际会计事务议事规则的利用能力和讨论中提出主张的详尽程度、可操作程度有关。

从国际会计准则的议事规则来看,IASB在发布某个具体会计准则之前会进行大量的研究,在发布准则征求意见稿之后,会组织广泛的讨论会和实地测试。IASB对于具体准则的讨论耗时长,讨论文件很多。在历时较长的讨论中,相关方的利益诉求有机会得到充分表达,并且熟悉了准则中的规定,为准则的实施做好了准备。

以租赁准则为例,2010版租赁准则征求意见稿发布后,IASB和FASB联合向全球范围内征求意见,共收到785个意见回复,召开了7次圆桌会议(有80多个相关团体的代表参加)、15次报表编制者研讨会(有90多个组织的代表参加)、200多个外部会议(1 500多个组织参与),网络项目吸引了500多人。2013版征求意见稿发布后,共收到638个反馈意见,召开了8次圆桌会议(有100多名代表参加)、25次报表编制者会议、45次讨论会(260多名投资者和分析师参与),以及外部会议和网络项目(吸引了2 000多人)。最终的租赁准则已于2016年1月发布。从发布租赁准则第一版征求意见稿开始已有6年,加上从1996年开始的准备工作,共耗时10年之久。

反馈意见越详细说明对该准则的理解越全面和深入。在2010版租赁准则征求意见稿发布后,来自英国租赁业协会(FLA)的反馈意见为28页,美国设备融资租赁业协会(ELFA)的反馈意见为33页,欧洲设备租赁公司协会联盟(Leaseurope)的反馈意见为65页。普华永道发布的评论34页,德勤的评论35页,摩根大通的评论47页,标准普尔的评论2页(这些是搜集到并阅读过的资料,实际上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和评级机构的评论远不止这些)。而来自我国的反馈意见数量少而简要。除了中国会计准则委员会(CASC)之外,有工银租赁、中国银行和中国航运公司,以及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租赁业委员会(CLBA),这些反馈意见高度概括,加起来一共30多页。在租赁准则第二次征求意见(2013)后,我国的反馈意见明显增加了。除了中国会计准则委员会之外,汇丰银行、交通银行、民生金融租赁、英大汇通融资租赁、中国电信、中国国航、中国船东协会、中石油等进行了意见回复。反馈意见的总页数也增加到58页,其中,民生金融租赁还作为租赁业唯一代表参与了财政部组织的IASB主席来华座谈会,并与北京国家会计学院联合发布了双方合作撰写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租赁在中国的实施与修订研究报告》。但是,从总体上来看,我国反馈意见中的分析和讨论欠深入,数据支持少。这不仅反映了我们对准则征求意见稿不重视,对制定国际会计准则的参与意识淡薄,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们对准则理解的不够深入。

因此,要想在国际会计事务中掌握话语权,就要学习其议事规则和准则制定程序。首先,我们应当积极参与准则征求意见稿的讨论,这不仅可以熟悉国际准则,还为在国际交易中使用新准则和在我国修订相应准则做好准备。其次,在进行了大量讨论和反馈意见之后再发布我国会计准则。这一过程中不仅可以分析准则应用于我国可能存在的问题,而且也为我国会计从业人员赢得了学习准则的时间,甚至为企业调整业务模式、调整经济结构争得了宝贵的时间,而且也有利于我国准则获得西方准则制定机构的理解和支持。

有了话语权,才能摆脱服从和受制的状态,才能捍卫我国国家利益。准则制定程序的完善有利于我们深入理解和把握准则,从而在我国会计准则具体内容中体现出中国特色。

二、构建中国特色会计准则体系的必要性

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计准则体系会引导经济利益的流向,让会计准则发挥资源配置的功能,从而有助于实现我国的国家利益。因此,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计准则体系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Zeff于1978提出了会计准则的经济后果观。我国学者也认为会计准则作为一种制度规范,不单纯是一种技术手段,更重要的是具有经济后果(曲晓辉,2003)。会计准则的经济后果,在企业层面是不同企业之间的利益分配,在国家层面则是各种主权国家的利益之争。为了实现国家利益,我国学者认为保持中国特色很重要,并且会计准则的建立应以国情为出发点。冯淑萍(2000)认为如何在制定我国会计规范与理论研究中,保持我们的特色?如何在学习的同时,结合我国实际,避免盲从?这些问题是会计改革与发展中实际面临的问题,有待我们进行深入研究和解决。陆正飞(2000)认为所谓会计的“中国特色”,指的是中国会计体系中不同于别国但适合于我国国情需要的那些部分,因此,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应该是充分吸收国际先进会计理论成果和切实总结中国会计成功实践经验的综合结果。曲晓辉(2000)认为认识我国会计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进而探索我国会计的发展途径和规律,应该以我国国情为出发点。需要指出的是,强调会计准则的“中国特色”不是反对国际化趋同,“中国特色”是我国特殊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决定的。

