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财务报告

2024-06-13

西方财务报告(共12篇)

西方财务报告 篇1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 世界经济一直朝着日益国际化、全球化方向发展。随着国际经济交流与合作的日益频繁、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 企业、国家及地区经济国际化等经济实体扩展形式逐渐演变成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格局。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流动, 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和效果, 也增强了各国经济间的相互关联度及其对世界经济的依存度。

一、研究中西方财务会计的意义

中西方财务会计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在当前, 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各国会计准则趋同以至将建设全球会计准则的大环境下, 构建国际趋同的财务会计框架势在必行, 从而为我国会计准则的国际化奠定坚实的基础, 并进一步促进我国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研究财务会计框架的国际趋同问题, 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财务会计框架的国际发展趋势, 为我国财务会计框架的构建提供建设性建议;有助于从基本原则层面上把握会计国际协调和趋同的趋向, 合理预期会计准则和会计实务的国际发展趋向, 从而有助于构建我国的高质量会计准则体系。

二、中西方财务会计的国际比较

纵观各国的财务会计框架, 可以发现其间存在一定的差异。辨析这些差异有助于了解现存会计系统的主流, 并合理预期各国会计准则的发展趋势。主要涉及财务报告的目标、会计信息质量特征、财务报表的要素、财务报表要素的确认和计量等四个方面。

(一) 关于财务报告的目标

我国财政部2006年2月15日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 (以下简称基本准则) 第四条规定“财务会计报告的目标是向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提供与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就流量等有关的会计信息, 反映企业管理层受托责任履行情况, 有助于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作出经济决策”。可见, 各国的财务会计对财务报告 (报表) 的目标——决策有用和经管责任各有不同侧重, 其适用范围有的仅限于企业, 有的还适用于非盈利组织, 目标的针对性有的是针对财务部告, 有的是针对财务报表。

(二) 关于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

我国的基本会计准则未明确指明会计信息应具有哪些质量特征, 但从条款分析, 可得出以下几项质量特征:如实反映和可靠性、相关性、可理解性、可比性、实质重于形式、重要性、审慎性和及时性。但是, 我国基本准则未对这些质量特征进行层次划分, 各质量特征之间的逻辑关系不清晰, 当质量特征之间发生冲突时, 基本准则也未规定应该如何权衡。

(三) 关于财务报表的要素

财务报表的要素是财务报表的主要构成项目。这些项目通过金额和文字表明某一经济主体的各种经济资源、各该主体的利益关系者对这些资源的要求权以及引起这些资源和权利发生变化的经济交易、事项和其他情况。对财务报表要素进行恰当地定义和分类是正确进行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的必要前提, 也是制定、修订和应用相应会计准则的重要依据。

我国基本准则规定了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益、费用和利润六个要素, 利润要素包括利得和损失, 与收益和费用要素平行列示。

(四) 关于财务报表要素的确认和计量

我国的基本准则对确认的要求与IASC基本一致, 关于计量只是简单地列出了五种计量属性, 并没有给出关于各个计量属性的相应的应用指南。

可见, 将财务报告目标定为决策有用观的FASB, 并没有顺着“财务报告目标 (决策有用性) →会计信息质量特征 (相关性) →要素定义 (未来经济利益) →计量属性 (现值/公允价值) ”这一逻辑思路演绎出现值/公允价值计量模式, 而只是简单地归纳了当时会计实务中流行的五种计量属性, IASC、英国的ASB等在制定其各自的财务会计框架时都效仿了FASB的框架, 在计量问题上也都是简单地归纳当时的会计实务, 最终都“不约而同”地“推导”出了“混合计量模式”。

三、财务会计的国际趋同趋向

财务会计的国际发展表现出相似的领域和很多相同的内容。随着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发展, 一些国家的会计准则制定机构主要根据本国会计准则全球趋同的策略和计划, 正在考虑或已启动甚至完成了本国财务会计的修订工作。同时, 由于企业经济业务本身的发展对会计准则发展的要求需要突破现有的框架, 一些国家的会计准则制定机构也局部修订了现有的框架。

四、完善我国财务会计建议

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紧锣密鼓, 财务会计的国际趋同已势不可挡。我国财政部2006年2月15日发布了新的会计准则体系和审计准则体系。新会计准则体系体现了国际趋同的特点, 新会计准则体系中许多会计准则的实质内容已经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趋同, 如关于金融资产的四项分类与相应计量, 源于第39号国际会计准则;从事套期保值业务的企业可以采用套期会计方法, 但必须满足严格的前提条件等。

结束语

世界经济全球化客观上要求会计准则进行国际趋同, 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客观上需要框架的国际趋同, 框架的国际趋同, 能够进一步促进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 并有助于解决准则趋同过程中遇到的一些深层次问题。构建我国的财务会计框架时应该使之体现公允价值理念, 同时也要兼顾与国际趋同, 密切关注财务会计框架联合项目的进展, 合理借鉴其先进的研究成果, 加快我国财务会计框架的建设进程。

摘要:我国财政部于2006年2月15日颁布了新的会计准则体系, 包括被视为我国财务会计框架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 然而《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对于计量的论述过于简单, 没有真正体现公允价值理念, 无法指导具体准则的制定, 与真正意义上的财务会计框架相距甚远。本文首先分析了研究中西方财务会计的意义, 接着对中西方财务会计的国际比较进行论述, 认为财务会计具有国际趋同的趋势。最后对完善我国财务会计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财务会计,国际趋同,公允价值

参考文献

[1]、刘永泽, 崔顺姬.中韩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比较研究[J].会计研究, 2006 (4) .

[2]、杜德春.会计环境变化中财务会计报告的发展趋势[J].商业时代, 2007 (15)

西方财务报告 篇2

1、背景意义

从原始社会的旧石器时代起,人类便产生了灵魂观念。原始人认为,人死灵魂不死,仍能干预活人的人事、祸福。受这种灵魂不灭观念的制约及各国各民族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的差异,产生了形形色色的葬礼风俗:有的葬礼盛大隆重;有的简易朴素;有的充满了宗教色彩;有的科学而又卫生。地理、宗教及社会结构均影响葬礼形式,阶级身分更是决定性因素。

那么对于如此意义非凡的葬礼,不同的民族文化又会有什么具体的区别呢?由此我们展开了一系列的调查研究。

2、研究经过

 阶段一:10月份通过上网、书籍了解各国葬礼的习俗

阶段二:11月——3月份通过在国外的亲属朋友等具体了解

阶段三:4月——5月成果总汇,各小组成员发表感触。

 资料收集:陈洁,王伊玲

资料整理:张晓盈,张宁燕

幻灯片制作:邬昕

文章撰写:严卓敏

3、研究内容

丧葬礼俗,是人生乐章的最末一节,殡葬活动中表现出来的种种礼仪习俗,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化现象,因为丧葬礼俗是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的基因之一,也是社会的基因之一。丧葬方式是受民族特性、地理条件、历史时代、社会制度、经济状况等制约的。通过对各个国家和民族的丧葬习俗的考察,既可以从一个侧面复原其民间文化中的神灵世界,又可以洞察其现实社会,从而了解该国该民族的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社会心理、民族风俗等。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丧葬习俗,各个民族的信仰都是以祖先崇拜作为中心的,在祖先崇拜的观念笼罩下,丧葬的意义必然得到格外强调,对丧葬礼仪就特别重视。

我们就此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以下是我们的研究结果汇总。

4、各国不同的丧葬习俗

1、西方葬礼

① 葬式。西方葬式主要是火葬、土葬两种。无论采用哪种葬式,均葬于公墓。② 公墓。城镇公墓一般建在郊外辟静幽雅之处,农村公墓建在村外较远的地方。西方公墓园林化程度很高,规划也很长远、划

一、详细,有公路、纪念、休息、住宿、购物的场所。公墓管理很严谨,死者不论何种葬式,都要深埋,墓面平整,而后种上草皮,碑石不能太高,碑石周围要种四季花卉。一年四季墓前几乎都是鲜花盛开。整个公墓内无论墓多少,墓主何人,只见墓碑和花草看不到任何特殊标志或土堆。它不仅是死人的天堂,也是人们休闲的胜地。西方公墓的使用一般是有偿使用,使用期长短不二,但有最长期限规定。

③ 殡葬礼仪。西方殡葬礼俗有洗尸、更衣、停尸整容、送葬哭丧、宴谢、祭奠等程序,基督教仪式几乎贯穿其中。人死之前要在神父面前忏悔,之后神父要为其祈祷。这也是临终关怀,使死者正确看待死亡,摆脱死之恐惧。死后在神父主持下给死者洗尸,宗教含义是洗去生前罪过,干干净净去见上帝。停尸在西方传统丧俗中,一般停在教堂,由神父主持追悼会。神父介绍死者生平并为之祈祷,下边亲友则一同祷告。完毕以后由四人一角一人抬着棺材走向墓地,神父、亲友跟在后边送葬。下葬时,神父还要再为亡者祈祷。哭丧无论是初终还是在教堂,也无论是在送葬路上或下葬时,亲友都不能大声嚎哭,只能默默流泪或嘤嘤啜泣,意为不要打忧死者灵魂安静。下葬时,随土撒人一些花瓣,葬毕在墓前立上十字架,放上一束鲜花,亲友就可以默默离开坟墓。祭奠亡者不是中国人的专利。西方人在居丧的第九天、第二十天、第四十天和一周年都要举行祭亡灵仪式。届时,亲友可单独去,一束鲜花、默默立上一会即可。

2、中方葬礼

一切丧葬礼仪,最初都是为了对付和处置灵魂而生的。中国的先民们认为鬼魂有它们的生活世界,具有和人一样的欲望;尸体的处理必须使鬼魂感到舒适,并可举行葬礼,以对鬼魂表示安慰。因而逐步形成墓葬制度,墓地被认为是鬼魂生活得地方,棺材则被认为是鬼魂居住地小屋。古人关于灵魂不灭的观念,强化了他们的丧葬意识,丧葬礼仪几乎与灵魂观念有着同样悠久的历史。由于对鬼魂的惧怕,就产生了笼络、收买灵魂的心理,作为讨好、安慰灵魂的手段。丧葬礼仪的内容实质,可以分为事魄和事魂两大部分。事魂即指对死者尸体的处理和态度,由初终开始,到安葬为止。事魂也是从初终开始,其过程要长的多,包括招魂、祭奠、吊唁、“做七”、佛道超度、周年祭以及以后逢年逢节的祭祀等。

中国江南吴越地区,数千年间长期流行棺木土葬的葬式。这一地区的火葬始于五代吴越时期(907~978年),宋代时这一地区火葬习俗广为流行,惜乎明、清时期遭到封建统治者的禁止而有所减退;直到近代,火葬之风才逐渐扩大。火葬习俗来自佛教的僧人圆寂方式。而风葬、洗骨葬、改葬等葬式也有沿用。

