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交流与合作

海外交流与合作（共11篇）

海外交流与合作 篇1

加强中国-东盟传统医药交流与合作, 是实现我国中医药科学化和国家化的重要途径, 是推动中国与东盟国家交流与合作的重要抓手。

“建议尽快建设中国-东盟传统医药交流合作中心, 承担起中国-东盟民族民间交流与合作的功能, 弘扬中国传统医药文化, 提升中国在东盟地区的影响力, 推进中国-东盟传统医药产业的发展。”全国政协委员、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厅副厅长夏宁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1 设立中国一东盟传统医药交流合作中心意义重大

近年来, 中医药特色和优势逐步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和接受, 目前, 中医药已传播到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 成为我国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与东盟国家具有亲缘的地理、民族和文化关系, 形成了相近的用药习惯, 中医药在东盟国家有着良好的基础和发展前景。”夏宁认为, 设立中国-东盟传统医药交流合作中心, 对于巩固中国-东盟友好合作平台, 加强中国与东盟在传统医药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意义重大。

一是有利于承担起中国-东盟民族民间交流与合作的纽带作用。广西地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中心地带, 连接中国国内和东盟两个市场, 具有双向沟通中国与东盟的独特区位优势, 是中国-东盟交流与合作的重要纽带。近年来, 在中国-东盟政府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不断深入和升华的同时, 中国-东盟民族民间交流与合作也不断加强和深化。作为中国-东盟民族民间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内容之一, 传统医药方面交流与合作发挥着重要纽带作用。

二是有利于中国-东盟传统医药实现“互利、互助、互鉴”。近年来, 我国中草药资源的过度开发使得一些中草药资源面临枯竭, 而东盟国家拥有丰富的药用植物资源, 但这些国家在传统医药技术等方面的推广应用尚显薄弱, 设立交流合作中心, 可以实现中国-东盟传统医药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同时通过发展多边贸易, 推动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有利于促进同东盟各国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医院、中医药企业之间传统医药科技力量的联合, 共同开展传统医药研究, 有利于培养具有新型知识结构的传统医药教育、研发、生产、销售和管理的高级人才, 以满足传统医药事业发展的需要。

三是有利于扩大中华文化在东盟地区的影响力。改革开放三十年来, 中医药对外合作日益广泛。目前我国与70多个国家 (地区) 签订了含有中医药合作内容的政府协议91个, 专门的中医药合作协议42个;与世界卫生组织及42个国家和地区开展的中医药合作项目有274项。同时, 我国对外中医医疗服务稳步推进, 医疗合作规模扩大, 来华接受中医药医疗保健服务的人数逐年增加;中医药对外教育方兴未艾, 在我国学习中医的外国留学生数量一直位居自然科学的首位。

“在亚太地区特别是东南亚地区, 由于历史和文化的渊源, 对中医药的认知度相对更高, 中医药已成为亚洲各国家民众生活的重要部分, 对于发展中医药文化, 增强中华文化国际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夏宁说。

2 广西具备设立中国-东盟传统医药交流合作中心的独特优势

广西具备设立中国-东盟传统医药交流合作中心的独特优势。

一是广西具备承载中国-东盟传统医药交流合作中心的区位和政策优势。近年来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广西在中国-东盟交流与合作中的作用, 并作出了重要的指示。广西作为中国与东盟开放合作的桥头堡, 具有服务中国-东盟交流与合作完善的基础设施。广西与东盟边境已经建立起大型物流保障体系, 形成了区域发展战略的全方位融合, 包括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泛北部湾经济区、广西北部湾经济区、泛珠三角经济区;形成了多个保税优惠政策的叠加, 包括广西凭祥综合保税区、广西钦州保税区、南宁保税物流区、大型产业发展园区、中国一马来西亚 (钦州) 产业园、东兴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防城港港口工业园区。

二是广西具有中医药民族医药资源大省的独特优势。广西有中药资源种类4 623种, 列居全国第二;广西壮医药和瑶医药是国家民族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 特色优势显著;广西药用植物园是世界上最大的药用植物园;广西中医药大学综合实力进入西部领先行列;玉林药市是全国第三大中药材集散地;梧州中恒、桂林三金等为全国50强中药企业;广西已经基本构建了涵盖城乡的中医药壮瑶医药服务体系。广西与东盟各国和港澳台交流合作频繁, 先后签署了近50项交流合作项目, 为东盟和港澳台培养人才1 500多名, 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和香港等享有“广西手法流派”之美誉。

3 建议尽快建设中国-东盟传统医药交流合作中心

在2011年11月举行的第十四次中国-东盟 (10+1) 领导人会议上,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提出“更加重视社会和民生领域的合作。中方愿意设立10个职业教育培训中心, 为东盟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所需的人力资源;倡议设立中国-东盟传统医药交流合作中心”。

夏宁介绍说, 目前, 国家外交部、教育部已经批准设立教育培训中心, 因此建议有关部门尽快研究批准成立中国-东盟传统医药交流合作中心。

“广西在资源、区位、文化、人才、企业及市场等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建议将中国-东盟传统医药交流合作中心设在广西。”夏宁建议, 中国-东盟传统医药交流合作中心构建应采用虚实结合的方式, 其实体设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药用植物园, 其虚体部分是将广西医药高校、研究机构和相关医药企业进行有机整合, 依据国家战略部署, 联合区外相关高校研究机构, 最后将逐步与东盟国家的相关高校研究机构联合为一体, 共同促进传统医药的发展。“该中心成立后, 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领导和指导下, 根据国家的战略部署的需要, 由广西会同有关兄弟省 (市、自治区) 共同为东盟各国提供包括中医药民族医药医疗、保健、教育、科技、文化和产业等方面的服务, 探索建立合作共赢的新机制。”

夏宁同时建议加大中国-东盟传统医药交流合作中心的投入, 建议国家部委加大对该中心相关项目的投入和政策支持, 通过国家和地方财政补助作为引导资金, 不断吸纳国内外社会资本, 出台优惠政策, 推动中国-东盟传统医药交流合作中心健康快速发展, 造福中国和东盟各国人民的健康, 推动中国和东盟各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根据《科技日报》刊发文章编辑整理)

参考文献

[1] 王洪图.内经选读[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7.

海外交流与合作 篇2

合作交流自我评价1

本人遵纪守法，爱祖国、诚实守信、关心集体、保护环境。自信、自律、勤奋；对个人的行为负责；积极参加公益活动；具有社会责任感。有学习的愿望与兴趣，能运用各种学习方式来提高学习水平，有对自己的学习过程和学习结果进行反思的习惯。能与他人一起确立目标并努力去实现目标，尊重并理解他人的观点与处境，能评价和约束自己的行为；能综合地运用各种交流和沟通的方法进行合作。

合作交流自我评价2

我有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和广泛的兴趣爱好，对工作责任心强、勤恳踏实，有较强的组织、宣传能力，有一定的艺术细胞和创意，注重团队合作精神和集体观念。

有广泛爱好的我特别擅长于美工和多媒体的制作，就任本班组织委员的同时也加入了校学生会宣传部。对工作热情、任劳任怨，和部内成员团结一致，一年间我由部委升为部长。在任部长期间注重配合学校、学生会其它部门，出色的完成各项宣传工作，促使学校的各种运作更顺利的同时行。学校的各种活动都热情的参加，并且收获颇多。

合作交流自我评价3

性格活泼开朗的我积极参加各种有益活动。高一年担任**科代表，协助老师做好各项工作。高二以来任班级***委员，组织同学参加各种活动。积极参加集体活动，学习勤奋，追求科学，思想健康向上。与他人团结互助。约束自己的行为。尊重身旁每一个人的想法。可以很快营造一个轻松愉悦的氛围。我在与小组合作交流时都能够主动发表自己的意见与建议，见解独特，也会接受同学的批评与建议！和同学一起完成研究性学习作业。和同学一起探讨问题。

合作交流自我评价4

我积极主动地为同学服务，有意识地协调好朋友之间的关系，通过朋友的协作，并且为同学营造了良好的休息、娱乐、学习氛围，在朋友的共同努力下，我共同进步。此外，我还注重自己能力的培养，积极参加了多次社团活动和社会实践，看望并帮助孤寡老人等。在寒暑假期间，参加社会实践活动，为今后的工作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最大程度上提升自己各方面素质。

合作交流自我评价5

我积极参加各项活动，关心热爱集体，乐于帮助别人，劳动积极肯干，自觉锻炼身体，经常参加并组织班级学校组织的各种课内外活动。我性格开朗、热爱生活，有较强的实践能力和组织能力。学习之余，走出校门，本人珍惜每次锻炼的机会，与不同的人相处，让自己近距离地接触社会，感受人生，品味生活的酸甜苦辣。

合作交流自我评价6

我认真学习各种专业知识，发挥自己的特长；挖掘自身的潜力，结合每年的暑期社会实践机会，从而逐步提高了自己的学习能力和分析处理问题的能力以及一定的协调组织和管理能力。

