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博弈（精选3篇）
权利博弈 篇1
摘要：近几年,对于房屋拆迁工作中所呈现出的各种与人民利益息息相关的问题,已经逐渐引起了社会各个层面的广泛关注。因此,本文针对房屋拆迁工作所涉及的三个社会方面的利益问题进行了简单的分析,并对房屋拆迁工作相关法律法规的改进与完善方向进行了简单的探讨。
关键词：房屋拆迁,经济利益,法律法规
随着当前我国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与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于房屋拆迁方面相关问题的关注力度正在日益增大,由房屋拆迁所引起的恶劣社会事件频繁在全国各地上演,人们不得不将关注的目光投放在房屋拆迁制度的缺失之处上。与此同时,由于房屋拆迁工作所涉及到的行业领域以及机关单位众多,导致社会多方的权利与利益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从而引起了社会各方面之间和谐关系的紧张现状。
一、浅析房屋拆迁工作所涉及的三个社会方面的利益
(一)关于政府相关部门的利益问题
通常情况下,在拆迁工作进展过程中,政府相关部门会通过对相关土地进行转让而获得相应的利益。在对拆迁过程进行有效促进时,使城市的主要风貌通过拆迁与改造老旧楼区得以有效改善成了政府进行工作的主要动力,然而在这个积极响应国家政策的推动力之背后,所隐藏的真实推动力却是政府相关部门对于土地转让所产生利益的高度欲望。政府相关部门在对拆迁工作进行安排与规划时,通常将原有土地以超出其原本价值的高额价格出让给相关的开发商,从而从中获得巨大收益,相关政府部门的经济利益与收购土地的开发商所付款项之间,建立起了紧密而直接的联系。在通常情况下,如果拆迁工作的工作成本不发生改变,那么开发商向被拆群众所付的拆迁补偿金,与政府从拆迁工作中所能够谋取的利益呈负相关关系,在开发商向被拆群众所付赔偿金额较少的情况下,政府可以直接将剩余部分费用进行获取,或是通过纳税等经济手段使开发商将剩余款项支付出来,由此,结合整体局势进行分析,政府相关部门与开发商之间在利益层面上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共赢关系。
(二)关于开发商的利益问题
就当前我国的市场情况而言,开发商对于土地的获取要遵循相关的规则与流程,其中包括对相应的招标工程进行准确合理的投标,还有以竞拍形式将所拍卖的土地纳入囊中等[1]。在这两种对土地进行出让的流程与方式中,招标方式对开发商的选择,主要注重于开发商所预算出的价格是否准确合理,而拍卖方式对开发商的选择则主要取决于开发商所愿意支付的价格高低。然而出于商业领域对于经济利益的高度追求,虽然两种方式与流程其表面看来较为公开公正,但是亦不排除其中蕴含着暗箱操作的可能。
(三)关于被拆迁居民的利益问题
首先,在合理且考虑百姓利益的拆迁项目中,被拆迁居民必须要将自身对于所购土地的使用权进行转让,因此在这个过程中被拆迁居民的利益将得到基本的保障,在个别情况下,被拆迁居民可以选择以较市场价略低的价格,对所拆迁土地上新建楼房进行回购,从而使自身的利益得以达到最大化。
其次,在个别不合理且不考虑百姓利益的拆迁项目中,由于相较于政府相关部门以及开发商而言,被拆迁用户处于劣势地位,因此被拆迁居民只能被迫的没有选择余地的从自身原本的居所搬迁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中,而被拆迁商户也只能从一个原本能够良好运转的经济环境搬迁到一个失去原有优势的陌生环境中,在根本利益得不到保障的同时,亦收获不到来自政府相关部门或者开发商方面的经济补偿[2]。就通常情况而言,被拆迁居民在所搬迁到的新的环境中,失去了原本的生活状态,使其正常生活失去了相应的便捷,必将对被拆迁住户的生活造成一定的影响,使被拆迁居民于无形中成为拆迁工作进行过程中的牺牲品。
二、对房屋拆迁问题的法律层面建议
从我国当前的社会形势与市场经济情况进行分析,在房屋拆迁工作中,法律的话语权通常都掌握在权势地位与经济背景较强的政府相关部门与开发商手中,这种格局对于拆迁三方面中的被拆迁居民方面而言,是缺乏公平公正的。因此,只有改进与完善我国当前对与拆迁工作的法律法规与管理条令,并对其落实过程给予极大的关注力度,才能使社会各方面之间关系的紧张现状得以有效的缓解。在对房屋拆迁相关法律法规进行改进与完善时,不能只对环境建设与城市风貌这些面子因素进行考虑,还要将被拆迁居民利益的保障纳入考虑范畴之内,而后通过合理妥当的法律条款,对剥夺被拆迁居民利益的相关方面进行严苛的惩治与处理,从而使房屋拆迁工作进展过程中的不公平与不公正现象得以彻底的杜绝,使相关方面不能因盲目追求经济利益而钻法律的空子。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社会市场经济呈蓬勃发展势态的当今时代,房屋拆迁工作中所暴露出的经济与法律层面问题已经逐渐成为了社会各层面与各方面所关注的重点,因此,应对所分析出的不良现象的主要起因,相关部门要对其进行及时的解决与处理,对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合理有效的改进与完善,才能使社会得以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颜毅艺,于立深,蔡宏伟等.社会变迁中的利益、权利、权力和制度—透视城市拆迁[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4(2):15-16.