3、中西方葬礼的差异

① 宗教文化不同。在丧葬中,西方国家基本上属于宗教式的丧葬礼仪。西方丧葬礼俗主要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基督教将每一个人的灵魂直接与上帝发生关系,不允许偶像崇拜,崇尚灵魂升华而轻视肉体,因此西方的丧葬风俗是简丧薄葬。基督教的丧礼更多的是为死者祈祷,祝其灵魂早日升入天堂,解脱生前痛苦。近现代以来,由于西方崇尚“个人本位”,主张“以个人为中心”,因此在丧礼中,根据宗教礼仪,重在安置死者的“灵魂”。从它的丧葬仪式可以看到他们的宗教传统。儒家确立了中国丧葬礼仪的大传统。在传统中国文化中,一直存在灵魂不死的信仰,经儒家伦理化解释,人们关心死者的灵魂,灵魂附于神灵,供奉于祖庙。后来佛教的传入,则带来了“六道轮回,转世托生”等观念。道教是中国本土宗教,早期道家只讲炼丹成仙,在民间并无多大影响,但在发展过程中,它逐渐吸收了儒、佛教的许多观念,终于和儒、佛成为鼎足之势。从道教对中国传统丧葬礼仪的影响中,亦可看到道教与儒、佛二教的关系,道教给丧葬文化带来了关于地府阴间的观念。宗教的融合体现在丧葬礼仪中,那便是以儒家传统丧礼为主体,融合了佛、道二教的丧葬礼仪的出现。其基本程序是儒家的,如装敛、报丧、成服、大敛、出殡等等;但其中又杂以众多佛、道习俗,如请阴阳生批书、置七星板、钉长命钉等是道教习俗;而念倒头经、做七七斋则是佛教习俗。更为有趣的是做七七斋时,首七由和尚念经,二七由道士作法事,三七是和尚念经,四七为喇嘛念经,五七又是道士作法事,六七不念经,七七又由女尼诵经,真是鱼龙混杂,但正是这种看似矛盾的习俗体现了中国传统丧葬礼仪的宗教信仰文化。

② 伦理文化不同。秦汉以后汉民族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地位的一种伦理文化。儒家伦理学中以“孝”为核心,并将其提升到最高范畴的地位。儒家著作《曾子大孝》中说“夫孝,天下之大经也。置之而塞于天地,施诸后世而无朝夕。”“孝”不仅是人们德行的根本: “民之本教曰孝”,而且总括一切德行,所有的具体德行都是孝的不同表现,因此社会各阶层中普遍形成了“重孝”的观念,而“孝”的体现之一就是丧葬活动的重殓厚葬,而简办丧事便会被视作“不孝”,会招致舆论的谴责,损害个人乃至家族名誉。丧葬礼仪中的繁多的礼节都表现了儒家的孝义。西方的伦理道德观,用著名的伦理学专家黄建中的话来说就是:远西伦理是宗教伦理、个人本位、利权平等、崇尚亲爱等。崇尚个人与自我是西方伦理价值观的一个基本取向,我们可以把西方的伦理价值观称为“重个人”的价值观。尤其是文艺复兴运动之后,崇尚自我的价值取向更加鲜明地突现出来。在西方的丧葬礼仪中,除重视的对上帝的尊崇外,没有中国的那种浓重的“孝悌”思想,不是重殓厚葬,而是简丧薄葬,重在安葬灵魂。因此在丧葬礼仪中没有了中国的那些繁文缛节。

③ 颜色文化不同。在传统的丧葬中,中西方国家采用了截然不同的颜色。西方国家采用的是黑色,而中国则采用白色。美国的丧葬礼仪中,所有的灵车一律为黑色,车窗遮有黑纱。送葬人一律身着黑色系的衣服,男子打黑色领带。参加者身着黑色的衣服或佩带黑纱,以示对逝者的哀悼。人们需要黑色文化来摆脱恐惧(死亡的恐惧)并将它形象化和实在化,这是人们潜在的需要。在中国,丧礼则以白色示悼念。据说,这是受了佛教的影响,由此,人们把老人的寿终正寝看做“白喜事”。因此,死者脸上的面衣是白色的,孝子的孝服是白色的,丧停的房间窗户镜子等都要用白色来遮封,祭幛也是白色的棉布等,整个丧葬是以白色为主色

调。西方国家白色则用于与丧葬完不同气氛的新人的婚礼上,新娘身披白色的婚纱,寓意纯情圣洁。现在随着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人们的颜色观在不知不觉发生着变化。人们接受、引进异质文化,从而更加丰富充实本土文化的内容。白色在西方代表纯洁、圣洁;以前在中国却是孝服的颜色,可现在,青年人拍婚纱照,新娘穿着洁白的婚纱,也不再有人会大惊失色。红色在西方人传统观念中是与血腥、淫秽联系起来的,可现在他们身着中国传统的红色唐装时,同样的喜盈满面。可以预言,随着汉英语言相互接触、汉英文化相互交流的日渐深入,颜色词的这种联想义和象征义的趋同现象将会日益增加,并交互叠合。

④ 礼物文化不同。赠送礼物在受传统文化影响下,在不同的社会场景中,礼物交换与赠送被赋予不同的象征意义。根据各民族的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中,赠送礼物有一定的讲究,特别是在特殊情境下的(婚、葬礼等)礼物具有了社会功能。西方国家的葬礼上,亲戚朋友悼念死者,鲜花必不可少,参加葬礼的人,一般都要为死者献唐菖蒲花或白色的百合花,以表示哀悼。在中国,丧礼是没有人送鲜花的,一般要送的是白色的祭幛,用以表示哀伤。

5、建议

各国各民族文化的差异如此之大,让我们心生叹畏。如何在各民族的强大的影响下保存我国独特的葬礼习俗呢?以下是我们组的一些建议:

1、保持我国文化多样性。

2、保护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3、坚持代代口口相传的礼仪习俗。

6、总结报告

西方抵抗西方 篇3

在全球化的几个层次中,对科技的全球化似乎最没有争议,因为科技一开始便没有国界。但在法国的知识界中,科技的地位远没有像在我们这里如此崇高。卢梭赖以成名的论文主题便是科技的发展会导致道德浇漓、世风日下。受阿伦特的影响,阿隆认为如果没有现代科学技术,纳粹主义不会取得如此成功:极权主义的出现与科技的发展分不开。相对于美国同行来讲,法国知识分子具有更强的批判精神——哪怕只是为了标新立异,或是因为落伍的恐惧。

从目前来看,政治—社会制度的全球化最多只能算是一种设想。在政治制度或意识形态方面,西方各国目前都服膺了多元化民主的理念,尽管法国人对美国的大选无法理解。

但在社会制度方面,法国与美国却大相径庭。法国从来没有宣称自己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当前执政的社会党当然声称自己信奉社会主义(不管法国社会党的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相差多远,它毕竟不是美国式的资本主义),而法国的右派也同样对资本主义这个词深恶痛绝。戴高乐将军在二战胜利后便宣称他的理想是在美国式的资本主义与苏联式的共产主义之间寻找“第三条路”。因此法国的诸多政治学家都认为法国的右派远比美国的左派来得更左。

而文化意义上的全球化,则只能是法国人眼里的闹剧。法国政府在无力阻止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下,强调的是法国的文化特殊性。到过法国的同胞们大概都有感受,如果你用英语问路,十有八九会无功而返。在法国,80年代个别理科的博士论文还可以用英文写作,而到了90年代,国民议会通过立法,一切授课及一切论文都必须使用法语。法国人无法理解美国人为何曾经禁酒而现在又那么普遍地禁烟,无法理解为何总统不能有自己的风流韵事(法国第五共和国的总统们大多都有自己的情人)。他们在年轻时当然会时常光顾麦当劳,然而一旦成年,法国餐馆仍然成为自己的首选。

我们无意在此赞美法国,正如无意赞美美国一样。我们只是想指出,全球化、特别是深层次的全球化还远未到庆祝自己凯旋的时候。世界很复杂,远非只有一种模式。如果全球化意味着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它是值得推进的;如果它意味着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压迫,那就是应该被反对的,不管全球化的名字有多么动听。▲

中西方财务管理理论的比较研究 篇4

理论是对实践的概括和总结, 是系统化和理性化的科学知识, 其主要来源于实践, 反过来又对实践活动起解释、指导、评价和预测的重要作用。因此, 对“财务管理理论”这一概念的理解也可以遵循上述哲学认识论的观点进行解释。我国学者王化成 (2000) 就认为, “财务管理理论是根据财务管理假设所进行的科学推理或对财务管理实践的科学总结而建立的概念体系, 其目的是用以解释、评价、指导、完善和开拓财务管理实践。”[1]既然财务管理理论是对财务管理实践的系统化和理性化的科学总结, 而财务管理实践又随着理财环境的演化而不断变化, 因而财务管理理论理应也随着理财环境的变化而进行适应性动态调整。 (1) 西方财务管理理论产生于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以及相配套的法制、政治和社会文化环境, 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的必然产物;而我国的财务管理理论是借鉴20世纪40年代前苏联学者费·吉亚琴科所创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财务管理理论, 并适应我国当时的计划经济、法律、政治和社会文化环境而形成的。虽然我国的财务管理理论在构建与发展过程中也一定程度上引进与借鉴了西方主流的财务管理理论, 但引进与借鉴对于理论的构建是远远不够的, 特别是对于财务管理理论这样的社会科学尤其如此, 必须考虑我国的经济、政治、法律和社会文化等现实环境。值得注意的是, 我国改革开放至今已有32年的时间, 在这段时间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 民主法治环境不断完善, 社会文化环境与时俱进。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化和国际金融危机频发的国际背景下, 我国的财务管理理论应该在借鉴吸收西方财务管理理论的基础上, 为适应国内外客观环境的变化而进行动态调整与完善。因此, 本文就当前国内外理财环境背景下对中西方主流财务管理理论进行比较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以期为构建和完善符合我国国情的财务管理理论结构提供指导。

一、西方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现状

西方财务管理理论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2], 它是伴随西方财务管理环境的变化和财务管理实践的发展而演进的。

(一) 传统财务管理理论阶段 (20世纪50年代以前)

该阶段典型的环境特征是20世纪初股份制公司的崛起和30年代经济危机的爆发, 因而该阶段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筹资管理、资金管理、内部控制、兼并重组和破产清算等方面。这一阶段代表性的成果有:格林的《公司理财》、米德的《公司财务》、戴维的《公司财务政策》、李恩的《公司及其财务问题》、洛夫的《企业财务》、罗斯的《企业内部财务论》、施曼林巴赫的《财务论》、古川容一的《财务管理》等。这一阶段主要是从企业外部而不是从企业内部决策角度研究财务管理理论, 研究范围较为狭窄, 研究方法主要以描述性和定义性方法为主。