海外交流与合作 篇3

那是1974年5月4日，距“五四”运动55周年，联合报系的创办人王惕吾先生在《联合报》与《经济日报》均已建立稳固基础的情况下，以《联合报》与《经济日报》为命名来源，创办了联经，为联合报系的第三个事业体，由刘国瑞先生担任总经理。选择在5月4日这一天，愿望是承继“五四”运动的文化精神。1987年，林载爵先生从英国回到台湾，开始兼职担任联经的总编辑。2001年，他开始全职担任联经总编辑，2004年升任发行人兼总编辑。并一直延续至今。起初，他也犹豫，是在台湾东海大学教历史同时兼职做编辑，还是放弃教职全身心投入出版事业。在感念联合报创办人王惕悟先生的栽培之恩以及在黄仁宇先生的鼓励下，他放弃了教书的念头，选择接手联经。“接触好的学者、接触不同的思想、接触最新的好书，是我二十多年投身出版事业的最大乐趣。”凭着这种乐趣和热情，他带领着联经一步一步走向成功。

如今，联经每年新出的图书120多种，其畅销书和长销书内容丰富，品种多样。三十五年来，联经出版了许多有价值、有品质、有市场的图书，让读者刮目相看。“多年来，联经始终坚持出两种好书：一种是有价值的学术书，一种则是市场书。这就是联经取胜的重要因素。”林载爵发行人介绍说，联经是学术出版的重镇，也是畅销书的出版者。坚持学术与商业的并重，寻找学术与商业的交汇点，出版才能变成一个幸福的事业。

有价值学术著作，是联经坚持出版的第一类书。早在王惕吾创办人在成立联经之前，就指明“成立这个出版公司，目的是为了文化，不是盈利。只要是学术著作的好书，一本卖不掉也没有关系”的出版风格，因此，从一开始，联经就确定了“会通中西文化，开拓知识领域”的出版方向，把“为学术界服务、推动海外学者专家的研究成果、有系统地译介新观念新技术书籍、整理有价值的文化遗产”等作为自己的出版宗旨。三十五年里，联经出版了数理医方面的有吴大猷《理论物理学》(7册)，陈省身的《微分几何讲义》、《陈省身文选》，丘成桐的《微分几何》，陈建仁的《流行病学》等；人文与科学领域就出版有余英时的《历史与思想》，林毓生的《思想与人物》，张灏的《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杜正胜的《周代城邦》等，汇集了傅斯年、李济、全汉升、周法高、杨联陛、钱穆，余英时，黄仁字、严耕望、刘广京、余国藩、麦朝成、朱敬等一大批著名学者的著作。甚至为了表示对学者毕生研究工作的尊敬，联经更是投下巨资，出版足以传世的学人全集，先后出版了《傅斯年全集》、《齐如山全集》、《屈万里全集》、《萧公权全集》，而如《钱宝四全集》(54册，1,700万字)、《牟宗三全集》(33册，1,240万字)、胡颂平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篇初稿》(20册)、《顾颉刚日记》(60年600万字)，加之联经精心策划出版的《中国文化新论》(13册)、《经济学百科全书》(8册)、《台湾研究丛刊》、《明清末刊稿汇编》(10部106册)、《清代起居注册》(280册)、两岸共同合作出版的《康熙朝起居注册》(54册)等，这些全景式的著作的出版，何尝不是对文化的传承。

“好书就是有价值的学术书，联经出版的这些学术书，虽然在短时间不能马上收效，但却成了长销书，不断再版。”而且，联经出版的这些学术书几乎不存在滞销问题。林载爵发行人欣慰地说，三十多年来，联经的最大特色是，每年再版书数量都是新书的一倍以上。尽管王惕吾创办人说过，好书一本卖不掉也没有关系，但从经营者的角度来说，如果不注重市场，未来将如何生存?把握市场导向，才能有力地掌控图书的出版方向。联经要出版有价值的论著，也要在出版市场中赢利。

所以，市场图书，是联经坚持出版的第二类书。联经出版的市场书，也不是盲目跟从，而是有自己的方向：西方经典与当代思潮的译介，如包括《柏拉图理想国》在内的《联经经典》40多部种、《莎士比亚四大悲剧》等；国外畅销书的译介，如《追忆似水年华》、《魔戒》、《哈比人历险记》等；从70年代开始，联经就适时推出商业丛书，先后有“工商人物”、“商业基本知识译丛”、“国际企管案例集刊”、“企业名著”、“e世界系列”、“大陆投资实务”、“新管理学系列”等，涵盖范围广泛，成为新世纪的新管理学；联经还推出自己的儿童读物，并且取得不错的成效，其中2002年配合课程改革，推出分龄阅读大套丛书“读读乐”36册，联经也积极引进国外的优秀儿童著作，比如1994年就引进了博克莱加州大学劳伦斯科学中心研发的《亲子教学》。这些市场书都是做过精心策划，它们大多成了畅销书，为联经的发展奠定有力的基础。

除了出版图书以外，联经也做发行，可以说是涵盖出版产业的上游、中游、下游。联经陆续设立门市，如今有台北新生南路、台中市、忠孝东路等3家门市。2004年2月，联经甩出最大手笔，和大陆的上海季风书园合作，在台北繁华的商业区忠孝东路开放“上海书店”，由上海季风书园负责采购，联经提供管理、销售。上海书店的经营面积达500余平方米，经营品种近3万种、6.8万册，是目前台湾经营大陆简体书面积最大、品种最多的书店。上海书店开业头一天的销售额就高达24万新台币(约人民币5万余)，售出九百多种图书，其中文学艺术类和社科类共卖了3,000多册。

2009年12月1日，鉴于台湾岛内中小发行商数量众多，联经又做出一个重大决定。与农学股份有限公司整合双方业务，共同成立一家全通路发行的联合发行股份有限公司。此整合，将联经的多元通路和农学较高效能的物流及信息系统结合起来，综合双方优势，降低发行成本，提高营销服务，并将业务服务对象从以书店零售通路为主扩展至包括超市、量贩店、海内外图书馆、海外华文书店及全球各类华文书展等所有销售通路。新的联合发行股份有限公司的书店图书业务在台湾全省7个营业所即台北、宜花、新竹、台中、嘉义、台南、高雄，实行同步发行服务，并覆盖量贩、超商和海外零售市场、海内外图书馆、海内外各类书展等，杂志业务亦通过书店、超商、量贩店、出租店、图书馆等通路全面发行，大大加强了联经的发行能力。

同时，联经还开设“联经文化天地”，举办不同主题的讲座与各种类型的课程活动，与读者互动，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以实际行动来完成传承文化的夙愿。

两岸的出版交流从1989年逐渐展开，1991年5月，由联经筹办的“九一台湾书展销会”在广州展出，成了台湾出版界前往大陆展销台湾出版品的开始。“大陆图书市场的开拓，将是联经未来的业务重心之一。未来，我们将携手开拓华文书市场。”联经积极参与两岸出版交流，林载爵发行人表示，从创立上海书店开始，联经就逐步开拓大陆市场。而基于几年来与大陆中华书局的良好合作基础，从2008年开始，联经与中华书局展开进一步深入合作。并着手开始联合策划完成一些项目。2007年5月，大陆当红作者于丹和阎崇年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邀请赴台演讲促销。更标志着联经与中华书局逐步成为重要的版贸合作伙伴。

海外交流与合作 篇4

大学精神是大学的灵魂[1]。对大学精神的关注是社会发展教育体制改革的必然, 是中外比较差距认识深化的结果, 也是发展引领一流建设的需要。在全球化日益明显的今天, 特别是在高校的海外交流与合作中, 大学精神对高校声誉的建立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交流与合作项目开展之初, 特色鲜明的大学精神和优质的高校声誉能够吸引潜在合作伙伴;在项目开展过程中, 有形及无形间展现的大学精神和高校声誉有利于项目的有效开展;在项目开展结束后, 整个项目又充分诠释了大学精神并进一步树立和传播了高校声誉。本文以高校海外交流与合作为切入点, 研究大学精神的培育对高校声誉的建立发挥的作用。

1 大学精神

1.1 大学精神的内涵

所谓大学精神, 是指校园群体所表现出来的共同一致的意志态度、思想境界、价值观念、理想追求。大学作为一个社会子系统, 必然具备或应该具备共同的精神, 具有相对于政治组织体制而言的独立性, 相对于意识形态而言的自由性, 相对于组织化社会自我确认特性而言的批判性, 相对于重视功利的社会习性而言的创造性与传授知识的超脱性, 相对于社会分工专门定势而言的包容性。

1.2 大学精神的作用

大学精神之于大学, 有价值导向功能、精神激励功能、群体凝聚功能和社会辐射功能[2]。大学精神作为大学文化的核心, 是对学校历史传统、精神品质、办学理念、价值追求等精神文化内容的高度凝练和整合, 是大学师生群体在价值认识的基础上积淀成的深层心理结构和信念。大学精神最能够反映一所大学的办学理念、指导思想和精神追求, 对大学师生进行价值判断和选择、确立价值取向和追求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大学精神一旦形成, 就能够得到全校的认同, 形成一种内在的感召力, 使全校师生形成一股强大的凝聚力和强烈的归属感, 就会对全校的教学、科研、管理和服务等行为起导向和规范作用。