[2]林增杰等.中国大陆与港澳台地区土地法律比较研究[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10(6):27-28.
权利博弈 篇2
与公民私权利的博弈, 必然涉及到公权力干预与私权利自治的界限。如何在这种博弈中取得相对平衡, 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 尊重和保护公民合法权益, 从而促进家庭和谐和社会稳定, 笔者认为, 这是研究公安机关干预家庭暴力案件机制的关键。
一、公安机关干预家庭暴力案件的正当性与必要性
(一) 国家公权力介入私权利的正当性证成
公安机关拥有的警察权包括行政权和司法权, 属于典型的范围最广、影响最大、最具有强制性的国家公权力。家庭暴力案件中加害者侵犯的受害者的人身权等属于典型的私权利。
社会契约论是对国家与公权力产生的阐释, 也是对公权力介入私权利正当性的解释。国家公权力来自于私权利的让渡, 因为私权利所有者在享有私权利时彼此之间出现冲突无法解决时, 必须求助于公权力来解决。“政治、法制悉以人性恶为根据, 围绕着一个‘恶’字做功夫, 或堵或导, 亦扬亦抑, 倒也酣畅淋漓。”[1]为避免人性的弱点这也是公权力介入私权利正当性的解释。
国家公权力与公民私权利自古就是一对矛盾的共同体, 在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博弈与冲突中, 由于边界不清晰, 极有可能出现公权力过度干预私权利的领域, 导致对私权利的侵犯。因此, 在公权力介入私权利正当性的前提下, 如何注重保护私权利, 从而达到二者相对的平衡则成为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关键, 也是公安机关警察权干预家庭暴力案件处理的关键。国家公权力介入私权利的正当性证成也解释了警察权介入家庭暴力的正当性。在《反家庭暴力法》出台后公安机关民警对家庭暴力案件必须接处警的同时, 更应注意公权力与私权利的边界, 不可过度干涉私权利。
(二) 公安机关干预家庭暴力案件必要性研究
公安机关介入家庭暴力案件具有正当性, 不仅如此, 公安机关作为反家庭暴力的一线机关以及在家暴发生时唯一具有强制力的机关, 介入家庭暴力案件尤其必要。
1. 公安机关的性质决定公安机关成为家暴发生之时的唯一有效干预机关。公安机关是具有武装性质的治安行政力量和刑事司法力量, 这种性质决定了家暴发生时受害人求助的对象首选公安机关。因此《反家庭暴力法》第13条、15条规定了家暴的受害人向公安机关的报案制度以及公安机关接警的应当及时出警制度。公安机关民警对家庭暴力的态度直接反映了社会对家暴的容忍度。因此有学者认为公安机关是制止家庭暴力的第一道防线。[2]不仅如此, 笔者认为公安机关还是制止家暴的最有力的一道防线。原因有二, 一是公安机关是具有国家强制力的机关, 在接处警介入家庭暴力案件时, 可以进行处置, 制止家庭暴力和对受害人予以紧急庇护。二是鉴于家庭暴力案件的特殊性, 公安机关在先期介入家暴案件时的取证往往成为后期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办理案件的关键, 成为家暴受害者维权的关键。
2. 家庭暴力案件的特征决定公安机关成为干预家庭暴力案件的不可或缺的力量。由于家庭暴力案件的主体的特定性, 维系家庭关系的存在往往是家暴案件主体的共同愿望, 尤其是受害者。这种感情容易成为施暴者多次、反复实施施暴行为的原因, 也导致了客观行为的多样性、隐蔽性、反复性。如果在第一次施暴者在实施行为时公安机关能有效介入干预, 通过公安机关的威慑力量与强制手段予以控制, 不仅能够减小危害, 甚至能够挽救整个家庭。如安徽省合肥市2016年3月2日发生女律师遭丈夫家暴致重伤、其母颅骨被敲碎的恶性案件, 而且受害人是颇具法律意识、维权意识的律师, 更让人无语的是在年前施暴者就曾有过多次暴力行为。笔者研究了多个家庭暴力案件, 无一不是由于第一次暴力行为没有得到及时有效地控制和干预, 才使事态发展到无法控制的地步。
二、目前我国公安机关干预家庭暴力案件的现状