(二) 投资财务管理理论阶段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

该阶段典型的环境特征是工业技术革新加剧、国内市场竞争激烈和跨国公司迅速发展, 因而该阶段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公司内部的财务决策方面, 注重对投资决策程序、方法和指标体系的研究。这一阶段代表性的成果有:迪安的《资本预算》、马柯维茨的《资产组合选择》、米勒和莫迪利亚尼的《资本成本、公司财务和投资理论》、威廉·夏普的资本资产定价理论等。这一阶段财务管理理论的研究从企业外部转向企业内部财务决策, 投资管理成为研究重点, 强调事前控制和资产管理, 研究领域不断开阔, 研究方法主要以数理模型和定量分析为主, 同时, 强调财务管理理论与多学科知识的交叉融合。

(三) 现代财务管理理论阶段 (20世纪70年代以后)

该阶段典型的环境特征是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快、信息技术迅猛发展、金融市场趋于完善、金融创新日新月异、国内外市场竞争激烈和经济风险日益加剧, 因而该阶段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内容向纵深拓展, 涵盖企业筹资管理、投资管理、营运资金管理和利润分配管理等领域, 集财务预测、财务决策、财务控制和财务分析评价于一体, 更加注重企业财务战略、跨国公司财务、企业风险管理和金融产品定价等新领域的研究。这一阶段代表性的成果有:布莱克和斯科尔斯的期权定价理论、法马的有效市场理论、詹森和麦克林的委托代理理论、梅耶斯的信息不对称理论和新优序融资理论、罗斯和斯宾塞的信号传递理论、史密斯等人的财务契约论、哈里斯等人的企业治理结构学派等。这一阶段财务管理理论的研究注重不确定条件下企业价值的确定以及市场有效性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等方面, 充分重视风险报酬的权衡, 研究领域百花齐放, 研究方法以实证研究和数量模型的应用为主, 同时重视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的结合。

二、我国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现状

我国的财务管理理论研究也是随着我国财务管理实践的发展而演进的, 是适应我国财务管理环境变化的客观结果。我国学者郭复初 (2000) 认为, 我国的财务管理是从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主要经历了三大发展阶段:成本管理为主要内容、财务核算与监督为主要方式的管理阶段 (1949—1978年) ;分配管理为主要内容、财务控制与考核为主要方式的管理阶段 (1978—1992年) ;筹资管理为主要内容、财务预测与决策为主要方式的管理阶段 (1992年至今) [3]。在我国财务管理理论61年发展历程中, 我国学者在财务管理理论结构的研究起点、财务管理假设、财务管理目标、财务管理原则以及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构成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一) 关于财务管理理论结构研究起点的争论

财务管理理论结构的研究起点问题就是研究财务管理理论结构的逻辑推理的出发点问题, 也即从何处开始着手构建财务管理的理论体系问题, 这一问题关系到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根基, 是构建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本源。在这一问题上, 我国学者存在多种观点, 代表性的观点有:湖南财经学院课题组 (1991) 提出的财务本质起点论, 王化成 (1994) 提出的财务目标起点论, 陆建桥 (1995) 提出的财务假设起点论, 郭复初 (1997) 提出的财务本金起点论, 王化成 (2000) 提出的财务环境起点论。关于研究起点的争论反映了我国学者对构建财务管理理论本源的不同看法, 观点各异, 也各有其合理性。作者倾向于认同学者王化成的观点, 财务管理理论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理论, 更应该注重对理财环境 (包括经济、政治、法律、科技、社会文化等宏微观环境) 的适应性, 只有如此, 该理论才更加具有生命力, 才能体现其科学价值。

(二) 关于财务管理假设的争论

财务管理假设是财务管理理论逻辑推理的前提和基础, 是出于构建理论的需要而对财务管理实践所作的抽象概括。学者王化成 (1999) 认为, 财务管理假设是人们利用自己的知识, 根据财务活动的内在规律和理财环境的要求所提出的, 具有一定事实依据的假定或设想[4]。我国学者关于财务管理假设也存在多种看法, 代表性的观点有:王广明和刘贵生 (1989) 提出的三假设, 陆建桥 (1995) 提出的五假设, 王棣华 (1997) 提出的七假设, 王化成 (1999) 提出的五假设等。关于财务管理假设的争论表明学者们对于构建我国财务管理理论结构逻辑前提的不同认识, 但其中也有共同的观点。作者认为, 财务管理假设的唯一意义在于它是财务管理理论体系形成和推演的逻辑基础, 因而假设的提出应考虑构建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需要和客观理财环境对财务管理理论的必然要求。

(三) 关于财务管理目标的争论

财务管理目标既是财务管理实践所追求的目的, 也是财务管理理论所要解决的终极问题, 其统领财务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前进方向, 同时二者又服务于财务管理目标, 是在考虑财务管理环境和研究财务管理假设的前提下提出的。我国学者关于财务管理目标同样存在多种意见, 代表性的观点有:陈毓圭 (1992) 提出的利润最大化、净现值最大化、资本成本最小化和股东财富最大化, 刘贵生 (1992) 提出的现金股利最大化, 陆正飞 (1996) 提出的长期资本增值, 王化成 (1997) 提出的产值最大化, 郭复初 (1997) 提出的所有者财富最大化, 荆新等 (1998) 提出的企业价值最大化等。作者认为, 财务管理目标应以明确性、可衡量、可达性、相关性和时效性为特征, 因而倾向于企业价值最大化这一观点, 它代表了企业未来现金流现值的最大化, 这一点与西方理财目标是一致的。

(四) 关于财务管理原则的争论

财务管理原则是指导财务管理实践的总体思想, 是约束财务管理行为的规范准则, 其来源于财务管理实践, 又高于财务管理实践, 具有普适性、抽象性和概括性的特征, 是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学者关于财务管理原则也存在多种争议, 代表性的观点有:郭复初 (1997) 提出的六原则, 陆正飞 (1998) 提出的六原则, 王化成 (2000) 提出的七原则, 刘恩禄 (2001) 提出的五原则, 陈守忠 (2008) 提出的二十原则等。学者们关于财务管理原则的看法, 或同或异, 或抽象或具体, 各有其科学合理性。作者认为, 财务管理原则作为指导财务管理实践工作的行为准则, 应以指导性、适用性和约束性为建立原则的标准, 既不能过于抽象也不能过于具体, 因而财务管理原则的建立应考虑理财环境的要求和理财主体的特性, 以系统论的思维建立一套分层次的财务管理原则体系。

(五) 关于财务管理理论体系构成的争论

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构成是指财务管理理论结构的要素和成分, 这个问题关系到我国财务管理理论的系统性、完整性和普适性。关于财务管理理论体系应该包括何种要素的问题, 我国学者同样观点各异, 代表性的观点有:刘恩禄和汤谷良 (1990) 认为应包括基本理论和应用理论, 二者又包含若干子理论;王庆成 (1991) 认为应包括财务管理对象、职能、主体、环境、目标、原则、体制、环节和方法等;郭复初 (1997) 认为应包括基本理论、规范理论和行为理论, 三者又包含若干子理论;王化成 (2000) 认为应包括基本理论、通用业务理论、特殊业务理论和其他领域, 四者又包含若干子理论。学者们的观点既有相同之处, 也有相异之点, 都具有合理性。作者认为, 财务管理理论体系应以系统完整和科学适用为指导思想, 既要体现理论的逻辑性, 也要体现环境的适应性, 构建系统科学的财务管理理论体系将是我国学者现在和将来一个需要不断努力探索的使命。

三、中西方财务管理理论的比较

从上述对中西方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现状分析中可以看出, 中西方财务管理理论无论是在产生的环境背景、实践基础、理论基础, 还是在研究思维、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这些差异既来源于中西方财务管理学者在主体论、客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等方面的倾向, 也来源于理论产生的客观经济、政治、法律和社会文化环境等方面的不同。

(一) 环境背景的比较

现代西方财务管理理论 (1) 产生于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以及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治环境、法律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 其赖以生存的基础也是由这些环境所决定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社会文化制度, 因而其处处体现出市场经济所特有的理念和精神;我国财务管理理论是从前苏联引进并在我国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相应的政治体制、法律体制和社会文化体制这样的环境中生根发芽, 虽然其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尤其是1992年以后也逐步调整, 但难免受到起初环境的影响, 尤其是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

(二) 实践基础的比较

西方财务管理理论的产生源于西方产权清晰的公司制企业对资金运动过程自主管理实践的需要, 是为这些企业高效率配置资金资源服务的, 因而其依次贯穿于企业筹资管理、投资管理、运营管理和分配管理的各环节, 以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 (股东财富最大化) 为己任;我国的财务管理理论最初源于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进行企业内部资金管理的实践服务, 由于这些企业自身的产权特点, 因而其最初的使命仅是成本管理。这一事实相当长时间影响了人们对财务管理理论的认识。

(三) 理论基础的比较

西方财务管理理论建立在经济学、金融学、会计学和管理学的基础上, 融合多学科知识, 属于边缘性和交叉性的理论体系, 并且借鉴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借助数理统计模型进行研究, 因而注重理论的技术性和实用性;我国的财务管理理论主要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 理论基础较为单一, 主要以描述性和定义性的归纳法构建理论体系, 起初其主要定位于国家与企业的财务关系, 而几乎不考虑企业自身的内部资金资源配置, 因而主要执行财务核算与监督的职能。这一点也影响了我国财务管理理论的发展。

(四) 研究思维的比较

西方财务管理理论以实证主义哲学思维指导理论体系的构建, 以事实要素的判断和事实前提的推演为路径, 注重理论的技术性和实用性, 着眼于微观领域问题的解决, 属于“形而下”的理论体系, 因而其更强调理论对理财环境的适应性, 也更具有操作性;我国的财务管理理论则以规范主义哲学思维指导理论体系的构建, 以价值要素的判断和价值前提的推演为路径, 注重理论的抽象性和概括性, 着眼于宏观领域问题的解决, 属于“形而上”的理论体系, 因而更强调理论的普适性和意识形态价值。这一点对于我国财务理论的发展影响深远。

(五) 研究方法的比较

西方财务管理理论强调研究方法的应用, 重视实证研究、经验研究、实地研究和案例研究等方法的运用, 同时, 融合多学科知识, 借助数理模型实现量化分析, 而且注重联系该理论所处的理财环境以及其赖以存在的前提条件;我国的财务管理理论则主要采用较为抽象的描述性和定义性的研究方法, 以规范研究为主、实证研究为辅, 以逻辑推理为主、经验验证为辅, 以质性分析为主、量化分析为辅, 较少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 而且也较少重视分析财务理论所处的理财环境和前提条件。这些都制约了我国财务管理理论的发展和应用。

(六) 研究内容的比较

西方财务管理理论涉及企业的筹资管理、投资管理、营运资金管理和利润分配管理等领域, 集财务预测、财务决策、财务控制和财务分析评价于一体, 实现企业价值的最大化, 融合多学科知识研究财务战略、国际理财、投资风险管理、金融产品定价和行为财务等新领域, 注重财务管理理论的创新;我国的财务管理理论虽也涉及企业财务活动的四个环节, 也具有财务的各项职能, 但其对理财环境的适应性较差, 从而理论创新有限, 再则也不注重金融市场的研究, 从而对投资风险管理、金融产品定价等方面较少涉及。

四、结论

通过对中西方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现状的比较研究, 作者认为, 我国的财务管理理论在环境背景、实践基础、理论基础、研究思维、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等方面与西方财务管理理论存在明显差异。要建立和完善符合我国实际的财务管理理论, 简单拿来是不可行的, 必须考虑我国后改革时代的经济、政治、法律和社会文化环境以及整个全球大趋势和国际大背景, 考虑我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财务管理的实际需求, 在吸收借鉴西方财务管理理论的基础上构建具有我国特色的财务管理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1]王化成.论财务管理的理论结构[J].财会月刊, 2000, (4) :2-7.