2 高校声誉

2.1 高校声誉的内涵

在我国, 尽管理论界和教育界都普遍认为高校声誉非常重要, 但是高校声誉还是一个较新的概念。一直以来, 对高校声誉的界定模糊, 研究文献不足, 尤其是对高校声誉的相关研究相对匮乏[3]。本文在借鉴现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 基于认知主体视角, 认为高校声誉是高校与企事业单位、学生及家长、兄弟院校、学术界、政府和新闻界等公众在社会交往中自然形成的知名度与美誉度, 是一个由认知和情感构成的态度结构。

2.2 高校声誉的特性

由于高校声誉并非是某项特征单独作用的结果, 形成要素的综合性可以使高校将各种特征发挥综合协同作用从而产生的溢出效应, 并使高校声誉与其利益相关者之间相互影响, 进而限制和控制高校声誉管理。高校声誉在很大程度上会受高校身份识别、品牌、形象和信誉等概念的影响, 但它不是一成不变的, 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变化, 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需要较长时间的培育和维护来积累。

3 大学精神与高校声誉

高校在教学服务、财务状况、市场表现、竞争表现、工作环境和管理创新以及社会责任等特征的感知驱动要素, 会显著影响高校认知主体对高校的理性认识[2]。高校声誉的建立, 不仅需要通过印刷宣传媒介、电子宣传媒介和网络宣传媒介等途径来实现的, 更加需要通过人际传播媒介这一无形却有力的方式来实现[4]。

在高校开展海外交流与合作的过程中, 大学精神对于其高校声誉的作用是隐含的, 却又是极其重要不可或缺的。在海外交流与合作项目的全过程中, 项目的内、外部行为主体, 即学生及家长、教职员工、企事业单位、兄弟院校、管理机构、学术界、政府和新闻界等所有关联者[3], 会通过办学理念、师资水平、校园文化、学校环境等各方面的感知, 并对高校有所评价。而这些感知, 其实质就是对精髓的、有而不在的大学精神的感知。

4 小结

高校海外交流与合作的重要目的之一, 就是通过了解、互相理解, 通过学习、合作共赢。交流的过程, 也是提升自我、寻求新发展的过程。高校声誉不仅体现了高校自身的竞争能力与认可度, 同时能提供各高校未来发展的相关信息。

在高校的海外交流与合作中, 大学精神是高校声誉评价的基石。有了大学精神的指引, 才能不遗余力地为探求真理、服务社会而努力, 这也是大学持续发展的动力。

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关键时期, 我们要深刻认识到大学精神塑造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学校, 一个有着独特精神内核的大学, 才能走得更高、更远。同时, 我们也要紧紧把握高校海外交流与合作这一高校声誉评价途径, 依托大学精神, 发扬大学精神, 发展大学精神!

摘要：在现代化大学的发展过程中, 大学精神的塑造也是学者研究的焦点。在企业管理领域, 品牌、声誉等全面、综合反映企业实力的变量正成为新兴的研究热点。本文通过对大学精神和高校声誉的内涵、重要性及其相互间关系的阐述, 以高校开展海外交流与合作为例, 对大学精神与高校声誉的关系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见解, 深入理解大学精神的本质, 清楚认识大学精神的重要作用, 重视对当代大学生的大学精神培育, 重视对大学精神的发扬, 在全球范围内树高校品牌, 创建世界一流高校。

关键词：大学精神,高校声誉,海外交流与合作

参考文献

[1]王勤, 韩艳.一流大学与大学精神[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5 (11) :137-142.

[2]张俊.当代中国大学精神建设的思考[D].中南民族大学, 2007.

[3]段婕.高校声誉评价构成要素与驱动要素测度研究[J].高教发展与评估, 2013 (7) :30-38.

海外交流与合作 篇5

【关键词】出版;交流版权;意义

【作者单位】张涛，北京大学出版社。

两岸虽然目前政治制度不同，在一些领域的沟通交流存在一些障碍，但由于两岸人民同文化，因此在文化交流上仍比较顺畅和积极。出版作为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看似单一，实际内涵和外延可以说无所不包含，无所不涉及。我们重视这项工作的开展，让其对其他领域工作的开展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使两岸思想、文化的交融体现出该行业的价值。北京大学出版社（以下简称北大社）作为一家有影响力的大陆出版社，在两岸出版界交流中有着重要的价值，可以在两岸出版文化交流中担负应当的责任，为两岸出版界交流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对两岸出版文化交流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两岸出版程序的异同以及交流内容的变化

1.两岸政治制度不同，涉及出版领域不同

两岸由于政治制度不同，涉及出版领域也有所不同。台湾出版企业是注册制，出版内容受到的限制较少，出版方是独立经营的公司，而且大部分是私有制，所以在熟悉的领域出版合适的内容是他们的最佳选择，市场化程度比较高。大陆出版单位是登记制，出版单位和出版内容都需要经过审查批准，现正逐步从国有制走向市场化。大陆出版单位凡涉及出版台湾的相关内容，都必须按出版相关条例报相关部门审查。这其中包括：一是内容有关台湾的;二是作者涉及台湾的，等等。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大陆出版单位越来越讲求效率，重视出版周期，由于出版台湾内容的图书涉及审查程序和审查时间问题，所以出版社有时会对出版这类内容的图书望而却步。北大社在这方面有深刻的体会，个别编辑室的编辑由于选题范围的要求而忌讳审查程序和审查时间，害怕犯错误，对有关台湾内容的图书基本采取放弃的态度，这其实不利于关于台湾问题研究内容的图书出版。

2.北京大学出版社与台湾出版界的合作成果

十余年来，北大社在与台湾出版界合作交流方面取得了实实在在可喜的成果，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是版权方面的交易和人员的往来，十余年来一直比较稳定，尤其是关于文史哲、政治法律、经济管理和教育方面的图书版权，双方均收获颇丰。每年两岸组织的图书订货交流会，双方都会派人参加洽谈（见表1）。

表1 北京大学出版社和台湾出版界版权合作一览表

（2005—2015年）

种类

版权 文史哲 政治、

法律 社科 经管 教育 语言 自然

科学

对台输出

75种 29种 13种 4种 11种 4种 9种 5种

对台引进

134种 20种 73种 9种 11种 16种 2种 3种

（大众）

第二是台湾学者直接授权北大社出版他们的著作和作品（见表2）。随着两岸学者交流的加深，一些台湾学者主动和北大社联系出版自己的作品，这样的合作和交流越来越普遍。

表2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台湾作者图书品种及台湾作者统计表（2006—2015年）

年份 出版台湾作者图书品种数 台湾作者人数

2006年 22种 16人

2007年 23种 20人

2008年 12种 12人

2009年 33种 15人

2010年 16种 13人

2011年 16种 13人

2012年 12种 11人

2013年 21种 17人

2014年 18种 7人

2015年 8种 7人

合计 181种 131人

第三是2006年北大社和台湾元照公司成立了合资公司——北京燕大元照教育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北大社占股51%，台湾元照公司占股49%。合资公司在引进台湾图书方面创造了不少便利条件并拿到了一定的优势项目，目前双方处于营利状态。

第四是北大社的图书通过上海季风书店和厦门外文图书进出口公司等图书公司销售到台湾市场，促进了台湾读者对大陆图书的了解，加深了他们对大陆文化的认识和喜爱（见表3）。

表3 北京大学出版社产品在厦门外文图书进出口公司历年出口

数据表（2005—2014年）

年份 排名 出口册数 出口码洋（人民币）

2005年 1 23787册 840455.20 元

2006年 3 18169册 766462.70元

2007年 8 22077册 741565.50元

2008年 5 23570册 930696.20元

2009年 6 24237册 1039356.88元

2010年 7 21746册 808406.45元

2011年 7 21193册 823315.58元

2012年 4 23549册 931518.90元

2013年 2 31376册 1270360.40元

2014年 6 20694册 921291.40元

2015年 8 14425册 700226.50元

合计 244823册 9773655.71元

二、两岸在出版合作交流中的认知变化

从北大社十余年与台湾出版界和台湾学者的合作出版情况来看，合作使双方受益，双方地位在行业内不断提升，彼此看到对方的可取之处后不断互相学习并得到提高，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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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在图书的编校和装帧设计上。台湾的图书装帧设计更加精美细致。比如，北大社的《艺术设计十五讲》一书，在大陆是作为一本高校通识课教材来编写和使用的，产品高端，封面设计一般。台湾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将其引进台湾后，书名改为《艺术设计这回事》，封面设计更有艺术气息，大众化、市场化程度更高。值得一提的是，北大社出版的图书虽然在装帧设计上略逊一筹，但编校水平比较高，比如在引文、注释上更加规范。

第二，在图书内容引进上。大陆引进台湾图书偏向于内容专业化的图书。比如王泽鉴民法系列图书，这套丛书的引进在大陆市场上有不俗的表现，销售量达1.5万册左右，使双方都获利匪浅，并且推动了大陆民法的发展。台湾引进北大社图书则趋向内容更加大众化的图书，比如台湾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引进北大社“十五讲”通识读物系列图书，在台湾取得了不俗的销量，让台湾读者领略了大陆文史哲图书方面的魅力。

第三，在西方译作方面，双方互相借鉴。台湾在引进西方经典著作上速度比我们快，我们可以从他们出版的翻译作品中发现适合我们出版的内容;而我们翻译的西方经典著作可能更贴合原文，这成为台湾出版界借力我们的原因之一。