由于国家公权力天生的扩张性, 极易侵犯公民的私权利, 与公民生活息息相关的警察权尤其如此。如何在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博弈中取得适度平衡, 防止公权力尤其是警察权的异化侵犯家暴主体尤其受害人的权益, 制度的设计尤为关键。
《反家庭暴力法》在以下几个方面明确了公安机关的职权:1.赋予公安机关家暴案件的管辖权;2.调查取证权。警方的调查取证成为处理家暴案件的依据;3.制止家暴, 给予批评教育或者出具《告诫书》;4.协助受害人就医, 协助执行“人身安全保护令”。虽然《反家暴法》的出台首次从法律的角度明确公安机关在反家庭暴力案件中的职责, 但纵观这部法律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意见, 可以看出这些规定比较原则, 不利于操作。家庭暴力案件实际涉及到民事、治安和刑事案件三个领域, 公安机关究竟如何在程序上处置这种案件, 如何对这类案件涉及到民事、治安、刑事三个领域的无缝对接没有具体规定。
目前, 国外以及我国港澳台地区警察干预家庭暴力的模式大致有三种:1.积极介入模式。以美国、英国、加拿大等为代表。2.有限介入模式。如韩国。3.法定介入模式。这三种模式是否适应我国传统文化和我国国情, 有待考证, 但是, 笔者认为, 鉴于家庭暴力案件的特征和公安机关介入家庭暴力案件的正当性与必要性, 在我国构建一个完整的、系统性的警察干预家庭暴力案件机制至关重要。
三、我国《反家庭暴力法》框架下公安机关干预家庭暴力案件机制的构建
目前, 我国《反家庭暴力法》只有38条, 其中涉及公安机关的有17条之多。可见, 公安机关尤其是派出所成为新形势下反家庭暴力的主体是必然的选择。这38条规定在6章之中, 规定公安机关干预家庭暴力案件主要在第2章和第3章, 即家庭暴力的预防和处置, 尤其是家庭暴力的处置。为尽快适应新法, 避免公安民警在执法时“不作为”、“不会作为”以及防止“乱作为”, 有公安机关出台相应的执法提示, 如蓝田县公安局。当然, 这种执法提示没有法律效力, 因此笔者认为, 应由公安部出台相应的细则或规定, 从以下几个方面构建公安机关干预家庭暴力案件的机制。
(一) 明确公安机关干预家庭暴力案件的原则
1. 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
家庭暴力案件的反复性决定家庭暴力案件一般历经民事纠纷 (夫妻等家庭成员间吵闹等轻微家庭暴力行为) 、治安案件 (达到治安处罚的家庭暴力) 、刑事案件 (达到刑事标准的家庭暴力案件如轻重伤害、虐待等) , 在这三个层级的家暴案件中, 公安机关作为国家政府机关的一个部门, 绝对不是一个旁观者, 而是纠纷的预防者、制止者和制裁者, 这一具有强制力的国家公权力的介入, 能有效控制纠纷的发展。但是家庭暴力案件的私权性质, 决定公权力不宜过度干预, 应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尤其是在家暴案件的民事纠纷与治安案件这两个层级。即使是在达到刑案的立案标准, 也应当在法律允许的框架内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愿。这一原则也凸显在《反家暴法》第5条。
2. 程序正当原则
正当的程序是防止私权利被公权力侵犯以及通过公权力实现私权利的最佳手段。因此, 现代民主法治国家无一不规定程序正当原则。在公安机关干预家庭暴力案件中, 正当的程序尤为重要, 不论是在家庭暴力案件发展的哪一层级, 严格依照程序不仅有效防止公安机关滥用权力, 限制了警察权的边界, 同时有效地排除了与家暴当事人之间交流的障碍。程序正当是实现警察权与公民私权利相对平衡的法律保障。
3. 法定介入为主、有限介入为辅, 二者相结合原则
我国传统的“和为贵”的习俗, 以及家暴当事人希望挽留婚姻的愿望, 决定了积极介入模式在我国并不适用。而单纯的法定介入与有限介入也并不契合我国实际。因此, 法定介入与有限介入可能是最好的选择。《反家暴法》15条的规定实际也是采取了这一原则。
4. 客观、全面、合法收集证据原则