[2]杨淑娥.公司财务管理[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4:19-23.

[3]郭复初.现代财务理论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0:47-50.

西方经济学课程学习报告 篇5

西方经济学是经济类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作为新疆财经大学的学生,在财经背景的这个大环境下,学习好这门课程对我在经济学类方面的认识很有帮助。因此学好它很有必要,既能开阔我的知识范围,又能带给我一些新的思考问题方式。但是,我刚接触这门课时,认为它是比较难的一门学科,刚开始不知道这门课到底是讲什么的,但是通过老师的系统讲解我了认识了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以及西方经济学的诸多方面。

现就我认识的西方经济学谈以下及方面。我们通常所说的西方经济学是指流行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经济学,是这些国家的经济学者关于市场经济中商品和劳务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以及这些经济过程的相互联系的理论,也是有关市场经济运行和国家调节的经验和政策主张。

课程主要介绍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者行为理论、成本理论、市场理论、国民收入核算理论、短期国民收入决定理论、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理论等等,所以我认为西方经济学是理论性很强的一门课程。同时,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如何解决资源配置与资源利用的问题。具体可以说,它研究的是市场机制条件下经济运行状态及政府、厂商和消费者的经济行为,并提出一些治理微观经济问题和宏观经济问题的政策。因此, 我认为西方经济学对于我以后的实际生活实践也有很强的指导作用。比如,郭老师在谈到供求理论中的弹性理论中对谷贱伤农的分析和对政府保护农民利益提出了理论指导。增强了我对具体问题的认识和一些实际操作时应注意的事项。在成本理论中关于规模经济与规模不经济的分析对于企业的生产决策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在宏观经济学的短期国民收入决定理论中关于经济萧条状况下的需求管理政策对于许多国家的现实经济运行有很强的指导作用,等等。因此,西方经济学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西方经济学对经济现象 经济运作形式的研究,特别是对市场经济的具体运作做了多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是具有借鉴意义的,并会对我国经济学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不仅可以有选择的吸收,借鉴,运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还可以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式和方法借鉴西方经济学多学科发展的研究方式,可以开阔视野,扩大研究领域,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实证分析法 数量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可以使经济学研究更加科学,精准和有说服力。

总体来说西方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对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断发展变化,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无论西方经济学理论研究对象如何变化,研究对象的载体和主体都是商品,始终没有超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局限性,即资本寻求市场,持续扩张的资本与世界有限的市场存在矛盾和不易解决的问题。这样就超越了西方经济学中无限扩张的资本与世界有限的市场之间的矛盾,商品生产的目的不是资本寻求市场而是为了满足经济行为主体人的需求。

学习西方经济学的感想。首先我们应该树立正确的态度。即使这门课是一门理论课,我们应该有能力把它学好。虽然是一门考查课但是我们不能对此放松自己,应该主动参与到老师的讲课教学中去,这样的学习主观意识是很有必要的。对于西方经济学的学习,不仅是规范学生学习和运用现代经济学理论的基础课,也不仅可以作为以后服务于其他经济学理论课程的工具课,更是致力于培养学生具有现代经济思维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在学习期间培养和锻炼了我的一些技能,主要是注重分析图表能力。西方经济学中几乎每章都涉及到一些图和表。比如需求曲线,供给曲线,需求表,供给表,总效用和边际效用曲线,总产量平均产量和边际产量曲线,总需求曲线,总供给曲线等等这些图标尤其是图,是理解相关知识点的关键,因此培养一定的图表分析能力也是必不可少的。将图表和相关的知识点融会贯通这才是学习西经的入门之道。我感谢这门课程强化了我这反面的能力。除此以外还有西方经济学作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门重要学科,在不同程度上构成了许多西方经济学科和课程的理论基础。如国际贸易,国际金融,证券与投资,现代企业管理等就必须以掌握西方经济学为前提和基础。可见,对于计算机专业的我想拓宽其他应用经济学科的理论知识,也必须认真学好西方经济学而且如果能将计算机运用辅助于所学的经济类知识达到学以致用那将是很有希望的。对此只要我们掌握了正确的方法,相信我们一定能战胜困难,很好的掌握这门课的基本理论,并在实践中很好地应用它。对这反面的认识还有经济活动的主体是人,发展生产力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的需求,以发展生产力,认识经济现象,解决经济问题为目的的经济学研究必须坚持人本思想。也就是人本思想的经济学研究观必须以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需求的满足程度作为经济社会进步的根本,衡量尺度和制定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从西方风景画看西方的美学思想 篇6

关键词:西方风景画、自然、情感。

西方风景画的取名源于英文scenery、landscape和view,都是指景色的意思。但这三个词义中又都有自然景色和人工景色两重含义。其中view词还具有眺望、观察、眼界、观点等含义。这就说明风景画本身具有的两个性质:1体现自然客观的主体;2强调人的主观对客观自然的反映。这两点又恰恰是西方艺术的美学要蒂。

在西方风景画诞生与发展及创作中体现着这样的性质。17世纪荷兰画派的风景画,崇尚的就是真实的自然风光的描绘及其产生的质朴的诗意美,他们不愿过多地运用幻想或加以装点;18世纪英国的风景画家反对的也是浓厚的人工造作气和贵族式的所谓“崇高风格”①,而宁可立足身下的那自然与土地,用普通人的情感来观察和表现自然,这就是被人赞赏的“感觉的现实主义”,19世纪出现的印象派风景画更是忠实于直观的自然,追求表现自然的生命与活动在人们视觉上留下的真实印象。总之,他们都反对以旁人的作品为其要求将绘画从神拉回到人的位置,要实现的和客观的景象。

在西方风景画诞生与发展及其创作中体现着这样的性质。西方风景画出于对大自然的赞美而取其内容作画。对于大自然的态度,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将自然作为象征而寄托某种情感表现出自己的特点。西方风景画摆脱以人物背景附庸的地位,而独立于油画艺术殿堂是在17世纪荷兰画派的兴起。荷兰的地理环境是临海,因此近海区的风光主要就是太阳、大气和海水,以及他们在不同季节不同距离不同时辰间的色彩光泽气氛等显现及其变幻,这些就成了画家们关注的中心。因此,西方的风景画就是风和景本义而言的绘画。

在象征观念上,西方风景画主要信奉两个原则。其一,是歌颂征服自然,寻找认识自然的人的新的语言。这是相对于文艺复兴时期大量以人为题材的绘画而言的。一些风景画家,如西色方美术史所记载的尼德兰的勃鲁盖尔,到意大利学绘画,感觉到人身上的那一切可以用颜色表现得伟大之处,都已经被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们画过了。因此,在他们的眼前出现的另一个艺术天地是大自然的美好景色。于是,他全身心的投入进去,讴歌其壮观与美妙把握人与其沟通的途径。其二,是像达•芬奇那样,认为大宇宙和小宇宙是相似的,河川是地的血脉,岩石是地的骨骼,海潮的涨幅类似的呼吸,一石一木都贯注了自然的生命。

正因为如此,西方风景画经历了几个阶段:从初期离不开人的形象到纯粹以作为背景的风景(文艺复兴时期和中世纪以前),再到如勃鲁盖尔的《冬猎》和鲁本斯《牧场风景》那样的人景并重的画风,最后发展成霍贝玛的《林荫道》和康斯太勃尔的《干草车》 那样的以景为主,人为辅的较纯粹的风景画。

在达•芬奇所著的丛书中,他谈论的内容主要是有关风景的阴阳向背和山色的明暗变化,山河的成形,以及对烟雾,尘土的研究,具体包括树木、城市建筑、雾景、山景、大气和烟、风、云、雨、彩霞、霓虹、海景、地平线等。因此,西方风景画则是让路和树为主形成的一种环境与氛围美。

西方风景画在反映其思想个性和风格的特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表现大自然的剧烈活动情景,如风暴、雷电、骤雨等。达•芬奇曾写过如何描绘风景,如何安排暴风雨场景的研究文章。19 世纪英国风景画家透纳的《暴风雨中的汽艇》 是这类的代表。

在风景画的描绘当中,因为描写的对象主要是客观世界中的自然,因而画家都不想明确的表示自己的绘画与社会和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然而在实际创作中,那种社会责任政治意识和思想品格会抑制不住,自然而然的流露出来。例如,以风景画为主的法国巴比松派绘画,在自然风光的描绘中,寄托了民族的情感和向往自由的理想,19世纪俄国的巡回画派,坚持艺术的民主意识教育作用和民族精神,这种传统的继承人列维坦的风景画作品深潭和乌拉吉米尔卡大道,就是表现了这种意识和精神,前者深含着对人民的不幸的悲哀和后者则是对沙皇专制的抗议和对革命者的牺牲的同情,他的风景画《湖》更是直接依据普希金的诗句“暴風雨过去的最后一片浮云”②构思而成的,思想意识更加鲜明。

达•芬奇将艺术比作自然的镜子。将自然理解为人类社会的客观现象。而古典主义者着重在抽象的符合理性的普遍人性上,而启蒙运动者则着重在实际存在的人类社会生活。到了浪漫主义,自然的含义才超过了人类社会的范围,主要以大自然界作为对象了。

参考文献:

①《西方文论选》上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125页。

西方财务报告 篇7

一、西方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现状

西方财务管理理论的发展大体上是伴随西方财务管理环境的变化和财务管理实践的发展而演进的。

(一) 传统财务管理理论阶段 (20世纪50年代以前) 。

该阶段典型的环境特征是20世纪初股份制公司的崛起和30年代经济危机的爆发, 因而该阶段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筹资管理、资金管理、内部控制、兼并重组和破产清算等方面。这一阶段代表性的成果有:格林的《公司理财》、米德的《公司财务》、戴维的《公司财务政策》、李恩的《公司及其财务问题》、洛夫的《企业财务》、罗斯的《企业内部财务论》、施曼林巴赫的《财务论》、古川容一的《财务管理》等。这一阶段主要是从企业外部而不是从企业内部决策角度研究财务管理理论, 研究范围较为狭窄, 研究方法主要以描述性和定义性方法为主。