第四，在对市场的认识上。台湾地域范围小，图书市场有限，但其图书制作流程精细，营销策略得当，企业文化值得我们学习;大陆图书市场广大，对台湾图书有比较高的接受度，对台湾出版企业充满了吸引力。

从以上几方面可以看出，两岸出版界各具优势，合作交流使双方的差距正在变小甚至抹平，市场需求使两岸出版界走向融合。

三、从引进图书的效用上看出版对两岸文化交流的推动

图书出版虽然专业性很强，但它所释放出来的价值远远超出了它的行业价值，从北大社引进的一些图书我们能深刻感受到这一点。笔者举几个例子稍加说明。

第一，在法学领域，北大社近几年陆续引进了台湾图书《元照英美法词典》《王泽鉴民法系列研究》《两岸刑法学案例比较研究》《月旦法学刑事案例汇编》等大量法学图书，这些图书在大陆市场有突出表现。大陆法学发端于成文法的大陆法系国家，早期大陆法学的基本概念大多源自台湾法学家的作品。因此，引进王泽鉴的法学著作不但开阔了民法研究者的思路，而且对大陆民法的研究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法学图书的引进为两岸法学家积极开展合作交流提供了思想基础和理论探讨阵地。在当前“依法治国”的背景下，两岸法学图书版权合作交流具有现实的意义。

第二，在企业管理领域，北大社最早引进出版了台湾作者曾仕强、余世维等管理大师的作品。比如曾仕强《中国式管理经典》丛书等的出版，不但开启了中国大陆企业家的企业思维之路，而且撬动了大陆市场巨大的企业管理培训市场。台湾早期成功的企业管理经验通过出版的图书和大师的培训，为大陆十余年经济高速发展提供了企业管理人才的理论营养，为中国企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依据。

第三，在自然生态领域，最近两年北大社出版了台湾学者徐仁修的《荒野游踪》系列图书作品。2015年，大陆许多城市都开始约请徐仁修去做报告，他的作品使我们更加关注环境、热爱自然，尤其关注经济高速发展下对环境的保护。书中的人文环保意识无疑会对大陆的读者产生深刻的影响，对大陆“十三五”目标中的生态文明建设也具有积极的民间推动作用。

第四，在政治领域，北大社图书起到了桥梁和平台的作用。由于北大社独特的出版品牌和地位，2014年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的作品《如何写学术论文》在北大社出版，并由国台办组织在北京大学举办了首发式，宋楚瑜亲自参加首发式，并在北京获得习近平主席的接见。这一次的两岸政治领导人见面和交谈可以说是以书为媒。

从以上几方面的影响可以看出，图书出版虽然从表面上看仅仅是一个行业的事，但它内涵和外延的意义绝不是“出版行业”这个词可以容纳的，它连接的思想、知识、人员、领域都浓缩在这看似小小的一本书中，焕发出震撼人心、启迪灵魂的光芒。

三、对今后两岸出版界合作交流的思考和建议

窥一斑而见全豹，从北京大社和台湾图书出版界的合作交流中可以看出，两岸出版合作交流在越来越深的文化交流大环境下，正在逐步向融合方向发展。由于市场的逐步统一、文字的同一、语言的认同，两岸在文化的认识上正趋向一致。在这个基础上，加强和加深两岸图书出版的合作以带动相关领域交流势在必行。在此，笔者有几条思考和建议可供参考。

第一，由于历史原因，在与英美图书的版权交易中，中文版图书被地域性地分为大陆版、台湾版、香港版等，这实际上不利于交流和融合，也容易在翻译上造成文化隔阂。在当前大陆市场前景广阔，港台地区市场狭小并难以为继的情况下，我们应选取适当时机建立大陆和港台地区协调一致的版权交易平台，统一购买英美图书版权，在大中华华语市场共享，解决英语读物版权垄断和分割的现状，建立统一的图书市场。

第二，在两岸图书版权交易比较成熟的领域（如经济管理图书、法学类图书）加深合作，建立作者交流合作的平台，扩大合作交流的广度，充分利用大陆的市场优势，打造两岸作者的合作作品，集思广益，加强联系的紧密度。

第三，台湾的网络出版物和电子出版物产业比较发达，两岸出版界可以借助台湾出版企业的优势，利用大陆的出版资源，合作开发数字出版两岸平台。

第四，利用两岸出版界的合作交流，创造知识交流的平台。我们可以更广泛地邀请台湾知名作者有计划地开展讲座，使大陆读者认识了解台湾的风土人情，使两岸民众加深对彼此的认识和了解。

第五，为了减少两岸学术界的隔阂和加强两岸出版界的合作，我们应优化审批制度，精简图书的审查程序，缩短审查时间，减少审稿费，建立一个交流通畅的合作机制。

出版虽然在两岸交流中只占一角，也可能极易被忽视，但在两岸实际的合作交流中，它所承载的思想、文化、知识是两岸人民交流的灵魂，是中华民族沟通的基石，是两岸最终融合的黏合剂。一本《巨流河》感动了两岸多少儿女，一部优秀的图书作品应是两岸文化的共同认同和价值纽带。

职业院校对外合作与交流探析 篇6

目前, 关于职业院校对外合作与交流的研究相对较少, 大部分研究集中在国内合作办学上, 在职业教育国际合作方面, 中德职业教育合作因时间长、效果好被研究者列为首选。 不管是交流还是合作, 双方都存在利益上的诉求, 在双方都能受益的前提下进行交流与合作。 在职业院校开展的对外交流与合作中, 学校领导之间可以采取互访的形式, 可以派学者进行学术交流, 也可以建立合作办学模式等, 共享资源, 进行开发项目研究。

职业教育实行对外合作与交流, 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趋势, 是中国产业化升级的必然要求, 是教育服务贸易化的良好契机, 是国际化教育的外在需求, 是职业教育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 是参与国际竞争的必由之路。 笔者拟着力探讨职业教育在对外合作与交流方面的成功经验, 希望能更好地促进职业教育的更长久发展, 以更加积极的姿态面向世界, 更好地培养全球化形势下所需要的高技能人才。

二、问题的探究

(一) 职业教育对外合作战略目标的探究

1.树立职业教育对外合作的办学意识, 改革管理体制

职业教育必须与全球接轨, 树立全球化意识, 寻找更多的发展空间, 扩大职业教育对外合作的新领域, 树立职业教育对外合作的办学意识。 要充分认清职业教育的发展形势, 创新办学理念, 强化对外合作意识, 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 形成现代化的国际开放办学理念, 政府要采取宏观调控的方式, 把握大方向即可, 要将自主权留给职业院校。 要建立现代化的学校制度, 使学校具备真正的办学自主权, 能够独立自主地实行对外合作办学模式, 科学办学, 民主管理, 促进职业院校的管理模式与国际化标准接轨。

2.增强职业教育的整体办学实力, 优化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结构

职业教育的办学实力包括多个方面, 其中师资力量是关键, 要培养“双师型”教师, 扩大教师的国际视野, 培养国际化教师。 管理水平是办学的保障, 要提高管理水平, 采用现代化的管理模式增强学校的实力。 教学设备是办学的基础, 要加大设备投入, 及时更新教学设施, 与社会、企业同步。 同时要借鉴国外先进的办学理念和管理经验, 改革教学方法, 促进职业教育的现代化教学, 让数字化、网络化成为职业教育的主流教学手段, 大大地提高职业教育的整体质量。 要进一步改革和优化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结构, 适应经济方式的转变, 更好地完成产业化升级, 改革教学结构及课程体系, 建立合理的高技能人才培养结构。

(二) 职业教育对外合作发展阶段及影响因素探究

职业教育对外合作由于各学校、各地区的不同, 受到内外部因素的影响, 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 有各自不同的表现方式。 目前, 职业教育对外合作的发展阶段可以分为起步阶段、交流阶段、参与阶段、合作阶段及主导阶段, 并形成梯形的发展趋势 (见图1) 。

职业教育对外交流与合作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有的受到外部影响较多, 有的受到内部影响较多, 有的同时受到内外部因素影响。 外部因素包括职业院校地区的限制、地方政府扶持力度的限制、政策与法规的限制等;内部因素包括职业院校自身水平及经费的限制、专业结构的限制、领导观念及管理能力的限制、 师资队伍的限制等。 其中自身因素最重要, 职业院校想要更好地走向国际化, 必须提升自身能力, 同时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也能更好地促进自身能力的提升。 国际交流与合作与职业院校自身能力提升的关系如图2所示。

(三) 职业教育对外合作模式探究

1.职业教育对外合作模式一:校企合作

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发展一直坚持的方针, 职业院校的发展离不开企业的发展, 学生的发展也离不开企业, 三者之间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中互惠互利, 学校根据市场和企业的需求调整人才培养方案, 让毕业生顺利走向市场。 职业院校采取开放的策略, 借助企业的有利资源, 与企业共同培养技能人才, 可缩短就业适应期, 促进企业更好地发展, 让职业教育面向市场。

2.职业教育对外合作模式二:校际合作

校际合作是职业院校之间的合作与交流, 双方以共同发展为合作前提, 培养目标高度一致。 双方在师资方面可以互通, 在资源上可以共享, 为校际合作共同培养人才的模式提供了坚实的硬件基础。 在校际合作前彼此要充分了解, 明确合作目标, 双方互通有无, 共同进步, 优势互补。 在合作目标明确后, 校际合作进入实质性阶段, 在进行审核后立即实施, 开创双赢的新局面。