公安机关真正起威慑作用的一个方面是公安机关的强制力, 另一方面在于公安机关具有调查、收集证据的权力, 而公安机关调查、收集的证据在后期的家暴案件处理甚至是婚姻家庭案件的处理以及离婚财产的处理中都具有关键性的地位。因此, 在《反家暴法》的处置一章着力强调公安机关取证的权力和义务。
(二) 预防程序
家庭暴力案件作为家庭隐私案件, 其预防甚于打击, 因此《反家暴法》第5条做出明确规定。而家庭暴力案件的预防实际是一个全社会联动工作, 需要建立全社会包括公安机关在内的各部门的联动机制方能完成。而对于公安机关而言, 在预防机制中主要完成的是应当将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纳入业务培训等服务工作。这项工作必须依托于公安院校方能完成。因此, 必须在各公安院校内开设相应反家庭暴力课程, 加大对公安民警的反家暴的培训工作。
(三) 处置程序
1. 接处警程序
接处警程序实际也是公安民警先期处置程序以及反家暴案件的分流程序。根据《反家暴法》规定, 公安机关接到家庭暴力报案后应当及时出警, 赶赴现场。到达现场后民警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1.及时制止正在发生的暴力, 控制施暴人, 同时对受害人予以援救;2.保护现场, 通过询问加害人、受害人、证人, 做好笔录, 使用执法记录仪进行录音录像等手段予以取证。3.告知受害人“人身保护令”制度, 协助受害人就医、鉴定伤情等, 4.认真填写《接处警登记表》, 接处警民警必须充分认识到《接处警登记表》也是家庭暴力案件的证据之一。5.根据案件情况分别予以处置。
2. 属于民事纠纷领域的家暴案件的处置程序
公安民警接处警之后, 根据《反家暴法》16条的规定, 对家庭暴力情节较轻, 不需要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 可以予以批评教育或出具告诫书。《家庭暴力告诫书》虽然只是公安机关出具的对家暴加害人的行政指导, 不具有行政强制力, 但它是成为后期人民法院处理家暴案件的证据, 对于预防家暴案件民转刑以及制止加害人具有重要作用。目前各地方公安机关对于《家庭暴力告诫书》的式样有所规定, 但公安部并未统一模式。但不论是哪种形式, 告诫书中都应当包括加害人姓名等身份事项、查明的案由以及事实、依据的法律规定、禁止加害人实施加害行为以及出具的机关等事项。开具告诫书后应送交加害人、受害人, 同时通知居委会、村委会, 公安机关同时应留存一份备案。这一程序的设置, 对于公安机关解决最棘手也是最为常见的一种情节轻微的家暴警情作出了规定。
3. 属于治安管理处罚领域的家暴案件的处置程序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予以处置。
4. 属于刑事案件领域的家暴案件的处置程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进行处置。
乔根斯在其所著的《多元论法学》中指出, 人类社会最重要的需要不是解决冲突 (Settlemenet of Conflicts) 而是防止冲突 (Prevention of Conflicts) 。在法的功能序列中, 防止冲突的任务被置于第一位。[3]这一见解可以理解为法的最终目的实际在于修复、维护原有的社会秩序。在家暴案件中所有的纠纷解决机制最终目的都不应是打击施暴人, 而是修复、维护正常的家庭关系, 维护社会秩序的安定祥和。公安机关干预家暴案件的机制的构建不外如是。而在公安机关干预家暴案件中, 实际有处罚权的主要在治安领域的处罚, 但不管是属于哪种类型的案件, 证据都是基础和裁判的依据, 因此, 在家暴案件中公安机关所有工作的重心之一在于证据的收集工作, 但这其中涉及到行政证据、民事证据与刑事证据性质的转换, 在此不予赘述。
参考文献
[1]许章润.说法活法立法[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0.
[2]蒋月.家庭暴力的成因与反暴力对策[J].北京:群众出版社, 2000:169.