在借鉴国际准则时,拿来主义会带来便利,但也会带来各种不适应症状。为了消解拿来主义的负面效应,我们需要将“拿来的东西”植根于我国的经验社会,“长”在自己身上,并生出新的枝丫。只有这样,才能弄清楚准则对我国交易活动的影响,才能准确把握会计准则背后的逻辑、原则和意图,才能在可选的方案中找到适合我国的准则规定条款。这个过程也是国际会计事务的议事规则所倡导的。并且,这会使我们能更好地应用准则,以及在与西方讨论国际会计准则时提出详尽而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建议,从而提高话语权的影响力。

三、对具有中国特色会计准则体系的大国会计构想

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计准则体系不是否定目前与国际趋同的企业会计准则,而是在现有基础上填补趋同过程中遗漏的基点,更重要的是开拓我们的生存空间,获取本应属于我们的收益,并创造新的收益。

(一)财务会计概念框架

从目前我国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来看,《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类似于西方的财务报告概念框架,但是两者在法律形式上存在不同。我国的基本准则是会计准则体系的组成部分,属于法规,具有强制性。在西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本身不是法规,财务报告概念框架属于制定会计准则的理论基础,游离于准则序列之外,更不具有法规的属性。虽然我国的基本准则在法律形式上不同于财务报告概念框架,但却发挥了类似于概念框架的作用。

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是构建会计准则体系的基础。美国著名会计学家亨德里克森教授(E.S.Hendriksen,1992)和我国著名会计学家葛家澍教授(2009)都认为概念框架属于会计理论。因为,财务报告概念框架提供了搭建房屋(会计准则)的材料(砖头和瓦块,如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等),以及搭建房屋的方法(如确认和终止确认、计量等)。而具体会计准则是用这些材料和方法搭建起来的一幢幢形状不同、功能各异的房屋。财务报告概念框架作为理论是可以讨论、可以选择的,而对已颁布的法条反复进行讨论和选择在一定程度上会损害其权威性和可信性。

已颁布的会计准则需要在一定时间内保持稳定,但财务报告概念框架应该是与时俱进的。

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计准则体系的初级阶段将财务报告概念框架中的内容放在基本准则中,有利于提高准则的权威性和保证准则的顺利实施。在我国会计准则体系建设的中级或高级阶段,可以考虑将财务报告概念框架抽离出来,单独作为一部分,不以法规的形式存在,不纳入会计准则中,会更具有灵活性,修改概念框架的过程可能会更加便利,但在实质上会影响作为法规存在的会计准则。比如,根据经济业务调整了资产的概念,从形式和名称上来看资产还称为资产,只是内涵发生了改变,但会对具体准则中涉及的资产内容产生影响。

(二)会计准则体系的构成

目前,我国的具体会计准则的结构大致分四部分:总则;会计处理的具体内容;衔接规定;附则。在这个结构体系下,应当切实结合我国交易活动来分析和讨论准则条款的适用性,通过实地研究来融入我国特色,以维护我国国家利益。

1. 总则。

总则部分一般包括:(1)阐明本准则所规范交易活动的范围;(2)本准则所涉及的定义的界定;(3)范围排除,即看似属于本准则规范的交易,但实际上属于其他准则的范畴。在总则部分中的定义和范围是制定具体准则最基础的问题,因此是分析和讨论的重中之重。例如,在对租赁准则征求意见稿的讨论中,对租赁定义的讨论占了IASB对整个准则讨论工作量的三分之一。

2. 会计处理。

会计处理具体内容部分一般包括:确认和计量(初始计量和后续计量);列报和披露。分类与定义相关,但由于分类和会计处理紧密相连,所以在此部分讨论。

(1)分类。分类的重要性仅次于定义。从分类条款在具体准则中的位置来看,有些分类在总则中(如套期保值准则)紧随在定义后面;有些在会计处理之前会有一个部分单独规定分类(如租赁准则、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有些是在会计处理部分进行分类并规定相应的会计处理(如收入准则)。当然,有些具体准则没有分类(如政府补助、借款费用、或有事项等准则)。会计处理是在分类的基础上,对不同类别的交易活动分别进行确认和计量,因而产生的财务后果存在差异。所以,类别的划分界限很重要。

分类首先要根据交易活动的特点来划分,一般通过描述交易活动的特点而在性质上划分类别。在不同国家、不同具体准则中,“特点和性质”的判别标准一般采用“明线测试”或“实质重于形式”。在“明线测试”下,会计准则会给出用于判别的具体数值。“实质重于形式”分类的好处是注重交易的经济实质,但是在实务操作中存在主观判断不一致的问题。实际上,“明线测试”和“实质重于形式”的最终作用点在财务后果上,因此从财务后果出发可以缓解分类问题。即,为了缩小不同分类方式之间财务后果的差异,可以通过改变会计处理方法来实现。在改进我国具体会计准则的过程中,需要根据我国经济业务的具体情况来贴切地描述经济业务的特点和性质,选择适当的分类方法,这有助于实现对我们有利的财务结果。