校际合作应互相学习, 更要注重实效。 学校要对派出人员进行严格审查, 要派出优秀的人才, 对派出人员的学习情况要进行实时跟踪与考核。 基于学习的目的, 职业院校对回国人员在工作上要提出具体要求, 设立并完善人员派遣考核管理制度, 注重实效的校际合作才能真正实现合作目标。

3.职业教育对外合作模式三:国际交流与合作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 与多个国家在职业教育领域开展了相应的交流与合作, 与德国的合作更是上了一层楼。 这个项目更新了传统的职业教育理念, 改革了传统的教学模式和方法;中国还与澳大利亚建立了中澳职业院校交流与合作平台, 相继推出了中国与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合作项目;中国与美、英、法等发达国家在职业教育的多个领域也有很多交流与合作, 同时, 中国、日本、韩国和其他国家在职业教育领域也推出了广泛而具体的交流与合作项目。

积极学习发达国家先进的办学理念和先进的管理经验, 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 可以开发高层次的中外合作办学的绿色项目, 建立高水平的国际合作院校, 培养高技能人才, 以满足国际劳动力市场的需要。 促进国际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可使职业教育在多个领域都得到充分具体的发展, 积极开拓国际国内教育市场, 大力推进汉语方面的教学工作, 鼓励教师出国任教和进修学习, 将中国的文化带出去, 把外国的精华引进来。

三、职业教育对外合作模式的实践效果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在校企合作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 与中航工业天津航空机电、浙江求是科教设备、天津松正电子、费斯托 (中国) 公司、欧姆龙自动化 (中国) 公司等多家企业开展合作,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学校与企业开展有效的合作, 是职业院校不同于普通教育院校的特色之处, 是培养高技能人才的最直接的途径。 为紧跟时代和行业的前沿, 更好地追求技术水平的提高, 应该寻找机会与跨国企业合作。 天津中德职业技术学院是欧洲A320系列飞机的技能人才培养的测试中心, 同时也是德国GTZ项目的中心站, 还是西班牙FAGOR公司的培训基地。 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与美国合作建立了FAUNC GE自动化方向的实验室, 使职业院校获得了最先进的设施和技术支持, 也有助于推广GE Faunc技术, 实现了校企互惠共赢。

在校际合作中, 德州科技职业学院与北京电影学院合作建立了山东省电影职业学院, 与北京大学联合创办了北京大学远程教育学院。 广东省旅游商务职业技术学校校长率领学校领导班子、任课教师到省电子商务技师学院参观, 开展校际合作交流, 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在国际交流与合作中,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作为教育部的第一个国外援助教育基地, 学校的教师培训模式得到了国内外的充分认可。近五年来, 学校派出教师131人次到埃塞俄比亚、 坦桑尼亚以及其他非洲国家的职业学校任教, 协助非洲国家的职业院校培养国际化技能人才, 并将具有学校特色的双证书制度和人才培养模式带进非洲, 在斯亚贝巴、阿瓦萨、马克雷三所大学建立了汉语教学中心, 在埃塞俄比亚还建立了孔子学院, 在当地引起了强烈反响。 同时接收非洲的研究生, 与非洲联合培养国际化人才, 制定特设的培养方案。 英语与汉语同时教学, 开展小班授课, 安排非洲留学生学习机械制造及自动化方面的专业课, 增加实训操作课, 使其通过理论考核和技能测试, 在中国导师的指导下顺利通过硕士论文答辩, 最后获得硕士学位证书和中国的中级职业资格证书。中国与非洲职业院校联合, 成功地培养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双证书硕士研究生, 促进了国际职业教育的交流与合作。

经济的全球化要求职业院校的教师必须具备全球化的视野, 掌握先进的职业教育理念。 目前, 国家和地方都大力支持教师之间开展国际交流。 近年来, 我国职业院校派出的访问学者日渐增多, 一方面可学习国外先进的办学理念和先进技术, 另一方面可促进我国各地区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 各校对外交流合作的情况如表1所示。

在培养模式方面, 发达国家职业教育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 目前, 澳大利亚已形成了一个由一百多个培训机构组成的全国培训网络;日本在职业教育方面力求人才培养的个性化和体制的系统化;美国职业教育在课程设置、培养方案和教学方法上努力保持与新技术发展同步。 其他可以引进的国外先进职业教育模式有北美的CBE模式、德国的“双元制”模式、澳大利亚的TAFE模式、英国的BTEC模式等等。 我国的职业教育应跟上世界职业教育发展的步伐, 研究世界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向, 制定出适合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规划, 使中国的职业教育可持续地高效发展。 如广东省职业技术学院与英国开展合作课程项目, 将英国的BTEC的教育模式带进了中国课堂, 使中英职业教育的交流与合作有了更好的平台, 倡导“学生是学习中心”的教学理念, 在改革课程体系、考评方式、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效果。

在引进国际职业资格证书方面,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大胆创新, 对8个专业按照国际化标准制定了人才培养方案。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引进国际职业资格证书课程, 在国内开展国际职业资格培训, 取得了良好效果。 上海电机技术高等专科学校引进国外原版教材, 实施双语教学, 强化了学生的外语水平, 使学生增加了更多的到外资高薪技术企业就业的机会, 同时增强了学生的国际竞争能力。

在园区建设方面, 天津市建立了海河职业教育园区, 已形成了职业教育的优势, 具备了对外合作的潜在能力, 借鉴国外职业教育园区的建设经验, 引进先进的国际办学理念, 建设出高水平的职业教育园区, 使海河教育园区成为国内外一流的现代化职业教育园区。 同时, 引进国外先进的职业技术人才培养标准, 使国内的职业教育符合国际标准, 得到世界认可, 全面实现了人才培养的全球化和人才标准的国际化, 与国际接轨, 提高了职业教育的国际化水平。

职业教育实行对外交流与合作, 对职业院校有着更多的现实意义, 可加强职业院校对外部世界的了解, 提高职业院校的世界声誉, 加快职业院校的国际化进程, 促进职业院校的内部机制和课程体系改革, 在学习国外先进教育管理经验的基础上引进优质的教育教学资源。 开展职业教育的对外交流与合作, 有助于地区经济的高效发展, 有助于职业教育自身的长远发展, 有助于培养出具有国际视野的师资队伍, 有助于培养具备国际劳动力市场就业能力的高技能人才。

要加快职业教育的对外合作, 必须采取积极主动的应对策略。 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将职业教育作为战略重点, 借以提高劳动者的综合素质, 提高我国在国际环境中的综合竞争力。 要坚持在合作中求生存, 在交流中求发展, 增强竞争意识和国际化意识。 职业教育培养出的人才要符合外向型经济的标准, 符合国际劳动力市场对人才的需求, 使职业教育带动全球经济的发展。

综上所述, 职业教育发展必须坚持交流合作, 不仅要对内交流合作, 也要对外交流合作。 要建立职业教育国际化的新概念, 进一步深化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 培养在国内外职业市场具有竞争力的人才, 提高中国职业教育对外合作的整体水平, 创办具有中国特色和地方特色的职业教育, 为实现我国经济发展的目标做出贡献。

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及产业化的全面升级, 职业教育应该与国际接轨, 面向全国, 放眼世界, 实行合作与交流的政策。不仅要与国内院校合作, 与企业合作, 也要与国外院校合作, 实施“引进来、走出去”的开放战略, 树立“输入”意识和“输出”意识, 塑造对外交流的国内国际品牌, 同时树立风险意识、竞争意识, 坚持在合作中求生存, 在交流中求发展, 保留本土特色和资源优势, 借鉴国际先进经验, 构建现代职业教育的新格局。

关键词：职业院校,校企合作,校际合作,国际合作,竞争意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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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台职业教育交流与合作研究 篇7

2009年5月6日, 国务院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发表, 把海峡西岸经济区定位为两岸人民交流合作的先行先试区域, 努力构筑两岸交流合作的前沿平台, 实施先行先试政策, 推动两岸交流合作向更广范围、更大规模和更高层次迈进。在此历史背景下, 闽台交流与合作日趋活跃, 本文重点关注闽台职业教育交流与合作的诸多问题。

一、闽台职业院校领导交流

举办“海峡两岸职业院校校长论坛”。2007年12月04日, 首届海峡两岸职业院校校长论坛在福州举行, 来自海峡两岸107所职业院校的校长参加, 围绕“海峡两岸职业教育交流与合作的现状与前瞻”“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校企合作与人才培养”三个主题进行深入研讨。

据了解, 近年来闽台教育交流频繁, 2000年以来, 来闽访问的台湾地区教育界人士近8000人次。2000年至2007年期间, 福建省教育系统有600多批、1600多人次赴台讲学, 开展合作交流、学术交流等活动。2007年, 教育厅组织了三批职业教育代表团赴台访问。高教院校领导交流先行先试, 签署相关合作交流协议, 带动闽台院校教师之间、学生之间等各对应团体进行沟通, 进而交流与合作。