权利博弈 篇3
关键词：暴力拆迁,公权力与私权利,冲突与协调
一、“暴力拆迁”概述
(一) 房屋拆迁的种类
我国房屋拆迁的种类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民事拆迁, 一种是强制拆迁即所谓的行政拆迁。民事拆迁指平等主体即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双方就拆迁事宜依法进行约定, 订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行政拆迁指由开发商或拆迁公司等主体执拆迁许可证进行的强制拆迁。
(二) “暴力拆迁”的定义及缘由
纵观现实生活, 笔者在本文中要讨论的“暴力拆迁”是行政权力利用的不合法或不合理, 并借助公权力的支撑使用暴力进行强制拆迁, 损害公民个体或部分群体私权利的现象。造成暴力拆迁的缘由有二:一是在民事拆迁中, 被拆迁人无法与拆迁人达成拆迁合意, 此时作为私法主体的拆迁人采取暴力手段进行拆迁。由于私法主体不存在公权力之说, 故这种情况不在本文的探讨范围内。二是在行政拆迁中, 也是最常见的暴力拆迁, 即政府作为一个公权力的代表盲目追求某项建设项目的指标, 偏离公共利益而追求经济利益, 通过颁发拆迁许可证的形式强行介入了房屋拆迁。公权力的滥用便会派生暴力。而被拆迁人在诉诸无门时, 被动地选择了“反暴力拆迁”。
二、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博弈
(一) 暴力拆迁中的公权力、私权利的表现
公权力指国家权力体系中所包含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私权利指个人依法所享有的权利。暴力拆迁中, 公权力与私权利主要体现为行政权和人身权、财产权的利益冲突。暴力拆迁的根源不在于公民的不合作, 而在于公民个体与国家公权以卵击石般的利益抗争中, 恰恰是先有行政权力基础上的“公权暴力”, 才有救济渠道阻塞下的“公民反暴力”, 而这种暴力一再上演, 折射出一种令人窒息的法治困境:政府公权与个体私权发生严重对抗, 公民权利的生存空间受到公权力的无情挤压。1当然, 除了行政权干预外, 公权力在暴力拆迁中还表现为立法权和司法权的滥用。
(二) 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博弈
房屋拆迁中, 由于融合了暴力因素, 政府主动或者被动地进行暴力拆迁, 体现了公权频频侵犯了私权。而被拆迁人在反暴力拆迁过程中, 采取了或许不适当的方式对政府公权力也造成了一定的冲击。
行政权力侵犯私权利主要体现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侵犯了被拆迁人的人身权。在暴力拆迁中, 政府与被拆迁人之间难免会有身体接触、冲突, 甚至出现械斗而导致的伤亡事件。暴力拆迁中会侵犯被拆迁人的生存权。生存权是人身权中的首要权利, 有赖于生命权、健康权的存在。二是侵犯了被拆迁人的财产权。暴力拆迁不仅违背被拆迁人的意愿强行侵犯其私有财产, 而且在后期的补偿和安置中也可能侵犯被拆迁人的合法权利。
私权利在一定程度上也对公权力造成影响。一是私权对公权力的制约。二是私权利撼动了公权力的绝对权威。
三、协调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冲突, 打造和谐拆迁
放眼中国, 暴力拆迁中, 公权力和私权利的矛盾在近年来不断升级, 和谐拆迁的任务刻不容缓。笔者认为规范拆迁行为、构建和谐拆迁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
第一, 提高立法层次, 加强拆迁的相关立法。面对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冲突的协调, 社会需要喘息的空间, 被拆迁人更需要生存的空间, 这“仍然需要依靠各种制度和传统的人为设置”, 2而“法律是暴力与制度失灵的替代品”3。比如, 提高现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层次, 上升至立法层面。
第二, 严格遵守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如在今后的拆迁中要遵循合理行政原则, 贯彻比例原则, 进行公正补偿及合理安置。比例原则也称为合理行政的适当性和最小损害性, 即行政措施、手段应当必要、适当, 若是存在多种方法应当选择其中对相对人损害最小的方法。
第三, 严格拆迁程序。在拆迁过程中, 权力未受到适当的约束而给了暴力以可乘之机, 所以应当通过正当程序来限制公权力的扩张性, 如在拆迁之前举行听证程序或者在社会上广泛征求意见等。法制程序化的本质是如何在相互抵触的各种规范间进行最佳选择, 并使这种选择的决定具有正当性和约束的制度问题。4
第四, 搭建和谐对话的沟通平台。
第五, 建立行政问责机制, 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对于协调公权力扩张与私权利萎缩的现状, 建立行政问责机制能有效地制止暴力拆迁, 从源头上遏止暴力拆迁所造成的严重的集体暴力事件。
参考文献
[1]吴亚辉、凌云:《权利与权力的博弈——“暴力拆迁之法经济学思考”》, 载《中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第16卷第6期
[2][英]哈耶克著:《自由秩序论 (上册) 》, 邓正来译, 北京三联书店, 1997年版
[3][美]劳伦斯·M·弗里德曼著:《选择的共和国——法律、权威与文化》, 高鸿钧等译,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