(二) 投资财务管理理论阶段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 。

该阶段典型的环境特征是工业技术革新加剧、国内市场竞争激烈和跨国公司迅速发展, 因而该阶段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公司内部的财务决策方面, 注重对投资决策程序、方法和指标体系的研究。这一阶段代表性的成果有:迪安的《资本预算》、马柯维茨的《资产组合选择》、米勒和莫迪利亚尼的《资本成本、公司财务和投资理论》、威廉·夏普的资本资产定价理论等。这一阶段财务管理理论的研究从企业外部转向企业内部财务决策, 投资管理成为研究重点, 强调事前控制和资产管理, 研究领域不断开阔, 研究方法主要以数理模型和定量分析为主, 同时, 强调财务管理理论与多学科知识的交叉融合。

二、我国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现状

我国的财务管理理论研究也是随着我国财务管理实践的发展而演进的, 是适应我国财务管理环境变化的客观结果。我国学者郭复初认为, 我国的财务管理是从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主要经历了三大发展阶段:成本管理为主要内容、财务核算与监督为主要方式的管理阶段;分配管理为主要内容、财务控制与考核为主要方式的管理阶段;筹资管理为主要内容、财务预测与决策为主要方式的管理阶段。在我国财务管理理论的发展历程中, 我国学者在财务管理理论结构的研究起点、财务管理假设、财务管理目标、财务管理原则以及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构成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一) 关于财务管理理论结构研究起点的争论。

财务管理理论结构的研究起点问题就是研究财务管理理论结构的逻辑推理的出发点问题, 也即从何处开始着手构建财务管理的理论体系问题, 这一问题关系到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根基, 是构建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本源。在这一问题上, 我国学者存在多种观点, 代表性的观点有:湖南财经学院课题组提出的财务本质起点论, 王化成提出的财务目标起点论, 陆建桥提出的财务假设起点论, 郭复初提出的财务本金起点论, 王化成提出的财务环境起点论。关于研究起点的争论反映了我国学者对构建财务管理理论本源的不同看法, 观点各异, 也各有其合理性。作者倾向于认同学者王化成的观点, 财务管理理论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理论, 更应该注重对理财环境 (包括经济、政治、法律、科技、社会文化等宏微观环境) 的适应性, 只有如此, 该理论才更加具有生命力, 才能体现其科学价值。

(二) 关于财务管理假设的争论。

财务管理假设是财务管理理论逻辑推理的前提和基础, 是出于构建理论的需要而对财务管理实践所作的抽象概括。学者王化成认为, 财务管理假设是人们利用自己的知识, 根据财务活动的内在规律和理财环境的要求所提出的, 具有一定事实依据的假定或设想。我国学者关于财务管理假设也存在多种看法, 代表性的观点有:王广明和刘贵生提出的三假设, 陆建桥提出的五假设, 王棣华提出的七假设, 王化成提出的五假设等。关于财务管理假设的争论表明学者们对于构建我国财务管理理论结构逻辑前提的不同认识, 但其中也有共同的观点。作者认为, 财务管理假设的唯一意义在于它是财务管理理论体系形成和推演的逻辑基础, 因而假设的提出应考虑构建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需要和客观理财环境对财务管理理论的必然要求。

三、中、西方财务管理理论的比较

从以上的概述中, 可以清楚地看到中、西方财务管理理论的差异, 这差异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 关于研究对象和内容。

西方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对象是财务活动本身, 着重研究资金筹集、投资行为 (主要在市场上) 和股利分配, 研究工作偏重于财务管理实务。研究的内容是这些财务活动如何开展, 具有哪些规律, 如何去做会更好。

我国财务管理理论的研究对象主要是财务活动中的财务关系和财务概念, 研究工作偏重于财务管理的上层建筑。研究的内容主要有:财务关系应当是怎样的;财务管理应当建立哪些概念, 这些概念应当如何表述, 相互关系如何等等。应当说, 由于我国处于经济转型期, 目前我国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对象和内容具有其合理性。

(二) 关于研究方法方面。

西方财务理论的核心构架是由几大理论模块构成的, 包括资产组合理论、资本结构理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市场效率理论、期权定价理论等, 这些理论都是回答事物是什么、怎么样的, 都是实证性质的理论, 都是以实证研究结果为依据建立起来的。以实证研究为主要方法的现代西方财务理论, 严格地遵循了逻辑实证主义的思维模式, 相信推理和理论在获得可靠性知识上的有效性, 信奉事实的逻辑延伸。即首先提出理论作出预测, 然后搜集证据并构造模型, 看检验结果是否与预先的理论预测一致。如果不一致, 下一步或者是精炼理论, 改变理论的假设基础, 或者是对实证检验进行精炼, 直到结果能够符合人们的理解。概括地讲, 思维轨迹就是从理论假设到实证检验。遵循这样的思维方式, 西方财务理论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也获得了丰硕的成果。

西方财务报告 篇8

一、西方现代艺术中的科学与理性精神

以往笔者总认为西方现代艺术有着抒情的感性意味, 现在读了此书才发现原来西方的艺术中渗透着浓厚的科学精神和理性主义。作者从“现代艺术之父”塞尚来讲起, 他将所描绘的对象都概括归纳为圆柱体、球体和锥体, 注重形式的研究, 他不在乎画什么而将怎样画作为自己创作的主要目的, 即“为艺术的艺术”, 不被对象的外形拘泥而是科学而理性的研究其内在的本质的形式。除了塞尚还有许多西方艺术家亦是如此, 例如立体派将塞尚所探索的课题的推进, 以蒙德里安为代表的几何抽象派。一直以来笔者总是肤浅的认为抽象绘画没有秩序都是非理性的产物, 读了这本书后读者才醒悟到西方的抽象艺术大都渗透着艺术家的科学精神和理性思维。

二、中西对比与中西艺术差异面面观

这部分内容是作者阐述的中心内容, 作者用大篇幅着重进行了论述, 同时这也是笔者最感兴趣的一部分内容。首先, 是中西方政治对艺术的影响存在差异。西方人始终追求自由, 个性解放, 在政治方面虽然西方也曾被政治和宗教奴役过, 但从文艺复兴以后, 艺术就获得了自由发展, 艺术与政治是平等关系;在中国政治始终居于领导地位, 艺术永远是从属于政治, 是政治的奴隶和工具。所以在中国古代很多文人士大夫因仕途不顺而选择了隐逸山林寄情于山水竹石, 这一点从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水墨画便可知。于是笔者觉得书中的这样一句话总结的很贴切:“就是因为中国政治与艺术的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始终得不到解除, 西方的超功利的纯艺术在中国才找不到其生存的土壤”。

其次, 是中西方思维方式对艺术的影响存在差异。西方人有着与生俱来的理性思维, 并崇尚科学与理性主义, 自然而然的, 艺术家们用他们的理性视角来审视自己的艺术。这种理性使得艺术家突破了视觉看到的具象事物的干扰而揭示其本质内在, 换言之, 西方人的艺术不是简单的具体思维的产物而是高级的抽象逻辑的思维的产物;然而中国人一直是“感性主义”的代名词,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存在“中庸之道”, 那么经由中国人固有的“感性主义”与“中庸之道”的思维方式的过滤后, 西方的那种理性主义品质就会大打折扣。这就说明了为什么中国人学习西方艺术会存在着困惑与阻碍, 原来是因为在思维方式上中西方就如此南辕北辙。于是书中作者写道:“如果说吴冠中的艺术还存在着不纯粹性, 那么, 这只能归因于中国的感性主义传统的局限”。通过剖析中西方在思维方式上的差异后, 笔者对作者的这句话深感认同。

最后, 是中西方传统文化对艺术的影响存在差异。这里讲的文化涉及到传统艺术价值, 书中作者用了“天哪!”“上帝啊!”, 这两个词中前者显然出于中国人之口, 表示对事物产生惊讶时发出的感叹, 后者则是西方人表示惊讶的习惯用语。简单的用词差距就说明了中国人将“天”当作万物的主宰, 而西方人则认为“上帝”是主宰万物的神。这也源于中国人自古信奉“儒、释、道”, 西方人则信仰基督教。除此之外, 中西方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看法也不同。从西方的阿尔塔米拉洞窟和拉斯科洞窟等史前壁画可以看出他们认为人与自然是对立的, 人要征服自然, 战胜自然;中国人却恰恰相反, 人与自然自古就有“天人合一”般的和谐统一关系, 所以中国的国画里随处可见歌颂美好自然的抒情之作, 西方的静物画却显得沉寂, 其描绘的是采摘后的蔬果和被宰杀过的鱼鸡等形象。故而西方用“Still—life” (死去的生命) 来表述“静物”, 这与中国佛教里“勿杀生”的观念也格格不入。

上面阐述了中西方这几个大的方面的不同, 更不用说其他细枝末节方面的差距, 所以中国艺术家更不能盲目的学习西方艺术, 因为中西方文化发展历程不同, 就造就了各个历史阶段艺术追求的不同。由此可见为什么中国人在学习西方艺术时会存在着种种困惑, 例如作者讲述的新潮美术的盲目性, 作者讲到:“中国的传统艺术中从来不曾有过西方意义上的理性主义, 也没有过对本体意义上‘人性’的肯定和高扬——人道主义, 因而新潮美术所张扬的非理性完全是无的放矢”。

通过读这本书, 笔者的总体感受就是, 在探索艺术的道路上, 不能盲目的借鉴, 这样非但不能学到其精神, 反而会使自己失去创新能力。不能为形式而追求形式, 而要了解你所学习的艺术家的时代背景以及其作品的内在精神内涵, 然后再去学习, 这样才不会出现因盲目而导致的不良后果。

摘要:伴随着西方现代文明的迅速发展, 西方现代艺术与后现代艺术也蒸蒸日上, 中国艺术家也不甘落后, 在向西方学习的道路上摸索着, 然而在这个历程中由于中西方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的差异, 导致了中国艺术家学习西方时出现盲目性。这种盲目扰乱了中国艺术家的价值判断, 只一味的追求形式缺乏内涵, 本文着重针对这一现象展开论述。

西方财务报告 篇9

在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第一阶段, 我国财务管理理论研究在关于企业财务本质、经济核算的实质、客观依据、考核指标体系、国民经济核算和专业核算与群众核算的关系以及社会主义的资金理论、成本理论、财务与会计的关系等问题取得了很大进展。

在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第二阶段, 我国财务管理理论研究从以下方面入手, 并取得了了很大成就:

(1) 对财务本质的继续讨论, 提出财务本质“价值分配论”、“价值运动论”、“本金投入与收益论”等。

(2) 关于财务的职能, 提出财务的两种职能、三种职能、四种职能、六种职能等观点。

(3) 关于财务调控机制。

(4) 关于财务的主体。提出作为企业财务主体的, 应当是企业本身。

(5) 关于财务管理的目标。

(6) 关于财务管理假设。

(7) 从产权角度对财务管理的研究。

(8) 关于宏观财务或国家财务, 即将国家作为国有资本所有者与作为社会管理者所具有的不同经济权利及责任的学说。

(9) 关于财务理论体系, 即讨论财务理论体系的构成。

(10) 关于预算管理。

2 西方财务管理理论的基本内容

现代西方财务管理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前大体包括如下内容:

(1) 有效市场理论。

说明的是金融市场上信息的有效性, 即证券价格能否有效地反映全部的相关信息。

(2) 证券投资组合理论。

这一理论给出了关于证券投资组合收益和风险的衡量办法。

(3)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该理论用于对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价值的评估。

(4) 套利定价理论。

该理论提出了一种比资产定价模型理论更为通用的定价学说和方法, 是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扩展, 将资产的定价从单一因素模型发展成为多因素模型, 这样就更好地适合了现实中的复杂情况。

(5) 资本结构理论。

负债企业的价值等于无负债企业的价值加上负债所带来的节税利益, 而节税利益的多少依所得税的高低而定。当节税利益与财务危机成本、代理成本相互平衡时, 便是企业的最佳资本结构。

(6) 期权定价理论。

期权定价研究的是期权签出方补偿价格的确定问题。

(7) 股利理论。

股利理论是关于企业采取怎样的股利发放政策的理论, 分为股利无关论和股利相关论两类论点。

3 中、西方财务管理理论的比较

从以上的概述中, 可以清楚地看到中、西方财务管理理论的差异, 这表现在:

西方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对象是财务活动本身, 着重研究资金筹集、投资行为 (主要在市场上) 和股利分配, 研究工作偏重于财务管理实务。研究的内容是这些财务活动如何开展, 具有哪些规律, 如何去做会更好。我国财务管理理论的研究对象主要是财务活动中的财务关系和财务概念, 研究工作偏重于财务管理的上层建筑。研究的内容主要为:财务关系应当是怎样的;财务管理应当建立哪些概念, 这些概念应当如何表述, 相互关系如何, 等等。

从财务研究的客观环境看, 建国以来我国财务研究的重点放在财务关系上。而西方国家财务研究没有过多地关注企业的财务关系, 最近美国的会计造假, 冲击了关国的经济, 这引起了西方学者对其制度建设的重新审视。当前西方经济学, 包括获得诺贝尔奖在内的各类经济学说, 研究和解决的主要是其经济运行中的实际问题, 很少涉及社会经济制度, 这与其当前的财务理论研究是一致的;而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之前和建立之初的经济学说, 主要论述的则是经济关系和经济制度。

从财务活动的实践来看, 由于我国的经济制度处于变动和建设之中, 经济活动不稳定且无序, 这使我国的财务理论研究不可能像西方的研究者那样针对一贯性的财务活动进行研究, 这是中、西方财务研究对象和内容存在差异的另一个原因。

从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前提和惯性来讲, 西方财务管理理论的发展紧紧结合其经济、金融理论的发展, 与其经济、金融理论相辅相成, 水乳交融;这既是西方财务理论发展的必要前提, 也是其他任何国家财务理论发展的必要前提。我国的经济理论与西方经济理论不同。首先, 我国传统经济理论主要围绕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展开, 研究的是社会政治经济关系;其次我国传统经济理论所运用的基本是宏观的和定性的分析方法, 很少有微观的和定量的研究。

从研究方法看, 西方财务理论研究较多地采用实证的方法, 我国财务理论研究则完全采用规范研究的方法。

4 未来我国财务管理理论研究探讨的方向

(1)

就研究方向而言, 当前我国财务管理理论对财务关系的研究是必要的并应当进行下去, 但应有相当部分的力量转移到对财务实务的研究上来, 以使我们的财务管理理论与实践更多地结合, 更好地指导现实财务活动, 发挥解释和预测功能。实际上, 目前已经有不少研究者注重了对财务实务的研究, 比如对企业预算的研究即是一例。

(2) 就研究方法而言, 需要在进行规范研究的同时, 下更大的力气开展实证研究, 以增强研究的可靠性。

为什么实证研究重要?关键在于它是建立在较为可靠的依据之上, 类似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 具有可验证性。应当说, 我们并非没有进行财务管理的实证研究, 只是研究的量和研究面较小。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 也越来越具备了开展财务实证研究的条件, 这种研究方法的大规模推广不应该太迟。

(3) 财务管理中加入量化方法。

随着运筹学、数学等为财务管理提供基础工具支持的学科的发展, 从而为企业理财建立更加科学、合理的量化财务模型提供了支持, 如定量预测、滚动预算、风险决策及不确定性决策等。特别是当跨国资本经营目标确定后, 财务管理就要运用价值管理的方法, 将经营目标进行分解、量化, 做出实现经营目标的规划, 为企业进行跨国投资与融资, 优化跨国资本存量和流量, 防范与控制外汇风险提供有用的财务会计信息。此外, 旨在防范风险、提高效率的财务控制方法和包含人力资本、知识资本的指标在内的财务分析方法等也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以满足新的环境对于财务管理的要求。

(4) 加大推行财务预算管理方法。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企业必须克服过去在管理工作中存在的消极依赖心理, 要根据多变的市场状况, 从企业战略目标出发, 进行财务预算管理。财务预算管理通过编制财务预算表来规范和矫正企业的经济行为, 把企业内部各部门, 生产经营各环节有机联系起来, 其目的是以预算求平衡, 以平衡求发展, 使企业经济行为更科学、更合理, 从而实现财务目标。

(5) 建议用资本代替资金。

资本是进行商品生产和流通而垫支的资金, 它从货币资金垫支开始, 经过运用、耗费、收入、分配几个阶段又回到原垫支的货币资金形态, 并在这一过程中带来资金的增值。资本与资金的区别主要在于:其一, 资本是能够带来增值的价值, 增值是资本内在的本质要求;而资金只有在成为资本后刁有增值性。其二, 资金作为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财产物质的货币表现, 其外延过于广泛。

(6) 将资金的概念进一步扩展。

关于资金, 有这样一些定义:“资金是国民经济中物资价值的货币表现”;“资金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物资运动的价值形式”等。这两种表述虽略有不同, 但以财产物资形态作为资金存在的物质内容这一点是相同的。随着我国对知识产权的日益重视, 知识、人才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在经济活动中, 大量存在着以专利、专有技术、商誉、商业秘密、人力资本投资入股的现象, 如果我们这时还把资金概念限于是财产物质价值的货币表现, 而资本作为财务管理客体, 就不能包含上述内容。这显然是与客观经济现实不符的, 也是缺乏解释力的。因此, 这里认为, 资金的内涵必须进行拓展, 我们把资金定义为“国民经济中人力资源、物力资源价值的货币表现”。这样, 在客观经济生活中存在的以专利、专有技术、商誉、商业秘密、人力资本投资入股的现象都能迎刃而解。客观经济环境的改变和财务管理目标的变化致使资金范畴扩大, 而资金概念理论上的突破又进一步推动财务管理对象的扩大。

(7) 风险管理成为重要的内容。

无论是筹资还是投资, 都必须重视风险管理。在融资方面, 筹资渠道是日益增加, 其品种将丰富多彩, 特别是风险投资基金将成为主要的筹资渠道。企业财务管理者应首先识别所面临的各种风险, 再对各风险因素进行估计和评价。采用定性和定量分析方法, 例如敏感分析法, 盈亏平衡分析法, 概率分析法等, 确定不同风险的存在, 估计风险的大小及今后发展趋势, 结合企业自身的承受能力, 比较、分析、权衡得失, 选择最佳方案, 以较小风险取得较大收益, 并采取一系列防范、保全、补偿措施。

参考文献

[1]王桂芝, 朱洪友.财务管理国际化新动态[J].森林工程, 2004, (3) .

[2]黄菊波.新中国企业财务管理发展史[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6.

[3]杨淑娥.财务管理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8, (1) .

西方财务报告 篇10

文化误读是指不同的国家与国家之间, 民族与民族之间, 由于各自都保持着自己的传统, 用自己的价值观去衡量别的国家或地区的价值观, 在衡量中因为彼此之间的文化差异, 而引起双方在认识和理解上出现了某些偏差, 并导致了双方彼此之间没有正确的去认识对方。文化误读包括很多方面, 譬如有对语言文字的误读, 对某些政策的误读, 对礼仪风俗的误读等等。文化误读因为理解上的偏差, 很容易让彼此双方之间发生误会, 因此, 尽量能站在别人的价值观来看待某一个问题是减少文化误读的一个最好的方法。

2 文化误读的情况

中国人经常对西方的很多东西理解有偏差, 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对别的国家不了解, 当然不仅是我们中国这样, 西方人对近代中国的认识也有些偏差。

2.1 关于人性的误读

首先是西方人对中国人性情况的误读, 试看下面几个例子。密迪乐在他的《杂录》中就写道:“尽管中国的圣哲们有许多教导人们真挚、诚实的好原则, 但是, 很少有人强调严格遵守真理。中国人不以撒谎为耻, 反以为荣。甚至孔夫子都相信, 小孩撒谎只要对父母有利, 就值得肯定。”密迪乐还写到:“尽管在中国不乏讲实话, 守诺言的人, 但是, 一般说, 他们还是被人们看成是臭名昭著的撒谎家。”约翰·汤姆森在《马六甲海峡, 中南半岛和中国》里写到:“据说, 由于中国人不讲真话, 在基督教国家的人们心目中, 他们的品质更让人瞧不起。”以上3个例子可以充分说明西方人和中国在说谎这个价值观上的偏差。出现这种原因主要在于双方对“说谎”这个词的理解, 在西方人眼中, 只要是没有按照原意表达就是说谎, 而中国人理解为, 是否说谎要根据不同的场合和不同的情况,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该说谎的时候就得说谎,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善意的谎言。之所以双方会有这样的分歧主要是中国和西方的历史造成的。在中国的历史上, 只要是适当说谎的人给别人的印象都不错, 反而是那些所谓的讲真话的人却得不到别人好的评价。随着这种情况的不断增加, 中国人慢慢的基本适应了这种情况。但是西方人由于习惯了说大实话, 在他们的心目中对就是对, 错就是错, 即使有时候在需要说谎的时候他们也不会去说, 哪怕去伤到别人的心灵的时候, 他们始终坚信中国古时候的一句谚语:“良药苦口利于病, 忠言逆耳利于行。”但西方人和中国人的分歧并不只在是否应不应该“说谎”这个问题上。

我们从下面这个例子中还能看到西方人对近代中国人思想理解的偏差。道格拉斯在《中国的语言和文学》中提到:“在第一次英中战争和太平天国叛乱之后, 西方人相信, 中国人再也不能坚持他们的排外政策, 固守他们的习俗以防止外国的影响。特别是在1840年之后, 西方的外交官、商人、传教士给予那些开始同他们接触的中国各个阶层的人们所产生的影响、不断发展的联络设施、1850年之后日本的迅速发展, 都对中国施加了强烈而又特别的压力。”这个例子生动的说明了西方人完全以自己的价值观去判断中国人的做法, 他们觉得中国人应该这样或者那样去做, 但事实上却让他们失望了, 发生这种情况并不是因为中国人特意在和他们找别扭, 完全是中国人的思想和西方人的思想有很大的不同。当时中国的思想属于封建主义思想, 那时的中国人封建思想已经有两千余年了, 加之当时的中国还处在封建主义的统治制下, 因此中国人不会因为和西方人短短的几年接触时间, 就能改变自己的思想的。西方人简单地理解为中国人能按照他们的想法去做, 显然是大错而特错了。他们把自己的价值观放到中国人那里显然是行不通的。