二、闽台职业院校学生交流

举办“海峡两岸大学生辩论赛”。2002年开始举办, 至今共举办12届, 闽台职业院校学生较少参加, 主要是普通高校学生参与。辩论赛的成功举办, 促进两岸大学生的了解和沟通, 增进友谊和感情。举办“海峡两岸大学生篮球赛”。海峡两岸大学生篮球赛创办于2006年, 以篮球为载体, 以运动为媒介, 为两岸大学生加强沟通与交流建立了友谊的桥梁。闽台职业院校学生组队参加比赛, 篮球比赛已成为两岸高校影响力较大的一项重要赛事, 促进两岸高等教育交流, 促进两岸大学生思想、感情和文化交流, 增进两岸大学生的互信、了解和友谊。

“学生辩论赛”“篮球赛”等闽台高教院校学生间的各种文艺、体育赛事的成功举办, 促进闽台大学生之间, 部分带队领导、教师之间的沟通与了解, 使闽台各院校间从认识、相识到相知, 部分院校间结成兄弟、姐妹院校, 从而进一步深化交流与合作。

三、闽台职业院校科技和文化交流

邀请台湾地区专家来闽讲学。2013年8月, 台湾兰阳技术学院院长林江龙教授等专家受邀到厦门软件职业技术学院讲学, 福建职业院校选派教师赴台开展项目交流。2014年4月, 厦门软件职业技术学院与台湾地区高职院校合作完成“闽台协作构件课证融通课程体系”建设, 该项目获2014年福建省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

独具闽台特色的茶文化交流。2014年11月, 由天福集团与漳州科技学院联合主办的“天福杯海峡两岸名茶邀请赛”在漳州科技学院隆重举行, 两岸500多位茶农欢聚一堂, 赛茶、品茗、用餐、谈心、颁奖, 穿插文娱演出, 丰富多彩, 庆祝新一届茶王的诞生。

四、高职院校继续教育交流合作

继续教育是对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知识更新、补充、拓展和能力提高的一种高层次的追加教育, 涉及专业相关的职业资格证书。2014年, 厦门软件职业技术学院与台湾地区高职院校合作完成“闽台协作构件课证融通课程体系”, 对于高职教育的教学体系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闽台高职院校继续教育交流合作刚起步, 有待今后共同努力, 主要原因是台湾地区严格控制大陆人在台就业, 两岸职业资格证书无法通用, 无法互认。

五、高职院校间人员交流合作

拓展交流渠道, 建立长效的闽台高职院校交流互动机制。分期分批组织职业院校领导赴台访问, 实地考察学习台湾地区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模式、办学体制、教学和管理方法。邀请台湾地区职业院校领导、教师和研究人员到福建交流、讲学和开展科研, 合作举办学术研讨会。厦门软件职业技术学院在此方面作出很大的努力, 取得初步成效。自2011年以来, 与台湾地区多所职业院校先后多次互派教师参观访问、交流学习。2014年1月, 厦门软件职业技术学院与台湾地区高职院校合作编写教材, 双方教师多次召开专题研讨会, 针对教材编写内容进行深入探讨, 通过交流与合作, 双方取长补短, 强强联合, 既促成教学内容的契合, 又建构教学方法的互通机制。

六、闽台高职教育合作办学

探索闽台职业教育合作办学模式。2009年, 启动闽台高校联合培养人才项目。研究闽台职业教育资源的互补性, 引进台湾优质教育资源, 开展闽台职业教育合作培养研究生项目, 聘请台湾地区职业教育的知名教授、研究人员来福建高职院校担任研究生导师, 讲授相关课程, 共同指导学术研究和撰写学术论文。早在2009年, 福建就有多所院校开展闽台合作办学项目。如闽江学院、武夷学院、福建工程学院、厦门兴才职业技术学院等。本科学制4年, 普遍采用“3+1”“2+2”模式, 专科学制3年, 采用“2+1”模式。学生前段在闽读书, 后段在台读书, 学分互认。这些合作项目比较成功, 多年来一直实行, 现在已经是新常态。

七、闽台高职教育学分、学历互认

2014年4月18日, 台湾地区教育部门宣布新承认18所大陆地区高等教育机构的学历, 目前承认名单已达129所。所承认学历的大学以综合大学为主, 福建省53所高职院校均未在这129所承认学历的名单中。为进一步推动两岸教育领域的全面合作, 2006年3月, 大陆单方面宣布承认台湾地区教育行政部门核准的台湾地区高等学校的学历。闽台高职教育学历互认处于单方面状态, 闽承认台而台不承认闽。闽高职院校招收“2+1”学生, 即前两年在闽就读, 后一年在台就读, 闽承认在台就读的学分, 因而发放毕业证书。

八、台资企业在闽创办职业院校

2007年, 台资企业天福集团出资人民币2.5亿元创办民办高校漳州天福茶职业技术学院, 专业突出茶的特色, 重点培养实用型的高等技术和管理人才。2012年3月经过教育部专家组检查后更名为漳州科技职业学院。2007年以来, 职业学院作为两岸交流合作平台, 为闽台职业教育交流合作做出重要的贡献。

闽台职业教育交流与合作, 在以上八个方面已经取得进展, 并且不断深化交流与合作, 成为闽台职业教育院校新常态, 成为闽台交流合作的亮点。陆生赴台就学自2009年开放以来, 数量逐年增加。交流与合作重在往来, 有往而无来, 非礼也。台生赴陆就学亦由来已久, 但是台生普遍选择知名度高的研究型学校, 如厦门大学。然而, 陆生赴台就学无法改善台湾地区高等教育资源过剩的状况, 与台生赴陆就学一样, 即使台当局未放开顶尖学校, 陆生普遍选择竞争力较强的院校。近五年来, 台湾地区竞争力较弱的高等院校出现招不到学生的问题, 而且越来越严重, 部分学院甚至整个系、整个专业停办, 原因是招不到学生维持运营。

台湾地区高等教育资源过剩为闽台教育交流与合作提供了契机, 台高校教师赴闽就业将成为闽台教育交流与合作的新的亮点。从整体来看, 台湾地区高等职业教育教师资源过剩, 福建省高职院校教师资源不足, 台高校教师赴闽就业, 闽台教育资源互补达到双赢的局面。但是, 实际操作并不容易, 存在诸多问题和实际困难。主要有:相当多的台湾地区高校教师对福建不了解, 不愿意赴闽就业。福建省53所高职院校中, 公办院校对台湾地区高校教师吸引力较大, 但是由于事业单位编制问题, 需要政府相关单位出台政策, 用于招聘台湾地区高校教师。民办高职院校的待遇难以满足台湾地区高校教师的需求。

2009年, 福建省教育厅启动闽台“校校企”联合培养人才项目。闽校与台企深度合作将成为闽台教育交流与合作的新的亮点。进一步覆盖福建省全部高职院校和大部分在闽台资企业, 促进闽校与台企深度合作, 福建省高职院校应调整培养方案和课程内容, 适应台资企业专业技术、管理人才本地化的需求。一方面, 高职院校设立实践教学周, 聘请台资企业技术人员来校讲课, 另一方面, 安排学生到台资企业参观、学习, 由企业技术人员亲自指导。通过毕业实习、毕业设计两个环节与台资企业紧密合作, 促进高职院校课程改革, 适应产业发展需求, 及时更新课程内容。这些过程同时使高职院校教师更新知识, 掌握新的专业技能, 提高教学和技术水平。

纵观闽台职业教育交流与合作现状, 政府政策支持, 闽校台校积极推动, 交流合作的规模不断扩大, 不仅有深度, 而且有广度, 对全国来说, 大部分政策是先行先试, 具有带动效应。笔者认为, 新形势下应重点推动台高校教师赴闽就业, 闽校与在闽台资企业深度合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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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 篇8

随着人类社会发展步伐的加快, 对环境气候的影响也越来越严重, 酸雨, 温室效应, 水土流失, 土地荒漠化等是大自然对人类发出的严正警告, 全球的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这也是当今国际社会所面临的最为严峻的挑战之一, 已经引起了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广泛关注。由于气候变化是在全球范围内的, 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单独承担起应对气候变化的重任, 这就要依靠国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1、促进技术开发和转让

近年来, 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如太阳能, 核能, 风能等的开发技术有了很大提高, 尤其是在发达国家, 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些关键技术也有了新的突破, 这些技术将对减缓和遏制气候进一步恶化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发达国家应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或转让这些技术, 共同应对气候危机, 为建立低碳经济和低碳社会携手奋进。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发展绿色经济的过称中, 应多搞双边合作, 少设障碍, 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现互利双赢。

2、促进社会广泛参与合作

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 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 保护气候就是保护全人类共同的利益, 我们应该努力加强国际组织间的磋商和谈判, 进而带动企业, 各社会组织和公众的广泛参与和共同行动, 共同打击破坏环境的各种不法行为。

二、高校教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愈演愈烈, 世界各国高层次人才之间的合作交流也越来越多, 高等教育面临着不断革新, 与时俱进的艰巨任务, 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已经成为一种必然趋势。二十一世纪, 像在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 高等教育要想获得生存与发展, 就必须不断加强与国际间的合作与交流, 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 科学的整合现有的教育资源, 加速国际间的生源与师资流动, 广泛开展国际间的科研合作与学术交流, 推动教学、科技向国际化的方向发展, 推动高等教育与国际接轨, 打造真正“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教育。