(2)确认。“确认”要明确“是否要确认”和“确认为哪个财务报告要素”。“是否要确认”解决的是“是否入表”问题,“确认为哪个财务报告要素”解决的是“进入表的哪个位置”问题。

关于“是否要确认”,有些准则直接规定要确认为某个财务报告要素,即直接入表(如企业年金基金准则、职工薪酬准则);另一些准则要求满足一定条件才可确认某个财务报告要素,即有条件入表(如无形资产、固定资产准则、收入准则)。“满足什么样的条件”,需要参照财务报告概念框架(如可靠性、相关性和可计量性等),并在具体准则中另行规定详细条款。“条件”一般会包含有关“确认时点”的内容,如收入准则中收入的确认时点。在具体准则描述“条件”的过程中会采用一些判别标准,如目前收入准则中确认收入的条件之一是:将商品所有权上的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买方,即风险和报酬标准。在设定这些判别标准(如到底哪些算是风险,哪些算是报酬)时,需要考虑我国的交易习惯和法律规定来评价其适用性,并赋予其具体内涵。

关于“确认为哪个财务报告要素”,主要是考虑确认为流动资产还是非流动资产,以及资产的具体类别(如存货和固定资产);确认为流动负债还是非流动负债,以及负债的具体类别(如应付账款和其他应付款);确认为所有者权益的类别(如股本和资本公积);确认为收入的类别(如销售商品的收入和劳务收入,主营业务收入和其他业务收入);确认为费用的类别(如生产费用和期间费用)等。将确认的财务报告要素列在报表的哪个位置上,会对报表结构产生影响,进而影响了相关财务比率。而有些财务比率往往是信用评级、财务评价和绩效考核的重要指标。在我国具体准则确定计入的报表项目时,需要考虑我国交易活动的实质,以及对考评体系通常采用的财务比率的影响。

(3)计量。确认为计量指明了大的方向和框架,计量是在确认的基础上规定如何确定金额。计量分为初始计量和后续计量。

具体会计准则中的“初始计量”要确定计量范围和计量属性。“计量范围”要求根据该准则涵盖的交易活动的不同发生方式,及其涉及的不同项目(如购买成本、初始直接费用、开办费、弃置费用等),来确定哪些项目纳入计量范围。“计量属性”规定了该具体会计准则采用财务报告概念框架和基本准则中所规定的五类计量属性(即历史成本、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和现值)中的哪种计量属性,如存货准则采用了历史成本和可变现净值计量属性。

“后续计量”涉及折旧、摊销、重估和减值。折旧和摊销还涉及“使用寿命”和“残值”问题。折旧方法和摊销方法与使用寿命和残值的搭配使用会产生不同的财务后果。另外,后续计量还要考虑配比问题。在初始确认一项交易的资产和负债之后,要考虑是否需要在后续处理中保持资产和负债的配比,以及收入和费用的配比,即增加和减少的幅度相当。如果不能取得配比,则不平衡的处理方法对财务报表和财务比率的影响如何,是否损害了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和有用性。关于“重估”,一般具体准则中会规定出现特定情况时要进行重估资产和负债,或收入和费用。如果进行了重估,则会影响折旧和摊销的金额,或者影响资产和负债的金额,因此是否需要重估和重估的条件是“重估”规定的重点。关于“减值”,有些具体准则对减值做出了专门规定(如存货),另一些具体准则没有对减值做出专门规定,而是统一采用资产减值准则中的规定。具体会计准则是否需要单独做出减值规定要根据交易活动的特点,不过即便采用统一的资产减值准则,也可以在该具体准则中补充一些要求。对于我国具体会计准则来说,需要将后续计量的多个备选方案应用于我国的具体交易活动中,测试方案的优劣,找到适用于我国的方案。

(4)列报和披露。“列报”规定了在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上如何列报。“披露”规定了在报表附注中如何传达有用信息。在列报条款中要明确交易事项是作为独立的一项在“表”上单独一行列报,还是包含在“表”中某个项目的总额中,不作为单独一行列报。如果是包含在某个项目的总额中,则是否需要在附注中披露。对于我国的财务报告使用者和财务报告的编制者来说,在具体会计准则中是表上列报好呢,还是附注披露好呢?如果是表上列报好,那是鲜明的单独列报好呢,还是隐含在类似项目的总金额中呢?这是个值得推敲的问题。

3. 衔接和附则。

衔接规定部分主要说明在过渡期间会计处理和披露的问题。附则部分一般说明准则的生效时间。对于我国具体会计准则来说,过渡期有多长是个重要的问题。我们需要预留出尽可能合理的时间来为实施新准则做好准备,思考如何适应新准则,如何面对和处理国内外准则不一致所带来的利弊。

四、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