2.2 关于制度的误读

西方人在理解中国人的思想上面出现难于理解的情形, 不仅如此, 在理解中国的某些制度方面也出现了某种误读。试看下面一例, 倪维思在《中国和中国人》里写到:“西方人认为, 中国人在如何充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方面有许多优点。它使得教育及博大精神的文化得到了全社会的尊重, 并培养出一支好的官员队伍。这种制度往往还能起到限制皇权的作用。如果没有竞争性的考试, 那些比较重要的权力机关也许会被世袭贵族霸占, 低级的政府职位有可能归帝王的宠臣所有。从上面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西方人只看到了考试的表面现象, 诚然, 用考试来进行选拔人才的确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但是西方人没有想到这里面可操控性的东西很多, 这里面包括的内容很多。首先, 要想通过考试, 你就得学习, 要想学习, 你就得买书看书, 而穷人们是买不起书的, 既然买不起书, 也就根本谈不上去看书, 不去看书就想考上简直是天方夜谭, 因而所谓的通过考试来选拔人才只是给那些家庭环境相对来说不错的人所设的, 贫困的人只能望而却步;其次, 在考试中也可能有不公正的体现。这是因为在考试中有作弊现象的存在,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打小抄, 打小抄通常有两种情况, 一个是自己偷着打小抄;另一个是用钱贿赂监考官, 使其在考试中让监考官徇私舞弊, 但既然有钱贿赂监考官这也说明只有家庭条件不错的人才能这样做;最后, 考试后也可以有操作性。毕竟卷子是人判的, 有许多考生会在卷子中做些记号, 当判卷人发现这些标有记号的卷子后, 并可以暗中做些手脚, 但同样需要的一个前提是还是需要钱把判卷人贿赂好, 这也说明了只有家庭宽裕的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因此, 说用考试的方式能选出人才也不能完全说对。必须指出的是, 考试是目前选拔人才的一种相对公平的方式, 虽然它也有某些不合理的地方。可西方人恰恰只看到了这种制度的表面性, 没有发现这里面的“内在”东西。在西方人看来, 一个制度是不可能有什么漏洞的, 但事情并不是像他们想象的那样简单, 也许他们会通过正常的手段去完成这个考试, 可在中国这样的方法似乎行不通, 因为在中国那里, 可以有多种方法和手段去操纵这些东西。因此, 西方人用自己的思维去理解中国的制度, 而闹出种种笑话, 也就不足为奇了。

3 结语

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甚至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人之间, 因为地区之间的文化和理解不同, 而彼此产生的文化误读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基于每个国家、地区和民族都经过了漫长的发展, 而且在各自的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因而, 让他们彼此之间的这些观点趋于一致也是不现实的。人们往往情不自禁的把自己的价值观用来去理解别人的价值观, 在对事物的认识上也经常会以自我为中心, 而经常发生对对方的行为产生误解。

西方人对近代中国文化的误读正是因为以上的原因, 他们用自己的观点去理解什么是说谎, 什么是考试, 同中国的所谓对说谎的理解和对考试的认识出现了巨大的偏差, 也就造成了文化误读的情况。因此可以这样说, 同样的东西, 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地区, 人们的认识是不同的。关于文化误读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 本文仅仅是列举了几个例子, 但必须说明的是, 对某一个概念或者对某一件事的认识, 并不存在谁对谁错的情况, 西方人经常对中国的事情产生误读的情况;同样的, 中国人也会经常对西方的事情产生误读。

文化误读在生活中可能因为双方的误会, 而导致双方之间出现不和谐的因素, 但这些都是正常的, 为了尽量避免文化误读这种情况的发生, 双方之间可以多加强交流与合作, 互相认识和理解对方的文化背景, 了解一下对方对这件事情的价值观是什么, 就可以减弱对文化误读的影响。

参考文献

西方知识考古 篇11

密歇尔·福柯是谁?

“法国结构主义者嘛!”

“然而,福柯本人却对此不以为然。甚至,福柯生前的挚友、福柯法文著作的权威英译者、英国著名学者和作家阿兰·谢里登在《密歇尔·福柯——求真意志》一书中指出:在某种意义上,福柯著作的底蕴是反结构主义的。”

“看来,在被人称作结构主义五巨头中,列维·斯特劳斯、阿尔都塞、拉康、巴尔特都有一个较为明确的界定,唯独福柯……”

“是的,对于福柯,我们无法以一个常规性的、传统性的圭臬来评判他的学术贡献。压根儿就不存在一个融贯的福柯体系。他的每部著作都别出心裁、惊世骇俗。每当一部新著作面世之际,就有一位新福柯站在读者的眼前。有鉴于此,我姑且称他为‘大思想家’吧。”

“这可是一个语义模糊、涵盖面大的称谓呀!”

“模糊并不总是令人烦恼,有时它比精确更有用。福柯是一位表达社会良心的真正的知识分子,是肩负创造思想和介入社会这双重使命感的大思想家。他之所以具有永恒的魅力,不仅因为他涉猎了诸如癫狂、监狱、权力、性欲之类令人着迷的题材,而且由于他的正义感和现实感,即以崭新的视角、全新的方法,提出了与当代社会息息相关的真知灼见。尽管他的著作大多涉及历史题材,但他始终认为:根本就没有彻头彻尾的古玩鉴赏家,他是在撰写现在的历史。与尼采颠覆基督教文化传统相仿,福柯是西方史学传统的破坏者、是近代资本主义文化传统的反叛者。”

在福柯宏富的著述中,《词与物》是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这部西方知识考古学名著,其命运与他的早期著作《癫狂史》相比实在是一天一地。想当年,《癫狂史》的书稿倍受冷落,巴黎的两位主要出版商拒绝出版,最后普隆出版社极其勉强地印行了它,但销路不佳。《词与物》则今非昔比了。首次印刷三千册在一周内便销售一空,第二次印刷五千册在六周里便告售罄,第三次印刷五万册还是供不应求。这对一本学术专著来说,可谓畅销之极了。不惟如此,福柯以前出版的滞销著作也随着《词与物》的畅销而走俏。

《词与物》的问世是法国知识界一桩大事,在法国思想界激起强烈反响。当时法国各文艺周刊争相以“人之死”这一醒目的头条,大书特书地介绍了《词与物》。

《词与物》标志着福柯的学术兴趣已从西方癫狂史和医学史转向西方思想史,但此书之鹄的绝非记录从文艺复兴时代到十九世纪末叶西方思想史的形形色色的表层变化、堆积西方近现代思想史上万花筒似的各种事件,而是力图揭示支配各种话和各门学科的知识密码以及这些密码的各种配置。那么,知识的密码究竟是什么呢?

福柯认为:所谓的知识密码实质上就是词与物的关系。掌握这种关系乃是西方知识考古的关键所在。语言不仅是传播知识的载体,而且还是决定知识的本原。西方思想史的变迁本质上就是词与物关系的重新配置。词与物的关系及其配置是思想史的深层结构。为了揭橥这些结构,就必须摈弃以连续性为原则的传统历史方法,象考古学家发掘埋藏在地下的人类遗存物一样,去发掘思想史上积聚起来的一层层隐蔽的结构。分析西方知识的密码、揭示西方知识的深层裂变,便构成了福柯称之为知识考古学(《词与物》的附标题就叫“人的科学的考古学”)的宗旨。正是知识考古学的方法,把福柯的西方思想史的探讨同传统的思想史研究区别开来。

知识考古学的核心概念是“知识型”。它在凝聚功能、定向功能和斥异功能上与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库恩的“范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福柯并未对“知识型”下一个精确明晓的定义,它大致可释义为:它是某一时代决定各种话语和各门学科所使用的基本范畴的认识论的结构型式、支配各种话语和各门学科的深层隐蔽的形成规则、制约各种话语和各门学科的知识密码的根本配置。特定时代的知识活动皆受制于特定的知识型。人类思想史的裂变是知识型发生格式塔转变的产物。《词与物》主要就是关于知识型及其转换的探讨。它选择了从文艺复兴时代末期到十九世纪末叶这段时间和有关语言的、生物的、财富的三种话语,揭示了文艺复兴时代以后,由知识型的深层转换所引起的西方思想史的种种转化。福柯认为:其间经历了三个时代和三种知识型。

(1)文艺复兴时代的知识型。文艺复兴时代的知识型体现为“相似”。福柯指出:在文艺复兴时期,“正是相似指导着文本的诠释和解释;也正是相似组织了符号的作用,构成了可见与不可见事物的知识,并控制了表现这些事物的艺术。宇宙包容于自身之内:大地与苍穹共鸣,脸孔在星斗中望见自己,植物在根茎里保存着对人类有用的秘物。绘画模仿着空间。”(《词与物》法文版,第32页)相似通过近便、模照、类比和感应这四种相类形式配置了文艺复兴时代的话语秩序。但到了文艺复兴时代末期,新旧知识型开始发生转换。福柯认为:塞万提斯笔下的唐吉诃德就是这种转换的艺术典型。倘若说《唐吉诃德》第一部表达了文艺复兴时代的知识型,那末第二部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古典知识型。当唐吉诃德既是冷嘲又是消极地作别相似时,“相似和符号已解除了先前的联盟;相类已成为欺骗并濒于幻觉甚或癫狂。……词与物彼此不再相似。”(《词与物》法文版,第61—62页)

(2)古典时代的知识型(十七——十八世纪)。在古典时代,符号的配置变成二元:能指和所指。词与物之间不再是相似关系,而是表现关系。因此,古典知识型主要体现为表现。表现在把握事物之间关系时主要根据“秩序”和“分类”。古典时代的各种话语和学科都是以秩序和分类为基础的。虽然在十七世纪晚期,由于数学和力学的蓬勃发展,机械论和泛数学倾向盛极一时,但从知识考古的角度看,指导和支配古典时代话语和学科的乃是以秩序的形式表现事物的关系的原则。福柯认为:古典时代的三门代表学科普通语法、博物学和财富分析是语词、生物和需求领域里的秩序科学。在表层上看,这三门学科代表着三种话语,各有千秋,但在“考古学”层面上,它们都由表现所维系。因之,表现衰落之时便也是古典学科式微之日。这发生于十八世纪末叶。是时,语言、生物、经济这三种话语都纷纷突破表现的囿限。福柯指出:“说话人的朦胧但却执著的精神、生命的狂热激情和不懈努力、需求的潜在能量,所有这些都从表现的存在模式中挣脱出来。……表现话语的统治和说明自身并以其语词的顺序说出沉睡于事物之中的秩序的表现的王朝也随之崩溃。这一转变与萨德同时。”(《词与物》法文版,第222页)