我国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 陆续从国外引进先进的教育办学模式, 例如, 在80年代从德国引进的MES, 双元制, 90年代从加拿大引进的CBE, 以及近年刚从澳大利亚引进的TAFE和从德国引进的行动导向职业教育课程模式等等, 这些被“移植”过来的先进教育模式经过“本土化”后, 极大丰富了我国的教育办学实践, 启发了我们本土教育模式的开发, 显著提高了我国的教育办学水平。

与此同时, 我国还积极开展国际间的合作办学。20世纪80年代, 我国以高等职业教育作为试点, 与国外开展合作办学, 合作的内容主要是按照国外的课程和教育模式办学, 90年代以后, 对外合作的方式也更加的多元化, 到2002年底, 经教育部统计, 全国共审核批准了学历项目372个, 中外合作项目712个, 另外还有幼儿园项目27个, 这种国际化的办学模式不仅为我国的教育办学注入了新鲜血液, 也提高了我国高校的国际声誉,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外学生来华留学。

另外, 一直以来, 我国派遣出很多专职教师出国考察、进修, 重点学习国外的先进教学法, 提高自身的教学能力, 也不断聘请外籍教师来华任教, 我国还与国际有关组织合作, 开展职业教育师资培训, 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所有这些无疑将对我国的教育事业产生积极地推动作用。

三、在文物保护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文物是一个国家灿烂文化中的瑰宝, 是一个时代文明的象征, 为了能很好的对文物进行保护, 有效打击不法分子的偷窃、走私文物行为, 必须加强国际间的交流合作, 来共同保护文物。中华文化源远流长, 我国在文物领域的国际交流, 可以弘扬我国的优秀文明, 扩大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增进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首先, 为了加强文物的国际交流, 我国在法律与政策上积极的给予保障与支持, 组织各种形式的文物展览, 促进世界各国间文化的交流。并与有关国家在资金援助, 考古研究和技术开发等方面达成协议, 重视国际信息交流与技术合作, 从而促进我国对文物的研究和保护水平。

其次, 我国还加入了文物保护国际公约, 并与有关国家签订了双边条约, 建立文物返还和合作交流机制, 在打击文物走私方面与多国开展合作, 已经与许多国家在防止盗窃和非法进出口文物、促进文物交流和返还等方面达成并签署了双边协议。这些协议规定, 双方有义务禁止双方国家被盗或走私的考古、文化及历史财产流入本国。它表明了我国政府通过国际合作保护文化遗产的决心, 在打击盗窃和走私文物方面起到积极地作用, 同时, 也在国际保护世界文化遗产方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 为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必须加强国际间的交流合作。近些年来, 国际安全局势整体上是稳定的, 但是在局部地区, 暴力行为、恐怖袭击和宗教冲突时有发生, 这些都为全球安全局势带来不稳定的因素。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 绝大多数国家和政府都在谋求和平、发展与合作, 力求建立有利于长久维护世界和平和共同发展的国际新秩序, 尤其是大国之间互惠合作关系的持续发展, 对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将起到关键性的作用。通过外交途径和政治对话来解决国际争端, 加强区域合作, 协商一致解决矛盾, 俨然已成了多数国家的共识。我国在这方面历来注意加强与国际间的合作与交流, 通过中俄联合军演, 向国外派谴维和部队等和其他国家人民一起携手共同打击恐怖主义, 维护世界和平稳定, 促进社会有序发展。

参考文献

[1]阎世辉:《当代国际关系的形成与发展》, 环境保护, 2000年第七期。

[2]戚道孟:《国际环境法概论》,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1994。

[3]耿益群:《各国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现状及其政策分析》,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05 (7) :51-56。

家园合作中坚守交流的主动与真诚 篇9

一、主动交流, 注意措辞

在家园联系的两个主体——幼儿园教师和家长中, 幼儿园教师受过专门的职业教育, 具有清楚客观的教育目的以及科学的教育方式。日常接触中, 不少家长不愿意积极主动地联系教师, 教师通常以为这些家长对孩子不够关心。事实上他们有时只是不知道怎么说自己孩子的情况, 因此教师应该担当起幼儿教育中主导者的角色, 成为联系沟通的主动一方, 如深受80后家长欢迎的网络联系方式。

网络联系是指幼儿园建立自己的网站, 在网站上宣传自己, 搭建家园双方交流的平台的方式。在平时的细致交流中, 我使用得最多的是班级主页, 基本上每天下午我都会小结一下班级情况, 并挂到班级主页中, 这种做法在新生初入园的时候特别有效, 家长们因为非常关注自己孩子的情况, 所以会经常登录主页, 班级网页的点击率就会很高。我会对一天表现好的孩子给予鼓励, 尤其注意不偏颇, 针对表现欠缺的孩子, 也会寻找一些优点予以表扬, 通过家长对孩子的二次表扬, 来推进孩子以后的表现和进步;同时还对班上出现的一些不好的现象提出批评, 这时我会特别注意措辞, 不能点名也不能用词太重。另外, 班级围绕各个主题会开展一些有趣的活动, 如“晒晒我的小书架”“开心一笑讲述活动”等一些需要家长指导孩子共同准备的内容, 我们会通过网站的宣传, 向家长介绍活动开展的流程以及配合事项, 鼓励家长的积极参与。总之, 班级网页每天都会有不同的内容, 这样家长在同步教育时的方向会更加明确。

二、真诚相待, 以情动人

家长比教师更重视对孩子个体的关注, 他们了解自己孩子的每一个细节, 而教师由于要管理的孩子较多, 往往没有足够的精力去观察和了解每一个孩子。后来, 在不断地摸索中, 我发现, 与家长的交流可以帮助教师从侧面了解孩子的个性和喜好, 再结合平时与孩子的正面接触与观察, 可以帮助教师看到一个更加立体的孩子。因此, 我很注重平时工作中与家长的交流, 让他们感觉到我的真诚, 从而对老师敞开心扉。

班上有个男孩叫乐乐, 他的妈妈总喜欢跟我说她家的乐乐如何如何的好, 在家几乎是十全十美, 我感到比较奇怪, 因为孩子在幼儿园的表现与她说的相距太远。后来, 我和接送乐乐的阿姨交谈过几次之后了解到, 乐乐在家也很顽皮, 常常惹妈妈生气。我想, 乐乐妈妈是不是因为自己孩子在家调皮, 所以担心在幼儿园被老师讨厌, 才这样一再强调乐乐的乖巧呢?于是当乐乐妈妈再次说起乐乐的时候, 我很动情地对乐乐妈妈说:“乐乐确实像你说的又聪明又可爱, 还特别会关心人。有一次我感冒了, 他一直要我吃药。”我不由得笑了, 乐乐妈妈也似乎松了一口气。在交谈中, 我用自己的真诚打动了乐乐妈妈, 同时也得到了她的信任。

人们常把交流比喻成沟通的桥梁, 建桥的方式如果不对, 桥梁就容易崩塌, 这样不仅不能很好地联系两岸, 还可能会造成物毁人亡的后果。因此, 我们要不断拓宽幼儿园与家庭、教师与家长的沟通渠道, 不断探索有效的家园合作的形式与方法, 让孩子的生活空间更加快乐、和谐。

摘要：当孩子进入幼儿园接受教育的时候, 就以半脱离的状态离开了父母, 这使家长的视线出现了盲区, 如果教师不能及时与他们沟通, 家园之间就可能产生错位教育, 而交流不当同样也会出现这些情况。本文主要论述了教师在与家长交流过程中的两个重要原则, 从而进一步在工作中争取家长的理解、支持和主动参与。

关键词：幼儿园,家园共育,交流原则

参考文献

[1]王新菊.浅谈家庭和幼儿园教育观念的转变[J].中国科教创新导刊, 2009 (15) .

小组合作交流与课堂教学改革 篇10

一、小组合作交流学习模式在高中语文课堂教学中的作用

首先，小组合作交流学习能够更好的激发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过去的高中语文课堂教学模式是由教师单方面的传授知识，学生始终处于被动接收的状态，这样的结果只会造成教师教得幸苦，学生感觉越来越枯燥。长期下来学生必然会失去语文学习的兴趣。所以，高中语文教师应该积极转变传统的教学模式，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积极应用小组合作交流学习的新形式，让学生能够自主进行学习和思考，让学生真正成为课堂的主人，从而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

其次，小组合作交流学习能够有效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小组合作交流学习能够有效的解决过去的教学模式造成的被动局面，最大限度的发挥出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培养他们的语文思维，为其创新能力的提升创造良好的条件。在小组合作交流学习过程中，教师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学生也拥有自己学习和思考的空间。在如此民主与和谐的教学氛围之中，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可以得到很好的发挥与提升。另外，小组合作交流学习的应用能够让学生可以在课堂中积极交流与讨论，勇敢说出自己独到的见解，这有助于学生间思维的沟通，这样每一名学生都可以从学习过程中获取知识，培养能力。

最后，小组合作交流学生有助于培养合作意识。在小组合作交流学习中，我们向各个学习小组安排学习任务，同时规定只有小组内的所有成员都完成学习任务，这一小组的成绩才能获得认可。这样的模式让小组内学生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可以让学生知道应该怎样和他人合作，进而培养他们的团队合作能力和集体荣誉感。