(3)现代知识型(始自十九世纪)。随着表现的崩溃,构成世界的不是由同一性和差异性原则连结的孤立要素,而是有机的结构与总体发挥功能的要素之间的内在关联。一种有机结构与另一种有机结构的连结不再是几个要素的同一性,而是要素之间关系(这是一种不再以可见性为基础的关系)的类比和要素发挥的功能。功能这个概念以时间为中心,历史在现代思想里扮演着与秩序在古典思想里相仿的基本角色。历史不是事件的单纯描写。历史的意义在于知识的基本配置,包括时间、发展和“变成”诸概念。这是十八世纪末叶兴起的所有经验科学的共同点。(参见阿兰·谢里登《密歇尔·福柯——求真意志》英文版,第65页)当历史原则取代了秩序原则、功能概念取代了分类概念时,现代知识型便应运而生。这种知识型以探求根源的历史性为特征。由于知识型的变化,古典时代以秩序和分类为基础的普通语法、博物学和财富分析便让位给现代的以历史和功能为基础的历史语言学、生物学和经济学。现代的这三门代表学科分别由一八○○——一八一○年左右的鲍普、居维叶和李嘉图创立,分别以语言的历史变化、生物的有机结构与生产和劳动为中心,体现了共同的现代知识型。根据知识型学说,福柯提出了一个令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大为不悦的观点:马克思的经济学并不标志着西方经济理论的根本裂变,经济理论的真正的知识型变化应归功于李嘉图,马克思对李嘉图的修正本质上属于共同的知识型范畴,而马克思经济理论与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的论战相对于根本性的“考古学”事件来说,无非是浮面的东西罢了。福柯写道:“在西方知识的最深层,马克思主义并未导致真正的间断性;它作为它那个时代的完美雅致的知识和令人满意的形式,易如反掌地在认识论的配置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它完全依赖于这种配置。马克思主义如鱼得水似地存在于十九世纪思想里:即是说,它不可能生存于其它任何之处。尽管它与资产阶级的经济理论背道而驰,尽管这种背道而驰致使它把激进的颠倒历史学的计划用作一种反对它们的武器,然而这种冲突和计划作为它们的可能性的条件,不是一切历史学的再创造,而是一个考古学能够精确定位并同时根据十九世纪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和革命经济学所共同的方式加以描述的事件。论争也许激起了几簇浪花、荡漾了些许涟漪,但它们无非是孩童泛舟池塘的风浪。”(《词与物》法文版,第274页)这是《词与物》中非常有名的一段话。它或许代表了法国左派知识分子对马克思统治地位的怀疑、对传统马克思观的挑战,合理与否尚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研究。

以上就是福柯在《词与物》里所描绘的西方知识型转换的大致轮廓。近些年来,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讨论与反思一直是中国文化人的热门话题。我以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研究欲超越前人的水准,欲在更深的层面上挖掘和破译中国思想文化的密码,欲在更高的层次上得到升华,也许可以从福柯知识考古学中得到某种启发。

在理论上,福柯的西方知识考古学有两个特征需在此提出:

(1)反传统历史观。传统历史观是以连续性、因果性和目的论为原则的。福柯强烈反对并彻底抛弃了传统历史观的这些原则。他的知识考古学是一种反历史的历史,它以强调历史和认识论中的间断性、断裂、限度、转换为基础,知识型的转换是一种间断性的转换。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标志着笛卡尔式连续的、积累性的历史观的毁灭,标志着一种全新的历史观念和历史方法的诞生。

(2)反人文主义。反人文主义是六十年代结构主义勃兴后,在法国知识界蔚然成风的思潮,而福柯在《词与物》中破天荒提出的“人之死”的论点遂成这股思潮的著名口号。他在该书里对近代人文科学流行的人的概念作了批判性的考察。众所周知,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者和古典时代的理性主义者均将人从神学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并赋予他以伟大的地位。但福柯认为:西方以理性主义为基石的人文主义是虚伪的。从《癫狂史》到《词与物》,福柯一以贯之的主题便是:随着理性和科学的昌盛而来的是人类经验的枯竭,排斥无理性以建立自己的一统天下的理性不断遭到外界的打击,从尼采开始,理性和科学的不可一世的统治摇摇欲坠,人文主义大厦的裂纹愈益明显。于是,“犹如在十八世纪末叶古典思想的根基所发生的那样,……人类的形象必将象画在海边沙滩上的图画一样,被完全抹掉。”(《词与物》法文版,第398页)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尼采将上帝置于死地,而福柯站在尼采的肩上将人置于死地,从而完全摈除了赋予一切救世思想和历史以最终目的的伟大假设。

福柯,曾怀着巨大的忧患预言了“科学时代”的毁灭、“人类时代”(earofman)的终结,同时他也抱着坚定的信念憧憬着太平盛世的到来。

西方财务报告 篇12

西方企业强大的基础:理性与规则

西方企业的治理已趋于成熟, 其主要特征就是尊重规律, 按规则办事。大的跨国公司之所以能横跨五洲, 分支机构遍布世界各国, 也是因为其所有业务的基本运作实现了标准化、专业化, 形成了成熟的、规范的管理模式。就连麦当劳、肯德基这样的快餐店都实现了全球连销, 沃尔玛位居500强之首, 可见其标准化和专业化程度之高。我们也看到, 西方企业崇尚理性, 重视数据分析, 其根本在于发现企业变化的内在规律, 以便于有的放矢, 按规律做事。

西方企业对问题分析之透彻、数据之全面、推理之严谨, 在我们看来有些刻板, 但是更应当看到的是他们严谨的做事态度正是我们所缺乏的。我们可以对日本的野田圣子洗马桶的故事有不同的解读, 但更应该从这则故事中感受到她严谨的工作态度和专业化水平。我们试想, 如果一个人洗马桶的水平都能成为世界第一, 那她什么事能做不好呢?像评论文章《中国有鸟巢, 但却没有奶粉》中所说的, 中国可以干好打造鸟巢这样的大事, 但在细节上却无能为力, 也进一步说明我们在基本运作和执行层面上是多么缺乏对待工作的严谨态度和做事规则。当然, 西方做事讲规则的习惯也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 而是在长期工业化过程促使其持续教育训练养成的。

近三十年来, 我国对于西方企业管理理论和管理模式的介绍可以用“泛滥”加以形容, 也说明国人对西方做事方式的向往与渴求。按照西方的规则做事, 实际上就是要实现企业的法治化, 减少人为因素的随意性和盲目性, 凡事依照游戏规则, 让全体员工对其个人前景和企业运行都可预期, 建立企业的良性运行秩序。至于如何借鉴西方的规则, 则要根据企业战略要求和发展阶段, 充分考虑技术水平、员工素质等内外部环境, 在满足各类管理技术和工具适用条件的基础上进行选择和导入, 有重点进行突破。特别需要强调的是, 高层管理团队的一致和坚定意志至关重要。

传承和改良传统文化:学习与变革

管理的对象主要是人, 主要包括管理者自己、上司、同事、客户、下属等组织中的人。因此, 塑造人的文化, 影响人的社会, 都是需要管理者非常关注和研究的。我们的管理对象主要还是中国人, 了解中国文化特点和社会变迁, 了解中国人的特点, 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 也应该是中国企业管理者必修的课程。用东方的智慧管人, 就是要根据人性要求、发展现状和传统文化特点, 用中国人听懂的语言, 用中国人接受的方式, 逐步导入现代管理理念, 培育现代公民意识, 让所有公民讲求道德, 遵守规则, 因为这是工业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传统优秀的管理理论, 西方世界成熟的做事方法, 都要拿来为我们所用。所有这些都是手段, 而目的都是要“经世致用”, 将企业做强做大。

自古以来, 中国人有着很强的学习能力, 学习和借鉴的目的是进一步完善自己, 而学习的过程又不迷失自我, 这或许是中国文化强大生命力的所在。在传统文化中, 诸如“和而不同”、“道法自然”等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有着很大的启示。也有些传统思想与西方管理理论不谋而合, 只不过我们很多思想一直停留在创意或概念阶段, 需要我们去“悟”, 每个人的悟性不同, “悟”的结果就出现了差异, 而西方已将其体系化, 有了可操作的标准和程序。与西方理论相比较, 我们的传统思想更加注重人本管理, 推崇道德和内在自省, 强调“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因此, 从传统文化中汲取人本管理智慧, 并将其具体化、制度化, 让所有员工共同遵守, 我们的企业文化就会逐步形成。

我们继承传统, 依然要强调批判的继承, 因为我们的传统中还有与当今社会发展潮流不相符的因素。尽管我们的文化还有不少弱点, 但是中国文化毕竟传承了五千年, 自有其合理性。20世纪, 我们经过“五·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 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被否定, 近现代中国的文化传承出现了断裂的可能, 以致于处于转型中的国民出现了信仰缺失和价值观错乱。而在传统文化中, 哪些是精华, 哪些是糟粕, 并未见系统和明确的界定, 尚缺乏可操作性的东西。对于绝大多数普通民众, 哪些需要继承, 哪些需摒弃, 并不十分清晰, 以致于在日趋商业化的社会中有些茫然。

对于正处于转型社会的企业, 应积极了解当代社会变化以及对员工的影响, 准确把握员工的个性需求和心理变化, 这是采用什么样的管理模式和管理策略的重要基础。在深入了解文化和社会对企业和员工影响的基础上, 还应对自身文化特点有深刻的认知, 因为什么样的文化塑造什么样的人。我们要建立什么样的企业, 就应建立相应的价值导向和文化氛围, 以此建立适应企业特点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 将“人”的基础管理制度化、规范化。还应从企业高层做起, 从一点一滴入手, 逐步习惯按规则做事, 甚至要强力推行, 形成“制度至上”的共同认知, 严格贯彻执行公私分明、赏罚分明、就事论事、公道处事的基本管理原则, 让多数员工信服, 自觉依制度行事。只有这样坚持长期做下去, 才会打造出遵守规则、训练有素的职业化团队。

尽管我们已认识到发展经济的重要, 且规模较以前大了好多倍, 企业发展貌似很现代, 但是很多企业依然“找不到北”。因为硬件设施可以花钱买到, 在短时间内缩短差距, 但是作为软件的管理很难因为有钱就可以立即奏效, 而要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发展教育, 培养大量优秀的管理人才, 并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使知识得以运用。

我们经常听到有人反映实际情况如何如何难, 这也难做, 那也不好开展。我们不否认这其中确实有“实际情况”的存在, 但很多时候是有些人推诿或拒绝变革的借口, 在这时一定要坚定信念。我们也曾看到过很多企业一味的追赶潮流, 一掷几十万、上百万, 盲目地引进所谓先进的管理方式, 最终却效果不佳, 多以失败告终。很多转型中的企业根本不了解自己企业的条件和管理基础, 不了解自己所处的环境, 不了解员工素质, 也不了解各类管理模式、管理工具和技术的适用条件, 这可能就是虽然嫁接了先进的管理却未成功的原因。这也说明, 西方经验也不能简单照抄, 盲目照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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