二、小组合作交流学习在高中语文课堂教学中的应用与改革

（一）精心安排合作细节

精心设计安排小组合作交流学习的细节，有助于学生小组合作学习的进行，更能够充分发挥出小组合作交流学习在高中语文教学中的作用。一方面，在分组过程中应综合考虑多方因素，打破学生座位的限制。各个小组中适当的分配优等生、一般生与学困生，确保各个小组综合实力平均，有助于小组学生之间的相互帮助和共同进步，另外学生性别比例也应合适，尽可能避免单独一组全是女生或者男生，避免出现男女小组对峙，影响课堂教学纪律，结合组内学生的学习兴趣进行分配，有助于成员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另一方面，教师应把握好小组合作交流的度，不能够将全部的问题都要求学生进行小组讨论，要针对重点难点来选择学生小组交流合作的问题。例如说我们在学习《雷雨》这篇课文时，可以要求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讨论“周朴园对侍萍的怀念是真情还是假意”这一问题进行探讨，由于这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学生言之有理即可认为正确。在实际讨论过程中，一些小组认为周朴园一直欺压工人，为人虚伪，对侍萍的想念是装模作样;而一些小组认为他对侍萍的感情是真的，从文章中的很多细节便能够看出。这样的讨论话题就比较有意义，能够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在学生进行小组合作交流时，我们还应关注其讨论动态，经常走下讲台参加到学生的讨论中，看学生是否需要自己的帮助和指导，避免学生出现跑题或者开小差的现象，保证每一位学生都能参与到讨论中去，让学生养成良好的小组合作学习习惯。

（二）多角度运用小组合作

在高中语文课堂教学中，教师应多角度的运用小组合作交流学习。例如说小组合作阅读的方式，在学习《蜀道难》时，我们要求学生两人为一组，分别向对方朗诵课文，看谁更能够掌握好此文的语感，找到对方读得不准确以及读得好的地方，从而更好的理解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合作阅读的方式可以让学生更加深刻的理解和认识作者的写作情感，提升对文章的理解能力与鉴赏能力。其次我们还可以要求学生在写作过程中进行小组合作，过去的作文课堂通常是教师给予一个主题或题目，要求学生以此来写作文章，但常常因为学生的紧张情绪，无法很好的展开思维，从而变得畏惧写作。如果我们利用小组合作交流的方式，先让学生结合文章主题进行讨论，说出自己对题目的认识，再谈谈写作时应该如何立意和选材，通过这样的交流来取长补短，让学生的思路得以拓展，从而更好地达到作文训练的目的。最后，除开课堂教学时的合作之外，课外活动过程中我们也可以让学生进行小组合作，例如说我们组织进行“寻找商店招牌的错别字”活动时，要求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走出校园，检查街道路牌、标语、广告、招牌上的规范用字情况。学生们收获颇丰：如将“补胎充气”写成“补胎冲气”、“家具”写成“家俱”，把“排档”写成“排挡”等。学生在调查活动中，学会了收集、处理、运用信息的方法，为以后自主学习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激发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三）注重学生学习的主体性

由于一堂课的时间有限，因此我们在进行小组合作交流学习过程中应该向学生提出小组合作学习的目标与要求，我们必须从学生的实际学习情况出发，结合学生已经掌握的知识，设计与其知识水平相符合的合作学习计划。同时还必须注意，不能够为了小组合作的形式而忽略了小组合作学习的真正意义。惟有设计的合作学习目标与内容是具有针对性的且需要学生团结协作的，才能够激发出学生合作交流的积极性，才能够确保小组合作交流学习的“形神合一”。

此外，部分语文教师仅仅将小组合作学习当作是对课堂进行控制的一种新方法，最后还是把教师给予的答案作为权威，而忽略了学生通过小组交流取得的学习成果，进而逐渐让学生失去了小组合作交流的兴趣，也让合作学习这一模式失去了应有的作用。因此教师必须注重学生的主体性，这才是小组合作学习的前提条件。真正的有效的语文课堂，教师必须与学生进行真诚平等的对话，尊重且耐心倾听学生小组交流得出的结论，从而进一步培养学生合作学习的良好品质，在恰当的时候引导他们的学习行为。我们不难看出，在要求学生进行小组合作交流学习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关注学生的主题需求，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良好习惯。

（四）抓住有利时机进行评价

所有的学习过程都必须要有评价的部分，而科学有效的评价是小组合作交流学习模式能否取得实质效果的关键所在。合作学习主要是以小组成绩作为评价的依据，不仅要将过程评价和结果评价融合起来，同时还应该注重小组集体评价与学生个人评价的结合。所以我们在进行评价时必须要重视两方面的评价：其一是小组集体评价，着重了解组内学生之间是否能够相互帮助、有效交流，考察小组学习任务的完成情况;其二是针对学生个体的评价，结合他们的个人学习态度、情感以及学习方式来作出综合评价。另外，还必须要转变过去教师一人进行评价的陈旧模式，将评价的权利适当的交给学生，让他们也可以在学习过程中参与评价，如自评与组内互评、班级范围内的学生互评等，进而充分发挥出师生共同评价的优势。但不管是何种评价方式，都应该抓住有利时机给予学生激励，让他们能够从学习过程中体验到成功的满足感，进而产生进一步合作的欲望。

三、结语

总而言之，在新课程改革的大背景之下，在高中语文课堂教学过程中应用实施小组合作的教学模式，能够极大的提升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课堂教学的质量。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在目前国内的教育环境下，小组合作教学依旧存在一些问题，作为一线语文教师，我们在采取上述方法的同时还应积极更新教学理念，不断创新小组合作教学方法，进一步提升高中语文课堂教学质量，确保小组合作交流学习方法在语文教学中得以更加广泛的推广与应用。

海外交流与合作 篇11

一、坚持民族化与国际化并重的办学特色

教育国际化要坚持民族化与国际化并重, 要以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为指导, 对国际教育领域提供的新材料进行创造性、选择性的吸收、借鉴和改造, 用来更新我们的教育观念, 提升我们的教育水平。因此, 在将高等职业教育推向国际化、促进学院内涵建设的同时, 更要注重本土化的特色和需要;在加强本土化教育的同时, 也要考虑国际通行的教育理念与模式。在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上, 民族化主要涉及招生面向、毕业面向的国际和阶段性紧缺人才的需要及素质要求;国际化主要贯穿于教学及管理的整个环节, 如课程设计、师资构成、授课内容与方式等。学院在中外合作办学的过程中, 在教学、管理模式上引进国外先进教学、管理理念, 走国际化道路, 培养既能适应国内人才市场需求, 又具有国际宽阔视野的富有开拓、创新、敬业精神的复合型技能和管理人才。

二、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开拓国际教育市场的策略

我们在与发达国家进行高等职业教育合作的过程中, 很多时候只关注如何学习和借鉴他们先进的高职教育理论、模式以提升我国的高职教育质量和品牌, 但不太注意学习和借鉴他们开拓国际教育市场的策略。这是我们在国际化过程中角色单一和被动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 学院从留学生的派遣到争取合作伙伴对学校学风的互认、从课程的相互衔接到课程的引进、从教师的相互交流与培训到教学科研项目的共同开发等, 均采取由点到面的策略。合作伙伴的选择方面, 我们采取多样化的策略, 寻求共性多、教育层次类似的高等院校;市场开拓的支持体系方面, 我们建立了完善的对外交流与合作组织机构, 构建了支持体系运行的完善管理团队和执行团队。

三、探索实现学历学位等值互认

我国是讲究学历的国家, 也是对高层次学历文凭控制较严的国家, 学校只有在国家招生计划内发放的文凭才被国家认可。然而, 国家认可的文凭在国际上又有一个认可问题, 学生在国外取得的文凭也有一个国内认可问题。如何实现学历学位等值互认已成为国际交流与合作最具关键性问题。尽管学历学位等值互认属于国家行为, 但我们对此进行了一些探索, 如通过建立学年制与学分制相结合的制度体系, 使学生的学习年限和学分数均达到国内与国外的学历学位获得的评定要求, 从而使合作项目的学生在国内所取得的学分能得到合作方或国外其他高校的承认。

四、扮演多样化国际教育市场角色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之所以在国际上扮演跟随者和消费者的单一角色, 一方面缘于向教育发达国家学习的动力, 另一方面是受制于教育发展水平、国际化水平相对较低这一现状。但是, 如果这种角色定位形成一种惯性, 国际化路径过于依赖“南北合作”, 就会使高等职业教育在国际化过程中长期处于被动与弱势地位, 错过发展机遇, 减缓发展速度。因此, 高等职业教育应该主动在国际市场上扮演多种角色, 在教育的国际贸易中既充当进口国, 也充当出口国, 并力求“进出口”平衡。如可以利用我国的语言和学科特色, 在较发达国家教育市场上争取“补缺者”角色, 输出我们的职业教育;针对其他发展中和欠发达国家教育市场, 可以利用我国制造业发达、制造技术资源和人力资源的优势, 积极开拓“南南水平合作”教育项目, 借鉴发达国家开拓国际市场的策略, 主动开拓国际教育市场。

五、通过为跨国公司培养高技能人才促进高职教育的国际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